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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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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胡适,原名嗣穈,行名洪骍,字希彊,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铁儿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华民国驻美大使、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胡适兴趣广泛,著述丰富,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主张少谈主义,主张先疑后信,主张科学佐证,尽信书不如无书。
胡适家族世系是徽州胡氏中的明经胡,自古传说出自唐哀帝(或唐昭宗)。到胡适父亲胡传(1841年-1895年)时,家业茶商,家道殷实。
1891年12月17日未时,胡适生于江苏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胡适父亲胡传一生娶 3 位妻子。元配冯氏在太平天国之乱时罹难,胡传续娶曹氏,胡传在五次参加乡试皆未中举人后,放弃科举之途,在中国东北宁古塔结识宁古塔边务钦差大臣吴大澂后,受吴大澂推荐走上仕途,后追随吴大澂,先后前往海南、协助治理黄河,及办理江苏税务。此一期间,胡传再娶胡适生母冯顺弟,所以胡适出生之时,父亲胡传已经 50 岁。
1893年,胡传担任台湾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兼办安嘉总馆,办理台南盐务,此时 2 岁的胡适才随母亲去台湾胡传任所居住。1893年,胡传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也随父母亲前往台东。然而,因清廷甲午战争战败,台湾割让给日本,1895年胡适随母亲离开台湾回上海,后回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塾读书。未久,父亲胡传病逝于厦门。
1904年,13岁的胡适在家人安排下与江冬秀订婚。江冬秀虽为乡村女子,但却是书香门第,虽不是博闻强识,也念过几年私塾,识得几个字。之后,胡适跟随其三哥到上海,入梅溪学堂。
1905年,胡适进澄衷学堂。1906年,考取中国公学。1908年,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1910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于约翰·杜威。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同年,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但并未取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被人尊称“博士” 并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1919年接办《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引发“问题与主义论战”。1920年离开《新青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暑期学校讲学。
192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创办《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第二期(5月14日)与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
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25年2月,参加北京善后会议,并参与起草部分会议文件。1926年与其师郭秉文等人在美国发起成立华美协进社。1926年7月—1927年5月游历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诸国。1927年,正式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与徐志摩等组织成立新月书店。1927年在上海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上结识蒋介石。
1928年创办《新月》月刊。任中国公学校长。1929年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运动”的开始,随后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30年1月,胡适、罗隆基、梁实秋三人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结集为《人权论集》交新月书店出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1932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私立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董事,并邀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创办《独立评论》,胡适先后共为其撰写了1309篇文章。1935年1月4日抵达香港,逗留五天,主要接受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35年至1936年胡适多次要求出任驻日本大使未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胡适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陈布雷、陈立夫、张君劢等人常到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的花园洋房的地下室躲避空袭,众人在此常常讨论时局,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胡适于是为这个非正式组织起名“低调俱乐部”,以区别与当时主战派及民众盛行的“歇斯底里的风气”的高调。
蒋介石于8月19日要求胡适即日前往美国争取美方对中国的支持。1938年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1942年9月8日,辞去驻美大使一职,旅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1943年,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1944年9月,在哈佛大学讲学。1945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以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1946年7月回到北平,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1月28日,蒋介石向国民代表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并郑重致词,说明其要点,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国民大会正式三读通过宪法草案。同日国民大会闭幕,由蒋主席代表国民政府接受胡适递交宪法。
1947年1月4日,教育部就沈崇事件电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称,南京、上海等地学生游行「查系有人鼓动反政府及反美运动」;「此系美兵个人行为,纯属法律案件,并非外交问题。现美军已将凶犯交军事法庭审判,自应听候依法解决。诚恐有人扩大煽动,特电注意防范」。1月6日,对北大今后学生运动,胡适称:不应以罢课为手段。1月24日,蒋中正想请胡适出任考试院长和国府委员,但胡适坚持不肯加入国民政府而力辞。(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958页)5月6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电请教育部调查教授待遇。8月2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委员会比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教育、大众传播、图书馆及博物馆、艺术与文学6个专门委员会,并选出执行委员胡适、朱家骅、吴贻芳、朱经农、梅贻琦、杭立武、竺可桢、张道藩、萨本栋、瞿菊农等10人。9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俞平伯、向达、孙楷第等31人,因生活困苦,致函该校校长胡适称:「我们一个月的收入不能维持半个月的生活,谈不到子女的教育费,更谈不到即将到来的严冬,这是一种什么生活!」
1948年4月3日,蒋中正认为中华民国宪法为内阁制,实权在内阁,中华民国总统应为虚位,请公正人士较佳,所以想请国民党支持无党籍的胡适出马竞选行宪后第一任总统,等胡适当上总统后再任命蒋中正为行政院阁揆,胡适也同意了,但后来因国民党中执会还是支持蒋选总统而变卦。11月,中共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2月,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西去绥远和南走海上的道路都被堵死。是战是和?傅作义日夜思考,下不了决心。他认为胡适能够替他出主意,把胡适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密谈,胡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蒋派专机接运留在北平之学人胡适、陈寅恪、钱思亮、李济、劳干等到南京。12月13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在13日时,本来还坚持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才勉强同意离开,1948年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十时光景,到了南京明故宫机场。
1949年3月9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访胡适。4月6日,胡适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为和平解决国共内战问题寻求美国政府的介入,但4月21日船抵旧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绝中共24项要求,解放军已渡江,此时局势已定,胡适在美处处碰壁,孤臣已无力可回天。4月,胡适在美国发表《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旅美时,与张爱玲相识,结下友谊;《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任名义上的“发行人”。
4月22日,胡适在美国旧金山发表谈话,略谓:「现在重要之事实,则为中国政府已拒绝投降,此非仅四万万人民之命运所系,即全世界之命运,恐亦随之决定。」次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后,他仍宣称:「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6月19日,新任阁揆阎锡山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但胡适拒绝上任。
1950年应聘为普林斯敦大学葛思德东亚图书馆馆长。6月23日,主管亚太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约见胡适﹐试图说服胡适出面领导流亡海外及台湾的反共亲美的人士﹐以取代蒋中正的政权,不过胡适对此表示全无兴趣。当时美国对蒋完全丧失信心,希望建立第三势力以对抗共产党扩张,因胡适无此兴趣而不了了之。1952年,胡适和蒋廷黻在纽约曾有意联合组织反对党以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但在胡适返台与蒋中正讨论后,遭到蒋中正的反对,以致组党的事胎死腹中。之后,他于1950年代初期偶回台湾参与政治活动与讲学。例如:以国大代表参与总统选举投票、担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协办由雷震主笔的《自由中国》杂志等等。
1954年至1955年,以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为导火索,中国大陆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为批判胡适,三联书店出版发行了《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8辑。胡适先生住在美国,他搜集了这八本书,认真作了批注。而批判胡适运动的起因,根据耿云志的说法是:“这句话我想是他一生里,讲的最有失绅士风度的一句话,他(胡适)说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水平他考北大是考不上的,我估计这个话有可能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所以毛泽东非常决断地发动一场全国规模的彻底批判胡适的运动。”1956年9月20日,陈源依老友周鲠生之托,致信胡适。然而,胡适并不相信周鲠生所说的话,他在陈源信中「对于你,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下面划线,并在旁批注:「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1957年11月,胡适当选中华民国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院长,并于隔年4月回到台湾定居就任。自此,胡适多时往返台、美两地。期间因为经济关系,1958年他还将《胡适文选》及《四十自述》等所有著作,以买断方式(一说为廿年)卖与国内某家出版公司。
1958年后,大陆发起大规模清算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响应说,“我觉得世界上二、三百年来有一种公开的趋向,朝科学民主这个方向上走,朝新的科学方法走,那时候我朋友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我表示过这样的话,把这个抽象名词人格化,把它看作人,最容易错误的,容易人格化。容易人格化,也就容易偶像化,偶像化了,便会盲目崇拜……当时我朋友陈独秀只认得两个名词,不知道科学是一个方法,民主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生活方式。”1959年金门构工部队,于旧金城东炸山采石,意外发现「皇明监国鲁王圹志」八字及全文石碑后交由胡适博士研考。1959年兼任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主席。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雷震与台、港党外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中正违背中华民国宪法三连任总统,胡适为连署人之一。之后,雷震筹备组党事宜,胡适虽未参与,但多所鼓励。1960年9月,雷震因「共谍」案被捕,史称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认为是蒋中正为阻止雷震筹组新党而策划。当时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虽未受到此案株连,也参与营救雷震,不过并没有成功。对此胡适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记说明始末。1961年2月胡适参加台大校长钱思亮的宴会,刚抵达就感到身体不适,送至医院脉搏跳至135次,痰中带血。医生诊断为冠状动脉栓塞症加狭心症。此次住院2月,后回家自养,但身体已日渐衰弱。11月病情恶化,至台大医院疗养,隔年2月出院。
1962年2月24日,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时,心脏病突发病逝于台湾台北县南港镇(今台北市南港区)。蒋送来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之后,中华民国政府将胡适于台北的公配居所改建为胡适纪念馆。另外,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李氏望族后裔),也捐出一片面积达两公顷,位于研究院附近的个人私地辟建为胡适公园,作为胡适的墓地。(后来许多中研院院士或著名学人也安葬于此。)
胡适墓志铭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读期间,师从约翰·杜威,使其终生服膺实用主义(杜威式的pragmatism实用主义,胡适自译为实验主义)哲学。1914年,他关心中国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学说,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学论事观物经国之术。他当时关心之问题,有泰西之考据学,致用哲学,和天赋人权之改革。1915年暑假,胡适对实用主义作有系统阅读和研究后,决定转向哥伦比亚大学向杜威学习哲学。
北大学生对教师素来挑剔,北京大学学生顾颉刚介绍傅斯年去听胡适上课,以决定要不要将这个新来的留学生从北大哲学系赶走。傅斯年听了几次课以后,他评价胡适:「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是胡适留在了北大哲学系。
胡适很喜欢「谈墨」,他认为「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其中的兼爱思想成了胡适一生的品德。胡适还认为「天人感应」是汉代儒教的根本教义,而这是受墨子「天志」的影响。1921年,梁启超将作品《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赞美任公的贡献,但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墨子不曾见到战国名将吴起的死——吴起死时,墨子已去世多年,而且墨学已是一种宗教。任公常说:「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
1917年,当时胡适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石破天惊,引起很大反响。后来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透露,胡适当时写那篇文章,原是在美国主编的《留学生季报》用的,后来抄了一份发表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
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等论文,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语)。1919年三月,守旧派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攻击白话文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 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
1920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尝试集》的新诗充满试验性质,并不成熟。诗人余光中认为“胡适等人在新诗方面的重要性也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周策纵评胡适新诗清新缺乏朦胧的趣味。
《尝试集》出版后,的确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封建复古派反对它。学衡派东南大学教授胡先骕用文言写了长达两万多字的长文:《评〈尝试集〉》。胡先骕说:“胡(适)君之《尝试集》,死文学也。其必死必朽也。不以其用活文字之故,而遂得不死不朽也。物之将死,必精神失其常度,言动出于常轨。胡君辈之诗之卤莽灭裂趋于极端,正其必死之征耳。”
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独幕剧《终身大事》,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剧情里女主角留下“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的字条,与恋人乘坐汽车离家出走。这是受亨利·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影响。
他的小说《一个问题》开启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个流派“问题小说”,“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罗家伦、杨振声、冰心等。
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方面,是较早引入西方方法以来研究中国学术的。他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他以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为基础,编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仅写到先秦,但一生也没有写下卷,被讥是「善著上卷书」。蔡元培赞扬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长处是“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及系统的研究”,称其为“第一部新的哲学史”。冯友兰多次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认为它表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在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十二部小说的研究皆卓然有成,著述六十万言,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
胡适是新红学派—考据派的创始人,可以说是将小说纳入了学术研究正轨的第一人,取代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旧红学。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说:“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胡适是《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所谓“甲戌本”)孤本的发现者和拥有者。并且接下来发现了一系列珍贵的版本比如《庚辰本》,为现代红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证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
胡适在写《中国禅宗史》的过程中接触到神会与北宗辩论的记载,感到如果不写神会,就难以写好禅宗史。1926年,胡适因在巴黎、伦敦相继发现三卷及一份残卷,约两万字有关神会和尚的资料,也就是《神会和尚语录》和《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又在伦敦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他不仅“要把禅宗史全部从头改写”,而且强调“这位大和尚神会实在是禅宗的真正开山之祖,是《坛经》的原作者”。印顺法师认为此为他的结论是不足取的,,但在禅宗史的研究上,仍旧是有贡献的。胡适将当时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若无胡适的论断在先,日本佛教学界不会有如此多的回应和研究成果,中国禅学研究将不可能达到今日之成就。是故印顺法师的研究成果实受惠于胡适的先前贡献。胡适说:「一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人知道神会在禅宗史上的地位,历史上最不公平的事,莫有过于此事的了」。1974年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收集胡适的讲词、手稿、书信等编成《胡适禅学案》。
1926年8月间,胡适奉派到英国参加中英庚子赔款全体委员会会议,顺便到大英博物馆与巴黎国家图书馆寻找被斯坦因和伯希和偷走的敦煌遗卷里的禅宗史料。胡适到了巴黎时,当时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的傅斯年也赶来巴黎和胡适住在一起共同研究敦煌遗卷。胡适承认他的很多想法都是受到傅斯年的影响。基本上胡适的禅宗研究就是要肯定北宗神秀的「渐修」学说而否定南宗惠能的「顿悟」说、并且证明所谓「六祖坛经」里「五祖弘忍传惠能法衣」的故事只是惠能的弟子神会和尚为了和北宗争夺皇室的供养所编造出的神话。
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开始关注《水经注》研究,此后的20年间,在《水经注》版本研究上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所谓“《水经注》案”,是指一百多年来,部分学者指责戴震偷窃赵一清《水经注》研究成果一事。对此,学术界普遍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成果;一种认为赵一清、全祖望、戴震各自独立研究,取得了大体相同的结果。
在十几年内,胡适搜集了四十多种《水经注》的版本,抄写了一百多篇长篇文章和一些考证文字,用了千百个证据,为了推翻“几成定谳”的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的冤案。但部分学者认为是白费力气。
《戴东原的哲学》一书是胡适研究清代思想史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胡适认为,清代思想史中存在一个反理学的大运动,这个运动有破坏和建设两个方面。前者是揭破理学的谬误,打破它的垄断地位;后者是要建设一种不同于理学的新哲学。
戴震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胡适花了那么多功夫研究水经注来为戴震辩冤白谤,一方面是胡适一向有袒护安徽同乡的习惯,由胡适对李鸿章的评价就看得出来;一方面也是为了要发扬戴震的“从一事一物”开始“训练那心知之明”,以“渐渐进于圣智”的做学问的渐进法门。
胡适一生对孔子言行与思想的评价有褒有贬,其关于孔子的论文最重要的有「中国古代哲学史」、「说儒」等,但胡适去世前不久在「自由中国杂志」所写的「容忍与自由」里的一段文字应属其对孔子重要的最终评价之一:
「孔颖达《正义》里举了“孔子为鲁司寇七日而诛少正卯”的例子来解释『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
故...诛可以用来禁绝艺术创作的自由,也可以用来“杀”许多发明"奇技异器"的科学家。...可以用来摧残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胡适既首倡新文化运动,又是古典文化的真实理解者和研究家,以深厚的古文化底蕴一生推动白话文,是二十世纪之初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汉文思想家暨文学家。他积极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1962年3月,蒋中正手书挽联对此高度概括,云: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胡适一生受困于名教,但当别人有同样境遇,他会作文施以援手。如江浙的李氏富家才女因为过继的哥哥被迫辍学且因此抑郁成疾时,他曾于报纸予以揭露。过去儒教国奉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度(如“田陈”之忌),他亦有戏剧对其进行委婉的批判。胡适对蒋介石先生曾经说过,我希望你不要是因为我才肯开放党禁。一生宽以待人,生诞百年之际,少年时曾猛烈抨击他的后进红学家周汝昌受邀撰文,自谦出生已逢五四,本不当臧否先生;回顾与胡适之交往的半生,感慨之余唯有自知,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胡适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的“极左”时期的中国大陆是个受到官方批判的人物,尤其是“极左”的斯大林主义学者的攻击对象,其时的中国大陆的教材曾一度否定他的政治思想;50年代初,曾对胡适展开大规模的批判运动。50年代中期,毛泽东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文革”结束后,近几十年来的研究都倾向于肯定他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且,胡适的《我的母亲》一文也被选入大陆全日制语文教育初中课本;在大陆的报刊杂志中,亦屡见有追念胡适先生精神的文章。
在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被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胡适自我定位是:“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实则抨击胡适的盟友梁实秋,却也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不过鲁迅生气之余陈西滢是流氓、林语堂是无赖、周作人是叛徒,所以能多骂一个文人倒也无妨。
胡适晚年期的思想,与他中少年期的思想没有甚么出入,所以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读过胡适《四十自述》的人,在这一本口述(《胡适口述自传》)中很难看到新东西。但是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提到:“所以吾人要了解晚年的胡适思想,只可在胡氏心到口到之际,于私人朋友谈笑之间求之。胡先生没有梁任公那样憨直。对自己思想挑战的文章,在胡氏著作里是找不到的。”
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称:“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我们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也说:“他没有深入西学固是事实,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又称:“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我们也不能过分低估他的哲学知识,他在美国最后三四年所受到的哲学训练已达到了当时的一般水准,足够他研究中国哲学史之用了。”
唐德刚先生在《胡适杂忆》书中给他相当高的评价:“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第一人!”
温源宁在《不够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中评价道:因为胡博士已在国立北京大学讲授哲学多年,人们称他为哲学家。当然,他是个哲学家。但是“哲学家”这个称呼却肯定不足以描述他所有的活动。因为他时常给刊物写文章,对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议论,他也被称为“小册子作家”。不错,他是个“小册子作家”,但是,如果认为他也有“小册子作家”那种机会主义和心理状态,这一称呼对于他就成了极大的污蔑。因为胡博士从不摈弃世俗财富,有人就说他是个俗人,是的,他也实在是个俗人,不过,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的,也只限于宴会上结识的一帮酒肉朋友。如果世界上有一个名称能够用来称呼胡博士这样一种人,我想18世纪那样一种用法的philosophe〔请注意philosophe和philosopher(哲学家)的不同,原本是指18世纪以狄德罗、卢梭和伏尔泰为代表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了解了他们便了解了这个词的含义。〕——“哲人”就恰好合适。
伏尔泰、达朗贝、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狄德罗和杰列米·边沁全都是“哲人”。在他们身上,俗人、学者、实干家和哲学家的成分全都有。他们对宇宙的结构模式全都有个精确的看法,写东西全都有一种实干家的乐观和自信,全都用明快而有权威的文笔谈论太阳底下各种各样的问题。无论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有勇气发表和坚持自己的主张。放在这样一群“哲人”中间,胡博士也不是最不出色的一个。而在中国,我不敢说他就不是惟一的一个当代哲人。
季羡林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并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以致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
胡适与傅斯年的友谊亦是众人皆知,而两人的机缘的起因在于北大的时期。时年傅斯年21岁,胡适26岁。当时胡适任职北大并作为哲学史的教授,但是大部分的学生对于胡适没接续前任教授讲解的商朝哲学史作更进一步的说明感到不满。先前傅斯年曾经替班级禀报教授不适任,进而替换教授,因此班级希望傅斯年再向校长禀报一次。傅斯年听了几堂课后对同学说:「这教授虽然书读得不算多,但至少没出现什么错误,诸位就别闹了」。此事让胡适感激不已,时常称傅斯年为「保驾人」。。
胡适喜欢玩一种称为过五关的骨牌游戏,在1946年6月24日的日记还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单人游戏。1960年11月23日,雷震事件发生时,胡适因心情不好玩此戏解闷。
晚年胡适和李敖有一段往事,当时李敖作为学生比较穷。1961年10月,胡适就写了一份信并附送的1000元的支票并邀请李敖双十节后去玩。
胡适反对包办婚姻,并以婚姻自由为主题写过一个剧本《终身大事》,影响甚广,但是他自己与包办婚姻的妻子江冬秀厮守终身。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和1957年分别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和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父亲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朝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著有《台湾纪事两种》,1895年8月22日病殁于厦门。
母亲冯顺弟,安徽省绩溪县人。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过于许多亲人的相继死亡。这23年间,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个亲人。胡适在《四十自序》中详尽描写了母亲的订婚过程和丧夫后打理家庭、培养儿子的故事。
妻子江冬秀,生于1890年12月19日(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八日),由胡适其母包办。在当时自由恋爱风气兴起后,胡适并未像其他青年一样毁掉婚约,而是继续维持,对此,胡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1917年成婚,1975年逝世。
长子胡祖望(1919-2005),旅居美国。
女儿胡素斐,早夭。
次子胡思杜(1921-1957),当年拒绝上胡适联系的飞机去台湾,留在中国大陆,1954年被迫与胡适断绝父子关系,但仍被斗争,后于1957年9月21日因受反右运动迫害而自缢身亡,但当时两岸消息不畅通,胡适至死未能确定其幼子之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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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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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莫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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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莫哈末
敦马哈迪·莫哈末医生(;昵称Dr. M或Tun M或敦马或老马;)是马来西亚第四任(1981年-2003年)及第七任(2018年至今)首相,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医生,被尊称为「马来西亚现代化之父」,其首次拜相时执政长达22年107天,是马来西亚任期最长的首相。自1946年加入新成立的巫来由人统一组织(巫统)开始,活跃于政治至今已超过70年。
在吉打亚罗士打出生及成长,马哈迪在学校表现优异,考取了医科并成为医师。在1964年前还未进入国会时已活跃于马来西亚最大的政党巫统。他担任一届议员后败选,又因为反对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而被巫统破门。当东姑辞职后,马哈迪重新加入巫统和进入国会,被委任进入内阁。1976年升为副首相,1981年在前任胡先翁辞职后,宣誓就任首相。在马哈迪拜相期间,马来西亚经历了惊人的经济演变和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马来西亚拥有完善设施、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世界级的海港。马哈迪在任期间马来西亚的地理景观经历了巨大的演变,这些演变包括建造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地标双峰塔、世界级的吉隆坡国际机场、世界级的雪邦国际赛道、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馆、建造连接北马到南马,马来西亚最长的高速公路南北大道和建造多条高速公路、建造首都轻快铁、发展吉隆坡城中城、发展布城和发射多枚“MEASAT”人造卫星,以及其他项目,包含发展国有大企业、制造强国等等。
马哈迪是一名极具争议的政治领袖。在其担任首相期间,他被认为是把马来西亚带上国际舞台的现代化的工程师,惟其威权和独裁的领导方式及其裙带作风使他备受批评。拥有「」之称的马哈迪·莫哈末,他是第三世界发展的倡导者,在国际舞台上也非常积极,与新加坡华裔李光耀一样,特别是以热切推动「亚洲价值观」著称,使国家迈向与东亚文化圈十分相似的发展过程,使他在南亚马来族裔领袖中独树一格。若与马哈迪未上台前相比,现今马来西亚已发展成为一个高度现代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他将自己的思想记载在其著作《马来人的困境》里面。马哈迪身为政治领袖,连续赢下5届大选及在巫统领导层内击退一系列的对手。然而,他的权力集中却牺牲了司法独立和马来西亚皇室的传统权力和特权。他使用具争议的内安法令来扣留活跃人士,非主流宗教人物,还有政治对手包括他革职的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马哈迪遏制公民自由及对西方利益与经济政策的批评使得他与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变得困难重重。
他退休了仍活跃于政治。他2006年开始猛烈批评其提拔的继任者阿都拉,还有2015年的纳吉。他的儿子慕克里到2016年初是吉打州务大臣。2016年2月29日马哈迪宣布退出巫统,理由是巫统党内人士仍支持纳吉的行动,其他原因是26亿令吉事件及一马公司风波的发展。9月16日,社团注册局批准了马哈迪新注册的政党-马来西亚土著团结党的成立,而马哈迪目前是该党的名誉主席。2018年5月10日,马哈迪带领反对党联盟在历史上首次胜选,终结国民阵线61年执政,写下马来西亚1957年独立后首次政党轮替纪录,他更以92岁10个月的高龄再次出任首相成为全球最高龄的民选国家领袖。
马哈迪于1925年7月10日生于英属马来属邦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的一个贫穷家庭,出生证却列其出生日期为12月20日,实际上他出生于7月10日。他的传记作家巴里·怀恩(Barry Wain)解释12月20日是“随意”使用的日期。马哈迪的父亲莫哈末·依斯甘达(Mohamad bin Iskandar)来自槟城,是一名拥有南印度喀拉拉邦血统的马来人,母亲旺·登巴旺(Wan Tempawan binti Wan Hanapi)是马来人,是古代吉打宰相家族后裔;祖父依斯甘达·古蒂(Iskandar Kutty)为印度马拉雅拉姆人穆斯林,也是也门人的后裔,19世纪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带领下,从喀拉拉邦移民到槟城乔治市,在吉打王宫教导英语;祖母茜蒂·哈娃(Siti Hawa Iskandar)则来自柔佛廖内。马哈迪不是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也不是宗教或政治家庭。
马哈迪的父亲是亚罗士打苏丹阿都哈密学院(Sultan Abdul Hamid College)第一任马来校长,社会经济地位低,意味着女儿无法入读中学,母亲是吉打王室的侍者。双亲皆曾有过各自的婚姻,马哈迪有六个半血兄弟姐妹及两个同血兄弟姐妹。
马哈迪是个勤劳的学生。由他父亲施加的纪律促使他学习,及对运动有少许兴趣。他在筛选制的英语中学赢得了一席之地,因为他在小学时期比其他同龄同学更会说流利的英语。当二战因日占马来亚而学校关闭时期,他开始从商,先是卖咖啡,后来还有卖炸香蕉及其他零食。战后,他以高分中学毕业,升学至位于新加坡的爱德华七世医药学院(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部分)学医。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医学同学西蒂哈斯玛(Siti Hasmah Mohamad Ali)。毕业后,马哈迪在1956年结婚之前就职政府服务的医生。他回到亚罗士打后次年开始自设诊所行医。作为城镇里唯一成功行医的马来医生,让他可修建大房子,投资生意及甚至请司机驾驶他的庞蒂克卡塔丽娜。他和西蒂哈斯玛与1957年诞下了第一名孩子玛丽娜,之后在28年内再诞下三个孩子及领养另外三个小孩。
马哈迪在日占马来亚时期结束后开始活跃于政治,参与了抗议赋予非马来人公民权的短命马来亚联邦。后来他在医学院争取马来人的平权运动。在学院期他在海峡时报及学生期刊设立署名"C.H.E. Det"的专栏,激进地鼓吹马来人权益,如恢复马来语为官方语言。 当马哈迪在亚罗士打行医的同时,已经活跃于巫统,在1946年巫统成立之初就成为首批党员;在1959年马来亚独立后的第一届大选时期,他已经是吉打州党主席。尽管他在巫统拥有高职,但马哈迪却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因为他跟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不同调。这两位吉打人的关系紧张,是因为马哈迪曾批评东姑同意英国及英联邦部队在马来亚独立后可继续驻扎。现在东姑拒绝马哈迪的计划,即推行成为巫统候选人的最低教育资格门槛。对马哈迪来说,这是延迟让他进入国家政坛的“抗议”。这延迟只拖了五年一届,在1964年大选,他以39岁当选亚罗士打属下的哥打士打南区国会议员。
马哈迪在一个政局不稳的时期当选进入国会,身为后座议员参与了当时的冲突:新加坡,一个经济强大华人占多数的州属在马来西亚的未来。他向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叫嚣攻击该党“亲华人”和“反马来人”,还有指其领袖李光耀 “傲慢”。后来新加坡在马哈迪就任国会议员第一年间被驱逐出马来西亚。不过,尽管马哈迪作为一个突出的后座议员,他却在1969年大选被伊斯兰党的尤索夫拉瓦打败而失去议员职。马哈迪把这次败选归于华人选民投票转向,从巫统改至泛马回教党(在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只有两大马来人政党派出候选人竞选,让华人选民在马来人主义的巫统还是伊斯兰主义的泛马回教党之间做出选择)。执政党联盟的挫败导致了1969年5月13日爆发冲突,这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冲突使上百人死亡。上一年,马哈迪已预料到种族冲突的爆发。现场在国会外,他公开批评政府,并致函批评首相东姑无法维护马来人利益。这信后来公开,并促东姑辞职下台。年终,马哈迪被巫统最高理事会开除成员及被开除党籍,而东姑则被说服不逮捕他。
但他并未屈服,在政治荒野时期,马哈迪写了他第一本书《马来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阐释马来民族积弱不振的种种原因,并在书里发表了他对马来社群的愿景。此书指政府必需要足够地资助马来人以取得平衡,使马来人在经济利益不会被华人所支配,在时间的推移下可让马来人有竞争力,到时马来人可以抛弃马哈迪所看到的“不愿艰苦工作”特点,以及不会“欣赏货币和财产的真正价值”。1970年出任首相的阿都拉萨很欣赏这本书。该书因也记载马哈迪批评东姑政府而被禁,后来该禁令在马哈迪1981年就任首相后解除。尽管他是禁书作者,他受委成为副部长及部长。学者米尔尼(R. S. Milne)和毛兹(Diane K. Mauzy)指马哈迪无情的攻击促使首相东姑在1970年辞职下台。
1970年东姑辞职后由阿都拉萨取代。拉萨劝请马哈迪回归巫统,在1973年委任他上议员。此后,马哈迪迅速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他在拉萨政府里升官快速,1973年回到巫统最高理事会,在1974年受委教育部长。他也在1974年大选回归国会下议院,在吉打州属下的国会议席无对手下当选。他身为教育部长的第一行动是增强政府对马来西亚大学的控制,尽管在学术领域有很强的异见。他也开始限制大专学府的政治活动,并赋予他的部门权力可对政治活跃的学生和学者采取纪律行动,及利用奖学金条件来使学生远离政治。
1975年,马哈迪当选成为巫统三位副主席的其中一人。该党选被视为继承党领导的竞争,因为党主席拉萨及署理主席胡先翁的健康欠佳。拉萨属意的参选人都中选:前马六甲首长嘉化巴巴,吉兰丹王室成员兼富裕商人东姑拉沙里和马哈迪。次年拉萨逝世后,胡先翁继承了党主席兼首相,并且要在三位副主席之中选一位成为副首相,同时他也考虑了雄心勃勃的部长加沙里沙菲宜。马哈迪的对手们都有政治弱点:加沙里在副主席竞选中失利,不够巫统党员的支持;嘉化没有高等教育学历及英语不佳; 而姑里则是年轻没经验,还有重要的是未婚。但胡先翁也很难决定,因他与马哈迪不是亲密伙伴,了解到选择马哈迪会得罪东姑,东姑仍然在世及尊为马来西亚独立之父。经过六个星期的犹豫不决,胡先翁最后在惊讶之下选择了马哈迪成为他的副手。这次的提拔意味着马哈迪将会继任首相。
马哈迪被认为是个成功的教育部长及贸易及工业部长(1978-81) 在就职贸工部长后期,他实施了“重工业政策”,成立官联集团多元重工业(HICOM)来投资可长期发展的制造业如本地汽车工业。他在部门里花许多时间进行各种海外访问,宣传推销马来西亚。
不过,马哈迪不是个有影响力的副首相。胡先翁是个谨慎的领袖,拒绝了马哈迪许多大胆的政策建议。当胡先翁和马哈迪的关系渐行渐远时,嘉萨里和姑里成为了胡先翁的亲密顾问,在他们为胡先翁决策时时常绕过职位比他们更高的马哈迪。尽管如此,胡先翁最后因健康欠佳而在1981年放弃权力,马哈迪在无对手及他的祝福下继承了他。
56岁的马哈迪在1981年7月16日宣誓就职首相。他的第一个行动是释放内安法令下扣留的21个扣留者,包括记者沙末依斯迈及在胡先翁内阁担任副部长的阿都拉阿末,因被怀疑进行地下共产党活动。马哈迪委任其亲信慕沙希淡成为副首相。
马哈迪在掌权后首两年成功度过两个挑战,即在巫统内巩固他的领导及带领国阵政府赢得1982年大选。1983年,马哈迪为削弱王室对政治的影响,开始对马来西亚王室进行“对抗”。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是轮任制,下一任将轮到霹雳州苏丹依德里斯沙二世,或者是争议的柔佛州苏丹依斯甘达就职。马哈迪对这两位苏丹做出慎重保留。两位都是活跃的州统治者,而依斯甘达几年前曾涉及刑事案。马哈迪试图先发制人,对新任的最高元首限制权力,在国会提呈宪法修正案允许国会通过的法案在最高元首没有同意的15天后自动同意生效。该提案也要移除最高元首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并转至首相。当时的最高元首彭亨州苏丹阿末沙原则上支持这些提案,但后来他发现该提案也会让州议会通过的法案也会无需通过州苏丹自动批准而撤回支持。受到其他州苏丹的支持,最高元首拒绝同意已在国会轻松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当民众意识到这个僵局,苏丹拒绝向政府妥协时,马哈迪发动集会来表示他受到公众支持。虽然报章报导政府一方的集会,但有另一个集会有一些马来人,包括一些保守派巫统政治人物,还有一大部分的华人支持苏丹。五个月后,马哈迪和苏丹同意妥协。最高元首仍掌有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权力,但如果拒绝同意法案,法案将会回到国会,再通过时将会无视最高元首的否决权。1993年,在马哈迪的推动下,马来西亚国会通过了取消马来西亚各州苏丹享有刑事和民事诉讼豁免权的法案,即王室成员可被起诉或被定罪。
在经济方面,马哈迪从前任者继承了新经济政策,即制定来提升土著(马来西亚马来人及部分原住民)的经济地位,及在企业所有权和大学录取领域中设立目标扶持。马哈迪也在1980年代早期积极推动官联企业私有化,原因是想像当时的撒切尔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之外,还有他认为配合扶持政策可以给土著经济机会来参与土著企业。他的政府私营化航空,水务及通讯公司,到1990年中期当中一年有约50个企业加速完成了私营化。当私营化整体上提升了马来西亚人的工作环境及为政府带来更多盈利的同时,但很多私营化计划却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程序直接让支持巫统的马来人获益。当时其中一个著名的基础设施计划如衔接泰国边界至新加坡的南北大道,该高速大道建造合约颁给了巫统的商业公司。马哈迪也监督了汽车制造商普腾的成立,作为一个马来西亚政府及三菱的合资企业。直至1980年末,普腾在保护性税务下克服了低需求及损失,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汽车制造商及盈利企业。
在马哈迪担任首相的初期,马来西亚正在经历着马来人的伊斯兰复兴风潮,马来人变得更宗教虔诚及更保守。曾经在1970年代加入巫统主导的政府的伊斯兰党,在曾于1969年大选打败马哈迪的党主席尤索夫拉瓦领导下,对此复兴风潮中采取日渐强硬的伊斯兰主义立场。马哈迪尝试吸引宗教选民,成立几间伊斯兰机构如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在政府的监督下推广伊斯兰教育。他也招揽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主席(ABIM)安华·依布拉欣加入巫统。在某些情况下,马哈迪政府对更极端的伊斯兰主义者进行镇压。依布拉欣利比亚( Ibrahim Libya)是个著名的伊斯兰主义领袖,在1985年被警方射杀;宗教派别奥尔根(Al-Arqam)被禁,领袖阿沙阿里(Ashaari Mohammad)被内安法令逮捕扣留。马哈迪在1986年大选中大胜回教党,巫统参选84国会议席赢得83席,让回教党仅赢得1席。
马哈迪在1986年大选胜利制造任何的政治支配印象很短暂。1987年他的巫统党主席职受到姑里的挑战,同时也会影响首相职。姑里的仕途在马哈迪下被“贬职”,从财政部长转至贸工部长。姑里受到在去年辞去副首相职的慕沙希淡支持。慕沙希淡曾与马哈迪是亲密伙伴,但慕沙希淡指马哈迪不再信任他而辞职。姑里和慕沙希淡组队分别参选巫统主席及署理主席职,挑战马哈迪及他新挑选的副手嘉化巴巴,前者团队被称为B队,后者被称为A队。马哈迪的A队有报章,党重量级领袖,还有最高元首依斯甘达的支持,但一些显著人物如阿都拉巴达威则支持B队。在1987年4月24日的党选中,A队获胜。马哈迪以微差票数重新当选,获得761党中央代表票,而姑里只得718票,嘉化巴巴以明显多数票击败慕沙希淡。马哈迪很快地把7位B队成员移出内阁,但B队不接受败选而提起诉讼。1988年2月高庭做出意想不到的判决,宣判巫统是非法组织,因为有一些支部没有合法注册。两派立刻以“巫统”之名注册新党,马哈迪派成功注册“新巫统”(UMNO Baru),B队注册了“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但被拒绝。“马来西亚巫统”在姑里的领导,以及还健在的前首相东姑和胡先翁的支持下注册了四六精神党。
惊险度过了政治危机后不久,马哈迪转向对付司法界,担心B队针对“新巫统”做出的抗议注册上诉成功。他转向国会提呈宪法修正案,移除高庭进行司法审核的权力,高庭届时只能在特定行动下让国会批准才能进行司法审核。最高法院大法官沙烈阿巴斯(Salleh Abas)做出了回应,向最高元首致函抗议信。马哈迪之后以“严重的行为不当”之名革除沙烈,表面上该信是违反协议的。由马哈迪成立的裁决小组判定沙烈有错,推荐最高元首革除沙烈。其他五位支持沙烈的法官也被马哈迪暂停职务。一个新成立的法院驳回了B队的上诉,允许马哈迪派可以继续使用“巫统”的名字。根据米尔尼和毛兹的说法,此事件破坏了马来西亚的司法独立。
在政治及司法危机的同时,马哈迪启动了大逮捕,使用内安法令主要针对反对党异议人士进行扣留。起因是政府派遣不谙华语教师担任华小行政四个高职,触发了华社强烈抗议,巫统的盟党马华公会和民政党参与民主行动党,抗议这次派遣。巫统青年团也办个挑衅抗议集会触发了马来士兵枪击事件,直到马哈迪介入阻止了巫统进行更大的抗议集会。 之后,马哈迪指示了“马来西亚有史以来对政治异议人士的大逮捕”。在这称为“茅草行动”的警方行动中,有119人被未审先扣的内安法令逮捕扣留。马哈迪辩说这次逮捕是必须的,是避免1969年种族骚乱重演。大部分的扣留者是著名反对党活跃人士,包括行动党领袖林吉祥及9位该党国会议员。三份报章也在这行动被令停止出版。
1989年马哈迪心脏病发作,康复后在1990年大选率领国阵取得胜利。四六精神党无法在姑里的家乡州吉兰丹外取得进展,而慕沙希淡重返巫统。
1990年代表着新经济政策的期限结束,让马哈迪有机会勾勒出他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愿景。1991年,他宣布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目标是让马来西亚在30年内成为先进国。该目标要每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至少约有7%的成长率。2020年宏愿其中一个愿景是逐步打破种族隔阂,即要国民以“马来西亚民族”为荣。该宏愿也带着新经济政策的替代品,及国家发展政策(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让政府计划的政策可优惠土著的同时也对其他族群开放。国家发展政策成功达到其主要目标——减低赤贫。1995年,少过9%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以及收入差距已经缩小。马哈迪政府削减企业税及放宽金融条例以刺激外资进驻。国家经济每年取得超过9%的增长,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试图模仿马哈迪的政策。1991年马哈迪委任的财政部长安华在19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发展中占了大部分功劳。政府也乘着经济浪潮在1995年大选取得更多多数优势胜利。
马哈迪在1990年代启动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计划,包括国家石油公司的双峰塔(曾经是世界最高建筑物,目前仍是世界最高的双子大楼)、吉隆坡国际机场、南北大道、雪邦国际赛道、多媒体超级走廊、峇贡水坝以及布城:新的联邦行政首都。其中一项最大的计划是多媒体超级走廊,以硅谷为蓝本,迎合趋势在吉隆坡南部一带建立资讯科技产业中心。不过,该计划未能产生预期的投资。马哈迪的其他计划包括设立马来西亚新的行政中心——布城,在雪邦建设一级方程式赛车道以举办一级方程式赛车。还有一个最具争议的发展是砂拉越的巴贡水坝计划,此水力发电计划目的是跨南中国海输送电力至半岛以满足电力需求。该水坝计划因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展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马来西亚受到了金融危机摧毁的威胁。令吉在货币投机活动中暴跌,外资撤离,及主板交易市场指数下跌了75%。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敦促下,政府减少开支,提高利率,但这只会加剧经济形势。1998年,马哈迪开始反对此政策,蔑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及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手安华,并革除安华的财政部长及副首相职。马哈迪提高政府开支及锁定令吉及美元的汇率,导致国际评论家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当时的经济学者普遍相信外资将因此却步马来西亚。然而,马哈迪独树一帜的政策很快见效,很快地领导马来西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步伐是当时受金融危机打击国家中最快的。
在马哈迪的领导下,马来西亚从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转变成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经历了巨大的经济成长。在这段期间,马来西亚的地理景观也因著多项大型计划而改变。1997年金融危机前,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表上跃居第二十一位,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627美元,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是泰国的2倍和印尼的5倍。马哈迪政府也尝试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教育中心的同时,教育及语言政策趋向于宽松与开放,包括让英语成为许多公立及私立大专院校的教学语言、中小学英文教数理政策,以及让华文教育组织建立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
在首相职的第二个十年里,马哈迪再次跟马来西亚王室对抗。1992年,苏丹依斯甘达的儿子是曲棍球选手,因袭击对手而被禁赛五年。依斯甘达做出回应,决定把柔佛曲棍球队撤出国家竞赛。当这决定受到当地教练批评时,依斯甘达命令他前往王宫并殴打他。 联邦国会一致谴责依斯甘达,马哈迪也抓住此机会移除苏丹对民事及刑事的免控权。报章支持马哈迪的做法,还前所未有地开始报导有关马来西亚王室成员的不当行为指控。当报章公开统治者奢侈的财富时,马哈迪削减对王室家族的拨款 。随着新闻界及政府对抗他们,统治者们屈服了政府的提案,他们拥有的法案否决权在199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而被削弱。在马来西亚王室的地位及权力被削弱的情况下,怀恩表示在1990年中期的马哈迪成为国家的“无冕之王”。
1990年中期,很明显的,马哈迪的权力因他的副手——安华的领导野心而感到严重威胁。安华开始与马哈迪拉开距离,公开宣传他优越的宗教信誉,也似乎表明放宽马哈迪在位时标志性的公民自由限制。尽管如此,马哈迪仍然继续推举安华为他的接班人,直至他们的关系因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而破裂。当马哈迪摒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财政紧缩政策后,他们意见开始出现分歧。在1998年的巫统大会,安华头号支持者阿末扎希批评政府在打击贪腐及朋党主义上做得不够。接下来几个月,马哈迪开始掌控马来西亚的经济政策后,安华已被边缘化。9月2日,他被革除副首相及财政部长职,还有被巫统开除党籍。这革职没有给予直接理由,不过媒体预测这跟巫统大会中出现的册子,宣传他涉及不道德行为的指控有关。更多指控浮出水面后,出现了一场支持安华的大集会。9月20日,他被逮捕及在内安法令下扣留。
安华在贪腐罪下被控四项罪名,指控安华滥权指示警方威胁恐吓指控被安华鸡奸的人。在安华的审讯之前,马哈迪向媒体表示他相信安华有罪。他于1999年4月被判有罪,入狱6年。之后的另一个审讯,安华因鸡奸罪成立而被判9年监禁。该鸡奸罪最后在马哈迪退位后成功上诉推翻。
当马哈迪击倒了其对手,但却在国际社会及国内政治付出了地位及代价。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维护安华,指安华是“高度尊敬的领袖”,应该“享有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在马哈迪有出席的吉隆坡演讲中,美国副总统戈尔表示“我们持续听到民主的呼声”,包括“马来西亚的勇敢人民在内”。在1999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中,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拒绝与马哈迪见面,其外交部长与安华妻子旺阿兹莎会面。旺阿兹莎成立了自由派在野党国民公正党参选1999年大选。巫统在流失大量马来选票至回教党及公正党以抗议安华的待遇下,失去18个国会议席及两个州政权。
在2002年的巫统大会中,马哈迪宣布他将会辞去首相职,许多支持者涌往台上泪流满面地试图挽留他。之后他定于2003年10月退位,给予他有时间以确保他选定的继任者阿都拉有序及没有争议的权力交接,10月31日正式把首相职务移交于阿都拉巴达威。在职首相达22年,马哈迪在退位时是世界上在位最久的被选举国家领导人。他仍是马来西亚在任最久的首相。
在马哈迪时期,尽管他被称为直言不讳的评论家,但马来西亚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普遍良好。 在他任职早期,因对英国大学学费的小分歧而发起抵制英国货运动,这后来被称为“最后才买英国货”(Buy British Last)运动。这促使他开始在亚洲寻找发展模式,尤其是日本,始称为他著名的“向东学习政策”。尽管争议被英国首相撒切尔解决,马哈迪比起西方仍持续注重亚洲发展模式,他有时批评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
虽然马哈迪一直公开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但两国关系因美国是马来西亚最大外资国而仍然保持着正面发展。 此外,马来西亚军官一直在国际军训计划(IMET)下被派遣至美国训练。
英国广播公司报导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至1998年开始变糟,当美国副总统戈尔在马来西亚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中发表演说:民主赋予合法性印章使改革一定才会更加有效。在遭受经济危机的国家中也是如此,在各种语言上我们持续听到民主的呼声,如:People Power, doi moi, reformasi。今天此时此刻我们也听到来自马来西亚勇敢人民中的呼声。戈尔和美国也批评针对马哈迪前副手安华的审讯,标签这是一场“审讯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称此审讯为“低俗的场面”。还有,安华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选马来西亚经济政策优秀的代表发言人,包括提出上调利率。在今日大马的文章里有评论指“戈尔的评论对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和更广泛地包括日本在内的政府做出非常微妙的攻击,抵制了美国进一步市场改革的需求。”戈尔支持烈火莫熄运动的要求马哈迪下台要求,对马哈迪来说是个诅咒,并表示“我从来没见过任何人如此粗鲁。” 这也总结了马来西亚人的期望,即嘉宾不应该对主持人表示不满。
然而马哈迪的观点在这次活动之前已经扎下了根基。例如在1997年东盟峰会,他发表谴责“世界人权宣言”的演说,称之为美国和其他国家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给亚洲的手段。他补充比起公民自由,亚洲需要的是稳定及经济成长。这些言论并没有对会议嘉宾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留下深刻的印象。
双方关系陷入冷淡,随着安华被革职及入狱,奥尔布赖特还访问了安华妻子旺阿兹莎。
然而,马哈迪毫不犹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地指责美国。谈到在马来西亚的未审先扣良心犯,他表示“美国的事件表明,在有些情况下需要使用某些特殊权力,以保护公众的总体利益。”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曾批评马来西亚政府使用内安法令,在2001年总统布什表示“内安法令是个恶法,没有任何国家应该有允许未审先扣的法律。”不过在2004年布什改变了立场,指“我们不能简单地分类马来西亚的‘内安法令’为恶法。”
2003年马哈迪在吉隆坡举办的不结盟运动发表演说,其中的摘录:如果无辜的人在阿富汗袭击中身亡,还有伊拉克境内的无辜者因缺乏粮食和医疗服务而死亡都是代价,那么在纽约的三千人以及巴厘岛的二百人丧生也只是代价,那么他们的死亡对于行动来说是必要的?美国驻马来西亚大使玛丽·胡塔拉做出了回应声明:“这些表述在任何标准上是没有帮助的,我在这里告诉你,华盛顿确实注意到了他们。 他们一定会对关系产生有害影响。”
在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期间造成了两国之间的额外摩擦,马哈迪高调批评总统布什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与美国关系更加深入了。在2003年众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序列号108–21)中的美国对东南亚政策里,做出了结论:“尽管首相马哈迪公开发表的言论有时坦率和荒唐,美马关系在各方面如教育,贸易,军事和反恐方面仍然紧密。”
即使在退位后,马哈迪也毫不避嫌地继续对美国做出批评。在2004年他被摘引的言论表示“美国人很多都非常无知,对世界其他地方一无所知……然而却是由他们选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在同样的访问中,他准确预测到布什在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功连任。
马哈迪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地理上最接近马来西亚的英语国家,也是亚太区域外交政策中的重点国家),还有与澳洲政治领袖的关系冷淡。马哈迪和澳洲领导人在1993年降至低点,当保罗·基廷指马哈迪因缺席亚太经济合作峰会是“顽抗者”的时候。(据认为基廷的描述是语言失态,那他脑里想的是“不妥协”。)
马哈迪也严厉批评基廷的继任者霍华德和宝琳·韩森,认为他们的观点被广泛认为是种族主义者。
马哈迪是当时位于英属马来亚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医药学院校友(马来亚大学位于新加坡的院校后来易名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位于吉隆坡的院校保留原名马来亚大学)他在英国统治期间的1953年在爱德华七世医药学院毕业,成为医生。
不过,在马哈迪执政期间与新加坡的关系较冷淡,在他当政期间出现的争议许多都没有解决。在这期间许多国际课题被挑起,但是在双边解决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些课题如下:
同时也有正面发展:
在李光耀逝世期间,马哈迪在其部落格发表了主题为“光耀与我”的文章。他对李光耀的逝世表示悲伤及哀悼。他说他经常跟这位新加坡老将交锋,但对这新生的国家茁壮成长上提供了不分仇敌的意见。他还写随着李光耀的逝世,东盟在没有李光耀及苏哈多总统下失去了强势领导。
许多政治分析员相信李光耀的逝世,让马哈迪成为东南亚最后的“老卫兵”。
2016年4月,在李光耀逝世一周年里,马哈迪向媒体表示新加坡人必需珍惜李光耀的付出与牺牲,指他是新加坡今日成功的重要关键。马哈迪表示李光耀有责任把新加坡转变成拥有世界级港口和航空枢纽的金融中心 。他说人们全部需要记住这些成就,还有表示李光耀的立场与马来西亚的立场不一样。
在波黑,马哈迪被认为是该国特别重要的盟友。2005年6月他访问了萨拉热窝,出席了波斯马市中心附近一座象征马来西亚与波斯尼亚关系的桥行开幕仪式。
他2006年7月在维索科进行三天访问,观赏波斯尼亚的金字型山,几个月后他再次来访。
2007年2月,四个非政府组织即萨拉热窝科技大学,波斯尼亚学者大会,及两个基督教组织塞尔维亚公民理事会及克罗地亚民族理事会,因马哈迪在冲突期间的努力而提名他为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2007年6月22日,他与一组马来西亚商业人士再次访问萨拉热窝,以寻找该国的投资机会。
2009年11月11日,他主持了马来西亚全球商业论坛与波斯尼亚的闭门会议,主席团轮值主席哈里斯·西拉伊季奇也参与了此会议。
马哈迪执政期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维持非常稳定和良好的外交关系,并透过许多方式援助这些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及穆斯林国家普遍上也尊崇马哈迪,尤其是马来西亚取得相对较高的经济成长及马哈迪支持的开放与自由派穆斯林价值观。外国领袖如哈萨克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称赞他及尝试模仿马哈迪的发展模式。他也是发展中国家最伟大的发言人之一,大力支持南北分歧的弥合,以及劝导穆斯林国家的发展。他致力参与各种非北约集团如东盟、七十七国集团、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国家组织,还有在坎昆举办的世界贸易组织论坛的22国集团。
在退位后,马哈迪受封护国玛哈拉惹勋章,使他拥有“敦”勋衔。他承诺“完全”退出政治,拒绝在阿都拉内阁受委名誉职位。阿都拉立刻标签他是沉静及较少对抗的前首相。在宗教信誉比马哈迪强的情况下,阿都拉反击伊斯兰党在1999年大选的声浪,在2004年大选大胜,在219国会议席中取得199席位。马哈迪是许多马来西亚旗舰公司的首席执行员,主席或资深顾问,如普腾,首要领导基金会和马来西亚政府掌控的国家石油公司等。
马哈迪和阿都拉在2005年因普腾而开始闹翻。普腾执行长是马哈迪的亲信,在董事会中被开除。在阿都拉的祝福下,普腾出售其中一项公司资产,即摩托车公司MV阿古斯塔,该摩托车公司曾在马哈迪的管理之下。马哈迪也批评奖励外国车进口准证的做法,指这将会影响普腾的国内销售量,还有攻击阿都拉取消第二条衔接马新的弯桥计划。马哈迪控诉他自己的观点在马来西亚新闻媒体里没有足够的报导,虽然他在位首相时期的新闻自由也受到限制,还有吊销报章及监禁记者,他被保护记者委员会列名为“新闻界的十大敌人”之一。之后他转向博客,在独立媒体当今大马编写专栏及开启自己的部落格。当他计划发起反对阿都拉在党内的领导时,但未能成功在巫统区部捍卫主席职而无法成为2006年巫统大会的中央代表。2008年大选之后,因国阵巫统在国会失去三分之二席位,马哈迪宣布退党。阿都拉在2009年由其副手纳吉取代后,马哈迪再次加入巫统。
马哈迪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表引起争议的言论,一直针对批评以色列,在2012年时他表示:“我很高兴被标记为反犹太人…我怎么可以这样呢,当犹太人经常谈论他们在大屠杀期间所遭受的恐怖事件,表明纳粹同样的残忍和坚强不仅仅是敌人,而且对他们的盟友,也应该试图阻止对巴勒斯坦敌人的无理杀戮。”马哈迪成立吉隆坡战争罪行委员会,以调查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在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领土的活动。他也认为2001年的911事件可能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
马哈迪在2005年发起吉隆坡战争罪行论坛,使他在2006年成立首要全球和平组织(Perdana Global Peace Organisation)。该论坛在与会者的大力支持下结束,他们认为必须认真积极,持之以恒地取缔战争,鼓励全球和平。2010年,首要全球和平组织注册为非政府组织,马哈迪为组织主席。在他的设想下,该组织通过各方面倡导全球和平,如国际会议,会谈,在学校,大学及公共论坛进行推广运动。马哈迪心脏病发作两次,即1989年及2005年后,在2007年进行了心脏绕道手术。手术后还遭受肺部感染,在2010年再次肺部感染而入院进行手术。
2015年随着一马发展公司丑闻浮出水面,马哈迪开始批评首相纳吉,比之前的阿都拉更激烈。 他一直要求纳吉辞职下台。8月29日,他与妻子西蒂哈斯玛出席了净选盟4.0集会,连续两天的集会中约有50万人要求纳吉辞职下台。
2016年,马哈迪发起了几次的抗议活动,他与希望联盟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起草马来西亚公民宣言以示要纳吉辞职。2月29日,马哈迪宣布二度退出巫统。纳吉对贪腐指控的回应是集中权力,撤换副首相,冻结两家报章的出版及在国会通过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该法令允许首相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6月,马哈迪也活跃于两场国会议席补选,为希望联盟的诚信党站台。8月,他与被纳吉开除的前副首相慕尤丁等人创立土著团结党。
2017年,马哈迪宣布土著团结党加入希望联盟。他也被推选为成为希望联盟总裁,还有是潜在的首相人选。2018年1月7日,马哈迪在2018年希望联盟代表大会上被推举成为希望联盟的首相人选,希望联盟主席旺阿兹莎为副首相人选,以迎接2018年大选的到来,同时通过法律程序特赦安华,然后让安华在2020年接任首相。
而在2018年5月9日的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上,马哈迪所领导的希望联盟成功以简单多数执政,终结了国民阵线在马来西亚独立至今的一党独大,以及推动了该国首次的政党轮替,同时也在5月10日晚上9时30分左右于国家王宫宣誓就职马来西亚第七任首相。
马哈迪拥有一段非常甜蜜和恩爱的婚姻,其妻子西蒂哈斯玛是他的初恋,也是他终身的伴侣。西蒂哈斯玛为人低调以及和蔼可亲。由于为人低调,西蒂并不喜欢时常在镜头前露面、不喜欢接受封号。她也时常关心国内的青少年问题、吸毒问题以及健康医疗问题等等社会问题,她也时常捐款给民间的许多慈善机构。当他受到记者采访时也会时不时地关心记者的工作情况,因此非常受马来西亚人民的爱戴和尊重,并被人民称为“永远的第一夫人”。其妻子与其他的穆斯林不同,并不配戴头巾。马哈迪大学期间同班同学有70人,其中大部分是华裔学生,马来学生只有七人,少女更是只有一个,那就是日后成为马哈迪夫人的西蒂哈斯玛。他很珍惜这个读书机会。加上他聪明好学,因此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甚至还常常帮助那些功课底子差的人。西蒂是马哈迪的同学,也是七个马来同学中唯一的女性。因此,此时的她可谓是倍受宠爱。与平常家庭出生的马哈迪不同,西蒂来自大城市吉隆坡,出身名门望族,不过,这并没有阻碍她爱上了贫穷的马哈迪,因为她欣赏的是马哈迪的学识和政治理念。在上大学之前,西蒂从来没有学过物理,她很担心自己会因此留级。在这种情况下,马哈迪自然是「英雄救美」,成了西蒂的良师益友了。他们的关系很快就从普通的朋友上升到恋人的关系。这对于马哈迪来说是一件天大的事,因为过去他除了跟自己家的女性接触过外,从来没有跟其它女性交往过,西蒂是他的初恋,也是他终身的恋情。不过,直到两人心心相通的时候,马哈迪还是羞于开口。西蒂回忆当年马哈蒂尔求婚的情景时甜蜜地微笑说:「马哈迪当时很害羞,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只是写了一张英文写的LOVE字条给我!」好事多磨当马哈迪向西蒂家提亲的时候,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因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不过,好事终成-1956年8月,两人喜结姻缘。
马哈迪上任后,励精图治,实行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1982年初,马哈迪宣布「向东学习」政策,即向日本和韩国学习。日本和韩国的现代化工程成了马来西亚的楷模。这也是马哈迪为了不想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而另觅的新路。在他领导下,马来西亚经济稳健发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0年里,马来西亚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以上,马来西亚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名表上跃居第21位,人均年收入从1986年的183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近4000美元,国民富裕程度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仅次于新加坡和文莱。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使马来西亚经济严重受挫。马哈迪在痛斥外汇投机客的同时,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对货币进行管制。经济专家当时认为,外资将因此却步,马来西亚将进入经济衰退期。然而,马哈蒂尔独树一帜的政策很快见效,领导马来西亚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步伐是受金融危机打击国家中最快的。1999年,经济增长率就接近危机前的水平,经济重新步入了稳步成长的轨道。因为努力推动国家经济发展,马哈迪被尊称为现代化之父("Bapa Pemodenan")。
马哈迪在1983年8月23日至1999年10月18日期间住的官邸“斯里柏兰岭”,现已成为博物馆并名为斯里柏兰岭展示廊。按照遗产保护原则,该馆的设计与布局得到保留。马哈迪是个具争议人物,一直成为各方面的批评对象。前首相署部长再益在回忆录上表示:“在我心里,我无法接受马哈迪是个贪腐领袖的指控。贪腐的人是不会像马哈迪般可以勇敢地发声。财富不是激励他的主要原因,他只渴望权力。”
马哈迪的两个儿子在他退位后开始活跃政治:莫扎尼曾是巫统青年团领袖,后来退出政治注重从商;慕克里在2008年当选国会议员,在2013年至2016年成为吉打州务大臣,2018年变天之后重新以土著团结党的身份担任州务大臣。
2010年,编写马哈迪传记的怀恩表示:马哈迪医生在提升生活素质的同时,也展示其宏伟建筑,还有对马来西亚利益的直言辩护,促成了以前不存在的民族认同感,自豪感和信心。他让马来西亚出现在地图里,大多数马来西亚人对此感到高兴…(不过),他将无法逃避对马来西亚社会造成困扰等许多问题的责任,还有从扩展伊斯兰化至腐败及不平等。在他当政的22年期间,政治行政制度在他个人品牌治理下萎缩和衰退。
马哈迪虽然对马来西亚的发展贡献许多,但同时他也是一名极具争议的政治领袖,担任首相期间,被认为是马来西亚现代化的工程师,使马来西亚得以拉近于新加坡的经济距离,不再被视为第三世界国家。惟其威权主义和独裁的领导方式及其裙带作风使他备受批评,但在其领导下,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的提高。
1987年间,华人社会为反对马哈迪政府派遣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行政四个高职的不合理措施,10月11日,由马来西亚华人公会(马华)、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和民间团体联办的抗议大会在吉隆坡乐圣岭天后宫举行,因当局不予理会,抗议大会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号召从10月15日起,一连3天,有关的华小举行罢课抗议。过后当局于14日同意进行协商,所以罢课抗议行动最后取消。
尽管罢课抗议行动取消了,但是却给了马来人一个平台来作出强烈反弹,当时安华煽动「巫来由人统一组织青年团」(巫统青年团、巫青)召集了一万名会员举行万人大会,会议上谴责马华领导人与董教总和反对党之间定下协议。同时要求当时的马华副会长兼劳工部长李金狮辞职。
民族冲突正在酝酿的当时,却发生一宗残暴的意外,在吉隆坡秋杰地区(Chow Kit),有个马来士兵乱枪射毙了1名马来人和两名华人,这起事件引起了两族之间的骚动。
1987年10月27日开始,马哈迪政府以种族关系紧张为理由,展开大逮捕和查封报章的“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
到11月14日为止,在“茅草行动”中共有106人遭逮捕,华文报《星州日报》、英文报《星报》(The Star)、马来文报《祖国报》(Watan)共3份报章被令停刊。先后被逮捕者包括各阶层人士、各组织代表,他们来自执政党的巫统A队和B队,民政党和马华公会;反对党的民主行动党、泛马伊斯兰党(回教党)、人民党;民间团体有职工会、消费人协会、环境保护、妇女、宗教、教育、人权组织以及华社领导人。
被逮捕人士中较著名的政治人物包括当时的行动党秘书林吉祥及其子林冠英、副主席卡巴星、回教党青年团长哈林阿斯哈、巫统巴锡马区议员依布拉欣阿里、巫统青年团教育主任莫哈默化米依布拉欣,马华副会长兼霹雳州主席陈杰志。共有4位华教人士遭逮捕,他们是已故董总主席林晃升、教总主席沈慕羽、教总副主席庄迪君博士,以及当时身为华社研究中心主任的柯嘉逊,以及大马妇女权益维护协会的会员艾琳·萨维尔。另外,还有一名被逮捕人士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马来妇女,希尔米诺,被逮捕的原因是,身为马来人却信奉基督教,在大马联邦法令条文中指出,马来人应信奉回教,说马来文及学习马来文化(参看:马来西亚马来人)。这是《内安法令》实施以来当局所采取的最为广泛的一次逮捕行动,舆论形容,这是马哈迪确立其“强人政治”的威权主义标志。
马哈迪时常在公共场合抱怨和批评马来人过度依赖土著特权。他经常告诉马来人如果他们经常依赖土著特权下的津贴,马来族会变的很弱。但马哈迪的这番言论遭土著组织炮轰,指马哈迪的言论是在挑战马来西亚宪法里的第153条(土著条例)。
马哈迪在2004年也说,“马来人大学毕业生的雇用率低于华人大学毕业生,这是因为华人懂得选择对的科目修读,所以他们在市场上比马来人更有竞争力。那些马来人毕业生,尤其那些来自马来语环境的学生,一般都不能有效使用英语,不管你文凭上的成绩多好,在现实上商场上,雇主只要那些懂得和他们沟通的人。雇主未必是一个马来人,他可以是个外国人,如果他无法和你沟通,他不会雇用你。”
马哈迪任内多次对司法部门进行政治干涉。1988年,他为了一些对政府不利的法庭宣判,罢免联邦法院院长和几名最高法院法官,造成司法危机。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高庭法官陈汉章透露,他在1997年的一场选举官司中宣判执政党候选人当选无效之后,马哈迪欲透过法官仲裁委员会,来革除其法官职位。但2018年1月3日马哈迪被问及此事件时表示他未曾下令革除沙烈阿巴斯,而是时任国家元首依斯干达所为,并表示愿以可兰经起誓未曾下令执行此事。
马哈迪牵涉轰动一时的司法丑闻“林甘影片”,在他给皇家委员会的供词中,他承认在委任法官之前会咨询和听取其他人的意见,这些人当中包括商人陈志远。
回教党曾在90年代表示将在吉兰丹州议会提呈法案,并寻求通过以便在吉兰丹州实行伊刑法(当时吉兰丹州议会有超过一半的州议员来自伊斯兰党)。经过双方的言语冲突后,马哈迪表示一旦吉兰丹州议会通过并在州内实行伊刑法,他将不惜违宪派遣军队入驻吉兰丹州捍卫原有的英美法系法律制度。
在一些经济专家的反对下,马哈迪执意复制日本和韩国的重工业计划(向东政策),发展钢铁业(柏华嘉控股Perwaja)、汽车业(宝腾)和混凝土业,这些失败的计划带来重大问题和无数的金钱损失。特别是柏华嘉涉及高层贪污舞弊管理不当的问题。专家们反对普腾的理由是马来西亚缺乏宏大的国内汽车市场以及该计划缺乏经济效益。普腾成立以来,马来西亚纳税人支付政府津贴来维持普腾,马来西亚驾车人士因为政府征收高昂关税以保护普腾而需支付高价钱来购买汽车,这使得一些因为公共交通系统欠完善,而买普腾车的马来西亚人承受财务负担。
马来西亚宪法法定最高元首为国家象征和国家最高决策人,而最高元首一职则由世袭的9位州统治者选出一位世袭州统治者担任。90年代,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提呈修宪法案,削弱最高元首及各州统治者的特别权利,这包括最高元首在执行部分职权前需经过民选政府内阁的同意和授权、取消苏丹及王室成员的司法豁免权、限制最高元首对国会法案的否决权。最终经过辩论后该法案于国会上议院与下议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并在多日后自动生效。保守派批评马哈迪剥夺和架空君权,让自己成为国家的最高决策人。
严重的裙带风气,例如最显著的是玲珑集团的哈林沙艾(Halim Saad)、流动电话集团工艺资源(TRI)和马来西亚航空的达祖丁(Tajudin Ramli)。还有经营槟城造船工业(PSC)失败的阿明夏(Amin Shah Omar)以及伊佳兰(Ekran)的陈伯勤(Ting Pek Khiing)。2000年马哈迪领导的政府以每股8令吉的价格向达祖丁(Tajudin Ramli)买回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股权,那时,马航在吉隆坡股票市场的市场股价只有3令吉68仙。
2017年10月14日, 马哈迪在“爱国锄盗”集会上讽刺纳吉阿都拉萨是“误打误撞来到马来西亚的武吉斯海盗”,并要求他「回到印尼苏拉威西」。此言论招惹马来西亚及印尼武吉斯人团体不满并要求道歉;引起拥有武吉斯血统的柔佛苏丹抗议及雪兰莪苏丹下令要求警方援引煽动法令调查。然而他本人表示该言论只针对纳吉,并不对此举做出道歉。
!Colspan="3" style="background: #ccccff"|国会下议院职务
!Colspan="3" style="background: #ccccff"|内阁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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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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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curid=6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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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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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
渤海湾是渤海西部的一个海湾,位于河北省唐山,天津,河北省沧州和山东省黄河口之间。海河注入渤海湾。
渤海湾盆地形成于中生代和新生代。
渤海湾中有丰富的石油储藏。其北部是著名的旅游和度假区,西部天津是重要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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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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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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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拼音
威妥玛拼音(,),习惯称作威妥玛或威式拼音、威氏拼音、韦氏拼音、威翟式拼音,是一套在英文中用罗马拼音于拼写中文官话(现代标准汉语)读音的音译系统。此系统由19世纪中叶时英国人威妥玛建立,在翟理斯的汉英字典(1892年)完成。
威妥玛拼音系统为20世纪翻译中文主要的英文音译系统。1979年以前,威妥玛拼音广泛运用于英文标准参考资料与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当中。至今,绝大多数的威妥玛拼音应用都已被汉语拼音所取代,但仍有部份区域(尤其是中华民国直辖市、县市级行政区的地名),以威妥玛拼音拼写。
威妥玛拼音是英国剑桥大学首位中文讲师威妥玛在中国期间所创造的、以拉丁字母拼写拼读汉字的方法。威妥玛并在1867年以英文出版了第一本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随后在1912年,由英国派遣至中国的外交官翟理斯完成了此系统的修订。
台湾官方自2008年开始推行以汉语拼音为主的统一译音政策,开始建议(但非强制)中华民国公民在护照上的英文译名方面使用汉语拼音。之前,中华民国外交部是以威妥玛拼音作为译名标准,也因此大部分台湾人的姓名以及县市地名英译,皆采用此拼写法。
纵然汉语拼音已跃升为国际中文交流的通用标准,但许多过去已广泛使用并成为英文外来语的华语词汇,仍以威妥玛拼音的方式出现,例如:功夫()、太极()、道教()、易经()、清明节()、宫保鸡丁()等等。
目前台湾的县市名称大多数维持威妥玛拼音,如台北()、台中()与高雄(Kaohsiung)等已成二战结束后至今的惯例译名。于2010年12月25日由台北县升格的新北市则译为「」,这是台湾首次采用英语()与威妥玛拼音(Taipei)组合的半意译县市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部份城市与省份则曾经使用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依地区方言及古代发音修改而成的邮政式拼音拼写地名。例如:广州(Kwangchow,威妥玛拼音为:Kuang-chou)、北京(Peking,威:Pei-ching)、天津(Tientsin,威:Tʻien-chin)、重庆(Chungking,威:Chung-chʻing)、济南(Tsinan,威:Chi-nan)、青岛(Tsingtao,威:Chʻing-tao)与南京(Nanking,威:Nan-ching)等。虽然这套拼音办法在1970年代末期至1980年代初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以汉语拼音所取代,但是不少著名机构与历史悠久的学府仍然保留旧有的名称,如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清华大学( University)、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苏州大学( University)。
此系统不同与其它系统,使用ʻ符号来表示送气字音(p<nowiki>ʻ</nowiki>, t<nowiki>ʻ</nowiki>, k<nowiki>ʻ</nowiki>, ch<nowiki>ʻ</nowiki>, ts<nowiki>ʻ</nowiki>),不加<nowiki>ʻ</nowiki>符号来表示不送气字音,这把在其它拼音系统内被借去用来表示不送气字音的浊音字母保留下来 (b, d, g),可以用来为方言及古汉语标音。但不熟悉本系统的人不明白<nowiki>ʻ</nowiki>符号的重要性并常在资讯传递的过程中把<nowiki>ʻ</nowiki>符号省略掉了,而汉语拼音则将在官话中没使用到的浊音字母(b, d, g, j, zh)用来表示不送气字音。
因此大部分人名地名的英译皆是送气不送气混合,只有少数文献,如国家地理世界地图,将送气符号完整保留。
在此系统内将卷舌塞擦音与龈颚塞擦音使用相同的符号标示。
这两组声母为互补关系,合并并不会造成辨义上的困难。
与其它系统不同,威妥玛拼音能准确的标示出空韵,但书写上较为复杂,且ŭ难以用一般输入法输入。汉语拼音将空韵作为i的音位变体处理,写法较简洁,且符合历史语音演变规律,但这么做导致初学者不容易分辨空韵与i,容易让人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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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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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或译-{zh-cn:沙乌地阿拉伯、沙地阿拉伯;zh-tw:沙特阿拉伯、沙地阿拉伯;zh-hk:沙特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全称沙特阿拉伯王国(,',),简称沙特,是一个位于西亚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国家。面积约2,149,690平方公里,它是在阿拉伯世界中地理面积第二大的国家,仅次于阿尔及利亚。沙地阿拉伯北方与约旦和伊拉克接壤;东北与科威特接壤;东边和卡塔尔、巴林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交界;东南方和阿曼接壤;南方则与也门交界。它是唯一一个同时拥有红海和波斯湾海岸线的国家,而它大部分的土地由不宜居的沙漠及贫瘠的荒野组成。
现时的沙地阿拉伯由四个本来分明的区域——汉志、内志、部分和部分(阿西尔)组成。沙地阿拉伯王国是于1932年由伊本·沙特成立,他由1902年夺回沙特王朝历史领地利雅得开始,相继以征服统一了以上的四个区域。该国从此便一直是以根据伊斯兰主义原则、以君主专制的形式管治。瓦哈比派这一被定为国教的极端保守伊斯兰教派别亦被称为「沙特文化的首要特征」,并随着其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沙地阿拉伯有时被称为「两圣寺之地」,因它的范围包括了伊斯兰教中两个最神圣的圣地:麦加的禁寺及麦地那的先知寺。
沙地阿拉伯是世界上石油生产量及输出量最高的国家,它同时亦控制了全球第二大的烃储藏。由于有石化燃料支持经济,沙地阿拉伯被列为高收入经济体之一,人类发展指数亦极高,且是唯一在二十国集团中的阿拉伯国家。但是,它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中拥有最单一的经济。作为一个政治上极端保守,并采用政教合一的独裁政权,沙特阿拉伯的限制极多,并采用酷刑和残忍的死刑行刑方法。沙地阿拉伯的国防开支在世界排行第四,在2010至2014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曾为世界第二大军备进口者。它常被视为地域大国和中等强国。除了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它亦是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石油输出国家组织的成员。
沙特阿拉伯始于1750年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名为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当地国王与伊斯兰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瓦哈卜共同建立了新政权。在之后的150多年中,沙乌地阿拉伯家族的势力时起时落,为争夺半岛的控制权不断地与埃及(其实为奥斯曼帝国半独立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发生冲突,并先后两次失去政权。现代沙乌地阿拉伯是由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沙特一手建立。
1902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率领一队人马从其家族避难地科威特出发,从敌对的拉希德家族手中一举夺回利雅得。在1913年至1926年间,阿卜杜勒·阿齐兹相继征服了内志(纳季德)和汉志(希贾兹)两部分领土。1926年1月8日,阿卜杜勒·阿齐兹成为其统治的领土上的国王。1927年5月20日签署的《吉达条约》使得沙特阿拉伯正式脱离英国而独立。1932年9月22日,沙特阿拉伯正式宣布统一。1938年3月3日在沙特阿拉伯地底下所发现的石油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沙特阿拉伯是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国家。也是目前保留君主制度的国家中少数国王仍拥有绝对权力的国家,1992年开始施行的《治国基本法》规定,沙特阿拉伯是由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后代子孙所统治的君主制国家,而《古兰经》则是国家的最高宪法。国家根据沙里亚法行事。沙特阿拉伯被自由之家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7分,即最低分)。
沙特阿拉伯国内没有合法的政党,至今仅在2005年举行过一次地方选举,投票权仅限于男性公民。理论上,国王的权力受到伊斯兰教法以及其他沙特传统的约束。在作出重大决定时国王也必须取得其他王室成员、宗教领袖乌里玛以及其他沙特社会中有影响人士的共识。逊尼派支脉的瓦哈比派是国家所奉行的官方意识型态。该伊斯兰教派通过在全球各地建造清真寺与伊斯兰学校来向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教义。
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按兄终弟及的传统在开国君主伊本·沙特的儿子间传承。2005年8月1日,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在首都利雅得的医院,以84岁的高龄逝世后,其同父异母弟、原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和同父同母弟、原第二副首相苏尔坦亲王分别获王室支持继位新国王和受封为王储。此时,伊本·沙特的儿子均已老迈,最年幼的儿子穆克林亲王也已60岁。2006年颁布的《效忠委员会法》,由伊本·沙特国王的所有获承认的儿子或其继承人组成效忠委员会,负责王位继承人的选举并监督国王和王储的继立。
2011年,王储苏尔坦亲王逝世。8个月后的2012年6月,继任王储纳伊夫亲王逝世。同月,77岁高龄的萨勒曼亲王成为继任王储。2015年1月,萨勒曼亲王继位,是为沙特阿拉伯第七任国王。他的弟弟——70岁的穆克林亲王成为王储。4月29日,穆克林亲王被免除王储和第一副首相职务,这是萨勒曼国王第一次废储。其后,伊本·沙特的孙子、纳伊夫亲王的儿子、他的侄子——副王储穆罕默德·本·纳伊夫接任王储,标志沙特王位继承从第二代向第三代过渡。2017年,萨勒曼国王再度废储,立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为王储。沙特王位最终能否平稳传至王室第三代,确立父死子继的继承顺序仍未可知。相信如第三代的权位相争情况严重,王室纷争问题未能解决,将会在王室第二代相继离世后引发。
针对沙特阿拉伯的法令及人权纪录,人权观察、国际特赦组织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等组织曾批判,尤其是针对女权问题,例如沙特阿拉伯曾是禁止女性驾车的国家之一,官方声称这样是为了将女人「像宝贝一样小心呵护」。沙特阿拉伯政府于2018年6月起允许女性驾车,并希望借此决策改善国家形象,同时促进经济发展。沙特阿拉伯政府通常将其它疑似侵犯人权的报导斥责为谎言,或以沙里亚法规证明其合法。
2000年,沙特政府通过了十月立法,宣布将履行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下的部份义务。基本法第五章第26条载明:“国家按照沙里亚法规保护人权”。2002年,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批评了沙特阿拉伯的鞭刑和截肢刑罚。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则以伊斯兰教传统为由,拒绝了外人干预它的法律系统。
沙特阿拉伯政府在国内实施网络审查(过滤)。沙特阿拉伯的一名博客作者Fouad al-Farhan因为批评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经济和媒体人物,从2007年12月起遭到监禁。
沙乌地阿拉伯拥有阿拉伯半岛80%的领土。该国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和也门接壤的大部分地区没有明确的边界,所以沙特的实际面积不详。沙特阿拉伯政府估计的面积是2,217,949平方公里,而其他可信的估计都介于213万9千7百平方公里至224万平方公里之间。全国只有少于1%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
沙特大部分是高原,地势由西向东成阶梯状倾斜,西部除了红海沿岸有狭窄平原外为高原高山区,西南希贾兹山脉海拔3000米以上,多火山锥;中部为纳季德高原;东部有平原,东部沿海湾有珊瑚礁。
沙漠约占全国面积的一半,北部内夫得沙漠,多涸谷、水井、绿洲,南部鲁卜哈利沙漠多流动性沙丘。
沙特西部高原属地中海气候。其他广大地区属于热带沙漠气候,气温日差较大,除了沿海地区湿度较高外,一般炎热干燥。北部年降水量100-200毫米,南部在100毫米以下。
沙乌地阿拉伯全国划分为13个省("mintaqah",复数:"mintaqat"):
沙特人口最多的10个城市如下:
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以石油为支柱,政府控制着国家主要的经济活动。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继加拿大之后第二大的已探明石油的储备国(拥有全球已勘探石油总量的24%),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要成员国。石油产业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大约75%,GDP的40%,以及出口收入的90%。GDP的大约40%来自于私有经济。在1999年OPEC与其他石油输出国调涨油价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主要的推动者,在这期间OPEC的成员成功地通过减少石油产量将石油价格推高到自1991年海湾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
但自从2014年原油价格暴跌,沙乌地阿拉伯首次出现预算赤字,沙国决定让一直以来的国营石油公司在2018年上市。2016年4月,时任副王储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在沙特愿景2030计划中提出开放教育、医疗等私有产业,鼓励旅游业发展与发展娱乐产业,这当中交通项目就包含755项措施,像是要求在圣地麦加及第二大圣地麦地那之间兴建铁路和机场。吸引外商投资目前沙特政府正不断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沙乌地阿拉伯减少国家经济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并预计在2030年将10%的主要电力来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从2004年到2014年间,增加了100万个工作机会,但大多为聘请国外人才或便宜劳工。水资源的短缺与迅速增长的人口有可能限制该国实现农产品自足的目标。
沙特阿拉伯也进用大量移住劳工。根据菲律宾政府统计,沙特阿拉伯是海外菲律宾人之中最多人就业的目的地。
截止到2012年,沙特阿拉伯人口为28,287,855,其中包括640万居住在该国的外国人。直到1960年代,全国大多数人口为游牧或半游牧人口,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加快,目前超过95%的人口已经定居下来。一些城市与绿洲中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超过1000人。
在1990年代早期,沙乌地阿拉伯的人口分布十分不均,东西部沿海与内陆绿洲地区人口稠密,而内陆其他大片的沙漠地区则几乎无人居住。
沙乌地阿拉伯的公民中,九成为阿拉伯人,余多为邻近的非裔或亚裔移民。这些移民主要来自于红海沿岸地区,他们受雇至沙乌地阿拉伯工作。另有一定数量的亚裔人口,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此外,境内也有不到10万西方人士。
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公布2010至2012年「潜在净移民指数调查」(Potential Net Migration Index)发现,全球最具移民吸引力排名第一是沙乌地阿拉伯。
沙特全国至今没有一家对公众开放的电影院(沙特阿美公司内的电影院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电影院,是沙特仅有的两个电影院)。第一部在沙特阿拉伯拍摄的电影是女导演海法·曼苏尔(Haifaa Al Mansour)于2012年拍摄完成的《脚踏车大作战》。第二部沙特电影就是麦姆沙柏(Mah Sabbagh)自编自导的《巴拉卡恋上芭拉卡》(Barakah Meets Barakah)。沙特阿拉伯于2017年12月11日宣布解除对电影院长达35年的禁令,从2018年初开始允许电影院开放。
法律规定所有国民必须是穆斯林。约85-90%的沙特人是逊尼派,而什叶派穆斯林人口约10-15%左右。官方和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沙特阿拉伯就是俗称的瓦哈比教派,属近代伊斯兰教复古主义派别,在18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比创立,他常常被形容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清教徒式的”,“不宽容的”或“超保守”。然而支持者认为其教义寻求净化,任何创新或做法却偏离7世纪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同伴们的教义。占少数的什叶派面临就业和宗教仪式的迫害。
沙特阿拉伯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内极端保守派别瓦哈比派为国教,沙特阿拉伯外交政策以在世界各地传播瓦哈比信仰为重心。
沙特管理着伊斯兰教最重要的两大圣地:第一圣地麦加和第二圣地麦地那。同时沙特国王的正式头衔是两圣地监护人。
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建于1964年,最高国防会议为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国王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为穆罕默德·萨利赫·哈马迪上将。军队分正规军和国民部队。正规军平时实行志愿兵役制,战时实行义务兵役制,一般兵种服役期两年,特殊兵种服役三年。
武装部队总兵力约10.6万人,其中陆军约7.3万人,编3个装甲旅、1个空降旅、1个步兵旅、1个王室警卫团、23个炮兵营;海军约1.1万人,组成红海和波斯湾两支舰队;空军约1.8万人,编攻击机中队、截击机中队等。此外还有国民警卫队、边防部队、特种安全部队和海上警卫队等。
沙乌地阿拉伯公路长达221,372公里,但柏油路的部分仅有47,529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的部分亦只有3,891公里的长度。大多数高速公路从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向外延伸,由于位于炎热的地区,所以道路不仅要能够抵挡高温,也要避免将强烈的阳光反射到驾驶者的视线。
由于沙乌地阿拉伯过度依赖陆运与空运,铁路方面的投资相对较少。另一项捷运系统在麦加,一条长约18公里的轻轨,营运始于2010年。截至2014年,沙乌地阿拉伯铁路总长1,378公里,全都是1.435公尺轨距的标准轨,铁路长度位居世界第81位。
在沙乌地阿拉伯的港口是主要用于运输石油产品,由沙乌地阿拉伯港务局负责海运业务。主要的港口在波斯湾的达曼、红海的吉达;其中,吉达是全国最大港口,每年有4,010,448的货柜量。
沙乌地阿拉伯在空运方面,截至2013年,共有214座机场,其中82座机场已完成跑道的铺设,剩余的132座则尚未铺设。另外,提供直升机升降的停机坪,在这214座机场之中只有10座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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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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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妥玛
威妥玛(;威妥玛拼音:Wei Tʻo-ma);),全名汤玛斯·法兰西斯·韦德,是19世纪的英国外交家与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曾荣获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及巴斯勋章。
威妥玛与翟理斯创造了一套用于拼写中文普通话的罗马拼音系统,即威妥玛拼音。
威妥玛出生在英国伦敦,其父亲韦德少校(Major Wade)是黑卫士兵团成员,其母亲Anne Smythe是来自爱尔兰韦斯特米斯郡的新移民。他在哈罗公学和剑桥三一学院受过教育。他曾在爱奥尼亚群岛的团队中服役,将休闲放在对意大利语和现代希腊语的学习中。
威妥玛自1842年镇江之战跟随英军到中国后,留居中国长达43年之久。
威妥玛在华期间根据汉语的特点,制作一种基于拉丁字母的汉语拼读方法,日后被称为威妥玛拼音。
威妥玛于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广东话翻译。
1852年年任上海副领事。
1854年太平天国期间,清政府未能有效管理江海关(上海海关)。英、美、法联合接管江海关管理权后,威妥玛任江海关的税务司(海关首长)。
1866年2月,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的威妥玛拜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否则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制裁。
1869年至1882年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
1874年介入调停牡丹社事件。
1875年(同治十四年)2月21日,由于英国人马嘉理在云南被当地人杀死,演变成外交事件。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斡旋下,英国公使威妥玛与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6年8月21日在山东芝罘(即今烟台)谈判,同年9月13日,双方签订《中英烟台条约》。英国则取得从北京进入、经过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到进入印度的特权。
1883年,威妥玛返回英国,三年后将他的4,304册中文藏书捐赠予剑桥大学。
1888年,任剑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
威妥玛的妻子是知名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的女儿爱蜜莉亚·赫歇尔(Amelia Herschel, 184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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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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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位素
同位素()是某种特定化学元素之下的不同种类,同一种元素下的所有同位素都具有相同,质子数目相同,但中子数目却不同。这些同位素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占有同一个位置,因此得名。
例如氢元素中氘和氚,它们原子核中都有1个质子,但是它们的原子核中分别有0个中子、1个中子及2个中子,所以它们互为同位素。
弗雷德里克·索迪借由衰变链分析,在1912年证实同位素存在。
约瑟夫·汤姆孙在1913年首次发现稳定元素同位素的证据。弗朗西斯·阿斯顿通过实验,证明了氖的两种同位素的存在。
可用于部分身体结构的检验,及检测历史物品的历史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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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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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力学
理论力学主要研究刚体的力学性能及运行规律,是力学的基础学科,由静力学、运动学和动力学三大部分组成。也有人认为运动学是动力学的一部分,而提出二分法。
主要研究对象为简单物体,包括质点、质点系、刚体和刚体系。
研究内容主要是对简单物体进行受力分析。
包括几何静力学和分析静力学。
依照研究对象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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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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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
金日成(,),原名金成柱(),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父」、先后任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和总书记。由1948年开始,直至其去世一直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掌权长达46年之久,也是金日成主义的核心。其子金正日和孙金正恩亦先后接掌政权。
执政期间在其与苏联、中国两边交好下,朝鲜透过外交往来、经贸手段获得大量援助,生活水准一直高过韩国,直到1970年代末情况才被扭转。1992年被朝鲜授予“共和国大元帅”军衔,1998年修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宪法规定他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
1912年4月15日,金成柱生于日治朝鲜平安南道平壤府古顺和面(今平壤市万景台)一个农户家庭。本籍为全州金氏,父亲为金亨稷,母亲为康盘石。外祖父康敦煜是长老会牧师。1925年,他随父亲逃亡到中国,在吉林省抚松县第一小学就读了一年,其后进入吉林市毓文中学。
1932年,金成柱介绍张蔚华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受中国共产党东满特委派遣到安图县创建了安图游击队。其后历任汪清游击大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三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三团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三师(后改为第六师)师长;1938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兵力相当于一个营)指挥,在此期间他取名为金一星,后改为金日成。
1937年6月4日,金日成指挥抗联第六师攻打朝鲜境内普天堡的日军守备队,杀死两名日本人。但是根据日本学者佐佐木春隆的考证,此行动实际上是吴成仑组织的,后被金据为自己的功劳。另根据佐佐木春隆的考证,游击队的行动还包括了绑架朝鲜人作苦力,和绑架富有人物(对象除了日本人,也包括自己的同胞朝鲜人,还有中国人、白俄人等,只要有钱,他们一律都绑)索要赎金。
1941年,在日本关东军重兵围剿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损失惨重,部队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支队,金日成任支队长,同年他率部撤往苏联境内,1942年,任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苏联第二远东方面军第88步兵侦查旅,中国人周保中任旅长)第一营营长,大尉军衔。1945年,从苏联乘坐军舰返回朝鲜北部,在消灭朝鲜共产主义者代表玄俊赫和民族主义者代表曹晚植后成为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共产党头号人物,建立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
关于金日成在朝鲜建国前的生涯有很多争议,许多来源表明他借用了“金日成”这个名字。1945年苏联远东军命令宣传专家格里戈里·梅克列尔(,Grigory Mekler)帮助金日成当上朝鲜领导人,梅克列尔在苏联解体后表示,他发现金日成的名字是从已故的指挥官那里借用的。而据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Leonid Vassin回忆,金基本是“从零创造”,金的朝鲜语十分差劲,他花了三天学习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他准备的讲稿,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大会上宣读,他需要专门辅导,才能发表对朝鲜群众的演讲。而根据韩联社2009年8月12日的报道,在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中找到的一份美国军政时期的资料显示,美军政厅认为金日成原名金成柱,金成柱是抗日英雄金日成的侄子,在金日成死后顶替了他的名字。
早在1937年11月18日,朝鲜的京城新闻就发布了金日成被满洲国军击毙的报导。在满洲国军的官方月刊《铁心》上,也发表有“金日成匪贼讨伐详报”的详细记录。普天堡的居民声称,他们见到的金日成约为40岁左右。朝鲜总督府逮捕的共犯朴金喆和朴达供述,袭击普天堡的金日成当时36岁。然而,后来成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金日成,当时应当是25岁。正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李命英、朴甲东等学者认为,这两个金日成并不是同一人。此外,日本学者和田春树也对金日成的身份表示怀疑。
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欢迎苏联军队的集会,金日成出现在集会上,金日成被苏联方面宣传为抗战的英雄,但金日成的名字早已在朝鲜家喻户晓。很多人认为金日成是个上年纪的老将军;而当时金日成只有33岁,因此被质疑是冒牌货,苏联方面让金日成返回故里以消除冒充的传言,而金日成在返国之前曾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会面,金日成被苏联扶植为在朝鲜的领袖,亦实际是苏联在朝鲜的代理人。
关于金日成将军传说,他的传说特征有“陆军士官学校出身”、“乘白马”、“活动地在白头山”“参加早期义兵斗争”等。有金擎天(符合陆士出身、乘白马)、金一星(符合义兵斗争、待在白头山)等四人为传说原型的说法。
1946年2月8日,苏联在朝鲜半岛北部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扶植金日成为委员长。3月1日,金日成在平壤的一次集会上遭遇未遂的暗杀,有人向他投掷手榴弹。一位名叫的苏联士兵将手榴弹压在身下,以保护金日成,因而失去了右臂,并且其腹部受重伤。这名士兵后来被授予朝鲜英雄的称号。翌年,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改组为北朝鲜人民委员会,金日成仍任委员长。
1948年9月9日,他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被选为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和朝鲜内阁首相,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金日成两次向苏联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并要求提供武器支援。但苏联没有同意缔结条约。而根据苏驻朝大使斯季科夫报告,斯大林批准苏联远东军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之计划。1949年2月,金日成提议率团对苏访问。斯大林同意。3月,双方在莫斯科讨论。金日成提出武力统一朝鲜,希望得到苏联支持。斯大林对金日成明确表示,朝鲜可以选择在此时以武力手段统一朝鲜半岛;但此计划必须报告毛泽东,听听毛泽东意见,如果毛泽东同意,他不会反对。苏联支持朝鲜的计划,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他们的间谍了解到美国的核武库存数量有限,故相信杜鲁门政府不会挽救南韩。1950年5月13日,金日成和朴正爱等到达北京,说明斯大林已经同意朝鲜主动进攻韩国,朝鲜统一是可能的,但问题的最终决定必须取得毛泽东同意。5月15日,毛泽东告知金日成中国赞成斯大林的分析,同意金日成统一朝鲜的计划。毛泽东虽然知道金日成准备进攻韩国,却并不清楚金具体的动手时间和详细计划。
5月29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西特库克通报,已收到斯大林答应提供的主要武器与技术援助设备,准备在1950年6月发起进攻,6月10日前朝鲜人民军各部队将全部集结到预定进攻地点。
1950年6月7日,金日成向朝鲜半岛南北人民发出呼吁,要求8月5日至8月8日在全朝鲜半岛举行大选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并且号召于6月15日至6月17日在海州市召开协商会议。6月11日,北方金日成占领区的三名代表越过三八线,打算向韩国各政党领导人递交和平统一国家的呼吁书,遭到韩国政府逮捕。6月25日,朝鲜向韩国进攻,朝鲜战争爆发,金日成时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朝鲜人民军开战初期势如破竹,迅速占领韩国首都汉城和韩国绝大部分领土,并把韩军和少量美军包围在釜山一带。9月15日,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通过仁川登陆后击退朝鲜人民军攻势,金日成一开始拒绝让应毛泽东命令7月就集结在东北的洪学智部队入朝作战,但10月1日韩军越过三八线进攻战前的朝鲜领土后,金又改变主意向毛泽东请求援助。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内多日激烈争论,中国于10月5日同意出兵援朝。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参战。在等待中国出兵期间,朝鲜首都平壤被联合国军占领,朝鲜人民军败退到鸭绿江边的中朝边境一带。中朝联军随后在云山、长津湖、价川等地取得数次战斗胜利,12月收复平壤,1951年1月重占汉城。此时,斯大林也派遣苏联空军进入朝鲜境内参战。
1951年4月,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发动反攻,重占汉城,将中朝联军赶回三八线以北。随后交战双方在三八线陷入僵局,之后虽有1951年夏季攻势与上甘岭战役等数次战斗,但双方实际控制线一直不再有大的改变。随着支持延续朝鲜战争的斯大林在1953年3月5日逝世,在主张立即停战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调节下,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正式签字,朝鲜战争结束。1953年2月7日,金日成因其在朝鲜战争中的功绩,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军衔。
1951年1月31日,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策突然死亡后,时任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完全掌握了军队的全部权力。1953年和1955年先后以“美国间谍”的罪名,处决了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者和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南朝鲜劳动党领导人李承烨、朴宪永。之后金日成又陆续清洗了以许嘉谊为代表的亲苏派和以金斗奉、武亭、崔昌益为代表的亲华派(即延安派)的力量。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庆祝十月革命的大会上,金日成要求毛泽东遣返之前逃到中国的朝鲜亲华派遭到毛泽东拒绝,金日成为此十分恼怒,称驻朝的中国军队侵犯了朝鲜主权,毛泽东于是决定从朝鲜撤军。1958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金日成在1966年成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之前是委员长),在1967年至1968年全面清洗了劳动党内最后一批反对派成员甲山派后,在1972年兼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由他一人全面掌握了朝鲜党政军的绝对权力,成为独裁者。1992年4月,被授予“大元帅”称号,1998年修改的《朝鲜宪法》规定他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废除国家主席一职。
在金日成的领导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一个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系。1956年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提出反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金日成一方面指责苏联是“灰色分子”、“社会主义背信者”,另一方面指责亲中派是事大主义,并提出了自己的主体思想,其中结合了他自己的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他发表的文章和讲话被编辑入38册《金日成著作》。
朝鲜全国有超过500座金日成的雕像。最为知名的几座位于金日成大学、金日成体育场、万寿台山、金日成桥等。据报道有一些雕像受到了朝鲜的异见者的爆炸破坏或是涂鸦丑化。纪念“永远的领导者”的“永生塔”也在全国四处树立,民众被要求在他的官方生日和逝世日时进行敬拜。在朝鲜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新婚夫妇要在婚后马上去最近的金日成像前献花。
每个朝鲜人出门也要佩戴别有金日成肖像的襟章,以表明是朝鲜居民和对金氏忠诚。
在朝鲜战争中金日成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巨大帮助,虽然朝鲜在战前希望达到的统一半岛和其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但正是由于这场战争,金日成得以继续统治朝鲜。
中苏论战导致中苏关系破裂后,朝鲜在中苏两国之间摇摆,左右逢源,以求保证自身最大利益。1961年6月24日,朝鲜公布金日成即将访问苏联,并签订《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即,中国邀请金日成于访苏后访华。7月,《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双方以中方45.5%,朝方54.5%的比例划分了中朝边界在长白山地区的走向,朝鲜跟中国的反修主张一样,在内部文件中指责赫鲁晓夫为“在领袖(斯大林)坟墓上跳舞的人”“社会主义背信者”。1965年苏联加大援助以争取朝鲜,朝鲜倒向苏联,派人越境到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进行煽动,指责中国搞“教条主义”“大国沙文主义”。1966年12月,金日成在苏联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面,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愚蠢至极”,朝鲜将会摆脱中国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8年1月23日,美国海军间谍船普韦布洛号在朝鲜东岸的元山外海进行情报搜集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船长以及几名船员被击伤,一名船员死亡。经过外交谈判,1968年12月,美国接受朝鲜提出的要求,承认错误、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朝鲜同意释放人质但宣布没收该舰。82名被俘船员以及死亡船员的遗体在板门店移交给美方。苏联勃列日涅夫政府对朝鲜此次事先未告知苏联的轻率挑衅行为非常不满。1970年,美苏缓和,苏联不再支持朝鲜对抗美国,中朝关系又迅速恢复,金日成历史性重访中国。毛泽东甚至改变了在中南海宴请的习惯,主动到金日成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去会见他。此后,金日成每年都会到访中国,甚至一年两次,一直维持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
1972年5月2日,金日成与大韩民国国家情报院部长李厚洛在平壤会面,两人举行了两次会谈,同年朝韩双方发表南北共同声明。
1976年8月18日上午10点半,联合国军方面派人去砍一棵位于三八线朝韩非军事区内阻挡住韩方视线的树,朝鲜突然派出1名中尉和9名士兵前往现场要求中止砍树。联合国军负责人博尼法斯上尉指出这一作业是在韩国领土上进行的,是合法的。朝鲜人民军士兵用斧头、棍棒殴打联合国军,斗殴持续了约4分钟,博尼法斯上尉被砍死,美、韩各有4人重伤。事后位于汉城龙山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立即进入戒备状态,美军中途岛号航母进驻朝鲜海峡。但双方最后相互谅解,并未发生冲突。
1988年,在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与韩国总统卢泰愚的共同努力下,苏联宣布派团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并准备与韩国建交,朝鲜则与苏联断交并驱逐所有苏联在朝人员。1990年9月30日韩国与苏联建交后,朝鲜政府发表声明,猛烈抨击苏联同韩国建交,指责苏联此举是因“改革”而陷入困境和混乱、走上衰退没落道路时发生的,指出苏联已不是过去坚持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苏联,而蜕变为其他性质的国家。朝鲜还指出,苏联同韩国建交的结果是从法律上承认朝鲜存在两个国家,从而采取了逆朝鲜统一行动的分裂主义行动。1990年12月,朝鲜通知苏方关闭其设在平壤的苏联新闻社和《共青团真理报》平壤分社。
中国因六四事件而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局面。为打破僵局吸引外资,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资金支持,决定抛弃以往对朝鲜的承诺,开始寻求与韩国建交。1992年7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特别约谈刚刚从非洲访问归来的国家主席杨尚昆和外交部长钱其琛,决定派钱其琛赴朝通报中国决定与韩国建交的立场。据钱其琛回忆,此次金日成接见中国代表团时间之短、气氛之平淡前所未有,甚至惯例中的宴会招待也没有出现。曾有传言称朝鲜为抗议中韩建交而在1993年国际奥委会会议上拒绝投票支持中国北京申办奥运会,使得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权落到了澳大利亚悉尼手中。这种外交冷淡一直持续到1999年,中朝双方的高层互访才得以恢复。1992年以后20年间,朝鲜甚至向越南出售了300多枚弹道导弹,足以威胁中国城市。
金日成于1994年7月8日因心脏病逝世,享年82岁,结束46年的统治。去世前,金正日因病治疗,而国内及国外问题给予金日成极大的困扰。国内农业工作仍然疲弱,经济停滞;国外方面,前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访问平壤,原因是朝鲜在六月被美国指试射核武器,因而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卡特访朝给金日成带来了来自韩国总统金泳三邀请金日成访问汉城(今首尔),并举行首脑会议的消息,但最终未能成行。
有说法指金日成死前一天,曾到地方考察粮食收成,深夜返回妙香山别墅后,得悉知战友赵明选因脑溢血病逝,这是短短一个月,金日成第三位老战友去世,令他深受打击。他后来得悉平壤烽火医院医生因害怕承担责任,没有替赵明选动手术急救后,勃然大怒,要求追究医生责任。因怒急攻心导致心脏病发作,但别墅并无急救药物。朝鲜当局试图将金日成送往平壤奉化医院,但当晚遇上狂风暴雨,首架直升机在妙香山坠毁。当第二架直升机赶至时(凌晨2时),金日成的心脏停止跳动。
金日成去世后,最高人民会议于1998年修改的宪法规定他为共和国永远的主席,原来国家主席一职被取消。金日成的遗体现被永久保存于平壤的锦绣山议事堂(1994年改名锦绣山纪念宫,2012年改名为锦绣山太阳宫)。
2014年7月10日,南韩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指金日成遗体正在腐烂,头部和身体萎缩,皮肤剥落及变色,身上出现很多黑斑,参访民众更直接坦白地形容:「像条脱水的干鳕鱼」。
金日成的第一任妻子为金正淑(或写作金贞淑),生有两子一女:金正日、金万一(俄文名为舒拉,1947年在平壤溺死)和金敬姬。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为金圣爱,生有两子一女:金英一,金庆真,金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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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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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
11月3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07天(闰年第308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5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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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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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区
海拉尔()位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大兴安岭西麓的低山丘陵和呼伦贝尔高平原的结合带上,位于346千米的海拉尔河上游。
海拉尔区是呼伦贝尔市政府所在地,位于正阳街道广场路,是呼伦贝尔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讯中心。面积1440平方公里,人口35万,以汉族居多数,还有蒙、回、满、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26个民族。
始建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伊敏河左岸正式建城。又因其地位于呼伦、贝尔两湖间,于是名之呼伦贝尔城。清末民间以呼伦贝尔城在海拉尔河附近,故亦称之为海拉尔城。
民国九年(1920年)实行存旗设县办法(即蒙不归县、汉不属旗),设呼伦县,县署设在海拉尔旧城西大街,海拉尔受辖于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呼伦县署、中东路海拉尔铁路交涉分局。1940年5月,根据满洲国第八十九号命令,定海拉尔为市,称海拉尔市。
2002年2月撤市改区,为海拉尔区。
海拉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中部偏西南,大兴安岭西麓的低山丘陵与呼伦贝尔高平原东部边缘的接合地带,区域范围为东经119°30′48〃—120°35′36〃;北纬49°5′44〃—19°27′15〃。
位于大兴安岭西麓的低山丘陵与呼伦贝尔高平原交接地带。东高西低,属于“海拉尔内陆断陷盆地”,地貌类型多样,海拔高度在603.0—776.6米之间,相对高差170多米。形成三个地质单元,谢尔塔拉东山二个构造台地,以及“海拉尔盆地”。前者以高平地为主,后者以低平地和河滩地为主,地貌类型可分为低山丘陵、高平地、低平地和河滩地。
海拉尔属中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由于纬度偏高,远离海洋,加之大兴安岭的屏障作用,使湿润的海洋性气候团的影响减弱,大部分时间在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如下区域气候特点:春季多大风而少雨,蒸发量大;夏季温凉而短促,降水集中;秋季降温快,霜冻早;冬季严寒漫长,地面积雪时间长。
海拉尔地表水包括海拉尔河、伊敏河及湖泊沼泽。地表水量较为丰富。地下水分为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孔隙潜水、丘陵区岛状多年冻土承压水、海拉尔盆地承压水3种,含量十分丰富。
教育事业保持较快发展。海区有中等职业学校1年,全年招生1 192人,在校生2 604人,毕业生650人。普通中学校23所,全年招生8 071人,在校生22 190人,毕业生7 940人。小学17所,招生2 244人,在校生16 121人。特殊教育学校1年。在校生240人。幼儿园8所,在园幼儿2 0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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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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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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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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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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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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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旗
澳大利亚国旗是蓝船旗的变异:即蓝色旗面,靠旗杆侧上角有英国米字旗,靠旗杆侧下部有一颗大型白色七角星——澳大利亚联邦之星;其余部分有四颗较大的白色七角星与一颗较小的白色五角星,代表的是太平洋上空的南十字星座。这面旗帜是从1901年发起的国旗设计比赛中获胜,再经修改由英国君主爱德华七世在1903年批准的。最初这面旗帜主要用于海军的军旗,而米字旗才是更常用的国家象征。1954年英国女王访问澳大利亚时正式确定这面旗帜为澳大利亚的国旗,但直到1960年代,这面旗帜才完全取代米字旗,成为国家的象征。
澳洲国旗上有三个突出的图案:英国国旗(表示其为英联邦一份子)、英联邦之星和南十字星。米字旗被认为是象征澳洲作为的英国殖民地的历史 ,也有观点认为此设计展示了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英联邦星最初只有六个角,相当于的六个同盟的殖民地。然而,在1908年,英联邦星增加了一个角,象征(后来独立成为巴布亚纽几内亚)和未来的殖民地。而南十字星则是在南半球看到的星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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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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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
元音,或称-{母音}-,是音素的一种,与辅音相对。元音是在发音过程中由气流通过口腔而不受阻碍发出的音。
发元音时,气流从肺部通过声门冲击声带,使声带发出均匀震动,然后震音气流不受阻碍地通过口腔、鼻腔,通过舌、唇的调节而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元音时声带必然震动,这叫做浊音。也有的语言发元音时声带不振动,发出清元音(voiceless vowel)。
元音并非在所有的语言中都与元音字母一一对应,一些元音字母的组合也可以表示特殊的元音,比如汉语中的某些复韵母;某些语言中一些元音字母在某些情况下不发音,如法语中元音字母“e”在词末。
元音分两大类: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大多数元音都是舌面元音,如国际音标的[a]、[e]、[i]、[o]、[u]等等,而汉语很多方言中有一类在其它语言中很少见的舌尖元音,发音时舌尖紧张,包括平舌音(或者称舌尖前音)如汉语拼音zi、ci、si的韵母,和翘舌音(或者称卷舌音、舌尖后音)如汉语拼音zhi、chi、shi、ri的韵母。
在元音四角图中,横轴代表是元音舌位,纵轴代表的是元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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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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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节
音节()是构成语音序列的单位,也是语音中最自然的语音结构单位。例如:英语单词“water”()就是由“wa”()和“ter”()两个音节构成的。一个音节通常都包含一个音节核(syllable nucleus,通常由元音充当),此外还可能有音节起首和结尾的界音(margin,通常由辅音充当)。
音节通常被认为是词语在音系学层面上的“建筑材料”,它会对所属语言的节奏、韵律、诗律以及语言的轻重音模式产生影响。
音节文字早在第一个字母产生之前数百年就已经出现,有记录的最早音节出土于苏美尔文明时期的乌尔市,这些音节书写在一批粘土版上,时间是约公元前29世纪。由象形文字向音节文字的转变被称作是“文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进步”。
只由一个音节构成的词(如英语单词dog)称为单音节词(monosyllable)。类似地,由两个音节构成的词称为双音节词(disyllable),而由三个音节构成的词称为三音节词(trisyllable)。多音节词(polysyllable)可以指由一个以上音节构成的词。现代汉语中则称为复音词。
在大多数音系学理论中,一个音节(用希腊字母σ表示)从结构上一般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由辅音充当。在部分语言中是必有成分,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则是可能出现或是限制出现的成分。
由响音充当,在大多数语言中是必有成分。
由辅音充当,在部分语言中是可有成分,而在另一些语言中的出现受到严格限制,甚至不得出现。
人们通常认为音节是右分叉(right-branching)的,即:音节核和音节尾二者合称为韵基(rime,也作rhyme),而这两者只在第二个级别上才相互区别。然而,某些语言传统的音节描述法则认为音节是左分叉(left-branching)的,即:音节首和音节核相结合,在较高的层级上与音节尾相区别,这二者合称为韵体(body)或韵核(core):
“右分叉结构”术语,与音节首相区别,可再分为音节核和音节尾。
“左分叉结构”术语,与音节尾相区别,可再分为音节首和音节核。(这一成分未在右图中出现)
在一些理论中,音节首单指辅音部分,因而有必要在音节核之前再增加一个成分:
与“音节首”基本同义,但不包含半元音(semi-vowel)。
介于首位(如果存在)和音节核(或韵基)之间的滑音(glide consonant)。
与首位相区别,是韵基的延伸。
尽管每个音节都有一定的超音段特征,但是除非这一特征与不同的语义相关联(例如在声调语言中),否则这一特征就可以忽略。
可能负载于整个音节上或是音节中的韵基部分之上
在若干语音学理论中,上述音节结构可用树形图(tree diagram)加以表示(这种表示法近似于某些用来表示句法结构的树形图)。然而,并非所有的语音学家都赞同“音节有内部结构”这一观点,事实上,一些语音学家对音节是否是理论上存在的实体(theoretical entity)持怀疑态度。
音节核通常是指音节中部的元音,音节核之前的音段称为音节首,而其后的音段称为音节尾(音节尾“coda”一词的字面意义就是尾巴“tail”)。以上三者有时也可统称“音节骨架”(shell)。韵基这一术语包括了音节核和音节尾。在英语单音节词(例如“cat”)中,音节核(即可以单独发出响亮声音的部分)是a,音节首是c,音节尾是t,韵基是at。类似cat这样的单词,它们的音节结构可以抽象地描述为“辅音–元音–辅音”(consonant-vowel-consonant),或其缩略形式“辅元辅”(CVC)。根据不同的语言所具有的不同音位配列(phonotactics),对构成音节首、音节核和音节尾的语音类别有互不相同且差异颇大的限制条件。
多数音节都含有一个音节首。有些语种将音节首限定为只能是单一的辅音,而其他语种则允许复辅音充任音节首,但其规则也各不相同。例如,英语的音节首可能为pr-、pl- 或是tr-等情形,但不能是tl-;可能是sk-,但一定不会是ks-。然而在希腊语中,tl-和ks-都是可能存在的音节首。另外,古典阿拉伯语中则完全不允许复辅音充当音节首。
有些语种要求每个音节都必须有一个音节首,在这些语言中,类似于英语单词“at”这种零音节首(null onset)的现象是不可能存在的。但这种现象其实并不是初看起来那么奇怪,因为大多数有这一要求的语言都允许一个音节以声门塞音作为音节首(所谓的“声门塞音”,就是指如同“uh-oh”这两个单词之间的那种语音,国际音标中记为)。另外,在英语和其他大部分语言中,只要一个音节以元音开头,并且这一音节发音之前有停顿,那么不论在该语言中声门塞音是否是一个单独的音素,发音时,音节开头都会自然地带上一个声门塞音。因此,由于含声门塞音的音节一般只有位于某一单词之后发音时,这个声音才能为人们所听见,所以在语音层面上区分“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和“以声门塞音后接元音开头的单词”的语言并不多。然而,夏威夷语以及一些其他的南岛语系的语言却的确存在着这一区别(例如,在夏威夷语中,的意思是“火”,而则表示“金枪鱼”)。
这就意味着,“含有零音节首的音节”和“含有声门塞音的单词”这两者的区别,通常而言只是纯粹在音系分析(phonological analysis)层面上的区别,而并非音节真正发音时的区别。在某些情况下,当一个(被公认为)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在另一单词之后发出的时候,这个单词发音时是否插入了声门塞音,就表示这个单词是否应当被视作含有一个零音节首。例如,在不少罗曼语族的语言(如西班牙语)中,音节发音时始终不会有这样一个声门塞音。而在有些情况下,英语音节发音时的确带上了声门塞音,然而这是由于诸如语速等原因而导致的结果。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上面谈到的这两种语言的单词是真正的“以元音开头的单词”(vowel-initial word)。但是也有例外,例如:若一个单词后面跟随着一个通常认为是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德语和阿拉伯语都要求在两个单词之间插入一个声门塞音。然而对这类“通常认为是以元音开头的单词”,德语认为是以元音开头的,而阿拉伯语则认为是以声门塞音开头的。这种看法上的不同是与两种语言所具有的其他属性有关的。比方说,对于德语,声门塞音不可能出现在除音节开头之外的其他地方(如辅音之前或是词末),而阿拉伯语则不同。在阿拉伯语中,声门塞音不仅出现在音节开头,也能出现在音节的其他地方(例如古典阿拉伯语/saʔala/“他问”、/raʔj/“看法”、/dˤawʔ/“光亮”),而当声门塞音处于交替关系中,其独立的音素地位就可以明晰地显示出来(例如古典阿拉伯语/kaːtib/“写作者”与/maktuːb/“写了的”;/ʔaːkil/“食用者”与/maʔkuːl/“被食用”)。
某一语言所使用的文字形式并不一定是与该语言的音系分析相对应的,这一点体现在文字对(可能的)零音节首不同的处理方式上。比方说,在某些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中,起首的声门塞音是省略不写的;而相反地,一些不使用拉丁字母书写的文字,例如辅音音素文字和元音附标文字,其文字系统中有专门用来标写零音节首的“零辅音”(zero consonant)。例如:谚文字母中,符号ㅇ就专门用来表示零音节首,该符号可能出现在一个谚文字的左侧或上部,如역(车站)。该谚文字读作yeok,这一音节的音节核是双元音yeo,音节尾是k。
一般来说,每个音节都要有一个音节核(有时也称为音峰(peak)),最简单的音节仅由音节核构成,例如英语单词“eye”()或“owe”()。音节核通常是元音(包括了单元音(monophthong)、双元音和三合元音(triphthong)),不过有时也可能是成音节辅音(syllabic consonant)。迄今为止,最常见的成音节辅音是响音(sonorant),比如、、、或。不过也有一些语言中含有所谓的“成音节擦音(syllabic fricative)”(也称“擦音型元音(fricative vowel)”),而在汉语音韵学系统中,常用的则是“舌尖元音(apical vowel)”这一术语(然而,该术语尽管与“成音节的擦音”有关联,但两者并非同义词)。至少在汉语普通话的部分方言中是有这种语音的,这一点让汉语普通话显得独树一帜。例如汉语拼音音节sī、shī、rī的其中一种发音分别记成。还有一些语言,例如努哈克语(Bella Coola/Nuxálk),甚至允许塞音或清擦音(voiceless fricative)作音节核。然而,随着语言学家从不同方面对于这些语言现象的分析,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类音节根本就不存在音节核,而另一些语言学家则称,“音节”这一概念无法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明确地加以使用。具体内容可参见下述与 无音节语言有关的争论。
音节尾(coda)指音节中音节核(通常是元音)之后的辅音部分。韵基是音节尾与音节核二者的合称。某些音节只由音节核构成,而不含音节尾。另外,一些语言的音位配列规则将音节尾限定为只能是某几个或某一个辅音,而另一些语言允许所有的辅音音素甚至是辅音群作音节尾。
一个不含音节尾的音节(音节组成形式为V、CV、CCV等)称为开音节(open syllable,亦称自由音节,free syllable),比如,。而含有音节尾的音节(音节组成形式为VC、CVC、CVCC等)称为闭音节(closed syllable,亦称急煞音节,checked syllable),比如,。请注意:这里的“开音节”“闭音节”与“开元音”(open vowel,又称低元音)“闭元音”(closed vowel,又称闭元音)没有关系。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允许开元音的存在,而有一些语言(如邹语、夏威夷语)不允许闭音节的存在。
以下是一些含有音节核和音节尾的单音节英语单词,即闭音节:(下列单词分析中的κ指音节尾、ν 指音节核)
以下是一些以音节核结尾,而不含音节尾的单音节英语单词,即开音节:
音节的韵基部分(rime或rhyme)包括了音节核和可有成分音节尾。这一术语常用于研究诗韵,而在言语活动中,当说话者需要延长或强调某个词时,其延长或强调的部分也是音节韵基部分。
韵基通常是指一个音节中从第一个元音音素起到音节结尾为止的这一部分。例如at、sat和flat三个词的韵基都是。不过,在一些语言中,音节核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元音。比方说bottle和fiddle这两个词第二音节的韵基就是流音(liquid consonant)。
“rime”和“rhyme”是一个词的两种不同的拼写形式,不过二者中较为罕用的“rime”这种形式有时也可用来特指“音节的韵基”(syllable rime),以和“诗韵”(poetic rhyme)这一概念相区别。但有些语言学家不采用这种区分方法,也未见于大多数的词典中。
最简单的音节结构分析模型将每个音节分为可有的音节首、必有的音节核以及可有的音节尾三部分。
然而,相比于线性关系(音段模型)而言,在音节的各个组分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层级关系,这一点争论颇多。这一层级模型将音节核和音节尾组合出了一个中间层级——韵基。层次模型说明了“音节核+音节尾”这一组分角色在韵文中的作用。即形如cat和bat这样押韵的词之所以是“押韵”的,是因为这两个词的音节核和音节尾都是相同的,或者说两个词的整个韵基是相同的。层次模型也用于区分重音节(heavy syllable)和轻音节(light syllable),这一区分也可用于音系变化过程的研究,例如古英语词scipu和wordu的历时语音变化。
正如韵基可分叉为音节核和音节尾一样,音节核和音节尾二者自身也可再分叉为多个音素。
在一些东亚语言的音系学(特别是汉语音韵学)中,音节结构发生了扩展,使之包含了一个额外的音节可有成分——中间位(medial)。它处在音节首(在该情境下常称为“首位(initial)”)和韵基之间。中间位一般是一个滑音(glide),但在重构的上古汉语中也包含流音(liquid)中间位(在现代的语言重构版本中主要为,而在更早期的语言重构版本中主要是)。同时,不少中古汉语的重构版本中存在着和在中间位上的语音对立。在音系学层面上,这其中的音位所起的是滑音的作用,而不是音节核中的一部分。另外,不论是重构的上古汉语还是中古汉语版本,其中都包含了复杂的中间位形式,如、、和。从音系学的角度上说,中间位与韵基可归为一个整体,而不与音节首归为一组。此时,二者可总称为尾位(final)。
一部分语言学家会将术语“尾位”和“韵基”混用,尤其是当他们讨论现代汉语的语言变体时更是如此。然而,在汉语音韵学中,明确“尾位”(包含中间位)和“韵基”(不含中间位)之别,对理解中古汉语时期的韵书和韵图是尤为重要的(这二者是中古汉语的一次文献),因此大多数作者仍会依照上述的定义区别这两个术语的用法。
在大多数语言中,音节发音时的音高和音高曲拱变化(contour)都可以用来传达意义之间的细微差别(shades of meaning)。例如用以表达强调或惊诧,或是用以区别陈述和疑问。但是在声调语言中,词语的音高会影响其基本的词汇意义(lexical meaning)(如同英语中的“猫”“狗”之别)或语法意义(如同英语中的过去时与现在时之别)。这种音节的音高差异及其不同变化,称为声调。其中,一部分声调语言只用音高本身(即“高音”或“低音”)来区别意义,而另一些声调语言,特别是诸如汉语、泰语和越南语等的东亚语言,其音高本身和音高的曲拱变化(即平调、升调、降调和曲折调之别)同样也有区别意义的功能。
重音节是指含有分叉韵基(branching rime)的音节(即以辅音结尾的闭音节)或是含有分叉音节核(branching nucleus)的音节(即音节核部分是一个长元音或双元音)。总之,这就意味着音节核之后跟着的要么是两个辅音,要么是一个尾位辅音。“重音节”这一名称是一种比喻(metaphor),其根据是:树状图中的音节核或音节尾之下有分叉线条。
在一些语言中,重音节可以包括“元音—元音(VV)”型(即音节核有分叉)和“元音—辅音(VC)”型(即韵基有分叉)两类。这两类重音节和轻音节对立,后者可以标记为“元音(V)”型。在另一些语言中,重音节只包括“VV”型一种,而另外两类音节都归为轻音节。部分语言中还有第三种不同的音节——超重音节,包括了“元音—元音—辅音(VVC)”型(即音节核和韵基均有分叉)或是“元音—辅音—辅音(VCC)”型(即音节尾含有两个或以上的辅音)或是两者兼属。
在莫拉理论(moraic theory)中,重音节包含两个莫拉(mora)(也称韵素、音拍),而轻音节有一个莫拉,超重音节有三个莫拉。日语音系学主要就是用这种方法描写日语音节的。
许多语言中不允许出现超重音节,还有相当一部分语言甚至不允许出现重音节。有一部分的语言会刻意保持各音节音重的相同,比方说,在意大利语中,在重读且没有尾位的音节中,若出现了短元音,它会与闭音节同现,而长元音则会与开音节同现,以使每一个这样的音节都是重音节,而不会是轻音节或是超重音节。
音节的音重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哪个音节是重读音节,这一现象存在于诸如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等一些语言中。许多古代语言(例如古希腊语、古拉丁语和梵语)的诗律就更多考虑音重而较少考虑重音,这就是所谓的“音长韵律”(quantitative rhythm)或“音长诗律”(quantitative meter)。
世界上最早的文学院——盖伊·萨伯维持会(Consistori del Gay Saber)曾通过举办“弗洛拉诗歌比赛(Floral Games)”来奖励最佳的游吟诗人,冠军奖品是金紫罗兰(violeta d'aur)。该会的成员之一居延·穆利尼耶(Guilhem Molinier)曾在他的一本书中给出了关于音节的定义。这本旨在规范和繁荣奥克语诗学界的书,名为《爱的法则》(Leys d'amor,1328–1337)。
以下是《爱的法则》一书中关于音节定义的一段诗,从左至右分别为奥克语原文、英语译文和汉语译文。
超音段(suprasegmental)特征的适用域是整个音节,而非某个特定的语音,这就是说,超音段特征会影响一个音节的所有音段。超音段成分主要包括:重音、语调、Stød(丹麦语)。
有时音节长度(syllable length)也可算作是一种超音段特征:例如在一些日耳曼语族语言(Germanic language)中,长元音只能与短辅音同现,反之亦然。然而,尽管这些语言的音节成分可分析为长短两类音素的组合,但其中的辅音双音化和元音音长实际上是相互独立的,例如芬兰语和日语等一些语言便有此种现象。
音位配列(phonotactic)规则决定了音节的每一部分允许哪些语音出现,不允许哪些语音的出现。英语允许相当复杂的音节结构的出现:其音节开头部分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tring和splash),结尾部分最多时也偶尔会出现四个辅音的情况(如prompts)。不少其他的语言对音位配列的要求比英语严格。例如日语中只允许辅音音位和时位(chroneme)充当音节尾。同时,日语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存在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的,因为日语音节的音节首最多只允许一个辅音充当。
在希伯来语、阿拉伯语等一些语言中,是不允许空音节首(empty onset)存在的。例如Israel(以色列)、Abraham(亚伯拉罕)、Omar(奥马尔)、Ali(阿里)和Abdullah(阿卜杜拉)等一些名字在内的一部分词,虽然在英文转写时没有音节首,但在原语言中,它们事实上是由半辅音性质(semiconsonantic)的滑音或声门辅音(glottal consonant)、咽辅音(pharyngeal consonant)充当音节首的。相反的情况也存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伦达语(Aranda language)的某些音位分析认为,该语言不允许任何音节首的存在,因此所有音节的底层形式都是“元辅(辅)”(VC(C))式的。
国际音标中的点号(.)是用以标记音节的界限的符号。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国际音标的标写方式通常是用空格分词然后按词标写的,此时,这些空格也常被认为是音节的界限。当词的界限出现在音节中间(即音节跨越词界)时,可用一个连接线表示联诵。
音节划分,也称音节组构(syllabification),指的是把一个词(不论是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上)划分若干音节。在大多数语言中,用于言语中的真正的音节是书面音节划分的基础。比方说,由于在现代英语拼写法中语音和字母的对应关系很微弱。因此,书面形式英语单词的音节划分不得不主要依据其词源(etymological)(即形态(morphological)),而非根据其发音规则来进行。因此,英语“书面上”的音节和真实言语中的口语音节并非一一对应。
“音节划分”这个术语也可用以指辅音音素充当音节核的过程。
通常情况下,处于元音之间的单辅音常归入后一音节(即:,例如),而元音之间若有两个辅音,则一般分别归入前后两音节(即:,例如)。但在古教会斯拉夫语(Old Church Slavonic)等一些语言中,凡是能够出现在词首的辅音群都归入后一音节,因此,例如pazdva一词可分析为(这一分析方法也说明,该语言对音位配列规则的要求是使每个音节都为开音节)。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在某些语言中,归入后一音节的都是那些能够出现在词尾的辅音。
在英语中,对于出现在元音之间的辅音(特别是出现在重读音节之后、非重读音节之前的辅音)应当归入前一音节还是后一音节,是存有争议的。例如单词better,有时分析为,有时则分析为。一些语言学家就此提出了一个概念,称这样的词语为“音节两栖(ambisyllabic)”的词语。然而,威尔斯(2002)认为这不是一种有效的分析方法,他认为英语的音节区分仅仅存在一种情况,即。
在英语中,辅音可同时被分析为一个音节的音节尾和下一个音节的音节首,正如bellow可分析为bel-low一样,这称作“音节两栖现象”(ambisyllabicity)。这一理论认为,类似a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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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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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词语是词和短语(又称词组)的合称。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而短语是有多个词组成的整体。
词的音节与音节之间或字与字之间若插入成分,意义改变;相反,短语中的特定位置插入成分,原有意义保留。比如“白菜”中加入“的”,就变成了“白的菜”,意义显然发生了变化,再如,在“看书”中加入“一本”,则原有的意义依然保留。因此称“白菜”是词,“看书”是短语。
汉字,如:“我、家、有、个、大、书、百、步、气、糖”等可以独立成词,也彪
以和其他字合成一个新的词,如:“我们、家庭、富有、个性、大众、书包、百科、跑步、天气格兰、葡萄牙”等等也是不能再拆分的词。
外文中也有词,例如英文dog。几个词可以组合成短语,例如英文a big dog。dog和a big dog均为词语。
中文的词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分类方法很多,有人按照词的音韵、或内部结构来分类。
连绵词又称「联绵词」、「连绵字」,它是指不能拆开来解释的词。连绵词有这些分类:
单字合成下列几种结构: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补充式、重叠式、附加式。
汉语中有一些含拉丁字母或希腊字母的词(这些“字母词”能不能算汉语和是否应该引入汉语具有争议),其中来自英语首字母缩略词的词较多,形式有
其他情况:
由两个以上的词组成。根据词性成份,可分为并列、同位、偏正、动宾、补充、主谓、连动、兼语、介宾等。
由两个以上,意义和词性相关的词语并列组成,不需要介词或连词连接,例:“美丽聪慧”、“高大威猛”、“唱歌跳舞”、“海陆空”、“天上人间”、“地府阴曹”。
由两个以上词语组成、从不同角度指同一事物的短语,例:“我们两个”、“咱们仨”、“宝岛台湾”、“世界最长的建筑物——万里长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台湾作家龙应台”、“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东方之珠香港”。
前面的词修饰、描述后面的主要词语而组成,例:“美丽上海”、“美国总统”“美好家庭”、“非常高兴”。
前面的动词支配后面的词(宾语),例:“清洗衣服”、“编写新书”、“制作蛋糕”、“穿越森林”。
后面的词(补语)补充前面的动词(谓语),例:“看得入神”、“笑成一团”、“走得飞快”、“变得不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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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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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算术
《九章算术》九卷,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数学著作之一,《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其作者已不可考。一般认为它是经历代各家的增补修订,而逐渐成为现今定本的。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天文演算法算书类。
《九章算术》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共九章,分为二百四十六题二百零二术,不但是汉代重要的数学著作。在中国和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古代数学的系统总结,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发展有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研究,西汉的张苍、耿寿昌曾经做过增补和整理,其时大体已成定本。最后成书最迟在东汉前期,但是其基本内容在西汉后期已经基本定型。九章算术将书中的所有数学问题分为九大类,就是“九章”。
1984年,在湖北出土了《算数书》书简。据考证,它比《九章算术》要早一个半世纪以上,书中有些内容和《九章算术》非常相似,一些内容的文句也基本相同。有人推测两书具有某些继承关系,但也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九章算术》没有直接受到《算数书》影响。
由于《九章算术》中只是列出了例子及一般的算法,却很少有任何解释和说明,所以有很多人曾为《九章算术》作注,提出了简括的证明,证明了些算法的正确性。较为著名的有在三国时期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刘徽为《九章》作注,加上自己心得体会,使其便于了解,可以流传下来。唐代李淳风又重新做注(656年),作为《算经十书》之一,作为国子监算学馆的教材和明算科的考试项目。
《九章算术》共收有246个数学问题,分为九大类,在一个或几个问题之后,列出这个问题的解法。
《九章算术》对自然数即正整数及其运算没有给予论述,但却加以广泛应用,以自然数的基础上编写。虽然不是论述分数的专书,但是对于分数的意义、性质、四则运算论述完备。例如:合分术(加法)、减分术(减法)、乘分术(乘法)、经分术(除法)、课分术(比较大小)、约分术(简化分数)与平分术(平均数)。
《九章算术》出现负数概念,方程章为了配合方程术的算法,给出正负数的加、减法则。减法为「同名相除,异名相益,正无入负之,负无入正之」。加法为「异名相除,同名相益,正无入正之,负无入负之」。其中「除」是减,「益」是加,「无入」是指没有对方,不过乘除法并未记载。
《九章算术》对自然数、分数、正负数以及一些特殊无理无给予一定的论述,基本上具备实数系统的雏形。
粟米章所述今有术,即是四项比例算法,按术文「以所有数乘所求率为实,以所有率为法,实如法而一」。
今有术在《九章算术》应用非常广泛,为一种解题的基本算法。另一种常用的算法是衰分章的衰分术,为配分比例算法。其术文为:「各置列衰,副并为法,以所分乘未并者各自为实,实如法而一」。
《九章算术》以列衰的倒数为列衰,称为反衰术。反衰术就是衰分术与反比例相结合的算分。而衰分术与反衰术相结合的算法,就是均输章的均输术。《九章算术》不但有正比例算法、而且还有反比例算法、复比例算法、连比例算法以及配分比例算法。这些算法都是以今有术为基础,发展而汇集起来的各种算法。
盈不足术是中国古代一种解算术难题的算法。一般算术应用题,都有确切答案。盈不足术为了推算答案,预先设立一个数字作为答案,依题目核算,若结果合问题,所设之数就是答案;若不合问,非盈即不足;通过两次假设,即可利用盈不足术求出答案。这类问题共有五种,即一盈一不足,两盈、两不足、一盈一适足、一不足一适足。《九章算术》则汇集这五种问题,并给出算法。
盈不足章除了拥有算术应用问题外,还包括一些初等超越方程问题,用这种模式算法解出前一类问题得到确切解,用以解后一类问题则得近似解。
《九章算术》论述的几何图形,多为直线型和圆型的图形,根据算田亩的需要,《九章算术》论述方田、圭田、邪田、箕田、圆田、弧田、环田及宛圆的面积算法。另外由于土木建筑的需要,《九章算术》还有论述直线型立体和圆型立体图形的体积算法,这些体积算法的编排,由简单到复杂,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
勾股计算,《九章算术》分为四类问题。有勾股互求、勾股整数、勾股两容、勾股相似。
勾股互求,即是已知勾股的一般线线,推求其他线段。勾股整数,即是《九章算术》给出推求勾、股、弦,都是整数的算法。勾股两容,为推求勾股形内接正方形及内切圆的算法。勾股相似,为利用相似勾股形性质,进行简单测远、测高的算法。
《九章算术》对几何问题的处理,分为三部分,有体积算法、面积算法、线段算法,分别隶属于商功、方田、勾股三章。
《九章算术》列出的平方术、开立方术以及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可以看作中国古代代数学的主要内容。《九章算术》记载的这些算法非常详尽,经由这些论述,可以了解中国古代代数学发展的成果。
开平方术、开立方术,不但可以解出二项二次方程、二项三次方程,而且可以解出一般的二次数值方程和三次数值方程。它是中国古代解出高次数值方程的基础,在数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地位。
方程章所论「方程」,地位相当于今天线性方程组。所论「方程术」,为所谓「直除法」。「直除」是连续相减的意思或累减的意思,「直除法」为连续相减消元法,在理论上、算法上与今天加减消元完全一样。
在方程章所列十八题中,有的相当于二元一次方程组,有的相当于三元一次方程组,也有的相当于五元一次方程组。其中第十三题为:「今有五家共井,甲二绠不足,如乙一绠;乙三绠不足,如丙一绠;丙四绠不足,如丁一绠;丁五绠不足,如戊一绠;戊六绠不足,如甲一绠。如各得所不足一绠,皆逮。问井深,绠长各几何」。所问是六个未知数之值,依题意只能列出五个一次方程,可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不定方程组。
《九章算术》总结了自先秦以来的中国古代数学,它既包含了以前已经解决了的数学问题,又有汉朝时新发现的数学成就。一般认为,它在数学史上,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初期代表作。
《九章算术》问世之前的中国先秦典籍中,记录了不少数学知识,但是却没有《九章算术》的系统论述,尤其是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从简单到复杂的编排体例,从而形成中国传统数学的理论体系。因而后世的中国数学家,都是从此开始学习和研究,唐、宋时,为国家明令规定的教科书,北宋时由政府刊刻,又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
《九章算术》中有许多数学问题都是世界上记载最早的。例如,关于比例算法的问题,它和后来在16世纪西欧出现的三分律的算法一样。关于双设法的问题,在阿拉伯曾称为契丹算法,13世纪以后的欧洲数学著作中也有如此称呼的,这也是中国古代数学知识向西方传播的一个证据。
《九章算术》对中国古代的数学发展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清朝中叶。《九章算术》的叙述方式以归纳为主,先给出若干例题,再给出解法,不同于西方以演绎为主的叙述方式,中国后来的数学著作也都是采用叙述方式为主。历代数学家有不少人曾经注释过这本书,其中以刘徽和李淳风的注释最有名。
《九章算术》隋、唐时,流传到了日本和朝鲜,对其古代的数学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更远传到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现已译成日、俄、英、法和德等多种文字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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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瑜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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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瑜 (中国)
李瑜(1939年-),中国当代诗人,原籍安徽巣县。
1939年生于重庆,1964年从武汉志愿迁徙新疆,时任《乌鲁木齐晚报》副总编辑,乌鲁木齐市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李瑜著有《准葛尔诗草》、《啊,伊犁河水漂白了我的军衣》、《战争与城》、《为了爱情,巴格达不嫌远》、《汗血马》、《黑罂粟》等诗歌集,同时写有《小巷系列》等小说作品集,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协新疆分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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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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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语
混合语()是指多种语言融合产生的语言。目前已知的混合语都是两种语言的混合。虽然语言间的相互借用和影响非常普遍,但是真正的混合语并不多。混合语的产生有可能标志着新的民族或文化群体的产生。
混合语、克里奥尔语和皮钦语的区别是:
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混合语有诶话、五屯话、倒话、瓦乡话、猫家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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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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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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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术
天元术是中国古代的代数学方法之一种,是中国古代建立高次方程的方法。1248年,金代数学家李冶在其著作《测圆海镜》、《益古演段》,以及元代数学家朱世杰的《算学启蒙下卷》《四元玉鉴》,都系统地介绍了用天元术建立二次方程。元代数学家王恂也广泛使用天元术解高次方程。例如在授时历中“问半弧背一度下,黄赤道矢弧若干”一题,王恂用天元术建立和求解四次多项式方程 formula_1
其中“天元”相当于现在的未知数,“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现代数学中的“设某某为formula_2”,用天、地表示方程的正次幂和负次幂,根据问题设未知数,列出两个相等的多项式,进行多项式运算,最后列出有待求解的方程。
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创立天元概念的是北宋平阳蒋周所著的《益古集》,随后有博陆李文一撰《照胆》,鹿泉石信道撰《钤经》,平水刘汝谐撰《如积释锁》,处州李思聪《洞渊九容》后人才知道有天元。
李冶在东平获得刘汝谐撰《如积释锁》,书中用十九个单字表示未知数的各个formula_3至formula_4的幂:
后来有太原彭泽彦出,反其道而行,以天元在下。
《益古集》,《照胆》,《钤经》,《如积释锁》,《洞渊九容》等早期天元术著作今已失传。李冶在《测圆海镜》中使用天元在上的天元术。后来李冶又著《益古演段》,采用天元在下的次序。朱世杰《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卷下也采用天元在下的次序。
在天元术中,一次项系数旁记一“元”字(或在常数项旁记一“太”字)。
“元”以上的系数表示各正次幂,“元”以下的系数表示常数项和各负次幂)。
例:李冶《测圆海镜》第二卷第十四问方程:formula_5
“元”以下的系数表示各正次幂,“元”以上的系数表示常数和各负次幂
例一:
李冶《益古演段》卷中第三十六问中的方程=formula_6 用天元术表示为:
其中“太”是常数项,算筹 打斜线表示该项常数为负数。
“元”相当于未知数x
例二:
朱世杰《算学启蒙》下卷第四问
将代数方程
formula_8
表示为天元方程:
例三:
朱世杰《四元玉鉴》《一气混元》
根据条件 黄方乘直积得二十四步
formula_12
formula_13(立天元一为勾)
由此得方程
formula_14
解之,得勾=3
天元术与阿拉伯代数虽功用相同,但方法迥异。天元术可解高次方程,阿拉伯代数只能解一次,二次方程。天元术解根只求正根,但阿拉伯代数解二次方程得二根。
《益古演段》
《算学启蒙》
《四元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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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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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天说
盖天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学说。认为天像一个圆锅盖在大地之上,故名“盖天说”,与浑天说和宣夜说并称为「论天三家」。
据《晋书·天文志》记载:“其言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极之下为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三光隐映,以为昼夜。天中高于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万里。北极下地高于外衡下地亦六万里,外衡高于北极下地二万里。天地隆高相从,日去地恒八万里。”
盖天说最早在西周时期已经出现,当时认为天尊地卑,天圆地方,认为“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穹隆状的天覆盖在呈正方形的平直大地上。这是盖天说的雏形。后来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几种不同的见解。由于圆盖形的天与正方形的大地边缘无法吻合。于是又有人提出,天并不与地相接,而是像一把大伞一样高高悬在大地之上,地的周边有八根柱子支撑着,天和地的形状犹如一座顶部为圆穹形的凉亭。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女娲补天的神话正是以此为依据的。到战国时期,对上述的盖天说开始发生怀疑,于是修改成“天似盖笠,地法覆槃”,就是说天好像斗笠那样是圆形的,地像是覆盖着倒放的盘子那样,并且认为北极位于天穹的中央,日月星辰绕之旋转不息。
到了西汉,仍然有人坚持这种说法。当时成书的《周髀算经》就是盖天说的代表作。
盖天说通常把日月星辰的出没解释为它们运行时远近距离变化所致,离远了就看不见,离近了就看见它们照耀。这种解释比较牵强。盖天说被越来越多的天文观测事实所否定。西汉的扬雄提出了难盖天八事,否定了盖天说。
但是,盖天说在中国古代仍然有一定影响力。晋朝的虞耸提出的穹天论是盖天说的沿袭和发展。南北朝时还出现了浑盖合一说。
还有一种观点: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天圆地方,指的是道,不是形状。
用Squaring the circle这种观点看,天地根本就不在一个纬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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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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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或称金元四家,是指中国古代金元时期的四大医学流派。即刘完素的火热说、张从正的攻邪说、李东垣的脾胃说和朱震亨的养阴说。
宋金元时期是中医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称为“新学肇兴”。这一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人民生活贫苦,疾病流行,奠定了产生金元四大家的社会基础。由于实践的丰富,不少医家深入研究古代的医学经典,结合各自的临床经验,自成一说,来解释前人的理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刘主寒凉,张主攻下(汗、吐、下三法),李主补土(补脾),朱主养阴,大大丰富了中医理论。
金元四大家的学说标志着中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对后来的中医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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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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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是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一种观点,是指古代中国的四种发明,一般是指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
“三大发明”最早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出,后来被麦都思、马克思等学者认同。
培根在《新工具》里指出:“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我们现在很清楚地知道发明是来自中国的。后来马克思承袭了培根的说法,提到:“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这三个发明归于中国。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也沿袭培根的说法,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 ( 指日本 ) 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而李约瑟对这四大发明的赞美和强调,使得这一说法获得了中国的很大认同,并被写进了教科书。
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相传是由东汉时代的宦官蔡伦所发明,但是也有考古证据证明明,造纸术在更早时期就存在,而蔡伦只是一位改进造纸术的重要发展者、并且大规模投入商业使用。造纸术对知识的保存及资讯的流通有巨大影响。
虽然照古书记载,东汉(25年到220年)宦官蔡伦(63年到121年)发明了造纸过程,并建立了造纸新材料的使用,不过在中国发现的古老填充及包装纸制品 — 如天水放马滩纸地图 — 可追溯至前2世纪; 时至3世纪,做为书写媒介的纸已广泛为大众所使用,它取代了传统但更昂贵的媒介如竹简、帛书、木板、以及可后来入窑烧硬的湿黏土板等。 目前所知最早、上书文字的纸片是在阿拉善盟查科尔帖的一处烽火台遗迹里发现。当时正值110年,汉朝军旅在一次匈奴南侵后放弃驻防该地。 在105年由蔡伦确立的造纸过程中,将桑树树皮、麻纤维、旧亚麻布、与渔网混合物加水煮烂,均匀搅拌成泥;然后置入带芦苇织成底垫的木制平板木筛以捞起纸浆,这可在稍后抖掉水分并摊在阳光下晒干;P.S.汤姆表示该制程后来以压制过滤、精炼、抛光方式逐渐改进,得以生产出表面光滑、质地强韧的纸张。
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前身为中国古代的司南。是一种用于指示方向的工具,广泛应用于航海、野外探险等领域。早在古代已对贸易、战争和文化交流造成深远影响。
在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圣罗伦索特诺奇提特兰,一件来自奥尔梅克时代的古老赤铁矿手工艺品可追溯到大约前1000年,显示在当时中美洲有可能使用天然磁石的指南针,远较在中国所发明者年代更为久远。然而奥尔梅克文明中并不懂得如何提炼生铁,中国老祖先当时已发现如何提炼生铁,并将之与天然磁石接触以进行磁化。 古文献对天然磁石吸引铁以制备磁铁的描述于《管子》、《吕氏春秋》、 和《淮南子》 中提及。 到了汉朝(前202年-220年)开始使用指南北天然磁石磨制的勺碗状指南针,用来占卜与风水堪舆,尚未用在导航方面。 东汉王充(27年-约97年)在其所著《论衡》卷17是应篇第52说「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 虽根据根据李约瑟(1986)的研究,《论衡》卷16乱龙篇第47说提及另外两处相同文字提及磁铁吸力, 但学者李书华(1954)认为那是天然磁石,并指出,《论衡》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磁铁。
1044年出版的北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十五描述了用人造磁铁片制作指南鱼:将铁片或者钢片剪裁成鱼状,放入炭火烧红,尾指北方斜放入水,便形成热剩磁的指南针,可放在盛水的碗内,透过剩磁与地磁感应作用指南。《武经总要》记载该装置与纯机械的指南车并用于导航。
宋朝(960年-1279年)的沈括在其1088年著述《梦溪笔谈》中是第一位准确地描述地磁偏角(即磁北与正北间的差异)和利用磁化的绣花针做成的指南针的人, 而朱彧(活跃于12世纪)在其1119年发表的《萍洲可谈》中是第一位具体提到利用指南针在海上航行的人。
1123年宋朝派遣使臣取海路出使朝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用水浮指南针导航:“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观星斗前迈。 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 以揆南北”
宋代的航海指南针,除“南北”,还未见有其他方位。四十八方位罗盘用于航海的文献纪录,最早见于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针。历闽、广海外诸州港口,过七洲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蒲。又自真蒲行坤申针,过昆仑洋入港”。
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在《西洋番国志》的《自序》中叙述应用水浮罗盘的情况:“往还三年,经济大海,绵邈弥茫,水天连接,四望迥然,绝无纤翳之隐蔽。惟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头高低,度量远近。斫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
到了元代,指南针一跃而成海上指航的最重要的仪器了。不论昼夜晴阴都用指南针导航了。而且还编制出使用罗盘导航,在不同航行地点指南针针位的连线图,叫做“针路”。船行到某处,采用何针位方向,一路航线都一一标识明白,作为航行的依据。
四大发明中的火药除了可制作烟花和炮仗等,亦是一种炸药,被运用到战争上成为军事用途。据载起源于唐朝甚至秦朝。宋朝时期,约12世纪中期已经发展出具有一定杀伤力的单兵火器(火铳)以及连发式火器(连铳)用于弥补当时宋人战斗力不及金人的劣势。中国在实用性火器的使用上早于欧洲五个世纪左右。
而欧洲人约在13世纪时才懂得黑火药的作用,而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与改良,主要是粒状火药和火帽等发明,黑火药兵器乃逐步取代冷兵器,在陆地战争战术、攻城筑城技术以及海军战列舰的发展和战术等各方面,造成革命性的影响,而黑火药作为爆炸药和推进剂,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才逐渐被无烟火药、三硝基甲苯、苦味酸、季戊炸药、旋风炸药等新发明的炸药所取代,这些新炸药则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虽然有证可查的首次火药使用是在五代十国(907年-960年),不过已知最早火药配方的书面记录是在宋朝年间(960年-1279年),由曾公亮、丁度、和杨惟德在1044年《武经总要》里的记述。《武经总要》描述火药用于旋风车炮抛射引火球抛过城墙,或者用铁炼操作降低甩摆高度以击碎城墙。由水军船只搭载的霹雳炮(一种用火药弹丸的投石机)使得宋军在1161年采石之战大败金军,而元朝(1271年-1368年)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入侵日本时使用过。在13和14世纪期间,火药配方杀伤力变得更加强大(硝酸盐含量高达91%),且火药武器更为先进更为致命,这在明朝(1368年-1644年)由焦玉(活跃于14世纪至15世纪初)与刘基(1311年-1375年)军事著作《火龙经》中充分体现,书中记述铁铸轰天猛火火炮、攻城喷火器、地煞神机炮〔地雷〕、毒火药配方等军火。该书于刘基死后不久完成并由焦玉作序于1412年在南阳出版。
据载是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胶泥活字印刷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技术。但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并非现代印刷术的前身,而据李约瑟所论北宋制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有许多劣势的地方。它与造纸术一样对知识的保存和流通造成影响。另外,印刷术的发展与早期的印章无直接关系,古代印章在古埃及、古希腊、两河流域都有使用。美国考古学家在中亚土库曼斯坦安纳乌曾于2000年10月发掘出距今4300年的中亚印章,其文字仍有待考证。
雕版印刷:目前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成品是一单页版梵文撰写的《陀罗尼经》,该经是印在亚麻纸上,于650年至670年间出版,且在1974年于西安附近的唐代陵墓出土。 1966年,考古学家在韩国发现了一本微型《陀罗尼佛经》,该经内含唐朝女皇武则天(约690年-705年)颁行的则天文字。学者断定该经不早于704年,后来被珍藏在一座建于751年统一新罗时代的舍利塔里。 不过,已知最早一般大小的印刷出版书籍,是唐代(618年-907年)间刊行的《金刚经》。该经长5.18米(17英尺),卷轴格式,可追溯到唐懿宗咸通9年农历4月15日(即868年)。 学者李约瑟和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的记述表示金刚经的书法雕刻远较较早印行的单页版陀罗尼经更为先进,更为精巧。 另外,两个最古老的印刷农历日期为877年和882年,它们是在当时佛教圣地敦煌被发现;学者伊沛霞(Patricia Ebrey)写道,某些最早期印刷品为历书的发现并不出人意料,因为中国老祖先认为计算并标下哪天是否为黄道吉日有其必要。
活字印刷:宋朝(960年-1279年)沈括是第一位描述活字印刷过程的学者,在他写于1088年的著作《梦溪笔谈》中,将此发明归于不知名的工匠毕升(990年-1051年)。 随著烧结陶土字符的使用,沈括描述毕升制作字形、捡字排列、印刷、并在印刷后拆解留待后来使用。 毕升曾尝试木制活字,但木制活字一直要到元朝(1271年–1368年)王祯(活跃于1290年至1333年)的木模才趋完善。王祯亦将文字按照音韵组合置于有小隔间的转轮排字盘以方便捡字。 至于铜版活字要等到明朝(1368年-1644年)华燧(1439年至1513年)于1490年的印刷作品才趋完美。清朝(1644-1912年)山东泰安的学者徐志定于1718年发展出瓷版印刷。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Candan Jerome,1501-1576)于1550年最早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在此之后,让·博丹重申了同样的论断。
19世界法国汉学家雷暮沙认为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指南针钞票纸牌算盘和活字印刷都由蒙古传入欧洲。
指南针:宋沈括《梦溪笔谈》明确记载,中国宋代已有水罗盘和旱罗盘:
历史上最早记载到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是在中国北宋时期。朱彧(yù)在他的《萍洲可谈》一书中评述了当时广州航海业兴旺的盛况,同时也记述了中国海船在海上航行的情形,说道:“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萍洲可谈》成书于1111年-1117年间,但所叙述的是1086年的事。)
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
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指南针大约在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之际,传到阿拉伯,然后又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后来欧洲演变出旱罗盘,再于明代时经日本传回中国。
1584年西班牙历史学家传教士冈萨雷斯· 德·门多萨在所著《中华大帝国史》中提出,古腾堡受到中国印刷技术影响;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两条途径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经俄罗斯传入德国,一条途径是通过阿拉伯商人携带书籍传入德国。中世纪欧洲书写都用羊皮纸卷,并无“书籍”和“印刷”的概念。古腾堡以这些中国书籍,作为他的印刷的蓝本。门多萨的书很快被翻译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法国历史学家路易·勒·罗伊,文学家米歇尔·德·蒙田等,都同意门多萨的论点。汉学家安田朴曾以“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为题,论证欧洲的活字印刷术来源于中国。。
1240年前后,阿拉伯人从中国获得到火药的知识,称来自东方的硝石为“中国雪”,他们还知道烟花爆竹,称之为“中国花”,又称火箭为“中国箭”
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文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
现代有西方学者认为:除造纸有明确的证据是由中国传到西方的外(更准确来说,是间接促成非直接传承,类似文官制度),其他三项发明并无直接证据表明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这方面,有西方学者认为,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为中西方各自独立发明。中国方面在时间上早于西方,但传播不广、亦缺乏改进。西方虽时间上晚于中国,但传播广泛(亦重新传入中国,现代造纸术亦然)、精于改进,后世使用的火药、指南针和活字印刷直接是从西方发展而来的。
沈括早在宋朝就记载中国的磁针既有指南的也有指北的,但有人却认为中国的指南针一直是指南的,所以叫指南针。而西方的compass从一开始就是指向北方,因此叫指北针。另外,欧洲最初期的罗盘,只有十六个方位标示,少于同时期中国的二十四个。这表明中西方应当是独立发明指南针的。而现在使用的指南针都指向北方,明显是由西方发展而来的。
虽然中国在活字印刷的时间上可能稍早于西方,但没有证据表明活字印刷从中国传入西方,中西方交通的必经之地——沿途的阿拉伯国家并未发现活字印刷的相关文物,甚至还一度阻碍了中西交往。
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本土因单个汉字数目庞大必须制造大量活字,不如拼音字母活字简单,应用不太广泛,出土活字文物不多。1965年在浙江温州发现的《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是活字残本。十三世纪末出现木刻活字和陶瓷活字。1490年有华隧的铜活字本。1733年清世宗雍正,诏令制木刻活字,二十五万余梅木刻活字,在一年内全部完成。 一直到19世纪的晚清之前,中国的印刷多用雕版印刷;。
有声音认为中国有不少发明创造,根本不止四大发明,亦有中国学者认为李约瑟对中国的发明过分拔高。
在《全球通史》 一书中曾列出古代中国传播给西方并对其造成影响的诸多发明,当中包括:
方板链泵、轮式碾磨机、水力轮式碾磨机、水力冶金鼓风机械、叶片式旋转风选机、活塞风箱、拉式纺机、手摇纺丝机械、独轮小车、火车挂钩、航海运输、车式碾磨机、耕畜挽具、马蹬、胸带挽具、轭、石弓、风筝、直升飞机螺旋浆、活动连环画转筒、深钻孔法、铸铁、卡丹式悬架、平圆拱桥、铁索桥、运河船闸闸门、航海制图法、船尾舵、火药、火药用于战争技术、磁罗盘(磁石匙)、磁针罗盘、磁罗盘用于航海、纸、雕版印刷、活字印刷、金属活字印刷、瓷器
由于四大发明的说法来自于西方,因此近来有不少中国学者如余秋雨、王渝生等认为四大发明并不能代表古代中国的最高科技成就,并提出了新四大发明的说法。
此外,罗伯特·坦普尔基于李约瑟而提出中国一百发明之说,著 "The Genius of China" 一书,获得李约瑟肯定,作长达三页的序言,称之为自己《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光辉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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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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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消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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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 (消歧义)
澳洲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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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curid=6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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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f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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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infuck
Brainfuck,是一种极小化的程序语言,它是由Urban Müller在1993年创造的。由于fuck在英语中是脏话,这种语言有时被称为Brainf*ck或Brainf***,或被简称为BF。
Müller的目标是建立一种简单的、可以用最小的编译器来实现的、符合图灵完全思想的编程语言。这种语言由八种运算符构成,为Amiga机器编写的编译器(第二版)只有240个字节大小。
就象它的名字所暗示的,Brainfuck程序很难读懂。尽管如此,Brainfuck图灵机一样可以完成任何计算任务。虽然Brainfuck的计算方式如此与众不同,但它确实能够正确运行。
这种语言基于一个简单的机器模型,除了指令,这个机器还包括:一个以字节为单位、被初始化为零的数组、一个指向该数组的指针(初始时指向数组的第一个字节)、以及用于输入输出的两个字节流。
下面是这八种状态的描述,其中每个状态由一个字符标识:
按照更节省时间的简单说法,codice_1也可以说成“向前跳转到对应的codice_2状态”。这两解释是一样的。
第三种同价的说法,codice_2意思是“向后跳转到对应的codice_1”,codice_1意思是“向前跳转到对应的codice_2指令的次一指令处,如果指针指向的字节非零。”
Brainfuck程序可以用下面的替换方法翻译成C语言(假设codice_7是codice_8类型):
一个在屏幕上打印Hello World!的程序:
从键盘读取一个字符并输出到屏幕上。
这是一个连续从键盘读取字符并回显到屏幕上的循环。注意,这里假定0表示输入结束,事实上有些系统并非如此。以-1和“未改变”作为判断依据的程序代码分别是和。
通过移动指针保存所有的输入,供后面的程序使用。
把当前位置的值加到后面的单元中(破坏性的加,它导致左边的单元被归零)。
这个程序会把从键盘读来的小写字符转换成大写。按回车键退出程序。
首先,我们通过codice_9读入第一个字符并把它减10(10 在大多数情况下为换行符 LF 的值)。如果用户按的是回车键,循环命令(codice_2)就会直接跳转到程序的结尾:因为这时第一个字节已经被减到了零。如果输入的字符不是换行符(假设它是一个小写字符),程序进入循环。在这里我们再减去剩下的22,这样总共减掉32:这是ASCII码中小写字符和大写字符的差值。
下面我们把它输出到屏幕。然后接收下一个输入字符,并减去10。如果它是换行符,退出循环;否则,再回到循环的开始,减去22并输出……当循环退出时,因为后面已经没有其他的指令,程序也随之终止。
»[-]>[-]«< // clear cell #2 and #3
[-»+>+«<] // transfer cell #0 to #2 and #3
该代码以 cell #3 作为临时变量,将保存在 cell #0 和 cell #1 中的两个整数相加,
结果保存在 cell #2;同时维持原来的两个存储单元数值不变,方便以后使用。
代码运行前,设定指针指向 cell #0,
第一步,先将 cell #2 和 cell #3 清空,确保不会有脏数据影响运算结果;
第二步,将 cell #0 的数值转移到 cell #2 和 cell #3,随后利用 cell #3 这个来恢复 cell #0 的值;
第三步,将 cell #1 的数值转移到 cell #2 和 cell #3,随后利用 cell #3 这个来恢复 cell #1 的值;
最后,指针归位(回到初始位置,即指向 cell #0),方便后续运算。
»[-]>[-]>[-]«« // clear cell #2 and #3 and #4
<]
»»[-««+»»]«« // move cell #4 back to #0
跟上面的“加法器”类似,这个“乘法器”将保存在 cell #0 和 cell #1 的两个整数相乘,结果保存在 cell #2;同时维持原来的两个存储单元数值不变,方便以后使用。
更多代码解析请参见 https://github.com/moky/BrainFuck
[[Category:深奥的编程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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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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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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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琉
帕劳共和国(;帕劳语:Beluu er a Belau),通称帕劳(,旧称或),也称-{zh-cn:帛琉;zh-hk:帕劳;zh-tw:帕劳;zh-mo:帕劳}-,是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屿国家。全国有约340座岛屿,属于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加罗林群岛的西链,总面积为466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岛屿是科罗尔。首都恩吉鲁穆德位于临近岛屿巴伯尔道布岛,隶属于梅莱凯奥克州。帕劳的海上邻国包括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约3,000年以前,来自菲律宾的移民最先在这里定居;直到约900年以前,当地人种都属于尼格利陀人。群岛在16世纪初被欧洲人发现,1574年成为西属东印度群岛的一部分。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战争中被击败;1899年,根据德国-西班牙条约,群岛被出售予德意志帝国,隶属于德属新几内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帕劳被日本帝国海军占领,随后被国际联盟归入日治南洋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马里亚纳群岛及帕劳战事的一部分,美军与日军在此进行过多次小规模战斗,包括主要的佩莱利乌战役。1947年,帕劳同其它几个太平洋群岛一起成为美属太平洋群岛托管地的一部分。1979年,帕劳公投反对加入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根据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联合协定,帕劳在1994年完全独立。
1783年,葡萄牙人发现帛琉,但不久后被西班牙人统治。1899年由西班牙售予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本以C类托管地进行托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盟军攻占。战后于1947年由联合国授权美国以太平洋群岛托管地进行托管,1981年获准成立自治政府,称为「帕劳共和国」,并制定禁止贮藏及携入核武之「非核宪法」。
1986年美国以15年内分期提供4亿5千万美元经济援助及准许其独立为条件与帛琉签订为期50年之「自由联合协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依据该协定帛琉享有内政自治权并得与他国政府、区域暨国际组织签订条约及协定,涉外事务需与美方进行协商,国防亦由美军协防,美方还有权派遣核子军舰及军机至帕劳领域,且无义务承认或否认在帕劳部署核武;此一条件有违帛琉宪法中「非核条款」,故要求帛琉暂时冻结此一宪法条款。此协定先后7次遭到帕劳公民投票否决,直至1993年11月第8次公民投票始获通过,帕劳遂于1994年10月1日正式独立。
最早期的帛琉人可能来自波里尼西亚和亚洲。从该地各家族的起源传说可以看出,帛琉人可能混杂了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和波里尼西亚的人种。因此帛琉人在严谨的定义上,并非归属于密克罗尼西亚人(南岛民族)。
这个岛群早期被认为是「黑色群岛」,在澳大利亚在线图书馆中可以找到早期的地图和村落的描绘,也可以找到早期科罗州大酋长Ibedul有著纹身和耳洞装饰的照片。
近年的研究中,从C的定年结果和出土的考古证据,把这个岛群的历史带到了新的面向。在岛上发现的墓葬遗址显示,帛琉应该是整个大洋洲最早具有丧葬仪式的地方。但是对于帛琉人何时定居在此有两种说法,一个说法是西元前2500年,另一个则是西元前1000年。
在爪哇,这个远古时期跟帛琉有贸易往来关系的地区,曾经发现了佛罗勒斯人。2007年,有考古学者在帛琉的洛克群岛发现了疑似佛罗勒斯人的矮小体型的人骨遗留。这个发现可能会推翻以往的假设,但是目前这个研究发现仍有争议。
几千年来,帛琉有著发达的母系社会,一般认为是从爪哇迁移来的族群所带来的制度。传统上,土地、货币、跟头衔都由母系传承。氏族所有地,由女性的族长掌管并传给第一个女儿。但是当代也有实行父系传承制度,这是在日本殖民帛琉时所传入该社会。在二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试图把土地重新分配,转为个人所有权,并且也意图革除旧有的制度。现在这些法律的冲突仍在许多家族中上演。
帛琉总统为国家及内阁组织的最高元首,每四年由帛琉人民选举产生。
现任总统为-{zh-cn:小汤米·雷门格绍;zh-tw:汤米·雷蒙杰索}-,于2017年1月起担任第4任期帛琉总统,任期4年。
帕劳国会实行两院制,称为"Olbiil Era Kelulau",分参(Senate)、众(House of Delegates)两院。
参议员共13名,按人口比例由参议员选区(Senatorial District)选出,众议员共16名,由16个行政区各选出1名,两院议员任期均为4年。
现为第十届,于2016年11月1日改选,于2017年1月19日就职。
现任参议院议长:霍肯斯·鲍勒斯(Hokkons Baules) 2017年1月就任;众议院议长:-{zh-cn:萨比诺·阿纳斯塔西奥;zh-tw:安萨宾}-(Sabino Anastacio) 2017年1月就任。
帛琉共和国与66个国家及政治体建立外交关系,详见帕劳共和国建交列表。并在美国华盛顿与纽约、日本、菲律宾等地设立外交代表机构;日本及美国也在帛琉设馆,并派驻大使。
帛琉共和国与日本关系密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帛琉曾被日本帝国海军占领,随后被国际联盟归入日治南洋群岛。日本战败,帛琉独立后,曾选出日裔的中村国雄任该国总统。
帛琉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建交,引发中国施压,发出旅游禁令。2017年12月30日帛琉总统表示,目前并不打算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外交上将会有自己的决定。
两国现时无邦交。中国公民前往帛琉只能通过首尔、台北等中转站去帛琉。但中国政府已下令禁止所有中国公民前往帛琉旅游。
帛琉全国共分为16个州。除了最大的主岛群分成14州之外,余下的堡礁以南北再分为2州。这16个州名称如下:(以英文字母排列)
帛琉由一个大堡礁和无数小岛和较少堡礁构成。主岛本身其实也由多个小堡礁构成,较大的有安加尔、Babeldaob(Babelthuap)、Koror、Peleliu。亦因为当地有大量珊瑚,故其有大量是由海洋生物的尸体沉降累积而成的石灰岩,甚至成为其附近雅浦岛,雅浦岛石币的制作原料。全国有三分之二人口在旧都科罗尔居住。主岛群以北是Ngeruangel和Kayangel。主岛以西是Rock Islands,无人居住。西南部距离主岛群约600公里的西南群岛,也是帛琉的一部份。
以下是帛琉和其他地区的距离:
帛琉的气候属热带雨林气候,全年平均温度约28.9℃。全年皆为雨季,平均全年降雨量为380厘米,平均湿度为82%。虽然降雨主要集中在7月到10月,但这段期间也经常阳光普照。帛琉偏离台风主要路径范围,因此鲜少受到热带气旋影响,仅有2013年台风海燕以极高强度直袭帛琉,所幸未在当地造成严重伤亡。
在帛琉,热带雨林覆盖大多数的岛屿,有黑檀木、孟加拉榕树、面包树、椰子树、露兜树等,这些热带雨林形成绿意盎然的树海。同时帛琉还有野生红树林与热带大草原生态可以探访。
帛琉海底生物形形色色,场面壮观包括超过1,500种的多样鱼类、700种的珊瑚和海葵。其他值得一看的景观尚包括巨型蛤蜊、海龟、蝠𫚉鱼、灰礁鲨、海蛇、海牛等。靠近陆地之处,有入海口附近的鳄鱼、大蜥蝪。此外,尚可看到数十种鸟类、果蝠在洛克群岛的聚居地、在Angaur岛的猿猴、一些无毒的蛇类、小型蜥蝪及其他昆虫,而且在帛琉的陆地上,没有任何有毒的陆生动物。
帛琉政府指定了洛克群岛中7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作为海洋生态保护区,禁止民众进入,以充分保护海龟与海鸟的生态环境。
旅游业是经济的支柱,除此之外还有农业和渔业。在2000-2001财政年度,约有共50,000外国人来帛琉经商或观光。政府是本国最主要的雇主,但国家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尽管如此,人均国民收入是菲律宾和大多数密克罗尼西亚国家的两倍。帛琉的旅游市场正在倾向于吸引更多来自东亚的游客,并希望外国投资可以帮助他们兴建更完备的基础设施。
当地居民约20,000人,其中大部分为帛琉土著,属密克罗尼西亚人。少数族裔有来自菲律宾为主的亚洲人和少量欧洲人。三分之二的居民信奉基督教,当中天主教徒占大多数,其余的信奉其他新教派系。除了基督教外,当地一种叫"Modekngei"的地方宗教也十分流行。
当地官方语言为英语和帛琉语。其中三个州有地方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而在安加尔岛上,日语曾经是官方语言。目前安加尔全岛人口80人,所有人讲英语。
帛琉全国共有3个机场,分别位于主岛、贝里琉和安加尔岛上。其中帛琉国际机场为唯一的国际机场,位于主岛南部,埃拉伊州境内。
帛琉太平洋航空、大韩航空、达美航空和联合航空等提供连接香港、东京、首尔及关岛等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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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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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英语
新加坡英语(Singapore English)是指在新加坡人使用的英文。新加坡英语又有标准新加坡英语(Standard Singapore English (SSE))和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区分。
标准新加坡英语是一种正式的语言,它对语法方面的要求等同于标准英语;而新加坡式英语的语法则借自英语、泰米尔语、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汉语普通话和马来语,有克里奥耳语(混合语)的特征,它的发音也很独特。简单地说,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 不同于SSE)就是英文词汇加上混合语法后,再以中文为主体的语气和语调来说出的一种英语形式。
新加坡42%的人口出生在其他国家,很多同一种族的新加坡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第一语言。例如,在新加坡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华人家庭以说英语为主,有大约一半的华人家庭以讲华语为主,剩下的华人家庭以讲汉语方言为主。正因如此,新加坡人的英语水平与其家庭的语言环境有极大的关系,从而,其英语水平因人而异。
新加坡奉行英语教育政策,其教育英语与英式英语无异,但在生活中,新加坡人讲的英语常伴有一些口音和外来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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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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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商务区
中央商务区(,CBD)是指一个大都市里商业活动的集中地,这些区域可能同时是市中心,也有可能是市中心的一部分,甚至在市中心以外。一般来说,在历史较悠久的城市,商务区经常是市中心的一部分,或者是市中心以外的新建城区,而在新兴城市中商业中心区经常就是市中心。
日语和朝鲜语有「都心」或「繁华街」的用词,意指都市或都会区的中心部分,两者分别相当于中文里的“市中心”、以及“大街”或「闹区」。「都心」一词也逐渐于华文世界使用,尤其是台湾的新兴都市计划区,如新庄副都心等。
在新兴城市中,由于缺少历史中心区,商业中心区和市中心经常吻合。此类情况在北美洲特别普遍,在北美洲这种混合商业中心区暨市中心称为「」(原意指「下城」,但衍生泛指城市中心的繁华商业区或闹区),原因是纽约市较早期发展的区域为曼哈顿岛的南端,在地图上刚好是城市的下方「Downtown」,后来纽约市逐渐向北发展,相对的就形成了「上城」()。因此在北美洲可以泛指远离市中心的市郊或是住宅区,则成为市中心的代名词。而在同样是新兴城市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某些城市将此类混合商业中心区暨市中心称为“”,而其他城市则将其称为“”。
商业中心区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意为商业会聚之地。商业中心区大多设于国家或地区的主要核心地带,它集中了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拥有大量商务办公、酒店、公寓等配套设施,具备完善的市政交通与通讯条件,是适应工业社会人们需要就近办理商务、提高效率的需要而产生的。区内的各种完善设施通常包括甲级商业大厦、大型购物中心、政府及公共机构、康乐文娱设施等。此外,区内的可达度极高,公路干线、铁路、港口均设于区内的便利位置,方便市民由各区往来。近年来,一些大城市繁华地段的用地已变得极为紧张,以至于商业中心区要向地下发展。
另一方面,亦从都心发展出次一级商业中心或副都心地区。例如,东京的都心地区在银座、丸之内、日本桥、新宿一带,副都心地区在池袋、澁谷、赤坂、台场一带;首尔的都心在中区及钟路区一带,副都心在江南区及瑞草区一带。香港的商业中心区为中环及铜锣湾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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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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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文学
缅甸文学有始于蒲甘碑铭的说法,蒲甘时期著名的碑铭有《妙齐提碑》(《亚扎古曼碑》)等。
有一千年历史的缅甸文学,其内容主要是诗歌。这是因为缅甸语言的独特性,使它的韵律感很强。这对诗歌的创作很有帮助。此外,由于受到佛教文化影响,民众普遍倾向说实话而不是创作一个虚构的故事,所以,缅甸文学在过去的小说类型题材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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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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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扮演
在中文语意中,角色扮演一词可能意指下列含有演绎角色功能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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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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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
蒙古是亚洲大陆中部一个草原和沙漠遍布的高原地区的泛称。广义上的蒙古包括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的一部分、蒙古国,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南西伯利亚的部分区域,如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等。在大蒙古国建立之前的数千年,其他民族,如匈奴、汉族、鲜卑、柔然、突厥、回纥、黠嘎斯、阻卜、契丹等都曾在此活动。
大约在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进入今天的蒙古地区,其代表为大窑文化。然而直到前3世纪之前这个地区和周边发生的关系很少。
早期的亚洲大陆腹地的蒙古地区有四大以游牧为生的部落:丁零、月氏、匈奴、东胡。前209年,匈奴的冒顿单于建立了今蒙古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匈奴成为强大的游牧部落,并与秦朝、汉朝长期对立。然而,强大的游牧帝国并没有长久。经过激烈的内部纷争和外来的军事打击后逐步走向衰落,虽然在新朝时期,由于赤眉、绿林起义而统一并连年入侵,但是后来在48年匈奴分成南北两个匈奴,155年在鲜卑人征伐下北匈奴崩溃,最终在158年被丁零人打败;在216年南匈奴被曹操一分为五。秦、汉帝国在漠南地区南部设置郡县。
鲜卑的渊源尚无定论,一说认为其属于汉文史料上所谓的东胡部落之一。在2世纪中期,鲜卑在檀石槐的领导下崛起,并而建立了鲜卑国,占领了蒙古地区和中国汉朝北部的一些地区。并进一步渗入魏晋时期的中国北部边疆,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分别有有慕容鲜卑、秃发鲜卑、乞伏鲜卑、段氏鲜卑、宇文鲜卑、拓跋鲜卑建立的国家;386年,鲜卑的一支拓跋建立北魏,统一了五胡十六国之后的中国北部,维持统治直到581年。这个时期在蒙古地区活跃的民族还有敕勒。
402年,拓跋鲜卑的别支(奴隶)柔然的首领社仑称可汗。在之后的一百年中柔然称雄蒙古草原。北魏和柔然之间发生了多次战争。552年,柔然人在蒙古高原被突厥土门可汗击败,柔然汗国崩溃。
552年突厥击败柔然汗国成为蒙古地区的新兴王国。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汗国。并在屡次与隋朝的战争战败而走向衰落(参见隋与突厥之战);虽然在隋末唐初时因中国内乱而盛极一时并连年入侵,但是最终在630年,东突厥被唐朝征服并纳入疆域(安北都护府),但681年东突厥复国,并对武则天的武周连年入侵,对武周的边疆造成不同程度的摧毁。
回纥是敕勒的一小部分,原是突厥下属的部落。唐天宝三年(744年),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联盟在唐帝国军队的协助下,推翻了突厥汗国,杀突厥白眉可汗 。一开始唐和回纥的关系以和平为主。不过也在762年趁机敲诈混乱中的唐朝,并以掠夺洛阳城为条件收复洛阳从而对剿灭安史之乱起到一定作用。9世纪时,因为长期对吐蕃的战争造成内乱,加上统治无道而最终被黠嘎斯在840年出动十万重兵灭亡。
黠嘎斯灭亡回纥后,一部分回纥人因亡国而南迁契丹,大部分回纥人西迁中亚的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城邦。少部分留在原地,期间大漠南北都被黠嘎斯占领,其东部有突厥语族的阻卜部落,一直到924年被耶律阿保机打败。
契丹最早见于史籍是405年,渊源尚无定论,根据汉文史料的记录自称“青牛白马之后”,一说渊于段氏鲜卑部。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可汗。916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建立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因契丹人聚居区是在辽水上游一带,而且938年之后统治了当时中国的燕云十六州,所以被当时的燕云十六州的汉人俗称为“辽”,后来北宋人也沿袭此叫法,到1125年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为女真人所灭。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盛时疆域包括蒙古地区的大部,全盛时,疆域东北至今日本海,北至今蒙古国中部的色楞格河、石勒喀河一带,西到阿尔泰山,南部和北宋接壤。
1125年辽被从前其下属女真人的金国击败,耶律大石收拢残部西迁中亚建立西辽。此时大兴安岭以东的东北地区归女真人的金国,而蒙古草原依然是的突厥语族和蒙古人的部落。13世纪初蒙古人逐渐强盛,并在蒙古尼伦的乞颜部首领铁木真带领下于1206年最终成功消灭各部,并建立了大蒙古国,作为蒙古族历史的正式开始。后来发动了数次侵略战争,在1211年—1216年重创金国,并在1217年—1229年继续侵攻金国,在1205年—1227年间七次入侵西夏而最终彻底灭亡西夏、1218年灭西辽之后,在1219年底—1223年侵灭花剌子模帝国和高加索诸国和基辅罗斯诸国、后返回灭西夏,在1231年入侵高丽,在1234年3月9日彻底灭亡金国。
蒙古人的渊源尚无定论,一说认为蒙古人的祖先是以苍狼和白鹿为绰号的人的室韦人后裔,1127年,以尼伦和迭列斤两大部落为主体组成的蒙兀国建立。蒙兀国在12世纪时从今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和赤塔州一带迁徙到蒙古高原斡难河上游的。1146年其首领孛儿只斤·合不勒可汗击退金兵,金乃承认西平河(今克鲁伦河)以北之地为蒙兀王国领土,并岁以牛羊等。但这时的漠北草原的这些说突厥语的塔塔儿部、蔑儿乞、乃蛮部、克烈部、汪古部等突厥人部落互不隶属,合不勒孙也速该于1170年遭塔塔尔部首领杀害而导致蒙兀王国灭亡。
1196年—1204年铁木真陆续征服塔塔儿部、泰赤乌部、蔑儿乞部、乃蛮部、克烈部等诸说突厥语的游牧部落,并且在1204年使汪古部归顺,并于1206年在漠北建立蒙古帝国。蒙古帝国很快占领了整个蒙古地区,并四处出征,在历代大汗的努力之下,发展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
1259年蒙古帝国第四代大汗蒙哥汗逝世,其胞弟忽必烈争夺汗位未获普遍承认,于1271年在中国地区建立了元朝,蒙古语称为“大元大蒙古国”,并最终灭亡南宋,使元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继唐以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期间,蒙古帝国分裂成若干互不隶属的四大汗国、以及后来忽必烈在蒙古灭金基础上建立的元朝;直到元成宗时期,经过与四大汗国协商,才再一次取得了“大蒙古国”名义上的统一,确立了元朝为名义上宗主、元朝皇帝称“蒙古大汗”。蒙古高原地区自元朝建立后,隶属于元朝治下岭北行省。
明朝建立后,元朝在天顺帝的带领下退回漠北,被称为北元,活动范围在蒙古高原,南部则是明军与北元对峙的前线。1388年,北元覆亡之后,分裂出来鞑靼和瓦剌两大部。15世纪末,东部蒙古首领达延汗统一漠南蒙古实现“中兴”,侵占原属汉族地区的河套。1572年,蒙古首领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率土默特部入驻河套,并在今玉泉区境内建“库库和屯”城,在与当地汉族的相处过程中,土默特部从草原游牧过渡到定居生活。阿勒坦汗在此前和明朝订立的藩属关系,阿勒坦汗被奉为“顺义王”。明政府于万历年间赐汉名“归化”,意思是令少数民族归顺、化一,服从明朝廷的统治。
在大兴安岭以东的兀良哈地区,明初沿袭元朝设置了三个卫所,被称为“兀良哈三卫”;然而由于利益分配问题,三卫在明成祖时期与鞑靼部结盟,攻击明朝,并最终于明英宗时期彻底脱离明朝、投向瓦剌部。
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其他蒙古族居住的地方都归属了明朝,明朝廷先后设置了蒙古族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由原蒙古族领主担任并凭证世袭。
1618年(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反明。1626年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征蒙古察哈尔部。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年)改国号“大清”,并最终消灭南明,成为统治全中国的清朝(大清帝国)。其间塞外的蒙古诸部有的与清朝统治者联盟、联姻,如科尔沁部;有的则被清朝征服,如喀尔喀部、和硕特部、卫拉特部、察哈尔部、准噶尔部。最终当时整个东亚地区的蒙古部落隶属于清朝的治下。
清代将蒙古分为设官治理的内属蒙古和由札萨克世袭统治的外藩蒙古。外藩蒙古又称之为内札萨克蒙古(漠南蒙古十六盟)和外札萨克蒙古、科布多(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其中前者成为今内蒙古自治区的主体部分。清代后期的官方文书中出现了内蒙古和外蒙古的概念。内蒙古一词指内札萨克蒙古49旗,外蒙古则指喀尔喀4部(有时也包括科布多和唐努乌梁海)。清亡之后喀尔喀蒙古走向独立,而内蒙古则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分属于兴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后来国共内战中华民国离开大陆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设内蒙古自治区。
清朝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由各部定期会盟而形成的机构,旗是分解原来的部落而组成。盟旗中地位最高是各旗札萨克与藏传佛教的呼图克图。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之后,外扎萨克蒙古诸部中多有亲俄罗斯帝国、苏俄的王公,东蒙古有主张独立运动的民主人士,内扎萨克蒙古则多主张继续留在中华民国之内、建立自治政府。几经反复,最终外扎萨克蒙古中的布里亚特部在1923年成立苏维埃自治政府、最终并入苏联(今天是俄罗斯联邦的加盟共和国之一),原外蒙王公支持下建立的博客多汗国则在苏俄红军支持下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东蒙古和内蒙古的自治政府则先后加入了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中国共产党支持下设置了内蒙古自治区。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建立“人民革命政权”,1924年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定都库伦,改城名为乌兰巴托。1937年,在霍尔洛·乔巴山的领导下,蒙古爆发了大镇压,党和政府、军队、僧人当中有两到三万人被杀,占当时外蒙古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苏联解体以后,蒙古国于1992年2月12日放弃社会主义,推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民主,实行议会制。新宪法当日生效,国名改称为“蒙古国”,人口290万人。
在外蒙古独立的过程中,内蒙古一直在中华民国的统治下,被分为察哈尔省、热河、兴安省、绥远省、宁夏省等若干个省。抗日战争期间,1933年起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曾被日军占领,德王为首的一些人与日本人合作,成立“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机构,管理内蒙古地区。1945年苏联红军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出兵打击日军,占领内蒙古。1947年5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兴安盟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兴安盟,1954年与绥远省合并,首府迁移到归化城(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现辖9地级市,3盟,共计21市辖区,11县级市,17县,49旗,3自治旗,首府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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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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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年
公历中没有闰日的年份叫平年。平年一年365天,闰年366天。在公历(格里历)纪年中,平年2月为28天,闰年的2月为29天。平年365日就是52周又1日,闰年366日就是52周又2日。。
农历的平年与闰年则比较没有规律。农历的闰年一般是384天,因为有闰月的存在,而平年则有354或35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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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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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
11月5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09天(闰年第310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5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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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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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是一部集16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本草学大成的著作,撰成于明代万历六年(1578年),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在南京正式刊行,作者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医学家、药学家和博物学家之一李时珍。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
由于是时欠缺名家赞许与政府支持,《本草纲目》从完稿至刻印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李时珍到过蕲州、黄州和武昌,都没有书商愿意承印。1579年,他赴当时中国刻印书籍的中心南京寻求出版,惟未获成功。1590年,他终于得到南京藏书家兼出版商胡承龙帮助,出钱刻印。然而,李时珍未及三年便卒于家,未能看到自己的著作问世。
李时珍花费大约27年时间完成《本草纲目》,三次改写,于万历六年(1578年)才定本。为编纂《本草纲目》,李时珍参考了800多种书籍,多次去各地实地考察,采集样本,耗费大量心血。
《本草纲目》以宋朝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资料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用意在拾遗补正《本草纲目》,其中新增716种药材,补充161种药物内容,纠举错误34条。
《本草纲目》共52卷,载药1892种(其中李时珍新增药物374种),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方剂11096首(其中8000余首是李时珍自己收集和拟定的),约190万字,分为16部(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60类。每种药物分列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产地)、正误(更正过去文献的错误)、修治(炮制方法)、气味、主治、发明(前三项指分析药物的功能)、附方(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等项。全书收录植物药有881种,附录61种,共942种,再加上具名未用植物153种,共计1095种,占全部药物总数的58%。李时珍把植物分为草部、谷部、菜部、果部、木部五部,又把草部分为山草、芳草、湿草、毒草、蔓草、水草、石草、苔草、杂草等九类。
《本草纲目》改进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格式比较统一,敍述也比较有条理和精密,例如:把广义的“虫”药扩充到106种,其中昆虫药为73种,分为“卵生”、“化生”和“湿生”三类。对动物和植物分类学的发展有很大意义。
《本草纲目》纠正了前人许多错误之处,如南星与虎掌,本是同一种药物,过去却误认为是两种药物;以前葳蕤、女萎认为是同药,李氏经过鉴别则确认为不同药物;苏颂在《图经本草》将天花、括楼分为两处,其实是同一种植物;前人误认“马精入地变为锁阳”、“草子可以变鱼”,一一予以纠正之。并且在本书中还加入了许多新药物。李时珍还通过自己经验补充某些药物的疗效。本书还载叙大量宝贵的医学资料,除大量附方、验方及治验病案外,还有医学史料。另外李时珍驳斥陈藏器的《本草拾遗》,认为吃人肉疗羸瘵有误。
该书不仅是一部药物学著作,还是一部影响世界的博物学著作,书中内容极为广泛,在生物、化学、天文、地理、地质、采矿乃至于历史方面都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先后流传到日本(1606年)、朝鲜、越南等地,1656年,波兰人卜弥格(P. Michael Boym,1612年-1659年)将《本草纲目》译成拉丁文本,书名《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在欧洲维也纳出版。1676年米兰出版了意大利文译本,1735年以后又被翻译成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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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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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市
绍兴市(普通话:Shào Xīng;吴语:Zau Shin),简称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下辖的地级市,浙江第四大城市。旧称会稽、山阴,越文化中心。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纺织业与小电机、节能光电工业的中心。
绍兴是浙江的文化中心之一,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绍兴风景秀丽、人才辈出,著名的文化古迹包括兰亭、禹陵、鲁迅故里(包括鲁迅故居、三味书屋、咸亨酒店、百草园等)、蔡元培故居,周恩来祖居,秋瑾故居,马寅初故居,王羲之故居,贺知章故居等名人故居,东湖、沈园、吼山、新昌大佛寺等,古代越王“卧薪尝胆”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
绍兴纺织业、小电机、节能照明、生物酿造业极发达,纺织业出口产品占世界纺织面料交易额的60%,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另外,绍兴出产的黄酒(又称绍酒)更是闻名遐迩,成为国宴专用酒。根据酿制工艺和口感不同,绍兴黄酒又分加饭酒、花雕酒、善酿酒等。
绍兴已经有超过六千五百年的历史,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春秋为越国都城(后迁都至姑苏),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秦初为会稽郡的属地,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以故越地置会稽郡,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东巡至会稽南部属地,更名大越曰山阴,东汉时期,会稽郡分治,钱塘江以东地区均为会稽郡,治山阴。东晋南朝为东扬州,治山阴,隋唐置越州总管府,唐末置浙江东道节度使,辖越、睦、衢、婺、台、明、括、温八州。
五代时期至北宋,绍兴属于两浙十三州的两浙东路,为两浙东路首府,辖明州、越州、台州、处州、温州、婺州,治理范围大约为浙江省钱塘江以南的地区。南宋绍兴年间改越州为绍兴,取“绍祚中兴”之义,后升绍兴府,是两浙东路首府和南宋陪都。宣统三年,裁山、会两县,嗣以展缓至八月裁并,两县将印信档案缴府。
民国元年(1912年)废绍兴府,原山阴、会稽两县,改为绍兴县,隶属浙江军政府。三年,设会稽道于省县间,绍兴县隶属之。十六年,废道,绍兴县区属省。二十四年,设绍兴行政督察区于省县间,绍兴县隶属之。翌年,以数名区,绍兴县隶属第三行政督察区。
三十年四月,日军陷绍兴,县政府先后迁至王坛,蒋村、裘村,政令仅及龙会、稽东两乡。6月,绍兴城区设伪乡镇联合会,次年6月,设汪伪绍兴县政府,属伪第五专署。三十四年8月,伪政权垮台。三十七年,第三行政督察区改编为第二行政督察区,绍兴县隶属之。
1949年5月7日,解放军进驻绍兴,6月6日,绍兴县人民政府成立。属浙江省第十专署。10月,析绍兴县,置会稽县。城区设绍兴市(县级),11月,改第十专置为绍兴专员公署,两县一市俱隶属之。1950年设市,1953年2月,改属宁波地区专员公署,1962年1月,析城区,复置绍兴市,并将萧山县划归杭州管辖。以后变更为绍兴专区和绍兴地区,1983年7月建立为省辖市。
2013年10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绍兴县和县级上虞市,设立绍兴市柯桥区和上虞区。原绍兴县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划归绍兴市越城区管辖。
位于浙江省中北部,钱塘江南岸,萧甬铁路线和杭甬高速公路上。位于杭州、宁波之间,西北距杭州67公里,东距宁波108公里。处浙东丘陵北部,宁绍平原中部,有七分山二分水一分田之说。水网密布,有水城越都,“东方威尼斯”之誉。绍兴市区以滩涂冲击平原地形为主,市区内河网密集,偶有冲击小山。上虞,诸暨市以丘陵地貌为主,而新昌,嵊州地区为典型的浙东南山区地貌,风光秀丽。自然,历史,人文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著名旅游胜地,名士之乡,自古有“东南山水越为首,天下风光数会稽”的美誉。
绍兴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冬季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6-17℃,1月最低,4-5℃,7月最高,28-29℃。极端最高气温42.5℃(2013年8月7日),极端最低气温-10.2℃(1991年12月29日)。年降水量1400毫米,年日照时数1800小时。
现辖3个市辖区、1个县,代管2个县级市。
除正式行政区划外,绍兴市还设立以下经济管理区:镜湖新区、绍兴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绍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
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491.22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80万人,增长14.13%,年均增长率为1.33%。全市常住人口中市外流入人口为101.85万人,占20.73%。其中,男性人口为246.94万人,占50.27%;女性人口为244.28万人,占49.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1.09。0-14岁人口为62.79万人,占12.78%;15-59岁人口为353.00万人,占71.86%;60岁及以上人口为75.43万人,占15.3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48.81万人,占9.94%。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287.75万人,占总人口的58.5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203.47万人,占总人口的41.42%。
和杭州、上海等大城市众多外来投资型移民、技术性流动人口不同,绍兴的外来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为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众多的外来人口为绍兴市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本地劳动密集型占主导的经济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绍兴的高技术企业、贸易研发型企业层次依旧不高,本市人口的高等教育受教育程度比例亦不高,难以吸引足够数量高素质、高层次、投资型外来人口进入,存在外来人口的层次偏低、流动率偏大问题,也带来了一定社会问题。绍兴的外来人口数量自2009年起,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2010年统计,绍兴市外来人口数量已由2008年的175万人降至2010年末的134万人,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重庆市外来人口,在最近2年内已离开接近1/3,但是除来自重庆市外来人口下降外,其他省份人口如安徽、河南、贵州、吉林外来人口持续上升。2010年-2011年,绍兴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缺少外来务工人员问题,一方面由于绍兴经济转型,工资收入出现瓶颈,另一方面内陆地区,尤其是成渝地区为代表的西部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绍兴,与浙北地区差距缩小,导致重庆、四川两省人口趋向回流。
绍兴市暂住人口数量位于前三位的为:重庆市(约72万人)、贵州省(约34万人)、安徽省(约14万人)。
绍兴方言属于汉语族吴语太湖片区临绍小片,距离杭州只有70公里,方言差异虽不大但区别明显,亦带来交流障碍(杭州地区听懂绍兴地区方言很难,反之绍兴地区听懂杭州地区方言较容易),绍兴话同上海话、苏州话、湖州话、杭州话、宁波话同属北部吴语,彼此间互通度较高,可大致进行交流。而与相近台州地区台州话以及温州话等南部吴语则基本无法互相沟通。
绍兴话同大多吴语一样有全浊声母,无舌尖后音;不分尖团,也不儿化;韵尾有n、但无辨字作用;声调保留中古四声,各分阴阳;凡此形成绍兴话的发音响亮、清晰;吐字质朴、沉实;连读和谐、协律;声、韵、调排列严整等诸多特色。绍兴方言的文白异读情况符合吴语的特征,读书音上和白话音差别大,而在白话音中保留着不少中原古音。
绍兴吴方言是现代语言学上吴语四大传统方言基准点之一:苏州(太湖北苏沪嘉标准点),温州(温处台标准点),绍兴(太湖南临绍标准点),金华(金衢婺州处州标准点)
绍兴境内地理条件南山北海,俗谓“十里不同音”,城乡差别大。初到绍兴听人讲话好似“听歌”,满耳的“越剧曲调”煞是好听。
绍兴纺织业、小电机、节能照明、生物酿造业极发达,纺织业出口产品占世界纺织面料交易额的60%,绍兴中国轻纺城是世界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全市有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260家,是浙江省唯一的“全国技术创新工程示范城市”,目前绍兴开始转战新兴产业,着力经济结构调整。
绍兴商人群体深谙“大名之下,难以久居”的道理,和久负盛名的温州商人形成强烈对比,绍兴人自古以来遵从“不宣传,不夸大,不张扬”的传统。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绍兴商人的不务虚名,才造就了绍兴企业的集体实力。绍兴市以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6件、“中国名牌产品”51个、“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5个。全国目前仅有6个城市获此殊荣(分别为上海、广州、温州、绍兴、杭州、北京)。与此相应的是,一直做事非常低调的绍兴在其他排行榜上亦势头强劲,在中国民企500强,绍兴有41家上榜,居全省第1位;2007年度全省民企百强,绍兴有39家位列其中,亦居浙江第一;绍兴上市公司的数量,高居全国地级市第一(前五位分别为绍兴、东莞、温州、苏州、金华)。绍兴商人低调行事既避免分心劳神,长期上来讲也比较安全。而且,淡化法人与法人代表的等号关系,也有利于绍兴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接班换代。
在宏观上,绍兴经济以私营工业为主,有部分国营电信,化工和机械制造业。在2002年之后的几年中,绍兴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逐步进展,三次产业比例由2000年的10.5:58.8:30.7调整为2005年的6.6:61:32.4。粮食生产保持稳定,新型高科技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高科技生态农业与出口经济农业龙头企业超过1000家,建成“万字号”特色出口农产品基地89个,省,市外投资建农业工业化基地650万亩,成为出口高利润高科技农产品的典范。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扎实推进,工业性投资年均增长41.6%,累计达到1966亿元(2006年),是“九五”期间的3.5倍,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55家。新增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42只,荣获“中国品牌经济城市”称号。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九五”期末的215亿元增加到462亿元,旅游总收入由56亿元增加到208亿元。专业市场建设继续推进,房地产业迅速发展,交通、通讯、信息、物流业不断壮大。
2007年绍兴市GDP在浙江省位居第4位,仅次于杭州,宁波,与温州接近。GDP在国内城市中居28位,地级市中居7位(居前6位的为苏州,无锡,东莞,汕头,中山,温州),城镇人均年收入达到17140元居浙江省第二位(居第一位和第三位的分别为温州21140,金华15950)。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居全国第41位(中型城市位于第一位,居第二,第三,第四位分别为佛山,台州,常州),4个县(市)成为全国百强县(分别为绍兴县(现柯桥区),诸暨市,上虞市(现上虞区),嵊州市),农村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居全省第2位(第一,第三,第四位为宁波,湖州,台州)。在全国千强镇中,柯桥区杨汛桥镇位于全国第五位,浙江第二位,仅次于温州乐清市柳市镇。
与省内竞争对手金华,温州相比,绍兴的特点是企业规模大,管理制度健全完善。与浙江大多数城市生产企业多,创新企业少的情况相反,绍兴近几年崛起的企业大都涉及光电、生物医药、精密仪器,电信等高新领域。与杭州、宁波相比,绍兴企业的依靠自生力量自主创新能力更占优势。
绍兴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品牌意识较差,很多有实力的绍兴企业社会影响力很小,不善于宣传其公众形象,导致绍兴在普通大众的意识中并不是一个工业和经济发达的地方。
工业以纺织、机械、食品三大门类为主。
绍兴的纺织业尤其发达,柯桥,诸暨均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国轻纺城交易市场,出口的商品垄断了国际纺织原料市场75%以上的份额。为绍兴县,诸暨市创造了巨额财富。柯桥镇所在的绍兴县(现柯桥区)也位于中国百强县第四名(第一,二,三名为江苏昆山市,浙江慈溪市,江苏常熟市)。
绍兴共有15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与江苏不同的是,在绍兴入驻的500强企业大都选择与本地企业合资建立机构,并在外地设厂的运作方式进行投资,保证投入的可持续发展与生命力。
在历史上,绍兴属于山地丘陵较多的浙江东道,与钱塘江对岸的杭州、苏州、无锡、湖州所属的浙江西道不同,浙东地区山多地少,不少居民不得不外出从商,浙江东道的道府会稽在唐宋时曾盛极一时,来自宁波、温州、台州的商人均在绍兴有众多的商号,而越州府亦成为当时浙东第一大城市。
从鸦片战争起随着宁波开埠,绍兴在浙东的商业中心地位逐渐被宁波取代。在20世纪80年代,以温州、台州为代表的浙南城市亦开始活跃起来,绍兴在80年代末期成为了浙东经济发展最缓慢的地区。进入90年中期后,浙南地区粗放的经济模式开始遭遇瓶颈,而绍兴在吸取浙南和苏南的经验教训后开始既温州、苏锡常地区之后成为长三角第三经济模式的发祥地,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贫富差距较采用温州模式的浙南地区小,而又较采用苏南模式的苏锡常地区高收入人群比例大。因成为国内第一个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城市而得名。
与温州采取个人家庭作坊单打独斗发展的方式和苏锡常地区集体经济发展方式相左,绍兴以内资民营股份制和国企转型股份制与外资私有制为主的新私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低调发展,在2005年后GDP在国内迅速上升,经济总量逼近浙江省私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其模式因与浙江东南与浙西义乌地区多发展的温州模式有较大区别,在美国专业经济评论杂志Fobes中《绍兴的奇迹》一文中,被称为绍兴模式。
绍兴市拥有21个国家级工业产业基地:
截止2008年上半年,绍兴还拥有47个中国驰名商标,33个中国名牌,224个国家免检产品,位列中国的六大品牌之都。
绍兴市知名企业十五强名单:
拥有6条高速公路
绍兴境内有和。
嘉绍大桥北起嘉兴海宁,南接绍兴上虞,是继杭州湾跨海大桥后,又一座横跨杭州湾的大桥。嘉绍大桥是世界上最长、最宽的多塔斜拉桥。
截至2005年底,全市公路总里程为4397.5公里,按行政等级分:国道(含国道主干线)273.5公里,省道(包括省道主干线)519.9公里,县道1885.8公里,乡道1679.6公里,专用道38.7公里。按技术等级分:高速公路278.8公里,一级公路124.4公里,二级公路727.8公里,三级公路291.1公里,四级公路2696.8公里,等外公路278.6公里,二级以上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25.7%。全市公路密度为53.26公里/百平方公里,高级、次高级路面里程为3809.7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86.6%。公路通乡率达100%,通村率达92.8%。桥梁1952座,90619.6延米,隧道29道,23942.2延米。客、货运站场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拥有一级客运站1个,二级客运站9个,农村客运站64个,港湾式停靠站157个,货运站26个,其中三级站达22个。全市拥有客车111743辆,载客量达689036客位,共开通客运班线538条,日发班次3347次;公路货运车辆由小吨位向大吨位、由轻型车向重型车、箱式货车发展,同时物流行业也迅速成长,截至2005年底,全市拥有货车31322辆,载重量达81557吨位。
机场与杭州共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距离仅45公里(其至市区所需时间甚至比萧山机场至杭州更短),航班通往国内外67个地区,行车可由杭甬高速与机场高速半小时内直达。
铁路有萧甬铁路、浙赣铁路、杭甬客运专线,拥有绍兴、绍兴北、上虞、上虞北、诸暨5个客运站,柯桥,绍兴东,上虞,诸暨等大中型货运站场。另外,杭甬客运专线也设有绍兴北站,绍兴到宁波只需要25分钟,到杭州只需16分钟,到上海1小时,到温州只需要1.5小时。
绍兴现拥有数百条公交线路及BRT线路,公共自行车系统自2011年7月在市区全面铺开。
绍兴自古出文人,教育在古代即很发达。在近代涌现出蔡元培等中国现代教育的元老人物。
在现代绍兴,受客观条件的影响,教育的发展相比明清时期甚至民国较为缓慢,尤其是高等教育数量上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但绍兴中学教育水平依然保留很高水准,仍涌现出了一些很具特色的高等学校。
本科院校:
专科院校:
省一级重点中学:
省二级重点中学:
绍兴历代人才辈出,被称为“名士乡”。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初至绍兴,第一印象是“士比鲫鱼多”。1961年毛泽东题诗《名士乡》:“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为国痛断肠,创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
陈志勤:〈从有关水乡绍兴的传说看民间对水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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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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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
宋应星原本是一介考生,五试不第,后感于「士子埋首四书五经,饱食终日却不知粮米如何而来;身著丝衣,却不解蚕丝如何饲育织造」,遂不再应试。曾经旅游大江南北,行迹遍及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东、新疆等地,实地考察,注重实学,从东北捕貂到南海采珠、和阗采玉。宋应星在任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在崇祯十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
《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
清朝初期,福建书商杨素卿为了使第二版的《天工开物》能够在清代发行,故将书中「崇祯」、「国朝」、「我朝」等字样删去,作了适当改版后便在清初将书行销各地。
在清代官修颁行到全国各省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中的《考工》、《食货》等典中大量转引《天工开物》各章的内容和插图(插图由内府画师重绘),乾隆初年大学士张廷玉奉敕编写大型农书《授时通考》多次引用《天工开物》,《天工开物》亦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之一 。
乾隆前期天工开物还在南北各地流通,后来由于在修《四库全书》时发现《天工开物》中有「北虏」等反清字样而一度被列为禁书,且没有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虽然在《古今图书集成》以及《授时通考》中仍然可以看到《天工开物》的几乎全部内容,但较难见到单行本。乾隆晚期后由于有逐渐解禁的趋势,公开引用《天工开物》的清朝学者也逐渐增多,当中有著有《滨南矿厂图略》和《植物名实图考》的吴其濬、被指是第一个用科学眼光看《天工开物》并且几乎把及其他有关科技书主要内容都遂条摘出,再分类归入各部,并写出按语、补充说明及注释的学贯中西的刘岳云、主编《云南通志.矿政》篇的岑毓英以及著有《中国化学史》的化学史家李乔苹等。
近三百年来《天工开物》在中国及国外也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引起日本、朝鲜以及欧洲学者的广泛重视并且得到不少高度评价。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被法国汉学家儒莲称为“技术百科全书”。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
《天工开物》先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ien-kung K'ai-wu
Yingxing Song, tr. E-Tu Zen Sun, Shiou-Chuan Sun, Dover Publications ISBN 0-486-29593-1
Erschließung der himmlischen Schätze,Sung Ying-hsing, Konrad Herrmann (Übersetzer) 2004 ISBN 3-86509-133-4
为纪念天工开物和宋应星的贡献,在江西省宜春市温汤镇建造了“天工开物园”,园内有根据《天工开物》书中内容建设的各种建筑及制作的物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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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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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月是历法中的一个时间单位,照理说,他的长度应该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自然轨道周期相当,但传统上都是以月相变化的周期作为一个月的长度,也就是一个月(太阴月)的长度是"会合"月(朔望月),大约是29.53日。对出土文物符木的研究推断,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经会依据月相来计算日子。迄今,会合月仍是许多历法的基石。一年分为12个月;中国农历一年也为12个月,农历的闰年为13个月,多出的一个月称为闰月。
月球在轨道上的运动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的周期也不是常数,加上许多文化的历法,如古老的希伯来历(犹太历)和回历,都以细长眉月型的新月在日落后的西方地平线上被看见的那一天做为一个月的开始。但实际观测到的日期和时间要依据地理上的经度、纬度、大气条件、和观测者的视力敏锐与否等来决定,因此每个月开始的日期和长度,在这些历法中都不能事先精确的预测。现在大部分的犹太历都以预先计算的时刻作为一个月的开始,但是圣经派信徒仍然以实际的观测来决定一个月的开始。
根据起讫点不同,可以定义为5种不同的月:
月球轨道实际的周期是以固定的参考点来测量的,也就是所谓的"恒星月",因为这是月球相对天球上的群星回到相同位置所经历的时间:27.321 661天(27天7小时43分11.5秒)或大约27 ⅓ 天。这种形式的月曾经在古文明的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历法中使用过:她们将月球行经的天空分割成27或28宫或宿,并以其中的一些星群来标示,月球会依序每天经过其中一个星群。
月相是月球在轨道上运行时,因为角度的改变,造成地球上看见月球被太阳照亮部分的变化现象,所以月球的外貌与由地球观察时太阳和月球的相对位置有关。因为地球绕著太阳公转,所以月球在完成了恒星周期之后,还需要额外的时间才能回到与地球和太阳相同的关系位置上。这个最长的周期就是朔望月(会合月),但是因为摄动的关系,朔望月的长度大约在29.27至29.83天之间变动著,长期的平均长度是29.530588天(29天12小时44分2.8秒),或大约是29.5天。由于月相的变化易于观察,所以历法都以朔望月的平均长度作为太阴月的长度。
它通常是天体在天球上相对于春分点的一个特殊位置。因为进动的缘故,春分点在黄道上会缓慢的退行,因此月球回到相对于黄经0度的位置的时间就会略短于恒星月的时间:27.321582天(27天7小时43分4.7秒)。而比照于相似的太阳回归年,这个较短的周期也称为“回归月”。
像所有的轨道一样,月球的轨道是椭圆而非圆形的,因此轨道的方向不是固定的。最显著的便是两拱点(近地点和远地点)因为进动以8.9年的周期构成一个完整的圆。这使得月球每次回到同一拱点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因为每次的回转拱点都稍为前进了一点点。这个稍长的月称为近点月,长度为27.554551天(27天13小时18分33.2秒),或者大约是27.5天。月球的视直径也随著这个周期改变,而且食的变化周期也与这种月的长度有所关联(参见沙罗周期),因为包括见食地区、持续时间与食相(全食或环食)等等,都与月球的视直径有关。满月的视直径随者满月周期变化,这是由近点月和朔望月两者结合的变化周期。
月球的轨道平面与黄道平面的倾斜大约是5度,这两个平面相交的线在天球上定出了两个点:升交点与降交点。月球的轨道平面因为进动以18.6年的周期绕行一周,因此交点也以相同的周期在黄道上退行,所以月球回到相同的交点所需的时间也比恒星月短。这种月称为交点月,长度为27.212 220天(27天5小时5分35.8秒),或者大约是27.2天。交点月在食的预测上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当太阳、月球和地球在同一条直线上时,才能发生食。由地球上看,太阳在黄道上运行,月球在与黄道倾斜的轨道平面上运行,只有当月球经过黄道时三者才能在一条线上,也只有这时才能发生日食或月食。古代的神话认为有一只龙居住在交点的附近,有规律的吞食月球或太阳才会造成食的现象,所以交点月也称为龙之月(Draconic month)。
下面是天文学上各种不同定义下的月的平均长度,。这些数值都不是常数,所以列出线性(第一阶)的长期变化项供参考:
选择的历元是J2000.0(2000年1月1日12:00 地球时,TT):
"注:"时间采用历书时(更明确的说是地球时),一天有86,400秒(SI)。 y 代表自J2000.0所经历的“年”,采用儒略历年,一年为365.25天。还需要注意在历法的计算中是以日为单位并采用世界时,因为地球的自转有周期性且不可预期的微小变化,因此与地球时之间需作时间差(ΔT)的修正。在2006年,ΔT = 65秒,即TT = UT + 65。
公历大月为31天,小月为30天,公历的2月叫月平或平月为28天,公历闰年平月(2月)为29天,即2月29日为闰日。农历有闰月。
西元前46年,古罗马儒略·凯撒(Julius Caesar)依亚历山大天文家建议修订古罗马历而制定儒略历时,将一年365天分为十二个月,并规定单数月为31天,双数月为30天。但是这样一来,一年变成366天,所以就从二月份扣掉一天,于是,平年时二月只有29天,闰年则有30天。也就是说,一开始二月的天数就比别的月份少。
那是因为在古罗马时代,二月份是处决人犯的月份,所以就从较不吉利的月份扣除。
后来到了西元前八年,罗马议会将八月改成奥古斯都皇帝(Augustus Caesar)的名字,叫做 August,同时为了表示他和凯撒的功勋一样伟大,于是将八月改为大月,变成31天,使它和纪念凯撒(Julius Caesar)的七月(July)天数相同。而八月以后的大、小月全都反过来,于是九月和十一月变成30天,而十月和十二月则变成31天。但是这样一来,一年又变成366天了,于是又从二月扣掉一天。从此,二月在平年时只有28天,闰年时则是29天,并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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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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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
韩礼德教授(Prof. Michael A. K. Halliday, 1925年-2018年)是一位英国语言学家,语言学教授。
他于英国生长,在伦敦大学中文系获现代汉语文学士学位后,到中国留学,在北京大学师承罗常培,学习语音、词汇和比较语言学,在岭南大学随王力学习方言、语法。中国留学三年后,回英国剑桥大学继续研究汉语语法,以论文《分析中国元朝秘史的语言》取得博士学位。教了数年中文后,他改变了学术的方向,成为语言学家。1965年获聘为伦敦大学语言学教授;1976年到澳洲,成为雪梨大学语言学系创系教授,在雪梨任教直至退休。他的工作包括许多不同领域的语言理论和应用研究,他特别关心如何把对语言基本原则的了解应用到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上。他曾任香港城市大学翻译及语言学系客座教授。
韩礼德从伦敦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学习,研习索绪尔(SAUSSURE)、马林诺斯基(MALINOWSKI)、沃夫(WHORF)、弗恩(FIRTH)和伯恩斯坦(BERNSTEIN)等人学说,发展了对语言教与学上影响甚巨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提出了有别于乔姆斯基等形式语言学学家的语言观,认为语言有三个互相紧扣的特色:其一是语言是社会过程;其二是语言是一个系统;其三是语言是具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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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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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
文水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西缘,是吕梁市下辖的一个县,因境内有文峪河而得名,是唐武则天的故乡,因其古县城形似凤凰,故又名凤城。
据从该县上贤、西峪口出土的石器及穴居房屋等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这里定居。随着人类生产劳动的发展,上贤人逐渐向文汾流域迁移并定居,在这个时期,畜牧业逐渐发展,由原始群进入了氏族社会。
隋,开皇十年(590年)始名为文水县。
唐,武德三年(620年)隶汾州,六年属并州,七年复属汾州。贞观元年(627年)属太原郡。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因文水县是其故里,改名武兴县。神龙元年(704年)中宗复位,复原名文水县。
宋,元符年间因避水患,将城迁于章多里之南,即后来的文水城,仍属太原郡。
金、元时属太原路。
明、清至属太原府。
民国初属太原府。1939年晋西事变后,文水县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属晋西区第八专员公署。
1949年后归汾阳专区。1951年3月至1954年5月属榆次专区。1954年5月至1958年属晋中专区。
1958年11月汾阳、文水、交城三县合并为汾阳县,因此改称文水镇,设汾阳县文水镇办事处。1959年9月,三县分置,恢复文水县建制,属晋中行政专员公署。
1971年5月1日,吕梁地区革委会(吕梁地区行政公署)成立,文水县为其管辖。
2004年3月,文水归属新成立的吕梁市。
下辖7个镇、5个乡: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文水县常住人口42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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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语和挪威语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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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语和挪威语字母
挪威语字母和丹麦语字母由29个字母组成:
字母“Å”是在1917年引入挪威语,而在1948年也引入了到丹麦语。在这之前,这两种文字使用字母“Aa”。
在电脑系统中,有几套不同的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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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正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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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语正写法
西班牙语正写法是一套指导西班牙语书写的规则,其字母系统使用拉丁字母。其可准确的反映音位,特别是与更加不透明和相比,具有字位到发音相对一致的映射;换句话说,其单词的发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其拼写预测;其标点符号与其它罗曼语族语言和英语类似。
西班牙文字母由27个字母组成:
它包含拉丁字母中的26个字母以及一个额外表示鼻上颚音的字母Ñ。因为Ñ是一个独立的字母,而不是加重音符的字母,所以它排在字母表N的后面。
另外还有三个发音使用两个字母来表示:"ch"、"ll"和"rr"。通常"ch"和"ll"作为独立的字母分别排在字母表的"c"和"l"后面。但是1994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抛弃了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做使得字母排列变得比其它欧洲语言困难和难以理解。通常我们称呼1994年前的标准为“传统排列”;1994年后的标准为“现代排列”。
此外,还有重音标志的字母"á"、"é"、"í"、"ó"和"ú"。字母"ü"用于字母组合"güe"和"güi"来表示"u"是发音的,因为其它的组合"gue"、"gui"中,"u"是不发音的。
西班牙语中的大多数单词,按其给定的文字可以读出明确的发音;主要的例外情况是字母⟨x⟩,它通常代表/ks/或/s/,但是也会代表/x/或/ʃ/,特别是在中世纪西班牙语时代的专有名词,如在“México”或“Pedro Ximénez”中的⟨x⟩,都是/x/。伊比利亚半岛的罗曼语族不同语言的拼写规则相近但不相同,包括葡萄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加利西亚语。
相反却不成立,一个给定的发音却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拼写方法。主要问题是:
元音字母可以用尖音符标注——á, é, í, ó, ú, ý——在两种情况下:在单词的重音不符和通常规范时用于标注其重音,或是用与区分发音相同的两个不同的单词(西班牙语中称为“代字符号”"tilde diacrítica")。
在 g 和 e/i 之间的 u 不发音,用于标识一个强 g 的发音,所以“gue”表示 ,“gui”表示 。字母“ü”(“u”加上分音符号)用在这里以标识这个“u”是发音的,如 "pingüino" /pinˈgwino/。分音符号也会出现在西班牙语诗句中,偶尔也会用在双元音中表示某一元音的不规则发音("vïuda"发音为三个音节),这与英语“naïve”中的“ï”类似,
在 q 和 e/i 之间的 u 同样不发音,如 "queso"、"química"。没有“qü”组合在一起的情况,而使用“cu”来实现(如"cuestión")。西班牙语原成词汇中没有“qua”或“quo”,也是由“cu”来代替("cuando")。当这种组合出时,通常是拉丁语用法,如"statu quo",在这里的“u”发音,所以“ü”从来不需要出现在“q”之后。 以前在“2010常用拼写”中介绍的单词如"cuórum"(quorum)、"cuásar"(quasar)或"Catar"(Qatar)使用“q”来拼写;现在以不再出现。
在打字机上输入西班牙语或设置字体时,需要一些特殊字符: á、é、í、ó、ú、ý、ñ、Ñ、ï、ü、Ü、¿、¡;另外不必须但建议有:Á、É、Í、Ó、Ú、Ý。
在机械打字键盘上的实现方式是,键盘上包括一个单独的死键,其小写位置是尖音符、其大写位置是分音符。有了这个键,即可以输入á、é、í、ó、ú 和 ü。另外还有一个分开的键:ñ/Ñ、¿ 和 ¡ 完成了所需的最低限。(西班牙语键盘并没有死键 ~,葡萄牙语键盘上有。)电子键盘上增加了一键,用于 ª 和 º,尽管不是必需的。(它们是有些古老的序数词缩写:1º 用于 "primero",2ª 用于 "segunda" 等等。)
在 MS-DOS 操作系统和它的后继者Microsoft Windows中,增加了一对 ç/Ç,这在西班牙语中是不需要的,但是在加泰罗尼亚语、葡萄牙语和法语中需要;也支持了代有尖音符和分音符的大写字母 Á、É、Í、Ó、Ú、Ü。尽管在西班牙语不需要,另外一个死键——小写位是 ` (重音符)、大写位是 ^ (折音符)——被囊括。 加泰罗尼亚语需要的行中句点也出现了。为了给这些字符腾出空间,主要用于编程、科学和数学的字符——[、]、{、}、/、\、|、<、>——被移除,需要特的按键序列才可输入。
西班牙语书写遵循一些明确的标注重音规则。缺省情况下,当单词的以元音、或结尾时倒数第二个音节重音,以其它辅音结尾时最后一个音节重音。如果单词中含有标有尖音符的元音,则不遵循缺省规则。标注的重音因此会只出现在单词的某些形式中,例如 "andén" 的复数形式是 "andenes"。在很多情况下,重音在理解词意时是必不可少的,如 (我讲)、(他/她/它讲)。
西班牙语单词要计算音节数和判断重音位置,一个未标记重音的闭元音(或)与一个其它元音在一起时,该序列被视为升双元音,算作一个音节——而不象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算作两个音节。 一个音节的形式如 "XAXX","X"表示辅音,也可以是复辅音或跟本没有声,"A"表示元音、双元音或三元音。双元音是由非重音的闭元音与另一个元音任意顺序构成(如 或 )。三元音由头尾两个非重音的闭元音和中间一个其它元音构成(如 或 )。 因此,西班牙语在书写 ' 时无需重音符号, 在葡萄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中都要在标注重音符号 ',这三个语言中的重音都在第一个)。字母不被认为是元音之间的中断(所以 "" 被认为是两个音节:"ahu-mar";这在某些地区可能会有所不同, 被用作双两个非重音的非元音之间的间隙,所以其发音会是"a-hu-mar",虽然这种特性正在逐渐消失。)
当连续的元音中的闭元音标注有重音时,这个元音序列则被看作两个音节而不是双元音(即,它们间存在间隙):例如,' 与 ' 各有两个音节。
标有重音符号的形容词(如 '、'、')当其转化为副词而添加后缀"-mente"时,重音标记的位置不变('、'、'),如果它们原先没有重音符号也不要加上(如'转化为')。这些以 "" 结束的副词,发音时其主重音在最后部分的倒数第二音节,其形容词原形原先的重音——无论是标注了的(如"fácilmente")还是未标注的(如"libremente")——都表现为该副词的次重音。
在许多情况下,同音异义词在其重音(或仅有的)音节上使用书面重音加以区别:例如,'(非正式的“你”)与' (“茶”);'(第三人称反身代词)与'(“我知道”或命令式的“be”);"(非正式的“你的”)与(非正式的“你”)。当相对和疑问代词具有相同的字母时(通常是这种情况),疑问代词要标重音符号,相对代词则不用:
在诗句中,使用'作为表示呼格:'。直到2010年以前,被用在数字之前,以避免其与数字 0 相互混淆,"('7 或 9')。在西班牙语语言学院协会第十届大会中视为使用不再需要的重音符号,因为键盘输入消除了数字和字母。
与英语比起来,西班牙语中的首字母大写比较少。一般来说,只有人和地点的名字、一些单词缩写使用首字母大写(如"Sr. López",而"señor López"不大写);书籍、电影、歌曲等的标题,仅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大写(除非这个标题只有两个单词,第二个单词才有时侯首字母大写);每个句字的第一个单词,企业、政府机构等的名字,首字母大写。国家或语言的名字、星期、月份不大写。
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对西班牙语拼写规则作过许多次改革。
一个墨西哥西班牙语的惯例,使用⟨x⟩而不是西班牙语标准拼写中的⟨j⟩来拼写某些土著词汇。这通常由于其原词(或现在的发音)包含清颚龈擦音 /ʃ/ 或另一个现代西班牙语中已经没有的咝音。这个特征最引人注目的词便是墨西哥这一名称 México(见)。西班牙皇家学院建议这样拼写。
在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西班牙语(以及葡萄牙语和拉迪诺语)有时会被摩里斯科人用阿拉伯语字母书写。这种西班牙语书写形式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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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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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语字母
-{zh-hans:朝鲜语字母(),韩国称韩语字母();zh-hant:韩语字母(),北韩称朝鲜语字母()}-,韩语中常简称“字母”(),是谚文使用的符号,分初声、中声及终声三类;初声和终声是辅音,中声是母音。基本上这些字母都是由更基本的元素组成。以下各表中,蓝色的是字母,下面的是发音。注意:朝鲜语的初声字母表跟终声的字母表是有分别的。字母都以“”排行。
排列次序:
有人比较过八思巴字和朝鲜半岛的韩字,发觉有不少音位的字母的字形都很类似,从而认为朝鲜文字其实是从八思巴字演变而来的。在时间上,八思巴字出现的时间比韩字更早,而在高丽归顺元朝之时,相信八思巴字亦有在朝鲜半岛流传。加上有西方学者指出,其实早在朝鲜世宗发明训民正音之前,已有-{朝}-鲜的僧侣在使用这种文字,所以有关「朝鲜文字源自八思巴字」的理解亦能成立。
参阅:
当认为已失传的训民正音解例本在1940年庆尚北道安东发现之前,很多世界各地的学家提出种多对韩字起源的学说。但是训民正音解例本在1940年庆尚北道安东发现之后,众多对韩字起源的争论告终。训民正音解例本阐明韩字的辅音和元音是根据人的口腔构造、中国古代的天地人思想以及阴阳五行学说而创制出来的。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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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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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数字
罗马数字是古罗马使用的记数系统,现今仍很常见。
罗马数字共有7个,即I(1)、V(5)、X(10)、L(50)、C(100)、D(500)和M(1000)。按照下述的规则可以表示任意正整数。需要注意的是罗马数字中没有“0”,与进位制无关。一般认为罗马数字只用来记数,而不作演算。
罗马数字用于纪年时,其拼写规则与数字拼写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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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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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菊
黄菊(),原名黄德钰,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魏塘镇,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毕业,工程师。196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去世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黄菊长期在上海工作。1987年被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而推荐为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而中共中央决定由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长。1991年黄菊接替晋升副总理的朱镕基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1994年晋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长期执掌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市的大权。2002年,黄菊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2003年起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党组副书记。黄菊在媒体面前语调和缓,露面不多。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国际场合是在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2007年6月2日2时03分,黄菊于任内病逝,享年69岁,成为继1992年李先念在全国政协主席任内病逝后又一位在任期内去世的最高级别领导人,被中共官方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早年就读于家乡嘉兴的嘉善二中(初中)和嘉兴一中(高中)。黄菊曾于1991年10月为母校嘉善二中题写校名。黄菊18岁以前都在家乡嘉兴度过。
1956年至1963年,黄菊在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毕业后,黄菊一直在国有企业工作。历任上海人造板机器厂动力车间、铸钢车间技术员,厂长秘书;上海中华冶金厂动力车间技术员、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副厂长、工程师;上海市石化通用机械制造公司副经理等职。
1982年黄菊出任上海市第一机电工业局副局长,次年升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工业工作党委书记,1984年兼任市委秘书长。自1985年起,黄菊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1986年起兼任上海市副市长,1991年当选市长。1994年黄菊出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并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黄菊主政上海期间,第一机电工业局出身的干部受到黄菊的特别栽培,其中就有他的接班人陈良宇。2002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布黄菊调往中央工作,陈良宇出任上海市委书记。至此,黄菊担任上海市主要领导职务长达十一年。半个多月后,在11月16日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黄菊任当选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3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排名第一位。
黄菊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十四届四中全会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五届、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2006年2月22日,香港《南华早报》报导黄菊于该年1月下旬后,因患上胰腺癌而需入院治疗。全国政协发言人吴建民证实黄菊住院,但并未说明其所患是何疾病。有认为外间报道把胰腺炎误传为胰腺癌。在「失踪」期间,他偶有通过给某些活动「发贺信」。2006年6月5日,黄菊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八次院士大会上再次露面,但至11月在上海会见以任志刚为团长的香港银行公会访问团以后,黄菊再度没有公开露面。2007年3月7日,他脸带病容出席两会上海代表团会议,这是他最近一次的公开露面,此后一直在上海就医,4月中旬病情突然加重,被安排至北京治疗。
2007年5月9日,英国《泰晤士报》误报,黄菊在该日凌晨因胰腺癌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去世。19时左右,凤凰卫视亦以滚动字幕的方式报道黄的死讯,但在一小时后撤销报道并致歉。19时30分左右,路透社引述国务院新闻办发言人称,有关“黄菊病逝”报导全无根据。
2007年6月2日早上6:30,新华社稿公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6月2日2时03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2007年6月5日9时,黄菊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黄菊同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尽了自己最后的一份力量,捐献了遗体。其他在世的中共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均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此外,前中共领导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尉健行、李岚清等人亦出席告别仪式。
黄菊是自1976年毛泽东及周恩来、朱德等去世以来,第一位在任上病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官方讣告给予较高的评价,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新闻和报纸摘要》首播时中断正常节目插播讣告;随后在当天早晨重播的版本中,在播发的讣告之后播出了《哀乐》,新华社配发其侧面照片作为“黄菊同志遗像”;新华社还播发《黄菊同志生平》以示哀悼,但《讣告》、《生平》和官方媒体新闻报道中均未公布黄菊的具体病情。在黄菊主政上海期间,上海经历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快的发展速度,尤以浦东的开发最令人瞩目。外界认为,上海的迅速发展除得到中央的政策支持外,也得益于黄菊等人的设计和规划。
2012年12月,由中国共产党前领导人江泽民题写书名的纪实画册《黄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座谈会于12月24日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出席会议。画册分为“早年求学、基层工作”;“致力上海改革开放”;“献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热爱生活、朴素情怀”四部分,收录430余幅照片并配以文字说明,记录了黄菊的生平和从政经历。
黄菊出生在上海,又在上海工作了40多年,对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上海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期间,也正是上海改革开放、大发展、大变化的时期,他呕心沥血,带领上海干部和群众,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舆论普遍认为黄菊主政上海期间,在房地产商周正毅垄断市场、强占居民土地等不法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周正毅案中涉及的野蛮拆迁等行为曾在当地引起极大公愤。周正毅最终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虚报注册资本”被判三年有期徒刑据称是由于法院受到了来自黄菊的压力。另据律师郑恩宠透露,黄菊在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仍力挺接手上海的陈良宇、韩正等,打压揭发周正毅的群众,阻挠对周案的深入调查。另外,有关黄菊妻子-{余}-慧文参与了挪用上海3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的传闻也令黄菊的声誉受到打击。
有消息称,2006年黄菊因为牵扯到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而被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他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因此中共当局就对其减少了曝光度。最终黄菊未等到陈良宇宣判便已不治病逝。逝世之后,中共官方讣告仍给予其高度的评价,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并充分肯定了其在上海的政绩。所谓的“黄菊模式”,就是针对涉及重大贪腐案件的中共高级官员,对其案情不公开、不逮捕、不判刑,但不许其露面,死后还要对其高度评价。“黄菊模式”被批中共当局为营造表面的“和谐稳定”而在反腐败活动中对更高级别的官员“网开一面”,缺乏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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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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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文
藏文()是藏语、宗喀语、锡金语等语言的文字系统,基本上是一种母音附标文字,它根据古典藏语语音而建立。目前通用的藏文罗马化方案为威利转写方案。除此之外,还有藏语拼音、《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拼音方案、及THL拼音等罗马化方案。
藏文是吐蕃时代公元7世纪由国王松赞干布派遣藏族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到北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参照梵文字母创制的。
藏文字母能一一对应地转写梵文字母。不过,藏、梵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语文,藏文虽能毫不失真地复述出梵文的语音,却对其意思仍毫无办法,还是只能倚靠翻译。
藏文每个音节有一个基字,确定该音节的中心辅音,基字上方或下方可以加元音附标表示不同的元音。基字上方有时有一个上加字,下方有时有一到两个下加字,前边有时有一个前加字,表示该音节的声母是复辅音。复辅音的连接顺序依次为前加字、上加字、基字、下加字。基字后边有时有一到两个后加字,表示该音节有一到两个辅音韵尾。
以下为藏文书写的范例之一:
上面的藏文有一个音节“”(威利转写:bsgrond),由前加字ba、上加字sa,基字ga,下加字ra,元音o、第一后加字na、第二后加字da构成。bsgrond是7世纪的藏语语音,随著现在拉萨音里复辅音以及部分韵尾的消失和声调的出现,该词已转变读成(藏语拼音:zhön,藏文拉萨音拼音:zhoen"v")。
另外,以下是藏文带头字()和无头字()两种字体和国际拉丁文转写的列表:
藏文的子音()除了第5行第4列的 (wa) 以外,字母表由最上方开始到第5行为止,在纵横两个方向的顺序安排上具有语音学的意义。字典的排列顺序即是由左而右、由上到下。
单音节的声调有高平调与低平调(略为上升)两种。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另外,母音开头的字使用最后的无音价字母来表示。
由于基字本身带有母音[a],因此需要其他四个母音符号()来书写其他母音。另外,a [a]、o [o]、u [u]三个母音后面遇到舌尖音的后加字-(d)、-(n)、-(l)、-(s)时,发音会变成 ä []、ü []、ö []。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藏文从吞弥桑布札创制开始至今,藏文字体已经发展出近几十种之多,但是总结起来主要为两大类,乌金体与乌梅体。
二者的区别在于乌金体有冠体为其显著的特点,即每个字母最上一笔是横直的,字母排列时,上端必须在一条直线上,形似平顶帽。而乌梅体则省略了这条横线,此为两者最显著的区别。
在印刷与官方文书方面一般多使用乌金体,因其字体看起来比较大气故此。而乌梅体则较多的使用于手写录入。
以下图片以乌金体为例:
藏文数字与阿拉伯数字一一对应,但写法不同。
由于藏语和藏文在文字上不能一致对应,因此藏文的罗马化,有反应实际文字的罗马转写和反应实际语音的罗马拼音。
转写有国际流行的威利转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USLC转写。威利转写较USLC转写,不用上下标字母。而USLC转写在梵文转写可以和国际流行的梵文转写IAST通用,能准确的标示梵文字母。
拼音有藏语拼音、《藏文拼音教材(拉萨音)》拼音方案、及THL拼音等罗马化方案。藏语拼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的藏语罗马字母拼写法,主要用于人名、地名的拼写。
藏语的7世纪复声母向现代拉萨音单声母的演变规律:
见藏语#文字及语音。
藏文最初于1991年收入Unicode第1版,使用的区段为U+1000–U+104F。然而1993年Unicode 1.1版当中,这一区段被移除(后来在Unicode 3.0用于缅甸文)。1996年7月Unicode 2.0释出后恢复对其支援。
藏文字母使用的区段为U+0F00–U+0FFF。藏文字母区段包括有文字、数字及多个标点符号及宗教文书上使用的特殊符号。下表详列区段内的所有文字(你的浏览器需要支援藏文字母显示):
藏文字母在统一码(Unicode)的编码空间由 0F40 至 0F69。兹表列如下:
1997年9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16959—1997 信息技术 信息交换用藏文编码字符集 基本集》(以下简称“《基本集》”),于1998年1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提出,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起草单位为西藏自治区藏语文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技术监督局、西北民族学院、青海师范大学。该标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处理用国际标准,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全部藏文信息处理用国家标准。
《基本集》收录的藏文字母,可组成任意藏文词句,包括藏文古籍的文字。1997年《基本集》刚刚发布时,因技术局限,藏文字母的上下叠加构造无法方便处理,难以实现藏文的动态组合,故后来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研究中心陆续制定6项藏文信息处理交换标准国家标准。2007年,共有8个国际标准及国家标准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批准。经过上述完善,《基本集》已成为如今国际普遍应用的标准,微软、苹果等国际软件企业开发藏文产品时,均依照该标准,如微软从Windows7系统开始便依照该标准支持了藏文字母的上下叠加构造。
1984年,西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民族信息技术研究院院长于洪志主持开发了“藏文信息处理系统”、“藏文输入系统”、“藏文操作系统”等。
现有的藏文信息处理中的键盘均是依据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确定的,包括微软2007年推出的Vista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OS)中藏文输入系统也对此基本遵循。过去,包括1998年实施的《基本集》在内,藏文的上下叠加构造无法方便实现;但在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研究中心推出的藏文信息处理用国家标准实现了藏文的上下叠加构造之后,藏文的横向组合与纵向叠加已经全部实现。
1998年实施《基本集》后,西北民族学院计算机教师和藏文教师用一年多完成了“藏汉双语信息处理系统”,包括藏文构件集编码、字型、格萨尔信息系统、藏文历算软件、藏药检索、藏医自动诊断、藏文字频统计、藏文办公自动化、藏文数据统计等9个子系统。
2007年11月,甘肃省推出藏文彩信手机报,成为中国第一份藏文彩信手机报。在1998年实施的《基本集》的基础上,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研究所组成手写藏文手机输入法和藏文字库的课题组,创建24点阵的藏文点阵字库,翻译5000多条手写藏文手机术语。2009年,西南民族大学与北京网道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款手写藏文手机正式推出,包括GSM手机和CDMA手机两种。2012年6月,中国电信西藏公司藏文版手机上市,受到西藏自治区藏族民众特别是藏传佛教僧众及农牧民的欢迎。
西藏大学藏文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藏文信息技术基础理论和应用,重点研发了藏文字符编码、输入法、字库(符合国际标准的最大藏文字库,支持梵音藏文相互转写,支持微软及Linux操作系统)、操作系统(2008年与中国科学院共同研发了藏文版的红旗操作系统,为世界第一款从底层编码的藏文操作系统)、上网软件、办公软件、文字识别(藏文OCR文字识别系统);此外还包括:藏语自然语言处理、藏文模式识别、藏文信息安全、藏文数字媒体技术与工程、藏文嵌入式。该中心研制的新一代藏文软件已应用到西藏自治区第二代身份证制作中。拉萨市公交车语音报站系统即该中心研制的藏文嵌入式的应用。该中心还将建设一个大规模藏语语料库,以推出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藏文智能手机,并能支持藏文的手写及语音输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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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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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
徐霞客(,即万历十四年十一月二七日—崇祯十四年正月二七日),名弘祖(清代避乾隆帝讳,改宏祖),字振之,号霞客,南直隶江阴县人,祖籍江西南昌,是明代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和文学家。
北宋末开封府尹徐锢之后,建炎四年(1130)迁居浙江,十三世的高祖父徐经是江阴巨富,“膏腴连延,货泉流溢”,弘治十二年因“会试舞弊案”,与唐寅一起涉案下狱。徐经作《贲感集》以自明,后抑郁死。父亲徐有勉有兄弟6人,王孺人性勤朴,“故好艺植,好纺织”,生子三人,弘祚、弘祖、弘禔。至徐霞客时,家道中落,“田庐不及中人之产”,徐霞客分得家产有200多亩。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娶江阴望族许学夷侄女为妻,后与许学夷畅游惠山,开启旅游之序幕。万历四十五年(1617)元配许氏病故,隔年续娶罗济之女为妻。唯罗氏生性凶悍,夫妻感情不睦。霞客却爱上前妻的婢女周氏。罗氏妒恨,乘霞客出远门时,将周氏改嫁李家,“方孕而嫡嫁之”,生子李介立。
徐霞客纵游举国南北,跋涉了许多前人未到的荒野地区,往往露宿于荒野。足迹遍历今北京、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福建、山西、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16省,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徐霞客尤其对石灰岩地貌(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记录,包括溶洞分布,石钟乳、石笋、溶沟、石芽、石梁成因都有详细的考释,是举世第一人。同时对长江源头作了考察,纠正了古代文献对「岷山导江」的错误论断。
徐霞客有时也用驿站的马牌支使村民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人手不够时,以“二妇人代舆”。甚至为两只鸡失窃而扣人不放,被认为有扰民之嫌。崇祯十三年(1640年),在云南腾越(今腾冲)游历时得病,双足不能行走,由当地知府用轿子送返江苏江阴,去世前托季梦良(字会明)整理原稿,季梦良、王忠纫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他第二年去世后,清军进攻江阴时,季梦良帮助守城,全家被杀,《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兵火,季会明、徐李寄收集残存的抄本编辑成《徐霞客游记》,清初吴江人潘耒为《徐霞客游记》作序。1980年褚绍唐、吴应寿又对此书进行整理、校点。其内容包括他所到之处的地理、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农业、矿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学和文学价值。
旅途中,徐霞客好识友,如云南纳西族土司木增、诗人唐泰。黄道周、文震孟、钱谦益、项煜、陈仁锡等与徐霞客经常唱和。崇祯元年(1628年),徐霞客入闽游罗浮,即走访黄道周、郑鄤。陈函辉写有《徐霞客墓志铭》。
钱谦益著《徐霞客传》记其生平:徐霞客者,名弘祖,江阴梧塍里人也。……霞客还滇南,足不良行,修《鸡足山志》,三月而毕。丽江木太守偫糇粮,具笋舆以归。病甚,语问疾者曰:“张骞凿空,未睹昆仑;唐玄奘、元耶律楚材衔人主之命,乃得西游。吾以老布衣,孤筇双屦,穷河沙,上昆仑,历西域,题名绝国,与三人而为四,死不恨矣。”余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反,具述石斋颂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若此。梧下先生曰:“昔柳公权记三峰事,有王玄冲者,访南坡僧义海,约登莲花峰,某日届山趾,计五千仞为一旬之程,既上,煹烟为信”。海如期宿桃林,平晓,岳色清明,伫立数息,有白烟一道起三峰之顶。归二旬而玄冲至,取玉井莲落叶数瓣,及池边铁船寸许遗海,负笈而去。玄冲初至,海渭之曰:“兹山削成,自非驭风凭云,无有去理。”玄冲曰:“贤人勿谓天不可登,但虑无其志尔。”霞客不欲以张骞诸人自命,以玄冲拟之,并为三清之奇士,殆庶几乎?霞客纪游之书,高可隐几。余属其从兄仲昭雠勘而艳情之,当为古今游记之最。霞客死时年五十有六。西游归以庚辰六月,卒以辛巳正月,葬江阴之马湾。亦履丁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海军的一艘综合保障舰是以徐霞客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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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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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数
四元数是由爱尔兰数学家威廉·卢云·哈密顿在1843年创立出的数学概念。通常记为H,或formula_1。
从明确地角度而言,四元数是复数的不可交换延伸。如把四元数的集合考虑成多维实数空间的话,四元数就代表著一个四维空间,相对于复数为二维空间。
作为用于描述现实空间的坐标表示方式,人们在复数的基础上创造了四元数并以a+bi+cj+dk的形式说明空间点所在位置。
i、j、k作为一种特殊的虚数单位参与运算,并有以下运算规则:i=j=k=1,i=j=k=-1
对于i、j、k本身的几何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旋转,其中i旋转代表X轴与Y轴相交平面中X轴正向向Y轴正向的旋转,j旋转代表Z轴与X轴相交平面中Z轴正向向X轴正向的旋转,k旋转代表Y轴与Z轴相交平面中Y轴正向向Z轴正向的旋转,-i、-j、-k分别代表i、j、k旋转的反向旋转。
复数是由实数加上虚数单位 formula_2 组成,其中
相似地,四元数都是由实数加上三个元素 formula_2、formula_5、formula_6 组成,而且它们有如下的关系:
每个四元数都是 1、formula_2、formula_5 和 formula_6 的线性组合,即是四元数一般可表示为formula_11。
要把两个四元数相加只需将相类的系数加起来就可以,就像复数一样。至于乘法则可跟随以下的乘数表:
四元数的单位元素的乘法构成了八阶四元群,formula_12。
假设:
那么:
四元数不像实数或复数那样,它的乘法是不可交换的,例如:
四元数是除法环的一个例子。除了没有乘法的交换律外,除法环与域是相类的。特别地,乘法的结合律仍旧存在、非零元素仍有唯一的逆元素。
四元数形成一个在实数上的四维结合代数(事实上是除法代数),并包括复数,但不与复数组成结合代数。
四元数(以及实数和复数)都只是有限维的实数结合除法代数。
四元数的不可交换性往往导致一些令人意外的结果,例如四元数的 "n"-阶多项式能有多于 "n" 个不同的根。
例如方程式 formula_21 就有无数多个解。
只要是符合 formula_22 的实数,那么 formula_23就是一个解。
一个四元数 formula_24 的共轭值定义为:
formula_25
而它的绝对值则是非负实数,定义为:
formula_26
注意formula_27,一般状况下不等于formula_28。
四元数的乘逆可以formula_29算得。
透过使用距离函数 formula_30,四元数便可成为同胚于 formula_31 的度量空间,
并且有连续的算术运算。另外,对于所有四元数formula_32和formula_33皆有 formula_34。
若以绝对值为模,则四元数可组成一实数 巴拿赫空间。
非零四元数的乘法群在R的实部为零的部分上的共轭作用可以实现转动。单位四元数(绝对值为1的四元数)若实部为cos("t"),它的共轭作用是一个角度为2"t"的转动,转轴为虚部的方向。四元数的优点是:
所有单位四元数的集合组成一个三维球"S"和在乘法下的一个群(一个李群)。"S"是行列式为1的实正交3×3正交矩阵的群"SO"(3,R)的双重复盖,因为每"两个"单位四元数通过上述关系对应于一个转动。群"S"和"SU"(2)同构,"SU"(2)是行列式为1的复酉2×2矩阵的群。令"A"为形为"a" + "bi" + "cj" + "dk"的四元数的集合,其中"a", "b", "c"和"d"或者都是整数或者都是分子为奇数分母为2的有理数。集合"A"是一个环,并且是一个格。该环中存在24个四元数,而它们是施莱夫利符号为{3,4,3}的正二十四胞体的顶点。
有两种方法能以矩阵表示四元数,并以矩阵之加法、乘法应用于四元数之加法、乘法。
第一种是以二阶复数矩阵表示。四元数的三个元素i、j、k采用矩阵表示法(其中斜体字formula_2为formula_36):
则任意四元数"h" = "a" + "bi + "cj + "d"k的矩阵形式为:
这种表示法有如下优点:
第二种则是以四阶实数矩阵表示:
其中四元数的共轭等于矩阵的转置。
四元数运算在电动力学与广义相对论中有广泛的应用。四元数可以用来取代张量表示。有时候采用带有复数元素之四元数会比较容易,导得结果不为除法代数之形式。然而亦可结合共轭运算以达到相同的运算结果。
此处仅讨论具有实数元素之四元数,并将以两种形式来描述四元数。其中一种是向量与纯量的结合,另一形式两个创建量(constructor)与双向量(bivector;i、j与k)的结合。
定义两个四元数:
其中formula_42表示-{zh-hans:矢量; zh-hant:向量;}-<nowiki></nowiki>,而formula_43表示-{zh-hans:矢量; zh-hant:向量;}-<x, y, z>.
加法遵循实数和复数的所有交换律和结合律。
formula_45
formula_46
由于四元数乘法的非可换性,pq并不等于qp。格拉斯曼积常用在描述许多其他代数函数。qp乘积的向量部分是:
formula_47
formula_48
点积可以用格拉斯曼积的形式表示:
formula_49
这个积对于从四元数分离出一个元素有用。例如,i项可以从p中这样提出来:
formula_50
欧几里得外积并不常用; 然而因为外积和内积的格拉斯曼积形式的相似性.它们总是一同被提及:
formula_51
formula_52
formula_53
四元数偶积也不常用,但是它也会被提到,因为它和奇积的相似性。它是纯对称的积;因此,它是完全可交换的。
formula_54
formula_55
formula_56
四元数叉积也称为奇积。它和向量叉积等价,并且只返回一个向量值:
formula_57
formula_58
formula_59
四元数的逆通过pp = 1被定义。 它定义在上面的定义一节,位于属性之下(注意变量记法的差异)。其建构方式相同于复倒数(complex inverse)之构造:
formula_60
一个四元数的自身点积是个纯量。四元数除以一个纯量等效于乘上此纯量的倒数,而使四元数的每个元素皆除以此一除数。
四元数的不可换性导致了 pq 和 qp的不同。 这意味着除非p是一个-{zh-hans:标量; zh-hant:纯量;}-,否则不能使用q/p这一符号。
四元数的标量部分可以用前面所述的点积来分离出来:
formula_61
四元数的向量部分可以用外积提取出来,就象用点积分离标量那样:
formula_62
四元数的绝对值是四元数到原点的距离。
formula_63
一复数之符号数乃得出单位圆上,一个方向与原复数相同之复数。四元数的符号数亦产生单位四元数:
formula_64
辐角函数可找出一个四元数向量偏离单位纯量(即:1)之角度。此函数输出一个纯量角度。
formula_65
因为四元数有除法,所以幂和对数可以定义。
将这些被放到最后,是因为需要先定义四元数中的反双曲三角函数。
若 "F" 是一个域,且 "a"、"b" 为 "F" 的元素,那么就可在 "F" 上定义一个四维单一结合代数,而它的产生是由符合 "i" = "a"、"j" = "b" 和 "ij = -ji" 的 "i"、"j" 而起。
这些代数不是与 "F" 的二阶矩阵代数同型,就是 "F" 的除法代数。它们称为「四元数代数」。
四元数是由哈密顿在1843年爱尔兰发现的。当时他正研究扩展复数到更高的维次(复数可视为平面上的点)。他不能做到三维空间的例子,但四维则造出四元数。根据哈密顿记述,他于10月16日跟他的妻子在都柏林的皇家运河(Royal Canal)上散步时突然想到
formula_7
的方程解。之后哈密顿立刻将此方程刻在附近布鲁穆桥(Brougham Bridge,现称为金雀花桥 Broom Bridge)。这条方程放弃了交换律,是当时一个极端的想法(那时还未发展出向量和矩阵)。
不只如此,哈密顿还创造了向量的内外积。他亦把四元数描绘成一个有序的四重实数:一个纯量("a")和向量("bi + cj + dk")的组合。若两个纯量部为零的四元数相乘,所得的纯量部便是原来的两个向量部的纯量积的负值,而向量部则为向量积的值,但它们的重要性仍有待发掘。
哈密顿之后继续推广四元数,并出了几本书。最后一本《四元数的原理》("Elements of Quaternions")于他死后不久出版,长达八百多页。
即使到目前为止四元数在某些领域的用途仍在争辩之中。一些哈密顿的支持者非常反对奥利弗·黑维塞的向量代数和约西亚·吉布斯的向量分析的发展,以维持四元数的超然地位。对于三维空间这可以讨论,但对于更高维四元数就失效了(但可用延伸如八元数和克利福德代数)。而事实上,在20世纪中叶的科学和工程界中,向量几乎已完全取代四元数的位置。
詹姆斯·克拉克·马克士威曾经在他的《电磁场动力理论》("A Dynamical Theory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直接以20条有20个变数的微分方程组来解释电力、磁力和电磁场之间的关系。某些早期的马克士威方程组使用了四元数来表述,但与后来黑维塞使用四条以向量为基础的马克士威方程组表述相比较,使用四元数的表述并没有流行起来。
事实上,四元数是常被数学家称为几何代数的clifford代数的一个子代数,而后者已经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应用,尤其是在理论物理中。例如可以用几何代数将狭义相对论和经典电动力学表述为非常优美的形式,量子力学中讨论自旋常用的泡利矩阵实际上也是几何代数的一个子代数的矩阵表示,类似的例子还有对经典力学中刚体的转动的不可交换性的表述。
爱尔兰国家大学梅努斯分校由1989年开始举办纪念发现人哈密顿的徒步活动,活动行程由Dunsink天文台起始,到皇家运河结束,参与者包括数学家盖尔曼(2002年)和安德鲁·怀尔斯(2003年),可惜途中已找不到哈密顿的刻石。
四元数大量用于电脑绘图(及相关的图像分析)上表示三维物件的旋转及方位。四元数亦见于控制论、信号处理、、物理、轨道力学和生物信息学, 都是用来表示旋转和方位。
相对于另两种旋转表示法(矩阵和欧拉角),四元数具有某些方面的优势,如速度更快、提供平滑插值、有效避免万向锁问题、存储空间较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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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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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
11月6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10天(闰年第311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5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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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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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之中,欧洲跟部分前英国殖民地等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和抗拒,到逐渐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由来华洋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科学、科技、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本条目所探讨的西学东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著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相对放缓,部份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废除利玛窦规矩,禁止祭祖),引起雍正朝廷及民间反感,导致禁教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普及。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清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枬(1796—1861)受聘任《广东海防汇览》总纂和《粤海关志》总纂,得以浏览有关西方经贸与文化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合众国说》三卷以及《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苍(伦敦,在此泛指英国)偶说》等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真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梁廷枬之后,又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国人眼界。
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刺激大清朝廷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自强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派,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而主要关注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加以学习西方之学术思想,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大清当时面临著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五四运动时,左翼激进派知识分子接受了俄国马列主义,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西学东渐之一部份。民国初年,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一波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商人、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著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录》、《坤舆万国全图》以及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著作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麦都思的墨海书馆、韦廉臣和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军人查理·乔治·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明朝时有香山县人郑玛诺(1633年—1673年)、南明朝廷永历皇帝使臣陈安德,清朝时有沈福宗(1657年-1692年)、黄嘉略(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樊守义(1682年-1753年)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满清使臣图理琛出使俄罗斯,看望那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1715年返京,1723年用满汉文字刊行《异域录》(上﹑下两卷),介绍沿途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写《扶桑游记》。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1883年至1884年文人张祖翼旅行英国,著有《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他在伦敦的各种感受,其中包括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描述。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1866年恭亲王奕䜣派官员斌椿以及4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英国人赫德考察欧洲12个国家,斌椿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随美国人蒲安臣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林乐知、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人。甲午战争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像,因此不赘述。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5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著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著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著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和实业救国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著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时人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清末)民初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和制汉语的引用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的学术。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著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和制度方面则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其中有“西学”一章,他认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他提倡实业救国,同时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将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
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著,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著“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写大量有关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并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哲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精神、物质、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辩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响更大,对于西方的演绎及归纳逻辑都有介绍传入。在伦理学方面,在20世纪初大量由日文翻译相关著作。这些对于近代知諩分子们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影响。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对于中国近代伦理学影响最大。
中国传统所重视的数学大多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明末利玛窦所译天文书籍《乾坤体义》下卷的内容即多为算术。最早专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测量方面的书籍尚有《测量全义》、《测量法义》等。割圆数的传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线表》及《大测》;在西方算术的传入方面,最早有利玛窦及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对数的传入,在顺治年间的穆尼格讲授,康熙时期官方编订的《数理精蕴》为集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的大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介译西方数学的重要人物为数学家李善兰,他与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艾约瑟等人合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术》、《代微积拾级》等著作,为符号代数及微积分首次传入中国。另一位数学家华衡芳则在1860年代以后与傅兰雅合作译了不少著髼,介绍了对数表、概率等新的数学概念。清末新式学堂中的数学教材即多取于两人的著作。到20世纪初,随著留外学生的增加,西方数学大量传入中国,至1913年北京大学成立数学门,为第一个专门的数学的学术教育单位。
在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但都是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传入。元代至明初传入的则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主。
明末清初时,传教士带来西方(欧洲)天文学,但其中最被重视的仍是中国传统认为是国之根本的历法。由于行用日久,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许多场合中未能准确预测日蚀月蚀: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张改革历法,终于在崇祯二年(1629年)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进行《崇祯历书》的相关工作:
因为历局涉及翻译西方天文学知识,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西局」,与反对改历的「东局」对立。《明史 历志》云:
间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掌钦天监,制新历法,正当新历完成之际,适逢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新历未能推行。至清初顺治年间才能推行,《崇祯历书》改名为时宪历。
除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玛窦口传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此外。尚有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等传入。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最新的地动说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如银河的解释、木星的卫星等发现都传入中国。
明末时许多地理学知识及技术随传教士传入。如利玛窦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方地理以及东西法路作许多介绍。到清初南怀仁制作《坤舆全图》。康熙时,传教士白晋对于清朝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作地理调查,最后制成《皇舆全览图》,其中使用先进绘制技术,包括以三角测量法,并标示各地的经纬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再次传入,许多尤其和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矿产的考查有关。而中国的学者如华蘅芳在1873年,翻译《地学浅释》一书,为西方地质学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纪,张相文及章鸿钊两人,撰写编译多部西方地理地质方面的专书及教科书,为中国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地理观念的改变方面,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除了邹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说认为中国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为外夷,但近代西学东渐中,与西方人的接触和新的地理书籍地图的译介,使得逐渐必须承认海外尚有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世界变大了,而中国由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甚至仅仅是亚洲的一部分。
明末清初,最早传入西洋生物学知识的书籍,是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所著《天主实录》,其书虽主要为为宗教书籍,但其中有当时欧洲生物学的介绍,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种生物的介绍。较专门的生物学书籍,有康熙年间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译的《狮子说》、《进呈鹰说》等,系译自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学》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学的传入,较早的有生理学方面的《全体新论》、《合体阐微》等(参见医学段落),在植物学方面,有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对于植物的特性种类、器官都有详细介绍。
近代,西方生物知识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达尔文的演化论,此为严复经由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论》而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主要是随著传教士所译介的机械的相关知识传入,如明天启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后明末清初物理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
在第二波的西学东渐中,西方近代物理开始较有系统地传入,从1840年代以后大量相关译作出现,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学》,介绍西方力学一般知识和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光论》介了光学知识,《声学》介绍了声学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译《通物电光》一书,是介绍X光的专书,距离威廉·伦琴1895年发现X光仅4年。1900年王季烈又与藤田丰八合译日本的《物理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物理学的专书。
到20世纪初,随著留外学生的增加,出现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的物理学才逐渐建立。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当时近代西方化学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显的传入中国。
到了晚清,墨海书馆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最早单介绍了西方的化学知识。1860年代以后,以中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贡献最大,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了《化学鉴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译书中,对于一些化学元素如铝、轻、养、淡、钾、镁、锰等的译名创造,并编写《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对于化学知识传入奠定基础。此外,同文馆也翻译出版《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对于西方化学仍以译介为主,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包括任鸿隽、胡嗣鸿等化学家,中国的近代化学才算逐渐奠定。
晚明最早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隆庆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内罗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成立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在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内有西方的神经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内容。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除对神经学的描写更深入外,对人体各部位的功能有详细述叙。此外,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讲血液的功能、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讲人的骨骼、肉、心脏、脑、神经等,邓玉涵《泰西人身说概》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石铎琭的《本草补》,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则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闻名。但当时这些医学相关译著,常受神学影响,不少将医学与神灵魂等混为一谈。
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西方医学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以教会创办为主)开始影响中国各地。包括其附设医学校也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
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对于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加以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则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期刊在晚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武器(见军事段落)的输入之外,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邓玉函口述王征译绘的《奇器图说》,其中有当时大量西方机器的介绍及其制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绍。此外,熊三拔向利玛窦等人学习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即多抄录此书。此外,钟表等机械的制造传入也受到重视,利玛窦当时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明政府及士大夫们大为吃惊,但大多人仅视之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学东渐时,西方的各种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包括造船、铁路修筑、采矿、印刷、建筑、工业制造等,对中国的交通和经济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的传入始自清代后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畬《瀛环志略》中,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绍,尤其对民主制度加以称道。其后在18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借由相关译介习籍,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只有如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中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学说的零星介绍。
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兴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卢梭《民约论》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译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于1903年译出,密尔的《自由论》,由严复和马君武分别译出。在国家思想方面,有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被译出。在无政府主义学说方面,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译介。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包括《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等刊物对曾刊载相关介绍文章。这些学说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各自拥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是在西方19世纪中叶新兴的学科,约1880年代,开始在《申报》、《万国公报》等媒体有介绍社会学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称为「群学」。甲午以后以严复介译最多,尤以斯宾塞的著作思想介译最多,影响最大,其《群学肄言》一书即译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其后章太炎翻话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为最早的社会学完整著作。其后并有多部相关通论性著作译出。在晚清时,社会学被认为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的重要学科而风行,而斯宾塞所主社会进化忧胜劣败的观念,更刺激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亡国灭种之忧。
西方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作《原富》),此外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普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说。宣统年间译介缩《经济学概论》一书,则有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求义不求利」的经济思想,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影响。此外,孙中山则在求富之外,进一步吸收西方社会主义及土地平权思想,试图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问题。
西方法学的传入中国在清中叶以后开始,但早期主要关注的为外交上的国际公法,如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一书。一直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批人开始注意西方法律,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试图参照西方法律,改进原本的《大清刑律》,最为重要。
明末清初时,西方军事的传入以火器的传入为主。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广州与葡萄牙人爆发屯门海战等战争,虏获其火器(当时人称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机),仿制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后利玛窦也曾对西洋火器与军事加以介绍。至万历晚期女真兴其于东北,明军向葡人购募火炮及军队,教士汤若望亦曾督导铸炮,获得不少战功。清朝方面亦在努尔哈赤死后,由被俘的汉人处取得技术,发展火炮,康熙时,更命南怀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怀仁并著有《神威图说理论》一书介绍西方武器技术。
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包括武器的制作如船舰、大炮、火枪等的制作购买,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无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晚清时更有大量学生留日,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这批留学生也成为晚清新式军队的骨干。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其后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至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转译而来的西方历史和传记等书籍。
但历史学本身的影响而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而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史学界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受影响之史家所组之学派谓之「史观学派」)。另外由美国传入之Robinson新史学(高度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史学,由何炳松传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力。到了民初时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近代的西学东渐,也造成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前即有进化史观,如王充、杜佑、刘知几等皆主此史观,然影响不大),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重要,包括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所影响。
西方乐器的传入最早在澳门地区,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后利玛窦便自澳门带西琴(为今日的大键琴)进呈,万历皇帝并命乐工学习。至清初,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升甚为喜好,由其带领演奏。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音乐、军乐、学堂乐歌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西式军乐队,早期主要由在华西方人组成,如著名的海关负责人赫德所组成的乐队。中国自办的西式军乐队,则要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军中才出现。
学堂乐歌是晚清之时,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调,调上「进步」思想的歌词,以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学习所作的歌曲,但这种形式的音乐仅是学习西方音乐的部分形式。进一步对西方音乐有较深入的吸收创造学书,则要到五四运动以后了。
西方美术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以绘画为主,最早利玛窦曾以天主、圣母图像献于明神宗。其他传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图画,其画风以及女性的裸露曾受当时中国士人争议。到清朝康熙时,不少专较专门工于画的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在宫中教习中国人而产生较多影响。不少画家开始学习西画,乾隆时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更融合中西画的画法作画。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述如下: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著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火车、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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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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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对于中国历史发展提出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学者李约瑟在193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科技史时提出,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正式将这个历史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很多人把李约瑟难题进一步推广,出现「中国近代科学为什么落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等问题,对其争论一直非常热烈。
「为何科学发生在西方社会?」是李约瑟问题的反面。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左右,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西方作品的部份,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开启了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的研究兴趣。若如很多不深入理解者所以为「为何中国没有产生科学」这句话就是李约瑟问题的全部内容,那么不亦是说:李约瑟是被「李约瑟难题」所吸引,进而研究它,然后再把它给提出来──这么说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约瑟在经过他毕生的钻研后总结说:魏特夫的看法是太过肤浅的并且是欧洲人本位的。在这一个部份,李约瑟已经在西方获得「中国科技史」的权威研究者评价,但李约瑟却也必须承认中国这四、五百年来的科学落后仍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魏特夫的提问仍然没有解决,而李约瑟不愿意武断地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性较西方人次等。正是因为李约瑟拒绝像他所批评的魏特夫一样用民族性差异做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因此陷入了难题。
李约瑟难题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和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朝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中央集权,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其实李约瑟一直强调其问题是把双刃的剑,李约瑟难题还有另外一个表述方式:为什么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或者,为什么近代科学,关于自然界假说的数学化学及其相关的先进技术,只是辉煌而短暂地兴起于伽利略时代的欧洲?
一些人对李约瑟难题的前提提出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能并未高于西方,指尽管中国人有不少发明创造,但中国可能仍然落后于西方,因为中国以实用技术为主,缺乏科学论证与抽象化的理论研究。;“无论是李约瑟还是我们中国学者在讨论有关问题时,通常都习惯把科学和技术这两个词合在一起使用,这是导致产生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中国的研究不像西方那样是为了探索宇宙规律,而更多地出于实用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即使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高于西方,也不能推出科学和工业革命就一定会在中国发生。
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并不能成为科学和工业革命出现在某地某时发生的充分条件。实际上科学的产生及其思维方式根源于其所属文化(主要是受希腊思想影响的地区包括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也未能在同时代独立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工业革命与社会生产和时代需要的关系更大,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难孕育产生机器化大生产的需要。“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绝大多数在蒙古入侵之前;之后国家覆亡(元灭宋),文化重构(明清思想控制),治理形式和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很大不同,社会的思想文化和商业环境已与之前大不相同。能否用前面朝代的贡献作为后面朝代能够达到某种更高水平的预测,这是有疑问的,因为国家社会本身已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即使是曾经奠定西方科学文化基石的希腊也一度陷于落后而没有产生进一步的科学乃至工业革命,可见两者不具必然联系。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争论和见解一直都比较多,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等到一个完整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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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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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更准确的说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一个起点约于1760年代,一直持续到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历史时期,也有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年)和现在(20世纪)的数字化革命。在这段时间里,人类生产逐渐转向新的制造过程,出现了以机器取代人力、兽力的趋势,以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由于机器的发明及运用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因此历史学家称这个时代为机器时代(the Age of Machines)。
工业革命在1759年左右已经开始,但直到1830年,它还没有真正蓬勃地展开。大多数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1769年,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自英格兰扩散到整个欧洲大陆,19世纪传播到北美地区。一般认为,蒸汽机、煤、铁和钢是促成工业革命技术加速发展的四项主要因素。英国为最早开始工业革命也是最早结束工业革命的国家。
在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前,整个生产所需动力依靠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伴随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工厂不再依河或溪流而建,很多以前依赖人力与手工完成的工作,自蒸汽机发明后被机械化生产取代。工业革命是一般政治革命不可比拟的巨大变革,与1万年前农业革命一般,革命其影响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推动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人们推向了一个崭新的「蒸汽时代」。
在尚未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大部分西方人都在乡间居住,并在细小的田地以耕种和畜牧维生。他们以人力辅以牛只及简单工具耕种,耕种的方法则仍沿用中世纪的三田制(the Three-field System)。根据这种方法,农民把土地划分出三块田,每年只在其中两块田耕种,另外的一块田则休耕,收获量不多。
这时只有一小部分的西方人在城市居住,当时城市的人口平均不到一万人。除了贵族与教会之外,大部分的城市平民都是商人和工匠出身。商人以转售和运送工匠的制品谋生,而工匠则多在家中用手动的工具和细小的机器,来生产衣服和一些木制与金属制日用品维持生计。这种以人手及简单工具在坊间作业的生产方式称为「家庭手工业制」(the Domestic System)。
在交通方面,因为此时乡间和城市的居民都还是以马匹和马车为主要的运输工具,但当时的道路网络设计并不完善,道路多是崎岖不平的;在雨天时,很多道路会被水淹没,所以交通会出现瘫痪的情况,因此交通运输效率极低。相对于当时拥有大型运河的中国,或有完善道路网的美洲文明,欧洲的城市规模无法达到同样水准。由于当时无论乡间或城市的生产动力都以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等为主,所以产量有限,当后来航海时代贸易、人口增加时,这种以原始动力来生产物品的方法,已不能再满足日益增加的需求。
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多产的新美洲作物以及矿石财富被送进欧洲,繁荣使人口出现大爆炸。到了18世纪,英国人口不断增加,以及英国农业革命和圈地运动的后果,以致农业劳动力过剩,不得不寻求新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推动工商业的发展;再加上人们的消费需求亦日渐增加,为批量化生产的商品提供了销路。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中北部,那里拥有丰富的浅层煤矿和铁矿资源,但缺乏木材资源。工业革命下产生的蒸汽机,以及利用焦煤而不是木材炼钢的冶金技术革新,这些使得英国的煤矿和铁矿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1623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允许设立专利权保护新发明的权利,开始刺激许多新发明的产生。工业革命约于1750年开始于大英地区。工业革命的展开有多种原因,其中,封建制度的结束就是一个明显的工业革命导火线。随著封建制度于18世纪初在西方消失,贵族及大地主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例如贸易的专利)也随之消失。这些改变推动了自由贸易,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市场,使工商业的发展更为蓬勃。在这种改变下,旧有的家庭式工业生产模式已不能满足贸易发展的需要,所以人们便致力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模式以增加产量,因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此外,世界贸易的发展亦扮演著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从15世纪发现新航路起,许多欧洲国家在亚、非、美三洲各自建立殖民地。至18世纪,这些殖民地不仅为它们提供原料和商品出口市场,还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为了满足因世界贸易所引致的强劲需求,人们便开始采用机器和其他方法来提高产量,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发生前,英国实际上已经历过一场金融革命(西方的经济史学家将英格兰银行的创立、公债的发行和稳固以及其他金融业的变革称为“金融革命”),金融革命不断为工业革命注入资本燃料和动力。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约翰·希克斯曾经详细考察了金融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他指出,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或至少不是其直接作用的结果,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工业革命早期使用的技术创新,大多数在工业革命之前早已有之。然而,技术革命既没有引发经济持续增长,也未导致工业革命。因为早已存在的技术发明缺乏大规模资金以及长期资金的资本土壤,便不能使其从作坊阶段走向诸如钢铁、纺织、铁路等大规模工业产业阶段,“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John Hicks,1969)。工业革命兴起的新产业,其工业原料成本、研发成本、人力成本、厂房成本、设备成本等开支都十分巨大,如机械制造,冶金,铁路等等都属资金密集型行业,对廉价资本依赖性大。英国光荣革命,建立的文官制度和自上而下垂直征税税体系以及宪政改革对约束政府行为产生了可信承诺,使得英国国会能够严格督导政府的财政支出,使私人债务清偿方面具有较高的信誉保证。高效、透明、有序的税收体系,不仅令新兴的工业企业免受苛捐杂税困扰,且令英国国债在世界范围内享有极高信誉,其长期公债利率一降再降,最后仅3%利率水平,银行利率降得更低(公债利率一般高于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英国在发展国债市场之后,进一步发展了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等等,如伦敦证券交易所。这些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廉价资金”。
承继了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启蒙运动)的重视科学精神,西方的科学因而得到重大的发展。而那时的科学家的重要发明和发现,就为工业革命带来不少机械性的帮忙。
工业革命的开始与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少量发明密切相关。在19世纪30年代已取得了以下重要领域的进步:
航海时代的殖民公司制度逐渐成熟,并扩及到其他行业,资金的积聚及新机器的发明也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其中两个主要原因。18世纪时,欧洲本土的贸易发展蓬勃,使商人累积了大量财富。为了获得更丰厚的利润,他们便致力投资开设工厂、购置原料和发明新机器。加上随著各类型机器的发明及应用,旧有以人力为主的生产工序逐渐被由蒸汽推动的机器取代。生产工序的机械化,提高了工农业的产量。结合以上的种种原因,就成就了工业革命的辉煌。
旧有的经济模式,行会的师徒作坊式生产制度,控制了从生产技术到销售价格等多方面的因素,虽然保证了产品质量,但也阻碍了技术革新。而工业革命相对于行会师徒作坊式的生产,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新技术,生产更加集中,工人们在大规模的工厂工作,而不是小作坊。由掌握销售渠道的商人开始组织生产。这种变化,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从而能够满足世界各地的广大市场需要。以往行会作坊生产的东西,相对工厂大规模生产的东西,更为精致,而可以称为“奢侈品”。但是工厂化的大规模制造,可以生产出众多价廉物美的商品,于是把各种所谓的“奢侈品”挤出了市场,行销整个世界。于是行会作坊式生产模式在工业革命产生的竞争下,走向了下坡路,越来越无法应付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
而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也就是首先在英国发生的圈地运动,同样是一个生产集中化的过程。工业革命前的土地制度,使农民只能分别在许多分散的小块土地进行耕作。这些土地采用落后的三圃制耕作技术,每三年就要休耕一年,休耕的土地作为公共牧场供家畜使用,亩产低,土地浪费严重。但由于敞地制土地犬牙交错互相连在一起,单独小块土地无法改变耕作方式。比如若自己的土地不打算休耕,但也无法避免由于旁边的土地休耕后家畜对其的践踏。圈地运动虽然对许多农民来说并不公平,许多农民被迫分得更贫瘠的土地,也无资本采用新的耕作技术,同时失去了休耕的公共土地放牧家畜的好处。但是土地集中后可以进行彻底的技术改良,生产更多的粮食供养更多的人口,尤其是可以为纺织工业生产大量的羊毛。不少失去土地的农民,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成为了工厂的工人,也为新产生的工人阶级埋下了伏笔。圈地运动在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发展得比较缓慢,但自光荣革命后的18世纪,开始愈演愈烈,从而引发了众多农民起义。
圈地运动配合工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以及能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虽然产生了许多不公,客观上确实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必要前提。
古老敞地制土地犬牙交错互相连在一起,单独小块土地无法改变耕作方式。圈地运动在英国伊莉莎白一世时期发展得比较缓慢,但自光荣革命后的18世纪,开始愈演愈烈,从而引发了众多农民叛乱。W. A. Armstrong为首的一些人则主张把地主和农民二元对立太简单化历史了,他指出当时很多生活有著落的农民同样积极参与圈地。「我们应当小心一点不要把这一切(圈地)归于一个庞大复杂的历史转变的(必然)结果」 "18-19世纪的圈地状况被严重夸大了"。
圈地运动配合工业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材料,以及能供养更多的非农业人口,虽然产生了许多不公和暴动,客观上确实是工业化的一个必要前提,提供了土地集中后的规模耕作增加产量,被驱赶出的农民则投入工商业成为劳动力的来源。
18到19世纪的英国,由于专利制度的保障,也由于能提高生产力的新技术会带来的十分可观的利润,于是有许多有钱人投资于各种发明创造。虽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能取得预期的成功,但是若某一种新技术发明能应用在生产中而提高生产效率,就会带来十分可观的利润,就如现在的风险投资一样。技术发明如滚雪球一般,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出来,就会刺激发明另一种新的技术。比如珍妮纺纱机这种新技术,使得能纺出更多物美价廉的纱,那么将会产生更多地对棉花的需求,又可为提高织布技术带来了激励。生产上每个环节技术上的革新,都会刺激相应环节不断寻找新的技术革新,以便适应新的生产效率下的需求,如同链式反应一般。
工业革命前后共有很多种不同的发明,除了较为著名且最具代表性的蒸汽机外,还有很多发明对后世影响深远。以下是一些较重要的发明列表:
工业革命对19世纪科学发展及社会变迁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前的科学研究很少用于工业生产,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壮大,工程师与科学家的界限越来越小,更多的工程师埋头做科学研究。以前的科学家多是贵族或富人的子弟,现在则有许多来自工业发达地区和工人阶级的子弟成为了科学家。他们更加对化学和电学感兴趣,这也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由于圈地运动和农业技术的改良导致乡村许多剩余的人口大举移入都市,欧洲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的世界大规模贸易,使得城市和工厂能够吸收这些大量人口,由此造成了都市化的现象及都会区的出现;都会化的生活,让知识与资讯沟通更为便利。而工业化使得出现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出行更加便利,使得人们更加见多识广。在商品经济下利己的生活习惯里,于是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许多改变,更多人追求个人的幸福,而非来世的幸福或集体的利益。也因为自由经济主义的兴起,世界大规模自由贸易导致出现了一个新富阶层,再加上人们思想上的变化,进而使得更多的人,当时主要是中产阶级对民主政治的参与的兴趣,由此导致欧洲各国选举与被选举权,不断扩大到社会上更多的人群中。
大量工厂的成立,工人悲惨的生活及工作环境也逐渐为人重视,许多的慈善机构于是成立,主张以社会福利制度改善穷人生活,也免费提供粮食及住所。由于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政府提供的保障,许多工人在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情况下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在正常的经济环境里,生产环境也十分恶劣收入也很微薄,这些有限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多大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状况,由此导致劳资双方也就是所谓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立。如1811年,一个名叫卢德的英国工人捣毁机器,从而引发了反对机械化的卢德运动。马克思为首的左派学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衍生出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对日后的人类社会影响甚钜,有正面也有负面。不过也由于工业革命,才可能产生大量的工人,而农业社会中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工人阶级在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通过与资方的有限的斗争以及恰当的妥协,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励的彻底斗争与破坏,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利益,同时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也不那么大。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环境,不让物质的大量富余和人民的相对贫困,使社会矛盾加剧,革命思潮汹涌,英国等国通过改革实行“民主”,后来欧洲社会的稳定进步。
工业革命时期严酷的经济环境造成了当时人类平均身高的降低,人类的平均身高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科学界普遍认为6000年前农业社会的形成与渔猎的生活方式被农耕取代,造成了人类平均身高的下降,土耳其境内8000年前遗迹所留下的尸骨平均身高超过今日土耳其的平均身高。 英国牛津大学里查德教授在分析了几千具从丹麦、瑞典、挪威、英国和冰岛挖掘出来的古代人类男性的遗骨后发现,人类成年男性平均身高在中世纪期间的公元9世纪到12世纪之间到达了一个自10万年前现代智人诞生以来到20世纪中期前的平均最大值,平均身高为1.73米,然后逐渐变矮变低,到了工业革命前夕的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成年男性平均身高降低到1.67米,比9世纪到12世纪间减小了6厘米之多。一直到了20世纪中期,人类男性平均身高才重新恢复达到9世纪到12世纪的最大值。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赫库兰尼姆城(在今土耳其境内)前后共出土了近二百余具遗骸,美国史密森大学物理考古学家萨拉·比西尔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了解到古罗马男子一般身高一点七米,女子一点五五米” 从1920年开始,特别是从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平均身高迅速增长,欧洲成年男子平均身高从167厘米增长到177厘米,其中比利时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从1920年的166厘米增长到1970年的174厘米,丹麦则从169厘米增加到17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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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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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
李约瑟,(,),生于英国英格兰伦敦,生物化学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他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李约瑟难题也引起各界关注和讨论。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Alicia Adélaide Needham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
1924年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Dorothy Moyle Needham,中文名李大斐。1896年9月22日-1987年12月22日)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4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学位(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1904年7月22日-1991年11月28日),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奇怪的是,李约瑟夫人李大斐接受他们两人的恋情,三人在同一屋簷下融洽共处长达50年,直到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约瑟才于两年后迎娶默默陪在身旁的鲁桂珍。)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在鲁桂珍协助下开始学习汉语、文言文,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1年,李约瑟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
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王玲)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李大斐病逝。1989年,李约瑟迎娶默默陪在身旁数十年的鲁桂珍为妻。1982年,他得了帕金森氏症,1995年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4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树下。
李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他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见解很独到。他的工作亦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自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科学史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史乃兴趣所致(这一点可以从他夫人的话中得证:“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
同时亦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而不包括自清朝前后的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分封诸侯,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
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衡量儒家和道家在中国科技发现中的影响,并通过描述中国科技的传播者()过程,以强调中国科技发展为何与西方的可感知性独立性创造思维渐行渐远。
李约瑟的研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包括对他就中国科技成就的强烈倾向,和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创造的重要贡献。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页?”然而,席文的批判也可被历史研究方法论所否定,因为他的争论会排除了所有历史原因性讨论。席文的逻辑是一旦历史事件的原因没有发生,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反事实的,因此就判定其不是有效答案。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李约瑟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谴责,被争议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其他竞争思想体系的简单反映。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普遍但存在争议的解释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其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比如,1725年,清朝政府整理25万活动字体才制作出64典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是这个解释很快遭到质疑:为什么西方国家仍然战胜了一些拥有字母表(比如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字母)的国家。
李约瑟的政治主张被视为异端,他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则基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1952年,李约瑟作为一个观察员参加了朝鲜战争,在他的报告中,他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指控。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人员却无情地欺骗了他。”温彻斯特也指出,因为李约瑟的政治谴责,他直到1970年代才从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中移出。
1983年,李约瑟博士主持撰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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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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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
汉学()或称中国学()是指中国以外的学者对有关中国的方方面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包括中国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甚至也包括对于海外华人的研究。中国人研究汉学,通常称为国学。
汉学也指明末清初依汉世儒林家法之说研治经学名物制度,小学训诂的考证学。惠栋一生治经以汉儒为宗,为汉学奠基者。惠栋的再传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自居为汉学宗传,彰显汉学名号,影响深远。
惠栋倡导“弃宋复汉”,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划分了一条径渭分明的学术界线。惠栋指出,“宋儒经学不惟不及汉,且不及唐,以其臆说居多,而不好古也”,治经“则断推两汉”“宋儒不可以穷经”,以汉学方法作为治经的标准,经学研究中没有宋学存在的余地,把宋学从经学研究领域断然剔除,“汉学”专注整理古籍,遂成为考据之学的代名词。日本藩士著《汉学纪源》,从儒学的起源开始记述,详尽地介绍了日本各个时代儒学的状况。僧俊艿建久十年(公元1199)游于宋多购儒书回日本,有佛教典籍1008卷,世俗典籍819卷,碑帖96卷,儒道书籍256卷。菅原道真、、三善清行、管原文时、源顺(兼平亲王)、具平亲王、藤原公任、大江匡房等皆精通汉学。
汉学最初只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主要研究古文和哲学、文学、音韵学、史学等,不包括现代中国的研究。二战后,也逐渐开始研究现代中国。
汉学可以分为古代汉学和现代汉学。古代汉学根据不同的划分,主要是对于1850年以前或者1911年以前或者1949年以前中国的研究,这以后的时期则属于现代汉学的领域。
日本人自隋唐时开始学习中国典籍制度,日本与中国汉学的渊源最为深远,明治维新前,日本朝野以模仿唐朝的一切为时尚。近年来,韩国在东亚汉学所扮演的角色地位上,也日益重要。而越南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成员,也一直致力于越南汉学的研究,尤其是汉喃学的研究。
雍正六年(1728年)《恰克图条约》签定之后,中俄始有往来,俄国传教士团和41位留学生来到北京,努力学习中华文化,致力于掌握满、汉、藏、蒙等多种文字。这些留学生后来成为汉学家的有伊拉里昂·罗索兴、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等人。早期俄罗斯汉学的研究中心在北京,后来逐渐转移到圣彼得堡大学。咸丰五年(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成立东方学系,其中最著名的汉学家是,汉名为王习礼,并将《论语》、《聊斋志异》和唐人小说《李娃传》译为俄文,还编纂了《满俄大辞典》。
一些人认为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遥远的马可·波罗()时代,即13世纪。史料显示,系统的汉学研究最早产生于16世纪,那时诸如利玛窦()、南怀仁()和安东尼·托马斯()等基督教传教士正尝试向中国地区输入基督教,所以最初的汉学更多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融合。
启蒙时代是对探索与发现新大陆怀有极大好奇的时代。那些曾经流传于教士之间的叙述与信函被收录进《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在欧洲广为流传。清国此一大帝国震惊了每一个对这片土地有所向往的人,与此同时,汉学者们(这在当时是一份伟大的工作)开始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制观念以及审美观。尽管这种介绍难免片面且有所歪曲,但这在当时的确养活了不少依靠贩卖“中国工艺品”生存的小商贩,当然,也一度引起热议。那是,清国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
法王路易十四时期,由法国科学院派传教士前往中国进行研究,马约瑟发表有《书经以前之时代与中国神话之关系》,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史全志》。19世纪初有法国雷慕沙和德国克拉勃罗德两位汉学大师成立亚洲协会,发行期刊《亚洲学报》。1823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之,刊行《皇家亚洲学会会报》,可视为汉学成立之年。此后英国、荷兰、瑞典都出现了汉学研究,荷兰人施古德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学。
伏尔泰(Voltaire),作为一位伟大的作家的同时,也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的一位读者,在元曲读记《赵氏孤儿记()》中,他也曾表达他对那片神奇土地的无限向往。莱布尼茨(),微积分的发明者,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极感兴趣,他在《易经》中发现了一个完美演绎出来的素数序列。他还从中文本身提炼出了一个理想的、渊博的语言规则,即数学的本质——通过底层分析找出悖论。
1795 年,根据法国宪法,将于1796 年建立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院()。在法国,杜赫德(),一位从未踏上中国地区土地的人,于1725 年出版了《中国简述()》(4 卷插图本),这本书的大量资料是基于他与教友的书信中所描述的内容。这本书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权威并随即被译成四种语言出版。
到了17-18世纪,其他的传教士如理雅各(Legge ,1815-1897)在争取设立汉学学科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在1837年,(,1797-1843)成为英国首位中文教授。到了20世纪,汉学家逐渐脱离了传教士的身份,并建立了一个可靠的标准研究体系。由汉学家在政治上提出的建议也使得汉学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如美国的费正清()。
冷战期间,在法国,李克曼(西蒙·利斯())强烈的批评了汉学对于政治的干预——左的或右的——对汉学独特但不失科学性的分析加以否定。他还尖刻的讽刺了对汉学有所辩护的专家们,如()。
在21世纪,汉学被广泛传播,因为它对中国来说,具有极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战略意义。
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被发现,出土了大量藏文、蒙古文和其他文字的写本卷子及文物。西方汉学家前来敦煌考察时偷窃了大批文物,形成敦煌学之研究,促进了汉学研究的新发展。
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很早就进行清史及满洲史的研究。1981年5月26日,日本学者藤枝晃于西北师范学院演讲时表示有学者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或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曾有学者认为日本学者在汉学研究的份量可能会超过中国。
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学术进行对话,才能洞悉中国文化的深层奥秘;中国学人向世界敞开自己,才能进一步激活古老的传统和思想的底蕴。高本汉是第一位重构了中古汉语及上古汉语的语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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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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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斯垂克条约》(; ; ),即《欧洲联盟条约》,于1991年12月9日至10日在荷兰的马斯特里赫特举行的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中经过两天的辩论,最终通过并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合称《欧洲联盟条约》,正式条约于1992年2月7日签订。这一条约是对《罗马条约》的修订,它为欧共体建立政治联盟和经济与货币联盟确立了目标与步骤,是《罗马条约》成立的基础。《马斯垂克条约》预定于1993年11月1日生效。
《货币联盟条约》是1992年2月7日由欧共体12国外长和财政部长所正式签订的。
该条约规定,在欧盟内部要求实现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并使经济政策完美地协调起来。条约规定:最迟于1999年1月18日在欧共体内发行统一货币,实行共同的对外与防务政策,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
要在密切协调成员国经济政策和实现欧洲内部统一市场的基础上,形成共同的经济政策。具体内容是:统一货币,制定统一的货币兑换率,建立一个制定和执行欧共体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2002年1月1日,15个成员国采纳了欧元,为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芬兰、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15国。瑞典、丹麦和英国目前为止都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区。欧元的硬币和纸币于2002年1月1日开始流通,欧元区国家各自的硬币和纸币于2002年的前两个月退出流通。
《政治联盟条约》最早在1990年4月由法国总统密特朗与德国总理科尔共同提出。
其目标为:实行共同的外交、防务。大会政策,进一步扩大欧共体超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使其由原来的咨询和监督机构变成部分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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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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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
谥号()为东亚地区古代君主、诸侯、大臣、-{后}-妃等权贵死后,依其生平功过与品德修养,另起称号,以名寓评,是为谥号。有此风俗的地区包括中国、朝鲜、越南、日本,但也有例外:春秋战国时的吴国、越国及秦朝君主不用谥号。
根据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考古研究,此风俗约于周穆王前后普及。谥号通常用于尊称古代帝王、大臣、学者和贵族;有些名人的谥号由于久经使用,几乎成为他们的别名,如曾文正(曾国藩)、岳武穆(岳飞)、陶靖节(陶渊明)等。
帝王的谥号一般是由礼官议定,再经继位的帝王认可后予以宣布,臣下的谥号则由朝廷赐予。后期,赐谥权由皇帝包揽,取决于「圣裁」。-{谥}-号、-{谥}-号二词古文通用。据台湾著名家谱学家廖庆六认为,在繁体中文使用上,「-{谥}-」为一般道士作法事时的随口表扬,「-{谥}-」则为政府机关的荣赐褒扬。
目前对于是谥法的理解,多仰赖于《逸周书·谥法解》的整理,但郭沫若在1932年出版的《金文丛考》中提出质疑。他认为《逸周书》是战国时代的伪书,搜集前代君王的名号,穿凿附会弄出了谥法,造成了许多谥号有多种解释。王国维早于郭沬若撰文硏究谥法之起,它们将谥法之兴分别订于不同时期。王氏认为谥法起于宗周共懿诸王以后〈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通敦跋》〉;郭氏则认为谥法当起于战国之时〈参郭沫若《金文丛考·谥法之起源》〉。王国维更据适簋铭文称穆王,献侯鼎铭文称成王等,认为周初诸王如文、武、成、康、昭、穆皆生时称号而非死后之谥。
文、武谥号的排列顺序,在后世也产生部分重复情况。由于周文王和周武王开的先例,一个朝代的第一个及第二个国君常使用文武谥号。如魏武帝、魏文帝、晋文帝、晋武帝,隋文帝,唐高祖(初谥太武皇帝),唐太宗(初谥文帝)。文谥号的褒义通常在武之上。
依《逸周书·谥法解》对立谥制度的起源的解释,是周中期周公旦和太公望所制谥,用以如实反映逝者的生前事迹与功劳。后世谥号之制定遂以谥法为纲。但《逸周书·谥法解》是「搜罗西周至战国中期的谥号使用、又将谥字的解释进行了系统性的归纳,另外还创造出新拟的谥字与谥解。〈谥法解〉的出现使此后的谥法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因「谥号」的定夺将形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故而废除谥法,改而自称为始皇帝,后世按数字顺序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万世皇帝等。汉代时期谥法又告恢复,至清末止。
后世由于部分谥字在应用上产生变化,固有部分谥法书有其他的谥法解释,如宋代苏洵所著的嘉祐谥法,部分解释了宋代的赐谥标准。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善、恶「谥号」则源自西周共和以后,即周厉王因为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被谥为「厉」,另外还有「私谥」。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有些谥号本身的意思并不坏,但被用某个皇帝身上后,意思就改变了,例如惠,晋惠帝以后,就没什么皇帝用这个谥号了。还有恭,如晋恭帝、西魏恭帝、隋恭帝、后周恭帝、倒是成了亡国之君的惯用谥号。单一字意不好的谥号,与其他文字并用则无贬义,如唐朝名臣狄仁杰即谥文惠,晋名臣王导谥文献。这些字大致分为下列几类:
先秦时的谥号以用一个字为常,也有用两三个字的。用一个字的如:秦穆公、晋文公;用两三个字的如魏安-{厘}-王、魏文惠王、赵孝成王、卫睿圣武公等。
汉代时期恢复谥法,而且这一时期谥法制度也日趋严密,朝廷正式设立「大鸿胪」一职,管理王公列侯的谥法。汉代以后,谥号大多为两个汉字:汉文帝刘恒「谥号」全名为孝文皇帝,萧何谥为文终侯。不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谥号仍然是以一字谥为主,如吴质谥丑侯,刘禅谥思公,孙登谥宣太子,贾充谥武公,萧子显谥骄子。
唐宋时期为谥法发展时期。谥法一方面成为封建帝王尊大谥以满足其虚荣心的工具,同时也成为驾驭群臣的褒贬手段。从女皇帝武则天开始,打破了皇帝一、二、三字谥号的旧例,她作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时追谥唐高宗为「天皇大帝」,达三字。武则天称帝后,又开皇帝追尊四代祖宗的先例,更开创了皇帝生前叠加谀词上尊号溢美的先例,有的帝王活著的时候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累加也影响了谥号的累加,自唐高宗以后,大多数皇帝的谥号都在四个字以上。
皇后之「尊号」即「徽号」。如清代同治皇帝尊自己的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上徽号为「慈禧」。徽号也可每逢庆典累加,那拉氏的徽号最后积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多达16个字,而她的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23字谥(见慈禧条)。宋代皇帝谥号比唐时更加谥美,而且也开后代予大臣谥二字的定例。值得一提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实行重文抑武与民休息,因此宋代大臣谥号多以「文」字为荣,终宋之世,谥号为「文」者达一百四十多人,为「武」者仅二十人。惟武臣因多封公侯,谥号之极为「忠」,如蜀汉诸葛亮、唐郭子仪、尉迟敬德谥号「忠武」,宋初名将狄青原议谥「忠武」,后因故改为较低等的「武襄」,北宋杨业、南宋韩世忠、岳飞(宋理宗加谥),明初名将如常遇春、靖难首功武臣张玉,清代名将杨遇春等谥号皆「忠武」,故有时不能以谥号文武比例论断。
明清时期,谥法内容基本固定下来。首先是各层级人员的谥号字数固定下来。
清代大臣的谥号规定:一品大臣过世,按例请皇帝决定是否授谥。一品以下官员除非特旨,例不授谥。得谥号者只有曾入翰林,或获授大学士者才用“文”字。而“文”字的两字谥中,又以“文正”最为难得;只能出自特旨,不能由群臣擅议;清朝二百多年只得八人获谥「文正」(如曾国藩)。文正以下的谥号则有:文忠(如李鸿章),清朝只有约十人得此谥号;再之下者有“文襄”(只限文臣而有军功者,如左宗棠)、文恭、文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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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行政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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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行政区划
西班牙的行政区划依照现行的1978年版《》第八章规定,分为下列三级:
西班牙原先仅设有省(其边界确立于19世纪中期),1978年版《西班牙宪法》在省之上增设自治区,以因应西班牙各地方在社会与文化上的自主性。《西班牙宪法》第二条承认「民族和地区」的自治权利,并声明「西班牙国家之牢不可破的统一」。西班牙的自治区在性质上与联邦制国家的「州」相似,西班牙政府将行政和立法权力下放予自治区,各自治区政府负责管理学校、高等教育、卫生、社会服务、文化与城乡发展,并负责一定程度的治安事务,在不逾越宪法的前提下施行高度地方自治。省的性质则因自治区的设置偏向虚级化,主要用作选区以及地理编码(如、等)参照之用。
自治区共有17个,自治区之下共划分为50个省,其中有7个是辖区内仅有一省的「单省自治区」;自治市则有2个(休达、梅利利亚),均位于邻接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省及自治市内辖有若干市镇,截至2016年全国共有8124个。西班牙另在地中海拥有3个主权地(),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治。
2008年西班牙一级行政区经济总量(GDP)如下表:(单位为百万元,2008年1欧元折合1.464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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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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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德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德语缩写:)、「东德」或「民德」,是存在于1949年到1990年的中欧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0月7日在德国苏占区成立,首都为东柏林。民主德国位于现今德国的东北部,面积为107,771平方公里,与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波兰接壤,北部为波罗的海。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时与西德合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大多数人视作苏联的一个卫星国。1948年苏联占领当局将权力移交给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随后在1949年成立。东德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不认同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1953年发生了六一七事件,苏联驻德部队参与了镇压。东德成立初期面临着严重的人口外逃问题,在1950年代有270万东德居民由于政治或经济因素非法越境到西德。除建立两德边境外,1961年东德政府沿西柏林边境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止东德居民通过西柏林逃往西方,并对越境者加以射杀。另外,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对整个社会的异见者和社会活动进行着严密的监控和压制。国家教育机构被要求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培养社会主义特性的人才。政治权力在1989年前由德国统一社会党掌握,其对各岗位的干部选拔政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其他政党仅能通过统一社会党领导的国家阵线参与政治活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经济体制为计划经济,依照五年计划组织生产并分配消费品。其国民经济高度国有化,对先前的私有企业进行了强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以人民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贸易组织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生产单位替代。东德建立了就业保障制度,且与西德相比具有较高的妇女就业率,东德也成为了当时东方阵营中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国家对日用消费品采取补贴措施以降低物价,然而国民经济无法满足居民对部分食品和高档消费品的需求,不得不通过从西方进口,同时增加了国家的债务。
政治上的不民主以及经济上的问题导致了东德居民的不满情绪,在昂纳克拒绝效仿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后,东德的离境人数开始增加,并爆发了持续的抗议活动。1989年发生了一场非暴力的革命,当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拒绝干涉这一事件。这场革命结束了统一社会党专制,次年举行了自由选举,随后-{zh-hans:通过;zh-hant:透过}-国际协商签订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最后东德于1990年10月3日并入西德成为一个统一的德国。但苏联西方集群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驻德集群一直到1994年才撤出东德地区。
东德的正式名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eutsche Demokratische Republik),缩写为DDR,这一缩写形式在东德媒体频繁使用,特别是在1968年东德政府颁布第二版宪法时对西德访客着重宣传。
由于部分西德人质疑东德的主权合法性和宪法,在冷战冲突时有时也使用东部地区(Ostzone)、苏维埃区(Sowjetzone)、「潘科」(东德领导人居住地,亦以“潘科的领导人”代指东德领导层)指代东德。西方媒体和外交官倾向于使用其他的名字,例如中部德国,这一称呼来自东德位于1937年前德国版图的中部。
使用苏占区(Sowjetische Besatzungszone,缩写为SBZ)的人通常意在强调东德缺乏独立的主权,最初西方媒体也使用这一缩写。部分人为了避免使用东德的正式国名有时也会使用东部一词(Ostzone或der Osten),一些东德人也会使用这一名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德和西德媒体最终也接受了DDR这一缩写,但德语中东德国(Ostdeutschland)对于德国本国人却不常用,因为这通常指代德国前东部领土。
德语中西德国(Westdeutschland)一词通常在日常使用中指代西德。但除西柏林居民外,德国人传统上一般不被认为此词等价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东德的领土范围,包含了今日德国境内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罗斯托克)、布兰登堡(科特布斯)、萨克森(德累斯顿、莱比锡)、萨克森-安哈特与图林根等邦(州),再加上大柏林地区的东半部。
1952年前,东德的行政区划仍为传统上德国的五个州。1952年,东德开展行政区划改革,解散这5个州成立14个区(Bezirke),并以中心城市的名字命名:
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后,根据二战时盟国的有关协定,柏林被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东柏林为苏联占领,西柏林为美英法共同占领。1948年,东西柏林正式分裂。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苏联从水陆两路封锁西柏林,后解除封锁。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东柏林成为民主德国的首都。但西柏林实际上依然为美英法三国共同控制,虽然联邦德国基本法和西柏林宪法规定西柏林隶属于联邦德国的一个州,但是,西方三国认为该规定同柏林的现实地位不符,宣布该条款暂不生效,但认为西柏林与联邦德国间有著「特殊关系」,同意西柏林在司法、经济、财政、货币和社会制度方面同联邦德国一体化。1961年,为阻隔东德人迁往西德,东德政府在苏联政府授意下,在东柏林的一侧修建了闻名的柏林墙,直至柏林墙倒塌,东德合并到西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战败,根据波茨坦会议中英、美、法、苏四国的协议,决定在德国战败后将其一分为四,分别由四个战胜国瓜分占领,并合组一个最高管理单位盟国管制理事会来治理德国事务。由于理念上的差异,在战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阵营与以苏联为主的共产阵营逐渐疏远,1948年3月时,美、英、法三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初步决议要将三国所分别管理的德国领土合并,组成一个德国西部的政权西德,针对这点苏联方面作出反制,首先是退出ACC,进而宣布著手设立一个东德政权的计划。
但直接导致东西德分离的导火线,则是发生在1948年6月20日,西方占领区境内的货币重整计划。当时西方三国占领区内原本分别发行的货币进行了整合,却排除苏联占领区,发行了西德马克,而苏联占领区也在短短三日后发行了东德马克,俨然象征东西德正式分离。东西德分离后,东德方面曾在1948年中开始,对使用西德马克的西柏林地区进行封锁,为期11个月,希望透过此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柏林地区的目的,但在西方国家持续以空运方式进行的柏林空运之支援下没有实现。在柏林封锁解除(1949年5月12日)后没多久的5月23日,西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这一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正式生效。第二届德国人民议会组成了临时议会并任命奥托·格罗提渥为总理以组建政府。威廉·皮克则于10月11日被选举为东德总统。东德被宣布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共和国,除统一社会党外,资产阶级的政党也被容忍,前提是需参加国家阵线。部长联席会议组成了东德政府,但实际的权力中心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相对于英美法占领区所组成的西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德则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组织——华沙条约组织。
1952年7月统一社会党决定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经济上,对工业进行国有化;在农业上,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LPG)进行集体化。此时宣传的口号是:“学习苏联就是学习如何取得胜利”。伴随这一行动的是在思想领域的压制,特别是针对教会。1952年5月德国内部边境封锁后边境附近所有可疑的居民都被强制搬迁。尽管如此在1953年的头三个月,仍然有大约20万人离开东德,他们大部分是通过尚未封锁的西柏林边境。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新任苏联领导人马林科夫等高层和统一社会党在一定程度上停止了从前对社会思想的压迫。然而先前所指定的工作定额并未降低。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发生了工人的罢工和示威,随后扩大到全国,被称为六一七事件。最终导致驻扎在东德的苏联军队镇压,至少55人死亡。
通过苏联的财政支持和苏联产权企业改制为东德国有企业,减轻了东德的战后赔偿压力。这些举措缓解了消费品供给的压力并且稳定了统一社会党政权,尽管乌布利希的掌权颇受争议。1956年11月苏联军队对匈牙利事件的镇压导致了对持反对意见的知识分子和学生的新一轮压迫。1959年统一社会党发起了第二次“建设社会主义”运动。1960年第一季度40%的农业用地属于农业生产合作社,一年之后则迅速增加到90%。同时,离开东德的人数也迅速增加。
民主德国的大规模移民潮使其生存受到威胁,特别是离开的人中大多是年轻人和受过教育的人。基于苏联方面的支持,从1961年8月12日晚上开始至13日东德边防警察和工人阶级战斗队围绕西柏林的边境设置了铁丝网,并最终修筑了柏林墙,成为了德国和欧洲分裂的象征。东德方面宣传其为“反法西斯防卫墙”。此外,之后设置了反车辆障碍、地雷区、自动机枪和边防哨,进一步加强了越境难度。据西德国家司法档案室记录,约数百名难民在两德边境内死亡。
1961年10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发动去斯大林化,东柏林以斯大林命名的街道、公园和设施被重新命名,以减少个人崇拜。对潜在的逃亡人群,政府从单纯的镇压转变为对其进行思想劝说并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职业前景。这种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缓和了人民与领导者之间的对立情绪。对于年轻人来说,统一社会党持开放的态度,特别在于对西方音乐舞蹈形式的引进。1963年中央政治局决定:“没人应该限制青年只伴着华尔兹或探戈的节奏跳舞,他们应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由他们自己选择。”自由德国青年团参与举办了一些流行舞蹈的活动,得到了青年的一致好评。
然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和发生莱比锡青年骚乱后,开放时期结束了。一些诸如“流氓罪”、“流浪汉”、“长头发”和“游手好闲的人”的名词重新出现。创作“愤世嫉俗的歌词”的歌手乌尔夫·比尔曼由于反对宵禁而被罚款。
1968年在布拉格之春中,苏联通过华约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导致东德内部希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更多改革和自由的气氛骤然下降,许多年轻人在东德主要城市进行了小规模的抗议,史塔西记录在1968年11月有2000起“敌对行为”。
1970年,统一社会党总书记乌布利希和昂纳克之间爆发了权力斗争。昂纳克对东、西德的和解较为了解,计划缓解消费品的缺乏并降低工人对于生产计划的抱怨,并且在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批评乌布利希过于重视重工业的经济战略。虽然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最终持中立态度,但最终还是导致了乌布利希在1971年4月辞职。
昂纳克取代乌布利希在1971年6月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成为总书记(最高领导人)。其后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进一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成为了统一社会党的主要任务。工作重心是为工人提供体面的住房,同时增加了缩短工作时间、延长产假和完善托儿设施等鼓励妇女就业的措施。东德家庭拥有冰箱、电视机等重要消费品的比例显著增加。到1976年最低工资增加到400东德马克,最低退休金增加到230东德马克。然而,在刺激经济和消费的同时也增加了东德在西方的债务。
1971年12月昂纳克推行了新的文化政策,起初意在进行一场文化解放运动,然而至1970年中期仍有诸多限制:
同时,对年轻人的音乐进行了一次东德化的复兴运动。在1972年4月一场被人称作“舞曲会议”的会议上宣布“我们并不是排斥爵士乐、节奏音乐和民谣,只是因为帝国主义者们操纵大众文化,其艺术主旨是建立在利润最大化的基础上的。”1973年,以“为了我们集体的利益”为由,昂纳克实行了限制收听收看西方广播和电视的运动。同时限制留长发、穿短裙和蓝色牛仔裤,并把镶钻牛仔裤认作是西方颓废文化的象征。与此同时,昂纳克进一步加强了与苏联的紧密联系并宣称将“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1974年东德与苏联的关系趋向成熟,被称为“在与苏联的友谊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了”。
作为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东方政策的一部分,1970年在埃尔福特举行了首脑会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进行了谈判和沟通。为解除武装对立和重返国际社会达成了协议,并确立通过由东德改善道路状况和简化过境手续保障西德与西柏林之间交通通畅。1972年两德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条约》,标志两国在和平和共存的基础上认同彼此的存在。随后在1973年,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并于1974年时依据基础条约第8条规定、在波恩和东柏林相互建立常驻代表处。
1979到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引起了东德经济加速衰退。彩电、冰箱和洗衣机和西方相比不仅相对昂贵,并且等待时间漫长:“一台洗衣机的交货时间最长可达三年,一辆特拉贝特轿车需要等待至少十年。”
1989年8月,匈牙利的政府改革打破了笼罩欧洲44年之久的“铁幕”;同年9月,1,300多个东德人透过匈牙利进入到了西德境内。与此同时,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东德的许多城市相继爆发。尽管为了巩固统治,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当年10月的东柏林进行了声势不小的阅兵,但东德首都柏林仍然爆发一连三次要求政治改革的大规模群众示威游行。此后为了平息游行,德国统一社会党罢免了昂内克的党总书记职务。
同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随后几天里,大量东德人通过柏林墙轻易进入了西德境内。12月1日,东德议会废除宪法赋予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地位。两天后,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东德议会都宣布辞职。
尽管许多东德人想在东德领土上建立一个非社会主义的国家,但这种想法很快被两德统一的声浪所淹没。示威的口号也从向国家权力挑战的“我们就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转变成以德国统一为目标的“我们是一个民族!”(Wir sind ein Volk!)。在与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简短的协商后,两德重新统一的决定被认可。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东德)以联邦德国(西德)的一部分的身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两德正式统一。在法律上东德被西德合并,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存续单位,东德遂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可以分为四个历史时期:1949到1961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时期;1961到1970年柏林墙的修建减少了逃亡行为,东德经历了一段稳定的时期;1971到1985年被称为昂纳克时代,此时民主德国加强了与西德的关系;1985到1989年东德逐步走向衰亡。
东德宪法进行了若干次更改,反映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和相关的政策,并体现政党和群众团体组织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第1章,第1条规定:
1968年宪法:做出修改以强调社会主义性质和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作用:
1974年宪法修正案:根据东西德达成的协议,两个德国同时加入联合国,宪法移除了与德意志民族有关的叙述:
东德宪法规定部长会议为东德政府的最高行政机关(相当于政府内阁),并为人民议会选举产生。部长们来自国家阵线中的不同党派,但实际上不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有影响力。
东德的执政党是统一社会党。这个党在1946年在苏联的指导下由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波茨坦协定规定苏联须支持建立德国和其他华约国家的民主政体,因此亦允许存在一些非共产主义的政党。所有的东德政党必须在民主德国国家阵线注册登记。除统一社会党以外,在国家阵线注册的政党还有:
在德国统一之后,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并于西德劳动社会公平党联合成立德国左派党。
民主德国亦存在许多群众组织,以鼓励整个社会中对政治较少关注的民众参与到统一社会党引导的政治生活中来。这些组织包括:
东德的议会被称为人民大会,并存在选举。选举相对简单,选票通常只写有一个候选人名字,选民只需要把选票放入票箱中即表示赞成。只有用笔在候选人名字上划线才能表示反对,且投票时没有任何保密措施。反对的后果通常是严重的:选民可能丢掉工作或是从学校开除,并被史塔西严密监视。
社会组织的代表也在人民大会占有席位,例如自由德国青年团、自由德国贸易联盟和德国民主妇女联盟。
不在人民大会占有席位的东德重要社会团体有德国体育体操协会和人民阵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德苏友谊协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大会中的席位是固定的,共计500席,分配情况如下:
1949年东德曾效法议会民主制将立法机构分为“联邦议会”和“人民议会”的两院制,1952年行政区划调整废除州制后,联邦议会逐步被取消,并于1958年废除。立法机构遂成为人民议会的一院制。
东德妇女和家庭政策的法律依据是1950年通过的《产假和保护妇女儿童权利法》。到1989年为止大约92%妇女参与了工作,这一指标显著超过了西德的数据。妇女就业所对应的女性解放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并且可以弥补离开东德的男性技术工人的空缺。然而担任在领导岗位的妇女却并不多。
政府通过建立全面的婴幼儿保健系统促进妇女就业。作为政府的家庭政策,政府将为有孩子的夫妇优先分配专项贷款和住房。1972年《堕胎法》通过后妇女允许在怀孕的前十二个星期内流产,而1973年到1980年间的新生婴儿数目仍上升了三分之一。
在日常生活中妇女需要承担家庭和工作的双重压力。根据1970年的调查,妇女平均每周从事47小时的家务劳动,男子从事约6小时,其他情况约4小时。
东德反对派别(DDR-Opposition)一词指代东德存续四十年中诸多不同形式和目标的异见者。早期对东德反对派通常通过清洗和有选择性地起诉压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布拉格之春影响,出现了许多致力于推进人权、和平与裁军以及反对环境污染的反对派团体。许多新教教会为反对派提供支持,为其提供活动场所和印刷工具。
直到1989年秋新论坛成立前,东德的公民权利运动大多旨在促进改革,绝少目的为废除东德政府。但反对派仍受严密监视,特别是国家安全部史塔西(东德居民俗称“听和看公司”,)的官方和非官方线人的监视。持不同政见者会因程度不同遭受政治迫害、骚扰或长期监禁,帮助东德居民叛逃西方的人有时会被史塔西据秘密指令绑架。
史塔西在所谓的“拘留中心”(Untersuchungshaftanstalten des MfS)中运用虐待和单独监禁等诸多强制手段使政治犯坦白供认。20世纪60年代后,虐待等酷刑渐渐变得少见,而更多使用心理折磨来拖垮政治犯的意志,这种转变的原因之一是施加心理折磨很难取证。
由于东德在美苏冷战中靠近西方的地理位置,东德以国家人民军作为军队,其水平在华约中是最为先进的。下分以下四个军种:
每个成年男子必须参加18个月的强制兵役。对于身体原因和由于宗教因素或持异议不能正常服役者,会被送入建筑队(Baueinheiten)。这是1964年东德政府设立的工程建设组织,以回应新教教会所施加的压力。东德武装力量中也包含一些准军事化后备力量,如工人阶级战斗队、德国人民警察以及被称为“党的剑与盾”的国家安全局——史塔西。
苏联驻德国集团军拥有超过30万的苏联士兵,该集团军来自于苏联占领军,以确保东德军事力量与西方的平衡。苏联驻德国集团军拥有包括核武器在内的进攻性武器。考虑到战争中先发制人的因素,20世纪60年代苏联开始在东德部署核武器。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政策,苏联驻德国集团军于1986年开始撤出东德。
东德人口从1948年的1900万减少到了1990年的1600万,大概400万人口从奥德河-尼斯河线以东迁移而来。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移民,在1961年柏林墙修建之前大约四分之一居住在东德领土上的德国人离开了东德,并且自那之后东德的出生率一直很低。但在统一前几年东德的出生率超过了西德。相比而言,在这段时间里东德的邻国波兰的人口从1950年的2400万增长到了3800万,为东德人口的两倍。
像其他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东德实行计划经济,跟苏联相似,与实行市场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多数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国家建立全面的生产计划、生产目标、价格,并根据计划调拨资源。生产方式几乎完全由国家所拥有。如在1985年,国营企业或集体生产所得产值占国民净收入的96.7%。居民按照固定的价格购买产品,由国家提供80%的基本供应费用,从食品到住房价格均固定。
德国统一社会党管理和控制国家的经济以及社会的各方面,拥有最高的领导地位。在采纳总书记的报告并制定了未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稿)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开始在国会正式行使它的领导角色。
东德也存在极少量私营部门,但并非毫无意义。1985年,约2.8%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自私人企业。私营部门包括私有农夫和花匠、独立工匠、批发商和贩商等。个体经济受“自由职业者”(如艺术家、作家等)的管理,虽然是个体经营,但被政府严格调控。1985年在私营经济中,个体经济所占比例第一次有了少量增加。根据原东德统计,私有企业主的数目从1984年的大约500人增加到1985年的大约176,800人。某些私营部门的运作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整个社会体系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例如,鼓励私有经济,提高私有经济的主动性成为国家用来改善人民生活水准、促进经济发展的努力方向。
著名的东德出口产品有柏卡牌相机,特拉贝特、瓦尔特堡、IFA工厂出产的汽车,猎枪,六分仪以及腕表。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东德仍遭受着糖、咖啡之类的基本食物的短缺。一些在西方有亲戚或朋友并且在国家银行有外汇账户的东德人,可以在外汇商店购买西方及出口级别的东德物品。
东德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各种商品、食品和原材料依赖进口,且东德货币不能自由兑换。贸易额以十亿美元计如下:
北部的罗斯托克区、什未林区和新勃兰登堡区是东德主要的农业区。临近波罗的海的罗斯托克区发展航运业,其中的罗斯托克港具有发达的造船业,它也是与苏联东欧最重要的贸易港口。此外什未林和新勃兰登堡具有发达的金属加工业和轻工业。
马格德堡区、波茨坦区、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区、科特布斯区农业蓬勃发展。科特布斯是东德最大的褐煤产区,区内的能源产业占东德能源生产的约40%。由于东德政府的投资和建设,艾森许滕施塔特(原斯大林施塔特)具有发达的钢铁工业,其发展水平与西德相当。马格德堡发展机械制造业。
东柏林地区的工业、通信、服务业蓬勃发展。东柏林保留有西门子公司和AEG公司,发展电器及电子产业。
德累斯顿区、卡尔·马克思城区、莱比锡区、哈雷区是东德南部的工业区。哈雷区具有繁荣的化工行业,占东德生产总量的约40%。卡尔·马克思城区的纺织行业更是一枝独秀,占东德的总产量的50%。此外茨维考还是著名的特拉贝特轿车的产地。
埃尔福特区,格拉区,苏尔区也是东德的主要工业区。爱尔福特和耶拿主要为电子和光学行业,艾森纳赫发展汽车制造业。
2009年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东德的生态环境可以被形容为是“灾难性的”。由于广泛使用褐煤,该国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高的。由于空气污染,男性支气管炎、肺气肿和哮喘死亡率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多。约有120万人不能获得符合标准的饮用水,1989年的东德的所有湖泊和河流中只有1%到3%没有被污染,只有58%的居民生活在有污水处理厂的地方,森林面积的52%被破坏。仅有不超过40%的废物被妥善处理,对于危险废物亦没有高温焚化炉。1970年当局以环境数据会被阶级敌人用来抹黑为由,将环境数据列为“机密信息”。20世纪80年代初后将其在档案局定为“机密资料”。任何对环境政策的批评也会被无情地镇压。
东德通过从西方国家的进口废弃物(主要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获取外汇收入。对西德企业而言,将废物运送到东德处理的成本仅是送到西德垃圾填埋场处理成本的十分之一,因此尽管运输费用相对较高,西德企业及地方政府会选择运送废弃物至东德。处置废弃物得到的收入通常由地区商业协调委员会和国家安全部管理,很大一部分资金被转移至所谓的“昂纳克账户”和“米尔克帐户”上,并由居住在万德利茨的统一社会党精英阶层使用。1980年代中后期,西德以及东德居民的环保意识得到了增强,对于东德进口废弃物采取消极的态度,但东德处理进口废弃物时并不能达到西德的环境标准。讽刺的是,1990年德国统一后这些垃圾填埋场又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接管。
东德生产的特拉贝特和瓦尔特汽车使用过时的二冲程发动机,其废气对环境造成了显著污染。由于其中含有烃,废气具有明显气味和颜色。而同时期四冲程且不加装催化转换器的发动机相比而言,其氮氧化物排放只有两冲程发动机的十分之一,这是导致酸雨和烟雾的原因。其一氧化碳排放尚在正常标准内。
1960年东德具有12,335公里的国道,33,144公里的区级道路和1,378公里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允许的最高速度为100公里/小时。
德国国营铁路于1949年在苏占区成立,部分继承自原德意志国铁路。1993年和西德的德国联邦铁路合并,于1994年共同成立德国铁路股份公司。
国际航空公司是东德的国家航空公司,其下属部门也负责管理所有其他商业飞行活动(农用飞机、交通管制、机场管理)。成立于1958年,1991年被解散。
依照1945年波茨坦会议的规定:
西德公民被允许通过东德交通往来西柏林,1972年5月26日两德签订了《》更使其常态化。
通过公路过境的旅客被严格禁止与东德公民的直接贸易和接触。并且必须尽可能不中断地通过,只被允许在高速公路休息区或加油站短暂停留。为了检查高速公路上的情况,史塔西有时会驾驶西德车辆冒充西德旅客监视海关和高速公路工作人员。
乘火车通往西柏林的旅客在东德边境换乘东德列车,由于快速通过沿途的所有东德车站,这种列车得名绰号“电鳗”(Zitteraal)。《过境协定》签订后旅客数量显著增加,为了提高过境列车的利用率有时编挂列车节数多达15辆,这是欧洲铁路客运列车所允许的最大长度。
过境签证费和过境交通收费为东德提供了显著的经济利益。有时西德政府会报销个别旅客的签证费。1972年后达成了过境协议,签证费用将统一支付给东德政府而不单独收费。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文化的官方任务是促进社会主义。东德宪法第18条“社会主义文化”指出国家宪法保护并提倡服务社会主义的艺术。宪法后期又另外指出“艺术的创作基础是艺术家与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20世纪50年代东德官方鼓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以期望艺术能够描绘社会主义的生活并且显示在东德工作和生活的幸福。东德从国家层面引导文化和教育的发展。1968年宪法提出倡导社会主义文化,丰富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并且艺术家贴近人民:“将健身、体育和旅游疗养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元素,促进全体公民身体和智力的全面发展。”
在1957年东德只有86座剧院、40个交响乐团、11, 092座图书馆、284家博物馆、803座文化中心、451家俱乐部、6个艺术合唱团和3078家电影院;而在1988年分别为18, 505座图书馆、1838座文化中心、962座青年俱乐部和111家音乐学院、213家剧院、88个乐团、808个电影院、741个博物馆和117个动物园。
由于西德电视和广播可以覆盖东德的大多数区域,西方对东德音乐影响很大。西方的影响致使东德境内产生了许多地下流行乐小组。在东德,Puhdys和Karat是较受欢迎的主流乐队,大多数艺术家使用国营AMIGA唱片的厂牌。像其他东欧国家一样,摇滚乐被视为“西方颓废的象征”,但常常以舞蹈音乐、轻音乐的形式传播且仅被允许以德语演唱。虽然年轻人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但这是统一社会党领袖的规定。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局需要仔细检查歌词内容是否包含反政府倾向。
政府对古典音乐持支持态度,大致保留了五十余个交响乐团,例如柏林的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等。东德政府尤其重视在东德领土上出生的巴赫,在巴赫出生地艾森纳赫亦花费许多资金建成了博物馆,在莱比锡巴赫档案馆收藏了他的许多信件和其作品的演奏录音。每隔两年许多东德儿童会到东柏林参加巴赫音乐演奏比赛,每隔四年将举行国际性的巴赫钢琴及弦乐演奏比赛。
巧合的是,东德国歌『从废墟中崛起』的作曲家汉斯·艾斯勒正是在巴赫故去之地莱比锡诞生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受国家控制。民主德国广播电台是自1952年到德国统一期间东德的官方广播电台。东德官方的对外广播电台是柏林国际广播电台。然而,西方电台和电视台的信号可以容易地在东德境内接受到。西柏林的美国占领区广播电台(RIAS)亦是专门为东德听众制作节目的电台。
东德的国家电视台是民主德国电视台(1990年后更名为德国电视台),建立于1952年,下分两个国家级电视台:DFF1台和DFF2台,德国统一后此两台变为地区性的电视台:中德广播公司(MDR)和柏林-勃兰登堡广播公司(RBB)。
对于收看西德电视节目的家庭,房顶的电视天线角度会有所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这些收看西德电视节目的人往往会被爱国的邻居或是自由德国青年团员告发。然而80年代后当局容忍了收看西方电视节目的行为,甚至允许带有既接收东德电视节目又接收西方电视节目的大型天线和有线电视存在。东德电视台亦制作了《黑频道》等节目应对东德居民普遍收看西德节目的现实,但收效甚微。据莱比锡青年中心统计,从1976年到1988年每天只看西德电视年轻人比例从14%提高到了56%。
东德在自行车、举重、游泳、体操、田径、拳击、滑冰和冬季运动等项目具有领先地位,这主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曼弗雷德·霍普纳医生的领导。
东德体育成功的一个原因是兴奋剂的使用,特别是合成代谢类固醇,这是一种在国际奥委会实验室检测出最多的兴奋剂。东德实施了部分国家主导的兴奋剂计划以帮助提高竞技成绩,使这个人口较少的国家成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获得了大量奥运会和世锦赛金牌。
成功的另一个因素是对东德年轻人的系统培养。鼓励在校体育教师寻找6至10岁具有天赋的儿童。对年龄较大的学生安排就读重视体育(例如帆船,足球和游泳)的文法学校。这一政策也被用于在音乐或数学方面有才华的学生。
在1957年东德有10,471座普通教育学校(包括1150座中学和373座高中),1988年公立学校的数量减少到5907座。1950年有1583座职业学校,而1988年为955座。在1957年有307座高级技术学校、46所高校(包括六所大学)和5个学院。1988年有237所学校、53个学院和大学。
东德从1960年为所有儿童设置了从幼儿园到理工中学的十年义务教育。东德教育系统的主要特点是:
而东德大学的退学率显著比西方国家低。教师和中央计划单位负责安排学生的升学和就业,选择职业的自由往往是有限的。
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论述基本上是无神论的,东德共产党寻求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合作并且希望基督教社群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在开始时无神论并不受到官方重视,在1950年代冷战紧张时期,无神论成为对国内外宣传的重点。大学中设置了“科学无神论”的学科并发表了许多相关的文献。在60年代晚期对无神论的宣传渐渐平息下来,但在1973年重新成为了官方和学术机构的研究重点。虽然对东德政治重视无神论但这并不妨碍其与信仰宗教的东德公民的合作。
宗教改革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东德地区90%都是路德派新教徒,在1956到1971年间东德路德教会改变对政府的反对态度开始合作。从东德成立开始,统一社会党即着力减少宗教对东德新一代的影响。教会因此开始开始保持同政府的距离,教会成员的减少和对青年信徒的歧视使在1956年时教会有条件地开始和政府合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罗马天主教会和罗马教廷保持密切的联系,在战后早先几年,这种关系是紧张的。天主教会和部分主教拒绝与东德政权合作并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主教通常被史塔西严密监视。
1945年后天主教会和从德国东部领土迁移过来的天主教会完成了合并。1980年早期,政府期望和新任主教合作,但其仍通过主持未授权的集会和与国外联系等来保持与政府的相对独立。
东德情结(Ostalgie)来自德语中(东)和(怀念)两词。东德人最初对1990年冷战结束德国统一表示欣喜。但随后很多东德人发现一些西德人认为西德是统一的胜利者而东德是失败者,这导致了部分东德人对西德人的不满。另外在统一后数年东德的情况并不乐观,许多东德教授到西德寻找工作并且失业率激增。这些现象使许多东德人重新思考自己的角色并加强了他们对东德人这一身份的认同。这也导致了一些原东德居民怀念东德时期的部分事物,例如安排就业和一些国家福利。这在影片《再见列宁》中也有所反映。
在1970年之前,只有26个国家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交,1972年两德关系正常化后,东德的主权国家身份被越来越多国家所认同。截止1990年10月3日,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国家有共计139个,其中较早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有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共和国等。1949年10月2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之一。
同为分裂政权,东德与北朝鲜关系密切,是第一个承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东欧国家,也是北朝鲜的第三大经济支援与第一大学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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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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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实证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共同形成了新实证主义,也被称为科学经验主义,是以为核心的西方哲学运动。1920年代后期开始,一群哲学观点相似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等组成维也纳学派,发展出逻辑实证主义。
维也纳学派(奥地利学派)是由一群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摩里兹·石里克的领导下,于1924年建立起来的。1936年随着石里克被刺杀,以及当时纳粹势力对整个奥地利知识界的迫害,这个小组也逐渐消散了。小组的主要成员有古须塔屋·北亚哥曼、卡尔纳普、和等人。尽管维特根施坦并不是其中的一员,但1927年到1929年间,小组同维特根施坦一直保持着定期的讨论,并在此之后保持联系。
维也纳小组的兴趣重点在于对科学的整合和统一,以及对科学方法的正确描绘。他们认为这些工作将成为诸多形而上学争论的最终解决方案。这样一来,哲学的建设性作用就在于对科学理论和语言的分析。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可以被看做是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这种发展建立于:
这种发展表现在逻辑学对抽象概念进行定义,以及描述合理推论的结构的能力大大增加了。一定程度上,罗素为逻辑实证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他的逻辑学和“逻辑构造”(logical construction)概念扮演了尤为重要的角色。
逻辑实证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实证原则”上。其观点是:任何不可验证的陈述都既非真,也非假,而是没有实在意义。逻辑实证主义只允许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或者第一人称的,从感官经验得到的观察结果。由此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中的规范命题都没有实在意义。艾耶尔通过他1936年的著作《语言,真理与逻辑》成为了逻辑实证主义在英语国家的代言人。他将实证原则表达为:“一个句子,当且仅当它所表达的命题或者是分析的,或者是经验上可以证实的,这个句子才是字面上有意义的。”
抛弃掉了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者认为人类知识是由逻辑、数学思维和谨慎的经验观察组成的。卡尔纳普在他所著的《世界的逻辑构造》(Der logische Aufbau der Welt)中描绘了逻辑实证主义者眼里的人类知识图景。卡尔纳普在书中阐释了许多方法和步骤,我们通过它们,运用感官观测来实证(或者至少是证实)关于宇宙如何运行的科学假设的真实性。如此,最终的目标是通过运用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来建立一个严格的科学语言以准确地表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逻辑构造。
实证主义者认为神学命题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所以其对待神学命题的态度同形而上学是一样的。逻辑实证主义在道德哲学上表现为情感主义的伦理学。因为价值的属性无法得到实证,所以道德判断同形而上学命题一样,都没有实在的含义。最初的维也纳小组成员里,只有石里克对伦理学有所关注。他认为伦理学的任务是来描述社会成员表达其关于各种人类行为的情感的方式。美国哲学家斯蒂文森(C.L. Stevenson)在情感主义伦理学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美学,艾耶尔这样说:“美学词汇与伦理学词汇的使用方式是完全相同的。‘美丽’、‘丑陋’就像伦理学词汇那样,并非用来制造关于事实的陈述,而只是来表达特定的情感并且唤起特定的反应。”
这两个问题使得准确表述实证原则变得很困难。这使科学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科学理论中的句子,和支持它们的观察结果之间,存在着一种更加整体主义的,却并不那么形式化的关系。当这种关系是某种间接关系的时候,很多形而上学的问题就又卷土重来了。最后,尽管逻辑实证主义允许科学中包含逻辑上必要的陈述,然而逻辑实证主义本身对这些陈述的处理方式却饱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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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条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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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条约组织
-{zh-hans:华沙条约组织;zh-cn:华沙条约组织;zh-hant:华沙公约组织;zh-tw:华沙公约组织;zh-hk:华沙公约组织}-(,-{zh-hans: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亦称华沙公约组织;zh-cn: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亦称华沙公约组织;zh-hant:亦称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zh-tw:亦称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zh-hk:亦称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组织或华约}-)曾经是为对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势力而成立的共产党国家政治军事同盟。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加入北约后,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签署了《华沙公约》(又称「苏东条约」,全称《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由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起草,1955年5月14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署,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以外,全部加入华约组织;在亚洲方面,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之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华约组织观察员。1990年两德统一,东德退出华约,此后华约便逐渐陷入瘫痪状态,但直到1991年华约组织才宣告解散。目前大部分原华约成员国在冷战结束后都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只有少数国家未加入北约。
华约解体后,北约开始了东扩,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为北约新成员国。之后三次不断东扩,见下表。
北约、华约两大国际组织的成立,代表双方以冷战形式的军事对抗正式开始。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华约组织武装力量在苏联的领导下大规模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招致普遍抗议。阿尔巴尼亚于同年9月13日宣布退出华约。
1960年代中苏交恶后,华沙条约国家对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与北约相同的敌对措施,并威胁进行核攻击,直到1967年中国氢弹实验成功后,局势才相对缓和。
1990年10月3日东德在两德统一后退出华约,转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约于1991年3月31日停止一切活动,1991年7月1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签署了终止华沙公约的议定书,华沙公约组织正式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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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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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国际音标:,,),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等重要职务,于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卡利诺夫卡出生,在莫斯科逝世。
赫鲁晓夫于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秘密报告”,对前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震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引发东欧的一系列骚乱。任期内,他实施去斯大林化政策,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平反,苏联的各领域均为活化,尤其文艺获得解冻。
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农业改革,使苏联的民生经济得到改善。在冷战中,赫鲁晓夫领导苏联与美国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对峙,曾多次访问美国。1962年,他策划的古巴导弹危机一度使苏联和美国站在核战争的边缘,但最终危机得以平息。1960年代,赫鲁晓夫治下的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恶化,撤销对中国的援助计划。
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兹涅夫在莫斯科发动政变,赫鲁晓夫「被退休」,从此被迫淡出政坛至1971年逝世。
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一个名叫卡利诺夫卡的村庄(在今库尔斯克州境内)。他的父母亲都是贫苦的农民,家里有一位年长他两岁的姐姐。父亲不久就离家迁徙到顿巴斯一带工作,当过铁路工人、矿工和砖厂工人,挣到足够的钱后又返回家中。
赫鲁晓夫在卡里诺夫卡接受过四年的学业,他的老师丽迪娅·舍甫琴科使他接触到一些沙俄时代违禁书籍,并鼓励他继续接受教育。但家庭糟糕的经济状况使他不得不离开学校,并于1908年随父母移居到顿巴斯城市尤索夫卡。14岁的赫鲁晓夫在工厂中成为一名优秀的钳工。他逐渐产生对政治的兴趣,1912年5月,赫鲁晓夫为勒拿河大屠杀中被杀害的金矿罢工者家属筹集了一笔捐款,当地警察局得知后通知他所在工厂的主管机构,工厂随后将他解雇。
之后赫鲁晓夫来到鲁钦科夫附近的矿井工作。期间他参与社会民主工党的宣传活动。他还曾一度打算移民美国。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赫鲁晓夫因其优秀的技术工人身份,他被免召入伍。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并领导当地的罢工和反战示威活动。1914年他与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女儿尤莉娅·赫鲁晓娃降生。两年后他们又生下一个儿子列昂尼德·赫鲁晓夫。
1917年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退位,俄罗斯帝国灭亡。同年5月29日,赫鲁晓夫当选为鲁钦科夫苏维埃主席。由于当时在乌克兰地区有多股政治势力,赫鲁晓夫自称他在当时还搞不清楚它们的立场,直到1918年他才选择加入布尔什维克阵营。有人认为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什维克立场。
1918年3月德军占领乌克兰,赫鲁晓夫逃回老家卡利诺夫卡,年底他加入红军,并很快成政治委员。俄国内战带来严重的饥荒,赫鲁晓夫的妻子耶弗罗西尼娅·皮萨雷娃在他从军期间死于斑疹伤寒。内战结束后,赫鲁晓夫重返顿巴斯鲁钦科夫的煤矿工作。
1921年弗拉基米尔·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赫鲁晓夫在鲁钦科夫煤矿担任副主任期间取得很大的成功,于是他不久就被任命到附近的帕斯图赫夫煤矿担任主管,但是他没有接受任命,而是申请去刚刚开办的工人培训班学习(这个培训班后来成为顿涅茨克国立工业大学)。由于政治事务缠身,他的老师认为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1922年赫鲁晓夫和马鲁西娅结婚,但两人很快又离婚。不久后他又与乌克兰裔共产党人尼娜·彼得罗夫娜·库卡尔晓克结婚,但两人却一直未做结婚登记,直到1965年赫鲁晓夫下野为止。1923年12月,赫鲁晓夫参加尤索夫卡地区共产党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同月他加入委员会成为政府官员中的一员。他一开始曾短暂的支持列夫·托洛茨基的反对派,反对约瑟夫·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然而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事后从未承认。1925年7月,赫鲁晓夫被任命为斯大林诺(以前的尤索夫卡)附近的彼得罗夫-马林斯基区的党委书记。不久之后,他又作为斯大林诺的几位代表之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十四届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
1925年,在乌克兰党委书记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提拔下,赫鲁晓夫迅速提升,1926年12月他被提升为斯大林诺共产党委员会的组织部部长与斯大林诺党组织的副书记。9个月后,赫鲁晓夫帮助安排自己上司莫伊谢因科的下台。1928年卡冈诺维奇将他调到乌克兰首府哈尔科夫,并提拔他成为乌克兰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部长。不久后又将他调往基辅。1929年赫鲁晓夫跟随卡冈诺维奇来到莫斯科,进入斯大林工业学院继续接受教育。虽然最后他没有完成学业,但在政治上却飞黄腾达。当时工业学院正充满反斯大林的“右派分子”,赫鲁晓夫积极响应学校党委攻击那些右派分子,并协助《真理报》指控和告发他们,他自己则很快成为学校所在的鲍曼地区的会议主席。在学校期间赫鲁晓夫还结识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他在回忆录中将她称为自己“幸运的彩票”,并认为她会在斯大林面前提到自己的表现。但也有人认为当时赫鲁晓夫的地位还很低,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其实是卡冈诺维奇。1930年赫鲁晓夫成为莫斯科最大的区克拉斯诺普雷斯奈斯基区的党委书记;1932年他成为莫斯科党组织在卡冈诺维奇身后的第二书记;1934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市的党组织领导并入选苏共中央委员会。在此期间,赫鲁晓夫和卡冈诺维奇全力投入莫斯科地铁的修建工作。一次他们要求工人连续工作48小时,并无视技术人员坍塌危险的警告,结果导致严重的事故,这些事故最后只是作为为伟大事业服务的英雄主义事迹记录而已。尽管地铁的修建未能在计划日期内完成,赫鲁晓夫还是因为自己表现而被授予列宁勋章。1935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州州委第一书记。
1934年,斯大林发起对党内的大规模政治清洗,赫鲁晓夫则是斯大林路线最起劲的鼓吹者之一。在审判期间他要求处死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与列夫·加米涅夫:“任何一个对我们国家所取得的成功、对我党在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的人都会发现,对于这些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集团唯利是图的法西斯走狗,我们只有一句话,就是处死他们。”赫鲁晓夫还协助逮捕并消灭他自己的同事与朋友。在莫斯科市委和省委党组织的38名高级官员中,只有3人得以幸免。在莫斯科地区的其他城市与地区的总共146名党委书记中,有136人“被镇压”。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几乎所有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遭逮捕。”按照程序,清洗行动必须得到赫鲁晓夫签发的逮捕令,而在帮助他的朋友与同事方面他却做得很少,甚至什么都没有做。1937年6月27日,政治局确定在莫斯科州抓捕3.5万名"敌人"的定额,其中要执行枪决的大约有5000人。赫鲁晓夫则要求将生活在莫斯科的约2000名前富农消灭,以部分完成规定的定额。7月10日,他向斯大林报告说莫斯科省市已经逮捕约41304名“罪犯与富农分子”。在同一份文件中,他自己圈定8500名应该执行死刑的“第一类”敌人。但赫鲁晓夫也很快遇到麻烦,他向卡冈诺维奇坦白他在1923年与托洛茨基主义的关系,后者催促他向斯大林说出这些事情。斯大林接待赫鲁晓夫,起初斯大林劝告他在党员大会上不要提及这件事,但是在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建议下,又认为他最好还是在公开场合坦白。于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供认自己曾经的犯罪行为,并补充说斯大林“知道我犯的错误”,结果他的“坦白”赢得大家的掌声,并立即被重新选入党委。
1937年底,斯大林任命赫鲁晓夫为乌克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1938年1月到达乌克兰首府基辅。在他到来后,乌克兰的政治清洗步伐明显加快。1938年就有106119人被逮捕,而在1938年-1940年被捕人数达到165565名。乌克兰共产党政治局与书记处中除了一人外所有的成员都被逮捕,整个政府机构被更换。然而赫鲁晓夫也意识到被清洗的人中有相当部分是无辜的,他在第十四届乌克兰党代会上说:“同志们,我们必须撕下所有人民的敌人的伪装,将他们无情地打倒。但是我们不能让一个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同造谣中伤者进行斗争。”
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纳粹军队于9月1日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17日苏联军队向西进入波兰东部,赫鲁晓夫则陪同苏军入境。由于占领区内的乌克兰少数族裔曾受到波兰当局的压迫,他们对入境的苏军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能在苏联的支持下获得民族独立。赫鲁晓夫的任务则是让西乌克兰人民“自愿”的投票加入苏联。期间他们组织会议、游行和示威活动,甚至在选举投票中作弊。同时他们解散乌克兰的教育与宗教机构,逮捕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同年11月1日,西乌克兰加入苏联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然而赫鲁晓夫用东乌克兰官员管理西乌克兰组织、推行农业集体化等政策使当地人对苏联的统治逐渐疏远。
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突然入侵苏联,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基辅任职。斯大林任命他为政治委员,他的职权与司令一样,没有他的签署不能发布任何命令。斯大林下令赫鲁晓夫所在的红军西南方面军死守基辅,可是红军在基辅遭到德军的围歼,赫鲁晓夫和谢苗·布琼尼、谢苗·铁木辛哥等将领突围逃离。德国称他们在基辅战役中抓获65.5万名俘虏,根据苏联的说法,被围苏军在677085人中只有150541人突围逃脱。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在回忆中称,当他在战前试图说服斯大林应该撤退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基辅是可以守住的。而赫鲁晓夫回忆录则说自己和布琼尼决定调动军队以防止德军的包围,直到铁木辛哥从中央赶来接替布琼尼的位置。他在回忆录痛心疾首的说:“这一切从军事观点来看是很不理智和无知的。我很难找到合适的措辞。对于『寸步不让!』的口号存在着不正确的、错误的理解。这就是寸步不让的下场。我们没能抢救这些部队,没有把他们撤走,结果就这么丧失了……这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
1942年5月12日,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向哈尔科夫一带的德军发起一场大规模反攻,共有64万红军投入战斗,史称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刚开始几天反击进展的十分顺利,然而在5月17日德军从侧翼发起钳型攻势,使苏军陷入危险的境地。由于斯大林拒绝撤销反攻计划,苏军最终遭到德军的围歼,共损失26.7万人,其中被俘20多万人。战后斯大林解除铁木辛哥的职务,解散西南战区,并将赫鲁晓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并没有处分赫鲁晓夫,而是将他再次派往前线。
赫鲁晓夫于1942年8月抵达斯大林格勒前线,不久之后斯大林格勒战役打响。他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部队的战备与士气情况,亲自审讯德国俘虏,征召战俘中的一些人进行宣传工作。期间赫鲁晓夫有一次险些被炸死。他还和安德烈·叶廖缅科提出一份反攻计划,可最高指挥部和总参谋部已经在他们之前接受朱可夫的天王星行动。苏军最终以重大伤亡为代价守住城市,并将德国第6集团军约33万德军全部围歼。
而就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不久之后,一场家庭悲剧向赫鲁晓夫袭来,1943年3月11日他的儿子列昂尼德,一名飞行员,在战斗中坠机身亡。关于列昂尼德的死因谣言很多:一种传言说列昂尼德在飞机坠落时幸存下来,被德国人抓获,后来他投靠德国人,直到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将他抓获并处死。有人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恳求留他儿子一命,但斯大林拒绝他的恳求。然而历史研究人员在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的审讯记录中没有找到列昂尼德的任何迹象。列昂尼德的战友查莫林中尉后来也承认他隐瞒一个事实,就是他看见列昂尼德的飞机解体,他这么做的目的好像是为了躲避政治局成员的儿子的死亡可能给他带来的责任。 同年列昂尼德的妻子柳芭·赫鲁晓娃被内务机关逮捕,并判在劳改营里服刑5年。她的女儿尤莉娅由尼基塔·赫鲁晓夫夫妇来抚养。
1943年6月,赫鲁晓夫随军参加库尔斯克战役。他对莫斯科总指挥部声称德军一个逃兵告诉他德国军队准备第二天发起进攻,然而这被他的传记作者认为是有夸大的成分的。同年11月,他随苏军收复基辅。不久后赫鲁晓夫被任命为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并继续担任该共和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战争给乌克兰带来巨大的损失:丧失大约530万人,1.6万工业企业和2.8万集体农庄被摧毁。赫鲁晓夫重返乌克兰后,他致力于重新加强党的控制,重建集体农庄,打击西乌克兰地区的民族主义游击分子。1944年苏军重新占领西乌克兰,征召75万名军人。所有19-50岁的男人不论健康情况,都在几个月的简单军训后被投入战场。另一些乌克兰人抵制征兵,他们选择加入民族主义游击队。赫鲁晓夫忙于奔走各地,期间他还拜访自己的故乡卡利诺夫卡。他曾多次提议扩张乌克兰的领土,但这些建议均被斯大林拒绝。赫鲁晓夫因为乌克兰地区的重建工作而获得奖赏,1944年4月50岁生日时,他获得第二枚列宁勋章。
赫鲁晓夫在西乌克兰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这引起当地人民的不满,他们在武装民族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对集体化进行抵制。赫鲁晓夫对乌克兰起义军等民族武装分子实施积极的镇压,1944年2月到1946年5月间,苏联军队和警察一共报告杀死110825名“匪徒”,逮捕250676人,在1944年到1952年间,西乌克兰有60万人被逮捕,其中三分之一被处决,其余三分之二则被囚禁和流放。赫鲁晓夫同时逮捕天主教负责人,解散天主教教堂,并使其日后与俄罗斯东正教合并。他还曾策划对天主教牧师的暗杀活动。
1945年,一场大规模的旱灾降临乌克兰。而此时国家却在1946年提高粮食的上缴配额,其中部分是供应给东欧的共产主义盟国的。这导致乌克兰地区的严重饥荒,并多次出现人吃人的惨象。赫鲁晓夫于1946年10月15日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减少谷物上缴的配额。12月,他向斯大林建议发放供应卡,以保障农村人口有最低的食物保障。却遭到斯大林的怒骂。赫鲁晓夫亲自来到莫斯科,斯大林最终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有限的食品援助。但这也使赫鲁晓夫失去斯大林对他的信任。1947年3月,斯大林将卡冈诺维奇派往乌克兰协助他的工作,乌克兰中央议会将卡冈诺维奇推举为第一党委书记。
卡冈诺维奇到达基辅以后,赫鲁晓夫病倒。他的疾病好像是政治病,事实上,他得了感冒,后来转型为肺炎。他的子女称他的病情一度十分严重。赫鲁晓夫康复以后,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带领全家来到拉脱维亚的海滩休息。1947年末卡冈诺维奇被召回莫斯科,赫鲁晓夫重新成为乌克兰第一党委书记。他在乌克兰的最后两年十分顺利。1947年和1948年的粮食收成超过计划目标。到1949年中期,集体化已经合并了农民60%的财产。为了实现他“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赫鲁晓夫还试图将集体农场合并为农业城市,他建立一个样板点并于1949年10月献给斯大林,作为他70岁的生日礼物。赫鲁晓夫在回忆中给予乌克兰人很高的评价:“我在乌克兰的最后一年是1949年……这也是我最惬意的一年。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功在全国人民眼里提高乌克兰的地位与我们乌克兰领导人的愿望……不过,将功劳归到我个人的名下是远远不够的。我自己就是俄罗斯人,我不想贬低俄罗斯人,但是我必须将我们的功劳归结于乌克兰人民。”
1949年,斯大林将赫鲁晓夫从乌克兰招往莫斯科,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平衡拉夫连季·贝利亚、格奥尔基·马林科夫等人的权力,后两者被普遍视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在最后几年里,斯大林大幅减少党的会议,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在通宵达旦的宴会上进行。斯大林习惯将核心集团(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等人)召集到克里姆林宫看他最喜欢的美国西部牛仔电影,然后于凌晨1点左右到自己的别墅中聚餐,并经常将赫鲁晓夫等人灌的酩酊大醉。斯大林还喜欢叫他们跳舞取乐,赫鲁晓夫不得不为他表演乌克兰的传统舞蹈戈帕克。
在此期间,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利用列宁格勒案件逮捕并处决他们的竞争对手。而斯大林发动的医生案件又使他们陷入麻烦。赫鲁晓夫则在他们之间巧妙的处理关系,巩固自己的权力。在担任莫斯科党委书记期间,赫鲁晓夫利用预制的加强型水泥住宅对莫斯科的住房进行革命性的改造,解决市内的住房危机问题。这种廉价而简约的住房后来被称为“赫鲁晓夫楼”。同时他还积极筹划将莫斯科附近的集体农场合并为更大的农业城市,即使这样大的规模使其无法实施有效的管理。在1951年3月4日的《真理报》上,赫鲁晓夫关于农业城市化的讲话稿整整占据两个版面。但斯大林并不喜欢他的建议,真理报立即修正观点。在4月的莫斯科党的全体会议上,众人纷纷对赫鲁晓夫大加鞭挞。然而幸运的是,斯大林最后对他的处理是相当轻的。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出现严重的中风。赫鲁晓夫等人轮流值班守在斯大林的身边。3月5日,斯大林终于离开人世。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评价道:“斯大林把不同意他看法的人当作『人民公敌』。他说,他们想要恢复旧秩序,为此目的,『人民公敌』和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结果几十万诚实的人因此丧生。那些日子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一切现在竟能被原谅和遗忘?永远不会!”
斯大林去世后,由马林科夫担任新的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则掌管秘密警察力量和国家核导弹计划。1953年3月14日,赫鲁晓夫成为中央委员会排名第一的书记,但此职务的权力仅集中宣传和意识形态上,政治和经济事务则落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手中。刚刚上台后不久,贝-{}-利亚就发动一系列大胆的自由化改革:实施大赦,将劳改营中数百万被关押的政治犯释放并平反;终止对苏联内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化政策,恢复-{}-本民族语言的地位;并酝酿使东德和西德合并为一个中立的德国。赫鲁晓夫认为贝-{}-利亚迟早会害死他们,于是他表面上顺应贝-{}-利亚,而背地里却和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密谋将其推翻。6月26日的克里姆林宫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突然展开对贝-{}-利亚的围攻,并在莫斯卡连科、朱可夫等军人的协助下将他逮捕。又于12月18日以叛国罪、恐怖主义和反革命罪将贝-{}-利亚处决。
贝-{}-利亚被处决后,马林科夫逐渐加强自己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而赫鲁晓夫则不断增强自己在党内的权势。1953年8月,马林科夫提出降低税收、增加国家对谷物的采购价格、鼓励农民经营小块自留地的农业政策。赫鲁晓夫为夺回声望,于是在9月提出更高的采购价格、强化农民自留地等政策,并进一步计划开垦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荒地(处女地运动)。1954年春夏期间,赫鲁晓夫鼓动30多万志愿者来到东部垦荒,由于缺乏调查和准备,这场运动在几年内演变为农业和生态上的灾难。赫鲁晓夫还对公众开放克里姆林宫,在民众中巨大的反响。在此期间,暗中搞垮马林科夫的计划也在秘密进行着。赫鲁晓夫让法院调查团追查1949年发生的列宁格勒案件,他知道这起调查最终会把马林科夫牵扯进来。1954年间,赫鲁晓夫逐渐赢得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米}-高扬等人的支持。1955年2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指控马林科夫对列宁格勒案件中的责任,最终马林科夫被解除总理职务。
搞垮马林科夫后,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的矛盾逐渐升级。莫洛托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垦荒政策,他更倾向于对已耕作的土地进行投资,同时他还对赫鲁晓夫住房政策表示不满。在外交政策上,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南斯拉夫为修正主义国家,而赫鲁晓夫率领的代表团却抛下莫洛托夫于1955年5月主动访问贝尔格莱德。在7月的全体会议上,赫鲁晓夫和主席团的所有其他成员对莫洛托夫展开围攻,莫洛托夫被迫认错。赫鲁晓夫没有立即清算莫洛托夫,会议后他依然担任外交部长和主席团成员。
1955年底时,数以千计的政治犯从古拉格劳改营中被释放回家。在苏共党代会之后,平反政策落实的人数已达到几十万人。在搜集材料、促使重审案件和释放犯人的工作中,赫鲁晓夫发挥带头作用。他还建议调查并通报斯大林的罪行。这引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
1956年2月14日,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参加会议的有苏联的1355名代表、来自55个国家工人政党使节和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会上,赫鲁晓夫数次抨击党内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但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2月25日党代会结束后,代表们突然收到通知,参加一次事先没有计划的秘密会议。在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中,赫鲁晓夫情绪激动的谴责斯大林大清洗和驱逐少数族裔的罪行,猛烈抨击他农业政策带来的灾难,还攻击他军事指挥上的无能,并在最后表示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的路线上来。讲话共持续四个小时,报告的内容使代表们大为震惊,以至于“会场内一片寂静,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会议结束时,赫鲁晓夫要求代表们“不要把话题扩散到党外,更不用说媒体了”。然而在3月,赫鲁晓夫将一份报告文本作为材料发放到党组织里,供700万党员和1800万共青团员讨论学习。同时,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华沙获得秘密报告文本,并于4月送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手里。1956年7月4日,《纽约时报》将其刊登。秘密报告的公开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一波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引起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之际,在第比利斯和其他大城市举行对斯大林的悼念活动,并逐渐转化为针对秘密报告的抗议和示威。1956年3月4日起,第比利斯的示威者高举斯大林画像,高呼“斯大林主义万岁”、“打倒赫鲁晓夫”等口号,并强制征用公共汽车和电车在市内游行。3月10日,苏联当局使用部队和坦克驱散游行,部队和示威人群发生冲突,最终士兵向人群开枪。由于官方没有正式报告,估计的伤亡人数大约在106人 至800人 之间,有数百人受伤,超过200人被逮捕。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1963年相继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谴责赫鲁晓夫的批判斯大林与搞经济改革,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搞修正主义即假社会主义。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公开支持中国谴责苏联,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也在内部文件中赞成中国(但朝鲜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苏修这一称号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邓小平和阿利雅分别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上台并实行经济改革后才废止不用。
1956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因肺病在莫斯科疗养的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在读到赫鲁晓夫的一份秘密报告文件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于3月12日逝世。面对波兰国内日渐升温的反苏和反俄罗斯情绪,赫鲁晓夫于3月来到华沙参加贝鲁特的葬礼,并向波兰政府做出含糊其词的解释。1956年6月28日,波兹南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活动。示威者打出“我们要面包”的标语,要求波兰当局提升工人工资和减少税收。由于政府缺乏谈判的诚意,游行最终演变为骚乱。29日波兰政府派出装甲部队进入波兹南,并与次日平息骚乱。据官方统计,波兹南事件共造成74人死亡,800人受伤,658人被拘捕。
1956年7月,波兰二届七中全会推举曾因“右倾民族主义”入狱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领导人,并解除苏联派来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国防部长的职务。闻讯后的赫鲁晓夫立即向波党提出进行磋商的邀请,但波党以将召开八中全会为由拒绝邀请。10月19日赫鲁晓夫突然单方面飞抵华沙,他一下飞机就愤怒的向波兰代表大吵大嚷,同时苏联军队也在向华沙推进。在哥穆尔卡的说服下,赫鲁晓夫最终同意苏军将不使用武装干涉,并将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
1955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主义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以“右翼分离主义”的罪名将有改革思想的总理纳吉·伊姆雷开除出党,这使匈牙利变成一个火药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则将匈牙利彻底点燃。1956年10月23日,布达佩斯学生举行规模浩大的游行示威,庆祝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上台,要求匈牙利也进行类似的改革,重新任命纳吉为总理。示威群众还将斯大林雕像推倒。当天深夜匈牙利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0月24日早晨,苏军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这却使匈牙利的矛盾全面激化。10月30日,赫鲁晓夫在朱可夫等人的建议下决定撤出匈牙利的苏军。然而匈牙利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群众袭击布达佩斯共产党总部,并将数位安全警察处以私刑。同时纳吉呼吁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赫鲁晓夫在经历一番犹豫之后于10月31日发出命令,苏军随后再次进入匈牙利。11月4日,革命最终被苏军镇压。匈牙利有25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纳吉也于1958年被处决。
东欧的骚乱使赫鲁晓夫声望受损,他的反对者则借机迅速联合起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以及赫鲁晓夫的门徒季米特里·谢皮洛夫密谋,共同向赫鲁晓夫发难。1957年6月18日,布尔加宁招呼赫鲁晓夫参加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部长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向赫鲁晓夫展开猛烈的批评和围攻,反对派的人数优势使之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于是采用拖延战术,将会议延迟到第二天。19日,由于任命过很多地方官员,赫鲁晓夫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他的支持者也准备将委员们运送到莫斯科来。6月22日全体会议召开,会上朱可夫严厉的指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在斯大林时代大清洗中的罪行,反对派最终被击败。赫鲁晓夫指控反对派为“反党集团”,并将他们从中央主席团驱逐出去。莫洛托夫被降职为苏联驻蒙古大使,其他反对派成员也被远调至莫斯科以外的地方任职。
朱可夫在协助赫鲁晓夫清除“反党集团”后成为了主席团的重要成员,个人威望日渐升高,这引起赫鲁晓夫的怀疑和恐惧。1957年10月19日,当朱可夫踏上前往巴尔干的航程时,赫鲁晓夫在一些主要将军的支持下,于主席团通过一项谴责朱可夫的决议。朱可夫闻讯于五天后返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对他展开一致的批评,并撤销他国防部长的职务。
赫鲁晓夫上台后,国家安全机关成员的审判特权被废除,对政治犯的起诉只得通过地方党委。赫鲁晓夫在任期间没有大的政治案件发生,对政治犯罪的起诉至多数百起。对异议人士的惩罚手段也换成使之失业、解除大学职位、开除出党等方式,或以“社会威胁”为由强制入院治疗。1958年,赫鲁晓夫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人数扩大到数百多位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将省的党委划分为两个平行的机制,它们分别负责农业和工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来管理上的混乱,但也避免权力的过度集中。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年2月党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大规模开垦荒地。从1954年到1958年间,政府为开荒投资67亿卢布,动员数十万志愿者到东部地区落户,共开垦出4000万公顷的土地。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垦荒区共收获谷物5850万吨,占当年全苏粮食总产量的40%以上。但垦荒政策也带来生态上的灾难,60年代初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
1958年6月,苏联政府取消集体农庄对国家的义务交售制,把它改为农产品采购制,并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从1952年到1964年期间,国家收购各种谷物的平均价格指数提高7.48倍,收购畜产品的价格指数提高15.69倍。1955年起,国家放宽对农牧业的生产管理,只下达国家收购各类农畜产品的数量指标,农庄有权自行安排生产,同时还鼓励庄员发展副业经济,允许庄员拥有自留地和饲养一定数量的牲畜。1958年2月,党中央接受赫鲁晓夫的报告,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到1959年,绝大多数集体农庄被强制买下农业机器。这种匆忙的做法打乱农庄的决策进程,结果使农庄购买大批机器,却不能充分利用它。
赫鲁晓夫看到美国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收益甚大,于是强行要求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3年全苏的玉米播种面积只有350万公顷,赫鲁晓夫却要求到1960年扩大为2800万公顷,八年中要增加七倍。由于玉米是干热气候作物,而苏联很多地区日照量不够,玉米经常结不了穗。赫鲁晓夫的玉米种植计划遭到集体农庄庄员的消极抵制,最终彻底破产。1957年5月,赫鲁晓夫突然提出,苏联的人均牛奶和黄油的产量将在1958年赶上美国,人均肉类产量将在1961年赶上美国。而此时苏联的人均肉产量和美国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赫鲁晓夫不断对地方施加压力,要求各州采取果断措施提高肉类产量。梁赞州委第一书记拉季奥诺夫向赫鲁晓夫大胆保证:梁赞州将在1959年内使肉类产量增加一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数量增加二倍。一年内拉季奥诺夫依靠宰杀州内所有牲畜、到邻州抢购牲畜、虚报产量等手段以完成指标。赫鲁晓夫对拉季奥诺夫大加赞赏,并授予他列宁勋章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但是没过多久骗局就被揭穿,拉季奥诺夫自杀身亡。
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取得积极的成果。1951年-1955年间,苏联的粮食的年平均产量为3850万吨,1961年-1965年间,年平均产量达到1.303亿吨,增长近50%。肉类的年平均产量由570万吨变为930万吨,增加60%以上;奶类年平均产量由3790万吨变为6470万吨,增加70%以上。农庄庄员的生活明显改善,1955年的平均月收入为25卢布,1965年达到51.3卢布。但苏联农业的粗放经营、低劳动生产率并没有被改变,农业产量受气候影响波动很大。1953年-1958年期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8%;而在1958年-1964年间,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绝大部分以计划经济的方式由国家集中管理。赫鲁晓夫陆续把1.5万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到加盟共和国管理,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的管理权限。这次改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管理企业的行政办法,没有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滋生地方本位主义等问题。尽管如此,苏联工业仍取得明显的进展。1951年-1965年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7%。钢的产量从3810万吨增长为8500万吨,煤从3.2亿吨增为5.5亿吨,石油从5280万吨增为2.23亿吨,电力从1340亿度增为4590亿度。工人的生活得到改善,平均月工资从1955年的76.2卢布上升到1965年的104.2卢布。
1959年,作为苏联经济改革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美国商品展览会”,将百事可乐等美国著名商业品牌引进苏联国内与东欧市场,同时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厨房辩论”。赫鲁晓夫在苏联国内开启的经济改革在1968年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兹涅夫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后陷入停滞。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军。1955年-1957年苏联单方面将军事力量削减超过200万人,1958年裁减30万人,1961年赫鲁晓夫宣布继续裁减120万人的军队。这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史泼尼克一号,标志着美国苏联太空竞赛的正式开端。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进入地球轨道,成为第一位进入太空的人类,显示苏联强大的国力和先进科技。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文化艺术领域逐渐解冻。赫鲁晓夫在任期间,一些具有改革思想和批评苏联现状的作品得到发表,他本人则致力于平衡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于1956年发表长篇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讲述理想主义的工程师被冷酷的官僚所毒害的故事。同年11月文学年鉴《莫斯科文学》出版,其中的部分诗歌表达了去斯大林化的积极影响。赫鲁晓夫担忧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他批评杜金采夫的文章“某些章节写的很有力度”,但“思想基础是错误的”。同时他还多次指责《莫斯科文学》是“意识形态谬误的”。1957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齐瓦哥医生》由于在苏联国内遭拒绝出版,被偷运到意大利米兰发表,这使他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却被苏联的保守主义者视为叛徒行径,《真理报》将其作品批判为“低级反动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也开除了他的会籍。同时,赫鲁晓夫发起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但在回忆录中,他宣称“对《齐瓦哥医生》感到矛盾,一度考虑同意出版,后来又对未能出版感到后悔。”赫鲁晓夫下台后看了这部小说,他重新评价道:“我们不应该禁止它。我本应该亲自看看这本小说,里面并没有什么反对苏联的意思。”1962年,亚历山大·索忍尼辛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得到赫鲁晓夫的推崇,同年12月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主席团允许将其改版后公开发表。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参观在莫斯科马奈日展览厅举行的先锋派美术展。观赏后赫鲁晓夫大发雷霆,他将艺术家的作品形容为“狗屎”。一周之后,《真理报》撰文呼吁净化文艺领域,这引起画家、作家和电影工作者的抵制,赫鲁晓夫再一次将怒气发泄到他们身上。尽管如此,艺术家中没有人因此而被逮捕和被放逐,马奈日艺术展依然保持开放。
1956年11月18日在位于莫斯科的波兰大使馆欢迎哥穆尔卡的招待会上,赫鲁晓夫曾对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面声称“我们要埋葬你们”(,),这被西方世界普遍视为赫鲁晓夫敌对态度的信号。赫鲁晓夫事后对此作出解释:“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那我一辈子都埋不完,我是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我何时要将何人的肉体埋葬,而是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又说“我说过,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记者招待会上发言,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已经“决定动一下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他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要求它们在六个月内撤出西柏林的驻军,使西柏林成为自由市,否则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由东德负责,意为封锁西德到西柏林的通道。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对此毫不示弱,表示将不惜以战争保卫西柏林,苏美关系一度陷入紧张。1959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访问美国,使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得到缓和。同年5月,美英法苏四国于日内瓦举行四国外长会议,双方未能对德国问题取得任何协议,但苏联方面取消了六个月的限期。期间,艾森豪威尔向赫鲁晓夫发出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
在1959年7月23日于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开幕式上,赫鲁晓夫与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展开过一场著名的关于美苏意识形态和核战争的论战,史称“厨房辩论”。尼克松借展览会上的美式房屋、家用电器向观众展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美国的富裕和多样化,而赫鲁晓夫则针锋相对的声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苏联人民只在意物品是否实用,并拥有同样富裕和更加平等的生活,最后双方为废除军备竞赛、和平竞争的意见达成一致。
1959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访问美国,携妻子儿女乘坐飞机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安德鲁空军基地,这是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赫鲁晓夫访美是美苏缓和的标志。随后苏联代表团参观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艾奥瓦州、得梅因、匹兹堡,最后回到华盛顿。赫鲁晓夫在访问期间结识了美国各界名流,同时他四处发表演说呼吁苏美和平共处,接受美国民众的欢迎和质疑。行程的最后,赫鲁晓夫于戴维营与艾森豪威尔展开会谈。双方对柏林问题达成一份协议:苏联撤回要求西方国家撤出柏林的最后通牒,美国承诺柏林现在的局面不会无限期维持下去。9月27日,赫鲁晓夫一行乘飞机返回苏联莫斯科。
他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但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冷战期间的苏联主要领导人;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急需得到中共支持。据俄罗斯解密档案记载,1954年9月赫鲁晓夫首次来华前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对华大幅增加援助作为礼物。果然,在这次来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典期间,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过去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废除中苏关系中一些不平等约定,议定从旅顺撤军和交还基地,在谈及撤军时毛曾说“我认为苏联军队此时撤出旅顺和大连是不合适的”(因为怕美国可能会再开战),但因赫态度坚决而作罢。对于提供常规武器,苏联也改变斯大林时期主要提供已淘汰旧品的做法,改为提供现役新装备样品和生产技术。
在中国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援华重点是称为“156项重点工程”基础工业设施建设。这些项目机器设备,主要是以货物贸易而不是以贷款交付,而提供技术是免费。1952年中国制定“一五”计划时,斯大林同意帮助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追加15项并提升质量,成为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的著名“156项”。后来落实工程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制造厂。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
据前些年已经解密俄罗斯档案记载,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从1957年末起,苏联开始履行协议,对华提供了P-2导弹作为中国导弹事业起步最早样品。翌年,苏联又向中国提供所需核工业设备,并派出近千名专家,建成湖南和江西铀矿、包头核燃料棒工厂及酒泉研制基地、新疆核实验场,中国进入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新阶段。1953年至1957年,中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重要时期。在遭受全球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环境下,中国通过等价交换外贸方式,接受苏联和东欧国家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建设以“156项”为核心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工业建设,使中国建立独立自主工业体系雏形。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其中建设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1958年夏天,中共要求苏联提供承诺给予的核武器及核潜艇,赫鲁晓夫向中国政府提出苏联军舰停靠中国港口、在中国建立指挥苏联潜艇的长波电台等要求,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意图控制中国而加以拒绝,赫则无法理解毛的激烈反应,特别是苏联刚答应提供给中国潜艇技术的前提下。1959年6月,赫鲁晓夫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参见“596工程”)。赫鲁晓夫结束访美行程后,9月30日从莫斯科启程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2日,与中国领导人会谈 。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驻华专家,撤销一切同中国已签订的援助协议。1958年,中国发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苏联塔斯社记者将这种情况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赫鲁晓夫戏称「苏联的共产主义是吃马铃薯烧牛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喝大锅清水汤」。1963年中苏关系破裂的真实情况暴露后毛泽东称赫鲁晓夫为“现代修正主义”。
1963到1964年,由于赫鲁晓夫执政的苏共与毛泽东执政的中共在路线上存在歧异,双方就理论正统性与合理性进行一连串争辩,中共方面发表《九评苏共》等三篇文章,指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搞经济改革,是在搞修正主义即假社会主义,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公开支持中国谴责苏联。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对外主张“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平过渡。此举被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帝国主义是必然要灭亡的。资本主义阵营拥有原子弹并不可怕,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威慑能力可以有效阻止核战争的爆发。从根本上来讲,毛泽东的和平观点跟赫鲁晓夫是不同的,以毛泽东的观点而论,能够保卫和平、防止自己国家被侵略,恰恰是由于自己强大的自卫能力,包括核反击能力使敌人不敢发动战争;赫鲁晓夫则担心核战争毁灭全人类。
中苏论战至赫鲁晓夫下台后仍持续进行。赫鲁晓夫在1964年被勃列日涅夫赶下台,虽然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和金日成领导下的朝鲜看来仍然是修正主义的延续,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朝鲜是在内部文件中谴责苏联为修正主义,但在公开场合中于苏联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保证自身的最大利益。直到邓小平和阿利雅于1980年代分别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上台执政并进行经济改革,苏修这一说法才被废止不用)但在西方各国和苏联国内的主流观点看来,勃列日涅夫上台却被视为是斯大林主义的恢复,主要体现在之后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和苏联共产党官僚“干部队伍的稳定”,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最后苏共下台为止。
苏联方面在1956年与日本达成外交协议,发表《日苏共同宣言》,苏联与日本恢复外交关系,并接受日本加入联合国。同时日苏双方亦就二战期间被红军俘虏之日本战俘进行交涉,苏联将部分人士释放回日本。不过苏联就日本由于南千岛群岛领土问题关系,双方始终没有正式签订和平条约,而且双方往后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也没有实质进展。
1964年10月14日,当赫鲁晓夫在黑海之滨渡假时,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兹涅夫等人在莫斯科发动政变(据已故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的回忆录指出,勃列日涅夫提议谢氏用不同手段暗杀赫鲁晓夫,但谢氏不同意),赫鲁晓夫被免除一切职务,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下台后郁郁寡欢的赫鲁晓夫在乡间隐居,在软禁状态下的他在这段期间撰写回忆录,详细记述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很多重大事件的内情。在被克格勃发现后,列昂尼德·伊里奇·布里兹涅夫严禁其从事回忆录写作,并采取窃听等手段来加强监视其言行。赫鲁晓夫对此抗议说:“连我家的厕所都有窃听器!你们花费人民纳的税金,就是为了窃听我的屁声吗?”被激怒的赫鲁晓夫毫不让步,直到把个人回忆录完成。他的家人在苏联克格勃没收书稿与录音带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复印件运送到西方由利特尔·布劳恩公司出版。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他家附近的一家医院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7岁,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公墓。当时的苏联各大报纸在报道中甚至没有明显突出他的名字,而群众的大规模瞻仰,竟使得勃列日涅夫下令关闭新圣女公墓。
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几乎将赫鲁晓夫任内的改革全部取消。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在多次和赫鲁晓夫打交道后评价他说:“赫鲁晓夫有胆量,这个人也能捅娄子。我看他多灾多难,将来日子可能也不好过。”,“我跟斯大林只打个平手,我跟赫鲁晓夫较量还是略占上风。”“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容易变。”
1980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她说“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邓小平爽朗大笑说,“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赫鲁晓夫的新政策猛烈冲击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和科学的实验,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苏联的生活水平继续上升,但主要是因为重工业发展,农业仍继续衰落,当面对粮食危机(特别是1972和1975年)时勃列日涅夫采取赫鲁晓夫的做法——从西方买粮以避免饥荒。赫鲁晓夫的改革使得苏联社会重新焕发活力才有后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短暂繁荣。俄国人对赫鲁晓夫的看法很复杂,据某项调查显示俄国人对20世纪仅认同的两个年代分别是尼古拉二世时代和赫鲁晓夫时代。
1954年,曾经在乌克兰长年工作的赫鲁晓夫,以俄罗斯和乌克兰合并300周年为理由,把原属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作为礼物划归乌克兰,由于克里米亚以至乌克兰东部都以俄语人口占多数,此举埋下乌克兰境内民族纠纷和分裂的的伏线。1991年乌克兰脱离苏联独立,境内俄乌两大民族对立加剧。2014年,乌克兰的亲俄政府倒台后,随即发生克里米亚危机。以俄罗斯人为多数的克里米亚宣布独立,并于3月16日举行公投,决议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纳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联邦,普京公开抨击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乌克兰是错误决定,是历史上的不公正。
苏联著名政治家写道:“赫鲁晓夫不仅是环境的牺牲者,而且也是其性格的牺牲者。急性子、过于匆忙、容易激动,这是他无法克服的缺点。”他还引证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期间,在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上,丘吉尔对赫鲁晓夫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您在着手大规模改革,这当然好!我只是想劝您不要操之过急。靠跳跃两步跨越鸿沟是相当难的,还可能会坠入沟中。”“我(布尔拉茨基——笔者注)冒昧地试着以个人名义补充一句:当你没有看清,准备跳到那个岸上时,是不能跨越鸿沟的。”
赫鲁晓夫死后葬于新圣女修道院公墓,墓碑整体由黑白两色构成。左边是截成三块的白色大理石相交叠,右边由四块黑白相间的方形花岗石摞成。赫鲁晓夫头像置于黑白组合的花岗岩方洞中。黑白两种不同的色彩,似乎是雕塑家对赫鲁晓夫一生功过参半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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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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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即四大小说名著,是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及《红楼梦》四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是中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作品。
李渔引用明朝冯梦龙所言,有“四大奇书”的说法,即《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在清中叶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以后,世人一般以《红楼梦》取代《金瓶梅》的位置,改称四大名著。
四大名著历久不衰,其中的故事、场景,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四部著作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细致的刻画和所蕴含的思想都为历代读者所称道,现今的电影、电视剧取材于四大名著的不可胜数。四大名著的销量有多大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至今每年还是有很多种版本的四大名著,大量售出。
《天下三分》、《唐僧取经》、《梁山聚义》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评书、讲古、戏曲和小说作品互相影响,互有贡献,再由士人去芜存菁编成定本,因此有学者称为《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为世代累积型作品。《红楼梦》则为后起之秀,并非源于古时的话本或故事。
也有人把《四大名著》加上原本《四大奇书》的《金瓶梅》,成为「五大名著(五大奇书)」。如果再加上《儒林外史》,则成为「六大名著(六大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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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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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埔区
大埔区()是香港十八区的其中一区,位于新界东部,范围包括大埔、东平洲、大埔滘、汀角、船湾、林村谷,白石角及它的外飞地为赤门海峡两岸的西贡半岛北部(西贡北)。它的总面积约为148平方公里,是香港第二大行政区域。根据2016年中统计,大埔区人口为303,926人。
大埔区人口主要聚居于大埔新市镇内七大出租公共屋邨和租者置其屋计划屋邨,以及太和站附近的大埔旧墟和大埔墟站附近的大埔新墟的私人屋苑。其余不少居民散居于大埔区内133条大小村落。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大埔为安全社区,是全球第90个安全社区,也是香港第3个安全社区(第1是屯门区,第2是葵青区)。
大埔区位处新界东部,南起大埔滘大埔尾坑及中文大学地界线,北至八仙岭,西濒大刀屻,东跨吐露港,包括对岸西贡北的十四乡、黄竹塱及离岛塔门、平洲、赤洲等。
大埔区内有香港的著名内港——吐露港,该港在大埔新市镇的东面、沙田的东北面,海港呈西南-东北走向,其出口为大赤门,之后海水便流进大鹏湾。
位于大尾笃及沙头角半岛的船湾淡水湖,是香港第一个划自海域的大型储水水塘,也是大众骑单车的好去处。淡水湖原本是一个大海湾——船湾,湾内沿岸曾经有多条乡村,不过在1960年代建淡水湖时遭拆迁,部份乡村遗址已经埋在淡水湖水底。
大埔区较著名的高山有北边的八仙岭,这个山岭亦是大埔区和北区的天然分界,而附近九龙坑山山顶则设有数个发射站。
大埔区天气非常潮湿,在春夏期间湿度经常都高达100%,能见度最低时可以只有数米距离。大埔区的中心是大埔新市镇,包括旧区大埔墟,以及新区大埔中心一带。
香港最古老的岩石是名为「黄竹角咀组」(Bluff Head Formation)的沉积地层,是泥盆纪的沉积岩,主要在赤门两岸出露,在北岸从白沙头洲(Pak Sha Tau Chau)到黄竹角咀(Wong Chuk Kok Tsui)一带清晰易见,受到地质构造的折皱及错位运动,露出的岩层几近直立。
大埔古称「大步」,直至清朝光绪年间才称为「大埔」。大埔在中国史籍中的记载可以上溯至五代的南汉,大宝六年(963年),后主刘鋹招募 3,000 人于「大步海」(即吐露港)采集珍珠,并设置「媚川都」。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5年)因长期采集网罗净尽,才明诏罢采,大埔的采珠业自此式微。
新界五大氏族的邓族、文族等自宋明期间分别迁到大埔的大埔头及泰亨定居。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实行迁界,使大埔区顿成荒域。康熙八年(1669年)批准复界,为恢复经济,朝廷鼓励外地人士入迁垦荒,其中以由江西、福建、惠州、潮州、嘉应等地迁入的客家人最多,建立围屋聚族而居。
明朝万历年间,大埔头邓氏在今日天后庙后的汀角路建立「孝子邓师孟祠」纪念孝子邓师孟,于康熙十一年 (1672年)向新安知县申请建墟,在已圮毁的「孝子邓师孟祠」原址建立「大步墟」。泰亨文氏于1892年乃联合粉岭彭氏及大埔附近五个非邓氏的村落,组成「大埔七约」(泰亨约、林村约、翕和约、集和约、樟树滩约、汀角约、粉岭约),于大步墟隔河另设「太和市」(即现富善街一带),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修建广福桥联结太和市和林村河北岸的大步墟。英国租借新界以后,在1913年于太和市兴建大埔墟火车站,太和市逐渐取代大埔墟的地位,所以太和市后来被称为大埔墟,而原来的大埔墟(大步墟)则改称为「大埔旧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翌年4月,英国军舰驶入大埔海登陆,举行接管新界的升旗仪式,由于大埔为新界的中心地区,英国人以此作为新界的行政中心,设立理民府、警察总部及乡议局。位于大埔区的北约理民府管理的地域包括了今日的大埔区、北区、元朗区、屯门区及沙田区,但不包括九龙水塘以西的地域及西贡北(当时属南约)。1948年,元朗区从北约分裂出来;到后来1970年代,沙田区在政府发展沙田新市镇之时自立成为单独一区;最后是北区于1980年独立成区。
根据香港行政区划,大埔区也包括西贡北,以及靠近深圳大鹏半岛的东平洲。
现任大埔区民政事务专员为陈巧敏女士,于2018年10月25日接替吕少珠出任该区专员。
大埔区议会是香港的区议会之一,共有21个议席,包括19个民选议席及2个当然议席(大埔及西贡北乡事委员会主席)。
大埔区议会属下设有5个委员会,负责区内的工商业、环境工程、文娱康体、社会服务及交通运输等各方面的事务。
根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大埔区的人口资料如下:
按明朝史籍记载在当时已存在的大埔古村有塔门、白沙澳、茭塘村、榕树澳、荔枝庄、泮涌及陶子岘,但现时的居民多是清朝迁界后才移徙到来。大埔区内现存在清朝建立的乡村120多条。
六零年代因建造船湾淡水湖的关系,将船湾海沿岸原有六条村落(小滘、大滘、金竹排、横岭背连横岭头、涌尾及涌背),近千名村民搬迁到大埔墟的陆乡里。白沙头洲三门仔村的村民希望维持原有乡村社群,选择在大埔盐田仔三门仔新村重新安居立户。
大埔的工业大部分设于大埔工业邨(第26区内约62公顷填海辟拓的土地)和第8区位于汀角路的混合式工业和办公室用途的建筑物内,而其余的工业则设于少数传统的地下物业和寮屋构筑物内。大埔工业邨位于大埔新市镇东边的填海地,是香港首个工业邨。另外,白石角一幅面积约为22公顷的公众填土土地正进行兴建香港科学园,科学园分三期发展,第一,第二期和第三期已经完成。
渔农业是昔日大埔的主要经济活动,居民主要以务农或捕鱼为生。1950年代成立协助农业发展的嘉道理农场座落大埔的白牛石。
以往的耕地部分改为种植蔬菜、花卉及养鱼之用,但亦有很多耕地被荒废。务农人士由于绿色产品成为时尚,有机耕作乘时而起,于「大埔农墟」直销有机蔬菜。「大埔农墟」原为「七约农产品摆卖场」,是当年太和市(大埔新墟)的一部份,由七约乡公所管理,作为批发议价的公秤手,后因新市镇发展和农地减少而式微。
传统渔业主要是深海捕鱼,渔民以渔船为家,大埔渔民主要的捕鱼区是塔门、较流湾、深湾及盐田仔。随著海水污染导致鱼获减少,很多渔民已转业或上岸居住。大埔现时有七个政府划定的海鱼养殖区,分别是塔门、较流湾、深湾、老虎笏、榕树凹、盐田仔及盐田仔东。
2014年1月,香港政府将大埔区8幅土地全部改划为住宅用途,预计可兴建15,410个公营及2360个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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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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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奎尔
詹姆斯·丹佛斯·“丹”·奎尔(James Danforth "Dan" Quayle,)是美国第44任副总统,曾分别担任代表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现任博龙资产管理旗下主管。
奎尔在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出生。1969年在德葩大学毕业,并取得政治科学学士的资格,毕业后加入不会被外派到越南战场的美国国家卫队陆军担任士官,并于服役期间取得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 Indianapolis法学士(J.D.)。其后在1976年以29岁的年轻形象赢取了众议员的资格。33岁时,再被选为参议员。
1988年,年仅41岁的奎尔获老布希提名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年龄的因素,奎尔在任期间始终受到“经验不足”的困扰,民主党人士曾在此问题上对他大加攻击。在1988年的副总统电视辩论上,奎尔不适当地自比约翰·肯尼迪以说明自己的年轻有为,遭到民主党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奚落:“参议员,你根本不像肯尼迪”,这成为他政治生涯中最著名的镜头之一。
奎尔一直也是美国传媒取笑的对象。其中的经典在他一次在传媒面前跟一班小学生练习英语拼字时出丑。当时他指一位小学生把“potato”(马铃薯)拼错了,因为他认为正确的拼法应该是“potatoe”。由于他的这次访问是直播,这件事情立即成为了全国的笑柄,并使奎尔背上了“不学无术”的名声,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公众形相。另一方面,他亦因为这件事而“荣获”1991年度第一届搞笑诺贝尔奖的教育奖,“因为他示范了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此外,RFC文件的恶搞版本有RFC 1437,当中部份内容以他为取笑对象。
上任后,他曾经以副总统的身份出访47个国家。1992年他与老布希竞选落败,他在副总统竞选中败给当时与他同样年轻的参议员阿尔·戈尔。
卸任后,他曾于1996年参选印第安纳州长和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但最终在党内提名中落败。他的儿子曾担任美国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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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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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
11月2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06天(闰年第307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59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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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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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
11月1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05天(闰年第306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6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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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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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
11月7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11天(闰年第312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5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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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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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11月15日是阳历一年中的第319天(闰年第320天),离全年的结束还有46天。
七五三节,也常被视作日本儿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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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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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是伽利略撰写的一部天文学著作,于1632年在意大利出版。
这本书采用对话的形式,参与对话的是支持他的两个朋友,沙格列陀和萨尔维阿蒂,与一个亚里士多德观点支持者辛普利邱,对话分为四天。伽利略想要用这种对话形式使他的著作能拥有广大的读者,从而能有效地否定掉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和宇宙论。
本书的第一天就对亚里士多德关于天体的组成和性质完全不同于地球的学说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伽利略还进一步驳斥了那种古代传流下来的见解,即不变是高贵和完善的标志。他提出了一个后来变得很重要的见解,即运动并不是一种变化,它并不导致生长或毁灭,那是“部分和部分之间的简单移动,即不消灭什么,也不产生什么新东西”。这样一种见解后来就成了力学哲学的一部分,即认为宇宙和宇宙中的一切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还是如此,既没有新的东西出现,也没有旧的东西消失,自然界的一切过程只是物体的机械动作和它们动量的交换。
在为哥白尼体系辩护的论证中,伽利略着重回答了那种根据常识的力学反对意见。他重复了哥白尼对这些反对意见的答复。他提供一种新的连贯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同样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的见解。在《对话》的第三卷中,他承认为这两种见解辩护各自提出的论据,差不多同样确切,但是他认为他在第四卷中讨论的潮汐学说,可以为哥白尼体系提供十足的证据。但是谈他的理论要求一天有一次潮汐,而不是如人们所观察到的两次。还有,这种理论和他的惯性原理也是矛盾的,因为根据惯性原理,地球上的物体应当参与地球的运动。
因此有人认为,伽利略并没有能够最后确立哥白尼的学说,虽则他给予这个学说以有力的支持。他的这部书所针对的读者要比专业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广得多。首先它是用意大利土语写成的,并采用日常谈话的对话体,而且论证删繁就简,通俗易懂。他只讨论两种世界体系,即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而把一些大同小异的体系则略而不谈。还有,他对朋友-{zh-hans:开普勒; zh-hant:刻卜勒;}-的体系也不加评述,虽然这个体系把哥白尼的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专业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提供了支持日心说的强有力证据,不过对一般读者也许不大适合。他的这部著作更像是一部通俗读物。
在1633年伽利略又被押到罗马宗教法庭受审,虽则他这部书已经得到佛罗伦萨的当地宗教法官的批准。他被逼得表示和哥白尼假说决裂,但是这一次他却判了宣传异端之罪,从此就被居留在佛罗伦萨附近一所村舍里度过他一生中的最后九年。他的著作也被列入禁书目录中,直到1853年才被解除。
在这本书中,除第四天讨论潮汐问题的基本观点有错外,前三天的主要论点都为后来科学的发展所证明。书中全面系统地讨论了哥白尼日心说和托勒密地心说的各种分歧,并用作者的许多新发现和力学研究新成果论证了哥白尼体系的正确和托勒密体系的谬误。
这本书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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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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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
李小龙,本名李振藩(,),国际著名华人武打演员 、武术家 、导演、截拳道创始人。香港粤剧丑生李海泉之子,李小龙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李小龙生于三藩市唐人街东华医院,年少时期在香港九龙生活,是咏春拳宗师叶问的门生,并且参与演出20多部香港电影。1959年,18岁的李小龙到美国留学、主修哲学,留学期间,他开展武馆授徒边磨炼武术,又客串演出多部美国电视剧。他的努力改变了亚洲人在美国影片中的形象。1970年,李小龙获得香港嘉禾电影公司邹文怀邀请,回到香港主演以功夫为题的动作电影《唐山大兄》而大获好评,李小龙迅速展开其知名度。此后他主演了《精武门》、《猛龙过江》、《龙争虎斗》及《死亡游戏》,此4部半动作电影震撼了整个影坛,而且在国际上迅速声名鹊起。
32岁的李小龙于1973年7月20日参与演出《死亡游戏》期间,猝死于丁佩在香港九龙西九龙塘的家中,事件引起极大震撼,其死因至今依然充满争议。然而,李小龙去世后其声威依然不减,他的银幕形象对全球华人以至世界各地均有影响力,他的名字是武打电影甚至是中国武术的象征,电影亦带有中华民族主义色彩。李小龙亦带领了香港电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为香港电影积累了丰厚的资本、技术和观众,并为香港电影在1980年代开始风靡全球、成为东方荷里活奠定基础。
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为香港粤剧四大名丑之一,母亲何爱瑜为香港富商何东爵士同母异父之弟何甘棠之养女。李小龙有两姊李秋源、李秋凤、兄李忠琛(林燕妮、张玛莉之前丈夫)及弟李振辉。妻子莲达·艾米莉为其诞下儿子李国豪和女儿李香凝。
1939年,李小龙的父亲李海泉偕妻子及三个儿女从香港远赴三藩市唐人街演出粤剧。1940年为庚辰年,中国人称为龙年,且小龙生于辰(龙)时,后呼应其乳名“细凤”,而艺名「李小龙」为《细路祥》作者袁步云取名,在1950年公映的《细路祥》首次使用。(然而细路祥一片的片头字幕与当年在报章上所载之名字却是"李龙"。)而李小龙的英文名“Bruce”的起名者则据说是东华医院的医师玛丽·格洛弗。
1941年,李小龙跟随父母返回香港,开始时与兄长入读嘉诺撒圣玛利书院。1949年因应天主教区要求,所有男生都需转往德信学校继续学业,及后再转读喇沙书院。尽管少年李小龙家境比较富裕,但其居住的地区由于人口激增而逐渐产生了帮派冲突,变得拥挤,危险。李小龙读至中四因打架及旷课被赶出校,转到圣芳济书院继续学业。李小龙自幼身体孱弱,其父为了儿子体魄的强壮,在他7岁时便教其练习太极拳,以锻炼身体。
1955年16岁时,李小龙重返校院,他在一次帮派冲突中受挫,于是到油麻地利达街拜叶问为师学习咏春拳。虽然咏春练习并不固定,但李小龙曾因咏春练习单调而放弃,后因与街头流氓打架时使出一招咏春的日字冲拳击倒对方而重新回到咏春门下。在叶问门下学武期间,李小龙曾遇到重重阻力,但李小龙坚持不懈,继续学习。 授业师兄(相当于教练)为有“讲手王”之称的黄淳梁。半年后,叶问搬迁到李郑屋邨,李小龙比较少到这里。在拳术方面,多与同样曾习西洋拳的黄淳梁练习。此外,他还练过洪拳、白鹤拳、功力拳、蔡李佛、太极拳、谭腿、少林拳、戳脚、节拳等拳种。叶问试图让青少年们参加有组织的拳击,以此阻止他们参与街头帮派的冲突。作为叶问为数不多的亲授学生,李小龙1957年夺得香港校际拳击比赛少年组冠军。
1941年,李小龙仅3个月大就在粤语片《金门女》中亮相。1948年,李小龙以「李鑫」的艺名,客串参演了俞亮导演的《富贵浮云》,而该片广告亦标明「新李海泉」客串演出。翌年,他先后以「小李海泉」及「新李海泉」客串参演《梦里西施》及《樊梨花》,到了第四部客串的电影《花开蝶满枝》(1950年),他以「李敏」为艺名参与演出,当年的电影广告更特别标明「神童小李海泉客串」,可见当年李小龙的童星演出已相当出色。
李小龙首次以男主角身份演出的电影是1950年公映的《细路祥》,片中饰演一个从好变坏,又从坏变好的孤儿,获得一致好评,并奠定了他的童星地位,当时广告上称他为「李龙」。翌年,李小龙参演的《人之初》再次获得好评,他在剧中饰演一名误入歧途的不良少年,影评人向宸曾在《文汇报》撰文,指李小龙「配称粤语片『天才童星』,粤片工作者应该好好重视他。」
在1953年至1955年期间,李小龙先后参演中联影业公司的七部电影,分别是《苦海明灯》(1953年)、《慈母泪》(1953年)、《父之过》(1953年)、《千万人家》(1953年)、《危楼春晓》(1953年)、《爱 (上下集)》(1955年)及《孤星血泪》(1955年),大部分角色均为「乖仔」。随后先后参演《守得云开见月明》(1955年)、《孤儿行》(又名《苦命女》,1955年)、《儿女债》(1955年)、《诈癫纳福》(1955年)、《早知当初我唔嫁》(1956年)等粤语片。1957年公演的《雷雨》是李小龙参演唯一的「文艺片」,片中他饰演善良的二少爷,更是他在电影上首次有恋爱的戏份。同年公映的《甜姐儿》,客串演出的他只与女主角文兰跳了一场恰恰舞,却受到观众的注目。
1960年上映的《人海孤鸿》是李小龙赴美求学前的最后一部粤语片,片中饰演一个战争孤儿「阿三」,与饰演孤儿院院长的吴楚帆(他亦是本片监制及编剧)有不少对手戏,演出极为出色,影评人石琪甚至称此片「无疑是李小龙的代表作……主要是形象鲜明、迫真」。
此外,李小龙酷爱跳恰恰舞,少年时期曾获全港恰恰舞邀请赛冠军,在港期间曾以教授著名拳师邵汉生恰恰舞,来换取对方教他中国拳法,不过他并没有学。1960年代,李小龙在美国也曾教过一些当地人跳恰恰舞,据闻他的恰恰舞老师是一位名叫Terry的菲律宾人。而李小龙在《甜姐儿》与《早知当初我唔嫁》,都有跳恰恰舞的镜头,后者更是教导粤剧名伶任剑辉跳舞。
1959年4月29日晚,家人决定坐船将他送往出生地美国。李小龙于1961年考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主修戏剧,并副修了哲学、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就读的同时,他也结识了未来的妻子琳达。1962年4月,李小龙大二期间租用了校园的一个停车场角落,挂起了「振藩国术馆」的牌子。在振藩国术馆中,他主要教授他在当地的朋友。他的第一位学生是曾练习柔道的杰西·格鲁夫,第一位教学助手是木村武之。两人后来也向他人传授李氏功夫。他边教边刻苦磨炼,技术大有长进,尤以腿法造诣更为精深。
1964年,他应之邀出席美国加州,表演了双指伏地挺身(俯卧撑),即使用同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双脚分开大约一肩宽。李小龙还表演了寸拳,细节如下:李小龙站直,右脚靠前,右膝微微弯曲,面前站立一人。李小龙右臂部分扩展,右拳距离对方胸部约一英寸。在没有收回右臂的情况下,李用力打出一拳,同时保持姿势基本不动,将对方击退,摔倒在后面的椅子上,这张椅子放在对方身后以防止摔伤,但强大动能让对方摔倒在地。对方为来自加州斯托克顿市的志愿者鲍勃·贝克。贝克回忆道:“我告诉李小龙不要再做这种示范。在他击打我后,我的胸部疼痛得难以忍受,不得不在家休假。”
正是通过1964年的空手道大赛,李小龙结识了跆拳道大师李俊九。两人成为朋友,作为武术家,双方都从这段友谊中获益。李俊九详细教授李小龙侧踢,李小龙则授予李俊九“无预兆”出拳。
1964年8月,李小龙在加州奥克兰的4175 Broadway街成立「振藩国术馆」,向非华裔教授武术。
1964年,李小龙在加州奥克兰唐人街与黄泽民进行了一场极富争议的对决。黄泽民是形意拳、北少林拳以及太极拳的一把好手。据李小龙称,一些华人向他下达了最后通牒,命他停止向非华裔教授武术。李小龙不为所动,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次对决。比武前双方约定:如果李小龙输了,他就要关闭自己的武馆;如果他胜出,他将得以继续教授白人以及其他任何人。黄泽民对此说表示否定。他表示自己是接受了李小龙在一次剧院表演之后向自己提出的挑战,而他对白人以及其他的非亚裔并没有区别对待之意。
李小龙就此次对决称:“挑战书上有唐人街上所有师傅的名字,但我并不害怕。”
比武的见证人包括琳达,詹姆斯·李(李小龙的同事,无血缘关系)和太极拳教练威廉·陈。黄泽民和威廉·陈表示对决持续了20到25分钟;而李小龙,詹姆斯·李以及琳达却认定比赛在三分钟内就以李小龙的决定性胜利结束了。琳达·李称:“这场毫无保留的比赛在开始后总共进行了3分钟。李小龙将他打倒在地,问他:‘想放弃吗?’那人答道:‘我认输。’”
黄泽民在《太平洋周报》这份旧金山的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他对比武的回忆,同时对李小龙发出了第二次挑战。李小龙没有答复。此事就这么平息了。李小龙依然向白人教授武术。
他被电视剧《蝙蝠侠》制作人威廉·多兹尔(William Dozier)赏识,邀请试镜。1966年4月30日,李小龙与美国广播公司签订了30集电视剧《青蜂侠》的演出合约,担演配角「加藤」(Kato),但只能播出一季共26集。其后以「加藤」角色演出2集《蝙蝠侠》,又在《无敌铁探长》(Ironside)和《新娘驾到》(Here Come the Brides)中客串。
1967年7月9日,李小龙正式在洛杉矶中国城的振藩国术馆(Bruce Lee Martial Arts Studio),确立其武道哲学截拳道之名称,是李小龙最后亲自开馆授徒的武馆,武馆位置在628 W College St, Los Angeles,截拳道英文拼音是李小龙请教UCLA语言学教授后确定的。在早期李小龙在洛杉矶教的主要是咏春功夫,后来开始融入一些全新的内容,比如腿法以及将格斗哲理运用于技击之中的方式,此时他的技击术开始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增加或混合某些不同的技术、方法和结果,而是使技术变得更富效率且更符合哲理。在当时拦截是李振藩技击术的基石,主动的以攻为守的拦截可运用多种方法去实现。它不是阻挡的意思,但它可作为一种积极的防御方法来化解迎面而来的打击。拦截意味著在对手进攻之当时或进攻之前阻止他,大多数技击术是建基於单纯的进攻和被动的防守之上,而在当时拦截已成为截拳道的首要技击原则之一。
李小龙还出席了1967年长堤国际空手道大赛,并进行了各种表演,包括对USKA世界空手道冠军威克·摩尔表演了“无敌拳”。李小龙告诉威克·摩尔,他会对着摩尔的脸打出一记直拳,而摩尔要做的就是试图阻挡这记直拳。李小龙后退几步,询问摩尔是否做好准备。当摩尔点头确定时,李小龙滑步向前进入攻击范围,并对着摩尔的脸打出一记直拳,在打中前停止。在八次尝试中,摩尔一次也没能拦下李小龙的拳。
直到1968年,李小龙再次参与电影工作,先后在迪安·马丁主演的特务片《》,及安东尼·奎恩主演的电影《》担任动作指导。1969年公映的电影《》是李小龙在成年时期首部参演的作品,剧中他饰演反派角色「黄宏度」,其后他于电影《血洒长街》(又名:《盲人追凶》,Long Street,另一名称Bloodbath on Long Street,1970年)担演一个小角色。1970年,李小龙曾创作以民初时代为背景的中国武侠片电影剧本《无音箫》(The Silent Flute),并成功觅得美国影星詹姆士·柯本合作,但因李小龙回港拍摄《唐山大兄》而搁置。
后来李小龙被江湖中人王俊开枪袭击,身中两弹,因为0.22口径手枪子弹杀伤力不大,李小龙当时穿皮夹克,没受伤害。但是李小龙经此事后决定离开美国,远走香港。
1970年代,邵氏兄弟曾透过李小龙好友小麒麟接洽邀他回港拍片,但当时李小龙提出影片制作成本不能低于60万港元、要担任影片的武术指导、有权修改剧本,以及由他邀请的外国演员要以美金支薪等要求,令邵氏高层无法接受,最终合作未能成事。其后,邵氏行政总裁邹文怀离职出走,另组嘉禾,并派导演罗维的太太刘亮华到美国邀请李小龙回港发展。
《唐山大兄》是李小龙旅美回港后所拍的第一部影片。他饰演的唐山青年郑潮安,在泰国曼谷冰厂工作,与实际为贩毒分子的冰厂大老板进行殊死的斗争,片中李小龙迅猛的三脚回旋连环踢、凌空飞脚以及高亢的啸叫等武打噱头皆极具个性,令观众如痴如醉,功夫热潮因而掀起。该片创下了香港开埠以来的电影最高票房纪录,达到300万港元。
当时粤语片正陷于低潮,几乎停止生产。他替罗维拍《唐山大兄》及《精武门》,原版都是国语对白,后来嘉禾重新发行才配上粤语。在此形势下,李小龙凭借著一身好武艺与个人银幕魅力,不仅在七十年代初期掀起一股电影热潮,将观众拉回戏院中,让衰退的香港电影工业重新找到一线生机,使嘉禾公司奠定基础;亦使「功夫片」复苏,赋予新的面貌与活力。他的电影也身价百倍,轰动了全球,让人们对中国电影刮目相看。
李小龙在片中饰演霍元甲弟子陈真,他在追查中得知师父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他大闹日本武馆,砸烂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夫”和“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匾。
片中李小龙不使用蹦床等辅助工具及替身,且首次将双节棍搬上银幕,并道出一句经典对白:「中国人唔系病夫(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自此成为了一大经典。该片票房收入超过400万,位列当年卖座港产片的亚军。
李小龙与嘉禾公司合组协和公司,《猛龙过江》是他唯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影片。李小龙在片中饰演一个来自香港乡村的功夫高手唐龙,远赴意大利帮助一家中餐馆的女老板(苗可秀饰)铲除当地恶霸。主要的打斗部分被安排到罗马斗兽场,《猛龙过江》也由此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远赴欧洲取景的影片。该片在台湾上映时,创有史以来的最高票房记录,并入围第十届金马奖的优等剧情片奖。
李小龙与美国华纳公司合作拍摄,亦是李小龙在好莱坞电影中第一次担任主角,也是他的遗作,从而使李小龙一跃成为世界级国际影星。片中李小龙扮演一个少林寺武功高手,只身闯入荒岛去收服一名少林叛徒,李小龙将角色冷漠严峻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深入孤岛地下室,与赶来的打手对打,该片打斗场面及使用武器较多,是系列中最卖座的一部。片中,李小龙展示出少林齐眉棍、菲律宾短棍、双节棍等绝技。
1973年5月10日,李小龙在拍摄本片时曾於戏场内昏迷。
讲述一位强者为了夺得传说中的稀世珍宝而勇闯七层宝塔,经过一轮恶斗后到达塔顶,却只换来一句古老的谒语:「生是一个等待死亡的历程」。岂料一语成谶,该片成了李小龙的未竟遗作。
1973年5月10日下午17时,李小龙于片场为电影龙争虎斗配音时突然呕吐及抽筋,陷入半昏迷,呼吸困难,情况一度危殆,被送入浸会医院抢救。2小时后逐渐苏醒,经医生诊断证实为发高热及低血压,事后李小龙对医生说:「当我在片场突然晕倒后,就甚么都不知道了。」之后转到九龙法国医院,留医一星期后出院,经医生检查一切如常,只是并未照X光检验脑部,李又再全情投入电影工作。
1973年7月20日下午15时,嘉禾电影负责人邹文怀到达李小龙位于九龙西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的家中洽谈拍摄中电影死亡游戏的事宜。至17时,李小龙与邹文怀转到位于九龙塘笔架山道67号碧华阁A座2楼3室的台湾女星丁佩家中,商谈合作拍摄《死亡游戏》。19时30至45分左右,邹文怀原本该与李小龙及丁佩共同到日式「金田中餐厅」与澳洲影星佐治·拉辛比晚膳,然而因李感到头痛,需要休息一会,故此邹先行赴约。在邹离开前不久,丁佩将一粒自己平时惯用的止痛药给李小龙服用,李随即进入丁佩房间床上躺卧睡眠,并关上房门,丁佩在客厅与邹交谈一会。随后邹独自离开应约,丁则在厅中看电视。约20时30分,丁首次进入房内查看,发现李正在熟睡,接着致电餐厅知会邹文怀,邹回应给李多休息一会。约21时,丁第二次入房,这时李仍处熟睡状态,且无法叫醒,遂第二次拨电告知邹,此时邹已接近完成晚饭,并谓会回来查看。21时30至45分,邹回到丁佩家中,发现李毫无反应,心感不妙,遂致电丁的私人医生协助。22时10分,住在附近的私人医生赶到,为李小龙立即检查,发现他没有脉搏、心脏停止跳动,毫无生命征兆,遂于22时30分电召救护车,救护员到场为李小龙施行人工呼吸并用手急救两分钟,后转用氧气机协助其呼吸,没有效果后立即将李送往医院。23时送抵伊利沙伯医院后虽经证实瞳孔放大,对光线毫无反应,心跳、呼吸完全停止,但仍被抢救一段时间,包括在左胸注射强心针并作心脏按摩,但情况并无改善,直至23时38分终被签发死亡证,正式宣告其死亡。7月21日0时过后,警员抵达丁佩家中调查,并取走李小龙饮过的杯及服过的药作进一步化验。7月25日早上,李小龙于大角咀九龙殡仪馆出殡,附近街道挤满近3万名市民,希望送别一代武术巨星并作最后致敬,人群中有12人晕倒,在家属同意后,遗容经电视台转播并由报章刊载。遗体于7月26日随飞机空运到美国西雅图湖景公墓土葬,当1993年3月31日其儿子李国豪于拍摄电影时意外身亡后,亦一同葬于李小龙墓旁。1973年9月3日,李小龙的死因聆讯在荃湾裁判法院开审,经过7天的审理并传召大量证人后,9月24日3名男性陪审员一致裁定李小龙「死于非命」,死亡原因为对止痛药物产生高度敏感速致脑水肿,而该种药物对一般人而言不会产生高度敏感。虽然李生前有服食大麻习惯,验尸解剖时亦发现胃部有少量大麻,但法庭认为大麻并不会致命。
虽然死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但当化验报告出来以后,其死因为『对头痛药物(Equagesic)过敏』,发现他的脑部肿胀和带有瘀血和动脉瘤。好友查克·诺里斯在1975年确认李小龙的真正死因是从1968年起,他因为举重意外而脊椎脱位,需要长期服用肌肉松弛剂,但是再加上家中助手给他服用的头痛药物产生化学作用。
李小龙意在破除一些武术旧习,走出一条新路。他认为“截拳功夫”这一名称带来了很大的限制,于是改名“截拳道”。他对于这个名字依然不满意,因为这一名称依然具有一些限制。
截拳道的弟子遍布世界各地,有杰西·格鲁夫、丹尼·伊诺山度、詹姆斯·严·李、木村武之、李凯、理查德·巴斯蒂罗、黄锦铭、艾伦·乔、莲达·艾米莉(其妻)等等。
李小龙襁褓时家族从美返港,居于九龙西油麻地茂林街5号。后来香港沦陷,1941年一家搬迁到弥敦道的218号2楼,该处昔日是一幢西式唐楼,当年他们李家五姊弟就在那里居住,后来该地点重建成恒丰酒店,毗连的弥敦道223号新乐酒店则是李小龙家族每周日家庭聚餐的地方,至今仍然营业。
李小龙早期入学的柯士甸道103号德信小学,校舍保存至今。后来他转校至喇沙书院,当时喇沙原址被英军用作军营,故他就读时校舍迁至何文田巴富街。另一所是于1956年入读的大角嘴区圣芳济书院,1973年曾应邀返该校作校运会颁奖嘉宾。
李小龙主演电影《龙争虎斗》取景地点屯门区青山禅院,是少数在港拍戏兼保留至今的场地。
李小龙在1972年入住过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该独立别墅从一位美籍商人手中购得,当时名为「栖鹤小筑」。在李小龙去世后,业主邹文怀等人以85万元出售给余彭年,余氏再出租成为计时收费的“时钟酒店”,名为罗曼酒店,2008年市值计约价值1亿港币。2008年四川地震,余氏打算将包括李小龙故居等五块地皮出售,部分作为赈灾用,在李小龙迷组织及一批电影文化界人士关注之下,最终没有售出。
李小龙的事业成就对影坛以至文化方面都有影响,他不仅开创了华人进军荷里活的先河,更创立了截拳道,亦是综合格斗概念引入电影之中的先驱者,让西方人认识和学习功夫以及发展出综合格斗,同时令动作片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片种之一。
李小龙的出现一改华人在外国人眼中剃发易服的形象,很多西片自此都将华人设定为武术高手出场,使得西方人以为华人都是武术高手。李小龙在荷里活星光大道中占有一席位置,是黄柳霜和成龙以外的3位华人之一;在香港星光大道中更竖立了一座铜像及纪念牌匾。
1995年正值李小龙55岁冥寿,亚洲电视制作《精武门》电视版。
因为鲜明的个人特色和武术特色,有许多作品以李小龙为人物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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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阙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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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阙之战
伊阙之战是前293年秦国将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击败魏、韩、东周三国联军,擒杀联军主将公孙喜的战役,此战秦国共斩首敌军24万。
前295年,赵武灵王死后,秦国主动调整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同年,秦昭襄王免去赵武灵王所信任的楼缓的相位,改用魏冉为国相,又主动与楚国修好,援助楚国粮食五万石。次年,齐国也改变了对诸侯的外交策略。齐湣王采纳祝弗的建议,免去主张以秦国为敌的孟尝君的相位,改用秦国五大夫吕礼为相。经过一系列外交调整,秦、齐两国又重新交好。齐国得以全力攻打宋国,而秦国则向临近的韩、魏两国发动战争,扩展土地。同年,秦昭襄王派兵攻打韩国,向寿夺取了武始(今河北省武安市南),左庶长白起夺取了新城(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
前293年,在魏冉的推荐下,白起升任左更,接替向寿出任主将。同年,韩、魏、东周联军以魏将公孙喜为主帅,率兵进军至伊阙与秦军对峙。战争中秦国方面兵力不及韩、魏联军的一半,联军方面韩军势单力薄,希望魏军主动进攻,而魏军则倚仗韩军精锐,想让韩军打头阵。秦军主将白起利用韩、魏两国联军想保留实力、互相推诿、不肯先战的弱点,先设疑兵牵制韩军主力,然后集中兵力出其不意猛攻魏军。魏军战败后致使韩军溃败而逃,秦军乘胜追击,取得大胜。伊阙之战秦军共斩首24万,秦军占领伊阙及五座城池,魏军主将公孙喜被俘后遭处决。战后白起因功升任国尉。同年,白起趁韩、魏两国在伊阙之战惨败之机,率兵渡过黄河,夺取了安邑(今山西省运城市夏县西北)以东到-{干河}-的大片土地。
借助伊阙之战的大胜,秦国乘胜继续向韩、魏两国发动进攻。前292年,白起升任大良造,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魏城(山西省永济市东);攻下垣邑(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东南),但没有占领。次年,白起率军攻打韩国,夺取了宛(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一带)、叶(今河南省叶县南)。前290年,左更司马错率军夺取了魏国的轵(今河南省济源县东南)和韩国的邓(今河南省孟州市西),又与白起合兵再次攻下垣邑。在秦国的连续打击下,魏、韩两国被迫割地求和。魏国割让河东郡四百里,韩国割让武遂(今山西省临汾市西南)之地二百里。次年,秦国再次派兵攻打魏国。司马错率军冲绝河桥夺取了河雍(今河南省孟州市西),又夺取了河内郡大小城池61座。白起夺取了蒲阪(今山西省永济市北)、皮氏(山西省河津市西)。面对秦国的攻势,魏国被迫贿赂赵惠文王及赵国的奉阳君李兑,希望借助赵国的力量来阻止秦国的进攻。
伊阙之战后,秦国趁机想进攻西周国。西周公子周最派使者游说赵国的奉阳君李兑,想让秦、魏两国重新开战,这样既保全了西周,赵国又可坐观秦、魏两国交战,从中调解取得渔翁之利。西周君又派周足为使者出使秦国,自己亲自前往魏国请求魏昭王的援助,而魏昭王以上党郡危急为由拒绝援助。西周君在回国途中路过魏国的梁囿,十分喜爱。大臣綦毋恢指出魏国的温囿并不比梁囿差,并向西周君自荐说不但能得到魏国的援助,还能得到温囿。綦毋恢游说魏昭王指出魏国如不援助西周,那西周将投靠秦国,如此两国合兵进围南阳(太行山以南),将切断韩、魏两国通往上党郡的要道。如果魏王答应派3万人帮助西周驻守边境,并且把温囿以每年120金的价格租给西周君,那么西周便不会投靠秦国。如此既可以保证上党郡的安全,也可以通过租借温囿多获得40金的租金。魏昭王采纳了綦毋恢的建议,派芒卯献出温囿,又答应派兵帮助西周驻守边境。在西周国的一系列外交活动下,秦国最终未能攻打西周。
秦国在伊阙之战取胜后,驻留在伊阙,魏昭王被迫派公孙衍割地求和。有人建议魏昭王加封窦屡为关内侯,让他出使赵国割让少量土地贿赂赵国的奉阳君李兑,让李兑从中调停引起秦国内部争执,这样魏国也可以少割土地。西周大臣綦毋恢也劝说公孙衍不要多割地给秦国,因为如果两国议和成功,魏国就会得到秦国的支持;如果两国议和失败就会重新开战,多割地属于毫无意义之举。
前290年,韩国的城阳君和东周君入秦求和。但秦国此时大举攻韩,城阳君不能返回韩国,被迫出奔至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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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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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廷芳
伍廷芳(),本名叙,字文爵,又名伍才,号秩庸,斋号、笔名观渡庐,祖籍中国广东新会,生于南洋的英属马六甲。清末民初外交家、法学家、书法家。他是首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也是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和首名华人立法局议员。后于中国从政,是近代有名的政治家,官至中华民国外交总长。
伍廷芳,本贯斗洞伍氏,籍贯广东新会陈冲乡现龙村桥头里,斗洞伍天麟之后,世居新会城郊西墩官来桥,南宋末年名将伍隆起,正是其同宗。道光廿二年六月初二日生于英属马六甲峇都安南,三岁时随父亲回中国广州芳村定居,在广州读书。十三岁时遭绑架,说服绑匪逃脱,十四岁时在亲戚陈蔼亭陪同下以伍才之名往香港求学,在圣保罗书院就读,毕业后于1861年任香港的高等审判庭、地方法院等的翻译。
1860年,伍才与黄胜利用报社废弃的中文铅字,一同创办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同时,又协助陈蔼亭创办《香港华字报》。1864年与牧师何进善的长女何妙龄成婚。1871年调任港府巡理署译员。
1874年与妻子自费赴英国留学,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法律,并于1874年入四大讼务律师学院之一的林肯律师学院受大律师培训,1877年毕业,获得伦敦大学学院所颁法律博士(LLD)学位,1876年通过大律师资格考试,同期同学包括后任英国首相的H·H·阿斯奎斯。伍于1877年1月26日正式成为大律师。1月23日,拜会驻英公使郭嵩焘,郭氏欲招为己用。
3月乘船离英奔丧,在船上认识候任香港总督轩尼诗。5月18日,香港政府司法机关决定-{准}-许伍才在香港法庭执行律师业务,香港律政司费立浦正式宣布:伍才是第一位获准在英国殖民地担任律师的中国人。6月22日,郭嵩焘、刘锡鸿联名上书,奏请朝廷委任伍才为驻英使馆三等参赞。李鸿章得知伍回港,派黎兆棠到香港洽谈,1877年10月6日,黎兆棠携伍到天津与李鸿章见面。10月22日,李鸿章与沈葆桢各出黄金三千两,共六千两黄金作为伍的年薪。但伍才没有接受,选择回香港执业师。1878年12月16日获港督轩尼诗委任为首名华人太平绅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返英,轩尼诗提议由伍署理,遭到在港英国人反对,只好作罢。1880年2月19日,港督接受香港各界华人领袖的建议,委任伍为定例局首位华人非官守议员,同年他曾署任裁判司。在港期间,他积极支持港督轩尼诗的政策,反对歧视华人,并要求废除公开笞刑和遏止贩卖女童等。后因与妻子及妻舅何添投资生意失败,被迫辞去立法局议员一职。1881年12月20日,在特遣分舰队「」号服役的英国皇孙艾伯特维克托王子及乔治王子(即后来乔治五世长兄及乔治五世)随分舰队访港,由于舰队司令海军中将(Vice-Admiral Earl of Clanwilliam)的拒阻,将伍才等香港缙绅为王室成员筹备的许多欢迎节目省掉。伍才被嘉兰威廉伯爵数次冷落,决心北上大陆发展。
1882年10月底,伍才以伍廷芳之名离港北上,到天津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任法律顾问,成为李鸿章的幕僚。其间曾参与1885年中法新约、1886年长崎事件、1895年马关条约等的商议,担任马关条约换约全权大臣。亦曾任中国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经政府批准兴建使用的铁路唐胥铁路。
1896年11月16日,清廷敕封伍廷芳为出使美日秘国大臣,11月27日进宫觐见光绪,光绪恩准伍回新会省亲。1897年1月22日,伍省亲后回到香港,港督罗便臣热烈相迎。3月13日与三等参赞张荫棠等人离开香港,4月24日到达美国华盛顿,5月1日正式就任驻美公使。上任后,不断为华人争取利益,抗议排华法案。1899年4月17日离开美国,5月3日到达西班牙马德里觐见西班牙摄政王太后,递交国书。8月底返回美国。1901年帮助孔祥熙进入美国。1902年伍廷芳回中国,与沈家本同任法律修订大臣。之后至1906年期间,拟订了中国最早的商业法;提出废除凌迟等酷刑;并按欧美等国办法起草诉讼法,建议使用陪审团制度。
伍廷芳曾任驻美公使。1905年,当时美国刚刚通过排华法案,墨西哥随后亦宣布跟随。当时,伍廷芳曾为了这件事在美国和墨西哥两国之间不断游走,以解决危机。1907年12月,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及古巴,1908年2月启程,经过日本东京,前首相大隈重信设宴款待,后不欢而散,3月7日抵达华盛顿,后来与美国总统罗斯福渐成好友,伍在美国目睹主张推翻清朝和帝制的高涨革命浪潮,又拜访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邀请其到中国游玩。1909年5月31日,伍开始南美洲之行,先后到巴拿马、厄瓜多尔、秘鲁慰问华侨,与秘鲁签订《中秘条约》。8月底回美国,不久又到墨西哥、古巴递交国书。免职后于1910年3月离开美国经欧洲、新加坡、香港,进京辞职,上《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后称病寓居于上海。
1911年辛亥革命后,伍廷芳支持革命,上《奏请监国赞成共和文》、《致清庆邸书》,于12月的南北议和中代表南方政府,出任民军总代表。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建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4月袁世凯掌权后,伍廷芳离职,再寓居上海。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总统。伍廷芳出任段祺瑞总理政府的外交总长。1917年发生「府院之争」,伍廷芳反对加入协约国,并提出辞职,段祺瑞被黎元洪解除职务后,伍廷芳一度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后来黎元洪迫于张勋的压力,要伍签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伍拒绝,辞职。应孙中山的号召,南下广州,出任护法军政府的外交部部长。1919年,任广东省省长及后一路追随孙中山。1921年孙中山于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伍任外交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更曾一度任代行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23日病逝广州。伍廷芳墓1988年迁至广州越秀公园内。
胡适赞叹伍廷芳之外交风范:「他在海外做外交官时,全靠他的古怪行为和古怪的议论,压倒了西洋人的气焰,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居然能使一个弱国代表受到许多外人的敬重。」
鉴于伍廷芳在西法上的造诣和成就,清廷特委任他和沈家本主持变法修律。他以扎实的刑律知识改造《大清现行刑律》,力主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并禁止刑讯,建立符合现代文明的刑法观。在此基础上,重新划定中国法律部门,结束了「诸法合体」的传统模式,被孙中山称之为「中国刑法开新纪元」。
虽然伍廷芳真正参与修律的时间只有4年(1903年—1906年),但对自己格外强调刑罚「改重从轻」的目标落实得恰当而到位,主要表现在取消刑讯上。
伍廷芳之妻子何妙龄,妻舅为何启爵士,二人为何福堂牧师之子女。伍廷芳与何妙龄育有一子伍朝枢,他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曾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曾孙伍浩平为美国联邦法院第四位华裔法官。
伍廷芳在英国进修其间与一英国女子玛丽娅诞下一女伍丽芳及三岁时将她带回香港抚养,而聚多的私人文物及艺术收藏品由伍丽芳及其子孙郑月娥及赵泰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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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诗歌 (奥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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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诗歌 (奥尔夫)
《布兰诗歌》(),亦译为《博伊伦之歌》或《布朗尼之歌》,是德国作曲家及音乐教育家卡尔·奥尔夫(Carl Orff)的大型合唱及管弦乐作品。内容取自同名的文学作品,是其中一首较为人所认识的二十世纪古典音乐作品,当中的开场及终曲《哦,命运》更是本曲的代表作。2009年,由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机构所做的一项调查中发现,《哦,命运》是英国近75年来最为人所认识的古典乐曲。在电视、电影及广告中的配乐中经常出现。奥夫在创作的技法上,运用最简单的旋律素材、强烈吃重的节奏,将没有任何发展与变样的乐句大量的反反复复,在看似单调乏味的手法上,营造出源源不断的能量。
原来的文学作品《布兰诗歌》,创作时间由于11世纪至13世纪不等,集合不同年代的神职人员的内容,再经过不同人所抄录后所聚集而成的作品。诗集包含了超过240首由11和12世纪的诗歌和戏剧所组成,部分配有旋律,大部分为情歌、祝酒歌以及宗教歌剧。大部分以中世纪拉丁语写成,亦有中古高地德语及古法语的篇章。
1803年,Johann Christoph von Aretin在本尼迪克特布兰(Benediktbeuern)修道院发现了《布兰诗歌》。后来这部手稿被转移至慕尼黑,现时存放于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内(对应签名:clm 4660/4660a)。
后来经过学者对诗篇内容进行了编辑,于1847年正式出版发行了名为《布兰诗歌——来自本尼迪克特教团的歌》一书。
由于从手稿中,部份诗篇附有流行于9世纪及10世纪时期的无线纽姆记谱法,因此推定当时《布兰诗歌》能够以音乐表达出来,这种种特征亦成为了奥尔夫以此为题的动机。
卡尔·奥尔夫在1935年发现了《布兰诗歌》,并在1935-1936年期间,对其中的24首进行了谱曲。由此诞生了一部全新的作品,尤其是在奥尔夫的作品诞生期间,世界上还无人对这部原始的中世纪旋律进行改编。
1937年6月8日,奥尔夫的作品在法兰克福歌剧院进行了首演。
奥尔夫将他的作品分为三个部份:
除了《布兰诗歌》外,奥尔夫还创作了另外两套作品:《卡图利诗集》(Catulli Carmina)及《爱神的胜利》(Trionfo di Afrodite),合称为“三部曲”("Trionfi")。然而后两首的知名度及演出次数远远落后于《布兰诗歌》。
本曲可分成三个部份,合共有25段,当中头尾各两首并归纳于三部份内。
拉丁文中“Fortuna”所指的,可能是指在罗马神话的“运气女神”福尔图娜(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堤喀Tyche),司掌的是“机缘、机运、运气”。不过现时绝大部份的中文翻译都将其改称作“命运”,其实并不准确。真正掌管命运的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的应该是帕耳开Parcae,或是对应于希腊神话中的摩伊赖Moirae,与北欧神话中的诺恩三女神No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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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脑海绵状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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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脑海绵状病变
牛海绵状脑病(,缩写:),俗称疯牛病(),是由传染因子引起,属于牛的一种进行性神经系统的传染性疾病,此疾病是一种传染性海绵状脑病。该病的主要特征是牛脑发生海绵状病变,并伴随大脑功能退化,临床表现为神经错乱、运动失调、痴呆和死亡。
这种疾病据信是由于朊毒体(prion)引起的,并且可以通过喂食含有疾病的动物骨粉传播。人类中的朊毒体疾病之一,变种克雅二氏病(vCJD)被认为可以通过食用带有疯牛病的牛脑或其结缔组织传播。另一种在麝鹿中发现的相关的疾病包括慢性萎缩病。1996年3月20日,英国首次官方证实了BSE病例。
牛是草食动物,但西欧的一些国家如英国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如蛋白质摄取补充、必须氨基酸平衡,将其它动物的肉和骨头的混合物(肉骨粉)加入饲料中,而来源可能包含病死动物。病死动物若包含因搔痒症而淘汰的动物,其病原体与狂牛症同为朊毒体(prion、普里昂),带病原体肉骨粉污染了饲料后,牛只长期食用就可能感染狂牛症。通常小牛需要长期食用污染饲料才会发病,极难由母牛垂直传染,所以检疫上一般30个月以下的小牛不用检查狂牛症。
朊毒体只是一个蛋白质,生物体内免疫机制无法区分它和一般蛋白质的差异,又会累积在生物体内,累积多了就会发病。类似的病还有羊搔痒症、人类库贾氏病、狂鹿症等等。
因为目前无法得知动物何时受到感染,所以在野外感染的牛海绵状脑病之潜伏期并不明确。流行病学分析发现大部分的牛在3.5岁到5岁之间出现临床疾病,因此推测潜伏期大约是3.5至5年。
食用牛肉及相关产品受感染机率会因食用部分不同而有差异。
其中最安全的是不带骨牛肉,最高风险的部分是脑组织(含三叉神经节)、脊髓、背脊神经节、回肠末段、扁桃腺和眼球。
台大公卫学院吴焜裕教授的分析报告指出,各部分的推估风险依序为:
不带骨牛肉<带骨牛肉<牛内脏(扣除最高风险部分)<牛绞肉<最高风险部分
牛绞肉被认为是高风险的原因为,在美国,牛绞肉每次大概是用一万磅的肉去绞碎,肉的量大、来源又不见得完全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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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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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
汤,商朝的创建者。(公元前1675年-前1587年)子姓,名履,今人多称商汤,又称武汤、天乙、成汤、成唐,商代金文和甲骨文称为唐、成、大乙(太乙),又称高祖乙,原商部落首领,与有莘氏通婚后,任贤臣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以亳为前进据点,积极治国,准备灭夏朝。
当时夏朝,帝桀在位,夏朝国势渐衰,矛盾异常尖锐,汤乘机起兵,首先攻灭葛(今河南宁陵北)及十多小国和部落。接着又克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部)等小国。经过11次战役,使得夏王朝空前的孤立无援,又利用有娀氏的反叛,起兵于鸣条之战打败夏桀王,一举灭夏。由于商汤以武力灭夏,打破君王永定的说法,因而史称“汤武革命”。汤建立商朝后,对内减轻征敛,鼓励生产,安抚民心,从而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都来纳贡归服。
成汤在商代文字称为“唐”。在祭祀先祖时,殷商人也称呼成汤为“成”、“大(太)乙”。
现今流传文献记载的成汤在位年数有2种说法:
汤是儒家推崇的上古圣王之一。
大乙配妣丙”(36194),只有她在受周祭的范围之内。另外单称“妣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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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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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消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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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消歧义)
汤可以指以下几种事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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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消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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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消歧义)
唐最常指的是唐朝(618年-907年),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李渊所建。
此外唐也可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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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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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
商朝又称殷、殷商(约前1600年—前1046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直接文字记载的朝代。这标志着中国历史离开了传疑时代。商朝前期屡屡迁都,直至盘庚定都于殷(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后再没有迁都,所以商朝又叫殷朝。商代出现的甲骨文和金文(因多刻于青铜器上,亦称“铭文”)是目前已经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有系统性的文字符号。中国传统历史学关于商朝的详细文献记载资料多来自于其一千年后的记录,主要有东周的《竹书纪年》和《尚书》,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中国方面的观点大多认为: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朝代,是由原夏朝东方的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于鸣条之战灭亡夏朝后建立的。其后经历17代30王的统治,末代君王帝辛于牧野之战被从西方崛起的周人统治者周武王率领联军击败而亡。
商朝具有丰富的考古学发现,主要遗址有位于今日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和商城遗址,郑州的二里岗遗址,安阳的殷墟遗址等。在河北邢台市、邯郸市、河南信阳市、辉县、新郑市等许多地方还发现大量商朝文物。
商朝自先商到晚商共14次迁都。其中只有安阳殷墟是盘庚以后诸王世的都城,学术界对此看法比较一致。安阳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叶被发现后,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近代,在上古被普遍看作蛮荒之地的非中原地区,如成都、广汉为中心的三星堆文化,湖南宁乡的炭河里遗址等出土的文物也证明,在商时期的长江流域也平行存在发达的文化。
商朝可以分为先商、早商、晚商三个阶段。成汤灭夏之前为先商,灭夏至盘庚迁殷之间为早商,迁殷之后为晚商。晚商时期又称“殷”。较早的商部落首领称作“先公”,稍后的君王称作“先王”,但由于文献及甲骨文记录并不完全统一,因此史学界对“公”和“王”之间转变的分界线有分歧,有些根据传统“商灭夏”敍事认为成汤之前的商部落首领应称作“先公”,其后的君王称作“先王”,而根据甲骨文记载,按周祭始于上甲作为分界线,其前的首领应称作“先公”,上甲以降多称作“先王”。甲骨文中最早的称为“王”的领袖是王亥。
学术界针对商的兴起之地提出东方、西方、北方三种假说。《礼记·缁衣》引《尚书·商书·尹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说明商在夏之东。卜辞中的“夒”可能指喾。喾在甲骨文上称呼为“学戊”或者“喾”“成”。(戊+口=告,癸+戊+丁=喾)
考古发掘发现,以邯郸为中心、北至邢台,南至安阳的地域,有大量的商人的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
下七垣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遗存,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武安、涉县、磁县、矿区、永年及邯郸县境内。在漳河、滏阳河及洺河的中上游地区,有先商遗址近百处。其中,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叠压关系清楚,遗物特征明显,为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可靠的地层依据,故以其命名商国未灭夏前的原始文化。
盘庚迁殷,建立殷朝。商乃辛丙(即高辛)所建。乙庚连读为殷音。己甲连读为夏音(甲为农神,称夏后)。成汤革命后,封夏人于杞。
1970年,西方的著述《全球通史》则认为商部落原是来自西北蒙古草原处于青铜时代的游牧部落,入侵并征服北部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后建立商朝统治,同时未提及夏朝的存在。但此说有明显常识性与实证上的错误。中国大陆有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朝最早起源脉络之一,后又迁移河北下七垣文化,终迁于夏的东部。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契生活于尧舜禹时代,曾在舜帝下任职司徒。他因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功绩,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其后裔便从地名自称。《世本》又载“契居蕃”,王国维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此二地分别在今河南商丘和山东枣庄滕州。卜辞所见“宗”可能指契,说明商人为他立有宗庙。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契逝后,其子昭明继位,“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是继契后较为著名的商族首领,《世本·作篇》记载他训练马匹,使用马驾车充当运输工具。《诗经·长发》记载相土的活动区域相当广泛,声誉传播海外,说明这时期商部落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通往近岸的海岛。此时商部落活动于冀中豫北的古黄河流域,在东方海滨也有相当的势力,《左传》载相土有“东都”。相土逝,子昌若立。昌若逝,子曹圉立。曹圉逝,子冥立。文献记载冥任夏后氏的水官,夏后杼在位时冥因治水之事而殉职。《礼记》记载殷人将冥与喾、契、汤四位先祖先公齐列祀典。卜辞多见殷人为“季”举行侑祭,王国维结合《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记载,认为“该”、“恒”是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与卜辞记载相符,当是史书记载的冥。
王亥、王恒为冥的二子,冥卒后相继为王。殷人对王亥格外尊敬,他是首位被称作“王”的君主。卜辞中总以“王亥”、“高祖亥”、“高祖王亥”尊称他,从不单称其为“亥”,一些卜辞还在其名号的上角刻画代表早期商部族的玄鸟图腾。王亥在殷人的心目中似乎拥有很大的神威,殷人时常向他祈年祈雨。关于王亥的卜辞有一百三十余条,数量之多居诸先公之首。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部分牛羊托寄于邻近的河伯氏和有易氏。之后王亥与有易氏首领绵臣发生争执,绵臣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继位,从绵臣手中夺回牛羊。关于王恒的卜文有十余条,与王亥同样尊称为“王”,但王恒却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商王世系中,其原因不明。王恒死后,其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部落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盛起来。战胜有易后,上甲的诸弟各怀私心,纷争起事,蓄意谋害上甲,上甲随机应变,平息叛乱,保证商族后嗣的延续。上甲在殷人的周祭顺序中排列首位,祈雨卜文均以“自上甲……”开始,卜辞对上甲以降的商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可能是因为商部落在上甲时期才开始有文字记载,而之前的世系源于传说。今所见关于上甲的卜辞多达一千一百余条,位居诸商王之首,可见殷人对上甲之崇敬。
上甲之后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五公先后即位,在卜辞中,“报”写作“匚”,“主”写作“示”,五位先公合称“三匚二示”。上甲后的三匚全以天干“乙丙丁”相次,二示时则应续以“戊己庚辛”排列,却跳至“壬癸”。同时,二示的配偶妣庚和妣甲的天干亦不相次。说明三匚的庙号可能是殷人后来追拟的,而二示的庙号则有典册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到的祭祀典册,可能始于二示时期。二示时期,商国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夏后氏腹地伊洛地区。
大乙汤乃示癸之子,关于汤的名字记载较为复杂,《古本竹书纪年》-{云}-“汤有七名”。殷墟卜辞中多称其为合字“大乙”、又称单字“唐”或“成”。周原卜辞以及齐国彝铭称其为“成唐”。《尚书》、《楚辞·天问》称其为“汤”。《诗经》、《国语》等称其为“汤”、“武汤”或“武王”。《史记》、《荀子》等称其为“天乙”。《论语》、《墨子》、《竹书纪年》等称其为“履”。
夏朝的末代君主履癸又名桀,史书记载他是位昏庸好色的君王,他暴虐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倾宫、瑶台,使得诸侯叛离。桀便派军四处讨伐不服的属国。此时的商汤是专为夏王室征伐的夏方伯,史书中称赞他修德爱民、宽厚仁慈,与夏桀形成鲜明的对比。《吕氏春秋·异用》、《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等形容夏桀“网张四面”如此鸟禽全入网中,一个也不落,而商汤“网开三面”仅留一面捕禽,其余三面放之,表示商汤的仁慈大度。诸侯见势便纷纷弃桀归汤,汤籍此机会网罗人才、拉拢诸侯。有莘氏居于夏后腹地伊洛平原,不满桀的统治,决定与商汤联姻结盟。伊尹随有莘氏女进入商汤王室,始任庖正,而后得到汤的重视,被授予“天下之政”,立为小臣。汤以伊尹为士朝贡夏廷,潜入观察夏地的动静。除伊尹外,仲虺、咎单、女鸠、女房、义伯、仲伯等官贤也先后归汤。
汤将都邑迁回先王之地——亳。亳与葛国为邻,葛是灭夏的必经之地。汤闻葛伯不祭祀神祖,便遣人前去查问究竟,葛伯答复没有可供牺牲的牛羊,汤遂送去牛羊,葛伯却宰了牛羊供自己食用,回复说葛国缺粮,汤再遣去亳邑民众协助耕种,并派童子到田间送饭,葛伯却夺其饭杀其人。于是汤自亳邑出发征伐葛伯。汤战胜葛后见夏桀并未谴责,于是又相继征伐洛、荆、苏、董、温等国。自称征伐是吊民伐罪,为民除祸,故而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得到民众的支持。灭温后战争发生转折,商亳遭到温的同姓邻国昆吾的反击,此后商汤转而讨伐亲夏的属国。此时商汤感觉羽翼丰满,在景亳汇集诸侯盟国,宣告与夏作战,是为“景亳之命”。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政权,翦除夏后属国,削弱夏后势力,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自陑起兵西进,桀抵挡不过,且战且逃,战败于有娀氏旧址,逃至鸣条。汤与夏桀在此展开鸣条之战。
战前,汤作《汤誓》,举说桀的罪状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桀战败,经历山逃至南巢,夏朝覆灭。汤迁徒夏族遗民于杞,汤欲迁夏社,伊尹认为会引起夏民的愤恨,作《夏社》反对。汤经泰卷返回亳,仲虺作《仲虺之诰》向夏诸侯阐明伐桀的正义性。《逸周书》称“三千诸侯大会”于亳,汤三让天子位于天下有道者后即位。遂迁九鼎于亳都,商朝建立。这是中国传统历史的首次王朝交替,《周易》赞称商汤受天命而灭桀,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次革命。灭夏后,汤扩建亳都,并在夏之旧都斟鄩附近营建西亳用以监视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汤命臣咎单作《明居》以法治民,制作礼乐。为了巩固统治,又改正朔,易服色,以白色为上等服饰颜色,作五祀八政。
根据文献记载,汤有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乃汤之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但太丁未即位便先汤而死。汤二十九年,汤王过逝。其后,文献记载出现分歧:《尚书序》、《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伪古文尚书》等载汤崩,太丁之子、汤之嫡长孙太甲即位;而《史记·殷本纪》、古今本《竹书纪年》、《孟子》等记载汤崩后,汤的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六年,再由嫡长孙太甲即位为王。殷墟卜辞中,太丁刻作“大丁”,外丙作“卜丙”,太甲作“大甲”,但尚未发现仲壬(中壬)的痕迹。根据卜辞的周祭顺序,“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为次,即嫡长孙太甲即位于其叔父外丙之前。太丁生前被立为太子,虽未即位但因其子太甲称王所以被纳入周祭直系,而外丙无子称王所以属于周祭旁系。文献记载汤在位时间较长,长子太丁早逝,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但总共在位时间仅短短六年。同时文献记载伊尹辅佐太甲摄政,太甲即位之初,“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太甲出亳都并置其于汤所葬之地——桐宫。古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甚至称伊尹篡位称王。一种解释认为长子太丁逝时,汤尚健在,立次子外丙为太子,而汤逝后,太甲夺权,在其叔父外丙(以及仲壬)之前即位,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多称太甲起初不贤的缘故,所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并作《伊训》、《肆命》、《徂后》使其反省悔过。期间伊尹复立汤次子外丙、三子仲壬相继为王,但二人年迈,总共在位六年便过世。太甲在桐宫修德,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伊尹见此便迎接太甲回都,还政于太甲。
还政后,伊尹又作《太甲》三篇教育太甲。“太甲修政,殷道中兴”,“诸侯咸归…百姓以宁”,创造商朝的第一次中兴。太甲归亳后十二年陟,逝后上庙号“太宗”,又称“明王”。文献记载太甲有沃丁、太庚二子,先后即位为王。周祭中未见沃丁之名,但有“羌丁”(羊丁),因为是单版祭祀,尚不明确其与前后帝王的关系。文献记载沃丁八年,伊尹过世,“沃丁葬以天子礼”,服丧三年。咎单接管政事,作《沃丁》训王。十九年,沃丁陟,太庚立。周祭中太庚作“大庚”。太庚有子即位为王,所以属于直系先王。太庚在位五年陟,此后小甲、太戊、雍己三子相继为王,在王位继承制度上出现兄终弟及的乱象。
小甲乃太庚之子,旁系先王。小甲时期,开始商王朝的第一次衰败。小甲在位十七年崩。根据传世文献记载,雍己继位为王,而常玉芝等现代学者利用残辞互补法,对卜文中残缺的周祭顺序作整理,认为太戊在雍己之前继位为王。太戊在卜辞中作“大戊”,是位直系先王。即位之初,册命伊陟、臣扈、巫咸等辅佐商王管理朝政。太戊继其兄小甲之位为王,有违嫡长子的王位传承制度。传说太戊时,发生了“祥桑谷共生于朝”的灾异现象,太戊恐惧中求问伊陟此事,伊陟说是殷道德衰的恶兆,太戊听从后,修行修德,使得祥桑枯死。太戊对山川鬼神格外恭敬,命巫咸加倍祭祀活动,巫咸作《咸艾》、《太戊》称赞太戊。太戊改革军队,命车正中衍作寅车。太戊在贤臣的辅佐下,扭转小甲时期的衰败。五谷丰盛,诸侯归附,商王朝进入第二次中兴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太戊在位七十五年陟,庙号“中宗”又作“太宗”,而卜辞中没有太戊庙号的记载。雍己或继其兄太戊为王,或继其兄小甲为王,其在位期间,殷道复衰,诸侯叛离,商王朝二次衰败。雍己为旁系先王,在位仅十二年,事迹远不如太戊。而太戊时期的兴盛则为其子争夺王位创造条件。雍己之后,太戊有中丁、外壬、河亶甲三子相继为王。
中丁乃太戊长子,在周祭顺序中是太戊之后的直系先王,其王位很可能是从叔父雍己那里争来的。中丁夺位遭到王朝内部其他统治势力的反对。元年,诸侯侵犯京畿,中丁被迫放弃经营一百多年的都城——亳,东迁于嚣,由此保住王位。东土边境的蓝夷部落趁机作乱,中丁伐之。中丁在位九年或十一年崩,其弟外壬继位,都于嚣。其王位是平稳传承还是争夺而来的,由于记载的缺乏,无法明了,但外壬即位元年,邳人、侁人叛乱,这可能说明其王位是争夺而来的。外壬在位五年或十年崩,其弟河亶甲夺位称王,迁都于相。夺权徒都导致商王朝政权内部分裂,国力剧减,诸侯侵犯,商王朝第三次衰落。河亶甲连年用兵讨伐叛离诸侯。征蓝夷,又征班方,侁人联盟班方,河亶甲联合彭伯、韦伯克邳、降班方,侁人臣服。河亶甲为旁系先王,在位九年崩。中丁之子,祖乙即位。即位之初迁都于邢,其王位可能是争夺而来的。祖乙作为太戊的嫡长孙,可能得到了王朝内部旧贵族势力的支持,立旧臣巫咸之子巫贤为相,管理政事。如此政权逐渐稳定,修筑新都。命高圉为邠侯,巩固对西土边疆的统治。商王朝二次复兴。祖乙受殷人的尊崇程度与汤不相上下。祖乙在位十九年崩,庙号“中宗”。祖乙之子祖辛即位,政权平稳过渡。祖辛在位十四年或十六年崩,其弟沃甲继位。沃甲在卜辞中作“羌甲”,因为其子南庚继位为王,所以初属直系先王,但因南庚未有子成王,所以在后期的黄祖卜辞中以旁系先王祭祀。沃甲在位五年崩,其侄祖丁继位。祖丁是祖辛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子先后成王。四子同父异母,使得祖丁的四位配偶全部纳入周祭祀谱,在先王行列中独占鳌头。在位九年而陟,堂弟南庚继位。南庚是沃甲之子,即位三年后迁都于奄,因奄地偏南,所以此王得名“南庚”。南庚在位仅六年,祖丁之子阳甲即位。自此“祖辛—祖丁—阳甲”一系代替“沃甲—南庚”一系为直系,南庚在位时间较短,可能是逊位于阳甲,或是阳甲夺位。王位传承的纷争,削弱了政治统治的势力,国力锐减,边境诸侯内侵。带来了商王朝的第四次大衰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得丹山。阳甲在位四年崩,其弟盘庚即位。
太庚三子小甲、太戊、雍己相继为王,破坏了嫡长子传承制度,此后弟子相互代立,争夺王位,屡迁都邑,使得国力衰亡,诸侯莫朝,边境遭侵。是为商代中期的“比九世乱”。
盘庚在卜辞中作“般庚”,祖丁次子、阳甲之弟,即位于奄。盘庚在位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迁都事件。关于盘庚迁殷的原由,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政治斗争说”较优。九世之乱期间,因为王室的争夺,商王屡徒都邑,迁后必然需要得到一批贵族的支持,如此导致贵族的势力膨胀,而王权却久久未能得到巩固。为了维护王位,夺位者常常要与贵族旧臣共享政权。盘庚年幼即位,许多贵族旧臣有了傲上的情绪,无视盘庚。盘庚为了巩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决心迁都。当时族内的一部分人不愿迁都,盘庚便作《盘庚》三篇,劝说大众,呼吁民众到新都去生活。盘庚十四年,终得迁都,自奄迁于北蒙,更名为“殷”。翌年,开始营建殷邑。盘庚兑现承诺,首先建设民居,安顿下移民,再顾及宫殿庙宇的建设。迁都后,一部分民众又怨言盘庚如此兴师动众有损民利,盘庚回复说,迁都之为是上帝要求我为了恢复先王成汤的事业而作的,并说迁都是为了重视人民,不让民众受害而为。盘庚在殷邑实行新政,但限制和约束贵族的势力。他要求贵族遵守先王法度,排除内心傲慢的态度听从商王的命令,道德上要施德于民,不可怠慢老弱孤幼,经济上不可无止境地聚敛贝玉财富。盘庚对贵族和民众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新政使得民众受益,同时让商王摆脱了贵族势力的束缚。直到殷商灭亡,民众还思念着盘庚,要求“复盘庚之政”。十九年,册命周人首领亚圉为邠侯,加强对西部边疆的统治。盘庚迁殷,“殷道复兴,诸侯来朝”,扭转了九世之乱以来的衰落。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盘庚未有子继位,故为旁系先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二百五十多年更不徒都,改变了“居无常处”的动态,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新发展阶段,史学家称这个阶段为“晚商时期”。
小辛乃祖丁之子、盘庚之弟,即位于殷。小辛政绩不佳,带来了商王朝的第五次衰败。关于他的卜辞仅有八十余条,在位三年而崩
,弟小乙即位于殷。小乙为祖丁之子,小辛之弟。小乙在位时便立丁其子武丁为继承人。小乙让武丁插入到民间中劳动,又将他送到贤臣甘盘那里去学习,小乙如此注重对武丁的教育,为日后武丁复兴殷业奠定了基础。小乙在位十年而陟,其子武丁继位。因是武丁之父,为直系先王,所以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备受尊崇,数量多达五百余条。
武丁即位于殷。年轻时出入民间,深知民众的疾苦。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卜辞,是从武丁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武丁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稀少),自此中国的历史学迈入了信史时代。
祖甲在位三十三年,祖甲建立了完备的周祭制度,以翌、祭、洅、协、肜五种祭祀方式系统性地祭祀全体祖先。祖甲还开创了王位嫡子继承制,但并未形成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形成像西周一样颇为严格、覆盖性的宗法制度,这种改革为商末王子间的争斗埋下了隐患。
商代巫师所主持的人祭和人殉是一种愚昧的宗教迷信活动。武乙即位后,认识到这种行为违反人道,同时也为了摆脱巫师对自己权力的制约,便决心进行改革。
据《史记》记载,他命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称作天神。随后他约“天神”与自己进行下棋,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下棋,臣子怕武乙,步步退让,以大输而告终。武乙便痛打木偶。武乙还制作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称为“射天”。
武乙的这些举动,否定天神的权威,使巫权大为降落;他顺势倡导仁义、兼爱,商朝的人祭和人殉现象从此大大减少。后来武乙到渭河与洛河之间狩猎,病卒。那些仇恨他的巫师极力散布谣言,声称武乙在狩猎过程中受到上天惩罚,被暴雷劈死。
商王文丁杀死周国君主季历,激化商周之间的矛盾。帝乙和帝辛(商纣王)时期,东夷十分强盛,经常侵扰商王朝边境。帝辛从小跟着父亲帝乙南征北战,认识到各民族内外的深重矛盾和众多贵族的腐败无能,继位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他加强王权,驱逐、囚禁或诛杀一些为非作歹的贵族,大量任用庶人为官。帝辛通过多次苦战和安抚,终于使东夷臣服,他还派飞廉去出使北方,对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大促进;但由于连年发动战争,大大耗费社会的人力与资财,促使社会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帝辛的几个兄弟对自己无法继承王位感到不满,那些受罚的贵族也恨透帝辛,纷纷与阴谋篡夺王位的周人勾结起来。周武王联合羌、髳、卢等部落,共同伐帝辛,一直打到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由于此刻商军精锐部队因讨伐东夷皆不在朝歌,又有商朝的叛徒作为内应,周军轻易击溃帝辛临时征召组成的军队。牧野之战后,帝辛自焚,商朝从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遗民一分为二,成为后来的卫、宋两国。宋国在战国时亡于齐,卫国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在辽东,又有商朝宗室箕子开国朝鲜,后亡于燕人卫满。在《诗经》中辰也是指殷,故辰国可能也是商部落的后人。
《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这三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在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中,“殷”单字的出现次数不是很多,而“大邑商”或“天邑商”则是商人对殷墟都邑的自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从《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的记载可知“商”是商族先公的初期居地,国号取于地名。其后迁至亳,国号亦可称作“亳”,迁至殷,自然也称作“殷”。多次的迁徒中始终以居驻商地和殷地的时间最久,势力最大,在周边方国部落中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此二称变成这个国家的名称。“殷商”这个合称最早见于西周的《诗经》。《荡》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明》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大明》又有“燮伐大商”、“肆伐大商”,《文王》有“商之孙子”,《玄鸟》有“殷受命咸宜”,《殷武》有“挞彼殷武”,可见在周朝“商”、“殷”、“殷商”三称通用,之间并无差别。
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载“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尽管《帝王世纪》一书的总体可信度并不高,但史家便据此将盘庚迁殷前的时期称作“商”、盘庚迁殷后的时期称作“殷”。
商朝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省西部,东北达到辽宁省,南至江南一带,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大国,但核心区域还是中原一带。始都亳,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称为殷。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其最大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考据显示势力范围还可能包括辽宁,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土地。
先商时期,商部落为夏后氏的诸侯,商部落的首领称作“商侯”。有封地七十至一百里。
晚商的北界直抵燕山南麓,西达渭水下游,南至长江,东望泰沂山脉。
都城称作“邑”或“商邑”,其外七十至一百里内属于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称作“蒿”(郊)、“鄙”、“奠”(甸)。邑、郊、鄙、甸此四地相当于商王朝的王畿地区,在《尚书·酒诰》中称为“内服”。
记载“先八后五”,即成汤灭夏前八次迁都,而后五迁。王国维搜罗史料凑成八迁。“契自亳迁蕃”、“昭明迁砥石”、“昭明迁商”、“相土迁商邱”、“相土迁泰山下,又复归商邱”、“商侯迁殷”、“殷侯迁商邱”、“汤始居亳”
各方国根据与商的关系分为敌对、臣服和时服时叛三类。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还有大批宫廷侍卫。同时商朝王室还掌握有大批武器和军队,贵族还设立严峻的刑法和监狱。另外,还使用宗教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商王被认为是“天帝”在人间的使者,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征伐的记戴,其一次战事的用兵数目有3000人,5000人,甚至13,000人之多。比如,根据武丁时期的卜辞,在一次对羌人的征伐商王动用一个旅的兵力,达10,000人之众,再加上配偶妇好的3000族众,合计13,000人。
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朝人口约700多万,商朝兵力约3万。
到了殷末,许多平民的墓地中都出土有锋利的兵器。这说明,虽然商朝的常备军数量不多,但存在大量民兵。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兵以庶民为主,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
“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另外,商朝已经有战象,曾用象阵多次击败东夷军队。
商王朝经常通过联姻、赏赐封号的方式与边远国家交流。例如,据《清华简》记载,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对外征婚,后来嫁给楚国国君季连。
周国的领袖季历,前来朝见商王武乙,武乙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和十只玉獴。商王文丁时,又任命季历为“牧师”,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后来文丁却因为猜忌而杀了季历。崇国(陕西户县地区)是商朝西边最大的属国,是商朝在西土的核心盟国。季历之子姬昌被封为西伯,力行仁政,日后周国越过黄河,吞并许多小国,然后出兵讨伐崇国,杀死崇侯虎,接著迁都丰邑(陕西省鄠县)。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许多牵著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觋、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期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商代的陶器有各种颜色,有些为轮制,有些则使用泥条盘筑法,陶器上常压印花纹。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釉料出现于商朝。此时期还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实与神话动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当时已具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头、郑州、殷(今安阳境内)等,这些地点在不同时期均曾为首都。商代晚期的统治者均热衷于建立奢华的宫殿。
西方于1970年的著述《全球通史》认为建立商朝的西北游牧入侵者,学习和掌握中东发明的种植小麦、铸造青铜武器、马拉战车的技术,并将其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大麦、绵羊、牛、马、轮子等物品,这些技术丰富了中国的科学文化。但此说有常识性错误,商朝并不起源于西北,现代考古通常认为商朝最早起源于辽宁红山文化,后又发展为河北下七垣文化,属于广义上的东夷,从东方进入中原逐渐兴盛,成为一方诸侯,最终推翻了之前的夏朝。
商代开始掌握冶铁技术,制陶业、商业也很兴盛。商代甲骨文的发掘证明,商代的文字发展已经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天文历法比夏代进步,天象学上也有新的发现,人们发现火星、彗星,此外还有数学商高定理和疾病的记载,音乐的成就很大,出现专习音乐、舞蹈的乐人;雕塑是商代工匠们最突出的工艺成就。
天文:商代日历已经有大小月之分,规定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为一个周期,并用年终置闺来调整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长度。商代甲骨文中有多次日食、月食、流星、新星的记录。
数学:商代甲骨文中有大至三万的数字,明确的十进位制,奇数、偶数和倍数的概念,有了初步的计算能力。
光学知识在很早就得到应用,商代出土的微凸面镜,能在较小的镜面上照出整个人面。
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先秦时期的道家思想和墨家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殷商文化。
李济在他的《殷商时代的历史研究》中这样说:
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祂是一切万物的主宰。
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祇、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代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型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在殷人的观念中,天地人神是分开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不相混杂,祭祀和占卜则是殷人沟通鬼神的主要媒介。在对甲骨文的早期研究中,学术界曾经认为商代几乎没有独立的“天”、“天神”的观念,但后来学者夏渌在其论文《卜辞中的天、神、命》中指出了商代存在人格化的“天”的观念。
从甲骨卜辞看,殷人的信仰体系,与原始宗教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以史前时代就已产生了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为主要信仰对象。商代的鬼神信仰保留有较多的原始性,还不具备后世社会里神道设教的功能,殷人的敬鬼事神还没有后世人为宗教的欺骗成分。从商代晚期武乙射天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慢于鬼神的现象,这是社会发展、殷人认识水平提高后的进步现象。
由于目前找不到商代人口调查制度的具体记载,难以估计,说法很多。
据宋镇豪估计,商朝初年人口约有400万至450万,晚期人口约780万左右,商末人口可以达到800万至1000万左右,帝乙帝辛时期殷墟王邑人口已达14.6万以上。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中认为,商代还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调查,而且由于当时的疆域和势力范围尚不是很确定,城邑遗址样本太少且存在变迁,还有城外居住区的人口难以计算,只能肯定晚商人口至少在500万以上,而夏商西周时期的人口在目前都无法给出较确切的数目,也无法确定中国在春秋时代之前的人口是否曾超过千万。
商汤建国后,社会中的平民阶层逐渐进入一夫一妻制时代。商朝的婚姻制度是族内婚制和族外婚制并行,但内婚现象更为流行。
五世排序(元、祖、宗、示、小)
五世
周文化对殷文化有许多继承,但仍有差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亦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之说。王晖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列举了商周文化如下差异:
1、天神上帝崇拜的差别:如殷人的上帝(即帝喾)是殷人至上神,同时也是自然神和祖先神,商王被认为是“帝子”,死后称“帝”。周人除保留了上帝主神的地位之外,还出现了天的敬仰与崇拜。周人认为周王为天之子,开始出现了“天子”这一称号,周王死后“配皇天”。
2、商代尊神事鬼、崇信上帝鬼神、迷信巫祝贞卜,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商王无论大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上帝先王鬼神的意志。周人尊天保民、天人合一。是一个民神并重而又以民为本的时代。周代神事逐步向民事转移,形成“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天人合一观。
3、宗法制与继承法的差异:商代长期实行兄终弟及制,商末虽有嫡庶之分但并未确立长子继承制,无成熟的宗法制。周代在商代诸项制度上进行改造,使宗法制达到十分完善严密的地步。商代对本族祖先和异族有功的人神都进行祭祀,而周代由于父系宗法制的形成和确立,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以“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为准则,并且把母系一支的先舅从祭祀系统中彻底清除出去。
4、分封制和政治组织的差异:商代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为“方国之长”,其分封是氏族子弟自然分化而另外建氏封地的过程。周代大封亲戚,执圭受土,屏藩周室,天子与诸侯形成新的君臣关系,天子由“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阶级分化和中央集权加强,等级制度比商代森严。商代政治组织松散,人口流动性强,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国。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实行“有亡荒阅”在全天下搜捕逃亡者,因此在《牧誓》中指责商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5、商周婚制的差异:商人“三世亲疏,五世亲绝,六世则可通婚”,没有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周代奉行百世同姓不婚之制。
6、商代“牝鸡之晨”,商王后妃直接参与政治,担任许多部门的重要职务,不仅参与祭祀、占卜,还直接率军出战。商代女性可以拥有个人属邑。周代“牝鸡无晨”,妇女比商代卑下,其从属的社会地位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规定,妇女被拒于政治生涯的大门之外。
无奴派学者指出,中国大陆许多人把商朝视为奴隶社会,这其实是错误的。商代的人祭中使用的通常是战俘,这些战俘没有转化为奴隶就会被杀掉。人殉中使用的通常是死者的亲属,有一部分甚至是自愿的,殉葬者可能是家庭奴隶,但通常不会是生产用的奴隶。人祭和人殉不能反映商朝是奴隶社会。
《尚书·盘庚》中商王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畜民”的祖先是商王祖先的有功之人,因而得到商王称赞。显然,“畜民”不会是奴隶。殷墟甲骨文中提到的从事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众”、“众人”都是平民,他们才是商代社会的主体。从殷墟墓葬结构来看,平民占商代人口的82%至87%,奴隶只占3%左右。
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这有殷墟甲骨文和《诗经》佐证。井田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通过“私田”获取自己的粮食,以助耕“公田”的形式被统治者剥削,并不是奴隶制的无偿掠夺。
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和晁福林等人指出,商朝也属于原始形态的氏族封建社会,虞夏商周皆为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并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
《太平御览》卷八十三中对商代各王的在位年数都有记载,但其引用的书籍不一定都可信且部分与其他传世文献的记载有矛盾。据先秦文献及甲骨文和金文资料,相对可靠的商王在位年有汤13年、外丙2年、仲壬4年、太甲12年、祖乙75年、仲丁11年、武丁59年、祖甲33年、武乙35年以上、文丁11年以上、帝乙22年以上、帝辛25年以上。
商王以十天干为名号,对其意义,学术界有极大争议,现共有八种不同看法:
张光直假说:商代政权由子姓王族所掌握,王族分为两组,一组谥称以甲乙为主,一组谥称以丁为主,两组互相通婚,轮流继位执政。王位多传于另一组的下辈,有时也传于同组内的同辈。王位以此互传的方式,从而在两组之间祖孙隔代继承。据卜辞研究,商王室父叔舅皆称父,子甥侄皆称子。亲堂表兄弟皆称兄弟,所谓父死子继,实质为舅死甥继,王位传于另一组。至于兄终弟及,王位保留在一组,似为特殊安排。
学者相信,商王族分为分甲乙丙丁等十个祭仪群,这些祭仪群是政治单位,也是互相通婚的单位,地位与政治力量各有高低,其中以甲乙丁三者势力最大。十群彼此结合,归属两大组,以甲乙为主的一组包括戊己,以丁为主的一组包括丙,可能也包括壬癸;庚辛不明。王位不得在同一群中相传,必须在各群之间传递(传于另一组或同组内的另一群),而且传于同组中只能由同辈继位,传入另一组才能由晚一辈承继。君主由王族/贵族会议辅政,A组领袖为王,B组领袖则为其副手,王位传承由会议选定,中间可能涉及权力斗争甚至流血政变,母族的地位也可能是一有力因素。各群间互相通婚,似乎有理想的婚配组合(如辛娶壬、癸娶甲),却不见得有严密的成规。
殷商世袭绝大部分父传子。祖乙,祖辛之父。祖辛,祖丁之父。均属于父传子。
殷商一直都是父子相传。壬→戊→甲→庚→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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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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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商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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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可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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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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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
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完全施行封建制度的世袭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朝代,分为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从周武王灭殷商建国并定都镐京(宗周)起,至周幽王亡国止,是中华文明的全盛时期之一。该时期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皆深刻地影响着后世。东周都城为洛邑(今河南洛阳),其时代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6年-前221年)。前256年秦昭襄王废黜周赧王,东周亡。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各国,建秦朝。
周人崛起于周原,在巩固国力后于武王伐纣灭商朝建立西周。三监之乱的危机,于周公东征后平定,并且借由大量分封诸侯来稳定东土。西周国力于成康之治时达到颠峰,在昭穆时期持平。共懿孝夷时期国势渐衰,最后发生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宣王中兴只是西周的回光返照,宣王后期周室混乱,最后于周幽王发生犬戎之祸,西周亡。东周时,平王东迁使周室核心以成周为主,周室与诸侯作战失败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运动产生出春秋五霸等霸主。到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战国七雄彼此合纵连横。周室最后被秦国废除,七雄最后也由秦所统一。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周室的最高权力者,也是诸周族的宗主。由上至下纵切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由尖至锥的横切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再以礼乐制度与井田制巩固整个尖锥,维系周王与诸侯国、官员、国人、野人的关系。春秋中叶后礼乐崩坏,典章制度逐渐瓦解。思想逐渐走向诸子百家。
周朝是以周族为代表和主体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交往、融合的重要时期。自西周实行分封制后,中原华夏族文化同四周的方国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地区性文化。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古代散文由句而篇,由简而繁的过程。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西周青铜器具有朴素、写实的风格,闻名的有《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
「周」的称呼,可能就是商王武乙给予的。周族擅长农耕,于是「周」字卜辞写成「田」,金文写成「上田下口」(金文:)。很像是在一大块方形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金文的「口」表示国家政令所出。「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
周族是商朝时期活动在陕北黄土高原的部落。据周族传说,其部族起源于姜嫄,始祖为后稷,封于有邰(今陕西武功),自后稷至周文王共有十五王。周族时常被戎狄侵扰而搬迁。商朝中期,公刘率周族迁居豳(今陕西旬邑西南),建立城邑与发展农业。到公亶父时,因为犬戎的逼迫,约在商王武乙时期迁至渭河周原(今陕西岐山)。周原农耕条件优越,周国稳定的发展起来。周国与商朝的关系,可能早在商王武丁(武乙之前)时,双方就有战事,最后成为商朝的属国。公亶父去世后由幼子季历继位,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则外奔离周。
周国的拓展是从季历开始。他与太伯、仲雍所建的虞国友好,得以开拓晋南。和任姓挚国通婚,取得商朝属国挚国(今河南平舆)、畴国(今河南鲁山东南)的支持。趁商朝国力衰退,「诸夷皆叛」的时机,持续讨伐与商朝为敌的夷狄,向陕南、晋南发展。而小邦周屡次帮大邑商击败戎狄,使商王文丁封季历为「牧师」(类似方伯)。同时文丁深感威胁,最后杀了季历。季历长子姬昌继位后,商王帝乙为了安抚姬昌就把其妹嫁给他。
到了商朝帝辛(即商纣王)初期,九侯(亦称鬼侯)、邘侯(亦称鄂侯)与周侯(即姬昌,后封为西伯)并为商朝三公。九侯、鄂侯因九侯之女事件相继被商纣王杀害,周侯昌也因此事被囚于羑里。周侯昌之后被赎回来,且被商王帝辛授予征伐西方的权力,即西伯昌。西伯昌返国后团结贵族与国人,礼贤下士,共有八虞、二虢等等贤人相助。制定「罪人不孥」与「有亡荒阅」等管制奴隶的法律。避免再与商朝直接冲突,西伯昌采取团结友邦、消灭西方戎国与商朝友邦,完成孤立商朝的方针。西伯昌先排解晋南虞、芮两国的纠纷,维持东向中原的通道。西向击败犬戎。反击密须(今甘肃灵台)的入侵,并并吞之,巩固西方。东向消灭黎(即耆,今山西黎城)、邗(即-{于}-,今河南沁阳)等国,巩固晋南。最后攻克商朝的大邦崇国(在渭水黄河一带),迁都建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水西)。此时周国誉称「三分天下有其二」,准备大会诸侯进取商都,甚至可能还「受命之年称王」,为周文王。但周文王于迁都隔年骤逝,其子姬发继位,号周武王。
周武王继续文王未尽事业,拜吕尚(即太公望)为师,以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荣伯为左右相辅。当时商室混乱,商王帝辛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向太师请教后也准备逃走。商室对外虽然屡战屡胜,但是对淮水东夷人方之战消耗过多国力,构成周国灭商的条件。武王十一年,周武王开启武王伐纣,以吕尚为太师,率周六师出兵潼关,与西夷诸侯(今甘肃、四川与湖北等地)会师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并誓师,史称盟津之誓。周武王趁商师主力尚与东夷作战之际,率联军东征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隔年甲子日,周师袭击驻守牧野(今河南新乡)的商军殷八师,此即牧野之战。商朝面对周师的突袭,只能以奴隶组成临时军队迎战。虽然商将蜚廉、恶来奋力作战,周师还是击溃并且攻入朝歌,商王帝辛于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而后周武王命吕尚与其他四路周师扫荡商朝在东方与南方的方国,成功降伏商朝与其方国。
周武王灭商后,在牧野举行告捷礼,在商都举行社祭以安抚、降服殷商贵族。周武王自谦「小国」,征服商朝称是源自天命,并且安抚庞大的商朝遗民与属国,告诫须听从周室的命令。周武王于沣水东岸建立镐京(为宗周,今陕西长安沣水东)都城,迁都镐京并举行献俘礼。开始兴建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期望成为关东的政治、军事都城。为了控制关东,建立封建制度,大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封太公望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召公奭于匽(今河南郾城),吕、鲁、匽三国拱卫洛邑。封管叔鲜于管(今河南管城)、蔡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于霍(可能是今河南临汝),是为三监。分割殷商地区为三个地区,朝歌以北为邶,由霍叔监管;朝歌以南为鄘,由蔡叔监管;朝歌以东为卫,由管叔监管。为了安抚商人,封商王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仍为殷;复位微子启于微(今山东微山),后迁封至宋(今河南商丘)。分封功臣如檀伯达于河内,司寇苏忿生于苏忿生之田(共十二邑,今黄河中游北岸)。据说可能有分封历代亡国遗民为二王三恪,以团结有势力的外族贵族,史称「兴灭国,继绝世」。周武王力图安定关东,但是殷商地依旧动荡不安,使他十分焦虑,难以下咽,通宵失眠,周公旦也时常忙碌而忘记进食。周武王在克商后不久去世,由幼子姬诵继位,号周成王。
此时天下初定,周成王尚未成年。掌握大权的大宰周公旦,以安定周室为由以王叔摄政。召公奭、管叔鲜与蔡叔度等人对周公旦深感不满与忌讳。武庚为了复国,就与管叔鲜、蔡叔度联手,并且号召东方方国奄国(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徐国(今山东滕县东南)、熊盈(嬴姓淮夷)等东夷、淮夷诸国发动反周战争,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面对叛乱,先取得召公奭的谅解,发布〈大诰〉,与召公奭安定周朝宗室贵族。而后发动周公东征,花费三年时间平乱:周公旦在第一年、第二年平定三监与武庚之乱,第三年东征东方方国。周成王还率军与周公旦一同攻灭奄国(今山东曲阜),最后周公旦攻灭东夷大国薄姑(今山东博兴、临淄)与丰伯(疑似逄国),战争结束。此战周公旦共杀武庚、管叔鲜,放逐蔡叔度,废霍叔处为庶民,消灭奄、蒲姑等东方大国,连徐国也南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周朝的势力总算稳定下来,疆域从中原扩展到东方与东北方,奠定周朝创业的基础。
周公旦为了稳定周室与加强对东土的掌控力,分封宗室功臣至东方、修建洛邑、建立礼乐制度、完善封建制度,最后还政给周成王。三监之乱后,周公旦依旧封微子启于宋国以安抚商人。将参与叛乱的商人与殷商贵族强迁至洛邑,与周民融合。完成周武王的遗愿,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成为东方政治与军事中心。周成王到洛邑大会诸侯和四夷,史称歧阳之搜。军事部属方面,在洛邑设成周八师以征讨东夷、淮夷与南蛮,在镐京则有西六师来守卫宗周。分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以掌控战略、经济与交通要道: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徐旧地建鲁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封太公望吕尚于蒲姑旧地建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封召公奭长子克于遥远的东北建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封周成王之弟叔虞于夏墟建唐国(后改称晋国),都唐(今山西临汾);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殷墟建卫国,都朝歌。这五大国的封君与周成王均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分别负责镇压各地殷商、东夷之民。其中齐、鲁、燕构成周朝对东方的第一防线,卫国掌控商旧都朝歌。还封其他周室诸侯国如蔡叔度之子蔡仲于蔡国(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之子于霍国(今山西霍州)等等,这个武装殖民运动一直持续到西周末年。
周成王亲政后,还是有对外征伐,如令大保伐录国。周康王继承其父周成王的事业,得召公奭与毕公高辅佐,采取息民安定的策略。对外以伯懋父(即卫康伯)率殷八师军平定东夷叛乱。以盂率兵西伐鬼方夷狄。并且开拓东南如巡狩到九江,分封虞侯夨到宜(今江苏丹徒)等。周康王在酆宫(即酆京)大会诸侯,史称「酆宫之朝」。成康时期成为周朝的黄金时代,史称成康之治。
到了周康王之子周昭王时持续对南方或东南扩张,例如征伐郐国、虎方。并且两次大规模南征,拓展到汉水流域,与荆楚发生冲突。第一次南征是十六年,周昭王渡过汉水南征荆楚,最后战胜。从《驭簋》与《过伯簋》也得知,有南国入侵周土,周昭王率军讨伐荆楚,最后降伏南夷、东夷诸国,约二十六邦,获得大量的铜。第二次南征是十九年,但是周昭王渡汉水时遇难,并且丧失周六师。有说法是周昭王带祭公渡汉水时,因梁败(可能遇袭使浮桥败坏)而溺死。另一说是乘当地人提供的胶船,渡河时胶船解体而溺死。这两种说法最后都由辛游靡取周昭王遗体北返。总之,这次战争激烈,周六师均败。昭王之死不是偶然事件,后来周人都不愿再说此事,到春秋时期还被齐国作为宣战楚国的借口。至于南征对象是否是楚国,现今学者也有许多见解。周师北返后,其子姬满继位,即周穆王。周朝中后期,采取安抚荆楚与册封「汉阳诸姬」等诸侯国来巩固南方。
周穆王的在位时间是西周最长的。他好大喜功,向四方征战不休。例如命令毛公班兼管淮水繁(繁阳,今河南新蔡北)、蜀(疑是今安徽合肥西蜀山)、巢(今安徽桐城南)等地,率吴伯、吕伯伐东国狷戎,三年平定。当淮夷入侵周土时,命伯雍父率成周师氏,抵御淮夷入侵。另有南征扬越至九江的事迹。从《今本竹书纪年》得知周穆王可能有征伐犬戎与徐国的事迹。一开始周穆王封徐子为伯。在十二年率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率军西征犬戎。但徐国于隔年袭击洛水一带,周穆王与造父紧急返师。最后率楚国攻克徐国。十七年周穆王二度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这些事演变成《穆天子传》、徐偃王及赵国始祖造父的传说。昭穆时期,周朝屡次对四方动武。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怀柔之策而伐犬戎,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西方各族荒服不至,戎狄不减反兴。
周室从周共王开始国势渐衰。懿孝夷王三代,周朝对外与四周方国陷入长期战争。周懿王时,南夷(即淮夷)的卢、虎会合杞国、舟夷等方国入侵周朝东土,周懿王命师俗与史密分别率齐国、莱国军队合攻长必之地,平定乱事。史书也称周懿王时,王室衰退戎狄交侵。周夷王时因为荒服不朝,派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王室内部及王室与诸侯间也加剧对立。周懿王时王室威信不再。懿王去世后,太子姬燮被王叔姬辟方夺取王位,号周孝王。周孝王以非子饲养马匹大盛,最后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清水)。周孝王不久去世,周懿王之子姬燮虽有身疾,仍受诸侯拥立,号周夷王。周夷王继位之初,不敢认为周王的地位比诸侯还大,而后听从纪侯密报,烹杀疑似荒淫的齐哀公。齐哀公之弟静被立为齐胡公后,避纪侯迁都于薄姑(齐国旧都营丘西北五十里)。经济方面,由于过度分封,贵族势力膨胀,时常争夺交换土地,「田-{里}-不鬻」,井田制开始崩溃,社会动荡不安。
周厉王时,东方淮夷侵入伊水、洛水一带,逼近成周,而西北𤞤狁直逼镐京周围。周厉王连年抵御外族,虽然在征服南方濮国获得大胜,获得东南诸国臣服,但周朝国力逐渐匮乏。内政方面,周厉王不听周定公、召穆公的劝阻,任用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收归山泽之利,不开放给国人使用。为了压制国人不满,推行「弭谤」政策,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最后镐京爆发国人暴动(或称彘之乱),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周室由掌政大臣管理,太子姬静由召穆公保护,史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帝王纪年。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太子姬静即位,号周宣王。
周宣王前期励精图治。政治上任用大臣辅佐朝政,修建宫殿。命仲山甫在齐国筑城来加强防备。九年在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大会诸侯。军事上任用将领与诸侯,讨伐四周方国异族。命召穆公率齐国、纪国与莱国等军伐淮夷胜利。并派尹吉甫管理成周到淮夷一带的财政。如果淮夷不听话,还可用军队压制。还有派南仲皇父率六师伐徐国,派方叔伐荆楚。对外战事又以反攻𤞤狁最为重要。五年,周宣王率尹吉甫亲征𤞤狁会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命南仲皇父至朔方筑城御敌。十二年派虢宣公伐𤞤狁于洛水。虢宣公可能还派秦庄公于洛水一带追击。又分封诸侯,周室灭谢国后,封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建南申国,与吕国成为周室南方的重镇。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省华县),建立郑国。西周的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
周宣王后期对外屡战屡败,且改动周公制度,干涉诸侯继承。战事方面,周室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只有对申戎(即西申国)获胜。但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在制度方面,从《国语·周语上》得知有「不藉千亩」、「料民于太原」与「立戏伐鲁」。共和年间,大量公田被贵族私占(藉田礼废)。所以周宣王宣布废除藉礼,承认公田私有化,改行按亩征收实物的「彻」制。由于废除周公的制度,虢文公表达抗议。由于南国之师全军覆没,战事频频导致人口流动,周宣王不听仲山甫劝谏,于太原清算人口来补充军队损失。「立戏伐鲁」的作法,动摇嫡长子继承制。周宣王以个人喜好,废除鲁武公的长子括改立少子戏为继承人,使鲁国内乱,最后派兵平定乱事。关于周宣王的死因,也带有神话的成分。总之,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其子姬宫湦继位,号周幽王。
周幽王时期,周室走向瓦解崩溃。虢石父(皇父)受周幽王重用执政,但是他好利贪污,还将搜刮的财富运往向邑(今河南济源),国人皆怨。二年关中发生地震、山崩和旱灾,国人认为这是掌权者乱政导致的,连伯阳父都说「周将亡矣」。郑桓公听从伯阳父的建议,将族人东迁至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与郐国(今河南新郑西北)之间,准备重建郑国。虢石父攻灭焦国(今河南陕县),准备东迁西虢国。当时西戎屡侵周土,伯士于伐六济之戎战败而死,秦襄公之兄伯父于犬丘(今甘肃礼县)抵御西戎战败被掳。
周幽王废立太子之事,将西周推入深渊。周幽王讨伐褒国而获得褒姒,周幽王十分宠爱她。周幽王废正-{后}-西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只能投奔西申国(推测为今陕西郿县)。申侯联合鄫国与西戎拥护宜臼,周幽王也在隔年出兵伐西申国。最后申鄫引西戎、犬戎击败周幽王。前771年镐京陷,犬戎於戏地骊山(今陕西临潼东)杀周幽王、太子伯服与郑桓公,俘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归,史称犬戎之祸,西周亡。战乱期间,王室贵族纷纷埋象征权力的鼎、簋、盘等铜器后东逃东土。
周幽王被杀后,进入东周时期。前770年申侯、鄫侯、许文公与郑武公等诸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虢公翰可能以周平王称王不正为由,于携(今陕西西安北)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周携王。二王分立的局面,直到前750年晋文侯攻杀周携王而止。周平王基于某种原因,在晋文侯、郑武公与秦襄公护送下东迁到成周洛邑,史称平王东迁。时任西垂大夫的秦襄公早在犬戎之祸就从秦邑(今甘肃礼县西北)举兵抗敌,并与晋文侯有护送之功。周平王就把岐周之地封给秦襄公(秦襄公成为诸侯,建秦国),将汾水之地给予晋文侯。秦襄公、秦文公先后力战犬戎,最后收复岐周之地,并将岐东地区归还给周室。
东周可分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周王威严扫地,仅有天下共主的虚名。此时周室丧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为缩减。平王东迁后,还需要郑国、卫国和晋国等诸侯供给粮食。而郑伯掌控王政大权,屡次挑战周室威严。周平王时,先后由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担任卿士,掌握王政大权。然而到郑庄公时,郑伯只关心郑国事务,对周室漠不关心。周平王感到不满,有意起用虢公忌父来分化郑庄公大权,引起郑庄公强烈不满。周平王为了平息,于前720年以王子狐入郑为人质,郑国也派公子忽入周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左传》认为周郑互质,贬低了周室威严,是「礼崩乐坏」的缩影。
到了周桓王时,周王有意摆脱郑庄公的控制,打算起用虢公忌父执政。而郑庄公就收割温地的麦和成周的禾以威胁周室,激怒了周桓王。前717年郑庄公入朝,周桓王就不以礼接待郑庄公。郑庄公对周桓王更加不满,与鲁国交换领土时就不禀告周王。前706年周桓王罢免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大怒,不朝见周桓王。周桓王就命虢公林父与周公黑肩率蔡国、卫国与陈国等诸侯联军攻郑国。但联军被郑军击败,周桓王更被郑将祝聃射中受伤,史称𦈡葛之战。此战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的强国,史称「庄公小霸」。而周天子对诸侯已经失去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
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战争。谁战胜就召开盟会,强迫诸侯国认他为霸主。前720年,齐国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互相结盟的开始。前717年,齐僖公又与鲁隐公结盟于艾。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多国会盟,平定诸国,成就僖公小霸。然而东周诸侯互相攻打,外又有楚国、狄戎等四方夷狄入侵华夏。诸侯需要团结一致,才不会被各个击破。齐国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外平夷狄,内制诸侯,让诸侯尊王。联合九国诸侯抵御楚成王北伐,至此东周粗安。齐桓公之后,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与楚庄王先后崛起,《史记》称春秋五霸。
周王室方面,周庄王时发生周公黑肩之乱。周公黑肩打算杀周庄王,改立庄王弟王子克。周公黑肩最后被周庄王与辛伯所杀,王子克奔南燕(河南延津)。周惠王时,发生五大夫作乱(共有𫇭国、边伯、石速、詹父与子禽祝跪等人),五大夫立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奔温(今河南温县南)。最后仰赖郑厉公与虢公丑协助平乱,郑国获得虎牢(今河南荥阳)以东的土地。周惠王对齐桓公十分忌讳,不愿赐与霸主称号,反而命楚成王得以征讨南方不服之国(成为霸主)。晚年宠爱幼子王子带,欲立为嗣,约郑国联楚国、晋国以成此事,但此时齐桓公称霸天下,与诸侯会盟力挺太子。周惠王驾崩后,太子即位为周襄王,并封齐桓公为霸主。
周襄王欲伐郑国,听从王子带建议,娶狄人女隗氏为隗-{后}-,取得狄兵伐郑。事成后因王子带与隗-{后}-私通而黜-{后}-。意图篡位的王子带就于前636年引伊雒之戎等等狄人击败周襄王,占领成周。晋文公为了成就霸业,在前635年出兵灭王子带,迎接周襄王返回成周复位。前632年,晋文公居然召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周室权威尽失。周襄王为了连秦制晋,以秦穆公称霸西戎为由,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成为霸主),最后使晋秦相争。周襄王去世时,王畿已缩小,周室无钱安葬襄王。而诸侯国以晋国为首,联合秦国、齐国对抗楚国。
周定王时,晋国衰退,楚庄王击败中原诸侯国,称霸天下。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进军到成周洛邑的南郊,问鼎中原。周定王派王孙满出使楚军,楚庄王询问周朝国宝九鼎大小轻重,欲逼周室投降。王孙满以有德者方能取天下辞退楚庄王,楚庄王不敢取代周朝导致天下诸侯围攻,便受封霸主称号撤兵回国。春秋后期,晋国与楚国南北对峙,晋国拉拢东南吴国牵制楚国。吴国屡次威胁楚国后,楚国拉拢越国以牵制吴国。这使得东南吴越相继兴起。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与晋国争霸获胜,受周敬王使者封为霸主。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国后,马上北上与齐国、晋国等诸侯会盟徐州(今山东滕县南),经周元王派使封为霸主。春秋末年,周王室控制的地区只等同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仅在名义上保留周朝最高权力者的地位。
东周到了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诸侯本身的权力与地位,也被内部卿大夫、士等贵族与高级官员给威胁。例如周威烈王时晋国领土被韩虔、赵籍与魏斯等三卿瓜分,建韩国、赵国与魏国等国,史称三家分晋。前386年周安王封齐国大夫田和为齐侯,即田齐,史称田氏代齐。连周室也陷入世卿单氏掌控,史称单氏取周。春秋末年,周王室由姬姓刘氏和姬姓单氏为卿士,刘氏为周顷王之子刘康公的后裔,属于王室近亲;单氏为西周初年由周族首领一支单公的后代,属于王室远亲。周景王的太子寿早死,改立王子猛为太子,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前520年四月,周景王临死前嘱咐宾孟要扶立王子朝,然而卿士刘献公与单穆公依旧立王子猛为周悼王。不久,王子朝得到毛伯得、尹文公与召庄公的支持,击败周悼王,占领周王畿,史称王子朝之乱。周悼王去世后,晋国扶持周敬王对抗王子朝,形成东王周敬王与西王王子朝分据王畿。前516年,晋国卿士赵鞅大合诸侯,出兵支持周敬王,周王畿再度统一,刘单二氏的权势更重。而刘氏因为与晋国范氏亲密,赵鞅在击败范氏后迫使周王杀刘氏谋臣苌弘,至此刘氏衰退。周贞定王时刘氏灭亡,单氏独秉周政,成为王畿内唯一的大族。
战国初期,前344年魏惠王称王。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国君第一个称王,表示形式上周王室最高权力的地位已不再存在。楚(春秋已称王)、魏、齐、燕、韩、赵、秦等七国陆续称王,史称战国七雄,周天子反而还要恭祝诸君称王。前370年,齐威王朝见周烈王,使齐威王贤名更盛。前364年,秦献公于石门山之役大败魏军,诸侯震动,周显王亦祝贺「献公称伯」。齐秦先后击败魏国,局势演变成秦齐争霸,秦昭王与齐湣王还自封东西二帝。而周王畿分裂成东西两周,周天子成为无地之王,只能依附东西周公。前440年周考王时,为了续其弟姬揭周公官职,就封于王畿(今河南),是为西周桓公,建西周国,王畿更为缩小。前367年周显王时期,西周威公去世后,其少子姬根叛乱,赵成侯与韩国就扶持他于东部建立东周国,都巩地(今河南巩义)。周王畿分裂成西周国与东周国两个小国,周王住在东周国。周赧王时,东周公不愿供养周天子,周赧王只能依靠西周公,迁居王城。
战国中晚期,秦国屡攻六国,群雄多次或合纵以众小抗大、或连横连大灭小。其中楚考烈王组织各国合纵,怂恿周赧王担任联军召集。周赧王求助西周君,倾西周国国力组建军队,与诸侯约在伊阙(今河南龙门)会师。最后只有楚国和燕国军队到达,合纵失败。前307年秦国报复诸侯,出兵借道两周攻韩国,周人不敢得罪秦军,只能闪避。前255年,秦将军摎攻伐韩国与赵国,取阳城(今山西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等数十城。西周君惊恐,联系诸侯,出兵伊阙抵御秦军。秦将摎攻入西周国,西周君投降,秦夺九鼎,西周国亡。同年周赧王去世,无继承人,东周灭亡。前249年,东周文君意图联合诸侯抗秦,被秦国相邦吕不韦攻入国内,东周国亡。前246年,秦王政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用金钱分化六国,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
周朝兴起于今陕西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季历与西伯昌(即周文王)的经营下扩展至陕南、晋南一带。到周武王时大会蜀、羌、彭等等西土诸侯(陇南、四川与湖北等),史称孟津之誓。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得小邦周取代大邦殷,定都于镐京(今陕西长安),领土拓展到东土晋中、河南、山东等地。但是殷商势力与东夷势力尚盛,其民众与周人在文化、思想方面几乎不同,周武王采用分封宗室功臣的方式巩位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与监督东方广大的殷民与东夷。周公旦发动周公东征平定殷商与东夷、淮夷后,借由封建制度武装殖民宗室功臣到东方交通与政治据点。其中以五个诸侯国为主,成为周朝的藩屏:掌控东夷蒲姑、奄的齐国与鲁国,守卫北方、东北方的晋国与燕国,监控殷都与掌控东方交通中心的卫国等。成康时期,周朝疆域东至大海,西至渭河上游,北达肃慎(今辽宁朝阳),南到江淮、汉水以北一带,领土扩张到最大。
在昭穆之后,周朝遭到荆楚与东南徐国的挑战。在懿孝夷厉时期,宗周又受到犬戎、鬼方与西戎等侵扰。周王或是好利、或是黩武,与诸侯国的关系日渐冷淡,甚至任意废立诸侯。这些都使周朝疆域衰减。直到宣王中兴时,周宣王派兵击败周边蛮夷如猃狁、西戎、淮夷、徐国和荆楚等方国,周朝疆域再度恢复,在诸侯国的地位也再度提高。周朝中后期,为了抵御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在汉水两岸、汉阳与南阳地区分封诸侯以建立防线。在汉水东岸有邓(曼姓,今湖北襄樊)、鄀(允姓,今湖北钟祥),在汉水西岸有谷(今湖北谷城西北)、卢(妫姓,今湖北襄樊西南),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一防线。在汉阳有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湖北随县西北)等姬姓国。南阳有申(今河南南阳)、吕(今河南南阳)等姜姓国,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二防线。这些「汉阳诸姬」诸侯国为南疆屏障。
然而到周宣王晚年,因为一连串战争失利,国力大伤,再加上周幽王昏庸残暴,与申国交恶,最后引来犬戎之祸,西周灭亡。周平王后的周朝,周王畿已经丧失一半,只能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到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天子权势一落千丈,号令不出王畿,被诸侯国欺负。诸侯国互向兼并,又受四夷侵略,岌岌可危。春秋时期有赖霸主尊周攘夷,尚能稳定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到战国时期,七雄称王争霸,周天子只是一个摆饰。后来周王畿分成东周国与西周国,周天子只能交替迁居两地,有国无土。
封建制度即「分封制」,王室借由土地、权力分封,以君臣宗法关系,让周室可以掌控地方诸侯。史前时期为雏型、商朝形成,到西周逐渐完备、典型,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退并逐渐被郡县制取代。周王为天子,直辖周土王畿,也是中原地区众诸侯国及外族方国的共主。周王畿为宗周镐京(今陕西长安)及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所展开连成的千里土地,这两个城市分别是西土与东土的政治与交通中心。王畿以外的地区则分封给宗室、功臣与历朝后裔的诸侯国,或是归附的方国。诸侯受周天子册封,管辖诸侯国,并向周天子纳贡。在分封仪式中,天子一面「受土」,包含山川、田地与城市;一面「受民」,包含天子分配的移民与封地的原住民;同时依其爵位赏赐一定车服器物,规范承担缴纳贡物、军事保卫与服从命令等义务。
诸侯国为世袭,但理论上可由周王室收回分配。诸侯在其国内可设置官员与军队,有些诸侯还能兼任王室官吏,周初卫康叔为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司徒。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在部分大国还派国监或国守去行政、监视诸侯,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例如齐国就有国氏和高氏监国,周初为了监度武庚设三监。但随著国守与诸侯互相通婚,再加上东周王权的衰落,使得监督机制瓦解。卿大夫受诸侯册封,领有采邑。卿大夫拥有采邑的自治权但不能对外自主,为周天子与诸侯的属官。
再下为士,受卿大夫分封食田。士分成统治贵族与平民,统称国人。国人为居住在国邑(城敦)内的平民,由周人贵族、臣属商人贵族、夷狄世族与周人、商人平民组成。平民平时需要耕种农田,战时需要组织军队作战。而国邑之外的平民为野人,即国邑外的当地原住民,又被称为鄙人,为尖锥的圆盘。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参与政治,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圆盘外为方国外族。
这样把统治土地、臣民的权益一级一级地分下去,建立起「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从属关系。西周时的分封大多为周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国内卿大夫的分封要到春秋时才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诸侯新建,人口稀少,国事粗简有关。周初时的采邑主要集中在王畿内。畿外诸侯国很少在自己封地在为卿大夫分封采邑。
周朝的地方区划为国野制度。国野制度到春秋时期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国与野的界线,据《国语》、《孟子》说法郊内为国,据《小司徒》、《载师》与《质人》说法城内为国。清朝学者认为国与野的界线为郊。而现今部分学者认为封疆内为国、封疆外为野,约是城乡的关系。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西周有国、都、邑、野、鄙等地方制度。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国都邑之外广大区域称称为野或鄙。周人与外族贵族、周人平民居住于国,其他平民与原住民、奴隶居住于野。
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但是「国」的地位为武装移民据点或政治中心居多,并非经济生产据点,没有调节生产的能力,一般仰赖「野」供给粮食,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西周末期开始,国野区别开始渐渐消失。春秋时期国野区别消失加剧。春秋时晋国「作州兵」与鲁国「作丘甲」,让野人与国人一样当兵,从而扩大兵源。春秋中后期,国野的趋同,原乡存于国人中的「乡校」亦常见于野人之中。
周朝的聚落组织,为乡遂制度。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礼》记录的乡制与遂制十分整齐划一,不确定西周是否真的采用此系统。到春秋时期,聚落组织也发展成「书社」阶段,出现邻里与乡党的聚落单位。党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关系密切,多相连称。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
据说周朝还实施「五服」或「九服」制度,即畿服制。也就是从王畿向外由近而远划分五个或九个不同区域,这些区务对王室有不同的责任和纳贡义务。近今学者,多认为「五服」或「九服」制度是东周时人之理想规划,并非上古时期的历史真迹。然而从诸多证据显示,畿服制也不是后人捏照,确实存在于周朝。而且又有内服、外服之说。内服,为王室内部诸百官;外服为王畿外的诸侯方国,内外服还有许多说法。总之畿服制的事实真相还须持续研究与厘清。
周朝的爵位,据古代文献认为是为公、侯、伯、子、男,称五等爵。近现代学者依据金文考证,对五等爵抱持怀疑、否定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无五等爵之分,只有大国、次国、小国与附庸,或是认为爵位无固定称呼。另一部分学者参考金文,认为五等爵是可信的。但是其中一些学者认为称谓可能是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西周时期,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侯、伯应该是爵位名称。西周时期称公的较为普遍,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公在当时也可能也是一种爵位。当诸侯去世时,一律称公。总之,周朝应该有爵位、等级之分,但其详细内容还需要继续研究。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最高权力者。其下透过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典章制度,维系与诸侯国、官员、国野人民的关系。周朝官制复杂不清,是一个未厘清的问题。整个社会阶级可类比成尖锥。从纵切来看由上至下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从横切面来看由尖至锥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
周朝中央职官以两寮为基本框架,即管理行政事务的卿士寮机构与管理礼仪、祭祀工作的太史寮机构。卿士僚(或称卿事寮)的主官为卿士,其正式官职在西周初期为太保或太师,西周中期之后为太师。卿士主管周室的「三事四方」。「三事」为王畿内三事大夫,管理王畿政事,为内服;「四方」则是王畿以外的邦君诸侯,管理四方诸侯事务,为外服。内服、外服源自商朝的畿服制度。从《令彝》得知,三事大夫为诸尹、里君与百工。诸尹又称「任人」,管理政务;里君又称「牧」、「常伯」,管理民事;百工泛指各种官吏。从《尚书·周书·立政》得知还有准夫、又称「准人」,管理法律。从《盠方尊》得知卿士僚的属官为「三有司」(可能就是三事太夫),为司土(徒)、司马与司工(空)。司徒掌管农业、畜牧与山林,有时候还要管理天子的藉田;掌管军事的司马;掌管建筑、建器具等百官的司空。另有司士管理军法,司寇管理刑狱审判,合称五官。太史寮的主官为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祭祀、礼仪属官为六卿(或称六大),又称「天官」,除掌历法记事的太史外,还有管理天子家事与国家政事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六典为偏向原始宗教制度的官职,在西周中期后逐渐废除,改成偏重五官的政务官职。师是职位较司马低的军官,是军队的统帅,而“亚旅”、“虎巨”等也是军官。至于内廷事务官:掌管马匹的趣马,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膳夫。
周朝官制有公、卿二级。公级在早期有太保、太师、太史,后期为太师与太史。卿级在早期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之后司寇地位下降,只有五官。周天子任命三公总理百官,为执政大臣。例如《毛公鼎》记载毛公主管卿士寮与太史寮事务。三公为后世概称,源自太师、太傅、太保与太史尊称「公」,如召公奭官为太保,周公旦官为太傅、太公望(即吕尚)官为太师,毕公高官为太史。三公在西周初期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又以周公旦、召公奭为尊。召公奭留守宗周辅佐周成王,周公旦留守成周以掌控东土,史称「分陕而治」。西周中期,太保地位下降,以太师与太史为主。到西周晚期,太师等执政大臣统称为卿士。例如东周周桓王伐郑时,虢公林父为右卿士,周公黑肩为左卿士。周朝官制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史官,周人尊重祖先,任命、受官、战争、祭祀等国家大事都要在宗庙向祖先报告,即「告朔」或「朝庙」。这些礼仪都由太史主持,使得太史掌握朝廷行政和用人大权,成为仅次于太师的执政大臣。太宗又称宗伯,掌祭祠礼仪,其地位尊贵,例如册命礼是由太保、太史与太宗共同举行。有些官职虽然低微,但是时常亲近天子的缘故,能够掌控大权。例如《大克鼎》提到天子的膳夫可以担任出纳王命的重职。当时已经区分政府事务与天子家事的概念,例如《毛公鼎》提到「我邦、我家」,「朕亵事」等。
周朝诸侯的职官方面,诸侯初步设有卿、太夫、士等职级的政事官,以及周天子派往各诸侯国的「监」。西周时,诸侯国立国不久,地盘不大,政事粗简,所以职官不会如《礼记》、《周礼》说的那么齐全。西周时期诸侯国官制的实际状况还需要考古资料来厘清。西周中后期,王室和诸侯国的卿、大夫们已经初步设有家臣以管理家族和采邑内部事务,但是家臣制还是到春秋时期之后才兴盛、完备。
西周的公、卿与大夫等高官,采用世官世禄制(官爵世袭),又称「世卿」,按礼必须由天子重加册封。世官世禄制就是官职与俸禄都是贵族世袭,子承父,孙承子。当封主或被封者发生变化时,都要由封主再重新敕命被封者的官职。而被封者的子孙继承官职时,也要由封主重新册封官职。例如周公、召公之职,到东周时期还由周公旦与召公奭的后裔担任。而虢季氏世代为「师」(将军),周原微氏世代为太史。这种制度可以保持牢固的血缘关系、人群基本以征服族与被征服族来区分,并且受到宗法制度的保护。掌政的世族都要把持其权力。所以,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宋国为华氏当权。所谓「政由宁氏」,则是举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亲戚就是氏族后代。世官世禄制一直到了春秋末年及战国时期,封建制度被破坏而止。
宗法制度源自父系家长制,商朝已具雏形,至周朝逐渐完备。周代以嫡长子(宗子)为继承人,这一路继承下来的一脉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各自流传的一脉为「小宗」。大宗与小宗是相对关系。各宗的嫡长子为该宗继承人,旁系封为卿大夫,卿大夫旁系封为士,依此类推。整体来说,一姓始祖的宗子一脉为「百世不迁」的大宗,小宗限于五世,超过则迁,改认四传嫡长子为宗兄。大宗不能绝户,小宗可以灭绝。宗主可以掌控宗人的生杀大权,战时可以统率全宗人,宗人需要遵从、服从宗主。野人不能有宗法制度,只能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关系。
宗法制度使得周天子不但是诸侯的君主,也是大家庭的宗主。周天子看重宗法关系,称同姓诸侯为「叔父」非「某侯」以拉近关系。另有宗统君统的问题。所谓宗统,即是宗族系统,意指以宗主为代表的宗族谱系的传承。所谓君统,即是指天子与国君之位的世系传承。君是宗法关系中的宗主,承宗庙之重而为宗庙主,并没有超脱于宗族之外。国君身为宗族主,当有“收宗睦族”之义务。不少周朝青铜器皆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反映对宗族血缘观念的重视。
周朝的宗族政权主要透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的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起来的,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国的统治者称国君、家的统治者称家(君)长,为各级宗族政权的宗主。使得西周政权具有宗族的特性。
礼乐制度为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据说周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因此制造乐器、编订乐曲,配合礼法。西周的「礼」由原始的祀神之事延伸为治国驭民的大纲、基本的原则、判断是非的依据、纲纪人心的道德规范。所以古代的「礼」,涵盖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等。例如规范了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井田制、畿服制、爵谥制与法制等。这也是商周时国家、社会还是处于人少事简,社会单纯的状态所制定的规范。
西周的法受礼教影响,有三个特征:凸显「亲亲」、「尊尊」,也就是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实际是维护等级制;强调明德慎罚,以刑辅德,德主刑铺,也就是提倡尚德、敬德,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受制、包容于德、礼。周王还以以礼来约束贵族,以刑罚来控制大多数的平民,也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维持「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宗法秩序。
周礼还有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对祖先和神祇祈求祥福的礼节。凶礼是指哀邦国之忧或天灾人祸的丧葬礼节。军礼是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礼节,例如有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宾礼是诸侯对王的朝见、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的礼节,例如有下级会见上级的贽见礼,周王任命、训诫和赏赐下级的册命礼(策命礼)等等。嘉礼是为了亲善万民的礼节,包括男女结婚的婚礼、古代成人礼的冠礼、笄礼、宴饮宾客的飨礼等等。
周朝的对外关系,周室认为周王的地位高于万邦,视万邦的总和为「天下」,周室不认为有任何方国与其是对等关系。周朝所能控制与维系的地域范围,被视为周朝的地方势力。但不受控制的范围(如外族方国)则视为「戎狄蛮夷」,这些族群的体制也确实异于周朝。总之,这展示周王对较大地域内各类政治实体和人群拥有控制权的反映。
周灭商后,周室多次大规模分封王室子弟、功臣或异姓贵族到各地建立诸侯国,控管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代表周天子行驶对地方的统治权,巩固周王宣称的广大领土。而周天子以君臣宗法关系,掌控地方诸侯,手握巡视列国、监督诸侯、废立诸侯与任命诸侯之卿等权利,诸侯国只能从属于周天子。诸侯国各有等级,据说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爵。西周发生两次大规模册封,第一次是武王伐纣后,第二次是周公东征后。而周朝册封诸侯的依据分为三类:
东方重要的诸侯国为鲁国与齐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都奄(今山东曲阜)。伯禽从周王领有殷民六族和宝物夏-{后}-氏之璜与封父之繁弱,奉命管理当地反周势力不小的商奄遗民(东夷族)。伯禽率领许多精通礼制的人就国,依当地人风俗而施以周礼。到鲁炀公时完全征服商奄之民,并迁都至曲阜。鲁国成为周礼最完备的国家,在春秋时期成为周礼文化的中心。齐国为周文王与武王之师吕尚(太公望)的封国,都营丘(今山东淄博)。吕尚出自姜姓,其姜姓部落与周室的姬姓部落互为姻亲,且为联盟关系。吕尚负责管理亲商的薄姑遗民(东夷族),并且受周室给予征伐四方之权,征服周围东夷小国,依循其俗而简其礼,成为东方大国。
北方重要的诸侯国为晋国,东北方则有燕国与邢国。晋国为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此地据说为夏朝中心,有夏墟之称,周初有陶唐氏后裔所建的唐国。周成王灭唐国后,封其弟叔虞于此,袭用唐之国号,后改为晋。此地河流交错,且有数个盆地。叔虞领有怀姓九宗人民就国,当地还有唐国遗民与狄人。晋君因其俗,就其礼,用「夏政」和「戎索」分别治理,各得其宜,周礼的影响力也较淡薄。燕国为召公奭的封国,由其子燕侯克就国,都蓟 (今北京房山)。召公奭为周室宗室,且与太公望、周公旦并为开国功臣。燕侯克领有殷商大族、雩和驭族,以及微氏族、羌族和马羌等一同北上。燕君负责开拓疆土,镇守西周北土。但是到东周初年为止,燕国都没有留下显著的事迹。邢国为周公旦庶子之一朋叔,于周康王时迁封至邢 (今河北邢台),受赐州人、重人与庸人为臣属。邢国负责阻击泜水(今槐河)的戎人,防止其南下入侵周室。
原商室的核心领地分别由卫国和宋国领有。卫国为周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康叔从周王领有殷民七族,镇守商朝核心的殷墟之地,启以商政以怀柔商人。康叔还兼任周室司寇,位尊权重,其子康伯也受重用。宋国为殷商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微子启为商纣王(帝辛)的庶兄,商亡后投降周室。周公平定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使微子启管理殷商遗民,建宋国。宋国周围有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南)、杞国(今河南杞县)、陈国(今河南淮阳)等诸侯。陈国以南还有蔡国(今河南上蔡西南)。汉水流域有随国、申国、吕国等「汉阳诸姬」诸侯国,负责抵御也是周室册封的异姓诸侯国楚国。
虢国和郑国封于周王畿附近,其国君于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陆续担任周王的卿士,对周室政事有很大的影响力。虢国分别有西虢和东虢,为周王畿的东西屏障。周文王次弟虢叔封于雍地(今陕西陈仓),即西虢国;周文王大弟虢仲封于制地(今河南荣阳),即东虢国。郑国为周宣王弟王子友的封国,封地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北)。犬戎之祸后,西虢国东迁到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国土地跨黄河南北岸,又称「南、北虢国」。郑国东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兼并东虢、郐国等小国。
周室东迁到洛邑后,岐周旧地逐渐由新册封的秦国所领有。东周时期的权力核心逐渐由周天子转移到霸主诸侯,诸侯成为主角。春秋时期,位于成周附近的郑国小霸,而后意图争霸的还有齐国、宋国、晋国、秦国与楚国。春秋中后期楚晋两国长期南北对峙,征战不断。春秋晚期,东南沿海的吴国与越国兴起,争霸中原。战国时期,卿大夫等强势世族篡夺或瓜分诸侯国。如三家分晋成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田氏代齐成田齐,与秦国、楚国、燕国合称战国七雄。周王畿最后也形成西周国与东周国,周王有国无土。
周室以中国自称,其外邦按照方位概称东夷、西戎、北狄与南蛮,实际上包含的民族或方国是复杂繁多的。周人兴于泾、渭,曾长期与戎狄杂处。武王伐纣时,联合西夷诸侯东征,诸侯范围约陕、甘、晋,南不过四川、鄂西北地带。灭商后,周室将目光放在东土,西土相对安定的多。周康王之后,冲突才陆续增加,例如伐鬼方。西戎在西周时代分布甚广,约涵盖周朝西北和北方,有犬戎、姜戎和申戎(西申国)等分支,另有𤞤狁、鬼方。西戎与周室的关系,时而臣服时而冲突。犬戎是西周在北方最大的外患,在周初屡次侵略丰镐以西与以北地区。周穆王征伐犬戎并获得不少俘虏,迁部分犬戎至太原(太原之戎)。在周懿王时,犬戎再度兴起,曾侵略镐京,一度逼周室迁都。周厉王末年更是屡次掠夺,深入王畿。周宣王前期,周军成功抵御𤞤狁攻击,命秦人屡伐西戎。但周宣王晚期,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虽然击败申戎(西申国),隔年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周幽王时,周室与申戎(西申国)爆发冲突,西申国就邀西戎、犬戎攻入镐京,灭亡西周。犬戎受到秦国屡次攻击,退出岐周地区,但秦国周边还是有大荔、义渠等等戎族。其他戎族如骊戎与伊洛、扬拒、泉皋之戎于春秋时期迁入中原,参与各国会盟或战争,有些还与周王联姻。另据《逸周书·王会》和《穆天子传》,在河西走廊、青海、新疆一带可能还有渠叟(渠搜)、禺氏(月氏)、大夏、西王母等国。
北方尚有北狄,活耀于东周时期,主要分成赤狄、长狄、白狄等族。赤狄与长狄分布在今河北西南部至今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山山脉一带;白狄分成两部,一部在今河北西部,一部在今陕西北部。赤狄屡次与晋国作战或相合,最后被晋国并吞。北狄在东周时期屡次侵略卫国、邢国与晋国,最后被晋国同化,到战国时期建立中山国。东北方主要有肃慎、山戎、东胡、濊貊等族,据说还有箕子朝鲜。肃慎居燕山之北,据说与周室亲密。山戎又称北戎,即春秋时期的无终国,分布今天津蓟县一带,在东周时屡次侵略燕国与齐国。东胡则分布在燕山山脉偏北,到东北地区的西部,在战国时期强大并威胁燕国。
东夷十分强大,山东一带有奄、薄姑等东夷大国,以及莱夷。商武庚发起反周的三监之乱,东夷就是主力之一。周公东征平定奄、薄姑等国后,原地建立鲁、齐等国管理当地殷民六族、奄、薄姑等东夷遗民,逐渐形成齐鲁文化。淮水一带有淮夷、徐国(徐戎)、舒国(群舒)。淮夷在商朝晚期就与商王帝辛(纣)作战。鲁国开国后,国君伯禽也时常与淮夷、徐国抗衡。据青铜器铭文显示,从周初到周厉王、周宣王时期,淮夷和徐国屡次与周室作战。徐国在徐偃王时国力强盛,受周穆王封为东方伯国。而后徐偃王攻入成周洛邑附近,最后被周楚联军攻入徐国而亡。周厉王时淮夷入侵周室,周王先后派虢仲、召公作战才平定。春秋战国时期,徐国被华夏化,于前512年亡于吴国。淮夷自前515年后没有记载,可能亡于吴国或越国。而东夷、淮夷的九夷、莱国、根牟、舒国先后被齐、鲁与楚国灭亡而合融。
南方诸蛮分成数个区域,江东地区有受周室册封的吴国,于西周后期灭了由南下奄人建立的淹城(今江苏常州),还灭太湖地区的邗国。浙江以东有越国,又称-{于}-越,曾经派使朝见周成王。以南还有百越族如扬越、瓯越、闽越与南越等等族,延伸到鄱阳湖以东以南的浙闽丘陵、岭南丘陵一带。东周中期以后,对这些地区的纪录才逐渐变多。江汉地区的蛮族被称为「荆蛮」、「楚蛮」,即荆楚,原是三苗的后裔。周昭王曾两次大举南征荆楚,第二次南征时周昭王于汉水被荆楚与南国诸侯攻灭而死。而楚国先祖鬻熊投奔周文王,其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为子爵楚国,并安抚当地蛮族。楚人与周室和蛮族都有往来,融合形成楚文化。楚国在西周夷厉二王时扩张领土,其君熊渠伐庸国、杨粤(疑为扬越)等国,最后攻下鄂(今湖北武昌),并将征服之地分封给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周宣王时,周室派召伯虎南征楚国成功,并且在江汉间分封申国,与随国共为周室南方屏障。此时楚君熊霜去世,楚国内乱。东周时期,楚国再度兴起。前740年熊通自称王,为楚武王,迁都至郢(鄢郢,今湖北宜城),并且陆续并吞百濮、庸国、卢国、苗蛮等族。巴蜀地区方面,武王伐纣时,巴国、蜀国与周室亲近,皆派师支援。巴人可能与百濮杂居江汉一带,受楚人压迫陆续迁入鄂西清江流域,最后到今重庆一带建巴国。蜀人早在西周就生活在四川一带,并归附周文王,而后支援武王伐纣,于周成王时进贡。此后,巴蜀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比较常与中原往来。
周朝兵制大多承袭商朝,但有较大发展,趋向完备。周朝兵制只有少量的近卫军,其余大多是兵农合一军队。卿同时也是军将,而太师和太保平时辅佐周王,战时成为军队统帅。「师」是是军队的统帅,职位次于司马。西周时代的「六师」、「八师」,即是国家军事组织,也是国人的地域组织,其直属的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而「亚旅」、「虎臣」等也是军官,仅次于师。其下则有千人和百人单位,分别由千夫长与百夫长领导,最小单位为十人。至于古代文献提到的军、旅、卒、两、伍等军等编制,其真实性有待厘清。从金文可以发现,发生战事时,可能是以地域或族为单位。当然,这也可能是指地方兵,而不是周朝中央军。
周室统领的军队有两支,在宗周的六师称为「西六师」,武王伐纣后在商朝旧都朝歌设「殷八师」,周公东征后改设在成周洛邑,即「成周八师」。这十四个师就巩固周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师氏虎臣(一种虎贲),就是周室常设的近卫军,由国中贵族子弟中精选的勇士所组成。师氏虎臣侍卫国王,守护王宫,其组织还有奴隶。
此外,周室还拥有地方军队,即诸侯国的军队。平时镇守一方守卫王畿,战时奉调出征,参与周王指挥的战争。诸侯国军队大国三师、次国两师、小国一师。西周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能随诸侯之意征伐,必须听从周王指挥,此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部分大国军队的指挥权还掌握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到东周时期,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并且扩充师的数量,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导致周室的衰微。
周朝军队的兵源主要以「士」和「在国之庶」,这些都是国人。例如周设六师,即由六乡的丁壮组成。而别被征服族的「在国之野」,就没有资格当兵,负责运输辎重、饲养牛马、炊衅等。例如鲁国作战为「三郊三遂」,乡(包含郊)为正卒(国人担任),遂为徒役(野人担任),合为三军。六师人员在发生战争时徵调组合,但平常时也要定期训练,其方法是在农闲时节举行田猎,每年四次,春季称为,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猎,冬季称为狩。田猎完全按照军事组织集合丁壮,具有检阅操练的作用。
西周春秋的战争主要是车战,还有徒兵配合。兵器种类比商朝增加许多,出现如戈、戟类兵器。从《诗经·大雅·皇矣》可得知还有钩援、临冲等攻城武器。当时外族也有较强军力,从《多友鼎》得知,与𤞤狁战争后,获得超过127辆兵车。此外,还鼓励驭车及射击,认为射御足力则贤。
周朝人口按照居住点,分成居住城邑的国人与郊区的野人,还有被迫服役的奴隶共三等级。国人为周人或友好邦国人民,野人为当地原住民。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与教育,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国人具有宗族关系的宗法制度,野人只能个人关系的家庭制度。
国人是居于国、都、邑的周人贵族与平民、以及辅政的殷商与东夷贵族。周人按照宗法制度,依据嫡长子与庶子的分封方式,由天子递减成诸侯、卿大夫与士,庶子最后变成平民。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也需要服从兵役。缟京的国人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如国人暴动。此外还可以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国、卫国、宋国、曹国、陈国、许国或山东半岛的莒国、纪国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例如卫侯有意让位于弟,但是让国之事不受国人同意而罢。郑国贵族立公子𦈡,过一个月就被国人所杀。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君有意投靠楚国,被卫国国人驱除流亡至襄牛。
野人,即居于野鄙之人,亦称庶人。大多是被征服的商人与东夷人。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庶人与「国人」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野人虽不能参政,但是他们亦不是奴隶。野人与国人一样,都必须服役,而且亦与国人一样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国人要差许多。如兵役,野人仅负责军械的搬运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顾侍侯国人,他们多无参战之权力。但野人地位虽低,毕竟尚属平民阶层,他们平时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组织。周人在征服东方广大区域后,并没有破坏该地区原有之公社机构。甚至其公社中之贵族亦不更换,只是让他们转而效忠服侍他们而矣。与国人一样,贵族无权对野人随意进行处置和杀戮。
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与罪犯。战争俘虏的来源,诸如周朝克商与东征战争,还有征讨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都会产生大批的奴隶,大多为异族人。罪犯的来源,有一些是贵族被废为奴隶,例如栾、却、胥、原等晋国卿大夫,因政治斗争失败,全族被贬为奴隶。庶人犯罪,也有可能被贬为奴隶。奴隶除了少部分作为祭祀的牺牲之外,大多被贵族强迫服役,大国的有钱大夫就有一万以上的奴隶。奴隶在贵族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阍人、寺人等。用于生产活动的有隶农、工妾、蚕妾等。奴隶还可以被抵押买卖,或随主人殉葬。与一般概念不同,奴隶在周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说周朝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并不准确。
农业是周朝的主要产业。周朝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几乎比现今温暖,当时华北就有水牛、象、犀牛、獐、竹鼠等现今亚热带、热带才有的动物。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耒耜。一说耒是耒耜的柄,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另一说耒是曲柄枝刃耕具;耜则单刃耕具,类似锹、铲。在西周时期,农具的材质仍以木、骨、石、蚌器为主,部分使用青铜器。耕作技术方面,已经修筑沟洫(排水用)、选种、锄草等等专业技术,抛荒制也被休耕轮作取代。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有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当时还有伐木、种植漆树、桑树与果树,并且设立山虞、林衡等官职保护森林。另外狩猎、畜牧、渔猎等行为也有,王族与贵族会借由狩猎来娱乐或军事演练,平民则获取生活物资。
关于井田制与西周田制的部分,最早描述井田制的古代文献出自战国与秦汉时期,而且时代越晚描述越具体详细。这样使得近现代学者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部分学者则希望从中还原本来的西周田制。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西周田制应有公田、私田的划分,农民在公田、私田的工作时间则是分开的。而土地是公有的,分配给各家使用,但会定期重新分配,有如《汉书·食货志》:「三岁更耕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三年一换主易居」。西周后期,田制出现变化。从《卫盉》、《五礼卫鼎》、《格伯簋》与《散氏盘》等等青铜器发现土地交换,转让的铭文,表示「田里不鬻」的局面开始动摇。周厉王开始,因为专利的政策,使得人民荒废藉田。到周宣王时,就直接「不藉千亩」,也就是废除公田(藉田),直接按亩征收实物。最后,周宣王晚期战乱不断,人民流徒逃散,田地逐渐荒废,以至于要「料民于太原」,重新统计户籍。
周朝手工业的种类甚多,技术相当进步。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百工负责管理各类手工业。青铜铸造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目前西周早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丰镐和成周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相对较少,制作技术与风格承袭商朝。到中期之后,青铜器出土数量远远超过前期,分布广泛,诸侯国也出现不少青铜器。技术上,出现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闻名的《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大型器的制作,是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表现。另外,西周青铜器与商朝的差异还有:食器增多和酒器明显减少,以及造型、纹饰由厚重、神秘转为朴素、写实的风格。漆器种类繁多,还出现镶嵌蚌片和蚌泡,以及包铜或镶嵌青铜。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陶器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矽石琉璃。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等。骨器是周人生活不可或缺,如发笄、箭镞以及农具骨铲等,都可用动物骨、角或蚌壳制成。此外,还有集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等于一身的车辆制造。
周朝虽然重农,但不轻商。据史,周文王曾于荒灾时请四周商旅来往周地流通有无物资。西周时在王都、诸侯国都以及交通要道均设有市。当时商品有车、马、奴婢、木材、器用、布帛丝麻、五谷、果蔬、禽兽鱼鳖、珍异等。当时的货币为贝币,以朋为单位,一朋有五贝、二贝、十贝等说法。而珠玉、铜(古称金)等物,也类同货币,但西周商品交易还是以物易物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旗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等等属官。他们的职责主要有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商业的发展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出现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春秋时期,商业活动繁荣,著名商人有子贡、管仲、鲍叔牙等。孔子曾经夸赞子贡有预测商机的能力。战国时代,王侯权利越来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吕不韦。其中吕不韦还可以控制国家。
周人重礼,以维系人与天、人与人的关系。在「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概念下,建立政治秩序、宗法伦理、祭礼仪式、法理规范及道德价值等。因此务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若天子不敬德谨行,就会丧失「祈天永命」的机会,此即周朝的天命思想。并且以「信」、「义」为西周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此为敬德保民思想。从《燹公𪾔》得知给人以孝信,则得知以福禄,所以「孝信」为西周道德体系核心内涵的孝悌与诚信。而义的本质是「忠义」,就是忠君之义。
《周易》起源并非源自周文王,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按八卦所演变成六十四卦编排。主要是从西周的政事中推演万物运行的道理,所说的是适应周的统治者的行事决策。例如师出必须有纪律,失去纪律就是凶兆。周王分封诸侯而开国,并且不用小人,避免发生乱事。也叙述很多战事,或是祭祀等大事。《周易》将「道」字提升为事务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对此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周易》的思想,主要采取「中行」的手段和行动,来争取事业的成功和推广。采取「中行」的手段就能独自回复到正道上来。
西周也逐渐萌芽阴阳学。周幽王时,关中发生地震与山崩。从《国语·周语上》得知,太史伯阳父认为是阴气压迫下面的阳气,使阳气升不上来,而发生地震。这是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变化的创见,是阴阳家的一个重要起源。从《国语·郑语》得知,伯阳父与郑桓公讨论东迁与周末弊端时,提到五行如融合金、木、水、火、土,以成百物,以土为主要元素。而《尚书·洪范》的「洪范九畴」,也提到五行的性质作用、「五行」与「五味」的关系。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国学又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西周王畿的大学又称「辟雍」,诸侯国的的大学则称「泮宫」。大学有突出的实践性、开放性。学习内容从《周礼》得知,可能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目的将学生训练成合格的统治者,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还是贵族公共活动与社会交际的场所。关于西周的乡学,从《礼记·学记》得知「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从《孟子·滕文公上》得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文献说法不一,未有定论。到了东周中后期,因各国纷扰,导致各国自成国学。其中因为诸子流通结果,学派各自出炉,形成日后史典所称的「九流十家」。
周人的宗教与商人相似,主要有:崇拜上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与占卜问事等。周人对上帝与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会来人间监护其子孙。而鬼神主要有日月星辰之神、山川之神、土神与谷神等。周人居住西北的周原,看到是完整的天空,使得觉得天地无所不在;相较居住平原,附近可能有若干森林、沼泽的商人就不同。在周人信仰中,这些神多半是由上帝所册封的人鬼。例如周人的谷神,就是源自周人的租先后稷。周人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同于商人,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源自天意。认为「天命」只能降于居于「中国」的王者,这形成中国数千年争法统的理由。对祖先虽然祭祀恭敬,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恶言,甚至言「先祖匪人」等咒骂祖先之话。
周人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祭祀上帝的典礼称郊祀,由周王举行,上帝似乎不与普通人交流。其他神祇如土神、谷神等就直接主持人间事务如土壤肥沃、五谷丰收等。土神又称社,谷神又称稷,供奉社稷之神的地方也叫社与稷,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社祭的赛会。而商遗民的社则称毫社。在自然界中存在著众多的神灵,附身在巫觋,与人民沟通,人民也认为巫觋通晓过去未来,十分尊重,连王侯都有供奉。而《周易》是西周时期周人筮占用的书本。
王室诸侯中管理和鬼神交涉的官职,有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低等官员则有宗、祝、士、卜等。周人除了用人牲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牲祭祀祖先神灵,用人的数量和规模,和商代末期差不多,不像商王武丁时期那样盛大。
西周末年有出现宗教思想动摇的现象,怨天、骂天的诗句屡次出现。这里的「天」的形象与周初不同,变成昏庸、邪辟与残暴的上帝。所以人们诅咒上帝「昊天不佣」、「昊天不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因为西周末年,关中发生地震、天灾与干旱,使周人否定上帝神圣的地位。再加上周宣王后期到周幽王政事混乱,军事征伐消耗国力过大,引发周人对宗教思想的动摇。
另外还有昭穆制度,即字辈谱,用以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周朝在宗庙次序排列、墓地墓位排列及祭祀、宴飨等活动,都会序昭穆顺序。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下父子(祖、父)递为昭穆,以左为昭,右为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与子孙在祭祀时排列行礼也都是依昭穆。可见,昭穆是伴随祭祖活动而诞生的,它一出现就具有敬祖敦宗的内涵。昭穆制度还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公卿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
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主要有《尚书》、《周易》以及《诗经》。《尚书》中的《周书》,叙述周朝君臣讲话记录以及周朝历史。《逸周书》则是记录周文王到周景王的周朝历史。这些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严谨的文风。《周易》是周人对易学的总结,分《古经》和《易传》两部分,是最早哲学书,其博大精神的原理广泛影响后世哲学思想。《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而国风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的控诉。有「陈古刺今」的效用。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在交际的场合,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来表示想讲的意思。朝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
西周流传下来的文字有甲骨文与金文(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西周甲骨文大多出自周原,其技术源自商人,但有不同变化。西周出土的青铜器较多,其金文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西周研究以金文为主。金文初始于商朝中期,盛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其中以毛公鼎为金文代表,其字数与重要性最高。
西周音乐的发展,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西周结合礼仪制度与音乐和舞蹈,后世通称雅乐。雅乐的黄金时代从西周到春秋早期,在春秋晚期走向衰退。礼乐的规模按照贵族等级,有严格的大小规模:周王的乐队可以四面排列,为宫悬。诸侯则三面排列,为轩悬。卿和大夫则两面排列,为判悬。士只有一面,为特悬。悬为原指乐悬,又可代称整个乐队。据说舞蹈团的规模也有规范:周王用八佾,即八八六十四名舞者。诸侯为六佾,即八六四十八名舞者,大夫为四佾,即八四三十二名舞者、士为两佾,即八二十六名舞者。曲目也有限制,周王祭祖可用的《诗经·周颂·雍》,士大夫不可使用。周室使用雅乐的时机有用于祭祀(郊礼、社礼)、飨宴、射礼、战胜庆典之礼(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等。音乐包含六代乐舞、小舞、散乐、四夷之乐、房中乐、诗乐及其他宗教性乐舞(如求雨的舞雩和驱除疫鬼的傩)。当时的乐官为大司乐,负责音乐礼仪管理和教育。周朝贵族与国人普遍重视音乐修养,与礼仪深深绑在一起。东周之后,礼乐败坏,下位者僭越上位者的礼仪。例如执政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等三家大夫用周王在用的《诗经·周颂·雍》来结束祭祀。另一方面,雅乐瓦解,乐师各奔前程。例如太师挚投奔齐国、亚饭-{干}-投奔楚国、三饭缭投奔蔡国、四饭缺投奔秦国。周朝乐器种类繁多,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磐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竽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瓠、革之音,大都齐备。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有宫、商、角、征、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律吕学。
西周时期持续重视异常天象,尤其是日蚀与月蚀的天文事件。周人以天象对应人事,进而形成「天」崇拜,产生天命观。此后,天文学家就从事观天象卜天意给帝王分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提到的朔日的记载,说明西周历法的进步。十三月记事的存在和干支的运用,表示西周有部分沿用殷历的可能性。《诗经·豳风·七月》提到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为大火这颗星将沉没于西南地平,与《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和八月「辰则伏」的记载天象相符,这是妇女准备冬衣所参考的天象。西周可能将朔望月分成三段:「既生霸」为上半月,「既望」为下半月,「既霸死」则看不到月亮。当时对天象的观察和计时制度,是使用十二辰计时方式。
西周时代的数学有加法和乘法的概念。关于河图洛书,在《周易·系辞上》提到「河出图,洛出书」。而《尚书·周书·顾命》也提到「天球、河图在东序」的记载,这些都只有文字说明。到西汉后,文献才记载河图洛书实为幻方与九宫图。医学方面,初步将医与巫分开,《周礼》将巫祝列于春官宗伯管辖,将医师列为天官冢宰管辖。医学以经验为主,提出气候季节会生那些疾病。并且根据病人生病的特征判断疾病,给予药物或治疗。周代建筑实物已无留存,虽发现一些遗存基址,但上部构造和外观仍不甚明了。只能透过当代青铜器、漆器中的仿建筑部分来推论。从夨令簋可得知,器座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斗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蹲兽方鬲,约铸于西周中期。器下作屋形,前有双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门上下用连楹和门枕固定在门楣、门槛上。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瓦的最早考古实物是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遗址,瓦的总类多达十几种,花样纹饰各不相同。
由于共和纪年(前841年)前的年代没有确切纪录,西周年代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许多研究者先推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再类推各代诸王统治年数去还原统治时间。例如西汉刘歆从《国语·周语下》提到武王伐纣的天文景象来推算年代。唐朝僧侣一行利用《竹书纪年》纪载「《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新唐书·历志》〉」来推算年代。部分研究者则是从西周末年犬戎之祸的年代及西周诸王积年来反推,但是诸王积年的准确性令人质疑。这些求证法都以古代文献为依据,文献的精确性会影响年代的正确性。论证方法的不同,使得每个推估的结果都不同,年代差距很大。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学者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计划,尝试以《古本竹书纪年》纪录的「天再旦」天文事件以及用碳14定年法界定西周考古物等方式来推算年代。然而其论证方法不适合精确到数年。2000年《简本》报告发表后,引起中外学者广泛争议,目前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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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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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周,在中国历史上可以指:
周也可能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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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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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03年),简称春秋, 是东周的前半段时期。
春秋时代周天子的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当时齐桓公提出「尊周室,攘夷狄,禁篡弑,抑兼并」(尊王攘夷)的思想,因此周天子于表面上仍获尊重。
春秋时期因孔子修订的《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共二百四十二年。后史学家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平王东迁到洛邑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应到《左传》记载之终(前468年)、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之,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次,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鲁国朝王三次,聘周四次。
前771年,因周幽王宠信褒姒,废太子宜臼。宜臼逃至申国,他外公申侯联合曾侯、许文公及犬戎(外族)推翻周幽王,都城宗周被毁坏,后周平王上任,前770年周平王被迫将国都从镐京迁至成周(雒邑)。因雒邑在镐京之东,此后的周朝史称东周。
申侯引犬戎攻入京师,害死女婿周幽王,以恢复外孙周平王的太子地位,拥立平王,使平王有弑父之嫌,因而使周天子在诸侯间的威望下降,其次各诸侯国势力逐渐强大,互相攻伐,故平王东迁后,周室渐渐衰落。周王室放弃了原本的关中地区(宗周),只有洛邑周边(成周)一小块王畿,而失去对其他诸侯国的控制。
另外,由于卿士郑庄公连打胜仗,势力越来越大,逐渐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周平王看到郑国太骄横了,不愿把处理朝政的大权都交给郑庄公,想将一半的权力交给另一个卿士虢公忌父,郑庄公知道后很不满。
周平王不敢得罪郑庄公,公元前720年,就将王子狐作为人质让他住到郑国去;而郑国公子忽也作为人质住到都城雒邑,史称“周郑交质”。这两件事使周天子的地位大为降低。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年),由于郑庄公不尊王室的问题与郑国争执,周桓王率陈、蔡、卫等国军队讨伐郑国,郑庄公领兵抗拒,两军战于𦈡葛(今河南长葛北),史称“𦈡葛之战”,郑庄公打败了王师,一箭射中周王的肩膀。说明周王的地位已严重下降,只是还保存着天下共主的虚名罢了,诸侯争霸的时代正式到来。
前685年,齐国君主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他国家,抗击夷狄。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陈兵“蛮夷”楚国边境,质询楚国为何不向周王室朝贡,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又于公元前651年举行葵丘会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会盟霸主的制度。
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传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自称为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与威望都不足。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成王称雄一时。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时期晋国向四面扩张,领土和国力大增。但献公宠信爱姬,废嫡立幼,致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秦晋之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然后会盟于践土,成为中原霸主。
晋文公死后,秦晋联盟被瓦解,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秦晋殽之战(前627年),秦全军覆没,大将孟明视被俘虏,隔年在彭衙之战再败,虽然以后有王官之战的胜利,但终没法挑战晋在中原的地位,惟有转而向西发展,秦穆公任用由余,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宽地千里,独霸西戎。
楚国在城濮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启用贤臣孙叔敖兴修水利,改革军制,国力更为强大,在攻克陆浑戎后,竟陈兵周郊,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器 - 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邲之战),大胜晋国。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
晋楚两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击垮对方。于是由宋国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是为华元弭兵。但是不久之后,会盟破裂。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战、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很多中原小国都备受到影响,疲惫不堪。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出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宋国再次出面斡旋,邀请晋楚和各诸侯国举行第二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史称『向戌弭兵』。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世袭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这些贵族(士大夫)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史称三家分晋。到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战国的分界点。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地位相近。各国之间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动乱时有发生,弑君现象屡见不鲜。《春秋》和《左传》中记载的弑君事件达43次之多,主要集中在春秋前期,这也反映了西周东周交替时权力的急剧变化。「春秋战国之时,已渐由封建而变为郡县。」「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开始普及,春秋时期除使用块炼铁外,还掌握了冶炼生铁的先进技术。铁器的使用使大规模开垦荒地成为可能,促进了私田的发展,同时也为手工业提供了锐利的工具,牛耕渐趋普遍起来,牛耕技术的发展,只有与铁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发挥出它的功能。在青铜冶铸方面发明了错金、错银、嵌红铜等新工艺。侯马大批铸造陶范的出土,显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冶铸业和采矿业的规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时期。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造成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如儒家的孔子创办私学,首开私学风气。孔子提倡有教无类的办学思想,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为人们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途径。而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后这为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的不稳定,礼乐崩坏,学术受政治影响小,学术思想得以获得发展,开始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如道家的老子等。老子著有《道德经》,道德经阐述了中国古代朴素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论语》是孔子弟子将孔子的主要言行记录下来整理的。其后,儒家开始发韧,在学术上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尤其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占据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长达两千余年。
春秋时代的艺术,主要是青铜器上面的雕刻。著名的三足羊首鼎就是春秋时代的青铜艺术品。1923年,在新郑市出土了大量春秋时代的青铜鼎、爵,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相比之下工艺已经大大发展。青铜器上的纹饰也很讲究。
春秋时代的木雕艺术以南方的楚国最为闻名。春秋时代的青铜祭器数量极多,且大小各异,西元前六至五世纪发展出来的精致装饰为其特色。相较之下,春秋时代这类的青铜器较通常不加装饰的战国时代青铜器为重要。考古挖掘出的春秋时代印章为目前所知最早的,然而有文献证据显示印章出现的时间更早。此外,中国的金器制作亦在春秋时代开始普及。
铁器和牛耕在春秋时期得到推广,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方面。
中国传统农业在春秋时期才开始形成。春秋时期的人们发明了以前没有的铁犁铧、铁锄、连枷、石磨等新农具。
春秋时期青铜器铸造也是这一时代的特征,以曾国和楚国、徐国的青铜器为代表。
春秋时期诸侯国渐强盛,兴建大量城市和宫殿。其时多为以阶梯形夯土台为基的台榭式建筑。以夯土台为中心,附建木质结构房屋,形成多层次宫殿。
而楚国在楚灵王时期建的章华台更是春秋时的建筑代表。
山东省临淄县郎家庄春秋时代墓葬出土的漆器残片,中画圆形,四面画四座建筑,柱顶上有栱,承托脊檩。窗仍为井字格,但另加小格。这种四室相背的建筑可能和台榭建筑有关。
前753年:古罗马进入王政时代(前753年-前509年)
前550年: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成立(前550年-前330年)
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时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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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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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西周(大约在前1122年与前1046年之间—前771年),指中国历史上东迁之前的周朝。周朝是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国姓为姬。原居于渭水流域。其后为逃避戎狄而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并于此地发展农业,建筑城郭,设立官制。都丰镐(宗周)(今陕西西安),成王五年营建雒邑(又称成周),以此为中心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经常在成周驻节,但是主要活动依旧以镐京为中心。 昭穆之世,周人加强了对东方的活动,大量活动以成周为中心。等到周幽王时,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经历战火的宗周宫室焚毁,周宗室在丰镐一带再难以立足(后来这里由秦人夺回),周平王只得东迁至成周,史称平王东迁。
西周从约前1122年或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352年或276年。
前770年,平王弃宗周而迁都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部族集团逐步形成,成为汉民族的前身之一,周边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其他部落。
以武装封建与军事占领来进行东进。每有新开拓领地,须筑城、建庙、立社,即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周人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落,周人自称始祖为后禝,是五帝中帝喾之子,但其祖上家谱伪造痕迹明显,随着有夏氏的衰落,周人的先祖“自撺于戎狄之间”,西迁陇西一带,后周人居住于今关山(今六盘山)一带。他们的先祖为姜嫄,可能与古羌人有渊源关系。姜嫄之子后稷是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的农官之长便以“后稷”命名,其后,周人东迁岐山关中一带,遂逐步崛起。
从后稷到到文王中间有若干个王,《史记·周本纪》、《世本》记载有十五代,依次是后稷(名弃)、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然而‘自后稷至文王千余年,只经过十几代是不可能的,后人多对此表示怀疑。
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公刘时迁至自然环境优异的豳。到达豳地以后,周人开垦田地、营建房屋、并确立了一套举行祭祀、宴会的礼仪。“京”、“京师”就是源自公刘时代对国都的称谓。商王武丁时期,周成为商的封国。公亶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时,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歧阳周原。这时政治设施有了长足发展,王宫设皋门、应门,国都设宗庙、社稷即始于此时。
太王死后,少子季历继位。由于与太伯所建吴国、任姓诸侯保持友好,加之商朝国力衰微,周的力量不断壮大。商王武乙时期,周开始武力开拓领土,首先花了三年时间征服鬼方。之后,季历继续进攻山西地区的戎狄,在攻打燕京戎时受挫,然而接着还是攻克了余无戎。打败余无戎后,季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一种相当于方伯的职位)。由于季历将周国的领土大大向西北扩展,受到了文丁的提防,《竹书纪年》载其为文丁所囚杀,而《史记》对此说法不予承认和收录。
季历死后,其长子继位,是为周文王,他曾被商王册命为西伯。崇侯虎向纣报告了西伯对处死九侯的不满,西伯因此被囚禁于羑里,直到西伯的属下进贡美女和财物才被赦免。周文王一面殷勤侍奉商王纣,一面借口征讨叛国四处开拓领土,周的势力得以大幅度扩张。文王团结诸侯,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先后征服了犬戎、密(密须)。之后又灭掉了山西地区的黎,并攻克盂(又作于、邗)。崇侯虎所在的崇是当时的东方强国,也在激烈的攻城战之后被周攻占。文王在克崇后迁都到丰,并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健全了政治机构,积聚了一大批有才能的贵族,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
文王死后,其次子姬发继承了他开创的基业,这就是后来的周武王。武王继位后第二年,即统帅大军在盟津与诸侯结盟,两年后在此誓师,准备北伐克商。武王统帅的精锐部队(据说只有“戍车三百乘,虎蕡三百人”)于盟津渡河后,经历六天到达牧野。参加决战的除了周人的锐兵,还有不少西南蛮夷部落的军队以及一些盟国的国君、将领。在周元帅吕尚的指挥下,周国军队与周人自称的数量远高于己的商朝军队展开决战,当天即获得全胜。纣被迫自焚,商朝中央政权被推翻。
占有京畿朝歌之后,周军兵分四路南下,开始攻击侵略东部和南方藩属于商的诸侯国。克商之后,武王分别在牧野举行了告捷礼、在殷都举行了社神祭、在宗周举行了献俘礼,并迁都于镐京(即宗周),周朝建立。周武王灭商纣王的年份是约西元前1122年至前1046年之间。
武王克殷后,开始分封诸侯,这些诸侯有先代君王之后、有功的异姓贵族,也有姬姓亲属。武王还留下商代王畿北部继续作武庚(殷纣之子)的封国、对投诚者保留原有食邑。武王克殷后四年便去世了,他的四弟周公旦称摄政王,代年幼的成王治理天下。
成王和后来即位的康王钊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成康之治,是西周安定时代的开始。成王即位初,由周公摄政,周公三兄管叔、五弟蔡叔八弟霍叔不满,开始散布周公将对成王不利的谣言,发动叛乱,自称「勤王」,史称“三监之乱”。并怂恿武庚、东夷一起发动了叛乱。周公兴师东征,战线北至梁山、南至淮上,最终将管、蔡、霍、武庚之叛各个击破。周公把殷民分别交于明保(周公之子)、康叔(周公六弟)等人统治并颁布训诫;让殷朝宗室微子启(纣王庶兄)代替武庚典承商汤香火,封至宋国;另外的殷朝顽军迁至洛阳地区,由周公亲自管辖。叛乱平定后,周公作《多方》、《多士》来告诫殷人,对殷贵族采取思想、经济、政治各方面的安抚政策。周公摄政五年,开始在雒邑营建东都成周,以便更有效的统治东方地区,成王到成周开始亲政。召公奭召集各方首领,教导成王以德治国、重用老成人。成周建成后,成王回镐京即君位,周公则留下治理东都。至此,周朝廷才得以巩固。
周人的分封诸侯虽早于武王时开始,但大量封国是在成康之世才出现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周初分封共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就有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而《荀子·儒效》则说姬姓有五十三国。可见周初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而同时兼顾到异姓。其中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二弟(一说从侄)虢仲、虢叔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西虢(今陕西宝鸡),文王诸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今山西霍州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聃(今河南阜阳)、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诸子封于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诸子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封于燕(今北京)。主要的异姓诸侯则有:殷贵族微子启封于宋(今河南商丘附近),姒姓封于杞(今河南杞县),嬴姓封于葛(今河南宁县西北),妘姓封于陈(今河南淮阳)等等。最初的封建主要集中在中原,是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在之后并没有继续推广。这些封国以人群为主体,常常迁徙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它们由河南向东、向南迁移,形成了周王室新的屏障。
成康时代,周王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的政策,因而农业生产颇有起色、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外邦来朝、政局稳定、人民和睦。然而康王晚期喜好征伐,据小盂鼎铭文,仅在与鬼方间的战争中就斩首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亦常有冲突,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周康王死后,子周昭王(瑕)继位。昭王十六年,他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3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溺死,军队也遭覆没。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满),在位长达55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部落逐渐兴盛。
周共王繄扈继位。
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
周孝王周共王的弟弟,周懿王的叔父。周懿王病死后继承王位。
周夷王在位时,诸侯来朝,下堂迎见,不敢坐受朝拜。显示周的权威已大幅降低。
到周厉王时期,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
前842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市)。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46年。宣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宣王晚年,周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惨败。
周幽王时,周室的危机更为严重。周幽王奢侈腐化,贪得无厌,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地方贪污不断,卿士皇父将搜刮的财富运出关中,于向(今河南济源)建都藏财富。前779年,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失败,使西戎更加壮大。关中发生地震、山崩和旱灾,使得西周王畿的人民东逃东土。郑桓公也听从太史伯阳的建议,将郑人东迁至虢国与郐国之间。西周亡国后,郑人于此地重建郑国,国都为新郑(今河南新郑)。
周幽王十分宠爱褒姒,甚至废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后}-,立姬伯服为太子。姬宜臼投奔申国,周幽王出兵伐盟国姜姓申国。申侯就联合缯国、西戎与犬戎反攻周幽王。战乱期间,周贵族纷纷埋象征权力的鼎、簋、盘等铜器后东逃东土。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杀周幽王与姬伯服於戏(今陕西临潼东),尽取周赂而去,史称犬戎之祸,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诸侯共立周幽王之弟周携王于虢。周携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空位九年后,晋文侯,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平王三年,避犬戎,舍弃镐京,以雒邑成周为都,东周建立。
西周继承商代的内外服制,发展出了畿服制度,它是与分封制相适应的。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作王畿,是王朝的中心。王都以外的地区则按离王都距离和关系远近划分为诸服,有五服、三服、六服、九服等说。《国语·周语上》记载公谋父之说,将畿服分为五服。甸服为王畿,侯服、宾服为华夏族各诸侯,要服、荒服则指边远的外邦部族,只有周「王母弟甥舅」的诸侯国才可以被视为华夏。
畿服制度将纳贡作为义务加给诸侯,如若诸侯不从,则天子可以武力相加。纳贡的方式和时间则有服数决定。据《国语》记载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
西周建立了一套宗法制度,配合和维系封建制度的发展。宗法制度规定天子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其他儿子则被分封为次一级的职位,即诸侯、卿大夫或士。这两种制度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巩固周朝的统治。
实行以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宗法源于氏族社会,突出父权和族权。商代时父系家长制就已存在,到后期官职由宗族族长世袭已十分普遍,至周时更发展为系统的统治体系。宗法制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有利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和谐。
周朝代商之际,初分为公、监、侯、伯、子五等,三监之乱后改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均世袭罔替。 诸侯有封地国,对封国具统治权。 各封国内,置卿、大夫、士等爵位,例如:楚国等置执圭、执帛等爵位。 卿及大夫有封地邑,对封邑同样具统治权,唯受命于诸侯。依据《孟子‧万章篇》所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普遍废除了卿大夫的采邑制度改行郡县制,出现了有别于之前卿大夫的封爵,如彻侯、君等。这些新设的封爵有大小不等的食邑,大多数都不能世袭。
在诸侯封国中,随着诸侯的爵位高低,为了方便监视,命卿权力亦由天子限制。例如:公、侯三卿全由天子任命;伯三卿,二卿由天子任命;子、男二卿,ㄧ卿由天子任命。卿以下职位(大夫和士)皆由诸侯自由任命。天子任命之诸侯大多是担当掌管司法的大正或是掌管军事的司马。故诸候在封国内没有独立的管治权。
周武王实行第一次封建,原因有三:首先是为了安抚殷民,同时加以监视;其次是进行武装移民,借此扩展势力;还有就是笼络人心,以巩固周朝的统治。封建实际上是分封诸侯,即将土地分给诸侯去建立他们的管辖范围。周初第一次封建的经过和内容,主要有以下数项:
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实行第二次封建。目的有是为了分化殷地遗民,防止殷民再次起来叛变;巩固周朝的统治,作为王室的屏藩;以及扩大统治范围,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第二次封建的内容主要包括:把殷人旧地分封为宋、卫二国,以方便统治;大封亲属和功臣,作为王室的屏藩;周公特意把第一次封建的一些封国向东移,部分更远至东方海边,借此扩大统治范围,并将殷人的封国包围其中,以防其再生叛乱。其中如将姜尚之子吕伋封在山东的齐,召公奭之子封于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
周武王和周公总共分封71国,其中姓姬的诸侯占了53个,可见周初两次的大封建,所分封的诸侯多数是周王的同姓子弟,其次才是功臣。在封建制度下,周王又称为「天子」,具有高高在上的权威,分封诸侯的作用,就是要他们作为中央的屏藩。
此外,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等五等。诸侯必须服从天子的命令,向天子交纳贡品,定期朝见天子,并带兵随天子作战。
徐智认为:“西周的封建自是因周室征服中国,分遣其人众一控御四方,但封建制度的建立,并不与生产工具的改变相伴随。……是以周人封建制度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解的主要原因。封建制是以天子为首,由上而下的系统。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后,因其弑父之嫌及诸候不再拥护,地位日降,终至「王命不行」,乃诸侯崛起之时,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经济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间淡化,封建面临崩溃。及至三家分晋,战国开始,上述情况发展更盛,改变趋势锐不可挡。「周初千八百国,至春秋之初,仅存百二十四国。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变为郡县之制。」
在秦灭六国之战后,秦朝废封建,置郡县,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制度。
西周初年刑法分“轻典”、“中典”、“重典”,合称“三典”。西周中期,阶级矛盾尖锐,周穆王命吕侯参照夏朝的赎刑制度制定《吕刑》,有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共三千条。后来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赎、鞭、扑、流等四种刑罚,称为九刑。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实行井田制度。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西周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采集是当时平民的主要日常生活来源,而狩猎则是贵族的娱乐活动。周朝是多妻民族,因此引进了宦官制度,直接影响了中原文化,直到清朝灭亡为止。
西周的制陶及制釉技术十分进步,不过器皿多半为灰色。雕制玉器的数量减少。
辟雍是西周时的大学,贵族子弟在这里学习礼仪、音乐、舞蹈、骑马等。辟雍和上庠、东序、瞽宗、成均合称五学。
西周时各诸侯国的军队并不由国君掌握,而是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周朝建立以后,仍不断用兵,常和荆楚、鬼方、严允、东夷、淮夷等邻邦发生战争,互有胜负。《诗经·采微》描述当时周王朝与𤞤狁作战情况和士兵的艰苦战斗生活:“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𤞤狁之故。不遑启居,𤞤狁之故。”与此相反,更多的则是与邻邦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
《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诗经》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声,而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统治者的愤怒控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面貌。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
西周铜器建筑图像,已知最早一件表现建筑的铜器是夨令簋,约铸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器座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斗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另在陕西省扶风县出土一件蹲兽方鬲,约铸于西周中期。器下作屋形,前有双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门上下用连楹和门枕固定在门楣、门槛上。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传世的还有一件方鬲,同前者相似,但屋有前廊,廊外缘有田字格栏杆。这些虽不是建筑全部形象,但可看出西周建筑的某些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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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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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
东周(前770年至前256年),是历史上对国都东迁以后的周朝的称呼,相对于之前国都在镐京的时期,即西周。东周也是「春秋时代」的开始。
东周京都于前770年自镐京(今陕西省西安市),东迁至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传26王,前后515年。
周幽王死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他就是周平王。他即位第二年,见镐京被战火破坏,又受到犬戎侵扰,便迁都雒邑,史称「东周」,以别于在这以前的西周。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持续了二百多年,称为「春秋时代」;东周的后半期,周天子地位渐失,亦持续了二百多年,称为「战国时代」。
周平王东迁以后,管辖范围大减,形同一个小国,加上被指有弑父之嫌,在诸侯中的威望已经大不如前。面对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和兼并,边境的外族又乘机入侵,周天子不能担负共主的责任,经常要向一些强大的诸侯求助。在这情况下,强大的诸侯便自居霸主。中原诸侯对四夷侵扰则以「尊王攘夷」口号团结自卫,战国时代徐州相王、五国相王后各大诸侯纷纷僭越称王(吴、越、楚三国春秋时代已称王),周王权威进一步受损。
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发生“子带之乱”,襄王不能平,求救于晋文公,文公诛叔带,遂为伯而得河内地。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襄王为晋文公所迫,于河阳践土会盟。
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欲观九鼎。定王使王孙满应设以辞,楚人遂去。
周赧王时,东周国势益弱,同时内部争斗不休,以至分为东周国和西周国,赧王迁都西周。周赧王八年(前307年),秦借道两周之间攻韩,周人两边都不敢得罪,左右为难。东西两周位于诸强国之间,不能同心协力,反而彼此攻杀。至赧王六十年(前255年),西周国为秦所灭,赧王死,七年后,东周国亦为秦所灭。
春秋时代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
一般而言,春秋时代从周平王五十年(前722年)起,直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四十四年(前476年)为止,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时代应到三家灭智(前453年)或三家分晋(前403年),原因是即使到三家分晋,除秦、楚、齐等国外,还有其他大小王国。
由三家分晋,春秋时代结束,直到秦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这段时间,一般称为战国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东周王朝在战国后期(前256年)即已被秦灭亡,所以战国时代在时间上并不全然包含在东周里面。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的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是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东周基本上进入了铁器时代。
在东周时期,铁器被广泛使用。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整体上来看人口不断成长,原来各诸侯国之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存在。各国因争夺土地或者水利资源,冲突时起。铜钱开始流行,甚至在楚国还出现了金币—郢钱,出现一定的商品经济和商人阶层。教育向平民普及。贵族与平民间的界限也被冲破。社会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周王朝建立的宗法封建制度,已经不能适应这一变化。
东周与西周的地理位置差异反应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是东周晚期的艺术作品,展现了多元的风貌与高水准的技术。或许受到孔子反对以人殉葬的影响,以低温烧制的陪葬塑像(明器,又称「冥器」、「盟器」)数量增加。
东周时期亦出现低温绿色铅釉器皿、质地松的打磨黑色器皿、高温釉器皿等。有些陶器仿效最新流行的漆器,色彩鲜明,有些则仿效青铜器。另有模制与装饰的陶瓦、陶砖。西周时期较少见的玉雕再次成为重要的陪葬品与个人饰物。青铜的应用不限于宗教礼仪用途,变得较为世俗,常用作结婚赠礼之居家装饰。青铜钟及青铜镜逐渐流行,动物和怪兽图腾则由色彩缤纷而样式化的装饰图案所取代。东周墓葬出土有最早绘于丝绢上的画作。此外,亦发现了汉代及唐代陪葬陶器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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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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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中华民国政治家。福建闽县(闽侯县、林森县)人。1932年起接替蒋中正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1943年逝世后继续由蒋中正担任此职。
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尚干乡凤港村(今属祥谦镇)。1877年入美国教会学校培元学校,1881年考入鹤龄英华书院,1884年任职台北电报局,台湾割让后回福州。1902年到上海江海关任职,其间参加反清活动,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江西九江军政府民政长。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临时参议院议长。南北议和,中央北迁之后,1913年4月当选为首届国会全院委员长。11月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随孙中山从上海南下广州,任广东非常国会议员、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任内聘郑祖荫为秘书。1921年任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长。1923年任大本营建设部部长。1924年当选国民党「第一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一全)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11月与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即「西山会议」,任西山会议派的「中央执行委员兼海外部部长」。宁汉合流后,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立法院副院长。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主席,长达12年之久。由于林森在政治路线上一向和蒋中正相左,所以他的当选只是政治妥协的结果,并未掌握实权。
1931-32年,林森出访菲律宾、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慰问侨胞并视察国民党党务,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国访问。1937年5月9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巡视广东军政。
1943年8月1日,林森在抗战中的重庆因车祸逝世,享年76岁,安葬于重庆林园。1944年8月11日,国民政府令改福建省闽侯县为林森县,以纪念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
他曾游览福建省连江县的青芝山,并对当地景色为之著迷,故自号青芝老人。他76岁时在重庆因车祸逝世,生前他在青芝山建有骨塔,期望死后葬在青芝山旁。但该骨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恶意破坏,直到1979年才得以修复。
另外,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内有林森的手植树。
以林森为名的道路在台湾各处都能见到,就如同中山路与中正路,包含台北市(林森北路、林森南路)、新北市板桥区(林森街)、新北市永和区、新北市汐止区(林森街)、桃园市桃园区、桃园市中坜区、桃园市龟山区、新竹市、新竹县竹东镇、苗-{栗}-县苗-{栗}-市(林森街)、苗栗县头份市、台中市、台中市雾峰区、彰化县彰化市、彰化县员林镇、南投县竹山镇(林森巷)、云林县虎尾镇与土库镇(横跨两镇)、云林县麦寮乡、嘉义市(林森东路、林森西路)、台南市、台南市六甲区(林森街)、高雄市(林森一路、林森二路、林森三路、林森四路)高雄市凤山区、高雄市甲仙区、高雄市仁武区(林森巷)、屏东县屏东市、屏东县九如乡、屏东县恒春镇(林森路、林森巷)、宜兰县苏澳镇、宜兰县罗东镇、宜兰县宜兰市、花莲县光复乡、花莲县花莲市。
学校方面也有以林森命名的,在台湾以「林森」为名的国民小学至少有三所,分别在苗-{栗}-县苑里镇、嘉义市东区与桃园市中坜区。
另外,中华民国总统府前方介寿公园内,亦设有林森铜像。林森北路旁有一座林森公园。
位于重庆市曾有一条林森路,1949年中共控制重庆后更名为“解放路”。
重庆大学A区的正门校名也为林森所题字。
位于上海市的淮海路在1945年11月1日至1950年5月25日之间也曾名叫林森路,分为林森东路、林森中路、林森西路三段,分别对应现在的淮海东路、淮海中路、淮海西路。
南京市中华民国总统府原址内有一栋建筑物命名为子超楼,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与行宪后中华民国总统的办公地点,唯在中央政府播迁到台后政府功能全部迁移至台北总统府。
1944年因为国民政府为纪念林森主席的贡献而将其家乡——福建省闽侯县改名为林森县。1950年4月中共将之复名。
重庆歌乐山上有一处蒋中正赠给林森的园林,至今仍被称作林园,此处亦是林森埋骨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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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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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
南极()是根据地球的旋转方式决定的最南点。它通常表示地理上的南极区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概念,南纬60度以南的地区称为南极,它是南大洋及其岛屿和南极大陆的总称,总面积约6500万平方公里。
字面上,南极就是地球的最南端。而实际上又有南极洲、南极点、南极大陆、南极地区、南极圈等多种涵义。而地理学上的南极为南地极和南磁极。
目前「南地极」位于南极洲内,并插有标记。但由于大陆漂移,在地球的历史上其实大多数时间南极洲都在距离南极很远的地方;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地理学家都要修正南极的位置。上一次修正南极位置的时间在2000年。
此外,在天文学,如果我们把「南地极」投射到天球上,就可以得到南天极。
「南磁极」,是两个地球磁极之一。它位于地理南极的附近,但是它的位置也在缓慢并不断的变化著。1909年1月16日,由欧内斯特·沙克尔顿带领的探险队发现了南磁极。
南纬66度34分的纬线为南极圈。在极圈内会有极昼和极夜现象,极圈也是划分温带与寒带的界限。
南极洲包括南极大陆及其周围岛屿,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其中大陆面积为1239万平方公里,岛屿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达2.47万公里。南极洲另有约158.2万平方公里的冰架。南极洲的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
南极大陆是指南极洲除周围岛屿以外的陆地,是世界上发现最晚的大陆,它孤独地位于地球的最南端。南极大陆95%以上的面积为厚度极高的冰雪所覆盖,素有「白色大陆」之称。在全球6块大陆中,南极大陆大于澳大利亚大陆,排名第5。南极大陆和澳大利亚大陆是世界上仅有的被海洋包围的2块大陆,其四周有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形成一个围绕地球的巨大水圈,呈完全封闭状态(参看南冰洋),是一块远离其他大陆、与文明世界完全隔绝的大陆,至今仍然没有常住居民,只有少量的科学考察人员轮流在为数不多的考察站临时居住和工作。
1820-1940年代年代间,各国探险家相继发现南极大陆的不同区域,英国、纽西兰、德国、南非、澳大利亚、法国、挪威、智利、阿根廷、巴西10个国家的政府先后对南极洲的部分地区正式提出主权要求,使这块冰封万年的平静大地笼罩上国际纠纷的阴影。
根据1961年6月通过的《南极条约》,冻结以上其中9国对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规定南极只用于和平目的,可以说,南极现在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它属于全人类。
南极大陆是最难接近的大陆。与南极大陆最接近的大陆是南美洲,它们之间是970公里宽的德雷克海峡。南极大陆与其他大陆不仅相距遥远,而且周围还为数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的冰架和浮冰所环绕,冬天时浮冰的面积可达1900万平方公里;即使在南极的夏天,其面积也有260万平方公里;南极大陆周围海洋中还漂浮著数以万计的巨大的冰山,为海上航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地球上最高的大陆是南极大陆。地球上其他几个大陆的平均海拔高程为:亚洲950米,北美洲700米,南美洲600米,非洲560米,欧洲最低,只有300米,大洋洲的平均高度还不甚清楚,估计也不过几百米。然而,南极大陆,就其自然表面来说,其平均海拔高程为2350米,比其他几个大陆中最高的亚洲还要高得多。但是,如果把覆盖在南极大陆上的冰盖剥离,它的平均高度仅有410米,比整个地球上陆地的平均高度要低得多。
由于海拔高,空气稀薄,再加上冰雪表面对太阳辐射的反射等,使得南极大陆成为世界上最为寒冷的地区,其平均气温比北极还要低20度。南极大陆的年平均气温为零下25度。南极沿海地区的年平均温度为零下17~20度左右;而内陆地区为年平均温度则为零下40~50度;东南极高原地区最为寒冷,年平均气温低达零下57度。到现在为止,地球上观测到的最低气温为摄氏零下89.2度,这是1983年7月在苏联东方站记录到的。
南极的寒冷首先是与它所处的高纬度地理位置有关,由于高纬度地理位置,导致了在一年中漫长的极夜期间没有太阳光。同时,与太阳光线入射角有关,纬度越高,阳光的入射角越大,单位面积所吸收的太阳热能越少。南极位于地球上纬度最高的地区,太阳的入射角最小,阳光只能斜射到地表,而斜射的阳光热量又最低。再者,南极大陆地表95%被白色的冰雪覆盖,冰雪对日照的反射率为80%一84%,只剩下不足20%到达地面,而这所剩的极少热量,又大部分被反射回太空。南极的高海拔和相对稀薄的空气又使得热量不容易保存,所以南极异常寒冷。
南极大陆是风暴最频繁、风力最大的大陆,风速在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大风在南极是经常可以遇到的。南极大陆沿海地带的风力最大,平均风速为每秒17~18米,而东南极大陆沿海一带风力最强,风速可达每秒40~50米。在法国南极观测站「迪尔维尔」曾测到每秒100米的大风(每小时360公里,比台风泰培还要强),相当于蒲福氏风级17级下限的1.78倍,而它的破坏力相当于12级下限的3.18倍。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记录到的最大的风。因此,南极又被称之为「风极」。
除了严寒之外,狂风则是科学考察人员在南极所遇到的另外一个天险。狂风会很快带走人体的热量,使人发生冻伤甚至冻死事故。极夜的风暴,其速度有时超过每秒40米(13级风)。此时若有人身置户外,便会有生命之虞。
1960年10月10日下午,在日本昭和基地进行科学考察的福岛绅博士,走出基地食堂去喂狗,突遇每秒35米的暴风雪,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直到1967年2月9日,其尸体在距站区4.2公里处被发现并且保存完好。
在欧洲人航行发现新大陆与确立航线以前,就已经有南极洲的地图,其中已详尽绘出了南极洲的山脉河川及海岸。以现代最新的冰层探测法鉴定,发现冰层底下真正的南极陆地,与该16世纪的古地图所表现的现象十分接近。
第一个发现南极大陆的航海者至今有争议,但是俄国人别林斯高晋的可能性为最大。而第一个踏上南极大陆的人,则很有可能是美国的一个海豹捕猎船的船长——约翰·戴维斯。
而第一个到达南极点的人是罗尔德·阿蒙森(Roald Amundsen)以及他的随行人员,到达时间是1911年12月14日。亚孟森的主要对手罗伯特·史考特(Robert Falcon Scott)在一个月后到达南极点。在回程的时候,史考特以及他的同伴四人全部由于饥饿和极度的寒冷而死亡。
曾经有七队探险队利用陆上交通到达南极点。以到达时间排列他们分别为:
为纪念亚孟森和斯科特,亚孟森-斯科特南极站(Amundsen-Scott South Pole Station)于1958年在国际地球物理年上建立,并永久性地为研究和职员提供帮助。
日本南极观测队于2006年1月26日在日本南极观测站基地「富士圆顶」(Fuji Dome)附近发现,据日本国立极地研究所所长藤井理行表示,这是在南极冰盖下9994英呎处发现;日本教育科学部门的官员梅崎友治表示,冰芯气泡中含有许多气泡,这些气泡里面的气体,很有可能是百万年前留下来的,如果经过研究,不但可以了解以前的地球环境,还可以用来预测以后的气候。经估计,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冰芯,历史约有1亿年左右。
南极大陆可以说是全世界唯一没有犬只的地区。「南极条约体系」出于保护南极环境考虑,1991年在西班牙马德里发布南极禁犬令:「犬只不宜再引进南极大陆及冰架;南极区域所有的犬只必须在1994年4月前离开。」遵照禁令,此后驻扎在南极的各国考察研究团队再没有任何犬只陪伴。
狗在南极的研究及勘察史上,用于拉雪橇替代人力,狗在南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著机械化水平大幅度提高,狗的作用大大降低,最后只当作宠物。
因为人们最担心的事情就是渡渡鸟事件的重蹈覆辙,因人类活动和包含犬只的境外移入造成多种物种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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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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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风琴
管风琴()是一种键盘乐器,也是体积最大的乐器,通过送风设施送风,吹响音管,并配合双手键盘弹奏。管风琴于公元前三世纪由古希腊的非洲亚历士山大城工程师Ktesibris所发明。早期演奏管风琴通常需要两人搭档,一人演奏,一人鼓风(一般是来自教堂信徒中的小男孩),后来管风琴的规模越来越大,当中有以蒸气机、电力设备推动鼓风,因而又发展出了更复杂的键盘机械结构。现在常见的管风琴有机械式管风琴、机电式管风琴和电动压气式管风琴。
一个中型教堂内安装的管风琴大约有1200根音管及23个音栓控制音色、两层手键盘和一个脚键盘,而制造它则需要好几年时间。后在装配时,还要根据演奏地点的室内声学特性来调节音响效果。目前全世界最大的管风琴在美国亚特兰大大西洋城一个礼堂内。
管风琴在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的弥撒仪式上,扮演著莫大的信仰角色。首先出现于公元前250年前后。因为管风琴的结构是直接依附在建筑结构之上,所以一般与教堂或歌剧院同时建造。因此,管风琴没有明确的规格限制。在日治时代被引入台湾的中小学音乐教室,至20世纪末才渐渐汰除。至今,音乐课的风琴仍存在于多数台湾人的记忆中。
18世纪之前,管风琴都是为每一个教堂单独设计,并在现场制造组装。到了19世纪,法国工程师(Aristide Cavaillé-Coll, 1811-1899)开始试验工厂化生产管风琴。他大幅提升了管风琴的制作工艺,其生产的管风琴质量很好,演奏强音的时候音量巨大,能够制造出以前的管风琴所无法企及的雷霆般音响,也能够奏出低声细语般的音色,细腻地表现微妙的情感。现在的巴黎天主圣三教堂、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等20余座教堂的管风琴都出自卡瓦叶的工厂。
演奏管风琴时,会同时使用高音谱号、低音谱号或中音谱号,脚踏键盘部分用低音谱号。管风琴的音量宏大,音色饱满,尤其适合在庄严的气氛中演奏严肃神圣的宗教音乐。中世纪的欧洲,几乎每个小镇的教堂中都拥有或大或小的管风琴。能够在著名的大教堂中担任管风琴师,是音乐家们引以为豪的荣誉。
20世纪新型的管风琴通过演奏前设定好音栓,能模仿各种不同的乐器,如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打击乐器的音色等。
踩下踏板时,踏板鼓风进入风道,如果不弹奏,则整个风道是密闭的;当手指按下某琴键后,该键对应的音管的管塞就会打开,气流通过而吹响音管,则发出一个乐音。靠鼓动风箱内的空气,通过铜制、锌制或木制音管来发音。
管风琴音域极广,管长则是决定音高的要素。
下列管长(英呎')或(英吋")及音高(hz):
128' 4hz,64' 8hz,32' 16hz,16' 32hz,8' 64hz,4' 128hz,2' 256hz,1' 512hz,6" 1024hz,3" 2048hz,1 1/2" 4096hz,3/4" 8192hz,3/8" 16384hz,3/16" 32768hz。
人之听觉范围约20hz 至 20000hz。
在人的听觉范围以外的音高(低),是用感觉的。
每首管风琴或管风琴改编作品,根据不同的演奏者会有不同的音栓配置法。即便作曲家标明了音栓的配置法,因作曲家所使用的管风琴和演奏者所使用的管风琴不尽相同,所以演奏者需要根据大师的指点,自己的理解和经验配置音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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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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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第9届,1937年颁发)
(其他奖项参见奥斯卡金像奖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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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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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
南阳市,简称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豫鄂陕三省交界处,为三面环山、南部开口的盆地,因地处伏牛山以南,汉水以北而得名(山南水北)。全市现辖2个市辖区、4个市级功能区、10个县。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在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
史前遗物有西峡恐龙蛋化石,与四川自贡出土的骨架相呼应。50万年前,与北京猿人同时代的南召猿人,在此繁衍生息;战国时期是著名的冶铁中心,后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的南阳郡治所所在地,西汉时为全国六大都会之一;东汉时期为光武帝刘秀的发迹之地。明为唐王藩封,今存王府山。历代以来,以南阳为封号者,不胜枚举。
古来以「楚风汉韵」知名。下辖内乡县令居豫鄂陜三省交界处,曾破格为五品(就中淅川是楚国源),今存完整清代县衙。白河流经市内为汉水最大支流。旧南阳府境内出土众多汉画砖,卧龙区有传承武侯祠(清康熙版刻已与医圣祠俱毁文革中),与色彩斑斓的独玉产地相去不远。为河南省内唯一长江流域地区(另信阳为淮河源)。
今南阳市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9处。有谓是古丝绸之路之源,断代可疑待考。
先秦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扣马谏王”、秦楚“丹阳之战”和三国故事“三顾茅庐”皆发生在秦汉南阳郡。古南阳孕育出《伤寒论》作者张仲景、浑天仪发明者张衡、陶朱公范蠡、兴周八百年的太公望姜子牙、名相五羖大夫百里奚等历史名人。
南阳是国务院第二批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陶岔渠所在地,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及国家园林城市,宛西风景尤为秀美,(山茱萸等)特色中草药三分天下西峡有其二。
有文字记录以来,南阳做为这个地方的名字已经存在了2700多年从未改变,历史上的楚文化和汉文化在这里交融,其中尤以汉文化最为繁荣。
《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四十三年》载:“秦置南阳郡,以在南山之南,汉水之北也”;《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二》载:“秦昭襄王取朝地,置南阳郡,以在中国之南而有阳地,故曰南阳”;《释名·释州国》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以上记载表明秦置南阳郡时,因具备中国古代方位阳性的双重特征,即位于南山(如今的伏牛山)之南,居汉水之北而得名,这一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宛”(古代读音:yuān,现代读音:wǎn)是南阳城的简称,春秋初期,楚国灭了吕、申两国。并在这里建置宛邑,宛之名,即自此而始。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派司马错攻打楚国,赦免罪人,迁到南阳。宛于是始兼南阳之名。其后,朝代更替,这里曾设置过“宛城”、“宛县”、“宛州”、“上宛县”等,所以,“宛”便成为“南阳市”约定俗成的简称。《三国演义》有著名典故“宛城之战”“火烧新野”也发生在南阳。
远古时期,现存的杏花山南召猿人遗址表明,早在50万年前南召猿人已经生活在了这片土地。新石器时期,南阳境内有原始氏族部落存在,城北的黄山(古称“蘘山”)发现有新石器时期晚期仰韶文化遗址。
唐尧与虞舜时期,南阳宛城一代被称为“吕”,是吕望先祖四岳的封地。虞夏时期,又封“申”于此。商朝时期,商王武丁在丁已年(前1264年)将他的叔父“曼”封于今天南阳境内的邓州市,建立了曼姓邓国。周朝时期,南阳境内分布有鄂国、申国、吕国、谢国、郦国、蓼国、缯国、鄀国等诸侯国。周宣王四年(前824年),周宣王接见母舅申伯,为优待母舅,周宣王扩增申伯的封地,并派大臣召伯虎率兵为申伯建筑谢城,此乃南阳城垣史的发端。
春秋初期,楚国强盛,南阳境内的邓国、吕国、申国、缯国等纷纷被楚国消灭。楚国灭申国后,置申吕县来作为抵御晋国和郑国的前哨,又置武城于申北,最后置宛邑,宛邑后来成为了著名的冶铸中心,宛地所产之兵器在《》中有这样的描述“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13年,秦国张仪欺骗楚怀王要其与齐国断交来换取秦国六百里的商于之地,怀王中计,与齐国断交后只得六里地。怀王恼怒不已,发兵进攻秦国,然而楚兵却在今天南阳淅川的丹水和淅水一带大败于秦军,史称“丹阳之战”。
战国时期,前312年,韩国、魏国和齐国趁楚国之危,举兵南下,楚国的宛邑一度被韩国占领。秦昭襄王十六年(公元前291年)秦伐韩,宛为秦国所据。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将南阳境内的穰分封给魏冉,时称穰侯,宛城分封给公子芾,时称泾阳君。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建立南阳郡,治所在今天的宛城。秦末,陈胜起义,派宋留率领部队,意欲从武关西进,进攻咸阳。宋留夺取南阳后,继续西进。在陈胜遇害后,南阳被秦军收复。宋留未克武关,又不敢再攻南阳,最终降于秦军。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刘邦趁项羽鏖战河北之机,夺取开封,继而攻入南阳,南阳郡守退守宛城。刘邦本打算绕过宛城,向西进兵,但被张良劝止,旋即包围宛城,迫使郡守投降。随后刘邦西进,攻克武关。翌年,秦王子婴被迫请降,秦朝从此灭亡。
西汉时期南阳依然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有朝廷管理的工场,亦有私人经营的工场,尤以世代以冶铁为业的孔氏家族较为有名,汉武帝时期,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大力调整财政政策,任用孔仅为大农丞,负责管理盐铁事务。中央政府在南阳设置工官、铁官,工官制作金、银、铜、漆器,铁官生产各种铁器。这两个部门的生产者,据统计有47547户,足见南阳手工业的兴盛。现今南阳各地,保留着的冶铁遗址都是历史的见证。汉代南阳商业发达,宛城以南阳郡府所在,与当时的洛阳、邯郸、临淄、成都合称五都。新莽地皇四年(23年)二月初一,绿林军中的新市兵和平林兵拥刘玄为更始帝,在南阳城南的淯水之滨设坛登基,改元“更始”。其后,刘秀凭云台二十八将和南阳的财力最终重整天下,奠基洛阳,建立了东汉,南阳达到其历史顶峰—成了东汉王朝三都之一的南都,为仅次于首都洛阳的第二大都市。当时,南阳的名门望族甚多,并支配当地社会的发展。汉魏之际,因社会矛盾加剧,南阳发生大规模的动乱。中平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张曼成在南阳起兵,攻占宛城,杀掉南阳太守,震惊朝廷,朝廷开始全力镇压。起义军的首领张曼、赵弘、韩忠、孙夏先后战死于宛城,黄巾军最后在南阳以失败告终。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宛城作为黄巾起义的一个中心地区,经历激战,遭受严重的破坏。黄巾之乱失败后,南阳成为军阀争夺的要地。先是刘表坐镇荆州,以南阳为北方门户。次有张绣盘踞南阳,表面上与刘表联合。再有曹操血战宛城,最后接受张绣投降。正是这段时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因为刘备三顾茅庐,而提出著名的“千古一策”,为刘备占据荆州,进而夺取益州,建立蜀汉政权,提供了一套经国方略。曹魏重臣司马懿也曾屯兵宛城。
唐朝时期,南阳地区农业兴旺,工商业繁荣。
在南宋和金朝对峙时期,南阳曾作为前线,几度易手。岳飞北上抗金途经南阳卧龙岗,在南阳武侯祠手书诸葛武侯《前后出师表》,以示收复失地之决心。自北宋开始,处在关中(西安)、河洛(洛阳)和江汉(荆州)三大地域中心的南阳,由于受到当时政治中心东移和江汉地区的中心城市从江陵转向武汉的影响,失去了秦汉时期的辉煌。
明朝初年,南阳是朱元璋第23子唐定王朱𣐕的封地,就藩之前,朝廷派人在南阳大兴土木,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唐王府(现在存有王府山)。明朝末期局势动荡,1633年,张献忠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向南阳进攻,受挫于左良玉的军队,此后起义军在南阳的行动并未停止,1638年,张献忠假冒官兵旗号再袭南阳,再次被左良玉军击败。1641年9月,李自成自襄城大捷后于10月乘胜进攻南阳,11月4日,攻克南阳城西北,杀唐王朱聿鏼于南阳城西的麒麟岗上。1642年,李自成再攻南阳,义军成功控制南阳。1643年李自成在襄阳称王,1644年在西安称帝,并于同年率兵征战北京,在北京失利后遭多铎率领的清军追杀,李自成经邓州入湖北进而南逃。1645年正月,开封、归德两府所属州县顺风降清。三月底,多铎奏请朝廷,让高第为镇守河南开归总兵。高第抚定南阳、开封等州府,顺利控制包括南阳在内的中原地区。
清朝时期,为了便于控制南方疆土,清朝政府曾大力辟建驿道,整饬驿站。北京通往云南贵州的驿道干线即从南阳经过,设在城东的宛城驿站是中途一个重要的传递站。驿道的开辟,使南阳的经济得以恢复,地方工商业及农业生产也开始变得活跃。由于陆路的畅通,南阳成为北京通往湖广和云贵川的交通要道,陆路驿道与水路码头相接。当时,南阳形成了南船北马的交通格局。山、陕、江、浙商贾云之集,工商业兴旺,南阳成了豫西南的经济中心。千帆百舸的货物在这里装卸,四方客商在这里贸易,使沉寂多年的南阳城又呈现出繁荣的景象。清末,京汉铁路通车使交通要道东移,后来宛城驿站被撤消。当时,南阳失去了水陆交通枢纽的优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清朝康熙年间,建筑业尤为发达,武侯、山陕会馆等古建筑巍巍壮观,富丽堂皇,光绪十年,镇平开始生产丝绸,并远销欧洲及东南亚各国。
民国初,武昌起义后不久,南方数省纷纷宣布独立,南阳仍被清廷势力统治,清廷派南阳总兵镇守在邓州和新野边境,准备与北进的革命军决战,并在南阳境内清剿革命力量,捕杀革命分子,清廷的这些行为激起了“旅鄂奋勇军”的豫籍革命党人的公愤,共推青年军官马云卿为首领,组织河南“旅鄂奋勇军”誓师北伐,并于1912年2月18日攻破南阳城,南阳知府和知县纷纷逃逸,自此清王朝在南阳的统治结束。之后,南阳又经历了军阀混战和日军侵略。1941年1月,日军为打通平汉线,使鄂北和豫南日军占领地连成一片而同李宗仁率领的第5战区部队展开战斗,史称“豫南会战”。1945年3月,日军企图由南阳向四川、陕西两个方向进攻,实行战略决战。3月18日,日军进犯南阳,第5战区司令刘峙命令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派一个师固守南阳,交由黄樵松的143师担任此项任务,全体士兵宣誓,要把南阳变成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与日军抗争到底。3月下旬,日军派优势兵力向南阳进攻,最终占领了南阳的外围,但由于日军损失惨重,于是改变计划,停止向南阳城核心进攻,转而调动数个师团兵分两路,一路自宛北、宛西向内乡、西峡方向,一路自宛南向邓县、老河口方向进攻,在攻下邓县和老河口后,日军随即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回击南阳,企图把南阳作为后方据点。战斗持续10个昼夜后,3月29日,刘汝明认为孤守南阳已没有意义,电令黄樵松撤退至郧阳,南阳随即沦陷。此后,日军在南阳陆营乡制造满庄惨案,全村房屋被烧光,有4名村民被日军用刺刀戳死,5月16日又在王村乡制造了赵庄惨案,19人遭枪杀,130间房屋被烧毁。国共内战时期,南阳是豫陕鄂边区的军事要地,桐柏地区是中共红军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部分。
1948年11月4日,共产党攻占南阳全境,国民党对南阳的统治结束。有鉴于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亲自撰写述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并由新华社全文播发。1949年3月,新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决定,成立南阳地委,并宣布南阳专署原辖的叶县、舞阳两县划归许昌地区,南阳市、南阳县、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邓县、新野县、唐河县、桐柏县、泌阳县、方城县12个县(市)属南阳专署管辖。
1965年11月13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南阳专区辖属13县(市),即:南阳市、南阳县、南召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邓县、新野县、唐河县、桐柏县、方城县、西峡县和社旗县。
1994年7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南阳地区,设立地级南阳市,实行市带县的领导体制,南阳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秦置南阳郡,郡治宛城,汉沿秦制。东晋十六国分属顺阳郡、南乡郡、义阳郡、南阳国,南北朝复南阳郡。唐、宋设邓州、唐州。元置南阳府,明清不变。
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于1912年把南阳知县署改为南阳县公署,知县改为县知事,除增设承审和官狱外,其余设置仍沿袭清制;1927年,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1930年-1943年南阳西部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实行自治,史称宛西自治;1933年,河南省设置了十一个行政区,其中南阳为第六行政区,下辖:南阳县、南召、唐河、方城、桐柏、新野、泌阳、叶县、舞阳县和名义上管辖的镇平、内乡、邓县、淅川四县。1948年,国民党又在此设第十三绥靖区。
南阳市下辖2个市辖区、10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
著名事件:马振扶事件发生在唐河县,是一起“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一名初中学生自杀而引起的政治事件,事件后来波及全国。
除正式行政区划外,南阳市还设立以下经济功能区: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官庄工区、鸭河工区。
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阳高新区于1995年3月经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2005年顺利通过国家发改委等5部委审核,纳入国家开发区名录库;2010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高新区。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2010年12月21日,河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印发南阳新区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2014年2月南阳新区正式更名为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官庄工区:为了更好的服务河南油田,实现油地共赢,2009年南阳市委、市政府以河南油田建成区为中心,在宛城、唐河、新野三县交界地带设立官庄工区,实行委托管理体制,目前托管1个镇、2个街道办事处(筹),总面积约132.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2万亩,总人口约23万,其中非农人口14万人。
鸭河工区:鸭河工区位于汉水流域白河上游、风景秀丽的鸭河口水库湖畔,总面积113.3平方公里,辖皇路店镇、石门乡孟山等5个行政村、广阳镇谭庄等2个行政村1个社区,共32个行政村1个社区,总人口7.5万。工区工业特色明显,以鸭河口电厂为重点的能源项目不断发展壮大。
南阳市城区位于北纬32°57'~33°07',东经112°21'~112°38',整个南阳市在北纬32°17'~33°48',东经110°58'~113°49'之间。南阳地区位于中国第二级地貌台阶向第三级地貌台阶过渡地带的边坡上,南阳的东北西三面环山,南部是丘岭地,整个地形成为一个近马蹄形的盆地,总面积2.66万平方公里,山区、丘陵、平原约各占1/3,耕地1312万亩;辖1县级市2区10县,在河南省面积最大。
南阳西北部有伏牛山脉,东南部有桐柏山脉。南阳市区内有九座孤山,分别是丰山、隐山、蒲山、独山、羊磨山、紫山、遮山、塔子山。
全市分水系三大流域: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属于汉水流域(长江流域),东南部的桐柏县是淮河发源地,分属淮河流域,南召县北部有一小块地方属于黄河流域。河流分属长江、淮河两大系,长度在一百公里以上的河流有十条。全市主要河流有丹江、唐河、白河、淮河、灌河、湍河。丹江口水库主要分布于南阳淅川,是亚洲最大人工淡水湖。南召的鸭河水库是河南省境内第二大水库也是南召县和南阳市区的主要水源地。
南阳地处亚热带向温带的过渡地带,属于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秋时间55-70天,夏季110-120天,冬季时间110-135 天。年平均气温14.4-15.7℃,七月平均气温26.9-28.0℃,一月平均气温0.5-2.4℃。年降雨量703.6-1173.4mm,年日照时数1897.9-2120.9 小时,年无霜期220-245天。
南阳处在华中电网覆盖之下,主要电力资源按照种类可分为:
火电:境内已有装机1900MW的鸭河口火电厂、装机25万千瓦的蒲山电厂。
水电:鸭河口水库发电站。市内各小型水库也均有发电设施。
风电:方城县河南省首个风电厂项目,首期安装28台单机容量为750千瓦风电机组,装机规模为21兆瓦,最终投资规模将达到15亿元。
核电:正在筹建的核电项目位于南召县鸭河口水库南岸,规划建设为6×100万千瓦,首期工程规模为2×100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
河南油田河南油田地处豫西南的南阳盆地,矿区横跨南阳、驻马店、平顶山三地市,分布在新野、桐柏、唐河等8县境内。1970年开始勘探,1971年8月8日 在南襄盆地南阳凹陷东庄背斜构造发现工业油气流,已累计找到14个油田,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一亿七千万吨及含油面积117.9平方公里。
南阳境内目前已发现有价值的各类矿床矿点452处、80余种,储量大、品位高的大型矿床14处、中型矿床23处、小型矿床49处。天然碱、蓝石棉、高铝矿物等,储量位居全国之冠;独山玉、银、松香、黄大理石全国独具优势,其中独山玉是中国四大名玉之一;石油、金、铜、钒、钛在省内占有重要位置。境内探明储量的矿藏有66种,其中天然碱储量达8514万吨、蓝石棉储量达5800万吨、银金属储量达2729吨、蓝晶石储量达498万吨、红柱石储量达450万吨、金红石储量达255万吨、黄金金属储量达122吨、大理石储量达25000万立方米、石墨储量达563.4万吨。
全市林地面积1451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4.3%,拥有植物资源1500多种。南阳是全国中药材的主产区之一,药用植物资源丰富,具有种植、加工中药草的自然条件优势,盛产中药材2340种,产量达2.5亿公斤,其中地道名优药材30余种,山茱萸产量约占全国的80%,居全国之冠;辛夷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70%以上;杜仲有2000多万株;南阳是全国月季的主产区之一,月季种苗的产量约占全国的75%,居全国之冠,并已出口至荷兰、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地,出口量居世界之最。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水稻、红薯、高粱、绿豆等,经济作物有棉花、烟叶、芝麻、花生、月季等,主要树种有松树、杉树、泡桐、中华猕猴桃、苹果、柑桔、板栗、油桐、生漆树等。
南阳的野生动物资源极为丰富,其中内乡县宝天曼自然保护区的金钱豹等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共有野生鸟类213种,占河南省鸟类总数的71%;兽类62种,占河南省总数的86%,两栖类和爬行类45种,分别占河南省总数的73.7%和23.8%。
南阳人口众多,是中国少数几个人口上千万的地级市之一,也是河南省人口最多的地级市。盆地内河流众多、又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带、气候地质灾害较少,城市历史悠久等因素都为南阳人口发展提供了条件。2017年,全市年末总人口1194.23 万人,常住人口1005.02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4.67%。全年出生人口13.70 万人,出生率11.5%;死亡人口7.93 万人,死亡率6.7%;全年净增人口5.77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4.8%。
人口特点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南阳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也出现了相应的改变,突出的特点是: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南阳大约有50-100万的人口长年在外务工,其中目标以沿海城市居多。城市化进程加快,南阳市市区人口近年以每年10万的速度递增,预计在2020年达到200万人口,部分县城也将达到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随着年轻人外出务工增多,留在农村的都是老人、妇女而儿童。男女比例失衡,男多女少。
工资方面:2013年南阳市辖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100元/月,其他县市的最低工资为960元/月。
南阳的本土语言为南阳话,是中原官话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语言特色,它带有华北方言普遍的语音特征。南阳方言词汇丰富多彩,或形象,或意会,皆不失字之原义,如“性急”曰“毛躁”,“讨厌”曰“割翼”,“脏”曰“埋迹”等,虽为俗语而实有意义可寻,是南阳方言的一大特色。南阳为秦汉之际经济文化要地,秦实行“书同文”的政策,统一了六国文字,许多古音古字古词得以保留于民间至今。南阳又是中原与南楚交融之地,文人墨客云集,南阳方言中既有浓郁的荆楚韵味,又有鲜活的儒学风彩,其生活用语、歇后语、民谣的幽默风趣以及所体现的古代文化的质朴,表情达意准确生动,是南阳历史、文化、民俗的活化石,极富表现力,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由于地理环境、政治、历史等原因,南阳方言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尤其是语音和词汇的一定的差别。语法的差别不大。相互之间沟通毫无困难,目前南阳的13个县市区中,根据其方言特征,可分为三个方言区,即东部区、西部区和中部区。东部区主要包括南阳东南部的桐柏、唐河等县;西部区主要包括西峡、淅川、内乡三县及镇平、邓州西部,属浅山丘陵地区,南接湖北,西接陕西;中部区主要有宛城、卧龙、方城、社旗、南召、新野、唐河西部、镇平、邓州东部等,此区以平原为主,南与湖北接壤。以上三个区的语言差别主要表现在语言和词汇方面。
截止2008年,南阳有43个少数民族,共25.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4%。呈“大分散,小聚居”特点,其中回族15.7万人,主要分布在宛城、镇平和邓州,有两个回族乡,分别是镇平县郭庄回族乡和方城县袁店回族乡;蒙古族6.8万人,主要分布在镇平和内乡;满族2.6万人,主要分布在南召。
回族是南阳第一大少数族群,遍布于全市十三个县区。回族的主要来源有三类:第一类是随军入宛,元初随蒙古的“探马赤军”进入南阳,并在南阳大批屯田,到1270年,在南阳县的回族有6041户,屯田达10662顷。另外明宪宗成化年间,荆襄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明运动。参加者的义军中回族人很多,明末农民起义军中名列十三之一的马守应,号老回回,率领农民起义军,在淅川、南阳一带活动频繁。第二类是官宦入籍,主要是南阳回族中的马姓和闻姓;第三类为经商、行医和传教,道光年间,南阳县丁、李二姓从封丘县迁到新店镇,从事旅店业或其他商业活动,其后代在此衍为大族;
南阳市的蒙古族是河南省蒙古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境内有蒙古族6万多人,占全省蒙古族人的90%以上,在南阳市各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回族。分布于13个县(市、区),其中尤以镇平最多,占全区的50%以上。南阳的蒙古族以王、李二姓居多。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宗脉,一支是元代皇室后裔,在元朝灭亡以后,流落到这里的王姓,分布在镇平、内乡、淅川(九重镇)、南召境内;另一支是元代功臣木华黎的后代,最初定居在洛阳西陡沟一带,后世中一支迁到唐河、社旗境内的李姓。这两支元代贵族的后裔,于明代初叶,因故滞留于内地,在群众的掩护下,更名易姓,与汉族通婚后繁衍生息,发展至今。此外,尚有一部分国家职工,因工作调动或由于婚姻关系,从外地迁入境内。
南阳做为历史上南北经济、文化交汇之地,为宗教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论是源于中国的道教,或是源自国外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南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中,道教在东汉时期开始在南阳传播,其在南阳建立的玄妙观,与北京白云观、山西长清观和西安八仙庵一起并称为全国道教四大十方丛林。而佛教何时传入南阳已无法考证,始建于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的弥陀寺是南阳现存佛寺中最早的建筑。另外,罗马教廷于1844年在靳岗设立的天主教南阳教区,曾长期掌管河南全省的教务,法国人安巴都为首任主教,现存有靳岗天主教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教被视为迷信,宗教寺庙遭到部分破坏,宗教信仰受到限制,但在改革开放后,信仰环境有所改观,根据南阳官方2008年的统计,南阳全市有52万多人信教,其中道教14万多人,佛教10万多人,基督教14万多人,天主教2万多人,伊斯兰教12万多人,信教群众约占全市总人口4%。
2014年全年全市生产总值2347.09亿元,比上年增长8.6%。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82.83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1184.50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值779.77亿元,增长9.6%。三次产业结构16.3:50.5:33.2。全年全市地方财政总收入234.00亿元,比上年增长14.4%。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41.02亿元,增长14.1%。全市有10个县(区)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超过5亿元,其中西峡县超过10亿元。
南阳素有“中州粮仓”之称,秦汉时期,农业生产初具规模,汉元帝建昭年间,南阳太守召信臣“劝民农桑”,倡修水利,垦植荒田,东汉建武初年,太守杜诗又“修治堰坡,开拓土地”,随后各朝,南阳的农业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晚清至日本侵略和国共内战期间,南阳的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到了共和国时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南阳的农业生产得以发展进步。目前,南阳是全国粮、棉、油、烟集中产地。正常年景,粮食总产约占全省11%、全国1%;棉花占全省20%、全国4%;油料占全省13%、全国2%。有6个县市区是国家商品粮、棉基地,3个县市区为国家优质棉基地。南阳黄牛居全国5大优良品系之首,南阳月季产销量居全国之首,出口量居世界第一,南阳月季基地为国内最大的月季种苗生产基地。
历史上,南阳冶金业较为发达,清末民初,南阳出现了机械、化工、纺织等具有现代工业雏型的工厂。目前,全市工业经济总量位居河南省第三位,仅次于省会郑州和河南第二大城市洛阳。规模以上工厂有1200家,居于河南省第二位,拥有各类工业企业13万多家,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金冠电气集团、普康制药集团、南阳纺织集团、新野棉纺集团、河南油田、乐凯胶片厂等企业已进入全国520家主要企业行列。现已初步形成机械电子、石油、化工、冶金、建材、纺织、医药和轻工食品等主要行业,酒精、石油、胶片、中西药、纺织品、防爆电机、卷烟、水泥、天然碱、汽车配件等产品在全省乃至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燃料乙醇被列为国家“十五”试点推广项目。
南阳是一座盛产中药材的“天然药库”,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适宜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丰富的中药材资源,这里分布着中国北方与南方兼有的动植物药材,截止2008年,境内已经确定的天然中药材达2356种,名优中药材50多种,中药材总储量2.5亿多公斤,且多为无污染的有机药材,以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与天麻、桐柏桔梗、方城裕丹参、邓州麦冬、内乡黄姜、镇平杜仲、唐河栀子、社旗板蓝根为主的十大中药材基地发展较快,其中南召辛夷、西峡山茱萸、方城裕丹参、唐河栀子和半夏5个中药材基地通过了国家原产地保护认证,西峡、内乡山茱萸基地被确认为全国首批8个中药材GAP示范基地之一。主要医药企业有:河南宛西制药公司(西峡)、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淅川)、华丰药业有限公司(方城)。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阳卷烟厂、中国联合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阳防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阳二机石油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乐凯华光印刷科技有限公司、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豫西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龙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淅川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西保冶材集团有限公司、河南新野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淅川县福森药业有限公司、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通宇冶材集团、河南赊店老酒股份有限公司、西峡汽车水泵股份有限公司、西峡县内燃机排气管有限责任公司、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河南天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新野纺织、利达光电、西泵股份、牧原股份、江南红箭(河南中南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远兴能源(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车辆零部件(南阳淅减汽车减振器有限公司)。
南阳现拥有全国型商业银行12家: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发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地区性商业银行:中原银行、郑州银行、洛阳银行、平顶山银行、河南省农村信用社、西峡农商银行、桐柏农商银行、邓州农商银行、南阳村镇银行、河南方城凤裕村镇银行、河南新野建信村镇银行。政策性银行2家:中国人民银行南阳市中心支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南阳市分行。证券公司9家:民生证券、中原证券、中航证券、长江证券、中信证券(山东)、方正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申万宏源证券、招商证券。
南阳IT产业逐步壮大,国家东西、南北通讯光缆干线在南阳交汇。2005年3月21日电话号码升至8位。南阳移动、联通、电信等运营商及广电部门的光缆已辅设到全市各县市区、乡镇,全市基本建成以光缆传输为主,集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网络智能化为一体的覆盖全市、通达市区、乡镇(包括90%以上的村庄)的立体通信网络,实现了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8年固定电话用户115.6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49.88万户,计算机互联网用户25.15万户。电话普及率33.5部/百人。有线电视用户61万户,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均达95.3%。
历史上的南阳曾是中国中部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素有“南船北马”之称。秦汉时期,南阳拥有“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推淮引湍,三方是通”的水陆并臻的辐射型交通网。唐代,南阳盆地为东、西两大政治中心和南、北两条漕粮之道的交通枢纽。明清时期,南阳盆地逐渐形成了以丹江、湍水、白河、唐河为主干的水路网和以方城路、三鸦路、商洛路、邓州路、桐柏路为主干的陆路网,唐白河岸的南阳、新野、瓦店、石桥、唐河、赊店,以及位于淅川丹江流域的荆紫关和李官桥镇,都是繁盛之地。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70年代以前,南阳盆地因为交通闭塞逐步走向衰落,加上周边城市铁路交通的大力发展,以及鸭河口水库的修建致使南阳河运能力丧失,这些都严重制约了南阳经济的发展。1970年代焦枝铁路的开通使南阳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直到1990年代后,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速,宁西铁路使南阳成为新的铁路枢纽。与此同时,南阳的高速公路建设发展迅速,从2004年第一条高速公路建成通车,至2014年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3公里,居河南省第一。目前,全市13个县市区中,9个通了铁路,11个通了高速公路。随着交通的改善,南阳已形成区域型的物流中心。2010年南阳市被中国交通部列为“国家公路运输枢纽”首批试点城市,按照规划,南阳市城区将建设7个客运站、5个货运站。
焦柳铁路和建设中的郑万高速铁路纵贯南北,宁西铁路横穿东西。郑万高铁开工建设前的最重要的一步——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批复显示,南阳市境内设南阳南站和邓州东站,其中南阳南站办理本线始发车。郑万铁路河南段2015年底前控制性工程开工,计划2019年年底建成通车。建成通车后,郑州至重庆只需4个小时左右,郑州到南阳也将无高铁通过的历史。
国道、省道:国道312线、207线、209线和省道豫01线、豫02线分别从全市纵横穿过。
高速公路:市内第一条高速公路---许平南高速公路2004年建成通车,使南阳至郑州行车时间缩短为4小时。2014年末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643公里,居河南省第一。同时南阳中心城区形成80公里环城高速公路。
1934年4月,蒋中正为加强对中共的“围剿”,修建了南阳老机场,后被日军占领,日本投降后由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用,1948年5月国民党驻军王凌云组织民工历时三个月重修飞机场。1948年南阳被中国共产党占领后,机场由中共接管。1958年南阳航空站建立,1973年修建南远导航台。1988年南阳决定在市区东南姜营龙王庙迁建、扩修机场,机场迁建工程于1991年4月开工,1992年10月南阳机场竣工投入使用,同时老机场关闭。2008年4月28日,南航南阳飞行训练基地成立。同年,南阳机场航站楼开始改扩建。目前,南阳机场是标准4D级机场,有一条2800m×50m的跑道,河南省3大民用机场之一,可起降波音757等中型客机和货机,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郑州、成都、杭州、大连、昆明、南宁、天津、海口等城市。
南阳中心城区道路靠右行驶,分为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普通市民以自行车、电动车、公共汽车、出租车(的士)为主要交通工具。
南阳公交有30多条线路,覆盖市区和郊区,出租车起步价6元(含2公里),2公里之后每公里加1元,此外中心城区有少量私人摩的和三轮摩托(摩托车)服务,但是当地法律禁止私人摩的和三轮摩托运营。
南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二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浓厚的楚汉文化、医药文化、衙署文化。汉代,南阳人张衡与同时期的司马相如、扬雄和班固并称为“汉赋四大家”,他创作的《二京赋》是汉赋的长篇之极轨,结构严谨精密,被认为是汉赋中的精品。《归田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扛鼎之作,在语言上开启了汉赋骈俪之风。近代南阳文学也有长足的发展,1980年代中期,以二月河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曾引起大陆境内关注,1994年8月,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惟诚表示:“南阳作家群现象值得研究。”
南阳曲艺种类繁多,流派纷呈,历史上南阳曲艺的“三大支柱”大调曲、三弦书、鼓词影响最大,在三个主要曲种的基础上,清末和民国时期逐渐引进了评书、坠子、相声、莲花落等曲种,清代中叶以后,活跃在广大民众中的戏剧种类有20多种。古戏楼众多是南阳戏剧文化繁荣的最好证明。南阳的古戏楼,民间又习称戏台,多随庙宇而建,元代时期,内乡县王店乡显圣庙即建古戏楼1座。清朝末年,南阳的各种戏楼、戏场多达600余座。仅南阳市区就有23座,镇平县有58座,内乡县更达68座之多。比较著名的戏楼有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内乡王店乡显圣庙村的显圣戏楼、镇平城隍庙戏楼等。
随着现代音乐的发展,娱乐方式更加多元,戏曲逐渐变得没落。现在比较流行的曲艺有曲剧、豫剧、越调、宛梆、三弦书、鼓词、锣鼓曲、槐书等。
南阳地区的民歌是数千年来逐渐积累、流变、发展的结果,从南阳出土的汉画象石中,发现的大量音乐、舞乐图可知,南阳在历史上特别是汉代有着浓厚的音乐氛围,南阳近代民歌较为丰富多彩。南阳民歌大多为劳动、生活和爱情等内容,有着浓厚纯朴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意志和愿望。南阳地理位置特殊,处于中国南北交界一带,所以南阳的民歌兼具南北之特点,曲调优美动听,唱腔圆滑流畅、灵活多样但不失高亢。南阳地区的民歌种类由于受所处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各类民歌首先得以发展的是山歌、田歌及劳动号子,其次是灯歌、小调等。当代随着铁路业的发展,南阳航运业逐渐没落,再加上现代轮船替代了古代的人力船,作为水上音乐的劳动号子呈消亡之势,而其他形式的南阳民歌伴随着现代流行音乐的冲击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盘古神话,盘古开天辟地,用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变成了江河高山、草木森林、太阳月亮,创造了世界的神话故事。
牛郎织女,牛郎和织女之间凄美的爱情故事。
三顾茅庐,刘备三次到南阳卧龙岗邀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自己。
王莽撵刘秀,讲述的是人们保护幼年的刘秀不受王莽军伤害,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当了皇帝后报答救命者的系列故事。
羊续悬鱼,后汉太守羊续到南阳郡上任不久,属下给他送来一条当地有名的特产白河鲤鱼。羊续拒收,推让再三,属下执意要太守收下。属下走后,羊续将这条大鲤鱼挂在屋外的柱子上,风吹日晒,成为鱼干。后来,这位府丞又送来一条更大的白河鲤鱼。羊续把他带到屋外的柱子前,指著柱上悬挂的鱼干说:“你上次送的鱼还挂著,已成了鱼干,请你一起都拿回去吧。”这位府丞甚感羞愧,悄悄地把鱼取走了。此事传开后,南阳郡百姓无不称赞,敬称其为“悬鱼太守”,也再无人敢给羊续送礼了。后来"羊续悬鱼"一词便来比喻居官清廉、拒绝受贿。
南阳物华天宝,特产琳琅满目,比较有名的有如下品种:
南阳玉雕,南阳市北面8公里的独山,盛产美玉,产量居中国四大名玉之首。清《新修南阳县志》载:“故县北居民,多治玉为生”,南阳的独玉色泽和质地可同翡翠媲美,南阳玉雕以南阳独玉卧龙区的紫晶、淅川县的虎眼石、辽宁的岫玉、和田的白玉为材料,雕刻品种达120多种,镇平县的石佛寺镇,是玉雕重镇。
南阳烙画,又称“烫花”、“烙花”。是中国国内独有的装饰艺术品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自清朝问世以来,在国内外久负盛名,故南阳为“烙画之乡”。
南阳角雕,是南阳一种古老的民间雕刻工艺,以“牛角”为主要原料,雕刻各种艺术品、实用品、保健系列品等。市内一家工艺厂研制生产的“水牛角席”被载入《大世界吉尼斯之最》。
南阳黄石砚,是中国五大名砚之一,产于南阳东北部方城县的黄石山,黄石砚始于唐,兴盛于宋,具有“石质如玉,其声如罄,其色多彩,发墨如脂”的特点。明代的马愈在《方城石》中称之为“石中上品”。
南阳黄牛,是中国五大良种黄牛之一,具有较高的役用性和食用性,其特点为体格高大、肌肉发达、遗传性稳定。
除此之外南阳的丝绸、地毯、刺绣、桐蛋、山茱萸、辛夷花、桔梗、中华猕猴桃、中国养生酒、镇平黄酒、莲花白酒、社旗三粉等产品也有独特之处。
古代,南阳民间饮茶风气甚盛。从南北朝的茶寮,到宋代以卖茶水为业的茶坊十分普遍。清代民间饮茶之风更甚,茶店、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南阳人饮的多是大碗茶,中国西南的盖碗茶和南方的工夫茶,很难在南阳见到。南阳的大碗茶,从茶具配置到服务格调都别具风味。现代饮品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茶水一统天下的局面,饮品开始变得多元化。
南阳主产小麦,南阳人自然以面作为主食,饺子的始祖“娇耳”就发源于南阳。南阳人早餐以羊肉汤、牛肉汤、糊辣汤、油条、油烙馍、豆腐脑、煎饼、水煎包、小笼包、菜合(韭菜盒子)等为主。午饭主食各类面条,比如汤面(刀削面、扯面、拉面、烩面)、捞面、蒸面条、浆面条、炒面等。晚餐俗话说叫“喝汤”,一般“苞谷糁”或“面疙瘩”配馍和菜。南阳地处中国中部,汇集有全国各地名吃,比如北京烤鸭、山西刀削面、陕西凉皮、兰州拉面、新疆炒拉条,郑州烩面等餐馆遍布南阳大街小巷。南阳的地方特色食品有:淅川酸菜、南阳油茶、玄妙观斋菜、镇平烧鸡、博望锅盔、界中米醋、新野臊子、唐河肘子、白土岗辣子鸡、阎天喜饺子、方城烩面等。
明清时期,南阳市区先后有8所书院,清末至抗日前夕,南阳市区有小学达200多所,中学10余所。目前,南阳拥有八所高等学校、十四所中等专业学校,是中国农科院、中国林科院的科技示范市。南阳的基础教育较为全面先进,高等教育尚有巨大发展空间。南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入学率进一步以高到60%,大学入学率仅为适龄人口的9%。
南阳是河南天冠男排的主场,1998年起一直由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2009年8月28日在漯河全国男排锦标赛获得第2名,并在2009年10月27日济南全运会上首次夺得铜牌。南阳也曾向国内输送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像自行车世界冠军冯永,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铜牌获得者周春秀等。2008年,南阳成功取得2012年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举办权,随着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筹办工作的展开,河南省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体育赛事将在南阳举办,南阳市及河南省政府正在加大投资和城市升级改造力度,使南阳在2012年达到赛事举办的要求。
南阳现有中国国家5A级旅游景区1家、中国国家4A级旅游景区14家、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1家、世界地质公园1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处、国家森林公园1处、省级自然保护区1处。其中,宝天曼和老界岭国家自然保护区,地貌独特,植被良好;2001年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列入世界人与自然生物圈保护区;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淡水湖,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渠首就位于淅川陶岔村;分布于分布于西峡、内乡、淅川、镇平县境内的南阳恐龙蛋化石群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西峡恐龙蛋生物遗迹博物馆是优秀科普教育基地。
南阳市的人文景观主要有五个系列:
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综合旅游区(由多个景区共同构成): 位于伏牛山腹地,由宝天曼国家地质公园、南阳恐龙蛋化石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天曼国家森林公园和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伏牛山国家地质公园和南阳独山玉国家矿山公园整合而成,公园总面积1340平方公里,属大陆造山带综合型地质科学公园。主要大型景点包括:宝天曼自然保护区、老界岭、黄花曼、真武顶、龙潭沟、五垛山、牡丹垛、五道幢、石门湖、云华蝙蝠洞、寺山国家森林公园、西峡白垩纪恐龙园、西峡县老鹳河漂流风景区。
桐柏山淮源风景区,主要景点有水帘寺、太白顶、桃花洞、千里淮河发源地淮源等且融佛教文化、盘古神话传说为一体。
丹江大观苑景区,位于淅川县丹江小三峡处,占地面积12平方公里,自西向东分别由情人岛、龟岛、鹿岛及鹤岛组成,附近景区有坐禅谷。
太公湖生态旅游度假区,位于镇平县老庄镇,太公湖景区总面积18000亩,其中水域面积6000亩,林地面积8000亩。景区主要展示了姜子牙文化。
南阳市近郊有白河游览区,麒麟湖风景区,独山森林公园和鸭河口水库风景区。
南阳境内西峡县发现的大面积恐龙蛋化石群轰动世界;淅川县楚始都丹阳的春秋墓群出土的稀世珍宝闻名遐迩,从这座古墓葬群中共发掘出青铜器、玉器7000多件,其中云纹铜禁被列为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的楚长城遗址引人关注。
南阳老城,俗称“梅花寨”,位于城市核心区,保留了大量民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古建筑群,非常具有南阳地方特色。2009年南阳中心城区常住人口突破百万,建成区面积80平方公里。白河穿城而过形成万亩水面,使南阳成为北方城市少有的水城、绿城。
1995年11月4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小行星项目将编号为9092的小行星以南阳市命名,名字为南阳星。
南阳市先后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全国双拥模范城市。
南阳自古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古代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姜子牙、实业家范蠡、秦国名相百里奚、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杰出政治家诸葛亮等历史名人,现代有哲学家冯友兰、建筑学家杨廷宝、军事家彭雪枫、文学家姚雪垠、台湾武侠小说家卧龙生、经济学家袁宝华、五笔字型发明家王永民、作家二月河等当代名人,到2010年,南阳籍的中科院院士有17人。
其他人物还有前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宋照肃、前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科幻作家王晋康、国防部部长常万全、牧原食品董事长秦英林,中科院院士、郑州大学校长、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申长雨,奥运会女子马拉松铜牌得主周春秀、蹦床奥运会冠军董栋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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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青龙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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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青龙瀑布
青龙瀑布,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境内,瀑布宽115米,高64.5米,瀑布面积7417.5平方米,是重庆市万州区著名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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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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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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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是现代物理中基于相对性原理利用几何语言描述的引力理论。该理论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人自1907年开始发展,最终在1915年基本完成。广义相对论将经典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与狭义相对论加以推广。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被描述为时空的一种几何属性(曲率),而时空的曲率则通过爱因斯坦场方程和处于其中的物质及辐射的能量与动量联系在一起。
从广义相对论得到的部分预言和经典物理中的对应预言非常不同,尤其是有关时间流易、空间几何、自由落体的运动以及光的传播等问题,例如引力场内的时间膨胀、光的引力红移和引力时间延迟效应。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至今为止已经通过了所有观测和实验的验证——广义相对论虽然并非当今描述引力的唯一理论,但却是能够与实验数据相符合的最简洁的理论。不过仍然有一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最为基础的即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定律应如何统一以形成完备并且自洽的量子引力理论。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理论在天体物理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比如它预言了某些大质量恒星终结后,会形成时空极度扭曲以至于所有物质(包括光)都无法逸出的区域,黑洞。有证据表明恒星质量黑洞以及超大质量黑洞是某些天体例如活动星系核和微类星体发射高强度辐射的直接成因。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偏折会形成引力透镜现象,这使得人们可能观察到处于遥远位置的同一个天体形成的多个像。广义相对论还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已经由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在2015年9月直接观测到。此外,广义相对论还是现代宇宙学中的的理论基础。
1905年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后,他开始着眼于如何将引力纳入狭义相对论框架的思考。以一个处在自由落体状态的观察者的理想实验为出发点,他从1907年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对引力的相对性理论的探索。在历经多次弯路和错误之后,他于1915年11月在普鲁士科学院上作了发言,其内容正是著名的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这个方程描述了处于时空中的物质是如何影响其周围的时空几何,并成为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核心。
爱因斯坦的引力场方程是一个二阶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组,在数学上想要求得其方程的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爱因斯坦运用了很多近似方法,从引力场方程得出了很多最初的预言。不过很快天才的天体物理学家卡尔·史瓦西就在1916年得到了引力场方程的第一个非平庸精确解——史瓦西度规,这个解是研究星体引力坍缩的最终阶段,即黑洞的理论基础。在同一年,将史瓦西几何扩展到带有电荷的质量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进行,其最终结果就是雷斯勒-诺斯特朗姆度规,其对应的是带电荷的静态黑洞。1917年爱因斯坦将广义相对论理论应用于整个宇宙,开创了相对论宇宙学的研究领域。考虑到同时期的宇宙学研究中静态宇宙的学说仍广获接受,爱因斯坦在他的引力场方程中添加了一个新的常数,后被人们称为宇宙常数项,以求得和当时的“观测”相符合。然而到了1929年,哈勃等人的观测表明我们的宇宙处在膨胀状态,而相应的膨胀宇宙解早在1922年就已经由亚历山大·弗里德曼从他的弗里德曼方程(同样由爱因斯坦重力场方程式推出)得到,这个膨胀宇宙解不需要任何附加的宇宙常数项。比利时神父勒梅特应用这些解构造了宇宙大爆炸的最早模型,模型预言宇宙是从一个高温高致密状态演化来的。爱因斯坦其后承认,添加宇宙常数项在方程里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错误。
在那个时代,广义相对论被视为一种古怪的异论,但由于它和狭义相对论相融,并能够解释很多牛顿引力无法解释的现象,因此它很明显优于牛顿理论。爱因斯坦本人在1915年证明了广义相对论能够解释水星轨道的反常近日点进动现象,其过程不需要任何附加参数(所谓“”)。另一个著名的实验验证是由亚瑟·爱丁顿爵士率领的探险队在非洲的普林西比岛观测到的日食时的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偏折,其偏折角度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完全相符(是牛顿理论预言的偏折角的两倍),这一发现随后为全球报纸所竞相报导,一时间使爱因斯坦的理论名声赫赫。但是直到1960年至1975年间,广义相对论才真正进入了理论物理和天体物理主流研究的视野,这一时期被人们称作广义相对论的黄金时代。物理学家逐渐理解了黑洞的概念,并能够通过天体物理学的性质从类星体中识别黑洞。在太阳系内能够进行的更精确的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进一步展示了广义相对论非凡的预言能力,而相对论宇宙学的预言也同样经受住了实验观测的检验。
理解广义相对论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从经典力学出发比较两者的异同点:这种方法首先需要认识到经典力学和牛顿引力也可以用几何语言来描述,而将这种几何描述和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放在一起对理解广义相对论具有启发性作用。
经典力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任何一个物体的运动都可看作是一个不受任何外力的自由运动(惯性运动)和一个偏离于这种自由运动的组合。这种偏离来自于施加在物体上的外力作用,其大小和方向遵循牛顿第二定律(外力大小等于物体的惯性质量乘以加速度,方向与加速度方向相同)。而惯性运动与时空的几何性质直接相关:经典力学中在标准参考系下的惯性运动是匀速直线运动。用广义相对论的语言说,惯性运动的轨迹是时空几何上的最短路径(测地线),在闵可夫斯基时空中是直的世界线。
反过来,原则上讲也可以通过观察物体的运动状态和外力作用(如附加的电磁力或摩擦力等)来判断物体的惯性运动性质,从而用来定义物体所处的时空几何。不过,当有引力存在时这种方法会产生一些含糊不清之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以及多个彼此独立验证的相关实验表明,自由落体具有一个普遍性(这也被人们称作弱等效原理,亦即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价),即任何测试质量的自由落体的轨迹只和它的初始位置和速度有关,与构成测试质量的材质等无关。
这一性质的一个简化版本可以通过爱因斯坦的理想实验来说明,如右图所示:对于一个处在狭小的封闭空间中的观察者而言,无法通过观测落下小球的运动轨迹来判断自己是处于地面上的地球引力场中,还是处于一艘无引力作用但正在加速的火箭里(加速度等于地球引力场的重力加速度);而作为对比,处于电磁场中的带电小球运动和加速参考系中的小球运动则是可以通过不同小球携带不同的电量来区分的。而由于引力场在空间中存在分布的变化,弱等效原理需要加上局域的条件,即在足够小的时空区域内引力场中的自由落体运动和均一加速参考系中的惯性运动是完全相同的。
由于自由落体的普遍性,惯性运动(实验中的火箭内)和在引力场中的运动(实验中的地面上)是无法通过观察来区分的。这是在暗示一类新的惯性运动的定义,即在引力作用下的自由落体也属于惯性运动。通过这种惯性运动则可以重新定义周围的时空几何:从数学来看,引力场中惯性运动的轨迹是弯曲时空的测地线,弯曲时空代表了引力对于物体的轨迹所产生的效应。
牛顿引力的几何理论尽管看上去很有趣,但这一理论的基础经典力学不过是(狭义)相对论力学的一个特例。用对称的语言来说,在不考虑引力的情形下物理学具有洛伦兹不变性,而并非经典力学所具有的伽利略不变性。(狭义相对论的对称性包含在庞加莱群中,它除了包含有洛伦兹变换所包含的洛伦兹递升和旋转外还包含平移不变性。)在研究对象的速度接近光速或者高能的情形下这两者的区别逐渐变得明显。
在洛伦兹对称性下可以引入光锥的概念(见左图),光锥构成了狭义相对论中的因果结构:对于每一个发生在时空中的事件A,原则上有能够通过传播速度小于光速的信号或相互作用影响到事件A或被事件A影响的一组事件(具有因果联系),例如图中的事件B;也有一组不可能互相影响的事件(不具有因果联系),例如图中的事件C;而这些事件间有无因果联系都与观测者无关。将光锥和自由落体的世界线联系起来可以导出时空的半黎曼度规,至少准确至一个正值标量因子,在数学上这是共形结构的定义。
狭义相对论的建立改变了人们对质量唯一性的观念:质量不过是系统能量和动量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使得爱因斯坦着手将弱等效原理纳入一个更广泛的框架中:处于封闭空间中的观察者无论采用什么测量方法(而不仅限于投掷小球)都无法区分自己是处于引力场还是加速参考系中。这种概括成为了著名的爱因斯坦等效原理:在足够小的时空区域中物理定律约化成狭义相对论中的形式;而不可能通过局域的实验来探测到周围引力场的存在。狭义相对论是建立于引力可以被忽略的前提,因此,对于引力可以被忽略的实际案例,这是一个合适的模型。如果考虑引力的存在并假设爱因斯坦等效原理成立,则可知宇宙间不存在全域的惯性系,而只存在跟随着自由落体的粒子一起运动的局域近似惯性系。用时空弯曲的语言来说,在无引力作用的惯性系里的几条笔直类时世界线,在实际时空中会变得彼此相互弯曲,这意味着引力的引入会改变时空的几何结构。
实验数据表明,处于引力场中的时钟测量出的时间——或者用相对论的语言称为固有时——并不服从狭义相对论定律的制约。用时空几何的语言来说,这是由于所测量的时空并非闵可夫斯基度规。对于牛顿引力理论而言这暗示着一种更一般的几何学。在微小尺度上所有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参考系都是等效的,并且都可近似为闵可夫斯基性质的平直度规。而接下来我们正在处理的是对闵可夫斯基时空的弯曲化的一般性概括,所用到的度规张量定义的所在的时空几何——具体说来是时空中的长度和角度是如何测量的——并不是狭义相对论的闵可夫斯基度规,这广义化的度规被人们称作半黎曼度规或伪黎曼度规。并且每一种黎曼度规都自然地与一种特别的联络相关联,这种联络被人们称为列维-奇维塔联络;事实上这种联络能够满足爱因斯坦等效原理的要求并使得时空具有局域的闵可夫斯基性(这是指在一个适合的局域惯性坐标系下度规是闵可夫斯基性的,其度规的导数和连接系数即克里斯托费尔符号都为零。)。
在建立了描述引力效应的相对论性几何化版本后,还有一个关于引力的起源问题没有解决。在牛顿理论中,引力来源于质量,而在狭义相对论中,质量的概念被包含在更具有一般性的能量-动量张量中。这个张量包含了对系统的能量和动量的密度,以及应力(即压强和剪应力的统称)的描述,通过等效原理就可以将能量-动量张量概括到弯曲的时空几何中去。如果和几何化的牛顿引力作进一步的类比,可以很自然地通过一个场方程将能量-动量张量和里奇张量联系起来,而里奇张量正描述了潮汐效应的一类特殊情形:一团初始状态为静止的测试粒子形成的云的体积会由于这群测试粒子作自由落体运动而变化。在狭义相对论中,能量-动量张量的守恒律在数学上对应着它的散度为零,而这一守恒律也可以被概括到更一般的弯曲时空中,其方法是将经典的偏导数替换为它们在曲面流形上的对应物:协变导数。在这一附加条件下,能量-动量张量的协变散度,以及场方程右边所有可能出现的项统统为零,这一组简洁的方程表述被称作爱因斯坦引力场方程:
方程左边是一个由里奇张量formula_2构成的并且散度为零的特别组合,这种组合被称作爱因斯坦张量。特别地,
是时空曲率的里奇标量。而里奇张量本身与更一般化的黎曼张量之间的关系为
方程右边的formula_5是能量-动量张量。将引力场方程的理论和对行星轨道实际观测的结果(或等价地考虑到弱场低速时近似为牛顿引力理论)相比较,可得到方程中的比例常数formula_6,其中formula_7是万有引力常数而formula_8是光速。当没有物质存在时能量-动量张量为零,这时的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形式化简为所谓真空解法:
某些广义相对论的替代理论在基于同样的前提下通过附加其他准则或约束得到了形式不一样的引力场方程,例如爱因斯坦-嘉当理论。
前一章节概括介绍了确立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内容所需的信息,并指出了广义相对论理论的几个关键性质。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广义相对论对物理学究竟有多重要的意义;具体说来,如何从广义相对论理论建立具有应用价值的具体物理模型呢?
广义相对论是引力的度规理论,其核心是爱因斯坦场方程。场方程描述的是用四维半黎曼流形所描述的时空几何学,与处在时空中物质的能量-动量张量之间的关系。经典力学中由引力引起的现象(例如自由落体、星体轨道运动、航天器轨道等),在广义相对论中对应着在弯曲时空中的惯性运动,即没有所谓外来的引力使得物体的运动偏离它们原本的自然直线运动路径。引力本身是时空属性的几何学改变,使处在其中的物体沿着时空中最短的路径作惯性运动;而反过来时空的曲率是由处在时空中的物质的能量-动量张量改变的。用约翰·惠勒的话来解释说:时空告诉物体如何运动,物体告诉时空如何弯曲。
广义相对论用一个对称的二阶张量替换了经典力学中的引力标量势,不过前者在某些极限情形下会退化为后者。在弱引力场并且速度远小于光速的前提下,相对论的结果和牛顿经典理论的结果是重合的。
广义相对论是用张量表示的,这是其广义协变性的体现:广义相对论的定律——以及在广义相对论框架中得到的物理定律——在所有参考系中具有相同的形式。并且,广义相对论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不变的几何背景结构,这使得它能够满足更严格的广义相对性原理:物理定律的形式在所有的观察者看来都是相同的。而广义相对论认为在局域由于有等效原理的要求,时空是闵可夫斯基性的,物理定律具有局域洛伦兹不变性。
广义相对论性的模型建立的核心内容是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在爱因斯坦场方程和一个附加描述物质属性的方程(类似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和介质的本构方程)同时已知的前提下,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包含有一个确定的半黎曼流形(通常由特定坐标下得到的度规给出),以及一个在这个流形上定义好的物质场。物质和时空几何一定满足爱因斯坦场方程,因此特别地物质的能量-动量张量的协变散度一定为零。当然,物质本身还需要满足描述其属性的附加方程。因此可以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简单理解为一个由广义相对论制约的宇宙模型,其内部的物质还同时满足附加的物理定律。
爱因斯坦场方程是非线性的偏微分方程组,因此想要求得其精确解十分困难。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精确解被求得,但仅有一些具有物理上的直接应用。其中最著名的精确解,同时也是从物理角度来看最令人感兴趣的解包括史瓦西解、雷斯勒-诺斯特朗姆解、克尔解,每一个解都对应着特定类型的黑洞模型;以及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尔克解和,每一个解都对应着一个膨胀的宇宙模型。纯粹理论上比较有趣的精确解还包括(暗示了在弯曲时空中进行时间旅行的可能性)、Taub-NUT解(一种均匀却又各向异性的宇宙模型)、反德西特空间(近年来由于超弦理论中的马尔达西那假说的提出而变得知名)。
寻找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精确解并非易事,因此在更多场合下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是通过计算机采用数值积分的方法,或者对精确解作微扰求得的近似解。在数值相对论这一分支中,人们使用高性能的计算机来数值模拟时空几何,以用于数值求解两个黑洞碰撞等有趣场合下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原则上只要计算机的运算能力足够强大,数值相对论的方法就可以应用到任何系统中,从而有可能对裸奇点等基础问题做出解答。另一种求得近似解的方法是借助于像线性化引力和后牛顿力学近似方法这样的微扰理论,这两种微扰方法都是由爱因斯坦发展的,其中后者为求解时空内分布的物体速度远小于光速时的时空几何提供了系统的方法。后牛顿力学近似方法是一系列展开项,第一项对应着牛顿引力,而后面的微扰项对应着广义相对论理论对牛顿力学所作的修正。这种近似展开的一种扩展方法是参数化后牛顿形式,应用这种方法可以量化地比较广义相对论和其替代理论的预言结果。
广义相对论对物理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其引发了诸多理论和实验的研究成果。其中一部分是从广义相对论的定律中直接导出的,而有些则从广义相对论发表至今经过长久的研究才逐渐变得明朗。
如果等效原理成立,则可得到引力会影响时间流易的结论。射入引力势阱中的光会发生蓝移,而相反从势阱中射出的光会发生红移;归纳而言这两种现象被称作引力红移。更一般地讲,当有一个大质量物体存在时,对于同一个过程在距离大质量物体更近时会比远离这个物体时进行得更慢,这种现象叫做引力时间膨胀。
引力红移已经在实验室中及在天文观测中得到证实和测量,而地球引力场中的引力时间延缓效应也已经通过原子钟进行过多次测量。当前的测量表明地球引力场的时间延缓会对全球定位系统的运行产生一定影响。这种效应在强引力场中的测试是通过对脉冲双星的观测完成的,所有的实验结果都和广义相对论相符。不过在当前的测量精度下,人们还不能从中判断这些观测到底更支持广义相对论还是同样满足等效原理的其他替代理论。
广义相对论预言光子的路径在引力场中会发生偏折,即当光子途径一个大质量物体时路径会朝向物体发生弯曲。这种效应已经通过对来自遥远恒星或类星体的光线途径太阳时的路径观测得到证实。
这种现象(以及其他相关现象)的原因是光具有被称作类光的(或被称作零性的)测地线——相对于在经典物理中光的传播路线是直线,类光的(或零性的)测地线是广义相对论的相应概括,来源于狭义相对论中的光速不变原理。选取了合适的时空几何(例如黑洞视界外的史瓦西解,或后牛顿展开项)就可以进一步看到引力场对光的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纯粹广义相对论性的。即是说尽管从经典力学出发,通过计算中心质量对光子的经典散射也可以得到光线的偏折效应,但从这种经典方法得到的偏折角度只有广义相对论结果的一半。
和光线偏折现象密切相关的另一现象是引力时间延迟效应(或称作夏皮罗延迟效应),这种现象是指在引力场中光的传播时间要比无引力场的情形下要长,这种效应已经被多个观测成功证实。在参数化后牛顿形式中,对光线偏折和对时间延迟的测量共同决定了一个参数formula_10,这个参数表征了引力对时空几何的影响。
弱引力场和电磁场相比有一个重要类同之处:类似于随时间变化的电磁场会辐射电磁波,引力场也有可能会辐射引力波。引力波有如时空度规的涟漪,以光速在空间中传播。最简单的一类情形如右所示:排列成一个环状的自由悬浮粒子(右上静态图像),当有一束正弦引力波穿过这个环并朝向读者传播时,引力波会将这个环以一种具有特征性和旋律性的方式扭曲(右下动画)。由于爱因斯坦场方程是非线性的,强引力场中的任意强度的引力波不满足原理。但在弱场情形下可采用线性近似,由于从遥远的天体辐射出的引力波到达地球时已经非常微弱,这时线性化的引力波已经足以精确描述其到达地球时的强度,其引起的空间距离的相对变化大约在10或更低。这些线性化的引力波是可以进行傅里叶分解的,对这些引力波信号进行的数据分析正是基于这个原理。
场方程的个别精确解能够在不借助任何近似条件的前提下描述引力波,如一束传遍整个空间的波列,以及所谓(多种充满引力波的膨胀宇宙的总称)。不过对于天体物理学意义上的引力辐射而言,例如黑洞双星的合并过程,后牛顿力学近似方法、微扰理论或数值相对论等近似途径是仅有的处理手段。
对于作轨道运动的物体,广义相对论和经典力学的预言在很多地方有所不同。广义相对论预言公转星体的轨道会发生总体的旋转(进动),而轨道本身也会由于引力辐射而发生衰减。
广义相对论中,任意轨道的拱点(轨道上最接近或最远离系统质心的点)会发生进动,这使得轨道不再是椭圆,而是一个绕着质心旋转的准椭圆轨道,其总体上看接近于玫瑰线的形状。爱因斯坦最早通过近似度规来表示牛顿力学的极限,并将轨道运动的物体看作一个测试质点从而在理论上得到了这一结果。这一结果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最简洁地解释天文学家勒维耶在1859年发现的水星近日点的反常进动,而这对于当时的爱因斯坦而言是最终确认引力场方程的正确形式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精确的史瓦西度规或采用更为一般的后牛顿力学近似形式也能够推导出这种效应。从本质上说,这种进动是由于引力对时空几何的影响,以及对物体引力的自能量的贡献(其意义包含在爱因斯坦场方程的非线性中)。现在已经观测到了所有能够进行精确轨道进动测量的太阳系行星(水星、金星、地球)的相对论进动,而且已经观察到某些脉冲双星系统的轨道进动效应,其效应要比太阳系内行星高出五个数量级。
根据广义相对论,一个双星系统会通过引力辐射损失能量。尽管这种能量损失一般相当缓慢,却会使双星逐渐接近,同时轨道周期也会减小。在太阳系内的两体系统或者一般的双星中,这种效应十分微弱,难以观测。然而对于一个密近脉冲双星系统而言,在轨道运动中它们会发射极度规律的脉冲信号,地球上的接收者从而能够将这个信号序列作为一个高度精确的时钟。这个精确的时钟是用来精确测量脉冲双星轨道周期的最佳工具。并且由于组成脉冲双星的恒星是中子星,其致密性能导致有较多部分的能量以引力辐射的形式传播出去。
最早观测到这种因引力辐射导致的轨道周期衰减的实验是由赫尔斯和泰勒完成的。他们在1974年发现了PSR 1913+16。它所属的双星系统的轨道衰减间接证实了引力波的存在。二人因为这项工作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从那以后,科学家发现了更多的脉冲双星,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两个成员都是脉冲星。
有些相对论效应与坐标的方向性有关,其一是测地线效应,例如一个在弯曲时空中作自由落体运动的陀螺的自转轴会因此而改变,即使陀螺的自转轴方向在运动过程中尽可能保持一直稳定(即所谓在曲面上作“平行输运”)。地球-月球系统的测地线效应已经通过月球激光测距实验得到验证。近年来物理学者通过引力探测器B卫星测量测试质量在地球引力场中的测地线效应,其结果和理论值的误差小于0.3%。
在一个旋转质量的周围还会产生引力磁性以及更一般的参考系拖拽效应,观察者会认为旋转质量对周围的时空产生拖拽效应,处于旋转质量周围的物体会因此发生坐标改变。一个极端的版本是旋转黑洞的所谓能层区域,当有任何物体进入旋转黑洞的能层时都会不可避免地随着黑洞一起发生转动。理论上这种效应也可以通过观察其对一个自由落体状态的陀螺自转方向的影响进行验证。在存在争议的卫星实验中参考系拖拽效应得到了初步证实。火星全球探勘者号在火星获得的数据资料,也被用来做广义相对论的参考系拖拽实验。
引力场中光线的偏折效应是一类新的天文现象的原因。当观测者与遥远的观测天体之间还存在有一个大质量天体,当观测天体的质量和相对距离合适时观测者会看到多个扭曲的天体成像,这种效应被称作引力透镜。受系统结构、尺寸和质量分布的影响,成像可以是多个,甚至可以形成被称作爱因斯坦环的圆环,或者圆环的一部分弧。最早的引力透镜效应是在1979年发现的,至今已经发现了超过一百个引力透镜。即使这些成像彼此非常接近以至于无法分辨——这种情形被称作微引力透镜——这种效应仍然可通过观测总光强变化测量到,很多微引力透镜也已经被发现。
引力透镜已经发展成为观测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工具,它被用来探测宇宙间暗物质的存在和分布,并成为了用于观测遥远星系的天然望远镜,还可对哈勃常数做出独立的估计。引力透镜观测数据的统计结果还对星系结构演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脉冲双星的观测是间接证实引力波存在的有力证据(参见上文轨道衰减一节),对来自宇宙深处的引力波的直接观测也实现了,这是相对论前沿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现在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地面引力波探测器持续投入运行,最值得注目的干涉引力波探测器是、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包括三架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和VIRGO欧洲独立在太空中操作的激光干涉探测器新引力波天文台现在正处于开发阶段,其先行测试计划LISA探路者()于2014年底之前正式发射升空。
人们可以通过引力波探测获取一些从电磁波观测结果中得不到的信息,比如引力波波源的部分细节。这些从未被真正了解过的信息可能来自于黑洞、中子星或白矮星等致密星体,可能来自于某些超新星爆发,甚至可能来自宇宙诞生极早期的暴胀时代的某些烙印,例如假想的。
2016年2月11日,雷射干涉重力波天文台(LIGO)团队于华盛顿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宣布人类对于重力波的首个直接探测结果。所探测到的重力波来源于双黑洞融合。两个黑洞分别估计为29及36倍太阳质量,这次探测为物理学家史上首次由地面直接成功探测重力波。
广义相对论预言了黑洞的存在,即当一个星体足够致密时,其引力使得时空中的一块区域极端扭曲以至于光都无法逸出。在当前被广为接受的恒星演化模型中,一般认为大质量恒星演化的最终阶段的情形包括1.4倍左右太阳质量的恒星演化为中子星,而数倍至几十倍太阳质量的恒星演化为恒星质量黑洞。具有几百万倍至几十亿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被认为定律性地存在于每个星系的中心,一般认为它们的存在对于星系及更大的宇宙尺度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在天文学上致密星体的最重要属性之一是它们能够极有效率地将引力能量转换为电磁辐射。恒星质量黑洞或超大质量黑洞对星际气体和尘埃的吸积过程被认为是某些非常明亮的天体的形成机制,著名且多样的例子包括星系尺度的活动星系核以及恒星尺度的微类星体。在某些特定场合下吸积过程会在这些天体中激发强度极强的相对论性喷流,这是一种喷射速度可接近光速的且方向性极强的高能等离子束。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建立模型的过程中广义相对论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而实验观测也为支持黑洞的存在以及广义相对论做出的种种预言提供了有力证据。
黑洞也是引力波探测的重要目标之一:黑洞双星的合并过程可能会辐射出能够被地球上的探测器接收到的某些最强的引力波信号,并且在双星合并前的啁啾信号可以被当作一种“标准烛光”从而来推测合并时的距离,并进一步成为在大尺度上探测宇宙膨胀的一种手段。而恒星质量黑洞等小质量致密星体落入超大质量黑洞的这一过程所辐射的引力波能够直接并完整地还原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的时空几何信息。
现代的宇宙模型是基于带有宇宙常数的爱因斯坦场方程建立的,宇宙常数的值对大尺度的宇宙动力学有着重要影响。
这个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修改版本具有一个各向同性并均匀的解: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尔克度规,在这个解的基础上,物理学家建立了从一百四十亿年前炽热的大爆炸中演化而来的宇宙模型。只要能够将这个模型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参数(例如宇宙的物质平均密度)通过天文观测加以确定,人们就能从进一步得到的实验数据检验这个模型的正确性。这个模型的很多预言都是成功的,这包括太初核合成时期形成的化学元素初始丰度、宇宙的大尺度结构以及早期的宇宙温度在今天留下的“回音”: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从天文学观测得到的宇宙膨胀速率可以进一步估算出宇宙中存在的物质总量,不过有关宇宙中物质的本性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现在估计宇宙中大约有90%以上的物质都属于暗物质,它们具有质量(即参与引力相互作用),但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即它们无法(通过电磁波)直接观测到。目前在已知的粒子物理或其他什么理论的框架中还没有办法对这种物质做出令人满意的描述。另外,对遥远的超新星红移的观测以及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测量显示,我们的宇宙的演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宇宙常数值的影响,而正是宇宙常数的值决定了现在宇宙的加速膨胀。换句话说,宇宙的加速膨胀是由具有非通常意义下的状态方程的某种能量形式决定的,这种能量被称作暗能量,其本性也仍然不为所知。
在所谓暴胀模型中,宇宙曾在诞生的极早期(~10秒)经历了剧烈的加速膨胀过程。这个在于1980年代提出的假说是由于某些令人困惑并且用经典宇宙学无法解释的观测结果而提出的,例如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高度各向同性,而现在对微波背景辐射各向异性的观测结果是支持暴胀模型的证据之一。然而,暴胀的可能的方式也是多样的,现今的观测还无法对此作出约束。一个更大的课题是关于极早期宇宙的物理学的,这涉及到发生在暴胀之前的、由经典宇宙学模型预言的大爆炸奇点。对此比较有权威性的意见是这个问题需要由一个完备的量子引力理论来解答,而这个理论至今还没有建立(参见下文量子引力)。
在广义相对论中没有任何有静止质量的物体能够追上或超过一束光脉冲,即是说发生于某一点的事件在光从那一点传播到空间中任意位置之前无法对位置产生影响。因此,一个时空中所有光的世界线(零性测地线)包含了有关这个时空的关键因果结构信息。描述这种因果结构的是彭罗斯-卡特图,在这种图中,无限大的空间区域和时间间隔,通过共形变换,被“收缩”(数学上称为紧化)在可被容纳的有限时空区域内,而光的世界线仍然和在闵可夫斯基图中一样用对角线表示。
彭罗斯和其他研究者注意到因果结构的重要性,从而发展了所谓。全域几何中研究的对象不再是爱因斯坦场方程的一个个特定解(或一族解),而是运用一些对所有测地线都成立的关系,如,以及对物质本性的非特异性假设(通常用所谓能量条件的形式来表述)来推导普适性结论。
在全域几何下可以证明有些时空中存在被称作视界的分界线,它们将时空中的一部分区域隔离起来。这样的最著名例子是黑洞:当质量被压缩到空间中的一块足够小的区域中后(相关长度为史瓦西半径),没有光子能从内部逸出。而由于任何有质量的粒子速度都无法超过光速,黑洞内部的物质也被封闭在视界内。不过,从视界之外到视界之内的通道依然是存在的,这表明黑洞的视界作为一种分界线并不是物理性质的屏障。
早期的黑洞研究主要依赖于求得爱因斯坦场方程的精确解,著名的解包括球对称的史瓦西解(用来描述静态黑洞)和反对称的克尔解(用来描述旋转定态黑洞,并由此引入了能层等有趣的属性)。而后来的研究通过全域几何揭示了更多的关于黑洞的普适性质:研究表明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黑洞都逐渐演化为一类相当简单的可用十一个参数来确定的星体,包括能量、动量、角动量、某一时刻的位置和所带电荷。这一性质可归纳为黑洞的唯一性定理:“黑洞没有毛发”,即黑洞没有像人类的不同发型那样的不同标记。例如,星体经过引力坍缩形成黑洞的过程非常复杂,但最终形成的黑洞的属性却相当简单。
更值得一提的是黑洞研究已经得到了一组制约黑洞行为的一般性定律,这被称作黑洞(热)力学,这些定律与热力学定律有很强的类比关系。例如根据黑洞力学的第二定律,一个黑洞的视界面积永不会自发地随着时间而减少,这类似于一个热力学系统的熵;这个定律也决定了通过经典方法(例如,彭罗斯过程)不可能从一个旋转黑洞中无限度地抽取能量。这些都强烈暗示了黑洞力学定律实际是热力学定律的一个子集,而黑洞的表面积和它的熵成正比。从这个假设可以进一步修正黑洞力学定律。例如,由于黑洞力学第二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部分,则可知黑洞的表面积也有可能减小,只要有某种其它过程来保证系统的总熵是增加的。而热力学第三定律认为不存在温度为绝对零度的物体,可以进一步推知黑洞应该也存在热辐射;半经典理论计算表明它们确实存在有热辐射,在这个机制中黑洞的表面引力充当着普朗克黑体辐射定律中温度的角色,这种辐射称作霍金辐射(参见下文量子理论一节)。
广义相对论还预言了其他类型的视界模型:在一个膨胀宇宙中,观察者可能会发现过去的某些区域不能被观测(所谓“粒子视界”),而未来的某些区域不能被影响(事件视界)。即使是在平直的闵可夫斯基时空中,当观察者处于一个加速的参考系时也会存在视界,这些视界也会伴随有半经典理论中的盎鲁辐射。
广义相对论的另一个普遍却又令人困扰的特色问题是时空的分界线——奇点的出现。时空可以通过沿着类时和类光的测地线来探索,这些路径是光子及其他所有粒子在自由落体运动中的可能轨迹,但爱因斯坦场方程的某些解具有“粗糙的边缘”——这被称作时空奇点,这些奇点上类时或类光的测地线会突然中止,而对于这些奇点没有定义好的时空几何来描述。需要说明的是,“奇点”往往可能并不是一个“点”:那些场方程的解的“粗糙边缘”在既有坐标系下,不仅可能是一个“点”,还可以以其他几何形式出现(比如克尔黑洞的“奇环”等)。一般意义上的奇点是指曲率奇点,这是说在这些点上描述时空曲率的几何量,例如里奇张量为无限大(曲率奇点是相对所谓坐标奇点而言的,坐标奇点本质上不属于奇点的范畴:有些度规在某个特定坐标下会产生无穷大,但本质上这些点不具有奇性,在其他合适的坐标下是光滑的,也不会产生无穷大的曲率张量)。描述未来的奇点(世界线的终结)的著名例子包括永远静态的史瓦西黑洞内部的奇点,以及永远旋转的克尔黑洞内部的环状奇点。弗里德曼-勒梅特-罗伯逊-沃尔克度规,以及其他描述宇宙的时空几何都具有过去的奇点(世界线的开端),这被称作大爆炸奇点,而有些还具有未来的奇点(大挤压)。
考虑到这些模型都是高度对称从而被简化的,人们很容易去猜测奇点的出现是否只是理想状态下的不自然产物。然而著名的由全域几何证明的奇点定理指出,奇点是广义相对论的一个普遍特色结果,并且任何有质量的实体发生引力坍缩并达到一个特定阶段后都会形成奇点,而在一系列膨胀宇宙模型中也一样存在奇点。不过奇点定理的内容基本没有涉及到奇点的性质,这些关于确定奇点的一般结构(例如所谓BKL假说)的问题是当前相关研究的主要课题。另一方面,由于在对于物理规律的破坏方面而言,一个被包裹于视界之中的奇点被认为要好过一个“裸”的奇点,故而宇宙监督假说被提出,它认为所有未来的实际奇点(即没有完美对称性的具有实际性质的物体形成的奇点)都会被藏在视界之内,从而对外面对观察者不可见,即自然界憎恨裸奇点。尽管还没有实际证据证明这一点,有数值模拟的结果支持这一假说的正确性。
每一个爱因斯坦场方程的解都是一个宇宙,这里的宇宙含义既包括了整个空间,也包括了过去与未来——它们并不单单是反映某些事物的“快照”,而是所描述的时空的完全写真。每一个解在其专属的特定宇宙中都能描述任意时间和任意位置的时空几何和物质状态。出于这个表征,爱因斯坦的理论看上去与其他大多数物理理论有所不同:大多数物理理论都需要指明一个物理系统的演化方程(例如量子力学中的埃伦费斯特定理),即如果一个物理系统在给定时刻的状态已知,其演化方程能够允许描述系统在过去和未来的状态。爱因斯坦理论中的引力场和其他场的更多区别还在于前者是自身相互作用的(是指它在没有其他场出现时仍然还是非线性的),并且不具有固定的背景结构(在宇宙尺度上会发生演化)。
为了更好地理解爱因斯坦场方程这个与时间有关的偏微分方程,可以将它写成某种能够描述宇宙随时间演化的形式。这种形式被称作“3+1”分解,其中时空被分为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最著名的形式叫做ADM形式,在这种分解下广义相对论的时空演化方程具有良好的性质:在适当的初始条件给定的情形下方程有解并且是唯一的。场方程的“3+1”分解形式是数值相对论的研究基础。
演化方程的观念与广义相对论性物理中的另一个方面紧密联系: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一个系统的总质量(或能量)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无法找到一种普遍性的定义。其原因在于,引力场原则上并不像其他的场那样具有可以局域化的能量。
尽管如此,试图通过其他途径来定义一个系统的总质量还是可能的,在经典物理中,质量(或能量)的定义可以来自时间平移不变性的守恒量,或是通过系统的哈密顿形式。在广义相对论中,从这两种途径出发可以分别得到如下质量的定义:
思考一个系统的总质量中被引力波携带至无限远处的能量,如果不将这能量纳入计算,得到的结果叫做零性无限远处的邦迪质量。这些定义而来的质量被舍恩和丘成桐的正质量定理证明是正值,而动量和角动量也具有全域的相应定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还有很多试图建立所谓准局域量的尝试,例如仅通过一个孤立系统所在的有限空间区域中包含的物理量来构造这个孤立系统的质量。这类尝试寄希望于能够找到一个更好地描述孤立系统的量化方式,例如环假说的某种更精确的形式。
如果说广义相对论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那么量子理论作为我们借此了解基本粒子以及凝聚态物理的基础理论就是现代物理的另一支柱。然而,如何将量子理论中的概念应用到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中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作为现代物理中粒子物理学的基础,通常意义上的量子场论是建立在平直的闵可夫斯基时空中的,这对于处在像地球这样的弱引力场中的微观粒子的描述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近似。而在某些情形中,引力场的强度足以影响到其中的量子化的物质,但不足以要求引力场本身也被量子化,为此物理学家发展了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论。这些理论借助于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来描述弯曲的背景时空,并定义了广义化的弯曲时空中的量子场理论。通过这种理论,可以证明黑洞也在通过黑体辐射释放出粒子,这即是霍金辐射,并有可能通过这种机制导致黑洞最终蒸发。如前文所述,霍金辐射在黑洞热力学的研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物质的量子化描述和时空的几何化描述之间彼此不具有相容性,以及广义相对论中时空曲率无限大(意味着其结构成为微观尺度)的奇点的出现,这些都要求着一个完整的量子引力理论的建立。这个理论需要能够对黑洞内部以及极早期宇宙的情形做出充分的描述,而其中的引力和相关的时空几何需要用量子化的语言来叙述。尽管物理学家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并有多个有潜质的候选理论已经发展起来,至今人类还没能得到一个称得上完整并自洽的量子引力理论。
量子场论作为粒子物理的基础已经能够描述除引力外的其余三种基本相互作用,但试图将引力概括到量子场论的框架中的尝试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低能区域这种尝试取得了成功,其结果是一个被接受的描述引力的有效(量子)场理论,但在高能区域得到的模型是发散(且不可重整化)的。
试图克服这些限制的尝试性理论之一是弦论,在这种量子理论中研究的最基本单位不再是点状粒子,而是一维的弦。弦论有可能成为能够描述所有粒子和包括引力在内的基本相互作用的大统一理论,其代价是导致了在三维空间的基础上生成六维的额外维度等反常特性。在所谓第二次超弦革命中,人们猜测超弦理论以及广义相对论与超对称的统一,超引力,能够构成一种十一维模型,M理论,的一部分。科学家认为这种模型能够成为具有唯一性定义且自洽的量子引力理论的基础。
另外一种尝试来自于量子理论中的正则量子化方法。应用广义相对论的初值形式(参见上文演化方程一节),其结果是惠勒-得卫特方程(其作用类似于薛定谔方程)。虽然这个方程在一般情形下定义并不完备,但在所谓阿西特卡变量的引入下,从这个方程能够得到一个很有前途的模型:圈量子引力。在这个理论中空间是一种被称作自旋网络的网状结构,并在离散的时间中演化。
取决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中的哪些性质可以被接受保留,并在什么能量量级上需要引入变化,对量子引力的尝试理论还有很多,例如动力三角剖分、因果组合、扭量理论以及基于路径积分的量子宇宙学模型。
所有这些尝试性候选理论都仍有形式上和概念上的主要问题需要解决,而且它们都在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至今还没有办法从实验上验证量子引力理论的预言,进而无法通过多个理论之间某些预言的不同来判别其正确性。在这个意义上,量子引力的实验观测还需要寄希望于未来的宇宙学观测以及相关的粒子物理实验逐渐成为可能。
在引力和宇宙学的研究中,广义相对论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成功的模型,并且到目前为止能够在不另加特例假设条件下,得到许多实验的验证。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有证据显示这个理论并不完备:对量子引力的寻求以及时空奇点的现实性问题依然有待解决;实验观测得到的支持暗物质和暗能量存在的数据结果意味着对于建立新物理学的渴求。不过,广义相对论之中仍然充满了值得深度探索的可能性:数学相对论学家正在寻求理解奇点的本性,以及爱因斯坦场方程的基本属性;更具功能的电脑正在进行黑洞合并等更多的数值模拟;于2015年9月14日第一次直接观测到引力波之后 , 后续的竞赛与发展应用也正在持续中,人类希望借此能够在比至今能达到的强得多的引力场中创造更多检验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机会。在爱因斯坦发表他的理论一百年之后,广义相对论依然是一个高度活跃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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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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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
相对论()是关于时空和引力的理论,主要由爱因斯坦创立,依其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提出给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们共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相对论极大的改变了人类对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提出了“同时的相对性”、“四维时空”、“弯曲时空”等全新的概念。不过近年来,人们对于物理理论的分类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以其理论是否是决定论的来划分经典与非经典的物理学,即“非古典的=量子的”。在这个意义下,相对论仍然是一种经典的理论。
传统上,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的初期,人们以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涉及非惯性参考系来作为狭义与广义相对论分类的标志。随着相对论理论的发展,这种分类方法越来越显出其缺点——参考系是跟观察者有关的,以这样一个相对的物理对象来划分物理理论,被认为不能反映问题的本质。目前一般认为,狭义与广义相对论的区别在于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涉及引力(弯曲时空),即狭义相对论只涉及那些没有引力作用或者引力作用可以忽略的问题,而广义相对论则是讨论有引力作用时的物理学。用相对论的语言来说,就是狭义相对论的背景时空是平直的,即四维平凡流型配以闵氏度规,其曲率张量为零,又称闵氏时空;而广义相对论的背景时空则是弯曲的,其曲率张量不为零。
爱因斯坦在他1905年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中介绍了其狭义相对论。
狭义相对论建立在如下的两个基本公设上:
在狭义相对论提出以前,人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各自独立的绝对的存在,自伽利略时代以来这种绝对时空的观念就开始建立,牛顿创立的牛顿经典力学和经典运动学就是在绝对时空观的基础上创立。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牛顿经典力学、麦克斯韦经典电磁学等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它认为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而绝对的是一个它们的整体——时空,在时空中运动的观者可以建立“自己的”参照系,可以定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即对四维时空做“3+1分解”),而不同的观者所定义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是不同的。具体的来说,在闵氏时空中:如果一个惯性观者(G)相对于另一个惯性观者(G')在做匀速运动,则他们所定义的时间(t与t')和空间({x,y,z}与{x',y',z'})之间满足洛伦兹变换。而在这一变换关系下就可以推导出“尺缩”、“钟慢”等效应,具体见狭义相对论条目。因为爱因斯坦之前的科学家们并没有高速运动的观测和体验,所以绝对时空观在古代科技水平下无疑是真理,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更新了人们的世界观,为广义相对论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爱因斯坦以前,人们广泛的关注于麦克斯韦方程组在伽利略变换下不协变的问题,也有人(如庞加莱和洛伦兹)注意到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所基于的实验(如迈克尔孙-莫雷干涉仪实验等),也有人推导出过与爱因斯坦类似的数学表达式(如洛伦兹变换),但只有爱因斯坦将这些因素与经典物理的时空观结合起来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并极大的改变了我们的时空观。在这一点上,狭义相对论是革命性的。
在本质上,所有的物理学问题都涉及采用哪个时空观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以前的古典物理学里,人们采用的是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相对论的提出改变了这种时空观,这就导致人们必须依相对论的要求对古典物理学的公式进行改写,以使其具有相对论所要求的洛伦兹协变性而不是以往的伽利略协变性。在古典理论物理的三大领域中,电动力学本身就是洛伦兹协变的,无需改写;统计力学有一定的特殊性,但这一特殊性并不带来很多急需解决的原则上的困难;而古典力学的大部分都可以成功的改写为相对论形式,以使其可以用来更好的描述高速运动下的物体,但是唯独牛顿的引力理论无法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体系下改写,这直接导致爱因斯坦扩展其狭义相对论,而得到了广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在1915年左右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给出了广义相对论最初的形式。他首先注意到了被称之为(弱)等效原理的实验事实: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是相等的(目前实验证实,在formula_1的精确度范围内,仍没有看到引力质量与惯性质量的差别)。这一事实也可以理解为,当除了引力之外不受其他力时,所有质量足够小(即其本身的质量对引力场的影响可以忽略)的测验物体在同一引力场中以同样的方式运动。既然如此,则不妨认为引力其实并不是一种“力”,而是一种时空效应,即物体的质量(准确的说应当为非零的能动张量)能够产生时空的弯曲,引力源对于测验物体的引力正是这种时空弯曲所造成的一种几何效应。这时,所有的测验物体就在这个弯曲的时空中做惯性运动,其运动轨迹正是该弯曲时空的测地线,它们都遵守测地线方程。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爱因斯坦得到了其广义相对论。
系统的说,广义相对论包括如下几条基本假设。:
在现有的广义相对论的理论框架下,等效原理是可以由其他假设推出。具体来说,就是如果时空中有一观者(G),则可在其世界线的一个邻域内建立的局域惯性参考系,而广义相对性原理要求该系中的克氏符(Christoffel symbols)在观者G的世界线上的值为零。因而现代的相对论学家经常认为其不应列入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Synge就认为:等效原理在相对论创立的初期起到了与以往经典物理的桥梁的作用,它可以被称之为“广义相对论的接生婆”,而现在“在广义相对论这个新生婴儿诞生后把她体面地埋葬掉”。
如果说到了二十世纪初狭义相对论因为古典物理原来固有的矛盾、大量的新实验以及广泛的关注而呼之欲出的话,那么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则在某种意义下是“理论走在了实验前面”的一次实践。在此之前,虽然有一些后来用以支持广义相对论的实验现象(如水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但是它们并不总是物理学关注的焦点。而广义相对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相对论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并非是出于有一些实验现象急待有理论去解释的现实需要,这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是并不多见的。因而在相对论提出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其进展并不是很快,直到后来天文学上的一系列观测的出现,才使广义相对论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了当代,在对于引力波的观测和对于一些高密度天体的研究中,广义相对论都成为了其理论基础之一。而另一方面,广义相对论的提出也为人们重新认识一些如宇宙学、时间旅行等古老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视角。
相对论主要在两个方面有用:一是高速运动(与光速可比拟的高速),一是强引力场。
值得一提的是,原子弹的出现和著名的质能关系式(E=mc)关系不大,而爱因斯坦本人也肯定了这一点。质能关系式只是解释原子弹威力的数学工具而已,对实作原子弹意义不大。
相对论直接和间接地催生了量子力学的诞生,也为研究微观世界的高速运动确立全新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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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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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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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语
越南语()又称越语()、京语()及国语()、越南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现代少用的前法国殖民地名称安南语()。
越南语是越南的国家语言,有85至90%的越南人将之作为母语,另外居住在海外的3百万越侨、住在中国广西的京族亦使用越南语。历史上,越南语曾经使用汉字与喃字表记(即汉喃文),现代则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添加若干个新字母及声调符号的国语字()书写。
上古时期的越南语很可能具有南亚语系其他语言现在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例如在屈折方面较发达,具有丰富的复辅音等。这些特征已不再存于现代的越南语中,据认为是由于越南语地处东南亚的“语言联盟”中,受到周边有声调的孤立语汉语的影响,也变成了一种有声调的孤立语。形态上的孤立和声调的存在可能并非来源自原始南亚语,周边的无亲属关系的语言,例如壮侗语系的泰语和南岛语系的回辉话(与古代占婆国的占语同源),也都具有声调。
原始越南语的家园在现今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地区。在越南人接下来的向南扩张和占领中,中南部占婆国(又称占城)的占族人和南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今胡志明市附近)的高棉人被征服,越南语也被传入现今越南的中南部地区,各种方言在声调上逐渐产生差异。
越南语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汉语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词汇方面,据统计越南语中的汉语借词可达60%。越南语中有多个层次的汉语借词,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唐代前后借入的“汉越语”这一个汉字的整套音读系统,它与切韵音存在整齐的对应。还有是所谓古汉越语,是比唐代更古的语言残迹;以及越化的汉语词,即本来的汉语词,随越南口语变化、脱离汉越语系统而产生的越语词。汉越语比朝鲜、日本的汉字音保留更多的存古特征,中古汉语的声韵调与汉越音均存在规律系统的对应,因此汉越音对中古汉语语音本体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而对古汉越语的研究,则可帮助目前对上古汉语的构拟。
马伯乐将越语史分为五个阶段。以下再加上“前越南语”一个阶段,成为六个阶段:
越南语现今使用的书写系统——国语字,在很大基础上保留了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于1651年所著的《越葡拉字典》中对越南语的罗马字表记。罗德记录的是当时的中古越南语的河内音。与现在的河内方言相比,罗德记录的韵母音值在近几百年间似乎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各方言声母的演变却很迅速。因而越南国语字的声母系统与现代越南语的任何方言都有差异,它与西贡方言的接近程度比河内方言要高。
中古越南语的音系见下表:
不存在 "b" 和 "p" 的对立,因此它们是同位异音。"gi" 和 "y/i/ĕ" 也是同位异音。
中古越南语有三种词首的复辅音,它们在现代语中均不再是复辅音:
越南国语字与现代发音的一些不寻常的对应可以归咎为中古越南语的发音,包括:
相比下,原始越芒语的音系和与现代越南语的对应如下:
词首复辅音方面,存在如下的组合,其演变过程也一并标出:
大量汉越词的借入使上古越南语产生了卷舌音 "s" 和 "tr" 。
在声调方面,原始越芒语是没有声调的。越南语的声调是后起的,声调与韵尾和声母的对应如下表:
与其他东亚、东南亚语言的声调发展史类似,越南语在某一阶段发生了声母清浊决定的调类的分化,伴随著浊音清化的过程。浊声母音节在发声时,带有气嗓音或嘎裂音的特征,读低调;清声母字则相反。表现在现代河内方言中的两者的分别主要在音质方面,而在南部的西贡方言则分别主要体现在音高方面。在这一声调分化过程中,内爆塞音作为清音参与演变,这是东南亚有内爆音语言共同体现的特征。
原始越芒语有带有次音节前缀的“一个半音节”的词汇,次音节是独立于后接的可以有词首辅音丛的主音节的。在这些词中主音节的声母处于元音间的位置,发生弱化变为浊擦音(见上注2)。在越南语中次音节最终丢失,在次音节脱落时上述提到的调类分化已经开始,因而现代越南语中有浊擦音声母的字在6个声调都有分布。至于具体是高调还是低调的字则与原始越芒语中该词次音节前缀辅音的清浊有关,与主音节声母清浊无关。同样地, 和 声母的字也都在高调和低调有出现。
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的语言受印度文化影响较大,而越南语却与朝鲜语、日语一样自古受到汉字文化的深远影响。在中国自公元一世纪至十世纪的统治下,越南语引入庞大的汉字词汇,其发音(汉越音)类似古汉语中古音,但其语法承袭了大量高棉语的特色,虽然与中文一样并无时态及动词变化,亦同为声调语言,但其词序恰恰与中文相反置,情况近似泰语。
早期的时候,越南人并没有为自己的语言发明适合的书写系统。大约从东汉开始,汉字(越南人称之为「儒字」)开始有系统和大规模的传入越南。到了越南陈朝以后,汉字已经成为越南政府以及民间的主要文字,此时大量的汉字著作开始出现,最著名的就是15世纪编撰的《大越史记全书》。值得注意是,这些以汉字写成的文章基本上并不按照越南语的文法规则书写,也不采用越南语的辞汇,而是纯粹的用古汉语的文法写成。故此,这些汉字著作是汉文著作,而与当时的越南语口语有很大差异。
由于越南口语与汉语不同,文言文无法准确纪录越南本民族语言(与古代朝鲜一样,书面使用文言文,但民间的口语是本民族语言),在汉字在越南逐渐传播开后,一些人开始尝试以汉字作为基础,以创造新的文字来纪录越南本民族语言,这些字就是喃字()。大约在8世纪的时候喃字开始出现,13世纪的时候,越南文人开始用喃字进行文学创作。此间最著名的文学作品莫过于阮攸()19世纪写成的《金云翘传》()。越南上层社会由于有很浓厚的「尊汉」思想,一直很排斥这种文字,国家教育机关也没有将它作为正式文字看待,也没有对它进行整理规范的工作。尽管此间的胡朝(1400年-1407年)或者是西山阮朝富春朝廷(1788年-1802年)政权之统治者曾经重视喃字,并且将其提升到国家文书用字的地位。
现在的越南语使用拉丁字母书写,叫做国语字()。它是由17世纪到越南的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1591年-1660年)根据先前传教士的拼写原则的基础上整合而成。在19世纪法国占领越南时期,这种书写体系流行起来,并于20世纪全面开始使用。
越南古典文书多用古汉语文言文写成、字典里的单词有70%以上为汉越词(),近代以前多使用汉字以及本民族发明的文字喃字,正式文书一般由完全使用汉字的文言文作成、普通文书一般使用汉字和喃字混合使用的越南文作成。1919年越南科举废止、1945年阮朝灭亡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促使汉字和喃字的使用逐渐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17世纪基督教会传教士发明的、法国殖民地化政策极力普及的使用罗马字表记的「国语字」()。殖民地时期国语字被法国殖民者称之为的「法国人的礼物」、「『文明化』的象征」,独立运动推进以后、民族主义者认为汉字和喃字具有不便性和非效率性,国语字成为了独立后的越南语的正式表记法,一般越南国民都毫无异议地把国语字作为正式标记法。
历史上,越南共出现过三种文书系统,包括:
汉文()是越南封建时代官方的主要采用的文书系统,贵族、知识分子也多使用汉文写作。汉文(文言文)也是古代东亚诸国的共通文书系统,在中国、韩国、日本也同样被使用。然而,它完全由汉字组成,与越南本民族的越南语差异较大,在书面上与越南人的口语上难以达到统一。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约开始于赵佗的「南越国」时期。在中国直接统治的时期也一直延用汉字为书写系统。即使在10世纪越南独立后,由于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广「儒学」 与建立「科举制度」, 使得汉字的正统地位在20世纪前牢不可破。汉字在越南也叫做「儒字」, 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一般来说,汉字用于行政、教育(科举)、学术著述、和古典文学之创作。
越南在借用汉字后,发觉汉字无法完整表达越南的日常用语,于是民间慢慢发展出具越南特色的「喃字」(Chữ Nôm/𡨸喃/𡦂喃/字喃)。「字喃」是照越南语的构词顺序来写,若照中文顺序则为「喃字」。所谓的「喃字」是指南方(相对于中国)的文字的意思;因为缺乏标准化,它也可以写作「𡨸喃」或「𡦂喃」等。据推测,喃字大概是从10世纪越南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后,才开始发展出来。早期的喃字主要作为汉字的辅助工具,用在记录地名、人名及地方特产等。在累积数百年使用的经验后,在13世纪才有一些字喃的文学作品出现, 而于16至18世纪达到高潮。譬如阮攸的字喃著作《金云翘传》等。字喃的使用者大致为平民、落魄文人、僧侣、及少数具强烈民族意识的精英。概括来说,喃字主要用在纪录民间口传文学、创作纯越语文学、翻译佛经、及替汉字作注解。
喃字的发展就如同台湾「歌仔册」里头台语汉字的发展是一样的,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汉字基础上作调整。基本上,喃字的发展在早期是以汉字借音为主,后期则模仿汉字的「形声」造字原则来造喃字。 譬如汉语里头的「孩子」在越语里读做 /kon/;/kon/ 在早期的喃字(譬如在「黎朝」时期)写做「昆」(「汉越音」读作 /kon/),后来(「阮朝」时期)又写做「𡥵」,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来构成。由于喃字没有得到当权的汉字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没有经由完整规划、而是随个人所好而恣意创造出来的,再加上汉字本身作为文字基础的缺点, 致使它呈现相当混乱的文字使用现象。这现象就如同广西的方块壮文书写一样,文字的使用并未达成相当的标准化。
虽然喃字在越南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又是越南人自造的「土产」,然而它却没有办法取代汉字或与汉字并驾齐驱,蒋为文(2005)指出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受中国价值观之影响。因为汉字在中国被视为唯一的正统文字,而越南又把中国奉为宗主国,致使越南各朝代均把汉字奉为圭臬、不敢对之不敬。唯一少数欲推行喃字的例子为 Hồ Quý Ly (胡季牦,1400–1407)及 Quang Trung(光中,1788–1792)等,然而他们在位期间甚短,致使对喃字的发展影响有限。其中 Hồ Quý Ly 因大力推行喃字,因而在中国明朝入侵越南时被押回囚禁在北京。
第二,受科举制度之束缚。由于各朝代均将汉字列为正统、并列在科举考试之内,致使想当官的文人不得不学汉字、背诵四书五经等。一旦这些人考试入取、功成名就后,当然就继续拥护汉字的正统地位,因为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那些没录取、略懂汉字的文人因生活周遭与劳苦大众接触,为了反应实际需要,就倾向于使用喃字。
第三,喃字受先天文字限制。喃字主要是按形声方式,结合二个汉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来造成一个新字。要懂喃字,一般要先会读汉字。由于喃字的复杂及未标准化,使得喃字在推行上困难重重。
越南的书写文字一直到17世纪,纪录「音素」(phoneme)的罗马字的出现才有重大的转折。虽然罗马字在那时已出现,却要等到20世纪才有力量完全取代汉字的地位。罗马字在越南的发展可以分做四个阶段:第一,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的教会使用期;第二,19世纪后半期的法国殖民者推广使用期;第三,20世纪前半期的越南民族主义者推动使用期;和第四,1945年以后的正统地位时期。
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时候,欧洲传教士逐渐到越南来传教。传教士们为了容易学好越语并与当地越南人沟通,于是利用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字,来替越南语设计一套新的书写系统。和多数的文字发展历史一样,越南罗马字的发展并不是由一人于一天之内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由一群人共同累积经验而「约定俗成」起来的。在经历各传教士的努力下,第一本越南罗马字的词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语三语对照词典》 于1651年由法籍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出版。亚历山大·罗德和其「越葡拉」辞典对越南罗马字的贡献,就如同「麦都思」和他于1837年所出版之《福建方言字典》对台湾教会「白话字」的奠基性贡献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扮演集大成、并将付诸出版的第一人。亚历山大·罗德的罗马字拼字系统在历经不同时期的稍微修改后,成为当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国语字」。
在19世纪后半段之前,越南罗马字主要只在教会之中流传。随著法国殖民者的到来,罗马字才逐渐提升地位与普遍被使用。譬如,法国殖民者将罗马字列入学校课程, 而且于1865年在越南南部由当时的官方发行第一份罗马字报纸 “Gia Định báo”(嘉定报);越南罗马字也从这时起叫做 “Chữ Quốc ngữ”(国语字)。「嘉定报」就如同台湾1885年出版的第一份罗马字报纸 “Tâi-oân-hú-siâⁿ Kàu-hōe-pò”(台湾府城教会报)一样,具带头普遍罗马字之贡献。
虽然在法国殖民者的推动下,越南罗马字在19世纪后期比以前较普遍,然而它的推行成效仍然相当有限。罗马字的推行要在20世纪初,透过越南本土的民族主义者的鼓吹后才有显著的进展。原因是: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气氛下,使用外来的罗马字被视为是趋附外来殖民政权的行为。然而当越南民族主义者感受到罗马字简单、好学,是教育民众的好工具时,他们已把罗马字本土化当成对抗外来统治的利器。
鼓吹罗马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性团体首推「东京义塾」的成员。「东京义塾」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20年代台湾的「台湾文化协会」一样;两者的差别在「文化协会」并不注重罗马字、只倡导汉字白话文。这差别也注定了罗马字在台湾和越南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东京义塾」的成员主要是一些留学日本的越南知识份子。他们于1907年在「河内」设立「东京义塾」学校,用来传授西方思想与科学新知等。他们认为要达成启发民智的目的,非得透过越南罗马字不可。所以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普及罗马字;透过罗马字来教育民众、让大众有知识,以对抗法国殖民统治。「东京义塾」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一年,旋即被法国殖民者强制关闭,然而他们的主张在知识份子中却广受认同与支持。之后,「推广罗马字」逐渐成为越南民族主义者中的普遍主张与推动要点,并兴起一股兴学、办罗马字报的风潮。据估计,至1930年,全越南共有75种罗马字报纸。罗马字的地位在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才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唯一正式书写文字的地位。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于9月8日又随即公布政府全面推行罗马字教育。
越南语的语系归属尚未确定。现在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属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如施密特根据越南语与孟语跟高棉语有大量同源的基本词汇,且语法结构基本相同来判定,部份中国学者从越南语的底层入手,发现越南语和佤族语言同源来判定等。另一些语言学者则认为越南语是一种孤立语言。
20世纪语言学界的另一种观点是认为越南语属于汉藏语系或壮侗语系,如马伯乐根据越南语音节有固定声调,单音节词占大多数,以及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来判定。这种观点现在已不再流行,不过中国图书馆学常用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仍把越南语相关书籍编入汉藏语系相关书籍之下。
总的来说,越南语同南亚语或者侗台语的关系比较密切,同源的基本词汇较多。与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语、朝鲜语一样,越南语借用的古汉语亦主要为高级词汇,常用于文化语、书面语或较正式的场合,而在口语中的使用频率则相对较低。
越南语与芒语的亲属关系最为接近。西方学者主要将越南语归入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越-芒语支;按人口来算,越南语是南亚语系中使用人数最多的一门语言。
越南语方言种类比较简单,大致分做3类。三者间的差异主要在音韵和词汇上,文法上的差异非常小。
越南语和汉语类似,构词绝大多数以单音节(或称字)为单位。和多数汉语言以及壮泰语言一样,越南语的音节可由声母、介音、韵腹、韵尾、声调五部份构成。
越南语是孤立语,动词没有型态变化,名词既没有文法上的性别跟数的形式,也没有文法上格的变化,形容词也不需要跟被修饰的名词保持文法上的性、数、格上的一致。文句内的词通过词序来表达文法作用,所以词序对越南语非常的重要,更改了词的排序也就更改了句子的意思。这跟汉语一样。越南语的文句结构是:主语-谓语-宾语(SVO)。
目前台湾办理越南语认证的单位主要为国立成功大学越南研究中心,该中心办理的越南语认证称为「国际越南语认证」(iVPT)。国际越南语认证为台湾自行研发,国际认可的单位,目前已获越南、日本、美国、澳洲及台湾许多学术机构均采认。
1527年,葡萄牙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越南,他们创制了用于转写纪录越南语的罗马字,这种文字最初只是用在教学及传教上。后来,来自法国跟义大利的传教士也开始用罗马字纪录越南语,但是不同国家的传教士有不同的拼音规则,而修改整合的工作也同时进行着。
17世纪,法籍传教士亚历山大·罗德用他自己创制的越南罗马字出版了《越葡拉字典》(,),这标志着越南语罗马字记音系统修改整合的阶段性成功以及越南国语字的诞生。
目前越南语字母使用除 之外的22个拉丁字母以及 7个变音字母。元音字母通过上加或下添符号来表达声调种类,国语字用了5个符号表达6个声调(有一个声调没用符号):(以a为例)。在书写的时候,按照音节隔写,外来语双音节的词汇或音译词用短横连接每个音节,比如:()。
现代国语字的复合字母中,仍可见得传教士母语文字的残迹:
近年,由于越南修改放宽了声调符号的标注规则(主要涉及介音上标注声调符号的规则),而海外越侨并没有接受修改后的新规则,所以今天越南越南语跟海外越南语在声调符号的标注上产生了差异,但是这些差异丝毫不影响到阅读理解,而且人们一般也不容易察觉。比如:「文化」今天在越南的拼写是 ,而越侨的标注方式(也是修订规则以前的标注方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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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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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湘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下辖的自治州,因位于湖南省(简称“湘”)西部而得名。全州总面积1.55万平方公里,人口263.45万,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5.3%,是土家族和苗族的聚居地,自治州首府驻吉首市。
湘西州域历史悠久。商代,属“鬼方”地域。西周至春秋,属楚“黔中地”。战国时属楚黔中郡。西汉属武陵郡。三国时初属蜀,后属吴。西晋、东晋属荆州武陵郡。隋唐五代时期属辰州。宋为荆湖北路的辰州、澧州。元为湖广行省恩州军民安抚司、新添葛蛮安抚司和四川行省永顺司。明置永顺宣慰司、保靖州宣慰司,其余为岳、辰两州地。清置永顺府和凤凰、干州、永绥直隶厅,东北部为澧州地。民国时期.1914一1922年为辰沅道。1938—1949年为第八、第九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凤凰、干城(今吉首)、永绥(今花垣)、泸溪等县和永顺、龙山、保靖、古丈等县分属沅陵专区、永顺专区。1952年8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成立,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6县,并代管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今张家界永定区)4县。年底,代管4县亦属直接管辖。1955年4月改为湘西苗族自治州。1957年9月20日自治州正式成立。州府设吉首,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桑植、大庸10县。1982年和1985年,吉首、大庸先后改县设市。1988年,大庸市(今张家界市)升为地级市,12月31日,大庸市及桑植县正式划出湘西州。
自治州辖1个县级市、7个县;全州共有7个街道、66个镇、92个乡。
湘西州地图坐标为东经109°10′—110°22.5′,北纬27°44.5′—29°38′东北与省内张家界市桑植县、永定区交界;东南与省内怀化市沅陵县、辰溪县、麻阳苗族自治县相邻;西南与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相连;西与重庆市黔江区、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相接;西北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宣恩县毗邻。
地理上处云贵高原北东侧与鄂西山地南西端之结合部,武陵山脉由东北向西南斜贯全境,地势南东低、北西高,属中国由西向东逐步降低第二阶梯之东缘。西部与云贵高原相连,北部与鄂西山地交颈,东南以雪峰山为屏障,武陵山脉蜿蜒于境内。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平均海拨800-1200米,西北边境龙山县的大灵山海拨1736.5米,为境内最高点;泸溪县上堡乡大龙溪出口河床海拔97.1米,为境内最低点。西南石灰岩分布极广,岩溶发育充分,多溶洞、伏流;西北石英砂岩密布,因地壳作用形成小片峰,以花垣排吾乡周围最为典型。东西部为低山丘陵区,平均海拔200-500米,溪河纵横其间,两岸多冲积平原。地貌形态的总体轮廓以山原山地为主,兼有丘陵和小平原,并向北西突出的弧形山区地貌。
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15~16.9℃,最高气温40.5℃,最低气温零下5.5℃。年降雨量1300-1500mm,无霜期250-280天。雨量集中春、夏,多见秋旱,对农业影响较大。
湘西州辖1个县级市、7个县。
改革开放以来,湘西州确立和实施“农业稳市,工业立市,旅游旺市,人才兴市,依法治市,富民强市”的发展战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引进了一大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各类自动生产线,加速了传统工业的改造,推动了新兴工业的崛起。目前已形成陶瓷、服装、食品、电子、五金、医药、建材、化工、塑料等30多个主要门类的工业产品。2008年,全州生产总值为226.6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41.57亿元,增长5%;第二产业增加值93.64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91.44亿元,增长9.9%。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为9081元。全州财政总收入24.04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3.24亿元。财政支出62.67亿元。
自治州农作物主产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油菜籽、烟叶等。工业主产原煤、电、水泥、木材、卷烟、化肥、纱、布等。土特产品以桐油、生漆、茶油、茶叶、烟叶、柑桔、板栗、蜂蜜、药材等最为著名。湘西自治州是全国桐油重点产区之一,所产桐油品质优良,色彩金黄。龙山被列为全国生漆基地。这里的“红壳大木”漆树被定为全国优良漆树品种之一。“古丈毛尖”、“保靖岚针”为全国名茶。“湘泉”、“酒鬼”为酒中佳酿,属国家级名酒;土家织锦、苗家绣品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传统工艺受到人们的青睐。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显示,湘西州常住人口2,547,833人,占湖南省人口的3.88%居第13位,人口密度165人/公里;男女性别比为105.35比100。按受教育程度分,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 5.76%,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52.45%,文盲率5.76%。辖区内共有658,158个家庭户,家庭户人口2,447,094人,占总人口的96.05%;家庭平均人口规模3.72人。年龄构成上,14岁及以下人口509,871人,占总人口的20.01%;15-64年人口1,791,541人,占70.32%;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46,421人,占总人口的9.67%。
湘西州以少数民族人口为主,为湖南少数民族聚居地,也是湖南省土家族和苗族人口最多的地区;世居民族有土家、苗和汉族;土家族人口过百万,为第1大民族;苗族人口过80万人,为第2大民族;汉族人口过60万人,为第3大民族。2010年人口普查初步结果显示,湘西有少数民族1,967,096人,占总人口的77.21%;其中土家族1,089,301人,占总人口的42.75%;苗族863,141人,占33.88%。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分析结果显示,湘西共有少数民族人口1,836,953人,占全省少数民族的28.65%,少数民族口数居湖南第1位;占地区人口的74.56%;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2个民族分布;土家族人口过百万人,总数达到1,012,997人,占湖南土家族人口的38.38%,占地区总人口的41.12%,为第1大民族。苗族人口过80万人,总数达到808,813人,占湖南苗族人口的42.09%,占地区总人口的32.83%,为第2大民族。汉族人口过60万人,总数626,664人,占地区总人口的25.44%,为第3大民族,其余民族人口在万人以下。其中回族人口7,178人,侗、瑶和白族3个民族人口都在千人以上,分别为2,044、1,933和1,843人;维吾尔、满族等7个民族人口均在百人以上。
湘西的文化与湖南其他地区不同之处,在于湘西的土家族和苗族的文化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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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奥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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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奥尔夫
卡尔·奥尔夫(,),又译卡尔·奥福或卡尔·奥夫,德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
奥尔夫一生与慕尼黑这座城市紧密相连,他生于慕尼黑,就学于慕尼黑学院,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离校参军,1920年随卡明斯基深造又回到慕尼黑。1924年与舞蹈家歌特(Dorothee Günther)在慕尼黑创办冈特学校,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儿童音乐教育事业,这也使得他和匈牙利作曲家柯达伊并称为儿童音乐教育专家。1982年3月29日,奥尔夫逝世于慕尼黑。
西元1924年,奥福与舞蹈家歌特(Dorothee Günther)女士共同创办结合音乐、律动和舞蹈教育的歌特学校(Gunther Schule)。从观察儿童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奥福了解到儿童学习音乐,应该从培养节奏感开始,先从节奏乐器体验音乐的趣味,再逐渐加入旋律、和声等元素,后来逐渐发展而形成「奥福音乐教学法(Orff Approach)」。
奥尔夫的音乐创作以《博伊伦之歌》(Carmina Burana (英: Songs of Beuren),又译作《布兰诗歌》)最为著名。博伊伦之歌首演于1937年,是奥尔夫的舞台作品《胜利——三联剧》的第一部,副标题为“世俗歌曲”(cantiones profanae);后两部分别为《卡图利之歌》(带布景的表演)和《阿芙洛狄忒的胜利》(带布景的协奏曲)。博伊伦之歌最初作为有布景的舞台音乐发表,后来奥尔夫表示也可以作为音乐会演出使用。
奥尔夫成熟期的舞台音乐风格冷峻,强调节奏的支配地位,这也和他的儿童音乐教育理论相适应。他的作品大量使用打击乐,和声简化到只留下基本的三和弦等几种,旋律创作也强调配合节奏型,但是他的节奏运用非常丰富,具有很大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奥尔夫早年曾经整理意大利作曲家蒙特威尔第的几部歌剧,包括《波佩阿的加冕》(L'incoronazione di Popp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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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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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墨西哥合众国(, ),通称墨西哥( ),是中美洲的一个联邦共和制主权国家,北部同美国接壤,南侧和西侧滨临太平洋,东南为伯利兹、危地马拉和加勒比海,东部则为墨西哥湾。其面积达近二百万平方公里(超过760,000平方英里),为美洲面积第五大国家和世界面积第十四大国家。其总人口超过1.2亿,为世界第十人口大国,西班牙语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及拉丁美洲第二人口大国。墨西哥为联邦国家,包括三十二个州;其首都和最大城市墨西哥城亦为一州。
前哥伦布时期的墨西哥为诸多先进的中部美洲文明发源地,如奥尔梅克、托尔特克、特奥蒂瓦坎、萨波特克、玛雅和阿兹特克等。1521年,西班牙帝国以墨西哥-特诺奇提特兰为基点征服并殖民了这一地区,并将之建制为新西班牙总督辖区。1821年,在墨西哥独立战争之后,这一辖区宣布独立并受承认为墨西哥。独立后的墨西哥经历了一段动荡期,经济和政治均不稳定。美墨战争(1846–48)后其被迫将位于北部的近三分之一领土割让给美国。19世纪的墨西哥经历了糕点战争、法墨战争、内战、两个帝国以及一段独裁时期。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最终促成了的订立和现行政治体制的建立。
墨西哥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世界第十五大,国际生产总值(购买力平价)为世界第十一大。墨西哥经济与其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贸易伙伴紧密相关,尤其是美国。自1994年起,墨西哥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首个拉丁美洲成员国。世界银行将其归为中高收入国家,分析人士亦称其为一新兴工业化国家。估计至2050年,墨西哥将成为全球第五或第七大经济体。该国被认为是一地域大国和中等强国,并时常被认为是一新兴强国。墨西哥文化历史遗产丰富,拥有美洲数量第五多和世界第六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2015年其为世界访客数量第十的国家,国际来访人次达2910万。墨西哥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G20峰会和团结谋共识成员国,2014年起成为法语圈国际组织观察员。
墨西哥是多个美洲文明的发源地,孕育玛雅、托尔特克和阿兹特克等文明。16世纪初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蒂斯侵略墨西哥,1521年击溃了当地的阿兹特克人,墨西哥从此遭西班牙殖民,成为新西班牙一部分。
1810年宣布独立,1821年正式获得承认,墨西哥第一帝国成立,但其后被推翻,建立墨西哥合众国。
独立之后的墨西哥国土却渐渐缩小,不少领土被永久割让给美国。1836年,在美国策划下,东北部的德克萨斯宣布脱离墨西哥独立,建立德克萨斯共和国。1823年和1841年,尤卡坦两度宣布独立,1853年永久加入墨西哥联邦。1838年爆发糕点战争。1848年在美墨战争战败后,墨西哥被迫把北部大片的土地售予美国(面积相当于美国现今南方的七个州份)。1853年的加兹登购地又使墨西哥失去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860年代,墨西哥被法国军事占领,建立傀儡政权:墨西哥第二帝国。在总统胡阿雷斯的领导下,赶走了侵略者。胡阿雷斯由1858年至1872年执政,他去世后,政权即被波菲里奥·迪亚斯把持。
经过波菲里奥·迪亚斯长达35年的独裁统治后,墨西哥革命终于在1910年爆发。革命武装击败了联邦军队,但却随即发生内斗,让墨西哥陷入长达十年内战。1929年,内战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成为执政党并且统治着墨西哥;直到2000年,反对党墨西哥国家行动党和绿色生态党组成的“变革联盟”总统候选人比森特·福克斯·克萨达参加竞选,并在2000年7月举行的大选中当选总统,同年12月1日就职,任期6年。这次选举在墨西哥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革命制度党从1929年开始执政71年后,反对党总统候选人第一次胜选,实现了自1929年后第一次和平的政党轮替。
2006年7月2日,墨西哥总统和议会选举开始投票。9月5日,墨西哥联邦选举法院正式宣布,国家行动党总统候选人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当选墨西哥总统,国家行动党延续其执政地位。
2012年7月1日,反对党革命制度党总统候选人恩里克·佩尼亚·涅托参加总统选举。他的竞选纲领以“变革”为核心内容——要向外国开放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垄断的石油业,增加税收并改革劳动力市场,加上他年轻俊朗的形象,使他的民意支持度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位总统候选人。最终以38.21%的得票率赢得总统选举,第二次和平实现政党轮替,革命制度党历经12年在野后再次执政。专业人士分析称,涉毒暴力和社会不平等将是涅托上台后面临的两大难题。
1917年墨西哥宪法将联邦的权力分成三个独立的部分:行政、立法与司法。历史上而言,行政机构握有最大的权力,总统权力最大。总统负责执行由国会(Congreso de la Unión)颁布的法律。
从1997年开始,随著反对党获得首次重要胜利,国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一些经济与财政领域,总统也通过颁布行政命令的方式来立法,但必须受到国会的监督。总统由公民普选产生,任期6年,不得连任。墨西哥不设副总统,当总统被弹劾或无法行使职权时,由国会选举一名临时总统。
国会实行两院制,包括了参议院(Cámara de Senadores)与众议院(Cámara de Diputados)。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则为3年。参议院128个席位由不分区议员以及分区直选议员组成。在众议院的500个席次中,300个席位来由单一代表选区直选产生,其余200个席位从5个大选区中按比例代表制产生。这200个席次是为了帮助较小的党派进入国会。
主要政党为革命制度党、国家行动党和民主革命党。
墨西哥军属于消极防御的军事规模,20世纪以来,与北方邻国的美国军力相比落差极大,所以并非以对抗美国的思维建军,而是以存在为主同时配合反毒和反走私作战。
全国分为32个州(estados)。
"因绘图空间有限,部分州名在地图上仅以缩写表示,右方表格括号注记该缩写。"
墨西哥西临太平洋,东傍墨西哥湾与加勒比海,通向大西洋,位于北纬14~33度及西经86~119度间。沿海地区是海岸平原,而中部则是高原而且多山,包括许多火山。西部包括狭长的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把太平洋与加利福尼亚湾分隔开,东南部为地势平坦的尤卡坦半岛,墨西哥最高点奥里萨巴山,海拔5700米,马德雷山脉则是墨西哥的主要山脉。墨西哥大部分位于北美洲板块,而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则位于太平洋及科科斯板块,地理上,有部分地理学家认为特万特佩克地峡以东的部分(约占墨西哥总面积的12%)属中美洲;惟就地缘政治上而言,墨西哥与美国及加拿大同属北美洲。
墨西哥气候多样,北部是热带沙漠气候,而在南部则有热带雨林气候。墨西哥的主要河流有布拉沃河、巴尔萨斯河和亚基河。
墨西哥盛产仙人掌,并以其作为国花。
墨西哥拥有现代化的工业与农业,私有经济比重也在逐渐增加,90年代末期后墨西哥铁路局解体为民营化。国有企业从1982年的1千多家减少到1999年的不到200家。政府推行经济私有化,并鼓励在海港、铁路、通讯、电力、天然气以及机场服务方面的竞争。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后,墨西哥与世界最大的经济国美国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增加很快,极大地促进了墨西哥之后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提高。
强劲的出口帮助墨西哥渡过了1995年的经济危机,并在1996至1999年期间开始经济复苏。私人消费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就业也随之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墨西哥依然需要克服一些经济结构问题,如人均收入不平衡,全国最富裕的20%人口获得全国55%的总收入等,以及严重的毒品问题和122名的清廉印象指数 。
1986年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开始了由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此后墨政府大力推行调整、改革、私有化、对外开放的措施,使得1995年前墨经济连续多年保持中低速增长,国际储备和外资不断增加,通货膨胀降至1位数,财政扭亏为盈,负债率达正常值,进出口大幅度增加;但另一方面,也形成了进口过多,主要依赖外国短期资本来平衡过高的经济项目赤字的局面。1994年1月1日,墨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同年12月墨由于执政党内部矛盾激化、政局动荡,致使外商信心动摇,纷纷撤资,而导致货币大幅贬值,爆发金融危机。1996年塞迪略政府在美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的大量紧急援助支持下,采取了严肃财政纪律,整顿金融体制,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实施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等措施,使墨经济渡过了紧急状态阶段。金融市场持续好传,利率逐步下调,货币市场稳定,公共财政实现平衡并出现盈余,外贸大幅增加,国际收支根本改善,外债偿还顺利,外汇储备明显增加。
据墨西哥国家人口委员会最新统计,截至到2013年底墨西哥总人口数达到118,395,054人,其中女性占51%,约为60,584,099人,男性约为57,810,955人。根据全国居民委员会的最新估算,共有1亿1840万人口,居全球第十一位。是人口最多的西班牙语国家,也是拉丁美洲第二人口大国,仅次于巴西。全国大约60%的人口为印欧混血人,30%是印第安人后裔,9%是欧洲后裔。
印第安人已经广泛接受了西方文化,来自瓦哈卡州的印第安土著部落、多数队员赤足参赛的球队以六赛全胜的成绩获得了2013年10月在阿根廷举办的国际小型篮球节的冠军。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罗马天主教为主要宗教,占82.7%,而9.7%属于其他基督教教派,包括福音派(5.2%)、五旬节派(1.6%)、其它新教教派(0.7%)、耶和华见证人(1.4%)、基督复临安息日会(0.6%)、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0.3%)。不到0.2%属于其他非基督教的宗教;4.7%宣称没有宗教;2.7%不详。
墨西哥是世界第二大天主教国家,有约九千万名天主教徒,仅次于巴西。其中47%出席每周教会弥撒。每年12月12日,墨西哥的主保圣人——瓜达卢佩圣母——的节日是该国最重要的宗教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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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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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风琴
手风琴(英文:Accordion)是一件附有键盘的自由簧乐器。演奏时,中央部份需要左右伸缩,以引入气流颤动琴内的簧片发声。
法国传教士Joseph-Marie Amiot于1777年将中国的笙传入欧洲
促成了口琴及手风琴等自由簧乐器的发明。
1822年由德国人布希曼(Friedrich Ludwig Buschmann)创制;1829年经奥地利人岱密安(Cyrill Demian)等改良而渐趋完善。
现代手风琴有键盘式手风琴(钢琴式手风琴)和键钮式手风琴(钮扣式手风琴、巴扬手风琴)两种,中国及中西欧主要使用钢琴式手风琴,而俄罗斯、爱尔兰主要使用巴扬手风琴。钢琴式手风琴比较容易掌握,常作为学习钢琴的基础,可以演奏各种古典或现代音乐;巴扬手风琴音域广,由于键钮小,手移动速度快,可以演奏许多高速度高难度乐曲,总体以演奏俄罗斯,爱尔兰民乐为主。
当今世界手风琴音乐风格以俄罗斯手风琴,中西欧手风琴,爱尔兰手风琴及美洲手风琴为主,俄罗斯巴扬手风琴体积庞大,重量大,音域广,音色深重。中西欧钢琴式手风琴体积适中,质量较轻,音域不大,音色高昂。爱尔兰巴扬手风琴体积很小,音域较广,音色轻快。俄罗斯自古以巴扬手风琴作为演奏其民乐的乐器,其音乐风格时而出现激烈战斗,时而又有轻快舞蹈,时而又有沉重,体现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中西欧手风琴以法国手风琴为主,法国手风琴音乐轻松明朗,通常有高昂的曲调,很多香颂选择手风琴作为主要乐器演奏。爱尔兰手风琴主要用来演奏民族舞会上的民族歌曲,多以快节奏的踢踏舞、里尔舞、剑舞为主,曲调轻松活泼,时常可以和小风笛小提琴合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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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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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Neolithic),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磨制石器和制作陶器为主,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7400多年至2200多年不等。不过,在有些地区,如中美洲,在西元后仍停在新石器时代,不过仍出现高度文明,如马雅文化。
新石器时代结束后,人类进入铜器时代(金属器时代的最早期),也开始进入信史时代。
就在这个时代,人类开始从事农业和畜牧,石器的制作也从打制变磨制,
将植物的果实种子加以播种,并把野生动物驯服以供食用,人类不再只依赖大自然提供食物,因此其食物来源变得稳定,同时农业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下来,节省下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人类亦已经能够制作陶器、纺织,在这样的基础上,人类生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开始关注文化事业的发展,使人类开始出现文明。
在中国大陆,这个时代出现了彭头山文化、齐家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大地湾文化、新乐文化、赵宝沟文化、北辛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宝墩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南庄头文化、贾湖遗址、昙石山文化等文明。
在台湾,这个时代出现了牛骂头文化、牛稠子文化、圆山文化、店子窝文化、卑南文化、大坌坑文化。而朝鲜半岛则进入栉文土器时代。
在马祖列岛北竿乡亮岛出土的亮岛人文化,尚有南竿乡福澳遗址、莒光乡炽陇坪遗址。
墨西哥出现具有高度文明的马雅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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