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ndTruth": ["繁荣昌盛", "金科玉律", "繁荣昌盛"], "candidates": [["遁入空门", "一草一木", "先知先觉", "光辉灿烂", "繁荣昌盛", "奋发图强", "长治久安"], ["不二法门", "装神弄鬼", "臭味相投", "金科玉律", "金石良言", "安家立业", "异端邪说"], ["不厌其烦", "人才辈出", "奋发图强", "光辉灿烂", "原形毕露", "繁荣昌盛", "乱七八糟"]], "content": "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idiom#。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idiom#，连腹诽都不敢。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idiom#呢？", "realCount":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