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ndTruth": ["一针见血", "至高无上"], "candidates": [["含沙射影", "义正词严", "舍本逐末", "一针见血", "真知灼见", "相安无事", "屏声敛息"], ["疾风暴雨", "无可置疑", "唯我独尊", "至高无上", "改天换地", "无与伦比", "混水摸鱼"]], "content": "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批判是《反抗者》中的精彩篇章。加缪#idiom#地指出，卢梭的这部为法国革命奠基的著作是新福音书，新宗教，新神学。革命的特点是要在历史中实现某种绝对价值，并且声称这种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类的最终统一和历史的最终完成。这一现代革命概念肇始于法国革命。革命所要实现的那个绝对价值必定是抽象的，#idiom#的，在卢梭那里，它就是与每个人的意志相分离的\"总体意志\"。\"总体意志\"被宣布为神圣的普遍理性的体现，因而作为这\"总体意志\"之载体的抽象的\"人民\"也就成了新的上帝。圣·鞠斯特进而赋予\"总体意志\"以道德含义，并据此把\"任何在细节上反对共和国\"亦即触犯\"总体意志\"的行为都宣判为罪恶，从而大开杀戒，用断头台来担保品德的纯洁。浓烈的道德化色彩也正是现代革命的特点之一，正如加缪所说：\"法国革命要把历史建立在绝对纯洁的原则上，开创了形式道德的新纪元。\"而形式道德是要吃人的，它导致了无限镇压原则。它对心理的威慑力量甚至使无辜的受害者自觉有罪。我们由此而可明白，圣·鞠斯特本人后来从被捕到处死为何始终保持着沉默，斯大林时期冤案中的那些被告又为何几乎是满怀热情地给判处他们死刑的法庭以配合。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法律，而是神学。既然是神圣的\"人民\"在审判，受审者已被置于与\"人民\"相对立的位置上，因而在总体上是有罪的，细节就完全不重要了。", "realCount":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