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oundTruth": ["付之东流", "旧事重提"], "candidates": [["鸡飞蛋打", "付之东流", "哀鸿遍野", "苦心孤诣", "瓜田李下", "竹篮打水", "嬉皮笑脸"], ["成竹在胸", "不容分说", "事出有因", "满城风雨", "新仇旧恨", "开门见山", "旧事重提"]], "content": "事实上，早在“文革”以前，中华书局已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其事。据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l96l年l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说：“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随着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件刚刚开始着手，有了一点眉目的工作就搁浅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彻底夭折了。“文革”初期，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含冤去世，几年辛苦#idiom#。十年“文革”风暴过后，l977年底，中华书局#idiom#，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于是谢方又来到北大，找到了季羡林，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其事。季羡林听完谢方的陈述以后，欣然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realCount":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