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憲法

民国初年立宪

中华民国建国时，一切法律制度都还没有健全，国家仍然处于动乱之中，在这个情况下，孙中山于民国元年（1912年）3月11日公布由临时参议院于3月8日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临时基本法。它在中国历史中第一次将“主权在民”的思想立入法规。
民国2年（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天坛草案），这部草案的基础是临时约法，其中的规定使当时掌权的袁世凯非常不满，因此他不让国会讨论这部草案，相反地，他于民国3年（1914年）将国会解散，于5月1日公布自己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民国8年（1919年）段祺瑞执政期间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八年草案），民国12年（1923年）曹锟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公布一部《中华民国》（曹锟宪法），民国14年（1925年）段祺瑞再次执政时又提出过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十四年草案）。

期成宪草

民国27年（1938年）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集思广益，团结力量，在武汉成立政治协商机关国民参政会，参政会依照左舜生，张君劢等人意见，成立包括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人士在内的宪政期成会以修改五五宪草。其修正后宪草名为为期成宪草。期成宪草的主要变动是增加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国民大会闭会期间的政权机关，宪草逐渐偏向三权分立模式。
民国32年（1943年），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决定战争胜利后立即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故国防最高委员会决定成立容纳国共两党和民主党派的宪政实施协进会再度修改五五宪草。因参加者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国民党籍参政员等，故对五五宪草修改较小。

制宪国民大会

民国35年（1946年）10月，国共军事冲突扩大，且双方就改组国民政府后之中共代表名额问题和东北问题僵持不下。国府为及早结束训政，决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共反对。11月15日，制宪国民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缺席、但制宪国大代表仍超过法定人数的情况下于南京召开。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向大会提出基于政协宪草蓝本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按程序，宪草审议要举行三读会。一读会期间，因国民党籍国大代表对政协宪草远离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颇为不满，在开始的一周审议中，将宪草重新修改回五五宪草的式样。民社党蒋匀田为维护政协宪草，宣称民社党将离席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总裁兼国大主席团成员蒋中正劝说与会的国民党代表忍让为国，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将宪草恢复原样。为此，国大召集紧急会议，代表重新审议宪草，一周后将其基本恢复至政协宪草原样，并初步形成了宪法草案雏形。
民国35年（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经国大三读通过，于当天闭幕式中由大会主席吴敬恒（稚晖）递交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并咨请于民国36年（1947年）元旦公布、于同年12月25日施行。自此，中华民国结束训政时期，正式进入宪政时代。
1947年，国民政府在南海画十一段线时，为了纪念新宪法，将中沙群岛一个暗沙命名为宪法暗沙，宪法暗沙主岛命名为民主礁。民国52年（1963年），行政院定每年12月25日为行宪纪念日。

宪法内容

按照白哲士之宪法体例分类，中华民国宪法为典型的美系宪法，即宪法主体部分主要由三大部分构成，自由宪章（Constitution of Liberty）即人民权利；政府组织宪章（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即政府权力制衡机制；以及主权宪章（Constitution of Sovereignty）即规定修宪手续以明确主权在民。另外，中华民国宪法另有地方制度和基本国策章节，以明确国家体制与国家施政原则。除前言外，全文共一百七十五条条文，计分十四章。

序言与总纲

宪法序言部分言简意赅，寥寥几句准确说明了制宪机构（国民大会），制宪权源（全体国民托付），制宪依据（国父遗教），制宪目的（国民福祉），制宪尊严（永矢咸尊）等法律要素。
第一章为总纲，规定国体，国土，民族等国家要素。对于国体，宪法明定国家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国家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宪法对于国民也予以明确定义，即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者。对于国土，宪法规定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经国民大会之决议，不得变更之。对于国内各民族地位，宪法则规定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最后，总纲将象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理念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定为国旗以明共和国体。另外，总纲里与宪法草案的重要区别在于宪法没有提及首都。

主权

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

人民权利

在宪法学领域，人权包括消极权利（即人身权利）和积极权利（即受益权）。人权保障除了在宪法第二章体现之外，还体现在基本国策部分。

国民大会

中华民国宪法第三章为国民大会，其构思来自于孙中山五权宪法中仿效美法等国“宪法会议”和“选举人团”的精神，将其区别于普通国会，成为行使四权的政权机构。国民大会自五五宪草以来一直是争论焦点，期成宪草和政协宪草均围绕国民大会问题激烈争论。据张君劢助手回忆，最终的宪法实质上是折衷方案。宪法之国民大会延长至每六年集会一次，且创制复决两权须等到全国过半县行使此权方能生效。聂鑫认为，这两项手段使得国民大会在行宪初期只有选举罢免总统之权，而创制复决权事实上被冻结。

五院政府

五至九章为与美国三权分立宪法相比最具特色的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设置。依据孙中山构想，五院均为政府机关，并非议会；故他设想包括立法院在内的机构均为治权机构，以达到“人民有权”，“政府万能”之效果。而实际宪法则依据中共在政协会议上的建议较大幅度修改孙中山的构想，宪法除了将立法院和监察院变为由人民直选或省议会选举的国家议会机构外，另增加行政对立法负责，考试和司法人员任命需经监察院同意之规定；并在总统和五院之间相互有复杂的制衡机制（check-and-balance）防止权力滥用。
五院设置是孙中山五权宪法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地方，而实际上在这部张君劢起草的宪法中，仅仅保留五权宪法的形式，而宪法的内核则是内阁制的三权宪法的架构，监察院和考试院的权力相较于五五宪草而言大大减少，立法院脱离国民大会制约，也不仅仅成为治权机关。

国家体制

依据宪法，中华民国为地方自治的单一制主权国家。宪法第十、十一章为中央和地方制度， 宪法对国家和省县专属权限采取列举式陈述，并规定对于剩余权凡属国家之事务由国家处理，凡属省县之事务由省县处理。中央集权、地方分权、中央对地方监督，此即孙中山均权主义。
按照宪法，地方采取省县自治，蒙古西藏地方自治权另以法律定之，但取消了政协宪草里中共力主实现的省县即联邦体制。

人民四权

第十二章为人民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宪法详细规定了选举的诸多事项，确保选举的直接、公正、公开；同时规定了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力，以确保民权行使。

基本国策

第十三章为基本国策，基本国策部分在五五宪草中缺乏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等，但根据政协宪草和中共建议，将政协决议的和平建国纲领部分浓缩后写入宪法。使得政府施政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基本国策分为六节，分别为国防、外交、经济、社会安全、教育和边疆地区。国防政策则明定为军队国家化，从法律上根绝政党、军阀操纵军队干涉政局的可能；外交政策则宣示国家的和平外交路线；经济国策则体现孙中山民生主义内容，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施政依据；社会安全部分则规定充分兴办国家福利事业，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宪法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将教育经费占国家预算比例定为不低于15%，另有对教育界师生之奖励和补助措施，使得中国成为福利国家；边疆地区部分则明示保障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和各项事业发展的权利。
台湾学者荆知仁和中国大陆学者张千帆等认为宪法中写入基本国策毫无必要。因宪法只要能保证主权在民，则民主政府必定施政于民从而不必另行法定国策；反之，若宪法写入国策，则国策因时局变更而导致频繁修宪法，致使政局不稳，若不修宪，则政府施政与宪法之国策矛盾又损害宪法权威。在实际行宪过程中，除陈诚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执行基本国策之平均地权规定外，基本国策部分几乎未严格执行。且基本国策部分之遵守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业已因中华民国失去联合国代表资格而成为空文。学者吕炳宽认为，根据司法院大法官释宪579、580号的规定，依据基本国策之经济部分而制定的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部分条文违宪，这意味着宪法的基本国策并不在司法范围之内。
但以上批评大多来自未受法学教育的政治学者、或来自以美国宪法文本为典范的学者、或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上基本国策的规定、效力与实践情况不满者，因其对基本国策的功能与效力常未有明确的分析，而将基本国策与宪法上其他具有直接拘束力的条款（人权条款与政府组织、权限条款），效力等量其观、混为一谈所致。
依台湾公法学界的主流见解，通常是比照德国法学界自从威玛宪法以来，对于宪法条文的规范效力所作的分类，将中华民国宪法中基本国策条款作不同的定性，使之发挥不同的功能。通常可将基本国策的规范效力分为下列四类：
（一）基本国策条款仅指出国家应有的努力方向，尚不致发生直接拘束国家公权力之法效用的“方针条款（Programmsätze）”或“国家目标条款（Staatszielbestimmung）”。例如：第141条、第146条、第158条、第166条、增修条文第10条第2项等。
（二）基本国策条款宪法作为对立法者的“宪法委托（或称立法委托）”，立法者虽有相当大的审酌权限，但亦负有遵守该宪法指示（特别是应于相当期间内履行该委托）之立法义务。例如：第137条第2项、第143条第1项、第154条、第155条等规定。
（三）基本国策条款作为宪法对某些社会中已成形之制度，以担保该制度存续之方式加以保障。立法者虽然可以因应社会需要而更易制度的内涵，惟此变动不得侵犯该制度的核心部分。例如：第138条至第140条、第155条、第157条。
（四）基本国策条款作为人民直接可以向国家请求之公法上权利。学者咸认仅第160条第1项为基本国策条款中唯一具有公法上权利之性质者。
另外，在司法院大法官释宪实务上，于宪法第7条至21条所明文列举以外的人民权利是否受宪法保障有疑义时，常会引用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的规定，与宪法第22条相结合，以强化该项权利作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权利之说理依据；而即使在解释宪法第7条至第21条明文列举的人民基本权利时，也常引用基本国策的规定以充实与扩张权利内涵，并作为释宪的指导原则和方向。
因此，宪法的基本国策条款因为通常无直接拘束力，因而给予了国家的政治与政策决定因民主原则作用的弹性空间与动力；但也并非只是单纯的政策目标而毫无规范效力，而是作为基本的价值决定与解释宪法、法律的指导原则，长期而抽象地发挥其功能，使违反基本国策的法律与政府政策，因此要受到更严格标准的检验。使基本国策所关怀的价值，不致因一时的政治或民意情势而被模糊甚至实质上抛弃和遗忘。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

因民国37年（1948年）内战扩大，为适应刑事，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经由修宪程序，在4月18日议决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作为临时宪法修正案，同年5月10日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此后历经四次修订。《临时条款》在不改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以增修条文的方式冻结宪法部分条款，补充临时条款。其内容要点为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得为紧急处分、设置动员戡乱机构、调整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及人事机构、订颁办法充实中央民意机构等，此外，并规定总统、副总统连选连任不受宪法连任一次的限制。
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经由修宪程序，在民国80年（1991年）4月22日议决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并在同年5月1日由总统公布。同年4月30日李登辉总统宣告，自次日亦即5月1日起，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七次宪法增修

民国80年（1991年），时任总统李登辉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之规定，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但因海峡两岸状态仍未改变，为适应现状，故将部分宪法条文冻结，再以修正案的方法修宪。增修条文以修正案方式列于宪法之后、而非在原文处改动，并在增修序言内声明“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作为增修条文时效。此种修宪方法是仿照美国宪法修正案。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制定后，李登辉时代共增修宪法六次，陈水扁时代增修宪法一次。

评价

1947年1月1日，北平各机关举行新年团拜会，胡适在会上发表讲话宣扬国民大会的“成功”，并称《中华民国宪法》“乃比美国宪法还要进步之宪法，为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
2016年12月23日，在纪念中华民国宪法诞生70周年大会上，著名中国作家和近代史学家辛灏年对记者表示：《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成功，不简单是一个草拟的问题，它也凝聚着35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他称该部宪法的制订不仅凝聚着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贡献，也凝聚着在北洋政府期间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的贡献。他还说：这部宪法不是一部空洞或不能落实的文字宪法，其先后共有六次修订，而且在修订过程中有整个中国历史所提供的经验以及教训可供参考，所以其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