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

早年

顾维钧生于大清帝国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初入旧式私塾，于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外交生涯

1912年经唐绍仪介绍，回国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4年与唐绍仪女儿唐宝玥结婚。1915年2月获悉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10月赴美国任驻美公使。191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

巴黎和会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于顾维钧在会中毫不退缩，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双方唇枪舌战数十回合，完全未居于下风，让牧野伸显左右支绌、不能招架。使与会者震惊，获得了三巨头之二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赞赏，连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佩服。克里蒙梭在其回忆录上写道：“顾维钧对于日本，有如灵猫戏鼠，尽显擒纵之巧技。”因此顾维钧获得“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的美名，国际舆论盛赞。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

国务总理

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在1924年他曾与李大钊会面，据顾回忆说李激昂地认为应当将外蒙置于苏俄统治下以致于他认为后者失去了理智。1926年10月顾代理内阁总理并署任大总统，1927年1月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并继续署任大总统，至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
1928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统一全国，顾维钧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国联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争取利益。
1936年3月，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
1937年1月21日，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届会议开幕，中国代表顾维钧任主席。4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出席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代表。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代表。

二战前后

1941年4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大使。在按照惯例征询英方意见时，英方长时间未予答复，原因是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向英国政府建议：最好由一位国民党高级人士作驻伦敦的代表，而顾不是国民党党员。以这件事为起因，在蒋介石的劝说和他人的安排下，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1945年6月26日，中华民国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议，获得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顺位，顾维钧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成为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人，其后签署的顺序分别是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魏道明、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而原定一同出席的宋子文和胡适则因事缺席。同年9月，随王世杰等人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
顾氏一生与中共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交往，其回忆录中仅记载了寥寥数次十分有限的接触。最初的一次是1924年顾与李大钊进行的一次关于外蒙独立问题的辩论。另一次是1945年力主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旧金山会议。根据典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显示，顾维钧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等人会晤，接触内容及结果不详。1946年6月顾维钧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对游说美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贡献甚多。赴美上任前，蒋中正与顾维钧谈话，讨论国共问题时顾表示，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1947年1月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世界问题协会讲演，指责雅尔塔协议使苏联重新进入中国东北及东北亚1月16日，顾维钧与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会晤，就日本对华赔偿等事磋商。2月17日，顾“访晤马歇尔商谈中美经济互助”，讨论中国财政危机，希望日本赔偿早日实行，并提出美国援助中国之五项要求。2月18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中美工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促请美国增加对华援助。6月17日，顾维钧访美国副国务卿克莱顿，商讨亚洲经济复兴问题；顾提议将“马歇尔经济援助欧洲计划”扩展至亚洲，并提出中国分享日本国内工业资产赔偿计划。6月23日及25日，顾维钧在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助理国务卿索普和马歇尔，要求延长5亿美元货款之拨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贷款，无果。7月3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已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货款具体计划。8月7日，顾维钧与美国助理国务卿亚莫尔会晤，顾表示中国同意尽早召开对日和会，惟正式和会须在中国举行。
1948年8月17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晤访美国国务马歇尔，催促美国加速接济军需物资。在国共决战到了分出胜负的最后关头，顾氏选择了国民党。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确实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们也还是这样想，以求实现变革，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厌恶和不满。”、“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背离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只是认为他们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不会象诸如俄国革命时俄国共产党人那样行事……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9月2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密电，呼吁美国提供特别援助。顾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能否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已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指望，顾维钧倾全力游说美国朝野。1948年9、10月间，顾氏在与访美的中国财政部长王云五的两次谈话中，主张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以求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9月，顾对王说：“今后争取美援不必拘泥于货币的形式，而是要求美方“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全面合作”；“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因为“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10月，顾再次对王说：“我重申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的倒是美国不愿与我们通力合作，唯恐卷入我们的反共斗争。不必担心美国的帝国主义，因为共产党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美国将非常急于撤退它的人员。”顾氏特地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事实，来证明不必担心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以及美国不是帝国主义的论点。顾在美国频频发表演讲和谈话:“中国与中共作战，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反抗苏联的扩张。”“我们和共产党战斗一天，就意味着为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争取到一天的时间。”此类谈话多不胜举。
当时美政界对蒋介石不满，一再试图扶持副总统李宗仁逼宫，顾氏一再出面为蒋辩护说：“在中国没有人比蒋委员长更爱国，更想为建设中国出力。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不过他的工作方法可能过时了。”1948年11月11日，顾氏拜访了代理国务卿洛维特，探询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华要求，包括:“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需要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至少尉”。对此洛维特的答复是：“问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复，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顾氏探询驻青岛美国海军的去留问题，洛维特答：“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美国当前在青岛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为已于1943年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因此，美国无权也没有责任保卫青岛、上海或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国政府的责任。”顾氏对这些答复颇觉“令人沮丧”。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逐渐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后，尽管有内部消息，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继续存在，和为什么共产党会得胜？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这一点。”
中共在《人民日报》发布的第一批43人“内战战犯”名单上，顾维钧位列第22。
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北后，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叶公超曾代表中华民国于1954年与美国磋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晚年

顾维钧1956年从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职务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67年于海牙退休，赴美定居。
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与家属另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保管其私人信函与文件，并未出版，研究者需专项申请方能阅览。
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主“中国”席位。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做统战工作，章含之拜见顾维钧，并邀请顾访问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顾以“身列共产党战犯名单”为由拒绝。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考量到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高层家族的密切关系，遗孀将顾的遗体葬于有孔祥熙、宋霭龄、宋子文的纽约芬克里夫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