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主義

功利主义（英文：Utilitarianism），又译作效益主义，是一种伦理学之理论类型，认为最正确的行为是将效益达到最大。“效益”就是快乐，倾向得到最大快乐，而倾向避免痛苦就是正确。功利主义的创始人边沁将效用描述为一个行为所产生的所有快感的总和，减去参与此行为的所有人的痛苦。功利主义是一种结果主义，结果主义认为任何行为的结果是评判对错的唯一标准。与其他形式的结果主义（如伦理利己主义）不同的是，功利主义平等地考虑所有受牵连的人的利益，乃至有些更顾及动物之利益。
功利主义的拥护者在一些问题上意见不一。例如施事者是应该根据其可能的结果选择行为(行为功利主义），还是应该遵守效用最大化的规则（规则功利主义）。功利主义者对于追求总效用最大化（总体效用功利主义），还是平均效用最大化（平均效用功利主义），也存在分歧。
虽然功利主义的哲学理论先驱可以追溯到认为幸福是唯一美好的事情的享乐主义者亚里斯提卜和伊比鸠鲁，但功利主义的传统开始于杰里米·边沁，相关哲学家有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亨利·西季威克、R·M·黑尔、大卫·布雷布鲁克和彼得·辛格。功利主义已被应用于社会福利经济学、全球贫困危机和动物饲养伦理等。政治方面，有刘康成立的香港效益主义党。

雏形

早在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理论之前，就有功利主义思想雏型，例如享乐主义以及后果主义出现。公元前5世纪的亚里斯提卜、前4世纪的伊比鸠鲁提出了享乐主义。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最高的善。希波的奥古斯丁提出幸福是人类欲望的终极。托马斯·阿奎那也曾深入探讨关于幸福与快乐的问题。 结果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萌芽于春秋战国之交。当时的墨家学说提倡社会道德意义上的善，包括政治稳定以及人口、财富的增长。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政治学学者马基雅维利也认为国家的行为无论残暴或仁慈，都应服务于社会整体利益。
尽管功利主义被认为始于杰里米·边沁，近代英国哲学家与伦理学家如坎伯兰（Richard Cumberland）、弗朗西斯·哈切森与大卫·休谟都有功利主义的倾向。据边沁指出，他在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以及休谟等的著作中都发现了功利主义的身影。休谟在《道德原则研究》中写道：
在所有的道德判定中，人类的总体效益都应当是最重要的因素。不论是在哲学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出现关于责任界限的争论，最确凿可行的解决途径都莫过于从所有方面确定这种责任界限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影响。如果任何错误的观点在表象的伪饰下得以流行，只要更深入的经验和更可靠的理性赋予我们关于人类行动更正确的理念，我们就应摒弃最初的观点，重新划定善与恶的道德界限。
休谟师从弗朗西斯·哈切森，而哈切森引入了一个重要的功利主义思想。在《美与美德观念的起源研究》中哈切森指出在选择最为道德的行动的过程中，美德与特定行为所能造福的人的数量成正比。同样的道德上的罪恶与特定行为殃及的人的人数成正比。至善之举就是能够促成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动，极端的邪恶也就是导致最大痛苦的行为。在此书的前三版中，哈切森论及多种计算任何行为的道德性的数学算法。他的思想启发了边沁的“幸福总和”思想。

功利主义哲学

功利主义正式成为哲学系统是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由英国哲学家兼经济学家边沁和米尔提出。其基本理论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19世纪末期的功利主义代表人物亨利·西季威克认为功利主义来自对“常识”的道德系统的反省。他论证多数的常识道德被要求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上。他也认为功利主义能解决常识学说的模糊和前后矛盾而产生的困难和困惑之处。在20世纪功利主义虽然经过乔治·爱德华·摩尔的批判，但英美哲学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兼伦理学家图尔明（Stephen Edelston Toulmin）、牛津大学的诺埃尔-史密斯（Patrick Nowell-Smith）、厄姆森（J.O. Urmson）以及澳大利亚的斯马特（J. J. C. Smart）等人仍为功利主义辩护。

神学功利主义

有人认为约翰·盖伊提出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第一套系统理论。在《论美德或道德的根本原则》一书中盖伊说道：
快乐，个体的快乐，是人类行为合理且最终的目的。每个特定行为都可以被说成是具有合理而独特的意义。但是它们仍趋于或应当趋于某种更深远的事物。由此可以显然地得出人可能问及并期待追求任何一者的原因：现在诘问任何一种行为的原因，只是穷究它的目的，但是期待最终目的的原因或目的就无疑是荒谬的。追问为什么我追求快乐，得到的答案只能是对快乐这一术语本身的解释。
盖伊所定义对幸福的追求被赋予了神学基础：
上帝具有永恒的内在快乐并且依据他的至善创造人类使得以下事实变得确凿：人类除了被设计成追求快乐的生物之外没有其他可能。也即，上帝愿人类幸福并设计了人类的幸福。因此我的行为，只要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就应受肯定。因此，既然上帝的意志是美德的直接准绳，人类的幸福又是上帝的意志的标准，那么人类的幸福就可以被说成是美德的标准。我将会尽自己所能增进人类福祉。
盖伊的神学功利主义被威廉·佩利发展并普及。佩利被认为不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他的哲学专著主要是对他人思想的整合并且适合学生学习而非学术讨论。但是，他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原理》是剑桥大学的必读书籍，并在美国的大学中有相当影响力。有学者指“功利主义之闻名于英格兰，自威廉·佩利始”。

批判

由于功利主义是一系列理论，对于其批判也有着不同的角度。

效用量化

功利主义常见的反对主要关注于其对幸福或者福祉的量化、比较以及测量。 雷·布里格斯在斯坦福哲学百科指出，“我们的理性所要求我们追寻的效用可能并非单一尺度的好处或者任何尺度的好处”，但是如果效用泛指一切可能的好处则不一定有唯一的是非可以达成我们所追求的效用：“苦行僧的生活是否比开心的放荡者更好或者更坏”这一问题肯能没有答案，但是功利主义强制我们去比较。

效用主义价值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中批判功利主义对于价值的定义。他指出“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是一种“偏见”，由耶利米·边沁“确立为教条”。但是“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
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指出功利主义的其中一个危险在于这一主义倾向于让人和物一样成为有着某种用途的物件，他表示“功利主义是生产和使用的文明，是物的文明而非人的文明，这一文明中人和物一样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