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禮議

大礼议，是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称号问题引起的一场政治斗争，发生于嘉靖帝登基不久之时。当时，嘉靖帝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正德旧臣们之间，群臣认为嘉靖帝继承了明武宗的帝位，理应以武宗之父孝宗为尊，故要求嘉靖帝承认自己是过继给明孝宗，要认孝宗为嗣父，世宗却只认孝宗为伯父，故如此造成了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皇统问题发生了斗争。
大礼议历时整整三年（1521年至1524年），嘉靖帝施加皇权压迫获胜而告终。嘉靖十七年（1538年）九月，廷议追尊朱祐杬为睿宗献皇帝，祔于太庙，并改其陵墓名为显陵。反对一方的官员被悉数削职致仕。

奉迎世宗生母礼节之争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嘉靖帝，认为嘉靖帝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嘉靖帝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僚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当时，湖广总督席书曾草拟奏疏，附和张璁、霍韬的意见，称兴献帝宜定号皇考兴献帝，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上疏，提出“继统不继嗣”之论。但两封奏疏都没能上呈。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嘉靖帝将二人的奏疏交付群臣再次集议，杨廷和见嘉靖帝有意变更前议，上疏请求致仕。此时，嘉靖帝的地位已稳固，早已厌恶杨廷和跋扈难制，就顺水推舟，同意杨廷和致仕归里。
此时，颇感群龙无首的礼部尚书汪俊酝酿再一起集体谏诤。适逢主事侯廷训据宗法作《大礼辨》，吏部尚书乔宇等人遂据此率群臣近两百五十人一同进言，反对朱厚熜以兴献王为皇考。朱厚熜不悦，下令更多的官员参与进议论中来。于是，给事中张翀等三十有二人，御史郑本公等三十有一人，以及邹守益等，也都抗章力论。状元唐皋也上疏说：“陛下宜考所后以别正统，隆所生以备尊称。”表面上是在调停，实际上倾向于反对。因为邹守益是王阳明的大弟子，唐皋是前朝状元，在朝中都属于影响较大的文臣，朱厚熜因此恼羞成怒，此次进言之人均被斥责、罚俸甚至罢黜。最后，汪俊等只好妥协：“于兴献帝、兴国太后止各加一‘皇’字，以备尊称。”三月，朱厚熜勉强同意称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母亲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封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皇后张氏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夏氏为庄肃皇后。

政治

大礼议最后以嘉靖帝的君权高压结束，嘉靖帝此后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及建立了嘉靖帝的皇权专制，促成了嘉靖帝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使得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嘉靖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嘉靖帝亦通过这些大臣制约其他权臣。嘉靖十七年后，明朝内阁14个辅臣中，如徐阶、顾鼎臣、严讷、夏言、郭朴、严嵩、袁炜、高拱，李春芳等，有9人是通过撰写道教的青词起家。

迁陵之议

明世宗的父亲献皇帝陵寝远在湖北安陆，明世宗在大礼议取胜后，朝中也有人开始提议将显陵北迁到北京天寿山安葬，但因可能劳民伤财而争议多年，在张璁的力谏下，迁陵最终做罢。

礼仪祭祀

朱元璋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大礼议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祭孔祀典和宗庙制度等。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在追尊兴献王为帝之后，并下令将兴献王园寝按帝陵规制进行改建。嘉靖二年（1523年）将陵区建筑黑瓦改为黄琉璃瓦。嘉靖三年三月，将兴献帝之陵定名为显陵。嘉靖六年十二月，“命修建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对显陵进行扩建，并亲自撰写显陵碑文。嘉靖七年建成方城明楼，立献皇帝庙号碑，并建红门、碑亭、石像生，共花费白银60万两，先后征用湖广布政司各府州县民夫两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