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

早年生活

嵇康的父亲早在他还是婴儿时就去世了，母亲与哥哥在抚养他时偏于娇惯而缺乏严格管束，使他养成了桀骜不驯的自由性格。根据记载嵇康在年少时便显示出过人的聪慧，他并没有通过拜师或者进入学校来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而是通过自学来完成早期教育的，这被认为与其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有关。嵇康的所涉猎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历史、音乐以及后来对他影响深远的老庄学说等各个方面，令他在后来的日子里赢得了多才多艺的赞誉。
因为家族的财产和兄长的照顾，嵇康的早年过着优裕的生活。虽然容姿俊美，才华出众，但他却不愿修饰仪表培植声誉，为谋求仕进做准备，而是过着自由自在特立独行的生活。成年后的嵇康迎娶了曹魏宗室女长乐亭主为妻，官拜郎中，后又迁至中散大夫。。这些官职都是清净闲散的职务，嵇康并没有留下在官的活动记录。

隐居与养生

虽然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然而嵇康并不热衷于当官谋富贵，没有留下任何官场事迹。他向往出世的生活，隐居于河内郡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与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等人交游，并创作了大量表达通脱放达思想的作品，受到当时人的瞩目，被称作“竹林七贤”。
后又与吕安、向秀为邻，以锻铁为生，不肯出仕为官。亦有说法称嵇康锻铁并非为谋生。当时担任大将军的司马昭要聘用嵇康成为他大将军幕府的属官，他逃到河东郡去躲避征辟。司隶校尉锺会准备了盛大的排场前去拜访他，遭到他的冷遇。好友山涛举荐他代替自己的职务，他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列出自己有“七不堪”“二不可”，表明自己不愿为官的态度。
关于不愿出仕的理由，嵇康本人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曾经说明，是因自己性格慵懒以及志在长生而不愿追求功名。嵇康不仅崇尚道家的自由思想，也相信道教服食长寿的主张。在隐居期间，他曾亲身实践前往山中采药，并且意欲将养生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而不愿选择出仕为官。文献中记载有他与孙登、王烈等隐者道士的交游。他还著有《养生论》，在炼丹服食之外主张清心寡欲修身养性的养生方式，受到当时人们的推崇。
后世学者大多肯定了这方面的原因，然而许多人仍然认为在这之外也有着政治上的因素使得嵇康选择不仕。一种观点认为是处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下的自保。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少有出于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通过不仕来表达出与司马氏的不合作，还有观点进一步认为他是因忠于曹魏而选择不与司马氏合作。

绝响与身后

嵇康好友吕安的妻子貌美，被吕安的兄长吕巽将其灌醉并奸污。吕安愤恨之下想要告发吕巽，而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嵇康。嵇康与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有交情，结识吕巽尚在吕安之前，故劝吕安不要揭发这桩家丑，以全门第清誉。吕巽当即立下重誓，吕安也出于对嵇康担保的信任而打消了告发吕巽的想法。然而事后吕巽仍感不安，于是先发制人，暗地里诬告吕安不孝。而吕安因为相信吕巽之前的誓言，没有揭发吕巽的恶行，而被判处有罪，流徙至偏远的边郡。吕安写信给嵇康诉说自己的冤屈，嵇康得知后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吕巽绝交，并毅然出面为吕安作证申冤，也因此与吕安一同下狱。
嵇康入狱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许多豪杰名士纷纷表示愿与之一同入狱，以此来抗议司马氏政权，要求释放嵇康，有关部门出面劝解他们才遣散开来。三千名太学生联名为他请命，请求让他去太学执教。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成果，当时正受到权臣司马昭宠信的司隶校尉锺会向司马昭进言，嵇康这个人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影响力，可能会对司马氏夺取天下的计划产生威胁，劝司马昭当趁此机会将嵇康铲除。于是援引“孔子戮少正卯”的春秋案例判决了嵇康和吕安死刑。
嵇康在狱中反思自己的人生写下了《幽愤诗》，并为告诫儿子嵇绍写下了《家诫》。临到行刑那天，嵇康于刑场上顾视日影，向兄长嵇喜要来了一把琴，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罢叹道：昔日袁孝尼想跟我学习弹奏《广陵散》，我总是吝惜而不愿意传授，“《广陵散》于今绝矣！”随后被处死在洛阳东市，时年四十。
嵇康死后，他的好友亦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也于景元四年冬季过世。而竹林七贤中的向秀则接受司马昭的征召出仕。嵇康之子嵇绍，后来由山涛举荐出仕为官，后成为晋朝之侍中，八王之乱中为保护晋惠帝而殉难，成为晋朝著名忠臣，然而其父之死，成为对其个人评价的最大争议。。
方东树说：“中散以龙性被诛，阮公为司马所保，其迹不同，而人品无异。”

司马篡魏

东汉末年，因为长年的政治腐败与土地兼并，在汉王朝的土地上引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之乱。紧随而来的政治更迭、军阀割据，最终使得汉王朝四百余年的统治走向了终点，也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以及生活于其上的人的思想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创伤。持续数十年的战乱、饥荒、瘟疫导致全国人口锐减90%，以致出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景象。
公元220年，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后，魏文帝曹丕篡位自立，迫汉献帝刘协禅让，建立了曹魏。紧接着，刘备、孙权也先后在西南和东南称帝，建立了蜀汉与孙吴，中国进入三国时期。三国各自推行一定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社会经济在这段时期内经历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恢复期。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政治上的对立，三国之间仍然不间断地有大小战争爆发。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叡英年早逝，生前没有留下男性子嗣，其认养的继承人魏少帝曹芳当时也只有8岁。曹叡临终时诏令宗室大臣曹爽与重臣司马懿为辅政大臣，辅佐年幼的皇帝主持政事。辅政初期，两位辅政大臣尚能分享权力，相安无事。后来曹爽重用邓飏、丁谧等心腹，并听从其建议，一方面架空司马懿独揽大权，另一方面任用主张新思想的官员改变旧行法令仪制，造成其与司马懿及以蒋济为代表的保守官员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公元249年（正始十年），潜伏的司马懿势力对当权的曹爽势力发动了史称“高平陵之变”的政变。政变的结果，司马懿以不杀为条件引诱曹爽主动放弃抵抗，但事后司马懿违背约定将曹爽及其党羽尽数族灭，其中包括与嵇康有姻亲关系的何晏等许多有名之士，加上曹爽共计八族，“同日斩戮，名士减半”。
此一残酷的行为，拉开了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序幕，也引起了忠于曹魏势力的不满与警觉。上位后的司马氏开始逐步架空曹魏皇室的势力，铲除异己。一些忠于曹魏以及恐惧司马氏暴行的人不甘坐以待毙，屡次展开权力争夺的反击战。在中央有着嘉平之变与甘露之变等政变活动，在地方上有着名为淮南三叛的军事反抗。每一次对抗都以司马氏的胜利告终，伴随而来的则是又一轮的杀戮与清洗。同时代的诸多名士，如李丰、许允、夏侯玄、诸葛诞、王经等都因介入或卷入这些争斗之中被杀。
多变的政治天气，使得一部分士人选择居家不仕以避免卷入政治斗争中遇害。而另一方面，在一次次的平叛后，司马氏逐一扫清了曹魏的残存势力，稳固了手中的权力，其篡夺帝位的野心也逐渐显露，一部分不承认司马氏政权合法性的士人也选择以不出仕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作为应对，也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司马氏往往以高压的手段逼迫疑似心怀不满的人出仕为官以表明政治态度。同时对于坚决抵抗的人以残酷的手段予以抹杀，嵇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杀害的。

魏晋玄学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以来，儒家思想被确定为官方所推崇的主流思想，经过两汉数百年的发展，已然成为社会伦理与人们精神信仰上绝对主导者。然而东汉末年的大丧乱，却对其统治地位带来了巨大冲击。残酷的现实与极端的生存环境，使得两汉以来基于儒家理论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濒临崩溃，涌现出如曹操“唯才是举”，孔融“父母于子女无恩”等反传统想法。太平道、五斗米道等道教思想也开始萌芽兴盛，他们大多以法术、符水等形式替人治病，很快信徒遍及全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开始自觉与不自觉地探求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生与死、人与社会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以期重新建立起新的思想秩序。
发生于魏少帝正始年间，由何晏、王弼等人积极倡导的玄学，便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运而生。最初何晏等人采用援引道家观点解释儒家经典的方式，试图调和儒家与道家两大思想的矛盾，构建出新的以儒道合流为主体的伦理道德体系。由于权威大学者的积极倡导，一时间哲学研究辩论的风气大盛，学术活动异常活跃，被后世誉为正始之音。然而随着高平陵事变的发生，何晏等主导人物纷纷被杀，正始玄学戛然而止。
紧随其后的便是以嵇康、阮籍等人为首的竹林七贤所引领的“竹林玄学”。与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黑暗高压相呼应，竹林玄学一反正始玄学儒道合流的态度，大力推崇道家“自然”的思想，激烈排斥儒家及司马氏官方所主张的“名教”的思想。主张避世，主张不为世俗教条拘束，回归人自然的本性与良知。他们将“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奠定了后来玄学的主命题——“名教”与“自然”之争。
在嵇康因言论获罪被杀后，玄学的研究曾经一度停止，但在西晋乐广、郭象等人的活动下再次焕发出生机。东晋南迁后又与方士、神仙等神秘学说结合，乃至后期引入佛教思想，为后世道教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玄学成为一门显学乃至社会流行受到上流阶层追捧。至南朝宋时玄学正式设立官学，成为与儒学、文学、史学并立的四学，对中国三世纪至四世纪的思想与社会风貌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艺术成就

嵇康热爱音乐，尤其喜爱古琴。他临刑前顾视日影，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曲罢叹道“广陵散于今绝矣”，给后人留下了广陵绝响的典故。他创作了古琴曲《风入松》，又作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与东汉蔡邕创作的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他还著有《声无哀乐论》，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重要音乐理论著作。
根据文献记载，嵇康还擅长绘画与书法。唐代张怀在《书议》中记载曾见过其草书《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纸，推崇备至，评价其为古今草书第二，仅次于有“草圣”之誉的东汉书法家张芝。又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收藏有嵇康的《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二图。但是这些作品未能流传至今。。

文学成就

嵇康与阮籍是魏末晋初时期文学的代表人物，二人思想相近，是以并称“嵇阮”。相较于阮籍以诗见长，嵇康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散文上，故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概括地评价二人：“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
嵇康传世诗歌有五十余首，其中以四言诗居多，《送秀才入军诗》组诗为其代表。嵇康的诗常集用《诗经》中的句子，内容多崇尚淡泊自然的精神状态与阐述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其尚古的艺术风格传承自曹魏初期的建安风骨，对后世的玄言诗与游仙诗的成熟与盛行也具有重要影响，在诗歌发展史上处于着承上启下的位置。但是这种在诗歌中夹杂议论的形式也受到批评，被认为对诗歌艺术性有负面影响。。
嵇康诗歌感情色彩强烈，感染力强，受刘勰赞赏为“兴高而采烈”，许多诗歌都激愤感慨，直言峻切，不作掩饰，如〈答二郭〉、狱中所写的〈幽愤诗〉。嵇康诗歌富有气势，如〈赠秀才入军〉其九，描写将士驰骋的英姿，擅用对偶，语气劲健有力。嵇康亦有作品境界美妙高远，启发读者，如〈赠秀才入军〉其十四。
嵇康的文章流传至今保存完整且没有争议的有15篇，其中有9篇是论。他文章随性自然，文采飞扬，代表作为《琴赋》《与山巨源绝交书》。另一方面，他的论文富于思想性，鲁迅称赞他：“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代表作《养生论》与《声无哀乐论》在东晋、南朝受到高度推崇。

宗教影响

虽然在嵇康的时代并没有成熟的道教及入教仪式，然而嵇康本人被认为是具有道教信仰的。他在著作《养生论》中提出的“神仙存在”及“长生可学”等思想被后世道教学者葛洪继承并发扬，成为神仙道教的基础理论。在他死后，被认为并未死去而是假托死亡，实则成仙脱离人间世俗，是一位被道教承认的尸解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