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

家庭及求学经历

余英时原籍安徽省潜山官庄镇金城村，1930年生于中华民国天津市，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形势危急，父亲把七岁的他送回安徽省金城村老家，他在此度过美好的八年时光。
他儿时接受中国传统私塾教育，1949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同年肄业转赴香港，1950年起入读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国学大师钱穆，1951年就在报刊发表文章，1952年毕业后在香港的小学教书两年；后来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师从当代汉学泰斗杨联陞教授，受西方学术训练并取得历史学哲学博士学位，1959年在哈佛认识张灏。
历任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在其任内负责筹备大学改制，并为此撰写《余英时报告书》；但最终1977年改制乃依《第二次富尔敦报告书》建议，大削书院权力；而在此事上，余氏亦被部分新亚师生批评为“欺师灭祖”）、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现为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并曾于1991年至1992年任美国康乃尔大学第一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桃李满天下，于美任教期间，培养出许多史学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黄进兴、陈弱水、康乐、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学的罗志田等人。

政治评论与观点

余英时曾经比喻自己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会持续观察政治、评论政治，但不会参政，不过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十分强烈。

评台湾太阳花学运、两岸服务贸易协议

2014年，台港媒体转载余英时对太阳花学运反“服务贸易协议”看法，指大陆以经济促进统一的障眼法已被识破。台湾公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于中共极权政府极端不信任。这次公民抗议是一场保卫并提高台湾民主体制的运动。他认为中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摧毁台湾的民主，台湾的人民和政府都必须把警惕提到最高的程度。民主是台湾安全的最大保证。

呼吁马英九政府检讨对大陆政策

“如果国民党走太远，恐怕要换一个政党。”2014年6月20日，他提醒国民党政府珍惜台湾民主成绩，检讨对大陆的政策，“不能给共产党什么都好商量的印象，最后恐造成把台湾送给共产党。”他并非认为一定要政党轮替，但任何人执政，都不能给共产党彼此可以统一的印象。“政策决定的机构该有明显态度，生意是生意，主权不能放弃。”台湾没有大陆经济交换，仍可活得好。

批评台湾“畏共”、批马英九没出息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总统马英九、龙应台未会面，余英时接受联合报系专访时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
“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2008年总统大选前夕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曾表示“马英九过去对大陆的民主曾表达关切﹐他对法轮功、六四事件的态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当选总统﹐我希望他能继续坚持下去﹐不要受国民党内一些人因为个人的利益所牵绊。”2012年总统大选时，他曾加入连署支持马英九连任。

公开支持反媒体垄断拒绝中时运动

2012年，余英时把亲笔信函〈覆黄国昌先生函〉传真给澄社社长黄国昌，公开支持台北青年学生“拒黑手，反垄断，要新闻自由”反旺中的拒绝中时运动，批评中共透过蔡衍明收购台湾媒体控制台湾舆论，呼吁台湾民众以香港为鉴，要尽一切力量维护中华民国的独立主权。

中共将很快垮台

他认为民主思想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发展而出，清末的儒家要求人人有尊严，但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完全被抹灭，从1920年代开始就极力破坏，仅以暴力统治国家，人活着失去尊严；领导人更迭至今，只是越加腐败，变成“最坏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党的资本主义”，看不见改变的希望，共产党政府一定“很快会垮台！”。

持续声援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发生后，当时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的他也在美国学术界发起声援活动。他在《纽约时报》刊登全版广告，大力支持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对于六四事件后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运领袖，包括刘宾雁、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阮铭、远志明、张郎郎、张伯笠和白梦等人来说，“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最难忘的驿站和庇护所，而余英时夫妇的催生功不可没。余英时在专访中透露，在六四事件中，余英时表妹的儿子在长安街附近的二十八中学旁边遇难，年仅19岁。余英时2014年表示，希望中国共产党平反六四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期待。了解中共的基本性质是揭开六四屠杀真相的一把钥匙。对于中共而言，政权就是它的宇宙，习近平时代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点。中共用暴力来镇压一切，用钱来收买一切。

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

2013年，余英时接受专访时表示：不认为中国真正崛起了，中共政权也不可能长期维持，政治制度一定要有变革。不看好习近平的“中国梦”，自己的“梦”就是大家平平安安，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跟中共打交道要有原则，不要怕中共，要保持民主自由这套价值观。

学术书籍遭中共当局禁制

尽管其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北京当局思想相抵触，但他的著作2004年后曾在中国大陆大量出版。不过，2014年，《苹果日报》报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达通知，要求将余英时的著作全部下架，并称有关部门把出余英时作品的多家出版社领导召到北京“训话”。10月15日，《环球时报》报道称多家书店店员表示书店并没有接到下架的通知。

台湾政治

余英时曾在一专访报导中表示，台湾数十年来最大的变化便是走上民主自由的架构，能每人投一票来选举谁当总统，很了不得，这些对人权的关注，都是大陆没有的。

为台湾党外运动发声

自1980年代起，他经常在台湾发表许多政论文章为台湾党外运动发声，颇获当局重视。一度为美丽岛事件投书《纽约时报》，替党外仗义直言。当时的马英九曾经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立场反驳他。

谈香港占领中环运动

2013年7月1日，余英时谈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表示中共对付香港普选的另一策略是将它转化为变相的一党专政，正是在这种极端不公平的情况下，香港才出现了“公民抗命”、“占领中环”的大运动，而这确实打中了香港官方和亲共人士的政治软肋。公民抗命不但不是破坏政治、社会、经济秩序的激烈行为，而且是以一种最和平、最理性、也最文明的方式促使秩序更合理化的运动。争取特首普选，关系着香港所有公民的未来与人权、自由、生命尊严等等核心价值，都必须在过了公平普选这一关之后才能有着落。在缺乏任何其他有效途径的情况之下，公民抗命、占领中环无疑是争取普选的最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