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

历史

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可以从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标准，没有流传到后世。商周时代，中国就已有标点符号萌芽了。在战国时代的竹简中就可以见到“└”型符号，通常表示一篇文章的结束；又如“▄”作用就融合了现代的逗号与句号，用来表示断句。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丶），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𠄌），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今人读书有所钩勒，即此。”
在古人的记载也提到了标点符号中，《宋史·何基传》如：“凡所读书，无不加标点；义显自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因此，中国古代只不过没有用现代白话文的标点符号，而不是没有标点符号。
中国古代文书（文言文）一般不加或不常使用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有时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另一说我是客，不是我）一句就有7种解释方法。
又因为古代文书普遍不加标点符号，会给未加训练者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1919年11月29日，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周作人、胡适等人联名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2月出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用白话和新式标点写作的第一部“新书”。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支持下，在上海经营一家小出版社的汪原标点、分段并出版了《水浒传》，这是中国第一次使用标点符号出版古典书籍。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中国的白话文的推广使用起了很大的作用。
民国9年（1920年）2月2日，教育部以‘教育部训令第五三号’“令京师学务局、各教育厅、各高师校：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前来查原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合亟检同印刷原案　册令行该局厅校查照酌量分配转发所属学校俾备采用此令。附原案　册。教育次长代理部务傅岳棻”。
1951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公布了《标点符号用法》，9月26日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1951年10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学习标点符号用法的指示》。
1987年4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再颁布《重订标点符号手册》。
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了《标点符号用法》。
1995年12月13日，国家技术监督局在1990年版《标点符号用法》的基础上发布了“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
1996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 标点符号用法”实施。
2008年12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行《重订标点符号手册》修订版。
201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发布。
2012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