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早年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历史对其知之甚少。杜甫生于唐明皇先天元年（712年）2月12日，出生地没有具体记载，一派学者认为在巩县瑶湾，也有人推论为洛阳。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知名政治家暨诗人，新唐书本传称“（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父杜闲，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母清河崔氏早亡，父闲续娶范阳卢氏。从二姑居于洛阳，九岁时即文名震东都。一兄早夭，有异母弟三，异母妹一，常见于其诗。惟继母未见诸笔端，任凭后人臆测。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称“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因有神童之目，遂至“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出游

杜甫在青年的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的时候，他出游郇瑕（今山西猗氏县）。二十岁的时候，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巩县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这一次出游即是快活惬意，这段时间主要是打猎与唱歌：“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了。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其时，正当开元全盛，到处一派升平，杜甫这一段时期的情感倾入诗中，豪放而自负，炽热而奔放，明朗而开阔。这是杜甫早期诗歌艺术的特点。

入仕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官职，称“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为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流离

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天宝十七载，五月，贺兰进明陷害房琯，杜甫遭株连，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当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使郭子仪六十万大军溃败，朝廷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

入蜀

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他和严武之间亦发生过矛盾。严武性格暴烈，《新唐书》记载有一次杜甫因醉酒对他不敬，说了一句“严挺之乃有此儿”而令他怀恨在心。一日欲将杜甫与梓州刺史章彝杀害，已经准备好人手，左右告诉其母之后杜甫才被救下，唯独章彝被杀。《新唐书》说严武“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

去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因“风疾”病逝。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认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并在杜诗中找到证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长卿病是指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说杜甫人在耒阳，为洪水所困，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饱而死，郭沫若据此认为杜甫是吃了“天热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杜甫灵柩停厝在岳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但现有八座杜甫墓，分别位于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湖南省耒阳（今耒阳市）、平江县等地。

作品集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为18卷，题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注杜工部集》。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特色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会派诗人，趋向现实主义，内容广泛，富时代性，取材于政治兴亡，社会动乱，战事徭役，饥饿贫穷和贫富悬殊。杜诗善于描写当时历史实况，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现况，故有“诗史”之称。从安史之乱至入蜀之前，杜甫经历了大时代的动乱，写下大量的实录式写实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写实之作，如名作《丽人行》，反映上层社会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创造出深刻动人之意境。
思想方面，杜诗中有儒家思想，洋溢着仁民爱物的情怀和浓烈爱国主义色彩，有“诗圣”之誉。杜诗善用理智去仔细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人民的苦乐，有强烈政治意识，继承并发扬诗经、汉乐府民歌及建安文学的写实精神。
手法方面，杜诗善写人物对话和独白，选取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来描写。杜诗也善于抒情，结合抒情和叙事，又结合抒情和写景，寄情于景。杜诗叙事注重客观描述，让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读者，而少发议论。
语言方面，杜甫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语言精炼，准确并时有创新，善于运用民间口语和方言俚谚入诗。形象生动，多姿多采。
体裁方面，杜甫作品众体兼善，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无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诗体，表达不同的内容，叙事多用较少格律限制，便于铺叙描写的古体诗，抒情则多用近体诗。
杜甫大量创作七言律诗，作品内容广泛，技巧纯熟，注重声律对仗，格律严谨，语言锤炼，为历代典范之作，达到极高的成就，使七律创作臻于成熟。他又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社会的民生疾苦。
风格方面，杜诗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气魄阔大雄伟，诗歌意象鲜明强烈。风格多样，丰富多姿，或雄浑奔放，或清新细腻，或沉郁悲凉、或辞藻富丽、或平易质朴、或通俗自然。杜诗融冶吸收前人艺术技巧，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新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末王叔文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复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唐代

中、晚唐写实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邺、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启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文为诗，乃受杜诗影响。李商隐诗浓丽沉郁、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
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唐人学杜诗的较少，叶少蕴《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称“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李调元《雨村诗话》认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
然而，就像洪业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

宋代

宋初白话体诗人王禹偁评价杜甫说，“子美集开诗世界”。
江西诗派的始祖黄庭坚诗宗杜甫，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即为杜甫。江西诗派师法杜诗奇峭的一面，黄庭坚认为杜甫作诗，无一字无来处，而江西诗派亦要求字字有来历。江西诗派亦喜用始于杜甫的拗体。
宋代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苏轼、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海外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朝鲜王朝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最喜欢的作家。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地位

杜甫在其有生之年以及去世后的一段时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专门选录从肃宗到代宗末年这一时期的诗，竟未选录杜诗。《河岳英灵集》亦未选杜诗。今存唐人选唐诗十种选本中，除韦庄《又玄集》选杜甫七首诗外，其余选本均不选杜诗。
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所以得以保存。
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苏轼首倡杜诗“集大成”说，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诗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清初文学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