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留權爭議

殖民地时期情况

1980年10月23日，香港政府放弃抵垒政策而实施即捕即解政策，因而产生“香港居民”与“非香港居民”之差别。香港永久性居民在中国大陆实际管治范围内所生的子女，未必获准定居香港。有关人士须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申请《前往港澳通行证》（俗称“单程通行证”或“单程证”），才获在港居留。随着中国大陆与香港往来日趋密切，不少中国大陆人都在香港生育子女，而且希望他们得到香港居民资格。

中英联合声明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一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其中第十四段的说明如下：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居留权并有资格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签发的载明此项权利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者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当地出生或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及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当地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其他人及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当地出生的未满二十一岁的子女；以及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其他人。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依照法律，给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中国公民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并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的合法居留者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他旅行证件。上述护照和证件，前往各国和各地区有效，并载明持有人有返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权利。⋯⋯
如此的定义很快就被察觉为过阔，因此吸取教训，在1987年4月13日订立中葡联合声明时所订立的定义，已大大减少出现澳门居留权争议的可能。
于吴嘉玲案的判决中提到，政府代表律师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曾就声明中上述条文中，“及其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一节达成共同理解的协议，并且指该条文应被如是理解。但是，政府代表律师并无向法院提出有关文本或证明可供法院检查，造成至今真伪未辨。之后经政府网页发布的传闻指该解释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1993年笫二十四次会议所作出的。依其传闻，“中国公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居留权规定”应被理解为：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人士，其出生时，如父母任何一方是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其本人即可享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居留权。
这个解释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相当不同。

九七年前之认知与应对措施

基本法草委已留意到基本法对香港永久居民之定义与既有殖民地立法不一，导致很可能有若干人士在殖民地下并非香港永久居民，而在香港主权移交后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情况。然而，他们认为基本法应该确立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在此法律条文上并无可改善之余地。
1996年8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阐述了24条立法愿意，其中第一条即为：
一、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
此后，在99、01年两次释法中都明确了该意见的法律地位。
但相较于澳门特区通过8/1999号法律将类似的筹委会意见固化为法律，香港只通过入境条例的方式处理，并最终造成庄丰源案中出现的合宪性争议。
在1997年7月或之前，香港不论殖民地政府或后者的特区政府，都认为约有66,000名年龄在20岁或以下的中国居民根据基本法廿四条（三）款合资格取得香港居留权。当时政府的规划只考虑20岁或以下的合资格人士，20岁以上的并不考虑。因此中英政府协定增加单程证配额，由94年的每天来港75人逐步增加至95年150人，其中每天来港60人配额划定为合乎基本法廿四条（三）款的20岁或以下中国居民专用，以图减少到主权移交日基本法生效时香港居民定义增加的事宜。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表示当时单程证审批制度不以家庭为单位，腐败与任意性，与及未考虑到满足基本法要求所需的社会配套措拖。然而，中国与香港殖民地政府未有正视这些观点，导致日后争议扩大。当时的做法只有加大单程证配额数量，虽然略为减少了“准香港人”的人数，但单程证审批不以家庭为单位，加上题目实在太迫切，改善程度跟本是杯水车薪。
另外政府没有就基本法廿四条（一）款评估。在庄丰源案之前，政府从未留意廿四条（一）款的文字意思与他们的政策理解相当不同。

争议之触发

由于殖民地时代的入境条例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1段等的规定有所差异，不少以往于殖民地时代需要申请单程通行证的人士，而其父母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于1997年7月1日后拥有进入香港与及不被递解不被遣反的权利。在七月第一个星期，约有400人向入境事务处自首，并向时任处长叶刘淑仪声称基于第24条第1段拥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政府的态度是拒绝给予他们永久居民资格的证明，担心有66,000子女是同类例子可以无需申请单程证来港，所以他们与同类人士被泛称为“无证儿童”，不论他们是否儿童或已成年。基于入境处此做法在法理依据上可被质疑，时任保安局局长黎庆宁认为有必要修改现有的入境条例。

吴嘉玲案

吴嘉玲在父亲代表下于1997年7月10日于高等法院指入境条例有关修订违宪。据誓章称吴嘉玲于1997年7月初来港，她的来港方式在法律修订前并非违反偷渡罪行，但在经修订后，她的行为被后来的法律追溯成为犯罪。这一点是她指称违宪的其中一个理由。
其后同样提出司法复核的人士增多，所以在兴讼与讼两方同意下，法院决定选出代表兴讼人，而其他申诉人依情况被归纳为其中一个或多个代表兴讼人之中。此案的代表为吴嘉玲，吴丹丹（两者都不是由法援署协助下兴讼），徐权能（立法前来港代表，成人代表，不能依家庭团聚为申请单程证代表），张丽华（非婚生子女代表，立法后来港代表，逾期居留代表）。
同期间，入境处企图尽快遣返未申请司法复核的人士。部分被补人士亦指入境处的拘留为非法，要求申请人身保护令状，获得高等法院接纳。入境处其后停止同类做法，让被捕人士知道可有法律申诉的机制。另外，因为无证儿童的父或母其中一方不是基本法指定下的香港永久居民，为了子女诉讼而逾期居留，入境处不时派人搜查居所并拘捕他们。
因为在高等法院开审后，不断有无证儿童父母向法律援助署（法援署）查询提出司法程序的法援，法援署在得到入境处同意暂停拘补法援申请者下，向有意申请法援发信表示他们暂时无需提出司法程序或申请法援。也有些无证儿童父母担心他们自身会被遣返，或其子女会于司法程序败诉后遣返，所以从未到过司法机关或法援署提出任何实质要求，而事实证明（见下“应免受释法影响的范围”一段）他们的司法权利最终受损。

后续发展

2000年6月，大批声称拥有居港权的大陆人下午在香港终审法院静座，但到凌晨因避雨转去政府总部静座留守，唯警方在早上6时45分宣布清场，并首次使用胡椒喷雾及挥拳驱散他们，其后将不愿离开的人逐一抬上车。虽然泛民主派批评警方滥用暴力，但叶刘淑仪一再强调使用胡椒喷雾是最人道的方法。
后来，他们继续挑战香港政府，并在离立法会大楼不远的遮打花园静坐抗议达三年之久。期间，他们在遮打花园露宿，被反对他们的人指责为破坏中环（香港的金融区）的市容，而且在未经许可下在遮打花园静坐抗议和做刚刚提到的事情等同擅自占用公众场所，触犯了《公安条例》。可是政府或警方迟迟未有行动。
2000年8月2日，大批声称拥有居港权的中国大陆人带着易燃液体和打火机到入境事务大楼要求与官员见面，并威胁自焚，期间情况失控并发生火警，事件中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锦光及争取居港权人士林小星被烧死。事后叶刘淑仪一再以强硬姿态表示香港是法治社会，所有人必须以合法程序申请来香港，政府和警方绝不容许任何人做出罔顾法治的行为。
2002年2月首被告施君龙被判谋杀及纵火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另外6人彭汉坤、傅模、林兴銮、杨义坪、杨义炎及周洪川则因误杀及纵火罪判监12至13年。7人其后上诉，当中施君龙的谋杀罪被上诉庭改判误杀罪，判监14年。7人再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7名被告获撤销所有控罪，发还高等法院重审。2005年6月16日，施君龙等人在高等法院承认基于严重疏忽误杀梁锦光和林小星，施被判入狱8年，其余6名被告判囚7年4个月；至于纵火罪则不予起诉。
2001年8月22日，几名争取居留权人士在北角晚膳时，遭邻桌之食客用刀袭击，令致到一死一伤，死者为24岁蔡秉鸿，伤者为30岁蔡永乐。
2002年5月，大批声称拥有居港权、一直在遮打花园静坐抗议的大陆人在立法会大楼外一度包围叶刘淑仪的座驾，并不断用力拍打车窗玻璃。她拒绝接收请愿信。随后近300名警务人员在遮打花园清场，并以非法集会和擅自占用公众场所罪名拘捕了部分大陆人；警方亦以阻差办公罪名拘捕了几名记者。其后叶刘淑仪一再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所有人必须以合法程序申请来香港。
虽然那批声称拥有居港权的中国大陆人一直都有来香港示威游行；而争取子女居港权的家长为求家庭团聚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子女居港权，但没有像之前几次那样做出一些违法的行为，居港权争议亦渐渐平息。
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交电文指出，于第一次释法后，终审法院五名常任法官曾考虑集体辞职抗议。最终因忧虑新委任的法官可能能力不足或缺乏独立性而没有实行。

审讯前后的政府与社会认知

社会对庄丰源案的主流焦点在于会否出现赴港产子潮，而对于谈雅然案的主流焦点在对领养制度应如何被理顺。
为了方便审讯庄丰源案与及让与讼双方了解对方的论点，终审法院要求入境处处长提交事实基础，以便判断证明会否出现赴港产子潮。根据入境处处长给予法院参考的数字，由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有1991名中国籍婴儿在香港出生而父母皆不是香港永久居民。入境处处长向终审法院法官表示，若接受类似庄丰源的案例为香港永久居民，并无证据显示将会出现赴港产子潮。
就入境处处长向终审法院表示无证据显示会否出现赴港产子潮一点，多家传媒（包括星岛日报）报导态度与法院甚至与政府公报口径大为不同，即是好像是法院反驳了入境处处长的观点确定无此证据，而不是法院依据入境处处长的观点确定无此证据。这些广泛的报导都影响大众对此案的认知。

外佣居港权

2010年底，香港资深大律师李志喜协助3个菲律宾家庭入禀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入境条例》对于在香港连续工作满7年的外籍家庭佣工不能因此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限制，认为该条文违反《基本法》第24条。诉讼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因为如果外佣一方胜诉并成为案例，有可能引致大量外佣及其家人取得永久居港权，以及动摇香港当前的外佣政策。
由于被法律援助署聘任的李志喜是公民党宪制及管治支部副主席，引起一些舆论批评公民党“祸港”，有民众组织游行抗议公民党。公民党党魁梁家杰承认外佣居港权案导致公民党面对极大民愤。
其中一宗司法复核于2011年8月22日开审，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于9月30日裁定《入境条例》限制外佣申请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特区政府及后提出上诉，上诉庭判政府上诉得直。外佣不服判决而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庭于2013年3月25日作出终审裁决，判外佣败诉。

外佣子女居港权

2014年9月18日，香港终审法院驳回一名菲律宾籍外佣在香港出生的儿子，在香港享有居留权的上诉。居留权的申请人是一名17岁男子，他的母亲在1991年从菲律宾以外佣身份申请到香港工作，该外佣在1996年在香港产下该男子。该外佣和她在香港产下的儿子于2006年向入境处申请香港居留权，但入境处在2008年决定不受理他们的居留权申请，两人其后向香港法院提出司法复核，但先后被高等法院原讼庭和上诉庭驳回，终审法院于2014年1月决定受理该外佣儿子的上诉申请。终审法院在9月18日指出没有证据显示该男子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五名法官一致驳回他申请居港权的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