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月令

《四民月令》，曾误称《齐人月令》，是东汉大尚书崔寔模仿古时月令所著的农业著作，成书于二世纪中期，叙述田庄从正月直到十二月中的农业活动，对古时谷类、瓜菜的种植时令和栽种方法有所详述，亦有篇章介绍当时的纺织、织染和酿造、制药等手工业。
《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均有记载；宋朝初期，《太平御览》的“图书纲目”仍有提及该书，但在《宋史·艺文志》已无相关记载，估计该书于北宋中期到南宋灭亡散失。
四民是指士、农、工、商，此概念早于春秋时已出现；月令是一种文章体裁，现存《礼记》中有一篇《月令》，记述每年十二个月的时令及政府执行的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并把其归纳在五行相生的系统中；《四民月令》现存部分的文体与月令相似。

背景

自西汉《氾胜之书》到后魏《齐民要术》的出现，中间相隔500多年，期间只有《四民月令》一部农业生产书籍，能反映当时的农业发展，尽管有关操作技术记述很简略，而且散佚不全，但它仍为当时的农业研究提供重要线索。
在二世纪中期的著作《四民月令》，除了描述农业运作外，书中提及的经济运作，亦为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书中所述的农户，在一年中会数度卖出与买入谷物，纯粹以此谋取利润；农户亦会产腌酱类食品、酒、醋、药材、丝绸与丝绸制品、鞋等，这些物品既可供自家消费，也可拿来出售。
《四民月令》成书以来，曾于魏晋南北朝到唐初流传。贾思勰《齐民要术》对书中内容曾多作引用，杜台卿北周末年撰写《玉烛宝典》的时候，每月均录有一段《四民月令》的材料。唐末韩鄂写《四时纂要》也引述过《四民月令》。北宋时的文献亦时有提到该书，但元代所撰编的《宋史·艺文志》中已无记述《四民月令》这本书，估计该书从此时湮没。　
清代开始有人重组《四民月令》，乾隆年间就有任兆麟、王谟两版《四民月令》辑佚本，惟错误颇多。嘉庆年间，严可均辑录《四民月令》一卷，作为《全后汉文》第四十七卷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中；1921年，唐鸿学以《玉烛宝典》材料重编《四民月令》，收入《古逸丛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立国后，中华书局于1965年曾出版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 ，1981年农业出版社又出版了缪启瑜的《四民月令辑释》。这两个辑佚本均以《玉烛宝典》为主要根据，广泛汲取《齐民要术》和各种类书中的有关资料，参考各种辑本，书中对《四民月令》的资料颇有点评。
德国学者克里斯廷·赫尔茨于是1963年把《四民月令》译成德文，在汉堡出版，书名叫《崔寔〈四民月令〉－后汉的农家历》。日本渡部武根据石声汉的《四民月令校注》，按月列出正文、通释和译注，1987年由日本平凡社出版，日译本副题为“汉代的岁时与农事”。

影响

《四民月令》和《氾胜之书》是汉代两部最重要的农书，两者相比，《四民月令》在农学水平上要逊于《氾胜之书》。氾胜之总结了《吕氏春秋·任地》等三篇出现以来农业生产和农业科技的新成就和新经验，深刻地阐述了北方旱农耕作栽培技术的原则和原理，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把中国传统农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里程牌。然而《四民月令》在这方面的创新却有限，因为它只是记载着交待某月某时应该做某某事情，很少介绍具体的操作方法，更没有阐述有关原则和原理。
尽管如此，《四民月令》在中国农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如前所述，它是中国第一部“农家月令”书。它不但对《礼记·月令》类著作进行了推陈出新的改造，完成了从“官方月令”到“农家月令”的转换；而且它所反映的农事活动比《礼记·月令》要丰富和具体得多。在《四民月令》中，每月的农业生产，包括耕地、催芽、播种、分栽、耘锄、收获、储藏，以及蚕桑、畜牧、果树、林木的经营等等，细致而合理，又提醒人们注意农业生产安排的地区性，其中有些生产技术，如“别稻”（水稻移栽）和树木的压条繁殖，是农书中首见的记载。因此，《四民月令》不但是农家月令的开创之作，而且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代表作。
《四民月令》比《礼记·月令》还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基本上脱离《礼记·月令》天人感应的阴阳学的色彩。在《四民月令》有关生产活动的安排上，除了“正月上辛，扫除韭畦中枯叶”这一条记载外，其余一切农业、手工业的操作，只以节令和气候作为标准，看不出带有迷信和禁忌的成分。如果考虑到当时东汉社会上盛行“谶纬”神学风气，《四民月令》里头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更加显得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