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朗達女子爵瑪格麗特·麥克沃思

早年生涯

朗达女子爵本及名玛格丽特·黑格·托马斯（Margaret Haig Thomas），1883年6月12日生于英国伦敦贝斯沃特（Bayswater）的太子广场（Princes Square），出生后受浸于邻近圣彼得堡坊的圣马太教堂，是父亲大卫·阿尔弗雷德·托马斯（David Alfred Thomas，后为第一代朗达子爵，1856年－1918年）和母亲西比尔·黑格（Sybil Haig，后为朗达子爵夫人，1857年－1941年）所生的独生女。玛格丽特的父亲来自威尔士蒙茅斯郡兰韦恩（Llanwern），是自由党政治家和富商，1888年至1910年间任下议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曾经在1917年至1918年间在大卫·劳莱·乔治的政府中任职食物管制部长。玛格丽特的母亲是乔治·奥古斯塔斯·海格（George Augustus Haig）第四名女儿，是有名的争取妇女普选权论者和慈善家。
玛格丽特在小时候得不到正规教育，家人只安排来自法国和德国的家庭女教师教授她法语、德语和其他基本知识。到13岁那年，她才有机会入读伦敦的诺丁山女子高校（Notting Hill High School for Girls），随后又转读位于苏格兰、由圣安德鲁斯大学创办的圣雷欧纳德学校（St Leonards School）。虽然她在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当时的社会风气根本不接受富家女子工作谋生，因此她毕业后只好回到伦敦，在母亲的陪伴下跟其他绅士淑女一样过着上流社交圈子应有的生活。玛格丽特在伦敦连续度过了三年的社交季节，但羞怯和拙于交际应酬的性格使她难以融入上流社交场合，这促使她在1904年毅然只身前往牛津大学入读萨默维尔学院，惟就学一年后于1905年退学，选择返回兰韦恩的家乡宅第生活。
玛格丽特在家乡最初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她在1908年嫁给来自家乡附近卡利恩（Caerleon）的一位乡绅，尝试负起乡绅夫人持家主内的职责，不过这种安乐生活始终与她格格不入，她与丈夫的婚姻生活也不美满，夫妇俩最终在1923年离婚。

投身女权运动

在1908年结婚前夕，透过堂姨佛萝伦丝·海格（Florence Haig，1856年－1952年）的介绍下，玛格丽特接触当时兴起的妇女争取普选激进运动，从此使她的生活起了变化。佛萝伦丝本身是激进的女权份子，曾因参与激烈抗争而被捕入狱，在她的启发下，玛格丽特新婚后不久便与母亲在1908年7月21日参与在伦敦海德公园的妇女争取普选大游行，未几，玛格丽特投身女权组织妇女社会及政治联会（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简称WSPU），并一手创立联会在南威尔士的新港分会。这个时期的她还开始阅读不少有关女权的著作，当中包括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妇女的屈从地位》、奥利弗·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的《妇女与劳工》（Woman and Labour）、西塞莉·汉密尔顿（Cicely Hamilton）的《婚姻交易》（Marriage as a Trade）和萧伯纳的《易卜生主义精髓》（Quintessence of Ibsenism）等。
由投身联会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玛格丽特在南威尔士发起过不少争取妇女普选权的活动，其中包括举办大小公众集会，这些集会时而邀请得艾米琳·潘克斯特等女权领袖发表演说，时而由玛格丽特自己主持，她们发表的言论不单得不到在场所有听众支持，群众的气氛有时候还充斥敌意。有一次，玛格丽特与联会领导人物安妮·肯尼（Annie Kenny）在父亲所属下议院选区梅瑟（Merthyr）的自由党会所发表演说，期间更落得被群众抛掷腥鱼和番茄的下场。
在1910年大选期间，玛格丽特响应女权份子以激进手段向内阁阁揆表达诉求的方法，趁著有一次英揆H·H·阿斯奎斯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出席公开场合的时候，她突破警方封锁线，然后强行登上首相专车的踏板，表达要求妇女获得普选权的声音。此后，她的行动变得更为激进，在1913年，身为WSPU新港分会名誉秘书的她在市内公然焚烧一个邮筒以示抗议，引起舆论轰动。事后，她不单被警方拘捕，而且还被鄂斯克裁判署判以罚款的惩罚。可是，玛格丽特断然拒绝缴交罚款，也拒绝由丈夫保释，这不单使他的丈夫大感惊讶，也促使裁判署决定把她囚禁在鄂斯克监狱一个月。玛格丽特在狱中发起绝食，但狱方未有强行喂食，最终她在服刑五天后因符合《猫捉老鼠法令》的规定而获得假释，并在假释后缴交罚款。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玛格丽特才跟随WSPU的决定，停止以激进手法争取妇权。

商界发展

除了女权运动外，玛格丽特婚后在母亲的鼓励下，还逐步协助年纪渐大的父亲打理名下的煤业和报章业务。玛格丽特作为新婚少妇，而且毫无营商经验，在当时打进以男性为绝大多数的商业世界，可谓极为罕见。不过，玛格丽特的父亲一直以来也有和她谈论生意业务，因此她对父亲的业务也有一定的了解。玛格丽特最初以1,000英镑年薪的薪酬，获父亲聘到他位于卡迪夫港口的办公楼工作，日常除了出席公司例会和董事局会议，还参与一些特别的计划项目、草拟书信文件、以及陪伴父亲到海外公干。到1914年一战爆发以前，玛格丽特已从父亲手上接过整盘报章生意；一战爆发后，她更因为父亲获召到政府供职而逐步接管全盘生意，及至一战尾声的时候，她已经是超过20家公司的董事。
玛格丽特从父亲手上接过生意后，慢慢掌握了金融、工业和报业等各方面的知识，也培养出在商界谈判的实力。然而，要在当时以男性为主导的商界立足并不容易，本身缺乏商业教育的她一方面难以融入董事局会议那种吞云吐雾的吸烟环境，另方面她也无法像商贾士绅般透过在交易场所谈天说地而套取得最新的煤业资讯，使她在商界的发展一度受到局限。在1915年5月，玛格丽特与父亲结束一次美国公干返回英国的时候，乘搭的卢西塔尼亚号邮轮在爱尔兰对开海域遭德国潜艇击沉，她在混乱中与父亲失散，而且在冰冷的大海中一度浮沉数小时后才侥幸获救，大难不死，最终得以和安全脱险的父亲团聚。据她后来忆述，沉船事件令她近距离与死亡擦身而过，使她明白再没有事值得害怕，这次经历更使她重新鼓起勇气，克服在商界所遇到的障碍，晚年的她更成为相当虔诚的基督徒。
玛格丽特的沉船经历也激发她协助英政府参与战时服务，她在1917年出任威尔士的妇女军事服务总监、1918年任首席妇女招募管制官、以及在一战完结前夕出任重建部辖下的妇女咨询委员会委员。在1918年，她还出任妇女工业联盟创会主席，为在职女性劳工争取应有权益。同年，玛格丽特奉空军部之命对皇家女子空军（WRAF）的运作和管治问题作出调查，她在随后发表的报告书中对皇家女子空军指挥官维奥莉·道格拉斯-彭南特（Violet Douglas-Pennant）作出猛烈抨击，促使道格拉斯-彭南特遭到撤换，并由海伦·格温-沃恩（Helen Gwynne-Vaughan）接任。
在1916年，玛格丽特的父亲获英廷册封为世袭男爵，到1918年再获晋封为世袭子爵，是为第一代朗达子爵（1st Viscoutn Rhondda），但未几却在同年因病逝世。玛格丽特的父亲对她起很大的影响，他一直对女儿投身激进的女权运动予以容忍，而且还放心把自己的业务交由女儿继承，所以他在女儿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另外，朗达子爵爵位原本随着玛格丽特父亲的逝世而告终，但她的父亲在生前获勋的时候，曾向英揆大卫·劳莱·乔治坚持爵位可由他的女儿继承，这使得她可以透过爵位的特别条款袭取父亲的爵位，是为第二代朗达女子爵（2nd Viscountess Rhondda）。
父亲身后，玛格丽特继承的不只是他的贵族爵位，而且还有他遗下总值逾88万英镑的资产，使她一跃成为相当富有的女性富商。玛格丽特连带继承的还有不少企业职务，根据1919年的纪录，她一共是33家公司的董事，其中28家的董事职务是由父亲继承得来，另外也是当中16家公司的主席或副主席，一时成为伦敦传媒广为关注的商界女强人和女权主义者。在1926年，她在商界的深厚经验更进一步使她当选成为董事学会历来首位女主席。

两战之间

在1918年2月，英国首次通过法令赋予30岁以上合资格的妇女在下议院选举拥有投票权；同年11月，国会又通过法令准许妇女参选国会选举，使女权份子多年来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取得重大突破。可是，妇女仍然禁足上议院，即使身为贵族也不能像男性贵族一样，自动拥有成为上议院议员的资格。身为朗达女子爵的玛格丽特一直视上议院为“欧洲最后的封建议会”，并自1918年袭爵起一直争取取得上议院议员的身份，希望藉以进一步扩充妇女参政的权利。
在1920年，她向上议院正式提交请愿，以《1919年性别取消资格（移除）法令》（Sex Disqualification (Removal) Act 1919）为依据，要求获确认为上院议员。在1922年，负责审核议员身份的上院特权委员会（Committee of Privileges）在休厄特勋爵（Lord Hewart）主导下初步接纳她的诉求，但有关决定却旋于同年5月遭时任大法官伯肯赫德勋爵（Lord Birkenhead）推翻。伯肯赫德勋爵随后改组特权委员会，并要求委员会重新审视玛格丽特的诉求，结果这次她的诉求遭到委员会否决。
玛格丽特没有因为委员会的决定而放弃，相反，在得到下院首位女议员阿斯特子爵夫人（Viscountess Astor）和她的丈夫阿斯特子爵（Viscount Astor）帮助下，阿斯特子爵由1924年至1930年间每年均向上院提出草案，要求准许女性贵族成为上院议员；他的草案有数次只欠些微票数便可望通过，但结果都是徒劳无功。在1948年3月2日，玛格丽特与已故寇松勋爵的女儿雷文斯代尔女男爵（Baroness Ravensdale）等社会知名人士再度联署请愿书，要求女性贵族获得上议院议席。虽然有关请愿书同样未有得到接纳，但就促使英政府在1950年代开始认真研究女性贵族在上院议事的可能。
作为1920年代英国女权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她最为人知的事迹包括在1920年创立女权周刊《时势》（Time and Tide）；在1921年创立六点小组（Six Point Group），关注儿童抚养、男女同工同酬、平等机会等六大妇女议题；以及在1926年联同其他女权份子创立门户开放评议会（Open Door Council），反对国会和政府以“保护”妇女为名制定任何法令。
在众多的女权工作中，玛格丽特花最多时间到她一手创立的《时势》周刊，周刊是她的童年梦想，这使她花上大部分的个人精力和财富来维持这份周刊。她历任周刊首任副主席和董事局主席，1926年起还亲身接任周刊编辑，实行亲自打理。多年来，她一直资助《时势》周刊，初时每年资助额高达5,000至10,000英镑，历年累积资助总额更达25万英镑。玛格丽特对周刊拥有有效的控制，她除了掌握周刊百分之90的股权，董事局更清一色由女性担任，她对周刊的认真态度反映出她对女权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以至是自由主义的追求。
《时势》周刊虽然是一份女权杂志，但题材也涉及政治、经济、社会议题、文学和艺术各方面，供稿的作家也不限男女，计有维吉尼亚·伍尔芙、维达·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桃乐丝·榭尔丝、丽贝卡·韦斯特（Rebecca West）、G·K·却斯特顿、吉伯特·梅利（Gilbert Murray）、萧伯纳、H·G·威尔士、T·S·艾略特、艾兹拉·庞德、奥尔德斯·赫胥黎、E·M·福斯特和乔治·奥威尔等。得到玛格丽特提携的后进也包括温尼弗雷德·霍尔比（Winifred Holtby）、维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W·H·奥登、史帝芬·斯班德（Stephen Spender）和克里斯多福·伊舍伍等人。此外，《时势》周刊也会刊出一些譬如是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G·D·H·高尔（G. D. H. Cole）、C·V·威治伍德（C. V. Wedgwood）和艾琳·鲍尔（Eileen Power）等知名学者的著述。
自1928年英国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投票权利后，《时势》周刊涉及女权议题的篇幅有所减少。尽管周刊的政治立场随着年月而逐渐倾向右翼和反共，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二战期间，《时势》周刊均以强硬高调的立场抨击法西斯主义，使得玛格丽特成为德国纳粹党的眼中钉之一。在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后，盟军从纳粹党搜出一份《纳粹黑名单》，该名单载列了纳粹德国一旦攻占英国后，第一时间需要逮捕和处决的目标人物，在名单之中，玛格丽特榜上有名。
在二战期间，《时势》周刊的销量一度高达每周30,000份，但战后的销量却是停滞不前，到1950年代跌至只有大约每周16,000份，杂志社每周更录得400至500英镑的严重亏损，结果消耗了玛格丽特大部分的财富。为了维持周刊的收支状况，她曾经发起募捐运动，成功为周刊筹得25,000英镑，使周刊可以继续经营下去，到身后的1986年才告停刊。

晚年生涯

玛格丽特为了打理《时势》周刊的业务，多年来均居于伦敦，但也同时保留了她与家乡威尔士固有的联系；她在空余的时候总会返回威尔士，并在当地担任不同的公职。在1950年至1955年间，她荣任卡迪夫的威尔士大学学院（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前身）总裁，并且在1955年获威尔士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以表彰她多年来在争取妇女权益方面的贡献。
玛格丽特晚年深受胃癌困扰，但她以《时势》周刊需要一位头脑清醒的领导人物坐镇为理由，坚拒接受治疗。在1958年4月，英国国会终于通过《终身贵族爵位法令》，首度容许女性终身贵族成为上议院议员，然而，她未及见证首位女贵族宣誓就任上议院议员，便在同年7月20日因病病逝于伦敦西敏医院，终年75岁。由于她没有子嗣，故此她的子爵爵位从此断绝。身后，她的遗体进行火化，骨灰则移奉往家乡兰韦恩安葬。她死后约三个月，伍顿女男爵（Baroness Wootton）才于同年10月21日宣誓就任成为英国历来首位上议院女议员，而一直到1963年7月，国会进一步通过《贵族爵位法令》，至此女性世袭贵族才获准成为上议院议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