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治

早年

丁文治生于江苏省泰兴县，生日1921年4月26日。少年即向往新闻工作，虽然就读复旦大学政治系，依然喜欢传播事业，常撰写时论，投刊京沪报刊。抗战后，参加《扫荡报》，为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报刊撰写特稿，凡地方有措施失当，莫不据实以报。
1936年1月5日，丁文治在湘雅医院三楼病房陪二兄丁文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同月9日，他陪同丁文澜、二兄之遗孀史久元参与其二兄入殓仪式。

抵台初期

台湾战后初期，1946年4月，丁文治以上海《侨声报》记者身份至台湾，对当时陈仪政府官员在台湾的政风败坏，严词谴责，写下〈看陈仪的小王国──台湾〉、〈陈仪俨然南面王〉等十几篇专题报导。同年6、7月间任《和平日报》台湾版采访课长期间，揭发专卖局长于百溪、任维钧、台北县长陆桂祥等人的贪污案等，并在该报上开辟专栏“七日谈”，报导陈仪官员的种种丑态与台湾民众生活的困苦，遂被柯远芬软禁，几经转折营救脱险，后从基隆港遣送回中国大陆，列为台湾不受欢迎的人物。
丁文治回到中国大陆后任《中国日报》记者，去延安、庐山等地报导国共会谈新闻。1949年，丁文治再度来台，经由《经济时报》社长黄铭介绍进入该报担任副总编辑；妻子则在在宜兰空军子弟学校教课。
当《经济时报》、《全民日报》、《民族报》合并成《联合报》时，丁文治因病在宜兰休养不在台北，身体康复后进台南的《中华日报》。另一方面，丁文治和刘国瑞、唐达聪三位合办起名为“学生书店”的出版社。

《联合报》时期

1963年，《联合报》社长范鹤言去台南意外发现丁文治，叫他来《联合报》。范社长令负责联合版编辑部的《民族报》的王惕吾、总编辑关洁民见面，丁文治立即获安排为副总编辑，负责筹备南部版，部下有刘洁、刘国瑞、吴博全、董大江等人。《联合报》南社一年后办理结束全部撤回台北，安插总社。当时《联合报》除了“人二室”是直接治安人员外，还有几位同事兼任警总线民。其中董大江感觉到《联合报》总社谍影幢幢，所以跳槽。
过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今文传会）掌握台湾媒体，每日对媒体下达指示，也控制媒体的人事安排。该组主任可找报社负责人；总干事可以命令报社总编辑。媒体的采访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会被征召到去中国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上课。
一次，丁文治在《联合报》服务时因发了一则新闻得罪当局，被警总监禁要求逼出新闻来源。《联合报》同仁四处打听下落，正巧在跑警总新闻的陈书中，无意中发现丁文治骑的脚踏车放在警总大门口旁边，于是回报社报告，丁文治才被营救放了出来。

《台湾日报》时期

夏晓华创办《台湾日报》，找不到适当的人担任总编辑，于是向朋友王惕吾借将。原意是要借《联合报》红人刘洁，王惕吾不肯放人，另行推荐丁文治。 此时薪水仍由《联合报》支付。夏晓华在遗作〈十年办报一场梦〉中感谢王惕吾，允借调丁文治半年。
王笃学印象中的丁文治经常一袭蓝布长衫，身材修长，面容清癯，两眼有光，说起话来倒是和蔼可亲。每天晚上，丁文治端坐《台湾日报》编辑部的上方正中央，不苟言笑，极少会客，对编辑记者也无任何私下交往，一切公事公办。在其治理下，《台湾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中台湾一枝独秀，声名远播北台湾。一次《台湾日报》派记者方培敬、于枕流两人前去台中教师会馆访问来台度蜜月的叶枫和凌云，结果吃闭门羹；丁文治知道后，拍著桌子大吼：“去！去追！警告他们，不要得罪了我们《台湾日报》！”

《经济日报》时期

1967年4月，《联合报》增加姊妹报作《经济日报》，由丁文治副总编调至作《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与戴独行为同事。阮大方也被派到《经济日报》采访组、综合新闻小组任记者。
对于丁文治调到《经济日报》作总编辑，国民党中央党部并无异议；但丁文治认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四组罗姓总干事嚣张跋扈，往往不听指挥。该时，美国欲将琉球交还日本，中华民国政府在1967年6月28日表示遗憾。同年8月4日，美国政府重申美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的剩余主权，可以《旧金山和约》第三条自行将琉球让度给日本，造成中华民国政府的隐忧。此事因为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要在该年9月来台，而更加敏感。综合新闻组主任刘宗周本要王景弘写稿，分析琉球交还日本的背景与台湾立场，但王景弘没答应；于是找王广滇写，遂引起政府不满。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书面通知给各新闻单位，不可炒作琉球问题。可是《经济日报》社长阎奉璋并没有查看中央党部通报的文件就锁进书桌抽屉，编辑部从未看到。阮大方在不知国民党禁止下，写了一系列琉球表达应该归属中国。但连日来其他报都没有大肆报导，只有阮大方在《经济日报》独家痛批。
1967年9月21日，《经济日报》头版刊出〈不承认日对琉球有剩余主权，决策人士昨告立委，我立场不变〉，报导引起党政高层震怒。《中央日报》还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告状，因此得罪当道，召见王惕吾面谕：“不要办了！”
警总同时指控《经济日报》副刊一篇描写情治人员一生为党国卖命却贫病潦倒、流落台北街头，认为打击民心士气、丑化党国，这样罪加一等。该篇文章是史习枚受耿发扬所托，在副刊刊登一篇由退伍军官诉说台湾监狱黑暗的文章，引起蒋经国大怒，下令追究相关人士。
1967年9月，《经济日报》停刊四日，总编辑改为刘杰。当局更要求整肃相关人员，丁文治、史习枚、王广滇被令革职永不录用，刘宗周调职。同月30日，恢复出刊不久，欧阳醇在日记以标题“经济日报自动停刊四日”纪录此事。
因警总不让丁文治再于台湾报界工作，王惕吾只好安排菲律宾的《大中华日报》工作，二、三年后才返回台湾。阮大方回忆此事，感谢王惕吾的担当和丁文治的风骨，否则入狱者是他。

树胶公司时期

国民党政府要求永不录用，但丁文治低调回到《联合报》报社作副总编辑，被党政文宣要员发现，因此王惕吾只好将丁文治安插在自己开的树胶公司。
该公司是由王惕吾和范鹤言合营的树胶公司，承包军用品制造业务。后来王惕吾将树胶工厂卖掉，却未对丁文治和底下的工作人员作安排。无法回新闻界的丁文治，为了维持手下工作人员的生活，继续接订单，工作了几年，直到没有业务才遣散员工。

学生书店时期

王惕吾发现学生书店卓然有成，尤其印明清古书畅销美国，遂挖刘国瑞去专责创办联经出版公司，一切条件比学生书店好多倍。
1975年，丁文治出任《中国书目季刊》发行人。1978年，担任学生书局总经理，1981年升任董事长兼发行人，直到1997年3月退休。
在学生书店任职期间，为表示无言的抗议，丁文治每天早晨七点钟，独自一人准时从仁爱路四段仁爱医院后面的《联合报》员工公寓步行一小时，到峨嵋街康定路《联合报》树胶公司办公室；中午在已空的办公室吃完便当后，下午才步行到和平东路的学生书店上班，主编出版年鉴。王家第二代王必成想把树胶公司的空房子收回，但惧于丁文治的威望与父亲的亏欠而作罢，这样的冷战持续到丁文治逝世前两年住医院才结束。
丁文治晚年在回忆离开《经济日报》的回忆文写：“不眠不休勤劳工作了五个月，换来的却是近三十年来的无奈和心酸。”
退休后的丁文治原本计划撰写回忆录，不料因为胃疾于1997年11月22日去世。逝世地点为台北。

家族

丁文治父亲焕轮公，在乡梓担任公职。
二兄丁文江。丁文治在1936年1月14日写〈我的二哥文江〉哀吊，感谢二哥负担从小到大的教育经费。
妻子张若漪，任教职。两人育有丁若文、丁若治两女。
侄女丁子霖，发起天安门母亲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