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禮文

早年生涯

何礼文在1913年12月26日生于英国，父母分别名路易斯·詹姆士·霍姆兹（Louis James Holmes）及埃蜜莉·沙克利夫（Emily Sutcliffe），来自西约克郡的布莱豪斯（Brighouse），早年入读布拉福文法学校，后来在剑桥大学悉尼·苏塞克斯学院学成毕业。 何礼文早年亦曾于剑桥大学分遣队（Cambridge University Contingent）资深师内任职见习长官，1935年升任资深少尉，并于分遣队辖下之步兵团服役，后于1936年10月退役。 在1938年，何礼文以官学生身份获聘加入香港政府，战前曾任助理华民政务司，能操流利广东话。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挥军进犯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期间何礼文在驻港英军阵营中隶属特别行动部队（SOE），专门从后方偷袭日方。 同年12月25日，香港因港督杨慕琦爵士投降而失陷后，何礼文成功从香港逃入中国大陆，因此没有被日军俘虏。 不过，他在香港义勇防卫军担任上尉的胞兄莱斯利·本杰明·霍姆兹（Leslie Benjamin Holmes，1905年－1941年）却在12月19日于香港阵亡，终年36岁，遗下妻子玛嘉烈·枣莉亚。事隔多年后，何礼文胞兄的墓碑现时仍位于赤柱军人坟场内。

英军服务团

逃离香港后，何礼文成功在1942年年初抵达重庆与当地英方人员会合，未几，他获指派驾车动身，接载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一等秘书约翰·凯瑟克（后为爵士）及领事馆主任武官金士刁准将（Brigadier Gordon Edward Grimsdale）前往广东韶关，与国民政府第七战区总司令余汉谋上将商讨开设一英军服务团以共同抗击日军，在谈判过程中，何礼文兼任英方翻译。 不久以后，从香港日军集中营成功逃出的赖廉士上校在1942年7月于广东曲江（今韶关市一带）组建英军服务团，何礼文遂与在韶关认识的徐家祥于11月加入服务团，随即被派到东江惠州驻守。
在惠阳期间，何礼文听命于祈德尊（后为爵士），与东江纵队合作，主理外勤事务。何礼文多次组织营救日军集中营战俘的计划，并曾率数部众深入敌方阵地，于香港的狮子山山脚以望远镜瞭望马头围集中营，观察战俘的生活情况。 据徐家祥忆述，何礼文虽然是西方人，但身形并不庞大，穿上灰布衫和头戴竹叶笠帽，难以被日军认出，再加上他能操流利广东话，使他在香港境内无被日军怀疑。 何礼文在华南的英勇行为深得英廷器重，使他在1943年初获授军功十字勋章，数月后再进一步获勋MBE勋衔（军事），一年内两获加叙，在当时较为少有。
何礼文于1944年获擢升为少校，负责主管英军服务团的惠州前站。有说何礼文当时将自己唯一一套西装赠与战友徐家祥，让他于婚礼上行礼之用，使徐氏甚为感激，而在大战以后，徐家祥在何礼文推荐下更成为香港首位华人官学生，此后徐氏亦随何礼文在港府内供职。 到1944年尾，何礼文申请到澳洲渡假，一直留在当地至大战结束为止。

战后生涯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何礼文遂在香港重光后奉命于9月飞往香港，在临时成立的军政府中供职。 当时军政府首长由主持日方受降仪式的海军中将夏悫爵士出任，但军政府的民政事务，则分别由英国派来的首席民政事务官麦道高及曾遭日军囚禁的前港府官员白嘉时主理，至于何礼文与另一港府官员戴斯德则全权掌管军政府辅政司署的所有政务工作，而何礼文另委任徐家祥为新界助理理民府，协助其打理新界政务。
军政府在1946年5月结束后，香港重新设立文治政府，何礼文继续在辅政司署供职，并于1946年至1947年间担任行政、立法两局副秘书，后曾于1949年署理两局秘书。及后何礼文获政府补送前往伦敦的帝国国防学院深造， 返港后重新于政府供职，历任副华民政务司等职，1951年7月起暂代离港的麦道轲署理华民政务司辖下的社会局长一职，至1952年卸任，之后改任行政、立法两局秘书等职。
在1953年12月，九龙的石硖尾木屋区发生大火，灾后数万人无家可归，何礼文遂于1954年4月受港督葛量洪爵士委派成立徙置事务处，并自任处长及兼任副辅政司，以着手解决灾民安置的问题。何礼文在任内兴建多座徙置大厦，计有石硖尾邨及大坑东邨等等，让木屋居民尽早获配公共房屋。 自徙置事务处创立后，兴建公屋渐成为港府在战后的主要政策。另一方面，何礼文在任徙置事务处处长期间亦兼任市政局当然官守议员，到1955年10月，他接替退休的利泽时出任市政事务署署长兼市政局主席，同时任立法局官守议员，而原徙置事务处长则由华璐同接替。 在市政事务署署长任内，局内的非官守民选议员数目在1956年获增至8位，使民选议员首次占全局议员总数一半，同时间局内改革呼声渐大，故他任内亦见证市政局与港府关系每况愈下。
到1958年，何礼文卸任市政事务署署长及立法局之职务， 改为接替彭德任新界民政署长，任内于1959年12月见证港府制定《乡议局条例》，正式赋予乡议局法定咨询机构地位。在此以前，乡议局内曾于1957年因土地议题而陷入分裂，使政府在当年拒绝再承认其合法地位，随后在1959年的乡议局第十三届选举中，两派更展开激烈争辩，当时何礼文有份负责调停，使事件得以缓和。 何礼文在1962年改任工商业管理处处长， 上任前于元旦获英女皇颁授CBE勋衔。在他任内，香港纺织业发展蓬勃，他曾经多次出访欧洲各地，商讨有关棉织品等等的贸易协议，以助拓展香港纺织品的海外市场。1964年5月至8月期间，何礼文一度休假外游，处长一职由副处长苏弼暂代。同年7月，港督戴麟趾爵士改组立法局，工商业管理处处长以官守议员身份新增入立法局内，苏弼遂暂代何礼文之议席，直到他返港为止。 未几，何礼文于1965年获进一步委任为行政局官守议员， 成为“双料议员”，在政府内备受倚重。
1966年年底，任职已10年的华民政务司麦道轲退休返英，何礼文遂获委任接替麦道轲。何礼文出任华民政务司之时，中国大陆正值文化大革命肇始，香港局势日益不稳，至1967年更爆发历时数月的六七暴动。 暴动期间，港督戴麟趾爵士碰巧不在香港，港府内部无人主持大局，资历深厚的何礼文遂以华民政务司身份署理辅政司一职，与署理港督祈济时爵士等领导政府对付动乱。 六七暴动爆发初时，香港出现连串有组织罢工，街头还开始有暴徒放置土制炸弹，构成公众恐慌。当时英政府及港府内部曾经讨论英国应否放弃香港。后来经何礼文在行政局内慷慨陈情，才促使英政府继续留守香港。 在何礼文指挥下，港府采取强硬手段对付左派动乱份子，并号召公众声讨左派，终使暴动于1967年底渐渐平息，而何礼文在暴动中的强硬立场亦深获港府肯定。
六七暴动后，戴麟趾决意加大力度改革政府。在何礼文策划下，港府于1968年5月推行“民政主任计划”，将港、九划成10区，每区设立民政处，内置民政主任，以期收集民意，接受投诉，并向市民提供咨询服务，从而改善官民关系，让市民有更多渠道反映意见。 为配合民政主任计划的发展，港府复于1969年2月将华民政务司一职改组为民政司，并继续由何礼文担任， 同年何礼文再获英廷授予CMG勋衔。何礼文卸任民政司前曾着手就废除一夫多妻制进行立法工作，促成《婚姻改革条例》在1970年7月获三读通过，但条例要到他卸任后的1971年10月才正式生效。

晚年生涯

何礼文在1971年5月卸去民政司及两局官守议员职务，开始退休生涯，但随即在1971年11月获委任为公务员叙用委员会主席，1973年7月13日亲身于白金汉宫获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封为下级勋位爵士， 其后于1977年5月离任。何礼文于离任后举家迁到希腊科孚岛定居，开展平静的退休生活。1981年5月，他曾偕夫人重返香港探访好友，当时他身体一度欠佳而入住玛丽医院数周，病愈后继续访港行程。 然而何礼文返回希腊后，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同年6月14日于科孚岛上一所医院内病故，终年67岁。
何礼文身故以后，香港各界深表哀悼，其中港督麦理浩爵士表扬何礼文“不论是在战时抑或和平之时，均为一忠诚公仆，致力于香港事务”。 在6月19日，中环圣约翰座堂为其举行追思弥撒，港督麦理浩爵士、布政司姬达爵士、好友民政司黎敦义及徐家祥等人皆有出席。追思弥撒由港督及黎敦义分别致悼辞，其中黎氏评价何礼文是“香港战后伟大人物之一”，于1950年代及1960年代担当“港府机构重要的调停人”， 此外，徐家祥亦特地撰写悼文对何礼文加以悼念。 除香港外，伦敦高云花园内的圣保罗教堂亦在1981年7月14日举行追悼会，当时何礼文爵士夫人亦有出席。 至于何礼文的遗体，则长埋于科孚岛上的英国人坟场（British Cemetery）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