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肚王國

大肚王称呼

大肚王有文献记载且较能考证的君主有两位，分别是甘仔辖·阿拉米（荷兰文：Camachat Aslamie）和甘仔辖·马禄（荷兰文：Camachat Maloe）。汉人称Aslamie为Quataong，学者翁佳音推测可能系闽南语Hoan-á-ong（番仔王）的转讹。荷语称其为Keizer van Middag，台湾原住民则称之为Lelien，意为白昼之王。历任大肚王皆以Camachat为姓氏，而Camachat语也是拍瀑拉语的别称。Camacht Aslamie于1648年逝世后，其外甥Maloe继任大肚王。Maloe继位后，由于尚年轻，所以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涉时，大部分都由其继父Tarraboe持藤杖出席集会，且因当时大肚社系倾向以女性核心来维持家系，当地实权在Maloe的外祖母手中。

统治性质与内涵

有学者认为，荷兰文献中的大肚王之“王”与 kingship概念不一定相同。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出任巡台御史的黄叔璥在他的《台海使槎录》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大肚山形，远望如百雉高城，昔有番长名大眉。”说明17世纪台湾中部确实有一个“番长”存在，而其可能是跨部落的。
“王”的角色，是在祭典仪式中扮演对众人祈福的角色，社众对“王”呈贡猎物。“王权”的内涵，包括对辖下之社发生纷争时担任仲裁，并提供实质庇护的能力。此一属巴布拉族的“王”，辖下统治19或20社，包含巴布拉、巴则海、道卡斯、洪雅、巴布萨等不同语族；依据苏格兰人大卫·莱特（David Wright）的记载，大肚王国最强盛的时候曾统治27个部落，只是后来有9至10部落独立。“王”所属的大肚南社倾向以女性为核心来维持家系；王外出时的仪式性权力展现并不明显，只有一、二名随从跟随，也没有定夺属民生死的权利。
“大肚王”透过流域体系建立的政治主权，具有地理环境相对稳定、握有河口区位等地理因素的基础，利于在当时的背景下，透过流域体系建立跨语族的统治；然后，“王”的统治内涵，再透过诸如控制首获猎物权、仲裁属民世俗纷争、提供部分实质庇护，与扮演祭仪中的象征性角色等含括经济、政治、军事与意识型态上的实践，形塑出以“王”为统治范围——以河口一带为权力核心、流域体系为空间网络的区域轮廓。

日本战国时期

日本战国时代文禄2年（1593年），丰臣秀吉派遣使者原田孙七郎前往台湾（当时日本人称为高山国）要求纳贡所携带的谕令文书，但是因为使者找不到可以传递文书给高山国的人而不得要领。
由此可知虽然当时日本人认为台湾岛上有政体存在，实际上却找不到。

明郑时期

大肚王国对于后来的明郑时期郑氏政权亦对抗之。1661年郑成功领兵渡海攻打荷兰东印度公司军队，取得台湾统治权，大肚王国顽强抵抗郑军，导致郑成功等人认为他们受到荷兰的煽动。由于郑军当时尚未攻下安平，就已缺粮，因此下令往北屯垦，就地取粮或种植，因此与大肚王国诸社发生激烈冲突，此次冲突，郑军将领杨祖阵亡，一镇之兵（约五百人）“无一生还者”。后来郑军再派出将领黄安，以埋伏之计袭杀大肚社头目。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之后，为了反清之需要，实施“兵农合一”政策，派遣郑军分赴各地屯垦，侵害到原住民族的活动空间，导致郑氏政权和大肚王国数次武装冲突。
其中1670年大肚王国辖下的沙辘社抵抗郑氏侵略，遭郑氏政权将领刘国轩强力进攻，屠杀至仅剩六人，几乎灭族，史称沙辘社之役。

台湾清治时期

1731年（雍正九年），清廷官吏对原住民指派劳役过多，引起原住民群起反抗，发生大甲西社番乱（大甲西社抗清事件），清军利用岸里社“以番制番”，翌年被镇压下来，各族人陆续逃离原居地，迁往埔里（南投县北部）一带，大肚王国翌年亦告瓦解。

祖灵祭

台中沙鹿地区拍瀑拉族人于农历八月二日举行祖灵祭，也是传统的过年节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