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記

安妮的日记

安妮在13岁生日（1942年6月12日）开始有着写日记的习惯，即是她与母亲伊迪丝（Edith Holländer Frank）、父亲奥托（Otto Frank）、姐姐玛格特（Margot Frank）及其余四人躲进父亲在阿姆斯特丹的办公室的一个密室。在父亲所信任的一群同事的协助下，他们成功躲藏了两年零一个月，直至1944年8月被人告发为止，此后被赶进纳粹的集中营。在这八人中，只有其父一人在战争里存活。安妮在1945年4月，重获自由前不久病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安妮的日记的原稿共超过三册。第一册纪述由1942年6月12日至1942年12月5日发生的事情，然而第二册则是纪述由1943年12月22日至1944年4月17日发生的事情，由此可见由1942年12月6日起至1943年12月21日间的日记卷册原稿遗失了。不过这段遗失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可由安妮为保存纪录而作的重写里得知，原稿可能在德军进入密室逮捕时遗失，亦可能是她在检阅整个日记后自行烧毁。第三个现存的日记卷册保存了由1944年4月17日至该年8月1日所发生的事情，此后便被纳粹德军逮捕。
在日记原稿里，她于首三个月使用标准写法来书写日记直至1942年9月28日，此时开始将纪录以小说形式编写，而小说里那位顽固的乔普（Joop）亦有着写日记的习惯，并将战祸与爱相关的事情写给其朋友群。安妮参与了此朋友群，并寄送其日记纪录至乔普的朋友吉蒂（Kitty）、康妮（Conny）、艾美（Emmy）、朴（Pop）与玛丽安（Marianne）直至该年11月，首册日记完结为止。当开始第二册日记时，只余下一位虚构的朋友吉蒂，而在之后的重写里，她将所有的寄送地址皆转为吉蒂的地址。
曾经有过很多关于吉蒂身份的推论，她是在安妮修订后的手稿里为唯一的收信人。在1986年，文学评论家凡达荷斯（Sietse van der Hoech）指出吉蒂即是安妮在战前的一位朋友——吉蒂‧雅伊斯（Kitty Egyedi）。凡达荷斯可能是由1970年的一个出版物《向安妮致谢》（A Tribute to Anne Frank）里得知这个讯息，该出版物由安妮基金会出版，该基金会主席凡柏格（Henri van Praag）在该出版物的序言里将一个真实角色代入了该人物内，并且放置了一个有着安妮与其三位好友合照的照片。安妮并没有在其任何文章里提及其友，而惟一可用来作比较的没寄出至真实朋友的信件例子是安妮在1942年9月所写给凡蜜笙（Jaqueline van Maarsen）的两封告别信。
贺曼（Theodore Holman）在回复凡达荷斯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9月28日的日记纪录已表示了日记内的人物为虚构的。凡蜜笙赞同此意见，但是奥图假设女儿在书写给某人时，在脑海里记挂着与之同名的熟人。而雅伊斯在一次访问里表示对此假设感到高兴，但却持有疑问：“吉蒂被十分理想化，并且在日记内能够控制自己的命途，这点远较谁是吉蒂重要。这个名字…不是代表我。”
安妮在日记重写的序里表达了希望有一位知心好友，可以无所顾忌地倾诉想法与感受。她感觉有很多所谓的“朋友”，亦有着很多倾慕者，但并不是真的能够交心的好友。最初认为其女姓朋友凡蜜笙就是知心好友，但却未如其所愿。在早期日记的纪录里，表明了并非与一位名叫哈罗·西尔伯格（Hello Silberberg）的追求者相恋，但写道“其可能会成为知心好友”。她投入了很多时间与心血在与彼得·凡·贝兹（Peter van Pels）的初恋里，并认为可以成为其真心朋友，然而却又一次地失望。结果在安妮短暂的悲剧人生里最可信且可倾诉心事的朋友只有"吉蒂"一个。
安妮的文艺兴趣是在其于1944年3月29日收到荷兰流亡政府教育、美术与科学部长博克斯坦（Gerrit Bolkestein）开设了广播页电台的消息时开始萌芽。该电台公开征求“日常文件——日记、书信……任何简单的日常文件”来建立一个留传给子孙后代的证据，以证明荷兰民族在纳粹统治时期所受的苦难，在5月20日，其开始整理其日记手稿以使其可读性变得更大，从而让众多读者可以读懂。其扩充了内容并将其标准化为只寄送给吉蒂，并道明情况和准备了一系列的笔名，且对趣味较少和过于私人的部分作出剪裁。这份在散乱的纸张上所书的手稿，在其被逮捕后于藏匿地被发现，并在1945年秋天，安妮死讯确定后连同原稿交至其父手中。梅普·吉斯（Miep Gies）与贝普（Bep Voskuijl）在此家庭被逮捕后，将此日记与其他个人财产成功救出，使其免于遭受荷兰警方与德国盖世太保的搜掠。
当奥图开始阅读女儿的日记时，感到十分震惊。他对梅普·吉斯道：“原来我对她的了解，从来都不足够。”亦指出安妮对每天生活细节的描述勾起了其很多回忆。

对日记的批评

因为安妮在战后的极高知名度，和其在日记内所记述的关于最后解决的详细纪录，使大屠杀否定者开始尝试挑战日记的可信度。
西蒙·维森塔尔因为收到了大屠杀否定者的一本名为“骗子日记”的书册，而产生了调查法兰克家庭被捕事件的念头，其目标是找出背叛者并印证日记的历史真确性。此调查在1963年完成，其找出了负责逮捕的警官卡尔·席伯鲍尔（Karl Silberbauer），其因为找出了密室所泄露出的微弱光线而找出法兰克家庭藏身之处。大屠杀否定者因此转移批评目标，由安妮日记本身转移至日记发行版的真确性。
奥图在接受访问时曾指出其将安妮日记内公众较不关注的地方删除，并以假名对提及的人作出保护；这使得大屠杀否定者可以断言，安妮日记发行版并非忠于原稿，并由奥图本人或其一位亲属作出全部或部分改写。虽然奥图在其余生里采取了法律行动来保护其女儿日记的可信性，但在安妮日记原稿真确性被确认前，这场辩论并没有停止。

研究

在奥图于1980年逝世后，其将其女儿日记的原稿送交给了荷兰战争文献学会（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War Documentation），并在遗命里委任其为女儿的日记作出法证研究，以证明该原稿在何年所写、为何人所著。胶水、纸张与其他在原稿里使用的物质如墨水和笔迹及余下的散乱的纸张经过了详细的检查，最后在1986年研究结果被发布。原稿上的笔迹与现存已知是安妮所书写的样本相符合，而日记的纸张、墨水与胶水和那些散乱的纸张与阿姆斯特丹在日记所述年代里所能提供的物质相符合。

2014年日本撕书

2014年2月，日本东京都多家公共图书馆陆续发生馆藏的《安妮日记》（日文版）及大屠杀相关书籍遭撕毁的事件，据统计有38间图书馆共300多本书损毁。3月14日，东京都警察以毁损罪逮捕东京都小平市某36岁无业男子，并依其口供找到被撕毁的内页纸片。以色列驻日本大使馆将捐赠相同数量的《安妮日记》及大屠杀相关书籍给馆藏遭撕毁的图书馆。

2016年版权争议

2016年元旦，法国南特大学讲师奥利维尔·恩茨希尔德将《安妮日记》以荷兰文抄写发布到互联网上，认为该作品的编写者为安妮·法兰克；而根据欧盟法规，一本书在作者逝世后第70年起著作权失效，该作品则进入公有领域。但遭到安妮·法兰克基金会的反对，认为该作品由奥拓·法兰克及米尔亚姆·普莱斯勒整编而成，实际著作权持有者为此两人，而米尔亚姆仍在世，所以仍受版权保护。因为著作权争议，并且美国著作权法的进入公有领域时限与欧洲法不同，维基文库根据美国著作权法规定移除了该作品；维基媒体基金会表示，这是“美国现行著作权法过度扩张的不幸案例”（an unfortunate example of the overreach of the United States' current copyright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