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衣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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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泽东创造的著名比喻，带着鲜明军事色彩和浓重忧患意识。1949年3月中共全面夺得政权以前，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说道：“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抵御糖衣炮弹，自1949年以后慢慢发展成了中共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的基本任务，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后被拍成电影）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拒腐蚀、永不沾的故事。被广为传颂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即这一理想境界的人格象征。对于曾生活在底层、由乡村渗透而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来说——其中许多人过去是“泥腿子”、苦力——着附在高档物质生活、奢侈消费品上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主要是来自西方）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诱惑力，因为它具有发达的物质生产所提供的舒适、细致的生活方式和优雅的风度。1950年代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军队领导干部大量离婚换老婆，三反五反揭露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事件背景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东方的社会主义世界日渐壮大，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感到想用武力直接消灭东方的社会主义体系是很难办到的了，所以美国当局想出一个长期计划，就是用上三四代人的时间，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思想进行渗透。这就是毛泽东说用的“糖衣炮弹”的方法来腐蚀，“他们打来的炮弹是外层包了‘糖衣’的，先给你个甜头，然后‘爆炸’，达到征服你的目的”。后来毛泽东与前苏联的论战，就是怕中国变修，也是与“糖衣炮弹”相似，结果互有胜负，他们部分达到了目的，但没有完全征服和改变中国。

与文革的关系

文革的初始动机之一——反修防修，便与抵御糖衣炮弹有部分关系。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搜索，文革十年该词的出现频率是每年6.32%，比其余年份的1.08%高出5.85倍。可见其作为“和平演变”、“反修防修”的关键词，对阶级斗争之于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渗透、严防死守，被强调到何等地步。尤其是被估计得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更让人疑心失去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总是试图利用物质上、文化上的优势，赢得思想上、政治上的胜利。比如从拉干部下水到全面复辟（著名的漫画化场面是电影《箭杆河边》里的“何书记，吃汤圆咯……”）。当基于阶级斗争的敌情观、物质观被夸大到极点时，就出现了抹煞正当的基本生活要求的现象：谁要是买一截时髦点的衣料（花型艳丽醒目），购置舒适点的家具（如沙发），备办一瓶用于打扮的化妆品（雪花膏、香水等），即使并非出于有资产阶级嫌疑的人之手，也会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一定要问问是否有糖衣炮弹的可能。连学术上重考证、成名成家，新闻办报的“知识性”“趣味性”等等，都无不可被指鹿为马地与“糖衣炮弹”挂起钩来，刻意营造出近乎蛊毒式的巫术恐惧气氛。杯弓蛇影，草木皆兵，为的是四面出击。
只需保证生活必需的最低水准，对所有超过一般水平的消费品，都应该弃之如敝屣，这样才能显出当事者革命意志的坚定、生活作风的朴素，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褒扬。这也可视为政治上可靠的旁证。“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流行起来的。它一方面促使一些人刻意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以博取“政治进步”的名声和资本（用2000年代的话说是“做秀”），另一方面造成了更多人对在物资供应匮乏下的需求萎缩进行合理化的心理定位。
围绕糖衣炮弹这一概念，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论证了精简机构，密切联系群众；节约闹革命，勤俭办一切社会主义事业，反对铺张浪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斗私，批修”，认真改造世界观等制度设计。立论高妙却是无用。无奈是资源短缺、供应有限，天恩雨露不能尽洒，危险的糖衣炮弹已经不是什么敌人打过来的问题，官僚特权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而是自己巴巴地绕世界求来的。开后门成为文革的阿喀琉斯之踵。痛苦的毛泽东对反开后门直叫“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