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战俘遣返问题

停战谈判开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军事介入，战争从南朝鲜之间的内战发展为冷战东西方阵营之间的国际冲突。1951年夏，战线重新回到并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1951年7月10日，交战双方在开城正式开始停战谈判。朝中方面谈判代表团由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中将为首席代表，谈判工作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李克农在二线从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处获得指示，确定谈判方案。联合国谈判代表团以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Turner Joy）中将为首席代表，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马修·李奇微根据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谈判计划。7月26日，双方确定了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俘虏安排是其中的第四项。11月，双方在前三项议程上已经达成妥协，12月11日进入了战俘议程。

《日内瓦公约》与战俘遣返

《日内瓦公约》在1929年缔结时规定战争结束或达成停火后须遣返全部战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苏联长期扣留德国和日本战俘做苦力，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又加入了要求尽快遣返战俘的内容。公约第118条规定：“实际战事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第七条规定“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本公约关于战俘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本公约所赋予彼等之权利。”
美国是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的签字国，虽然美国国会一直到1955年才正式通过公约，不过，美国政府针对苏联扣押战俘的行为，一直表示支持严格遵守公约关于战俘应当尽快全部遣返的条款，在1951年7月宣布将遵守公约。虽然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不是《日内瓦公约》签字国，不过两国政府在战争开始后先后宣布遵守公约。因此，虽然《日内瓦公约》对朝鲜战争的交战双方都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由于双方都声明会遵守公约，战俘遣返在表面上看似乎不会成为停战的障碍。

双方对战俘问题的最初态度

停战谈判开始后，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相信能很快实现停战，并没有料到战俘问题会成为达成停战的最大障碍。1951年12月，朝中谈判代表正式提出按《日内瓦公约》遣返全部战俘，而联合国谈判代表在1952年1月2日提出按照战俘的意愿自愿遣返。此提议立刻遭到朝中方面强烈反对，双方从此在战俘遣返问题上陷入了长期尖锐的斗争。

朝鲜、中国、苏联：全部遣返

1951年7月，在停战谈判的启动阶段，朝鲜、中国和苏联经过协调，由毛泽东指挥谈判。经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拟定了停战谈判方案，朝中在7月5日达成的《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中决定，朝中方面关于战俘问题的立场是：在停止军事行动后的3个月内，双方应分批全部交换战俘。此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战俘问题都很乐观，毛泽东在11月14日向斯大林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电文通报中方意见：“我们反对一对一的原则而主张有多少遣多少的原则，估计这一问题不难达成协议。”11月19日斯大林回电：“您的立场完全正确，敌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

美国：酝酿自愿遣返

在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夕，美国决策层内部开始酝酿让朝鲜战俘和志愿军战俘“自愿遣返”。美国原本估计对方控制着约9万联合国军战俘，与联合国军手中的13.2万朝中战俘人数相差不多。1951年6月3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关于战俘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对一”交换。不过美陆军心理战部门随即提出了“自愿遣返”的设想，在美国决策圈内引起了持久的兴趣和争议。由于自愿遣返对美国有利有弊，美国军方和国务院之间意见分歧严重，并反复发生变化。
1951年7月5日，陆军心理战作战处处长（Chief of Psychological Warfare）罗伯特·麦克卢尔首先在美决策圈内提出“自愿遣返”的设想。麦克卢尔从军事心理战的角度向陆军参谋长劳顿·科林斯建议：让曾是中华民国国军的中国俘虏自己选择是否去台湾。他相信这些战俘若被遣返回中国，很可能被处以重刑甚至处死，而利用台湾在法律上属于中国的地位，将中国战俘送往台湾在字面上并不违反《日内瓦公约》。尽管联合国军控制的朝鲜战俘远多于志愿军战俘，但麦克卢尔把心理战的重点放在了志愿军身上，他认为“自愿遣返”将鼓励志愿军投降，对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心理战有直接的好处。柯林斯进一步建议也要给朝鲜战俘选择的权利，并把此事提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李奇微征求意见，李奇微答复道，虽然这项政策符合人道主义，但却会开创违反《日内瓦公约》的先例，并将妨碍在朝鲜和未来战争中的己方战俘安全返回。参谋长联席会议总体上倾向于采纳这一建议，不过他们意识到这将成为违反《日内瓦公约》战俘条款的先例，因此建议把“遣返”重新定义为只限于自愿遣返的战俘。由于自愿遣返超出了纯军事的范畴，代理国防部长罗伯特·洛维特把这个设想提交给国务院讨论。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反对自愿遣返，在8月27日回复国防部的信中他认为，自愿遣返违反《日内瓦公约》，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考虑，他反对这项会危及联合国军和韩军战俘全数安全返回的建议。军方基本接受了国务院的意见，即只有遵守《日内瓦公约》才能保证己方战俘顺利返回。洛维特还认为，既然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就不应该拿己方战俘的福利为代价讨价还价。
就在军方从自愿遣返的立场上后退时，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介入改变了美国在战俘问题决策上的走向。1951年10月29日，杜鲁门在同副国务卿詹姆斯·韦伯讨论战俘问题时说，中朝战俘数量较少，全部交换不公平；而且他“不愿意遣返那些向我们投降并同我们合作的战俘”，除非能以此换取靠其他方法得不到的中朝方面的重大妥协。一向忠于总统的国务卿艾奇逊随即转而支持自愿遣返，而原先提出自愿遣返的军方此时却成了反对的一方，从在前线谈判的李奇微、乔埃到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表示反对，代理国防部长则持中间看法。军方认为，朝中方面绝对不会接受自愿遣返，让停战谈判在战俘问题上僵持下去只会拖延战争，让联合国军遭受更多的伤亡；如果只放回部分中朝战俘，那么对方很可能会扣下等比例的联合国军战俘作为报复，这就会影响到己方战俘全数遣返。作为前线的司令官，李奇微认为削弱共产主义影响的政治考虑应当服从于确保己方战俘尽快遣返这一基本目标，因此他建议全部交换战俘。1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的指令草案中虽然仍以“一对一”交换为叫价，但底线已改为全部交换：“为了使全部或者最大数量的联合国与韩国战俘返回，或为了避免他们的回归被不可接受地拖延，或为了防止停战谈判破裂，如有必要，你有权同意全部交换。”不过考虑到总统和国务卿对自愿遣返的强烈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7日向杜鲁门上报草拟给李奇微的谈判方针，建议先提出“一对一”交换，若中朝方面在某几项条件上不能满足美国的要求，就提出自愿遣返。杜鲁门批准了这一给李奇微的指示，并特别强调：只要谈判不至于破裂，就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坚持“一对一”交换的立场。此时谈判议程已经要讨论战俘问题，美国只决定在谈判中提出自愿遣返原则，但尚未将自愿遣返作为美国的最终立场。

美国正式宣布“不强制遣返”原则

1951年12月，停战谈判正式进入战俘问题的议程。双方交换的战俘名单显示中朝手中的战俘数量大大少于美方预期，朝方还曾承认部分韩军战俘已经加入朝鲜，这让联合国军在战俘问题上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1952年1月2日，联军谈判代表提出自愿遣返战俘，遭到朝中代表强烈反对，美国随后将“自愿遣返”修改为“非强制遣返”。杜鲁门了解到，他的主要西方盟国都不反对这一原则，美国国内舆论也要求他采取“坚定”态度，韩国和退守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早就要求获得战俘并取得反共宣传上的好处。经反复权衡，杜鲁门2月27日正式决定，美国对战俘遣返的“最后立场是不同意任何需要向共产党方面强制遣返战俘的行动”。 
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强制遣俘与我们在韩国行动的基本道义和人道原则相背。我们不会为了买一个停战协定，而将人类置于被屠宰或奴役的境地。”杜鲁门公开宣称坚持非强制遣返原则是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不愿意重演二战后苏联战俘被强制遣返的悲剧，但这一决策的背后也有着明确的政治计算。
1952年2月27日，美参联会正式将杜鲁门的决定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授权他将那些可能会强烈反对遣返的中朝战俘从战俘名单中删除。 
在谈判中，美方代表Ruthven Libby 指出：中朝方面承认，在战争初期曾经对战俘进行改造，让他们选择是遣返，还是加入中朝军队，所以已经采用了“自愿遣返”原则。而且中朝方面自称是“志愿”军，全部都是“自愿”到朝鲜来作战，为什么会担心有人不想回家，而反对“自愿”遣返？这完全不合逻辑。朝中方面首席代表李相朝否认中朝前后立场不一致。

美国施加军事压力

从1951年7月开始，联合国军针对朝鲜的运输线展开了被称作“绞杀战”的大规模空袭，试图摧毁朝中方面的抵抗意志。从9月起，朝鲜的运输枢纽新义州—西浦—价川三角地带遭美军集中轰炸，八成铁路运输陷于瘫痪。然而，绞杀战虽然使朝中军队的供给一度面临极大困难，还直接导致朝鲜在1952年春发生了饥饿人数达朝鲜近六成人口的严重饥荒，但朝中方面以针锋相对的“反绞杀战”使联合国军的空袭没有达到目的。1952年6月，美军转而空袭朝鲜的工业基础设施，朝鲜90%的发电设施遭到破坏，其中包括鸭绿江上中朝共用的亚洲第一大水电站水丰水电站。从7月11日起，美军发动了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仅当夜的轰炸就造成6000多平壤居民伤亡。

朝中的分歧与斯大林的裁决

在美国的轰炸下，朝鲜领导人已经不再愿意继续战争。1952年2月，金日成认为朝鲜已经无法再承受巨大的战争损失，希望中国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向联合国军让步。朝鲜方面还抱怨说：“从平壤到农村，所有的城镇都变成了废墟”，“任何还能被破坏的东西都没有了”，“每天伤亡的人数比争议中的遣返人数还要大”。当美国1952年7月新提出遣返8.3万人的条件之后，金日成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张接受美方条件实现停战，但毛泽东反对向美国的轰炸屈服，他认为在朝鲜的局部战争可以打乱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并表示中国愿意尽全力帮助朝鲜渡过难关。面对朝方和中方的分歧，斯大林出于某种目的，明确支持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看法，他表示中朝应当继续坚持全部遣返战俘的立场。斯大林称朝鲜除了战争牺牲之外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为了帮助朝鲜，苏联将“不惜全力”。斯大林还向中方指出：“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人就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在这一时期，中国对朝鲜战争的前景充满信心。周恩来8月访苏时向斯大林表示：一可以打退敌人的进攻，二能够守住现有阵地，三有力量发动反攻，“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

韩国

韩国政府坚决反对完全（非自愿）遣返，因为它知道数千名战俘实际是韩国公民，被迫为朝鲜人民军作战。

中华民国

在国共内战中退居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很早就向美国提出接受志愿军战俘，作为反制共产主义势力的举措。自1951年1月开始，中华民国陆续派出大批人员以译员、教师等身份加入美军，美军心理作战部门实际工作人员大部分来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人员一方面为联合国军服务，另一方面直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指挥，中华民国驻韩大使邵毓麟亲任“中国心战部指挥官”。中华民国人员或为美军战俘管理处直接审讯志愿军战俘，或进入战俘宣传教育处（CIE）向志愿军战俘进行宣传。他们以教师、译员等身份进入战俘营后，为反共志愿军战俘领袖与中华民国大使馆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得到中华民国暗中支持和指导的反共战俘在战俘营内成立了半公开的反共爱国青年会、中国国民党六三支部（即流散支部谐音）等组织，逐渐压倒了战俘营中要求回国的亲共战俘。中华民国人员在战俘营内策动志愿军战俘投向台湾，方式包括在战俘营播放电影，开展政治宣讲会
1953年春，中华民国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六组副主任陈建中到釜山指挥济州岛战俘营内反共战俘的活动，以争夺志愿军战俘前往台湾，中华民国驻韩大使王东原组织使馆成员成立指导小组进行协助。志愿军战俘被移送中立国营地准备接受解释的同时，中华民国指导小组也移往汉城，并向中立区派遣由译员记者组成的前进小组，与中立区内的反共战俘保持密切连络。中华民国方面向战俘营内运入收音机，并命令“肃清潜伏匪谍”。

中立国的调解

1952年10月，印度联大代表团团长克里什那·梅农开始酝酿一个提案，提议在停战后立即遣返愿意被遣返的战俘，剩余战俘则交给中立国成立的遣返委员会来处理，若仍有战俘未遣返则交给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决定。苏联和中国都对印度方案表示感兴趣，这一方案还得到了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美国主要盟国的支持，英国还草拟出具体决议征求美国的意见。而艾奇逊将这一方案称为“印度阴谋”，认为该方案是要战俘在遣返和无限期拘留中二选一，实际上还是强制遣返，因此“决心不让它得逞”。艾奇逊向盟国施压，声称美国的立场如果不能得到盟国的支持，就将削弱北约等集体安全措施。梅农11月17日正式散发了提案，艾奇逊发言表示坚决反对。11月24日，苏联代表团团长维辛斯基（Andrei Y Vyshinsky）正式拒绝接受印度提案并称之为“美国政策的伪装”，中国也通知印度表示反对，梅农这时想收回提案，但被美国阻止。这时艾奇逊对苏联阻挠停火协议的态度表示惋惜，而赞扬艾登和梅农的政治家风度，提出对提案做“一些次要的修正”。在美国的间接压力和英国、加拿大的直接影响下，印度提案的文本中加入了符合美国立场的内容，即：不使用武力遣返战俘，战俘在中立国接管90天后仍未遣返的转交关于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讨论，讨论60天后仍无结果的须移交联合国。印度提案在经过美国及其盟国修订后，12月3日在联合国大会第七次会议上得到通过。由于联大决议支持了“不强制遣返”的原则，艾奇逊认为这是美国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

战俘问题的最终解决

1953年1月，新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开始为从朝鲜的僵局脱身寻找办法。
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提出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可能是美方有可能改变态度的试探，但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处于开战以来的最佳状态，毛泽东希望继续作战，认为在战场上达成对中朝方有利的战争态势可能迫使美国在战俘问题上作出让步。
然而3月史太林的突然去世使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新的苏联领导人希望立即结束战争。 3月19日，苏联决定接受美国“自愿遣返”原则，在朝鲜停战。 22日毛泽表示同意苏联所提方针。 3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问题的声明》，建议“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金日成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相继表示支持中方声明，莫洛托夫还明确说相信这一声明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正确理解”。 
4月26日重启停战谈判。 4月底朝鲜南日大将提出了遣返的六点原则，被美方拒绝。 
5月13日，美方提出就地释放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中方以提前开始夏季反击作战作为回答。 5月25日，美方作出让步，通过了联合国提出的经过修正的方案，接受了中朝方的建议，将朝鲜战俘同中国战俘一同移交中立国委员会，并提出朝中方面有3个月时间对战俘进行解释，同意中立国委员会将以多数通过的原则作出决议，放弃了原来坚持的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原则。 
6月8日，在“双方都做了一点让步”的前提下达成了遣返协议：双方同意只有印度人被允许带武器管理战俘，凡愿意直接遣返的在签订停战协定60天内遣返；双方同意在协定签字后不少于180天内开始对战俘采取能保证他们自由的措施。在直接遣返后60天内剩下的战俘会被交给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然后进行为期90天的各自对对方关押的战俘的解释。在这一阶段结束后30天内仍不愿遣返的战俘将会被给予平民身份得到自由
7月27日，双方在《朝鲜停战协议 》上签字。

李承晚纵放战俘

李承晚担心共产党会利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强迫拒绝遣返的战俘回国，从1953年4月到5月一直要求美国同意释放朝鲜人民军战俘。美国政府认为这会阻碍达成停火协议，没有同意。1953年6月18日，在韩国政府命令下，釜山、马山、论山、Sang-Mudai战俘营的韩国警卫纵容27,000名拒绝遣返的战俘逃出战俘营，这些战俘很快混入平民，若没有韩国合作很难抓回来。朝鲜方面对韩国政府单方面纵放战俘的反应并不强烈，也说明了战俘遣返问题的症结是中国战俘，而非朝鲜人民军战俘。

联合国军战俘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初期发起了多次运动战，俘虏大批战俘。第一次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派保卫部长杨霖在朝鲜靠近中朝边境的碧潼选址建立战俘营。碧潼战俘营位于位于鸭绿江和支流形成的一个半岛上，三面环水。开始只收容管理韩军以外的联合国军战俘，1951年3月之后，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韩军战俘也由志愿军管理。4月，志愿军政治部成立志愿军战俘管理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其中2个俘管团收容管理韩军战俘，另2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收容管理美、英、法、土耳其、菲律宾等10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战俘。至1951年6月，碧潼战俘营共有美军战俘2000余人，英军战俘800余人，土耳其战俘200余人。
联合国军战俘从前线后送的过程中条件很差，沿途还会遭受联合国军的轰炸。美国战俘回忆在押运途中见到什么水都喝。
在战争初期，碧潼战俘营的供给只能依靠从安东过江后转运。据中方的记载由于朝鲜北方的恶劣地形和极度严寒以及美空军的轰炸，战俘营的供应线十分脆弱，这使得战俘营的给养和医疗条件非常困难。在战俘营刚刚建立的第一个冬季发生了大批美军战俘死亡的严重事件。这些死亡的美军战俘，一部分是在从前线后送的过程中染上痢疾死亡，一部分因严寒患上肺炎，战俘营内包括俘管人员在内只有几支青霉素，重病的战俘只有少数能得到青霉素的救治。尽管战俘的食物是和俘管人员完全相同的高粱、玉米和咸菜，但许多习惯了优越生活条件的美军战俘宁愿挨饿也不吃这种他们眼中的“饲料”，相当一部分美军战俘死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极度抑郁症（英军战俘称之为美军的“give-upitis”）。很多拒绝吃饭的战俘由同伴强行喂食才活了下来，但也有的美军战俘抢夺同伴的食物和衣物，甚至把染病的战俘在夜间扔到室外冻死。也有学者反对give-upitis的说法，指出酷寒（气温华氏零下40度）下战俘住处没有取暖设备、衣服不足以御、吃不饱又普遍拉肚子的情况下死亡，不能归因于生存意志。英国战俘在互相帮助之下保持了较好的精神状态，挨过了1950年的严冬。土耳其战俘甚至认为战俘营的条件比他们的家乡更好。尽管联合国军战俘的伙食标准最初与志愿军战士相同，后期提高为团级干部的伙食水平，但仍有美军战俘回忆在战俘营他们得到的饭量很少“要是不偷食物就要慢性饿死”1951年，志愿军将战线向南推进，志愿军空军开始升空保卫鸭绿江南岸的运输线，朝中方面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很大改善。战俘营得到了从中国东北调拨的大米、白面和猪肉，大批医务人员进入战俘营建立医疗所。伙食和医疗条件得到保障后，美军战俘因营养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在1951年夏得到遏制。据美方统计，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率是38%。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一些死亡战俘可能被当成失踪。这是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最高的战俘死亡率，即使二次大战期间日军虐待美军战俘，战俘死亡率也只有30%。据中方统计截止1951年6月底，战俘营中的美军战俘死亡一千余人，英军战俘死亡十余人，土耳其战俘无人死亡。

遣返战俘的经过

共产党在1951年已经采取措施派人渗透到联合国军战俘营，来自平壤的命令是不计生命损失阻挠筛选过程，目标是使战俘营状况令人极度厌恶，联合国军会将他们全部遣返。于是从1951年12月开始，战俘营爆发了一系列的反抗活动，最终在武装战俘和营地警卫间爆发激战，数百名战俘和少量联合国部队死亡。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最后于1952年5月下令解体行动（英语：Operation Breakup），该行动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以坦克，瓦斯和子弹粉碎战俘的反抗。到1952年年底，所有的中国战俘被送到济州岛，隔离遣返和不遣返的战俘，打乱了部分共产党情报网络，改善了战俘营管理。但是帮派战从来没有完全停止。

交换重伤病战俘

1953年2月22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提出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作为重开谈判的试探，中朝方面当时并未回应。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说服中、朝方面，做出了在战俘问题上让步、立即迅速地结束战争的决定。3月下旬，中朝方面对克拉克的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4月18日，联合国大会就双方交换伤病战俘通过决议，20日双方开始正式交换伤病战俘，2周后全部完成。朝中方面交还联合国军战俘684人，联合国军方面交还志愿军战俘1030人、朝鲜战俘5640人。这一次战俘交换被美方称作“小交换”（Operation Little Switch）。

直接遣返的战俘

7月，双方成立战俘遣返委员会，8月5日，双方开始在板门店交换坚持要求遣返的战俘。至9月6日，朝中方面根据协议全部遣返了12760名坚持遣返的联合国军战俘，19日又遣返了经过劝说后愿意回家的13名战俘，总计遣返韩军被俘人员7860人、联合国军被俘人员4913人。8月5日，美方遣返朝中被俘人员2757人，14日声称志愿军战俘已经全部遣返完毕。经中朝方面坚决交涉，至9月6日，联合国军方面共遣返坚决要求遣返的朝鲜被俘人员70161人、志愿军被俘人员5640人。这一次战俘交换被美方称作“大交换”（Operation Big Switch）。

不直接遣返的战俘

为解决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的问题，1953年9月9日由中立国印度、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瑞典和瑞士组成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根据协议，中朝方与联合国军要在靠近军事分界线的印度军队控制的军营搭建营地，将不直接遣返的双方战俘被移交给属于委员会的印度军队看管，其中联合国军方面9月23日移交朝籍和中籍被俘人员22604人，安置在联合国军控制线一侧的南营；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9月24日移交了联合国军被俘人员359人，安置在朝中控制线一侧的北营。自9月24日起有90天时间，停战双方可各自派代表分别进入南营和北营，向本方战俘进行解释他们为什么要接受遣返。每个帐篷均有五个中立国代表负责主持志愿军对战俘的解释。

志愿军战俘

被遣返回国的志愿军战俘共三批7110人。第一批是要求遣返的伤病战俘1030人，第二批是坚持要求遣返的共5640人，第三批是在中立区经过解释或通过逃出营地或是在印度人“点名”（实质是再给一次选择机会）时要求遣返等方式遣返的440人。遣返战俘在开城受到了热烈欢迎，并受到金日成和乔冠华接见。回国途中受到夹道欢迎，但是到了国内就被关押在了昌图志愿军归国人员管理处。这些战俘归国后，中共中央制定了“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的二十字方针。从11月中旬起，开始政审，整个过程分为动员教育、检查交待、作出结论、安置处理”。然而归管处后来下发文件，说"共产党员是不能被俘的"，战俘必须交代问题，沉痛反省。战俘们开始开会检讨，自我赎罪，写检查反省投降行为。但是归管处在党籍问题上较为宽大，到1954年2月，80%战俘被恢复了党团籍和军籍。1954年3月高饶事件后，军区突然要求“提高标准”，原80%保留党籍的处理结果变成了91.8%开除党籍，6064人中约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余人仅承认被俘前军籍。只有30多名连以上干部和少数人因伤残得到转业安排工作其他人一律复员。大部分战俘被遣返回乡并在档案中注明“控制使用”，有一些因为“特务”罪名被判刑。文革爆发后，相当多战俘受到批斗迫害，并有多人自杀，吴春生认为“比劳改犯都不如”。例如电影《英雄儿女》中对步话机大喊“向我开炮”的英雄王成，是以蒋庆泉的事迹为原型，但因为他受伤被俘，回国后受到迫害。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写道：“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祖国”。
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共两批14,342人，其中四川籍4,449人最多，山东籍次之。原国军官兵有9,234人，85%都只在共军服役三年以下，担任共军十年以上仅两人。曾参加共党组织有3,948人，但有人隐匿经历。经宣导后，愿意办理脱离共党组织者有4,410人，后来再推动匪谍自首，有609人自首，其中15人送感训。第一批为1953年6月李承晚下令打开釜山战俘营时，随朝鲜战俘“突营”的87人，分别于1953年10月、1954年2月被接运台湾。第二批为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没有选择遣返的14,235人，分别于1954年1月和2月被接运台湾。晚年定居大陆的去台的志愿军战俘冉宏图称当时许多人实际上并不愿意去台湾，有的战俘在从韩国船运台湾途中跳海自杀。抵达台湾的志愿军战俘在台湾被称为“反共义士”受到隆重的欢迎，中华民国政府专门划出“义士村”供他们居住，政府还将1月23日定为“自由日”进行纪念。欢迎之后，由蒋经国主持、谷正纲办理，对来台战俘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包括自我清查反省，刺血字、写血书、举行向蒋中正宣誓效忠仪式等。被清查及自首的4410名曾加入中共党团的战俘被注记档案后交接编单位，其中被认为情节严重的15人被移送“感训”。在战俘营时，中华民国方面曾向战俘承诺去台后可以自由选择职业，不肯去台湾的则可以选择前往中立国，但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经过在战俘中举行“请缨大会”，97.4%的来台战俘被补入中华民国国军，极少数体弱病残者转业经商或务农。据去台战俘赵英魁回忆，到台湾之初，有的战俘因不愿意当兵而遭到干部的不断纠缠而自杀，还有的战俘抱怨“国民党不守信用”，遭“政治战士”检举，被捕后以“从事非法组织意图叛乱”的罪名被判死刑或徒刑。
除去返回大陆和前往台湾的志愿军战俘以外，在中立区解释结束后，有12名志愿军战俘选择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2人后来返回中国大陆。

联合国军战俘

联合国军（不包括韩军）战俘共有5123人通过“小交换”和“大交换”遣返，解释结束后又有2人要求遣返，无人前往中立国。
遣返的美军战俘共3748人，美国对这些战俘比较宽容，大部分战俘得到安置，但少数战俘受到了逮捕和审判。如在解释期间选择遣返的爱德华·迪肯森和克劳德·巴彻勒回到美国后就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迪肯森以“私通敌人”以及“作为战俘行为不当”的罪名被判刑10年；巴彻勒以“私通敌人”、涉嫌在战俘营内传播批评美国的请愿书以及发表有关朝鲜战争细菌战的言论的罪名，被判没收全部财产并终身监禁。不过，迪肯森和巴彻勒都只服刑3年就被释放。有21名美军战俘选择前往中国，至文化大革命时大部分人又被安排返回美国，个别人前往欧洲。从中国返回美国的战俘被认为是“叛国者”，部分人遭到逮捕。只有霍华德·亚当斯（Howard Adams）和詹姆斯·温纳瑞斯两人一直留在中国。
据韩国方面估计，在遣返结束后不在战俘名单上而留在朝鲜未被遣返的韩军战俘可能有19,000人到60,000人。依韩国国防部2007年报告，韩军共有41,971失踪，其中8,726人被遣返. 13,836人战死，而19,409人下落不明，这些可能是没有被遣返的战俘,美军900余人。曾任朝鲜人民军军官的李恒九（Yi Hang-gu），现住韩国，他作证说他的22团主要由没被遣返的韩国战俘组成，由朝鲜军官指挥。李恒九估计：没被遣返的韩国战俘可能有五六万人。
1994年10月，赵昌镐（Cho Chang-ho）少尉逃离朝鲜回到韩国，他是第一位逃离朝鲜回到韩国的战俘，证实了朝鲜扣留部分战俘不遣返的事实。到2009年6月为止，已有79名韩军战俘逃离朝鲜回到韩国。
美国纽约时报1996年报导，根据解密文件，美国国防部知道在战俘交换后还有900余名美军战俘被朝鲜拘留，没有被遣返。美国国防部拒绝证实，只承诺会调查北逃者在朝鲜看到美军战俘的说法。朝鲜则否认拘留美军战俘。

前往中立国的战俘

解释到期后，共88名战俘前往中立国印度，其中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籍12人、前朝鲜人民军籍74人、前韩国国军籍2人。1955年8月22日，印度要求在联合国大会讨论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关于战俘交换的报告，同时提出讨论要求定居国外的前战俘的安排。当时在印度的88名前战俘中，56人希望去墨西哥，其余32人则希望在印度定居。据说梅农曾透露，在印度的前战俘后来有5人返回朝鲜，2人返回中国，55人前往巴西，11人前往阿根廷，9人前往墨西哥，其余6人留在印度。另据韩国驻印度使馆1993年的消息称，后来又有2人返回韩国，当时仍留在印度的只剩4人。

返乡以志愿为原则

国际红十字会是《日内瓦公约》的监督、执行机构。国际红十字会表示：当国际红十字会作为中立机关参与遣返时，交战双方要接受国际红十字会的条件。条件之一，就是国际红十字会能够经由私下面谈，证实遣返并不违背个人意愿。《日内瓦公约》与《朝鲜停战协定》也被列为与志愿原则相关的条约。

朝鲜战争的战俘遣返与日内瓦公约

国际红十字会在对1949年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18条的评论中，先陈述了交战双方对第118条的解读，接着表示：1952年12月3日联合国大会第七次会议决议解读为“不强制遣返”，彻底否定朝鲜“不论意愿，全部（强制）遣返”的解读。国际法专家J. Mayda 等人指出：“虽然联合国大会并未被赋予对《日内瓦公约》的解释权，这个解释如此符合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它无疑有近乎权威的性质。”尽管不评价联大或停战委员会的决定，朝鲜战争在各方面都不能作为第118条实行的先例。
国际红十字会出版的《红十字国际评论》2001年文章，认为(朝鲜战争的)“考虑战俘意愿”不仅符合日内瓦公约的精神，也以“不驱回原则”优先，调和了国际人道法与国际难民法。
国际红十字会能够访问联军的战俘营，查证是否遵守公约，但是从没有机会到朝鲜的战俘营查证。双方都没有尽到公约的责任。战俘也不能与家属通信或收到包裹。公约是一个整体，仅仅遵守公约第118条的一部分，违害了公约。因此，朝鲜战争的遣返决定，必须视为特殊情况下的临时解决方法，未来不能以它为先例。

中朝将战俘变成战士

中朝将战俘当成战士，在被俘后继续与联合国军作战。这颠覆了长期以来战俘服从的规范。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回忆录中说：“朝鲜战争中（中朝）命令战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中暴动，目地是要我们在全世界面前丢脸，在停战谈判时丧失还价能力，迫使我们从前线抽调军队来看守战俘。”克拉克发现共军高层仍然把战俘当成战士，策划他们参加军事行动。“战争的俘虏”变成“作战的战俘”，是一个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