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門罕戰役

背景

1734年(雍正12年)，清政府设立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划定新巴尔虎蒙古部族的牧地与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辖地的行政区域界线，沿边界线设立了16个卡伦，其中一个卡伦就是诺门罕布尔德。在诺门罕地区，边界线划在哈拉哈河以东约15公里至20公里处，史称“雍正界线”。中国民国政府仍以“雍正界线”作为两个部族间的行政界线，如1919年中华民国邮政局发行的《中华民国地图》。日满当局早期也承认“雍正界线”，如1932年日本东亚同文书院发行的《最新中华民国大地图》、1935年以前满洲铁路出版局发行的地图，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关东州政厅发行的地图等，都以哈拉哈河东岸约20公里处为界。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满洲事变，全面占领满洲，之后在1932年成立听命日本的满洲国。外蒙古则在苏联的支持下，于1921年宣布独立。
1932年9月15日签署《日满议定书》。第二条规定：“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驻扎于满洲国内。”以该议定书为基础，日满军事协定委员会制定了《日满守势军事协定案》，规定当一方或双方遭到第三国侵略时，两国军队将在日本国军事指挥官的统一指挥下行动。1932年起，日军开始以四年计划旨在充实驻满洲兵力、改善装备等应急的军备建设。
苏军从1933年春开始构筑坚固的边境阵地，并开始增兵。1934年6月，远东苏军有11个步兵师、2个骑兵师、650辆坦克、500架飞机，总兵力约23万就；日军驻满兵力只有3个师、1个机械化旅、骑兵集团、3个独立守备队、约80架飞机，兵力约5万人，加上日军驻朝兵力，也不及远东苏军的十分之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认为，在与苏军远东兵力的对比上，驻满洲和朝鲜的兵力至少要始终保持相当于苏军的十分之八，并尽早将航空兵力增强到相当干苏军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为目标，迅速扩充军备。
1935年初，关东军在满洲国西北地区（呼伦贝尔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关东军直属骑兵集团下辖骑兵第1旅团、骑兵第4旅团，由笠井中将指挥，不断在满蒙边界制造军事挑衅摩擦，试探外蒙古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1935年1月，蒙满双方争夺哈拉哈庙的所有权，发生武装冲突，日军出动驻海拉尔的骑兵部队，未经交火就占领了哈尔哈庙，日本将这次武装冲突称为“哈尔哈庙战斗”。1935年日蒙之间发生了176次边境军事冲突。经日苏交涉，满蒙双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满洲里召开“满蒙国境会议”，解决双方边界线问题，史称“满洲里会议”。满洲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共4人，首席代表为兴安北省省长凌陞，还有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为乌尔金少将，满洲国军政部部员斋藤正锐陆军少佐（实际是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长），满洲国外交部政务司长神吉正一。
但由于骑兵兵种单一，加上重武器不足，难以胜任对蒙古的威慑挑衅目的。关东军于1936年2月由驻公主岭的独立混成第1旅团抽调摩托化歩兵1个大队、山炮1个小队、战车1个中队（轻装甲车9辆）组成一个特遣支队，支队长涩谷安秋大佐，进驻海拉尔，暂配属于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指挥，松村黄次郎中佐指挥的海拉尔陆航战斗机部队担任空中支援。1936年3月12日签订《苏蒙互助协定书》，共有两条：“蒙古或苏联领土的领土一旦受到第三国进攻的威胁时，苏联政府和蒙古政府约定立即就此情势进行协商，并采取为他们领土的保卫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缔约国一方遭受军事攻击时，他们应互相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包括军事援助在内。”1936年3月29日《苏蒙互助协定书》对外公布。1936年3月30日，日本关东军渋谷支队1500人乘汽车50辆、装甲车12辆、坦克4辆，从贝尔湖西岸阿萨尔庙地区入侵蒙古境内阿达格多兰地区，蒙军骑兵300骑，摩托化歩兵1个连，装甲车约10両（45mm炮装备）击溃日满军，日军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指挥軽装甲车队的平本铃雄少尉战殁，涩谷率部撤回海拉尔重新整顿。日本称タウラン事件。1936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发布的命令(“临命第323号”)，废除了关东军司令官对“满洲国”边境地区实施军事行动须向参谋本部总长实行事前报告的规定，允许其在认为必要的情况下，在“满洲国”全境范围内随时随地调动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双方交换了タウラン事件中各自俘获的12名战俘以及收敛的对方尸体。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组成的日本最高军政联席会议-五相会议，通过《国策基准》：
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特别应充实在满洲与朝鲜的兵力，使在开战初期即能对其远东兵力加以一击。
1936年12月，苏联在苏蒙边境苏方一侧驻扎机械化部队及骑兵等快速部队，准备在蒙古受到武装攻击时可以快速反应。1937年9月，苏军进驻蒙古，与蒙古共同建设防御工程。
1938年7月日本陆军第二十三师团从日本进驻海拉尔，原驻呼伦贝尔的关东军直属骑兵集团调往蒙疆参加对华战争。1938年7月30日，日、俄两军在满、苏、朝交界的张鼓峰便因为边界纠纷发生武装冲突，结果十日后的8月10日双方议和，签订停战协定。1938年10月，苏联红军第57特别军进驻蒙古境内，加强了对蒙古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防御。
1939年4月，关东军第一课作战参谋辻政信少佐《满苏国境纠纷处理纲要》，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的许可后，作为关东军第1488号作战命令，于4月25日向联队级以上军官直接传达该纲要的实施命令。该纲要的基本方针规定，“对满苏国境之苏军非法行为，经周密准备予以彻底膺惩，使其慑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时可暂时进入苏联领土。该纲要第四条还明确指出“在国境线不明确的地区，防卫司令官有权自主地进行国境线认定”。

事件经过

1939年5月4日，约七至九十名蒙古人民革命军第24国境警备队骑兵在哈拉哈河以东、诺门罕附近的地区（今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西南部，阿尔山以西）放牧。兴安北警备军骑兵第3连驻锡林陶拉盖哨所的一个班士兵立即开枪阻截，并上马追赶，将蒙古牧马人和马群赶回西岸。随后，蒙古人民革命军的50余名骑兵武力攻占了设在满洲、蒙古两国争议地区的满洲国边境警备部队的锡林陶拉盖哨所。日本及满洲国认为满、蒙边境应该在哈拉哈河，哈拉哈河以东为满洲国国土；而苏、蒙则认为边界在河东约十六公里，诺门罕的东面，该地为外蒙古领土。早在清朝，雍正皇帝就裁定哈拉哈河西岸蒙古喀尔喀部落可以到河东岸的原属于蒙古巴尔虎部落的诺门罕地区放牧。内、外蒙古边界也由此划定。

第二次诺门罕事件

之后的整个六月，苏联向诺门罕附近，哈拉哈河两岸增兵，并攻击满洲国士兵。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指示红军最高指挥部（Stavka）下准备反攻计划，并决定由朱可夫负责指挥。1939年6月12日，朱可夫被苏军统帅部任命为第57特别军军长。他到达塔木察格布拉格后，开始集结兵力，储运军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贝斯（今乔巴山）等地开辟野战军用机场，苏军战斗机开始在空中与日机周旋。虽然战场距离最近的铁路站点乌兰巴托有750公里之遥，朱可夫为了战争准备调用了2,600辆客货车运输士兵及作战物资，这在1930年代的苏联军队可说是大规模的补给能力，从乌兰巴托出发车辆需行驶5天才能抵达战场，拜充分的机械化后勤所赐，第23师的小松原师长低估苏联军队战力。
六月底，日满联军发动反攻。6月30日小松原师团下达进攻命令，从北面分两路进攻哈拉哈河以东的苏军。当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过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图阻隔苏军的援兵，及切断河东苏军的退路。朱可夫集合约二百辆坦克及三百辆装甲车，以装甲兵反攻，同时在前线开设更多的野战机场，让战斗机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战场空优。7月3日，日军撤回河的东岸。而河东的日军亦未能将苏军击退。双方从后方增调炮兵增援。日军在七月底的一次反攻仍然未能将苏军驱离河东。双方在夏天一直维持僵持；朱可夫在7月底则下令军团后撤30公里，让野战部队重新学习步兵、炮兵、装甲兵之多兵种协同作战，这段时间为苏军士官兵的恶补使得在8月份攻势时苏军展现较7月份作战要更好的战术素养。
八月中，苏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在三十公里长的前线发动主力进攻。苏军投入总兵力约五万七千人，配合炮击及空军支援。北翼最先以机械化步兵进攻，吸引日军增援。中部则以步兵牵制日军主力。南翼集中一个步兵师、一个装甲旅，约一万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军快速向北迂回，从侧翼包围河东的日军。8月20日，苏军渡河。
据称此时731部队做了第一次实验细菌武器部署，关东军司令部在绝密的情况下，指示石井四郎大佐的细菌部队在诺门罕地区进行细菌战，派敢死队在苏军取水源头上游的HOLSTEN河投入了炭疽菌，但是给苏军造成的病倒效果不好，经检讨认为是因为细菌在水中失去活性，只有一名日本兵感染身亡（中国有资料声称反给日军造成了1200人病死，然真实性犹待进一步日俄双方史料披露）。炭疽杆菌可产生对高温低温在内能抵抗多重恶劣环境的芽孢。
日军的作战策略则是以前线部队阻挡敌军进攻，等待苏军的进攻力减弱后，以援军从側面包围苏军。但是苏联闪电战式的立体机动作战，特别是大量投入的装甲兵，突破日军防线。8月24日，苏军南北两翼在诺门罕合围。两个日本关东军师团（第7师团及第23师团）的主力被包围。8月27日，日军最后突围。
此次战役最后导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一年后病死，参谋长冈本德三在突围时一只脚被手榴弹炸断。

地面部队

1939年8月底，调动第5师团(驻青岛)，第14师团(驻河南开封、新乡)，野战重炮兵第9、第10联队增援。

航空兵

第2飞行集团 司令官仪峨彻二中将，辖4个飞行团、10个飞行战队，其中第59战队在武汉。先头投入8个战队参加了诺门罕空中作战。
随着战事进展，日本陆军投入了36个飞行战队中的18个参战，包括来自日本国内的战斗机第1飞行战队，在朝鲜会宁的战斗机第9战队，在华北、华中、华南的8个飞行战队：轻轰炸战斗第27、轻轰炸战斗第31、战斗机第64、重轰炸第98战队。

结果

1939年8月中欧洲形势急剧变化。苏、日两方亦在8月底后加紧外交谈判。苏军虽然在远东取得战役的战略胜利，但无意扩大战果。双方于9月16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有关诺门罕战役的停战协议，事件最后以日本退让，承认现存边界结束冲突。1940年6月9日苏、日两方正式缔结协议。最后导致1941年4月13日所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

伤亡

日军参战兵力前后相加超过58,000人，实际参战的只有以23师团为核心的25,000余人，其余的部队都是战争末期的8月29日以后才调来的，这些部队实际并未怎么打过仗。关东军第6军的军医部提交给军队高层的报告（并不向公众发表，日本的官方报道说是大胜因此完全不会报道阵亡8,000人）表明了日军的阵亡人数为7,696人、负伤人数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数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国神社举行了一场“诺门罕事件战没者慰灵祭”的活动，朝日新闻报道中称战死人数为18,000人。日本历史学家五味川纯平在他1975年发表的著作《诺门罕》中有这样的评论：“对热衷于打了败仗就又遮又盖企图掩人耳目的军政当局来说，有必要把数字过小发表，但是对靖国神社来说，却完全有必要把数字过大发表。”然而这篇报道只是一则不超过30字的未署名的简讯，并非靖国神社的独自公布数字，仍然很值得怀疑是否是记者把伤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国神社战后从未进行过排除日本官方数字的独自伤亡调查）。
苏军投入约57,000名步兵、500辆坦克及350辆装甲车；苏联官方统计人员损失为近4,000人阵亡。但据1991年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档案显示，苏军真正死亡人数约为8,000人、超过1,000人失踪，另外16,000人受伤。苏军损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间得到了BT-7供应155辆补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计154辆，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辆可以使用，损毁271辆，一共死伤349名士兵。很多人错误地认为诺门罕战役中苏军的坦克比日军强大出一个数量级甚至还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实际参战的苏军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装甲也十分轻薄，89式中战车、T-26、BT-7的装甲最厚处分别是17MM，15MM和20MM，双方撇开冶金技术不谈，基本上厚度一样，而且它们用的汽油机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机。战役中出现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于数量甚至不过10辆，对战况并没有太大帮助。同样地苏军损失的坦克装甲与松本草平的说法不同，只有极少数被燃烧瓶和坦克击毁，而绝大多数毁于日军反坦克步枪和战防炮在战斗中日军发现用7.7毫米穿甲弹集中大量射击或是车载13.2机关枪射击即能击穿BT坦克的侧面或后方装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机会击穿苏联坦克的后方装甲。此外松本草平关于苏联紧急进行柴油机改装的说法也是错的，BT-7m要到此战后才生产。战斗中日军发现有苏军将坦克驾驶员锁在车里的行为。
在空中日本虽然赢得了数量上的胜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飞行员的惨痛损失，诺门罕中死亡的最高阶军官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战绩篠原弘道击落58架。日军97式战斗机与苏军的I-15战斗机以及I-16战斗机交战中，在这两次冲突中日本宣称击落了苏联1,252架飞机（苏联资料中被击落的飞机仅有200架），苏军宣称击落646架日机，而日本陆军承认损失是遭击落与重损共157架（未归还机与被击落机64架，其中97式战机51架，53名驾驶战死）。97式战机的良好回转性获得证明并在初期与苏军对战时获得优势，但是第二次战争时苏军的I-16所使用的一击脱离战术已经开始有效的克制回转攻击的效果，并带给老练飞行员大量的伤亡，使日本陆军开始开发重视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战斗机，最著名成果之一即为二式单座战斗机，而且和日本海军零式舰上战斗机的无防护相较日本陆军也开始给战斗机配备防弹油箱及防弹钢板等。苏军战死的最高阶飞行员为格拉斯金少校和扎巴耶夫少校。
二战后有记者采访朱可夫将军，问及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时，他回答是哈拉哈河战役。朱可夫对日军的评价是下级军官很优秀，战斗很狂热，但是越往高层越烂，特别是含金汤匙出生的高级将领只能用无能形容。另外曾在GRU任职参与过该战役的瓦西里·诺沃布拉涅兹上校在回忆中认为苏军的战斗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伤亡和兵器优势打胜的。如苏军弹药消耗达到31,000吨，相当于库尔斯克战役消耗量的15%。日军方面7月攻势中82门师属火炮储备了30,000发炮弹用于进攻，平均每门炮备弹366发，大致是平均每门炮30%会战份，弱于1937年在中国战场平均每门炮约50%会战份弹药的标准。
1939年9月15日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并于翌日9月16日生效，日本同意尊重蒙古声称的边界。朱可夫赢得了胜利，他被苏联奖赏为第一功臣，同时被晋升为上将军衔。
1939年12月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从满洲里接回了被俘的官兵。军官回来后，全部被勒令自杀；士兵审查3个月后，开赴满洲深山老林，编入日本开拓团里，与外界隔绝。满洲国兴安军中被俘的3名日本军官，两名中尉服毒自杀。有一名佐藤上尉不愿自决，军法上尉和宪兵团长在他的房间里摆上酒席，一直劝到深夜。次日凌晨，佐藤上尉自杀，留下一封遗书。

战后影响

诺门罕战役是自日俄战争以来两国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战争。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他战役，哈拉哈河战役是一场不为经传的战事，但是它对二次大战的局势发展却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过去在很多中国书籍中常称日本的“北进”及“南进”争论被诺门罕战役影响。“北进”是日本针对苏联的战略部署，而“南进”则是日本为确保东南亚石油等资源的通道,而针对美国的战略部署。诺门罕战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对俄国形成的固有观念，使得日本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评估苏联军事实力以及搁置“北进”计划，转而掉头实行“南进”计划，最终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对获胜的苏联方面来说，诺门罕战役的胜利解除了来自远东方面的威胁。1939年9月17日，在诺门罕停火协议之后两天，苏联入侵波兰，和纳粹德国瓜分了波兰。远东的安定也使得苏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后，得以地将远东部队调往西线，使得苏联在这个战争中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
诺门罕战役的胜利，也使苏联进一步巩固了对外蒙古的控制，并为以后的“雅尔塔协议”确定外蒙古保持现状和外蒙古的最终独立奠定了基础。
日苏停战后，成立了旨在明确边界线的委员会，至1940年8月，完成了满蒙边界的界标和界柱的划分。诺门罕地区的边界线基本就是以苏蒙所主张的“河东界线”划定。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1940年满蒙缔结的划界协定，认为没有必要重新确定边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