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经历

生于广西桂林，父亲白崇禧是中国国民党桂系将领，母亲名马佩璋；白先勇排行第八，另有九名兄弟姊妹（五人仍在世），香港著名电台主持人白韵琹则为他的堂姑，而家族大多仍居住在台湾。
白先勇7岁时，经医师诊断患有肺结核，不能就学，因此他的童年时间多半独自度过。抗日战争时他与家人到过重庆，日本投降后，1946年迁至上海和金陵，小学曾就读于南洋模范小学，后来于1948年迁居英属香港，曾就读九龙塘学校（小学部）及喇沙书院。不久之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失利，在1952年移居台湾。
1956年在建国中学毕业后，由于他梦想参与兴建三峡大坝工程，以第一志愿考取台湾省立成功大学（今国立成功大学）水利工程学系。翌年发现兴趣不合，转学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改读英国文学。
1958年大学部3年级时，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金大奶奶》。两年后，他与台湾大学同学欧阳子、陈若曦、王文兴、李欧梵、刘绍铭等共同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并在此发表了多篇文章。
1962年，白先勇的母亲去世，据他自传文章《蓦然回首》提及，“母亲下葬后，按回教仪式我走了四十天的坟，第四十一天，便出国飞美了。”母亲去世后，他飞往美国爱荷华大学的爱荷华作家工作室学习文学理论和创作研究，当时父亲也来送行，也是白先勇与父亲最后一次会面。
关于母亲的去世，他感受到“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遽然长逝，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栋毁梁摧。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分”，以致初到美国时，无法下笔写作。直至同年圣诞节于芝加哥度假，心里感触良多，因而再次执笔，写成《芝加哥之死》，于1964年发表。论者以为，这是他的转型之作，夏志清称此文“在文体上表现的是两年中潜心修读西洋小说后的惊人进步”，而“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了新的成熟境界”。
1965年，取得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后，他到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国语文及文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1993年为治疗晕眩症，开始练习气功，他在1994年退休。1999年11月1日发表〈养虎贻患－父亲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间国共第一次四平街会战之前因后果及其重大影响）〉（台北《当代》第147期）一文，为父亲白崇禧立传。
2004年，由中国大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部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选集》以及新作《姹紫嫣红牡丹亭》。
2008年9月，由趋势科技捐赠一百万美金，在台湾大学成立“白先勇文学讲座”，并敦聘国际素负声望之重要学者到校讲学。
2015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颁赠二等景星勋章。
自2017年8月起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文化

白先勇喜爱昆曲（如《牡丹亭》），对其保存及传承亦不遗余力。
他自认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小说是《红楼梦》。

信仰

白家是本奉回教的回族，但白崇禧对教内比较严厉的教条一向都不赞同，而白先勇更脱离了伊斯兰教。白家虽是回教出身，但白先勇接触过不同宗教（包括回教、天主教）后，则对佛教更有认同感，而笃信佛教。

性取向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开表示自己为同性恋者。已故之王国祥先生为其伴侣。白先勇著《树犹如此》一书以此吊念国祥。
在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1983年）除了描述骨肉亲情外，对于台北部分男同性恋社群的次文化，以及同性性交易等情节亦不避讳的描写。《孽子》以一名因其同性性倾向遭父亲逐出家门的少男“李青”的视角，讲述一群以1970年代台北新公园为集散地，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的男同性恋者的故事；而作者对于父子亲情的描写，亦为本书之主题。2003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将其改编拍摄为同名电视剧。

与昆曲的关联

白先勇幼年时与家人在上海听了梅兰芳复出演唱的昆曲《游园惊梦》（俞振飞、言慧珠等合演），后推广昆曲，自诩为昆曲义工。

评价

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说：“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潜心自己艺术进步，想为当今文坛留下几篇值得给后世朗诵的作品的，有两位：於梨华和白先勇。”他甚至赞誉白氏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
欧阳子认为，“白先勇才气纵横，不甘受拘；他尝试过各种不同样式的小说，处理过各种不同类式的题材。而难得的是，他不仅尝试写，而且写出来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讲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说情节，有从人物对话中引出的《我们看菊花去》，有以传统直叙法讲述的《玉卿嫂》，有以简单的倒叙法（flashback）叙说的《寂寞的十七岁》，有用复杂的“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 ）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叙”与“意识流”两法交插并用以显示给读者的《游园惊梦》。……他的人物对话，一如日常讲话，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调浓厚，一如油画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个好例子。而在《玉卿嫂》里，他采用广西桂林地区的口语，使该篇小说染上很浓的地方色彩。他的头几篇小说，即他在台湾时写的作品，文字比较简易朴素。从第五篇《上摩天楼去》起，他开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借着文句适当的选择与排列，配合各种恰当‘象征’（symbolism）的运用，而将各种各样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传达给了读者。”
针对白先勇属于张派的说法，台湾作家符立中提出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