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丹·達迪爾·阿里夏巴納

生平

阿里夏巴纳在1908年2月11日生于荷属东印度苏门答腊纳塔尔（今属北苏门答腊省曼代灵纳塔尔县），父亲拉登·阿里夏巴纳（Raden Alisyahbana）是一位来自爪哇岛的教师，母亲普蒂·萨米娅（Puti Samiah）是米南加保贵族的后代。他在明古鲁的荷印学校（为土著开设的荷兰语小学）完成小学课程，并于13岁时开始从事文字创作，以荷兰文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之后他先后在武吉丁宜（今属西苏门答腊省）、拉哈特、麻拉艾宁（上述两地现属南苏门答腊省）和万隆（今属西爪哇省）接受师范教育。这时阿里夏巴纳开始对东印度群岛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兴趣，参加过苏门答腊青年协会，以及苏卡诺成立的民族主义组织“综合研习社”（Algemeene Studie Club）。
1928年从万隆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阿里夏巴纳曾经在巨港（今属南苏门答腊省）当过一年半教师，并为《日里新闻》（Pewarta Deli）等报刊撰写文章。他在1929年发表自己第一部小说《命途多舛》（Tak Putus Dirundung Malang），之后在1930年加入荷兰殖民政府辖下的出版社图书编译局，担任《图书旗帜》（Panji Poestaka）月刊的主编。1933年7月，阿里夏巴纳和诗人阿米尔·哈姆扎、作家尔敏·巴奈创办印尼人创办的第一份文学月刊——《新作家》，打破图书编译局对当地文坛的垄断地位和千篇一律的写作风格，为东印度群岛各地的作家提供一个发表意见、探讨各项社会议题的园地。他本人也在月刊发表了多篇文章，提出自己对印尼文化的观点：印尼人必须接受西方观念，国家才可以实现现代化，其代表作——在1936年或1937年发表的小说《扬帆》也表达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和尔敏的胞兄萨努西·巴奈主张印尼的新文化应该立足于东方文化，从西方文化补漏拾遗的看法相左，结果他们和其他作家在1935年至1939年在《新作家》就印尼文化的前途展开了连场的论战。阿里夏巴纳还认为，文学应该有所倾向，也就是表达西方派的观点和立场。《新作家》月刊一直发行到1942年日本占领东印度群岛之后才被迫停刊。
阿里夏巴纳之后转修法律，于1937年入读巴达维亚法学院（Rechtshoogeschool te Batavia），至1942年毕业，获颁法学士学位。期间他开始对语言学产生兴趣，并于1938年第一届印度尼西亚语言代表大会期间发表了一篇语言学论文。进入日占时期之后，由于日本人不可能在东印度群岛迅速推广日语，因此需要暂时利用印尼语传达政令，于是他们在1942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语文委员会（Komisi Bahasa Indonesia），负责审订印尼语的现代术语、并为印尼语制定语法和拼写规范。阿里夏巴纳首先在这个委员会担任秘书，然后在1943年委员会常设办公室后负责办公室的日常运作。这时除了参加语文委员会和撰写论文，他还开设了一家出版社。1945年印尼独立后，阿里夏巴纳转任印度尼西亚语工作委员会（Panitia Pekerja Bahasa Indonesia）的主席，继续参与印尼语的规范工作，并于1948年发表印尼语第一部规范的语法书《印度尼西亚语新语法》（Tatabahasa baru bahasa Indonesia）。这部著作后来成为印尼语教育的重要参考文献，曾得到印尼各所学校的采用。
1945年后，除了语言学，阿里夏巴纳从事的领域还包括教育、政治和文学。在教育方面，他是国民大学的创办人之一，曾在印度尼西亚大学（1946年－1948年）、国民大学（1950年－1958年）、安达拉斯大学（1956年－1958年）等大专院校任教，并创立科学及文化促进基金会（Perkoempoelan Memadjoekan Ilmoe dan Keboedajaan）及其附属中学，尝试建立知识分子的行动中心。在政治方面，他曾经加入印度尼西亚社会党，担任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委员（1945年－1949年，相当于后来的国会议员）、雅加达省议会议员（1950年－1960年）、制宪议会议员（1955年－1959年）等公职。在文学方面，虽然他在1948年复办《新作家》月刊，并于1954年《新作家》再次停刊后创办文学双月刊《对抗》（Konfrontasi，至1962年停刊），不过这段时期他没有新作面世。
1957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展开推翻中央政府的运动后，阿里夏巴纳曾经在雅加达参加叛军组织，然后转往叛军的根据地——西苏门答腊省巴东，担任“全苏门答腊风俗议会”（Dewan Adat Seluruh Sumatera）的主席，处理文教问题。同时，他也反对苏卡诺亲近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解散国会，推行有领导的民主体制的做法，认为这是独裁而不合法的行为。后来由于上述的原因，阿里夏巴纳被迫逃到国外，他首先在法国、西德、美国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马来亚国家语文出版局从事研究，然后在1963年就任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系主任。印尼政府除了禁止他返国，还在1964年查禁了阿里夏巴纳的所有著作。
1967年苏哈托上台后，阿里夏巴纳和印尼政府和好，并于1968年返回印尼，重返自己创办的文教组织，继续从事写作、翻译、语法研究等工作，为印尼语相关的学术研究贡献。他在同年就任国民大学校长，至1992年退休，并于1970年代发表长篇小说《蓝色的岩洞——爱情和理想的故事》和《优胜劣败》，宣扬西方派思想的优越性。1994年7月17日，阿里夏巴纳心脏病发逝世，遗体安葬在西爪哇省茂物市附近的一座山丘上。

观点

在1930年代中后期东印度群岛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阿里夏巴纳是西方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印尼民族觉醒运动的精神，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个名称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和古代历史没有关联，象征西方文化将来对印尼社会的巨大影响。他还认为西方文化拥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文化特质，因此蓬勃进取，充满活力，并表示当年东印度群岛就是因为缺乏了这些特质，所以才会那么落后、那么沉郁。因此他自称热爱西方文化，甚至曾经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
在语言学方面，阿里夏巴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应该能够配合现代思想文化、讯息沟通的需求，成为整合社会的力量。虽然他认为同期的语言学家以静态、正规、微观的方式描写语法的行为无法改变发展中国家在语言使用上的需要，不过他也同意语言规划是一项艰钜的任务，因此规范语言的工作必须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完成特定的目标，例如学校教授的语法应该受到规范。他认为印尼语和马来语都应该从其他现代语言（例如英语）引进科技、商贸等领域的现代术语，因为这样做容易之余，也可以统一马来世界在现代领域上的用词习惯，促进印尼／马来语转变为现代语言的进程。他也支持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马来西亚和印尼政府统一马来／印尼语拼音方案的措施。

个人生活

阿里夏巴纳信奉伊斯兰教，结过三次婚：第一任妻子拉登·阿真·罗哈妮·达哈（Raden Ajeng Rohani Daha）在1929年跟他结婚，至1935年逝世，育有二子一女。第二任妻子拉登·罗罗·苏吉亚蒂（Raden Roro Sugiarti）在1941年跟他结婚，至1952年于美国洛杉矶逝世，育有两女。第三任妻子玛格丽特·阿克塞尔（Margaret Axer）来自西德波恩，在1953年与阿里夏巴纳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三女。她在1994年逝世，比阿里夏巴纳早了几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