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河湟事变

起义

第三次河湟事变在1781年的哲合忍耶举事的相同地点因两个苏非主义传承派之间的宗派暴力这一相同原因而爆发。在敌对的苏菲主义纳克什班迪教团门宦制度互相争斗和弹劾彼此有各种罪后，各派决定用清政府的法制解决争端，而非继续争斗。他们通过西宁县衙门签署了反诉讼文件，法官因而决定不做出哪个族群在伊斯兰事务中高于其他族群的裁决，而是劝他们自律。结果两大族群都寻求暴力。清政府派一位道台去镇压暴力行凶者，造成了一些死亡。这导致参与其中争执的派系反清。
在清真寺领导人马永琳鼓舞下，在青海循化，大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人反清。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奉令平叛。马大汉与同为东乡族的马万福在反清期间达成协议。他们在河州、狄道、循化引领追随者加入乱军。三月至九月间，狄道马维翰、海原李昌发、西宁韩文秀、化隆马成林、乐都冶主麻、哆吧马大头三三、大通刘四伏、北大通（今门源）刘辅等先后奋起响应，起义群众达10多万人。广河县、三甲集、洮河堰成为守军的据点且守军发誓不投降。
马万福的受到瓦哈比派激励的依赫瓦尼派被认为是新的教派。依赫瓦尼派鼓励此次叛乱。
陕甘总督杨昌濬派军平乱，因镇压不力，朝廷将他“革职留任”，继而令其回籍，调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
董福祥收到电报命他和将军马心胜强行军援救叛乱地区。忠于他的中国穆斯林军队在穆斯林军官马安良、马国良、马福祥和马福禄率领下平乱，报称割下了叛军的头颅和耳朵。董福祥被授大元帅。董福祥军装备了刚从北京取来的当时欧洲的枪支毛瑟枪和雷明顿枪，于十月中旬抵达河州。这些武器在战斗中远胜于叛乱穆斯林的刀刃武器和前装枪。
马安良的穆斯林骑兵在牛心山败穆斯林乱军，12月4日解河州之围。他率回族骑兵军在宴会上屠杀了答应谈判的撒拉族战士，因功在乱平后被提拔为新疆将军和河州上校。忠于朝廷的穆斯林将领们率军对叛乱穆斯林发起大屠杀。他们枭叛首的头颅，割下其耳朵。“穆斯林的血染红了马安良的红顶子，穆斯林们的首级建成了马福祥和马福禄的官邸”。
1895年，马安良以四个营解西宁之围。
随着马安良和董福祥来到镇压叛乱穆斯林，马万福投降，马大汉在战斗中被杀。
马永琳、其子、周七十、马显文、闵伏英其他一百多名穆斯林叛首及600余人被董福祥俘虏斩首。董福祥令其部将何得彪、张铭新率部于十二月间袭击西宁府，南川、北川、哆吧、北大通、米拉沟、巴暖营等处起义军据点相继失守。
1896年8月2日，据报清军诸将大范围屠戮乱军，有的地区被杀8,000人，女子被卖为奴。董福祥命令马福禄处理“河湟善后”，马福禄率所部“安宁军”大肆屠杀起义群众近3万人，韩文秀、马大头三三、马成林、冶主麻等重要首领均遭诛杀。
哆吧的大约400穆斯林没有参加叛乱，宣称效忠中国。一个汉族人和他的穆斯林妻子争吵，后者恫吓称多巴的穆斯林将攻打丹噶尔，焚烧山顶的寺庙作为示意同教信徒起事和开门的信号。丈夫报官，次日这些穆斯林除一小部分嫁给汉人的穆斯林女孩外都被屠戮。
苏茜·卡森·林哈特记录道：“我们的病人中最有趣的是一位老人，他是天生的中国人，但具有藏族人的勇气和胆量，他曾被任命为当地五十多支军队的首领，一天早上出发去一座毗邻的村庄帮助一些中国人抵抗叛军的一次进攻。他手下的一个木匠叛变了，刺伤了他的胳膊肘，有人说叛徒被回教收买了，回教急于摆脱像这位叫邹老爷（Cheo Lao-yeh）的老人这样能干的对手。他们记得他曾在前次叛乱中卓有成效的表现，期间他虽然受了七次伤，却造成了他们的多次惨败。叛徒那一刺在他的胳膊上造成了一个难看的伤口，但是他的家里人很富有，因此随后能够给予他一切关注，而我不遗余力地帮助他康复，每天他的情况都有明显的改善。他的妻子是蒙古人。他唯一的孩子是一个穿着对她来说非常合适的蒙古族服装的20岁的年轻有魅力的已婚女子，而她可爱的小婴儿则让这个家庭完整，为老人在炕上度过的孤独时光增添了许多快乐。这个男人送给我们的礼物和无法估量的仁慈很多，后来，当我们不在家时，他去世了，他要求他的女儿送给我们每个人一串他戴的念珠，我们非常珍惜这些礼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礼物是真诚的感激和爱情的象征。”
将领董福祥、马安良、马海晏原本在1894年因中日甲午战争被召回北京，但此乱爆发后他们即被派往平乱。
因此乱，陕北靖边县宁条梁镇的天主教村小桥畔由主事的比利时神父们着手修建了防御工事。
大约100,000人在此乱中死亡。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阴历二月，起义军余部转战于青海柴达木和河西等地，刘四伏带领的万余起义军退往河西后，又转移到新疆罗布泊。在甘州南山活动的起义者坚持到九月才最终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