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拔

早年生涯

司徒拔在1876年10月13日出生于英格兰牛津郡牛津，在家中五名兄弟中排行最小。司徒拔的父亲威廉·斯塔卜斯（William Stubbs，1825年6月21日—1901年4月22日）是牛津大学著名的钦定讲座教授，精研现代历史，后来并曾经先后担任过车士打主教和牛津主教。至于司徒拔的母亲名叫凯瑟琳·戴勒（Catherine Dellar，生于1838年），来自尼夫斯托克（Navestock），在村庄学校任职校长。
司徒拔早年入读拉德利公学（Radley School），后来凭奖学金入读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在大学中，司徒拔曾在1897年的第一次古典文学考试中取得一级荣誉，至1899年取得文学士资格毕业，并同时在人文学科中取得了一级荣誉。后来在1920年，他进而取得文学硕士资格。
在1900年1月，司徒拔加入英国殖民地部的东方司，任职二级文书，负责监管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香港和锡兰各殖民地的发展。在1907年，他升任署理一级文书，至1910年更正式出任一级文书。未几，在1910年至1911年，司徒拔出访马来亚半岛与香港，就外籍公务员薪俸水平进行调查。调查结束返国后，司徒拔复在1912年获委任为西非土地委员会委员。
在殖民地部工作期间，司徒拔曾在1906年负责编辑查尔斯·普勒斯伍德爵士（Sir Charles Prestwood）的《英国殖民地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he British Colonies）一书中，地中海及东方殖民地部分的第二版内容。另外，他也是《殖民地办公室名单 （1911年—1912年）》的联合编辑。
作为一位在英国本土供职的公务员，司徒拔在1913年获罕有地外调到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到锡兰出任辅政司，期间曾数度署任总督之职。到1919年，他更意外地获委任为香港总督，接替身体状况欠佳的梅含理爵士。司徒拔在1919年9月30日正式履新，成为第16任香港总督。

社会发展

司徒拔上任以后就积极发展基建。其中在交通方面，随着汽车的日渐普及，司徒拔任内大力开辟马路，除了在1920年建成通往新界的青山公路外，又在1924年建成了通往石澳的石澳道，以及一条途经黄泥涌峡，通往浅水湾的浅水湾道。另外在1921年，司徒拔批准成立九巴和中巴两所巴士公司，使香港开始出现公营巴士服务。
司徒拔亦曾大力开辟香港岛的土地，并在东区以及北角七姊妹海傍进行大规模填海，但这些受到连串罢工的影响，工程未及在他任内完成。此外，司徒拔又在1923年于中环主持盛大的和平纪念碑揭幕仪式。和平纪念碑乃仿照伦敦白厅的同款纪念碑而成，以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
司徒拔十分注重香港的英文教育，在其任内，多次提议创建英皇书院（King's College），并作为当时香港一所高等英校，提供全英式的教育、并综合华文课程，作为了香港的一项教育福利。于一九二三年选址现在般含道六十三A现址，动工兴建英皇书院般含道校舍。其他司徒拔任内的贡献还包括在1920年4月重设教育委员会，又在同年9月为香港大学设立金额达100万港元的基金，以及在1923年10月宣布动工兴建规模庞大的城门水塘，以为九龙提供足够的食水。

妹仔问题

香港过往不时也曾经就妹仔（丫鬟）的问题展开讨论，但往往都是无疾而终的。惟到了1919年，一位克拉克·希士路活夫人（Mrs Clara Halsewood）与其任职于海军部，驻守香港的丈夫开始就妹仔制度展开探讨，并公开认为香港的妹仔制度等同于奴隶贩卖。司徒拔认为妹仔制度乃中国传统，所以对希士路活夫妇的言论感到十分不满，并罕有地对希士路活夫人作出公开谴责。司徒拔另外又向海军部施压，迫使希士路活调离香港。
尽管希士路活夫妇因此返回英国，但事件没有就此平息。他们反而在英国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使英国舆论也开始对香港的妹仔问题表示关注，甚至于下议院也就问题展开辩论。当时的殖民地大臣丘吉尔也感到非常不满，丘吉尔一向作风强硬，他在1922年2月向司徒拔发电报，要求港府立即采取相应行动。然而，由于司徒拔反对废除妹仔制度，而定例局内一些像周寿臣的华人议员也对取缔妹仔表示强烈反对，结果港府对丘吉尔的指令一再拖延。丘吉尔未几在1922年10月因失去下院议席而去职，未能作出跟进，港府于是成功继续向继任的德文郡公爵采取拖延策略。
一直到1923年3月，港府才通过了法例，禁止为利益而转让妹仔，并授予总督权力对全港妹仔进行登记。惟由于定例局议员的激烈反对，法例有关登记的条款被暂缓执行，所以事实上法例并没有落实过任何实际措施解决妹仔问题。有关香港的妹仔问题，要至司徒拔卸任，金文泰爵士继任后，港府才作出进一步的行动。

新界事务

在1923年，为限制新界农地建屋，司徒拔宣布了一项新界农地建房的补地价政策。由于港府以往没有这种限制，再加上新例有损新界居民之业权，而其中不少人更认为补地价政策与《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存在抵触，这遂引起了新界乡民的强烈反对。为使港府撤回政策，新界乡绅曾先后约见过华民政务司和定例局华人议员周寿臣等人，要求司徒拔“收回成命”，但司徒拔仍然无动于衷。
其后，荃湾、粉岭和元朗等地的乡绅复在1924年8月组成了新界农工商业研究总会，继续对补地价政策提出反对，惟司徒拔始终不作让步，直到金文泰爵士继任港督以后，港府方才在补地价的事情上接受乡民的提议，收回政策。另一方面，为了挽回民心，平息新界氏族不满，司徒拔在1924年答应新界乡绅邓伯裘之请，寻找在1898年英军进占吉庆围后，被夺走的铁门之下落。经过一轮周折，铁门终在1925年5月26日由爱尔兰运回吉庆围。为郑重其事，当时司徒拔更亲临吉庆围，还主持了铁门的交还仪式。

中国事务

在中国事务上，司徒拔曾作出过不少甚具争议性的行动。在他上任总督后不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1920年11月率兵驱逐广州的桂系与滇系军阀，并迎接身在上海的孙中山返回广州，重组护法军政府，展开第二次“护法运动”。未几，护法军政府就照会驻北京的各国公使，要求将一笔来自广东，但却上缴予北洋政府的海关关余转拨护法军政府。可是，由于护法军政府当时未获国际承认，所以其要求遭到了各国公使的拒绝。
不过，司徒拔却认为，护法军政府如果得到这笔关余，就可以作为担保，向香港进行借贷。因此在受到护法军政府的提请后，司徒拔大胆向外交部建议接受孙中山的建议。然而，司徒拔的提议传至外交部后，立即引起很大的反响。时任外务大臣寇松勋爵认为，司徒拔的建议除了与英国政府一贯的立场相左外，他本身更没有资格向英国的外交事务横加干涉，结果司徒拔在关余事件不得要领。
未几，护法军政府在1921年1月单方面宣布，将于2月接管境内海关。这时司徒拔立场已变，他除了立时派出军舰保护粤海关外，又支持外交部的提议，建议对护法军政府进行封锁。面对这种强硬姿态，再加上广州局势不稳，遂迫使孙中山在之后搁置了接管境内海关的计划。
在关余事件完结后，为了获得国际承认，护法军政府在1921年4月召开“非常国会”，并选出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之职。孙中山在同年5月5日正式就职，但港府却在5月4日贴出告示，明令香港不得进行任何相关的庆祝活动，两日后，港府复表示不可在香港进行关于军政府的筹款活动。告示贴出后，广州军政府对港府做法十分不满，并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提出抗议。至5月23日，司徒拔终就事件作出答复，他认为，由于北洋政府才是英国承认的合法政权，所以港府的做法没有不妥；司徒拔又表示，他于港府发出告示时并不在港，所以他并不知情，他本人亦仅就告示之行文有欠礼貌致歉。司徒拔的答复进一步激起护法军政府的不满，在5月24日，军政府的外交部次长伍朝枢对司徒拔的解释作出了措词严厉的批评，而英国驻广州总领事与本地英文报章亦齐声对司徒拔的行动不予赞同，在各界反对下，港府最终收回告示。
尽管司徒拔与护法军政府关系不美，但却随着军政府的混乱局面而有所转变。在1922年6月，陈炯明策动六一六事变，将孙中山驱离广州，但是在不久以后，陈炯明复在1923年1月被拥护孙中山的滇、桂军阀打倒，使得孙中山得以在是年3月返回广州。在这个时候，司徒拔选择支持了重新得势的孙中山，并郑重其事地邀请他于2月17日访问香港，其间更于2月18日与司徒拔举行午宴，以及在2月20日到香港大学发表了一次有名的公开演讲。司徒拔曾希望大力支持孙中山，他甚至因此差点被去职丢官。
可是，这种友善关系并不持续，其后更在1924年8月发生了广州商团事件。在事件中，汇丰银行在广州的华人买办陈廉伯涉嫌走私军火到广州，并企图发动兵变占领广州。但是该批私人军火却被广东政府及时发现，最终使兵变失败，陈廉伯更因此出逃香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广州商团事件在背后得到英国的支持，而汇丰银行总经理更认为司徒拔至低限度对事件予以默许。不过司徒拔却对指控感到十分愤怒，并对英国背后支持的说法加以否认。尽管事件到最后仍然是扑朔迷离，但司徒拔与广州军政府的关系始终蒙上了阴影。

罢工连连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拖累，香港战后的经济受到一定的困扰，而战后的通货膨涨，百物腾贵，更使社会上的低下阶层深受困扰。比如在1919年，由于南亚地区稻米失收，触发香港米粮短缺，米价甚至急升10倍之多，并引起抢米风潮；后来司徒拔入市平抑米价，实行价格管制，情况才有所改善。不过，港府一直没有措施改善低下阶层，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结果就酿成一连串的大型工潮。在1920年4月，受生活所迫，香港华人机器会率先要求资方增加工资40%，资方初时拒绝，遂使9,000名工人愤而返回内地，最终资方迫于无奈下，加薪32.5%，事件才得以解决。
受到香港华人机器会罢工成功的鼓励，新的工会在此后接踵成立。至1922年1月，香港海员工会更仿效华人机器会，发动海员大罢工，要求渣甸和太古一类的外资船务公司增加华籍海员薪酬30%，好让华籍海员与外籍海员得到同等待遇。由于没有得到资方的答复，工会遂如期在1月22日正式开始罢工。
海员大罢工最初只有1,500人参加，可是在各大小工会的加入下，罢工人数很快就上升至12万人，而且数以万计的工人更相约返回内地，使香港上百只轮船滞留，各行各业渐渐陷于停顿，甚至港督府也只余下2名华籍佣工，亦使后来威尔士亲王在4月访港的行程安排遭到打乱。在事件中，司徒拔的态度十分强硬，他除了发出戒严令外，又下令关闭香港海员工会，并限制工人离开香港时所携带的金额数量。及至3月4日，一批正离开香港的工人途经沙田时遭到军警开枪，造成6名工人死亡，史称“沙田惨案”。惨案发生后，民情更为沸腾，司徒拔始作出让步，答应取消取缔工会，并对沙田惨案死者家属赔偿。同时，资方又承诺加薪15至30%，并且补发工人在罢工期间的薪金，罢工始正式告终。
在1925年，香港发生了另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史称“省港大罢工”，规模比海员大罢工更大，也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罢工。省港大罢工始肇因于1925年的五卅惨案，当日一批上海学生在公共租界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棉纱厂非法开除及殴打工人，惟游行进行期间，有英籍巡捕开枪射杀学生，造成多人死伤。惨案发生后，遂立即促使中国各地出现反帝国主义和反英的浪潮。至同年6月19日，在共产党的带动下，香港即出现了大罢工，到6月21日，沙面英租界的华工也响应罢工，使罢工范围进一步扩大。其后在6月23日，广州更发生了沙基惨案，有工人和学生游行至沙基时遭英兵和法兵开枪镇压，造成了50多人死亡，百多人受伤。
司徒拔之港督任期原本在1925年6月底届满，但省港大罢工发生后，他立即自告奋勇，提出要求延长任期，直至罢工完满解决为止。一如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司徒拔在这次大罢工也坚拒不退让，并立即宣布戒严，勒令华籍警员缴械，并封锁广州政府，阻止广州政府支援工人。但同时间，在工会的号召下，踏入7月初，香港罢工返回内地的工人数目已上升至25万人，银行更在7月5日出现挤提情况，社会上各行各业基本陷于停顿状态，市面秩序更陷于混乱，而不少的基本服务则十分依赖英军作有限度的维持。
司徒拔坚信大罢工背后由共产党指挥，所以他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出兵，推翻有共党人士参与的广州政府，不过司徒拔之建议未获外交部所接受；此后，他复建议英政府出钱300万元贿赂北洋政府，以设法结束广州的反英运动，但建议仍为英政府所否决。此后，司徒拔、定例局华人议员周寿臣与罗旭龢，与东华医院主席马叙朝及首总理莫晴江，秘密挪用东华医院为数5万元的信托基金，暗中协助粤军魏邦平策动广州的兵变，不过未能成事。及后新任港督金文泰上任，挪用曝光，社会舆论一遍哗然，但其时司徒拔已经卸任离港。
由于司徒拔的态度强硬，又不愿与广州政府展开对话，结果使大罢工陷于胶着状态。至同年10月，英方因司徒拔过于强硬，遂决定以熟知中国文化的金文泰爵士接任港督。司徒拔在1925年10月31日离开香港，正式卸任港督一职。尽管司徒拔离开香港之时，罢工高潮已经过去，但罢工则一直持续至翌年10月才正式结束。后来根据《泰晤士报》在1927年4月作的估计，虽然省港大罢工对香港的长远经济损失有限，但仍然造成了1亿英镑之经济损失。
另值得一提的是，司徒拔卸任当日乃取道新落成的皇后码头离开香港。他是第一位使用码头的总督，也是第一位从皇后码头离开香港的总督。

殖民地生涯

退任港督以后，司徒拔在1926年4月26日转到牙买加出任总督，并同时取得都督（Captain General）军衔。司徒拔在这个英国于安的列斯群岛最大的殖民地当了6年总督，任内他主张牙买加以理性的步伐，慢慢地引入新宪法，以及实施全民普选，结果拖慢了当地的独立步伐，并引来本地民族主义者的不满。
至1932年10月29日，司徒拔转到塞浦路斯出任总督约一年多的时间。期间，塞浦路斯正值希腊合并运动的兴起，当地的塞浦路斯希腊人热切希望与希腊合并，但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和英国人则齐声表示反对。由于塞浦路斯希腊人曾为此多次发动动乱，甚至在1931年将总督府烧毁，因此司徒拔任内大抵沿行前任的政策，对支持合并者加以镇压，并通过了法律以增加塞浦路斯总督的权力。
在1933年12月23日，司徒拔复派到锡兰出任总督。在任内，他多次拒绝锡兰国务会议的锡兰裔议员提出修订《多诺莫尔宪法》（Donoughmore Constitution）之建议，并认为将宪法修正成为完全的责任制政府，是一个不成熟的做法。司徒拔的做法获得到锡兰泰米尔人和穆斯林社团的支持。因为这个在1931年生效的《多诺莫尔宪法》让锡兰各个民族与农场主均可以在政治上达到均衡参与，故此他们担心宪法一旦修订，会使锡兰人一派独大，并诱发派系冲突。
此外，白人农场场主与本地锡兰人的不和亦在司徒拔任内不断加深，后来在1937年更爆发了“布雷斯格德尔事件”（Bracegirdle Incident）。马克·布雷斯格德尔是一位澳洲的左派分子，他于1936年前往锡兰，为当地的农场工人提供协助，并不时对农场场主提供的不合理待遇作猛烈批评。当时很多锡兰的农场场主都对布雷斯格德尔感到十分讨厌，并认为他身为白人，却出卖了白人的利益。结果在农场场主施加压力下，司徒拔决定在1937年4月22日下令将布雷斯格德尔递解出境。
递解令发出以后，布雷斯格德尔立即匿藏起来，而他所属的兰卡平等社会党（Lanka Sama Samaja Party）更发动民众上街示威抗议，并高呼“我们要布雷斯格德尔，递解司徒拔”的口号，要求司徒拔下台。一如以往，司徒拔作风强硬，对示威不作理会，亦拒绝收回递解令。至同年5月5日，锡兰国务会议以34票对7票通过动议，谴责司徒拔在未经咨询内政部长的情况下发出递解令。而同日亦有达50,000人示威声援布雷斯格德尔，期间，布雷斯格德尔更曾经突然现身，但由于在场警察所持的逮捕令过期，因此无法将他拘捕。
数天以后，警察成功逮捕布雷斯格德尔，并向他提出起诉。但同时间，兰卡平等社会党则入禀最高法院，对司徒拔发出的递解令效力提出质疑。有关案件同年在5月18日审结，主审的首席大法官悉尼·亚伯拉罕斯爵士（Sir Sidney Abrahams）认为司徒拔不可因为有人行使其言论自由，而将之递解出境，因此他裁定布雷斯格德尔胜诉，并宣布递解令无效。在布雷斯格德尔事件发生后不久，司徒拔在6月30日正式退休，返回英国，结束其18年的殖民地生涯。

晚年

退休以后，司徒拔退居于英格兰肯特郡比尔斯特德（Bearsted），但仍然十分热心于公共事务。在1938年，司徒拔曾获委任到西印度皇家委员会出任副主席，该委员会后来通过成立西印度福利基金（West Indian Welfare Fund），每年发放一百万英镑的拨款，并同时设立行政部门，以活化区内的社会与经济发展。
司徒拔晚年获委任为肯特郡太平绅士，并在1941年担任北区拒服兵役者上诉审裁处（Northern Division Appellate Tribunal for Conscientious Objectors）主席。司徒拔在1947年12月7日因心脏衰竭在比尔斯特德去世，终年71岁。其遗产在1948年3月23日进行估值，结果共值34,558英镑3仙令10便士。

家庭

司徒拔在1909年迎娶马乔里·沃马克（Marjory Womack）为妻。司徒拔夫人的父亲叫腓特烈·沃马克，在伦敦任职医生，同时曾在下议院担任议员。司徒拔夫人向以热心社会事务著称，曾在1919年获授CBE勋衔，后来又曾自1920年至1925年出任首任香港女童军总监。
司徒拔夫妇共有两子一女，其中女儿叫芭芭拉·司徒拔（Barbara Stubbs，1921年—1982年）。另外，司徒拔是伦敦动物学会院士，他十分热爱动物，其中尤其喜爱暹罗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