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农奴制度

争议

西藏自1720年代清朝以来被认为受到中国的有效统治，农奴制度引起的争议有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场

中共当局发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声称：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西藏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被完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农奴主把农奴和奴隶当作私有财产，可以买卖、转让、赠送、抵债和交换。在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直到“民主改革”时被废止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明文将人分成三等九级，规定人们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法典规定，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等，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为一根草绳。农奴主以野蛮、残酷的刑罚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动辄对农奴和奴隶实施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投水等骇人听闻的酷刑。
白皮书进一步指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西藏人民为摆脱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争取自己的做人权利，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和武装反抗等形式，进行了不断的斗争。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时，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肯定了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同时对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根本反对改革，鼓吹“长期不改，永远不改”，试图永远保持农奴制度，以维护既得利益。面对西藏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的要求，他们不是顺应民意，而是与国外反华势力相勾结，组织一系列武装叛乱和分裂活动，杀害中央驻西藏干部，残害拥护“改革”的西藏群众，并于1959年3月10日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

西方政府及学者立场

部分西方学者不认同中国大陆方面的描述，认为农奴制度依然存在，并宣称根据统计中国大陆境内依然存在295万的奴隶人口，仅次于印度的1420万。
他们还宣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时承诺要“维持西藏现有的社会阶级”，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势力，并没有提到“解放农奴”。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西藏后的前几年也保留了当地贵族对农民的权利。1959年骚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西藏推行阶级斗争与土地国有化之后农奴议题才逐渐浮现。
西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则宣称1959年前西藏无农奴制度。

中国治藏史

1720年代以来，清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有学者认为这是实现了对西藏的直接管理。从1912年至1949年，西藏虽不直接接受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治，但中国从未放弃对西藏主权的主张。
清乾隆皇帝以“信黄教所以顺人情，安国俗也”政策，认可了藏传佛教僧侣享有过去已享有的“各种特权”，每年还额外“加赏青稞三百石”，使得相关寺院及其贵族拥有大量的田地、牧场、山林、牲畜，这种情况延续了217年，直到中共施行“土地改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称为民主改革）与“大跃进”才被迫中断。

农奴制

欧洲农奴制是一种在封建制度下、特别是庄园制度下的与农民地位相关的奴役制度。农奴制度主要存在于欧洲10世纪中世纪中期。欧洲最后一个废除农奴制度的国家是俄国，直到19世纪中叶才不完全地解放了农奴。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中国在周朝及以前实行奴隶制度。
农奴受到法律、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多重束缚。农奴与奴隶不同，农奴的领主只有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权。领主不能处死农奴，但能随意处罚(黥面)或连同土地买卖、抵押和转让。农奴有义务为领主无偿劳作，农奴的劳力也被定义为领主的产权。
James Lee教授认为中国在清朝时存在农奴制。而美国华人学者徐明旭认为：“农奴制和汉地封建制的区别在于﹕农奴是农奴主的财产﹐没有人身自由﹐而汉族农民和地主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

译名争议

西藏“农奴”是藏文mi ser的译名，西方藏学家对此译名是否准确的看法十分分岐。法兰兹·麦可（Franz Michael）、毕翠丝·米勒（Beatrice Miller）认为，以平民（commoner）或子民（subject）来形容会比农奴（serf）来得正确，因为他们多数都有能力偿还应缴的赋税与义务，也可自由迁移至另一地，何况过去的西藏司法系统也允许他们提出诉愿。梅尔文·戈尔斯坦则主张他们虽然可以“自由迁移”，还是被土地束缚的“农奴”。Eva K. Dargyay及Barbara Nimri Aziz的著作也认为使用“农奴”一词并不准确。1951年草拟《十七条协议》时，中方译者黄明信曾提议把中文的“人民”译成藏文mi ser，藏方反对，表示政府公文里此词是指与官吏、领主相对的“属民”，没有人提到“农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观点是，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运动前是一个农奴制的社会。在1959年以前，西藏95%的人民是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农奴。同时西藏地方法典将人分为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在漫长的封建农奴制社会里，西藏广大农、牧奴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动辄遭到迫害。农奴中流传著这样的话：“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有自己的脚印。”可以说，旧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面对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西藏劳动人民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采用请愿、逃亡、抗租抗差，直至武装斗争等形式争取自己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三大领主的残酷镇压。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唯一认可的女活佛、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桑顶·多吉帕姆·德庆曲珍2008年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旧西藏非常黑暗，农奴们的生活还不如马匹和牲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白皮书引用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大卫·尼尔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说：旧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他们身上还有着苛捐杂税和沉重的徭役：“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更比一年穷”。大卫·尼尔又说西藏是个充满着笑容、欢乐、节庆和宴会的地域; 一个懂得享受人生的地方。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饿死，即使有，也是在人烟罕至，气候极端严酷的地方。西藏是一个充满着传统及异常丰富的灵修的国度。
中共管治前的在西藏被沿用300多年的古法典《十三法典》中有着明确的阶级划分：“人有上、中、下三等，每等人又分上、中、下三级。”。

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

西藏流亡政府认为西藏在1959年前不存在农奴制度，于20世纪上半叶的西藏政府（噶厦）在努力使西藏现代化，1959年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改营和人民公社才是农奴制度。国际特赦组织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控制西藏后广泛侵犯人权。
对于这段历史，十四世达赖喇嘛回应表示，他亦曾经谴责过许多西藏的封建传统，又称在1951年之前，还是个年轻人的他已经有意愿变革体制了。他的前人已经禁止极刑及死刑等，他也进行过重要的改革，比如在1951年西藏“解放”前去除债务遗传。
达赖喇嘛在被问及对1959年以前的旧西藏的社会制度以及“反动的落后的农奴制”的看法时表示：“没有一个藏人认为，旧西藏是完美无缺的，我个人认为，旧西藏是不符合潮流的、需要改革的一种落后的制度，这一点我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的……虽然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的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绝对不是这样。在旧西藏社会中生长的人，如果你去看他们的脸，绝对是充满快乐的，笑眯眯的……中国的农奴制度，印度的农奴制度和西藏的农奴制度不一样，这里面的不同，西藏人之所以充满快乐，主要是由于宗教的因素。但是也有一些人​​，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欺负自己的农奴，这样的现象是有，不是没有，各个地方总能找得到。但是从总的来说，旧西藏的制度是比较好的，其中有一些仁慈、以善待人的观念，与中国和印度及其他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相比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好多了……”

酷刑争议

中共管治前的在西藏被沿用300多年的古法典《十三法典》中有各种“肉刑”的刑罚。旧西藏法律规定：“民反者均犯重法”，不但本人处死，而且家产没收，妻子为奴。五世达赖曾经发过一道谕令：“拉日孜巴的百姓听我的命令……如果你们再企图找自由，找舒服，我已授权拉日孜巴对你们施行砍手、砍脚、挖眼、打、杀”。这道谕令多次被后来的当权者重申。死刑于1896年前后被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废除。同时期的大清帝国，凌迟、砍头等等方式仍然经常使用。砍掉肢体的酷刑于1913年被十三世达赖宣布废除。梅尔文·戈尔斯坦表示，中国大陆方面将古法典的描述与1950年代的实情混为一谈，例如2009年在北京“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年大型展览”展出了挖眼用的石帽与皮鞭，其实西藏官方最后一次挖眼是1934年对于被控叛国者龙厦·多吉次杰的处罚，而当时已经无人见过、也不会执行挖眼这项刑罚。他反对将“农奴”自动与“酷刑”连在一起。。卡提亚·毕菲特里耶指出，西藏从未存在过领主有权决定生死的奴隶制。罗伯·巴聂特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证明过去的领主对他们的农奴施加酷刑，但所谓“农奴制”却不可避免的与人身虐待连结在一起。只有与中国大陆当局关系密切的学者才认为西藏的制度与人身虐待密不可分。况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西藏时并非要解放当地的社会制度，而是不愿西藏遭到帝国主义（英国、美国）的残害，“解放西藏免于封建主义压迫”的说法，是到了1959年后才开始出现在中共文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