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添丁

关于廖添丁的忌日

关于廖添丁的死亡日期，许多记载都以11月18日作为廖添丁逝世日，所根据的应该是以廖添丁在明治年间的户口除户簿（今户口名簿）上所记载的日期为准，上头就是写着廖添丁死于明治42年（1909年）11月18日。
但是就目前关于廖添丁的第一手资料来看，除了廖家的户口名簿之外，还有台湾总督府档案及《台湾日日新报》的记载。由于廖添丁算是当时的“头号通缉犯”，所以总督府有一份关于他的犯罪档案，主要内容是地方行政首长对最高警政单位的报告。关于廖添丁的死期，最关键的纪录应是明治42年11月30日，台北厅长井村大吉致总督府内务局局长川村竹治的报告。
这份报告中提到在11月中旬时，日本警方已经掌握到廖添丁的藏匿行踪，“于当月十八日一面命令保正、壮丁团长及杨林等人务必捉到廖，一面佯装警方认为添丁已经逃脱而于当日午后全体撤退。”所以在11月18日时，警方已经包围廖添丁所藏身的八里山区，但却又打算透过廖的旧识杨林，向廖添丁放出警察已撤退的假消息。18日当晚，廖添丁下山来找杨林，杨林便依令行事，此举果然松懈了廖的防备心，两人甚至相谈至天亮。由于廖添丁想借由夜色返回台中，所以一早（19日）便窝在藏身处睡觉。杨林见机不可失，急忙跑去告诉保正、团长，保正立即通报海墘厝派出所，巡查与副巡查便马上出发逮捕。杨林自己率先前导，……此时正好为上午10时。
所以当杨林率领警察欲逮捕廖添丁时，此刻已是11月19日上午10时，不过在档案中并未直接写出“19日”，而是接续18日的时间点往下写，这也很容易让人忽略到19日的存在。之后，廖添丁发现杨林背叛，急欲开枪射击，不料卡弹而未能击发，杨林便拿起一旁的锄头往他的头上重击，廖添丁因而断气身亡。杨林虽获赏金2千元，也因杀人罪入狱多年。
关于廖添丁的死讯，在当时台湾最大报《台湾日日新报》中亦有相关报导。在11月21日出刊的报纸中，日文版以〈稀代の凶贼廖添丁の最期〉（绝代凶贼廖添丁之死期）为题，汉文版则以〈积恶身亡〉作标，报导廖添丁于19日身亡的消息。由上述第一手史料来看，除了廖家的户口名簿显示廖添丁的死期为11月18日，台湾总督府档案及《台湾日日新报》都是记载着19日。

耆老口述

在鹿港有句俗谚“你毋是辜显荣，我也毋是廖添丁”，意指辜显荣是当时的富豪，而廖添丁则为义贼，有一次廖添丁潜入辜显荣家中勒索500元；此传闻被后人引申为“提醒别人不要随便向人敲竹杠”。
根据八里地方耆老口述，廖添丁年少时常与身怀功夫的武术高手为伴，因此习得一身武艺。一次因地方保正藉势敛财，廖添丁不畏恶势，出面指摘，因而得罪保正，保正决定除掉廖添丁。于是计诱廖添丁，并向日本官署罗织罪行，指控廖添丁为乱党，导致廖添丁成为台湾总督府追缉对象，而廖添丁的母亲亦因此遭公家逮捕而过世。廖添丁家破人亡，加上四处躲避日本人追缉，在日方一次次追缉中多次逢凶化吉，但最后仍在二十七岁时，遭友人杨林击毙于八里一处猴洞内。

讲古名人的创造

台湾讲古名人吴乐天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创造长篇丰富的廖添丁传奇故事，并于广播和电视节目中讲述，或撰写成书，大受欢迎。吴乐天讲述的廖添丁并非一般江湖上的流氓无赖，而是一名具有抗日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自小无母，在十七岁时寻得其父，但四个月后父亲又因病逝世，自此成为孤儿。另一名主要角色红龟则是来自香港的扒手，因缘际会下与廖添丁相识并结拜为兄弟，在整个故事中皆与廖添丁同进共出。在吴乐天的刻画下，廖添丁的传奇故事经常与其他同时期台湾地方传说、史实穿凿，例如故事廖添丁曾帮助余清芳护送西来庵事件用的火枪；保护台湾米酒配方所有人徐祥教授，至台北会见美国领事；也与麻豆文旦、埔里绍兴酒等地方传说有牵连；且公然向台湾总督下战帖，盗取总督官印；仗义资助吴郭鱼培育者吴郭清；甚至西螺七嵌故事中的武术家阿善师，也与廖添丁有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分析

日治时期不准乡民祭拜，以致八里庙宇年久失修而倾圮湮灭，廖添丁以27岁英年在台北厅八里坌堡荖阡坑猴洞被杀害，翌日遗体下葬于关公庙附近讯塘埔坟地。一开始由日警巡查部长松本建之以义子之礼替他建墓碑，后来被上层查禁，墓碑弃置于荒野，一直到二次大战日本投降才又被找出来。
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1958（民国47）年，由当时乡民代表会主席林清圳等发起，成立廖添丁墓园管理委员会，并在廖添丁的坟前兴建一座祠堂，此即为廖添丁庙的前身，由于信徒众多，庙方于民61年新建大殿将祠堂包住，因宗教法规定必须有历史根据与文化史迹才能建庙，廖添丁身份不符规定，因此廖公只好向关公“借牌”，1975（民国64）年4月。改廖添丁庙为“汉民祠”，登记为关帝庙，日后因乡民感念廖添丁，习称“ 廖添丁庙”，庙遂以“ 廖添丁庙”传扬于外。比对上述日期，恐怕翁慧雯所谓民国五十九年起之事件等学术研究，和八里乡民的集体记忆有相当的落差，最少在日治时代即流传廖添丁各种传说。比如半官方的台湾日日新报1909/11/25：稻江市间忽生浮言，谓廖添丁勇力过人，武艺迈众，数十名警察，不能近身。杨林一锹，更送残命，谈何易易(传言他未死)。12/26：大稻埕出现大批民防警力不是因为廖添丁未死。隔年1/16:又嘘雄鬼廖添丁之墓，该地之人多有持香祷求者...凡感冒及诸时病等，皆往该墓前乞庇...远近相传，信以为真，一时膜拜者，络绎不绝。数日间，而墓前已无插香地矣。...等等，经过二年的间续报导，1911年8月17日,日本人高松丰次郎拥有的“朝日座”剧院(位大稻埕和西门町间)演出“改良戏”，戏目便是“廖添丁”共二十余幕。1913年七月及八月各演一整出戏。“颇投人好，观者满众”，所以造成“鼠小僧(罗宾汉)现象”。
1910到1945年传说不断被强化，于1945年前就转变成今日的形象。台湾人祭拜廖添丁始于日治时期，已经有百余年历史，更不是吴乐天讲古才塑造成抗日英雄的。1959年由大稻埕人陈君玉编的《台北市志稿》就已经是抗日、劫富济贫的悲剧英雄，又云其父于乙未战争时“参与抗敌死”更强化其抗日形象。鼠小僧及石川五右卫门在当代史料也都只是盗贼，民间传说又是另一个形象，按逻辑没资料不代表没有，而是无法有效证明此二人反织丰政权或反德川幕府，但证明他们没有亦需要资料而非反证而来；相同的是无法有效证明廖添丁抗日、反日本法西斯政权，在当时的高压统治下，但以“无资料”来说服人民他完全没反日情结，是无力、站不住脚的。而无论水浒英雄或廖添丁受到底层百姓的追捧，而形成箭垛式的传奇，多半来自小老百姓心中的投射作用，抒发其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于公义的追求。而廖添丁作为这个投射的对象，乃是因为日方半官方媒体不断的辟谣，以及在戏曲中不断的“教育”民众“因果关系”，而这自以为是的“文明教化”，却而形成反作用力道，一种起哄不合作的心态所致。
比对上述对廖添丁各种不同的描述，将发现民间流传的传说与史实考证有着许多差异。在史实考证下，廖添丁仅止于一个窃盗及杀人犯，并非所谓的抗日罪徒类或思想犯，换言之，廖添丁的犯案性质为单纯的社会刑事案件，而非带有政治性或思想的抗日事件。而在民间传说中，廖添丁则是一位行侠仗义，扶弱济贫的“抗日英雄”；然而此“抗日英雄”的形象是较符合目前台湾民间社会集体性文化记忆中的廖添丁。翁慧雯（1999）曾指出：“民国五十九年起，台湾历经接连不断的巨变，保钓运动、台湾退出联合国、台美断交等等，激发出知识青年强烈的反抗帝国主义与救亡图存的思潮，影响所及在文学、美术等领域里纷纷出现民族意识或本意识浓厚的论述，政治上则要求民主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吴乐天口中所描绘的行侠仗义与抗日民族英雄廖添丁，正好满足民众反美日等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