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屬

“亲属系统”如同有系统的模式

“亲属系统”(“system of kinship”)这个概念在20世纪初的人类学亲属研究占主导地位。人类学民族志文本所界定的亲属系统，是由行为模式和态度所构成的，这些模式与态度关连到亲属称谓的各种变异型态，正如前一节所列的各个类型，用来指称某些关系，也用来称呼其他人。许多人类学家走得太过火，以至于看到在这些亲属模式当中，在亲属称谓和婚姻模式之间具有强大的关联性，这里指的婚姻模式包括婚姻形式、对婚姻所加诸的限制，以及文化对于乱伦界线的概念。有大量的推论必然涉及关于“亲属系统”的建构，并试图依据这些基础，建构有系统的模式，重建亲属关系的演化史，但这大都在往后的作品中被证实无效。然而，一位多产的人类学家德怀特瑞德（Dwight Read），后来主张，各个研究者界定亲属范畴的方式，根本就是不一致的。这发生在学者依据一套有系统的文化模型来从事工作，这个模型可能从田野调查所产生，但也容许在细节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个体差异，例如当这些变异是透过相关产品而被记录下来。例如，英语的字汇“uncle”除了意指“父母的兄弟”之外，也带有其他的涵义，这是依据写作者的想法而定。

二十世纪中期相互冲突的理论

为了解决先前学者有关亲属“系统”的含糊不清的推断，莫达克（George P. Murdock）在1949年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汇集了亲属资料，以测试一套关于人类亲属普同性的理论：亲属称谓受到在具有成对性质的亲属之间的行为相似性或社会差异所影响，他继续提出，心理上对于亲属系统的排序，是从自我和核心家庭向外辐射扩散，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扩展家庭。另一方面，李维史陀在1949年出版的《亲属的基本结构》（Les Structures Elementaires），也试图寻找一种全球模式来探究亲属，但他将亲属的联姻理论视为隐含在家庭借由各种基本形式的婚姻而相互连结，这类似于社会交换理论的模式：对称和直接的、相互延迟、或一般的交换。

亲属网络与社会过程

对于亲属研究的一个更弹性的观点，是由英国社会人类学所提出。学者试图摆脱有关亲属的普同化假设和理论，在他们所做出的各项努力当中，阿弗烈·芮克里夫-布朗在他1922年的《安达曼岛人》（The Andaman Islanders）以及1930年的《澳大利亚部落社会组织》（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ustralian tribes）首先提出，最好将亲属关系视为个人之间具体的关系网络。然后，他描述这些关系，然而，以相互连锁的人际角色为其典型。布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在1922年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描述的事件模式，由具体的个人做为参与者，强调制度与社群的相对稳定，但并未坚持主张亲属的抽象系统或模型。葛拉克曼（Gluckman）在1955年《北罗德西亚巴罗泽人的司法过程》（The judicial process among the Barotse of Northern Rhodesia）在学者对制度的稳定性以及变迁与冲突的过程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透过对社会互动事例的详细分析，来推论规则和假设。约翰·巴恩斯与维克多·特纳，以及其他归属于葛拉克曼的曼彻斯特人类学派，叙述在社群以及城市或迁徙背景下的流动情境当中的实际网络关系，连同克莱德·米切尔（J. Clyde Mitchell）在1965年的作品《城市情境中的社会网络）。然而，所有这些方法坚持一种稳定的结构功能论观点，亲属是居于核心地位的稳定制度之一。

汉语亲属称谓

汉语的亲属，是指因婚姻或血缘与和人类个体结成的社会关系，父母、兄弟姊妹等亲属又称亲人或家人，其他则称为亲戚。阐述亲属关系的记录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尔雅》第四章的《释亲》。中国古代唐朝学者孔颖达对亲戚的注解为“亲指族内，戚言族外”，所谓族内是指父系同宗者，以男性为中心，包括宗族内的男性和他们的配偶，但不包括已出嫁女性和她们的配偶。现代则多分为血亲、姻亲及配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