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梵关系

民国建立前

唐贞观九年（635年），叙利亚基督徒阿罗本到达长安，带来基督教的一个当时被认为是异端的派别聂思脱里派，在中国被称为景教。
1289年，方济各会神父从欧洲来到中国，在北京和泉州等地发展了一批蒙古人和色目人入教。同时景教也与天主教竞争。
1368年，明朝建立时摧毁了所有带有外族色彩的事物，包括景教和天主教。1552年，耶稣会会士方济·沙勿略到达中国广东的上川岛，但得不到进入中国本土的许可，带著遗憾死在了岛上。30年后，耶稣会派来的精通天文和数学的传教士利玛窦获准在明朝长期居留。利玛窦在北京成功进入朝廷，觐见当时在位皇帝明神宗，并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的声誉和关系，开启了日后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之门。
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教廷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祭祀祖先和孔子，耶稣会在华传教活动受限。之后由于传教士和修会间的勾心斗角，导致部分教士卷入宫廷政争，最终造成雍正即位后明令禁教，此后天主教仅能以不公开方式秘密传布。不过在禁教期间，郎世宁作为宫廷画师仍备受礼遇，并且留下许多清初中国宫廷人物与景色的画作，是少数例外。
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国家除要求中国准予通商外，也要求传教士合法宣教的权力。1844年（道光24年），道光皇帝批准弛禁天主教，准许“中外民人，凡学习天主教并并不滋事为非者，概予免罪”；后于1846年（道光26年）颁布上谕，进一步开放传教士可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禁教令弛废后，大批西方传教士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地，迅速向中国内陆扩展，传播基督教，在建立教堂的同时，也开设学校、医院、孤儿院等机构，中国的基督徒人数猛增。

政府迁台后

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北后，驻华公使黎培理总主教（Antonio Riberi）并未离开中国大陆，也未前往台湾维持与中华民国的官方关系，而是留在大陆指导教会及教产工作。但随着中共政策变化以及黎培理与当局矛盾加剧，黎培理被驱逐出境。他于1951年9月6日到达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翌年转往仍由中华民国政府统治的台湾恢复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虽然教廷与中华民国政府关系事实上中断三年，但是教廷并没有停止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同时亦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后教廷于1952年在台北恢复设置“教廷驻华公使馆”（衔牌上为楷书的正体字，并有拉丁文"Nuntiatura Apostolica in Sinis"——与当年在北京的一样），1959年升格为大使馆。1966年，中华民国政府将驻教廷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教廷召回驻华大使，改为派遣代办常驻台北。
2005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逝世，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前往梵蒂冈出席葬礼，为首位中华民国国家元首出访罗马教廷。2016年当选的中华民国副总统陈建仁则是首位出任这一职位的罗马天主教教徒。
目前教廷是唯一与中华民国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欧洲国家，中华民国在梵蒂冈派驻大使，教廷则在1979年起于中华民国派驻参赞代办。（参赞代办是当大使暂时离职、尚未指派或因特殊原因而无法向驻在国派驻大使的另一个最高外交代表职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