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玛·伯格曼

生平

英格玛·伯格曼出生于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艾瑞克·伯格曼是路德会丹麦派的牧师，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专属牧师；母亲是护士卡琳·艾葛伯隆（Karin Åkerblom或Karin Bergman）。关于宗教的形象与讨论围绕着他的成长。他的父亲是相当保守的教区牧师，也是个严父：英格玛曾因为像尿湿床这样的过错而被锁在黑暗的衣橱中。“当父亲在讲坛上传道，群众在祷告、歌颂或聆听时，”英格玛·伯格曼在他的自传《魔灯》（Laterna Magica）之中写到：
我沉浸在教堂的神秘世界之中：矮拱门、厚墙、永恒的气味，阳光在墙上、天花板上的中世纪图绘、雕刻上颤动着。一个人的想像力所能企望的，那里都有──天使、圣徒、龙、先知、恶魔、人。
虽然他在一个虔诚的路德教家庭中长大，但是伯格曼却陈述了直到创作《冬之光》（Nattvardsgästerna，又译为《冬日之光》）之后，才接受了他在八岁便丧失了信仰。
伯格曼在剧场与电影上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
在九岁的时候，他用一整套的锡兵玩具换得一个电池式魔灯（magic lantern）式摄影机，这个改变了他一生志向的东西。他回忆说在那一年内他介由玩这一个“玩具”在家里拥有了一个完整的私密世界。他制作他自己的场景、木偶与灯光效果，并用木偶表演，他自己做旁白演出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戏剧作品。
1934年，在伯格曼16岁的时候，被送到德国的朋友家度暑假。人们普遍相信他在威玛出席了纳粹党的集会活动并见到阿道夫·希特勒 。之后他在自传《魔灯》（Laterna Magica）中写到有关他逗留在德国时，德国家庭如何把一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肖像放在他床边的墙上的内容，并且还写下了“多年来，我在希特勒的立场上，为他的成功而高兴，也为他的失败而悲伤”“不久，集中营传来的消息令我震惊莫名，我无法接收这一事实。......然而，慢慢地，事实还是征服了我的偏见” 这样的文字。
他服了两期五个月的义务兵役。
1937年，伯格曼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院（后来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主修文学与艺术。他花了大部分的时间在学生戏院中，而且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影耽溺者”（genuine movie addict）。同一时间，一个无事实根据的牵连使得他跟他父亲在后来几年中决裂。虽然他没有从学校毕业，他还是写了很多的剧本，有些是歌剧，而且变成戏院里的助理导演。当他1942年在戏院工作时，他第一次有机会执导他自己的剧本《Caspar's Death》。这出剧交给瑞典电影行业协会的成员观看，并且为他带莱了一个写电影剧本的工作。
1943年，他与爱丝·费雪结婚。1960年代末，伯格曼在瑞典哥特兰的法罗岛生活了很长时间，并在这里制作创作了许多电影。

逃税指控与放逐

1976年是英格玛·伯格曼的生命中最受创伤的一年。在当年1月30日，当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排练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死亡之舞》的时候，被两个便衣警察以逃漏所得税的罪名将其如同一个普通刑事犯般地拘捕了。伯格曼在这个事件上受到很大打击，他遭受的耻辱导致他神经崩溃，最终因忧郁症入院接受治疗。
调查把重心集中在一笔宣称1970年在伯格曼的瑞典公司Cinematograf与它的瑞士子公司Persona之间，总值500,000克朗的交易（子公司设立的目的大多是用在付给外国籍演员的薪资）。伯格曼在1974年被瑞典中央银行通知之后解散了子公司Persona，并随后提出所得报告。1976年3月23日，特别检察官安德斯·努德纳德勒（Anders Nordenadler）取消了对伯格曼的控告，并说这样宣称的“犯罪”并没有法律基础，就相当是“控告一个人偷了他自己的车子”。 瑞典国内税务署主席Gösta Ekman将军则为该调查辩护，说此调查已经论及重要的法律材料，并且对待伯格曼跟其他嫌疑犯一样平等。他对伯格曼离开瑞典表示了些许遗憾，希望当调查结果表示伯格曼并没有做错事情之后，他能成为“更坚强”的人。 
虽然控告已经被取消，但伯格曼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担忧，害怕他再也不能回到导演工作上。他最后终于从惊吓中恢复，但是尽管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与许多政治界和电影界的大人物再三请求，他还是发誓再也不在瑞典工作。他关闭了他自己在波罗的海中荒芜的法罗岛上的工作室，停止了两部正在进行的电影拍摄计划，并且在德国慕尼黑自我放逐。瑞典电影学院的校长哈利·舒恩估计了伯格曼自我放逐的直接损失为金额上约一千万克朗以及丧失了数以百计的工作机会。

从放逐中回归

虽然英格玛·伯格曼在1978年年中才从慕尼黑继续经营事业，但是他似乎已经克服一些来自母国给他的痛苦。这年七月他回到瑞典，在法罗岛庆祝他六十岁生日，并且恢复他部分在皇家剧院导演工作。为了使他的回归增光，瑞典电影学院设立了一个新奖项─“英格玛·伯格曼奖”（Ingmar Bergman Prize）以奖励年度在电影制作上有杰出表现的人。
然而，他在1984年之前依然待在慕尼黑。有一个完成于2005年的法罗岛对于伯格曼最后的访谈中，伯格曼提到在自我放逐的日子中伤害非常大，他实际上失去了人生中珍贵的八年时光。 伯格曼于2003年12月从电影工作中退休。他在2006年10月动了臀部手术并且复原得很慢。2007年7月30日，他在睡梦中 于他法罗岛的家中安祥地过世，享寿89岁。另一个知名的电影导演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在同一天过世。2007年8月18日，他在法罗岛私人丧礼中下葬。他与其最后一任妻子英格丽·伯格曼（婚前名Ingrid von Rosen，注意不是瑞典著名女星英格丽·褒曼，两人同名）共同葬于法罗教堂（fårö kykan）。虽然他葬于法罗岛，但是他的名字与生日已经在他死前数年就刻写在斯德哥尔摩省Norrtälje自治区Roslagsbro墓园中他妻子的名字下面，代表他曾经希望葬在这里。

电影工作

世界上的许多电影工作者，包括美国的伍迪·艾伦、大卫·林奇、斯坦利·库布里克 与罗伯特·奥特曼、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斯洛夫斯基、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与韩国导演朴赞郁，都曾经说他们的电影作品深深受到伯格曼的电影影响。伍迪·艾伦说伯格曼“可能是自从电影被创造以来，最伟大的电影艺术创作者”。

电影事业

伯格曼开始他的电影工作是在1941年从事剧本写作，但他第一个完成的主要作品是1944年他帮《折磨》（Hets，或译《狂乱》）写的剧本，由欧夫·荀柏格导演。除了撰写剧本之外，他同时也获得到这部电影作品的副导演职位。在他的第二部自传《影像：电影在我的生命》（Images : My Life in Film）中，伯格曼叙述这个由外人执导的电影可以当作是他实际上执导的初登场。 这部影片在国际上的成功使得伯格曼在一年后得到他第一次导演电影的机会。接下来的十年之中，他编写并执导了超过一打电影，包括1949年的《牢狱》（Fängelse）与1953年的《裸夜》（Gycklarnas afton，又译为《锯屑与金箔》或《小丑之夜》）。
伯格曼获得第一次国际上的成功是在《夏夜微笑》（Sommarnattens leende，或译为《梦》，1955年）这部作品，这部影片在之后的戛纳电影节赢得“最佳诙谐诗意奖”（Best poetic humor）并入围金棕榈奖。而两年之后，伯格曼最知名的两部电影出炉：《第七封印》（Det Sjunde inseglet，1957年）与《野草莓》（Smultronstället，1957年）。《第七封印》在戛纳电影节入围金棕榈奖并且获得评审团特别奖；而《野草莓》则获得1958年的第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
伯格曼在之后的20年中大量制作电影。在1960年代初期，他指导了一系列探索信仰与对神的怀疑这类议题的三部曲：《犹在镜中》（Såsom i en spegel，又译为《穿过黑暗的玻璃》，1961年）、《冬之光》（Nattvardsgästerna，又译为《冬日之光》，1962年）与《沉默》（Tystnaden，1963年）。1966年，他执导了《假面》（Persona），他认为这部电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这部电影赢得一些奖项，很多的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他的大师之作也是他制作的电影作品中最好的其中一部。伯格曼认为这部电影与接下来的《哭泣与耳语》（Viskningar och rop，又译为《呼喊和细语》或《喊叫与耳语》，1972年 ）是他两部最重要的电影作品。在这段期间其他著名的电影作品包括《处女之泉》（Jungfrukällan，又译为《处女泉》，1960年）、《狼的时刻》（Vargtimmen，1968年）、《羞耻》（Skammen，1968年）与《激情》（En Passion，又译为《安娜的激情》、《安娜的情欲》或是《情事》，1969年）。在这段时间，伯格曼也为瑞典电视台广为制作了许多影片。两部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婚姻场景》（Scener ur ett äktenskap，又译为《婚姻生活》，1973年）和《魔笛》（Trollflöjten，1975年）。
在1976年伯格曼因为逃税被逮捕之后，他发誓他再也不在自己的母国制作电影。他关闭了他在法罗岛上他自己的电影工作室，并且开始自我放逐。他主要思考在美国工作的可能性，他的下一部电影作品《蛇蛋》（The Serpent's Egg，又译为《噩兆》，1977年）是一部德美合资的电影，也是他第一部并且是唯一一部英语电影。一年之后又制作另一部英国挪威合资的电影作品《秋光奏鸣曲》（Höstsonaten，1978年）。这部影片由英格丽·褒曼主演，并且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电影之一。另一部他执导的电影作品是《傀儡生活》（Aus dem Leben der Marionetten，又译为《木偶生命》，1980年），是一部英德合资作品。
1982年，他短暂回到他的母国并执导《芬妮和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这部电影不像他过去的电影作品，是针对普罗大众而拍摄，但是这部电影却被专家批评过度肤浅且商业化。 伯格曼说这部电影作品将是他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而这之后他将专注在执导剧场戏剧上面。在这之后，他写了许多电影剧本并执导一些电视特辑。有一些之前在电视上呈现的制作作品也被转移到剧场上演出。这样的作品中的最后一部是《夕阳舞曲》（Saraband，或译《萨拉邦德》，2003年），是《婚姻场景》（Scener ur ett äktenskap，又译为《婚姻生活》）的续集。伯格曼执导这部作品时已经84岁了。

定目剧团

伯格曼发展了他自己的“定目剧团”（repertory company），建立了在他的电影作品中固定演出的瑞典演员班底，包括马克斯·冯·赛多、碧比·安德森、哈丽叶·安德森、厄兰·约瑟夫森、英格丽·图林与甘纳尔·布耶恩施特兰德，这些演员都有在至少五部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中演出。挪威女演员丽芙·乌曼在九部伯格曼的电影作品以及一部电视作品《夕阳舞曲》（Saraband，或译《萨拉邦德》）中演出，是最后加入这个团体的成员（在1966年《假面》（Persona）拍摄时加入），最后则成为伯格曼最亲密的协助者，无论是艺术上或是个人上。他们一起生了一个女儿琳·乌尔曼（1966年出生）。
在1953年，伯格曼开始跟他的电影摄影师史汶·尼克维斯特合作。他们两个建立且维持良好交流的合作关系，使得伯格曼到拍摄那天前都不用担心毎一个镜头的构图。在拍摄那天早上，伯格曼通常会简单的跟尼克维斯特说明他所希望的情境跟构图，然后让尼克维斯特一整天不被打断或是被评论地拍摄，直到最后讨论隔天的后制工作为止。

电影资金

根据伯格曼自己的账目，他从未遇过资金的问题。他为此想了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从未住在美国，所以他不会着迷于电影票房的收入；二是因为他的电影作品都是倾向于低预算的制作。举个例来说，《哭泣与耳语》总共花费约450,000美元，而《婚姻场景》─总共六集的电视剧─只花了200,000美元。

拍摄技巧

成为一个导演，伯格曼拥有优秀的洞察力与才华，并愿意与演员互不侵犯的相处。伯格曼认为自己必须在他们身上负非常大的责任，将他们视为心理上时常受伤的合作者。他说导演必须要对演员坦承并支持，使得他们可以在他们的表演工作上表现到最好。伯格曼鼓励青年导演不要执导任何没有“意念”（message）的电影作品，而是要等待“意念”的出现之后才执导，总有一天就可以承认他自己不是每次都能确定他电影作品中“意念”的呈现。
伯格曼通常自己写他电影作品的剧本，在真正下笔书写之前会构思数个月甚至数年，他认为下笔的这段时间是稍微有点冗长且乏味的。他早期的电影作品结构非常的精密严谨，这些剧本都是来自于他自己撰写或是与其他作者合作写成的。伯格曼叙述他晚期的电影作品说，当重大场合时，他的演员会希望作一些跟他原本所期待不一样的表现，他会让他们自由发挥；而如果限制他们的发挥，这样的结果往往都是一场灾难。随着他的电影生涯的进展，伯格曼增加让他的演员们即兴演出他们的对白。在他最后几部电影作品中，他只写下关于某个场景的意念讯息，而允许他的演员们决定确实的对白。
当观看日志时，伯格曼非常着重批判而非情感的重要性，他说他不会问自己这部作品是好还是坏，而是问自己这部作品已经足够了，还是还需要重拍。

题材

他的电影作品通常在处理失败、孤独与信仰的存在问题，他的电影作品也倾向直接表现而非明显的形式化。伯格曼最知名电影中的其中一部作品《假面》，就是在伯格曼作品中同时包含存在主义与前卫风格的杰出作品。
虽然他电影作品中讨论的议题是理智的，性欲的处理在他大部分的电影作品中依然十分的明显突出，不管是中世纪的瘟疫（如《第七封印》），或是20世纪初期乌普萨拉的上层阶级家庭生活（如《芬妮和亚历山大》），或是当代的社会异化问题（如《沉默》）等等皆是如此。他电影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通常比男性角色碰触到更多的性议题，而且她们并不害怕去公开表示这样的议题，有时候会用非常惊人明显的方式公开（如《哭泣与耳语》），这样的形式也建立了伯格曼电影作品的风格。1960年时代杂志将他选入封面人物，他则在封面故事中称自己这样的风格为“影像的魔术师”（the conjurer）。在《花花公子》杂志1964年的专访中，他说到：“...性爱的表现形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一点都不想只拍纯粹理智的电影。我希望观众们可以去感受，去感觉我的电影作品。这个对我来说比起他们去理解我的电影作品来的更为重要许多。”伯格曼说，电影是他索求无度的情妇。而一些在他电影作品中主演的女演员后来也变成他真实生活中的与电影创作上双重的情妇。
爱情——疯狂的、挫败的、不明说的、厌恶的——是他许多电影作品的讨论主旨，这样的风格也许是从《冬之光》开始的。他说，在这些电影作品中，他“将牧师所缺乏的信仰与他之前情妇的竞争作对比，将她的怨恨带点宗教色彩，去帮助他透过凡人的爱情去了解精神心灵上的辩解。”

伯格曼对电影生涯的内省

当被问到关于他的电影作品时，伯格曼说他把《冬之光》、《假面》与《哭泣与耳语》视为表现最好的作品；但是在2004年所作的访谈之中，伯格曼说他觉得他自己的电影作品令人沮丧，他再也不能够观赏它们。 在这些电影作品中，他说，他设法做到使表现手法可以推展到极限。
当他指责那些评论家把他的三部电影作品（《犹在镜中》、《冬之光》与《沉默》）当作是已经安排好的三部曲，他说他没有预设要把这三部作品连结在一起，而且他也看不出这三部作品有什么共同的中心思想，这样的言论反驳了伯格曼在1964年自己写下的电影简介，当时他把三部电影的剧本出版在同一册书上时说：“这三部电影处理简约的问题。《犹在镜中》确实赢得赞赏。《冬之光》确实深入人心。《沉默》是神的沉默，否定的铭刻。因此，它们可以组成一个三部曲。”标准收藏版公司认为这三部电影作品是三部曲，因为他们把这三部电影制成三片DVD，然后做成一个合辑发行。
值得一提的是伯格曼如同许多有创意的艺术家一样，有时候倾向于用概括的方式来描述自己，即使在他自己的作品上也是如此，而且在许多场合中─例如在访谈集《伯格曼论伯格曼》（Bergman on Bergman）里面─他叙述说《沉默》意指宗教问题变成他电影作品中主要的关注焦点这样的时期的结束。

剧场工作

虽然伯格曼通常都因他在电影艺术上的贡献而广为知名，但是他终其一生也是一个非常活耀且多产的剧场导演。他毕业后的第一部工作是担任斯德哥尔摩一个剧场的储训导演。他26岁时变成赫尔辛堡城市剧院的剧场总监，也是当时欧洲最年轻的剧场总监。他在赫尔辛堡停留了三年，之后在1946年到1949年之间成为哥特堡城市剧院的导演。
他在1953年成为马尔默城市剧院的导演，并且连任了七年。许多他电影作品之中知名的演员也都是他在剧场一起合作的伙伴中挖掘出来的，而且在他1960年代的电影作品中演出的“伯格曼团队”（Bergman troupe）里面的很多人都是出身于马尔默城市剧院。他在1960年到1966年期间在斯德哥尔摩的皇家剧院担任导演，并在1963年到1966年之间担任皇家剧院的总监。
在他因为逃税事件离开瑞典之后，他在1977年至1984年期间成为德国慕尼黑的慕尼黑居民剧院的导演。他直到1990年代依然活耀于剧场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