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运动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以1976年4月5日清明节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大规模群众非暴力抗议事件为代表的全国性的非暴力抗议活动。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大批北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已故国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同时用非暴力形式以此来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的情绪。4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纪念活动背后有人操纵，定性为“反革命”性质，当晚开始清理广场上的花圈和标语。5日，在广场的群众发起大规模抗议，与清场的民兵、工人、公安发生冲突。当晚，北京出动1万多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驱散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事后，中央政治局将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认为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副总理邓小平是事件总后台，撤销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在民众呼吁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四五运动获得平反。

缘由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1月9日至1月14日，根据姚文元命令，不准报导首都北京市民对周恩来悼念活动。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从中午起，警察和军队禁止市民进入天安门广场。市民们汇集到广场上吊唁。灵车沿长安街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时，自发组织起来悼念周恩来的数十万群众聚集在道路两边表达哀思（即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全国各地也举行了广泛的自发纪念活动。周去世后，遗体遵其遗嘱火化。周恩来骨灰于1月15日由一架安-2运输机机载着其遗孀邓颖超分三次分别撒在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及黄河入海口（山东滨州）。3月，北京市民悼念周恩来活动大规模开始。3月19日，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最先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许多群众仿效，几天内天安门广场放满了献给周恩来的花圈。人们写挽联、祭文、大字报等表达哀悼，文体以诗歌居多，一时情绪激愤。
与群众自发的纪念活动形成对比，“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刻意压低对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的报道规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报道从1月9日至14日首都和全国各地的悼念活动；《红旗》杂志不刊登周恩来遗像，不刊登讣告和悼词。这些做法引来全国范围的不满。3月5日，受“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转发新华社纪念雷锋的报道，但遗漏了周恩来为学习雷锋的题词，许多人认为这是刻意而为。3月25日，《文汇报》头版显著位置发文不点名批判邓小平（代以“那个走资派”和“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中“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一句本指邓小平和周荣鑫，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被普遍理解为影射“周恩来要把邓小平扶上台”。几天后，南京的学生、工人首先上街揭露和声讨《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影射周恩来的事件。28日，南京大学400余人抬着周恩来巨幅遗像和大花圈前往梅园新村悼念，途中大批群众加入游行队伍，掀起了全国抗议《文汇报》和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游行。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数百名学生在街道张贴“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30日在南京火车站工人帮助下，将标语刷在列车上，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呼声传向全国。

事件历程

南京三·二九事件后，警察开始少量逮捕天安门广场的悼念者。4月2日，警察累计已逮捕26人，包括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小字报《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作者）。政府设立由北京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组成，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的联合指挥部掌控局势。
4月4日（清明节）～4月5日，北京民众为纪念周恩来，自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发表演说、诗歌悼念周恩来。据后来政府人员估计，最多时约有200万人。人们隐讳地攻击张春桥、江青等领导，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有人表示支持正被批判的邓小平。
4月4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运动。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华国锋认为“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主席，很多攻击中央”，吴德认为“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政治局最后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影射攻击中央，个别非常恶毒，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说，会议决定从4日晚开始清理花圈、标语、抓“反革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批准。
4月5日凌晨，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用许多卡车运走花圈，联合指挥部派人清场封锁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被烧毁，民警双方冲突升级，并互相都有受伤。晚上9时30分，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集结待命，手持木棍、皮带，前往天安门广场清场，广场上民众大部驱散，38人被捕。
4月6日，天安门广场上已没有花圈，天安门广场持续戒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泽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认为邓小平的问题因天安门事件的发生而性质变化。当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华国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中山公园停止开放。
4月8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发表文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姚文元亦因此被民众称为“戈培尔编辑”。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该运动的群众说成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写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5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梁效文章《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

平反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的11月1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中的东北小组讨论会上提出：“天安门事件是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而且在全国许多大城市也有同样的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因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提议“畅所欲言”，所以陈云的发言得以在大会简报上登出。全体出席者很快地知道了他在东北小组会上的“爆炸性发言”。
因为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和辽宁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表现积极，而吉林则是邓小平在前不久作了重要谈话的省份，所以东北组勇于支持陈云的发言。陈云的提议引起了巨大的共鸣，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都坚决支持陈云的发言。因此，依据党内多数的意见，华国锋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受迫害及被捕入狱者获得平反。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上正式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
四五事件被写入中学历史课本，定性为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北京市民“十里长街送总理”也被写入小学语文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