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與中國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20世纪重要的物理学家。从1917年至1923年，中国的《改造》杂志、《少年中国》与《东方杂志》等先后发表爱因斯坦的专论，各报刊登载的论著、译文、报告多过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爱因斯坦1916年撰写的名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由北大教授夏元瑮负责翻译，1921年4月刊登于《改造》杂志，翌年又以《相对论浅释》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相对论引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求知意愿。
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他发表的《物之分析》演说，主要谈论的是爱因斯坦与他创建的相对论，他在中国多次指“爱因斯坦是近世最出色的伟人之一。”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名字在中国家传户晓。

相对论进入中国

1920年代，武剑西翻译了鲁道夫·莱默尔的《往相对论去的路》（Wege zur Relativitätstheorie）、爱因斯坦的《能媒与相对性说》等文章，是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的人之一。

访华日志

爱因斯坦于1922年曾两次途经上海，停留不足3天。1920年代，他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本讲学。他乘日本船“北野丸”号出发的途中曾于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抵达上海。那日，瑞典驻上海总领事正式通知爱因斯坦，他获得了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的大学生们在南京路上高高抬起爱因斯坦，并向他欢呼致敬。午时，接待单位在“一品香”为爱因斯坦接风洗尘，又去“小世界”听昆曲，游览城隍庙、豫园等地。下午6时，中国文化教育界于画家王震家中设宴款待。次日凌晨，乘原船前往日本。
同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乘“榛名丸”号从日本返回欧洲，31日上午11时再次途经上海，翌日下午3时，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及学术研究会的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当时有一些中国学者慕名而来，聚精会神聆听大师的讲解。1月2日11时，他再次乘“榛名丸”号离开。
虽然爱因斯坦总共在上海只待了不足3天，他却敏锐地查觉到在那时期中国社会的阴暗。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到：“（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着，在呻吟著，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然而在2018年6月，有媒体披露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的英译版本，使公众有机会了解到爱因斯坦的私人日记内容。其中涉及了对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种族偏见内容。其中形容中国人“勤劳、肮脏、迟钝”、“特别没有数学天赋”，甚至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没什么差别（英语：how little difference there is between men and women）”。加州理工学院爱因斯坦全书计划的助理主任泽埃夫·罗森克兰茨（Ze’ev Rosenkranz）称，爱因斯坦日记中的内容“将他人描绘为生理上的劣等人，这是显然是一种歧视的特征”。然而，从爱因斯坦为美国民权运动服务的举动，可以反映出他对于改变自己的偏见所做出的努力，例如，1946年，在一场毕业典礼的演讲中，爱因斯坦郑重表示，“在美国，有色人种和白人是隔离的。这是白人的一种病。我不打算对此保持沉默。”
1932年10月，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移交南京方面入狱，12月8日，爱因斯坦去电蒋介石，请求将其释放。此外，知名的学者罗素、杜威等人也向蒋介石做出同样请求。但蒋介石不为所动。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因此全面爆发。隔年1月5日，爱因斯坦与罗素等人在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全世界援助中国。当上海抗日运动的领袖“七君子”被逮捕时，他又与美国多位知名人士于1937年3月发表声援给予支持。
为了纪念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全世界发起“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4月18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射出激光信号，透过大洋光缆传遍整个地球，24小时之后信号又返回美国。中国也在北京时间4月19日傍晚开始传递信号。这信号在短短2个小时里经过了中国的33个城市，然后再传递到印度和俄罗斯。

政治批判与平反

自1950年代初，爱因斯坦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主流媒体被批判为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先前在二战时向美国政府提出赶紧研发原子弹的建议，现在也被指控为“事实上已经为美帝国主义服务，因为在美帝国主义者手中，原子弹成了讹诈和威胁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爱因斯坦的焦点转向他的科学理论和他本人。1968年3月，在中国科学院里，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并且获得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这个学习班的主要批判目标是相对论，因此又称为“批判相对论学习班”。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是学习班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相对论被指控为“地地道道的主观主义和诡辩论，也就是唯心主义的相对主义”。相对论的核心假设之一，光速不变假设，也遭到严厉批判：该假设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终极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学是人类科学的极限”。爱因斯坦本人的国籍也成了攻击对象：“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有一点却始终不渝，那就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1970年4月，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到北京大学，亲自指挥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他指示中科院成立“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并计划召开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万人大会，届时会有中小学生参与，他认为科学学者应该认真向这些革命小先锋学习。由于在秋天召开的庐山会议中，他突然垮台，这计划并未实现。
1978年，爱因斯坦诞辰99周年之际，《爱因斯坦文集》的译者许良英所撰写的序言刊登在《人民日报》，对于爱因斯坦表示崇高的尊敬与赞赏；这标志着中国终于结束对于爱因斯坦及其学说的批判。翌年，为了缅怀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大会，还特别发行一张纪念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