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華人

定义

新加坡统计局将“华人”定义为一个种族或族群。新加坡华人专指拥有中国汉族血统的人士，如福建人（专指福建闽南人）、潮州人（潮汕人）、广东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雷州人、福州人、福清人、兴化人（专指福建莆田人）、江西人、浙江人、上海人等等。在一个混血家庭里，如果父亲是华人，其子女通常会被归类为华人。

闽南人（闽台泉漳人）

在新加坡，“闽南人”一般统称为“新加坡福建人”（闽南语：Hok-Kien），构成约新加坡华人当中的43%，是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最大的民系。新加坡闽南裔华人多数源自于福建省南部，主要是厦门、泉州及漳州（包括：安溪、晋江、同安、南安、惠安、永春、龙海、漳浦、诏安等）。他们所讲的方言是新加坡闽南话（在新加坡称为“福建话”），主要是以厦门闽南语做为标准，但较偏泉州音。在语言沟通方面，闽南泉漳话跟潮州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但却很难跟琼语进行沟通。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闽南话曾是新加坡华人各民系当中的共同语，也是其他种族如马来人和印度人跟华人沟通的语言。
早期的闽南先民大多落脚于厦门街（Amoy St.）和直落亚逸街（Telok Ayer St.），逐渐形成了围绕于天福宫（Thian Hock Keng Temple）的区块。他们随后又成立了宗乡会馆如新加坡福建会馆，并且把区块展延至福建街（Hokkien St.）和中国街（China St.）一带。新加坡福建人在早期新加坡河一带的贸易活动当中是最活跃的。
由于他们来自中国闽南沿海一带，并且从事海上贸易，大多有信奉海神妈祖之习俗。除此之外，他们也信奉其他道教之神明如玉皇大帝、九皇大帝、福德正神，也信奉各府、县的乡土神如清水祖师、法主真君、开漳圣王、灵安尊王、广泽尊王、保生大帝、保仪大夫等。
唯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人所说的“福建人”，其实指的是来自泉漳（包括厦门）的“闽南人”，而不包括在福建省境内其的他籍贯；也就是说“福建人”并没有包括在“闽南地区”以外的福建人士。一般来说，在新加坡不被称为“福建人”的福建民系包括闽东民系（福州人、福清人和宁德人）、兴化民系（莆田人和仙游人）以及闽西的客家人。当时不采用“闽南人”而使用“福建人”来特指厦门、漳州以及泉州移民的原因有两个：
1、当时“闽南语”只是一个语言学概念，所以除了专家学者以外，其余来自泉州、漳州、厦门等闽南地区的百姓并没有“闽南”这个概念，更不会把自己称为“闽南人”或把自己的语言称为“闽南语”。
2、在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初年的移民浪潮中，来自泉漳（包括厦门）的移民远远超过福建省其他地区的移民。这三地的移民到新加坡扎根之后，因为沟通需要，这三地原本就很接近的方言被混在一起使用，渐渐地形成新加坡福建话，简称福建话。来自福州和莆田等地的移民占少数，他们当时为了沟通需要，也得舍弃使用自己的闽东话和莆仙话而改用属于闽南语系的新加坡福建话。马来西亚也有类似情况。（新加坡的福州人和莆田人通常都会很明确的说自己是“福州人”和“兴化人”，不会说自己是“福建人”，因为“福建人”这个称谓早已被“闽南人”所使用。）

潮州人

潮州人构成了新加坡华人当中的21%，是在新加坡华人社区当中的第二大民系。新加坡潮州人多数源自于广东省潮汕地区，包括了潮州、汕头、揭阳、丰顺等。
潮州人所讲的方言是潮州话， 跟闽南语泉漳话能够达到50.4%的互通。如同海南人一样，潮州人的先祖可以追溯到福建南方地区（闽南）。由于闽南地区人口过度膨胀，加上饥荒等问题，他们因而迁徙到了潮汕地区。虽然潮州人和泉漳人在语言及文化上有所相似，他们仍会各自将自己的民系区分开来。在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会里（尤其是英国殖民时期），这两个民系之间的相处并不太融洽。和闽南（泉漳）人一样， 潮州人也信奉道教及中国的民间信仰。
19世纪期间，潮州人曾是新加坡最大的方言群体。然而，泉漳人大量的涌入导致了泉漳人在人口上超越了潮州人，尤其以新加坡南部最为显著。柔佛海峡（Straits of Johor）岸边曾是的潮州人主要的居住地，直到1980年代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DB）实施搬迁计划之后，才有所变化。
19世纪及20世纪初，大多数的潮州人都居住在牛车水（Chinatown）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一带。 早期的潮州人都从事工商业，包括捕鱼业。传统牛车水的商店或商行主要由潮州人经营，包括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和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一带的商店。
后来，其他潮州商人也陆续设立赌场，或在新加坡森林，新加坡北部和柔佛（Johor Bahru）开设胡椒种植园。19世纪时期，他们先后得到柔佛苏丹的批准设立这些种植园。其后，有更多的潮州人也加入种植业的行列，形成所谓的“江厝”制度（潮语：Kangchu）。“江”的意思是河流，而“厝”的意思是房子。在这种制度下，“厝”前面所加的字是指种植园首个负责人姓氏。“江厝制度”后来演变成今日新加坡的许多地名如蔡厝港（Choa Chu Kang）、林厝港（Lim Chu Kang）和杨厝港（Yeo Chu Kang）。这些地名在市区重建之前都曾是种植园。
早期的华人大多都成立宗乡会馆及方言会社。这些会馆或公司扮演着工会的角色，替目不识丁的华工处理许多和殖民政府或雇主交涉的事宜。其中最为重要的潮州公司之一是1845年成立至今的义安公司。
新加坡的潮州人所使用的语言是新加坡潮州话，在本地简称为潮州话。这种潮州话因为长期受到新加坡的主要方言闽南语泉漳话所影响，已经和潮汕地区所操的潮汕话有着一定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于它带有比较浓厚的泉漳音，掺杂了很多厦门话的词汇。与此同时，新加坡闽南（泉漳）人所操的新加坡福建话也有被潮州话影响的迹象，形成一种略带潮州音的闽南泉漳话。
新加坡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曾报道过现今的后港（Hougang）是个潮州人主要的聚居点，不过新加坡人经常把“潮州”误写为“潮洲”。

广府人（广东人）

广府人构成新加坡华人当中的15%，有时也称之为“广东人”，但不包括同为广东省的潮州人。新加坡广府人大多数源自于广东省南部地区，如广州、肇庆、顺德、台山、鹤山等等。
新加坡广府人所讲的语言为粤语。他们的宗教信仰也跟闽南人或潮州人一样，为中国民间信仰、道教或佛教等。
于20世纪前半业，新加坡广府人主要的职业为医生、政治家、文言文老师，也从事其他行业如金饰业、裁缝业、餐饮业等等。他们的商店主要坐落于登婆街（temple streets）、宝塔街（pagoda streets）、摩士街（mosque street）。
来自广东三水县的广东女工，称之为“红头巾”。他们主要在新加坡的建筑工地上充当建筑工人，为新加坡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女工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的从中国来到新加坡，于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的工地上从事劳动工作。她们所穿的衣服是海军蓝色的衣裳，头上裹着红头巾，其作用是在工作时为了保护头颅，其外表格外鲜明。穿戴这种头巾的第一位女士据说是宋朝的王朝云，文学家苏轼之妾。这种头饰曾是广东客家地区所穿戴之传统帽子。广府人由于经常跟客家人一起工作，也进而采用了这种传统。
来自广东四邑地区的女工主要戴的是黑色的头巾。她们大部分在新加坡河畔（Singapore river）和吉宝港口（keppel harbour）的周遭码头从事劳动工作。于2010年，新加坡意识到牛车水一带居住着大批的广府人。

客家人

客家人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11.4% 。他们源自于广东省东北客语区，如梅县，大埔等。新加坡共和国的国父，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位客家人，其祖籍为大埔。
由于客家话在语系方面较跟华语相似，但又受到闽南语和粤语的影响，客家人一般上被认为是4到13世纪从华北迁徙到南方一带的一个民系。这主要是因为数万年前人类是从东南亚延陆路与海路北迁，而近一、两千年来又因躲避战乱而南迁所致。
许多20世纪前半叶在新加坡工地上工作的客家女，头上所戴的头巾跟三水县的红头巾一样。只不过，客家女所戴的是黑头巾，而不是红头巾。

海南人、闽东人、闽北人

这个组群构成新加坡华人人口的5%，其中多数为海南人，源自于海南省，所讲的语言为海南话。新加坡海南人多数源自于海南东北部地区，如文昌、海口等。
海南人移民到新加坡始于19世纪末期，他们比其他的民系较晚来到新加坡，多数从事店铺工作，烹饪及餐饮业。海南鸡饭是新加坡著名的美食。新加坡海南人也以西餐烹饪为名，因为许多海南人早期曾是欧洲船只上的厨师。
新加坡的闽东人分成两大群，福州人和福清人。他们源自于福建省东部沿海的福州市和福州市下辖的地级市福清市。他们所操的语言是闽东语的两大次方言，福州话和福清话。这两者口音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可以互通。莆仙人（俗称：兴化人）虽然在现今的语言分类上不属于闽东人，但是由于人数较少而经常被归类为闽东人的一个分支。他们则源自于福建省的闽南和闽东之间的莆田市，他们所操的语言是莆仙话，在语言学上是一种介于闽南语和闽东语之间的语言，但跟两者沟通有一定的障碍。
新加坡的闽北人多数源自福建省北部的南平市和建瓯市以及浙江省南部。这个族群在新加坡的人数极少，有少部分在家中还保留着闽北语的建瓯话，但是大多数新加坡的闽北人已经改用闽南语和新加坡华语。

马来西亚华人及其它邻国华人移民

来自新加坡邻国如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华人，风俗习惯及方言群体都更为接近新加坡华人。

台湾人

约占新加坡华人的2%，由于人数较少，常被归类于闽南人（福佬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台湾移民新加坡者，多数受过高等教育。
台湾与新加坡相同，是以闽南裔华人为绝对多数的社会，因此他们移居新加坡有语言上的优势，主要操华语（国语）、 台湾闽南语等语。
根据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少彬编的《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1912至1925年间“台湾银行”开始在新加坡营业。同书也提到，根据日本人在1932年所做的统计，当时居住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台湾人，总数有105人。根据经历过1940年代时期新加坡人的口头述说，当时二战时期有许多占领新加坡的日本兵其实是台籍日本兵。据新加坡人的口头述说，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有许多新加坡的华文老师来自台湾。
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由于新加坡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更有一些台籍军事人士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担任高级军官。于1970年和1980年代，有更多的台湾人移民到新加坡，到新加坡投资，工作，定居或念书。他们通常属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并且在各专业领域如工程、商业、投资、研发和教育就职。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和台湾人通婚，台籍配偶也因此移民到新加坡，并且取得公民权。于2009年，在新加坡的台湾人人口估计为60,000。。台湾移民陈硕茂于2011年当选新加坡国会议员。

香港人

这个组群主要是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初起移民到新加坡的香港人，常被归类于广东人（广府人），客家人或其他方言群，其主要原因为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令港人忧虑中共统治。

新加坡土生华人

土生华人也叫“峇峇娘惹”（即男性称“峇峇”、女性为“娘惹”），乃早期南洋华族汉人与当地马来人的共同后代。他们不仅同时拥有两个民族的后续血统，还融合了英属马来亚年代的日常英式、马来以及中国闽南（或部分潮州民系）传统习俗，因而形成了自我特有的文化认同，并在新马两地被归作另外一个独立族群。此外，亦有许多峇峇娘惹在18世纪葡萄牙人的殖民统治之下，因由传教士传教而改为信奉天主教。
新加坡的土生华人早期多数居住在芽龙（Geylang）和加东（Katong）一带。在殖民地时期，由于他们大多通晓英语、马来语和闽南语，因而也是各商业和社团组织的通事或中间人。许多新加坡土生华人和福建人曾经搬离新加坡市中心到东海岸的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一带，并且建造豪宅与别墅。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新加坡土生华人开始迁往新加坡各个地区。

吴越人及其它

21世纪之前，有极少量来自北京或其他省份如山东、四川、湖北，和来自上海，江浙以官话或吴语系为母语的中国人，只构成了新加坡华人人口的0.1—2%。多数来自中国大陆各省以普通话为主要母语的人士比其他族群还要晚移民到新加坡。他们都能说标准普通话，也可能能说自己的官话方言。21世纪之时，从中国大陆各地区来新加坡读书或工作的人士有增无减。有些再移民其他国家，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
2001年后移民到新加坡的原中国籍新加坡华人有部分是高收入的白领阶级，并且在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大学等就职。有部分在小学，中学的中国籍老师。自21世纪，新加坡经历了来自中国各省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他们到新加坡读书或工作。有些再移民其他国家，或回去中国，有些则长期定居在新加坡。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通常称为“新移民”。

新加坡建城以前

最早出现于中国史籍中的新加坡称为蒲罗中、龙牙门、凌衙门、单马锡、淡马锡、息辣、息力和石叻等。
南宋赵汝适于1225年写成的《诸蕃志》记载着外国商船从泉州港的航行过程及贸易情况，其中的<三佛齐门>篇记载外国商舶到三佛齐贸易，必先在“凌牙门经商三分之一”，然后才到三佛齐。
1615年成书的《马来纪年》，记载12世纪中到14世纪中叶，新加坡由信诃补罗王朝统治，1320年“有元朝曾到龙牙门索象”。1325年龙牙门也遣使者朝贡等记载。
元代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一书中记述了他在淡马锡的所见所闻。在其《岛夷志略》〈龙牙门〉一条中，简陋了记载当时新加坡有华人居住。在14世纪，新加坡因受爪哇满者伯夷与暹罗素可泰王朝的侵略，于1377年和1391年遭毁灭性的破坏。古新加坡被破坏后，便少有华人在新加坡的足迹记载。15世纪时的记载显示新加坡为马六甲苏丹的马来武士和海人的聚居地。
不过，明朝永乐年间（1403年）三保太监郑和下西洋时，在他的航海图上亦曾提及它的古称“淡马锡”。1420年，郑和第六度出使印度洋也曾途经新加坡，但未有华人的记载。
清人颜斯综所著的《南洋蠡测》记载新忌利波已有华人的坟墓：“有唐人坟墓，碑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梁朝为中国五代的后梁（907-922年），咸淳是南宋度宗的年号（1265-1274年）。据清人颜斯综的猜测，公元907-1274年间，新加坡是有华人居住的，并在死后葬在这里。

1937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7年爆发的中国抗日战争唤醒了新加坡华侨对于中国的爱国主义。新加坡华侨团体纷纷组织活动来抵制在新加坡的日本货。在战争期间，由于担心在中国亲戚的安危，有些新加坡华侨回到了中国参加了抗日战争。有些华侨商人则出钱支援抗日战争所需的武器及物质。但日本于1942年占领了新加坡，日本宪兵队（Kempeitai）调查并且逮捕了许多参与支援抗日活动的新加坡华侨。为消除对日本的仇恨并且使民众感到恐惧，日本宪兵队进行了肃清大屠杀，屠杀了许多新加坡华侨。在这期间仍有许多秘密地下抗日组织，例如林谋盛所领导的136部队（Force 136）。

语言

新加坡是个多语言的国家，除了官方语言英语、华语（现代标准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之外，还有各种汉语方言。
由于新加坡的教育和工商语言主要以英语为主，所以英语是新加坡最强势的语言，也是新加坡华人与其他种族惯用的语言。但是由于新加坡华人是受过双语教育（英语和华语），所以多数的新加坡华人都能讲英语和华语。除了英语和华语之外，也有许多新加坡华人仍能讲各种汉语方言如泉漳语、潮州话、粤语等。一般来说，新加坡华人的华语能力不及大中华地区，主要体现在较为薄弱的阅读和书写能力，但比非华人区强。
在1979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之前，新加坡福建话（闽南语）曾经是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在推行讲华语运动和华语强制性被纳入到新加坡华人的语言教育之后，华语逐渐取代新加坡福建话成为新加坡华人之间的通用语。由于1980年代废除华校而全面推行英语教育之缘故，改以英语为家庭语言的华人增加了。现今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使得新加坡华人开始重视华语（普通话），新加坡政府近年也对新加坡中文教育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同时也鼓励受英语教育的新加坡华人在课外和业余时间多使用华语（普通话）。今日的新加坡虽在强势的英语照应之下，但新加坡华人讲华语的情况开始逐渐普及化。
近几年，新加坡华人的汉语方言受到了严重威胁呈现的濒危情况之下，新加坡华人的汉语方言文化忧患意识使得一部分的新加坡华人重新捡起汉语方言。这一批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的汉语方言爱好者和汉语方言保护主义者包括了一部分受英语教育及经历过新加坡政府极力推行的讲华语运动年代的中年人和小部分的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族人群。近年来，宗乡会馆开始开办了汉语方言课程和举办汉语方言文化活动，新加坡华人现在可以去认识汉语方言和了解汉语方言文化。最近新加坡华人也可以在新加坡华语主流电视频道接触一些曾被禁止的方言媒体，例如新加坡政府媒体管理机构于2016年在新加坡华语主流电视频道播放以闽南语（福建话）和粤语（广东话）双语播出的一系列汉语方言节目，其中包括了称为“吃饱没”和“欢喜就好”的栏目。但事实上，新加坡政府近年来允许一些本地制作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在主流电视播放的理由并不是传承和保护闽南语和粤语及闽南和粤文化，而真正的目的是要把重要的本地社区服务和医药资讯有效地传递给多数祇通晓闽南语或粤语的年长者。虽然新加坡政府对汉语方言的态度显然有一些宽松，但是他们仍然不重视或不支持汉语方言的传承和保护。他们至今仍旧坚持对汉语方言表明强硬的立场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汉语方言的学习对一般新加坡华人的英语和华语（普通话）双语的掌握造成损害，甚至强调英语和华语（普通话）比汉语方言对新加坡华人的未来更有前途。更何况，新加坡本地制作的闽南语和粤语双语节目不但极少，其方言节目的品质没有像大陆和港台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优质。因此，由于网络的兴起，新加坡华人社群当中的闽南语和粤语爱好者和文化保护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收看大陆和港台的闽南语和粤语节目，加上他们报名参与宗乡会馆开办的闽南语和粤语课程和文化活动，在新加坡华人社群较普遍使用的闽南语和粤语之类的汉语方言都得以保留传承下来。

饮食文化

新加坡的华人美食主要由早期华人移民根据当地及当时的情况（例如可选用的食材）所发展而来，融合了各种不一样的元素和本地特色。比如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原本属于街边摊贩叫卖。因为要求速度快，保温，还要具备好的风味，所以在烹饪的时候使用鸡汤做鸡饭。鸡和饭分开。叫卖的时候则是一碗鸡饭扣在盘子里，加上迅速切好的白斩鸡，速度不超过3分钟。久而久之形成了新加坡自己特色的一道菜，和原本字面上的海南鸡饭已经完全不一样。这些美食展现了新加坡当地的风味和口味。多数新加坡的华人美食如肉骨茶、面薄、拌面、炒粿条、，广东猪肠粉、福建面、海南鸡饭，广东云吞面、薄饼等都可以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熟食中心）或美食阁吃到。有些新加坡华人是素食者，因为他们有些是虔诚的佛教徒。21世纪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丰富了新加坡华人美食的多元性，各种中国菜都能在新加坡的餐厅找到，如川菜、东北菜等等。

通婚

新加坡华人一般来说会维持一个较为独特的群体认同，而更加的有可能在华人社群当中通婚。不同方言群（或籍贯）的通婚十分普遍。也有少数的新加坡华人会跟其他不同的新加坡族群通婚，例如新加坡马来人、新加坡印度人、新加坡欧亚混血人、欧美白人等等。

文化

由于新加坡是个东西文化杂糅，多元种族文化汇集的国家，新加坡华人的文化跟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或其他华人区，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文化上，新加坡的华族文化更加接近马来西亚的华族文化。而由于新加坡的华人大多数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海南三省，其文化跟这些地区较为接近，无论是各种汉语方言、华人习俗、传统节日、宗教信仰都跟这些地区的文化较为接近。 新加坡有着各种华商商会组织，华人文化机构，华语媒体、中文书店，华语流行文化，新加坡华语文学，各种方言戏曲等，也是大中华地区以外人仍保留中华文化的一个国家。
然而，新加坡是个以英语为主的国家，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不少，因此在思想观念上，文化礼仪，语言，都跟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华人稍有不同。来自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主要是以中国中心主义来看世界，而新加坡华人主要是受英语教育（但是在学校必须学习华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新加坡的各种族的语言文化也互相影响着对方，华人的文化因此受到了新加坡本土文化如马来文化，印度文化等等的影响。除了这些文化影响，新加坡华人也受到了日本流行文化，韩国流行文化的影响。这也造就了新加坡华人杂糅汇聚的文化本质。
尽管如此，相较于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华文化的破坏，新加坡的一些传统华族文化却保留了下来，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宗教礼仪及传统礼俗、风水、命理、儒家思想等仍然对新加坡华人有所影响。
新加坡华人的中文程度，因实行英语为教育第一语言的缘故，因此因人而异，出现参差不齐的状况。普遍上新一代华人出现“峇化现象”，即文化流失的严重趋势。不过到目前为止，一般来说，新加坡华人普遍上还是具有一定的中文能力，虽然程度上不及大中华地区，但其中文程度一般比其他国家的华裔强。

1980年代之前

新加坡华人教育始于19世纪华人创办的私塾, 主要以中国南方方言（例如闽南语）来教授各种儒家经典。于20世纪初，由于受到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许多华校于1920年改用华语做为教学语言。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基本上让华侨团体自由的开展华人教育。于是，新加坡华侨团体于1930年和1940年出钱创办更多的华校。 到了1953年，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更是主导并且创办了唯一所以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逐步在新加坡建立了一套有系统的华校制度。
然而1960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左翼共产思想及文革和新加坡的资本主义国策刚好背道而驰。为吸引西方国家来新加坡投资， 新加坡采取了以英语为实际通用语和工作语的基本国策。同时为了防止新加坡华人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左翼政治思想的影响，新加坡采取了重英轻华的政策，一方面为经济就业需求鼓励新加坡华人读英校，另一方面又对文革及共产思想进行批判。华校生由于英语程度低落常遇到就业问题，因此大多数人把子女送到了英校，导致了华校的报读人数逐年下降。这些因素都加快了华校制度在新加坡的消亡。

1980年代之后

20世纪8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逐步废除华校制度，除了华文课以及道德课，所有科目一概使用英文教学。1983年1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华文、马来文、淡米尔及英文一律合并为单一语种教育体系，于1984年开始实行，并于1987年完成是次整合。为确保新加坡华人仍然保留自己的母语文化，新加坡政府自80年代后一贯在所有学校推行华语教学，所有新加坡华人都需要学习华语，为所谓的“第二语言”。新加坡又同时设立了特选学校(Special Assistance Plan Schools)，这些特选学校曾经是以前的传统华校，负责培养华语文化专才。华文课除了教授华语文，也背负着传授中华文化的使命。由于华语教学的延续，新加坡华人一般上都能够讲或书写华文。新加坡华人也因此是即马来西亚华人之后少许仍然保留中华语言文化的海外华人社群。

历史背景

华人初到侨居地时杂居于牛车水一代。基于相同地缘，汉语方言及血缘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华人形成了五大帮群：福建帮，潮州帮，广东帮，客家帮，海南帮。在英国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华治华的手段，指定了一些华人的领袖来管理华社。所以，华社是属于一个半自治的状况。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通过一些民间组织来互相照顾自己，例如处理同伴的丧事。
因此，这些组织很多时候是个宗教组织，后来再发展成宗庙，或者是从这些照顾善后的组织里面，再发展成同乡会馆和宗亲会馆，以便彼此之间互相照应。经过时代的演变，华人在经济和教育上都有了显著的成长，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开始发起了跨越帮群的社团组织。这些包括了成立俱乐部（例如怡和轩），商会（例如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06成立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是华社的最高机构，自成立起就背负着为华人争取权益的责任。二战时期，新加坡华人曾透过商会来筹款捐赈物资，帮忙受难中的中国。
在20世纪60年代初，新加坡慢慢的争取到了自治。新加坡政府采取了许多使种族和谐的政策，让大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一起生活。所以，当时新加坡政府并不太鼓励这些会馆。华人慢慢地由侨居转向了定居，在新加坡落地生根。随着国民意识与认同感的加深，会馆也慢慢地走向了衰退，而这些会馆的组织功能也逐渐被政府取代。
现今的会馆虽不如以前来的重要，但仍然扮演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作用，尤其是让年轻的一代了解自己的文化根源及加深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