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名称标识

1920年9月1日，党派名称最早在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中称为“社会党”，后来改称为“共产党”。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写的两封信中详细地研讨了共产党问题，并且首先提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对此他在考察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等欧洲各国共产党后提出具体的建党步骤，其中包括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当时人在上海市的陈独秀与人在北京市的李大钊、张申府也通过信函讨论名称问题，最后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的党歌事实上是《国际歌》，但是并未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时并没有设计统一官方标准的标志，而是允许个别中国共产党组织参考苏联共产党制作标志。1942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下令制定统一的官方标志，在决定中提到“中共党旗样式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随后中国共产党规定标准党旗横120公分、竖80公分，在左上角的中心（距离边界4分之一的长度和宽度处）设计有直径30公分的黄色锤子和镰刀。旗杆左套为白色并且宽6.5公分，这宽度也就是旗帜横长18分之一。
中国共产党党旗采用红色背景视为象征革命、锤子和镰刀象征工人和农民的工具，黄色标志则象征光明，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和其利益。发展至今日中国共产党党旗具有5种尺寸，其尺寸分别为横388公分，竖192厘米（1号）；横240公分，竖160公分（2号）；横192公分，竖128公分（3号）；横144公分，竖96公分（4号）；横96公分，竖64公分（5号）。196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制《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符号和象征。之后则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在新增加的第53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

共产国际时期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共产主义思想传入中国。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宣告成立，鼓励全世界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五四运动中，中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意识形态开始与社会运动结合，许多学者于中国各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其中，陈独秀是首位公开支持列宁主义与世界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1920年4月， 新成立的俄共（布）远东局派遣吴廷康等人作为代表前往观察中国状况，计划在上海建立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并且在中国组建共产党。吴廷康随后在翻译杨明斋陪同下先是前往北京与李大钊会面，之后则到访上海和陈独秀共同商讨建党问题。同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推选陈独秀为书记，后来这在上海组建的首个中国共产党组织被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实际上成为中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发起成立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由李大钊担任负责人。此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先后加入。尽管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是否要在中华民国政坛从事政治改革之论点有所差异，然而两人都把俄国十月革命作为开创性的行动，认为它预示著许多被压迫的国家即将进入新的时代。1920年秋季，施存统、周佛海等人在日本东京建立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由施存统为负责人。同年秋冬之际，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以新民学会骨干为核心，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年底至1921年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则在济南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春季陈独秀联合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人重新组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先后由陈独秀和谭平山担任书记。同一年张申府、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等人在法国巴黎也建立了由留学生组成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以张申府为负责人。这些在各地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最早参考了列宁所提出的先锋主义运作，并且被蔡和森等学术界视为中国共产党的雏形。这些共产主义工作小组成员有组织且有计划地扩大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并且批判各类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在各个地方还发起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刊物、开办工人学校，并且领导工人成立工会以发动工人运动，这些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其中在1920年9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新青年》杂志改为自身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在中国各个主要城市秘密发行的《共产党》月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以及发行多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也积极创办了以工人为主要读者的通俗刊物，借此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这包括有上海发行的《劳动界》，北京发行的《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发行的《济南劳动月刊》、广州发行的《劳动者》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以此为基础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进而举办工人夜校和建立工会组织，同时还在各地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
从1920年开始，有关共同组建团体以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成为普遍的共识。1921年6月第三国际派遣马林等人前往上海协调召开全国代表大会，进而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来自中国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等地和日本的13名共产主义小组代表与2名第三国际代表全部抵达上海法租界召开代表大会。7月30日，上海会场遭到警方搜查，会议地点转往浙江嘉兴的嘉兴南湖一艘游湖船上进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建立中国共产党以及其宗旨和原则等决议，并且制定有关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的临时性纲领。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为领导机构，分别由陈独秀担任书记一职，而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与宣传工作。在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时还通过加入共产国际而成为其分支机构的决议，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其中中国共产党将自身定位在实施列宁主义路线的共产主义革命政党，同时作为左派政党而与当时其他右翼政党争夺政治权力。当时中国共产党发展初期绝大部分运作经费是由总部设在莫斯科的第三国际所提供，其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接受第三国际的指挥。而后者提供的资金来源除了美元和卢布外，还包括有贵重的珠宝、钻石、鸦片等。1923年1月12日，第三国际作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系统性地阐述了对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指导性意见。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体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隔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样也确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之后1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入选成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至此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但是当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蒋中正开始排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国共关系陷入紧张。1927年，蒋中正率领部队进驻当时由共产主义武装成员控制的上海，并于1927年4月12日发起大规模捕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支持人士的四一二事件。之后蒋中正试图进攻武汉，但是遭到中国共产党将领叶挺军队的阻拦。与此同时，蒋中正许多盟友张作霖、何键等也开始打击中国共产党。在这次清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从25,000多名锐减至10,000人。清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仍支持武汉国民政府，但在7月12日后则遵照第三国际的指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退出国共合作统一战线。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开始清除所有原本在中国国民党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将领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率领部队发动南昌起义。由于不断遭到国民政府部队的攻击而被迫南撤至汕头，最后被赶至福建省边区。随后中国共产党于8月7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武力夺取政权的方针。隔天，汪精卫在武汉下令处决中国共产党党员。9月，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毛泽东以长沙为据点，在湖南省、江西省发动秋收起义。在9月15日认定进攻长沙失败后，他率领1,000多名幸存者往东前往位于江西省的井冈山。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并且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但随即被张发奎率兵镇压。1928年4月28日，朱德的南昌起义部队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会师，并于1928年5月合并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后来中国共产党便在其军队势力范围内展开土地改革，并与国民政府派遣的国民革命军在1930年至1934年间发生5次反围剿战争。 另外在党内自身政治结构上，1927年8月13日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构发出第44号通告，进而发起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外。而中国共产党原先在城市的组织系统遭到破坏也促使得党内制度的变革，除了原本作为革命组织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立采取民主集集中制，并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而由其成员担任中央委员会常任委员。这样的改组结果增加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集权状态，同时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含原先实际掌握权力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各个层面有所重叠。1929年中国和苏联因为中东路事件而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战争，陈独秀等人因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武装保卫苏联”方针而被开除党籍。自此中国共产党内部早期知识派系因而失势，尔后陈独秀于1931年5月1日在上海托洛茨基主义组织统一大会上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总书记。而在陈独秀遭开除党籍后，1929年至1930年则由李立三实际掌握政党组织。但是李立三的一连串错误决策反而让中国共产党一度接近瓦解状态，之后第三国际开始积极介入并且在1930年取得主导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苏联支援下于11月7日在江西省瑞金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该区颁布宪法以及发行货币，并且在隔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上解除毛泽东的军权。不过在1934年第五次围剿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主力被迫从瑞金县撤退展开长征，期间与国民政府部队多次交火而损失惨重。此时一连串与中国国民党为首的国民政府部队的冲突，使得中国工农红军内部被迫重组，主要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部门负责领导和监督部队；并且自1934年5月开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作为当时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

毛泽东时代

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遵义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遭到毛泽东等人批判。会议结束后毛泽东重新获得军事领导权，并且和周恩来与王稼祥确立为军事最高领导。尽管当时政党事务依然由第三国际所掌控，然而这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非正式领导者，而担任正式主管的周恩来和张闻天则成为他的非正式代表。同年8月时，在毛儿盖召开的沙窝会议上确立由张闻天、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圈。到了同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抵达陕西省延安市，与部署在陕北红军会合。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省会宁县会合，长征宣告结束。而在1936年5月时，中国共产党遵照苏联“联蒋抗日”的明确裁示，由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地区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呼吁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同年12月爆发西安事变，蒋中正因而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要求。1937年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因而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随后暂缓冲突，针对日军入侵中国组成统一战线，进而展开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8月22日，陕北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而改编为八路军；到了10月，位于南方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新四军。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名义上维持合作关系，但是在1940年时双方便结束所有合作关系。原因在于尽管正式结为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利用这次机会扩大和发展自身独立的根据地，进而为之后可能与中国国民党间爆发的战争做出准备。为此中国国民党自1939年开始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但这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和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间经常发生冲突。但是由于双方不希望在面对日本入侵时爆发内战，使得有关的冲突一度逐渐减少。
自194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内部意识到要摆脱外国势力的影响才能取得政权，因此展开整风运动，排除以王明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在党内的影响，将毛泽东的理论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视为指导思想。自194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扩大自身的根据地。通过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双十协定》。隔年双方则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和平建国纲领等5个决议案，表示同意共同实现民主宪政。之后双方分别在1946年2月底达成整军方案，以及在同年3月底达成《东北停战协定》。不过直到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间的和平谈判结束为止，双方并没有达成实质效力的共识。而当时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比起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兵力还要多出3倍，因此在整体军事实力上来说似乎更占优势。这使得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美国和日本合作下，很快便重新接收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然而，尽管当时中国国民党辖下的国民革命军拥有200万兵力，但是仍然无法击败较为弱势的中国共产党部队，也迟迟无法重新取得中国共产党作为据点的农村地区。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部队则得到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并且大规模地向东北地区扩张势力。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期间，中国国民党所控制的主要城市数量大幅增加，其中甚至还包括曾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总部的延安市。然而，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优势，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战术性地撤离城市，并且转而煽动居住在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发动抗议行动，进而抨击中国国民党为首的政府发动内战，而对此中国国民党则往往大力镇压民众作为回应。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开始与蒋中正为首的执政派系爆发权力内讧，反对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党内实施专制统治，这削弱了中国国民党应对中国共产党攻击的能力。其中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当时由中国国民党所主导的国民政府下令停战，但是后来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双方仍然因为《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事宜而决裂。尽管国民政府也应美国政府代表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的要求呼吁中国共产党与之和谈，但是中国共产党南京市代表陆定一拒绝这建议，自此国共谈判完全破裂而使得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发起有限的反攻行动，并将目标明确订为从华中地区发展至华北地区，以及重新收复中国东北地区。而当时中国国民党率领的国民革命军本身则出现大量军人逃兵，其中在1948年中华民国国军从原先有的200万人兵力减少至100万人左右。1948年9月至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凭借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基本上消灭中华民国国军主力部队，进而让中国国民党掌管的地区面积快速减少，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则逐渐丧失。

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市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为新中国。此后，中国共产党逐渐占领中国大陆和绝大多数沿海岛屿，迫使以中国国民党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同年12月撤往台湾地区。而此时中国大陆由毛泽东以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统辖，主要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所建立。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半岛参与韩战，直至1953年朝韩双方签署停火协议。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时发起三反五反运动，并且在隔年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宣布成为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过到了1957年发起了整顿思想的反右运动，并因为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而被严重扩大，大批知识分子因而被划成右派成员。1958年至1960年，中国共产党发动主张“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反而造成国民经济的倒退和大饥荒的发生。其中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因为彭德怀等人的异议而下令发动反右倾运动，进而造成社会经济陷入困顿，并且一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后才得以制止。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因为意识形态差异而宣告分裂。
此时期毛泽东主张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似乎获得成功，但是社会内部的阶级敌人仍然持续存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之观点。1966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透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发表《二月提纲》，文化大革命正式展开。在这之后引起长达10年激烈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并且对中国社会、文化和古迹造成严重破坏。这时期也因为文化革命造成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陷入困苦，最终文化大革命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遭到瓦解而结束。

改革开放以后

1976年毛泽东逝世并且公审四人帮成员后，华国锋和邓小平为了取得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而爆发权力斗争，最后由邓小平赢得斗争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权。其中邓小平联合陈云和李先念推动改革开放政策，并且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为了扭转毛泽东极左派政策所带来的影响，邓小平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排除资本主义思想而采纳其市场经济政策，并且在中国共产党仍维持其自身政治权力的情况下，透过政策的转变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方式而转向改革开放，并且逐步建立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之领导地位。1979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边境问题而与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爆发中越战争。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华国锋被迫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邓小平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确立。不过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资深党员安排问题，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设立了2届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下的中央顾问委员会。然而邓小平所提出的新思想很快遭到毛泽东思想支持者与政治自由化支持者质疑，同时改革开放政策也引发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在1986年时中国社会便因为许多社会因素而爆发许多学生运动，并且于隔年年初使得胡耀邦因为被批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被迫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党总书记一职由赵紫阳接任。1989年4月15日，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引发学生和群众的悼念活动，进而促使大规模学生示威活动。面对示威中出现的种种群体行为，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于4月26日发布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指责此次事件为“动乱”并且表示应该采取坚硬措施以制止动乱，随后部分激进学生绝食抗议使局势升级。5月19日晚间，中国共产党高层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不过戒严部队被许多北京市市民阻拦而未能入城。最终中国共产党高层、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采取强硬措施，并于6月3日晚间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安门广场实行武力清场。途中军方与群众和学生爆发流血冲突，军队开枪射杀了很多平民，反抗的平民也导致了十四位军人的死亡（平民和军人的死亡人数至今仍有很大的争议），六四清场行动引来西方社会的全面谴责。
在六四事件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会议中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职务，进而确立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且建立包括李鹏、朱镕基等人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而尽管六四事件一度让改革开放政策暂缓，1990年代初期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政策重新获得施行，这让邓小平的经济学观点重新获得重视。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观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与原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列为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继承邓小平在1980年代“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并延续后者绝大部分政策。随后江泽民则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张中国共产党应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要众多人民的基本利益；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三个代表思想获得批准并修订至《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并且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方针。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透过制定理论的方式让民营企业家和入境资产阶级分子得以合法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胡锦涛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而接替江泽民最高领导人位置，并且和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等人组建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胡锦涛把重点放在集体领导上，而反对单一个人在政治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由于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反而促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发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胡锦涛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两个主要思想。其中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10月2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列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版中，但一直到2012年11月14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视为指导方针。胡锦涛在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卸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并且由新选出的习近平接替这两个职位，之后与李克强等人组建第五代中央领导集体。习近平上任后不久便展开数十年来最为积极的反腐败工作，但与此同时开始整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这使得外国评论家认为其破坏集体领导制度、而朝向毛泽东的个人独裁统治方式。在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由此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第三位将自己的名字写进党章的中国共产领导核心。

政治体制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便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采取了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模式，后来也接纳了列宁的“党的领导体制”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理论和实践经验。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则是采纳了斯大林主义，也就是在每个非共产党机关内部都设有严格服从共产党的组织，并且建立了共产党中央对国家的一元化领导制度。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政府均设置了党委会。1958年，中共中央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与文教小组，小组组长基本上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今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机构中设有党组，作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8个民主党派合作和协商，进而组成统一战线。这些政治协商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参与成员还包括有群众组织、民主党派以及各个行业的代表。而在其政治制度理论上，透过正式协商制度能够有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饰物等各个层面的基本政策成形。对此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互动关系，则主要建立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还将这一协商过程制度化而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且要求所有统一战线成员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持续支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使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任何权限，而有关的讨论内容也都是受到中国共产党所监督。

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采取民主集中制，并且基于民主和集中两个原则而成，其中官方所指称的民主主要是“社会主义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而有关民主集中制的讨论，自从192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便一直视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而毛泽东曾经表示民主集中制是“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认为借此结合能够处理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内部矛盾，同时民主集中制在自由和纪律协调上更具优越性。
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当前中国共产党表示民主同时是中国共产党自身与社会主义重要的生命线，但是认为要实现且正常运作民主，可行的方法唯有实施集中制度。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得以使用包括集中制度等任何形式展开，并且认为如果没有集中制度就将会失去秩序。对此中国共产党依据毛泽东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观点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这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集体领导

当前中国共产党理想上认为应当透过集体领导以尽可能削减个人权力，经由一致协商的方式而做出决定。这概念最早缘起则可以回到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派系，主张共产党的领导高层是由多人共同决策而成。其中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体成员都处于平等地位，每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往往作为一个部门的非正式权力代表，然而他们所拥有的决策权力皆相同。在毛泽东统治时期便是由他控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另外分别还有掌握情报调查机关的康生以及掌握国务院与外交部的周恩来。
不过尽管每个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理论上的权力关系相同，但实际上仍然会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排列其名次。同时虽然中国共产党主张并没有选出正式的领导人领导，但是每个领导集体中仍然会有重要的领导人物带领其他核心成员；自1990年代开始，同时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者，往往便是该领导集体最为重要的领导人物。在过去江泽民担任最高领导人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核心成员和领导集体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在实际情况下核心人物往往不参与集体领导制度。然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到江泽民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大力推广责任制度，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声明中改称作“集体领导核心”，但胡锦涛开始，最高领导人改称为“以XXX同志为总书记”。在2016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明确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常委被规定要向总书记述职。2018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审阅各中央政治局委员提交的报告，他又向各政治局委员提出重要要求。

常设机关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闭会期间，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政治局的职权，成为党内最高决策机构。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建立，用以取代原本担任政策决定角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其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每周至少召开1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机构。借由闭会制度使得中国共产党的权力集中至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会议，同时还主持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工作。
而自江泽民以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也兼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构。中央书记处除了可以在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政策框架下自行做出决定外，同时也负责指导中央委员会部门工作、经费工作、出版物与报告起草等工作。中央军事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负责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书记处的组成人员。中共中央办公厅是中共中央的核心联系部门，负责包括日常通讯、协议、安排会议议程等党务行政工作。中共中央目前设置中央职能部门5个，这包括负责干部工作与人事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宣传思想、文化和公共传播工作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中国共产党与各国政党和国际组织联系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以及负责协调政法机关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共中央设置办事机构8个，即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还设立有提供高级干部培训与政治教育的中共中央党校，负责党史研究、文献出版发行与外文编译的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而在新闻媒体对外传播方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直接管理《人民日报》社，而中共中央党校则发行有作为理论杂志的《求是》和《学习时报》。另外中央委员会还设立多个中央议事协调机构，包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等，在全体会议期间将向中央委员会提交报告。

共产党员

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者年龄必须满18周岁，并且必须成为预备党员为期1年。在民主革命时期，任何国籍之人士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据1956年通过的中共八大党章规定：“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并且按照规定交纳党费的，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这是中共党章首次对入党申请者的国籍要求作出了规定，一直保持至今。相较于过去中国共产党将重点放在申请人的思想准则上，目前中国共产党则主要强调技术和学历。申请人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党旗前举行入党宣誓才能够成为预备党员，之后则由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负责观察和教育预备党员。预备党员的职责实际上和正式党员相差不大，不同的是可能无法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参与选举投票，同时也没有被选举权。许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透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旗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而江泽民以后民营企业家也被允许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全体党员必须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坚持团结、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并且促进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将会获得许多权限，这包括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会议、阅读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接受中国共产党提供的教育培训、在党报党刊上对中国共产党政策提出讨论、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方案、在会议上有根据地批评中国共产党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行使投票权和被选举权。而在坚决执行该项决议或政策作为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党员得以对对于决议和政策予以反对或者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并且可向中国共产党上级机关乃至于中央委员会提交任何意见，并且要求该组织提供答复。同时包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组织，都没有权限得以剥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这些权力。
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于2019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指出，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组织则有461.0万个。就中国共产党党员职业予以分类，农民、牧民和渔民有2544.3万人；工人有651.4万人；企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1400.7万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管理人员980.0万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756.4万人；学生180.5万人；离职或退休人员1814.8万人；其他职业人员731.4万人。而就其他成员结构来看，女性中国共产党党员有2466.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27.2%；少数民族党员有664.5万人，占党员总数的7.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党员4493.7万人，占党员总数的49.6%；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11.6万人。而自201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保证发展党员质量的前提下逐渐控制党员人士增长速度，在发展受调控下使得总人数增加速度放缓。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总共有9059.4万名党员，是印度主要政党印度人民党之后全世界上第二大的政党。

青年团体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同时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青年群众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成，并且指出其功能为“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申请人的加入年另必须介于14岁至28岁间，并且由其主导和监督以14岁以下儿童组成的少年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结构整体上都参考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其中最高机构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其下分别还有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然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和所有中央机关都是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由其负责指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相关活动。因此实际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独特的组织，其所负责领导的上级机关包括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自身以及中国共产党。根据在2013年所举办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供的资料，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共有8,900万名成员加入。

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订定数个指导自身全部活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且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理论基础。其中在《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到中国共产党会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官方意识形态，内容结合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著作中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由列宁所提出的列宁主义思想。对此中国共产党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提供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社会的一个未来愿景，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而第二个加入的毛泽东思想则被视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其中毛泽东思想的内容除了由毛泽东主导外，还包括其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共同发想而成。
邓小平理论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章程》，其概念包括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论点。邓小平理论大体上可以视为一种理论总结，认为共产主义的定义中并不包括国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等制度安排，同时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中立的运作方式。此外他还提到中国共产党需要应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动态，并且要透过“实事求是”的方式来确认某一政策过时与否，进而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与相应的口号。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重申邓小平的口号而认为没有必要质问事情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因为重要的判别标准是它的工作模式。之后他更提出适应中国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三个代表”，并且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部分人士批评“三个代表”并非属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背叛，然而支持者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江泽民则主张早期共产党成员认为共产主义应当实现的生产模式，发展到了今日已经更为复杂而难以体现，同时试图强制生产方式的改变作为并没有效果，因为其背后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规律而有自然的发展。该理论最为显著的影响是允许资本家以“新社会阶层”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鼓励其从事“诚实劳动和工作”外，并透过自己的劳动贡献为中国共产党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在胡锦涛所主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制定了同样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科学发展观思想，同时为了因应中国国情而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与应用，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17年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囊括“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党领导一切”等政治方略，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

经济方针

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在内容中也提到将会持续进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求根本上改革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邓小平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是利伯维尔场与计划经济。对此他表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江泽民支持邓小平的思想并在中国共产党会议上多次重申此观点，认为并没有一定的机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因为唯一重要的是其工作的方式。与此同时江泽民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术语，借此取代陈云原先所提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泽民于报告中向其他代表们表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而在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则将思想主轴改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这一路线则持续到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而被重新修正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在会议中也提到“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而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来看，世界分成彼此对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基础阵营。中国共产党认为坚持社会主义的基础，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最终会取代资本主义。不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则重新回到卡尔·马克思的著作，重新尝试解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生现象。尽管承认全球化是透过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理论家认为全球化本质上并非资本主义。原因在于如果全球化纯粹属于资本主义，这将排除另一种具现代性的社会主义形式。因此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不将全球化或者市场经济视为特定阶级的性质。而如同邓小平认为中国可以凭借资本主义的元素来追求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全球化本身性质亦不固定。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党内对于全球化仍属于乐观态度，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是受到资本主义占有统治地位，但也认为全球化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进展。

思想改良

虽然非中国分析家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拒绝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或者至少在正统思想的基本思路并没有继续沿用，然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并不同意。尽管一些评论认为江泽民引进“三个代表”思想理论后，结束中国共产党长期所承诺的马克思主义做法；然而中国共产党党理论家冷溶则不同意此类看法，认为江泽民透过各种不同的所有制摆脱原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障碍，这作法本身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对地反而借由现代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强化中国共产党自身，进而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其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将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作为其“终极目标”，其中中国共产党声称现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理论家认为在目前的发展阶段“看起来很像资本主义”，另外某一部分理论家则认为“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早期或第一阶段”。不过有些人则反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认为这实际上是受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影响。其中中国分析师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便表示：“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我认为它滑稽多于精明，是来自于不满现实知识分子的黑客宣传讽刺漫画。但是初级阶段100年的说法来自严肃的政治理论家。”
近年来，以外国评论家为首的论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主轴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采取实用主义，并且仅有在工作层面上感兴趣。不过这个从许多层面所得到的简单观点也遭到批评其错误处很多，因为中国共产党官方声明试图让其呈现出具有明显连贯的世界观。例如在2012年胡锦涛指出西方世界的威胁要分裂中国共产党，并且指出“西方世界的国际文化强盛，而我们是弱者……思想文化领域是我们的主要目标”，中国共产党提供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党校和发展各具特色的思想论点。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获得提出前，思想和决策之间是处于演绎的关系，这意味着决策本身是基于对于思想的认识而做出判断。然而邓小平认为这一关系必须被颠倒过来，应当透过决策来产生其意识形态，而不是透过周围的其他方法成形。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停滞不前的国家意识形态，认为苏联共产党的思维过于僵化而缺乏想像力；对此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透过实践行动破除僵化的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本身的思想必须是动态的，才能够继续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基础。

与非共产党

自从共产党在东欧衰亡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与欧洲其他党派建立关系，其中这些关系又以能够让中国共产党学习者为主。例如中国共产党一直渴望了解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如何继续维持完全控制，并且在新加坡政治环境中得以采行低调的完全掌握社会。根据中国共产党自己对于新加坡的分析，其认为人民行动党的统治地位是因为借由发达的社交网络来有效地控制选区，其中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行动党控制的分支机构深入且广泛地掌握社会。尽管中国共产党接受新加坡是自由民主制国家，他们认为这是以人民行动党为首的指导式民主。不过中国共产党认为其与人民行动党的差异，则包括有后者并非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是属于政治菁英组成的政党；同时人民行动党是采行议会制的政党，本身并非作为革命党存在。中国共产党还有与对其他政党展开研究并且发展密切交流，这包括有自1957年以来长期统治马来西亚的马来民族统一机构，以及日本政坛具主导地位的自由民主党。另外中国共产党也对于一党制国家或者有某方政党主导的国家特别关注，并且透过发展政党间的关系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加以研究。
例如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叙利亚地区，源自于阿萨德家族塑造个人权力并透过严密统治，这使得哈菲兹·阿萨德得以将政权传承给他的儿子巴沙尔·阿萨德，同时叙利亚武装力量势力也在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则对于拉丁美洲地区特别感到兴趣，无论是派遣代表前往访问或者招待这些国家的代表次数都不断增加。中国共产党特别关注曾经统治墨西哥长达71年之久的革命制度党，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革命制度党的长期统治权力源自于强硬的总统制，而其民族主义的态度使得革命制度党获得许多农村人口支持，并且得以进一步在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实行国有化政策。中国共产党认为革命制度党失败处在于缺乏党内民主，尽管其追求社会民主主义但是无法改革已经僵化的党派结构，同时还受到政治腐败、全球化压力、以及美国政治干扰等影响。虽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逐渐承认拉丁美洲的粉红色浪潮，数年来开始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数个社会主义和反美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偶尔会对乌戈·查韦斯的反资本主义和反美言论表达不同意见，不过在2013年时中国共产党则与查韦斯所成立的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达成协议，由中国共产党教育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干部有关政治和社会领域。截至2008年为止，中国共产党声称已经在29个拉丁美洲国家与99个政党建立关系。
早在1970年代期间，中国共产党为了遏制“苏维埃帝国”扩张而曾经有一阵子与极右派政党缔结短期关系。不过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开始对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有着极大的兴趣，并且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大力发展政党之间的互动，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与非共产党的政党展开交流。在1980年代之前，中国共产党基于第二国际、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对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观点，曾一度对于社会民主主义感到负面和轻视。不过在1980年代这一观点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开始认为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创建“有人性的资本主义”，而实际上自身也可以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学到部分经验。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陆续派遣代表前往欧洲各地考察，同时期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派别都面临选举支持率的下滑，以及开始对于自身展开改革。中国共产党对此感到极大兴趣，这之中又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内部改革为首。中国共产党对于两者再次取得执政权的原因归咎于采行现代化措施，借由转而支持私有化而取代传统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将原先的大政府思维转型成为新的福利国家观点。至此改变对于市场的负面看法，而支持群众也从传统工会转型成企业家、年轻成员和学生。
中国共产党过去与朝鲜的紧密关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是经常派遣代表访问朝鲜的组织之一。尽管中国的朝鲜分析家往往向社会大众表态支持朝鲜，并且发表多份有关朝鲜经济改革的报告。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官方讨论中则很大程度上蔑视朝鲜的经济体制，认为在整个社会中弥漫着个人崇拜思想，而金日成家族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尝试采纳世袭继承的做法。同时即便是在安全局势时，由于朝鲜人民军使用绝大多数资源，而让朝鲜民众生活普遍贫困，一些分析师还将朝鲜的现状与中国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对比。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尝试透过中国重要经济基础设施经验，说服朝鲜的执政党朝鲜劳动党展开经济改革政策。例如在2006年时，中国共产党邀请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前往广东省以展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仍认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是共产主义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负面例子。

政治经济

中国国民党在1928年至1949年期间统治中国大陆地区，但是最终被迫撤往台湾地区。1950年代至197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在施行的重要基本国策和政治宣传中均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假想敌。其中当时中国国民党指称中国共产党凭借著苏联帮助而夺取中国大陆政权，除了批评中国共产党为“汉奸”外，并且以国家民族生存为诉求对台湾民众大力宣传，而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大陆形容为民生困苦的独裁政权。一直到1980年代初期，有关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逐渐减少。与此同时，由江泽民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向过去的敌人中国国民党表达友好姿态，期望借由加强与中国国民党间的关系，以促进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可能性。然而在2000年后，中国国民党丧失从1949年以来统治台湾地区的政权。而过去的宣传仍很大程度影响台湾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的观感，其中负责海峡两岸事务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在2007年11月28日的调查中，指出近70%的台湾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不好印象。
有些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人应该对中国人数众多的非正常死亡承担责任，这些非正常死亡案例主要集中于1960年代的三年困难时期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不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中国大陆在1980年代经过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快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世界第一大农业国和世界第二大服务业国。尽管一些评论认为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政策对环境、文化、人口结构造成了破坏，然而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公众对于中央政府的满意度很高。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力推进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得到西方商业界和金融界的欢迎，在此各国企业得以公平竞争、市场获准简便、资本交易便利，并且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1年来的发展而有一定成效。
南非《商业日报》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将在之后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使得国家经济更为稳健、人民更加富有，而相关的政治改革也将更为顺利地推进。不过中国市场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自从2004年江泽民转交军权以后，中国共产党党内保守的毛泽东主义派系势力逐渐增强。该派系势力主张计划经济，并且把市场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全归咎于市场改革派。另外裙带资本家和腐败政府官员也希望加大国家权力，从而得以在政府干预的市场过程中获利。对此吴敬琏认为中国经济正朝向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对于未来中国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表示担忧。

腐败问题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腐败而违法与违纪事件时有发生，对此中国共产党对不合格党员会予以开除党籍处理，其中在2004年被开除党籍人数约49,000名。到了2006年时人数则略有下降，当年度一共开除了20,000多名违纪党员，这占中国共产党党员1.7‰。不过许多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制度问题，只靠党内纪律处分并不足够。2007年9月13日，拥有更多职能和权力的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成立，主要的工作有反腐败宣传和教育、进行制度的建设、机制与体制的创新，以及在反腐败案件上取得源头性解决的工作，试图能够解决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党员干部腐败案件之问题。
2008年1月15日，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今后会把反腐败工作的成效看作是获得民众信任的重要指标，这是中国转型发展近30年来首次明确提出的关于反腐败目标的看法。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很多政治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的改革举措表示出乎意料。其中2014年9月11日，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陈定定在杂志《外交学者》网站发表分析文章表示在不到2年时间里，中国政府在计划生育、劳动改造、户口制度、反腐工作等领域都进行了改革。而在国际透明组织所发布的清廉印象指数中，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数自从2011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分数有所上升；不过2013年中国在清廉印象指数的得分为40分，在176个国家中位列80名而属于“严重腐败”之列。但到了2014年，中国的清廉印象指数比上一年低了4分，得分为36分，排名更是从80名下滑到100名。，外交部发言人更是声称“2014年中国“清廉印象指数”评分和排名与中国反腐败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现实情况完全相背、严重不符。”并表示不承认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指数标准。

言论管控

200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新闻自由和讯息公开上作出比较大的改善，例如相比2008年西藏骚乱的封闭作法，对于汶川大地震则给予外国记者较高的自由度报导新闻，这一做法也获得许多国际新闻媒体的支持。之后发生的瓮安骚乱事件也基本上得到及时的公开报导，而2008年喀什袭击事件后也有相关的新闻采访询问，在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华国锋逝世当天新华社也立即发布死讯。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时发表讲话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导机制，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哪个国家都有负面，中国这么大，负面的难以避免。我们会保持开放的心态，相信大家会对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流进行充分估计、综合评价。”
对于这次重要谈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喻国明认为过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鲜少如此强调尊重新闻规律。不过无国界记者发布的2011年至2012年年度新闻自由指数中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79个国家中排名174位。而在《经济学人》发布的2012年民主指数排名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排在167个国家中的142位，被归于“独裁政权”之列。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建立了防火长城，对于互联网进行审查而阻止民众浏览部分网站，同时在中国国内还有出版物审查制度。而中国每年都会投入相当庞大的经费用于维稳，其中从2011年开始中国连续3年的维稳支出均高于军费，2013年的预算中便高达7,690亿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