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筦

来源与实施

《汉书·王莽传》: “始建国二年，初设六管之令。命县官酤酒，卖盐铁器，铸钱，诸采取名山大泽众物者税之。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所谓六筦制度，就是由官府统制筹钱，专卖盐、酒和铁器，征收山林湖沼的生产税。六筦制度中除了酒之外，其余几项都是效法汉武帝干预工商的政策。而增加对酒的管理，则是采纳了大羲和鲁匡的建议: “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养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今绝天下之酒，则无以行礼相养; 放而亡限，则费财伤民。请法古，令官作酒。”鲁匡的这一建议同样具有鲜明的复古色彩。儒家历来有限酒、反对过量饮酒的传统。《尚书》中有《酒诰》，孔子也说: “唯酒无量，不及乱。”但将酒列为国家专卖，还是王莽的首创。

目的

《汉书·食货志》对此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夫盐，食肴之将; 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 铁，田农之本; 名山、大泽，饶衍之臧; 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卬以给澹; 铁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卬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为设科条防禁，犯者罪至死。”在王莽看来，由国家经营盐、酒、铁器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质有利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而且能够抑制豪民富贾的囤积居奇，因而不惜动用严刑峻法推行贯彻，有“犯者罪至死”。

来源

始建国二年( 公元10 年) ，国师公刘歆依据《周礼》提出建议: 周代有泉府职官，收取卖不出的存货，出售买不着的紧俏、短缺货物。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王莽采纳了刘歆的建议，下诏说: “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按照王莽的诏书，“五均”来自于《乐语》，颜师古注引臣瓒曰: “其( 《乐语》) 文云: ‘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二贾，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贫，则公家有馀，恩及小民矣。’”《周书·大聚解》中亦有: “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来，振乏救穷”。而赊贷之举则脱胎于《周礼·泉府》: “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从《乐语》、《周书》以及《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五均”政策其着眼点在于“恩及小民”，目的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并且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实施

诏书颁布之后，王莽在长安、邯郸、宛城、临淄、成都等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官，把市令或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各郡县设置司市，大都由地方官兼任，统称为市官。市官下面设置交易、钱府两种属官。交易官的职责是平均物价，抑制商贾囤积居奇。每季度第二月订定本市货物价格，按质分为三等，称为市平。市场上买卖五谷市帛等生活必需品，如果供过于求，交易官就按照货物实价全部收购。如果物价超过市平，听凭买卖双方自由交易。钱府官的职责是收税和办理借贷，借贷的目的在于抑制高利贷。具体规定是: “民欲祭祀、丧纪而无用者，钱府以所入工、商之贡但赊之，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毋过三月。民或乏绝，欲贷以治产业者，均授之，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贫民遇有祭祀、丧葬，无经费可举行，可以向钱府借钱，无利，限期归还。产业收入，除去经营者的衣食费用，钱府收取利子钱，每年不超过纯利的十分之一，或者每月收取本金的百分之三。

评议

五均的设立是为了平定物价，防止商人囤积居奇进行敛财，维护市场稳定。尽管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由此带来的好处却很难落实到百姓的身上。货物价格低的时候不买，货物价格高的时候又抛售出去，这种做法使得生产者难以从中获利。这对于抑制商人谋取暴利确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于小生产者来说，却会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对于赊贷来说，这一政策设立的初衷是为了缓解百姓的燃眉之急，对于放高利贷的豪强门阀具有一定的冲击，由官府进行放贷亦可使利息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一部分。可以说赊贷是一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仁政。但对于贷款治产业者，除了要每年缴纳十分之一的利息，还要缴纳王莽所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这对于百姓来说并没有起到“减负”的实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