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

外观

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口沿宽厚，轮廓方直，立耳、方腹、四足中空，是殷墟考古发掘以来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鼎身纹饰美观庄重，工艺精致，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四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鼎身四周以细密的云雷纹为底纹，其上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盘龙纹细致精巧，饕餮纹生动文威武，四面交接之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纹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两虎口含人头，鼎耳侧面饰以鱼纹。鼎足之处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整个司母戊鼎的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器文化巅峰之作的典型代表。鼎腹长方形，上竖两只直耳（发现时仅剩一耳，另一耳是后来复制补上），上有虎噬人图案，下有四根圆柱形鼎足，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容器。该鼎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

出土与收藏

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县（今安阳市殷都区北蒙街道）武官村吴培文家的农地中出土。后母戊鼎发现后被古董商萧寅卿欲以20万大洋买下；但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其便要求村民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耳便锯不断，惟有作罢，并重新埋下避免被其他人发现，其后该耳亦丢失。
另有说法，大鼎在出土时只有一只立耳，另一只丢失。挖出鼎的村民为了便于运输，决定用钢锯锯鼎，但最后收效甚微，只锯开一个小口，只得作罢。最后是用回填土的办法，用了3个晚上把大鼎挖出地面。大鼎刚出土恰逢闻讯而来的日本人索要，当地村民为了防止大鼎被日本人抢走，村民将大鼎重新掩埋起来。
1946年后母戊鼎被重新掘出，原物先存于县政府处。同年十月底，为庆祝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60寿辰，汤恩伯、王仲廉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正在进攻豫北的冀鲁豫解放区，在当地用专车把它运抵南京作寿礼，蒋指示拨交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张凤于1946年11月17日《中央日报》第十版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主张称之为“司母戊方鼎”，为中央博物院采用。
1948年5月29日，该鼎在南京首次公开展出，蒋介石总统亲临参观并在鼎前留影。1949年国民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将大批珍贵的文物运往台湾，由于战事紧急，而后母戊鼎太重需要起重机吊装，当时无法找来起重机，只得留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转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

铸造

后母戊鼎的合金成分与《周礼·考工记》中记载的相同。后母戊鼎除立耳是先铸成后嵌入鼎范，鼎身是一次浇铸而成，共用28块陶范。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范铸作司母戊鼎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范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后母戊鼎。
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

司后之争

1949年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将铭文释读为“司母戊”，并将该鼎订名为“司母戊鼎”。郭氏将“司”字解释为“祭祀”之意，“戊”为墓主人的庙号。1962年，台湾大学教授、甲骨文学家金祥恒先生发表《释“后”》一文，首次将鼎中铭文释读为“后母戊”，并指出商代字体较为自由，可正写也可反写。然而囿于材料有限，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1977年，历史学者李学勤也提出铭文当隶定为“后”，并提出“司母戊”为动宾结构用的短语，在铭文中罕见。此次释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11年3月，修整后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开馆。2011年3月6日中午12点，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播发了一条简单的文物新闻，主持人和记者将“司母戊鼎”念为“后母戊鼎”，从而使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专题陈设中将“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更名的事情曝光，“司后之争”正式白热化。然而在该鼎出土地——殷墟以及中国唯一一个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仍为司母戊鼎。目前关于“司母戊鼎”和“后母戊鼎”的争论仍在持续。
然而，支持维持“司母戊”的学者认为，“后”这个字用于指称帝王配偶的用法是在春秋才出现。《白虎通》中记载“商以前皆曰妃，周始立后”。殷墟卜辞当中并没有此用法，而是以“毓”字来指称王后。有学者经考证后认为“司”字应当“祭祀”之意使用。周礼的四时祭祀分别名叫礿、祠、尝、烝，“祠”字金文省作“司”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