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雙十九龍暴動

远因

1949年，中国大陆的政权易手之后，有大量原来倾向中华民国政府之人员移居香港。每年10月10日时值中华民国国庆（又称“双十节”），他们聚居之地方皆会挂上大量中华民国国旗，数量甚多，旗海飘扬。
1951年11月21日，九龙城东头村木屋区发生大火，一万多人无家可归。
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年之际，广州市人民政府预计派出一队粤穗慰问团在1952年3月1日来慰问香港灾民，港督葛量洪担心他们会宣传反殖民地思想而拒绝，史称粤穗慰问团事件。
195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宽言禁，一时间中国大陆的局势似乎平定下来。于是不少港人要求港府重开关卡，并指离开香港的人定必比进入香港的人多。有见及此，葛量洪决定在1956年2月重开关卡。根据统计，在1950年年中香港的人口约为240万人的水平，全港大约每三人就有一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难民。
但出乎预料的是，重开关卡反而再度吸引大量中国大陆民众蜂拥到港，葛量洪遂在同年9月宣布关闭关卡。光是在开放关卡的短短七个月的当中，港府就录得有60,000人进入香港而没有返回中国大陆。

近因

1956年10月3日，港英政府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规定不得在徙置区的楼宇墙壁张贴旗帜或装饰物，但不反对悬挂旗帜。

10月9日

当天在宝星纱厂宿舍发生拆旗事件，该厂主管曾经命令右派工人移除宿舍内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右派工人认为厂方干涉他们庆祝“双十国庆”，于是在10月10日至11日在华兴学校举行会议决定抗争。

10月10日

10月10日上午9时，两名的徙置事务处（房屋署前身）职员撕去张贴在李郑屋徙置区G座6楼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于10时30分拆除悬挂大厦外墙的大型“双十”徽牌。有居民发现后，数百名群众于上午11时包围徙置区办事处，两名职员一度重贴旗帜以息公愤，奉召到场的警员在劝阻民众后离开。未几，因发现旗帜被再次撕去，人群再次聚集，到下午1点左右已达2000人，群众其后向警方提出三项要求，包括要求香港政府送出一串十万头的鞭炮；在大厦外墙悬挂孙中山及蒋介石的画像及中华民国国旗；徙置区职员登报道歉，并向孙中山及蒋介石的画像下跪叩头认错。群众的要求不获当局答应，并且与警员对峙。
10月10日下午2时，由警务处助理处长率领的60人防暴队奉召到场低调的戒备。直到2时25分左右，两名徙置处职员离开办公室时被群众追打，群众不满警员出手营救，于是从附近的杂货店取出汽水樽，向警员投掷。防暴队于是施放四枚催泪弹，驱散群众。至2时30分，四队约360人的防暴队抵达现场支援，其中一队防暴队正处理大楼传出的火烟时，被群众从两座徙置楼宇之骑楼上抛掷石头，于是再发射三枚催泪弹。警员其后发现群众将徙置区办公室抢掠一空，大批家俬及档案被纵火焚烧。直到下午3时30分，警方认为骚乱大致平息，两队防暴警察在现场戒备，青山道重开。

10月11日

10月11日上午10时，群众再度集结，青山道的南华玩具厂、中建国货公司、广州钢窗厂先后被袭击，嘉顿厂房再度被群众掠夺及纵火。深水埗、旺角及油麻地一带继续有抢掠事件。部分地区被右派工会和三合会封锁后，路过者被要求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方准放行；未有此国旗者只能以5元至20元不等（当时原价为5角）的高价，即场向三合会买旗。由于情况未受控制，警务处处长麦士维下达命令：“对暴动不惜以任何需要之方法尽速加以控制，如因情况需要时，应断然对群众开枪”。暴动仍然持续，深水埗邮局被袭，多处有车辆被焚烧，外国人亦成为袭击目标，群众截停外国人驾驶的车辆，拖出乘客拳打脚踢。其中，瑞士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恩斯特（Fritz Ernst）及其夫人，在下午1时许乘搭的士驶经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被群众把的士推翻并纵火焚烧，事件造成两名群众及副领事夫人死亡、副领事重伤。此事件亦造成两名群众伤重不治，警方在场拘捕7名参与事件的群众。当天的骚乱蔓延至荃湾，英军前往镇压，拘捕百余人；其中香港大公报指控中国国民党特务令暴徒纵火抢掠。
中午12时30分，辅政司戴维德代理休假的港督葛量洪主持会议，检讨骚动局势，并决定出动驻港英军协助。驻港英军派出三营步兵连同侦察车开往九龙，协助警方防暴队于下午2时重新布防，逐步稳定场面。
下午4时30分左右，有50多名女工集结在宝星纱厂外，高唱《反攻大陆》及《几时回家乡》等歌曲。
当天下午6时30分左右，群众再度集结，并于傍晚7时展示大型的中华民国国旗，并开始强行冲击警察的防线，不时向警员掷石。
当天傍晚，政府决定当日下午7时30分至10月12日上午10时在九龙实施戒严，期间所有公共交通停止服务，渡海小轮及九广铁路英段（今港铁东铁线）停驶，部分公共服务停顿，其后将戒严延至10月14日上午10时，为香港历史上的首次戒严。三营陆军步兵则进驻各区警署，将九龙分为三个防卫区：第一营负责九龙西北一带的主要暴动地区，南至界限街；第二营负责界限街至柯士甸道一带的旺角及油麻地等地，东至九广铁路沿线以西；第三营负责九广铁路沿线以东的东九龙地区。驻港英军更于10月11日傍晚至10月14日实施空中侦察，驻港皇家空军及香港空军辅助队共出勤25架次，监视骚乱的最新发展。西九龙地区的局势虽然逐步稳定下来，但骚乱蔓延到九龙城、土瓜湾及荃湾等地。
下午5时许，有2千余民众大肆破坏停泊九龙城巴士总站（现世运公园）的巴士，位于侯王道的长城制片厂及万里片场被抢掠。红磡黄埔船坞在傍晚有群众集结，向警察掷石，警方其后开火还击并动用装甲车驱散群众；观塘道三间小型工厂、李郑屋、大坑东、牛头角及何文田等徙置区在10月11日至12日期间，均有零星的纵火报告。
10月11日晚上，群众先后冲击会德丰纱厂、东南纱厂、宝星二厂及南海纱厂，要求厂方挂上中华民国国旗、开除左派工人、承认右派工会、日后雇请员工要得到右派工会同意等。群众又到工联会工人医疗所、纺织染工会福利部及丝织工会福利部所在的木绵下村，以及位于海坝村的搪瓷工会荃湾分会，在上述左派机构大肆抢掠纵火，殴打职员。
晚上8时10分，防暴队再次施放催泪弹驱散群众，但群众在青山道及东京街交界再次聚集，试图扩大骚乱的范围。
然而，正当李郑屋徙置区的骚乱正逐步平息之际，一群由三合会十四K及和安乐的黑帮成员携带中华民国国旗，在晚上10时率群由石硖尾徙置区出发，并在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集结，群众向车辆掷石，袭击附近的嘉顿厂房。警方其后封闭多条道路，禁止新界及九龙南部的车辆直往骚乱地区，并调派五支防暴队在场驱散群众，政治部探员亦到场进行调查。由于群众四处集结分散，使得主要以警棍及催泪烟作为武器的防暴队难以应付。
此时，两部奉召前往青山道的消防车驶进大埔道及青山道交汇处时，被群众掷石袭击，其中一辆的司机头部受伤，消防车失控撞上人行道，酿成2死及多人受伤。到场拯救的救护车被群众袭击，随后到场的一辆陆军救护车的司机被硬物击中，失控撞上已失事的消防车。前往现场视察的副消防局长所乘坐的吉普车，驶至大埔道与南昌街交界附近，被群众截停推翻并纵火焚烧。警方随后增援至11队防暴队在场，但骚乱已经蔓延至长沙湾及旺角一带，群众于凌晨试图冲击位于旺角道的旺角警署，骚乱一直蔓延到柯士甸道，群众化整为零的捣毁劫掠，更冲击左派工会及学校，一直持续到凌晨5点才回复平静。

后续

10月12日，港英政府发布九龙半岛戒严令。10月13日，香港警方大肆扫荡九龙骚乱中的不法份子，总共拘捕3,000余人。
10月14日，警方与驻港英军逐步平息骚乱后，大举搜捕参与暴动的人士，在李郑屋、大坑东等地拘捕1千多人，并根据1956年10月14日制定《1956年非常时期（拘留）规例》有权无须经过裁判司署审理而拘留疑犯14天，以便侦讯，经港督酌定后可将扣留期间再度延长14天。
最后暴乱在11月14日平息，总共最少造成60人死亡，300人受伤，超过1000人被捕，当中部分人被逮解出境后选择前往台湾，当中较著名的包括时任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秘书，曾在1980年代出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曾广顺先生。

 英属香港

1956年10月12日，港英政府发布九龙半岛戒严令。1956年10月16日，九龙及新界全面解严，港督葛量洪召开记者会，认为九龙动乱源于黑社会鼓动，又称中共政府对港府的指责是干预内政。
10月16日下午，香港总督葛量洪在记者会反驳北京方面的抗议，认为北京“干预内政”，并指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暴动由国民党策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6年10月15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强烈要求港英政府镇压暴动，并于当日及16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提出严重抗议。指责港英政府在九龙骚乱事件中控制不力，致使人员、财物损失惨重。
1956年12月16日，港九工会联合会荃湾工会工人医疗所助理护士古惠贞在“广州省市人民慰问九龙暴乱事件受害同胞大会”上作证，称一名工人医疗所的助理护士报称遭到轮奸。

 英国

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将《九龙及荃湾暴动报告书》送呈殖民地部大臣，指出无证据显示事件是有预谋发动，他认为是一些思想倾向支持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三合会成员群众试图扰乱香港的社会秩序，而达致其犯罪目的。葛量洪所持的主要理由包括：暴动范围仅局限在九龙地区，而未有组织性的蔓延到港岛地区；次暴动的中心－九龙北部，一直是香港罪案率偏高的地区；暴力事件多为中国国民党支持者与三合会成员连结，向左派工会清算旧账，试图夺取劳工界的主导权，坚称骚乱并无鲜明之政治目的。
双十暴动发生后的翌年，英国曾非常认真考虑放弃香港，最后没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语气强硬、激烈反对。

研究学者

在1998年4月初版的《简明香港史》中，学者刘蜀永认为，1950年代为逃离战火而来港的大量内地移民谋生艰难，经济情况不佳，加上政治的挫败感，最终酿成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