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費史

军费又名国防预算（英语：Military budget）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持武装力量而支出的费用。中国自古战乱频频，军费支出一直是个很大的项目。
军事费用，往往是很大的负担，一旦有战争发生，军费开支往往直线上升，所谓“军旅一兴，费靡巨万”。古代以田赋出兵，故称兵车为“赋舆”。

上古

在中国历史上，早期的军费来源主要按土地征收农产品作为军事开支的费用，即“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夏朝的士兵来源即是农民，农忙则耕，农闲则战。孟子提到“夏后氏五十而贡”，夏代农民在耕种自己的五十亩农地之外，还要耕种五亩公地，即如赵岐《孟子注》所说“民耕五十亩，贡上五亩”。后桀四处讨伐，他提升田赋数额以充军费，从而加重人民负担，“万民甚苦”，使之最终离弃夏后投奔商汤。《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这是说夏代授田一夫五十亩，殷商为一夫七十亩，周代则是一夫百亩。
商代军队中士兵的口粮和武器皆需自备，政府没有养兵的预算。但如果是千里之外的远征军，加上旷日持久的戌期，军费如无政府支持，其战事也是难以想像的。商纣王连年远征，让周国有机可乘，周武王亲率兵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进军伐商，取得胜利，建立周朝。
东周时期的周天子地位低落，各地诸侯战事频仍，春秋时期战需极大，管仲曾表示：“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左传》记载：宣公十五年（前５９４年）秋七月，鲁国实行“初税亩”，就是为了应付连年征战。税亩是指按土地亩数对土地进行征税，即“公田之法，十足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十取一。”初税亩实行之后，鲁国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诸侯国纷纷仿效。
战国时期，周赧王用天子的名义召集六国出兵伐秦，由于没有军费，只好向富商借钱，后来债主纷纷上门讨债，他只好隐藏一座高台上，这是【债台高筑】的典故。
秦始皇大规模用兵，军费消耗极巨，所征的赋税已达百姓收入一半以上，，当时已有“口赋”的人头税，到了“百姓贺死而吊生”的地步。，以致于秦末“关东群盗并起”，冯去疾、李斯等大臣向秦二世胡亥进谏：“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

汉朝

屯田和马政是汉朝军事重点。屯田始于西汉，兵卒皆务农，以保证军粮自给，军队有警则战，无事则耕。
汉武帝时，桑弘羊推行均输法，因此用兵三十多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
从元光二年（前133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先后八次派军进击攻匈奴，每次都使用数以万计的马匹。特别是元狩四年对匈奴战争，“发十万骑，私负从马凡十四万骑。”使得军马急剧消耗殆尽。乃至于元狩五年，天下马少，“平牡马匹二十万”。
《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武帝时，“又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钜万，府库并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汉武帝晚年，天下疲惫，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绥和元年（前8年），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
与羌人作战的军费支出，是东汉主要的经济负担之一，“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
据说东汉末年曹操为筹集军费组建过专门从事盗墓工作的军种，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职。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之战争频繁，为保证军需无匮乏之虞，各国的赋税皆重点放在军费支出，军屯是军粮筹措的重要辅助渠道。北魏太武帝“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孝文帝即位后，“复以河阳为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
六镇之乱后北魏内乱，分为东魏与西魏。大统年间，宇文泰建立府兵制，平时农耕训练，有事出征，政府可减轻军费负担，北周、隋、唐初继续沿用。
建德三年（574年），宇文邕下诏废佛，寺院财物皆充为军费，所有僧侣还俗编户。

唐朝

唐初实行府兵制，中央设置军府，凡兵皆农，府中的士官平时耕种，战时召集。遇有战事，府兵由中央命将率领出征，待战事结束，士兵散于府，将帅则归于朝。为了节省国家的军费开支，朝廷于农家每三丁选一丁为府兵，免其租庸调，但兵器、粮食衣装等均须自备。府兵制度起于西魏，完善于北周、隋两朝，盛于唐太宗，但对外作战就不可能只是府兵，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出征高丽，主力是兵募。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逃散，严重缺员，府兵制遂于天宝八载正式废止，中唐时期一度考虑恢复府兵制，但碍于当时社会现实，不了了之。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政府实行《度支长行旨》，军队“每岁所费，皆申度支会计，以《长行旨》为准。支度使及军州，每年终，各具破用、见在数，申金部、度支、仓部堪会。”
唐朝为了镇压安史之乱，多方聚敛军费，始立榷盐法，亦即将盐户生产的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再以高价转卖。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以第五琦“为盐铁使，于是始立盐铁法，就山海井盐，收榷其盐。”建中三年（782年），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军费。
安史之乱后，河西陇右空虚，回纥、吐蕃国趁机入侵，朝廷必须调集重兵，戌守边防。同时，藩镇割据，藩镇节度使屡次抢劫盐铁院之财赋。元和中，李师道盗焚河阴仓，“烧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朝廷又要调集兵力讨伐藩镇。
德宗初年借长安柜坊的储款四分之一以助军费。唐武宗时建立榷茶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国库收入，晚唐“西川富强，只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赠彼军储。”
唐朝末期仅东南地区还愿意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朝廷军费大部分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称“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僖宗朝以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竭”。田令孜与王重荣争夺盐利的结果，王重荣一怒之下进兵长安，引起僖宗再度出奔凤翔。

五代十国

五代的士兵都是职业军人，由财政供给衣粮。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士兵衣服一年分两次供给，称为夏衣、冬衣。因此军费在五代的财政支出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后周世宗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余。”

宋朝

宋太祖建立“封椿库”，打算“封椿库”的钱把燕云失地赎买回来。
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订立澶渊之盟，由宋室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增为银20万两、绢30万匹。王旦曾对真宗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
宋朝的军费开支长期占去岁出一半以上，战时高达十分之七八，“一人充军，数口之家得以全活”，而且士兵还能额外得到赏赐、装钱等。北宋大量养兵，“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帑廪以伏坐食之校”。宋初禁军20余万，太宗时30余万，真宗时40余万，仁宗时82.6万, 再加厢军则超过百万，宋代募兵制不仅要养士兵本人，还要养家人。英宗治平初年，蔡襄任三司使，提到当时的财政状况“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王铚说北宋三司一年的收入，养兵之费“常什八”。宋孝宗告诉光宗说︰“当今天下财赋以十分为率，八分以上养兵，不可不知。”

明朝

明朝行卫所制，养兵百万，寓兵于农，希望自给自足。朱元璋得意宣称，“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永乐时，兵额达到二百七十余万人。可是到了明朝中叶，土地兼并严重，军屯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军费负担因卫所制度的衰落而比以往更加沉重。嘉靖年间各地募兵数量日增，陕西三边“屯田满望，十有九荒”，甘肃屯田，名存实亡。嘉靖二十五年（1546）都御史杨博巡抚甘肃，“入境以来，见所至荒田不下万顷”。万历《明会典》卷二八载：“国初不过五万两，……嘉靖元年始增六万，四十五年始定一十二万。”。万历年间，日本丰臣秀吉发动的朝鲜之役，使得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与军费。
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明朝出兵朝鲜共派兵十六万六千七百余人，约为全国二成的兵力，费饷银一千七百余万两，每年所耗军费高达二百四十万两，史称万历朝鲜之役。万历二十八年，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费饷200.3万余两。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反明。为应付辽东的军事需要，户部尚书李汝华议请亩加三厘五毫之赋，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1620年）又议请再加二厘，前后平均每亩土地加征银九厘，计五百二十万零六十二两。是为辽饷。
崇祯四年（1631年），提高到一分二厘，共银六百六十万两，另加关税、盐课及杂项，共得银七百四十万八千二百九十八两。崇祯年间，财政困难，罪臣被杀后，往往籍没其家产，限时把赃银解进京城。崇祯十年（1637年），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镇压农民起义的费用，奏请增兵十二万，加征“剿饷”，总数两百八十万两，直到十三年（1640年）被迫停止。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此即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三项赋税的合称，成为明末虐政。

清朝

清代乾隆年间有十全武功，这十场战争，有胜有负，都打得艰苦卓绝。乾隆一朝所用军费，约在一亿三千万两以上，为了应付繁浩的军费开销，当时盐商总计捐输不下一千三百一十万两白银之巨。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规模浩大，前后历经九年，清廷耗用军费二亿两白银。
咸丰年间爆发金田起义，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所需庞大的军费，使清政府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咸丰三年（1853年）开征釐金，釐金属于一种地方商业税。由于湘军初期主力在江西，为了筹饷，曾国藩不得不置关设卡，抽取漕折、厘金。但江西又是农业省，商业不发达，久经战乱使得地方政府财源极其枯竭，随着湘军主力已转到江苏、浙江一带，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十七日，沈葆桢被提拔为江西巡抚，沈决定保留江西釐金，自行组建地方兵勇。为了争饷问题，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与沈葆桢争夺江西釐金，双方相峙不下。曾国藩的湘军饷项须自筹，他在给诸弟的信中提到：“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由于湘军“欠饷多者十五个月，少者七八个月”，只能食粥度日，曾国藩请九江关道蔡锦青解送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湘军。蔡锦青被沈葆桢制止，沈葆桢还命令蔡追回已解送之余款，否则撤职查办。曾国藩不得不将银子退还。沈葆桢在给友人吴惟允的信中提及此事：“吾辈出而任事，国家是为，岂其为朋友私情耶？”
光绪二十五年，户部奏称：“近年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阎敬铭掀开了户部的许多黑幕，最著名的是云南省军费报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