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珍

生平

有一次，黑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薛瑛听人议论：“当官的人，没有一个人敢拍胸脯保证，没受过别人一份礼，没吃过别人一次请！”

薛瑛肯定地说：“有，我就认识一个人，我的老领导王国珍。我敢打保票。”王国珍--黑龙江省原计划委员会主任，一位1932年参加革命，1933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一位出生入死于抗日前线的老武工队政委；一位在和平建设环境中，忠于职守，克勤克俭，兢兢业业，默默奉献，数十年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的老领导，如今虽然离岗休养，但他的高风亮节仍然影响着后来者，人们称他是一位忠于党，终于革命事业的老共产党员。

早年生涯

1919年，王国珍出生于河北省安新县北冯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北冯村地处白洋淀边，旧社会时一个斗争复杂，多灾多难的村庄。

王国珍10岁读本村完小时，学校有个教员叫刘亦瑜，使中共地下党员。他非常器重品学兼优的王国珍，教育他懂得“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革命道理。1932年3月经刘介绍，王国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3月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抗日战争期间

1939年经过党组织的培训，年仅20岁的王国珍出任徐水县九区区委书记。

九区许多村庄在平汉铁路的县城附近，当时还没有党的基层组织，农民对共产党不了解，王国珍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基层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当时的环境苦，生活苦，斗争苦。谈及这一时期的经历，王国珍深沉地说：“我们常常是搬到青纱帐里睡觉，夜晚搞点活动，打个小伏击，挖点小地道，接近群众，发动群众，发展了一批骨干。”

日寇在1941年秋季的“扫荡”中，制造了徐水县“陈庄惨案”，共产党县委组织和武装力量遭到日寇和伪军的严重破坏，王国珍被地委调任中共徐水县委委员兼任徐水铁路东区分委书记，武工队政委（1944年夏任副书记代理县委书记兼任徐水支队政委）。那时，为了加强武装斗争，开展人民游击战，王国珍和战友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不断歼灭日伪军有生力量。最残酷的是1942年和1943年上半年拉锯战，关门战，突围战，遭遇战不断发生，我抗日军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流血和牺牲随时都在发生。

最令王国珍不能忘记的，是与日寇的一次遭遇战。1943年春季的一天，王国珍在敌人据点附近一个村庄与区委和村党支部书记等人开会，晚上，突然遭到日寇和伪军的包围。

开会的人刚站起来要分散，通的一声，大院门被敌人踢开，一个日寇军曹带着几名日伪军端着刺刀，杀气腾腾扑进来。

“来不及进地道了，打吧！”王国珍果断地说。推门闯进来的第一个日军被王国珍迎面开枪击毙（后知道是日军小头头），鬼子的枪也响起来。王国珍觉得头皮一热，鲜血留下来。村支书有几手功夫，三拳两脚空手夺下敌人一支步枪反击。住在附近的区干部和村中的党员，民兵听到枪声冲过来。他们利用夜幕和熟悉的地形地貌掩护，从几个方面向鬼子开枪，鬼子不知我方有多少兵力，仓皇逃窜。

苍天有眼，子弹只把王国珍的头皮擦出一道沟，经同志们急救后，迅速转移。

国共二次内战期间

1945年，王国珍被任命为中共徐水县委书记兼县支队政治委员。“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想摘取抗日胜利果实，中共徐水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方面将徐水县支队改编为一个团，调入野战军开赴东北地区；一方面有抓紧新组建成下辖三个连的县大队，充实了九个区小队和民兵独立团。他们深入发动群众，粉碎了徐水县敌伪顽合流的进攻，巩固和保卫了人民抗战成果。1947年6月，我晋察冀军区发动保北战役，二纵五旅全歼国民党十六军一零九师的一个团。至此，徐水县第三次获得解放，王国珍率县委，县政府机关从西黑山村迁至县城内办公。

刚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徐水县城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王国珍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敌斗争，扩军支前，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上。在土改中，王国珍到一区参加诉苦会。一位姓牛的农民在台上声泪俱下地控诉地主的残酷剥削，致使他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过着流离失所的悲惨生活。会后，王国珍写了一篇《牛老瑞诉苦》的文章，发表在《晋察冀报》头版头条，反响很大，推动了土改深入开展。地委书记周小舟阅后，很是赞赏。

1949年7月，王国珍调任保定专属专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1952年2月一天，王国珍参加了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大会。王国珍的心情很不平静。

刘青山是前任天津地方委员会书记，赤贫出身，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和王国珍一同工作的一位部长。张子善是天津专区专员，学生出身，1933年入党。两个人都是十几岁参加革命，在国民党血腥的白色恐怖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曾奋不顾身为党工作，多次立过战功。然而，在全国胜利后的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他们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凭借职权，盗用机场建筑款，救灾粮，治河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及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达150多亿元（旧币）巨额资金，并交送49亿巨款给奸商张文义倒卖钢铁木材，瓦解国营厂矿。刘，张还任意挥霍，生活腐化。刘青山吸毒成瘾，仅送礼就开销3亿多元。

2月10日，王国珍和河北省各地市委书记均出席了公审大会。大会宣布刘，张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之后，执行枪决。刘，张事件及公审大会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后，在全国，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而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取得巨大成果。

五十多年之后谈起这件事，王国珍依然感慨万端。他认为，人要死得其所，刘，张死的不值得，死得可耻。无论多么有权有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不能变，共产主义信仰不能变。他说，毛主席当时指出，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他要求干部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那时，保定地委只有一辆中型吉普车，下乡的干部基本是骑自行车或走着去，地委委员们都住平房，后来党委的一个办公室配了一套沙发，在“三反”中也做了认真的检查，把沙发撤了。

1952年10月，王国珍奉调到中央财政机关，后到国家计委，经委管辖的机电分配局和建筑材料工业局，任副局长。

赴任北疆

1958年，中央决定国有大企业下放地方，李富春称这是一个大战略，因此，中央一部分干部要派下去，适应新形势，加强地方领导力量。

王国珍被中央组织部调任黑龙江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黑龙江省是祖国版图上的一只天鹅，省会哈尔滨是天鹅项下的一颗明珠，黑龙江省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发展前途无比广阔。王国珍踏上这片黑土地，就被深深地吸引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肝胆和热血，奉献给这块黑土地。

那时，全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他又是在掌握计划经济的职能部门任职，权利炙手可热，众人瞩目。王国珍把党赋予的权力看成是为人民服务的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交给的每一项工作任务上。他主抓农业时，跑到龙江，泰康等县实地考察，了解西旱东涝的原因，依靠群众献计献策，治理旱涝，加大投资，为农业发展逐步奠定基础。西部地区经过省计委敲定投资发展电力排灌项目，一些风沙干旱地变水浇地后粮食亩产由二百多斤提高到五百多斤，齐齐哈尔市郊区开始大面积利用水浇地种植蔬菜，改善了这个大城市历史上“吃菜难”的状况。三江平原排水能力差，一遇秋季多雨小麦便因涝绝产，大秋作物也减产或绝产。王国珍与省水利部门和农垦部门请专家“会诊”制定排涝方案，经过十几年努力，取得很大成果。

他参与了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工作，从省计委的角度出发，千方百计给予支持，他和省水利部门大力支持引乌裕尔河和嫩江之水到大庆的引嫩工程。这条长达二百多里的人工河，经过四年艰苦奋斗，直通大庆黑鱼泡，解决了大庆注水换油问题，又解决了沿途乡镇常年干旱之灾。

文化大革命期间

“文化大革命”中，王国珍被列入欧阳钦，李范五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黑名单中，多次遭到围攻，批斗。后来，被下放到柳河“五七”干校，他依然认认真真地去劳动，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待生活。

文化大革命后

1979年3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为其平反，并将他调回省计委主持全面工作。一天，省委书记杨易辰找到他，说一起到北京找余秋里副总理，要为黑龙江省争取一个30万吨乙烯工程的大项目。

杨易辰对大庆石油的开发利用想得很远，一心要为黑龙江人民谋利益。他一再强调石油要综合利用，一年几千万吨原油，要运到大连，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去加工，黑龙江为什么不能搞？省委，省政府领导为此也统一了认识，决定向国家争取这个大项目。

在北京，余秋里副总理听了杨易辰和王国珍的汇报，沉吟片刻说：“国家现在也有困难，拿不出那么多钱呀！”

杨易辰笑着说：“我们体谅国家困难，但是大庆化工基地搞起来，是为国家分忧解难，就拿尿素一项来说吧，如果生产100万吨，不用往外运，省内就可以消化，不但增产粮食，商品粮基地也巩固了。”

余副总理频频点头。

杨易辰和王国珍又在北京工作了五六天，多方协调，最后余秋里拍板，黑龙江上30万吨乙烯工程。

80年代初省计委组建了“乙烯”办公室，会同各有关方面全力以赴抓乙烯工程的筹建和开工。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已建成石油化工生产装置几十套，拥有炼油，乙烯，化肥，化纤等多个主要生产厂，大庆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之一。

王国珍还遵照杨易辰的指示，加强对农业的宏观指导，特别是对北大荒的开发与长远规划予以格外重视。有一次在北京，杨易辰和王国珍见到李先念主席。李先念鼓励他们要抓好黑龙江的大农业建设，让全国人民吃饱肚子。李先念笑着说：“你们（黑龙江）一感冒我就打喷嚏。我们天安门不能种田啊！你们一定要把商品粮基地建设好。“

杨易辰和王国珍又找到余秋里，要求批准建设一条延伸到北大荒农场群腹地的三江平原铁路，主要解决粮食外运问题。如今，佳木斯前进镇铁路每年都源源不断地把丰收果实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王国珍为此而感到欣慰。

永葆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

有几件小事，至今在省计委仍被传为美谈。

一次，徐水县供销社派人送来一些花生核桃等土地产。王国珍同他们讲不要送礼拉关系图方便，劝其退回后，再没发生这种事。

三年困难时期，计委机关与一家鞋厂联系，以出厂价格为全委干部每人购买一双鞋。王国珍知道后说：“计委是经济权威部门，你一带头走后门，别的部门怎么看？不要损害政府的形象。”

1977年，省计委盖了一栋家属楼，管工程的干部根据实际情况，又附带盖了一溜小仓棚，小仓棚内挖了地窖。王国珍得知后予以制止。他心平气和地教育干部，计委工作作风一定要正派，不要超标准，不要搞花样，否则，己不正难以正人。后来，每户交了100元盖仓房款，他才亮绿灯。

类似这样的小事很多。它反映了王国珍身体力行，严格要求，端正作风，保持优良传统的本色。计委同志都知道，在王国珍面前，你不能说苦呀，累呀这样的字眼。计委的灯在省政府大楼里经常亮到很晚，而王国珍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有时候，为准备省委书记，省长在会议上的讲话稿，他们要连夜加班加点，第二天清晨，材料准时送到首长的案头。省委书记杨易辰，省长陈雷曾高度评价计委的工作：“你们计委很过硬，我们放心。”

对于全省各行业的资金投向，大项目建设情况，王国珍和计委的干部精心部署。在下乡考察中他坚决反对讲排场，摆阔气，接来送往。计委每年掌握上亿元的建设资金，计委主任的决策权和建议权很重要，计委一位处长或科长下乡，要比其他部门干部下去引人注目和重视，何况他是一位主任。只要听说王国珍要到某市，从市（地）委书记，市长，专员到有头有脸的人物，无一不笑脸相迎，恭恭敬敬。倘若有什么投资项目涉及某个大系统，省城厅局的领导也会闻风而动，尾随而至。至于宴请，游玩更安排得无微不至。王国珍不赞成这样做，他到哪里检查工作，先打招呼，吃标准伙食，不要人陪，轻车简从，地方土特产品一律不收。

下基层不吃请，走上层他也不请客送礼。每年，国家计委要召开几次会议，编排或调整计划和投资。许多省的领导都亲自参加，并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找国家计委的司局长联络感情。其实，王国珍是国家计委下派的干部，有一批老朋友，送点土特产，吃一两顿饭，无可非议。但他不这样做，老朋友来了，也只是一杯清茶，叙叙旧情。他更不吃别人的请。

所以，在省计委，曾流传这样一句歇后语：“谁能请王国珍吃顿饭--神了！”

有人评价，王国珍的艰苦奋斗和艰苦朴素作风，已近于苛刻和清苦。

“文革”中，他有两个子女去了生产建设兵团。1971年之后，许多人走后门使子女参军或上大学，他没有这样做。以他当时任计委主任的地位，只要有个暗示，自然有人帮助，不费吹灰之力。“兵团”有人曾多次打探其子女在哪个团哪个连，可他只有一句话：“让他们好好锻炼，不能特殊！”

与他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老伴，是省民政厅的普通干部，身体不好。王国珍主动让老伴退下来。国民经济恢复之后，许多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重新恢复自己亲属的工作，但王国珍只字不提。有人提示，让他和同级干部比一比，别亏了。王国珍坚定地说：“我不必，也不带这个头！”有些老朋友曾希望他找一找北京老领导，重新调回国家机关，他一笑了之。

他的心中，只有党的事业。

每天，人们看见的这位高层领导，一套旧军装，一双紧口布鞋；阅批文件于案头，检查工作于基层，谦虚严谨，正气满腔，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人们更加敬佩的是，王国珍带出了计委的好班子，带出了一支思想好，作风硬，业务精的干部队伍。王国珍离休十多年来，先后五位计委主任，都把这种好传统接过来，传下去。

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1985年12月，王国珍离职休养。

2016年3月11日凌晨2时23分，王国珍与世长辞，享年98岁。

“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