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人類學

历史背景

人类学、“医疗”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关系，已有充分的文献讨论。 普通人类学在基本的医疗科学中，占据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地位(呼应这些主题的科学研究通常称为前临床[pre-clinical])。然而，医疗教育一开始就局限在医院的范围内，这是临床发展以及将病人局限在诊疗室的结果。
克劳德伯纳德指出，医院临床教学和实验方法的霸权，贬低了医疗从业者的日常经验，他们以往被视为知识的来源，这些知识再现于某些报告，称为“医疗地理志”与“医疗形势报告”，两者都依据民族志、人口学、统计学，以及有时会出现的流行病学资料。在医院发展临床训练之后，基本的医疗知识来源是在医院与实验室之中的实验医疗，以及这些因素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医生放弃了民族志这种知识工具。这是说大多数，并不是全部，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民族志依然是一种知识工具，运用在基层卫生保健、农村医疗，以及在国际的公共卫生。医疗放弃民族志的时间，发生在社会人类学采用民族志做为其专业身份的标记，并开始偏离普通人类学创立时的计划。专业人类学与医疗的分家，从来就不是截然划分。在二十世纪，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保持不变，直到当代的医疗人类学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发展出来为止。许多对于20世纪医疗人类学提供大量贡献的学者，具有在医学、护理学、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等方面的基础训练，包括 W. H. R. Rivers、Abram Kardiner、Robert I. Levy、Jean Benoist、 Gonzalo Aguirre Beltrán与Arthur Kleinman等人。他们其中有些人同时具有临床与人类学的身份。其他学者来自人类学或社会科学，像George Foster、William Caudill、Byron Good、Tullio Seppilli、Gilles Bibeau、Lluis Mallart、Andràs Zempleni、Gilbert Lewis、Ronald Frankenberg与Eduardo Menéndez等人。最近由Saillant与Genest所撰写的一本书，对于医疗人类学发展，以及一些主要的理论和知识的实际辩论，提供了一个较大范围的国际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