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公超

早年经历

余幼失怙恃，人闻者恒怜吾，而言吾命之薄，缘之悭，而余则否焉。盖人之成伟大者，非安逸慎然而成之也，非恃他势而成之也。是必出于万难之中，而拔于怆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后有此成之也。——《自振》, 写于天津南开中学
祖籍浙江余姚（今宁波余姚市），自五世祖自余姚移居岭南。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1913年离世；叶遂赴北京在叔父叶恭绰的监护下长大 。
少即工诗能画，为汤定之入室弟子，七岁入南洋模范小学。1912年至英国读书，两年后转赴美国，一年后回到中国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再赴美国，先后就读伊利诺伊州厄巴纳学院及缅因州卑斯学院，最后于马萨诸塞州安默斯特学院攻读，跟随罗伯特·佛洛斯特研习诗词，在其指导下出版一卷英文诗集。毕业后赴英，在剑桥大学玛格达连学院取得文学硕士学位。
1926年回国，于是年秋在北大、北师大教授西洋文学，并先后任教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清华及西南联大，有“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的美誉，英语之好，梁实秋亦赞“英文造诣特深，说写都很出色”。在英国，他与诗人T·S·艾略特亦师亦友，交往甚密，是第一个将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清华时的学生中,他和钱锺书的关系特别好, 钱锺书于1934年在叶氏的同事温源宁的名义下为叶公超写了一短篇人物志。卞之琳表示过，“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的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1931年6月，叶公超在清华教书时，与燕京大学物理系毕业的袁永熹结婚，育有儿女一双。叶公超素以脾气大闻名，吴宓来叶家用餐，因为菜的味道不合适，见他对袁永熹发脾气。前政务次长胡庆育说叶公超的脾气“阴晴不定”，“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了出来。”

中年经历

1930年代末抗战时期，因毛公鼎事件遭日军拘捕拷问39天，脱险后弃学从政，在董显光先生的推介下转入外交界，先后任职于国民政府驻新加坡、英国大使馆。
1947年4月9日，外交部参事叶公超在中宣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赞成美国政府主张提前拆迁日本国内可充赔偿物资之一部分；此次中国所得日本之提前赔偿百分比，当然不得影响将来中国于总清算时提出之要求。5月1日，外交部就3月8日、4月5日法军两次轰炸中国在越华侨集中处一事，向法国大使馆提出严重抗议；次日，外交部次长叶公超赴法国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8月28日，叶公超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称：大连暂不开放，该港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依法不得单独使用之，外轮亦不能利用此港从事中国沿海贸易。1948年1月1日，外交部次长、中国庆贺缅甸独立特使叶公超抵达仰光。7月4日，外交次长叶公超发表谈话，希望早日达成对日和约。
1949年，奉李宗仁之命继胡适（未到任）担任外交部长。4月29日，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找美国驻广州公使克拉克，要求克拉克把以下事实报告华府：南京撤退是因为4月19日国军江阴要塞和狄港指挥官投向中国共产党，使南京无法防守，政府已决心撤退，现正有秩序撤退中；傅秉常仍未接受外交部长之任命，在军事未取得任何胜利之前，现在没有人愿意接受任命。参与1952年《中日和约》与1954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
1954年9月，蒋介石以叶公超为出席联合国第九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蒋廷黻等4人为全权代表。12月3日在华府，代表中华民国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签署《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958年8月，继董显光担任驻美大使，表现深受艾森豪、丘吉尔、肯尼迪等西方冷战领袖的肯定。
后因与蒋介石在外蒙古入联问题上持不同策略，于1961年奉急召返国，旋被免职：先遭“留在总统身边以备顾问”为由不得返任，后在当年11月改聘为行政院政务委员，从此遭到长期监视，并被禁止出国长达16年。

晚年

1978年5月后转任总统府资政闲职。离开仕途后寄情书画，“怒而写竹，喜而绘兰，闲而狩猎，感而赋诗”，称自己是“悲剧的一生”，梁实秋亦形容其晚年“情况相当落寞”。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夫人没有赶回告别，仅俞大维一人在身边。老友张大千闻之甚悲，亲书《挽叶公超先生联》。挚友陈香梅写了一篇悼文两首挽诗。诗中说：“奉献给你红色的玫瑰，那是我从童年、青年到中年对你的半点关怀与爱意”。《联合报》刊登一篇署名杨子的文章，题目为《红粉知己》，评价叶道“既有器识过人、恃才傲物的名士风度，又是一个才华横溢而终为俗吏所谗的悲剧英雄”。
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