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階級自由化

首次提出

该提法首次出现于国家主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当时中苏论战已经起来，苏联指责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国发起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认为这是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策，刘少奇主席于是在文中回应：“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以辩护中国共产党发动“双百”运动的目的和性质，否认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影响

1986年12月初起，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因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不民主而举行示威抗议活动，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高校，即八六学潮，被有关当局镇压下来。当时中共认为这些学生的活动不是自发，而是有人在幕后指使。这些幕后人包括了后来于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被逼去美国的方励之夫妇。事后，有关当局发表宣言，指责这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文章指：“‘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并指有关活动“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
这件事结果使当时的胡耀邦在中共十三大（1987年1月初）辞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同时开除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之人士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并使中共党内保守派得势，以及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次事件亦被视作为后来1989年六四事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