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多·利奥波德

生活与工作

奥尔多·利奥波德于公元1887年1月11日出生在艾奥瓦州伯灵顿。其父亲卡尔·利奥波德是做核桃木桌的商人，卡尔长带着孩子在进树林旅行并，教他的大儿子利奥波德木工和狩猎，利奥波德的成长也因此与野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小时候，利奥波德一家去密歇根州的Les Cheneaux群岛避暑，其中马凯特岛上的一个奥尔多·利奥波德保护区成为了他对野外生活热爱之纪念，利奥波德从小便展现自己敏锐的观察天赋，喜欢花上数小时在家附近作鸟类的技术和分类。利奥波德进入坐落于新泽西州劳伦斯威尔（Lawrenceville）、享有很高声望的劳伦斯威尔中学，随后又继续升入耶鲁大学林学院。1909年，他获得了林学硕士学位。利奥波德从生态学、美学与神秘感，以及资源等角度逐渐产生了对自然的欣赏。从此以后，他的职业生涯就围绕着林学、生态学与写作展开了。
利奥波德在美国联邦林业局供职18年，其间在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工作，直至1924年调往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林业生产实验室（Forest Products Lab）。1928年他离开林业局，开始承揽合同独立工作。他主要在美国各处从事野生生物与猎物的考察。
1933年他被聘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经济学系（Agricultural Economics Department）猎物管理专业的教授（Professor of Game Management）。他与其妻孩共住于校园附近的一幢普通的双层住宅内，在学校任教直到逝世。今天，他的住所是麦迪逊市一处公认的地标，现被Elizabeth Loniello使用着。他的一个儿子Luna后来成了著名水文学家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质学教授。另一个儿子A. Starker Leopold是一位知名的野生生物学家，同样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
作为保育野生生物和荒野地区的提倡者，利奥波德于1935年成为了荒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为纪念他而承其名的奥尔多·利奥波德荒野地处新墨西哥州吉拉国家森林（Gila National Forest）的范围内。利奥波德在努力使吉拉作为一片荒野地区来管理的提议中发挥了作用。最终在1924年，吉拉国家森林被美国政府指定为首块荒野地区。利奥波德荒野和吉拉国家森林常常一起被看作是遍及全美的现代荒野保育运动的起点。
他的自然写作以其朴素直接而闻名。他对各种他曾生活或了解过多年的自然环境的描绘，从中展现出的对存在并发生于自然中的东西的熟悉令人印象深刻。利奥波德对他认为所频繁施加给自然系统（例如土地）的、缺乏文化或社会对土地基础的完全所有权意识的伤害（这遮蔽了对人类所归属的生命共同体的一切感受）提出坦率的批评。他觉得，如今由“机械化”而产生的安全与繁荣给人们带来了思考自然之宝贵和多了解其中之事的时间。可是，他还写道，“从理论上说，农业机械化应当解除了农民的锁链，然而，是否真正如此，还是值得怀疑的。”（第262页）

《狩猎管理》

1933年出版的《狩猎管理》(Game Management)为奥波德早年的作品，说明野地应适度开放，将打猎是为一正当的休闲娱乐，认为此运动可促进野地平衡。

《沙乡年鉴》

在利奥波德死后不久，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一书有数百万的读者，它活跃和改变了环境运动，并促进了作为一门科学的生态学的广泛影响。同样地，荒野协会和利奥波德在其中所做的工作对伴随着首个世界地球日一起的环境运动来说也是重要的先驱。
此书是自然历史、以文写景与哲学的结合，利奥波德早年于生物调查局工作，且十分崇拜Gifford Pinchot，晚年则反省此段保育的过程，因而著《沙乡年鉴》，此内容与早期作品(如:《狩猎管理》)思想相反。也许最使它著名、且定义了他的土地伦理(The land ethic land)的是下列引文：“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育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说明土地为生命能量的泉源，是一切自然的存在，且土地为一生命共同体，每一生命皆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人类并非主人。营养级的概念是“像山那样思考”一节提出的，在其中利奥波德意识到，杀死一只掠食动物——狼，会对生态系统的其余部分产生重大的牵连影响。
圣经内亚伯拉罕上帝将土地赐予人类的故事，进而影响了西方世界对于土地的使用态度，《沙乡年鉴》内容即说明现代人将土地视为奴隶，土地必须为我们付出(此根据奥狄赛杀女仆的故事)的普遍现象，早期认为伦理仅限于人与人间的关系，而利奥波德则呼吁大家必须将伦理提升至非人的境界。

资源保育

《沙乡年鉴》的一章“土地伦理”中，利奥波德在“生态学意识”的小节深入探究了资源保育。他写道：“资源保育是人和土地之间和谐一致的一种表现。”利奥波德觉得，通常认为需要更多的资源保育教育，然而其分量和内容值得讨论。
在利奥波德写作的时候（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似乎可将当时课程内容的指导方针概括为：“遵纪守法；行使投票权利；参加某些组织，并在你自己的土地上来进行实践，以证明资源保护是有利可图的。其余的事情则由政府来做。”他对这种“方案”深感不满。对他来说，这看来似乎对自利有用处，却并不能解决伦理问题。
这样的事实使他得出结论：在缺乏觉悟的情况下，义务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并且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同时他写道，他相信，由于没有哲学和宗教上的好处，而使资源保育被简单化了。
利奥波德举出了威斯康星州西南部的表层土正向海洋流失的问题中的一个例子来引起注意，希望能在应对教育上的挑战的同时也解决伦理问题。1933年，政府给将在5年内都采用补救措施的农场主们提供协助，这被广泛地接受了。五年期限一满，农场主们继续使用的仅仅是那些能使他们获得经济收益的措施，而忽视了那些对社区有益的措施。于是，1937年，威斯康星州立法机关通过了土壤保护区法令（Soil Conservation District Law），允许农场主们自己制订土地使用规则。即便有另外的免费技术服务的激励以及可得到的专业机器的贷款，有益社区的规则仍旧被无视，就像什么规则也没制订过一样。确实有一些小小的进步，但还不足以应对相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