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農民組合

农组的发展

农组成立后于昭和2年(1927年)、昭和3年(1928年)两年间，发起多次的农民集体抗争，如南投郡山本农场抗争、彰化郡新高制糖所有地抗争、苗栗郡台湾拓殖制茶会社土地抗争等，鼎盛时期有两万名会员。
日本政府忌惮于力量迅速成长的农组和台共，采用的镇压手段越来越严厉，以图摧毁其生存空间，1928年12月30日的农组第二次全岛大会甚至被殖民政府强制解散，简吉等8人亦遭到检束（日本警方可利用“检束”任意将人拘留20天，不列入前科、不需送法院，20天内警察常常严刑拷打、侮辱虐待，以获得资讯或摧毁对方意志。）。在严峻形势的压力下，台湾农民组合也与台湾文化协会一样，经过激进派与稳健派的路线之争后，由亲台湾共产党、目标明确的激进派掌权，行动更加地趋向激烈化。后来历史证明，当激进派遭到消灭后，缺乏抗压性的稳健派也立刻被殖民政府快速简单地消灭了。
※ 从日治时期到后来的国民政府时代，都不是民主的社会，民众的抗争运动是不被容许的话题，因此过去在抗争失败后，民众也不太敢说出这些历史，于是很多事情并没有留下纪录，只剩关系人的口述资料，日治时期因为许多知识分子被杀、被补、逃亡，随后国民政府来台后的228事件中，许多知识分子也被杀害或逃亡到世界各地，台湾的历史遂散落到海外，而因为白色恐怖的关系，许多人即便了解过去的历史却不敢说，导致历史更加断裂：日治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简吉于1950年被枪决后，对于农民运动始末最为了解的人已经不在，直到现在许多老一辈都走了，约略知道农民运动的人物更所剩无几。

农组大事记

1927年九月份农民组合进行改组，赵港改任统制部长（驻本部-指台南州曾文郡麻豆街）。十月份，古屋贞雄律师指导下农组计划召开“反对种作物扣押、入内禁止”的农民大会，故于新竹州中坜、台中州大甲、台南州麻豆、高雄州凤山等支部都针对这件事召开农民大会，并将陈情书、决议文以及取缔该大会属不当的抗议书寄给相关官署和总督府，而那天各地的会议都受到地方政府的阻止和压制。10月15日，台湾农民组合向上山总督满递交对于取缔的抗议书，抗议台湾总督府下令给地方官宪以解散、停止、检束等手段压制农组各地于12日齐开的会议。

第一次中坜事件（1927）

1927年11月6日，拓植公司又想对二期作提出假扣押，向法院声请对收割前的稻谷强行查封，受到中坜农民反抗，由赵港等领导农民抗争，新竹州中坜郡树林子和三座屋部落的农民成群在现场阻碍假扣押进行，甚至使用棍棒而攻击到公司职员，约六百名农民包围袭击中坜新坡警察派出所，警察逮捕黄石顺、谢武烈、杨春松、黄又安、赵港等八人，是为“第一次中坜事件”。11月7日，黄石顺、谢武烈、杨春松、黄又安等农组干部因预备在各地举办演讲会被检举，随后政府派23名警官担任警备，在执行假扣押，但附近60位农民带镰刀、锄头、棍棒来阻止，现场又有200多位农民前来支援。11月9日时农组到中坜集合后选出谢进来和彭金源、李根乐为代表，对检举一事质询，当时有70多位农民聚集到郡公所，现场又被检举10人。直到11月10、11日在162位警察官保护下才完成假扣押，随后警方以骚扰和公务执行妨害检举83人并移送检察局，把其中41人起诉转送预审，其中33人被处有期徒刑。
第一次中坜事件后，桃园、中坜两支部遭到解散，但中坜支部素以团结斗争闻名全岛，农组本部的简吉、赵港等设法唤起舆论、策划支部复活。

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1927）

1927年12月4日，台湾农民组合在台中市初音町乐舞台召开“第一届全岛代表大会”，参加者有全岛二十三个支部代表、一百五十五人、600多人旁听、50位来宾，来宾有：左倾的文化协会代表连温卿、王敏川、蔡孝乾、洪石柱，台湾民众党代表卢丙丁，东京台湾青年会（社会科学研究部）代表黄宗尧、无产青年代表赖通尧等。当日除“日本农民组合”中央委员长山上武雄自大阪前来，“日本劳动农民党”干部古屋贞雄亦从朝鲜回台与会，“朝鲜新韩会”、“日本农民组合”、“日本劳动农民党”、“大阪朝鲜劳动组合”等国际友好团体，亦纷致贺电以表祝意。
现场赵港报告台湾农民组合发展经过，在论及土地问题时，因涉及批评日本帝国主义而遭到在场警察的取缔，被迫中止讲演，于是改由侯朝宗继续报告，旋即又受干扰，大会在当天下午两点被警察命令解散引发众怒，当晚临时召集听众一千余人举行示威演讲会。经过山上武雄、古屋贞雄等干部五人向台中州警务部长交涉的结果，12月5日上午九时五十五分重新召开大会，古屋贞雄律师先做各项指导以避免又被要求解散会议，于是农组成员都有共识后开始开会，通过了十七件议案，选出新中央委员及其他干部等，完成第一届大会。
1928年（昭和三年）2月3日，农民组合在台中市荣町事务所召开中央委员会，出席者有陈结、谢进来、赵港、陈海、张行、柯生金、陈培初、杨贵、侯朝宗、简吉、陈德兴、陈昆仑、蒋清江、尤明哲、叶氏陶、陈海为议长，选举特别活动队人选包括：陈结、谢进来、赵港、柯生金、杨贵、简吉、陈德兴、陈昆仑、蒋清江、尤明哲、叶氏陶、吕德华。

农组与台湾共产党合作（1928）

1928年6月谢雪红回到台中，农民组合干部简吉、赵港、杨春松、杨克培等人相继去拜访她。简吉和赵港认为农民运动缺乏干部，提议举办青年干部训练班。
1928年6月14日第一次中坜事件于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议，当时记者旁听席只有台湾日日新报可在场，台湾民报与大众时报不得在场。
1928年7月17日，由于农组认为第一次中坜事件警方对农组的取缔不当，故简吉、赵港、张行、郭发、彭阿栋、杨春松、陈昆仑、侯朝宗、蔡孝乾等人到总督府求见总督，最后向秘书官平岛和新竹州知事和新竹州知事递交抗议书，内容提到地主的贪婪，“非但一粒租金都不减，还要强行加租，农民不接受就要收回土地，于是农民为了生存而设立农民组合对这些不管社会国家而只图私利的凶恶地主斗争，不是理所当然吗？而台端(总督府)为了拥护地主的剥削而欲扑灭此一正当运动，却在我们头上施以狂暴的弹压啊”！除此之外并要求调查取缔的实情，以免发生不当措施，抗议书中更提出5月到7月发生种种取缔暴压的事，并表达对于政府不了解农民运动甚至把农民永远系于榨取的铁链上、有残杀无产农民的阴谋，农民难以缄默，所以要提出抗议。当天晚上八点农组则于大稻埕文化讲座召开大会演讲关于访问总督府之过程。

第二次中坜事件（1928）

1928年8月9日众多不屈不挠的农民在农组干部简吉、赵港和杨春松的动员下，又重新团结起来，当时简吉召集组合员于中坜支部办事处并宣布重整支部工作，总部也动员到中坜和桃园鼓励农组成员复起，上午九点于中坜支部事务所召集组合员多人，挂出原拿下的招牌，重选支部长和其他干部。但政府也派出警部补和16个警察官，把张道福和其他4位农民传唤到新坡派出所，但200位农民也跟着到派出所境内，诽谤警察还投石，而警方认为这是赵港和张道福和其他35人指挥的，遂把他们以违反处罚暴力行为等有关法律以及公务执行妨害罪加以检举，并令群众解散，此为第二次中坜事件。。
1928年8月14日农组本部派赵港、侯朝宗、古屋律师要北上向总督府河原田总务长官表达抗议，但因河原田忙于会议，遂与小林保安课长见面。
1928年7-8月间，赵港也带谢雪红去大肚，谢说台湾农民组合大肚支部还经营过供销合作社。
1928年9月台北地院针对第二次中坜事件刑事开庭，进行律师辩论。
1928年9月28日到间，透过谢雪红成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部，台共和台湾农民组合建立合作关系，隋后简吉、赵港、杨克培、叶陶、简娥、张道福、林梁材都加入台共。
1928年10月谢雪红去台北准备开国际书局。
1928年10月11日，第一次中坜事件公判，1人无罪，1人罚金罪，其他被判徒刑。
1928年12月17日，大肚地区新地主张进江和潘克庄派出多名临时工人、耕牛进行耕锄，想直接夺回土地，农民起初两、三天虽进行阻挠，但因为警察积极取缔，农民最后态度也软化，遂分别和新地主签订租佃契约，大肚庄的土地争议遂告一段落。

二一二事件（1929）

1929年（昭和四年）2月12日，天未亮时特别高等刑事课（简称为特高课）为了证明有无台共介入其内，利用“违反出版法规”的罪名，同时在全台湾三百处的台湾农民组合机构进行突击搜查并加以逮捕，台北、新竹、桃园、台中、彰化、台南、高雄各地，农民组合的本部支部以及关系团体与主要干部的住宅等处尽被搜索，没收“证据品”达二千余件，没有一件是与台共有关，正式逮捕59人，其他遭受池鱼之殃而扣押300余人，以违反“台湾出版规则第十七条”为借口勉强把十二人处刑。
农民组合干部包括简吉等人被捕后，使地方各支部活动减少或停止，组合员也减少由原来的11410人减为9369人，有些温和派份子离开农民组合，大部分组合干部却无视险恶的环境，再接再厉，简吉入狱一年，谢雪红则于3月1日被释放。
继之，日本官警在各地农村撒下天罗地网，继续搜捕尚未抓到的农组干部，并恐吓威胁农民退出农组。一时之间，农组的阵营陷于混乱之中，势力发展如日中天的台湾农民组合遭到了空前未有的全面镇压，此为“二一二事件”。
同一日，第二次中坜事件被检举者预审终结，22位被判有罪，3位免起诉。
1929年6月18日(19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赵港中坜事件（应是第二次中坜事件）公判续开，以违反暴力行为处罚法审理。
1929年7月13日台北地院针对袭击新坡派出所一事开庭公审赵港等22人，赵港最后被判无罪，14人被判3到6个月的刑期(有缓刑)，8人无罪结案。由于二一二事件造成许多农组干部被捕，于是赵港便积极着手农民组合的重建工作，他出狱后将共产主义主张带入农组，农组渐趋左倾。
1929 年 7 月 30 日川村竹治总督退任前，恢复中止一时的官有地放领，将土地70 余笔转让给日本退官及企业。
1929年11月赵港、简吉开设“农民组合台北出张所（分处）”，拟以做为法庭斗争的据点及中央干部的会合中心。
1929年12月5日农民组合在台北出张所召开了一次临时中央委员会，会中决定由杨春松接替黄信国为临时中央委员长，中央委员有12人：简吉、杨春松、张行、陈德兴、赵港、陈昆仑、苏清江、侯朝宗、陈结、林新木、颜石吉、周渭然；中央常任委员五人：简吉、杨春松、张行、陈德兴、赵港。同时审议并通过赵港草拟的新行动纲领，即“农民组合行动纲领”，这是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严酷的压迫下，所设计的27条具体斗争方案。这个新的行动纲领，秘密地由中央分发至各州支部联合会，再分别送到各地支部，各地再分别举行小组会议解说行动纲领及讨论具体实践的办法。
1929年12月6日农民组合台中本部宣言书违反出版法事件二审判决，简吉等十名有罪。
1930年（昭和五年）
1930年11月15日，《台湾民报》二版报导，〈退官者的拂下地大多被台湾人收买〉。
1930年11月20日，21日两天中台共秘密会合于高雄州东港郡新园庄，召开“中央常任委员会”农民组合干部会议，参与者有：陈昆仑、赵港、汤接枝、颜石吉、简氏娥、陈结等，在会中决议置农民组合为台湾共产党领导旗帜下的大众团体（外围组织），以合法的农民组合为掩饰，进行扩大秘密组织。
1931年（昭和六年）
1931年1月1日晚上9点到，在嘉义郡竹崎庄召开农民组合“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者有陈德兴、张行、汤接枝、赵港、陈昆仑、简吉、颜锦华、姜林小、黄在发、陈文质、陈结、尤份、黄石顺、谢少塘、颜石吉等十五人，旁听者嘉义支部的林巃、陈楠、林层、刘运阵、林切等五人。由颜石吉为议长，姜林小为副议长，陈昆仑为书记长，陈结为书记。在会议上通过议案十七件，其中正式通过中央常任委员会提出的“支持台湾共产党”议案，于是台湾农民组合即名符其实成为在台共领导下的团体。

官方肃清台共行动，农组解散（1931）

1931年6月和11月日本发动两次大逮捕，欲肃清台共。
1931年3月24日警于大稻埕陈春木住所(上奎府町一丁目二十九番地)逮捕陈春木、赵港等人并搜得一些台共文书，如“改革同盟成立文件”、“文化协会解消问题”、“台湾运输工会组织文件”、“台湾运输工会运动方针”等数十项，据台湾日日新报报导，北署特高在现场欲找台共相关文书证据时，赵港立刻吞下部分文书，据锺逸人所述，赵港吞下的是台共名单。赵港被捕后沿街大呼共产万岁，当时尚有陈德兴在场但侥幸逃脱，陈德兴没有多久在4月9日也被捕于高雄。自赵港被捕以来，农民组合及文化协会之诸运动遭到严重取缔。

二一二事件的冲击

1929年2月12日，台湾总督府趁农历年节庆期间，对全台300多处驻点大规模突击逮捕，史称“二一二事件”，212事件中被捕者有59人，八人遭警察释放，余下的51人被控违反《治安维持法》，农组的主要成员包括：简吉、阳春松、张行、陈德兴、陈昆仑 等十三人被起诉违反《台湾出版规则》，交付预审。1929年12月20日，原本被判四个月的简吉被改判一年。212事件后，本来就受到诸多限制的台湾农民组合终于成为了非法组织，其行动转入地下化并更加的激烈化，最后在殖民政府的强力镇压下被迫停顿其活动。

赤色救援会及二战后的台共网络

简吉出狱之后，继续领导组合员成立“赤色救援会”，于1931年复遭殖民政府破坏，简吉亦遭日本殖民政府关押达十年之久，至1941年方得获释。二战后，简吉由于参加了228事件时由张志忠领导的嘉南纵队（台湾自治联军），于1951年被国民党政府枪决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