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效應

背景

2002年9月24日，香港政府颁布了《实施基本法第23条咨询文件》，除了把现时法律已经衔盖但过时的法例进行修订外，还就原来《香港法例》中没有的分裂国家行为与颠覆国家罪提案作出咨询。议案由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负责推销。
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建制派议员认为立法工作越快越好，可有利香港长远繁荣稳定。但泛民主派的议员认为，立法会影响香港的言论自由，因为法律的条文并不清晰，在执法时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问题。
当时叶刘淑仪根据当时的咨询文件，宣称“多数人是支持立法”。但后来有大学研究员重新审阅整份咨询文件时，却得出多数人是反对立法的，和叶刘淑仪的宣称不符。但叶刘淑仪指咨询文件的任务已完结，对民意的争拗并没有意思，并拒绝泛民主派的建议，对议案进行修政，坚持如期在2003年7月9日把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
而后来，市民认为坚持如期审议是漠视民意，无视社会对23条的诉求，和叶刘淑仪多番令人震惊的说话，令普遍市民大失所望。同一时间，SARS在2003年的春天袭港，令299人死亡，政府被指反应缓慢；和经济长期一蹶不振，政府政策未能振兴经济，种种原因令市民对政府十分失望。再加上在个别传媒和团体连续多日不断呼吁民众上街，于是在2003年7月1日，超过五十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的立法工作，和不满特区政府施政时问题多多，这场游行普遍称为七一大游行。其后，在田北俊辞任行政会议成员后，政府因不能获得足够票数支持，宣布撤回草案。
七一大游行后，建制派议员还不断宣称市民是“被误导上街”，并指责民主派议员煽动市民上街，和政府事事作对。
不过，这种想法显然并未获得普遍市民认同。在游行人士中，除了反对23条立法外，当中更有不少游行人士把矛头指向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指他们“出卖港人”。当中，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鉴林在七一游行当日，在天后站接受无线电视访问时，指市民是被误导上街，结果获得数以百计正前往游行的市民，报以阵阵嘘声。

2003年区议会选举

七一效应在2003年区议会选举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民建联派出206人参加区选，只有62人当选，当选率仅30%，比上届区选少21席，当中不少是连任失败。相反，民主派在400个民选议席中，共派出226人参选，成功取得37%即约151席，民主党派出120人参选，95人当选，当选率为79%。在不少选区，民主派的年轻候选人，击败了不少角逐连任的民建联候选人。结果，时任民建联主席的曾钰成辞职，由马力接任。而亲政府阵营也出现了大规模变动，防止七一效应在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再次展现。

2004年立法会选举

在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中，七一效应始终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民主派在今次选举票数增加，议席增长至25席，而民建联与自由党等亲政府阵营的议员，有29席。由于未过半数，余下的议员成为了关键的少数，他们组成了“泛联盟”。泛联盟在立法会财委会主席选举中，刻意放水使民主派议员刘慧卿当选主席。后来，董建华只有委任了泛联盟 成员陈智思进入行政会议，结果泛联盟 也加入亲政府阵营。

2004至2007年之间的变化

七一效应除了在选举结果显现，社会也出现明显变化。不少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市民也渐渐多关心政治新闻。
直至2005年，董建华辞职，曾荫权接任其余下任期。后来曾荫权采取较董建华高明的政治公关技巧，七一效应的作用渐渐消失。再者，经济复苏，令市民不再对特区政府如先前般不满。随后的七一大游行中，参与的人数远远比2003年的少。

2007年区议会选举

随着七一效应现象的消减，加上选民结构的改变， 使泛民阵营在2007年区议会选举中大败。
泛民（泛民区选联盟）派出296人参选，只有108人成功当选，当选率只有36.4%，丧失了43席，当中民主党由上届95席变成59席，丧失了36席，沙田和将军澳是重灾区，有多个议席被民建联和亲建制派的公民力量夺去（包括启业选区议席）；
而民协更被民建联攻破其深水埗的老巢，有3个议席被民建联夺去。而全港各区，民协由上届25席变成17席，丧失了7席。
有部分区域成为泛民坟墓，只有少于5名泛民主派的区议员，包括湾仔，南区，油尖旺，观塘，元朗，北区，大埔，离岛。
不少已连任多次的泛民主派区议员，本届都落败，例如西贡翠林选区的民主动力石志强，葵青安荫选区的街工梁永权等。
民协主席冯检基因此引咎辞去主席的职务，由廖成利署理主席。
自由和民主党选举委员会主席陈特楚和李永达亦因失利原故一同请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