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

通用语

汉语不同分支不一定能互通，不过不同汉语分支的人一般通晓标准官话，各地官话标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话、新马华语和中华民国国语大致相同，仅有个别字词的读音有些微分别。书面通用语通常指现代官话白话文。
大中华地区的中小学多有中国语文科，教授中文字、汉语语法、文学，又称语文课、中文堂、国文课、华语课。在中国大陆，汉语标准为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以官话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并以此教授语文课。在香港和澳门，以粤语为通用口语及教学语言，学校会以粤语授课，但公文书面语以官话白话文为准，亦偶有夹杂文言。在台湾及马新地区，则分别采用国语和华语为标准，并以此授中文课。此外，中华民国、香港和澳门以繁体中文为主要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以简体中文为主要文字。
若视汉语为单一语言，汉语则为当今世界上作为母语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世界上大约有五分之一人口以汉语为母语，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海外华人亦使用汉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澳门、中华民国及新加坡，汉语被列为官方语言，更是联合国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言。随着大中华地区在世界的影响力增加，在一些国家逐渐兴起学习汉语的风潮。而在部分国家为吸引华裔观光客，会在主要车站、机场等公共场所及观光地区增加中文的标示及说明，部分服务业亦会安排通晓汉语的服务人员。

各种变体

中国大陆大部分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一种单一的语言，但大部分国际语言学家和中国国内的小部分语言学家及一些地方主义者认为汉语作为语族是官话、粤语、吴语、闽语、客家话等语言的统称，即汉语是由一簇亲属语言组成的语族，为一种语言类别。
在语言学原则上，互相之间不能通话的应该被定性为语言而非方言。由于官话、吴语、闽语、粤语等语之使用者在口语上不能互相通话，各分支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定性为语言，在2007年的国际认证ISO 639-3国际语种代号的编制中，国际标准化组织将汉语拆分为13种不能互相沟通的“语言”：cdo – 闽东语，cjy – 晋语，cmn – 官话，cpx – 莆仙语，czh – 徽语，czo – 闽中语，gan – 赣语，hak – 客家话，hsn – 湘语，mnp – 闽北语，nan – 闽南语，wuu – 吴语，yue – 粤语。它们之间是否为独立的语言关系，至今学界仍存在争论。在中国大陆，这13种“语言”往往被学者当作汉语的方言。
尽管不同汉语分支的白话文差异甚大，但由于官话白话文最为流行，中文书面语较为统一，但各地之间的口语与词汇有一定差异。又因为有统一标准的书面语和文字，被认为与西方语言学体制有一定差别。有人认为汉语在口语上更像是建立在书写共同文字上的语族而非单一语言。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普通话为通用语言，中华民国以国语为通用语言，两者都是基于官话之北京音，偶有不同之处，但并不妨碍交流。同时在两广地区、香港与澳门等地以及部分海外华人以粤语作为通用语，另外使用潮州话、闽南语、客家语、吴语等或其他汉语分支的人会使用自己的母语作为交际通用语言。

历史

汉语拥有极长且连续之历史记录。古代的汉语有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以先秦时代为核心的上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上古音，以诗经和形声字的古韵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以唐代和宋代为核心的中古汉语 ，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以明末清初为核心的近代汉语。亦有人分成先秦、两汉六朝、唐宋、元明清四个阶段。古代汉语在不同阶段最明显的差别是语音，而上古汉语还有文字也与后世不同。狭义的古代汉语的面貌大体上和中古汉语一致，因为这是古代汉语发展最繁荣、影响力最大、产生最多代表性作品的时期。

先秦

先秦时期的汉语一般称为上古汉语，音系以诗经和形声字的古韵推测，文字为甲骨文、金文和篆书，文体为古文。
相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朝时还有三千国，周初分封八百诸侯，而“五方之民，言语不通”（《礼记·王制》）。上古汉语存在于周朝前期和中期（前11世纪－7世纪），文字记录有青铜器上的刻铭、《诗经》、历史书《书经》以及部分《易经》。春秋初期，见于记载的诸侯国还有170多个。至战国时期，形成“七雄”，“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先秦诸子百家在著作中使用被称为“雅言”的共同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秦统一天下之后，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规范了文字，以小篆作为正式官方文字。
重构上古汉语发音的工作开始于清朝的语言学家。西方的古汉语先锋是瑞典的语言学家高本汉，他主要研究汉字的形式和诗经的韵律。

隋至宋

唐宋时期的汉语一般称为中古汉语，其语音体系一般称中古音，为等韵和韵图所记录，文字为楷书。大致可以分为早期的《切韵》（601年）以及反映晚期的《广韵》（10世纪）。高本汉将这个阶段称为“古代汉语”。部分现代语言学家透过比照法而提出的现代闽语支各语言的祖语。闽语支各语言拥有不少在中古汉语乃至现代其他汉语族语言中都没有的特征，相信原始闽语于此时与中古汉语分道掦镳。
正如印欧语系诸古语言可以由现代印欧语言重构一样，中古汉语也可以透过现代汉语的变体重建。语言学家已能较自信地重构中古汉语的语音系统。这种证据来自几个方面：多样的现代方言、韵书以及对外语的翻译。中国古代的文学家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总结汉语的语音体系，例如令诗词押韵，此等资料是现代语言学家工作之基础。最后，古汉语语音可以从古时对外国语言之翻译中了解到。

元明清

中国北方经历辽金元等游牧民族改朝换代，饱经战乱，北方汉语大变。到明清时，北方汉语已经和很多南方汉语方言平行发展。学者鲁国尧认为客家话、赣语是中古汉语的南朝汉语后裔； 而吴语、湘语、粤语也获认为是南朝汉语的后裔。 《水浒传》《西游记》等书所用语言即为近代官话。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清代小说中的文字更与今日之官话白话文没有多少区别，足以反映清朝官话与今日的官话没有实质差异。

现代

1913年，读音统一会用逐字投票方式确定了“国音”标准，尝试汇通南北，现称为老国音。
1923年，当时的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了“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决定改用北京语音为标准。现代标准汉语以北方官话为基础，并以典范的官话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汉语。

官话

官话，或称官话方言、北方话等：指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湖北大部、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西北部、江西沿江地区、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所使用的母语方言。官话大致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华北官话分布在北方东部，以北京话为代表，西北官话分布在北方西部，以西安话为代表，西南官话分布在南方西部，以成都话为代表，江淮官话分布在南方东部，以扬州话为江淮话的代表。类似上古时期的中原雅音在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后，分化成为中古汉语等语音。而现代“官话方言”，主要形成于明清时期。清朝官话在形成之后，在南北方分别发展，由分化成了南方官话和北方官话，北京话至今为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目前仍被定义称为国语）。使用这一方言的人占中国人口的70%。
需要指出的是，“官话方言”，过去曾经称为“北方方言”，现今并不局限于中国北方。相反，中国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的南方方言也属于官话方言，但相对其他地区的北方方言，西南官话与江淮官话在官话区的可通行度相对较低，很多北方地区的官话使用者较难理解南方官话地区的使用者的语言，而反之则较容易。
官话的明显特点包括：失落了全部中古入声（除江淮官话及西南官话中的少部分小片以外，如灌赤片），中古汉语中的“−p，−t，−k，−m，−n，−ng”韵尾现在只剩下“−n，−ng”，并出现了大量儿化韵“−r”韵尾。原本连接“i，ü”韵母的“g，k，h”声母已被颚音化成“j，q，x”声母。官话在失去清浊对立的过程中，没有经过剧烈的声调分化，但出现了中古平上去入以外的轻声。因此，官话方言包含了大量的同音字以及相应产生的复合词。

吴语

吴语，或称吴方言：主要通行于中国江苏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大部分地区、江西东北部和福建西北角，以及香港、日本九州岛、美国旧金山等地说吴语的部分移民中间。典型的吴语以苏州话为代表。其中安徽东南部受赣语、江淮官话影响，浙江南部吴语使用人数大约为总人口的8.4%，与北部吴语差异较大。吴语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古全浊声母仍保留浊音音位，比如“冻”、“痛”、“洞”的声母分别[t]、[tʰ]、[d]（普通话“洞”的声母清化为[t]），北部吴语尽管全浊声母在起首或单念时通常清化，即清音浊流，只在词或语句中维持浊音，在南部吴语中浊音的表现形式一般为浊音浊流。吴语中的浊音声母基本保留了中古汉语的特点，个数为8到11个，但受到北方官话的影响，吴语的声母个数是汉语方言中最多的，一般为30个左右，而声母最少的闽南话仅为16 个，粤语17个；吴语是以单元音为主体的方言。普通话中，ai，ei，ao，ou等都是双元音韵母，发音的时候声音拖得很长，而且口部很松，而吴语恰好相反，一般来说，对应普通话ai，ei，ao，ou的音，在吴语中分别是ɛ/ø,e,ɔ,o，都是单元音，并且发音的时候口形是比较紧的。绝大多数地区保留入声韵（除瓯江片、金衢片的部分地区外，均收喉塞音[ʔ]）。

赣语

赣语，或称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主要通行于江西、湖南东部、湖北东南部、安徽西南部和福建的西部等地区，是该些地区事实上的公用语。使用赣语的人口在6000万，约占中国人口的6%左右，世界排第三十位。其中湖北通城方言、湖南平江方言有独特性。

闽语

闽语以闽东语、闽北语和闽南语为代表。闽东语（或称闽东方言，北片以福安音为代表，南片以福州音为代表）在福建东部的宁德、福州、马祖、东南亚多国以及美国唐人街中使用，分布范围甚广。闽南语（或称闽南方言，以泉州府音为正宗）在台湾和福建南部的泉州、厦门、漳州、海南、广东东部以及东南亚华人中使用，分布泛围较广。广义的闽南语是河洛语，存在于江苏宜兴、温州苍南、闽南、潮汕、雷州、海南、广西等地。
闽语是所有地方语言中唯一不完全与中古汉语韵书存在直接对应的语系。
闽南语保留“−m，−n，−ng，−p，−t，−k，−ʔ”七种辅音韵尾，闽东语则出现“入声弱化”，[−p̚/−t̚/−k̚] 全部变成[ʔ]。闽语是汉语中声调较复杂的方言，闽东语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调和语流音变声调）。闽东语极为发达的语流音变现象，是其显著特征和学习难点。而闽东语的分支福州话，当地人将之称为平话。闽南语泉州音有八个声调（不含轻声），漳州音、厦门音、台湾音通常有七个声调（不含轻声调、高声调）。泉州音和漳州音是其它支系的祖语，闽（南）台片的闽南语内部较为一致。广义的闽南方言还包括海南话、雷州话、潮州话、浙南闽语等。

粤语

粤语以广州话为标准，在广东、香港、澳门、广西东部和海外华人中使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如京族、部分壮族也使用粤语。粤语是汉语众多分支中声调最复杂的一种。标准粤语有九个声调，某些方言如勾漏方言、桂南平话方言具有十个声调。粤语完整保留了中古汉语的−p、−t、−k、−m、−n、−ng 六种辅音韵尾。 粤语没有混合入声，普遍认为粤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最为接近隋唐时期的官话 。粤语有一套自己的书面的白话文表示方式，参见粤语白话文。标准粤语对现代汉语白话文中的常用汉字作了比较完整的审音配字工作。相比之下，吴语、闽南语和客家话皆未完成汉字审音配字的标准化工作。粤语内部具有多种方言，但是内部高度统一，大多广西粤语方言可以与广东粤语方言直接无障碍沟通。详细请参看粤语方言。使用粤语的汉族人口大约为汉族人口总数的9%。海外华人特别是美洲、澳洲华人社区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的汉语。

湘语

湘语，或称湘方言，通常以长沙话为标准。使用者主要分布在湖南大部分地区，即湘江及其支系流域。湘语内部又可以按是否保留中浊声母分类，可分为老湘和新湘两类，其中新湘语的全浊声母已基本清化。新湘语形成的时间不太长，其中受到过赣语以及北方移民的影响，在语音体系上体现出明显靠近官话的特征。新湘语只有少数一些地方保留了全浊声母，而老湘语全浊声母保留相对完整，比如邵阳(蔡桥)方言共有33个声母，包括完整的浊擦音，浊塞音，浊塞擦音。娄底方言:波[p],坡[pʰ],婆[b] 不同音。湘语分别以长沙话（新）及双峰话（老）为代表，使用者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湘语主要城市人口统计湘语使用人口3596万，湖南总人口6440万，约占该省人口的56%。

东干语

东干语为近代汉语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在中国境外的特殊变体。融合了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等语言的部分词汇。

汉语音韵

汉语所有变体基本均为声调语言（吴语通常被看为由声调语言向音高重音语言演化中，声调数量少至三个（如东干语），多至十个（如勾漏方言）。在学术界，通常以“平上去入”四声作为基本声调分类。在平上去入四类的基础上，加上阴，阳，上，下等形容词作为清浊的标记。例如“阴入”“阳入”，意为“清入声”和“浊入声”。其他以此类推。
汉语声调的变化，是推断古汉语语音的重要语音学证据。现存各变体中的声调调类和调值，也是推断此变体保留继承了那一历史时期的古汉语语音的最重要的语音学证据。
上古汉语的声调，现在学术界比较倾向于王力的“促舒四调”一说，舒声调有平声，上声，浊声调为长入，短入。
随后在两汉时期，去声大量从“浊上”这一声调中转化出来，被称为“浊上变去”。
在魏晋南北朝期间，汉语四声稳定为“平上去入”四声，但具体清浊调值则尚未研究清楚。此后，“平上去入”四声作为汉语的标准四声规范，一直沿用到宋元时期。
入声通常以−p，−t，−k为辅音结尾。但在宋代，三种辅音结尾开始界限模糊，出现了混合入声。随后在元代，近代官话逐渐形成，入声在华北等地的官话中消亡，原本念入声的字，分到了别的音里面，例如：雪、白等，有时造成诗歌里平仄分辨错误的状况。但是南方汉语和江淮官话，仍然保留了入声。
到了明清，入声消亡的情形在北方地区进一步加剧，并且“平声”逐渐出现了清浊之分，是为“阴平”和“阳平”。到了现代，以北方语为基础的大陆地区“普通话”，台湾“国语”，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标准华语”，均没有入声。但是，这三种官方语言的声调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仍然为四声，只是此“四声”并非中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
汉语各分支可从其声调的类别和入声的存在和消亡程度粗略的推断出其保留了何时期的古汉语音韵结构。
其中，闽南语不仅有−p，−t，−k，也有模糊入声，证明闽南语历史上受到不同时期汉语音韵的多次重叠覆盖，可认为是较多的保留了上古及中古汉语音韵。 粤语中有−p，−t，−k，部分粤语方言甚至保留了混合入声及全浊音，例如勾漏方言，还有非常完整的保留有极少见的“长入”和“短入”之分，并保留了中古汉语音韵。
客家话与赣语有−p，−t，−k，有入声韵尾，并保留中古汉语音韵。吴语和湘语都只有混合入声。
“官话方言”绝大多数次级方言都没有入声，学术界基本认定“官话方言”形成于宋元之后的明代初年。

汉字

汉字是汉语书写的最基本单元，其使用最晚始于商代，历经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诸般书体变化。秦始皇统一中国，李斯整理小篆，“书同文”的历史从此开始。尽管汉语分支发音差异很大，但是书写系统的统一减少语言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汉字的书写也不尽相同，所以出现许多异体字，还有历朝历代规定一些避讳的汉字书写（改字，缺笔等），但一般不影响阅读。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汉字构造规律概括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项为造字原理，是“造字法”；而转注、假借则为用字规律，是“用字法”。
中国大陆将汉字笔划参考异体字行书草书加以省简，于1956年1月28日审订通过《简化字总表》，在中国大陆使用至今，后被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华人聚集地采用，台湾、香港和澳门则一直使用传统汉字（台湾亦称正体中文）。

汉语语法

从语言类型上来看，汉语总体上是一种分析语，但汉语中仍存在部分屈折现象、黏着现象甚至多式编插现象。汉语中的屈折现象例如声调别义：种读zhǒng做名词，读zhòng做动词，类似内部屈折。动词后面表示体的语素“了”和名词短语后的附置词等都类似于黏着的形式。由动词短语充当限定成分构成的名词短语有点类似多式编插的现象，例如“贪污瓜分国家财产罪”。一般认为，上古汉语比现代汉语有着更多的屈折现象，随着汉语的演变，屈折现象渐趋减少。
汉语存在用于表达时间的副词（“昨日”、“以后”）以及一些表示不同动作状态的助词。助词也用来表达问句；汉语中问句的语序与陈述句的语序相同（主—谓—宾结构），只使用末尾的语气助词，例如“乎”、“吗”，来表达疑问语气。名词的复数形式只在代词及多音节（指人）名词中出现。
因为缺乏曲折变化，汉语与欧洲语言，如罗曼语族语言相比，在某些语法方面比较简单。然而，汉语语法中由词序、助词等所构成的某些句法的复杂、细腻程度却又超过了拉丁语等屈折语。由于汉语语法不像欧洲语言那样以屈折为特征，而是以句子成分间的联系为特点，再加上使用者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因此造成部分使用者争论某些表达是否符合语法，例如，语言学家之间曾经为了“您们”这种表达方式能否成立而发生争论，但文学作品和民间亦有使用该词之例。汉语中存在“体”用于表达不同的时间发生的动作及其状态（目前这种看法存在分歧）。如“了”或“过”常用于表示已经发生的动作，但二者存在差别：第一个是指“完成式”，表示完成某件事，例如“我做完了此项工作”，另一个却意味着“过去式”表示曾经做过某件事，并不与目前相关，例如“我做过这项工作”。汉语动词中有一套与欧洲语言不同的系统用于区分方向、可能以及动作是否成功，例如“走”及“走上来”、“打”及“打碎”、“看”及“看不懂”、“找”及“找到”，欧洲语言中类似的表达方式需要使用补语等。汉语的名词与数词在连接时通常要求有量词。因此必须说“两条面包”而不是“两面包”。其中的“条”是一个量词。在汉语中有大量的量词，而且每个量词都对应一定的名词使用，但是，量词并非只具有数数的作用，许多量词本身还包含了形容词的含义（例如“一张纸、一叠纸”、“一碗水、一滴水”……）或物理量的含义（如“一米布、两公斤肉、220伏电压”……），并不仅仅是冗余，英语中类似情况需要使用of短语来表示，如"a bottle of milk","five pounds of meat"。
此外，汉语文言文中的助词运用非常频繁且复杂。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其中的“乎”便是疑问语尾助词，“大去之期不远矣”的“矣”是叹息语气词。
目前，将本地白话文，而非官话白话文作为普遍书写习惯的地区有香港和澳门。书写粤语白话文在香港十分普遍，澳门社会亦受香港粤语影响，部分词汇亦为澳门通用。香港普遍的正式学校教育使用粤语授课，而粤语又能和官话对字（即每个官话单字都可对应一个粤语单字），学校都教授学生写作官话白话文文章，并符合北方汉语语法，能应对官话，如此不论身处何方，习惯说何种文言的华人都能读能懂，政府、商界、民间、官方文件和正式公文往来必以官话白话文行文。香港报章正文（如头版、本地、国际、财经等）大多以官话行文，其他副刊内文，如娱乐、体育等则适度以粤语入文，可见官话与粤语入文仍有主次之分。很多香港和澳门在非正式书写时，会使用粤语白话文，特别在香港的居民相当多媒体也会使用粤语白话文。

音节速率、信息密度、阅读效率

因声调辨义，汉语的音节效率比较高，单个音节的信息密度比较大。因此音节速率不用太高。从世界范围来看，汉语和英语是低音节速率、高音节信息密度的语言，日语和西班牙语则是高音节速率、低音节信息密度的语言。如果将汉语延深入汉文，则汉文的信息密度更大。文言的汉文其信息密度在全世界无出其右者。因此汉文的阅读效率相当惊人。

对其它语言的影响

汉语也曾对其周边的国家的语言文字产生过重要影响，如日语、朝鲜语、越南语中都保留有大量的汉语借词以及汉语书写体系，在泰语、高棉语、马来语中也有一些汉语借词。在新词汇的产生过程中，亦对少数民族语言产生影响。如手机、信号等词被维吾尔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借用。

受其他语言的影响

在古代，随着佛教的传入，梵文对汉语的词汇产生过较小影响；近代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和制汉语、俄语、英语词汇大量传入，语法也日渐受到英语等欧洲语言影响，形成了所谓欧化中文现象，这既部分适应了当代语言使用的需要，同时历来也招致民间和学术界不少尖锐的批评。目前汉语仍不断受到全球各种语言的复杂影响。汉语一脉相承，汉字汉化了所有的外来族群，超越语言差异的汉字统一了中国（除了有粤语字的粤港澳），拼音字则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