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殿爵

早年生涯

刘殿爵祖籍广东番禺，1921年3月8日生于香港，父亲是诗人刘伯端（1887年－1963年），字景棠，任职华民政务司署文案，曾为粤剧花旦芳艳芬出版《燕芳词册》等作。 刘殿爵幼承庭训，后来入读英皇书院，1938年获港府奖学金入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他在校内表现杰出，但香港沦陷后提早毕业，于1942年1月以一级荣誉文学士资格获颁“战时学位”，同期毕业的知名好友有徐家祥、余叔韶和黄丽松等。
刘殿爵战时曾在中国大陆服务，香港重光后，港府与英国文化协会设立“胜利奖学金”（Victory Scholarship），以纪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 刘殿爵在1946年取得该奖学金， 乘坐“大不列颠号”（SS Britannic）到英国，入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主修西方哲学，1949年再以一级荣誉资格毕业。 刘殿爵在学期间因在逻辑学方面表现优异，而获颁“逻辑奖”（Logic Prize），是格拉斯哥大学创校以来首位获奖的海外学生。

翻译经典

毕业后，适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扩充，刘殿爵在1950年获聘出任讲师，在远东部任教中文和中国哲学。 刘殿爵在1965年升任中国哲学高级讲师，至1971年高级讲师一位裁撤，他获任命为该校中文讲座教授，成为英国历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 刘殿爵在亚非学院有不少门生，比如安乐哲教授（Professor Roger T. Ames）和尤德爵士夫人彭雯丽（Pamela, Lady Youde）等。
在1959年，企鹅图书送来一份《道德经》英文译本原稿，让刘殿爵审阅，不过这份原稿由缅甸文翻译而成，内文多有缺失，结果在刘殿爵建议下，企鹅图书没有接纳这份原稿。 翌年，企鹅图书再送来一份修订本予刘殿爵审阅，惟稿件始终是译自缅甸版的《道德经》，翻译质素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刘殿爵遂决定自行翻译，经大约五年时间在1963年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后来再花七年时间在1970年出版《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在1979年完成《论语》英文版，三大译作全部由企鹅图书出版。
刘殿爵翻译的三本中国经典著作造诣甚高，极具水准，获国际公认为标准英文译本，西方不少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必读入门，影响甚钜。 后来的邓仕梁教授认为，刘殿爵的译作风格受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年－1976年）影响，所以用字精炼澄澈，言简意赅，并以“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语赞扬他的译作。 另方面，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刚好兴起嬉皮文化，《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 单是《道德经》英译本初版，截止1990年代初已在全球售出至少50万本。 为表扬刘殿爵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在1975年特地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执教中大

刘殿爵在亚非学院后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参与为清代音韵学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增补标点和索引，以及为稿件作最后审查，有关作品后来由中文大学于1978年出版，并定名为《广雅疏证：新式标点》。 同年，刘殿爵结束在亚非学院二十八年的教学生涯，获中文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由此展开在中文大学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加入中大之初，香港正值第二次中文运动，刘殿爵亦发挥其影响力，在1979年将中大原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重组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并由他出任中心主任一职。 在1980年，中心获吴多泰钜款捐助，遂易名为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继续由他出任中心主任至2007年。 另一方面，刘殿爵又在1979年接替全汉昇教授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一任十六年，至1995年卸任。
刘殿爵在中大醉心学术研究，并多次公开表示不愿涉足大学行政工作，但他仍在1980年获推举当选为文学院院长。 在任内，他提倡取消大学学位试， 而在1983年卸任文学院院长后，他连同金耀基教授、杨纲凯博士、李金汉博士和廖柏伟博士获中大校长马临教授委任到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检讨本科生的课程结构。 小组在1984年提交报告，提出采用学分制、将必修的副修课程改为选修、以及加强通识及语文教育等三大项建议。小组的建议后来获中大教务会采纳，并在1986年至1987年度学年起实施，至于中大创校以来沿行的学位试则予以取消。

粤语正音运动

刘殿爵对粤语有相当研究，在中大任教时，也是1970年代后期粤语正音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正音运动提倡粤语的“正音”和“正读”，在当时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在1981年，时任香港电台台长张敏仪听取刘殿爵及宋郁文的意见后，向全台播音员发指引，要求将“时间”的“间”字读成‘艰’音，而非粤语习惯读成的‘谏’音。 刘殿爵指出，根据近代语言学家黄锡凌所著的《粤音韵汇》，“间”字旁边标记了两个音，一为‘谏”音，另一为‘艰’音，不过却在‘谏’音旁边再加小注，强调‘谏’音用于“间格”和“离间”等语，因此结论“时间”一语应读“时‘艰’”而非“时‘谏’”。
虽然部分如黄霑等的学者文人支持刘殿爵的建议，不过很多电台听众和报章评论则大表不满，批评他矫枉过正，徒添麻烦。 刘殿爵在同年12月再于《明报月刊》撰写〈论粤语“时间”一词的读音〉一文，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他除了引用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和宋代《广韵》佐证自己的说法外，又在文中声称“时间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还是读作时‘艰’”，读成“时‘谏’”是误读。 不过，刘殿爵的主张始终受到不少舆论质疑，也有报章舆论加以反驳，指早在二、三十年代，“时间”一语早已读成“时‘谏’”，因此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将之读成“时‘艰’”。
由于社会上的争议不断，港台最终让步，不再要求播音员将“时间”读作“时‘艰’”。然而，社会上始终无法就“时间”的“正音”达成共识，学界仍一直就此存有争议。

晚年生涯

刘殿爵有份在1986年草创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亦是该院院歌填词人之一。 自1986年至2005年间，刘殿爵是逸夫书院校董，1989年起任该院高级导师，2005年卸任校董后获任命为该院校董会高级顾问。 另在1988年，他复获港府委任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刘殿爵在翌年宣布荣休，但荣获中大校方终身聘任为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同年他的母校香港大学向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志其对中文和比较哲学等各方面的贡献。
荣休后的刘殿爵继续从事学术研究，除了重新修订他早年翻译的《道德经》、《孟子》和《论语》等作外， 他与陈方正博士在1988年获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为先秦两汉一切传世的文献电脑化，以设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后来改称“汉达古文献数据库”），同时又着手编纂《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而数据库则在1992年完成。 在1992年、1994年和1995年，他们再获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将魏晋南北朝的传世文献电脑化，并耗时多年，陆续出版成《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这些工作大大便利了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研究。
刘殿爵晚年退居中文大学校园，曾患肺癌，但后来治愈。在2010年初，刘殿爵因肺部感炎，多次入院接受治疗，虽然怀疑是肺癌复发，但没有带来很大痛苦。 在同年4月中，他再因呼吸困难入院，并要靠氧气罩呼吸，至4月22日病情恶化，不少师生好友均前来探望。 刘殿爵在2010年4月26日以89岁高龄病逝于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 他生前不娶，并无子嗣， 而遗作《淮南子韵读及校勘》则有待刊印。 刘殿爵的追思会在5月3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