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我的1957年

经历——我的1957年是一部1950年代中国甘肃的女记者和凤鸣（1932年－）撰写的回忆录，主要记述了她被划为"右派"后，于1957年到1961年，被发配至偏远的安西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的经历。根据该书的描述，"右派"成员在不同农场的遭遇相差甚大，总体而言，在当时政治高压下，右派成员被舆论宣传妖魔化，沦为了社会的底层，受到社会的普遍歧视，有些农场（如酒泉夹边沟农场）对送来劳动的"右派"成员进行了有组织的虐待、迫害，导致大量"右派"成员因饥饿等原因非正常死亡（包括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
该书由中国敦煌文艺出版社初版于2001年，2006年经修订后再版，这部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年反右运动的一个缩影。

"右派"的产生

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和凤鸣作为甘肃日报社的成员，跟随甘肃代表团前往北京参观农业展览，期间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中国大陆已经在进行整风运动，并且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各地中共的领导层布置反右运动。和凤鸣从北京回来后，报社领导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于是和凤鸣自己撰写、参与撰写了《向XXX同志进一言》、《请公开宣判》等五张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向上级提意见以及替同事鸣不平。和凤鸣的丈夫王景超在领导的鼓励下，写了杂文《略论"行政手段"》，文中认为靠行政手段以服人，有点"霸"味，该文被发表于报纸头条，还获得了甲等稿费，此后王景超又撰写发表了杂文《为"三脱"干部叫屈》，以及《关于"抵触情绪"》（未见报）。7月，报社连续开展100多人－200多人的斗争会，王景超被认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是右派小集团"黑社"的首领，原写的三篇杂文被认为是大毒草，他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被认为"喷毒液"。编辑部共找出了五名"右派"，包括杜绍宇、和凤鸣等，原来的同事都将他们作为"敌人"来进行公开斗争批判，由于在众人一致声讨中有口难辩，绝望中和凤鸣曾试图服安眠药自杀。8月8日，甘肃省市新闻出版系统召开批判"右派"成员的大会，王景超被要求第一个站在方凳上"亮相"，和凤鸣也被要求站到前面。在这段时期，"右派"的上班时间就是挨斗、写检查交代罪行。迫于生活的压力，王景超曾试图服六六粉自杀。
1958年4月下旬，王景超、和凤鸣等六位甘肃日报的"右派"成员，登上了西去的火车，王景超的劳教场所是酒泉夹边沟农场，和凤鸣前往安西县十工农场，此后他们没有能够再见面。而俩人的两个孩子留在了兰州，当时分别只有6岁、3岁。在经济方面，王景超被单位开除，没有收入；和凤鸣的月工资由102元降为58.24元。虽然毛泽东称不剥夺"右派"成员的公民权，但由于各个农场的状况迥异，导致受劳教的"右派"成员此后的遭遇差异甚大。

来到农场

安西县有"世界风库"之称，自然条件很恶劣，但由于十工农场的领导对"右派"成员的态度比较缓和，"右派"成员在这里虽然要干许多苦重的农活，但生活还算和睦平稳。与和凤鸣住在同屋的徐福莲年仅20，女儿只有七八个月大，虽然徐尚在哺乳期，甚至还没有明白什么是"右派"，由于被人揭发说其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观点，被定为"右派"。另外一位是石天爱，军阀石友三的女儿，27岁，由于家庭背景特殊，被划为"右派"。她们都被送来农场"监督劳动"，没有工资，但能从农场领取每月20元的生活费。和凤鸣在农场参加的劳动包括整地、推车、挖草、种玉米、白兰瓜、割麦等，通常每天要劳动十二三个小时，双周休息一次。
和凤鸣与王景超通过信件来往，王景超的信件不封口，要经检查后才可发出。夹边沟农场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可能是当时甘肃最严酷的劳教场所。劳动者一去那里就得忍饥挨饿，并且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有的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比如强制长时间在碱水沟中浸泡劳动，造成肢体的蚀伤，和凤鸣知道后特意给王景超寄去一双长筒雨靴。

参加演出

尽管当时"右派"成员的地位很低，但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的文化层次较高，1958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十工农场的部分"右派"成员根据事先农场领导的安排，进行了全场的文艺会演，和凤鸣与徐福莲表演了俄罗斯双人舞，其他节目还有独唱、拉手风琴、小提琴等。由于演出成功，农场决定继续排练，三四天后到安西县参加演出并得到了认可。在不久后的麦收中，还组织了小型的文艺演出队。这一时期，虽然其他一些农场（比如夹边沟农场）已经在挨饿，但十工农场的人员在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可以吃饱，每人一个月90斤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