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構主義

主张

结构主义主张，任何科学研究都应超越事物象本身，直探在现象背后，操纵全局的系统与规则。社会与文化现象不仅是物件和事物的总和，其实物件和事物背后都另有涵义。
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systems of signification）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制造与再造的深层结构。比如说，人类学与民族志学家李维史陀这位早期著名的结构主义实践者，就分析了包括神话学、宗族以及食物准备这些文化现象。
结构主义的出现，帮助人们从生活中混乱的表象中，揭露隐藏其中的完整结构，但亦因此一简约化的结果，造成结构主义把“文本”作了过多的解读，而让学者创造出许多并不存在的意义与结构。另外还有各种立场是位于这两个极端立场之间；而事实上，许多关于结构主义的争论就是在试图厘清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结构主义最好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就如同任何一种文化运动一样，结构主义的影响与发展是很复杂的。

起源

“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清楚界定的“流派”，通常将索绪尔的作品当作一个起点。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材》中主张，语言自有其体系，应把语言视为一独立的系统，以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分析，深入语言的表面，寻求内在的关联性。其学说对结构主义有重要启示。
结构主义导源于1915年至1930年俄国学者的形式主义，其后以法国为根据地加以发展。雅各生提出要探讨文学的特质，建立艺术的科学方法。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文学作品本身的诠释，而应延及文学的内在体系。1940年代，李维史陀曾在纽约与雅各生同事，受他影响，把语言学某些模式应用于人类学，提出体大思精的神话逻辑。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

索绪尔是令结构主义于20世纪重现的始祖，因为他的讲义经由学生整理在1916年出版命名为《普通语言学课程》，其中并不关注言语或语言的使用反而关注语言系统，他称之为“理论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既存在社会结构下，各种符号的科学。”最终，他认为语言符号是由意符（能指）及意旨（意指）所组成。这跟以前关注字与事物的关系的手法很不同。
《普通语言学课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美国的布龙菲尔德发展了自己的结构语言学，正如丹麦的路易·叶尔姆斯列夫的那一个学说。在法国，安戴尼·梅勒（Antoine Meillet）和Émile Benveniste延续索绪尔的课程。最重要的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员，例如罗曼·雅各布森及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伊开展了有关的研究。

二战后的结构主义

在整个1940及1950年代间，萨特所推行的存在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在六十年代，结构主义开始冲击法国并显示出优势。结构主义最初在法国流行，继而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
结构主义反对人性自由和选择的观点，而是集中关注人类行为是由各种各样的结构组织所决定的研究。以此观点为据的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李维史陀于1949年版的《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二战期间，李维史陀在纽约结识了雅各生，受到了雅各生的结构主义以及美国人类学传统理论的影响。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他从结构观点来考察亲属关系，并试图证明不同的社会组织实际上就是少数基本亲属结构的相互置换。随后于1958年出版的《结构人类学》一书，收录了阐述其结构主义思想纲要的论文。
到六十年代初期，结构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已经盛行。
因为它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文学系统自身的模式，且在整个文学领域内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发挥作用的结构原则。结构主义已经努力─并正在努力─为文学研究建立一个尽可能科学的基础罗兰·巴特和雅克·德里达则集中研究如何将结构主义应用于文学。

文学研究

在分析文学的领域，结构主义者能将一个故事中各元素的潜在关系（也就是结构）揭露出来。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西城故事》和《罗密欧与茱丽叶》的关联性。尽管这两出戏剧发生于不同的时间与地点，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它们具有相似的结构。在这两个故事中都有一个女孩与一个男孩坠入爱河（或者可以说是+LOVE），然而他们的家族彼此仇恨对方（-LOVE），这个冲突最后经由他们两人的死而获得了解决。现在如果有另外一个故事是两个彼此友好的家庭（+LOVE）为他们的小孩安排了一场婚事，然而他们的子女彼此仇恨对方（-LOVE），而最后这场冲突的解决办法是两个子女用自杀来逃避这场婚事。一个结构主义者会说后面第二个故事是第一个故事的“倒置”，因为爱情价值以及两对团体的关系刚好是颠倒过来的。总言，结构主义者能从一个故事中将其所代表的“意义”揭露出来，而非找出作者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