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

出生与幼年

张学良的母亲个性刚毅，他在八角台的一部马车上出生，幼时很贫穷，母亲只能睡在铺草的炕上。他回忆十岁时，遭逢乱局，母亲曾给他三十个银元，收在一个麻袋里，跟他说：“如果有事，你就跑去安定一点的地方，把这三十元给老人，跟他说你是张作霖的儿子，他们会带你去省城找爸爸。”他当时问妈妈：“你上哪去？”母亲说：“你别管我！”（暗示自裁）。张学良回忆，母亲刚烈的个性，曾经吵架后完全不跟父亲说话。
张学良自述，因父亲打胜仗，自己又出生，被取小名为“双喜”，但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多次病危，自己都认为自己活不了，最后采取民间信仰仪式，装作被和尚收养，用一个纸人写下来替代丢在庙中，当作替身出家，“双喜”这个名字就没了，改用其他名字（代表“双喜”出家了）。依据民间的习俗，他一出庙听到头一个名字，就成为自己小名，当时听到有一个人喊一个小孩“小六子”，于是他的小名又改用“小六子”。

讲武堂毕业

1918年，张作霖在军粮城成立奉天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徐树铮，参谋长杨宇霆；9月，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1919年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学良也被调到讲武堂受训。张学良在奉天讲武堂受训期中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很快关系便亦师亦友。
1920年，张学良由讲武堂以炮兵科第一名结业。张作霖升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力荐郭松龄兼代第二团团长。卫队旅负责保卫张作霖人身安全，以及奉天维持治安。张学良将郭松龄一同带至奉军服务。7月9日，直皖战争起。张学良卫队旅改为奉天第三混成旅，仍由张学良任旅长，郭松龄为该旅第二团团长。
1921年，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奉天又添编4个混成旅，吉林和黑龙江各添编2个混成旅；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学良保荐郭松龄任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4月，张作霖即陆续派军入关，奉军号称镇威军，张自任总司令，孙烈臣副之，杨宇霆为参谋长，总部设军粮城。张学良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下辖自兼旅长之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第八混成旅。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了第一次直奉大战当中，奉军唯一取胜的部队。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张作霖撤职查办，裁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第二天，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6月17日，张学良和孙烈臣代表奉军，和直军代表王承斌，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上签订停战和约，终结第一次直奉战争。

整军精武

张作霖为雪此战争失败之耻，回到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张学良负责整个东北军调整与军纪，史称“整军精武”。经过张学良2年多“整军精武”后，东北军军威大振，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完败。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队的猛攻，奉军突破榆关（山海关），直捣北平。直系全面溃败，全军覆没，吴佩孚成为张作霖手下，直系从此走入历史。奉系由此一战顺利夺取了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此时达到顶点。战后，张学良升为京榆地区戍卫总司令。
1925年6月13日，张学良奉张作霖命，率奉军2千余人进驻上海。上海公共租界英法当局见奉军开入上海，联衔向张学良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

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郭素称东北军第一猛将，率领7万人直取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良，纷纷弃走投奔，郭松龄顿成孤家寡人。郭又遭到日军空袭，仅以身免，只得化装逃跑。后被逮捕，张学良原本欲放了他，但张作霖已下令将其枪毙，郭夫妇暴尸三日。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1927年，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军团长南下联合吴佩孚残部与北伐军作战。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30分，张作霖因战事节节失利，无法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宣布由燕京退守山海关关外，乘火车返奉天，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二战投降后，同盟国东京军事法庭调查认为，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但不能解释关东军为何要杀亲日反俄的张作霖，后来俄罗斯作家普罗霍罗夫称，苏联特工侦知张作霖似拟退回关外，欲仿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自治或独立的形式，苏联一方面因其曾结怨于张作霖收回中东铁路之路权与收容白俄之反共势力，另一方面担心其与日本密切的关系与合作，故由特工进行暗杀任务。普罗霍罗夫声明他的观点不是以未公开过的秘密档案为根据的，只是通过“综合分析”，“几乎可以断定”“张作霖被炸是苏联情报机构所为”。据中国《环球时报》调查，很多俄罗斯专家都表示没有听说过普罗霍罗夫。普罗霍罗夫全名为德米特里·彼特罗维奇·普罗霍罗夫，是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小说作者。张学良所藏关于“皇姑屯事件”调查报告被发现，张作霖的忌日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也是张学良的农历生日；张学良痛苦万分，从此不过生日，说：“从此把生日改了。”
日本历史学家宫胁淳子根据加藤康男所著《解谜“炸死张作霖事件”》，认为“河本大作暗杀张作霖”绝对是谎言，河本大作在爆炸之后特地拍摄照片，桥上满铁路轨桥梁完全掉落，桥下方是京奉铁路，地面却毫无伤，只有火车正上方被炸飞；张作霖替身搭乘之其他火车仍在张作霖所搭乘之火车之前后方行驶，因此炸死张作霖事件显然是由张阵营内部人士策划，炸药是装在张作霖所搭乘车辆之天花板或其他地方，这样策划者能在车辆抵达下方时按下开关，从而制造出爆炸。因此张学良在父亲张作霖过世后隔年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却私下杀害同时加入中国国民党之杨宇霆和常荫槐；张学良受过极佳近代教育，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宣称这两人是间谍，实际上两人可能是炸死张作霖之执行犯。宫胁淳子确信张学良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证据是后来共产国际颁授勋章给张学良；可参见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等文，张学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产党，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以“特殊党员”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军政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支持三民主义政治理想，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北伐战争正式胜利结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形式上统一中华民国。

诛灭杨常

奉系将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欲合谋夺取军政大权。张作霖被刺杀后，杨宇霆自以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假辞色，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大不敬。杨宇霆还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诱杀。处决二人后，张学良送杨、常两家各银元一万元奠仪，作为抚恤金。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在蒋强力支持下，张执行蒋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蒋在战前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张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张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在中东铁路的特权，一切回到原点。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为稳住内政，也默许张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
另外值得注意是，在整个中东路事件过程中，蒋介石食言，未给张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共产国际赞誉。
张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是颁授给有功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这次挫败，影响了张学良以后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张学良认为，整体国防与战争应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牺牲。

镇压嘎达梅林

1929年初，张学良在内蒙古继续其父张作霖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引发蒙古族抗议。以嘎达梅林为首，蒙古族人士发起“独贵龙运动”前往沈阳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嘎达梅林等被捕，11月13日被劫牢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一带。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在今通辽北包围歼灭抗垦队伍，嘎达梅林战死。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的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中原大战

北伐结束后，蒋见各军阀派系犹在，希望削弱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兵力。1930年3月，反蒋派军人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8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决意联军合取蒋，双方战斗激烈，死伤惨重。战争僵持阶段，双方试图争取奉系支持。
最终张、蒋协调，张学良选择支持蒋氏。9月18日，张发表电报《巧电》（韵目代日，巧为十八），宣布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各方立刻停战。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二备院部、备委员会勋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备总指挥部、备司令部、备军、师、旅部、备法团、备报馆仝鉴。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坵墟，人民荼炭，伤心惨目，讵忍评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憟憟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舒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常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詧。
张学良叩。沈阳。巧（十八日）电。

这封《巧电》，被反蒋联军拒绝。两日后，张派兵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9月20日，蒋再电张催即日就副司令职。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并进军华北，入主燕京，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蒋获胜，对各地军阀控制能力大增，而张奉系对中国影响力也广受人知。

九一八事变

中原大战及万宝山事件发生后，全球经济大恐慌环境下，刚从内战中恢复的华北及东北统一的中国主权和日本南满铁路的特权，冲突可能性升高。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特赐荣褒。1月16日，蒋介石、张学良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国民政府通电，陆海空军副司令官张学良业已宣誓就职，自本年1月起，总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张学良副署。1月21日，张学良在沈阳东北边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赠旭日大勋章，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授勋，东北各军政要员均参加授勋仪式。2月13日，蒋介石、张学良联名电委高桂滋为第十一师师长。4月17日，张学良离开沈阳赴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4月18日抵达北平，驻顺承王府。4月24日，张学良召集副司令行营全体职员训话，谓本人不在北平时，行营工作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同日张在私邸接见欧美记者，谓此来北平专为组织行营，将来沈阳设办公处，北平设办事处，本人三分之二时间住沈阳，其余时间分住北平、南京。4月28日，张学良在北平接见山西、绥远各军将领，对山西、绥远善后提三办法：一、各军自动实行裁减，俾达收支适合；二、山西、绥远驻军太多，拟请中央调开一部；三、山西、绥远裁厘后，收入甚微，拟整税收，维持现状，核发各军军费。4月29日，张学良离开北平赴天津，次日自天津飞南京出席国民代表会议。5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学良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5月6日，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选定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推派之于右任、国民政府推派之张学良共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5月9日，国民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张学良主席，讨论《教育设施之趋向案》，蔡元培对该案作详细说明。5月15日，国民会议开第七次大会，张学良主席。5月28日，张因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6日，中国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将进行间谍活动之日本现役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间谍罪证确凿，6月26日夜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为保密计，并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学良。
7月6日，张学良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7月12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21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9月6日，张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6日，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学良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驻守北大营的一万多名东北军将士因遵循张的严令，张本人说“不抵抗”是要表明日本侵略而非维护其南满铁路特权。9月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师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攻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凰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事变发生后，张要求率领东北军力避冲突，未行军事抵抗，导致东北沦陷，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9月22日，蒋介石电告张学良，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张率领东北军关内陕西。此时蒋令东北军固守锦州，但张却弃守锦州，带领东北军约40万人退入关内。日军很快侵占东三省全境。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亲自下达“不抵抗命令”。而蒋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9至10时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在事变后提出之报告（节录）：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沈阳东北方向，忽闻爆发声音，全城池为之震，此即日军自己炸破其南满本线柳条沟附近铁道之工作也，……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46年，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宣称东北军不抵抗，是因为张学良接获蒋介石命令。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学良“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张学良日后接受访问时，多次坚持是因为他误判情势，下令不抵抗所致。据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曾以“铣电”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在中国大陆所有档案资料馆中，均找不到铣电原件档案。在海外，21世纪的头几年，一度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称“铣电”的原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给窦应泰打电话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为据”。据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称，他曾经翻遍台湾蒋文档最齐全之《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也没有找到“铣电”档案，查无相关迹证。张晚年亲口否认铣电之存在。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当着张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所谓铣电的关键语句）。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诗作指控张学良软弱，令张学良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然而马君武这指控却是出于两人私怨而凭空诬告。
诗云：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首先，诗中的胡蝶（蝴蝶）不但当时不在北平，终其一生根本未见过张学良。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给张学良的爱将朱光沐，主婚人正是张学良。
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乃与其参谋何世礼、何父何东爵士晚饭：“当日张学良听完一个电话之后，饭未吃完就离席，原来电话是报告日军突袭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而不是与女士聚会。
而身在其时的马君武写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认为是因当他听到张学良对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捐赠巨款，但上门向张学良要求捐款时却被拒，才故意诬蔑张学良，也在重视礼法的年代坏女子名节。据作家高阳所言，朱湄筠告诉他后来遇上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笔下被诬蔑的朱五，“当时马博士的窘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结果是不俟终席而遁去”。
1931年11月21日，张学良委万福麟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参议。12月5日，蒋介石电张学良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12月15日，张学良电蒋介石，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准张学良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张学良电蒋介石，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最后指针”。

弃锦州失热河

1932年1月5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通告报告锦州失守经过，略谓：“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车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日失守锦县。”1月6日，张学良邀孙殿英、李服膺、商震、徐永昌等及在北平各将领协商华北军政问题。1月10日，张学良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1月13日，张学良电促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入南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1月18日，张学良委荣臻为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荣臻1月20日就职。1月30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李石曾、于学忠、徐永昌、周作民5人为常委。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介石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江省、福建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2月11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理事长为张学良。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3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3月18日蒋就任。3月11日，张学良为遵二中全会决议，电国民政府恳辞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10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晨访张学良，晤荣臻，询九一八事变经过。4月12日，国难会议闭幕，通过请政府克日将张学良撤职查办，所部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失地等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北平与张学良、万福麟等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对东北问题作详细之恳谈。8月1日，张学良电南京报告热河情形，称：“日方已开始军事行动，形势渐趋严重，榆关亦告紧急。”8月6日，汪精卫致电张学良，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8月7日，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学良决定辞职，张覆电汪精卫，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介石请北来主持；蒋介石电张群转劝张学良，“以大局为重，宜忍隐处之。北方同袍尤不宜亟有抗辩，以免益陷僵局，更增纠纷”。8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学良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精卫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学良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学良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学良覆电汪精卫电请中央罢免本职。8月9日，蒋介石电覆张学良，假拟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择一而行，勉出兵收复热河为上策。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对汪、张辞职拟定方案，汇送中常会决定：一、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8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8人，以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军分会委员长；三、再由中常委切实慰留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长。8月20日，蒋介石电张群、蒋伯诚转令张学良，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撤北平绥靖公署。8月23日，北平政委会例会，张学良请辞委员职，决议慰留。8月25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举行常会，决议：一、张学良请辞委员职慰留，二、北平军整会改称北平军事训练委员会。9月1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绥靖”公署旧址正式成立，蒋介石再电张学良，请以军事委员委员资格主持。9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总报告已完成，各委员及秘书长在北平签字，下午4时该团国长李顿等向张学良辞行。10月，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转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10月25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全权调处鲁事，同日刘珍年电呈中央请将该师调离鲁境。11月6日，张学良派彭士彬等三人赴济南监视韩复榘、刘珍年自胶东撤兵。11月10日，张学良飞汉口晤见蒋介石，面商东北、华北问题，并协议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1月12日飞杭州，11月16日复飞汉口见蒋。
1933年1月2日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学良提出“警告”，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张学良密电蒋介石，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全力以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1月3日，蒋介石由奉化到杭州，覆电张学良，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1月4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1月5日，蒋介石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学良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1月7日，蒋介石返抵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商应付榆关事件，随后接见张学良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1月8日，张学良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之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1月11日，蒋介石在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陈立夫等人商讨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向张学良传达中央对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晚刘离开南京赴北平。1月17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谓“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2月5日，张学良电蒋介石，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表示：“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2月12日，张学良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之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2月25日，热河战役爆发，国民政府中央力促张抵抗，并协助调动八个军组编为八个集团军，未料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五军军长，张旗下东北军系）放弃职守，再次不战而退。3月3日，蒋介石准备取代张学良兵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3月5日抵北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3月4日，蒋介石为承德弃守致电张学良，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3月5日，张学良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3月6日，蒋介石致电杨杰转示张学良、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力图反攻，以报党国”。
3月7日，张学良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8日，蒋介石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学良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宋子文亦奉蒋召由上海到石家庄，预商张学良下野办法。3月9日，蒋介石召张学良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宋转达蒋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与张晤面，准其去职。3月10日，张学良召于学忠、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介石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3月10日，张发出辞职通电。3月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学良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开北平飞上海，何到会接任。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7月22日，张学良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7月30日飞抵英国伦敦。12月15日，张学良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
1933年至1934年间，张学良戒毒、游欧，身形从过去清瘦而增胖。

围剿红军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胡汉民劝他不要跟蒋介石合作，但当时张学良认为，法西斯才能救中国。胡汉民还对他说，汪精卫是办外交的人，不会说真话，而胡自己则是乱说话，因此出了乱子。张学良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领袖，那就是蒋介石。2月1日，蒋介石由南京抵杭州，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学良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2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2月9日，蒋介石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学良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3月1日，张学良在汉口任豫鄂三省“剿匪”副司令职，3月5日武昌设立行营。6月，正当蒋第五次围剿红军在江西激战时，张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6月18日，张学良出巡豫鄂边区，是日抵达潢川，6月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6月27日张回武汉。10月9日，蒋介石在张学良、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达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北平抵达洛阳晤见蒋。10月12日，蒋介石偕张学良抵达西安。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学良，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4月，蒋命令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4月2日，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4月14日，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由重庆飞贵州见蒋介石，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4月17日张学良回汉口。9月13日，张学良由汉口飞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9月19日，张学良飞天水视察。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9月21日张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9月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10月16日，张学良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0月19日返西安，10月20日武昌行营结束。同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此时，日军侵华日亟，中国分离主义更是猖獗，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日等口号，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呼声日益高涨。

改换门庭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奉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1月，张在南京参加完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因“新生事件”而获罪之东北籍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此次见面，张向杜倾诉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之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11月下旬，张到上海会见尚在狱中之老友杜重远，杜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学良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学良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学良；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学良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西安事变之前，张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1936年，国民政府于1月7日授予张学良一等云麾勋章。1月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学良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2月19日，张学良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2月27日，董、张到达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张与中共合作，声称是因为国仇家恨，父亲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军炸死。3月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张之联络工作应分进行；3月4日，毛、彭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政府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中共中央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覆命。张支持中国共产党分离主义政策，认为有筹组西北大联合之必要，反对内战。3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汇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周恩来也到；北方局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同杨虎城谈判情况，并报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经过。张在旅欧期间，会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有必要抗日，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中国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不定；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满中国国民党中央政府偏颇，不顾地方派系军队，当时减俸达20%，且未给予兵力补充、阵亡将士抚恤。

洛川会谈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学良。1月初，张学良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1月17日，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陕西洛川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张学良会谈，李说明中央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对外之主张。1月21日晚，张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密晤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李表示拥张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2月2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2月26日，张学良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
1936年3月2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学良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飞返要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与李克农第二次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并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作进一步会谈，3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3月4日，张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学良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介石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学良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学良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学良谈判，李克农也同去。张再晤李克农，请中国共产党介绍自己代表与苏联直接商谈军火援助问题。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学良：“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之东楼内。张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刘鼎反复请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根本原因和战略战术。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张学良在家里接见他；张学良严肃地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严重损失。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学良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东三省，当然遭到人民辱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样，在这个问题，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指责张先生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采取自卫还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军队，百万大军都无可奈可。当天张学良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张行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曾致电蒋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覆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周恩来参加3月20日到3月日之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介石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之问题；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学良，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4月，张到肤施密晤周恩来，周劝张反蒋，张则劝周联蒋。4月9日，周恩来与张在肤施会谈。周恩来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张说全国之力合到一起，难以打败日本，不要把有抗日愿望而又实力最强之蒋拒之门外；张表示若劝蒋联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张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之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根据他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之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之意见回去慎重研究。张提出联蒋抗日，为中共中央所采纳，与红军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协议。会谈一直进行到4月10日晨4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学良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学良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之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学良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

联共

这时，中共叶剑英又携带双方停战计划及毛泽东约书来西安，张拿出巨额银元私款，赠送红军做冬季衣食补给费用。4月22日，周恩来写亲笔信给张学良，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把信交给刘鼎，信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学良“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几天后，张学良和刘鼎乘专机到西安，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之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在张学良公馆进出，张学良还亲自嘱咐随从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后又给刘鼎发自卫手枪。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刘鼎到西安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着手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一个两进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通过东北军关系买商用交通车，把宋庆龄介绍之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潘汉年、丁玲、张子华等去苏区，经过西安七贤庄交通站，送往洛川转陕北；中央从陕北派邓发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转苏联，叶剑英、汪锋、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秘密交通线。中国共产党也在西安设立办事处。
1936年6月30日，张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张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由于父亲张作霖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7月，张学良筹建“抗日同志会”，9月正式成立，作为秘密核心组织团结东北军，吸收有积极抗日思想分子，开始主要成员是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苗勃然（两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以后向军、师、旅长发展，共达70多人，张学良自任会长，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7月初，张住在王曲时，把刘鼎拉去跟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劫，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密电报告中共党中央，乘张专机到肤施后，步行50里到达安塞；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向保安，得到刘鼎电报后，毛、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5日赶到安塞城，立即召开会议，毛、张、周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会议；毛最后说：“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耐心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然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张学良为整训部队军官，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介石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张接受刘鼎建议，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之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之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废除打骂，提倡官兵平等，团结官兵。训练团第一期张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张、杨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刘鼎又建议张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学生到西安军训；张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由卫队二营派送管理干部；学兵队共300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各部队。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刊物《文化周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之重大转变；而洛川和肤施会谈中，张学良一再认为蒋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见，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重要根据。9月，张向红军提供大量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红军过冬燃眉之急。

劝蒋抗日

1936年10月20日，在蒋来西安前夕，张密赴太原，向阎锡山坦述自己联共联苏以便抗日之内幕，阎答应与张袂劝蒋联共，“倘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表示把固阳等5个县让给红军。同时，蒋来前，为确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东之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钱大钧已提请前派张玉荪到该处安排布置，但杨虎城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建议以城内九爷府为行馆，张学良赞同此议。10月22日，蒋一行人飞抵西安机场，张学良要张玉荪向蒋报告，己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准备好两处行馆，请蒋指示前往何处，蒋“楞了一下，便回头望着”钱大钧，钱说到华清池。当晚，张恳劝蒋联共抗日，“历时甚久”，两人争辩，蒋连骂不止，“响遏云霄”。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10月31日，张邀阎同赴洛阳，为蒋祝寿，并联袂劝蒋。张飞洛阳为大寿祝寿，劝蒋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1936年11月初，张到叶剑英住室，商讨办法停止内战，最后张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日文外来语“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语coup d'État，意即政变）。”；叶电告中共中央，回电让叶转告张“要慎重”。11月17日，蒋自洛阳亲赴太原晤见阎锡山，11月18日在绥靖公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一切应以坚固守静之态度沉着处理。中共屡屡致电张学良，请其迟滞进剿；11月27日，张回电说，“永不进展实难办到”，目前只能将进剿改为封锁，以延长时间，“速请内中早决大计”。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张如蒙所请，东北军转进绥远，既能满足东北军强烈抗日要求，又不致与红军隔离，还可接通外蒙和苏联；蒋仍令其剿共。张请求率部增援绥远东部，蒋未准其请。禁不住张一再恳求，始准派骑兵第七师开往绥远作战（该师实际上并未开去），仍未允东北军全部出动，张深感不满。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苏皖闽；12月2日，张赴洛阳劝蒋，并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这是实情，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担心，如继续剿共，东北军下层官兵就会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稳，但为完成其剿共事业，毅然答应前往。12月3日，张学良乘军用机飞洛阳见蒋介石，请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日，蒋坚决主张“剿共”，仍令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救国会负责人，蒋亦拒不采纳。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张学良等陪同，自洛阳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𤇢、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亦先后到达。蒋抵西安，仍住华清池。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12月6日起蒋介石在华清池排次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到华清池见蒋介石“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局势严重，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共产党，团结抗日，被蒋拒绝，晚上张、杨密议捉蒋，实行“兵谏”。12月7日下午，张到华清池同蒋单独会谈，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
张回到西安把见蒋之情况告诉杨，两人认为蒋不会改变主意。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1.5万余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宪兵二团及武装警察开枪击伤1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决定徒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蒋令张学良武力阻止，“格杀勿论”，张驱车至浐桥，签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抗日救国之要求，将学生劝回。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蒋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张追上学生队伍。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说大家太辛苦了。他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分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宋美龄，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12月13日，张学良部队由渭南向临潼集中，洛川、庆阳均放弃，中国工农红军即由陕北南下，配合张部抗击中央军。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晤张学良，携有宋美龄致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语，晚上张偕端纳探视蒋。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12月15日，端纳飞洛阳，电宋美龄告蒋平安并张、杨主张，称张学良希望孔祥熙与宋美龄到西安谈判。12月17日，张学良偕蒋鼎文再见蒋介石，蒋介石当即写给何应钦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为要！”12月19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召开会议，何应钦、孙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出席，经过激烈辨论，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12月20日，宋子文应张学良电邀与端纳同机自洛阳飞抵西安，12月21日宋子文与端纳飞回南京，报告与张、杨、周晤谈情况。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谈判，蒋介石授意宋子文、宋美龄负责谈判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容共等；张学良、杨虎城与周恩来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之基础，签应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商定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正式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下午，宋子文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继续谈判，宋首先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以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12月24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达成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西安协定》：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晚上，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之政策以及西安方面之意图，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虎城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下午2时半，张学良、杨虎城见蒋介石。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张送蒋乘机离开西安，先把宋美龄送上飞机，再让蒋乔装到张的部队中登机脱逃，周恩来甚至赶到机场想把他们追回来。下午5时半，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离开西安飞抵洛阳。下午，张、杨释放蒋，张亲自陪蒋飞洛阳，临行张写手令交杨，令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归杨虎城指挥；全国民众庆祝蒋介石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将此消息向全国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报社发放“号外”。12月26日午，蒋介石由洛阳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张学良与宋子文陪同由洛阳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事变结果，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宣布停止推动分离主义与土地革命，建立苏联所期望的形式上中国抗日战争统一战线。

受审

1936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李烈钧为审判长，对张学良军法会审。同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2月31日，张学良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当天下午，蒋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学良“戴罪图功，力自赎”；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锺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10时开庭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勋，努力自赎。”

被囚禁的后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密电国民政府，请特赦张学良。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着被幽禁之生活。徒刑有期限；交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严加管束，管束没有期限。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至南京，劝慰张学良。1月7日，蒋致书张学良，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要旨为：东北军应集中甘肃，由张学良推荐一人率领前往；二、杨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行使绥靖职权；嘱其与顾祝同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并谓“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张学良致函蒋，提出解决陕、甘问题意见书，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谓：“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二、调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三、余（张学良）陪同墨三（顾祝同）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商震）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乙、匪不剿：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刘经扶（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张学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张的囚禁之地曾五次变更。1月13日，张学良在贺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岭学校内；蒋以修订之善后方案送张学良征求意见。张学良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张学良由南京乘专机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1月23日，经蒋同意后，戴笠陪同李志刚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往见张学良与赵庵，张慨叹说：“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2月1日，张学良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所请，张学良着予恢复公权。2月22日，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溪口访张学良。3月30日，于学忠赴奉化往见张学良。
1937年9月中秋节，张学良到妙高台过节，晚上写信给蒋介石，请求抗战。蒋要他“好好读书”。
1938年1月，迁移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又迁移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蒋介石撤退台湾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学良则是先押解到台湾。张学良晚年表示，蒋原本是要枪毙他的，是宋美龄求情，他不明白为何要这么对待杨虎城。他曾劝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出国，回国没有好处。1949年1月，蒋介石在南京宣布下野，当时于右任建议他放了张学良与杨虎城，蒋不耐烦的说，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两人关在哪里。之后蒋就下令杀掉杨虎城一家。蒋原本也想杀了张学良，而是宋美龄表示，若你对张学良不利，我立刻离开台湾、公布这些事情。张学良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事，是美国公使派人抄的这些对话给他看的。

台湾的幽禁生活及言论

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但未获蒋同意。随即逐步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10月底，张被带离重庆。11月1日，张与赵一荻被送达台北松山机场，在台湾继续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转移至新竹县五峰乡井上温泉。二二八事件时，竹东区公所被民众攻占。负责看管的军统少将刘乙光命令如果到最后无法阻挡民众劫人，即杀掉张学良与赵一荻。由于此时缺乏食物，张学良曾回忆当时是靠原住民给蕃薯才有饭吃。1947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后，保密局长郑介民派遣刘戈青抵台，同保密局台湾负责人陈达元，协助长官公署工作，并确认张学良安危。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赴台湾，以私人资格探视张学良。1949年，先搬至高雄寿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温泉，直至1957年10月，张移至高雄西子湾。
张学良生前表示他最爱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乐。起初住在高雄寿山“高雄小白宫”（1949-1950）。1957年再次移到高雄西子湾（1957-1959，后为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今国立中山大学西湾艺廊）。
1957年初，张尊蒋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龄，称起居饮食，一切舒适，惟当前国势艰难，同胞多处水深火热，而张蒙此优厚待遇，实感不安，不知何以报国。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再被移居到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今少帅禅园）。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开始解除“管束”（即软禁），可以外出旅行、购物、上馆子和会客，但皆需事先请示且受到监视。张学良选择移居北投复兴岗自建屋舍。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蒋中正写信，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称：“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三十六岁。张在回忆录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

赴美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初期未有改变软禁张学良政策，直到1990年将其释放。1990年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为张重获自由并于圆山饭店九十寿辰举行隆重庆祝，在当时接受访问，他说道，自己虚度了90年、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惭愧万分，哪有什么寿可以做，他还引述圣经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1991年3月10日，张携夫人赴美国探访亲友。6月初，返回台北。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3年12月15日，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1994年获得绿卡，长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逝世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北京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逝世，享寿100岁。10月19日，总统府明令褒扬，褒扬令全文为：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　陈水扁　　　
张虽然长寿，却始终没有回中国东北老家，有的归咎于身体原因，也有归咎两岸关系的政治原因。

轶事

张作霖起初并不支持张学良就读讲武堂，因为军人的危险性太高，张学良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什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着回家？’我坚持，他也顺了我，说：‘你这么倔，要便要罢，记得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送给人家。’”另一方面，张作霖怕张学良吃不了苦，曾对张学良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张学良在东北时为了要自制汽车，曾购买一台瑞雪汽车，拆解后设法让辽宁迫击炮厂制作，最后在1931年5月问世，汽车名称为“民生号”。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张学良十分钦佩李登辉，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个很好的学者，无论什么事，李登辉都有很好的研究。
张学良对宋美龄满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蒋介石、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屡次劝阻蒋介石对他下杀手。宋美龄与张学良往来信函反映两人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张学良说，他少年时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也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就受洗过了”，不过当时主要是在教会练习英文与打篮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没信仰基督教。事实上张学良起初笃信佛教，能背诵《金刚经》，在软禁期间时常与佛教法师讨论佛法、禅理。张学良因为宋美龄的传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后为纪念改信基督，曾请美国画家油画一幅基督像，并在晚年将此画赠与其副官。
张与夫人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岗的故居，已改建为主题公园“少帅禅园”，供游人体验当年张氏夫妇的生活，及品尝张氏生前最爱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张在讲武堂教官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压力过大借毒排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年，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传教士米勒耳医师（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米勒耳医师给张打上抗生剂。在其戒毒后，张捐10万块银元帮他。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在台湾的访问，是由公共电视委托郭冠英与周玉蔻联合采访，制作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后来又与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制作《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2009年3月1日）。“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没有“第一手”交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张学良相关内容）。
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张在接受华视采访时说：“我不愿意写历史，我说假话？——有意思么？那我写什么给后人？我写自己好，臭表功？我写别人不好，那更不能！还有好多我有忌讳，我不能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事实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长官、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比方说对冯玉祥，我对冯玉祥知道得最详细，我不愿意说这些事情，我不应该说这些。”“我不能骂我自己，骂我自己人家也不信，何必呢？我看人家写好多回忆录，我就笑一笑，那有什么意思呢？历史是别人来写，不是我自己来写。”“评论就让别人去评论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争权夺利过吗？我从来没为我自己争权夺利过，我能给国家，给人民贡献，我尽我力量。我个人地位，我随便怎样，我就走开，就完了。”
1989年中，张向历史教授王冀（王树常子）说西安事变是因为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起。张在重获自由以后，还曾经多次发表言论批评蒋，其言论与幽禁时期大相径庭。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幽禁时期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评价

张学良晚年自评：“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他对他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是非非自我批评，也是非不定，虽然他在口头上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唐德刚说这是张亲口向他讲的，但张也认真地说，自己如是蒋，一定会把张学良枪毙。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乱，他早就枪毙他们。因此他被蒋关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亲如骨肉”，是抗日救国统帅、民族大英雄。他在幽居台北时写《忏悔录》开场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将张称为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民族英雄，同时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观点的领导人，能够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先生具有一定声望。

国民党的评价

汪精卫：“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宋美龄于1980年10月2日函电蒋经国：“……密经国览近日共匪连续报导对张汉卿颂扬备至并谓汉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共匪对西安事变所以强聒不舍不外图利用此事为一悬案造成公论为统战之新颖口号及资料否则时有四十余年何必再提况汉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经常研究圣经复极有领悟共匪今后所能运用者乃不外当时军事法庭审讯之判决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管教十年汉卿当时受共产党之诱惑所为固属荒唐胜利后大陆沦沉其当时鲁莽逆行影响殊大毫无疑义但被能及时幡然觉悟且在千钧一发中说服疑忌百出之杨虎城使父亲生还再次领导应战中国有史以来抗御敌虏之成功又令全国人民不由然而然自动放爆竹庆祝脱险且令许多半独立省份之军人蓦觉父亲乃唯一可领导抗战之领袖除共匪之八路军新四军不听命令外各军人大体上言均能除门户之分团结以赴此乃西安事变不幸中之最大收获固非张汉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产生之奇迹我政府以往对宣传及阐明政策方针方面向逊共匪岂袛一筹汝所谂知故余意不必正驳斥袛须……彼参加公开会集多予露面则对共匪之伎俩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样想法否母十月二日”
西安事变时与蒋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张玉荪称：“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蒋）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己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捉蒋）下山时， 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

共产党的评价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话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历史学者的评价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张最难能可贵，是在情场、战场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学良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中正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柏杨：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历史学家、学者、文人的评价

胡适：“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旅美作家曹长青：张学良嗜好毒品、女色，生活上是花花公子作派，甚至在指挥热河保卫战时，“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是假将军、假英雄、假基督徒。
历史学家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中正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𬭚“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大家多读点书吧”。
小说家卜宁：张学良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小时候不学无术，吃喝嫖赌。长大后，眼见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国仇家恨于不顾，率领兵强马壮的东北军狼狈逃入关内，把东北的土地拱手让与日本关东军。彼时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之实力完全可以与关东军几万人奋死一战也。张学良在东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蒋中正之国民政府，入关后又背叛蒋中正，投靠共产党。晚年后又背弃中华民族，投入基督上帝怀抱。此君完全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胆识，没有主见，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小人也，比吴三桂有过而无不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