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

家庭背景与早年经历

杨靖宇本名马尚德。1905年2月13日，马尚德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当时距离确山县城约12里，今位于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一个农民家庭。马尚德的爷爷名叫马绥武。马绥武在家中排行老四，原住在泌阳县罗湾村，因家贫而离开故乡，带着妻子(也就是马尚德的祖母)和儿子一路乞讨来到确山县。马绥武有2个儿子，大儿子就是马尚德的父亲马锡龄，小儿子是马尚德的二叔马元龄。
马家人一开始是租地主的田种，经过许多年的努力后，逐渐有了属于自己的地。全家人自己有田，也租地主的地种。父亲马锡龄和叔叔马元龄分家时，父亲一方分得私田20亩和租田十余亩，故马尚德家分家时共有三十余亩地可种。1909年，父亲马锡龄在马尚德只有4岁大时病故。母亲张君既要忙农活，又要照顾儿子马尚德和小女儿马爱，只能依靠二叔的帮助过活。
1913年，马尚德入当地私塾读书，师从刘景臣老师。马尚德就读的私塾一共有2位老师，分别是刘景臣和关易公。年幼的马尚德勤勉好学，学完必学的蒙学读物后还主动开始超前自学四书五经。刘景臣给他取名马尚德，字骥生，意为将来能有大的出息。马尚德把很多的空余时间都用在念书上。刘景臣老师也很喜欢马尚德。1919年，他报考确山县县立高级小学，马尚德的语文成绩不错，但因列入考试科目的数学没有学过而落榜。马尚德落榜后，又师从关易公老师学习数学。当时私塾刚刚取消了四书五经的教学，转而开设语文、数学等西式教育课程。一年后，马尚德考入高小。马尚德喜欢读故事、听故事和给朋友讲故事，崇拜白朗和岳飞。马尚德在小学就以爱打抱不平和敢想敢做闻名，他敢教训欺负同学的地主的儿子，还曾想办法吓退了栽赃本校同学的一位仗势欺人的学监。
1922年，马尚德与来自汝南水屯的农村姑娘郭莲结婚。1923年，他考入河南省立第一工业学校。这所学校也叫纺织印染学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其中初级班学制为3年，高级班分为“纺织”和“印染”2个专业，学制也为3年。他选择这所学校的原因是想为中国人做漂亮的衣服穿。他通过该校几个有共产党员背景的老师的影响，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他后来又接触了回到家乡的小学老同学张家铎。张家铎当时刚从上海大学毕业，见过世面，而且还加入了共产党。1926年其子马从云出生。马尚德读完初级班后就放弃了继续读高级班的机会，辍学回家并四处传播共产主义。母亲担心马尚德会闯大祸，但讲大道理又说不过他。

领导家乡农民暴动与参与当地中共地下活动

1926年，马尚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故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4月，他在确山领导农民起义。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他组织了确山刘店秋收起义，任当地农民革命军总指挥，成立中共的第一个基层政权县工农政权。马尚德和由中共派往当地的代表王克新是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王克新在年底的战斗中身亡。起义失败后，国民党通缉马尚德全家。1928年前后，他在当地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28年3月23日，郭莲生下女儿马锦云。1928年3月27日晚，马尚德回家对妻子说：“真是苦了你了。明天我要出远门，也许几年不回来，这个家就交给你了！”马尚德在临走的晚上还给才出生5天的女儿取了个名字“马躲”。此后一别再未能见面。
1928年8月，马尚德被党组织调到开封和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底党组织派他去上海参加第一期军政干部培训班，周恩来曾为该班讲过课。

在东北的前期活动

1929年3月，马尚德从上海坐火车到沈阳准备去苏联学习。等签证期间，他以工人身份领导了日本控制的抚顺煤矿的工人运动。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到沈阳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问他是愿回上海还是留在东北。马尚德表示愿意留下。于是满洲省委任命他为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担任省委常委，化名张贯一(使用母亲姓，又以对党一贯忠诚之意取“贯一”为名)；同时任命马守愚为共青团抚顺特支书记。
1929年8月16-19日，张贯一在抚顺带领大批矿工罢工。工人们提出反对裁员、上调工资和改善待遇等要求。罢工持续了4天，日本老板不得不做出妥协。1929年8月30日晚，因有人告密，张贯一在抚顺居住的福合客栈被当时的日本煤矿上的两名持枪的日本警察抓捕。当晚，抚顺的组织共有11名党团员被捕，抚顺特委成员几乎全部被捕。日本方面在当地登报宣称搅局的共产党人已被一网打尽。刘少奇曾向上级反映当地组织被破坏、有多名干部落难的情况，但没有得到回应。
张贯一没有承认日本警察搜到的文件是自己的。日本警察署署长亲自审问他。张贯一否认是共产党员，还说自己不叫张贯一，而叫张富义。张怀疑自己是被叛徒出卖的，于是要求与检举人对质，但对方没有出面。他被折磨6天，什么也没说。日本警察署只好将其交给抚顺公安局，1929年10月中旬由抚顺地方法院检察处起诉。地方法院在公开审理此案件时，被张当庭反讽“作为官府不仅不能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反而在替日本人来审判我”，弄得场面很尴尬，结果只能敷衍收场。但抚顺地方法院又不敢得罪日本人，于是将杨靖宇交给辽宁高等法院。1929年12月26日，辽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2月6日，辽宁省高等法院以反革命嫌疑罪判处杨靖宇有期徒刑一年半，在辽宁第一监狱服刑。1931年1月，张学良在东北实行一次大赦。张贯一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没有选择“自首”。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向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张学良办公室）呈报了一份特赦政治犯的报告：“张贯一系未经自首之共产党犯……依政治犯大赦条例第四条，不在赦免之列。” 1931年4月下旬，张刑满出狱。
张贯一刚一出狱就想办法接触中共的外围组织互济会。张贯一出狱3日后，因互济会的一位共产党员在被巡警搜身时搜到他的地址而再次被捕。这一次政府懒得审判惯犯张贯一，直接对其进行长期关押。张贯一和赵尚志都关押在同一监狱，而且在狱中都比较出风头，但尚无证据显示他们在狱中有过接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贯一经组织营救于11月出狱，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他向满洲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何成湘表示愿意搞抗日武装。从此，他离开了城市地下工作，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并开始化名杨靖宇。这个新名字在朝鲜话里有“驱除外敌”的意思。

阵亡

1940年1月，杨靖宇所率部队被关东军重兵围困，他组织部队分散突围。但据称被一个参谋出卖，他所率的60多人被发现。2月18日，杨靖宇已断粮近5日，最后跟在他身边的两个战士在寻找食物时战死。一身村民打扮的伪军赵廷喜曾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则回答：“老乡，我是中国人哪！不能做这样的事。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中国就完了！”赵廷喜担心其他几个和他一起撞见了杨靖宇的人去告密，就抢先告发了杨靖宇的位置。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三道崴子战死，时年35岁。
日满军将杨靖宇的尸体拉回濛江县城古见联队大队部，警察署官员找来变节者程斌和张秀峰前来辨认确认是杨靖宇无疑。还让随军记者拍照。2月24日凌晨4点多，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让程斌找来讨伐队的部下抬来铡刀，王佐华、张奚若分别抱着杨靖宇的头和腿，抬到铡刀上，由白万仁执铡刀，将杨靖宇的头颅铡下。岸谷隆一郎抽出指挥刀亲自剖开了杨靖宇的腹部，探查杨靖宇究竟吃的什么东西，看到里面根本没有一粒粮食，岸谷隆一郎叫两个日本兵用盘子端着切下的胃，送到濛江县医生洪宝源那里进行化验。确认胃里面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的还没变样。得知结果后，岸谷隆一郎说：“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日军将杨靖宇的遗首装在一个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35厘米、前面安有玻璃的木箱里，用汽车运到通化市在各学校、街道示众做演讲宣传，并在通化师范学校举行“庆贺”活动。之后又到通化省所属各县示众。后遗首被送到新京。关东军699部队长、南地区军警宪特“讨伐”司令官野副昌德要求安葬杨靖宇遗体。岸谷隆一郎指令濛江县警务科长王世洪办理，最后在古见联队大队部后院挖出了杨靖宇遗体，在当地找了两个木匠，两个人找来一块楸木，刻上眼睛、鼻子和嘴，于1940年3月5日在濛江县城西山关帝庙给杨靖宇司令开慰灵祭大会，通化省警务厅人员和濛江县公署所有官员及当地百姓参加了慰灵祭，安葬在保安村西岗上。岸谷隆一郎还在那给杨靖宇立了个木牌，亲笔写着：杨靖宇之墓。落款是：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昭和七年三月五日立（1940年3月5日）。

思想

杨靖宇受过学校教育，参加过周恩来办的干部培训班，还自学过《孙子兵法》，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人。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还在蹲监狱。听到炮响声时，他劝说狱友不要盲目趁乱越狱，并向狱中资历更高的党员请教对策。事实证明他的谨慎是对的，监狱当时确实加强了防范，且有对越狱者格杀勿论的紧急命令。虽然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中断，但杨靖宇还是设法搞到过一本毛泽东写的讨论部队建设经验的小册子。杨靖宇将其随身携带，并推荐给其他抗联领导。经考证，这本小册子就是毛泽东写于1934年的《游击战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游击队活动的指示》)，内容分3章，其中第3章专门讨论如何加强军队思想建设。这说明杨靖宇重视经验学习和党内思想建设(所谓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另外还特别注意确定打击目标时要保护老百姓的利益，这对于领导一支杂牌军在恶劣自然环境和数倍敌军的围剿下坚持数年之久是很有帮助的。
在战争策略方面，杨靖宇提出“不击中敌人要害的仗不打”、“对当地人民损害大的仗不打”、“不能占据有利地势的仗不打”、“无战利品可缴的仗不打”等原则，采用“敌合我分，敌进我退，乘敌之虚，各个击破”的游击战术。东北树高林密，杨靖宇了解到日军在哪里活动，就提前率部设伏。敌人来了就分散，敌人过去就开火，打完就撤，日军连个人影都见不到。在杨靖宇的主持下，抗联第一军通过战术研究会、战斗讲评和军事训练等多种方式，发挥集体智慧，总结实践经验，在战斗中注重诱敌深入和集中优势兵力。他擅长的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和化装袭击被战士们概括为“杨司令三大绝招”。为匪多年、熟悉山林作战的伪军邵本良部千余人，就是被杨靖宇运用游击战术连续打击并最终全歼的。
为方便战士牢记战术要领，杨靖宇把其内容编入歌曲加以普及。为鼓舞士气，杨靖宇亲自创作了《第一路军军歌》：“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要遵守，官长和士兵待遇都要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英雄的同胞们前进哪！打出去日本！推翻满洲国！这一次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这一次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了弱小民族解放运动！”

家人寻亲

马尚德只见过女儿一面，那是1928年3月27日晚，即在女儿出生后的第5天。马尚德联想到家人因为自己干革命而东躲西藏，于是就给女儿起名“马躲”。清晨天微微亮时，杨靖宇看了熟睡中的儿女一眼，就匆匆离开了。夫妻当时只知是生离，不想竟是死别。郭莲身边只留了一件丈夫的物品，即摄于1926年秋天的一张照片。
不仅是国民党经常搜捕马尚德的家人，后来的日伪政府也因有人打报告说马尚德是去东北从事抗日活动而对其家人严刑拷问，但没有得到任何口供。马尚德的家人是“剿匪司令部”的抓捕对象，他们在李湾村的房子被人查抄5次，房子也被烧毁，一家人东躲西藏。马尚德离开后，母亲张君经常对着儿子的照片流泪，还曾因思念儿子而哭瞎了双眼。张君因不愿说出(也确实不知道)儿子的下落，数次被人拷打。1938年，在一次惨遭毒打后，她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临终前，她拉着儿媳郭莲的手，从墙缝中摸出儿子的照片，说：“娘是见不到他了，你一定等他回来，一定要找到他呀！”婆母去世后，郭莲独自一人挑起全部的生活重担，拾过破烂，讨过饭，带着儿女艰难度日。郭莲和儿女曾把马尚德的照片藏在墙里、缝在破棉袄里，只为收好这唯一的念想。她黄昏时常常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门口，痴痴地凝望着村口丈夫离开的那条小路。郭莲直到1944年因遭毒打导致一病不起而去世，也没能再见到丈夫。1944年，日伪汉奸将她拉去严刑拷打。她头上被打出一个鸡蛋大的洞，之后又被扔进粪坑浸泡，但什么都没有供认。由于天热，生出蛆来，又无钱医治，郭莲于农历九月十三日离开人世。病重期间，她将儿子马从云、儿媳方秀云、女儿马锦云和女婿张连清叫到炕前说：“好好藏着你爹的照片，将来，等红军打回来了，拿着这张照片找你爹去。记住，你爹叫马尚德……”
1945年日本投降后，确山县城不时有从东北过来的人民军队经过，其中有不少属于从东北过来的第4野战军。马从云和马锦云两家人从破棉袄里取出照片，每天都从村里来到十里外的确山县城大街上，拿着父亲的照片询问路过的解放军是否认识马尚德。两家人过了很久也没有打听到消息，非常失望，并开始怀疑马尚德已凶多吉少。1947年冬，杨靖宇的家乡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给其家人拨付了1000斤麦子的革命失踪军人家属抚恤粮。
1949年5月，郭沫若先生写下《咏杨靖宇将军》的诗篇。
1950年，黑龙江省委决定建立东北烈士纪念馆，并计划将杨靖宇将军的事迹作为最为重要的陈列内容。筹备期间，人们发现难以找到了解杨靖宇早年经历的人。直到开馆前夕，甚至连杨靖宇的真正出生地也没有搞清楚。当时只找到一张旧履历表，写有：“马尚德，号润生，到东北后曾用名杨靖宇……领导过1928年的刘店暴动，1929年春天来东北后，担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年8月入狱，1931年11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军长兼政委……”党内知道杨靖宇真名的健在者本来就少，至于其出生地和家乡在何处，是否还有后人等情况，大家几乎一无所知。根据这张履历上，大家推断杨靖宇的家乡可能在安徽。1951年夏天，为尽快找寻杨靖宇的确切出生地和他的家人，黑龙江省委决定派出一个以省委常委陈雷为首的调查组赶赴安徽。在安徽省委的帮助下，调查组不但很快查明1928年的刘店暴动确在安徽境内，同时也掌握了这次暴动的领导者中确有马尚德，但没有人打听到马尚德是哪里人。调查组无意发现《人民日报》曾在某显著版面上刊载了杨一辰的回忆文章《忆模范共产党员杨靖宇同志》。陈雷知道杨一辰是杨靖宇的亲密战友，于是细看这篇文章，并发现里面提到杨靖宇是河南人还领导过确山农民大暴动。陈雷找到杨一辰，从其口中进一步打听到了杨靖宇的确切出生地和出生年月。杨一辰还说：“杨司令曾经说过，只要抗战一结束，他就回去看看。如果现在他妻子还在世上，你们到河南一定会见到的。”
1951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冯仲云等几位干部模样的人来到马尚德老家。调查组的同志把正在吃饭的马从云仔细打量了许久，又向方秀云和丈夫问了有关父亲的情况。后来他俩找出杨靖宇唯一的照片，调查组立即确认了他们就是杨靖宇将军的后代，并激动地说：“找到了，终于找到了杨司令的后代！”但得知马尚德之妻在等了18年后已于1945年病故时，他们不禁唏嘘长叹。而马从云他们也早就听说东北有个抗日英雄杨靖宇，但并不知道杨靖宇就是他们思念的马尚德。

子女

马尚德有一子一女，儿子叫马从云；女儿叫马躲，建国后改名马锦云。1942年春天，马从云与17岁的方绣云(-2006)结婚。因家有几十亩地，儿子马从云在土改初期被划为“地主分子”，后因确认是杨靖宇的儿子，因而没有被追究。马从云受组织照顾，到开封工农干部速读班学习，毕业后，分到郑州铁路局工作。1964年，马从云在出差途中突然去世，时年38岁。丈夫去世后，39岁的方秀云怀着3个月的身孕，还带着最大14岁，最小只有5岁的4个孩子，生活相当艰难。她捡过破烂，糊过纸盒，缝过手套……在上世纪50年代建的两间36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带着孩子一直住到1998年拆迁。邻居多次劝她找政府解决生活困难，她说：“就因为我这样的身份，更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比起我公爹、公婆当年的困难，眼下这点困难算什么。”
马从云有2个女儿和3个儿子，从大到小依次是马继光、马继先(女)、马继传(女)、马继志和马继民，其中最小的马继民生于1965年。马继民当过兵，在南海舰队服役，复员后在郑州铁路局物资采购供应中心工作。2005年7月7日，马继民被靖宇县聘请为靖宇县县长助理，负责红色旅游等工作。马继民获政府聘用的新闻刚传出时，曾在网上引起不小争议。马继民则表示自己从事的是红色旅游方面的工作，而且自己不拿工资，还强调自己绝不负责招商引资一类的商业事务，以免给爷爷抹黑。马继民表示，他可以没有大出息，但不能给爷爷抹黑。
儿媳方绣云把从杨靖宇牺牲地带回的一块带树皮的桦木当作传家宝收藏。马继先的儿子(儿媳方绣云的外孙)则去过国外。
方绣云教育子女在外不要随便透露是英雄的后代。马继志曾在1977年到1981年参军，并参加了1979年中越战争，但服役期间从未和战友提起过自己爷爷的名字。他在战争中负过伤，并荣立过三等功一次。

评价

东北地区曾有一首儿歌广为流传：“满天星，数不清，东边道，出英雄；抗日英雄无其数，杨靖宇数第一名。”另有一首《杨靖宇将军之歌》也常被提到：“松花江水流不停，不灭日寇气不平，长白山上英雄多，数着杨靖宇杨司令。”杨靖宇被中共《救国时报》誉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表彰杨靖宇等抗联战士是“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曾承认杨靖宇“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中国人真了不起，杨靖宇这样的人要有十个，我们日本就完蛋了”。岸谷隆一郎向记者解释为什么非要劝杨靖宇归顺时说，“我们为了让杨（靖宇）活下去，使他的才能向好的作用方向转化，才考虑劝他归顺。”伪满1940年4月出版的日文《协和》杂志263期登载的《杨靖宇讨伐座谈会》一文有这样的记录：杨靖宇“不但有武功，而且有文才”，“才干不一般，不是一个寻常人物可比的人”。曾把杨靖宇的遗体抬下山的日本士兵金井曾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当吉林通化初告日军投降的时候，各地失去日军靠山的伪军“讨伐队”疯狂地打家劫舍，匪患猖獗。杨靖宇的旧部40余人来到通化后，当地200多名煤矿工人慕杨靖宇之名前来参军，迅速组建出一支剿匪军。杨靖宇的名字在当地土匪眼中也有很重分量。在抗日已胜利后的一次剿匪中，土匪派出的谈判代表在确认对方是杨靖宇带领过的支队后就马上坚定了投降的打算。土匪代表回到林子中后没过太久，土匪们就缴械投降。
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为杨靖宇陵园送过花圈，并且在回忆录中写道：“杨靖宇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眼就吸引了我。人值千金，眼值八百。我一看杨靖宇的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忠厚而热情的好汉”，“我和杨司令，民族不同，出身也不同，但我想起同他相逢时的种种情景，仍然久久地暗自流泪，好几天吃不下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