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文件

内容

本书结构是从1989年4月到6月间，按时间顺序列出150几个档案，每个档案的引言提供历史背景，连贯了本书。

学术界观点

2001年1月6日，旅美的谢选骏教授率先质疑本书的真实性。本书内容的争议主要来自两方面：真实性和来源选择的偏差。
本书引用的文件据称为中国共产党内部会议实录，要确定是否真实十分困难。例如汉学家罗德明（英语：Lowell Dittmer）写道，“虽然真实性是关键的问题，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情况下难以解决。”因为没有原始文本，只有电子文本，无法透过纸张、墨水鉴定真伪。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专家宋永毅表示，中共保密制度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严格，一位中层官员就可能取得这些文件的某个版本，但要确定文件原文是什么并不容易。陈仲礼（英语：Alfred L. Chan）教授在2004年《中国季刊》批评，本书部分是虚构的，部分是基于公开与半公开的来源。黎安友也在《中国季刊》同期撰文回应。
黎安友虽然声称文件是真实的，他也承认选择性使用来源可能会带来问题。“本书的材料已经通过一系列的流程，这使得最终的产品离发生了什么事的原始材料有距离。”林培瑞表示，这些瑕疵无损于本书的真实性；他认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内部会议中表示本书是最严重的泄漏国家机密事件，这种强烈的负面反应正好证实了本书的真实性。

其他观点

2001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2001年1月13日，方舟子提出五点理由质疑《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2001年4月15日，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中单从“戴晴和十一位知识分子上广场斡旋”一段来看就有五大疑点，当事人的回忆整段在该书中重复，“语句一样、遗漏一样、删改一样、最严重的是连错误都一样”。2004年7月，《开放杂志》主编金钟也质疑《天安门文件》的真实性。2014年7月，封从德说，《天安门文件》把戴晴编造的关于他的假故事抄进去，“连错处都一模一样”，他因此认为《天安门文件》是赝品。
2001年1月，民运人士王丹接受《东森新闻报》访问时说，《天安门文件》的真伪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文件流出所反映的问题。但2001年1月17日，作家曹长青驳斥，如果《天安门文件》是伪造的，它的“流出”不会“反映出任何问题”，只能在中国人的造假纪录上再加一个大丑闻；王丹这种逻辑就是“为了目的，可以不顾手段”，如果民运人士以这种思维来反中共，即使打垮了中共、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只有帮助人们确信“这批文件资料是真实的”，《天安门文件》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化起推动作用”。
《天安门文件》一些细节错误，例如把徐勤先说成是徐海东的儿子，其真实性因而引起质疑；但亦有人撰文反驳，指当年很多东西都是“听说”。2001年1月13日，《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版商明镜出版社总编辑何频在接受加拿大新城市电视台采访时透露，《天安门文件》有一些明显的细节错误（例如说徐勤先是徐海东之子），但其基本材料是真实的、没有重大的破绽。
2014年8月17日，曹长青说，《天安门文件》中文版出来后就被识破是造假，“其内容只是中共媒体（驻各省记者站）所写的情况汇编等，根本不是什么‘中共中央文件’，而且最主要内容显然是作者杜撰的”。

中国政府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天安门文件》乃失实之作，禁止本书在中国出版。黎安友因为此书被禁止入境中国。

其他反应

方励之表示，本书着重于中共内部派系的权力斗争、而非八九民运所诉求的民主，他对此表示惋惜。本书编者承认这一点，指出提供档案的“张良”希望借由此书引起对八九民运的重新评价，加速中国的民主改革。
戴晴表示，张良身为政府公务员，以监守自盗出卖机密文件的手段“推进中国政治改革”，并不可取。
《南华早报》驻北京主任贾斯柏·贝克的书评表示，本书对于六四事件几乎没有提供新材料，最令他失望的是本书没有解释这场大规模抗议是如何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