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藤新平

出生

是肥前国佐贺郡八户村（现在佐贺县佐贺市八户）佐贺藩士江藤胤光与妻子浅子所生之长男。江藤家自称是肥前小城郡晴气保的地头千叶常胤的末裔。父亲是身份为“手明枪”的下级武士。嘉永元年（1848年）江藤新平进入藩校弘道馆，并且因为在内生（初等中等）的课程成绩优秀，因此由官方补助他一部分的学费，但由于父亲职务怠慢而被解除郡目付役的职位，并受到永远蛰居的处分，导致生活穷困而无法继续升学，只能在弘道馆教授儒学的国学家枝吉神阳开设的私塾学习，并因此受到神道及尊皇思想的影响。这时的新平由于生活穷困，有“饥寒生智慧”的口头禅。嘉永3年（1850年）枝吉神阳发起“义祭同盟”，他与大隈重信、副岛种臣、大木乔任、岛义勇等人一起参加。
江户时代后期，受到外国船出现在日本近海，以及美国的马休·佩里舰队、俄罗斯帝国的普提雅廷舰队等来航请求通商的时势影响，让他在安政3年（1856年）22歳时，执笔书写关于开国必要性的‘图海策’，并因此受政府重用。安政4年（1857年）结婚，同时担任藩内的西洋炮术以及贸易关系的官职。

志士活动

文久2年（1862年）脱藩并且在京都活动，同时与长州藩士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以及公家姊小路公知等人接触。历经两个月后归乡，虽然脱藩通常是死罪，但由于江藤的见识而受到高度评价，佐贺藩第10代藩主锅岛直正遂直接裁断永蛰居（无期谨慎）较轻的处分。蛰居后，他担任寺子屋老师，并持续与同伙们秘密交流，以及针对幕府的长州征伐（幕长战争）的出兵问题向佐贺藩第10代藩主锅岛直正提出建议等政治活动。
德川庆喜进行大政奉还结束德川幕府，庆应3年（1867年）的12月，江藤新平被解除蛰居并恢复郡目付的身份。萨摩藩及长州藩与公家岩仓具视合作，于庆应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发布王政复古的大号令，新政府因此诞生，江藤新平也与副岛种臣一起被派遣到京都，代表佐贺藩参与新政。
戊辰战争中，江藤被任命为东征大总督府的军监，并与土佐藩士小笠原唯八一起前往江户进行侦察。在萨摩藩的西乡隆盛与幕臣胜海舟会谈并决定江户开城后，由江藤负责接受城内的文书。然后他回到京都与大木乔任连名向岩仓具视建议将江户改名东京（东京奠都）。面对以旧幕臣为中心的彰义队所产生的问题，与大村益次郎等共同主张讨伐，并以军监的身份在上野战争中将彰义队赶到寛永寺周围，凭借佐贺藩的阿姆斯特朗大炮以远距离射击的战术瓦解彰义队。明治2年（1869年），因为维新之功而被赐予赏典禄100石。

作为明治新政府的官吏

戊辰战争告一段落后新政府设置江户镇台，江藤被任命为长官之下的6名判事中的会计局判事，负责处理民政、会计，财政及都市事务。7月，明治天皇接受江藤的提议，将江户改名为东京。
明治3年（1870年）1月，他回到佐贺担任著座（准家老）并进行藩政改革，其后被召回到中央，同年11月成为太政官中弁。12月，于虎之门遭佐贺藩的卒族袭撃而受伤。明治4年（1871年）2月，以制度取调専务身份负责国家机构整备，并对于大纳言岩仓具视提出30项申请书。倡导近代化的集权国家概念以及四民平等，并主办国法会议及民法会议，并与箕作麟祥等人一起编纂民法典。
文部、左院、司法省设置后，江藤于明治5年（1872年）担任司法卿、参议等职位。这段期间推动加强学制基础、四民平等、警察制度整备等近代化政策，并留下设立司法制度（司法职务制定、法院建设、民法编纂、国法编纂）的功绩，同时下达数道具有民权思想的“禁止人身买卖、将长工的契约期间从10年缩短为7年，只有学徒因要学习一技之长仍维持7年契约”（《娼妓解放令》俗称《牛马解放令》）的司法省达第二十二号命令、“认同民众可以进行行政诉讼”司法省达第四十六号命令等而得名。亦严格追究官吏贪污问题，即便面对在新政府中拥有极大权力的藩阀要角山县有朋所牵涉的山城屋事件、井上馨所牵涉的尾去泽铜山事件仍然严厉究责，造成两人因此被迫辞职。但导入以英法等西欧国家的三权分立为范本的江藤，却遭到其他以普鲁士帝国为范本并抱持着行政权等于司法权的传统政治观念的保守派攻击，也因为过度扩张法院制度引发财政困难与大藏省的井上馨产生争执。

下野到佐贺之乱（佐贺战争）

明治6年（1873年）关于朝鲜出兵问题而生的征韩论，导致政变，让他因此与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等人一起于10月24日下野。明治7年（1874年）1月10日组成爱国公党，并于1月12日签署民撰议院设立建白书后，决定归乡。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等人看穿江藤返乡的事情之中，存有大久保利通的阴谋，因此尝试要慰留他，但江藤完全听不进去并于1月13日搭船前往九州，2月2日，到达长崎的深堀并暂留该地观望局势。
一方面，大久保利通知道江藤离京后，于1月13日为了讨伐佐贺而以总帅身份进入宫中，并于2月5日得到对佐贺的讨伐令。2月11日，江藤进入佐贺，并与以反对政府进行废藩置县等改革措施为目标忧国党的领导者岛义勇进行会谈，于2月12日，被拥立为佐贺征韩党的首领，两个政治主张完全不同的征韩党及忧国党自此共同策划叛乱。2月16日夜晚，忧国党进行武装反叛并引发了士族反乱之一的佐贺之乱（佐贺战争）。佐贺军向驻留在作为县厅使用的佐贺城的岩村通俊的部队（熊本镇台部队半大队）进行攻击，并在造成极大的损害后而撤退。
直属大久保利通的东京、大阪镇台部队陆续到达九州，佐贺军则前进到福冈县境准备迎击前来增援的政府军。野津镇雄少将率领的政府军进军朝日山，经过激战政府军突围成功，山田顕义率领的政府军则进军三瀬峠，佐贺军占有三瀬峠优势。突围朝日山成功的政府军在佐贺县东部的中原附近再次遭到佐贺军的激烈反抗并陷入即将全军覆没的困境，但政府军司令官野津镇雄身先士卒，因此激励了士气而艰困获胜，之后双方在田手、境原再次展开激战，最终佐贺军败在政府军强大的火力之下。
江藤因此解散征韩党并且逃亡，3月1日在鹿儿岛鳗温泉的福村市左卫门那边与西乡会面，请求他率领士族进行反叛却遭拒绝。接下来于3月25日，拜访高知的林有造、片冈健吉说服他们进行武装反叛，但不被他们接受。因此，他企图上京与岩仓具砚见面并要向他直接陈述意见，但中途经过现在高知县安艺郡东洋町甲浦附近时，遭到逮捕并被送到佐贺。江藤是因为通缉照片的关系而被迅速逮捕，讽刺的是，这个制度是江藤自己在明治5年（1872年）确立，作为制定者的江藤本人成为了该制度的第一个适用对象。

审判和晚期

明治7年（1874年）4月8日，江藤在临时设立的佐贺法院遭司法省时代时的部下河野敏镰黑箱裁判，在案件审理中江藤欲起身答辩正说到“裁判长，我...”时被企图阻止他的官吏紧拉住绳子而因此摔倒，遭被恶意解释成“他大吃一惊而跌坐在地”。
明治7年（1874年）4月13日，被河野判决除去士族身份，处以枭首之刑，并在当日黄昏于嘉瀬刑场处刑，江藤的首级从嘉瀬川被移到距离4公里外的千人冢枭首示众。
明治22年（1889年），伴随着大日本帝国宪法发布而颁布大赦令，因此被解除贼名。
大正5年（1916年）4月11日，赠正四位。墓所位于佐贺县佐贺市本行寺。墓碑铭由以书法家身份出名的副岛种臣书写。佐贺市神野公园也有纪念他的铜像。

辞世句

「ますらおの 　涙を袖にしぼりつつ 　迷う心はただ君がた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