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基督長老教會

历史

清朝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后，日本基督教新教各教派陆续来台，但以日本人为主要对象，日本基督教以不分教派的“基督信徒一致会”展开对台湾各地的宣教。
1895年，日本基督教传道局第10回大会承认台湾传道开始案，派河合龟辅牧师于1896年5月27日来到台北宣教。河合龟辅于1896年7月4日借“艋舺教会”聚会，曾迁移数次聚会场地。1896年9月，河合龟辅得到台湾人基督徒富商李春生与加拿大长老教会宣教师马偕博士帮助，在新起街（现西门町汉中街）民宅开始有固定聚会场所。
1896年11月日本基督教会大会派遣传道局长大仪见元一郎来台视察，该月22日协议决定正式成立“台北日本基督教会”，简称“台北教会”，此即现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之前身。1897年（明治三十年），因信徒日增，信徒倡议兴建会堂，先得到李春生献西门外街约三百坪土地及现金二千圆，加上信徒所献共募四千四百余圆。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开工，1900年2月10日举行献堂感恩礼拜。1907年（明治四十年），原有聚会场所不足使用，2月24日河合龟辅召开信徒大会，决筹募五万圆并卖掉新起街旧会堂，重新兴建更大的礼拜堂。1912年（大正二年），大谷虞任第二任牧师，奔走全台讲道募款，经过约八年募款达到预定目标。又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间接协助，礼拜堂设计者为井手薰，于1915年（大正四年）2月28日开工兴建；经过一年四个月，于1916年（大正五年）6月28日竣工，完成具有边塔的哥特式礼拜堂。总计花费四万八千七百余圆，产权登记在日本教会名下。
清朝于甲午战争败于日本，1895年(乙未年)4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议和，其一条件为割让台湾与澎湖。匆促间台湾民主国成立，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于日军登陆后不久逃往大陆，台北城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在1895年5月日军登陆台湾之前，一些人怀疑基督徒串通日军，许多基督徒惨遭严重迫害。当日军占领台湾，日军遭遇台湾住民武力抵抗(乙未战争), 又诬指基督徒唆使暴徒反抗日军，因此逮捕基督徒并予以虐待残杀，教堂被占为驻军之用，这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二次受迫害。) 李春生所主持的中外绅商会议，决定派人通报日军。6月6日辜显荣单独前往基隆，之后美国记者礼密臣（J.W.Davidson）、英商托姆逊（Thompson）、德商奥利（Ohly）3人到达；隔天（7日）清晨，日军先头部队抵达，兵不血刃入台北城。台北士绅为保护良民及作为和统治者间之联络机关，由李春生具名申请设立保良局，总局置于台北，各地设分局，于明治28年（1895年）8月8日获准设立。事后李春生因办理保良局及协助维护台北城内治安有功，台湾总督府乃上报内阁赏勋局同意表扬，以外国人身份在明治29年（1896）2月3日获颁勋六等旭日章。1896年11月日本基督教会大会派遣传道局长大仪见元一郎来台视察，11月22日于新起街房子设立“台北日本基督教会”简称“台北教会”，此即现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之前身，来台的日本基督教徒不分教派，组成“基督信徒一致会”，并聘请同样是长老教会的河合龟辅牧师为第一任牧师。因场所太小，翌年，李春生长老在西门街外（西门街外三丁目新起街二丁目），奉献三百坪土地及日币二千元，并公开募捐至六千圆，于公元1899年兴工建筑礼拜堂，于翌年2月10日建筑竣工并献堂。
1907年( 明治四十年) 2月24日河合龟辅牧师召开信徒大会，决筹募五万圆并卖掉新起街旧会堂，重新兴建更大的礼拜堂。1912年 ( 大正二年) 大谷虞任第二任牧师，奔走全台讲道募款，得到李春生长老捐三百坪土地及日币二千圆加上信徒所献共得四千四百余元。又得到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年-1906年）的间接协助，由教会长老担任总督府土木局长长尾半平监造，总督府营缮课知名建筑师井手薰(公元1879年-1944年)参与建筑与设计，经过约八年募款达到预定目标。于1915年 ( 大正四年) 2月28日开工兴建，经过一年四个月于1916年 ( 大正五年) 6月28日 竣工完成具有边塔的哥特式礼拜堂。总计花费四万八千七百余圆。产权登记在日本教会名下。
昭和8年（1933）上与二郎牧师决定台北日本基督教会要协助 市内本岛人在大稻埕新设教会以日语传道，称为太平町传道所，二年后上与牧师决定全力支援该传道所，改称为“台北日本基督教会太平町教会”，并派日人教师梅 崎正二郎先生为传道主任。昭和14年（1939）年11月梅崎先生因健康关系辞任回东京，太平町教会就由上与二郎牧师和在幸町的母会（1937年5月将台 北日本基督教会改名为台北幸町教会），继续为此新设教会之成长而努力。
1931年起，由于日本政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控制，日本本土及殖民地的教会都受到监控。1933年（昭和八年），台北日本基督教会为扩大向台湾人布教，以日语讲道礼拜，设“太平町传道所”；1935年太平町传道所改称“太平町教会”，1937年5月台北日本基督教会改名为“台北幸町教会”。
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日本称为北支事件）后，更试图以“精神总动员运动”来强制基督教支持其政策，军国主义、天皇崇拜、神道教结合下的皇民化运动更在太平洋战争后加速推行，教会和传道人受到严密监视，礼拜中必须用日语讲道、唱日本国歌、行“国民礼仪”（遥拜日本皇宫），教会学校师生更被迫到神社参拜，教会所属学校和医院逐一被控制、被接收、或被迫关闭。由于英国、加拿大宣教师在1940年被遣返回国，台湾教会被迫全面“自立”，却无法跳脱台湾总督府的控制。1943年2月25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被迫在彰化成立“总会”，1944年4月29日更和其他教派一起被纳入“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台北幸町教会成为隐晦形式的国家教堂。日本基督教台湾教团直到1945年10月2日才宣布解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八月日本投降，台北幸町教会改名为济南街教会。日本人信徒陆续返国，当时其他各地日本教会聚会都没有人，大家由各地聚集到台北幸町教会，济南教会成为在台日人信徒最后唯一集会点。
1946年10月，上与二郎牧师将幸町教会、太平町教会所有会籍移交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大会；并派台籍牧师郭和烈任济南街教会第一任牧师。上与二郎曾领导全台教会（在台服务29年4个月），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上与二郎虽被遣返日本，他心中仍认为将来仍会再返台牧会(他认为五年后日本必重新夺回台湾，届时向政府要回教产比较快)；因而虽将济南教会所有信徒会籍移交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却没有将济南教会产权交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北部大会，而交给台北市政府，被国有财产局收归国有。上与二郎牧师回到东京，随即以由台返日的信徒为中心，创立“千岁教会”自购会堂兼牧师馆。济南教会因地名变更曾历经数次改名：“济南街教会”、“济南路教会”。郭和烈于1947年4月28日接任，日籍会友都被遣送回日，人数约只剩三、四十人，因此，台籍会友以子会太平町教会为主，都迁回母堂幸町教会，加上附近台大医学院的教授与学生会友，人数逐渐增加。
中华基督长老教会在中国的根源，是苏格兰长老会的宣教士自1865年起到中国布道，历经庚子拳匪之乱及中华民国的建立。1937年在上海共建了三个教会── 虹口的鸿德堂、闸北的闸北堂和在法租界的清心堂。中共赤化，三堂信徒失散避难台湾。中华民国陆军将军范诵尧是基督徒，眼见中国大陆来台各界人士日渐增多，其中信仰基督教者甚众，由于台湾各地教会均以台语传道，深感不便，乃与唐守谦及李钟贤静等发起在台北市组设国语礼拜聚会。最初借用许昌街青年会会议所为聚会场所，参加礼拜者日有增多，几至无法容纳。当时台北市市长游弥坚亦为参加国语礼拜之基督徒，见教会兴旺，深受感动，乃要求“济南街基督长老教会”与国语礼拜堂共用教堂聚会，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长老会济南路国语礼拜堂”，为“信友堂国语部”的前身。后来国语礼拜堂人数渐增，1957年时因感寄人篱下之不便，遂兴建堂之议，决议迁至公馆位于罗斯福路三段的“联谊英语长老教会”在该地合建教堂，于1963年完成。为表示国语部和英语部会友互守诚信，名之为“信友堂”，更于1989年扩建，成为今日地上五层、地下二层的中华基督教长老会台北信友堂。而不愿迁移至公馆的信徒继续延续国语礼拜堂的聚会迄今，两教会约定，礼拜日上午九点半至十点半为台语礼拜，十点半以后为国语礼拜。今日则为上午九点为台语礼拜，十一点为国语礼拜。
1949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战败，超过150万的中国人随国民政府自中国迁台，因为有为数众多的宣教师转进台湾，“国语教会”快速扩展。1950年代，整个国际局势弥漫着动荡的气氛和冷凝的不安感。欧美国家忙着从事战后重建的工作，共产国家汲汲于世界各地推展其影响力，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继续为争取独立自主的权利而奋斗。1954年8月于美国伊凡斯顿(Evanceton)举开的普世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第二届世界会议，以“基督是世界的盼望”为题，要求各会员教会在会前针对其本地的宣教实况做深入的研究。1959年2月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六届总会更正式议决设置“PKU委员会”（P.K.U., Poē Ka Ūn-tōng，倍加运动），隶属总会传道处，并定名为“福音来台百周年纪念教会倍加运动”。在五十、六十年代，台湾基督徒由51,000人增加到220,000人。
郭和烈牧师于1947年4月28日接任第五任牧师，也是战后第一任牧师。1948年他协助教会青年董大成、林宗义、林国煌等人发起组织台湾教会青年团契（简称T.K.C.），隔年1949年5月3日于台中中会柳原教会成立了不分南北的“台湾教会青年团契”（简称TKC）。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在战后，除了快速回复各项事工及收复教产之事宜外，活耀的青年事工促成1949 年“台湾基督教奋进协议会”通过“南北合一基本方案”，并且促成原本各自分立的南北两大会于1951年3月7日合一，在七星中会双连教会成立“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 
1972年政府发布“国有财产赠与寺庙教堂办法”，济南教会土地按城市规划被列为学校用地。1975年4月5日蒋介石过世后，1975年4月26日召开的中华民国基督教追思故总统蒋公筹备会议中，通过了台湾信义会灵光堂张力长老的主张，推动全国教会共同兴建“圣介石堂”之提案，此案议决同意并交由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常务理事会研办。基于诸多的历史情感，基督徒倡议在济南长老教会现址上建一座“中正纪念礼拜堂”，据说也获得了宋美龄的同意。对许多基督徒而言，他们对济南教堂有诸多特殊的情感与记忆，加上紧邻总统府和中正纪念堂，选济南教堂打造一个国家教会，更可作为一种“新”的象征来取代日本时代以来“旧”的象征。结果，却被当时担任总统的李登辉否决了，基督徒的“中正纪念礼拜堂”大计就此告吹，同时象征台湾基督教“护教反共时期”的结束。

解严之后

1990年代解严之后。当时的国语礼拜堂董事长林丕鸿表示: 国语礼拜堂与长老教会济南路教会，共同使用一个礼拜堂，已近三十多年，于各自教务的发展，彼此间常感不便，解决之道，惟有设法扩建，分堂聚会，始能满足双方之需要，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总干事康竣璧先生，为协助进行扩建，多方奔走，希望能就礼拜堂现址，改建为十二层大楼，使国语礼拜堂（改称为蒋公纪念礼拜堂）与济南路长老教会，各有其自己之聚会场所，所余楼层则供基督教团体集会及各项活动之用。 此项提议遭长老教会拒绝。民国八十七年(1998)5月4日台北市政府公告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为直辖市市定古迹。中华民国内政部于民国94年(2005)修正《土地法》，包括济南长老教会、北投普济寺、鹿港城隍庙、新竹城隍庙等极具历史、宗教意义的寺庙、教堂，将可依法由政府将目前使用的国有地转赠给这些使用的寺庙与教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教会产权得以恢复，并与国语礼拜堂和好，出具声明书确认建筑物为济南教会管理、维护。1998年5月4日台北市政府公告此建筑物为直辖市市定古迹。解除学校用地名目。济南基督长老教会争取委托管理。与国语礼拜堂和好，出具声明书确认建筑物为济南基督长老教会管理、维护。

21世纪

2002年1月开设华语礼拜。2005年中华民国94年内政部修正土地法，包括济南长老教会、台北和平长老教会、北投普济寺、鹿港城隍庙、新竹城隍庙等极具历史、宗教意义的寺庙、教堂，将可依法由政府将目前使用的国有地转赠给这些使用的寺庙与教堂。2005年1月援助斯里兰卡及泰国灾区教会100万元。2006年8月为日本东京千岁教会购地建堂奉献。2006年12月29日教会产权登记完成。2008年，周边的违建户收回，改建为主日学教室。2008年6月8日，因屋顶全面修缮，礼拜地点改至台大校友会馆4楼。2009年4月5日教会外体清理整理完成，礼拜堂屋顶修缮完成，为屋顶外铜瓦、内台桧，成为有台桧香味的礼拜堂献给上帝。
2008年在教会外举行修缮屋顶礼拜后，济南教会开始修建被白蚁蛀蚀的屋顶，屋顶腐烂的木头被拆下，须盖上防水布，惟于2008年台风伺候下，防水布被吹走，或有漏洞让雨水流进，因此原本干净的堂内，竟长出了蕈菇类。屋顶修缮经费，大概一千多万，且因雨水流进，被浸泡过的堂内墙壁都发霉了，因此另须室内粉刷费。直到2009年初，仍在为修缮粉刷经费募款。至于这段时间，原本在主堂（台语堂）礼拜之会友（多为年长者）改到台大校友会馆4楼礼拜，但因系租场地，倘同一时段被其他团体租走，会友必须另改到附近的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礼拜。2009年4月5日，教会外体清理整理完成，礼拜堂屋顶修缮完成。
由于济南教会近年空间不敷使用，遂决定将日本时代所兴建的主日学教室（市定古迹）予以修缮，并在牧师馆原址兴建宣教中心。邀请著名建筑师张哲夫设计、监造，福住建设公司营造，由于古迹园区容积率的限制，只能兴建地上二层，地下三层的建筑。由于大礼拜堂及主日学教室被定为古迹，为了要开挖地下室及保留主日学教室全栋，将主日学教室的古迹建筑平移24米至济南路一侧，并在原址向下挖掘连续壁、补强地基作业后，再将古迹迁回原址修复。完成后，主日学教室将恢复主日学师生使用，宣教中心地下一楼绿园中庭可供教友静思默想，并设置容纳二百人的副堂。于2017年2月12日举行开工感恩礼拜，2018年9月9日举行宣教中心上梁感恩礼拜，工程预计2019年10月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