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龍法官

起源

2009年间，长期捍卫妇幼权益的妇女团体察觉了一些“不符社会普遍期待”的涉及对妇幼人身侵害的轻判案例，并呼吁社会各界关注此一现象，由于数件判决结果的揭露，遂使性犯罪轻判现象开始为民众察觉，并引发广泛讨论，“恐龙法官”或“恐龙判决”的形容才开始普遍传开。直到2010年8月5日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邵燕玲，因裁夺一起女童性侵上诉案，以不违反女童意愿为由将案件发回更审，引起社会各界哗然，因此获得恐龙法官称号，此一事件更直接导致2010年的白玫瑰运动。

影响

2010年美国国务院在所公布的年度人权报告，具体陈述了法官一再在性侵儿童案上做出不当判决，并引发白玫瑰运动一事，并以此批评台湾在妇幼人权保障不足的情况。
监察院长王建煊曾以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批评一些法官判案缺乏同理心，说：“真希望法官家里多遭遇一些不幸的事，他们才不会以仍有可教化空间为由，放纵杀人犯了。”
由于大众对于犯罪行为的刑罚有其“罪责必须与刑罚相等”的普同应报观（参见应报理论），倘若法官在判决上无法契合社会普遍期待，既使旁征博引、取材精确，仍可能因触犯众怒。这使得承审社会瞩目案件的法官可能因巨大的舆论压力，而影响其判决的公正性。“恐龙法官”和“恐龙判决”等名词的广泛使用也导致一般民众更常聚焦且更易轻率地对不符期待的判决结果作出这样的负向归类。有时甚至把相互间无关联的判决结果关联到整个司法体系，从而动摇民众对司法的信心。
由于社会观感变迁快速且无标准可循，有些人认为对法官是否适任的评荐机制并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面对更易取得的资讯，依赖法官自由心证补足法律不足已经不再可行。减少恐龙判决的方法可能在于明确出如何量刑才能恰如其分、满足多数人的期待。近来已逐渐有探讨的声音，希望能找到可供司法人员遵循的共识。
2016年7月，最高法院经全体法官决议，今后重大瞩目案件新闻稿，将一律标示承审法官姓名，此一改革让承审法官必须面对舆论监督与压力，期望减少重大争议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