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影響力說

历史

受日本最高法院对田中角荣洛克希德案的判决影响，台湾的最高法院，在1990年代开始，在判例中引进类似的概念，如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1号判例认为，对价关系应就职务行为之内容、交付者与收受者之关系、贿赂之种类、价额、赠与之时间等客观情形加以审酌，不可仅以交付之财物名义为赠与或政治献金，即谓与职务无关而无对价关系。但是这些判例提出的准则并不明确。
在龙潭购地案中，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九十九台上七○七八）认为法定职权说与非主管监督的图利罪无法适用于此案，认为陈水扁总统对于各级官员“具有实质上之影响力”。

中华民国法律

中华民国法律，用来规范公务员图利罪的法条，包括刑法第131条公务员图利罪，贪污治罪条例“主管监督的图利罪”、“非主管监督的图利罪”

争议

如犯贪污治罪条例第五条第一项第三款之“对于职务上行为，要求贿赂”罪嫌，法院传统上以“依法令具有法定职务权限范围”为主，称为法定职权说。法定职权说的优点在于明确，职务范围由法令来明订，但其缺点在于过度限缩。“非主管监督的图利罪”虽然可以用来扩张其范围，但是仍然限制在公务员依据法令之规定，虽无主管之权，但依其职权，对之应负监管与督导之事务。对于在法定职权之外，利用政治上的影响力来进行的贪污图利，则难以依照法定职权说来加以定罪。如林益世贪污案，法官认为林益世的立委职权，对于中钢等国营企业，并不在立委法定职权之内，因此虽然林益世有关说行为，但判决贪污不成立。
实质影响力说，则是将“行为与其职务具有关连性，实质上为该职务影响力所及者”，皆列为职务权限范围内。其优点是范围较广，缺点则是容易违反刑法罪刑法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影响力范围由法院认定，不像法定职权说及非主管监督的图利罪的范围明确，造成法官权力的不当扩张，容易造成冤狱。
中华民国法院目前对于应采取哪个标准，仍然未确定。法官以自由心证，视个案不同，对于不符合法定职权说的个案，其实还有非主管监督的图利罪可用，但两个都不适用的个案，若要采用实质影响力说，无法形成一致、可接受判案标准。因法院标准不一致，引起舆论的不满，认为法官可能会依党籍及各项考量对类似案情下的被告有不同判决。

争议案例

在龙潭购地案、二次金改案中，法官以实质影响力说，判决陈水扁有罪；法院也曾以符合实质影响力说判决民进党的陈哲男有罪。2013年在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国有市场土地租售审判，也以实质影响力说，将高志鹏判刑。2013年林益世索贿案中，法官认定国民党副主席林益世并未使用实质影响力，改用法定职权说，判决林益世索贿部分无罪。但这些案例均未判决确定，法官的见解有严重分歧，是否要适用实质影响力定罪，认定实质影响力的标准等，皆由法官个别心证，造成判刑标准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