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书鸿

1904年-1935年

常书鸿出身清朝在杭州驻防八旗的云骑尉世家，其先世自热河移防，为满洲镶黄旗人。据称常书鸿从幼年就开始学画。后在父亲的要求下报考了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工学部)的染织专业。在校期间参加了由丰子恺等组织的西湖画会，1923年毕业并留校任美术教员。后与陈芝秀结婚，育有一女常沙娜，一子常嘉陵。
1925年任省立工业专科学校美术教员，1927年，学校转为国立浙江大学工学院，任本科美术教员。
1927年携妻子赴法国留学，先后在里昂和巴黎学习绘画。在法国期间，常书鸿曾在巴黎举办个人画展，获得过法国美术沙龙三枚金奖、两枚银奖，并当选为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偶然在巴黎看到伯希和拍摄的《敦煌石窟图录》后，常书鸿对中国存在的艺术大为惊讶，决定回到中国，准备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工作。
1934年在巴黎发表艺术宣言《雷诺阿的胜利》。

1936年-1949年

1936年常书鸿先于妻子儿女，只身辗转回到中国。曾在北平艺专任教，由于七七事变爆发，随学校转移至重庆，后任中华民国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委员，兼主任秘书。其间受到于右任、陈凌云和张大千的帮助，开始与梁思成、徐悲鸿等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
常书鸿于1943年3月到达敦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1944年由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成立，常书鸿任首任所长。据称是由于财政紧张，1945年研究所被教育部解散，莫高窟被移交给敦煌县政府管理。但常书鸿于其他几位同事继续在敦煌从事保护、发掘和临摹的工作。
有人认为是由于无法适应敦煌较为清苦的生活，也有人认为是两人在艺术上、生活上的追求产生了分歧，妻子陈芝秀于1945年4月以“去兰州看病”的理由，留下两个孩子后离家出走。两人先后在兰州的报纸上发布启事，宣告离婚。
1945年到1949年间，常书鸿等人除进行保护、发掘、临摹等工作外，还在兰州、重庆、上海、南京等地举办过几次敦煌壁画临摹作品的展览。还在重庆招收有志于敦煌艺术研究的助手。1947年与助手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后与李承仙育有一女常沙妮（早夭），一子常嘉煌。

1949年-1965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于当时政策对宗教持否定态度，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还俗，“自食其力”。在敦煌的艺术研究者也被要求开荒劳动，常书鸿等人的艺术研究工作陷入停顿。
据称是常书鸿向时任中央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的郑振铎写信，表明了他对敦煌现状的不满。1950年由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会接管莫高窟，并要求用“批判地研究”敦煌艺术。1951年莫高窟归文化事业局管理，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
1951年4月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其中展出了临摹壁画3655幅。展览受到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等人的表扬。后在印度、缅甸、日本再次举办展览。并对中国西部地区石窟进行考察。
1956年7月1日常书鸿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甘肃省文联、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
1959年到1962年筹建兰州艺术学院，并担任院长。
1963年到1965年主持加固莫高窟崖壁、栈道加固工程。

1966年-1976年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常书鸿和妻子李承仙被批判，据称曾在批判大会上被殴打。后被打为“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监督劳动。
1969年3月因遭遇车祸赴兰州治病。据称回敦煌后主要进行喂猪等劳动。
据称是1970年，周恩来应到中国访问的英籍作家韩素音的要求，常书鸿被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并治疗疾病。后移居兰州。

1977年-1994年

1978年常书鸿被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1979年任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
1982年，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并移居北京。同年10月，与李承仙合作，为浙江大学创作油画《攀登珠峰》。
1983年任东京艺术大学客座教授。
1984年5月被检查出患有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后在住院期间摔倒导致骨折。
1985年到1988年应邀赴日本访问。其间与李承仙合作，为东京枣寺、奈良法隆寺进行宗教画创作。
1990年赴日本举办画展，被授予创价大学名誉博士学位。1992年再次赴日本访问并进行绘画创作，获得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和名誉馆长。
回到中国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继续治疗。并在住院期间写作回忆录。回忆录于1993年8月完成。
1994年4月6日在北京进行回忆录首发式。据称当时常书鸿已陷入昏迷。同年6月23日在医院逝世。
据称，依照遗嘱常书鸿的骨灰一部分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一部分被安放在敦煌莫高窟前。生前画作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