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報業史

清治时期

清治时期前后，台湾新闻刊物的主要用途仍限于宣达政令，或是传扬宗教，形式也与近代报纸大异其趣。台湾第一家印刷店“松云轩刻印坊”虽早出现在1821年，但业务仍以刊印佛书、诗文集为主。1885年台湾巡抚刘铭传仿北京《京报》发行台湾最早的中文报纸《邸抄》时，是以手抄或木刻制作，内容主载法令规章与官员动态，一般市井小民鲜少接触。同年7月，英国长老教会牧师巴克礼创办台湾第一份印刷刊物《台湾府城教会报》（今《台湾教会公报》），以白话字作为文字媒介，虽为传教而生，但是其中不乏社会百态及文艺创作，相较于《邸抄》更接近报纸型态。

日治时期

1895年，清朝因甲午战争失利，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人治台初期遭受不少阻力，因此引进大众传播媒体，由日人办报为殖民政府喉舌，控制言论，文字多以日文为主，就算有中文也是文言文，且严禁台湾民众发行报刊，以此达到驯化台湾、便于殖民的目的。初期台湾有四家稳定经营的日报，分别是北部的《台湾日日新报》，中部的《台湾新闻》，南部的《台南新报》与东部的《东台湾新报》，此为台湾近代报纸与报业之滥觞。
报纸立场方面，《台湾日日新报》为亲官方的半官半民报纸，民间立场则以民营的《台湾民报》最为著名。此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新闻自由仍未完全落入军政之手，是以有日人来台创办报刊，却对日本殖民政府发表批判议论，其中著名的有《高山国》和《台湾民报》，最后都遭到停刊夭折的命运。

台湾日日新报

1896年6月，前任日本大阪府警务部长山下秀实，藉与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的同乡之谊，带着大阪《雷鸣新闻》的活版铅字印刷设备在台创立《台湾新报》，为台湾第一份近代化的报纸。《台湾新报》初期限于物资匮乏，故采不定期发行，周刊一两次。同年7月，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纳《台湾新报》为台湾总督府公报，刊登政府律令的发布与解释，成为一份半官半民的刊物，但也因此得总督府津贴补助，在同年10月改为日报，不过销路极差，全台有费报份仅4810份。
1897年5月，另一份《台湾日报》在总督桂太郎的授意下创刊，同年7月也成为台湾总督府公报，桂太郎原有意大力扶植，给予优渥津贴，不料却在创刊前离职，结果补助经费从原来商量好的年津25000圆降至400圆，还远低于《台湾新报》的4800圆。差别待遇加上萨长派系问题，《台湾日报》开始抨击总督府，与亲总督府的《台湾新报》反目成仇，展开激烈笔战，甚至街头斗殴。1898年4月，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上任后出面调停，协助日人守屋善兵卫收购两报，在隔月合并为《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日治时期第一大报就此诞生。
《台湾日日新报》合并之后，人员倍增，发行量反而缩减，加上两报员工派系斗争，纸张供给不足，使得报业经营内忧外患更陷风霜，社长守屋善兵卫三度萌生放弃办报的念头。1900年4月，《台湾日日新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总督府借此以“爱国妇人会”的名义进行投资，达到直接掌控的目的。改组后，守屋善兵卫仍任社长，同时聘请后来成为《满洲日报》社长的村田诚治担任副社长。村田诚治到任后，重金礼聘知名文人学者到社共事，加强新闻品质，丰富报纸内容，又有总督府从旁襄助，至此发行量日广，业务蒸蒸日上，《台湾日日新报》在之后的30年间，成为台湾最大、也是日本官方统治台湾人民的新闻工具。
最初，《台湾日日新报》为一日文报纸，限于台湾民众大多不识日文，总督府无法借此有效宣扬殖民思想，推行殖民地行政工作，因此四开一张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在1905年7月发行，翻译《总督府报》并载其中，并且成为台籍人士参与报业工作的一扇窗口，先后进入该报工作的台籍人士包括有举人罗秀实、汉文学者连横、黄尔施、巫永福、何春木、李越涛、林佛国、魏清德等人。1911年11 月，《台湾日日新报》人谋不臧，发生日籍工作人员贪污问题，导致经济困难，甚至积欠员工薪水，经营几乎陷入停顿。总督府又怕台籍人士受中国革命运动报导的影响，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乃将发行了6年4个月的汉文版就此停刊，此后汉文新闻和日文新闻合并发行，汉文新闻只得两个版面。

台湾新闻

《台湾新闻》其实就是《台湾日日新报》在台湾中部地区的分报。1899年12月20日，《台中新闻》日报创刊，因物资人力缺乏，只得隔日出刊，创刊初期在中部地区并无竞争者，经营稳定。1901年，《台湾日日新报》将台中分社改组为《台中每日新闻》，很快的以其雄厚的实力威胁到《台中新闻》的生存，最后宣告停刊，前后仅1年4个月。1903年，《台中每日新闻》改组为公司组织，更名《中部台湾日报》，1907年才再易名为《台湾新闻》。

台南新报

《台南新报》的前身为1899年创刊的《台澎日报》，以台南为据点发行报刊，是台湾第一家地方报，后来经营不善，1903年改组为公司组织，更名《台南新报》。《台南新报》远离北部强大的竞争对手，占有地利，因此得以稳定发展，汉文学者连横曾担任过汉文版的主笔，有关米、糖等民生经济的报导也比其它报纸正确，吸引不少台湾工商界人士订阅，在一次大战前后期发行晚报，并代印官方宣传品《台南州报》随报附送。1937年4月1日再度改组，更名为《台湾日报》。

东台湾新报

一次大战后，东台湾日渐开发，但当地交通不便，往往只能看到两三天前的报纸，日人斋藤敏介遂在1916年提出申请，开发这块报业处女地，创办晚报《东台湾新报》，只是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业务受限于台湾东部，故发行量不高，最初采不定期出刊，后改日刊，成为台湾第四家日报。

高雄新报

1934年于高雄创刊，最初每周发刊两次，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众对战争日渐关切，使得报刊发行量大增，《高雄新报》在此一形势下，改为日刊，但该报经济基础不稳固，始终没有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高山国

《高山国》1898年11月3日创刊于台北，创办人为日本众议员照山佐佐木安五郎，《高山国》发行期间持续批判时政，曾抨击台湾总督屠杀台湾民主国革命党人而轰动全台，并且漫画图片讽刺官员，当时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因而把《高山国》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高山国》后来公开征求批评材料，遭当局之忌，创刊不到两个月就被迫停刊，为日治时期政府干涉言论自由的首宗案例。

台湾民报(日人发行版)

《台湾民报》创刊于1898年，当时台北日籍律师团为反对台湾总督中央集权，有违基本国法，因而集资创刊，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后来《高山国》的创办人照山佐佐木安五郎担任主笔，笔锋更烈，最后在1904年遭下令停刊解散。

台湾民报(台人发行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0年春，林献堂等人在东京共组“新民会”，创办《台湾青年》杂志社，发行月刊，创刊号有台湾总督、蔡元培、杨度等三人题字，编辑兼发行人为蔡培火，创刊后广受海内外台胞捐助支持，未沦为日本官方预期的“三号杂志”。《台湾青年》创刊初期内容中规中矩，强调青年奋起与文化发展，其后逐渐染上民族色彩，成为日本当局管制的对象，而无法顺利运往台湾，甚至被迫禁止发行。1922年，《台湾青年》改名《台湾》，内容中日文各占一半。为稳固经济基础，蔡培火回台筹募基金，筹组股份公司，隔年《台湾》杂志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21年秋，台籍留日学生与台籍人士三百多人，在台北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1923年1月，台湾文化协会的第三次设置议会请愿运动遭日本当局禁止，2月，请愿者在东京的《台湾》杂志社内成立“台湾议会同盟会”，4月，台湾文化协会第二份宣传刊物《台湾民报》半月刊创刊，后因东京大地震火灾暂时停刊，复刊后改为半月刊，12月，日本当局对年初台湾议会同盟会的与会者展开逮捕行动，史称“治警事件”，《台湾民报》许多工作人员皆遭收押判刑，一度因此暂停出刊。日本政府审讯当天，《台湾民报》均出特刊详尽报导，一时洛阳纸贵，而《台湾》月刊也在《台湾民报》站稳市场后停刊，《台湾民报》改为周刊，《台湾》杂志社股份有限公司也改称《台湾民报》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民报》在此之前，均在东京发行，文稿从台湾寄到东京总社，编排印刷后再寄回台湾销售。1926年，对台湾人具有好感的台湾文官总督伊泽多喜男，核准《台湾民报》杂志社迁回台湾，条件是必须有部分版面刊载日文。

《自由中国》

《自由中国》杂志最初的构想是在中华民国政府撤退来台之前发生的。当时有一部分国民党党员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为要坚定反共合法性，就必须要有一宣扬自由民主的言论机关，因此胡适、雷震、杭立武、张佛泉等人，研议创办《自由中国》杂志。但不久后中华民国政府暂退台湾，《自由中国》杂志无法在大陆地区发行，遂于1949年11月在台北创办，由胡适担任发行人，主要的编辑是雷震和殷海光。
《自由中国》创办之初，与时任总统的蒋介石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但是，随着韩战的爆发，蒋介石重获美国支持，原本希望任用自由派人物改善政府形象、争取美援的必要性大减；加上国民党实施党改造后，强人威权政治体制逐渐成形、巩固。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由于不满蒋的政策，纷纷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逐渐改变，从批判共产主义转向检讨台湾内部问题，及批评国民党政府政策弊病，而和执政当局关系逐渐恶化。
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国》刊登投书〈抢救教育危机〉一文，批评党国干扰学校教育（如救国团）之后，12月蒋介石在“宣传汇报会”上下令开除其党籍（薛化元 1996，120）。国民党秘书长唐纵表示雷震到台湾后并没有参加国民党的归队登记，蒋介石说：“没有党籍也要开除！”。1958年殷海光在《自由中国》上发表《我们的教育》和《学术教育应独立于政治》两篇文章响应雷震。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更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十五篇社论，指出蒋政府一党独大，为所欲为。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主张台湾必须出现一个反对党，以适度给予执政党压力制衡。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1960年，《自由中国》发表七论反对党的文章，宣称：“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没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就不会有健全的民主，没有强大的反对党也不会有健全的政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雷震开始多方奔走，试图结合台湾本土的政治人物，共同组成一个反对党。6月26日，雷宣布李万居、高玉树、雷震3人为新党发言人；雷震、李万居、夏涛声、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郭国基、黄玉娇等17人为召集委员，由雷任新党秘书长。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编辑群的举动逐渐进逼至国民党当局的禁忌，国民党三大党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新生报》于是对雷震等人予以反击，宣称组建新党是配合中共“统战政策”、“造成台湾混乱”、“企图颠覆政府阴谋”。雷震终于在1960年9月4日遭到逮捕，为其罪名是“包庇匪谍”，10月8日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3]。《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薛化元 1996，144；杨碧川 1997，405）。
左舜生针对此一事件，曾批评蒋介石“不失为东方一个硕果仅存的标准独裁者，同时也通明透亮表示了他对民主丝毫不能理解，丝毫不感兴趣，不惜以走极端的态度，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同国内外一切主持公道与正直人士挑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