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國璽

中华民国国玺有二，刻印之文字分别为“中华民国之玺”与“荣典之玺”。此二国玺1928年10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制造，分别于1929年10月10日与1931年7月1日启用。

北洋政府

民国3年（1914年）12月，北洋政府依照“中华民国约法”订定了国玺条例，将国玺分作三项：
一为中华民国之玺，用在国家大典礼、大政事及国际交换国书等。二为封策之玺，用在颁爵袭职、封赠册轴等。三为荣典之玺，用在给予勋位勋章及其他荣典文书等。
与国民政府制作的玉玺最大不同为使用圆角字体。今北洋政府使用的“中华民国之玺”、“大总统印”，以及孙文于广州大本营使用的“陆海军大元帅之 印”等均藏于沈阳故宫，而“封策之玺”和“荣典之玺”，渺无音讯。

国民政府至今

国民政府至今的“中华民国之玺”是由流入广东省的两块缅甸翠玉中拣选一块刻铸（另一块刻成中国国民党之玺）。1928年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决议“制中华民国之玺一方”，1929年5月前后由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专人赴缅甸购得翠玉后捐赠国民政府琢制中华民国之玺，1929年7月1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开始琢制，1929年10月9日琢制完成，1929年10月10日启用，玺钮上刻青天白日国徽并系宝蓝色丝穗绶带，主要用在外交事务的文件签署。1946年5月，时任考试院院长的第一任国民政府委员戴传贤撰文解释玺钮青天白日国徽的意义：“我国父定青天白日为国徽，其意义之广大深远，已自明显。三民主义即青天白日之用，天心人意皆以青天白日为大中至正之体；而诚正修齐治平之工夫，亦无不以青天白日为楷模。余追随国父者有年，国府议定玺案余亦在席，因略志之，以告后贤。”
“荣典之玺”用羊脂玉制造，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命令和阗县县长陈继善向民间征求玉材，1930年7月新疆省政府驻南京市代表广禄、张凤水出发献上，国民政府文官处印铸局负责设计、琢制完成，1931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亲手受呈，1931年7月1日启用，主要是用在颁发勋章证书、褒扬令、褒奖性匾额等文件。
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宪法》施行后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于南京市就职；特由总统府第一局局长兼任典玺官，承总统府秘书长之命专司保存该两枚国玺，并在用印时负责保全维护等工作。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台北市，但原发表为总统府第一局局长兼典玺官的彭襄仍滞留英属香港不肯就职；已经于1949年春季引退的蒋中正遂指派王唯石与朱大昌，秘密携带国玺与总统印信等物品先行抵达台湾，并负责筹备迁都事宜。王唯石与朱大昌深恐玺印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手，乃洽搭军用飞机，于受命当日黄昏飞抵海南岛等候换机；但因盗匪群起，安全堪虞，两人困居旅店二日夜，玺印包裹置于枕头下，两人轮流看守。1949年12月11日，王唯石与朱大昌始获海南岛中华民国空军派军用飞机飞抵台湾嘉义机场；两人随即搭火车连夜赶往台北市，携玺印至国民政府临时办公地点圆山大饭店，后迁台北宾馆。1950年3月1日，蒋中正复职，王唯石与朱大昌将玺印点交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曹圣芬，中华民国之玺在台湾重新启用。
1975年1月，总统府第一局编印《中华民国之玺、荣典之玺图说》，以原件同样彩色之图片及照片显示两枚国玺之形貌与玺模，并以中文及英文扼要说明两玺之质料、体积、重量、启用日期与使用方法，分送各单位参考。
1996年1月24日《总统府组织法》修正公布以前，两枚国玺存放于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防空堡垒之铁制保险箱，各项文件需盖玺时由监印人员随时前往作业。本次《总统府组织法》修正公布以后，两枚国玺之典守改由总统府第二局负责，总统府不再设典玺官，改由监印官保管两枚国玺；两枚国玺则不再存放于防空堡垒，改存放于总统府向国外订制的保险箱。
2000年，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就任未久，巡视总统府各单位时亲眼目睹两枚国玺，特嘱总统府监印官妥善保管。

使用方式

两方国玺字体用阳文篆字。出于保护印玺需要，加上玺面较一般印信为大，要盖印的时候，不是把国玺拿起来盖在纸上，而是先把国玺固定起来涂上印泥、再把文件放在国玺上加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