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共房屋

香港公共房屋或称公营房屋，是香港经由政府、公营机构或非牟利机构为低收入市民而兴建的公共房屋。香港公共房屋可分为出租永久房屋、资助出售房屋、出租临时房屋数种，主要由香港房屋协会（房协）及香港房屋委员会（房委会）提供，但由房屋署统一管理。于2017年，居住在各类型公共房屋的市民占香港人口44.7%（不包括限制期满，可在市场自由买卖的居住单位，故实际应有超过一半香港人口居于公共房屋建筑）。

历史

香港的公营房屋计划早于1920年代构思，但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而未有落实；1930年代，肺痨肆虐香港，使到政府重新研究房屋发展的方向，还发表了附有公营房屋设计蓝图的房屋发展建议报告，岂料报告发表后不久，日本侵略中国，其后更南下占领香港，计划再度告吹。
二次大战结束后，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大量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在各地搭建寮屋栖身。其后香港出现一些为低收入居民而设的出租房屋，多由志愿团体提供，如1948年成立之香港房屋协会及1950年成立之香港模范屋宇会，香港政府只提供土地。1953年圣诞夜深水埗发生石硖尾寮屋区大火，令58,203名灾民无家可归。当时香港政府为了尽快为灾民提供安身之所，便火速在原址附近兴建徙置大厦（俗称七层大厦）。此后，政府又在香港岛及九龙各处兴建徙置区以吸引居所简陋，卫生环境较差的木屋居民入住。这些徙置区分布黄大仙、老虎岩、深水埗李郑屋等地。自此香港政府大量建造公营房屋。

廉租屋政策

1954年开始大量兴建徙置区，当时的徙置大厦没有独立厕所或厨房，在顶层则设有天台小学，方便住在徙置区的儿童上学。后来，政府不断加建学校，天台小学被淘汰，并改建为社区中心等公共设施。1954年，香港模范屋宇会在北角兴建模范邨。在1960年代，香港屋宇建设委员会推出廉租屋邨，包括长沙湾苏屋邨、荃湾福来邨及牛池湾彩虹邨等。1961年，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获香港政府以特惠地价批出土地兴建大坑西新邨。1962年开始发展政府廉租屋。

十年建屋计划

港督麦理浩于1972年宣布一项公共房屋计划，名为“十年建屋计划”，目的是要在十年内建造足够的公共房屋单位予一百八十万居民，并于同年颁布同时适用于新建徙置区及政府廉租屋的“第七型徙置大厦”标准，为统一不同房屋机构及其建筑标准作技术上准备。翌年成立香港房屋委员会，取代屋宇建设委员会并统一管理政府出租公共房屋。“十年建屋计划”改变过去香港政府对房屋建设的态度，由重量变成重质，注意各屋村的设施及环境。同时配合完整的城市发展，重建徙置大厦，积极发展新界的新市镇，旨在分散人口到新市镇居住，以解决市区人口过分挤迫形成社会不安定的问题。
于1970年代推行的居者有其屋计划，为一些没能力购买私人楼宇的低收入市民资助购买公营房屋，提供出租公共房屋以外的另一种选择。1978年，首批居者有其屋屋苑正式推出，它们分别是葵涌悦丽苑、观塘顺致苑、柴湾山翠苑、何文田俊民苑、香港仔渔晖苑及沙田穗禾苑。及后，此计划再延长5年至1987年。
另有一种公共房屋就是“中等入息家庭房屋计划”屋苑，只有屯门美乐花园一个。

长远房屋政策

因公营房屋和新市镇都是政府为中产阶级及基层市民而设，对于私人楼宇投资者缺乏吸引力，人口分布和房屋需求仍较集中在市区，令“十年建屋计划”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故政府在1987年重新检讨城市的发展策略，提出“长远房屋政策”，增加资助购买居屋的机会（例如将部分在建，甚至已完工但未编配的Y型公屋大厦改作居屋），扩展重建旧区计划和充分利用私人楼宇资源。这时候沙田新市镇、荃湾新市镇和屯门新市镇亦完成，随即发展第二期新市镇，即马鞍山新市镇、将军澳新市镇和天水围新市镇。及后为了延续政策重建了多栋公屋并打造成全新屋苑，但其用地仍属于香港政府所以与公屋别无二致。
虽然新政策能把人口分布到新市镇，但亦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新市镇不能吸引投资者及厂家投资，以致新市镇就业率偏低，居民要回到市区就业，大大增加往返市区和新市镇的交通负担，而且新市镇的配套设施，亦要政府付出庞大的开支，于是在二期新市镇计划完成后便停止发展新市镇，并在1990年代开了“大都会计划”，又名“回到港口”，把人口重新分配到港口左右的市区，进行大规模填海，兴建住宅，以减少庞大公共开支的问题。 
随着时代变迁，公营房屋类型推陈出新，楼层也越来越高。在1960年代兴建的廉租屋大多都只有16层，近年落成的公营房屋楼宇大约有30、40层，最高的更达46层（如旭禾苑、安达邨）。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亦推出小家庭单位大厦及长者住宅以应付特别需要。

八万五建屋计划

八万五建屋计划，简称八万五，是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提出的一项政策。董建华提出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6.5年缩短至3年。
这项政策的推出，再加上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5年多的时间内贬值70%，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受影响更深的是手持多个物业炒卖的香港人及地产商，香港7月1日大量市民上街游行反对八万五计划。
在香港楼市于2000年代后期再度大升之前，“八万五”政策是董建华被批评的最多的政策之一，当时不少人认为“八万五建屋计划”是楼价下滑的元凶，希望政府修订这项政策，遏止楼价下跌。

孙九招

2002年11月，特区政府宣布“孙九招”政策，即时结束居屋、混合发展、私人参建居屋及房协资助自置居所计划，并于2005年后终止出售公屋（租者置其屋）计划。
“孙九招”对香港的祸害在推行多年后陆续浮现。梁振英在2012年接任行政长官后，虽然将房屋问题视为“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其任内公屋短缺情况仍然继续恶化。

评论

有学者认为，石硖尾大火是香港公共房屋发展的分水岭事件；也有学者认为，香港政府对公共房屋的投入，实为1950年代以来一个不断学习。
香港公共房屋的发展，起因非单是政府仁慈施政，也有方便管治（去除市民不满）等等政治考虑。香港公共房屋的发展，既压低基层生活负担、又提供稳定廉价劳工促进出口工业的发展、还有利可图（包括：政府透过清理寮屋，获得大量的土地以作发展）；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工具，也是对整体社会的直接投资，更是经济收益的来源。香港公共房屋的发展，回应当代市民的生活需求，亦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香港文化部分（如：屋邨文化）。
由于政府自1970年代麦理浩上任开始，就一直不断兴建公营房屋，使香港政府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业主，拥有总值最高的物业。因此，有不少学者及地产商人批评政府的公屋计划干预自由市场，违反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令政府背负太多的财政负担之余，亦使地产商无利可图。他们认为住宅应由私人企业以市场需求主导兴建。不过，持相反意见者认为，香港过去数十年来正是因为地产商透过不断抬高地产物业的售价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已经使香港的私人物业超过一般人可以承担的范围。若不是政府一直插手干预的话，地产市场早已崩溃。直到现在，有关争议仍未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