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寶珊

早年生涯

韦宝珊祖籍广东香山，1849年生于香港，父亲韦光（1825年－1879年）为当地殷富，任职有利银行华人买办。韦宝珊在家中排行最大，其中两名弟弟名韦安及韦培，两人后来分别成为律师及大律师。
韦宝珊幼年在家中学习汉学，历时十年，后来入读香港首间官立学校中央书院（现称皇仁书院），当时校长是史钊域博士。在1867年，时年18岁的韦宝珊在家人安排下，前往英国留学，入读英格兰莱斯特的斯东尼盖尔学校（Stoneygate School），一年后在1869年升读苏格兰大来学院（Dollar Academy）。韦宝珊在大来学院学习四年后毕于，1872年学成返港前曾往欧洲游历。韦宝珊是近代首位留学西欧的华人学生之一，自他以后，留学西方渐渐成为东方华人家庭子女升学的其中一种主要途径。

商业生涯

韦宝珊1872年返港后加入父亲工作的有利银行，获得银行的重视。韦宝珊父亲在1879年逝世后，他继续留在银行（韦敦善堂）工作，到1882年更获擢升为父亲生前担任的华人买办，直到1910年才离开有利银行。韦光自1857年任职有利银行，到韦宝珊在1910年离开，前后合共63年，对该行的发展具重要影响。
韦宝珊离开有利银行后，自立门户，从事进出口生意，并曾经与何启爵士、区德、曹善允及周少岐等人组成启德营业有限公司，计划在九龙寨城对开的九龙湾建造名为“启德滨”的花园城市。计划在1916年展开，但后来遭遇挫折，土地终被政府收回，并发展成为启德机场。
在1890年，韦宝珊倡议兴建铁路，由香港经广州通往北京。他曾自行斥资进行研究，但有关计划最后因为清廷保守派官员的反对而流产。韦宝珊的计划到后来九广铁路的兴建才得以落实，随着九广铁路的通车，香港自1911年开始有直通火车通往广州，但京九铁路却一再拖延，迟至1996年方告竣工。

公职生涯

韦宝珊是香港早期少数热心参与社会公职的华人，他早于1882年2月17日就被港府委为非官守太平绅士。在1880年，韦宝珊当选东华医院总理，到1887年出任该院丁亥年主席。韦宝珊后与刘铸伯在1907年成功协助何启爵士争取建立广华医院，并出任该院倡建总理。另一方面，韦宝珊亦曾经参与成立保良局，保护被迫良为娼的妇孺，并促使该局在1882年成为法定组织，他于1893年获选为保良局永远总理。
在1894年香港鼠疫爆发时，港府要求隔离鼠疫病患者的做法，受到华人社区的极力反对，后经韦宝珊代政府出面调解，解释政府政策后，华人家庭才陆续愿意让患病家人接受隔离治疗，以及让防疫人员进入家居消毒。在韦宝珊的协助下，使华人社区的疫情得到控制。为表答谢，他事后在1894年获港督颁授抗疫纪念金章，同时获外籍及华人居民团体致感谢状表扬。
韦宝珊其他参与过的公职，包括在1890年出任香港金禧委员会委员，1894年出任节约委员会委员，以及后来参与创立香港大学、出任香港大学校董、及获委为捕获法庭成员等等。

团防局生涯

韦宝珊也是团防局的重要人物之一。团防局早于1866年创立，是一个由华人组成的治安组织，受到港府总登记官监察，早期主要负责在中环及上环地区组织更练，定时巡逻，维持治安，以补充警察之不足。在1891年以前，团防局虽然设有局绅，并全由华人出任，但局绅却缺乏权力反映华人意见。有见及此，时任总登记官骆克爵士在1891年对团防局进行改组，倡议设立团防局委员会，以确立该局局绅的的咨询职能。
早在1880年，韦宝珊已开始出任团防局局绅，在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下，团防局委员会才得以在1891年正式成立，而韦宝珊亦获续任，继续在改组后的团防局担任局绅，至1918年卸任为止。韦宝珊任内历侍五任总登记官，并一直与警队维持紧密合作，对团防局起重要影响。在他出任局绅期间，团防局得到很大的发展，更练规模不断扩充，在1910年起更进而覆盖半山区。自1917年开始，该局局绅加入从东华医院及保良局退任值理的人士，在华人社区中具重要地位。
韦宝珊在1920年获港府委任为团防局顾问，直到去世。团防局自成立到1941年因日本占据香港期间，韦宝珊是历来首位，亦很可能是唯一一位获委为团防局顾问的人士。

定例局生涯

在1894年，港督罗便臣爵士向殖民地大臣里彭勋爵（Lord Ripon）转呈一份由定例局非官守议员遮打及何启医生等人的上书，请求在议政局（即行政局）内加入非官守议席，同时在定例局内加入民选议席，以增加两局的代表性。尽管有关建议遭到里彭勋爵的严厉驳斥，但在私底下致港督的信函中，里彭勋爵却同意增加定例局内的非官守议席，以及在议政局加入两席非官守议席，而其中一席可由华人出任。然而，罗便臣爵士以华人不能保持中立，以及华人不明了代议政府为理由，坚决反对议政局加入华人议席。
到1895年，若瑟夫·张伯伦接任殖民地大臣，两局议席分配才有了定案。当中，议政局首次加入两席非官守议席，定例局亦加入一席非官守议席，结果港督罗便臣爵士在1896年决定以韦宝珊为定例局非官守议员。韦宝珊是继伍廷芳、黄胜及何启医生以后，第四位出任定例局议员的华人。韦宝珊加入定例局后，定例局华人议席由原本一席增加至两席，这个情况一直到1929年才有所变化。
韦宝珊在任定例局议员凡21年，先后在1902年及1908年获得续任，1914年再获港督梅含理爵士破格续任，至1917年才因年老多病而退休。在任期间，他在议会以沉默寡言著称，即使1914年至1917年期间成为局内首席议员，亦宁可让外籍同僚代为就《财政预算案》发言，也不以首席议员身份首先发言。对于这种行为，后来另一位华人议员何福曾解释，这是因为韦宝珊往往选择在议会外私下处理问题，所以也就很少在议会发言。此外，韦宝珊的年资虽然比局内另一位华人议员何启爵士浅，但年纪却比何启大，因此亦深得何启的尊重。
出任定例局议员后，韦宝珊身兼大量不同公职，除参与所有涉及华人事务的委员会外，亦一直出任局内的常务法律委员会及工务委员会委员。此外，他曾在1896年担任皇后像委员会（Queen's Statue Committee）及不洁财物委员会（Insanitary Properties Commission）委员、1897年出任维多利亚钻禧委员会及印度饥荒救济委员会委员、1908年担任台风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亦曾在1901年及1910年分别参与英皇爱德华七世及乔治五世的官方登基公告仪典。
由于韦宝珊长年出任不同公职，又关注华人事务，所以在香港华人社会中具一定地位及声望。在1898年，英国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派兵新界，计划将之纳入香港版图，但遭遇新界乡民激烈反抗，最后经韦宝珊等人协助调停下，新界才成功纳入英国管治。
此外，韦宝珊一直与中国当局保持良好关系，多次代表香港与内地进行交涉，屡获中方加奖。在1908年，韦宝珊亦获英廷授予CMG勋衔，以表扬其外交贡献。早在大清仍在执政时，韦宝珊曾协助引渡罪犯予清廷审讯，故此深得清廷信任。另一方面，辛亥革命在1911年爆发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向孙中山副手胡汉民投降时，双方更以韦宝珊担任保证人，以确保政权平稳过渡。而为表扬韦宝珊对中华民国立国的贡献，时任大总统袁世凯在1912年向他授予三等嘉禾勋章。不久以后，二次革命在1913年爆发，国民党人被袁世凯驱逐，袁世凯打算以韦宝珊接替被逐的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之职，但为韦宝珊所婉拒。
然而，对于定例局华人议员过分牵涉内地政治，港府却抱怀疑态度。当中，定例局华人议员何启爵士，就正正因为私底下接触大陆政府，参与内地政治活动，结果失去港督梅含理爵士信任。梅含理爵士对何启的政治操守相当关注，曾就此致信英国政府反映，更对何启爵士展开品格审查，最终促使何启爵士在1914年离开定例局，不获续任。不过，就韦宝珊而言，梅含理爵士早于1893年至1901年出任警察司时，就曾经与身兼团防局绅的韦宝珊合作，所以韦宝珊深受信用，两人在定例局内亦一直保持很良好的关系。

晚年

韦宝珊晚年身体多病，迫使在1917年退出定例局休养身体，并逐渐淡出政坛。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8年完结后，他复获港府委为庆祝和平委员会委员，以及在1919年获英廷册封为爵士，成为继何启爵士及欧亚混血儿何东爵士以后，第三位获勋爵士的华人。不过，这时韦宝珊的身体状况却每下愈况，到1920年以后更长期待在黄泥涌道37号家中，甚少露面。韦宝珊临终前数月一直受水肿困扰，卧病在床，最后在1921年12月16日晚上9时15分病逝家中，终年72岁。
韦宝珊遗体在12月19日出殡，灵柩由灵车盛载，灵车在50名团防局更练列队带领下，从家中出发，其家人则紧随灵车之后。送殡队伍途经大会堂及皇后大道，沿途吸引大批途人围观。队伍巡行至坚尼地城电车总站停放，供人凭吊。韦宝珊的丧礼以西式形式进行，仪式简单，遗体则以一个中式棺木盛载。各界人物皆有出席，当中包括代表港督司徒拔爵士的港督私人秘书、首席大法官、律政司、安抚华民政务司、辅政司施勋博士、富商何东爵士、以及定例局非官守议员刘铸伯及普乐等等，各界致送的鲜花不计其数。韦宝珊的灵柩稍后被移送到东华医院殓房，至1930年于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