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歷史

石器时代

在原始时期，越南国土上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谅山省的平嘉发现猿人牙齿、清化省的度山发现旧石器时期的工具。到中石器时期及新石器时期，北部地区出现过数种文化遗址，如“和平文化”（在和平省）、“北山文化”（在谅山省北山）等，当时的先民利用石器、竹木器、陶器等物品，从事狩猎及采集。但因这些文化的相关文物出土量少，未能全面反映当时状况。南部地区的东那江下游，曾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与金属时代之间，出现聚落、作坊及墓葬遗址共80处，被命名为“新石器时代后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至2400年之间。该文化使用大量石器，多数是实用为主，装饰性不高的器物。

东山文化及雒越人

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至公元1世纪，越南处于金石时代，出现“东山文化”。它的出土遗物数量多，种类繁富，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水晶、铁器、木器等。东山文化大量使用铜，例如制作铜鼓作为乐器，以及利用铜制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东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航行技术，用划艇航行本土，并有较大型的船只，辅以天文知识作远航。
远古时期居于越南北部的民族，为雒越人（又作骆越）。越南上古史学家陶维英认为，东山文化就等同是雒越人的文化。在雒越社会，有“雒王”“雒侯”“雒将”等作为部落领袖，并有简单的农业方式，就是依循潮水涨退，垦地栽种。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雒越人早在旧石器时期就生活在红河流域，到东山文化时代，已从原始族群过渡为氏族公社的阶段。雒越族人在越北地区继续发展为京族（又称越族），其后独立建国并向南扩展，是为越南的主体民族。

传说时期

越南的传说时期（或称“原始公社时期”），现代学界介定为自远古至公元前214年中国秦朝在越南北部设置象郡为止。当中包括鸿庞氏和蜀氏两个王朝。

鸿庞氏

根据越南神话传说，越南最早的王朝是鸿庞氏（Hồng Bàng）。鸿庞氏首位君主禄续，是中国神农氏的后代，获封为“泾阳王”，治理南方，号“赤鬼国”。泾阳王娶洞庭君龙王之女，生下貉龙君（名崇缆。“貉”又作“雒”）。貉龙君有儿子百人，当中五十人随母归山，五十人随父居于南方，越南人称貉龙君为“百粤之祖”，而其长子则称为“雄王”(Hùng Vương，又作骆王、雒王），继承王位，建立“文郎国”。雄王家族世袭王位，历十八代，是为传说里的鸿庞氏王朝，时间从公元前2879年至前258年，共2622年。
在越南古代，史家相信鸿庞氏领土东临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占婆，分为十五部，首都设在峯州或文郎。传说中，雄王设置“貉侯”（又作雒侯）、“貉将”（又作雒将）等职官，以作管治。最早的越族的前史越族语文献是《傍枻越人拥楫歌》（亦称《越人歌》），为楚国人刘向于公元前528年根据读音用汉字译成。后世认为越南民俗文化跟鸿庞息息相关，例如雄王教人民在身上纹龙、水怪等图案，让先民进行渔猎时免受蛟蛇所伤；古代越南人以木皮为衣，织菅草为席，以米汁为酒，以榔桄棕桐为饭，制作鱼露、刀耕火种等习俗，都被视为从鸿庞时代开创。越南传说又提到鸿庞氏与古中国有过接触。古时越南人相信中国殷朝曾入寇越南，雄王派三岁小童扶董天王击退敌军；西周成王时，鸿庞氏自称“越裳氏”，派使到周朝入贡，周朝摄政者周公命人用指南车送使节回国。鸿庞氏最终于公元前257年，被蜀泮（即安阳王）所灭。
越南近现代学者对鸿庞氏传说存有不同见解。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于确凿可信的”，又说“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无疑也因为这个道理，我国（指越南）的史书记载鸿庞氏为‘仙子龙孙’云云”。越共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东山文化与传说中的雄王相关，甚至推断“东山文化阶段，也就是雄王时代的极盛时期”。

蜀氏

在越南和中国的典籍里，均提到有关蜀泮（即安阳王）在越北称王的传说。较早提及的是中国典籍《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的说法较为详细，提到鸿庞氏传至末代时，蜀王向雄王求娶王女，但雄王不许。蜀王之孙蜀泮为了报复，乃于甲辰年（前257年）攻灭鸿庞氏，改国号为“瓯雒国”。传说中安阳王营建螺城为首都，规模宏大，“广千丈，盘旋如螺形”。
安阳王在位时，适值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族的时期。关于此时瓯雒国与秦朝的关系，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公元前214年秦派军攻百越时，安阳王也向秦朝臣服，秦朝遂在越北地区设置象郡。但同时，越北仍有土著不愿臣服，致力抵抗，秦军亦因不服水土而爆发疫病，大将屠睢亦在战事中阵亡。
秦末政局动荡，南海郡郡尉赵佗乘机建立南越国。传闻赵佗因要扩张势力而有意征战安阳王，但安阳王因拥有一具威力强大的神弩，每发可杀三百人，赵陀知难以制胜，便派儿子赵始诈降，娶安阳王之女为妻，以博取信任，暗中毁坏神弩而去。安阳王不知中计，最终被赵陀所攻破而亡。另外，《大越史记全书》提到，南越国攻灭蜀氏的时间在癸巳年（公元前208年）。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分析蜀氏王朝的传说，认为它可能是文郎国（鸿庞氏）附近的大氏族，与中国古代的巴蜀无关。此外，安阳王只不过是西瓯的一部分部落和雒越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基本上未改变文郎国的部落组织，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该政权可能只是一个初具国家政权组织的部落联盟，而非阶级社会国家。

秦朝、南越国、汉朝入侵及二征起义

中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继而进攻位于华南、越北的百越（又作百粤）。前214年，秦朝设置桂林郡（在今中国广西省）、南海郡（在今中国广东省）及象郡。秦朝对此三郡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中原内地的民众迁徙到这里，让他们“与百粤杂处”。
秦末，中国内乱，南海郡尉赵佗割据当地。中国史书记载他迅速扩张势力，“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成立南越国。南越国对中原的西汉王朝入贡受封，对内实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在越北地区，“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设立官署以作统治。南越国又透过军事压力及财宝馈赠，增强对邻近部族闽越、西瓯、骆等的影响力。
南越国在越南历史里又被称为“赵朝”，封建时期史家如黎文休、吴士连等把南越国视为越南史上的正统王朝，到现代却遭到否定，史家陶维英指出它“只能是外族侵略者”，“企图开疆拓土，侵占我国辟为郡县”；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称之为“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
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灭南越国，越南成为汉朝领土。汉朝实行直辖统治，设立“交趾刺史”（后又改为交州），辖境横跨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的北、中部。位于越南北、中部的交趾（交趾又作交阯，在今河内一带）、九真（今清化省、乂安省一带）、日南（今广平省、广南省一带）三郡便属于它的管治范围。各郡内又管辖若干县份。西汉对越南的统治政策有三个要点，分别为“与民生息”“因其故俗治，毋赋税”及“诸雒将主民如故”。西汉末年，交趾郡太守锡光教导当地民众礼义；东汉建武初年，九真太守任延教民耕稼，制定婚姻嫁娶制度。锡光和任延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并使越南开始沾染华风。
建武年间，交趾郡辖下的一位女姓雒将（雒越人领袖）征侧被太守苏定“以法”惩治，征侧不服，乃于公元40年，与其妹征贰起事反抗，史称“二征起义”，一度攻下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六十五城。东汉朝廷派大将马援率军镇压，最终在43年歼灭征氏姊妹，事件遂平。

东汉、吴、晋、南朝及李贲起义

公元43年，东汉大将马援重新平定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在当地推行新措施，包括修治城郭，整顿水利，又向朝廷报告越律及汉律抵触之处，然后跟越人“申明旧制”，骆越人从此遵行马援的措施。相传马援在交趾“立铜柱”，成为当时的“汉之极界”。
两汉时期，越南北、中部地区是汉朝对外交通枢纽。自日南郡出发，可到达南海、印度洋沿岸各地。东汉时，南海及西方的叶调国（在今爪哇）、掸国（在今缅甸北）、天竺国（今印度）、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等国人士到中国内地时，都会以日南郡为必经之道。
公元2世纪，日南郡常有“象林蛮夷”起事，对抗汉朝政府。现代学者认为，这些蛮夷起兵事件，象征着林邑国（即占婆国）的建立。
中国在东汉晚期出现州郡割据的局面，交趾太守士燮亦于187年至226年长期控制交州全境，而九真、合浦、南海等郡的长官职务都由士氏兄弟出任。据历史记载，士燮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吸引了中原名士前来投靠，交州因此成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相对安定繁荣之区。后世越南史家的高度评价士燮的统治：“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佛教思想家牟子便是在士燮时期投靠交趾，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中国江南的东吴势力崛起后，士燮于211年投附，名义上隶属孙氏，实质仍操有自主权。226年士燮死后，吴主孙权打算削弱士氏家族在交州的势力，遭士燮之子士徽等人反抗，吴将吕岱遂设计诱杀士徽兄弟，夺得交州控制权。
248年，交趾、九真民众起事反吴。据越南史籍所述，是次起事的领袖赵妪能乘象作战，在山中对抗吴军。吴廷派交州刺史陆胤讨伐，最终平息事件。而在全中国的局势而言，东吴为三国时代的割据政权之一，与北方的曹魏（后被司马氏所篡）交争，影响到交州政局。263年，曹魏出兵占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65年，司马氏代魏，成立西晋，继续管治交州三郡。268年，吴主孙晧派陶璜等率兵反击，到271年大破晋军，收复交州，陶璜任交州牧。东吴最终在280年被西晋所灭，交州牧陶璜亦投降，越南遂归西晋统治。西晋朝廷听取陶璜建议，为使交州免受南方林邑国（占婆）的威胁，维持其地方兵力。
316年，中国北方被五胡各族所据，晋室南渡，是为东晋。东晋期间，交州常有军事将领互相攻杀或据地作乱，又有林邑国入侵，局势长期不稳。东晋末年的大型民变孙恩卢循之乱亦蔓延至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卢循，结束动乱。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与南齐、南梁、南陈合称“南朝”），继续任杜慧度为交州刺史。杜慧度任职期间，整顿风俗，改善人民生活，修建学校，使交州出现安定局面。刘宋末年至南齐初年（468年至485年），交州人李长仁及其从弟李叔献，先后以“行州事”的名义专制一方，违抗朝廷，最终因南齐朝廷拟欲征讨，李叔献才交出权力。
南梁时期，因交州刺史萧咨为政苛暴，引起当地人士李贲的不满及起兵，据有交州，于544年称帝，改年号为“天德”，越南后世称李贲为“李南帝”，其政权为“前李朝”。南梁朝廷于545年派陈霸先率军镇压，击败李贲，李贲终在549年被部下所杀。中国正史又提到，李贲败死后，其兄李天宝逃到九真继续抗争，最终亦被陈霸先歼灭。而根据越南史家的描述，前李朝在李贲死后，其部下赵越王、兄长李天宝、族人李佛子等仍继续领导，至602年李佛子投降隋朝，前李朝才结束。但从后世发现的铭文资料显示，李佛子投降前的一年（601年），隋帝的诏令亦在交州执行，因此反映李氏势力与隋廷应有着隶属关系。

隋、唐、南汉、曲氏

公元602年，即中国隋文帝仁寿二年，交州有李佛子称兵割据，隋廷派刘方征讨，李佛子惧而请降，越南又归于中国统治之下。到隋朝亡后，唐朝重新崛起，消灭南方的萧铣势力，越南便入于唐。唐朝政府对越南地区的行政建置数有变更，例如有“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等官署。
在唐代，越南地区受中国内地文化发展，且有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等曾在当地任官，使其文风盛行。爱州（在今越南清化）人姜公辅便为唐代越南文士的代表人物，曾在唐廷任职高官，并有作品传世。然而唐室治下的越南亦常常出现乱事。当地民众曾发动数起大型叛变，如722年的梅叔鸾起事、791年的布盖大王冯兴起事等等，最终为唐室所平。在对外关系上，唐代中晚期先后有环王国（即占婆国）、南诏国侵扰越南地区。环王国在9世纪初（时为占婆第五王朝时期）入寇驩州及爱州，唐军旋即将之击退。南诏国为唐朝西南方的邻国，双方时有交战，9世纪中期南诏数度攻打安南，863年更占据府城大罗（又称罗城、安南城，即今河内），866年才由唐将高骈夺回。唐廷从此采行藩镇制度统治安南，设置“静海军节度使”，由高骈任节度使。高骈管治时致力建设，重修大罗城，整顿河道以便航行。唐代人的河渠工程对越北有相当建树，据《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所述，当地河流原本危险难行，“舟人所历，毛发自寒”，经整顿后“则安流坦途，不复经斯险矣”。
唐朝衰亡时，交州土豪曲氏家族掌管静海军节度使一职，史称越南自主时期。曲氏与中国岭南的南汉政权相争。930年南汉灭曲氏，但交州本地将领杨廷艺等仍争夺自主权。938年，廷艺旧将吴权控制当地，南汉出兵讨伐，吴权在白藤江植入大桩，待潮涨时引南汉军船来到，此时潮水退却，南汉军船因碰到大桩而搁浅，吴权乘机派舟师击败南汉军队。战后，吴权自立为王，建立吴朝。吴权的胜利及建政，在越南独立进程中具重要意义，后世越南史家评道：“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
中国近千年的统治，对越南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归纳指出：“我交州地区自汉以迄于五代仍是内属中国之地，因而中国的治乱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当儒教、老教（指道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之后，这些宗教更形兴盛，例如佛教盛于丁朝、前黎朝和李朝，而儒教盛于陈朝以降。凡风俗和政治大抵都是由学术和宗教演化而出。而我们的人已尊奉了中国的学术和宗教，则我们的一切也都完全效法中国。”

占婆立国及崛起

占婆国（曾统治越南河静省的横山至平顺省的藩切一带），又有“林邑国”“占波国”“环王国”“占城国”等名称，由占族建立，语言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使用布拉赫米文，后成为占族文字。文化方面受印度文化影响，主要宗教为婆罗门教（今印度教）。开国历史源于公元137年，东汉辖下的日南郡象林县爆发占族人区连领导的叛变，杀县令，从东汉独立，建林邑国。自东汉以后，历吴、晋、宋、齐、梁等朝，林邑国多次派使入中国朝贡通好，但双方亦时常兵戎相见，交战地点主要为中国辖下的交州郡县。梁朝时李贲起义，林邑人攻李贲，但反被李贲击退。隋朝时，炀帝于605年攻取林邑，不久林邑人复国，并继续派使到中国入贡。
8至9世纪时（中国文献称当时的占婆国为“环王国”），占婆处于第五王朝时期，对外军事行动活跃，于774年击破爪哇海盗；803年及809年侵扰唐朝安南都护府治下的驩、爱二州，并以“伸其如太阳之长臂，以焚暗如黑夜之中国民族”自诩。大约与此同时，占婆又与吉蔑国为敌，出兵该国。
10世纪越南人建国，此后不停对占婆国进行战争、蚕食和吞并，到17世纪末终于被割据南方的阮主所灭。

扶南国的兴衰

扶南国为一印度化国家，位于湄公河下游及湄三角地区，极盛时期掩有越南南部、湄公河中游、湄南河流域及马来半岛大部分。3世纪时，扶南国在航海商路上占有优势，处于必经之中转站的地位，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印度的穆伦达（Murunda）王朝、中国东吴有使节往来。到6世纪起，扶南领土遭到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上另一国家真腊（柬埔寨）逐渐蚕食，到7世纪时被完全吞并。

吴朝及丁朝

吴权击退中国南汉军队，据有交州之地（即今越南北部），于939年建政称王，设官职，定朝仪，奠都古螺（即东英县），是为吴朝。吴权在位仅六年（939─944年），死后国内发生内哄，演成十二使君各据一方的局面。至968年，华闾峒（在今宁平省）豪族丁部领击败各地使君，统一国家。丁部领随即即皇帝位（后世称为丁先皇，968─979年在位），建立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在今宁平省），是为丁朝，到970年（太平元年）开始使用年号“太平”。丁朝遣使到中国宋朝朝贡，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自此守朝贡之礼。丁朝在国内整顿统治体制，制定文武官员之位、施行严刑、编置十道军制，后世史家认为丁朝有了这些措施，已达到“制度略备”的治国水平。
在后世史学界，并未将吴朝视作正统政权和国家独立之始，而只算作割据政权，到后来丁部领成立丁朝，建国号“大瞿越”，受宋朝册封，才算国家独立之始。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就认定丁朝是“我越正统之君，实自此始”。
丁朝传至废帝丁璿（979─980年在位），年方六岁，太后杨云娥与时任“十道将军”的重臣黎桓勾结，朝政落入黎桓手中。此时宋朝出兵攻越，众将见皇帝幼弱，忧虑局势危急，便支持黎桓称帝，以抵抗宋军，于是丁朝灭亡，前黎朝建立。

前黎朝

980年（天福元年），黎桓称帝（后世称为大行皇帝，980─1005年在位），建立前黎朝，仍以华闾为国都。黎桓称帝后的首要任务为抗击中国宋朝军队。981年（前黎天福二年），黎桓在白藤江与支棱（在谅山省）等地与宋军交战，最终击退宋军。战后，黎桓为免与中国长期对抗，乃向宋朝入贡，以遵行朝贡之礼。993年（兴统五年），宋朝册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后又加封“南平王”，双方关系和平发展。
内政方面，前黎朝继续完善统治体制，沿袭丁朝制度，在全国设十道军，由皇帝本人掌握军权；实行中国古代的政制模式，在中央设太尉、总管等官职，地方有州、府、县、社的设立；黎桓分封诸子为王，分封到各地让其治理，加强黎氏朝廷对各地的控制。
前黎朝对邻近地区采扩张政策。黎桓击退宋军后，便南侵占城国，掳获士卒及财宝。因宋朝与占城关系密切，宋太宗乃于985年（天福六年）及990年（兴统二年）两度派使到越，要求黎氏朝廷“保国睦邻”、越占两国应“各令保境”。黎桓又于999年（应天六年）平定何蛮洞（在今清化省），提高前黎朝声威。
黎桓死后，儿子黎中宗在位仅三天，被弟弟黎龙铤所弑，龙铤称帝（世称卧朝皇帝，1005年─1009年在位）。黎龙铤性格暴虐，到1009年（景瑞二年）去世时，其子年幼，禁军将领李公蕴取代黎氏，自立为帝，开创李朝，前黎朝告终。
佛教在前黎朝得到盛行，黎氏政府任用高级僧侣参政、兴修寺庙、派人到宋朝求取佛经，寺庙获得大量田产及佃农，佛教遂成为越南统治者的管治支柱之一。

李朝

1009年（黎景瑞二年，李顺天元年），李公蕴建立李朝，是为李太祖（1009─1028年在位）。1010年（顺天二年），李公蕴因见唐代建成的大罗城（今河内）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气候舒适，具备成为国都的条件，乃自华闾迁都于此，改称昇龙。李朝国号，于1054年（龙瑞太平元年）由李圣宗（1054─1072年在位）定为“大越”。
李氏王朝继续完善国家制度，设文武大臣职位，官分九品，巩固中央组织，分全国为二十四路，由文人出任长官，君主又分封诸子为王，领兵镇守要地。佛教成为国教，僧侣为统治阶级一员。1070年（神武二年），李圣宗为表尊崇儒学，修建文庙，祭祀孔子、周公等儒家代表人物。1075年（太宁四年），李仁宗（1072─1127年在位）设科举取士，到李高宗时（1175─1210年在位）举行三教考试，使科举制度在越南奠定基础。李氏朝廷对于有功的贵族及官员分封土地，称为“拓刀田”。在军队编制方面，李朝按户籍调动男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设立正兵（禁军）及番兵（地方兵），使军方互相制衡，受王室调度。法律制度方面，李太宗（1028─1054年在位）于1042年（明道元年）制定《刑书》，是为越南最早的成文律书。
李朝对外时有战事。1014年（顺天五年），李朝击败中国西南的大理国（又称“鹤柘蛮”）军队，斩获士马不可胜数。11世纪中叶，位于宋越边境的广源州（在今中国广西及越南高平边境一带）首领侬智高称帝起兵，被李朝出兵征讨，后来侬智高辗转逃入宋朝、大理而被杀，李朝遂将广源州顺手而得。对于南邻占城国（即占婆），李朝加以侵略，夺取其土地。1069年（神武元年），李朝攻入占城国都佛逝，俘掳占城王，占城割让地里、麻令、布政三州（三州在今越南广平省及广治省一带），以换取李朝释放国王回国。1075年（太宁四年），李朝得知宋朝有意来犯，乃派大将李常杰进行对宋之战，李军攻入宋境，在邕州、廉州、钦州等地肆行屠杀，最终宋军反击，攻至越南境内的富良江（红河一带），李朝乃提出议和，结束战事，双方关系改善。李英宗时（1138─1175年在位），获南宋封为“安南国王”，从此越南有“安南国”之称。印支半岛上的真腊（又称占腊，即柬埔寨，当时为吴哥王朝）亦为李朝进攻对象，中国文献称“占腊素不习兵，与交阯（指李朝）邻，常苦侵轶”。13世纪初，真腊一度吞并占城，并出兵攻越，但被李朝所击退。
李朝君主崇信佛教，在国内大兴土木，兴修佛寺，当时铭文资料有“于是或京师而缅思梵福，绀宇星分；或州县而拟报洪恩，灵祠棋布”的记录，形容寺庙众多，其中著名的有河内延祐寺（即一柱寺）。艺术文化亦取得发展，流传至今的水上木偶戏，便是始自李朝。
李朝晚年，内乱频生。李惠宗时（1211─1224年在位），即墨乡（在今南定省）豪族陈嗣庆以武力控制朝廷，朝政大权遂落入陈氏家族手中。嗣庆死后，其兄陈承、从兄弟陈守度继续掌权。李惠宗女儿李佛金继位（即李昭皇），陈守度为取代李朝，安排陈承之子陈煚娶昭皇，不久昭皇传位给陈煚，李朝遂亡，陈朝建立，时为乙酉年十二月。

陈朝

陈朝承接李朝晚年的内乱局面，在建政之初便整顿统治基础，实行太上皇执权模式，政府又编定官民户口账籍，制定刑律，沿用李朝科举制度，晋用儒家学者，中央设三公、三少、太尉、司马、司徒、司空等职，各地设路、州等行政单位。
陈朝初年遇上蒙古帝国（元朝）的入侵。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对越出兵，攻破国都昇龙，但因陈太宗皇帝、重臣陈守度竭力抵抗，加上蒙古军队不适应越南环境而撤退。陈氏朝廷向蒙古提出愿意“三年一贡”，蒙古遂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但其后，忽必烈以陈朝皇帝不亲自入贡、击伤元朝使节等理由，于1284年（绍宝六年），遣皇子脱懽（又作脱驩、脱欢）率军攻越，陈朝宗室大将兴道王陈国峻指挥抗战，元军虽曾占有优势，更攻破昇龙，但越方坚决抵抗，到1285年（绍宝七年），越军在咸子关、章阳渡、西结、万劫等地击败元军，元军又因天气炎热而撤退。1287年（重兴三年），脱懽再次统兵南下，越人继续抵抗，1288年农历正月，越军截获元军粮船，脱懽见势不利，有感“地热水湿，粮匮兵疲”而撤退，元军在白藤江再被越军重挫。战后，陈朝遣使到元朝朝贡修好。忽必烈于1294年（兴隆二年）去世，后继的元成宗决定罢征，两国不再开战。
越南社会文化在陈朝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陈氏朝廷重用儒臣，儒家思想得到尊崇。佛教寺院仍具一定势力，陈朝铭文记载有些寺庙获朝廷封赐土地田产，列为“官中寺”，明文规定“敢侵犯者，拿呈行罪”，以保障其拥有权。本土文化中的字喃，自9世纪开始形成，发展至陈朝已成为社会交际的一种文字。在史学方面，1272年（绍隆十五年），陈朝政府令学者黎文休编修《大越史记》，开创了越南修本国史的先河。
陈朝对南邻占城国（即占婆国）夺取土地。1306年（兴隆十四年），陈朝将玄珍公主嫁与占城王，以割取乌州（后改名为顺州，即广治省肇丰县）及里州二地（后改名化州，即承天省广田县）。但在陈朝晚期，占城国变成大患。占城王制蓬峩（又作阿答阿者）在位时（1360─1390年），连番攻打陈朝，曾于1371年（绍庆二年）、1377年（隆庆五年、昌符元年）、1378年（昌符二年）攻破越都昇龙，掳掠而归，1377年的战事中更击毙陈睿宗皇帝。最终，1390年（光泰三年），制蓬峩进攻陈朝时被越军击毙，占城国的威胁乃告一段落。另一印支半岛国家暹罗（即泰国），在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入侵占城，当时陈朝援助占城，调动军队击退暹军。
中国元朝于1368年（大治十一年）被明朝取代，明太祖与陈朝政府互派使节通好，明廷册封陈日煃（即陈裕宗）为“安南国王”，双方建立宗藩关系。明太祖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以求维持双方友好关系。
陈朝后期，君主昏庸，生活奢侈腐化，政局走向衰微，呈现不稳状态。1369年（大治十二年、大定元年），陈裕宗死后，其母宪慈皇太后迎立杨日礼为帝，日礼即位后却杀害太后，对陈朝宗室造成威胁，群臣拥立裕宗之兄陈暊为帝（是为陈艺宗，1370─1372年任皇帝；1372─1395年任上皇），陈氏家族夺回权力。到陈末，民众起事频仍，有阮清作乱于清化、范师温作乱于国威并一度攻入昇龙，后均被朝廷讨平。
外戚黎季犛（后改姓胡，又名一元）因得上皇艺宗信任，成为权臣。黎季犛在货币、土地、文教、官制等方面实行改革，又于1396年（光泰九年）迁都至清化府，这些举动被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是“大肆更张，用以收买党羽”及“以便篡位”。朝中虽曾出现反黎季犛势力，但都被黎季犛铲除。1400年（建新三年、圣元元年），黎季犛废黩陈朝末代君主少帝（1398─1400年在位）而自立，建立胡朝，陈朝遂亡。

胡朝

黎季犛（1400年任皇帝，1401─1407年任太上皇）夺位后，恢复祖先的胡姓，自称中国虞舜之后，改国号为“大虞”。次年（1401年，绍成元年），胡季犛效法陈朝旧制，退位给儿子胡汉苍（又名𡗨，1401─1407年在位），自称太上皇，掌握朝政。胡朝继续进行改革，包括整顿武备，修造户籍以扩充军源，开征商船税项，改订田赋征收额数，调整科举制度，修订法律，设置医署等等。对南邻占城，胡朝于1402年（绍成二年）出兵入侵，迫使占城政府割让占洞、古垒两州，胡朝遂把领土推进到今广南省、广义省地区。占城不满，乃于次年（1403年，开大元年）遣使节到明朝投诉。明成祖得悉后大加注意，并派人谴责胡朝政府。
胡朝谋求与明朝交好，胡汉苍于1403年以陈朝外孙的名义获明朝封为“安南国王”，但后来的连串事件使胡明双方关系转坏。明朝指控胡朝侵犯明朝的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水平寨等地，但胡朝政府却置之不顾。此外，有陈朝遗臣入明控诉胡氏，1404年（开大二年），陈朝旧臣裴伯耆到明廷，说出胡季犛夺权及打压异己的实情，要求明廷出兵“擒灭”胡氏；后又有人自称陈朝宗室子孙陈天平（又作陈添平），向明帝奏言胡朝夺取陈氏政权，又说胡氏“欲抗衡上国（指明朝）”。明成祖为此遣使到越责问，胡朝只好派人到明谢罪，并提出迎接陈天平回国。1406年（开大四年），明朝派军五千护送陈天平返国，然而胡季犛在边境截杀，擒杀陈天平。明朝随即派大军南下，在1407年（开大五年）接连攻陷东都（即昇龙）、咸子关（在兴安省）等地，直逼国都清化府西都城，胡氏父子出逃，最终被明军擒获，胡朝灭亡，越南国土被明朝吞并。
在明军攻灭胡朝之际，越南民众向明人要求实行直辖统治。《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诏遍求陈氏子孙立为国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称为黎氏（指胡氏父子）灭尽，无可继承陈后，请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明朝政府乃在越南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改地名为“交址”（又作交趾、交阯），进行统治。

属明、后陈朝及蓝山起义

中国明朝侵略并占领越南，进行直接统治，后世历史学者称之为属明时期（1407─1427年）。明人入据越南初期，曾尝试以宽厚为务，但越南民众视明朝为外人入侵，对其统治甚为不安。后来明朝官员对越南民众加深剥削，如中官马骐在越南采办时“大索境内珍宝”，加剧越人不满，纷纷起事。明朝占领后不久，便有陈朝后人陈𬱟在谟渡（属宁平省）起事，自称“简定皇帝”（1407─1409年在位），改元兴庆，意图恢复陈氏王朝，史称其势力为后陈朝（1407─1413年）。不久因作战失利，逃入乂安继续抵抗。1409年（兴庆三年、重光元年），另一位陈氏后人陈季扩被陈朝遗臣拥立为帝，改元重光（史称重光帝，1409─1413年在位），袭获陈𬱟，尊之为太上皇以共同抗明。明朝调军增援，先擒陈𬱟，后于1413年（重光五年）攻破乂安，陈季扩逃至化州，最终被明军俘获，后陈朝灭亡。
约于属明时期的同时，明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南洋及印度洋一带（1405─1430年），占城国为当时的重要交通枢钮，郑和船队便多次到访占城国的新州（今越南归仁）。
1418年，清化蓝山豪族黎利自称“平定王”，起事反明，史称“蓝山起义”，与明军争持数年后，黎利采行“先取茶隆（在今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策略，先控制越南中、北部地区。黎利军渐渐取得优势，在1426年崒洞之役（崒洞又作𡨧洞）、1427年支棱之役等重要战事重挫明军，进占东关城（即河内）。至此，明廷决意罢兵，册封陈暠（黎利拥立的傀儡君主）为“安南国王”，越南恢复独立自主。

后黎朝前期的兴盛

黎利击败中国明朝占领军后，发布《平吴大诰》，宣示其驱逐明人，复兴国家的功业及建立政权的合理性。1428年（顺天元年），黎利称帝，是为后黎太祖（1428─1433年在位），国号“大越”，建立后黎朝。明朝亦册封黎利及承认其政权，两国订立黎氏向明三年一贡之例，明朝不干涉越南内政，保持和好。黎利致力重建国家架构，设科举选士为官，延请教师推动儒学，参照唐代刑律制订法律，划分全国为五道以作管治，向大臣及老弱孤寡分给土地，减少东都（即河内）守军数目，遣返务农。但黎利性格多疑，杀戮功臣。
后黎朝传至仁宗皇帝（1443─1459年在位）时，发生谅山王黎宜民（仁宗长兄）夺权事件，仁宗被弑，宜民登位（1459─1460年在位）。群臣因见黎宜民肆行杀戮，便将之推翻，迎立仁宗之弟黎灏为帝，是为圣宗皇帝（1460─1497年在位）。圣宗在位期间，对国政有多项调整。在全国行政上，改五道为十二道；在法俗方面，颁行《洪德律例》以完善法制，又规范国民风俗；颁授土地给百官当中有功或德才者，低给官员亦分得土地；改订税制；在军事方面，圣宗下令勤习阵图，训练士卒，保持战斗力。圣宗的一系列治国措施，令国家“臻于鼎盛时代”。圣宗还多次对外征战，中国史籍《明史》记载：“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
后黎朝前期的百年间，对外军事行动频繁。对中国方面，后黎朝边官时加侵扰其南部边境，早在太宗时（1434─1442年在位）便侵扰安平州（在中国广西省），圣宗时侵扰凭祥、上冻岗陇委、龙州（均在广西）、钦州（当时属广东省）及广东沿海，明廷甚为不满，对越方一再告诫。而对南方的占城国（即占婆国），双方自黎太宗时起相互入寇，到1469年（光顺十年），占城进攻化州，黎圣宗出兵讨伐占城。越兵于1471年（洪德二年），攻破占城，夺取其大部分国地，占城人只保有藩龙（即宾童龙）、古笪（即芽庄）等地，并须向黎廷入贡。此外，圣宗又对老挝、盆蛮（在今老挝东部及越南莱州、山萝等地）用兵，夺取领土或迫使其入贡方物。
后黎朝前期，越南文化水准获得提高。黎朝君主压抑佛教及道教，重视儒学（理学），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培养儒士任官，以及成为重要学者、诗人、文学家、史学家等等。在文学上，圣宗皇帝创立“骚坛会”，与臣下致力于诗作及诗评，遂蔚为文学流派。开国功臣阮廌以字喃写诗，他的《国音诗集》收录二百五十多首诗作。在史地研究方面，有阮廌的《舆地志》、史官吴士连的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等重要著作。此外，在医学、数学方面亦有所成就。在艺术方面，歌、舞、音乐从李、陈两朝的基础上发展，㗰剧、嘲剧达到一定水准，得到民众欢迎。
圣宗去世后，宪宗（1497─1504年在位）仍能达至文治。但其后的威穆帝（1505─1509年在位）、襄翼帝（1510─1516年在位）都恣行暴虐及荒淫无度，先后被贵族大臣所杀。襄翼帝死后，官员因拥立新君人选问题而发生争执，在京城内动兵相攻。各地有民众蜂起作乱，起事者陈暠一度入侵京师，黎朝廷臣将之击破，但又分成各派，互相攻伐。昭宗皇帝（1516─1523年在位）见局势混乱，召武将莫登庸入京，铲除各派，登庸乘机控制朝廷。昭宗图谋讨伐登庸，失败外逃，登庸立昭宗弟椿为帝（是为恭皇，1523─1527年在位）。最终，莫登庸擒杀昭宗，并于1527年（统元六年、明德元年）逼恭皇退位，登基为帝，建立莫朝。然而莫朝建立时，未能有效管治全国，史称当时“天下惶惶”，甚至有“群聚为劫党”的乱象。

南北朝

莫登庸（即莫太祖，1527─1529年在位）夺取黎氏帝位后，有鉴于长期以来“制度稍弛”，乃在兵制、田制、官制等方面作出调整，“仿各前朝官制，依例编补充之”。与此同时，中国明朝注意到莫氏代黎的政局发展，并有意恢复黎氏。登庸担心明人兴兵问罪，便向明人割让归顺州（在今中国广西）等地，又赠送金银财宝，以博取和好关系。莫登庸为稳固权力，采用陈朝的太上皇制度，传位于儿子莫登瀛（即莫太宗，1530─1340年在位），登庸本人仍操纵实权。但莫氏夺位引起效忠黎氏的清化守将阮淦（或作阮弘淦）不服，于1533年（黎元和元年、莫大正四年）拥立黎昭宗少子黎宁为帝，是为庄宗（1533─1548年在位），后黎朝恢复帝统。1543年（黎元和十一年、莫广和三年），黎氏攻取西都清化。后世将统治清化以南的黎氏朝廷称为南朝，统治山南以北的莫氏朝廷称为北朝，此一历史时期（1527─1592年）便被称为南北朝。
北方莫朝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黎氏朝廷及其支持者时常向明朝控诉莫氏夺权，如1533年，黎廷派使入明，控诉“莫登庸僭乱，窃据国城”；镇守北部边境宣光，忠于黎氏的武文渊亦在1537年（黎元和五年、莫大正八年），派人到明廷自述“与登庸相攻”，并提出“愿待天兵（指明朝军队）南下”，一同攻莫。明朝遂有意对莫氏用兵。莫登庸有感难以抵抗，乃于1540年（黎元和八年、莫大正十一年）上书明朝，声言自己害怕明朝出军，愿意“投降”及割让土地。明廷便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由莫登庸任“都统使”，让莫氏统治安南。而南方的后黎朝名臣辈出，有阮淦、郑检（阮淦之婿）、冯克宽、梁有庆等人支撑。郑检招募豪杰，训练士卒，储备粮草物资，准备北伐莫氏。
南北朝双方战事频繁，意在消灭对方。1559年（黎正治二年、莫光宝三年），郑检北伐，攻取多个地区，不料莫朝宗室将领莫敬典领兵直趋南朝首都清化，郑检见情况危急，唯有放弃占领区，回保清化。1570年（黎正治十三年、莫崇康五年），郑检去世，莫敬典领兵南下，郑检之子郑松指挥诸军抵抗，莫军不胜，粮尽而回。1573年至1583年年间，莫朝多次进攻南朝清化、乂安等地，但郑松致力坚守，莫军无功而回。因郑松威权日盛，南朝黎英宗皇帝（1556─1573年在位）意欲铲除，但反被郑松所弑，改立黎维潭为新君（即世宗，1573─1599年在位），郑松继续掌权。1592年（黎光兴十五年、莫洪宁二年），郑松攻破北朝首都昇龙（即河内），斩莫朝君主莫茂洽（1562─1592年在位），后黎朝迁回旧都昇龙，北方莫朝终结。其后，郑松扫荡莫氏残余势力。而莫敬用、莫敬恭等仍控制高平，后黎朝曾于1598年（黎光兴二十一年）出兵高平，战败，同时因明朝调停，使高平成为莫氏及其拥护者的聚集地，其他地区的拥莫反黎活动亦逐渐减少。
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界有著名人物阮秉谦。阮秉谦为莫朝状元，因不满莫氏朝廷奸臣横行和分党结派，乃隐居办学。他的学说将儒学（宋代理学）和道家思想互补互用，融合而成；对当时社会现象，阮秉谦常以易学里的相生相克、机缘造化、阴阳变化等原理来作解释，因此具有神秘色彩。阮秉谦在越南哲学、思想史具有相当影响力，后世对他有“安南理学有程泉（指阮秉谦）”、“诚南国至人哉”等评价。

后黎朝后期及郑阮之争

1592年，后黎朝大将郑松击破北方莫朝，黎氏朝廷重返昇龙。此时郑松权势炙手可热，自任“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掌握官吏任免、征税、抽丁、治民等权，地位世袭，人称“郑主”，黎皇只负责临朝听政及接见使节，后世史家以“黎氏为皇，郑氏执政”来形容此一局面。越南南部则由阮氏家族控制，早在黎莫南北对峙期间，黎朝大臣阮淦之子阮潢因见郑检猜忌自己，便自请出镇顺化，时为1558年（天祐二年）。阮淦在顺化积极经营，争取人心，到日后发展成“阮主”政权。及后于1593年至1600年期间（光兴十六年至弘定元年），阮潢协助郑松扫荡莫氏势力，但仍被郑松所忌，适值朝中官员纷纷征讨郑松，阮潢乃向郑松诈称协助讨贼，乘机返回顺化，派军把守广南，控制南方。阮潢又将女儿嫁给郑松之子郑梉，结成姻亲，寻求和好，但郑阮对峙之局已形成。
郑阮两派在1627年至1672年期间进行了七次交战。第一次（1627年，永祚九年）、第二次（1630─1633年，德隆二年至五年）、第三次（1635─1643年，阳和元年至九年）及第四次（1648年，福泰六年）交战，为郑主策动南征，但都被方阮主击退。其后阮主发动第五次交战（1655─1660年），反击郑主，阮军一度夺取兰江（即大江）以南的奇华、石河等七县，郑氏将领郑根等奋力抵抗，收复失地。第六次交战（1661─1662年）中，郑主郑柞挟黎神宗皇帝南征，但未能获胜，粮尽而回。第七次交战（1672年），郑主再挟黎嘉宗皇帝南下，但始终未能攻灭阮氏。最终，双方划定𤅷江为界，郑阮各管一方之局遂定，史称“自是南北弭兵”。
北方郑主及南方阮主均致力经营其割据地。郑主为求兵源稳定，采“优兵”和“一兵制”抽调兵丁，分别防守京师昇龙及各镇，是为郑氏重要基石。在官制、刑律方面依照后黎朝制度调整而成。在教育上仍重儒学，重定科举规则，并特设“武学堂”。经济方面按唐朝租庸调法而加以斟酌修改，另又开设多种税项，开采矿产，铸造货币，统一度量衡。郑氏又肃清北部的割据势力，1677年（永治三年），高平割据者莫元清参与云南吴三桂反清，郑氏乘其不暇袭取高平。与此同时，宣光镇守将武公俊作乱，“一方之民为之骚动”，郑氏在1689年（正和十年）得到清朝云南总督协助，执获武公俊。在18世纪，北部有多次反郑事件，起事者包括后黎朝宗室、朝臣、农民等等，但都被郑主所平。在对外方面，郑主与取代明朝的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双方在1660年代开始互派使节，郑主派使赴清朝贡，清廷册封黎氏君主为“安南国王”。其后双方持续友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赠送“忠孝守邦”、“日南世祚”、“南交屏翰”的题字及扁额给黎氏朝廷，以示重视对越关系。
南方阮主创设自身的统治架构。其政权有“三司”（差司、将臣吏司、令史司）及知县知府等官署；阮主设立科举，并亲自主持；建立武备力量，整顿军队，设大炮铸造厂、射击场等架构；设立赋税、矿税、进出口税等，以维持阮主财政。对外方面，阮氏政权在印支半岛扩张，于1697年（正和十八年、阮福淍七年）略取占人所余土地，设平顺府 ，占城国至此灭亡。1698年（正和十九年、阮福淍八年），阮将阮有镜夺取高棉（又作高蛮、高绵、高绵）辖下的湄公河三角洲，设置嘉定府以作统治，西贡（又称柴棍，今胡志明市）等地遂入越南版图。1708年（永盛十年、阮福淍十八年），高棉国所属的河仙（又作河仙，今坚江省）领袖鄚玖向阮主称臣。此外，阮主曾于1702年（正和23年、阮福淍十二年）遣使到广东，请求清朝册封，但不果。
欧洲葡萄牙、法国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从17世纪初开始约二百年间，到越南进行传教活动，代表人物有法国人亚历山大·罗德。传教士利用罗马字制成越南国语字，加以使用，是为越南日后的重要书写系统。17世纪下半期，欧洲天主教徒在㕊宪（即兴安市）、会安等地贸易和布道，但郑主、阮主均对布道活动加以抵制。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明清鼎革，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越南，郑主在其治下地区要求中国移民遵守越南法律及风俗习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南方阮主则较为宽松，让移民入住、经商，并享有自管权，因而在顺化、会安等地有“明乡社”的出现。
踏入18世纪后半期，南方阮主政治败坏。1771年（黎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归仁西山邑发生阮岳、阮惠、阮侣兄弟起事（史称西山起义），打击阮氏政权。西山阮氏联合郑主，于1774年（黎景兴三十五年、阮福淳十年）攻破富春（即顺化），次年（1777年，景兴三十八年）击杀阮氏太上王阮福淳、新政王阮福旸，颠覆阮主政权，阮侣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西山泰德元年）称帝，阮主势力剩下阮福映继续抵抗。此时，北方郑主政权亦呈现衰象，“将惰卒骄”，阮惠乃北征郑氏，于1786年（黎景兴四十七年，西山泰德九年）击败郑军，郑主郑棕自杀，昇龙落入西山阮氏控制之下。郑槰继位为末代郑主，但与黎昭统帝（1787─1789年在位）内哄，在位仅一年余便出逃，郑氏政权终结。昭统帝企图恢复权力不遂，于1789年（昭统三年）逃入中国，后黎朝灭亡。
后黎朝后期虽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化方面仍有所发展。在文学著作方面，重要的有笔记小说《公余捷记》（武方堤撰），该作品被誉为“篇幅大、思想艺术成就高，而且影响深远”。此外有《传奇漫录》（阮屿撰）、《皇越春秋》（作者不详）等汉文小说。越南的传统服装越式旗袍，有学说认为源于阮氏治下的南方，因阮主为求区别北方妇女穿裙和南方妇女穿裤的习俗，乃命人加以设计，并融入中国旗袍和占族服装风格，而形成此一服饰。

西山朝

“西山朝”为18世纪晚期归仁西山邑阮氏三兄弟所创。1771年（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阮氏兄弟发动起义，先后灭阮主、郑主、后黎朝，横扫全国。阮岳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阮岳泰德元年）称帝（1778─1793年在位），后又自称“中央皇帝”，居于归仁。阮惠亦于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称帝，驻于富春（顺化），年号光中，故被称“光中帝”（1788－1792年在位）。
西山阮氏政权讨灭阮主、郑主、后黎朝后，又陷于连番内外战事当中。阮主政权虽已被灭，宗室阮福映仍致力对抗西山。1782年（景兴四十三年、阮岳泰德五年），阮惠在嘉定府的芹蒢海口（今胡志明市芹蒢县）迎战阮福映，西山军击毙阮福映军中的法籍战船船主，战胜旧阮军队。1784年（景兴四十五年、阮岳泰德七年），阮福映得暹罗援助，与西山军爆发沥涔𣒱蔑之战，阮惠率军“水陆掩击”，击退暹兵。西山阮氏兄弟因内哄而相攻，1787年（黎昭统元年、阮岳泰德十年），阮惠攻打阮岳，“直捣归仁，围之数月”，阮岳见形势不利，在城上向阮惠“相向恸哭”，双方讲和罢兵。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清朝乾隆帝因黎昭统帝前来求助，派兵入越，亦被阮惠击退，乾隆帝乃下谕清军“酌量情形迅速撤回”，阮惠亦有感清朝强大，不敢抵抗，就派使入清请求册封，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
西山朝的阮惠在治国制度上，设三公、三少、大司徒、大司寇、大司马等中央官职，在地方上设镇、县；在科举制上，阮惠命以字喃出题及作答；又编造人民簿籍，向人民派发“信牌”以作管理。
“旧阮”在阮福映领导下逐步争夺越南政权。1787年，阮福映获法国人百多禄协助，与法国政府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内容包括阮氏以割让土地为条件，换取法国军事支援，后来法国政府虽未有履行，但百多禄仍自行筹集人员及弹药以助阮氏。1789年（黎昭统三年、阮岳泰德十二年、阮惠光中二年），阮福映夺取嘉定城一带，在这里发展农业、商业，整顿武备，以征讨西山。而西山朝又发生内哄，1798年（阮光缵景盛六年），阮惠之子景盛帝与阮岳之子阮宝不和，景盛帝杀阮宝。阮福映乘西山内部斗争，于1799年（阮光缵景盛七年）攻取归仁，1801年（阮光缵宝兴元年）击败景盛帝军队，夺取富春（即顺化）。1802年（阮光缵宝兴二年、阮嘉隆元年），阮福映在镇宁之役重挫景盛帝，西山残兵仅“什存其一”。阮福映乘胜追击，连克清化、昇龙等地，擒景盛帝，西山朝亡。

阮朝

1802年（嘉隆元年），阮福映灭西山朝即位，改年号为嘉隆（是为阮世祖，又称嘉隆帝，1802─1819年在位），建立阮朝。
由于黎末以来的大动乱，社会残破，嘉隆帝曾说“一切民情国计，筹画方殷”，致力恢复经济，重建封建架构，稳固政权。嘉隆帝釐定丁税、田税，在歉收之年可酌情宽减。在政治架构方面，嘉隆不设宰相，以六部管诸事，在全国各地分设二十三镇及四营，每镇挑选兵丁以作防务，君主委任亲信担任长官，称为“五军都统”。法律方面，嘉隆颁行《嘉隆法典》（即《皇越律例》），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又实施科举，尊重儒学，奖励学术，促进教育事业。明命帝时（1820─1840年在位）对中央及地方的官僚系统再作修订，中央设内阁管领诸事，又效法宋朝枢密院及清朝军机处而置机密院，处理重大政务，又划定九品正从官制；改地方各镇为省；对少数民族采取“流官制”，由朝廷派员监督酋长言行。阮朝自嘉隆帝便推行君主集权制，以“四不”为其统治模式，即不设宰相、不选拔状元、不立皇后、不封赐王爵给皇族以外人士。立法、司法、监察、军政、执法之权均操于皇帝。
外交方面，阮朝恢复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与法国从交好到交恶，在印支半岛则积极增加影响力。嘉隆帝立国之始，便派使到清，求封为“南越国王”，清朝嘉庆帝不认同“南越”二字，改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于是开始以“越南”为国名。详情见下。
对于法国，因嘉隆帝曾在开国战争中求助于法人，故此阮朝初年优待朝中的法籍人士，并让法国商船到越南贸易。但对于《越法凡尔赛条约》，嘉隆则称法国政府并未履行为由而作废。明命时，禁止欧洲传教士在越南传教，越法关系转差，，法人便对明命有所不满，批评他“将法国人的恩惠抛之脑后，与欧州人为敌”。对印支半岛上邻国高棉（又有真腊、高蛮等名称），阮朝继承阮主时期的入侵政策，嘉隆时期便迫使其成为朝贡国，由阮廷册封高棉国王。暹罗（今泰国）亦企图干涉高棉内政，嘉隆乃派军进驻高棉，由其亲信黎文悦负责率领，又在南荣（即金边）修建城池，以“詟服”暹人，达至阮朝“保护”高蛮的目的。到明命时改变高棉的行政区划，使之同化于越南。此外，明命又与暹罗国争夺老挝国土，经多次用兵后，阮朝将国界扩张至湄公河，与暹罗接壤。绍治帝时因南掌寇边，阮廷采取“民聚地辟，边备日完”的方针，在边地增设官署，招募兵勇、土民、清国商人开垦该区及防范南掌。基于阮廷的积极经略，其领土有所扩张，史称阮朝“奄有安南，一统舆图，幅𢄙所暨，南抵暹、腊，北夹清国，东至海，西逾哀牢。”
对于外商及对外贸易，阮朝有相关措施。如据《大南实录》载，嘉隆帝规定，外国商船在嘉定经商离开时，官府须对船上每人卖给一百斤米，代价为每人三缗钱。明命时，有意招俫外商，乃对外来商船酌量宽减税项，以示“柔怀远人”。
阮朝统治时期，文化发展蓬勃，当时士大夫自诩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甚至认为越南是“华”非“夷”。阮朝文学得到长足发展，代表作品有阮攸编撰的《金云翘传》，该作品运用字喃及越南独有的“六八体”写成，语言优美，在越南文学史占重要地位。阮朝汉文小说盛行，出现多个类型的作品，著名的有历史演义类《越南开国志传》（阮榜中撰）、《皇黎一统志》（吴俧撰，吴悠续，吴任辑编），传奇类作品《新传奇录》（范贵适撰），笔记小说类作品《见闻录》（武贞撰）、《桑沧偶录》（范廷琥、阮案撰），志怪类《慈廉县李天王事迹》、《士王事迹》（作者不详）等等。女性文学有著名诗人胡春香，其作品具有捍卫女性尊严、批判封建道德的思想。在史学方面，有《皇越一统舆地志》（嘉隆时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嗣德时修）、每代纂修的《大南实录》，以及潘辉注所撰的《历朝宪章类志》等等。在建筑方面，阮朝国都顺化京城（即富春）模仿中国北京城的规划，皇宫紫禁城亦参考中国紫禁城兴建，规模约为其四份之三，在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阮朝有多次民众起事。据越共学者指出，起事原因有西山派报复、少数民族起事、农民遭剥削而不满、黎朝旧贵族号召“扶黎”、封建派系矛盾等等。据统计，嘉隆年间（1802─1819年）有民众起事五十次，明命年间（1820─1840年）有二百多次，绍治年间（1841─1847年）有将近五十次，嗣德年间（1847─1883年）有十次。当中较大型的有潘伯鑅起事（1821─1827年），从北圻发展到太平、南定、清化等地，明命调动中、北部各地军队才将之击破；南部有黎文𠐤的起事（1833─1835年），一度占据嘉定及南圻六省。这些起事虽终被镇压，但却使阮朝统治备受打击。
自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西力东侵，阮氏朝廷也感到“夷狄猖狂”。明命以来法越关系转差，阮朝遂遇上西方列强挑战。1847年（绍治七年）农历正月，法国派员到越南要求撤消禁教，当其舰只驶到沱㶞时，以为越人有意施袭，于是开炮轰击，击沉越南战船五艘。事后阮廷加强海防，在广南设镇洋七堡。同年，英国派军舰到沱㶞，向阮廷呈交文书，但阮廷拒收，就在争持之际绍治帝得病去世，嗣德帝继位（1847─1883年在位）。嗣德年间，法国逐步进犯越南，从1856年（嗣德九年）起进攻沱㶞及嘉定等地，是为“法人取越南之滥觞”。1861年（嗣德十四年）法军在对华作战后全力进侵南圻。1862年（嗣德十五年），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边和、定祥、嘉定等地给法国。在法国军事压力下，曾有改革志士阮长祚向嗣德提出学习西方技术、改善政府素质等方案，虽得嗣德帝注意，但遭朝中官员反对，并随着阮长祚去世而作罢。1867年（嗣德二十年）法国出兵侵占南圻西三省（安江、永隆、河仙），又于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攻陷河内，当时虽有中国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在河内大败法军，击毙法国将领安邺，使法军“胆破心寒”，但越南官员却态度消极，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指出：“法军前进到什么地方，那里的阮朝官吏就望风归降。”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越法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其内容为法国承认越南的主权及独立，而阮朝须承认整个南圻为法国领土，并开放河内、施耐汛（即归仁市）等地为通商口埠，法人既夺得领土，又取得在越南境内来往、经商之权。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再次出兵，攻打河内，次年（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占领顺安港，迫使阮朝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就在阮氏朝廷向法人节节退让的同时，清朝与法国就越南问题展开中法战争，越南境内亦掀起激烈的反法斗争。

中法越南战争

法国意图在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争夺殖民地，控制整个越南，为此与越南宗主国清朝爆发了清法战争（1883年至1885年）。早在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攻打河内时，阮廷就派员到中国求援，清朝派军进入北圻的北宁、山西等地，并有黑旗军协助越人。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后，顺化阮氏朝廷指示北圻官员不许抗法，但北圻官员不甘，而决心与中国军队抗法。中法战事爆发后，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年底，法军在山西击退黑旗军，次年（1884年，建福二年）年初在北宁击败清军，又派军舰到台湾基隆作侦察活动，清廷为求与法国“永敦和好”，乃派大臣李鸿章与法方签订《中法简明条款》，清廷愿意撤军及放弃干预法越事宜。法人又与顺化朝廷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重申越南为法国保护国。但不久清法双方军队再起冲突，是为“观音桥之战”（又称“北黎事件”或“北丽之战”），战事再起。法军从海上进攻，重挫清朝福建舰队，次年初（1885年，咸宜元年，同庆元年）攻至台湾基隆、澎湖等地。在陆上，清军一度失利，但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之役大败法军，法军见清军数量大、自身弹药已尽而撤出谅山，此战失利令法国茹费理政府“不再有多数的支持”而下台。然而清廷无意持续战事，据当时在中国任官的英人赫德披露，清廷“始终不愿战争，准备谈判”。清法两国遂签订《中法停战条件》，同意履行《中法简明条款》及“即行停战”。清廷指示中国军队因条约已订，且虽在北圻获胜但澎失台危，故必须撤回。越南从此不属中国朝贡国，归法国统治。

反法勤王活动

法国夺取阮朝主权之际，越南朝野爆发勤王运动。1885年，阮朝宗室将领尊室说与咸宜帝离开顺化抗法，颁布诏书呼吁国民“勤王一念，率普同然”、“歼仇敌忾，谁无是心”，反法斗争蔓延“南北两圻诸省”。咸宜帝终在1888年（同庆四年）失败被俘，各地民众仍有起义，声势浩大，如范澎等领导的巴亭起义（1886─1887年）、阮善述荻林起义（1885─1889年）、宋维新雄岭起义（1886─1892年）、潘廷逢香溪起义（1885─1896年）等。越人的勤王运动虽激烈，但缺乏领导组织，且地域及派系分散，而法国殖民政府为平息起义，成立镇压机构、建立兵营、组成军队（越共著作称之为“伪军”）及税务所，以调整自身实力。最终，各地起义军被法国殖民政府所镇压。

法国殖民统治

法国殖民政府的统治架构，初期的最高长官为总监督（Résident-général，又译统监、钦使大臣、总公使），驻在顺化，其下有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1889年（成泰元年）废总监督，改为在南圻设统督、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各圻有不同的统治制度，分而治之。在阶级制度上，借着封建地主管治人民。法国占领越南、柬埔寨、老挝后，于1887年（同庆二年）合并三地为“印度支那联邦政府”，对柬、老进行“越南化”政策，派驻越籍官员及军警，又鼓励越南人移民到柬、老。在军事上，起用越籍士兵，充当正规军及地方军。越共学者指出这是“以越南人打越南”，且越籍士兵薪金较法籍士兵少，可减省经费，并有效补充兵员。
在文化政策上，殖民政府于1906年（成泰十八年）起在乡村推行小学教育，以越南国语授课，但当时越南民众仍较多接受私塾教育。1910年代，废除科举。殖民政府进行东方学研究，1899年（成泰十一年）在河内成立法国远东学院，对印支古代文化，如高棉、占婆的研究都有所成就。此外，有部分越南民众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养成抽鸦片、酗酒的习惯。
在社会经济方面，殖民政府发展水电及交通运输业，号召法国资本家到印支投资经营，但着重商品输出而非资本输出，因而工业、商业发展并不发达。殖民政府在越南开采的资源，如北圻的煤、南圻橡胶，大部分输出到外地或法国，只有很少供给印支本地使用。越南大片土地被殖民政府透过掠夺和强迫买卖等方式夺得，以成立庄园或转给亲法的官僚地主。学者指出这是“沿用封建剥削方法，盘剥越南农民”。此外，当时越南人须承担相当繁多的税赋。
殖民政府为便于输送货物和原料，进行多项交通建设，如南圻巴色河、同耐河和北圻红河、太平河的内河航道、西贡─美萩铁路、河内─谅山铁路、河内─荣市铁路、沱㶞港─东河铁路、西贡─芽庄铁路、滇越铁路等，由法国资本家独揽经营。当中较有名的滇越铁路，据法国人记述，其修筑目的是法人看到中国云南资源丰富，便有意“利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地理优势策划进入云南的通道”。
在法属期间，越南社会面貌有所变化。越共史家指出当时的发展：“在农业经济落后的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出现了。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交通比过去方便了，各个市镇的商业也繁荣起来了。”在大城市，可见到西方文化及新事物传入，据法人记录，西贡有大型酒店、教堂、现代化剧院等设施，河内有甚具规模的新商场，“可与巴黎的大商场媲美”。

革命持续发展

虽然19世纪晚期的勤王运动失败，但越南民众仍不甘于法国统治。时人对殖民政府多所抨击，指责政府上下人员为非作歹；殖民政府政策未能利民，相反是搜刮民财；越南人民备受酷刑、重赋、知识闭锢之苦。越南民族主义份子在海内外进行反法活动，代表人物有潘佩珠及胡志明。潘佩珠科举出身，1904年（成泰十六年）组成维新会，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成泰十七年）起流亡海外寻求协助，撰写《越南亡国史》一书，后遇到孙中山，研究革命方法，成立越南光复会等组织，策划革命，1925年（启定十年）潘佩珠在上海被捕，法国殖民政府将之押回越南及终生软禁。。胡志明早年到国外接触共产主义，1924年至1927年（启定九年至保大二年）期间在中国广州透过《革命之路》及《青年报》等书刊，把马列主义传到越南。1930年（保大五年）受苏联共产国际委托，在香港组建越南共产党（后曾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提出“打倒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越南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和“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等口号。

日军进占越南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卷入战争当中。当时侵掠中国的日本军队，觊觎东南亚印支一带的橡胶园、油田等资源，并为了阻截英、美透过法属印度支那运军需品给中国，便欲使印支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法国在二战初期被德国攻占，印支殖民政府亦力量薄弱，日本便趁机进军。起初，日本在1940年（保大十五年）向殖民政府提出停止运送物资给中国重庆政府、允许日军经越南北部调兵入华南、驻军在东京（北圻）等要求，殖民政府自知难以抵抗而顺从，但日军仍于该年9月进袭谅山，击败法军，殖民政府不敌，只得让日本在印支据有支配地位。殖民政府的处境，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的说法，是法国已向纳粹德国投降，既想“死死抓住印度支那殖民地”，又向日本节节退让。此后数年间，印支本土民众、法国殖民者，及日军三方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
日军取得支配地位后，为达到其战事需要，在越南大规模搜刮粮食，并将大片农地改种蓖麻和各类可用于军需的纤维植物（如棉花、黄麻、桑树、苎麻等），造成严重饥馑。日本的入侵激起越人反抗，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41年（保大十六年）组成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旨在推翻法、日的统治。1942年（保大十七年），印支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在中国境内联系抗日革命者时，被重庆政府所捕，囚禁一年余，其间写有诗集《狱中日记》，当中诗文如《读蒋公训词》里的“百折不回向前进，孤臣孽子义当然”，反映了其思想感情。1944年（保大十九年），越盟得到美国承认，站在盟军一边，越盟负责提供情报，盟军给予武器支援。

三九政变及八月革命

1945年（保大二十年）初，日本在菲律宾战况极为不利，担心法国殖民当局会协助美、中进入印支，且发现有法国官员向盟军提供情报，遂策划政变铲除法国势力。3月9日，日军在印支各地同时进攻法军，是为三九政变。据法国政要戴高乐忆述，他先前就预见日方会突袭，并“希望在印度支那打起来”，因为这有助法国日后讨价还价。最终，日军夺取法属印支，支持阮朝保大帝成立“越南帝国”，由陈重金（即陈仲金）任总理，实由日军操纵。但日人未能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使越南共产党可乘机发展势力，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指出：“排除了法国殖民地支配者及其军队之后，独立同盟的活动比以前更加自由，势力显著伸展。”同年5月，越共组成越南解放军，由武元甲等担任司令部工作。越盟拥有武装后，在北部地区积极活动，据日本二战军人服部卓四郎记述这使日军第38军对美军作战时“备受牵制”。8月，日本宣布投降，越盟发表呼吁国民趁著日军瓦解之际，发动总起义将之推翻，是为“八月革命”。9月2日，越共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建国。

法越战争及南北两越之形成

1945年“八月革命”，胡志明在河内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从“日寇”夺回政权，现要废除君主制、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全国。盟军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由中华民国接管越南在北纬16度以北地区，以南由英国接管，其后法国有意重建殖民统治，回到南越。
在此同时，尽管中国国民政府成为同盟国代表，前来解放日占越南，北越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反中情绪浓厚，认为可先利用与法国合作摆脱中国势力，而法国戴高乐政府并不愿承认北越独立，但基于合作需要，乃与北越在1946年3月达成妥协，法国容许北越是印度支那联邦、法兰西联邦内“拥有自己的政府”国家，而北越则允许法军前往河内取代中国军队，并在将来透过投票决定法军应否撤出越南。
其后法国态度转趋强硬，更在1946年11月底炮轰海防，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遂告爆发。1949年，法国支持保大帝成立政权，获得美、英承认。北越则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支援。1950年，北越在越中边境战役击败法军，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又在中、南部打击法国势力。1953年11月，北越军攻取西北部的莱州，法军将领纳瓦尔派援军到奠边府支援，但这些部署，有分析指“平白把精锐部队摆在远离任何战略意义的位置，浪费了可用之兵”，而且法军并未料到北越军配备了中共的大炮，因而低估敌手。此时，美、法、苏、中、北越等国为解决纷争，在1954年初召开日内瓦会议，中共提议北越先在奠边府争取军事胜利，以便在谈判中占优。3月，北越军在奠边府攻击法军，是为“奠边府战役”，到5月北越军控制当地，法军投降。战后，各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定，同意在越南中部划分军事分界线“一七线”、尊重越南独立统一及举行全国选举。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失败后，发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在印支得胜后将会扩展势力，威胁日本、印尼等地，美国不得不介入。南方保大政权的内阁总理吴廷琰亦以其亲美抗共的方针，获得美国政府支持。1955年10月，吴廷琰罢黜保大，成立越南共和国（又称为南越或西贡政权），出任总统，拒绝举行全越大选，法、英、苏等国亦不再坚持大选，美国则支持吴氏立场。越共对南方事态发展甚为不满，声称要“大力展开斗争”。

北越概况

北越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北越本着“助人如助己”的方针，派军到广西配合中国共产党作战。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越共便发出电贺，贺文称两国是“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要共同“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北越从中共取得武器援助，并得到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各国承认其政权。在国内施政方面，越共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给农民，要求曾超额征收佃租的地主按时还租。但因政府中不少干部人员能力及经验不足，加上政策对部分地主处置不当，一度出现混乱，北越政府乃加强培训干部及纠正谬误。50年代后期，矿工业、商业部门都基本上被国有化，大规模的栽培园收归国有，土地大多数归农民私有。60年代，为防止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及有效分配资源，而设立互助社、合作社等单位，使农业发展集体化。在文化思想方面，北越在1956年展开“百花齐放”，让知识分子评论政府施政，但到1958年开始禁制批评言论。在教育方面，北越有鉴于越南文盲人口高，占全国95％，便设立平民学务司推行教育，鼓励人民“首先要能写国语字，才能参加建设国家的工作”，务求大力扫盲。其效果据北越政府总理范文同在1970年所述，当时的北越已摆脱文盲状态，每三人就有一人上学，大学生在该年约有76000人，比“旧制度”时整个印支增加120倍。

南越概况

南越在吴廷琰主政时，积极争取外国支持。吴氏曾说：“一切毁誉，我都不把他放在心中。……但，国际友人应该正视南越的实际政治，勿为谎言所惑。”从1957年起，吴氏进行连番外交访问，走访美国、泰国、澳洲、韩国、印度等多个国家，寻求与国，提高南越国际地位。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亦获南越政府邀请，派遣“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协助南越政府建立政战制度。而南越的盟友当中较重要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致信吴氏，承诺美国会援助南越，并能“更有效地运到越南，以及更有助于越南政府（南越）的繁荣和安定”。1955年至1959年间，美国对南越投入1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技术、物资援助及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建立美式军队。但当时的南越吴氏政权具有“家族政府”色彩，对异己、异教徒（天主教以外宗教）加以取缔，因而危机四起，1960年开始有军事政变及游行示威。1963年，发生佛教徒危机，顺化发生陆军动用化武镇压民众的动乱，西贡亦有释广德法师自焚抗议政府、查抄舍利寺等事件，但政府仍态度不仁，这同时引发南越民众和美国对西贡当局的不满。同年11月，再有军事将领发动叛变，吴氏被杀，美国亦在兵变前的243号电报中表示了不阻止政变的立场。事后，各派将领相继夺权，最终由将领阮文绍上台，并于1967年获选总统。
贪腐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南越国力。据前南越领导人物阮高祺忆述，当时贿赂行为相当公开，这些财富最终却“溜进吧女、女鸨、绑票者、药贩子的口袋中去了”。因贪污腐化之风持续盛行，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府威信受到质疑。南越政府管治困难的同时，还有由北越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亦译作“全国解放阵线”，简称“民解”），策划行动，对抗南越政府。

越南战争

1964年，因美国介入而使越南战争（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扩大。该年8月，美国声称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被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遂决定作战，是为“北部湾事件”。据美国学者萨德赛指出，在事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不想对共产阵营显得太“软弱”，事件发生后便以国会授权及全国共识作后盾。在战事中，美军采取“搜寻与歼灭”、轰炸、使用化学品（橙剂）脱去树叶、心理战等战术，对付北越及民解军队，但未能取得实质成果。战争对越南民众造成大灾难，出现大规模逃亡潮，有统计指西贡在越战时从二百万人口急升至七百万，形成巨大社会经济压力，单是沦为娼妓的少女就达四十万之多。1968年初，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短时间内进攻南方各城市、政府机关及军事基地等，沉重打击美军及南越政府。美国反战的声音逐渐高涨，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克理福指出美国人的信心受到很大动摇，并质疑南越政府的规律、机智及恢复民众秩序的能力。美国反战人士主动到北越访问，如在1968年5月24日，美国大学生组成代表团访问北越；1969年12月12日，反战机构“美国妇女为和平而斗争”访问北越。越共为配合战争发展，在柬埔寨、老挝活动，透过胡志明小径运送物资，美国便把战事扩展至柬老两国，打击共党活动。
1969年，美国政府有感战况胶着，便采取战争“越南化”政策，逐步撤军，由南越军取代战斗任务。但北越指斥此一构想为美国延长战争、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计谋。
而南越方面的军队战斗力及士气，也因美军撤走而下降。1973年1月，北越、临时革命政府（民解组成）、南越、美国透过谈判，达成《巴黎协议》，规定就地停火、驻越美军全部撤出。两年后的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击败南越政府，进占西贡，解放各省并统一全国。在越南战争中，导致逾三百万越南人死亡。

统一初期的内外困局

北越统一全国后，于1976年解散南方民解的临时政权，组成全国政府，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越南在越南共产党（曾使用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等名称）统治下，采行一党专政模式，取缔其他政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越共政府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年），但该计划过于激进，试图跳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不切合本国社会经济落后的事实，且权力过度集中，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管理，地方领导及私人企业缺乏发展空间。“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至1985年）接连失败，同时又打击资本家和华人，以致出口锐减、外债增加、消费品匮乏、通货膨胀，民众生活艰苦。从南越败亡时起，不少越南民众逃亡出境，对其他国家及地区带来沉重负担，逃到美国的越南难民，从1975到1991年每年数以千计至十万计；香港自1975年以后有二十万越南船民及难民到来寻求庇护，香港以“有秩序、和平与符合人道”的方式，陆续将约十四万名难民安排移民海外，约六万七千名遣返越南，约一千三百多名获香港收容，到2000年才关闭所有越南难民中心。
越南统一后，外交形势出现波折。1977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又加强与苏联合作，对印支邻国加强影响力，与老挝（即老挝）缔结《越老友好合作条约》以发展“特殊关系”，又在1978年全面出兵柬埔寨（是为柬越战争），占领该国，支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中国则反目成仇，1979年因边界问题爆发中越战争，中国军队在该年攻入谅山等地，逼近首都河内，越南政府加紧防御，中国声称这次“自卫还击”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而撤军，但此后约十年间，越南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时而兵戎相见。

革新开放与外交改善

198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推行“革新开放”，发展多元化商品经济，以宏观管理的方式发展经济，革新措施包括改进农村家庭承包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将国企推向市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外贸出口、吸引外资、发展私营经济等等。
越南逐渐摆脱外交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苏联支持，并被国际孤立；中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国际制裁，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洽谈，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与各国改善关系，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90年代与美国逐步修好，美国解除对越贸易禁运，越南协助寻找越战失踪美军，两国关系正常化。越南又积极参与国际社会，1995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98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21世纪的越南

踏入21世纪，越南继续面对机遇与挑战。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为越南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变化。在南海（越南称之为“东海”）主权争议上，越南政府认为中国侵犯海上领土，于2012年通过《越南海洋法》，以求在使用、管理、保护海洋、海岛及发展海洋等方面提供法理依据。
其后发生连串的越南反华暴动、越中船只相撞等事件，使南海酝酿矛盾气氛。在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有前高官更建议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

历代国都及治所

越南传说里，上古王朝文郎国鸿庞氏定都于峯州部或文郎部，两部在今山西、永福、富寿等地。瓯貉国安阳王定都于螺城（又作古螺城、茧城、封溪，在东英县）。中国统治时期，汉代、晋代时交州治所在龙编县（河内近郊）；唐代安南都护府在河内，唐高宗时名为宋平，唐肃宗时名为罗城（又称大罗城），曾由长官张伯仪、高骈等修建。10世纪吴权夺取自主权时，都于古螺。丁朝及前黎朝都于华闾。1010年，李朝迁都大罗城，改称昇龙（即河内）。一直至陈朝末年，权臣黎季犛于1396年与陈顺宗迁都清化，并在此建立胡朝。明朝占领时治所在昇龙，改称东关城。后黎朝初年亦定都昇龙。1527年后黎朝大臣莫登庸建莫朝（是为北朝），黎氏遗臣阮淦于1533年拥立黎庄宗，后黎朝中兴（是为南朝），并于1543年迎庄宗至西都清化。1592年后黎朝大臣郑松攻灭莫朝，返都昇龙。1600年，大臣阮潢据守顺化，成为日后阮主的根据地。郑氏则控制后黎朝朝廷，是为郑主。1687年，阮福澜移府于富春村，即后来顺化京城。西山起义时，领导者阮岳居归仁、阮侣居嘉定（即胡志明市）、阮惠居富春。1802年，阮主势力的阮福映复取富春，成为阮朝国都。法属时，总督府所在地设于河内。1945年，越南共产党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仍以河内为国都。1955年，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在南方成立，根据地为西贡。至1975年北越夺取西贡及整个南部，南北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