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族共和

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是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口号。这一原则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族群和谐相处。以五色旗作为国旗，分别代表汉（红）；满（黄）；蒙（蓝）；回（白）；藏（黑）。其中“回”在当时泛指回教民众，亦指回疆各民族，包括新疆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等。清朝曾将新疆称为回疆。

历史经过

五族共和源自清末立宪运动的“五族大同”。奉慈禧和光绪之命考察外国宪政归来的满人大臣载泽和端方等《条陈化满汉畛域办法八条折》，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化除满汉畛域，诸族相忘，混成一体”。同时，以恒钧、乌泽声、穆都哩、裕端等一批满族留日学生为主，在东京、北京创办《大同报》及《北京大同日报》，专门以提倡“汉满人民平等，统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大国民”为宗旨，宣传“五族大同”。五族大同是清末立宪派的主流思想，包括梁启超等亦支持此思想。
1907年，杨度在其主办的《中国新报》刊登《金铁主义》，鼓吹五族立宪论，宣传“五族合一”、“五族一家”。杨度认为，领土、人民、统治权为国家之至关重要的要素，从王朝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之路中有三个要素坚决不能改变，即“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至于合五为一，则此后中国，亦为至要之政”。其后，立宪派成立的政闻社创社宣言《政温社宣言书》以及政温社主笔蒋智由的《变法后中国立国之大政策论》主张“于立宪之下，合汉满蒙诸民族皆有政治之权，建设东方一大民族之国家，以谋竞存于全地球列强之间是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提出“五族共和”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对武昌起义后十数行省先后宣布独立也作了说明：“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南北议和之后，五族共和成为民国的官方思想。
五色旗用于北洋政府。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通令取消五色旗，改悬青天白日红旗。有人认为这样等于撕毁五族共和，这也是满蒙危机的原因之一。袁世凯的中华帝国和日本扶植的满洲国国旗也都参照五色旗制定。
民国七、八年间，在齐齐哈尔的一些达斡尔族上层分子金鹤年、钦同普等，主张“五族共和”应加上达斡尔族成为“六族共和”。成吉思汗三十代孙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图，因为号召各族王公反对外蒙古自治，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拥护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为了笼络蒙古族人心，特意晋封特古斯阿勒坦呼雅克图为和硕亲王。

演变

国民党对五族共和有不同的看法，孙中山提出“汉化满、蒙、回、藏”的观点，蒋介石则主张五族是“一个民族，五个宗族，兄弟一家”。
1919年，孙中山说“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以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说：“我们中国许多的民族也只要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1921年3月6日，孙中山说： “本党尚需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民族主义的国家”。 “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的民族国家。” “故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汉族。”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说：“盖藏、蒙、回、满，皆无自卫能力，发扬光大民族主义，而使藏、蒙、回、满，同化于我汉族，建设一最大之民族国家者，是在汉人之自决。”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讲：“我说民族就是国族，何以在中国是适当，在外国便不适当呢？……因为中国自秦汉而后，都是一个民族造成一个国家。外国有一民族造成几个国家的，有一个国家之内有几个民族的。”“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
1942年8月，蒋介石在西宁对五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千户、百户演讲“我们中华民国，是由整个中华民族建立的，而我们中华民族乃是联合我们汉、满、蒙、回、藏五个宗族组成一个整体的总名词，我说我们是五个宗族而不是五个民族，就是说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那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互相关联的。”“我们人人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对于建立中华民国，大家都负有共同的责任，都应该尽到共同的义务，亦都享受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