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權力

粮食权力在国际关系中指一个或多个国家透过提供或停止提供粮食，以操纵农业作为政治手段。由于粮食是对一个国家的政策有重大影响的食品政治，因此在石油输出国组织早期使用石油作为政治武器后，人们意识到粮食权力的潜在用途。
粮食权力是粮食政治的一部分，其槪念在禁运和粮食政治中得以体现。国家必须使粮食稀缺、集中供应、分散需求和行动独立，才能有效地利用粮食权力。农业产品出口量足以使用粮食力量的主要国家有四个，分别是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其中美国使用粮食权力作为惩罚。在规模较小的情况下如一些非洲国家，粮食权力被用作内战中敌对双方的武器。

历史背景

世界上有四个国家出口量足以使用这种理论性的粮食力量：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依赖这些国家的粮食进口国在粮食遭截留时，可能因粮食短缺面临粮食危机。虽然粮食出口国在国内农业生产者的迫使下把食物出口，但粮食进口国的政治领导人仍表示对依赖粮食进口感到疑虑。

政策

粮食政治是关于生产、控制、规管、检查和分发粮食的政治范畴，并受到与农业、零售业的方法和规管有关的道德、文化、医疗和环境争端所影响，而粮食权力是粮食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
1974年，美国农业部长说：“粮食是一件武器”。石油输出国组织以石油作为政治武器，美国也研究利用粮食作为武器的可能性，从而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和进一步推动目标的工具。除此之外，粮食权力还有其他用途，进口国可以在对方作出政治让步前拒绝进口，这与粮食出口国拒绝出口的情况将有相同的影响，例如美国对古巴减少糖的进口配额。简单来说，如果需求集中在一个进口国，而多个出口国争相出售同样的粮食产品，则进口国在政治交流上占利，他们可争取最有利的条件进行交易，这优势在出口国依赖单一产品时更加明显。

粮食安全

虽然粮食安全和粮食权力通常有直接关系，但两者仍有分别。粮食安全是指一个地区在任何时候有足够的食物供应给所有人以维持健康的日常生活。粮食权力是指政府、公司、领袖、国家等放弃粮食安全换取其他东西作为回报。许多国家使用粮食权力，威胁其他国家的粮食安全。一个国家的福利与人民的福利直接相关，因此每个国家希望为人民提供可靠的粮物供应，但是这需要可能成为粮食政治的手段，以表明国家拥有粮食权力。

禁运

禁运不是粮食权力，但粮食权力可以应用在禁运问题上。事实上，不涉及粮食的禁运多以失败收场。例如，协约国在1914年8月20日开始对德国实施粮食以外的禁运，效果不甚显著，依赖进口粮食的德国在禁运清单中加入粮食后经济被拖垮，最终采取铤而走险的措施失败，可见粮食具有实质影响力。
1980年代初，美国尝试利用粮食权力，对苏联实施谷物禁运，苏联以较高成本从不同国家进口粮食，美国政策失败。失败的例子还有1990年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的粮食制裁。
另一个禁运的例子是美国对古巴实施粮食禁运为手段，迫其服从美国霸权，古巴人民的情况和健康因而下降，这项禁运仍然持续。

经济武器

国家之间使用经济武器有很多用途。其中一个利用粮食权力而非政治性质的用途，是影响商业协议的条件，例如价格、运输、货物和付款时间表等。另一种用途与买方的经济目标有关，如收支平衡、通货膨胀、税收或土地拥有权。许多人认为利用经济手段换取政治利益有违道德，例如抵制某些国家、在联合国种票。当两个政府不接受彼此的合法性，使用经济武器的目的不是经济目标，而是刺激反对力量从而推翻政权或迫使政府投降。

美国

美国在很多领域如军事、能源、出口发挥主导角色，虽然它的影响力不及从前，但其粮食权力的重要地位不变。美国是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他国家（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最富有的石油出口国）开始出现食物短缺，日渐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粮食，美国的粮食权力变得更强大。进口粮食的国家为对美国表示友好，也可能让美国有某种形式的影响力。即使是一些最贫穷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已依赖美国小麦，因此美国可以限制其出口食品达至政治目的。美国利用粮食权力作为一种手段，对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施加压力。在粮食短缺或饥荒时，依赖美国粮食的国家急需援助，此时粮食权力效用最大。
美国经常使用它的经济实力惩罚其他国家，其中一个方式是阻止粮食出口。惩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针对威胁美国的国家（如共产国家、社会主义政府、支持激进政权或缺乏民主的政权、不接受美国协议的国家），一是市场发展与人道主义目标（如试图把美国公司财产国有化、接管美国公司的职能或采纳民族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
1970年代后，美国在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发表报告探讨粮食禁运的潜力后修改立场，取消对利比亚、苏丹和北朝鲜实行的农产品出口制裁措施（与古巴的农产品贸易仍然受到一些限制），给予国会在这问题上否决总统单方面行动的权力。

非洲

相对于北美洲和欧洲，非洲（尤其苏丹）的粮食政治规模较小。自然环境不是造成非洲粮食不安全的唯一因素。一些专家认为饥荒和粮食不安全是由于非洲粮食生产不稳，加上人口增长和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相互作用每况愈下。

苏丹

两种理论可解释饥荒形成的原因，一个理论指出饥荒的自然形成原因是干旱、战争或农业系统的重大改变，另一理论主要涉及人们获得或有权获得的能力从而出现小规模的粮食力量。
苏丹饥荒是另一个粮食权力的例子，当局制订忽视人民需要的粮食政策以达到政治目的。1980年代的饥荒完全是人为的，反对派为争夺选票而鼓励饥荒，从中提升他们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些政党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商人为争取更佳的贸易条件而囤积粮食和低价购入牲畜，而西方商人在1987年饥荒中拒绝在达尔富尔贫困村落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