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哈托

早年生活

苏哈托于1921年6月8日出生于荷属东印度日惹市附近一个名叫奇姆萨克（Kemusuk）的小村庄，他的家是一栋用竹编墙搭建成的小屋。奇姆萨克是日惹市中比较大的聚落，位于日惹市西边15千米（9.3英里）处，为爪哇人的文化中心。
苏哈托的双亲都是爪哇农民，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的独子。父亲克托苏迪洛（Kertosudiro）与前妻尚育有两子，为村中掌管水利灌溉的公务员。母亲苏奇拉（Sukirah）是当地人，为日惹苏丹哈蒙古布瓦诺五世（Hamengkubuwano V）大妾的亲戚。
在苏哈托出生五周后，他的母亲开始受精神衰弱所苦，因此他改由他的姑婆克罗摩德卓（Kromodirjo）照顾。
苏哈托的父母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便离婚，之后他们两个都再婚。苏哈托三岁时，他回到母亲身边，当时他母亲再嫁给一名当地农夫，苏哈托便在他的稻田中工作。1929年，苏哈托的父亲带他去他姐姐那边居住，他的姐夫普拉威罗威哈卓（Prawirowihardjo）是乌尔彦多罗（Wuryantoro）中一个贫穷聚落的农业主管。之后他被继父带回基姆萨克两年，两年后又回到在乌尔彦多罗的父亲身边。
姐夫普拉威罗威哈卓独立扶养苏哈托长大，并且给了他在乌尔彦多罗一个稳定的家。在苏哈托的眼中，姐夫其实更像父亲。1931年他移居通泰（Wonogiri）念小学。一开始他和姐姐的儿子苏拉迪（Sulardi）一起住，后来他和父亲的亲戚哈德卓威卓诺（Hardjowijono）一起住。
苏哈托认识了达加特摩（Darjatmo），一个熟习爪哇神秘艺术和信仰治疗的巫师。达加特摩影响他至深，苏哈托在当上总统之后仍然时常听一些咒文。后来由于学费难以为继，苏哈托与父亲搬回奇姆萨克，在学费较低廉的日惹穆罕马迪亚中学继续学业，直到1939年。

跟其他爪哇居民一样，苏哈托没有姓氏。另外，由于他的信仰，他有时也被称为“哈只”（Haji），或是“埃尔-哈吉·穆罕默德·苏哈托”（el-Haj Mohammed Suhart），但这些称号不属于他真正的名字。
在英文媒体中，苏哈托的名字通常依现代印尼语拼音写作“Suharto”。但在印尼，人名的写法通常是按照本人的意愿。苏哈托出生时定名为“Soeharto”。而因为他本人比较喜欢他原本的名字，因此在印尼的政府和媒体通常写作“Soeharto”。
苏哈托的教育历程与其他印尼民族主义者（如苏加诺）较为不同，他对于反殖民主义较没兴趣。苏加诺等人与欧洲殖民政府有较多的关联，但苏哈托在年轻时甚至连荷兰语都不会说，直到1940年代他加入荷兰军队之后才开始说荷兰语。

二次大战与印尼日据时期

苏哈托在他18岁时完成学业，并在乌尔彦多罗的一家银行得到一份文书方面的工作。但在一辆脚踏车意外的撕破他唯一的工作服之后，即被迫辞职。在失业一阵子之后，苏哈托于1940年6月加入了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在日惹附近的昂望进行基础训练。后来，荷兰被德国占领，日本对于印尼的石油资源虎视眈眈。为了抵抗危机，东印度陆军开始接受爪哇人加入军队。于是苏哈图加入了朗帕尔（Rampal）的第十三大队，并在荷军在昂旺的干校（Kaderschool）接受短期训练，成为一名士官，分发基萨卢雅（Cisarua）的后备营。
1942年3月，荷兰投降日本，苏哈托放弃他的荷兰军籍，回到乌尔彦多罗。在过了一个月的失业生活之后，他加入了日军所组成的日惹保安队。1943年10月，苏哈托从保安队转任日本的傀儡民兵“乡土防卫义勇军”，并当到排长。在这段时间，他认识到了日本的武士道，并用以统领军队，并且他也激起他的反荷的民族主义思想。但在此时，他的民族主义是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的。据信，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影响苏哈托的思想至深。
苏哈托在乡土防卫义勇军被分发到日惹南部的维特斯，进行海防的工作。1944年4月至8月，他在茂物接受连长训练。担任连长后，他开始在雅加达、梭罗市和茉莉芬训练新兵。1945年8月，日本投降，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当时苏哈托正在遥远的贝雷贝格地区（维利斯火山半山腰）训练新兵，以填补1945年2月由苏普利亚迪在勿里达所领导的防卫义勇军反抗事件中，被日军处决的军人。

印尼独立运动

日本投降两日后，独立领袖苏加诺和穆罕默德·哈达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并担任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和副总统。苏哈托按日本的命令解散他的军团，并回到日惹。在印尼的独立几乎成为事实的时候，苏哈托与前义勇军的同事欧麦尔·斯拉梅（Umar Slamet）在1945年10月5日，一起建立了一个战斗单位，支援革命运动。苏哈托领导这个部队攻击日军在日惹的几个据点，缴获了大量军械。后来这个单位被并入印尼武装部队（Tentara Keamanan Rakjat / TKR），苏哈托也在印尼正式独立时，晋升到了少校的位置。
他受命指挥第一军团的第五营，此营原隶属苏达索诺（Sudarsono）上校所属的第六师。1945年10月前，这个师控制了整个日惹，负责管理尚未遣返的投降日军。盟军随后抵达印尼，企图将印尼恢复战前状态。英军从其占领的三宝珑进军日惹，引发共和国军的抵抗，他们不想再次回到荷兰的统治之下。1945年10月-12月，双方在马格朗和安巴拉瓦（Ambarawa）进行一连串的战斗。共和国军击退英军，迫使其转进三宝珑。苏哈托在战场上的表现引起共和国军指挥官苏迪尔曼（Sudirman）的注意，并在1946年初将其转调第三军团第六师（2,250人），晋升中校。1946年5月，苏哈托的伞兵第六师被并入第三师，受刚升中将的苏达索诺（Sudarsono）管辖。1946年5月17日，英国将三宝珑的控制权移交荷兰“虎营”。苏哈托参与了肯德尔（Kendal）的战役，所属的第三师成功阻却了荷兰军队南下。
随着苏哈托的地位越来越高，1946年6月，苏纳图·库须摩德卓（Sunarto Kusumodirdjo）中校邀请他起草战斗领导总部（MPP）的方针。战斗领导总部是一个统合印尼民族主义武装的机构。
1946年1月，共和国首都从雅加达迁至日惹。苏加诺政府决定开始与荷兰谈判，但这引起许多派系的反对。这些反对的派系联合成一个团体，称为PP（Persatoean Perdjoangan），由共产党政治家陈马六甲领导。PP反对与荷兰谈判的行动博得许多派系和武装的支持，包括前述的指挥官苏迪尔曼和苏达索诺中将。1946年6月27日，苏达索诺发动政变，下令绑架支持谈判的总理苏丹·夏赫里尔，史称“703事件”。苏加诺通缉苏达索诺，苏达索诺带着被绑架的夏赫里尔躲在苏哈托在日惹郊区的团部中。苏哈托虽给予其庇护，一方面却也秘密地与苏迪尔曼联系，询问他对于政变的看法。苏迪尔曼告诉苏哈托自己并不支持这个行动。1946年7月日，苏迪尔曼向苏加诺表示自己不支持苏达索诺，苏哈托下令逮捕苏达索诺，并释放夏赫里尔总理以示忠诚，这让他在接下来对于第三师的清洗中，能够全身而退。
703事件后，第三师重新整编。1946年8月前，苏哈托成为第三师（现名Kodam IV/Diponegoro）第22团的首领，以日惹为根据地，驻守中爪哇省区域。根据荷兰的情报，在1947年中，苏哈托的军团已有4个营，定期轮调到北方的三宝珑附近驻守，以牵制那边的荷兰军队。荷兰方面的情报还指出，在华裔印尼商人林绍良的协助下，苏哈托还与走私集团合作贩运鸦片。以以物易物的方式，处获得武器、食物、衣物，和其他补给品。
1947年7月21日，荷兰对于共和国控制区域主动发动攻击。在8月4日联合国进行调停之前，荷军虎营将战线从三宝珑推进至马格朗。苏哈托带领他的军力进行抵御，并随后定期轮调驻守北日惹的停战线，并担任前线指挥官。
1947年12月26日，苏哈托与西蒂‧哈迪娜（被昵称为“田女士”）。哈迪娜是苏禄（Solo）旺古尼嘉兰（Mangkunegaran）王室低阶贵族的成员。
他们两个的婚姻相当持久且美满，持续到1996年哈迪娜逝世为止。他们育有六子：西蒂‧哈迪扬提‧鲁卡玛娜（Siti Hardiyanti Rukmana，昵称“Tutut”，1949年生）、西吉特‧哈卓朱丹托（1951生）、班邦‧特里哈特摩卓（1953年生）、西蒂‧赫迪亚蒂、胡托摩‧曼陀罗‧普特拉（Hutomo Mandala Putra，又称“汤米”（Tommy），生于1962年），和西蒂‧胡塔米‧恩东‧阿定基什（Siti Hutami Endang Adiningish，又称Mamiek，1964生）
1948年1月，印尼共和国方面与荷兰方面签订了极度不利的伦维尔协议 ，共和国军从荷兰占领区退回停战线，控制区域大幅缩小。为了控制无限制增长的武装人员，总理穆罕默德·哈达裁减了武装势力，合理化武装人员的员额。1948年4月，第三师从16,000人裁减至7,000人。苏哈托改任第三师第三旅指挥官，下辖四个营。这个编遣行动招致了许多武装势力的不满，引起了许多武装冲突，并导致甫从苏联归国的穆索所领导的印尼共产党再度联合起来。1948年9月底，共军控制了东爪哇省的茉莉芬，宣布建立“苏维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对抗苏加诺和哈达。9月22日，印尼共和国指挥官苏迪尔曼（Sudirman）将派苏哈托到共党控制的茉莉芬进行和谈，但没有成功。9月30日，印尼军对攻入茉莉芬，击毙穆索，并在1948年10月底彻底击败叛军。苏哈托所辖的旅也在日惹东部参与了扫荡共党的活动。
1948年12月19日，荷兰趁著共和国在被共党耗尽战力的时候，再度发动攻击，以期彻底消灭共和国。荷军先以空降的方式突袭日惹作为战斗的开始，掳获苏加诺、哈达，和一些共和国领导人。在同时，共和国军被迫实施苏迪尔曼的“军区策略”（Wehrkreise），转入农村进行游击。
苏哈托将他怀孕的妻子留在被荷兰占领的日惹，率领城区南边乡村地区的游击战。1948年12月28日，第三师指挥官班邦·苏更上校将中爪哇省分为三个军区（Wehrkreise）。苏哈托配分派指挥第三军区，下辖两个营，负责日惹周边的游击战事务，总部设于班托（Bantul）地区摩洛那山。1949年1月至2月，在苏哈托负责的范围内，荷兰虎营因游击战而造成的损失已达44死，129伤 。
1949年3月1日清晨，苏哈托管辖的武装和地方民兵发动突袭，重新控制了日惹，但中午又放弃。虽然苏哈托被大众认为是策画这次袭击的人，但有些资料显示是日惹苏丹哈蒙古布瓦诺四世和第三师司令所策画。然而，阿卜杜尔·哈里斯·纳苏蒂安将军说道，苏哈托在“总攻击”（印尼语：Serangan Umum）的时候，花了很多心血。而这次攻击也证明了荷军根本无法抵抗游击战。国际舆论谴责荷兰违反了伦维尔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要求荷兰停止武力进犯印尼，并重启谈判。于是，1949年5月7日，双方又签订了罗燕-凡·洛伊健协议。这次的停火协议中，荷兰方面同意释放被俘虏的共和国领导人，并将日惹周边地区归还给共和国。1949年6月29日，荷军撤离，苏哈托负责了日惹的接收。
1949年7月9日，苏哈托为被释放的共和国领导人（包括苏加诺和哈达）办了一场欢迎游行。隔天，他也为了受肺结核病所苦的苏迪尔曼举办一场游行。1949年12月27日，荷兰投降，放弃东印度群岛的领土主权。

独立后的军旅生涯

1950年前，苏哈托是第五旅的指挥官（"Garuda Mataram Brigade"），管辖四个营，每营各约八百多人。1950年4月。安迪·阿齐兹（Andi Azis）率在荷兰傀儡政权东印度尼西亚邦的荷兰皇家东印度陆军支持者发动暴乱（望加锡暴乱），苏哈托的军队以远征军的身份前往望加锡敉平之。在望加锡的期间，苏哈托认识了住在隔壁的哈比比家族，他们家族的长子后来成为了苏哈托的副总统优素福·哈比比，并继苏哈托之后就任总统。
苏哈托的旅在之后同时收编了前荷兰皇家陆军和前共和派游击队，这是一个相当艰钜的任务。之后他击败了阿利夫·雷特所率领的非正规游击队，阿利夫阵亡。1950年6月，苏哈托的部队在和前荷兰皇家陆军军人，在望加锡的市中心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以17人阵亡的代价获得胜利。9月，东印度尼西亚邦解散，成立了一个一统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哈托率军返回中爪哇省。
1951年11月，苏哈托被任命指挥大批农民军（九个营），以沙拉迪加为根据地。1951年12月，西爪哇省伊斯兰教徒发生暴动，成立了“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国”（印尼语：Negara Islam Indonesia），苏哈托辖下大多由伊斯兰教民兵组成的426营也跟着叛变，以支持暴动。1951年12月底至1952年1月底，苏哈托率领部队“Operasi Merdeka Timur V”成功击败克拉顿的叛军。426营残部则加入中爪哇省西北部的战争，直到1957年才被彻底击溃。
1953年3月，苏哈托任步兵第三军团指挥官，辖四个营，共3,704人，以梭罗市为根据地。这支军团致力于打击盘据中爪哇省西北部的前伊斯兰国叛军，和在默拉皮火山一带进行剿匪。他也开始在军队中肃清同情左翼者（他下属中其中一位左倾者即为后来在1965年发动九三〇事件的翁东中校）。在这段期间，苏哈托体认到，要消灭共产主义和伊斯兰激进份子，必须让他们获得经济和物质上的满足。
1956年9月3日，苏哈托晋升为陆军上校，任第四军区指挥官，以三宝珑为根据地，管辖中爪哇及日惹。后来，苏门答腊及苏拉威西群岛上的军事指挥官们，发动一连串反对雅加达政权的政变。1957年3月，苏加诺颁布戒严令。苏哈托成为了两省的戒严执行长官，掌握了控制公民事务的权力。他开始自主筹措经费以供养军队，军饷其实应该是由“财经办公室”所分配，但因为军饷不足，苏哈托决定自行筹措。他再度使用他在独立战争筹措财源的方法，成立一个慈善机构，以从省内的企业获取“捐款”，以减免在货物及服务方面需额外多缴的“非官方税”。在华裔商人（如郑建盛）的帮助下，苏哈托与新加坡建立起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交换商品大多为椰果和蔗糖。1959年，苏哈托的慈善机构已筹措了75,750,800印尼盾（约等于1959年的1683,351美金，相当于现在1330万美金）
1959年7月5日，苏加诺颁布法令，提升了总统的权力，引发了PRRI-Permesta暴动，苏哈托的下属有许多涉入此次暴动。中央政府为了重掌地方军政，纳苏蒂安将军下令查缉各地军方的不法行径，其中包含了苏哈托在中爪哇的商业行为。1959年7月，纳苏蒂安派科诺（Sungkono）准将来调查苏哈托部的经贸行为。调查结果发现，苏哈托的慈善机构捐款仅有一部分用作慈善用途，其他账目都未能交代清楚。1959年11月1日，苏哈托被解除了指挥官的任务，并被指派去万隆训练陆军。
虽然遭遇到了这次挫折，苏哈托的功勋和其强而有力的靠山让他的职涯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1960年1月，在万隆的苏哈托晋升准将。12月，苏哈托从陆军指挥和参谋学院毕业，他的毕业论文提到军方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之后他被派任陆军参谋总长的副官。1961年3月，他接到一项额外的任务，担任陆军后备总部（后改名“武警部队和战略储备”）的指挥官，指挥陆军新升任的将军。此外，在1961年10月，他也被指派领导陆军防空司令部
1962年1月9日，苏哈托晋升少将，指挥曼达拉司令部，陆海空三军共约42,000兵力，并打赢在荷属新几内亚的战斗。原先荷兰企图违反1949年荷印圆桌会议的规定，让新几内亚独立于印尼之外。身为曼达拉司令，他颁布范围扩及苏拉威西岛、摩鹿加群岛，和小巽他群岛的戒严令，影响范围约500万平方公里。苏哈托组织了3,000人的敢死队，从海上及空中进入争议地区。但这些敢死队员大部分掉进丛林，而没有对于荷兰的行政中心产生威胁。后来在大批共党游击队的帮忙之下，1962年8月15日，苏哈托冒险地下令以25,000人以空降和两栖作战的方式，进攻荷兰军事中心比亚克岛，行动代号为“Operasi Djajawidjaja”。然而就在他已经迫近苏拉威西珀伦岛的军事总部时，却收到中央下的撤退命令。8月15日，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荷兰签订了纽约协议，在1962年10月将西伊里安岛交给联合国临时行政管理局（UNTEA）托管。1963年5月1日，UNTEA将领土控制权交还印尼。当日，苏哈托在总统苏加诺面前，于伊里安岛的行政中心苏卡纳普拉（今查亚普拉）举行了一场“胜利游行”。1963年5月曼达拉司令部解除编制，苏哈托回到雅加达任KOSTRAD指挥官（即之前的TJADUAD）
由于他的经历丰富，1963年7月，他被派任军政咨询委员会副主任（WANDJAKTI）。苏哈托又故技重施，利用其KOSTRAD指挥官职权成立了数个前述的慈善机构“jajasan”进行募资。1964年4月，苏哈托建立了Jajasan Darma Putra，收购运输业、银行业和制造业财阀的股份（例如曼达拉欣丰虎航）
在这这段期间，苏加诺逐渐将国家将带往左倾，印尼共产党在苏加诺的默许之下逐渐壮大。然而，共党的壮大却开始掣肘苏加诺提出的领导式民主，甚至发展军事武力。1964年5月，苏加诺因为反对马来西亚建国，宣布对新成立的马来西亚发动马印对抗。为了这次对抗，苏加诺建立了警备司令部，由空军总司令欧玛尔·达尼负责。1964年10月，KOGA改制为曼达拉警备司令部对于广大的区域进行戒严，范围包含了苏门答腊、加里曼丹，一直到马来西亚的边界。达尼续任指挥官，苏哈托责备派任KOGA常务次长。KOLAGA组织了印尼士兵和志愿军（以及马来亚共产党）潜入马来西亚，开始与保护新成立马来西亚的英军和英联邦军进行丛林作战。
虽然舆论支持苏加诺宣战的举动，陆军的领导者们并没有很希望与马来西亚打仗，他们认为这个举动牺牲了军人却仅图利了印尼共产党。此外，陆军轻视由空军出身的指挥官达尼（更甚者，他还是一位共党支持者）。陆军总司令阿玛德·雅尼中将和苏哈托决定将精锐部队和重要补给品留在爪哇以防冲突升级的状况。这个举措受到北苏门答腊省指挥官卡马尔·埃迪里斯（为反共者）上校的支持。然而，加里曼丹的陆军指挥官，亲共的穆斯塔法（Mustafa Sjarif Supardjo）准将，对于陆军领导人违反政策表达愤慨，而他也是后来九三零事件的关键参与者，站在反对陆军高层一方。苏哈托并不像雅尼，在光天化日之下反对政策，他仍持续以苏加诺支持者的身份出现，继续他的反马来西亚政策。
1964年8月，苏哈托授权KOSTRAD的情报官阿里·姆多波上校，秘密派遣数名军官（包括后来的武装部队队长李奥纳达·本杰明·莫达尼），对马来西亚政府试探和谈的可能性。苏哈托在KOLAGA的期间，他也进行了猖狂的走私活动，藉华裔渔工从北苏门答腊私运橡胶和木材到马来西亚。

总统

1954年初，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极力改善印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但苏哈托等军队将领却强烈反共。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一次流产政变——九三零事件。一批左翼军官被指联同共产党试图夺权，政变被时任总统苏加诺镇压后，苏哈托领导陆军战略指挥部趁机独揽大权。苏哈托反指政变是由苏加诺亲信发动的，乘机推翻了亲共亲苏的苏加诺政权，掌握实际权力。除肃清左翼人士，他还在全国掀起大规模排华浪潮，上万华侨被捕，财物被烧被抢，华文学校和华文报章被取缔，禁止使用汉字，华人社团被禁庆祝中国传统节日，华人被迫改用印尼姓。大量共产党人遭到屠杀、监禁和流放，印尼的几十万华裔则被当作替罪羊，遭到强暴和杀害。
1967年，已无实权的苏加诺被迫辞职，苏哈托接任。他用铁腕手段和血腥镇压的手法解决国内的共产党问题，亦衍生排华运动，导致不少并不支持共产主义的华人也遭杀害。
1975年，强行吞并东帝汶，同年并残酷镇压亚齐分离主义人士以及包括教师、知识分子等在内的左派人士，这次事件使印尼和葡萄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亚齐分离主义人士在1976年1月4日成立自由亚齐运动，引发长达三十年的武装冲突。根据印尼及美国、澳大利亚等知情作者出书披露，其组织严密及执行力之强大，造成死伤人数达460万人。 
1998年印尼陷入亚洲金融风暴，5月中，黑色五月暴动，大学生示威抗议苏哈托遭军警开枪镇压，触发暴乱，华人又成代罪羔羊，暴徒焚烧抢掠华人商店住所，更有百计华裔妇女被强暴，逾千人死亡。本是一场反对当时印尼总统苏哈托的政治运动，但在苏哈托的策划下而演变成为一场震骇世人的排华暴乱。据不完全统计，暴乱期间，仅印尼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所造成的华人生命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量。被杀数字从10万到50万不等，美国情报部门估计的数字是25万。后苏哈托被迫下台，结束32年的独裁统治。
有的印尼华人表示，苏哈托执政由始到终，印尼华侨都吃苦。
一些华人显示出对苏哈托离世不感伤心：“苏哈托掌政时的排华政策，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我们心中没有什么仇恨。当年贪污很严重，但他下台了10多年了，我们一早视他为平民。”
印尼华侨不狠批，倒过来印尼人有不满。有人说：“他的死对他罪行的受害人来说，是一出悲剧，他们永远得不到公义。”印尼一个人权组织则形容他是“暴君之死”。
苏哈托在他的经济政策的内幕里，透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致富，国际独立倡廉组织“透明国际”称，苏哈托家产达350亿美元，贪款远高于菲律宾前总统马可斯及扎伊尔前总统蒙博托。

卸任之后

1998年苏哈托下台后，其总统一职由科技部长优素福·哈比比接任。此后苏哈托被揭发曾透过不同手段来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致富，当中包括贪污、垄断等手段。据估计，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达150亿美元。
之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曾表示，该委员会总共调查了六宗最大型的侵犯人权案件，其中包括苏哈托于20世纪60年代任职期间杀了的近50万人。
苏哈托执政期间，其家族成员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官商勾结、裙带资本主义盛行。他的家族和亲友控制了印尼的金融业、汽车业、电力、建筑业、交通业、森林、矿产、新闻媒体和房地产业，几乎每个经济领域都有苏哈托家族的身影。据印尼商界人士透露，苏哈托家族惯用的敛财手法是：通过其所控制的公司与国营公司签订合同，垄断经营，从中牟利。
2006年5月12日，印度尼西亚总检察长宣布，鉴于苏哈托健康状况正在恶化，总检察院停止对其涉嫌贪污案的司法审查程序。

去世

2008年1月4日晚间，苏哈托因贫血再度住院，出现肾衰竭、肺积水等症状。1月8日，苏哈托因内出血、肺积水和心脏并发症，左心房肿胀，已经出现器官衰竭现象。1月27日，苏哈托因多个器官衰竭在雅加达的医院去世，享寿86岁。其自传《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ISBN 978-7-5012-0331-4）中译本1991年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