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宣大院君

早年

李昰应于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十一月十六日（1820年12月21日）出生于汉城，他是南延君忠正公李球第四子，母骊兴闵氏。南延君是仁祖第三子麟坪大君的六世孙，被过继给庄献世子第四子恩信君李禛为后。在宗法制度下，由于恩信君被过继给朝鲜英祖之弟延龄君，南延君与其后裔被视为朝鲜肃宗后代，继承顺位在英祖后裔之后，因此这为日后高宗继位为王建立了条件。
李昰应从小研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师从金正喜等，早年在外戚安东金氏昏暗的势道政治下，很不得志，与并称为“千河张安”（谐音“天下长安”）的千喜然（천희연）、河靖一（하정일）、张淳奎（장순규）、安弼周（안필주）等破落户为伍。加入“松石园诗社”，与委巷诗人（即中人、庶民和贱民出身的下层文人）们饮酒赋诗，1843年（朝鲜宪宗九年），封兴宣君，后在宗亲府、太仆寺、都总府等衙署中做过一些小官，被称宫道令。每日嫖、赌、饮，为人所不齿。安东金氏集团认为他是纨绔子弟，对他放松了警惕。不过1836年南延君去世时，他与堪舆师四处寻找好风水“龙穴”埋葬，选定忠清道德山，李昰应倾尽家产修筑坟墓，体现了他的野心。
1863年，哲宗去世，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围绕继承问题产生对立。此时，李昰应的三位兄长中有两位已经过世，不是无子，就是只有独子，按照朝鲜王室的既成惯例他们的后代都不能继位；李昰应则有两位嫡子，李载冕及李载晃。因此李昰应买通宫女巴结神贞王后赵大妃，反对安东金氏，说服大妃收养且立他的次子李载晃为新王并让大妃垂帘听政。丰壤赵氏积极支持，领府事金左根、领敦宁金兴根及哲宗之妃金氏哲仁王后反对，害怕威胁他们的利益。而宪宗之妃洪氏（孝定王后）、院相郑元容和安东金氏金炳学支持李昰应，赵大妃作为最高长辈倾向李昰应。最后，安东金氏认为李昰应是无能之辈也没继续坚持反对。李昰应之嫡第二子李载晃被选入宫中继承王位，是为高宗。高宗即位时年仅十二岁，不能亲理政务，由李昰应赞襄政务，号兴宣大院君，封大院位大监。兴宣大院君是朝鲜王朝唯一一个在世时就被尊为大院君的人。因此在今天，朝鲜半岛所说的大院君一般就是兴宣大院君。其住宅被授予“宫”的称号，称“云岘宫”。高宗登基时金左根等人以“不事二君”为由，反对大院君摄政，主张虚尊其位，但遭到赵大妃一党的赵斗淳等人的驳斥而作罢。1866年赵大妃结束垂帘听政。

政绩

兴宣大院君掌权后，便施行新政以强化专制中央集权。大院君下令在汉城四大门征收通行税，在农村征收水税，在全国境内发行“当百钱”，引进清朝钱币，导致朝鲜通货膨胀，后来被他的政敌斥责为劳民伤财、损耗国力。为了重塑王室的威严，1865年他倾全国之力重建壬辰倭乱时遭焚毁之景福宫，景福宫作为君主专制威权的象征，是大院君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标志。后因财政不济，向百姓征收“愿纳銭”。大院君还改革还谷制度，下令在国中五道实行社仓制，效仿宋朝朱子社仓，废止只有平民纳税的军布制，改行户布制，无论贵族平民皆必须缴税，国库“此时富力，足支十年之用”，大院君威望大大提高。大院君效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发布“变服令”，大幅度简化衣冠服饰，将长袖改为窄袖，以便对内提高行政效率，对外便于上战场打仗。
大院君强化王权，强化个人独裁，用人唯才，重视吏治，对于亲人，其兄长李最应、儿子李载冕、妻舅闵升镐等人都没攀上高官。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排挤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等门阀。缩小各地备边司，从议政府中分离出三军府，将行政权与军事权相分离；他下令刊行《大典会通》、《两铨便考》、《六典条例》等书籍，明确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宣布“四色平等”（四色，朝鲜朝廷中的四个派别：老论派、少论派、南人党、北人党）、“以才择官”，压制安东金氏、丰壤赵氏的老论、少论派，拔高南人和北人的地位，王族全州李氏的李宜翼、李世辅、李景夏、李邦玄等人获得重用。打破两班贵族垄断做官，提拔中人甚至庶民中的有才之士。
大院君在全国采取思想专制和文化高压政策，致使出现了“云岘当国，甲子（1864）至癸酉（1873）十年之间，邦内震恐。小民咋舌相戒，不敢谈朝廷事，常如鬼扑临门”的状况。另外打压儒林士人，下“书院撤废令”。全国除47所“赐额书院”（由国王赐御匾的书院）以外，其他书院一律裁撤。儒生祭祀明神宗的万东庙（为了感念壬辰倭乱时明朝派兵救援朝鲜）也被关闭。命令李景夏动用武力裁撤书院，他认为书院威胁他的独裁。
大院君严厉镇压外国人与外国宗教势力，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下令在全国境内取缔天主教，逮捕12万人，包括12名法国传教士。处决上万名天主教徒及家属，包括9名法国传教士，史称“丙寅邪狱”（现称“丙寅迫害”）。导致丙寅洋扰。外交方面，大院君厉行闭关锁国政策，面对舍门将军号事件、丙寅洋扰、辛未洋扰，一律采取强硬政策，在全国竖立他手书的“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又写“西舶烟尘天下晦，东方日月万年明”、“扫除氛祲风涛定，扶植纲常日月悬”这类的豪言壮语。

与闵妃（明成皇后）的恩怨

大院君于内政方面整肃贵族门阀，防止外戚干政，树立王室威严；外交则闭关锁国，与日本断绝往来。高宗年长，纳闵氏为王妃。闵妃则重用闵氏外戚，主张废除闭关锁国，与日本复交，和大院君之政策互相矛盾。
闵兹映是大院君之妻骊兴府大夫人闵氏的娘家亲戚，1866年封为朝鲜王妃，世称闵妃。大院君一直忽视闵妃的存在。当时高宗宠信尚宫李氏（李顺娥），李氏于1868年诞下一子，即完和君李墡，历史母以子贵，被封为淑媛。闵妃在被冷落下苦读诗书史籍，获得了宫中的同情，也最终得到高宗的垂青。闵妃虽多次怀孕，但不是流产就是夭亡，一次还被认为是大院君送来的山参引起的。而大院君为了巩固王权，要求早早确立世子，主张立李尚宫之子李墡为世子。与闵妃产生很大矛盾。闵妃暗中培植自己家族外戚，还联合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甚至笼络大院君之兄李最应（兴寅君）、大院君长子李载冕等人，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1873年，大院君被尊为“大老”，而闵妃则又一次怀孕，这年十月，崔益铉恢复官职后就马上呈文弹劾大院君的改革政策。崔益铉的上疏按惯例先呈云岘宫。大院君认为国王肯定会驳回上疏并严惩崔益铉，就转呈给国王，但是高宗看到上疏后给崔益铉升了官。在高宗和闵妃鼓动下，崔益铉再次上疏弹劾大院君，称“任事之臣（即大院君）壅蔽聪明，操纵威福，纲目俱弛，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明确要求“若其不在其位，而惟在亲亲之列者，只当尊其位、厚其禄，勿使干预国政”。此举极大震动了朝野，洪淳穆组织大院君麾下骨干见高宗请旨杀崔益铉。高宗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1873年，闵妃联合安东金氏、丰壤赵氏以“国王亲政”为由，排斥大院君势力，11月5日，高宗宣布“亲政”，不准大院君入宫干预政事。大院君让洪淳穆等人集体辞职，架空朝廷。闵妃却指派其党羽掌控朝廷各要害部门，大院君彻底失势，由于高宗李熙生性懦弱，政权实际掌握在闵妃外戚集团手中。大院君离开京城，蛰居于三溪洞别庄、杨州直谷山庄和德山城疏等地。闵妃在政变不久后生下儿子李坧，出生1年后被册封为王世子（后来的纯宗），统治地位因而完全巩固。
大院君仍试图干涉朝政。其下台不久后，景福宫就发生了爆炸事件，四百多间殿阁被烧毁；1874年十一月，闵妃之兄闵升镐与闵妃生母韩昌府夫人李氏在家中被炸弹炸死；光绪元年（1875年）十一月，领议政兴寅君李最应的宅邸遭纵火。这三次的“火贼”被认为是大院君党羽、前庆尚道兵使申哲均。虽然在审理申哲均的过程中并没有牵扯到大院君，但闵妃因此仇恨大院君。儒生们则认为高宗对大院君不孝，从1874年十月起不断上疏要求高宗敦请大院君回京。高宗在闵妃的指使下，将李汇林等上疏者流放荒岛，并宣称：“此是间人骨肉者，煽动内外，眩惑人心者也。自今以后，若有更为伏阙者，当以极律磨炼”。1875年六月仍有儒生赵忠植等4人冒死上疏，高宗下令将4人处斩，遭众臣力谏反对，大院君于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入京，对高宗说：“儒生等为我父子上疏，欲杀此辈，可先杀我！”高宗和闵妃妥协，将四名儒生改为流放，并同意大院君回到京城云岘宫居住。
大院君一直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闵妃集团醉生梦死，民愤越积越深。人民开始怀念大院君时代。1876年正月，日本使臣黑田清隆、井上馨率7艘军舰到江华岛，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迫朝鲜与其签订条约，闵妃同意日方条款，放弃锁国路线。大院君上书抨击，要求与日本一战。他还派人前往江华岛，诘责申櫶等谈判官员，阻止朝日建交。但闵妃集团不加理会，于1876年二月二日和日本签订了《江华条约》。大院君对高宗和闵妃更加失望和仇视。
光绪七年（1881年），清朝驻日参赞黄遵宪的《朝鲜策略》在朝鲜披露。书中提议朝鲜与中国、日本、美国联手对付沙俄，为闵妃集团所赞同，却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反对，儒生掀起“辛巳斥邪”。大院君党羽安骥泳等人利用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图谋政变，拥立大院君庶长子李载先，后因人告密而失败，安骥泳等人被凌迟，李载先在流放济州岛过程中被赐死。大院君本人并未被牵连。
1882年6月“壬午兵变”，闵妃出逃，其党羽或被杀，余党被捕。大院君又乘机掌握政权，自封国太公，并宣布闵妃已死，为其国葬。高宗被迫下旨“自今大小公务，并禀决于大院君前”。不久，清廷朝鲜事务大臣吴长庆的幕僚马建忠设谋之下，大院君被吴长庆部将袁世凯拘捕，押送天津，监禁于保定府三年，1885年获释回国。
1891年，袁世凯认为高宗昏庸无能，劝高宗禅让于世子李坧，由大院君辅政，高宗听说后非常害怕，急忙命世子监国，接受百官朝贺，效仿肃宗、英祖、纯祖故事，命储君代理听政。后来经过李容元力劝而罢，但李容元也遭到流配。亦有一说是世子的庶弟义和君李堈远比世子优秀，且大院君威望甚重，闵氏一族感到威胁，遂企图以世子代理听政的方式来加强自身的权势。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朝鲜国王请清兵助剿。日本也于该年6月8日派混成旅团入侵朝鲜，并向朝鲜政府提出改革内政要求。被拒后，于7月23日派兵攻占朝鲜王宫，刺杀闵妃，并监禁朝鲜高宗。另派一支部队包围并占领大院君私宅云岘宫，利用大院君成立傀儡政权，宣布废止向清朝进贡礼仪，进行脱离清朝运动。
日本人虽然建立了以大院君为首的政权，但对于大院君并不放心。认为：“大院君七十五年来只知有中国，不知有他国，是自顶至踵，完全充满着‘顽固’二字的老翁”，表面上“巧言令色向我们求媚”，暗中却“托在平壤之华将，将其心意转达清廷”。
特别是8月10日，进驻平壤的清军左宝贵等率军渡过大同江南下到达中和附近时，据日方史料记载“大院君事大心热中沸腾，任其爱孙为壮卫营大将，掌握兵权。阳对日本大鸟公使表示非常诚恳，却阴与中国结托，策划奸黠隐谋，与在平壤清军暗通，表里相援，企图擒捉日本公使”。“并和东学党相呼应，企图驱逐我兵”据清人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记载，日军占领汉城后：“朝鲜君臣民庶制于倭人兵力，望我军捷音有若望岁，其王京自大院君以下，时密输倭人消息于我，日盼我军进趋汉城”。
乙未事变中大院君被日本人利用，非常难堪。事变10天后迫于压力搬出宫廷，回到云岘宫，又把孙子李埈镕送日本留学。日本也只是暂时利用大院君，同年十二月将其流放。1896年2月11日俄馆播迁后，大院君离开汉城，隐居郊外孔德里别庄，朝鲜政府2月13日恢复前一年四月颁布的“大院君尊奉仪节”，对他软禁。光武元年（1897年）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国内报告：“乙未八月闵妃被戮，王疑其父串通倭所致，怨恨益深，遂标兵数十名榜于其门前，凡遇有与昰应府内往返者，均严加审讯，方许出入，本年六月间又派巡查十名守垣内。昰应大怒，每人杖一百，即时入宫见其子，谓：‘乙未以前闵妃未死，尔之疑我，知系为妻蛊惑，今之派兵防我，设巡查于我庭前，殊不可解。尔无父母耶？抑我无妻室耶？倘尔疑我为逆党，即请杀之，何致竟设巡查于内室耶？但自今以后，勿谓有本生父母！我已八十老人，将去黄泉，亦不与尔相见！’等语。王闻之不觉泪下，请息怒，及许严责总巡官。昰应不听，乘怒而归。嗣后该巡查经已撤去，惟尚有暗查密探于其府之左右近地。” 
此后大院君离开了朝鲜的政治舞台，1898年2月22日死于孔德里别庄我笑堂，享寿77岁。临死前对李载冕要求要和高宗见面，可是说了三遍都无法如愿。戌时，大院君就断气了。在场的人看到这一幕无不伤感呜咽。 5月25日，高宗皇帝为他举办了盛大的葬礼，但没有出席。他在高楼上看见大院君的送葬行列逐渐远去，痛哭失声，“声彻于外，人以为犹有天伦之感”。与夫人纯穆大院妃（府大夫人闵氏），合葬京畿道坡州云川面大德园。1907年8月24日，纯宗为大院君上尊谥“兴宣献懿大院王”。在坡州专门为他修建一座墓园，称“兴园”，单独移葬至此（1966年迁葬京畿道南杨州市）。

评价

大院君原意藉新政实现社会正义并维护普罗大众权益，但是，建立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改革无法拯救已经走向衰亡的朝鲜王国。
在“丙寅洋扰”和“辛未洋扰”之中，大院君领导朝鲜军击退法军和美军，但西方强权力量已势不可挡。
大院君加强专制中央集权的改革作为更使朝鲜远离实现近代化的机会，更为其政治前途埋下潜在危机。
此外，耗资大兴土木、加强军备之举也促使咸镜道稳城、全罗道光阳、庆尚道宁海、黄海道海州、庆尚道安东等地都爆发农民起义；国境北部的农民由于天灾人祸自同治八年（1869年）起即不断逃亡中国东北，形成早期的中国籍朝鲜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