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高宗

早年、即位

1852年壬子（哲宗三年；咸丰二年）7月25日生于汉城贞善坊私第（兴宣大院君私第）。
1863年癸亥（同治二年），哲宗去世，无子。当时与哲宗血缘最近的宗室为其兄长永平君，可是他身为全溪大院君奉祀者又成了实际上的独子，使他无法继位，而永平君亦无子嗣；其他的朝鲜孝宗后裔也都数代单传，不可能入继大统；李载晃的三位伯父皆只有嗣子或独子，而他本人有一个同母兄长和一名庶兄。故孝明世子（后追尊为翼宗，朝鲜纯祖之子）之赵大妃择李载晃入承翼宗大统，封翼成君，行冠礼。12月13日即位于昌德宫之仁政门。
当时朝鲜两大外戚集团——安东金氏和丰壤赵氏围绕王位问题发生严重对立。大院君拉拢赵成夏、赵宁夏兄弟，又买通宫女，与赵大妃联络，称让赵妃垂帘听政，对抗安东金氏。赵大妃的决定遭到了把持朝政的领议政金左根、判府事金兴根及哲宗之妃金氏（哲仁王后）的反对，理由是“我邦古来无生存之大院君，若立命福，其生父昰应健在，则将何以处其父？且昰应性质凶险，若恃太上之尊，搅乱朝政，必为国家大患！”
原本倾向安东金氏的朝鲜宪宗之妃洪氏（孝定王后）倒向赵大妃，院相郑元容也支持赵大妃，就连安东金氏出身的金炳学也支持赵大妃，再加上赵大妃本身是宫廷最高长辈，所以具备优势。安东金氏考虑到李昰应是一个街头无赖，没有多少能力，便没有坚持反对下去。李载晃遂改名李㷩，过继为翼宗养子即位为王，史称朝鲜高宗。李昰应作为国王生父，被封为“大院君”。

大院君摄政

高宗即位之后，朝鲜王朝五百年来，首次出现了国王本生父兴宣大院君在世，并且长期摄政的局面。
由于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风气传至朝鲜半岛，大院君执政后对国内的天主教徒采取严厉的措施迫害，全国有12万天主教徒被捕，当中包括12名法国传教士，其中9人被害。此举导致法国在1868年派出军舰出兵朝鲜西海岸寻求报复，史称“丙寅洋扰”。
1871年，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朝鲜开国，遭到拒绝，美军军舰前往江华岛示威，史称“辛未洋扰”。两次洋扰均以外国军舰撤兵作罢告终，大院君认为这是锁国政策的成功，于是日益保守，在汉城和各地树立“斥和碑”，上书“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戒我万年子孙”。

江华岛开国

1873年，高宗年满二十一岁而宣告亲政。闵妃外戚集团的新政府主张废除封闭锁国的做法，在面临洋夷入侵的情况下恢复同日本的国交。但是因为日本试图令朝鲜解除与中国的宗藩关系而受到朝方的拖延。1868年3月，明治政府应对马藩的要求，依旧例将对朝鲜的外交事务全权委托给对马藩。日本政府委托对马藩交给朝鲜“王政复古”的告知书，因书中有“皇帝”“朝臣”“奉敕”等只有中国皇帝才能使用的字眼，朝鲜拒绝接受。之后明治政府派外务权大录佐田白茅出访朝鲜，但朝鲜不接待对马藩之外的日本使节。佐田在釜山滞留交涉期间探知了朝鲜的国情，回国后大力倡导“征韩论”。为了催促朝鲜加快建立日韩国交的速度，日本派出军舰云扬号、第二丁卯号前往朝鲜西海岸示威并测量海图，与江华岛炮台发生交火。史称“江华岛事件”（云扬号事件）。之后日本以当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开国要求为蓝本，勒令朝鲜迅速开国。次年日本与朝鲜在江华岛讲武堂签定《大日本国大朝鲜国修好条约》，史称江华条约。条约中规定朝鲜开放釜山、元山、仁川三港；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内容。此后又签定了相关的通商章程。
此时朝鲜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实行改革的必要性。1879年，礼曹参议金宏集（金弘集）率团访问日本，商谈仁川开港、米谷禁运、修改关税等问题。他于1880年回国时，带回一本清朝驻日公使馆的官员黄遵宪所写的小册子，名为《朝鲜策略》。该书建议朝鲜为了求得经济发展应接受欧洲的各种体制和技术，并同中国、日本和美国合作，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以阻遏俄国向南扩张。实际上该书体现了当时清朝外交的基本政策，即抵御沙俄，牵制日本，拉拢美国。这一“策略”在朝鲜一披露，于1876年曾主张赶走日本势力的儒学家便发动了一个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渗入的运动。这一运动很快便在庆尚道、江原道、京畿道、忠清道和全罗道的儒学者中扩展开来。朝鲜政府于1881年派一批年轻贵族，即所谓“绅士游览团”去日本考察行政、军事、教育、工业和技术体制。与此同时，应清朝的要求，另一批由吏曹参议金允植率领的60名朝鲜青年访问了清国。在那里他们主要是研习制造和操作西方武器的技艺。这种改革尝试发自政府本身，所以改革的浪潮不久便广为蔓延，不仅席卷了两班和中等阶级，而且席卷了整个社会。1882年5月，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修好条约》，朝鲜正式对西方打开了国门。条约签订后，英、法、德、俄、意、奥、比、荷、丹等国接踵而来，签订了类似条约。

脱离清朝

高宗童年一天参加经筵3次，分别是早上7时至9时，中午11时至1时，下午2时至4时。高宗读《孟子》“汤七十里，文王百里”时，慨然顾曰：“七十里、百里，犹可以为政于天下，况我国三千里乎！何以则能秣马燕云，洗祖宗之耻也（指丙子胡乱）？”
闵妃集团执掌国政后，国际国内局势动荡。1881年发生了针对高宗的未遂政变，次年发生壬午兵变。清朝派兵进入朝鲜。日本则因公使馆被兵变士兵焚毁提出赔偿要求，最后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1884年，朝鲜的开化派发动甲申政变，宣布朝鲜脱离清朝而独立，但是兵变被清朝驻军将领袁世凯镇压。
高宗想摆脱袁世凯控制，1886年8月，在高宗默许下朝鲜政府联络沙俄，请求出动军舰驱逐清军。“引俄反清”、“斥华自主”，事情败露，袁世凯联络大院君打算逼高宗退位，但被李鸿章否决。
1894年甲午（高宗三十一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兵败，上疏请借外国援兵。1894年6月3日，朝鲜政府照会清朝，请求出兵。为了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清朝与日本进行了中日甲午战争。日军在6月21日夜间迅速攻占汉城，控制国王，强迫其归政于大院君。6月23日，新组成的朝鲜政府宣布废除与清朝签订的一切条约，朝鲜将依赖日军从朝鲜领土上驱逐清朝军队。在中日战争中又强迫朝鲜签订与日本的同盟条约，共同反对清朝。
1894年7月30日，朝鲜政府公布从今以后在国内外公私文碟中，采用“开国纪年”以取代原来使用的“清国年号”，后来“与清国改正约条后，派送特命全权大使于列国事”，显示今后不通过清朝干预而直接派使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甲午战争后，在日本协助下，朝鲜新政府设立“军国机务处”，开始了内政改革，包括废除吏户礼兵工刑六曹，设立内务、外交、度支、军务、法务、农商务、学务、工务八部；废除八道，设立二十三府；宫府分离，政府以总理大臣执掌，宫廷事务由宫内大臣执掌；废除科举考试；还有使用李朝开国纪年、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社会、财政、文化等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共208条，史称“甲午更张”。1895年1月7日（高宗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高宗率领世子、百官参拜宗庙，举行誓告典礼，将国王称号改为大君主，王妃为王后，王世子为王太子，并宣布《洪范十四条》，其中第一条即宣告“割断依附清国虑念，确建独立自主基础”，正式宣告朝鲜半岛与中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
1895年10月15日。金允植记载：“今日阁议，以我国处东洋两帝国之间，素称自主独立，而尊号尚迟，有碍时局，奏上皇帝号，建元。上谦让数回，可之。”因为得到日本的支持，所以遭到俄、法、美三国公使的坚决反对，而终致流产。
1896年7月4日，多年旅居美国的徐载弼作为顾问组建了高官社交中心“独立协会”，将“慕华馆”改为“独立馆”。11月，作为庆祝“对清独立”的象征开始建立“独立门”，以取代“迎恩门”，1897年正式竣工。为此事业，王太子特意下赐100元，独立协会的发起人等政府高级官僚共献纳510元
1900年8月7日，李熙派宫内府参理官吴仁铎带白米一千石，麦粉三千包，叶卷烟二千匣乘坐船只苍龙号从仁川去天津犒劳八国联军。29日发电报祝贺八国联军攻克北京保全外交人员。

联俄制日

甲午战争后，高宗和王妃闵氏集团对中国彻底失去了依附的信心和基础，他们看到日本在俄国的干涉下被迫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企图利用俄国来牵制日本。1895年年中，朝鲜政府以策划暗杀闵妃为由下令逮捕亲日派大臣朴泳孝，朴泳孝被迫亡命日本。闵妃日益亲俄，俄国在朝鲜的势力和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10月8日拂晓，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率领日本士兵、浪人，挟持大院君冲入景福宫，在乾清宫杀死了闵妃并点火焚尸，清除了宫中的亲俄派势力，组成了以金弘集为首的新政府，史称乙未事变。金弘集内阁宣布实行公历，改开国五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为五百零五年一月一日（1896年1月1日），并建元号为“建阳”。同时还宣布了断发令，要求朝鲜人民剪发易服。此举引发了朝鲜全国范围内的反日义兵斗争。俄国公使韦伯利用这一形势，从停泊在仁川的兵舰上调兵100多人至汉城，经与亲俄派协商后，1896年2月11日，高宗率领王世子走出王宫，前往俄国公使馆请求避难（“俄馆播迁”事件）。高宗在俄国公使馆命令逮捕逆贼五大臣，总理大臣金弘集在俄馆播迁当天即倒台，和农工商大臣郑秉夏在押送入狱途中被巡检和市民打死，逃亡外地的度支大臣鱼允中也在回乡途中被杀，内部大臣、法部大臣和前军部大臣逃亡日本。朝鲜建立起以金柄植为总理大臣、李完用为外部大臣的亲俄政权。
1896年5月朝鲜政府选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皇加冕典礼。10月24日朝鲜《独立新闻》的评论指出：“在朝鲜历史上单独派遣公使到一个欧洲朝廷是第一次，当世界诸多国家纷纷派其使臣共同参加俄皇加冕祝仪之际，吾国政府专派的朝鲜使臣确实让欧美各国国民从内心感到朝鲜无疑已成为远东地区的一个独立王。”
1897年2月11日，高宗一行离开俄国使馆，返回庆运宫，当时大臣从国际法和“朝鲜是明朝正统传人”两个角度恳请高宗称帝，10月高宗宣布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简称“韩国”，意为三韩之地。改建阳二年为光武元年，改大君主称号为皇帝，王世子为皇太子，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并在汉城的圜丘和皇穹宇祭拜天地，是为光武改革。所有即位礼仪之程序、规格均效仿明朝，主要是依据《大明会典》卷四十五所录《高皇帝登极仪》。10月13日，李熙在庆运宫太极殿接受群臣朝贺，并颁发了即位诏书。此后日本与俄国为了确立双方在韩国的利益，先后签署了《小村—韦伯协定》、《山县—罗巴洛夫协定》、《西—罗先协定》，协调两国在韩国的势力范围和各种利益。
清朝则与朝鲜王朝建立了平等的近代外交关系。1897年9月，李熙派外部大臣闵种默向驻朝鲜总领事唐绍仪试探清朝对“称帝问题”有何种看法。问：“设使我国加尊皇帝字样，中朝视之若何?”唐绍仪称：“自甲午事后，我国本未认朝鲜为平行自主之国，况认国王为皇帝乎?”“此事枚关昔年体制，我政府定不愿与闻。”他在报告中又提及“伏思楼使及韩廷小臣，屡劝王加尊皇帝字样，恐王一时犹难息此奢念也”。但在列国纷纷承认韩国改正国号的背景下，清朝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与其处平行地位。1899年1月，清朝派徐寿朋赴韩，国书开头部分谓“大清国大皇帝敬问大韩国大皇帝好”。2月1日，徐寿朋觑见李熙，而韩国方面以西方通行的礼仪规格待之。韩皇西装戎服，握手为礼，立受国书。
高宗称帝后废除了甲午更张时期的责任内阁制，恢复了议政府制度，恢复君主专制。重用沈舜泽、金炳始、尹容善、赵秉世等元老，却只奉尊位，不予实权。倚靠赵秉式、闵种默为首的亲俄派，李址镕、俞箕焕为首的亲日派，闵商镐、闵泳焕为首的亲美派，另外还有李容翊、李根泽等人所组成的君王近侧派，君王近侧派里面也有区别，比如李容翊亲俄，李根泽亲日等，只是他们相对其他派别而言与高宗关系更亲密而已。高宗利用这些派别相互牵制，强化皇权；对外与不同国家打交道，以平衡各国（尤其是日俄）在韩势力，避免独大一方。光武二年（1898年）9月，前俄语通译金鸿陆指使厨师孔洪植等人在高宗的咖啡中下毒，但没有成功。金鸿陆被处死。
当时独立协会举行“万民共同会”这样的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富强，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1898年12月，高宗出动军队镇压独立协会的集会，数十人死亡，同时宣布取缔独立协会，领导人李承晚等被捕下狱。光武三年（1899年）8月17日出台宪法“大韩国国制”，明确规定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高宗的权力至此达到顶峰。实行“光武改革”，在经济和军事上大规模推进近代化，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实行“旧本新参”路线（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
1903年前后，日本和俄国的矛盾逐渐激化。日本主张“满韩交换”，日俄分别占有韩国和满洲。俄国则主张独占满洲，以北纬39度以北的朝鲜半岛为俄国势力范围，39线以南为日本势力范围，但是日本不可将其用于军事目的。1904年2月10日，日本对俄国宣战，日俄战争爆发，韩国被迫签订六条议定书，协助日本作战。

突然逝世

1919年1月22日凌晨三时，高宗突然在德寿宫去世，终年六十八岁。李垠回国奔丧，原定于1月25日的婚礼推后一年。关于其死因，日本朝鲜总督公布为“脑溢血发作”，但是没有病理报告，自然不太可信。据说由于高宗计划向巴黎和会派遣密使，代表韩国民众诉说在日本总督统治下韩国的苦难，要求韩国独立，但是这一计划被泄露了，所以日本朝鲜总督府命令高宗身边的侍从在高宗的御膳里暗中下了毒。高宗去世当晚用了解毒的醋，不久便毒性发作，痛苦地说“我吃的是什么东西，这么难过”，不久便死去，死后两眼发赤，全身有红斑，且很快腐烂。
3月1日，在为去世的高宗举行国葬的时候，韩国国民借悼念这位一生经历坎坷的国王的机会，在各地聚集游行，要求韩国独立。是为“三一运动”，也是韩国近代独立斗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高宗离世后，与皇后合葬于南杨州市的洪陵。

高宗统治下的朝鲜

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女士在其著作《朝鲜和她的邻居》中写道，1894年时，虽然汉城、开城等大城市和仁川、釜山等通商港口已经可以使用日元纸币，但朝鲜内地仍用铜钱当货币，1美元能兑换3200枚铜钱。10英镑换成的铜钱需要用六个男人来抬，这给外国旅行家带来了极大的不便。1893-1894年，淮军将领聂士成考察了朝鲜北部。在朝鲜咸镜道的富宁府，聂士成曾与当地府尹笔谈，府尹感慨说“自从就任该职，已经四年，如今亏空公款四千余贯，上国大人见到国王时，望代为吁恳”。 聂士成写下“城池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积蓄。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当时朝鲜虽然已经开辟了仁川、元山等贸易口岸，但是“各海口出产稀少，不通商贾大道，无甚起色”。1895年2月，日本驻朝公使井上馨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提交关于朝鲜经济的报告。1894年朝鲜的岁入为749万日元（按照日元与银两的兑换比例1:0.644换算，约合纹银482.4万两）。其中地税为500万元，平安道地租50万元，红参税18万元，渔业税和盐业税1.2万元，屯田税30万元，户赋钱100万元，海关关税50万元。当时朝鲜积欠的外债（包括向日本第一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清朝招商局、同顺泰票号的借款等）为7.12亿日元（4.585亿两），内债9.46亿日元（6.09亿两）。朝鲜政府偿还能力每年96万日元左右，即使不计算利息，要偿清外债也需要花1727年的时间。为偿还债务，一方面要把朝鲜每年预算支出压缩到650万日元以下，另一方面要设法增加朝鲜的政府收入。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大量工业人口，工厂主选用廉价的朝鲜米作为工人主食。米和大豆成为当时朝鲜最主要的对日出口物资。由于大量出口，导致朝鲜国内米价上涨，从1886年的每石2600文左右迅速涨到了1903年的每石8589文。另一方面，由于从日本大量进口白棉布、食盐、烧酒、洋钉、洋伞等商品，朝鲜传统的农村手工业受到了严重打击。民众生活困苦，作为特权阶级存在的两班（士大夫阶层，两班指的是上朝时的东班和西班，即文武官员）和政府官僚却极尽掠夺、榨取之能事。按照祖制，朝鲜官员俸禄微薄（按《续经国大典》，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只有米三石八斗、豆二石），因此受贿和贪污腐败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朝鲜王朝的官员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概念，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对商业阶层进行无休止的诛求。地方商人要缴纳的税收包括“官分”（交给地方官府）、“营分”（交给兵营）、“洞分”（交给洞、里等底层行政单位）、“贸易分”（营业税），以及交给国王、王妃、世子、义和宫、龙洞宫、竹岘宫（均为王室宗亲）的孝敬费用等等。两班和官吏常以“借钱”的名义向商人索取钱物，如果不及时孝敬，就要被抓到官府拷打。甲午战争日军占领朝鲜后几个月时间里，朝鲜的“军国机务处”推出了208项重要的内政改革措施，新政府把分散在王室、户曹和宣惠厅手里的财政及赋税大权统一收归度支部，废除实物纳税，实行银本位制，发行白银、白铜、赤铜、黄铜四种新式货币（银币一两等于旧铜钱一百枚）。
1894年前后，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拜尔德和日本驻汉城领事馆书记生盐川一太郎在书中均描述连首都汉城街道都充满泥泞和恶臭，路旁堆满垃圾，人们在街上倾倒大小便，运货的牛也随地便溺。盐川认为朝鲜农业水平非常落后，农具、施肥方法与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水平差不多。河川堤防普遍失修，一旦暴雨就会暴发洪灾。百姓砍伐树木当燃料，山丘全都光秃秃的，降雨稀少，经常旱灾。田地里大多没有引水灌溉工程，农民手足无措。日本作家原田敬一在《日清·日露战争》一书中写道，日本陆军士兵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乘船在元山登陆，他们被道路上的粪便、猪群惊呆了，不少日本士兵被臭气熏得当场呕吐。

父母

父：兴宣大院君（1820年12月21日－1898年2月22日）
母：骊兴府大夫人闵氏（1818年─1898年）

皇后

明成太皇后（1851年10月19日－1895年10月8日），本贯骊兴，1866年被立为王妃，1894年升为王后，1895年被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等人杀害，1897年被追封为皇后，谥号“明成”，举行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