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赓武

简历

王赓武祖籍河北正定，其祖父为官而南迁江苏泰州，后迁上海，其父则到南洋教中文。1930年出生于荷属东印度（今印尼）泗水，旋即随双亲迁居英属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半岛）。1955年获硕士学位。1957年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起先后任马来亚大学历史系讲师、教授兼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68年任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洲国立大学远东历史系主任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曾任澳洲人文科学院院长、亚洲历史学家国际协会主席、澳中理事会主席、香港演艺发展局主席等职。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南洋学报》主编多年。
王赓武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担任香港大学校长。其前任者为黄丽松教授，继任者为郑耀宗教授。1994年荣获日本国福冈亚洲文化奖。
目前为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及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于2007年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有史以来第三位任命为大学教授的学者。

生平及华人研究的选择

成长时家里虽保持着中文语境，因外面是多民族共处环境，自小就接触各种语言：汉语、英语、马来语、印度语。
国共内战前在国立中央大学读了一年，因战争爆发转入新加坡马来亚大学。
1957年马来亚独立，当地华人面临回到中国还是留下入籍的选择。王赓武选择留下并留心他人选择，使其研究兴趣扩展到东南亚各地、美国、澳大利亚、非洲华人的历史。

大陆中国及海洋中国

王赓武在中国海洋观及中国海洋发展史等课题提出的相关学术论文及专书。学者郑永年认为王赓武仍是启发学者的典范，因为其研究想像力正是连结中国研究及国关研究所需，特别在处理国关理论中的跨国性而言。
王赓武在近代海洋中国的发展和国族主义的研究包含开放性及革命的关系及海洋中国的诸多历史变化
以此历史观，王赓武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所获得的经济成果有以下描述：
沿海省分在灵敏地回应对香港台湾企业家提供的刺激后，经历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经历……甚至在对“大中华地区”的观感日渐发展上，有一个中国国协的心理投射……虽说这个区域性的中国国协是用经济的方式形成，它展现了是南方及沿海中国人的企图心，一种一直面向大海及大洋求生计及繁景的国族情感。
同时他认为还有一种在地理、职业及文化个性上不同的国族情绪：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中国，一个内陆乡村的中国。这个中国的文化遗产和精神状态可以从传统官员及文人的价值观找到，现则是普遍地通过农民对社会文化价值变迁的怀疑中表达出来。对这沉默的大多数人来说，过去十年经济奇迹仍是遥远的，若还不到遥不可及的程度的话。经济发展在他们眼中，被认为是由海外外部力量所产生的，而其带来的好处，也只有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几个大城市才看的到。一直与他们相伴的是，发达区域与内陆区域间生活水平的尖锐反差，还有，各种道德败坏的刺耳故事。如果精神腹地的国族主义诉求的被激起的话，与沿海发达省分不同的是，他们会诉诸相当不同的记忆和本能。
他进一步指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两种国族情绪的差异，鼓励另外一种型态的复兴民族主义来恢复中国一贯奉行的大陆的世界观：
国家需要拯救，要回归到有更好的计划及及对那些不道德及邪恶的人给与更紧更强的控制。这包括纠正内陆及沿海地区间日益不平衡的发展上。无论在时间及空间上，这复兴民族主义更为深远的具体表现，就是要恢复中国一贯奉行的大陆的世界观。根据这大陆世界观，海洋利益已经过于狭窄和仅为自我服务，从这些拥有大陆世界观人的眼光来看，中国沿海在整个历史的行为证明了这一点。位于中央内陆的官员及士兵长久以来怀疑在周边地区热情商人的忠诚度。近代中国史上，农民革命家战胜沿海国族主义者的领导，点出一个既定模式；而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特征文革也指向同一种模式。有一股内在力量推往拉大陆中国的历史位置，恢复其优势，那种可以超越较富有且有可疑算盘的海洋中国的优势，而这心态认知的海洋中国，包含了香港与台湾，他们代表的正是财富的极至化身……
更重要的是中国最近内部的发展。经济改革愈成功，就更威胁到现行的政治制度。邓小平的大胆的改革已挑战共产党，使其之排除僵化和无效率，使其从“死亡之手”的中央计划经济走向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新组合治理。放松管制已经释放出比预期中更大的能量。经济增长一直都不是均衡的，受惠的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相对受到忽视的内陆。政府的许多部门也未能与时并进。这情况让积极进取和大胆的人受惠，但不幸的，受惠的也包括贪婪和腐败的人。因此，大多数百姓的情绪是需要更一个强有力的方向感，需要更多对经济成长的制衡监督，甚至怀念起当所有事情是比较可预测的，更踏实的往日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