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鑑

大陆时期

查良鉴幼而岐嶷，聪颖好学。就学于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政治系。毕业后以对于法学发生浓厚兴趣，并念及领事裁判权之废除有赖司法之改革，乃再入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负笈美国，获密歇根大学法学博士及法理学博士学位，学成后即束装返国，先后受聘为国立安徽大学（现安徽师范大学）及中央大学教授。司法当局以查良鉴法学精湛，才识卓越，特延揽为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编纂、后补推事，旋升任第一特区推事兼书记官长。
1937年，卢沟桥事件发生，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上海为日军攻陷，租界沦为孤岛，特区法院因为国际条约关系仍能继续存在。惟伪组织时加迫害威胁，先生不顾艰危，与上海特区法院同仁坚守岗位。虽同仁中迭被暗杀或绑架，先生亦不为所屈。珍珠港事变发生之后，租界沦陷，日本占领军登报悬赏访寻，查良鉴志节坚贞，忠于党国，乃间关入蜀，备尝艰苦，屡濒于危，深获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先生嘉许，不久派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官，旋调陞司法行政部参事。
民国三十二年英美等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后，国民政府决心推行法治，并从建立优良司法制度作起，特指定陪都重庆地方法院为实验法院，以期研究改进有关诉讼程序等制度，乃派先生为院长。胜利复员，以上海地当冲要，华洋杂处，而司法良窳，为国际观瞻所系，遂遴派　先生为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以孚东南物望。先生在任三年有余，致力司法信誉之建立，遂使之成为全国模范法院。

台湾时期

国共内战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查良鉴随政府迁台，任教于国立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九年应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先生之邀出任政务次长。时国步艰难，外汇枯竭，而驻美军购之负责人空军将领毛邦初竟侵吞钜额公款，且发表诬蔑政府言论，图以掩饰。政府乃指派查良鉴赴美查究，循法律途径，于美国、瑞士、墨西哥等三国法院提起诉讼，历时三载有余，追回大多数公帑，舆情因而亦得澄清。此一轰动国际之公案，查良鉴不辞辛劳，克竟全功，于政局之安定及先总统蒋公之清誉，有深远之影响，荣获先总统蒋公颁授三等景星勋章。
民国五十二年、五十三年查良鉴两度奉派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命全权代表。并多次代表政府出席国际防止犯罪会议及国际法学会议。
民国五十五年查良鉴调任最高法院院长，发起成立“中华法学协会”，并举办“中国法制研讨会议”与国际性法学会议。五十六年转任司法行政部部长，于司法行政之兴革，改进审检业务，提高办案效率，改良狱政，及建立优良司法人事制度等，特多献替。其间为培育法律人才，协助张其昀先生创办中国文化大学法律学系，并曾亲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暨法学院院长。查良鉴亦曾担任东吴大学法律系主任并创办东海大学法律系，作育英才，不辞辛劳，培育法律人才无数。
查良鉴于国际法学界颇负盛名，尝与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交游，交换法治心得。并应“美国司法学会”（American Judicature Society）邀请当选为理事，成为该会历年来第一位外国籍理事。
民国五十九年荣膺为总统府国策顾问，襄赞中枢。民国六十年获选为“私立东海大学”董事长，历时二十年，建树良多。
民国六十六年当选为“中美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对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经贸拓展与民间传统友谊奉献无数心力。尤其当中美断交之后，　先生以其民间身份联系诸多美国参众议员及对我友好人士大力开展国民外交工作，对确保两国实质关系贡献至大。
查良鉴一生更致力于宗教之宏扬，曾十一次率团出席“美国基督教福音传播年会”，对传扬教义及国民外交，未曾稍懈。 先生并应侨界之推选担任“全美中华文化协会”（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理事长，每年春节前往主持年会，对中华文化之阐扬，与团结侨心之推展不遗余力。
民国八十年五月当选为“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对人权之保障，竭尽心力，大获各界推崇。
先生著作及译述有“犯罪学及刑罚学”、“强制执行实务”、“证据法则要义”等多种及有关法治、人权、教育、宗教等中英文论著三百余篇。并主编“国父法律思想论集”，“中国法制史论集”等学术名著。
先生事功遍及司法、教育、外交、宗教，一生为国为民，公忠体国，服官清正，无私无欲。生性乐观，笃信基督，终生以勤俭诚勇自持，手不释卷，春风化雨，桃李成蹊。平日最喜以“之一精神”鼓励后学，深受门生故旧之爱戴。立德立功立言，足堪后世之典范
查良鉴笃信基督教，家中悬挂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的条轴，对人对事怀悲天悯人胸怀。秉持爱心、耐心、公平教导学生，以教育为最高理想。从事司法工作亦以教化为先，反对用“乱世用重典”改善治安，相信“法律的力量终究抵不过教育的力量。”任职期间推动法治教育与人权保障。为人低调不居功，以“渺小”处事。病重期间，手书《渺小的自我》写道：“把自己想成是这世界上最渺小的生物，那么生活中既少苦闷，又乏忧伤。因为与世无争，与人无怨，自然烟散云散。”
1994年3月13日，查良鉴病逝于台北市，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