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振南

早年生活

蔡振南自幼家贫，他回忆，从小父亲靠白天拾荒及晚上种田养活一家，而父亲外出所带便当不是清一色白饭，就是顶多加一粒鹅蛋，有时两截甘蔗就当一餐吃。
小学毕业后，13岁的蔡振南开始到台北四处打零工谋生，尝试做过道士、歌仔戏演员、布袋戏艺师、魔术师、玻璃工人、布店店员、电镀工人、百货店员及饭店服务生等。直到16岁，蔡振南仍未找到喜欢的工作，却突然收到家中打来“母病危，见报速回”的电报。蔡振南连夜赶回嘉义，母亲却已去世，他深受打击，两度昏迷，休养许久才复原。
蔡振南随后留在嘉义从事百货工作，不久又再度放弃，蔡父因此把他带到丰原一家马达工厂当学徒，但蔡振南却在工作中听到左近传来的那卡西吉他声，他深受吸引，脑海立刻闪过一个念头：“原来，这就是我要做的，我的兴趣就是做这个嘛。”于是蔡振南在马达工厂存钱买吉他自学，也在18岁那年等到加入歌舞团的机会，便瞒着父亲偷偷辞去学徒工作，加入歌舞团担任吉他手。
在歌舞团一年多的日子，蔡振南跑遍全省各地，后来所属歌舞团被迫解散。蔡振南辗转到大哥经营的帽子工厂做临时工。蔡振南在该工厂结识一位农家女孩，两人很快订婚，订婚后蔡振南转到南屯岳父家开设帽子厂工作，直到被征召服兵役。但因为他在体检中被判定体重过轻，只有44公斤，所以只服兵役29天即除役。
蔡振南除役后，回到帽子工厂上班并结婚，并标了几个互助会，从岳父手中接过帽子工厂，还转做外销皮包。工厂经营稳定后，蔡振南开始尝试写歌，甚至买了一台电子琴。26岁那年，蔡振南终于在不断摸索及涂涂改改下，完成处女作国语歌曲〈你不爱我我爱你〉。他说写第一首歌之前，听电台放歌常会不喜欢某一节，觉得应该要这样写才对，“后来就自己写一条歌出来。”

处女作被禁唱

1979年蔡振南陆续写了6首国语歌，且经过其大甲友人林秋标介绍，被歌城唱片公司看上〈你不爱我我爱你〉、〈阿斗阿斗〉、〈敲窗〉、〈又是夕阳红〉、〈秋之恋〉等5首，再找来女歌手云一依演唱，反应不错，尤其〈你不爱我我爱你〉很受欢迎。未料当时新闻局宣布〈你不爱我我爱你〉禁唱，导致专辑很快就下市。原来当时正逢与美国断交，新闻局指出〈你不爱我我爱你〉歌词意含讽刺，认为“既然人家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爱人家？”此次事件让蔡振南深感挫折与不平，足有2年未再写歌。
28岁那年，蔡振南决定投入台语歌写作，替当时仅有日治时期留下的歌谣，再创作出新的声音。1982年他写的第一首台语歌就是成名曲〈心事谁人知〉

台语歌创作走红

写完歌曲后，蔡振南试着把歌送给唱片公司发行，但当时台语没有市场，连找5家唱片公司都兴趣缺缺，甚至第6家公司要求倒贴乐队钱才帮忙录制，蔡振南一气之下，在1982年拿出工厂积蓄，在台中开设唱片公司“爱莉亚唱片”，着手一连串录音、制作工作。蔡振南找歌手的过程也不顺遂，曾在西餐厅遇到乐队对其作品不屑一顾，直接丢掉，“我眼前的舞台很亮，我就看到一张纸（飘着）掉在地上，那一幕到现在还是很深刻。”
后来蔡振南聘请在台中当地西餐厅驻唱的沈文程演唱〈心事谁人知〉，不过蔡跟沈文程说，如果〈心事谁人知〉唱红了我们才签约，“我用既有的力量捧到你红。”后来蔡难掩开心形容：“（今天）下午出货，明天就红了。”〈心事谁人知〉造成市场轰动，传唱全国各地，因为卡带很快断货，中、小盘商排队等待工厂不断加工出货，连包装都来不及就卖。3个月后，蔡振南再写出市场反应也不错的〈漂泊的七逃人〉。
连着两张专辑轰动、卖钱，不到30岁的蔡振南很快拥有公司车及进口座车。但蔡父在〈心事谁人知〉专辑快出版前就因气喘及肺炎过世。蔡父原本坚持认为“做戏无情”，一再反对蔡振南做音乐，但临终前终于放弃多年来坚持；只要蔡振南坚守“不可误人子弟”原则，对蔡是莫大的鼓舞及动力。
此后两年，蔡振南又延续“江湖兄弟”主题，陆续出版3张专辑，写下〈为何心糟糟〉、〈不应该〉、〈展笑容〉、〈流星我问你〉及〈何必为着伊〉等依然畅销的主打歌曲。其中几首歌还成为布袋戏连续剧人物代表曲，经常在电视播放。
当时因为爱莉亚发行的唱片大卖，盗版非常猖狂，蔡振南大为光火、要自己抓盗版。南部盗版工厂知道后，组成自救会，派代表跟蔡振南商谈。盗版商跟蔡振南表示：“如果不盗你的唱片，没办法养家人。”蔡振南反倒跟盗版商说，从发行第一天算起3个月，“你们不要盗版；过了3个月，我不要做，你们做。”

展露歌唱才华

1986年，蔡振南开始自唱歌曲，是因与其有姻亲关系的胡台丽深受蔡振南歌声撼动，介绍蔡给当时正为舞剧“我的乡愁，我的歌”选曲寻找声音的张照堂、林怀民。蔡振南因此录下张照堂选出的〈心事谁人知〉、〈烟酒歌〉、〈不应该〉、〈劝世歌〉、〈一只鸟仔〉及〈港边惜别〉6首歌。这6首并与陈达的〈恒春调〉共同制成专辑“乡愁之歌”。
同年，林怀民“我的乡愁，我的歌”在板桥台北县立文化中心举行首演。演出前，蔡振南总为“自己的歌只清唱没有伴奏很委屈”、“难道云门请不起乐队？”有所顾忌。但林怀民告诉他，他在舞作中清唱“心事谁人知”才能突出他的歌声特质，否则去买卷录音带播播就可以，何必请他。当晚，包括侯孝贤、吴念真等艺文人士，都对蔡的歌声留下深刻印象，才知道蔡这个人，专辑“乡愁之歌”也热播一时，是他以歌者身份打入人心的开始。蔡振南自己则形容，那些歌独立出来听觉得不好听，但跟舞结合会觉得很感动。
不过蔡振南生涯初期一直不爱献声，后来胡台丽又透过影像工作者李道明介绍，与滚石唱片公司商谈出版蔡振南专辑可能性。但滚石有意愿，蔡振南却害怕失败，担心已背负词曲创作者、老师、唱片监制及老板等荣耀，当歌手一旦失利，将让学生笑话，拖垮成就，因此婉拒出唱片。
蔡振南描述年轻时的惨痛经验，让他一直对唱歌没有信心。原来蔡振南16岁时参加台中丰原一间庙办的歌唱比赛，裁判以按喇叭淘汰认为唱不好的人，他以为可以撑很久，想不到才哼一声“啊～～～”，就被按喇叭淘汰了，“那次伤害很大，就不唱歌了。”后来蔡振南演唱《多桑》主题曲〈流浪之歌〉，也是吴念真动之以情，蔡才愿意唱。直到歌唱作品取得成果，蔡振南才承认其实可以唱歌。
蔡振南曾说，他年轻透过仿效歌仔戏与布袋戏的训练方式，吸入从前用来粉刷墙面的石灰，破坏喉咙。开喉后，再准备一个很大的水缸，装三分水，头压下去找共鸣音（ㄤ、ㄣ、ㄨㄥ等）。所以蔡振南声音沙哑，可以唱高唱低。他曾形容自己的歌声“像扁钻在磨玻璃，扁钻生锈了磨更好听。”

首次在电影亮相

1988年，侯孝贤电影工作室邀蔡振南为即将开拍的《悲情城市》写歌，蔡振南很快完成〈悲情的运命〉。侯孝贤更坚持力邀蔡振南在电影中献唱。（该幕为陈松勇饰演的林家大哥林文雄，嫌恶蔡振南饰演的乐师演唱以二胡伴奏的〈悲情的运命〉，像在唱衰他，怒把二胡摔烂。）蔡也因拍摄《悲情城市》，有机会拜入北管戏曲大师潘玉娇门下。蔡也陆续在《少年吔，安啦！》及《戏梦人生》中客串演出。

变调人生

蔡振南把全副心思放在唱片公司，已不太关心帽子厂，全部丢给妻子、小姨等经营。且白天总是在睡觉，加上唱片公司成立歌唱训练班，为了让准歌星有歌唱，蔡振南更埋头写歌，终因疏于照顾妻儿，引发家庭风波，步上离婚，甚至帽子厂也转让，蔡振南为此消沈好一阵子。
不过，1987年，蔡振南还是陆续完成〈免悲哀〉、〈心内话〉还有生动刻画当时全民疯“大家乐”的〈什么乐〉等歌曲。而蔡振南本身就是个忠实“乐”迷，不签则已，一签上百万，甚至“大家乐”最后一期，孤注一掷签了500多万元。蔡也说〈什么乐〉差不多一个钟头就写好了。
1987年，沈文程决定背弃合约离开爱莉亚唱片，蔡振南于是另外与蔡秋凤签下合约。（1991年，蔡振南在蔡秋凤也离开爱莉亚唱片后将该公司结束营业。）
同年，〈什么乐〉加上蔡振南将一首未发表过的国语歌改写成台语歌〈想起彼当时〉，爱莉亚唱片公司推出蔡秋凤演唱的第一张专辑，很快传出佳绩。但专辑热卖，蔡振南因赌很快输掉收入。于是蔡振南找了自己的大哥及朋友投资爱莉亚。合股后虽交由蔡振南全权管理，但仍未改变蔡对公司的观念，他与公司不分帐，未分割支出费用，蔡也从未清楚公司及自己的财务状况，也因蔡嗜赌，帐更分不清。
爱莉亚公司合股后，在台中文心路四段租货一幢五层公寓，一楼作为办公及工作室使用，蔡振南与孩子住在楼上，一部分则供学员及来往友人歇憩。工作室有人专门管理、清扫、负责会计，就连蔡振南及几个孩子的起居，都有人打理。蔡所供吃供住，日日高朋满座，有学员，也有根本无所事事的闲人窝著，久而久之，成为龙蛇杂处之地。蔡振南又埋头写歌，任由自行进出，从不分心在人群上，于是友又引友，在工作室抽烟、打牌，甚至吸毒，替蔡振南种下日后祸因。
除了北上录音及唱片公司打歌，蔡振南日以继夜地创作，要求自我超越，少有休息。加上蔡重品质及只愿捧一人原则下（沈文程、陈雷、蔡秋凤），不愿为了扩大公司营利机会加签歌星，或增加专辑出版次数，逐渐与股东产生歧见。原就患有精神焦虑症的蔡振南承受压力愈大，已到无法正常进食、睡眠的地步，常三天才阖眼。也因24小时在录音室不间断听喇吧及耳机，久了造成蔡振南一直患有耳鸣，耳鸣比讲话声音还大，双耳只剩4成听力，往后拍戏时需靠注意对方的眼神及唇语，完成对话。
蔡振南埋首于创作，与外界隔绝，其老师北管戏曲大师潘玉娇（约1989年左右拜师）联络不上蔡，到他家一探究竟，竟发现蔡振南“损耗得不成人样。”潘问其“不写歌，难道不行？”蔡振南说，不写歌，他的人生就没意义了。但蔡振南仍陆续完成〈金包银〉（1990年）及〈烂田准路〉（1990年）等畅销歌曲。

吸毒入狱

拍完电影《多桑》后，1995年1月，蔡振南召开记者会表示，自己因吸食海洛因遭判处有期徒刑3年4个月定谳。蔡是在1991年左右，拍摄《少年吔，安啦！》后开始碰“四号（海洛因）”。
蔡振南解释，因事业及感情遭遇极大挫折，面对全盘皆输的局面，沦落到3个孩子必须寄养给别人，还有祖先牌位都没地方放，最惨的时候，身边没有半个人，让他对生命不再抱有希望，原本就长期焦虑及患有忧郁症的蔡振南说：“我那时想死了算了，这条路再走已没意义，选择用海洛因来毁灭自己。”、“吸毒其实根本不会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我只是吸了之后可以睡觉。”

事业感情瓶颈导致染毒

蔡振南曾解释误入歧途是积累而成，他指出，写出〈心事谁人知〉等大红歌曲后，在事业顶峰却渐觉“高处不胜寒”，“一直没有办法再突破，陷入不由自主的焦虑。”于是蔡振南烟愈抽愈多，睡眠愈来愈少，脾气愈来愈焦躁，家庭也开始出现危机，导致他只有一个念头：逃！于是在朋友引介下，买了第一包海洛因尝试。但吸毒一个月后，蔡振南不仅未从压力中解脱，而是全身常突冒冷汗，他发现海洛因已蚕食他的体力、精神，但已上瘾，无法回头。“当年红遍南北的蔡振南，此时在毒瘾与现实生活压力下，早已不成个人了。”
蔡振南在1992年参与拍摄侯孝贤导演《戏梦人生》，即曾为了毒瘾，想办法托人回台为他取药。
侯孝贤获知蔡振南情形后，也转告吴念真，两人遂决定“一定要救蔡振南”。蔡也回忆，最糟的一次经验是，吸食海洛因后，昏昏沈沈坐在窗口，存心让自己掉出去摔死。吴念真随即把他从台中拉上台北，要他为电影《多桑》排戏，让蔡借此与吸毒环境断绝。虽然蔡振南已决心为了顺利演出《多桑》戒毒，但蔡仍有毒瘾。如爱莉亚唱片公司收掉后，侯孝贤曾为协助蔡振南免于被债主追债，帮他筹了500万元，但蔡没有拿去还债，而拿去买毒。
终于在1993年2月间，一次回台中与其吴姓徒弟在家里吸毒，被人密告，当场被警察逮获，那时是“多桑”开拍前3星期。但经侯孝贤、吴念真奔走交涉，蔡振南获保释，《多桑》制作公司长澍和发行公司龙祥也同意不换角，蔡因此得在诉讼期间继续拍摄《多桑》。

拍《多桑》时毒瘾缠身

蔡振南个性好胜，决心自行戒毒，不肯去医院，甚至买一颗20000元的戒毒“解药”吃，导致吴念真执导《多桑》压力相当大。吴念真不能让工作人员知道蔡振南的情况，一看到蔡额头冒汗，快撑不住，就找借口喊停，蔡甚至曾痛苦到拼命撞墙，只好吃安眠药入睡，拍摄期间也瘦得不成人形，凭毅力演完《多桑》。吴念真记得《多桑》杀青当日，蔡振南眼眶发黑，摇摇欲坠，吴要带蔡去医院，蔡仍旧拒绝：“如果一个男子汉不能自己解决问题，就不叫男子汉了。”
蔡振南也描述拍《多桑》时强忍毒瘾折磨：“每每在夜深人静，毒瘾发作，肠胃翻腾，全身冒冷汗，痛苦难耐时，真想干脆放弃戒毒算了，但是，想到亲朋好友的激励，与三个幼子，我只好以头猛撞墙壁、双手胡乱抓脸的自虐方式来减轻痛苦，至今想起来，仍余悸犹存。”
蔡振南表示，当时戒毒逐渐有成效，但在《多桑》杀青前三周，他在片场忍不住瘾头，又怕担误拍片进度，偷偷躲至一旁解瘾，管区警员当场将他逮捕，以吸毒罪论处。备受打击之下，他再度选择海洛因麻醉自己，再度上瘾，加上《多桑》已杀青，事业、生活压力接踵而来，还要跑法院，面对即将入狱的压力，他更焦虑，“我吸食海洛因的量，更较以前多，甚至较未戒毒前，多出好几倍。”

吴念真侯孝贤不断相救

直至喝《多桑》杀青酒，蔡振南脸色发青，已5天没睡，语无伦次，吴念真大醉后下定决心，打电话半哭半劝，求蔡振南去医院，蔡终于答应入院，结果前述“解药”化验后竟含有海洛因。蔡振南自己也说，所幸好友吴念真、侯孝贤强押着他到台北市立疗养院接受治疗。“为了自己，为了别人，更为了向别人证明我的效力，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彻底击垮它。有了自己戒毒的痛苦经验，在北市疗养院治疗的一个礼拜，就显得轻松多了。”医师用抵瘾剂治疗，让他每天都昏昏欲睡，也就不会想到吸毒的事。
一周后蔡出院，医师告诉他，往后社区复健过程，才是戒毒的真正开始。出院后，蔡振南积极投入工作，了解必须在入狱前赚足孩子的生活费、学费，因此绝不容再接触毒品，“我也逐渐接受必须入狱的事实，也许那是对艺术工作者另一番不寻常的经历。”蔡振南说，历经朋友8个月的监督与定期回诊，他未再吸毒，医院颁给他一张“戒毒成功证明书”。
蔡形容拿到戒毒成功证明刹那，几乎痛哭流涕突然觉得比正常人更骄傲，“历经三年、数度刻苦铭心的经验，这张证明还给我清白。”、“因为这一刻骨铭心的戒毒经验，我走过来了。”蔡振南也因此强调：“我生命的第一个太阳已消失，第二个太阳正升起，我40岁后的生命是念真和侯导给的。有时梦到自己吸毒会惊醒，深怕辜负他们，我对自己说，你再吸毒，你就有够垃圾。”
蔡振南也强调戒毒要成功周遭朋友支持相当重要，他在入狱前接受广播节目主持人吴建恒访问时表示：“吸毒的人戒毒时，除了自我意志力要坚强外，更需要爱和关怀的支持。”进入北市疗养院后，吴念真跟侯孝贤跟蔡说：“你好好戒，阮等你。”给了他莫大的信心与力量。他也说，在接受戒毒治疗时发现很多人戒毒戒不掉，“其实是因为没有十足的信念与周遭的支持者，我因为有那么多人的支持，才得以戒毒成功。”
1994年，他以电影作品《多桑》之演出及主要配乐演唱获得金马奖与塞萨洛尼基国际影展颁发奖项。1995年1月14日，蔡振南宣布春节后暂别演艺圈，并承诺：“请你们相信我，我既然改过，就绝不会再犯，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件事改变对我的看法。”并强调：“这是我欠司法的债。我罪有应得，这是我的报应。”他也说明，经朋友帮忙度过难关，上诉期间，做了电影《多桑》音乐，再拍《去年冬天》及《好男好女》两部电影，又筹备新唱片，重拾信心和希望，一年多来没有再碰毒品。

入监前曾被通缉

同年1月26日，他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个人第一次大型演唱会《暂别》，观众有3000多人，歌迷与友人纷纷表达不甘、怜惜与相挺情绪，但蔡仍坚持“人前不掉泪”。出席演场会友人包括胡台丽、歌手苏芮，吴念真担任演场会主持人，在蔡演唱后，娓娓道来蔡的成长过程和家庭背景。蔡、吴两人也合唱〈母亲的名叫台湾〉；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也上台献花；侯孝贤也有出席，蔡振南形容侯是他的“救命恩人”，侯则形容蔡是个“情义深”的人，两人并合唱〈野玫瑰〉。演场会后，他的专辑销售量呈直线上升。
但蔡振南被判刑后，将位于台中市户籍迁到台北市，台中地检署遂委托台北地检署士林分检署代执行及代拘提，但蔡以参加金马奖影展和拍戏为由，一再回避未到案执行入监。台中地检署执行科检察官吴萃芳遂认为蔡振南没有到案执行诚意，于1995年2月23日发布通缉令。
蔡振南则澄清，绝非有意逃避刑期，若真有意逃避，当初就不会主动开记者会宣布因毒要服刑，记者会后也有公开活动。他解释，主因是不懂法律，完全透过律师和法院交涉，向法院请假后未有回音，他以为要静待法院通知，律师也叫他等，直到被通缉与朋友商量后，决定25日报到。1995年2月25日，蔡振南在吴念真等人陪同下自台北前往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报到，并进入台中监狱服刑。

狱中表现

蔡振南在狱中，获得狱方特许使用吉他以创作音乐。蔡振南也协助法务部、省新闻处拍摄“反毒”宣导短片。
在狱中蔡振南也获得丰厚的创作灵感，因为在狱中担任文书工作，所有受刑人的书信都必须经过他检查，“从这些书信中，我看到了悲欢离合的人生百态，光是这些题材就让我写不完了。”
1995年底，台中监狱爆发受刑人集体吸毒疑案，包括蔡振南在内3名受刑人被狱方验尿，呈现吸安非他命或海洛因阳性反应。检方借提蔡振南，蔡坚称未吸毒，表示可能吃感冒药，药中可待因成分影响检测正确性，但蔡经测谎未过，狱方并将蔡振南尿液送法务部调查局复验。
1996年2月4日，台中监狱举办恳亲会，蔡振南代表受刑人致词，他借此澄清，后来调查局化验结果证明他确实未吸毒，还他清白。但当下看到相关报导，心情恶劣，“几乎是万念俱灰。”蔡并再次强调，侯孝贤、吴念真等朋友却没有舍弃他，不断给他关怀、鼓舞，也相信他一定会戒毒，“因此，我下决心把毒瘾戒掉了，我是为相信我的人戒的，现在突然又传出我吸毒的话，教我怎么再让人相信我一次？”
1996年5月30日，法务部认为蔡振南服刑表现良好，符合假释规定，批准蔡的假释声请，服刑15个月又5天后，蔡获准出狱，并于随后自台中水湳机场乘坐飞机返回台北。

重返事业

蔡振南在出狱后应狱中友人心愿主打演唱〈空笑梦〉，并以该曲之专辑《南歌》在1997年第八届《金曲奖》获得“最佳方言男演唱人奖”、“最佳唱片制作人奖”、“最佳专辑”等奖项，本专辑更是第一张同时获得金曲奖最佳专辑、最佳制作人、最佳男歌手的专辑。
蔡振南演唱歌曲〈母亲的名字叫台湾〉曾被当做民进党竞选歌曲。吴念真忆及，当时他在绿色和平电台主持《台湾香火》，有一位卡车司机王文德call in，清唱了自己写的歌〈母亲的名字叫台湾〉，拜托蔡振南来唱，蔡演唱后被民进党在各式造势场合演唱。
后来，他更经常以黑社会角色演出于电视连续剧及电影，更持续在演艺事业上获得奖项与肯定。
2005、2006连续两年以《南歌人生》问鼎广播金钟奖，2017年再以《妈妈不见了》夺下金钟奖迷你剧集男配角奖，成为相继吴念真之后再次获得三金的台湾艺人。

创作风格

蔡振南曾说：“一篇长篇小说要感动人要上万字，一部电影要感动人可能要2小时，但一首歌可能3分钟你就要感动人了。”
蔡振南从小就四处漂泊、并在歌舞团见识三教九流的人生百态，让他专注以中、下阶层人物的辛酸为创作动力，“从嘉义到台北流浪那几年，睡过车站、公园及地下道，那种流浪也是我写歌的元素。”因此蔡振南也创作不少兄弟主题的歌，如第一首成名曲〈心事谁人知〉，即描写蔡振南的一个朋友，因受道上兄弟牵连入狱，且刑期中遭逢祖母病故，狱方却不准其回家奔丧而逃狱，被多判5年，出狱后患有幻想症又自卑。〈漂泊的七逃人〉则刻画旁人对“兄弟”的真心问候、规劝，企图在人生冷暖中传递一丝温暖。
蔡振南常以杯中物做为创作泉源，如为蔡秋凤制作发行的第二张专辑歌曲〈酒落喉〉及〈酒醉的滋味〉，都成酒店热门歌曲。蔡振南也常到酒家应酬，三教九流都以礼相待，他常说“兄弟”与“上班小姐”都是“三不等”（有好有坏），所以不必轻视任何人。
他也因此常听到成为创作题材的感人故事，如歌曲〈船过水无痕〉，就是一位常带着6、7岁儿子上班的酒店小姐叙说：原来当老师的丈夫病了，太太为医药费只好到酒廊上班，但先生病好了，先生、婆婆却已不相信她的清白，强迫她离婚。蔡振南说，他写歌会“看人家的故事、找人家的故事，……好命的女孩子没有故事，歹命的女孩子才有故事。”
蔡振南一次听到一位酒女眼中隐隐含着泪水唱道：“怨叹我烧酒这ㄍㄠˊ(台语行的意思)饮。”他对酒女自我讽刺印象深刻，回家延伸创造了〈醉抹停〉，一时酒女见到蔡振南如同遇到知音一样。蔡也因此在“兄弟歌”后，成功再开创“风尘歌”一条路。蔡振南也说，歌手录制唱片前，他都会跟歌手讲述该首歌背后的故事及意涵。
出狱后到台北创作，也影响蔡振南的写歌风格。他说在台中都写一些“咸”的歌（重口味），如江湖、风尘，“到台北发现“咸”不下去了，因为台北比较理性。”蔡振南说也或许潮流在变化，他开始写些较文雅的歌曲，譬如说〈花若离枝〉。
蔡振南表示，他不是词曲分别创作，而是同时创作。他解释，想到一句词，其实音已经在里面，不用再写曲，“你一定要照那个音韵，在歌词里面一起走、搭配。”、“词跟曲，曲是不成立的，词出来以后曲自然就会出来。”

演戏经验与风格

吴念真邀请蔡振南演出《多桑》中吴父的角色时，蔡振南坦承其实很怕，“因为我没演过戏（担纲主角），演戏对我来说太遥远，技术都不知道。又是吴导执导的第一部戏。”但吴念真认为他演出其父的角色很适合。于是他凭借吴念真父亲的照片揣摩演出，并实际跟矿工相处，了解矿工术语、沟通语法、态度及动作等。
蔡振南指出，拍《多桑》期间最正经，做人很少那么正经过。拍完多桑很久，行为、讲话及肢体语言都很像多桑，“慢慢才恢复我活泼的本性。”吴念真提到，《多桑》中有一场戏直接拉回瑞芳巷子里拍摄，让多桑穿睡衣戴氧气（罩），拖着氧起瓶走到巷子中，“巷子里所有人都在哭，都觉得好像看到我爸爸。”吴念真表示，蔡振南无论长相、口气及大男人都很像他父亲。
吴念真评价蔡振南演技时表示，因为蔡从未学过演戏，所以他会从他的生命、经历里面去感觉一个角色应该怎么演，“直接从人去学习该角色应该有怎样的感觉、情境，不是悲伤生气永远是同一副样子。”
曾与蔡振南共同演出电视剧家有四千金的张珮莹（小八）表示，蔡振南很少看剧本，“常被人提醒剧本看错页。”她说，只要让蔡振南知道角色有什么个性，他就会演出相应的东西，其他交由即兴演出，自然最好。
在植剧场《花甲男孩转大人》电视剧中，卢广仲饰演郑花甲，为蔡振南饰演角色郑光辉的儿子。蔡振南曾经跟卢广仲说，讲话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眼睛，一定要眼睛演戏，所有的喜怒哀乐齐聚都从眼睛表达出来。”
卢广仲分享，蔡振南建议他：“不要做第一，要做唯一。”他的领悟是，比他会演戏的人很多，但把他最真实的感受，或是他自己拥有最真实的数据库搬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情感就是唯一。”卢广仲本来以为剧中投入的情绪是要非常讨厌爸爸，但跟蔡振南对戏后，发现蔡振南表现出对郑花甲的父爱，卢广仲因此修正讨厌爸爸的设定，“剧本跟真实演还是有落差，因为你会接到对手的球，那你要怎么回那个球。”
蔡振南不惜多次为戏牺牲。如拍摄“多桑”一角，因为患有矽肺病的病状相当难揣摩，蔡振南拿了一个洗车的泡棉，泡了黑油晾干、硬化后，再拿起来闻，“闻3秒眼泪就出来，因为没有空气，（听到）肺部那种咻咻咻的声音。”他说，因为无法供氧到脑部，差不多20秒头就晕了。甚至到剧中多桑病情最重时，“不用给我抹湿，演戏时就已经全身冷汗。”因为真的一直喘，“其实是真的都没有氧气，所以头晕脸色发白，空气中凝聚到那一种没有氧气的空。”当你酝酿出那种感觉，根本不用演，讲话就会抖、喘、很虚，手会抖，“你想像得到得这种病的人很痛苦。”
拍摄电影《眼泪》时，蔡振南为求被防狼喷剂喷到后，眼睛布满血丝的逼真效果，跑到厕所用指甲抠眼球，当天拍摄了8小时，他也不断抠眼球，结果隔天眼睛黏住了睁不开。蔡振南也为戏受过不不少伤，包括脸直朝地面倒下，造成韧带拉伤、内脏撞伤及一排牙根碎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