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民權

早年

姜民权就读高中二年级时，考取了中国大陆的大学。在中华民国于第二次中日战争胜利后，姜民权参加学校组织的返乡团回到南京。1948年，姜民权至台湾旅游，并与在台湾巧遇的同学一同参加考试，考取国立台湾大学和台湾省立师范学院。由于师范学院不需要缴学费，姜民权便选择就读该校。然而在读了两个月之后，因兴趣不符而转入国立台湾大学物理学系就读。该系时任系主任戴运轨对姜民权表示，“你是女生，虽然已经开学好久了，那我还是收你入学”，成为该系首位女学生，班上学生人数也因此增为13人。当时台大的宿舍很少，甚至没有女生宿舍。姜民权便住在男生宿舍的女工房间，并于其后因系主任的协助转而住在物理实验室里的暗房。到了1949年，台大的第一栋女生宿舍建成，姜民权便住进该舍，她的寝室一共住了十位同学。
在台大，姜民权加入了耕耘社，和其他社员一同在台大校园空地种菜，同时也在外担任家庭教师、学习游泳。由于不满当时政府的贪污与滥权问题，姜民权希望出国留学，并对当时中国大陆建立的新政权产生想像的期望。当时系上同学发起罢课游行，但姜民权由于课业繁重，虽表示赞成同学的作法，但没有参与他们的抗议行动。

入狱

1949年，四六事件爆发，当时姜民权参加营救队送物资给被捕的同学，也因此收到警告，称其生命会面临危险。1950年1月1日元旦，姜民权和于凯等耕耘社同学在法学院礼堂的新年同乐晚会跳秧歌舞。当时一位名为李玉成的青年军复员学生带人去闹场，并检举于凯等人是中共成员。校方因此以扰乱秩序为由要求李玉成写悔过书，并因其拒绝悔过而将之退学。
受到1950年2月6日爆发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事件牵连，姜民权身为耕耘社的成员，于该年5月28日半夜经警备总部逮捕入狱，并以“参加叛乱组织”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4年，当时她尚未满20岁。后来获减刑5年，因此姜民权在狱中一共待了近十年。1950年6月，台大以“为匪工作”为由开除姜民权学籍。
姜民权被捕前三、四天晚上，曾在梦中感觉有东西碰了她的手，醒来瞥见窗口站了一个人，并受惊吓而大叫。逮捕实施时，四名陌生男子站到姜民权床边，拉开蚊帐并叫醒她，上铐并将其带往军法处看守所关押。当时，姜民权请求松开手铐去一下洗手间，然而没有获准。
在接受警备总部审问时，姜民权斥责审讯人员“你们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敌人”，警总因此认为其态度不佳。这段期间，姜民权被关在一间小型办公室，接受疲劳轰炸式的连续审问，并遭用刑。例如，情治人员用筷子夹住姜民权的手指，告诉她说：“这是意思意思，让你尝尝味道”。最后她几乎无法走路，只能将扫把充当拐杖。她也因为遭电刑，使得中枢神经受伤，导致晚上睡觉无法自主呼吸，必须仰赖呼吸器。被捕第二天正逢周日，原本姜民权预计完成一整周的作业后就可以在周日痛快玩乐。当天姜民权被带往牢房前，讯问人员问她还有什么话要说，姜民权因此回答“今天，我能不能出去？我出去一定会再进来！”，并因不获允许而气哭。
在看守所时，时任台大校长傅斯年曾经要保姜民权出来，表示：“别的学生我暂时不管，可是民权是个好学生，她不喜欢缺课，我保她出去”。然而对方回复以：“即使别人，都可以放，姜民权不能放”。傅斯年也派人向姜民权传话，要她在特务问话时好好回答，并表示一定要救她出狱。到了最后一次会审，共有5个军法官。其中郑冰如法官对姜民权询问愿意坐牢还是枪毙，姜民权则回答“我愿意关下去，因为有一个希望总是好的”，该名法官则表示会帮她的忙，要她放心。姜民权并因此认为并非所有审问者都将她们看作是敌人。之后，姜民权遣送火烧岛（今绿岛）感训，但她不接受，因此在1953年2月3日改入军人监狱。服刑期间，姜民权曾待过新竹少年监狱等多处监狱。这段期间，姜民权曾被掌耳光，导致一边耳朵几近全聋。之后有关单位原欲提早一年多让她出狱，但当时姜民权父母已双亡，因此她便留在监狱帮忙煮菜、打针。

出狱后至晚年

姜民权总共服了9年10个月18天的刑期。出狱后，她前往投靠以前的老师。然而，台大校方以姜民权未办休学为由，不允许她直接返校入学。而未能从台湾大学毕业则成为姜民权一生的遗憾。她的身体相较于入狱前消瘦许多；同时，也被限制出境，不得离开台湾。之后，姜民权经由系上同学的帮助与介绍，和信仰基督教的丈夫结婚，并育有三子。
姜民权认为，晚年是她一生中最轻松快乐的时期，因为不用考试也不用为生活打拼、两个小孩也都从台大毕业了、而且生活中不再有恐惧。2015年12月10日，中华民国文化部和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举办2015年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姜民权和苏友鹏、韩佐梁三人一同作为政治受难者代表，获时任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致赠感谢状。姜民权将她受审时于审讯室随手撕下、藏起的日历、以及狱友织的手帕和枕头套，捐赠予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作为其遭受白色恐怖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