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波

生平

出生于台湾，基隆人。周金波在1920年1月22日出生，隔年随母亲赴东京，与父亲一起生活。1924年因为关东大地震返回台湾，就读桃园公学校、基隆第一学校。1933年周金波赴日留学，就读日本大学附属三中、日本大学牙科专科部。留日期间，周金波参加泽田美喜子主办的“七曜会”同人，进入剧团文学座研究所。1941年周金波从日本大学牙科专科部毕业，返回台湾以后，他开始发表作品，活跃于《文艺台湾》。1941年3月于《文艺台湾》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水癌〉，9月又发表小说〈志愿兵〉。1942年〈志愿兵〉获得第一届“文艺台湾赏”，由于该作，周金波日后被一些台湾文学研究者、作家归为皇民作家。除了创作、投稿，周金波也出任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剧本部理事，1943年他代表台湾出席“第二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同行的台湾代表有杨云萍、长崎浩与齐藤勇），以“皇民文学的树立”作为发言内容，并被推选为大会宣言文的起草者，1944年则出席了“台湾决战文学会议”。
1945年周金波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基隆分会文化部长。1946年周金波被国民党政府当成纪念五四运动抗议队伍的首谋，遭到当局逮捕，被登记为“无业流氓”。获释以后，周金波隐姓埋名，改用杨姓。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周金波三次被捕入狱，其胞弟亦在此事件中遇难。内心的恐惧使周金波出现神经衰弱现象达十年之久，曾有一段时间觉得不写日文、不讲日语、封闭记忆是安全快乐的事；后来才又恢复原来的姓名。1953年周金波创立“青天台语话剧社”，之后多在戏剧领域活动。1994年74岁时参加台湾清华大学举办的“赖和及其同时代的作家：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国际学术会议”提及自己的文学创作理念。会议中，对于被指为“皇民文学”之作，始终诚实直面自己的文化抉择，让与会人士不得不重新思索应如何去理解那一代人的想法及感情。日本学者如冈崎郁子对周金波的日文作品评价极高。

〈志愿兵〉

短篇小说。发表于1941年《文艺台湾》第2卷第6号。隔年1942年此篇小说获得文艺台湾社所颁发的第一回“文艺台湾赏”。小说采第一人称“我”来叙说故事，透过“我”来描述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人的相异观点。〈志愿兵〉是作家周金波第一篇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这篇作品并成为他思考“皇民化”问题的起点。中日战争后日本政府所开始积极推行的皇民化政策中所谓的“皇民”，是“皇国臣民”一词的简称。“皇民”的意义是由上对下的，由皇国要求做为臣民之人灭私奉公，牺牲贡献，因此寓有浓厚的命令与政策色彩，与在市民国家中所谓的公民地位或身份在意义与权利上是有不同的。周金波的〈志愿兵〉看似以成为真正日本公民为目标，但其实也提供了当时台湾人民思考自身身份认同的公共讨论空间。文中“我”的角色可看作作者自己对于台湾认同犹豫的象征，也在张明贵以及高进六的争执之间提供了第三种思路，对于高进六一厢情愿的形式主义、甚至血书志愿，以及张明贵的知识阶层狡猾的算盘，都没有绝对的评价；并以“我”来说出，这条通往建构台湾人认同的路途，其实还不明朗（“光线被遮住得有点暗”），而且恐怕会十分漫长的事实（“这样慢慢地登上楼梯，倒觉得这楼还相当长”）。

〈尺的诞生〉

〈尺的诞生〉，是周金波在1942年于《文艺台湾》发表的小说，由吴文雄这位“公学校”的小学生的视角出发，来探讨日治时期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吴文雄总是喜欢与他的几位小跟班“痰壶”、“白猴”、“阿不拉”一起玩骑马打仗，并以此来模拟战争时所谓“皇军进击图”的画面，上地理课时还在课本上模拟战争策略，并想要被以较为特殊的日本名“ふみお”(humio)而非“ぶんゆう”(bunyu)称呼，由此可见吴文雄十分服膺于日本战时所宣传的精神。但是尽管如此，在沙滩上看到日本小孩与官兵玩在一块时，吴文雄却感到深深的自卑，怕自己不懂他者的文化而出糗，并且以自己的玩伴为耻，因此尽管渴望去加入他们一起进行相扑游戏，却仍只是在一旁羡慕的观望着。透过这篇故事的儿童视角可以看到那时台湾人普遍地对日本的憧憬，但是透过结局：看着自己轻视的玩伴扮演大将军、玩着自己以前爱玩的打仗游戏，觉得羞愧万分，从此不再玩打仗游戏，而总是跑去小学校，看着日本孩童玩着打仗游戏。可以看到这种对于他者的渴望，带来的却是痛苦与矛盾——尽管吴文雄对于日本的无限向往，他还是台湾人，所谓“被殖民者”，无法成为带来先进思想的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