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弗契

早年

自1984年以来，弗契一直担任国立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院的院长。这个研究院有1300名职员，年度预算为四十三亿美元。弗契说：“我们的使命是把我们所做的科学研究用于美国的公共卫生健康，但是，我们还远远超出这一点。因此，我们现在对全球的卫生健康问题非常投入，因为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社区了。”
弗契看上去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他通常一天工作15个小时，连续不断地参加会议，撰写、审核科学报告，跟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研究者进行讨论交流。弗契说，他的动力来自他的成长经历。他出生在纽约的一个意大利裔美国人居民区，他的家就在他父亲开的药房的楼上。他说：“我从小就一直很好奇，总是喜欢拼七巧板，喜欢回答问题。”
弗契擅长做科学研究。但他也喜欢体育运动，上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他认为，他所接受的耶稣会基督教教育培养了他对公共服务的向往和珍重。他说：“上学的时候，大家几乎都心照不宣的认为，假如你想成为最杰出的人，在生活中为他人服务就是重要的事情。”

研究艾滋病

1960年代晚期，在越南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弗契从医学院毕业。他没有去应召参军，而是要求加入公共健康卫生局。在1968年，他开始为国立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院工作。弗契一直留在国立卫生研究院，并成为研究疾病如何感染人的免疫系统的专家。后来，出现了一种奇异的医学事件，让他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说：“当时是1981年，我在临床研究和基础科学调查领域有了一定的声誉。然后，出现了一些同性恋男性的奇怪病例。最先是洛杉矶出现报告，然后，是纽约，旧金山。那种不同寻常的病症会在体质虚弱的人身上导致各种疾病。”
弗契当时预测说，那种当时还没有名称的疾病会呈现爆炸性的扩散，大大超出同性恋男子的群体。那种病症就是后来人们所知的艾滋病。在艾滋病流行出现的早期，弗契就把他的实验室工作重新定位于研究这种疾病。他说：“从1981年，到1983年，84年，我们不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什么疾病。当时我们进行的更多的是观察性研究，探究这种疾病对人体免疫系统究竟有什么影响。”
艾滋病虽然不是弗契唯一的主攻课题，但一直是他在国立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院的研究重点。他说：“在病毒被发现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能够做的研究方面取得大踏步进展。接着出现了首批治疗药物，我们慢慢地看到了希望。但是，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随着多种药物共用的疗法问世，我们才算是扭转了临床治疗的局面，使艾滋病这种疾病变成一种可以比较从容地应对的疾病。”但是，这是对那些能够买得起药物的人来说的。在发展中国家，药物紧缺，价格昂贵，人们并不是总能买得起药物。弗契说，这种现实需要公众给予更大的关注：“在美国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成百万的人染上可以预防的疾病。”对弗契来说，这就是战斗的号角。
在访问过乌干达之后，他把对艾滋病的斗争带进了白宫。结果，布什总统宣布了为期5年、投资150亿美元的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国会在2003年批准了这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