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元

铜元又称铜板、铜毫、铜角子，是晚清时期的中国吸收欧洲国家铸造金属硬币的方式，发行的一种特有的铜制硬币，特指中国铜币。铜元从1900年在中国内地正式诞生，到1953年西藏地区的停止使用，走过了53年的历史。

形制

铜元为圆形制钱，大部分铜元与中国传统的方孔钱最大的区别则在于中间无孔。铜元面背图案多样复杂，在当时工艺较先进，不易被民间所伪造。
铜元的尺寸随着面值的大小不同而变化，直径从约15毫米的一文铜元，到直径约40多毫米的当百文铜元甚至更大，规格不一。大部分铜元由红铜和黄铜等铜铸造，还有少量的白铜样币。

产生背景

最早的铜元可以追溯到1863年香港所自己铸造的铜制硬币。当年英国政府同意香港自己铸造硬币，以便节约从外地运输硬币到香港的费用。铜元分“一仙”和“一文”两种。1866年英国政府在香港成立皇家造币厂分厂（香港政府出资），发行一仙铜元。但由于香港市民不欢迎印有英国女王头像的硬币而导致流通不畅，当年即停止生产。此后香港本土未再发行铜元硬币，均由英国铸造后运来，直到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为止。
1895年中国在和日本的甲午战争中遭遇失败而且需要大额赔款，维新派要求国家改革的激情被充分点燃。江西道监察御史陈其璋于1896年奏请铸造铜元，弥补国家停铸制钱后的市面空虚。当时以慈禧太后为主的清政府已经批准他的建议并准备下令沿海省份试铸，但保守派大臣的顽强抵触最终让奏请并未实行。同期江南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试铸了一批方孔制钱，而后章京刘庆汾于1898年、1899年两次奏请均未批准。1900年，在钱荒严重的现实问题面前，清政府终于决定铸造铜元。

清朝铜元

1900年6月，广东造币厂造出中国内地最早的“光绪元宝”铜元，重量为库平2钱（7.46克），上书“广东省造”，下书“每百枚换一圆”，一圆即一银圆，这说明了早期的广东铜元是仿制香港铜元的模式铸造的，铜银的价值比为30比1。广东铜元作为最早发行的内地铜元，流通范围广，铸量大而质地精良。紧接着福建省也于同年8月开始铸造铜元，并结合国人不习惯铜元辅币而习惯制钱的特点，下书直接采用“每枚当制钱十文”，深受民众欢迎。
从1901年始，江苏、湖北、安徽、浙江、奉天、湖南、北洋直隶、四川、江西、吉林、山东、河南、广西和云南等地都开始陆续制造铜元，并且流通全国。铜元的大量发行，使得铜元由最开始的升值（如80枚铜元换一圆银币）到后期的贬值（如140枚铜元换一圆银币）。清政府于1903年在天津设立户部造币总厂，1905年竣工并试铸铜币。同时清政府下令全国各地均铸造“大清铜币”取代以前的“光绪元宝”，统一币制。
1906年度支部制定了《整顿圜法章程》，把24处造币厂合并为9处。由于十文铜元的铸量过大导致贬值不断加剧，清政府于1909年下令各厂暂停铸造十文铜币，并铸一文黄铜币缓解十文铜元的压力，但仅有湖北、江宁和河南等省有大量发行一文。此后清政府于1910年发布了《币制则例》来规范币制，1911年再发行“宣统三年”的一套铜元，但却与《币制则例》有所出入。

民国铜元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驻扎在九江和南昌的江西新军宣布江西独立，并占领造币厂，立即设计并制造了“大汉铜币”以纪念辛亥革命的成功。由于制作过程仓促且币形制粗糙，此铜元很快停产，但其作为帝制结束后的中华民国第一次发行的铜元，有很高的历史意义。
1912年3月，财政部长陈锦涛呈文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申请设计发行民国新式铜元，即“开国纪念币”。开国纪念币在批准发行后，即大规模铸造，并且在全国流通。同时各省也依然自造铜元，铜元种类复杂不统一，质量差别也有地方的不同，因此铜元的贬值也无可避免地加剧了。在袁世凯称帝后，湖南和新疆的主政者还发行了“洪宪”年号的中华帝国铜元；但随着袁世凯83天后的一命呜呼，该铜元也立即停止铸造了。
北伐战争胜利后，政府将货币的政策逐渐转到纸币为主，铜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30年，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元的流通。1933年废两改元后，各地造币厂依然我行我素，发行了众多种类的铜元；只是相比以前的流通广泛来说，铜元的流通量已经很小了。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禁止全国各地铸造铜元，只有上海的中央造币厂有铸币权，铸造一分、半分两种古布图的铜元。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造币厂内迁重庆，硬币都暂停铸造。中国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铜元又被拿出来重新流通，但又常被日军搜刮，或被国民政府征购作为军事物品制造。铜元因此基本退出了流通领域，仅在边疆地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流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再发行铜元。西藏地区的铸造和使用铜元的历史直到1953年才结束。

各地造币厂及铜元局

广东造币厂
重庆铜元局：局长：王陵基 刘航琛
四川铜元局
湖南铜元局
浙江铜元局
河南铜元局

铜元研究

对铜元的收藏与研究自铜元发行使用之时就在进行，特别是民国成立以后，西方的文化理论大量涌入中国，促进了中国铜元研究的发展。1911年即有一位叫拉姆斯登（Ramsden, Henry A）的美国钱币收藏家写了《现代中国铜币》（Modern Chinese Copper Coins），对中国铜元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描述。早期影响很大的一位研究者是伍德华（A. M. Tracey Woodward）在1936年结集出版的《中国铸造的十文铜币》（The Minted Ten-Cash Coins of China），将铜元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以及系统化的研究，并且直接对铜元的收藏造成很积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本土值得纪念的铜元收藏家可以说是邹樛了。他编写的《铜元详考》墨拓了1158品铜元，其初衷是为了将当时铜元的粗制滥造的情况反映给政府，但其生前一直未发行该书，至1996年才经整理后公开发行。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铜元的研究发展基本停顿。1980年代到1990年代，铜元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里。1991年出版的《中国机制铜币》和1992年出版的《中国铜元目录》都对铜元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由于作者水平以及当时研究的落后，两书错误百出，不过还是起到了推动铜元收藏的基本作用，在研究上的价值并不高。台湾收藏家郑仁杰、施诚一等编写的《中国铜元鉴赏》，上海钱币协会主编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第8卷《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卷，在铜元的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提升。段洪刚所著的《中国铜元分类研究》（甲种本）以及《中国铜元谱》（乙种本）都是对铜元研究的一个强力而完整的归纳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