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考古學

词源

“民族考古学”的词源，被认为首先在美国考古学家霍克斯(Jesse Fewkes)的《图萨扬人的迁移传统》（Tuseyan Migration Tradition）一书中所使用，也是民族考古学家(ethno-archaeologist)这个词语第一次作为专有名词出现。

内涵

根据《民族考古学实践》(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第一本从考古学角度研究民族物质文化的专书，当中揭示民族考古行动是民族考古的第一和唯一的综合性学习，生活的文化考古学角度的民族志研究。民族考古学的内涵包括遗址形成、生计、人工制品与风格、聚落系统、遗址与建筑结构、手工生产专门化、交换与贸易、墓葬与意识形态等。
另外，根据中国考古与民族学者汪宁生著的《民族考古学论集》的定义：民族考古学，从考古学观点对“活的社会”(living society)的研究。民族考古学家研究这样社会的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考古学发现的物质遗存，特别是在物质文化模式和社会其他方面建立系统的关系。

台湾民族考古分期

根据考古与人类学者陈伯桢的分期，台湾民族考古学可分为四个阶段： 
1. 日治时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1896-1949 AD) 
2. 国民政府迁台初期(1950-1970 AD) 
3. 新考古学引入时期(1970-1980 AD))  
4. 近年民族考古学的趋势(1980 AD-迄今)

日治时期的民族考古学研究(1896-1949)

台湾考古学研究一般以1897年栗野传之丞，在圆山拾得史前石器做为开端(金关丈夫、国分直一1979a)。著名的学者有鸟居龙藏、伊能嘉矩、鹿野忠雄、移川之子藏、金关丈夫及国分直一等。当时考古都以个人探险的方式，从事小规模的考古学与民族学调查。调查地点也集中在所谓的“蕃地”，并以调查所得遗物来研究原住民族问题。

国民政府迁台初期(1950-1970)

国民政府迁台后，来台考古学者如凌纯声及卫惠林，除整理搬运来台的考古学材料外，也利用原日本学者所留下调查台湾原住民族资料来解释中国古史中的社稷及宗庙等社会组织的概念(凌纯声 1959，1964；卫惠林1955)。因类比对象之脉络及时空关系造成不够严谨。殊为可惜。

新考古学引入时期(1970-1980)

1960年代后，美国兴起新的考古学风潮，其代表人物为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家路易斯·宾佛（Lewis Binford），他透过研究美洲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爱斯基摩人(Eskimos)所遗留的遗物
将民族学类比的工作视为中程理论(middle-range theory)的依据。1970年代，李光周于受教当时新考古学派著名的学者Fred Plog以及John Fritz门下，返台后便引进新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利用民族学类比的方式，于垦丁国家公园进行一系列的考古学研究。

近年民族考古学的趋势(1980-)

1980以后，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为陈玉美。以台湾离岛兰屿的达悟族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的研究。涵盖的层面有对于透过现生观察而对考古遗物的认识、对于遗址空间的理解、物质文化变迁的情形，以及民族考古学的伦理问题等问题(陈玉美 1990a, 2007)。
另外，民族学与考古学者锺国风对于台湾花莲阿美族的宗教仪式与器物的关联有所研究。其中以祭壶对于阿美族社会的象征意义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