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省戒嚴令

背景

由于第二次国共内战情势对中国国民党所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趋于不利，1948年（民国37年）12月10日，总统蒋中正发布戒严令，史称第一次全国戒严令，而与战场较远未受到影响的新疆省、西康省、青海省、台湾省、西藏地方则不在范围之内。直到1949年（民国38年）5月19日，台湾省全境宣布自20日起戒严。
《台湾省戒严令》颁布后，中华民国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情势持续恶化，1949年（民国38年）7月7日，代理总统李宗仁发布第二次全国戒严令。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民国38年）12月迁抵台北市，而中国大陆大部分领土则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海峡两岸开始进入长期对峙状态，此戒严令开始成为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稳固统治的重要法律，并等同宣布台湾处于如战争般的紧急状态。

其他相关法令

从戒严令颁布直到1949年（民国38年）底，中华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些相关管制法令。较为重要的有：《戒严期间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惩治叛乱条例》等。

连坐保证制度

台湾省政府在1949年（民国38年）7月9日开始全面实行省政府员工的连坐保证制度，未有保证人具保者不予雇用。在此之前，最早由台中市于5月16日对辖内公务员与教师实施的连坐保证制度。从公务人员开始，该制度逐步扩及到台湾社会几乎所有公私机构单位，成为戒严时期遍及台湾绝大多数人口的基本政治审查制度之一。部分内容至今仍存在于台湾一些公司行号的人事作业流程中。
1950年（民国39年）4月3日，台湾省政府颁布“台湾反共保民委员会组织办法”，并令各县市克日成立。

戒严令的解除

198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开始出现要求彻底解严的运动，尤其以1986年5月19日党外运动人士于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519绿色行动最为重要，示威抗议的民众高举“只要解严、不要国安法”、“百分之百解严”等标语。
1987年7月14日，总统蒋经国颁布总统令，宣告台湾地区自同年7月15日凌晨零时起解严，解除在台湾本岛、澎湖与其它附属岛屿实施的戒严令（简称“解严”），在台湾实施达38年又2个月的戒严令自此走入历史。总统令同时还宣布废止戒严期间依据《戒严法》制定的30项相关法令，而中华民国国防部也对237位于戒严时期遭军法审判的民众予以减刑或释放。
而接近中国大陆的福建省金门县、连江县依照1956年（民国45年）6月23日依据行政院颁布之《金门、马祖地区战地政务实验办法》之命令实施战地政务。而国防部于1991年《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以金马位处前线，且在共军火炮射程之内，随时有遭受攻击之虞，在中共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前仍属接战地域的情况下实施临时戒严；直到1992年11月7日同时解除临时戒严与战地政务，历时近43年。

戒严令的影响

颁布戒严令是影响台湾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事件。依据《戒严法》规定：“在宣布戒严期间，由戒严地域的最高司令官掌管行政事务及司法事务”，政府为便利战时管理而在国共内战期间执行，人民自由与基本人权，包括集会、结社、言论、出版、旅游等权利被限缩，即所谓党禁、报禁、海禁、出国旅游禁等，在此段时期言论自由受到普遍限制。政府用相关法令条文对共产党人、政治上持异议人士（多为党外人士）进行逮捕、军法审判、关押或处决．负责执行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时任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指示下彻底执行，此间台湾常有人突然失踪，不时传出冤狱，俗称“白色恐怖”。
戒严的实施为台湾的政治、经济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集权与现今社会基础。战争驱使国民党政府在戒严时期推行耕者有其田与三七五减租、币制（战争导致奔驰型物价膨胀，原先的“台币”改制为“新台币”沿用至今）等战时政策、及十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经济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台湾产业形态由农渔业为主转为以轻工业制造与商业服务业为主，人民所得与生活水准均显著提升。

政治关联案件人数统计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搜集整理戒严时期死刑犯名单，截至2013年底的统计，共1061人。
根据前立法委员谢聪敏的统计，自1950年（民国39年）起迄1987年（民国76年）解除戒严为止，台湾政治相关案件，牵涉人数达140,000人，主要用来枪决共产党、匪谍、亲共者与政治犯。1996年（民国85年）6月4日，谢聪敏在台北告诉陶涵，官方宣布抓人数字是29,407人。如果王昇估计大约百分之十五被捕者遭到枪决是正确无误，这三十八年间，处死的总数在4,500人左右。
根据中华民国法务部向立法院所提交之一份报告的资料显示，戒严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29,407件，官方最保守估计的无辜被害者约14万人。根据司法院透露，政治案件约6、7万件，如以每案平均3人计算，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他们是戒严的最直接牺牲者。其中，1960年那一年，执政当局将12万6875人列为“行踪不明”人口而予以撤籍。由此推论，当时受迫害致死的人数应极多。
据中国大陆中共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导，1949年（民国38年）前后中共共派出1500余名特工进入台湾，被中华民国政府审判处决的就有1100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联络部于2013年（民国102年）12月在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无名英雄广场以纪念。

程序不合法之争议

2009年，前总统府国策顾问谢聪敏（1964年与彭明敏、魏廷朝起草《台湾人民自救宣言》而被判10年、又在1971年花旗银行爆炸案遭诬陷被捕入狱15年）与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团体指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当年发布的戒严令未依法按级呈报代总统李宗仁，再由总统提交立法院追认，因此，依法无效。中国国民党政府依无效的戒严令侵害部分人士的人身自由及财产权，但司法院大法官却不受理释宪，他们要求监察院弹劾大法官、纠举大法官失职。
2010年，监察委员黄煌雄等提出调查报告指出1948至1949年有三次戒严令，1949年5月20号发布的第二次戒严令是否有依戒严法第3条送立法院追认无从考究，1949年11月22日第三次的戒严令如未经总统宣告发布（李宗仁代总统当时并不在中华民国境内，不可能签字公告，不符宪法第39条规定），形式要件不完整，法定程序有瑕疵，则戒严令因欠缺形式法效而失效，军事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就有瑕疵，戒严时期因案被宣告没收之财产“恐须重新审酌”，当然也会发生其后的救济问题。但最终相关法律的认定是司法院大法官会议。
谢聪敏等人对监院的调查结果感到振奋，他们表示自己因为在戒严时期遭到军法审判而坐牢，如果监委认定戒严令有瑕疵，那么当时的审判就站不住脚，他们将根据这项调查报告向大法官声请释宪、争取平反及冤狱赔偿。民主进步党立法委员管碧玲表示没有依照宪法程序实施戒严令是违法、不合法的，“不合法的戒严令实施后，使多少人民的生命、自由、财产因此受到剥夺、被军事审判，这些怎么办？应该要慎重研议国家补救的体制！”被列入黑名单的立委蔡同荣也说：台湾人很无辜，实施戒严令让海内外的乡亲受害很大，他因此在美国30年却有家归不得，他要求政府应该追查相关法律责任、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