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〇事件

政变前的印尼局势

自从1945年，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成功领导独立运动脱离荷兰殖民以来，在外交政策上便越来越向苏联靠拢及倾向共产主义阵营。在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苏加诺的印度尼西亚民族党执政政府发展得越来越蓬勃。同时在1965年，印尼共产党的势力已几乎无处不在，得到众多民众支持。
印尼总统兼总理苏加诺主张“大印度尼西亚”，1962年起宣称“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并反对马来西亚建国，并支持砂拉越以当地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游击队。西方国家因此将苏加诺视为对东南亚地区稳定的威胁，希望推翻苏加诺政权。

政变及大清洗

1965年9月30日，翁东中校宣布发动“九三Ｏ运动”。10月1日凌晨，翁东中校指挥的部队分头袭击了陆军司令雅尼中将和纳苏蒂安等七位将领的住所，绑架了以雅尼中将为首的六名将领并将他们杀害。翁东中校透过电台向全国宣布，他已粉碎印尼“将领委员会”的政变阴谋，并成立“革命委员会”。然而将领委员会中的军事强人，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少将，并不在逮捕之列。他在得知政变发生的消息后，召开了陆军战略司令部工作人员会议，随后接管了陆军的领导权，从苏门答腊调动大量军队进入雅加达。当天傍晚时分，苏哈托的部队夺回印尼共和国电台和中央电报大楼，午夜时分又夺取了哈利姆空军基地。
10月2日，印尼共产党在雅加达的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九三Ｏ运动”，梭罗市印尼共产党的市长同日也宣布支持“九三Ｏ运动”，印尼共产党也参加日惹支持“九三Ｏ运动”的游行。加上印尼共产党参与杀死六名将领，导致反共的军官决心摧毁印尼共产党。翁东中校等人被抓获并判处死刑，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于11月22日被捕并秘密处决。虽然总统苏加诺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九三Ｏ运动，但他的权力也被政变的军方架空。
陆军在苏哈托的领导下，随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大清洗。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华人居多，许多非共产党党员的华人也受牵连被处决。军方还对共产党的村落发动突袭，杀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数估计在10万至300万人之间，但学界的共识约在50万人左右。
在苏哈托掌权后，印尼共产党的幸存者被称为“tapol”（tahanan politik 或“政治拘留者”）。Tapol常未经审判便被监禁，财产遭没收或摧毁，配偶、子女与亲戚因“连带关系”获罪。近年来，许多tapol提出了上诉，要求公民权以及赔偿，其中最著名者是曾获国际笔会自由写作奖的作家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强迫劳动、饥饿、拷打及其他虐待。

英国

英国记者Paul Lashmar与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独立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探讨英国与九三零事件的幕后联系。根据这些报导所述，英国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简称IRD）曾针对印尼共产党、印尼华人与苏加诺展开一系列的反宣传，此计旨在复制英国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据当时BBC驻新加坡特派员Roland Challis之说，由于苏加诺拒绝记者入境，英国驻雅加达的大使馆就成为资讯的唯一来源，IRD 因此有机会操作新闻。例如，BBC报导共党将血洗雅加达，就是由IRD的心战专家Norman Reddaway所编造的谣言。
在2000年8月16日的《独立报》上，战时国防部秘书Denis Healey爵士承认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认英国秘密情报局占有任何角色，并称英国对印尼军方右翼的军事支持，其“个人一无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确有此计划，他“无疑会支持”。
英国政府一概否认秘密情报局在事件中的角色，相关文献仍未解密。

美国

从1990年起，一些美国外交官开始向《华盛顿邮报》等媒体透漏他们曾编写印尼“共产特工”名单，交予亲苏哈托的军人与情报人员。美国记者Kathy Kadane 访问了许多前美军军官与中情局人员，他们提到一份印尼共产党特工名单，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们与英国密切合作，因为英国也须保护它在马来西亚的利益。
2001年，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家安全档案库获得了几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表明美国与苏哈托的紧密联系。不过国家安全档案库方面则指出这些通信文件曾被严重修改。
在事件以后，美国带头向印尼投资，优先向印尼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印尼开放美国市场，并要求日本也照此办理，可以说是一定程度上为了赞赏其反共措施。
洛杉矶加州大学 Geoffrey Robinson 教授认为，虽然很难证实美国政府参与的程度，但有证据证明美国政策使得政变更容易成功。伯恩大学的克里斯汀·格拉赫教授认为缺乏英美导演政变的证据，但是在政变后英美用宣传支持政变。

澳大利亚

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对印尼的大屠杀知情。如据澳大利亚《雪梨晨锋报》称，澳知道实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军队的血腥政变”。1990年代初，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保罗·基廷说，苏哈托的政变，是澳大利亚战后战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