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律

台湾史前时期

除了成文法律外，依现今文献考古所知，台湾法律最早出现者者，乃为南岛民族一支的台湾原住民族内的不成文法律。根基于部落族群习惯法的该台湾原住民法，主要精神为遵从长者及社会习惯，对于不法行为人以口传方式施行驱离、体刑、剥夺财产等刑则，另外也有依据神明指示为主的神判举措，值得一提的是，史前的台湾原住民法律鲜有死刑之举。
台湾原住民法律施行时间不明，不过直到17世纪前后，由荷治时期夺取部分法律施行范围后就迅速丧失约束力，不过即使于现代，台湾原住民区域中，此种习惯法仍有小部分影响力。

荷治时期

荷治时期的台湾法律来源，绝多是由荷兰在台政府制定；以各种契约为主轴的不成文律法。这些契约，让只占台湾人口百分之一的荷兰人统治及决定所有台湾事务。着重于商业的律法书，无可忽视的仍有一定之公平性。实行对象除了荷兰人之外，尚包含最大族群之台湾原住民、第二大族群；组成各类型协商委员会的中国人。对台湾统治者荷兰行政长官而言，法律制定其实是为了贸易与农业的迅速发展。

郑氏王朝

延平郡王郑成功攻克台湾后，养锐待时与民休息，但是立法严厉，犯者无赦。后继承者郑经仍沿袭旧规，设刑宫理讼狱，遵用明律。

清治时期

台湾清治时期之台湾法律，除治权未及蕃地外，其律法乃根据大清律。其立法精神依据开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记载，乃是以《明律》作参考，以汉人习惯法为准，其特点是“集解附例”，希望透过各种案例作参考，使官吏能够作为量刑的依归。之后，历经雍正及乾隆的修订，成为量刑不一之“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

六三法

六三法，1896年6月3日日本在台湾所实施的特别法律，授权台湾总督府得于管辖范围内颁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该条法律的正式名称是“台湾ニ施行スベキ法令ニ关スル法律”，即“应于台湾法令施行相关之法律”，简称“六三法”。
因台湾总督本已拥有行政权，如系军人出身，又兼掌军事权。再依“六三法”规定，总督也有立法权，紧急时更可临时颁布命令，拥有律令制定权。在这种情况下，“六三法”奠定了台湾总督之绝对权力的法律基础，被一部分日本国会议员以其侵犯议会的立法权，而限其只能以实施三年为期限。但是在1899年，日本当局又以必须延长三年为理由，再以法律第七号延长，1902年又再以法律第二十后延长三年。原本，日本政府声明不再延长“六三法”，但1905年因日俄战争，儿玉总督担任满洲军总参谋长而不在台湾，所以又以法律第四十二号延长到1906年12月底，一共维持了11年的效力（杨碧川 1997，164；张炎宪 1994，29）。由于六三法的长期实施，等于赋予台湾总督不受制约的权力，所以可以说六三法让台湾总督成为台湾的“土皇帝”。

三一法

明治39年（1906年）日本政府公布法律第三十一号，名称为“关于应该在台湾施行的法令之法律”，简称为“三一法”。明治40年（1907年）1月1日起实施，与“六三法”差别不大，但是，明定总督之律令不得抵触本国或在台湾施行的法律，不过之前根据“六三法”所颁布的律令仍然有效，本法效期为5年，在明治44年（1911年）及大正5年（1916年）各延长一次，于大正11年（1922年）被“法三号”取代而失效。

法三号

大正10年（1921年）日本政府公布法律第三号，名称为“关于应该在台湾施行的法令之法律”，简称为“法三号”。大正11年1月1日起实施，为了使日本本土的法律适用于台湾，将法律之全部或部分要施行于台湾者以敕令定之，总督所制定之律令则只具有补充的地位，只有在台湾有需要，而本土没有这种法律，或台湾的特殊情况，本土的法律不适合施行于台湾的情形下，才采用制定律令的办法。至此，总督的立法权被削弱，本法则一直施行到二战结束为止。

法律体系

今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依之法律为大陆法系，以成文法（Statute Law）为法治基础，与以判例法（Case Law）为基础的英美法系不同。就认定上，中华民国台湾与大陆地区原同属同一法域，因为国共内战的结果造成国家分裂，长期形成二个法律不同的地区，因此发生区际法律冲突的问题。1980年代末期，台湾解严后，台湾政府频以制定新法（如：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及修法等方式，试图解决此问题。
今台湾法律除了中华民国宪法及适用于台澎金马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外、尚有法律和命令共三个层级，其中，仍以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为基础，所有规范皆不可违背在其上位阶的规定。若细分；依《中央法规标准法》第2条之规定，今台湾法律的名称可分为4种：法、律、条例、通则。

法院体系

台湾并无正式设置“宪法法院”，性质相同者应为司法院大法官。台湾所采的违宪审查制为集中审查制，只有由15位大法官所组成的会议有权依声请解释宪法（含法律、命令）、宣告法令违宪无效、审理政党违宪的解散案件以及正副总统弹劾案件。

检察体系

检察体系制度上于各法院设置检察署，分为最高法院检察署、高等法院检察署以及地方法院检察署，各置检察长和检察官，负责对刑事案件的侦察与起诉。虽然检察署均附属法院设置，但检察体系乃独立于法院体系运作，不受法院的指挥管辖，乃“审检分立原则”之体现。
检察体系的最高首长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其具有非常上诉之权。

相关争议

战后的中华民国法律体系常被质疑有所偏颇，如法院体系被质疑为特定政党的禁脔，检调体系也发生过“奉命不上诉”的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