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時期香港政治制度改革

二战结束后

1945年8月，香港日治时期结束，香港被英国收回。1946年5月，当时香港总督杨慕琦复职。为争取香港市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持，杨慕琦爵士于同年8月28日发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让港人增强本土归属感，并巩固英国的统治权威。同年，杨慕琦爵士开始对方案向市民进行咨询，并于同年10月正式推出建议书，史称杨慕琦计划。计划内容主要是建立一个由更多民选议员所组成的香港市议会（三分之二为民选议员，三分之一为委任议员，另虽有一半议员为华人）。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车辆牌照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香港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香港政府也没法得到全体香港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回英国生活，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在英国和香港取得共识。加上香港政府的异议，当时香港人对政治又并不热衷，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也对“杨慕琦计划”提出异议，故此有关计划并未得到英国和香港的广泛支持而夭折。
另有意见认为，香港在刚经历二次大战后，香港市民期望能够获得更为正式的民主安排以负起更多的权力与保护予草根阶层。但是眼见于中国政权（包括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香港任何正式的民主进程为迈向香港独立，以至增加香港与中国分裂的行为。加上在英国不能防卫香港被中国入侵的情况下，而且英国当局深知香港易攻难守（1941年香港保卫战足以证明），杨慕琦计划便被告吹。
杨慕琦爵士卸任以后，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总督，他上任以后，中国大陆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入香港。其实葛量洪爵士对香港政治改革并不热衷。他上任香港总督时，已经表达香港的问题“不在于自治或独立”，而是在于“与中国的关系”，其他殖民地适用的方法也并不代表在香港同样适用；他又认为香港的前途属于“外交层面”，多于“殖民地层面”，因此葛量洪对“杨慕琦计划”一直持保留的态度。另一方面，葛量洪认为由于新界（是指界限街以北及深圳河以南，即是新界、新九龙及离岛的地方）是向中国租借的土地，而非割让，无论如何也要在1997年7月1日后交还中国，他并且相信香港不可能或没有条件独立。至于在民主的意识上，葛量洪认为香港人要求或需要的，只是“稳定的环境”、“合宜的税率”和“公正的司法”，他认为香港人只注重工作和赚钱，而且不会真正的了解民主，因此由一班“专家”治理香港更显合适。当时英国当局有愿意过给予香港华人拥有民主, 只是香港华人主动不要和提出异议的，故此他认为当时香港人并没有政治改革的诉求。英国的外交部、殖民地部和英国驻华大使馆内部意见分歧，加上中国政局的骤变，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由于香港问题的关系于1950年，英国与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随即向英国表示，中国政府短期内都不会急于收回香港，英国当局遂认为香港没有急切需要成立市议会或政治改革的动机了。二战后，香港人口增长的冲击，总人口急遽增加，当局认为维持香港社会稳定较政治改革更为有逼切性。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东亚又爆发韩战，英国担忧国共两党互相派人渗透香港，影响英国在港统治，于是“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
据英国解密文件报导称，在1950年代，港英政府已有意在香港推行某种普选制度，但未成功实行。
1952年10月，英国及香港两地政府同时宣布“香港不会推行大规模的政制改革”。之后的二十多年，香港政治制度一直并没有进行任何改革。
1958年1月30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跟一位英国军官宣称，试图将香港变为如同新加坡一样自治领的举动是“阴谋”，会被认定是“不友善的”。1960年10月29日，时任中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称，若英国坚持改变现况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便会采取行动解放香港（含新界、九龙）。
19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讲明，她有责任为香港人争取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即使香港的民主“有限”，亦跟中国的政制情形迥异。邓小平当下警告，如果在香港提升民主程度，中方或会推翻此前就移交的协议。
在1980年代初，随着《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于1997年届满，香港前途问题迫在眉睫；香港政府为了安定民心、以及增加谈判筹码，所以积极研究代议政制在香港的发展，从而使更多香港人可以参予香港的管治。而香港政府于1984年7月18日发表《代议政制绿皮书》，是首份有关香港政治制度改革的咨询文件。文中作出具体建议，包括建议1985年的香港立法局选举，其中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间接选出，每类各选12名。这个建议最终亦得以落实。

八八直选

由于1985年香港立法局间接选举的成功，香港政府在1987年5月出版《一九八七年代议政制发展检讨绿皮书》，咨询公众对1988年在立法局推行直接选举的意见，并成立民意汇集处收集和整理市民的意见，及进行两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约七成市民反对在1988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选，约三成市民支持。虽然这个结果被很多人士所质疑，但最终1988年立法局并没有推行直选。而当时的数据，其后被一些学者认为——九七后由彭定康承认，数据是政府玩弄数字游戏所得出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