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藤湖南

生平

最高学历是在故乡秋田师范学校的两年师范科。 1907年至1926年间任教于京都大学，教授东洋史。他处于盛世的日本折衷学派转向实学的时代背景（1875年福泽谕吉刊行《文明论之概略》，鼓吹“脱亚入欧”，倡导独立意识，对明治精神和国民主义的形成起了更大的作用，而明治中期，日本人盲目仿效西方的热潮开始降温，日本朝野从一度急切欧化的狂热中逐渐清醒）。
1890年，内藤湖南曾经参加1888年成立的国粹主义的文化政治团体“政教社”，其领导人物有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杉浦重刚等，其宗旨为革新传统社会，但反对欧美文化入侵，主张恢弘日本文化以及东方文化。青年时曾任记者，1897年至1898年，在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前身之一的《台湾日报》的主笔。1900-1906年，内藤湖南任职《大阪朝日新闻》，兼高桥健三的秘书。大致上，他交往的大多数有才能的人物具有国粹主义的国民主义倾向，对于内藤史观的形成大有影响，如：最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幸德秋水；宣扬国民主义的政教社；西村天囚主张的坤舆文明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洋文化论。
内藤湖南一生曾十次访华，一次访欧；在游历华南华北期间，他通过面会笔谈，结交了严复、文廷式、张元济、沈曾植、柯绍忞、王国维、罗振玉、刘鹗等人。综观他的前半生生涯，经世取向使他具备了现实意识，开阔的视野成就了他的业绩，职业的实践推动他进一步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的通盘考察，并为他日后转入教授历史、研究历史铺平了道路。

学术研究

内藤湖南一生致力于历史学研究，旁及其他学科，学问渊博，世所罕见。大正十年（1921）左右他在京都大学所使用的讲义，日后成为其大作《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收录于《内藤湖南全集一○》，筑摩书房）一书之稿本，该书开宗明义指出：“我所谓的东洋史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其对于东亚文化的研究即是以中国历史的研究为范围：简而言之，内藤氏史学研究的地理范围，即以帕米尔、西藏高原为中心而开展，去除印度、中亚细亚、西伯利亚的所谓“东亚”为地理区划的历史文化学研究，上述范围的史学，在他本人界定中即为所谓“东洋学”，而此东洋学概念，正隐含着一种将东亚视为整体的世界史史观。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最著名的理论是“唐宋变革期”（或称“唐宋变革论”、“唐宋变革”）：在内藤湖南眼里，中国历史从中古转变为近世，是一大变革，这变革把唐宋分割，故后来以“唐宋变革”称之。他认为中国历史分期以秦汉以前为“上古”，东汉到西晋为“第一过渡期”，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叶为“中世”，唐朝后期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期”，宋朝以后则为“近世”。此时代区分论曾遭到多方批评，议论尤其在日本国内于战后越来越炽，然最终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此外，除以中国为开展的“东洋史”外，在日本历史研究上，内藤认为，邪马台国位于九州，而不是在近畿地区。

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

内藤湖南于上世纪二○年代提出极具启发性的时代区分论，主要是以《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的论点为人所知。此区分论乃将中国的朝代根据其时代特色，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近世后期”等四期。“上古”指的是文明起源直至中后汉中叶，上古时期的特色是形成中国文化，并以此文化扩及周围各地；“中世”则为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叶，此时乃是东洋史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与前述“上古”之别乃是以后汉半期至西晋期间为过渡，这段时期的特色是边疆民族入侵中国内部，而此种入侵特色在唐末五代中达到巅峰。至于何谓东洋史第三、四阶段，亦即何为“近世前期”、“近世后期”，在《支那上古史（中国上古史）》一书中没有明确说明。

政治观

内藤湖南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入，认为中国文化为东亚文化的主流，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但他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中心主义者，从他高度评价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所开启的日本中心和文化独立思想，可以了解内藤的立足点和他的全面的东亚文化观。
内藤湖南所著作的《支那论》在二战后受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多人撰文批判内藤出自国族主义的文化史观的言论，指出其书中言论助长了军国主义。池田诚写过一系列研究内藤的文章 ，认为研究内藤史学不能无视明治时代后期的国族主义背景。池田诚说：“内藤湖南的中国史研究是建立在内藤所发挥的国族主义的延长线上。”，并履次提及内藤是“《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可以说是中国版本的国族主义派之国粹主义政治论”，《国民论》派的国粹主义指的就是政教社的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和日本主义者陆羯南所主张的日本民族主义。丸山真男曾将明治时期中产阶级的国族主义分疏为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国家主义三种。
周一良曾经评点日本三位汉学大师，说：“白鸟库吉（1865-1942）受西方学术影响较深，内藤湖南受乾嘉朴学影响较深，两人分别巍然成为东西两京（按：指日本的东京和故都西京即京都）中国史研究的长老；而桑原隲蔵（1871-1931）则兼承乾嘉与欧洲学术传统，是明治以后中国史研究的又一巨擘。三人之中，内藤湖南治中国史卓然有所建树，以其最为深长，自成系统，故有内藤史学之称。”另外研究中国历史著名的傅佛国和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亦对内藤有所评述，博佛国指出“对于像内藤这样一位相信学当致用的人说来，日本为亚洲作决策的重任，绝不能只听任职业政客和军国主义人物一手把持。”
，包弼德认为“内藤从他的中国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贵族专制体制终将成为日本现代化的障碍；这个对日本的殷鉴，看起来内藤在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时候就系之于心。” 
在《支那论》中，内藤认为中国乃是蚯蚓式的国家：“如果日本和支那冲突，不幸而兵戎相见，为此使支那陷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的境地，日本不是要负全部责任吗?……日本每每会有这样杞忧。然而这种忧虑实在是因为对支那国家的成立、支那的社会组织的全然无知所造成的。打个极简单的比方:……例如小笠原岛假若被外国占领了，日本国民肯定全体激愤。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 …在支那，政治这种东西和社会组织，两者互无关系，这种情况由来已久。所以，如果今天支那人真的兴起了民众运动，那也不可能是由国民的公愤引起来的。如果看上去具有国民公愤的形式，就完全可以判断，那是由于虚假的煽动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