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门音理论

声门音理论（英语：Glottalic theory）认为传统的原始印欧语音系构拟中的气嗓音 /bʱ dʱ ɡʱ/，实际上应为喷塞音 /pʼ tʼ kʼ/（或其他声门化的类似音素）。该理论的雏形最早由丹麦语言学家Holger Pedersen 提出，初稿中未提到声门化音的概念，其后André Martinet 和 Morris Swadesh 发现用声门音来解释原始印欧语浊塞音的可行性。1972-1973年，美国的Paul Hopper 与苏联的Thomas Gamkrelidze、Vyacheslav Ivanov 各自提出较完善的理论猜想。声门音理论在提出后曾有一段辉煌的认可时期，曾一度被视为像喉音理论一样能够改写原始印欧语教材的理论。然而时至如今，它已被多数原始印欧语研究者所抛弃，仅剩下为数不多的信奉者。

Decem 与 Taihun

1981年，在颚-咝音同言线（用“百”一词在派生语中的发音而将印欧语进行划分）的基础上，Hopper 提出用“十”一词的发音而将印欧语进行分类的方法。印欧语可分为两类，亚美尼亚、日耳曼、安纳托利亚与吐火罗分支中的派生语将“十”的词首读为清音t，称为Taihun 组；其他分支中“十”的词首则为浊音d，称为Decem 组。尚不清楚该t/d 对立是由原始印欧语分裂前的方言差异所致，还是应归咎于分裂后各分支中不相关联的音变。

其他论据

声门音理论除了对原始印欧语的共时性质有解释之外，对其派生语中的历时音变也可作出一些解释。比如拉丁语（Lachmann定律）和波罗的-斯拉夫语（Winter定律）中的某些长元音＋浊音序列，其中的长元音在对应的原始印欧语词汇中却是短元音。声门音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喷塞音存在的证据。喷塞音作为前声门化的塞音，在派生语中演变为浊塞音时，其中的声门音部分就会以使前面元音长音化的形式而表现出来。虽然这样的解释十分巧妙，但它当然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法，这些定律还可从形态学上作出解释。
声门音理论的支持者Frederik Kortlandt 进一步称现印欧语中的一些特征是原始印欧语声门音的痕迹，如信德语中的送气-气嗓音的对立，丹麦语的嘎裂声stød，拉脱维亚语和萨莫吉提亚语中的破声，等等。（不过丹麦语的stød 一般被视为次生特征，不见于原始日耳曼语，而对应其他北欧语的音高重音）

质疑

声门音理论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喷音的构拟，但它的类型学基础也有缺陷。如果原始印欧语确有构拟出的清-浊-喷对立的话，这样常见和稳定的系统至少应该在某些分支中有所保留。事实上原始印欧语的早期派生语都不含喷音，喷音几乎不存在于现今的任何印欧语之中（奥塞梯语与亚美尼亚语的东部方言除外，但这是它们与高加索语言接触的结果）。声门音理论认为声门音（喷音）在原始印欧语分裂后从其所有分支中分别消失，有些分支还共性地将喷音转变为浊塞音，这是无法解释的巧合。相比之下，传统的构拟系统虽然不常见和不够稳定，但气嗓音（浊送气音）是可从印度语支的语言中得到证实的，并且塞音系统的不稳定性也为塞音在派生语中的进一步转变作下了铺垫。举例来说，印度-雅利安分支产生清送气音，使系统变得对称；希腊与意大利分支将气嗓音清化为更加常见的清送气音；伊朗、凯尔特与波罗的-斯拉夫分支将浊送气音去送气化为常态带声音；日耳曼和亚美尼亚分支则涉及更复杂的音变。
一个折中的方案认为喷音到普通塞音的转变是在原始印欧语时期就已经发生了的，原始印欧语的分裂是在音变已经收尾或即将收尾时发生的。这种说法虽然可以兼顾传统构拟与声门音构拟的优点，但缺少历史语言学上的证据，并且很难证实。这样的假设也意义不大，因为印欧语学研究的只是原始印欧语分裂前的所谓“后期原始印欧语”，从原始印欧语再推断向上的历史是其他学问的范畴，更何况目前尚无可信的将印欧语系与其他语系相联系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