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珩

早年经历

屈珩于1937年在英国出生，他在1956年至1958年间曾在驻扎于塞浦路斯的英军军团中服务。1961年，他在牛津大学修毕现代语言学，并于同年到香港学习中文。除此之外，他本身亦精通法语和德语。随后，他加入香港政府服务，初时在市政总署服务，并曾任元朗副理民官。在任期间，他曾多次到新界西的乡郊地区视察，并处理当地居民关于开辟道路、疏浚水源等要求。1965年4月，屈珩离任元朗副理民官一职，并于返英度假半年后平调至大埔理民府，同任副理民官一职。1967年3月，屈珩升任南约理民府官，接替离职的潘礼。在任期间，他着重于加强南约十区的乡绅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并获得他们的信任与支持。在六七暴动爆发期间，他设立了乡事会加强官民合作，南约的大部分地区在此会调和之下未有乱事发生。此外，他亦频频往不同乡郊地区视察，以了解地区人士的需求，并加强发展南约的社会设施。例如他曾于1967年10月访问西贡，并深入位处高达千呎的村落访问，令该村居民为之感动。1969年6月，屈珩离任南约理民府官一职，在任新界六年间，其积极发展、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的政绩广获十区的乡绅为之赞同和答谢。

政府工作

1970年，他离开新界的地区行政工作，转至辅政司署工作。加入司署后，他首任财经事务首席助理秘书长，并于1974年11月荣升新界副政务司一职，至1978年离职。他在1978年成为港府设立的秘密组织压力团体常务委员会的首任主席，此组织乃用作监察当时不断成立的压力团体对政府的指责，并特别针对以非制度化方式争取基层利益的团体。除此以外，他在1979年10月起担任康乐文化专员一职，负责推动香港的体育和休闲活动的发展。至1981年10月，港府成立康乐文化署，由他出任首任署长。1983年7月，他获港府晋升为甲级政务官。同年9月，他出任港九政务署署长一职，任内历经政府推行地方行政，使官民沟通更为多样。

高层官员生涯

1986年5月，屈珩离任港九政务署署长，并暂赴北京担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参赞一职。同年11月，他接替约满离职的卫理钦，担任常务司（现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一职，负责协调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以及处理当时极为重要的香港与中国事务，他亦因此而成为决策科的主要官员之一。在任期间，他同时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一员，负责与中方磋商香港主权交接有关的事宜。在1989年6月六四事件发生后，香港市民对中国政府产生恐惧，而负责主权移交事务的屈珩，曾于同年8月发表题为《收拾残局》的讲话，呼吁公众积极为起草《基本法》表达他们的意见，以确保最终内容能掌握在港人自己的手中。他更向中国政府要求延迟于1990年发布《基本法》之计划，并呼吁中方不要在主权移交后在香港驻扎解放军。然则，此举引起中方的反弹，新华社在三日后评论其讲话为“公然干涉基本法起草工作”，并指他们公然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横加指责，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将事件提高至英国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层级。1989年11月，屈珩获港督卫奕信爵士委任为行政局成员。
1990年4月，他调职为铨叙司，负责管理公务员。他在上任前，曾遇到公务员要求加薪15%的连番抗议行动，因而积极加强政府部门沟通，并促进政府与公务员双方的了解以避免事件重演。当时，香港民主同盟主席李柱铭曾批评英国政府出卖香港，除了将香港拱手相让予中国之外，还拒绝给予港人民主。他因而为英方辩护，并指出在香港发展民主可能导致反效果，并且中国政府并不会容许香港拥有民主制度。1991年，他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CBE）。
1993年4月，他获港府委任为驻华盛顿经济及贸易事务公使。屈珩当时为香港政府中最资深的政务官，但基于港督彭定康当时推行高官本地化政策的关系，原有望担任最高级公务员职位布政司的屈珩最终被陈方安生取代。他因而感到不满，并获政府度身订造此职位作安抚。在屈珩的坚持下，工商科因而向立法局财务委员会申请拨款二百五十万美元购置驻美专员官邸。而其后他亲自到美国选购官邸，该豪华大宅面积约七万平方呎，除有广阔的花园及草地外，泳池及网球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此举引起立法局议员的哗然，并引起民主派议员对政府的批评。其后，其公务员事务司一职由陈方安生接任，成为首位女性及华人接任此职，而她在短短半年后便离开公务员事务科，接替霍德任布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