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言學

历史

现代历史语言学肇端于18世纪晚期，由文献学发展而来，而传统的文献学是专注于钻研古代文章典籍，以复古为终极理想的学问。
最初的历史语言学是比较语言学，中文习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它所关心的主要是对语言谱系的梳理和对史前（指有文字以前）语言的测拟（或称构拟），所采用的是比照法和内部测拟。当时的焦点是对著名的印度-欧罗巴诸语（中文习称印欧语系）的研究，而该语系中的很多语言都有着相当悠久的文字史。以此为契机，对乌拉尔语系、南岛语系、美洲土著诸语群、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等语言群落的意义深远的研究工作也相继展开。
然而，如今的比较语言学已降格成为历史语言学学科业已开辟出来的广阔领域中一个分支。现在，对印欧语系的比较研究已经被高度专门化，对所属诸语后续演进的多项研究特别是对其中规范化现代变体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成功。
初始，所有的现代语言学都是侧重于历史的，甚至连对现代方言的研究也包含了对语源考求。直到弗迪南·德·索绪尔将语言学一分为二，界定为共时（synchronic）和越时（diachronic）两大门类，该学科今天所呈现出的格局的基础才得以初步奠定。因越时语言现象被定义成了多个共时阶段的连续，于是语言学的重心倒向了共时方面。然而今天看来，索绪尔当初的界定方法是过于理想化了。在留声机发明之前纯粹的共时语言学对任何历史时期而言都是不可能存在的：书简上固化了的语言总是滞后于口头语言的发展，并且在现代出版系统通行之前，又总是很难精准地确定文献的著作年代。社会语言学学者的研究表明，共时的语言状态其内部也是不均匀的：年长者和年幼者话语习惯的差异暗示了语言变化的趋势。共时多样性理论的提出是语言学上的一大进步。
对语言生物学起源的探讨也是历史语言学范畴之内的一个课题，一个一直被搁置的课题，因为大多数的语言学家都认为那实在是太过遥远了，遥远到甚至虚无飘渺，很难想像单靠着比照法，能从连绠短汲深都不足以形容的那点实在有限的历史文献中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其他一些技术，比如大宗语汇比较（Mass lexical comparison）似乎有可能成为克服比较语言学极限的解决之道，不过多数语学家都对它的可靠性持怀疑态度。
有很多个对种族的（特别是史前时期的）群集和迁徙的猜想都建立在历史语言学发现的基础之上。不过，通过将语言史与考古和遗传学的实证相互参照，人们发现，以语言作为种族确认的依据有时候并不可靠。

语言亲属关系的假设

语言是人类相互交流信息，思想的基本工具。这是智人区别于其他动物最主要的区别之一，虽然，初期的语言可能与其它动物的发生交流和肢体语言有相似之处，但是，最关键的人类语言应该是能够在相当范围内进行复杂事物，行为的表达，从而使群居于某个群体内或地域内的族群，产生和形成共同认可，共同使用的原始语言。这就是语言亲属关系的基础。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众多的语言体系，就是由其远古时期相对独立封闭的群居团体经济生活方式所决定的。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发展，生活生存区域的扩展，有了对于外界群体的接触，才有可能有不同语言的交流和融合。在原始血亲制度下的原始社会，语言就是族属类别的最好区分方式。当人类由血亲氏族过渡到族外婚阶段，语言依然是判定其民族属性的最关键依据之一。因为，只有在共同血亲亲缘关系维系下的族群，才是同一语言使用者，即使有其他族属人加入，也属于被同化或融合的范畴。何况这种现象只是在奴隶制阶级社会建立后，发生对外战争后，大量产生战俘奴隶之后，才有了少量非亲属关系族群的介入。然而，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一旦人们在共同的地域和生产方式下生存下来，通婚，混血就是不可避免的行为，从而，又建立了新的血缘关系，成为这个民族的语言亲属关系。所以，不管今天人类语言发生多么大的变化和相互融合，只要按照遗传学，考古学及生物学的依据，判定人类种属的发源地语言历史，按照可掌握的语言历史线索顺序排序，就可以以其亲缘关系远近，分离时间早晚，判断出语言相互关联的信息，解决语言系统的构成。同时，过去建立在历史学和文献学、考古学基础上的语言学体系，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遗传学、生物学等学科的进步，也会纠正其谬误。例如：印欧语言体系之说，已经随着DNA技术的验证，亚洲人种的来源就在亚洲的西伯利亚地区，推翻了过去传统的北欧雅利安人与亚洲人结合所生成的印欧族属的问题，彻底揭穿了雅利安高贵血统论的谎言。既然，这种亲缘学说不成立，那么，印欧语系之说不也就值得怀疑和纠正吗？

形态变化、语音对应和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

语言不仅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变化，更重要的是随着人类生产生活区域的扩大，包括新的经济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不断发生变化。这个变化除去本族属语言对新事物，新环境，新的社会活动等事物行为的重新认识，命名，描述而产生大量新词汇，从而使语言词汇逐渐丰富起来。同时，随着人类族群的相互接触，交流，渗透，融合，语言也会不断接收其它语族的语言，逐渐形成另一种从祖源语言分离出去的一种新语言。但是，各种语言的发音模式或形态，应该是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例如：今定义为阿尔泰语系的语族，发音以粘着音为主，颚化现象较多。蒙古语、通古斯语、突厥语等，不仅语言相通度很高，其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人群生活地域，乃至于历史脉络都十分接近。只是由于对外接触的语言族群不同，其族属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根据现代DNA遗传学技术，确定了其族属渊源关系，就可以利用目前所存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判定其相互族属语言的祖源，分支关系。解决了族属的亲缘关系，语音的对应，语言亲属关系的确定就会迎刃而解，成为单纯的学术技术问题。

书面材料的运用和亲属关系的考察

书面材料的运用是个十分复杂而艰巨的工作。其中，既涉及语言的多样性，使用的族群范围，历史文献的相关语言稀缺性，古代语言文字的消亡等。所以在使用书面语言，尤其是远古、中古时期的历史资料是十分稀少，许多语言文字已经消亡，很难还原或释读。所以，借助新的科技手段，确定人类族属，尤其是人种源，起码是智人起源地，就会将人类历史也好，民族历史也罢，都会比较客观地确定下来，然后再利用仅存的历史书面资料，来寻求进一步的区分，才能发现和定义各个语言族属关系和相互的语言亲缘关系，较准确地形成可以经得起检验的语言体系。至于语言亲属关系，只要人群族属关系确定后，根据各个人群族属历史发展关联，社会形态变化经历，语言构成因素，相互包容内容等就可以进一步使用各种形式考察相互的亲属关系。

语言的分化和语系的形成

语言的分化是指同祖语言在社会发展中，异变或分离主语言体系，形成一种既包含祖语成分，也吸收其他语族语言，自成体系的语族结果。这种分化，目前的区分是以语系作为主干，以语族作为分化标志，同时用语支来表述语族中的分化。所以说，语系的形成应该指来源于同一祖语的民族人群，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进步，形成不同地域，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社会结构的同一祖语语言变异人群的语言体系。语系范围以语言亲属关系来界定，语族以使用人群范围来界定，语支以同语族人群中存在语言差异人群来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