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

起源

支那（梵语：चीन，Cīna）这个称呼起源于古印度，最早是一个地名。在印度古典《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摩奴法典》及《普鲁哈特萨玛希塔》（Brhat-sajhitā）等书中，记载了支那这个地名。因为《摩诃婆罗多》、《摩罗衍那》及《摩奴法典》等书在历代皆有增补，古印度在何时开始使用支那这名称，无法考证。在孔雀王朝写成的《政事论》中，记载了支那产丝一事，因此最晚在公元1世纪时，这名词就已经在古印度通行。
在部派佛教经典中，使用了支那这个地名。如《那先比丘经》、《普曜经》、《大毗婆沙论》等。大乘佛教经典，如《华严经》等，也记载此地名。古印度文献本身，对于支那的记载并不清楚，很难推定它的详细地点。除了支那这个地名外，也记载了居住在支那的支那人，来自支那的马，以及来自支那的丝织品。在记载中，又有支那与小支那的区分，中国相当于支那、大支那、摩诃至那，小支那为中国的某个属国。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中，将中国与疏勒并举，因此小支那可能是指疏勒或是于阗。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的夹注，认为支那指广州，莫诃支那（大支那）为唐朝京师（长安或洛阳）
印度学学者烈维认为，在印度古代，支那被用来泛指喜马拉雅山以北的地区，代表远方之国，通常不一定被特指哪个国家，之后才被作为中国的名称。因为古代丝绸主要生产于中国，印度记载支那盛产丝绸一事，也被用来证明古印度所说支那，确指中国。
随着佛教经典汉译，“支那”一词进入中国，并明确被认为是中国的称呼，汉译又作支那、脂那、至那等。在唐代之前又译为震旦，由汉传佛教经典记载，265年秦州刺史派遣至天竺的成光子，发现他们以“震旦”称呼中国。学者一般相信，支那与震旦源自同一个语根，两者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翻译，支那这个名称可能在东汉后期在印度出现。
唐玄宗曾经写诗道：
《题梵书》

鹤立蛇形势未休，

五天文字鬼神愁。
支那弟子无言语，

穿耳胡僧笑点头。
在这个名词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徒以支那作为中国的别称，如道宣、智昇、唐人冥详、玄奘弟子彦悰和慧立、唐玄宗、清凉澄观、明代憨山德清大师、灵峯蕅益大师及其弟子成时、净源法师、宋初高僧赞宁，宋代和尚法恭禅师、宋末佛教史学家志磬、普济、清人龚自珍、彭希涑。在正史中，也记录外国以支那作为中国的称谓。
葛维汉（D.C.Graham）于1940年代至中国进行民族志采访，记录一位羌族居民的口传古代故事，故事中称汉人古名为“支那”（Tzu La），而羌族自称“戈拉”（Gu La）。

历史考证

慧苑认为，支那的名称来自于中国人多所思虑。但义净认为，支那只是一个名称，在梵文中没有特殊涵义。梵语cinta，意为思虑，发音与拼法皆和Cīna接近，慧苑可能因此做出这个解释。
《翻译名义集》说，支那之名有两个说法，一是文物国，二是边远之意。《杂阿毗昙心论》与《大毘婆沙论》皆以真丹或至那来比喻遥远之意。冯承钧认为，支那原为“远方之国”或“边地”之意，原本用来称呼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青藏高原地区，后来引申为对中国的称呼。

语言学考证

梵语चीन（Cīna）， 中古波斯语چین‎（Čīn），与拉丁语Sina发音与拼法相近，同指中国，可能来自同一个来源。包括德语、英语China，法语Chine等西欧各国对中国的称呼，皆源自拉丁语。其梵语चीन（Cīna）的由来也来自同源。最早主张支那来自存在于公元前9世纪的秦国是17世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和汉学家卫匡国，其后法国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伯希和和德国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也支持此说。 这也是如今对该词最普遍、传统和被接受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源自丝国、瓷国等，如学者古希腊和罗马称丝为Ser，Seres就是“产丝之国”。另一个则是“Sinae”，“产瓷之国”。
苏曼殊认为，支那这个字的对音，相当于梵语चीन（Cīna）。
1655年，天主教传教士卫匡国在其著作Nuvus Atlas Sinensis主张，秦朝的名称，转变为梵语Thin、Chin，成为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最终成为China。伯希和也同样主张，支那一语来自于汉语秦，被印度假借。但此说同样无法证实，也有学者认为希腊语与拉丁语的Sinae可能是由丝、瓷的音转换的。
因为秦在上古汉语中为浊音（[zin]），近代才转变为清音，学者郑张尚芳主张，支那来自晋（[ʔsins]）的音转。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在《中国地理历史研究》（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undien）书中，主张支那的名称来自越南的古地名，日南郡。澳大利亚汉学家韦杰夫（Geoff Wade）主张，支那一名来自云南古国夜郎。

近代日本

经由中日间的学问僧往来，支那这个称呼在唐朝传入日本。空海《性灵集》，是日本文献中，首次出现支那之名。镰仓南北朝僧虎关师炼《元亨释书》等佛教典籍中，皆有使用支那名称的记录，但早期并不普遍流传。
根据考证，日本古籍中曾重复出现“日本与中国”并将日本与中国并列成相对两国的记载。
江户时代，使用支那作为中国代称的风俗渐广，相传由朱舜水传入日本的拉面，当时被称为支那面。日本以支那来取代中国的原因之一，是夷夏之辨，因为“中国”这个词明示“中国”才是中央之国，日本只是“东夷”。德川光圀曾主张可以用支那或唐山来称中国。另有一说日本国内有领土称“中国”，为了避免混淆也是原因之一，自江户时代就开始设法区别，但使用支那之名，仍以佛教典籍为主，如日僧大玄《净土颂义钞探玄钞》等。
近代“支那”在日语中广泛使用并非来自于英语的“China”翻译，而是与拉丁文翻译有关。日本兰学家新井白石首次将拉丁语Sinae（Sina的复数型态，罗马帝国对中国的称呼）与“支那”相连，杉田玄白与大槻玄泽等人，效法荷兰等欧洲国家，使用支那（荷兰语：China）来称呼中国，认为中国并不居于世界中心，也非文明最高之地，反对尊崇中国的风气。幕府末期，以支那来作为中国代称的习惯，在日本开始流行。兰学家的主张，由福泽谕吉整理为脱亚论，支那的称谓，在明治维新初年，在日本形成风气，如高杉晋作曾以支那入诗。
明治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大清国或大清帝国，比如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支那则在民间通行，如一般的民间报刊，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支战争。甲午战争令日本开始跻身东亚地区强权的行列，而中国的国力则进一步衰弱。日本将华北称为“北支”、华中称为“中支”、华南称为“南支”。
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因清朝已经结束，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改以中华民国来称呼，日本政府在对中国的正式文件上，汉语部分使用中华民国，但对应的日语则使用支那来取代，作为对中国的称呼。1940年以流行歌曲《支那之夜》为灵感拍摄的同名日本电影，由东宝出资拍摄，中华电影公司协助拍摄，长谷川一夫和李香兰主演。

台湾日治时期

在日治时期，台湾教育，比照日本之用法，将中国大陆称为支那，称中国为支那成为一般的习惯。如1918年，赖和于《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的诗作，与连横发表的文章《鸦片有益论》，1936年陈逢源出版《新支那素描》，1941年江文也出版《上代支那正乐考》。
中国民族主义者，如吴克泰等人，因认同中国，表示不满。日本人认为台湾对中国的认同，会影响日本人的统治，也认为中国大陆企图透过各种关系，在台湾制造革命，使台湾脱离日本的统治。
1914年，板垣退助来台湾，宣扬亚细亚主义，希望台湾人成为日本人与中国人（支那人）之间的桥梁。他回到日本后，发表《台湾之急务》，主张同化主义，让台湾人享有与日本人同等待遇，融入日本。板垣等人称台湾为“本岛人”，称在台日本人为“在台内地人”。

1923年，蒋渭水推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辜显荣组织台湾士绅反对，在台中演讲，宣扬日本统治成效，以及中国的落后时，以支那称中国，并宣称“吾人宁可做太平之狗，而不做乱世之民”。
1936年3月，林献堂参加《台湾新民报》所组成的华南考察团，至中国游历，在上海欢迎会致谢辞时，说了一句：“我们回到了祖国！”《台湾日日新报》报导此事，6月17日，由在台日本人组成的爱国政治同盟会，殴打林献堂，造成祖国支那事件。

近现代中国

明治维新后，日本书籍传入中国，支那之名在中国复兴。严复在其译作中，以支那来译英语China，曾译《支那教案论》，也曾以支那入诗。与林纾同译《黑奴吁天录》的魏易，在序中以支那自称。林纾称“支那”一词并无贬义。
1886年，杨仁山出使英伦，结识南条文雄，回国后，倡印大藏经，希望振兴佛教，以佛教振兴中国，作〈支那佛教振兴策〉。
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中国至日本留学的风气兴起后，以支那自称的习惯在中国也慢慢传开，尤其是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家们。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等在日本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并在创会通告中多次提到支那，242年算自南明永历帝败亡，章太炎对日本警长说：“余等皆中国人，非清国人。”1904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在东京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
梁启超曾以支那少年为笔名，出版过《支那四千年开化史》，并且在其他文章中常以支那自称，但也有以中国自称者。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有“我是支那第一人”的诗句传世，曾得毛泽东赞赏。另如孙中山的革命伙伴，日本人梅屋庄吉，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在日本发起成立“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中华民国。
曾经加入过光复会的蒋智由有诗《有感》曰:“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1910年，同盟会成员，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人斩，结合洪门等势力，成立支那暗杀团（又称东方暗杀团），以刺杀清朝显贵为目标。

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语中的支那是指整个谋求占领的中国，那时候说的支那人，为中国领土之中国人，而在战时海外华人如英属马来亚、新加坡、荷属东印度之华人以及英属香港之华人亦被囊括在内。
二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之要求，发布《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已经不在公家单位与各类机关团体使用此一名词，教科书的战时作品中的“支那”均一律改为“中国”。现代日本民间都不使用此词，然而一些日本的右翼分子，如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则继续使用该词。有时日本右翼政治人物也用英文“China”的日语发音“チャイナ”，作为折中说法。
1947年8月，日本京都学派重镇、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机关刊物《支那学》在创刊27年后终刊。其后“支那学”改称“中国学”(Sinology)，“支那”渐成死语。
日本汉学家实藤惠秀在其《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所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支那）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中国大陆

中国有少数民族的语言中有以“支那”为地名，但与梵文及日文意指“中国”之用法无关。位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中，其中一个乡镇名为“支那乡”，源自傣族语言意指“腊族居住地”，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20日支那乡举办过“魅力支那”摄影与征文大赛；同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中和镇的辖下乡村中，亦有地方名为“支那村”。
在中文里“支那”一词也还由于历史关系没有被彻底淘汰，如地理名称“印度支那”，但以支那一词作为对中国地域之代称则已全面消失。但也仍有少数学者如陈寅恪偶在特定场合使用支那称中国。
1998年，中国大陆四大门户网站之一的“新浪”成立，网址的英文写法是sina.com，引起部分在日本的中国大陆移民和留学生抗议，因为sina是“支那”一词的日语训令式罗马字；他们深怕网站一旦流行，势必在日本勾起不必要的联想，加深一些日本人对他们的歧视，因为“支那”一词在军国主义上含歧视隐义。这种引起误会的使用事件还有支付宝。2018年10月，支付宝的广告文案“他乡遇故支”遭到指责，部分网友认为“他乡遇故支”的“支”指的是“支那”。也有不少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将“他乡遇故支”的“支”解读为“支那”纯属无聊。支付宝则在官方微博辩解称，“他乡遇故‘支’，我是小支，支付宝的支。手机上那个支付宝的只有一个‘支’字logo的我。希望每个出境游玩的中国人都能在异国他乡偶遇我，偶遇一份温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转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中实施说明第二点表明，在罗马字母各语文中国国名的译写法不变，不会要求外国统一使用汉语拼音（Zhōngguó） 作中国国名。
2008年7月24日，重庆一即将开业的火锅起名“支那”，并打出横幅“支那火锅即将开业，免费赠汤圆红酒，欢迎届时光临！”引起一名过路人愤慨，并将现场照片发在龙湖论坛上，该店随即招来众网友猛烈抨击。25日横幅被城管扯下。31日一名自称该火锅馆老板的男子向重庆晚报打来电话，表示取名“支那”是工作人员失误，希望通过媒体向民众道歉。在火锅馆门口，男子为了显示自己道歉的真诚，更是手举道歉信跪下。
2013年2月8日下午7点左右，锤子科技创始人、大V罗永浩（中国朝鲜族人）一直在新浪微博发布关于他日本行的照片，并附少许评论，言语中处处流露出对日本无尽的热爱和赞叹，并称被日本的艺术气息深深的折服。此外罗永浩还称中国人为“支那人”，引发网友强烈抗议。
2017年7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企业名称禁限用规则》，规定企业名称不得含有“支那”一词。
2017年9月7日，一名在港中大就读的中国学生唐立培在微博与网友掀起骂战，并用“支蛆”一词辱骂网友。9月9日凌晨微博ID为“@唐立培你多读点书行不行”的账号发消息对此前对网友使用“支蛆”等词解释称，“一时冲动的口舌之争，如有冒犯，十分抱歉。特别是文章发出前的微博中所用的‘支蛆’等言论，冲动之下，口不择言，现在我收回，并再次致歉。”9月12日晚，唐立培的高中就读学校泸州天立国际学校官网移除了唐立培的名字。
2018年1月，日本漫画作品《爱吃拉面的小泉同学》改编成动画播出。该动画片第七话约12分钟的时候，画面中店家的招牌“广东支那荞麦轩”、“支那荞麦”、“支那御料理”，台湾播出时则是完整保留，但是中国大陆播出时，“支那”2字被涂掉，变成“广东荞麦轩”、“御料理”，“支那荞麦”则是全部涂掉。
2018年4月19日，《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在上海迪士尼小镇举办宣传活动，活动本身组织混乱，活动结束后现场留下大量垃圾，对此一名名叫“@洁洁良”的新浪微博网友（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在读研究生、中国共产党党员田佳良）因用“恶臭你支”讽刺这种现象。随即“@洁洁良”和其他网友发生争执，过程中“@洁洁良”多次使用“支那”一词。网友提醒支那是侮辱中国的意思，洁洁良回应“废话，不侮辱，我说它干嘛”。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网友强烈愤慨。@洁洁良所就读的厦门大学表示调查此事并给予田佳良留党察看、留校察看处分。同年8月15日，田佳良被开除党籍并退学。

香港

香港日占时期，日本政府称呼香港华人为支那人，例如：将帕西华人混血儿罗旭龢列为“英支混血儿”，以及将当地华人菁英如金融界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列入《香港在住支那人有力者调查表》中。
2011年有人改编了一首叫《蝗虫天下》的歌曲，其中一句歌词为“支那一早丑遍东亚”。
2012年9月15日数十名网民响应社交网络号召，到上水港铁站近彩园村的出口外示威。他们不满水货客阻塞港铁站，影响北区居民生活，大批市民围观。有示威者举起辱骂内地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内地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被掌掴。有示威者举起辱骂内地人的标语，又高叫反对内地人的口号，场面一度混乱，期间有示威者因呼喊“支那人”被掌掴。
2012年10月，香港高登有用户将PSY的《江南Style》重新填词，创作了“核突支那Style”MV（“核突”即“恶心”），歌词内容嘲讽中国大陆人随处便溺，再次引发陆港网民骂战。
2013年1月，香港的日本超市生活创库出售一种日本牌子的日本拉面（支那そば），价钱牌上译为“日本健康支那面”，结果此事被脸书网民群组恶搞，随后该商品被下架。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估计，可能是该超市大意。
2013年12月24日，提倡港独组织香港人优先在脸书账号声称“奉劝大家莫讲话唔好用支那银行服务、连支那银行钞票都唔好用！八成假架！”。12月26日，以招显聪为首的几名香港人优先成员手挥港英旗，闯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内，并高叫“解放军滚出香港”等口号，遭到站岗解放军的制止。驻港部队随后关上大门戒备。“香港人优先”组织的脸书账号则发布消息声称“我地强袭支那军驻港军营”。
2014年12月26日，上水海禧广场两间相连店铺闸门，有人用红油喷上简体字“护港驱蝗”，及“X你支那”等字句涂污。。
2015年6月6日，2015年度升小统一派位放榜，约20名香港本土力量及热血公民成员到位于上水香海正觉莲社佛教正慧小学的跨境学童派位中心门外，不断用扬声器大叫“双非返大陆”的口号，并拉起“我不是中国人”、“支那蝗虫返大陆”等横额，指责在港出生的双非学童来港抢学位读书。“本土力量”发言人何志光称，双非学童侵占港人学额，长大后抢香港人的工作，对港人子女不公平等。
2015年6月11日于香港举行的香港对不丹世界杯外围赛，当大会按惯例在球赛开始前奏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几乎全场一片嘘声，持续到奏完，完全掩盖了歌曲。有在中国大陆看直播的民众不满，指发嘘声的人是“港狗”、“奴隶”；而香港球迷则上载现场影片助威，大骂大陆网民是“支那狗”。
2015年8月热血公民主席郑松泰在网台节目声称：“‘支那’会‘支爆’？嘛。咁‘支爆’嘅话，到时香港同大陆谈判嗰阵，揾咩人谈判呀?”
2015年11月17日晚，旺角大球场进行中国队对阵香港队的世界杯外围赛。场外有几名香港本土力量成员高举“HONGKONG IS NOT CHINA（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召集人何志光高呼“中国人滚出香港”、“中国必败”、“支那必败”等口号，有不少人附和，高呼“香港建国”和应，亦有人挥动龙狮旗。
2016年9月，香港特区政府照例在10月1日当天举行酒会以及升旗礼，包括多个新当选的非建制派议员都获邀出席，但除了民主党和前学运领袖、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答应出席之外，其余公民党以及青年新政已经表明不会出席。青年新政更发表声明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是“支共国庆”。
2016年10月12日，青年新政时任候任立法会议员梁颂恒、游蕙祯在就职时以英语宣誓期间，“China”部分读出“Chi-na”（梁于事后辩称是口音所致），被认为有冒犯及辱华之意。同年11月，律师余若海引用中文维基百科“支那”条目指有理由相信两人借宣誓鼓吹港独。同月15日，法庭裁定取消两人的议员资格。
2016年10月19日，岭南大学一名大陆女生于网上遭到辱骂。该名女生投诉她入住的岭大南宿霍藻棉楼（Hostel B）5楼属男女混合楼层，同层学生常闹至三更半夜。19日凌晨两点过后仍被吵得不能入睡，出走廊发现至少十多名男学生聚集喧哗嬉戏。女生开声要求“你哋可唔可以收声呀？”随即一名男生刻意大叫“细声啲呀！夜啦！唔好嘈！有人瞓觉呀！”女生不满反问“你系咪觉得好好玩？”男生不停高叫“返去同Warden讲呀！”期间所有人退回房间，但有人刻意将音乐声调较得更大。该名内地女生将片段放上网，并以英语留言批评这批男生，又称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担心。有留言反讥拍片女生是“支那狗”，并持有双重标准。
2016年10月25日，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黄台仰在台湾期间于网台《Channel-i》直播节目中，发表支持涉嫌辱华誓词的候任议员游蕙祯和梁颂恒的言论，明确表示支持香港独立，并且讲述与“台独”人士交流的经历，又称“我在台湾日日讲‘支那’，咁又点?共产党是我仇家，难道还要中共、爷爷咁样叫”。
2017年4月25日，亚冠G组小组赛香港东方足球队主场对阵广州恒大的比赛期间有恒大球迷向东方球迷方向举中指，至赛事尾声，恒大球迷举“歼英犬灭港毒”横额挑衅，部分香港球迷大叫“支那狗”还击。
2017年9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涉及政治冲突事件，并爆发社会关注的骂战事件。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周竖峰以对方多次违规使用民主墙为由，借机向中国大陆学生发怒，不断用粤语辱骂，及以“支那人”称呼对方。
2019年7月21日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游行，有示威者包围中联办的过程中，朝中联办门口的中国国徽掷油漆弹，在中联办外墙写上“屌支那”、“支联办”、“fk支那”等标语。中联办以及国务院港澳办认为这些示威者朝中联办办公大楼门口悬挂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在外墙喷涂侮辱国家、民族的字句等行为已完全超出和平示威的范畴，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对此强烈谴责。
2019年8月，一芳水果茶在香港深水埗的分店遭到示威民众恶搞，将一芳台湾水果茶改成“共芳支那水果茶”。

台湾

1898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的“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进行关于土地的旧惯调查，并将调查资料均收录于《临时台湾土地调查局公文类纂》内。1900年，日本法学者冈松参太郎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编成《台湾旧惯制度调查一斑》，当中记载：“今所谓台湾土人，皆是来自中国的移住民，依其原住地，大约可分为泉州、漳州及广东人三种。其人种之差异，多少由于言语风俗不同。”
日本历史学家竹越与三郎说，“（台湾以）支那人种占绝大部分，支那人种又可分为二， 此种分别不是人种学上的区别，而是历史、社会因素导致的分别，而几近于人种学的分别。其一是福建漳泉二州，及其附近地区之移住民，通常被称为福老，或被称为闽族，约二百四十余万人。另一是广东附近地区的移住民子孙，一般被称为客家，或被称为粤族，其数四十余万人”。
高野孟矩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松方正义等日本中央政府高官投诉台湾总督府的各种虐政时提到：“或云台湾土人(包括支那人种)到底不是能施之以仁德为基本之政 的人种。论者之意在于只有以杀伐才能治台湾土人。但小官却谓以仁德为基本之政,并不在于必不杀伐, 而是不以使用军队屠杀人民、焚掠民屋为目的。”而且高野孟矩在告发日本军队在镇压土匪过程中之杀戮、焚烧与军队、军夫之暴行时又提及：“军夫等下等日本人胡乱翻弄战胜者之威势,没有来由地凌虐支那人,理不顺则殴打之,或掠夺财物、家畜,或奸淫妇女种种非行多矣。”
日本“台湾青年社”的创办人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文中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
到了2010年，支那一词在持有台独立场的人士之间开始变得常用，甚至媒体上亦出现“支那”字眼的文章。
2009年，发生笔名“范兰钦”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后，主张台湾独立的学者李筱峰即曾投书报纸批评“支那狂犬范兰钦”。
2011年，一名嘉义市政府公务员在一次中国大陆地区游客阿里山的车祸后在其Plurk上称中国人为支那人。
2014年3月20日,台南市240名年轻人搭乘6辆游览车，从国立成功大学集结北上来到台北投入声援反服贸行列。其中声援学生在马英九肖像上，打上“支那贱畜、外来种滚”标语。
2015年9月29日，有网民指出台湾女演员钟屿晨在脸书发文称：“找到可以去厦门赚爆支那人的钱来为台独势力努力的合作伙伴”。又称合作对象是某中国大陆国企。有网民表示“这种虚伪行为可耻”，要认真调查疑似涉事企业。10月8日，台湾歌手黄安向国台办举报钟屿晨和其父亲钟大伟曾于当年9月初来厦门与夏商集团洽谈。国台办于16日承认确有其事并称夏商集团不会和钟屿晨父女有任何合作。
2016年12月23日，有台湾网友C在PTT上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言论，指两岸同为中国人，该一起复兴中原民族荣耀，又说希望PRC（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收回台湾；文章引发另一名网友R不爽，以“哈支那哥被叫一下支那人就崩溃，寄几百封信来骂人”、“夹卵蛋”、“支那五毛崩溃喔”等留言嘲讽，结果R挨告加重诽谤罪。 2017年，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发出的“不起诉处分书”，当中表明“‘支那’在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记载系指‘中国’，系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且汉语中的‘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于口语发音上亦近乎相同，是‘支那’一词，于我国（台湾）人民之主观认知上，大多认为是‘China’之中文译音，而未含有贬抑之负面评价之意。”，故“支那五毛”等意见表达及批判言论属《刑法》第310条第3款之可受公评事项，不构成公然侮辱或诽谤等妨害名誉罪嫌。
2017年7月，前立委蔡正元提到部分台湾人反对简体字以及马偕医院林妈利医师先前“85％的台湾人是带有台湾原住民的血缘”的研究时用“支那”嘲讽台独分子。
2018年，台湾一郑姓男子于当年2月曾在中华统一促进党的宣传车上喷“支那人”“反华斩支那”等字眼，被控损毁罪、恐吓罪。9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判处该损毁罪成立，处以该男子拘役30日、罚款3万元新台币的处罚。至于恐吓罪，法官认为郑用词虽激烈但主观上没有侵犯之意。法官还声称“支那”在台湾人认知上是“CHINA(中国)”的译音，没有恐吓意涵，而“反华斩支那”是表达政治立场，即反对中华统一促进党的理念，国家应该给此种“高度政治性言论”最大限度的维护。

印尼

十七世纪印尼马来文古籍《马来纪年》已用“支那”称呼中国与华人，华人也如此自我称呼，当时“支那”一词并没有贬义。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印尼华人尤其是土生华人也受到民族主义冲击。1900年在雅加达创立的华人社团也以《中华会馆》命名，当时“支那”与“中华”两者并用，直到中华民国于1912成立后，华族民族主义抬头，“中国”与“中华”两个词语才开始在印尼华人之间通行。
早期移民的印尼土生华人已失去操中国话的能力，而以马来话沟通。由于他们以福建人为最多，因此将“中国”拼写为Tiongkok，将“中华”拼写为Tionghoa。土生华人的书报就用这两词。当时印尼民族主义运动也掀起，土生华人报章支持印尼民族运动，称呼荷属东印度（Hindia Belanda）为印度尼西亚，土著为“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er 或 orang Indonesia）。印尼报章也以“Tiongkok 或 Tionghoa”称呼中国与华人。在中日战争时，“支那”变成了歧视与侮辱中国及其民族的名词，致使印尼华人愈加唾弃这个字眼。从此，“支那”变成了过时的贬义词，开始具有落后、弱小等负面含义。印尼土著也只有在抨击华人与中国时才用“支那”字眼。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尼名称也被名为Republik Rakyat Tiongkok。Tiongkok 和 Tionghoa两词在印尼通行了半个世纪，为印尼官方及民间使用，直到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反华气氛浓烈，“支那”一词多被持有反华立场的人所用，后来中印关系回暖，印尼官方才恢复“中华”的称谓。
1965年，印尼苏哈托政府指控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幕后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九三〇事件，企图在印尼制造政变，中印关系由此开始交恶，印共势力后来亦被苏哈托瓦解。1966年8月，印尼陆军召开第二届研讨会，会上决定改用“Tjina 或 Cina”取代原先的“Tiongkok”和“Tionghoa”，并且称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为Republik Rakyat Tjina（支那人民共和国）。决议书中表示，改变称呼的原因是为了消除印尼本国原住民的自卑感，消除在印尼本土居留的华侨的优越感，而且“支那”一词符合印尼历史与语言学。方案提出后，印尼许多反华报章开始仿效，然而当地华人以及一些印尼原住民反对相关方案，有些印尼报章拒绝更改对中国和华人的称谓。中国政府亦做出回应，强调“‘支那’一词，是在印尼还受到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时期用来侮辱中国人民的用语”，指责印尼政府“为了煽动反华排华的种族主义情绪，不惜抄袭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这种肮脏语言”。
1967年6月28日，苏哈托内阁主席团通知官方及民间机构和报章不再使用“Tiongkok”和“Tionghoa”，全部统一改用“支那”，导致中印关系继续恶化，1967年10月31日中印国断绝邦交。中方后来提出以英文China 作为中国国家的印尼名称，中国的印尼名改称为Republik Rakyat China， 以 China 以取代Tjina 或 Cina。
直到2014年3月12日，时任印尼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正式废除已经沿用将近47年的官方用词“支那”，恢复“中国”与“中华”的称谓。2014年3月26日，印尼官方正式宣布废除Tjina／Cina（支那）一词，重新采用Tionghoa （中华）作为对华人的称谓，也将Republik Rakyat China 改回Republik Rakyat Tiongkok。

对继续使用“支那”之批评

日本至今仍有部分右翼人士主张按先前的习惯将中国称作“支那”，他们认为日语“支那”的语音“希呐”来自于西方语言“China”或“Sino-”等词，既然中国允许欧美人称其为“China”，那日本人就可以称其为“希呐”，香港苹果日报的专栏作家练乙铮亦有同样的看法：“英国跟日本一样曾侵略中国，而英文China一辞，不仅与‘支那’同源，背后涵义亦一样，偏偏中国人却甘之如饴，甚至用作国家的正式英文名称。”他认为这“双重标准”的成因来自中国人对西方白种人的“洪荒敬畏”。
然而东京大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周程指出，“支那”并非是“Sino”的音译，而是它的意译，且“na”和“no”的注音假名完全不同，若要音译“Sino”，那就应该译成“希恼”，而不是“希呐”，如果日语“支那”的语音真的是由“China”演变而成，那么它的注音应为“恰依呐”，而不是“希呐”，另外，日本儒者新井白石在译介荷兰语地理书籍时首次将“China”与“支那”相连，然而他给“支那”加的注音假名的读音并非是“希呐”，而是“契呐”。
一些西方史学家亦对现代一些主张使用或继续使用支那一词的人士作出批评，认为是“麻烦制造者”以及“教育程度低的人”的行为。如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日裔史学家若林正（Bob Tadashi Wakabayashi，或译若林忠志）指出，有一些日本右翼认为支那的词源并无贬义，因此应该继续使用支那这个词，然而源于《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的“Zippangu”一词的“Jap”也有非贬义的词源，但是主张继续使用支那一词的日本人毫无疑问会因为被外国人称为“Jap”而感到气愤。他又说，如果当今中国人说他们因被称为支那或支那人而感到受到伤害，那么在礼貌上就应该不要使用这些用语，不论这个词的词源或者在历史上的用法如何。
“支那人”一词的针对对象为华人，至今部分日本右翼和部分支持香港独立的本土派支持者亦仍然使用这类用词。专门从事中日研究的约克大学历史学教授傅佛国（Joshua A. Fogel）以Negro一词的情况跟Shina（支那）相比，又点名批评公开使用支那及支那人这些词的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为“麻烦制造者”。若林正指出，有两种战后的日本人继续使用这种贬义词——教育程度低的或者／以及积习难改的老年人。
傅佛国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前，“Negro”一词并没有冒犯成分，而且可以被黑人以外的任何族群使用，甚至与当时具有公然侮辱和冒犯性的“Colored”一词相比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尊称，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里中也多次使用“Negro”一词，直到1960年代后期，人们才开始转用“Black”一词以替代“Negro”，这是因为原被称为“Negro”的群体要求作出这样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