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記

时政记，一作时政纪，是一种史书体裁，武周时的宰相姚璹所创，乃是由宰相纪录与皇帝之间的讨论事项，交付史馆，作为编纂日历、实录等史书的依据。

起源

唐初贞观年间，皇帝照例在退朝后与宰相讨论军国大事，起居郎从旁记事。高宗永徽后，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掌权，经常妄奏议论，深怕自身荒唐言行被史官如实记录，于是屏退史官，君相之议遂不为外人所知，从此成为惯例。
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宰相姚璹认为皇帝之言为世人典范，不可缺漏无记，于是提议每当君相议事时（如延英召对），可挑选一名宰相（或政事堂当日的知印宰相）记录讨论经过，以保存重要的史实与决策过程，这份纪录便称之为“时政记”。编修完毕的时政记，必须每隔一段时间交付史馆，或每月、或每季、或每年一次，各朝情况略有不同。

唐代

时政记虽在唐朝初期便已创立，但历任宰相并没有很积极地执行这项工作。主要因为君相之间的议论，其中尚未公开者多属国家机密，不可轻易交付史官，而已公开发布诏令者，史官也能自行抄录，故在姚璹之后，这项编修工作便遭到荒置了。导致有唐一代，着录于艺文志的唯有姚璹所修之《时政记》四十卷。
历来虽屡有宰相提议恢复编修时政记，例如德宗朝的贾耽、赵憬；宪宗朝的庾敬休等人，此外穆宗、文宗、武宗各朝亦发布诏令，但多半无疾而终。
宣宗大中年间，宰相裴休认为时政记交由一人撰写有失公允，遂提议所有宰相各写一份，再统一交由史官整合。
穆宗长庆年间曾下诏编修“圣政纪”，就其内容与性质而言，与时政记如出一辙。

宋代

宋承唐制，修史风气大盛，亦积极编修时政记。初例以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负责，但宋代以中书门下及枢密院（并称二府）分掌文、武大权，二府职掌不同，事务亦少有交集，况枢密院内不乏军事机密，理当有独立修纂的权限，因此梁周翰遂于淳化五年（994年）建议应该让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别编修，月底再一同交付史馆，这是编修工作的一大革新。但一般而言，二府的首长或次长──以中书门下为例，即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参知政事──虽是名义上的编修官，实际编修工作则多由幕僚负责。
宋代编修工作的另一特点，乃是时政记交付史馆之前，须先让皇帝过目，反观唐代诸帝多半不清楚时政记内容，只因这是中国历代修史传统。
到了北宋中期，时政记性质已发生变化。基于史官失职等因素，时政记从原本的记载君相议事内容演变为单纯条列例行公事，欧阳脩即对此提出谴责，特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撰《论史馆日历状》一文阐述积弊，并提出改进方法，这篇奏议对往后朝鲜王朝确立编修时政记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洪迈曾倡议编修《祥曦记注》，主要记载“经筵侍臣出处、封章进对、宴会赐予”等场合的皇帝言行，其性质与时政记有若干相似处，但两者侧重角度不同，可说有互补作用。

宋代以后

宋代以降，元、明诸朝仍持续时政记的编修工作。

朝鲜王朝的时政记

受中国文化影响，朝鲜王朝自太宗朝修纂《太祖实录》起，历代君王均十分重视编纂史书，从时政记、承政院日记（简称政院日记）等基本史料的累积直到编成“实录”，有一套极为严谨的制度，《朝鲜王朝实录》中所保存的时政记相关记载，较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更为详备。依国情与政治制度的不同，两国时政记之性质有些许不同，朝鲜王朝的时政记比较接近中国的日历，逐日记载各政府部门重要文书及大臣的奏论谏议，每篇记事之后并附有史官评论，已具传统史书的雏形，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实录。

起源

世宗十四年（1432年），郑麟趾依据欧阳脩之奏议，认为应仿照宋朝，建立编修时政记的制度，以确保日后纂修实录时史料来源充足，世宗采纳此案，命春秋馆撰拟相关制度，两年后完成。

史官及编修制度

史官以翰林为主，另有少数由艺文馆官员兼职（后扩增为八员专责修史），且不得以政事官兼任。人员区分为上、下两番，下番供职于承政院，专门誊写承政院日记，然后交给春秋馆中的上番，上番再以之与各政府部门的文书；礼乐、刑政、文物制度资料；大臣的上书和谏言；以及诸道的资料等核对，最后撰为时政记。并任命“堂上官”（通常一或二人，主要从弘文馆的官员中选出）监修。编修完毕的时政记以一年为一个单位，保存于春秋馆中，并另外抄录一副本，每届曝晒年份时，存放于忠州史库。因时政记均出自翰林之手，故又称之为“翰林时政记”或简称“翰林政记”。

相关规定

历来对于时政记皆有严格要求，作为当代史书，藏于春秋馆中的时政记不得轻易出馆，偶有特殊因素须参考或修改以前的纪录，亦须至少三名史官在场，方得开库。事实上，时政记主要以承政院日记为底本，所以若非有绝对必要，一般只要参考承政院日记便足够。
历代国君相当重视时政记，除了务必以楷体正字撰写外，要求史官一定要秉笔直书，不可有公私偏颇或惧祸畏书等情事，否则会遭到严惩。怠忽职守者，轻则不许升官或下狱，重则处死。另外，若史官因故带罪，其所撰述之史草一概不得使用。
作为编修实录的主要材料之一，在实录修纂完毕后，时政记须连同其他史草，经由名为“洗草”（用流水漂洗，以还原成纸浆）的程序来销毁，借此完全抹杀实录的制作过程。但时政记究竟是否该洗草，历来经常引发热烈的讨论。

燕山君与时政记

燕山君在位期间（1494年－1506年），多次利用时政记作为迫害大臣的工具。燕山君查考过去的时政记，找出曾经发表忤逆言论的大臣，然后加以定罪，此举造成史官及朝臣的恐慌。并干预时政记的内容，又下令五年编修一次，导致编修工作遭到空前的挫折，几乎完全停摆，有鉴于此，中宗继位后便倡议恢复编修。

其他记载

明宗元年（1576年）发生乙巳士祸，执掌政权的小尹派为让自身地位合法化，遂矫诏篡改时政记内容，企图诋毁失势的大尹派。
仁祖二年（1624年）爆发李适之乱，叛军攻陷汉城，大批时政记与承政院日记来不及运往江华岛，毁于战火之中，日后仁祖下令设立类似实录厅的临时机构来重修时政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