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史

史前时期（1624之前）

因无文字记载，台湾史前时代的经济活动约略只是捞贝、渔猎及农耕为主的生产活动，而无法描绘其分配、流通和消费之全景。

荷治时期（1624-1662）

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于台湾的经济活动原先只仅止于澎湖，但当时中国明朝政府认为澎湖为其领土，使得荷兰人于1624年转而到当时未有实质政府统治的福尔摩沙（今台湾）大员（今台南市）设立据点。荷兰占领台湾的目的是为对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与东南亚据点的枢钮，并垄断马尼拉（西班牙殖民地）与中国大陆间的贸易。主要的输出贸易内容包括砂糖、鹿皮、鹿肉、鹿角、藤、米，转运贸易内容包括荷兰的金属、药材，巴达维亚的香料、胡椒、琥珀、麻布、棉花、鸦片、锡、铅，中国的丝织品、陶器、黄金。
以鹿皮为例，在1634年到1638年短短四年之间，由台湾输出到日本的张数由十一万张成长到十五万张。到了1658年，台湾砂糖的输出量已经足够供应日本与波斯的需要，并增加巴达维亚为输出对象。荷兰东印度公司亚洲约有35个据点，日本据点的获利为38.8%排名第一，第二名即是获利25.6%的台湾，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些地方的获利主要是配送给荷兰的股东，而非用回馈当地人或用于当地的建设。
当时在台湾经营贸易的国家除了荷兰，尚有日本人，鉴于日本人的经济竞争，荷兰遂对日本商人课征10%的税，引起双方不满，甚至发生滨田弥兵卫事件，1628年两方终止贸易，1632年才又恢复，但日本在不久之后进入锁国时代。除此之外，因为荷日两方政府对于其所有领地都有司法权执行的权力，为此两方也发生过冲突。

明郑时期（1662-1683）

明郑时期的经济以经贸与农业为主。于农业经济方面，为了解决郑军兵粮问题，不论郑成功或郑经基本上都贯彻“寓兵于农”的策略，也是诸将士平日分散各耕地，按镇分地、按地开垦。这种具有营盘田、文武官田的土地私有制，于定则征赋的经济模式下，大量提供经济产能。到了明郑中后期，陈永华的准中央政府体制，让台湾着实变成一个个别经济体。为了军需民食，台湾农产重心在这个时期由糖转米。公元1665年，陈永华的农业水利更促使汉人移民至今高雄的方向发展。除此，陈永华也引入同安制盐法，发展盐业经济，除此尚有鹿皮、鹿角、鹿脯等土产的外销，因此多鹿的台湾，来自原住民团体的捕鹿业，也是早期台湾的重要经济产业活动。
除了农业外，英国、日本等国家也将明郑时期的台湾视为一个独立国家来进行贸易往来，某程度也维持了台湾的经贸热络。例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曾称呼明郑政权为“台湾王国”或“福尔摩莎王国”并与之签订通商条约。

清治时期（1683-1895）

台湾清治时期前期，因为对台湾采取消极防范政策，经济活动多来自移民的开垦，这里面又以水利经济最为出色。水利事业通常是农业的根基，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自1719年，施世榜利用浊水溪河水，完成水利工程后，“圳”成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关键。18世纪初，台湾耕地水田化的结果，把台湾的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力，由低度的开发，带向快迅的发展。公元1725年，台湾粮米已可运销大陆，成为台湾经济史上的重要标竿。
另一方面，清治时期的港口贸易与郊商活动也持续热络。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三个大都市，成为台湾各小港的转运中心。也利用郊的组织，从事特定地区之贸易、大宗商品之输出或进口买卖。公元1858年，英、法两国逼迫中国，加开台湾的安平、打狗、基隆与淡水河岸等四港口为通商口岸。自此，台湾贸易经济范围渐扩及世界各地。也因此，较高经济价值的茶与樟脑，成为繁荣台湾经济的不可或缺因素。1868至1895年间，茶占台湾出口总值约54%，糖占约36%，樟脑占4%。茶、樟脑多由北部淡水关出口，糖多由南部安平跟打狗出口。

日治时期（1895-1945）

台湾日治时期的经济是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统治国的整体发展。此种模式于儿玉源太郎的总督任内打下基础，并于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达到最高点。若以年代区分，1900年－1920年间，台湾的经济主轴于台湾糖业，1920年－1930年为以蓬莱米为主的粮食外销。综括这两阶段，总督府的策略约略是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政策基调。至于1930年之后，则因战争需要，总督府对于台湾的经济重心则转为工业化。。虽说各阶段的主要不同，但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自然着重在提高农产品或后期工业用品的生产量，以达到供输日本国内的需求。而这种“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的劳工”的经济现象，则为标准的边陲经济模式。而此种兼顾发展台湾岛内民生经济与日本宗主国供需的日式资本主义，在所有日本殖民地当中，就以台湾最为成功。
虽然日本统治者于治理台湾时，难脱“经济台湾，壮大本土”和南进战略的基本心态，但与治理香港、朝鲜等等其他次殖民地心态不同，某程度上，日本政府是把经营台湾的成就视做帝国主义宣传品与教化成同类的心态来经营（早熟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实践）；这情形尤其在中期同化阶段最为明显。加上这阶段的大正民主与军国主义未主导日本政治情形情况下，在1922－1937年间，台湾社会肇始不少改善人民生活的新制度、新知识、新观念与新价值。而这种蓬勃的日治黄金时期在的台湾博览会达到顶峰。其中铁路路线扩建、米糖产量增加、邮信电信普及等等经济成果也导致台湾社会人口增加、公学校普及和放足的彻底实施、现代卫生环境建立与守时守法观念养成等重大民生改革。
但是另一方面，以搜括殖民地资源概念引导下，台湾总督府也颁布了许多与各项产业发展相关的法令，涵盖了矿业、糖业及樟脑业。这些规定的颁布造成了一些人民的权益损失，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台湾人民对相关产业的投入，使得一部分民众感到不满。1912年发生的林杞埔事件
，就是由于日本当局强制征收南投竹山一带的公有林地，并转交给日本企业“三菱造纸所”而引发的。

仰赖日本国库

日本治台初期，台湾的财政仰赖日本国库的补助，因此，对日本政府来说，台湾是日本国家财政上的一大负担。虽然总督府宣称平定全岛并于1896年3月废军政改行民政，由于总督府新经济管理措施剥夺台人的既得利益和工作机会、日治初期的施政而导致民怨（包含将无主地之山林田野矿山查定为国有，以及发布法律第63号“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得发布具有法律效力之命令”）、以及不少台人能存复归中国及防卫自立的念头等原因，割让迄1902年台湾各地不断仍有武力抗日的事件发生，八年间或多或少都需要日本本土派兵派军械协助秩序。在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下，当时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拟定了一份《财政二十年计划》，希望能在二十年之内，透过逐年减少补助金的方式，使台湾的财政独立。

专卖制度与在台建设

然而，由于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使得日本国库吃紧，台湾必须提前实现财政上的独立。为了完成财政独立计划，总督府除了整理地籍、发行公债、统一货币与度量衡之外，也兴建了相当的产业硬件设施。此外，大力推行公卖措施及地方税制的运用，也是完成计划中的重要环节。公卖制度的内容包括鸦片、樟脑、烟草、食盐、酒精及度量衡。透过公卖制度，除了使总督府的收入增加外，一边控制台湾居民的重要生产以及反日动机，也间接避免了这些产业的滥伐滥垦。总督府并施行了禁止进口的措施，使这些产业能够达到岛内自给的目的。台湾樟脑输出量也在日治时期达世界首位，而有“樟脑王国”之称，直到全球制脑产业被化学生产取代为止。此外，地方税制度的推行，使得总督府能够自由裁量各部会资源的分配，不必受制于帝国议会。此外，地方税制也成为总督府专权的一项工具。
日据中后期，原“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策略逐渐模糊。 1903年（日本据台的第九年）以地方税开支，设立台北电气作业所，利用南势溪和淡水河的落差建立第一座水利发电厂（深坑的龟山水力发电所）；1918年总督府计划于日月潭开发大规模的发电资源，1919年合并的公民营发电所组成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并开始动工，“大姐小姐都赶来，山下的埔里成为不夜城”的施工盛况。1937年第二期完工后，成为亚洲最大的发电厂。

其他重要的建设还有：1919年将嘉南大圳最重要的主体工程乌山头贮水池兴建为水库。阿里山森林铁路的建设。
分期拓建高雄港港区实施地形地质水深潮汐潮流气象及海底泥沙移动等调查，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高雄港埠机能尽失，成立高雄港务局致力修复。。

糖业

日本资本主义在台湾发展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糖业。台湾总督府为谋求台湾产糖量的增加，首先进行一连串糖业改革措施，包括引进含糖量高的蔗种、改善制糖方法，奖励从事糖业者。总督府并扶植资本家投资制糖业，建立“原料采集区域制度”，规定农民只能把甘蔗卖给自己农地附近的糖厂，而且价格由糖厂决定。于这样的制度下，吸引了许多日本大财团的兴趣，纷纷来台设立制糖公司，使台湾传统的制糖业者无容身之地。另还有几家台湾人创办较大规模的糖公司，如林本源制糖等，但大体来说，糖业完全为日本资本家垄断。此外，由于甘蔗的收购价格由糖厂决定，导致甘蔗的收购价长期低落，蔗农生活困苦，因此当时流传一句俗谚：“第一憨，替人选举做运动。第二憨，种甘蔗乎会社磅”。此谚意即最憨笨的人选举时替人拉票，而第二憨笨的人则种蔗交给制糖会社秤重。

蓬莱米与米糖相克

稻米与甘蔗是日治时期台湾两大作物。1918年至1919年日本米价昂贵，激励台湾农民的种稻意愿，当时有“停止台糖生产”之论，并因此严重打击制糖会社的甘蔗原料供应，米糖问题开始尖锐化。1919年颁布《台湾米移出制限令》，以保护糖业。留欧的矶永吉于1922年在竹子湖试作成功，发表蓬莱米之后，相继有中村种及台中65号的稻米品种问世，透过农业团体的推广普及全台，因此蔗作面积大受影响。蓬莱米的口感极佳，一年有两次的收获期，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比在来米产量高，适应高温又可拿来酿酒。蓬莱米的推广由北向南，自然与由南向北发展的甘蔗栽种冲突。当时以台南及台中的米糖相克问题最为严重。

战后初期（1945-1953）

二战中，由于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所以遭到美国陆军航空军轰炸，半数以上的工厂遭到摧毁，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战后，工业资源极为缺乏，日本人遭到遣返，管理阶层被替代。由于遭到国共内战牵连，政府军事支出居高不下，几乎无力从事投资性支出。货币滥发，同时为支援内战，大量民生物资运往中国大陆，造成物价飞涨。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抵台时，将近200万人随之迁移台湾，爆增的人口为台湾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中华民国财政困顿，缺乏足够资本进行重建。因此，虽然台湾社会在政治上相对稳定，但经济上却面临困局。
为了重建台湾经济，政府在1949年起进行金融币制改革，5月切断和大陆货币的汇率联系，6月发行新台币，陆续推动土地改革，例如：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及耕者有其田等政策，使资本逐渐集中。1950年代韩战爆发后，美国决心防堵共产势力扩张，因此对台湾展开大规模援助。自1950年至1965年，共经济援助台湾14.8亿美元，为台湾经济发展提供莫大助力。1950年12月20日，台湾省政府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台湾分署签订“肥料供应合约”。此外，美国还介入中华民国内政，以改善中华民国治台经济政策。从此，台湾经济稳定下来，通货膨胀受到控制，民众的基本生活所须也得以维持。

陈水扁时期（2000-2008）

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过后，潜在已久的金融制度问题与内线交易陆陆续续爆发。2001年及之后的全球经济放缓的趋势影响下，经济遭受重挫，银行坏帐增加，财政盈余转为财政赤字，2001年台湾经济出现了自1947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失业率升到历史新高。中央银行被迫以非常低的利率水平以挽救营建、金融业，并设置“金融重建基金”（RTC）使得台湾经济从2003年下半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回温，逐渐恢复成长中。当然，两岸关系紧张的政治局势也有极大的影响。
2005年、2006年的双卡风暴，发卡银行不当收取高利息，致使双卡债务人背负庞大债务，除了债务人受债务所苦外，金融机构始尝卡债恶果。事件最后于2006年实施了双卡事件“债务协商机制”，容许使用双卡之消费者，在有还款困难情况下，可与发卡银行进行相关协商，以较优惠之还款条件降低其还款负担，尝试借由此协商机制缓和双卡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扩散效应。2006年底，中信金与台新金先后于10月及11月宣布增提全年呆账准备超过约新台币300多亿元，面临亏损危机。伴随国际能源、农产品价格上涨等问题浮现，央行总裁彭淮南将利率调至极低的水平，受薪阶级实质所得此时期已呈现停滞。此经济问题开始超越国族认同，成为政党、民众间关注的话题。

马英九时期（2008-2016）

马英九上任以来的经济政策重点是“自由开放”与“公共建设”。自由经济与他的两岸政策环环相连，难以轻易割离，他主张透过减缓与中国大陆间的对立，签订两岸经济相关的协议、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促进外国投资台湾，带动产业发展；并由政府主导“爱台十二项建设”，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但是上任后随即遭遇金融海啸与欧债危机，他在竞选期间所提出的“六三三”政见（经济成长率平均百分之六、失业率百分之三以下、国民所得达三万美元）在八年任内并没有完成。而两岸经济政策创造的红利集中于特定阶层，反对者批评其为“买办经济”，分配不均的问题为人诟病。
美国持续进行非常规货币政策(QE)、ECFA、生育力下降、薪资过低。政府调涨瓦斯、电费及在通膨时推出扩大内需等措施，加之国际通膨经济衰退双危机，台湾仍面临整体经济危机及经济负成长。
2009年政府花特别预算支出108亿元，实施大专毕业生至企业职场实习方案，俗称22K方案或22K政策，此方案实施后，却带动企业以22K作为大专毕业生起薪，连带使青年薪资无法提升，造成青年贫穷化，于2013年6月3日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