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身后

当时伽蓝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余人，王公与士民花费过多金钱且盲目迷信佛教的风气，一度对唐朝造成颇大的经济压力，虽然韩愈曾有逼迫所有僧侣还俗的言论，但事实上他并不完全反佛，所以他也不避讳与僧人应酬唱和，如潮州大颠、三平义中师徒。他也反对道教对仙丹的迷信，要人们食用丹药，说因此“杀人不可计”，但并不是针对道家思想。韩愈以“道统”自命，三十六岁时已经“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祭十二郎文〉），晚年有“落齿”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牙。俄然去六七，落势殊末已”。后来在长安城南兴建过豪宅，也有绛桃、柳枝等妓，能歌善舞。长庆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因病去世，年五十七。妻子出身范阳卢氏，二子韩昶、富平令韩州仇，有一女为李汉妻，一女为蒋系妻。韩愈去世后，〈韩文公墓志铭〉是由其生前指定的高徒皇甫湜撰写，李翱令作行状。
现在孟州市西虢乡韩庄（传为韩愈老家）修建有韩文公墓。广东潮州市潮州韩文公祠是中国大陆现存保存最完整历史最久远的纪念韩愈的专祠。台湾屏东县内埔乡的昌黎祠（韩愈庙）是台湾唯一主祀韩愈的庙宇。
1976年，韩愈身后评价在台湾产生“诽韩案”，学者于《潮州文献》说韩愈死于花柳病，被韩愈后人控告诽谤成案，引起论战。

古文成就

韩愈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众体兼长，不落俗套，力求创新、构思奇巧，词锋锐利，雄奇奔放，气势磅礡，汪洋恣肆，曲折多变，波澜起伏，想像丰富，感情充沛，析理透辟，逻辑严密，设譬巧妙，笔触幽默，句法则骈散交错。
韩愈文章以排斥佛老，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师说》、《送董邵南序》、《原性》、《原道》、《谏迎佛骨表》、《进学解》、《送穷文》、《柳子厚墓志铭》，备受传诵。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主张

韩愈主张“文道合一，明道为主”，柳冕首先提出(文以载道)，周敦颐首先写出(文以载道)四字，宣扬儒道，攘斥佛、老，“破骈为散”，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文风，主张恢复三代两汉自然质朴的文体，“言贵独到”，“词必己出”，要“文从字顺”。
韩愈主张思想复古、文学复古，以复古道为目的，复古文为手段，而所谓道，是指儒家的道。韩在继承的基础上亦有所创造和革新，主张学古文“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

领导古文运动

贞元、元和年间，韩愈和柳宗元开始写作古文，由于有理论有创作，故有成就。韩愈有自信，百折不回，又善宣传，广收门徒，遂形成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韩愈继承前人之经验，意志坚强，大力提倡古文。正如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说：“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他既有理论，又有优秀作品示人，得到李翱、皇甫湜、张籍、孟郊等文友和后进支持，故能领导古文运动。

宋明理学的先驱

儒学在魏晋南北朝以来，受佛道两教大盛所影响，渐渐失去统治地位。韩愈本身主张复古，反对佛教。为儒教争取统治的地位，以代替佛教或道教统治的地位。为后来宋明理学产生了先驱作用。韩愈在他的道统传承的说法中把孟子说成孔子的继承人，并认为圣人之道在孟子以后失传，使孟子在道统中具有了与孔子同等的地位，这就把孟子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影响到后来宋明理学的学者把《孟子》一书列入四书，使孟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真正提高起来。而另外在宋代《大学》被尊为四书之一，获得了儒家重要经典的地位，而阐扬《大学》其实在韩愈已经开始。

诗歌

其诗有论者以为可以列李白杜甫之后，居全唐第三。韩诗以文为诗，以论为诗，求新求奇，有气势，对纠正大历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对宋诗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安石以韩愈《荐士》评孟郊诗反过来评韩愈本人：“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概括其诗风。叶燮论韩诗：“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赵翼《瓯北诗话》云：“诗家好作奇句警语，必千锤百炼而后能成。如……昌黎之‘巨刃磨天扬’、‘乾坤摆雷硠’等句，实足惊心动魄，然全力搏兔之状人皆见之”。他的代表作有《南山诗》、《调张籍》、《听颖师弹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春雪》、《晚春》等。

墓志

韩愈亦善写墓志铭，是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之金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司马光《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写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润笔费用是“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谢许受韩弘物状》记载曾收得韩弘致赠的“绢五百匹”，相当于四百贯钱，而时韩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贯钱，当官反成副业。部分“谀墓”之作，在当时颇受讥斥。其友刘叉故意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元代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反对佛教

韩愈 在《原道》和《论佛骨表》中，尖锐地抨击了佛教，认为：佛教耗费大量财富，加重了百姓负担，使“民不穷且盗” ；“佛本夷狄之人”，佛徒“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眼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让佛教凌驾于儒学之上，有被同化为夷狄的危险。韩愈还认为佛教自外于天下国家，灭弃封建伦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他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819 年（元和十四年），唐宪宗要将凤翔法门寺的“佛骨”迎至宫中供养，崇佛之风再次兴起，有人“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韩愈上表反对，主张将佛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从而触怒了唐宪宗，几乎因此被杀。他主张对于僧尼：“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