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

家庭背景

邓颖超的父亲邓廷忠，字靖臣，生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居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为钦点武翰林，任御前侍卫副将(由皇帝直接管理的高级别侍卫)，入宫为慈禧光绪护驾，后钦命为广西左江南宁副将，曾对越南作战，八国联军事发后奉命回京委以重任护卫慈禧和光绪西徙西安，一路深得满清信任。1901年光绪帝回京后，提升其为广西南宁镇台，成为绿营军高级武官，位仅次于提督。
母亲杨振德，出身官宦世家，从幼学习中医。在杨振德嫁给邓廷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儿“邓文淑”（即“邓颖超”）。由于“重男轻女”，邓廷忠要将女儿送人，杨振德以死相逼。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同年邓廷忠死。杨振德独自抚养邓颖超，曾先后辗转广州、上海等地，最后居天津。

早年经历

在邓文淑考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今天津美术学院）后，老师为她改名“邓颖斌”；但她自己又改为“邓颖超”。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时年15岁的邓颖超积极发动同学参加到这场爱国运动中；她和郭隆真、张若名等人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自任执委、兼讲演队队长；走上街头，宣传鼓励各界妇女参加运动。后来，她和来自其他学校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人组织了觉悟社。
1920年后，邓颖超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子小学”任教。1923年她和觉悟社社员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继续从事妇女社会活动；还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夏，邓颖超在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学习。次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和周恩来结合

邓颖超和周恩来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两人在中学生涯分别就读女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男校（天津市南开中学），同样有参与学校的话剧团，他们在话剧团内有份儿参与的话剧也同样有闹“角色性别脚色荒”（女校没男生饰演男角／男校没女生饰演女角），而他们的相貌条件又同样被认为适合饰演跟自己性别不同的角色，因此他们也同样在中学时期于话剧团内反串起来。
在周恩来赴法国求学后，二人保持书信往来。直到1923年的某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时，才确认了两人间的关系。两年后，在周恩来回国后不久，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邓颖超和周恩来都不避讳地承认两人的结合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周恩来曾对家中晚辈说，当时自己在法国有一个女朋友，但是他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那个人不合适。
婚后不久，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了；为了工作，她将孩子打掉了。一年后，她再次怀孕，临近生产时发现，胎儿过大而且难产，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此时，政治环境发生逆转，中国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进行搜捕。邓颖超在母亲的陪同下，不得不离开广州。由于难产后得不到休息，身体损伤很大；后来，医生判定邓颖超很难再有怀孕的可能。建国后，著名妇产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议她做输卵管疏通手术，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所以，她和周恩来一直没有子嗣。但是，他们收养、照顾了很多中共党员的遗孤，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惨死的孙维世

前期活动

1925年，邓颖超来到广州后，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当时中共中央鼓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邓颖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八位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中央，其中就包括邓颖超和毛泽东等人。当时，邓颖超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并在中国国民党妇女部为部长何香凝担任秘书。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件，许多中共分子被捕，邓颖超不得不拖着难产后还尚未恢复的病体，辗转寻找当时在上海的周恩来。
来到上海后，邓颖超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等职；和周恩来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还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邓颖超协助周恩来和中共机关度过了危险；两人又先后辗转到达了江西瑞金。
1931年底，周恩来进入瑞金后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职务。邓颖超半年后来到瑞金，就主动淡出了领导层，默默支持周恩来工作。在瑞金期间，邓颖超历任中共中央局秘书长、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总支书记等职。1934年，她带病随部队参加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

在到达陕北后，邓颖超又先后出任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跟随周恩来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统战工作，并先后出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等职。1938年1月，她当选“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常务理事；同年3月，和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议组建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并出任该会的常务理事；5月，参加起草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6月，又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出任“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的参政员。
1943年7月回到延安后，邓颖超接受了“整风运动”的考验，曾在中央党校一部进行学习。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颖超和蔡畅、陈少敏作为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进入中共中央委员会；并出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兼解放区妇联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邓颖超又作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她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历任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妇委代理书记等职。1949年6月，入选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成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亲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先后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一至三届副主席，第四届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自中共八大以后，邓颖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但始终没有担任政府职务；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来逝世后，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台。于当年12月，在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1978年3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邓颖超于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出任刚恢复设立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并同时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不久，邓颖超利用早年和国民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以及她在统战工作中的人脉和声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并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3年6月，八十岁时，邓颖超出任第六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外，她还曾兼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三S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1985年9月，邓颖超主动申请辞去了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在1988年4月全国政协主席一职任期届满后，离职休养。

离世

退休后，邓颖超身体逐渐衰弱；特别是1990年，因为感冒和肺炎，先后五次住进医院；1991年8月，开始出现肾衰，数度昏迷。1992年1月23日，身边工作人员以及时任中办主任的温家宝，在医院为邓颖超庆祝88岁生日。
1992年7月11日的上午6时55分，邓颖超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88岁，火化后骨灰撒在之前抛撒周恩来骨灰的同一个地点。官方对她的评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德高望重的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