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拉夫尼基人

特拉夫尼基人在最终解决方案中的角色

1941年，由于纳粹与乌克兰当地志愿帮手的关系密切，希姆莱指示格洛波奇尼克在苏联战俘中招募以乌克兰人为主的辅助部队。格洛波奇尼克从莱茵哈德行动中选择了卡尔·施特莱贝尔作为这个新秘密项目的关键人物。施特莱贝尔在其军官的协助下，访问了国防军战线后方的所有苏联战俘营，并经过个人筛选后按照命令招募乌克兰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志愿者。 
特拉夫尼基人在一处训练营集结，毗邻关押华沙隔都犹太人的特拉夫尼基集中营。该集中营综合体于1941年至1943年间兼具关押和训练的目的。集中营建立在工业化的特拉夫尼基村，西北距卢布林约40公里，有铁路线与德占波兰领土的各地相连。志愿帮手射手从特拉夫集中营出发，被部署到最终解决方案的所有主要杀戮地点——这是他们受训的主要目的。他们在华沙 （三次）、琴斯托霍瓦、卢布林、利沃夫、拉多姆、克拉科夫、比亚韦斯托克（两次）、马伊达内克、奥斯维辛以及特拉夫尼基集中营本身执行了大规模屠杀。他们还曾在沃玛茨、缅济热茨、武库夫、拉曾、帕尔切夫、孔斯科沃拉、科马鲁夫卡等地，以及卢布林/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其余分区（包括波尼亚托瓦、克拉希尼克、普瓦维）实施大屠杀。特拉夫尼基人的行动得到了党卫队、党卫队保安处、刑事警察以及秩序警察后备警察营的帮助：德国秩序警察在波兰境内的犹太人隔都内实施围捕，射杀了所有无法转移或企图逃离的人，而特拉夫尼基人则在隔都大规模屠杀平民。
在每个莱茵哈德行动灭绝营中，特拉夫尼基人担任特别支队看守部队（人数为70人至120人之间，取决于地点），并被选为毒气室操作员。他们由对应的营地指挥官管辖。几乎所有的特拉夫尼基警卫都曾参与射杀、殴打和恐吓犹太人。俄罗斯历史学家谢尔盖·库德里亚索夫（Sergei Kudryashov）研究了在灭绝营服役的特拉夫尼基人，声称他们中几乎没有受到国家社会主义吸引的迹象。他声称，大多数警卫自告奋勇参与是为了离开战俘营，或是出于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大屠杀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写道，志愿帮手“是根据他们的反共情绪（因此几乎总是伴有反犹太主义情绪）筛选的。”尽管特拉夫尼基警卫普遍对纳粹主义漠不关心，但绝大多数人在虐待犹太人时忠实地执行了党卫队期望。大多数特拉夫尼基人已经在任务培训中处决过犹太人了。与克里斯托弗·布朗宁1992年出版的《普通人》一书类似，库德里亚索夫认为，特拉夫尼基人可以显示普通人如何成为自愿的杀手。

特拉夫尼基人的战后生涯

由于苏德战线逼近，特拉夫尼基的训练营于1944年7月被拆除。由卡尔·施特莱贝尔亲自领导的最后1000名志愿帮手组成了党卫队施特莱贝尔营，调向西部仍在运作的灭绝营继续行动。训练营旁的特拉夫尼基劳改营终的犹太人已于1943年11月的丰收节行动期间全数遇害。犹太人遇害者的尸体后来在1005特别行动中由米列尤夫的一支特遣队（Sonderkommando）挖掘出来，随后火化；特遣队于1943年底完成任务，随即被就地处决。苏联人于1944年7月23日进入了完全空置的训练设施。根据《犹太人大屠杀百科全书》的说法，苏联方面逮捕并起诉了数百名（可能多达一千名）返回苏联的志愿帮手。Kudryashov给出了更为保守的审判数量，认为在1944年至1987年期间有超过140起审判。大多数被告被判入古拉格，后来在1955年的赫鲁晓夫特赦中获释。 
相比之下，只有很少的志愿帮手在西方受审。1976年，汉堡的一个西德法庭宣布六名被告（包括指挥官施特莱贝尔）在所有指控中无罪，并将其释放。在西方的志愿帮手和被俄罗斯逮捕的特拉夫尼基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声称没有意识到罪行，并且没有证人可以控告他们；而后者则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此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败诉。在美国，大约16名前志愿帮手警卫被剥夺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