庇护十二世与中国

中国礼仪

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教会吸纳中国信众很困难，因为它不承认他们儒家尊重死者家属的习俗。中国人视之为一个传统的仪式；但对梵蒂冈而言，这是违反天主教教义的宗教活动，因此教会在中国进展甚微。教宗庇护十二世在他当选的同年，戏剧性地改变了政策。1939年12月8日，传信部应他要求发表新指令，不再认定中国习俗是迷信，而是一种景仰亲属的体面方式，因此允许天主教徒这样做。教宗的法令改变了中国教会的处境，1942年6月中国国民政府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首任使节在1943年1月递交国书。 由于教会开始蓬勃发展，庇护十二世在中国建立了圣统制，将田耕莘主教提升为枢机主教，后来提升他为北京总主教。

1949年的天主教会

二战以后，大约有四百万中国人是天主教徒。这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人数增长迅速。1949年，在中国有20 个总教区、39个宗座监牧区，3080 名外国传教士，和2557名中国神父。
1949年共产党政府的成立，搁置了这些进展，并导致了在中国数以千计的神职人员和信徒遭受迫害。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自那时起，被迫害的天主教会只能在地下秘密存在。损失是巨大的。例如，在1948年，天主教会开办有254所孤儿院、196所医院，有81628 个床位。

教宗的回应

庇护十二世在他1954年10月7日的通谕《致中华人民》，警告中国神父，一个国家教会将不再是天主教。他对于自养和自治采取了灵活的立场，指出教会认为传教士和财政援助活动只是作为过渡性的，因此总是优先考虑本地神职人员的培育。但是同时也不应该贬低其他基督徒的慷慨，因为是他们资助了传教活动。外国神父将基督的名带到中国，而不是作为敌对强国的间谍。 对于自传，教宗同意，讲道和教导的方式应根据不同的地方有所不同，在可能的情况下，考虑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和它古老的传统习俗，以便收获更多的果实。
1955年，政府在天主教上海教区进行大逮捕。在1955年9月8日夜晚，有200多位神职人员和信徒被捕，包括上海主教龚品梅，他拒绝支持脱离教廷的三自运动。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

1957年7月，脱离梵蒂冈的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因为罗马教廷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和侵略的工具（尽管天主教同时谴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神父和主教要学习漫长的自愿再教育课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政策，以便在星期天用此来教育信徒。拒绝参加爱国会的神父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广州主教邓以明就是一位突出的“反革命分子”。自1957年以来，他一直被软禁，中间穿插有持续两至四个小时的自白会。他于1958年2月5日被捕，被指控讲道来自于庇护十二世的通谕致中华人民。其他外国出生的主教被监禁，审判或流放。在所有主教被逮捕、杀害和驱逐以后，政府宣布主教位置空缺，于是安排自己的候选人。1958年3月24日和26日，爱国会主教接管了汉口和武昌教区。其他教区也照样实行：赶走合法的天主教主教，并将他们合法的代理主教关进监狱。庇护十二世表示强烈抗议，发布他的最后一个通谕。天主教不再存在。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国内教会的命运不为外界所知。

庇护十二世的最后通谕

庇护十二世在通谕《宗徒之长》中，抗议这一新的迫害，这个通谕问道，为什么忠心的好天主教徒会变成分裂的，并得出结论，长达一个月无休止的再教育课程，以及身体和心理矫治方法是不人道的，但是是有效的。许多人在教育营被迫作出“自愿招供”。教宗承认，至少在短期内，教会会面对黑暗。但她继续拥有抗议，祈祷和充分信靠天主的权力。庇护十二世在他最后的通谕中，祝福和安慰那些仍然忠于罗马教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