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維希·馮·米塞斯

童年和家庭背景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生于奥匈帝国的兰堡（即今乌克兰利沃夫）的富裕犹太家庭。他的父亲Arthur Edler von Mises在当地担任建筑工程师，并凭修建与经营铁路而在19世纪晋升为贵族。路德维希的母亲Adele (née Landau)是奥地利国会自由党人Dr. Joachim Landau的侄女。12岁时，路德维希已经熟练掌握使用意第绪语、德语、波兰语和法语，阅读拉丁语并能听懂乌克兰语。 物理学家理查德·冯·米泽斯是路德维希的弟弟。另一名弟弟则死于婴儿时期。当路德维希和理查德还小的时候，全家搬回了他们原先的祖居地维也纳。
在1900年他就读了维也纳大学，在那里他受到了卡尔·门格尔的大量影响。米塞斯的父亲死于1903年。他在1906年取得了博士学位。

职业生涯

在1904年至1914年间，米塞斯参加了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欧根·博姆-巴维克的授课。这一时期，他不仅与门格尔和博姆-巴维克两人建立了友谊，并且结识了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米塞斯在1913年至1934年之间于维也纳大学以私人讲师（Privatdozent）身份授课，同时他还另有正职，于1909年至1934年间他在维也纳商会担任秘书。通过这些工作，米塞斯成为时任奥地利总理的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最倚重的经济顾问之一，这位总理是一位持坚定的反纳粹立场的“austrofascist”（奥地利法西斯主义者）。其后又获得奥地利大公奥托·冯·哈布斯堡的信任，这位大公是个基督教民主主义政治家。米塞斯在欧洲的朋友和学生还包括Wilhelm Röpke 和 Alfred Müller-Armack (能够对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施加影响的顾问之一)，Jacques Rueff (夏尔·戴高乐的财政顾问) 。
经济学、政治理论学学者弗里德里克·哈耶克最初是作为下属走近米塞斯的，其时米塞斯正在奥地利政府供职，处理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战争负债的问题。哈耶克写道，“在那里，我认识的米塞斯是一个极富效率的主管，就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的那种，能够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一整天的工作，总是有一张干干净净的办公桌和闲暇来谈论任何事情。我发现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有教养和学识的人……”。通过米塞斯的学生穆瑞·罗斯巴德，哈耶克发展了米塞斯关于商业周期理论工作，这为他赢得了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瑞典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共享）的荣誉。
为了躲避纳粹对奥地利的威胁，米塞斯在1934年逃往瑞士的日内瓦，并在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担任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直到1940年。他在1940年与其他犹太人难民一道移居美国的纽约市。他从1945年开始一直担任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直到1969年退休为止，不过他始终没有从大学领取薪资，他的生计是由一些赏识他的商人，例如Lawrence Fertig，所资助的。在此期间，米塞斯参与到由奥地利流亡者，时任纽约大学教员的理查德·尼古拉斯·冯·康登霍维-凯勒奇领导的国际泛欧联盟，并着手解决当中的货币问题。1947年，米塞斯与同道者一起创办了朝圣山学社。虽则逃离了欧洲，米塞斯依然通过与路德维希·艾哈德、夏尔·戴高乐和路易吉·伊诺第的职业关系而在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影响力而为人们称道。
在美国，首先受到米塞斯工作影响的经济学家有Benjamin Anderson、伦纳德·里德、亨利·赫兹利特，但是像马克斯·伊斯特曼这样的前激进派作者，法律学者Sylvester J. Petro，小说作者艾茵·兰德都成为了米塞斯的朋友和崇拜者。在那里，许多人成为米塞斯的学生，像伊斯雷尔·柯兹纳、Hans Sennholz、Ralph Raico、Leonard Liggio、乔治·瑞斯曼和穆瑞·罗斯巴德。不久，米塞斯就获得了格罗夫城市学院（Grove City College）的名誉博士学位。
尽管米塞斯的名望日渐增长，但他仍直接将自家通讯地址列于电话簿上，并且欢迎所有学生前来拜访。他担任教职直到87岁高龄，成为当时美国年龄最大的在职教授。米塞斯在1973年于纽约市圣文森特医院(St. Vincent's hospital)去世，享年92岁。他的遗体在纽约市哈特斯德尔（Hartsdale）社区的芬克里夫墓园（Ferncliff Cemetery）火化。

批评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米塞斯的思想是守旧顽固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回是他在刚刚筹办的第一次朝圣山学社上的发言：“你们统统是社会主义份子。”我们那时正在讨论收入的分配问题，以及是否应该设立累进收入税。在那次会议上有些人认为应该能找到一个公平的方案。”
“还有另外一件广为人知的事：弗里茨·马赫卢普曾经是米塞斯最忠诚的弟子。在一次朝圣山的会议上，弗里茨发表了一个我认为是质疑了金本位的讲话，他当时表示更倾向于浮动汇率。米塞斯那时非常愤怒，以致于三年都没同弗里茨说过话。一些人不得不搭桥引线让他们再度走到一起。这个很难为人理解，也许考虑到受到过像米塞斯这样的政治迫害的人，能多少有点了解他的做法。”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流经济学确立，米塞斯遭受着严重的排斥：比如说在1957年针对他的书《反资本主义的心态》（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的书评中，《经济学人》杂志这样评论冯·米塞斯：“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是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之角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惠特克·钱伯斯在National Review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 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
在1978年得采访中，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样说到米塞斯的《社会主义》，“最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他的观点夸张得太过吓人甚至语气上火气太大。你看，那时他伤害了人心中所有最深刻的感情，但是逐渐地，他还是赢得了我们，当然这花了很长的时间。那时我不得不承认他在她的结论上是对的，但是要在心里接受他的观点仍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哈耶克对中央计划的批判与米塞斯的如下基本观点无法调和：价格要想作为指示稀缺的信号只可能在承担责任的所有者之间的金融交易中才能产生，这个观点是如下普适经济学原理的一个特例：价值的判断完全依赖所有权的制约。）
在米塞斯死后，他的妻子引用了米塞斯写到Benjamin Anderson的一段话，认为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个性：“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他宁折不弯的诚实，他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经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他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没妥协过。”
许多米塞斯的批评者，包括经济学家J. Bradford DeLong和社会学家Richard Seymour，都曾批评过米塞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一书中肯定过法西斯主义：
“不能否认，法西斯以及类似的运动旨在建立的独裁国家满怀着最良好的愿望，并且他们的干预的确拯救了欧洲文明于一时。为了这一功绩，法西斯主义将彪炳史册。但是虽则它的政策带来的片刻拯救，却无法保障持久的成功。由此，法西斯主义只是权宜之计。对它还有更多期待将会是个严重的错误。”
米塞斯的传记作者和支持者Jörg Guido Hülsmann表示那些批评米塞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言论是荒唐的，指出引文剩下的部分把法西斯主义称作是危险的，并且指出对法西斯的期待超出“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权宜之计”的范围是致命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