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雍雙柱

南雍双柱，清末和民国早年南京大学承古开今的两位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
王伯沆（王瀣）、柳翼谋（柳诒徵），清末皆任两江师范学堂教习，民国初年分别出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学两系教授，为现代国立南京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中文、历史学科的开创人。文学宗师王伯沆，史学宗师柳翼谋，秉南雍古风，传教修养于现代学府，道德学术，士林敬重，在民国早年并称“南雍双柱”。
胡先骕民国二十四年发表在《国风》上的纪念文章《朴学之精神》中记述：
“南雍师生乃以继往开来融中西为职志，王伯沆先生主讲四书与杜诗，至教室门为之塞，而柳翼谋先生之作《中国文化史》，亦为世所宗仰，流风所被，成才者极众。”
文史学家高明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传统精神”一文中并列提到柳翼谋、王伯沆两位学者，写道：
“我入学已在东南大学的时代，记得那时有许多学者故意丑诋中国文化，把中国文化说得一文不值，主张彻底地摧毁掉，办杂志大肆宣传，蔚成一时风气；唯有我们东南大学的师生屹然不摇，我们很理智地衡量，对于自己民族文化失掉信心的人，还能爱自己的国家吗？把自己民族文化的长处完全抹杀掉，把一些小缺点拼命地夸大，以偏概全这是公平的吗？这是合乎科学的吗？把所谓“新青年”都变成“洋迷”，甘心臣服于异族，这是国家民族之福吗？我们也办了一个杂志，叫做《学衡》，唤醒学术界的理性，对一些辞邪说，要读者加以客观的理智的衡量。我们的教授柳翼谋先生（诒征）特写了一部《中国文化史》三巨册，对学生讲授，让学生看到中国文化的全貌和真象，也让青年们自己理解中国文化是否真的一文不值。我们的教授王伯沆（瀣）先生特别开了一门“四子书”的课，阐述中国文化里精微的“道”与“理”，每逢开讲的时候，一间最大的课室里，学生总是坐得满满的，到得迟一点的就挤站在门口和窗口的走廊上，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息，只听见伯沆先生的南京口音在侃侃而谈，娓娓不绝，渊渊入微。抗战的时期，日本人进攻南京，伯沆先生得了中风症，不能随校撤退到后方，一介书生，贫饿交迫，日本人闻讯，送钱送米，到他家里，都被他拒绝了。他的情形，被沦陷区的学生知道了，并传到后方，后方的学生也节衣缩食，筹集款项，与沦陷区同学合作，接济他们的生活，直到他的逝世。”
以此可以管见柳翼谋和王伯沆对国立中央大学（原南京高师，以后先后改名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并在台湾复校）学风和精神的影响，以及发扬中国文化的情形。唐德刚自传回忆在中央大学求学生涯时写道：“中大毕竟是继承明朝国子监、民初两江、东南的国学传统”。张其昀《国立中央大学的学风》谈到：“国立中央大学可说是中国现代儒学复兴运动一个策源地。在五四运动以后，对中国历史文化持怀疑与抨击态度者，滔滔皆是。当时南京的我校，则屹立而不为动摇，所谓“钟山龙蟠，石头虎踞”，真有砥柱中流的气概。我校所宣导的新学术，虽深受西洋思想的影响，而不为所转移，而益充实光辉。这种儒学复兴运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由发轫而渐趋成熟，以期成为吾国学术的正宗，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常以此自勉，当为世人所共见。”
王伯沆、柳翼谋影响近代南雍学风极大，但其影响不限于南雍、不限于受业弟子。南高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史地研究会、之后中央大学之国风，以及学衡、中国科学社等等学人及今之众多学者，多受王伯沆和柳翼谋思想影响。其思想撒播遍及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