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獎券

历史

民国39年（1950年），适逢国民政府迁台，为安置大量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军民，财政窘迫下，政府寻找开拓新财源的可能性。据说爱国彩券的发明人是时任台湾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的任显群，他一天晚上就寝后忽然想到，透过奖券的方式来吸引民众购买公债。1950年3月25日，台湾省政府决定，自当年4月1日起发行爱国奖券；但实际上第一期爱国奖券正式发行于1950年4月11日，该期最高奖金为新台币20万元，这在当时的台湾是相当高的数字，足以在当时的台北市闹区买下一栋两三层楼的透天厝。第一期爱国奖券分为十小条，十小条同号构成一大张，售出15,246.7张。不过第一期的一大张售价新台币150元，等于一小条为新台币15元，金额偏高。为扩展销售，从第二期开始，不再分条，售价改为一张新台币5元，到第577期，又调升为10元，后伴随台湾的经济起飞，逐渐调涨价格为20元、50元、100元。奖金也随之水涨船高，1982年的第1000期纪念爱国奖券每张售价增为100元，第一特奖高达1000万。开奖密度也由一月一开增加到半月一开。在鼎盛时期，爱国奖券逢每月的5、15和25日开奖，每个月开奖三次。1951年12月28日，台湾省政府通过了“爱国奖券发行办法”，用以规范爱国奖券的发行。其后该办法又有多次修订。爱国奖券的对奖方式与目前的统一发票相同，一张一个固定号码。不少人将发财的希望寄托在爱国奖券上，甚至出现了“爱国奖券歌”。
1985年起，民间非法赌博“大家乐”（投注方式类似六合彩）风行台湾。大家乐的开奖方式，是利用爱国奖券的最后两码来兑奖。由于爱国奖券的合法公信力，大家乐在全台蔓延，而影响到每到爱国奖券开奖前明牌泛滥。为购买大家乐顷家荡产者不在少数，不少人甚至远从台北包租游览车到中南部庙宇去求神拜佛，甚至是拜有应公以冀中奖。而爱国奖券的存废问题也引发争论，爱国奖券的发行密度也再度降为每月一期。1987年12月18日，台湾省政府宣布，1988年起停止发行爱国奖券。1987年12月27日，爱国奖券在发行1171期后，暂停发行，从此爱国奖券走入历史。在最后一期爱国奖券发行前，发生台湾银行奖券科科长江勇吉16岁的儿子被绑架事件，歹徒以电话要胁江勇吉透露中奖号码，但最终人质得以平安归来。累计1171期的爱国奖券销售总额超过新台币689亿元，其中成为国库收入的约新台币三百余亿元。由于台湾许多残障、失业、老弱等社会弱势群体依靠贩卖爱国奖券为生，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弹。1987年12月28日，近千名爱国奖券业者在“爱国奖券业者联谊会”的策动下前往行政院陈情抗议；1988年1月28日，奖券业者再赴行政院抗议，并引发低度冲突。
爱国奖券及其附生品大家乐在台湾的兴旺，一方面反映出1970-1980年代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却同时显示当时的台湾社会活动极度贫乏单调而导致赌博风气盛行；也说明人民虽有财却难理财，以致热钱过度集中；爱国奖券停止发行后的第二年（1989年10月27日），台北股市就冲破了万点，均是此现象的体现。

奖金金额

第1-314期（1950年到1963年间）的爱国奖券最高奖金数字为二十万新台币。随后，爱国奖券奖金与售价同步水涨船高：第315-576期（1963年到1970年间）的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二十五万；第577-785（1970年到1976年间）期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五十万；第786-999期（1976-1982年间）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达到七位数的一百万；第1001-1120和1122-1133期（1982年-1986年间）的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三百万；第1134-1151期（1986年-1987年间）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四百万；最后二十期（1152-1171期，1987年）的爱国奖券取消特奖，改为头奖，最高奖金额也急跌到一百万。
另外，1982年发行的第1000期爱国奖券的最高奖金提高为一千万；第1048和第1086期（适逢1984年和1985年春节）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一千万；第1121期（适逢1986年春节）爱国奖券最高奖金额为八百万。

开奖

早期爱国奖券开奖工具是以手提六角型木质摇奖机组合摇奖（类似于一些日本商店街的抽奖方式），一共有四架这样的机器。1971年1月，爱国奖券改用法国制造的电动开奖机开奖，通过人转动里面标著十个数字（0-9）的球来开奖，转出号码就会举出号码牌。当时一共有7台这样的机器。
早期爱国奖券开奖，除邀请台湾省议会、台湾省商业会及台湾省政府财政厅派代表出席监督外，还会登报来邀请各界人士到场参观。1987年10月11日9时30分至11时30分，台湾电视公司在台湾银行总行架设六部摄影机，首度在台北中山堂实况转播爱国奖券第1166期开奖过程，由傅影担任主持人，中途不插播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