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車水事件

国民党在马来亚的组织运作

国民党的政治运作活动并不限于党部，而透过书报社、俱乐部、学校（党校）等机构作为政治宣传、组织人员的媒介。例如新国民报（Sin Kuo Min Poh）、同德书报社、华侨俱乐部，其中同仁俱乐部（Thong Yan Club）的干部便是牛车水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国民党亦透过在夜校的演讲、册子、讲演课，宣传反帝思想，或是戏剧社团、演讲组织。直到1925年，马来亚有11间学校直接由国民党控制，有更多是受到党或是党员的赞助。教师也都是党员或支持者，学生通常是年轻劳工。

英国殖民政府对国民党的管制与政治举措

1920年代，随着共产国际的成立，与1924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跃，加以中国民族主义崛起，上海五卅惨案激起中国的民族情绪。国民党在香港、广东发动大罢工等种种的政治活动，无可避免地引起英属马来亚政府的关注。对此，英国外交部的态度是：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必定不能受到马来亚内务妨碍。马来亚官员则认为，马来亚国民党组织正扩张其影响力，政府对此继续抱持优柔寡断的态度将导致悲剧。
上述种种原因，使英殖民政府于1925年至1930年期间对国民党颁布禁令，严格监视，并经常监禁、驱逐党员，但效果不彰，反使得地下分布组织更为活跃，特别是到了1928、1929年，国民党在肃清左翼后，反而形成一个更有组织、更有影响力的组织；而各州华民政务司（Chinese Protectorate）虽有监督，也未完全采取高压手段，因此国民党活动仍持续发展。
1927年4月国共分裂，马来亚国民党组织内的左右派也产生分歧。英国官方对此相当警戒。官方认为，国民党左派（即共产党员）已经掌握马来亚国民党运动的数个分支，甚至在海峡殖民地，所有的分支都以落入海南裔的激进派手中。这番认知影响到英方对牛车水事件的处置与其后对国民党更加严厉的管控。

马来亚国民党组织内的左右派关系

1922年，孙文开始推动联俄容共政策，大部分的马来亚国民党党员反对孙文的决策，进而公开谴责孙文，然而反对者党籍即遭取消，经历重组后，国民党在马来亚的发展转而着重马来华人的国族主义。虽然其政党活动为英国当局所禁止，国民党仍在1926年于新加坡成立的七个支部，没有因为当局禁止而受到扼杀。
1926年后，国民党加速运作起来，与共产党关系进一步变得紧密，然而其中也不乏紧张关系。首先，1926年2月，国民党外事部落入左派的掌控中，由彭泽民（Peng Tse-min）担任局长。彭泽民在1924年前往广东前担任吉隆坡《益群报》的总经理数年，可说是熟知英属马来亚政治的人物。左翼掌控下的外事部派人前往新加坡成立南洋华侨各公团联合会，遭查禁后又改组为南洋总工会（Nanyang General Labour Union）。另外外事部也派出了何华三（Ho Hua-san）等人到夜校宣传共产主义、与国民党温和派夺取国民党分支领导权、协助夜校成员成立新分支等。虽然外事部在马来亚国民党运动的激进化扮演要角，但对于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仍相当迟疑。再者，来自马来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也助长了马来亚国民党运动的激进化。这些海南裔的毕业生，回到马来亚组织夜校，对学生、党员宣传反资、反帝思想。第三，马来亚国民党分支为了募款支援北伐，又重新组织起来。第四，英国官方称为主流派（Main School）的国民党左派持续地试图控制既有的国民党分支与创设新的分支。到了1927年，国民党左派对英国官方与国民党右翼来说都成了一大威胁。两派的紧张关系催生了牛车水事件意外的武装冲突，使得英国官方对国民党运动的态度更加严厉。

事件经过

本次事件起于1926年三月所规划的一场孙文过世一周年纪念活动，但并没有顺利执行，因为警方突击夜校，并逮捕参与起事的老师。这次失败刺激了国民党，加以海峡殖民地总督基里玛爵士（Sir Laurence Nunns Guillemard）的任期快要结束，1927年国民党持续发起更公开、激进的政治行动。
1927年，马来亚国民党在华民政务司的同意下，在牛车水中国城举行孙文逝世两周年纪念活动。初始先由两位福建人向华民政务司（Secretary for Chinese Affairs）知会纪念活动。隔天，两位CAB广东人吴胜鹏（Ng Seng Phang）、梅国良（Boey Kok Leong）（两位皆为太平绅士J.P.）与三位福建人萧志来（Siu Chi Lai）、侯西反（Hau Si Wan）抵达。3月10日，福建、广东各有两位代表人士抵达，两位广东人皆是同仁俱乐部（Thong Yan Club）成员，其中一位是李亮琪。3月11日，两位太平绅士带领代表团再次询问华民政务司（Chinese Protectorate）活动是否核可，后者表示纯粹的纪念活动可以，但不得张扬国民党旗与演讲。

此纪念活动原先约有两万华人参加，接着两千名左翼海南裔教师与夜校学生等主流派成员也出现在欢乐园（Happy Valley）的会场，与国民党温和派发生冲突、言语攻击吴胜鹏（Ng Seng Phang）等人，并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发送反英、反帝宣传册。在欢乐园的原活动的举行者与警察无法将场面控制下来，教师、学生往安顺路（Anson Road）、桥南路（South Bridge Road）游行，另一群参与者出现在麦士威路（Maxwell Road）街角表达诉求，前排还有乐队。到了牛车水警局外，游行队伍造成交通堵塞，并阻碍电车通行，警方向群众开火，造成6人死亡14人受伤。英政府派出军队维持秩序，之后进一步宣布多间夜校违法并搜补。

判决

完整的调查报告在12天后送达殖民政府，陪审团由三位华人和两位欧洲人组成，长官基里玛最后采纳中国总领事馆顾问律师Braddell的说法，判定此游行是非法的，警方开火有正当性。《The Kuomintang Movement in British Malaya 1912-1949》一书指出顾问律师的态度相当奇怪，几乎没有为了国民党方发声。
对于长官基里玛而言，严格限制国民党活动是不可或缺的政绩，除了持续发布禁令，为了寻求正当性，他必须证明国民党活动确实对政府稳定运作造成威胁，但他当然不乐见马来亚华人劳工参一脚，或爆发任何暴力游行，这会影响到英国政府对他的评估，因此基里玛想压下这次事件，假称这是马来亚国民党激进分子所为，背后并不受中方支持。

后续反应

此次事件使峇峇娘惹（也就是华人移民后代）对国民党产生反感，更引起国民党温和派的激愤。长官基里玛随后快速地发布声明，宣称华人社群现在“安静下来”了，他也不会再深入追究。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多方斡旋，试图尽量降低华人的反英情绪、运用车辆游街标语，提倡遵守法律，另一方面也担心英政府采取更强硬措施。然而直到继任者海峡殖民地总督克里福爵士到任，舆论都还持续沸腾，甚至引发华人社群在伦敦的抗议。克里福和中国事务局意见相反，后者认为牛车水事件显示国民党在两年以来的禁令之下存活了，且不断扩张到能策划武力示威游行的程度，克里福则公开批评之前对牛车水事件的处理，他认为发布游行许可本身就不恰当，是错误决策才导致事件爆发。

官方的态度转变

1927年八月，克里福更进一步指出发布禁令本身就无助于对马来亚国民党的政治管控，反而还使其地下化，增加其激进成分，更有助于华人民族主义的发展；他主张采取宽容策略，并认为基于华人对于经济贸易的贡献和对英属殖民地法律的遵从，华人社群在马来亚可以有适当的政治角色。华人的移民管制也得到适度的松绑。不过，1928年则将教育法令调整得更严格，强力防止中国方以马来亚国民党成员为媒介，透过控制影响马来亚华人教育来进行政治宣传。然而，对英国殖民政府当局而言，海南裔仍然是危险性最高的族群，更认为他们比任何其他中国人口都更容易滥用马来亚政府的善意，因此对于海南裔的控制与移民管制仍然十分严格。可见牛车水事件虽使殖民官员开始反省对马来亚国民党政治活动的管理态度，但对海南裔移民的戒心仍然严明。

主流派的独立与国民党的后续发展

牛车水事件短期的影响包括华人对新加坡电车公司的抵制、马来亚国民党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等。温和派与激进派的分裂也与1927年4月中国本土国共分裂有一定关联。激进派于1928成立了南洋共产党。到了1927年8月，英国官方的报告认为，由于蒋介石清党（肃清国民党左派），以及华民政务司与警方联手打击国民党运动下，海峡殖民地的主流派势力已大大削弱。1927年在广东举行的国民党南洋总支部党代表大会由温和派参加，大会讨论了党在中国与海外组织的重组，南洋总支部接获指示，接下来将要清共。1928年4月，国民党决定解散南洋总支部，直接由组织部管辖海外分支。组织部将清党工作交给其新创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英属马来亚支部党务委员会”（BMH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