嚇阻理論

一般性吓阻与针对性吓阻

吓阻的策略可分为一般性及针对性。一般性吓阻是针对非本次犯罪的人民，透过高调的打击犯罪行动，让他们知道犯罪的代价，减少他们的犯罪意欲。针对性阻吓则针对本次的犯罪人，利用长期监禁或高额罚金之类的严刑峻罚，减少他们再次犯罪的企图。
一般性吓阻与针对性吓阻，在德语法学界以及中华民国（台湾）法学界对应的概念分别为：消极的一般预防（德语：negative Generalprävention），消极的特别预防（德语：negative Spezialprävention）。德国18/19世纪之交的现代刑法释义学开山始祖费尔巴哈，其举世闻名的“心理强制论”（德语：psychologischer Zwang）便是消极一般预防理论于现代刑法学的先河。

观察研究

有人认为，过去数十年来，总结世界各国数百份观察研究，可以发现：基于吓阻理论的刑事政策，亦即单凭提高刑罚，就算增加执行最严厉的刑罚，如死刑，也并无吓阻之效，反而有轻微提高暴力、杀人犯罪率的反效果。这现象在社会心理学上是颇有证据的，因为国家的行为，透过媒体的宣传，就像鲜明的行为模范呈现在人民眼前，其意涵为：“为了达成我所定义的正义而给予他人不堪忍受的痛苦（监狱生活），甚至必要时杀人（死刑）以达成目的，都是可以的。”亦即国家的严刑峻罚反而在社会学习的作用下，带来人民暴力化的效果。
使用“严刑峻法”的做法，被评断为“判刑的做法当中，效果最小且公正性最低的做法”加拿大犯罪学者Paul Gendreau曾做了一个结合了五十篇关于监禁吓阻力、且受测单位多于三十万名罪犯的整合研究，发现：“（这五十篇里）没有任何的分析显示对罪犯处以监禁会减少再犯。被处以监禁处罚的罪犯的再犯率，和那些被判处社区处遇的罪犯之再犯率相近。除此之外，较长的刑期和再犯率的下降无关，事实上，研究结果与此相反，也就是较长的刑期会让再犯率增长3%。这发现支持了监狱对某些罪犯可能具有‘犯罪学校’功能的说法。”（粗体强调为维基所加）
Uri Gneezy和Aldo Rustichini在2000年所做的《罚金是价格》（A Fine Is a Price）这篇研究显示，对一个先前不以罚金处罚的行为开始处以罚金刑，可能反倒会增加那些法律所不想要的行为，而非减少。因为当罚金取代伦理道德做为刑法规范的诉求内涵时，而且若罚金够低的话，那比起非金钱方面的批判，人们在心理上会比较容易克服罚金的障碍。也就是说，将一些先前市场价格不明的事物标上价格，会大幅地影响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且它有时会将事情带往与吓阻理论所预测的相反的方向。
近年一些实证研究得出：刑罚的种类（罚金、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和轻重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刑罚具有迅速性（事发后迅速追诉）及确定性（越高比例的犯罪被逮捕、追诉、处罚），则比较容易收吓阻之效。例如2010年一份以中华民国（台湾）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指出：提高街头巡逻警力的部署，也就是提高犯罪被发现、追诉的机会（上述的确定性），有助于降低某些财产罪的犯罪率（例如窃盗、抢夺）。因为一来，财产犯罪是犯人于事前最会计算成本效益（包括失手被捕的风险）、进行理性选择的犯罪行为；二来，这些犯罪必须在街头出没，所以当提高巡逻警力时，犯罪之际遇到巡逻警察的机会也高，而警察的训练重点之一即是这类犯罪的发觉。类似的发现也见于美国、香港等地的研究。
一些意见认为，不管是前几段所提的《罚金是价格》现象，或是前段“单纯提高刑罚严厉性没有吓阻效果”，都在在指出“认知”影响人类行为学习的重要性，也就是认知心理学知识对刑事政策的重要性。同样一个刺激（例：严厉的刑罚），在拥有不同认知的人身上会产生不同效果，2010年美国一份报告这样说：“显然地，增加刑罚的严峻性对于那些不认为自己会因其行为而被抓的人而言，是没什么效果的。”最明显的例子是针对少年犯的一种再犯预防措施，叫做“吓乖计划”，借着带少年犯去参观监狱，由成人受刑人亲身讲述监狱的痛苦生活，企图把少年犯“吓乖”。结果是，与没有参观监狱就直接被释放回家的少年犯相比，参观监狱组的少年犯再犯比例较高，可能因为亲身接触成人世界的犯罪人，在少年犯的认知上就像英雄、榜样一般，因此更助长了走上犯罪路。尽管如此，目前依旧有研究支持重罚的效果、重罚有效的可能性尚未被排除。
一些近期的研究，显示说加重处罚的吓阻效果可能确实存在。一篇由D·S·阿布兰姆斯（D.S. Abrams）做的研究显示说“使用一个州引入持枪犯罪的法律的资料，可以用以单独测量监禁的吓阻效果，这类的法律旨在增加持枪犯罪被告的刑度，而受到持枪犯罪相关法律指控的被告，会在法律没有本质变化的状况下，受到更严厉的制裁，因此任何对犯罪的短期影响，都可归因于吓阻效果。使用不同州份通过这类法律的日期的资料，可以发现说，平均而言，这些关于持枪犯罪的法律，会在头三年内，减少大约5%的带枪抢劫犯罪率，这项结果在不同内测试规格之下都是稳定的，而且这项结果，并未和罪犯流向其他类型的犯罪相关（也就是潜在的罪犯受到更严厉的法律吓阻，因此打消犯罪的念头，而不是改犯其他的罪行）。”
库先母科（Kuziemko）发现说，刑期长度与再犯率之间，有着确实的负相关，他发现说每增加一个月的刑期，再犯率就减少百分之三。
另一篇使用欧洲自然实验及1996年法国巴士底日特赦的资料估计再犯率的资料显示说，“在巴士底日时，在法国监狱服刑的犯人会因此受惠，他们的基本刑期会因此减少一个星期，此外，这些罪犯在巴士底日之后剩余刑期中，他们每个月的剩余刑期中，都会扣掉一个星期的刑期。，因此在这种状况下，集体特赦导致了坐牢时间和期望出狱的时间两者间非常显著的不连续。”他们并发现说，因为特赦而减少的刑期越多，罪犯的再犯率就越高。
根据弗朗切斯科.德拉戈（Francesco Drago）、罗伯托.加尔比亚蒂（Roberto Galbiati）和彼得·韦尔托瓦（Pietro Vertova）在2009年的《监狱吓阻效果：自然实验的证据》（The Deterrent Effects of Pris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一文的研究，“若使用意大利自然实验的资料对吓阻理论进行实证，可以发现说期望刑期每多一个月，再犯率就减少百分之1.3。”
尽管有反对声音，但一些研究显示说三振法案有效，一篇由乔治梅森大学的研究人员出版、名叫《三振法案是否吓阻犯罪？一篇无母数的估计》的研究显示说在加州，比起那些犯了“一好球”罪行的罪犯，那些犯了“两好球”罪行的罪犯的逮捕率低了20%，这篇研究并因此总结说三振法案降低了再犯率；另外，一篇2007年来自纽约州维拉司法研究院（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旨在估计在各种判决下的隔离（incapacitation）效果的的研究也显示说，假若美国的监禁率上升10%，那犯罪率就会下降至少2%；然而这项措施会非常地昂贵
尽管尚无研究资料证实，但轶事证据指出，在发达国家当中，倾向对罪犯使用重罚，且保留体罚和对谋杀罪死刑的新加坡，其整体犯罪率低于没有死刑和肉刑且倾向对罪犯使用轻罚的西北欧国家，新加坡的罪犯再犯率也不高于北欧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