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里可溫教

也里可温教，即元代时对于基督教各派的总称。文字纪录见于《元史》之中，为中国基督教史上第二次传入中国。（第一次为唐代之景教。）蒙古人现在主要信奉藏传佛教。但在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时期，蒙古人主要信奉萨满教，并存在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徒，且多位高权重。总体而言，蒙古人对大部分宗教相当宽容，并通常对多个宗教同时予以资助。自7世纪起，许多蒙古人受到聂斯脱里派教会（或东方教会，中国称“景教”）传教而改信基督教，甚至一些部落的主要宗教也成为了基督教。在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的儿子迎娶了一些克烈部的基督教徒做妻子，在成吉思汗孙子蒙哥统治时期，基督教成为了起主要影响的宗教。
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习俗与西方有所不同，因此欧洲人常因其对耶稣本质的认识而视其为异端。但是，欧洲人中也流行着有关祭司王约翰的传说，认为在东方有一个信奉基督教的领袖，会帮助他们进行十字军东征。传说的一个版本将约翰的身份与克烈部领导人、蒙古人基督教徒王汗联系在了一起。
蒙古人占领了中国北方建立元朝时，东方教会时隔几个世纪得以重新进入中国。随着蒙古人的扩张，可汗配偶对基督教的同情影响了蒙古人的军事战略。在1258年巴格达之围期间，大部分巴格达市民遭到屠杀，但基督教徒得以幸免。当蒙古人侵入巴勒斯坦时，曾试图建立法国-蒙古同盟以联合欧洲基督教徒对抗穆斯林。
蒙古与西方的联系也带来了许多传教士，如方济各会、道明会。他们前往东方试图在东方宣传罗马天主教。

传入经过

十三世纪时，欧洲十字军东征，适逢蒙古大军西征中亚，在“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的想法下，以及唐代以来波斯景教流传下来关于中国的资料的鼓励，远闻蒙古强大的罗马教廷遂于1245年至1253年间向蒙古派出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之宣教士作联络工作。1254年，方济各会宣教士吕柏克（鲁不鲁乞）到达上都和林向蒙哥进行宣教，但未能成功。
1266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马可波罗之父及叔父返回欧洲，并向罗马教廷提议派遣一百名宣教士前往中国，然而最后只有二人自愿前往，且皆在未抵达中国前折返。及至1289年，教廷再派方济各会宣教士孟德高维诺前往东方各汗廷。1293年，孟德高维诺到达元大都拜见忽必烈，并获准在大都宣教，由是开始了元代基督教在华传教之历史，当时与唐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景教被合称为也里可温教。
1328年，孟德高维诺死于中国，当时全中国内有信徒三万人，可见其盛况。

在华宣教之终结

终元一代，方济各会之宣教士不断来华进行宣教活动，且得元朝政府之信任，然而其信徒仍主要以色目人为主，未能传于汉人。及至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由于缺乏汉人信徒，元代也里可温教亦随蒙古在中国大陆统治的结束而终结在华之宣教事业。
明朝以后，基督教在华之传播几乎停止。直至明中叶，葡萄牙人登陆澳门，多明我会及方济各会再次卷土重来，然亦未能重新开拓在华事工。重新开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是十六世纪之耶稣会士。

陈垣与“也里可温”

《元史》之中早载有“也里可温”一词，但历来史家均不明其义。晚清年间兴起西北史地之学，研究中国之西北地区与中国之关系，其中尤着重元史之研究，然而由于《元史》中多蒙古语而难以了解；另一方面，由于当时驻外使节了解到西方各国均有蒙古之研究，且水平极高，因此激起了中国史学界对蒙古之重新研究，当中更借助西方之学。
清代，侍郎洪钧出使欧洲德俄奥荷四国后，从西书辗转译成《元史译文证补》，使中国之学者惊叹西方汉学研究水平之高，更一度掀起“非《元史》”之风。洪钧当时即在书中提出“也里可温为景教之余绪”。及至1902年，清廷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当时沈家本即在《元典章》中发现“也里可温”之义。
民国初年，由于基督教在华再次兴盛，对其在华历史之研究亦随之兴起。当时辅仁文社即有研究也里可温教者。其后，当时尚未成名之陈垣受辅仁文社之影响，于1917年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明确指出“也里可温”即“敬拜耶和华者”，也里可温教为元代传入之基督教一事，亦正式被中国史学界确实。
陈垣当时亦凭此文章而得享盛名，成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开山祖”之誉，并与史学家陈寅恪在被称为“史学二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