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東亞共榮圈

起源与背景

19世纪未至20世纪初，虽然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进行现代化而跻身列强工业国家，但同时缺乏矿产资源，长久则衰。此时，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在其著作《脱亚论》中，认为日本与中国是近邻关系。而日本已经成功现代化，但中国仍然是落后地方，所以他认为要帮助中国改善和建设，否则中国将会牵连日本，使日本也受到损害。“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出现，起初只是一种“将亚洲诸国从西方殖民者的手中解放出来”的主张。这类理想主义受到民众普遍欢迎，也吸引了一部分亚洲国家的反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支持者。但很快地，这个理想就遭到日本的军国主义及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加以扭曲而打破。
日本以自身福祉为借口发动了大东亚战争，其意识形态发展还经过远因和近因的累积。19世纪的甲午战争和朝鲜东学党起义。1920年代，关东大地震所导致的重大伤亡以及由大萧条所造成的昭和金融恐慌促使日本加速大陆政策，对外攫取生存空间与资源。1930年代，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对外侵略。

落实执行

日本方面声言将自己联同“满洲国”及中华民国三地接合，成为一个经济联合体特区，并且使用东南亚资源及南太平洋成为他的军事防线。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国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号召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欲树立“日满中三国相互提携，建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助连环的关系”，以大日本帝国、东亚及东南亚“共存共荣的新秩序”为目标。
所谓“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是1940年7月近卫文麿内阁发表和宣传之构想，即：日本同德、意结盟，粉碎欧美列强对世界的统治，把亚洲从欧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八纮一宇”（世界应是以天皇为首脑的一家人）的“大精神”下实现亚洲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大东亚共荣圈”。1940年8月，近卫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名称，及指明大日本帝国（含扶植政权、满洲国与朝鲜）、中华民国、法属印度支那半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英属马来亚（包括新加坡）、英属香港、英属婆罗洲地区（包括砂捞越与文莱）及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大洋洲地区与苏联西伯利亚东部为大东亚之范围。大东亚共荣圈中，日本本国与满洲国、汪精卫国民政府为经济共同体。东南亚作为资源供给地区。南太平洋为国防圈。
日本在各占领地建立神社，强制推行神道教，把天皇作为神来崇拜；在学校和其他场所强制人们学习被改称为“东亚共同语言”之日语。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1942年日本内阁设立大东亚省。1943年11月，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为炫耀亚洲新秩序之形成，将“大东亚共荣圈”之代表召到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被召集与会者全是日军占领下之傀儡政府，即：“满洲国”（首相张景惠）、中国的“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汪精卫）、泰国（王子旺·威塔雅康；唯一实质独立的参与国）、菲律宾自由邦（总统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缅甸国（总理巴莫）、“自由印度临时政府”（首席代表钱德拉·鲍斯）之代表。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美英为了本国的繁荣，压制他民族，对大东亚进行侵略和盘剥。大东亚战争的原因就是要推翻大东亚的美英隶属化。大东亚各国提携完成大东亚战争，把大东亚从美英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建设共存共荣、自主独立、没有人种差别的共荣圈，为确立世界的和平做贡献。”“大东亚建设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日本取代欧美列强对殖民地之统治冠以“大东亚共荣圈”，目的是为征集资源、资材和劳动力，长期进行战争；在东南亚各占领地，为建设铁路、军用道路及飞机场，日军强制动员许多当地人从事土木工程，还征用他们从事矿山劳动等；许多被怀疑从事反日活动之新加坡和马来亚之华侨遭屠杀；但不久，在荷属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日军占领地就掀起抗日运动。

结果与影响

近代以来，亚洲诸国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遭受文化和经济上的双重剥削。西方白色人种更在种族优越论等思潮的影响下，歧视亚洲黄色人种，甚至蔑称他们为“黄猴子”。在这种背景下，由同是黄色人种构成的日本提出的“平等共荣”的大东亚共荣圈，吸引了很多亚洲诸国的独立运动者与之合作。后来成为缅甸首任总理的巴莫博士曾在“大东亚会议”上激动地陈述：“我们再次发现到我们自己是亚洲人，发现到我们流着亚洲人的血液，就是这份热血能够救赎我们，并把亚洲给归还给我们。因此，让我们朝向大道的终点迈开步伐，十亿的东亚人迈向东亚人将会永远自由、繁荣，并且终究会找到他们自己归宿的新世界。” 时任菲律宾总统的何塞·帕西亚诺·劳雷尔也曾表示：“十亿的东方人，十亿的大东亚的人们，他们怎么能被统治呢，特别是其中大多数还是被英国和美国所统治？”虽然日本被认为是侵略者，但是日本军队排除东南亚殖民地宗主国的势力，让菲律宾、缅甸等国独立，并且企图建立现代化体制，其行为客观上激发了亚洲各国的独立运动。日本战败后，大东亚共荣圈虽然烟消云散，但亚洲诸国的独立运动却再也无法阻挡。

然而，由于“大东亚共荣圈”失败，事后被批评其本质是美化战争。亚洲多地被日本实际占领，被指很多“独立”政府实际上是日本和皇军的傀儡政权而受其控制。当时正值跟英美列强交战的日本，必然从其东南亚占领地大量掠夺大米、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源。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日本有权统治亚洲其他各民族。时任缅甸总理的巴莫博士曾抱怨道：
“这些军国主义者眼中只有‘皇国至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也得接受这个观点。在他们看来，只有日本人的做法是正道，只有日本的利益才是真正的利益，亚洲诸国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成为像满州人和朝鲜人那样的永远的‘皇国’臣民。这些种族主义观点⋯⋯让任何日本军国主义者与我国人民之间的真正理解变得毫无可能。”
“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只考虑日本利益，而将亚洲其他各国的利益放在其次，并非是真正的平等。因此，当日本于二战战败、大东亚共荣圈解体之时，亚洲诸国并未出现多少同情日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