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洲

现存史料中的相关记载

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中，有以下这样的一段叙述：
黄龙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年男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数千人还。
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中有一段叙述：
 权欲遣偏师取夷州及朱崖，皆以咨逊，逊上疏曰：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复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
在《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中也有一段叙述：
 初，权将图珠崖及夷州，皆先问琮，琮曰：“以圣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权不听。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
单凭这几段文字的描述，并无法确定所指的“夷洲”和“亶洲”的位置。不过，沈莹（三国时代吴国丹阳太守）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约完成于公元268年至280年之间），对于“夷州”（并非“夷洲”），提供了以下的线索：
夷州在临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父，男女卧息共一大床。交会之时，各不相避。能作细布，亦作斑文布，刻画其内有文章，以为饰好也。其地亦出铜铁，惟用鹿觡为矛以战斗尔。磨砺青石以作矢镞刃斧，环贯珠珰。饮食不洁。取生鱼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乃啖食之，以为上肴。呼民人为“弥麟”。如有所召，取大空材，材十余丈，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闻四五里如鼓。民人闻之，皆往驰赴会。饮食皆踞相对，凿床作器如稀槽状，以鱼肉腥臊安中，十十五五共食之。以粟为酒，木槽贮之，用大竹筒长七寸许饮之。歌似犬嗥，以相娱乐。得人头，斫去脑，剥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著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
值得注意的是，沈莹所著该书，本已散失不全，只因为在宋代的《太平御览》卷780《东夷传》引用其一部分，所以才流传下来。

认为夷洲是台湾的说法

最早引用该段史料，并论证夷州就是台湾的，可能是台湾日治时期时对台湾历史研究贡献卓著的日本学者伊能嘉矩。在他的成名著作《台湾文化志》中，他正是引用沈莹的该段文字，以此来推断其所描绘的“夷州”应该是现今的台湾（见伊能嘉矩1985，25-6）。以后，又有日本学者市村瓉次郎、和田清等人，利用沈莹的《临海水土志》中之记事，和《隋书·流求传》的记载相互比较，而同意伊能嘉矩的主张。在1950年代，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人类学者凌纯声，也是继续从沈莹的这段叙述着手，另外再配合民族志，而论证夷州应该是台湾才对。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郭廷以的《台湾史事概说》（1954），以及大陆学者陈碧笙的《台湾人民历史》（1993）中，也都引用沈莹的该段叙述，而指出夷州便是台湾，以作为台湾自古便与中原就有交流的依据。
1993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所提出的《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白皮书中采用“台湾古称夷洲”的说法，并有以下这样的说明：
台湾自古即属于中国。台湾古称夷洲、流求。大量的史书和文献记载了中国人民早期开发台湾的情景。距今一千七百多年以前，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它们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公元三世纪和七世纪，三国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