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芳濟書院 (上海)

收生方面

据史料记载，学校招收的学生来自不同地方，而他们亦具不同宗教背景。1882年，112名学生中，“天主教友70人，信奉基督教者22人，犹太教与回教徒2人，波斯教徒2人，非教友者15人”；1884年，196名学生中，“信奉天主教者123人，基督教35人，犹太教6人，回教3人，外教者24人。”
允许持有不同信仰或异端信仰的学生入学，实际上体现了对学生母国不同宗教文化传统的默认，这种默认传达出的，是学院管理方相当开明和开放的宗教与文化观念，它的开放和开明度甚至使得它客观上超越了一教一派的宗教宗派立场之约束。
随着学院的发展和华人学生数量增加，并成为学生主体，学生中的教徒比例越来越低，非教徒学生数量之大曾有达到95%的记录。

宗教活动方面

在宗教活动上，学校亦实行了自愿自主的方针。例如一些学生在当年的叙述中指出：“作为一个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人士，澳斯汀先生从不试图将他的宗教信仰强加给他的学生。除非是被直接询问到宗教问题，他从不在授课中途中止授课。他宽容大度地主张，对于上帝的信仰主要地发自内心。”，口述中的澳斯汀先生是指当时的院长。
“我们不入教的同学继续留在教室上课。凭良心讲，学校里的相公，除了上课讲课，别的东西什么叫你入教之类的从来不跟我们讲的。他们教学上都很有一套，有真本事的。”“学校里的相公从来不动员我们参加教会”。

教学课程方面

早于1921年，学校的已不是以宗教课程为主导。学校以英语、数学类及其他西方科目为主，例如绘画、物理及地理。只有第1至第3班的学生需要修读宗教科，年长的学生则完全不需要修读宗教科目。初中的宗教科，甚至是以教授宗教历史为主，一般学生只当是一般西史科看待。
相比起同期的基督教教学，圣芳济书院的宗教教育是最小规模的。课程安排中比例极小的宗教历史科目并没有发挥宗教教育的作用，反而丰富了学生们的世界历史知识，开阔了眼界。

学业纪律要求严格

学校在学业与纪律管理方面采取了相当严格的精英教育。在手写书法、每周考试、升留级淘汰以及行为规范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

手写书法

学校明确提出端正整洁、美观大方的书写要求。为达此要求，学校不允许学生使用自来水笔。据说是因为自来水笔的笔头比较滑，练不好字。学校要求学生使用蘸水钢笔，因为写起来有笔锋，比较漂亮，有利于练字。
考虑到中学生年龄尚小，为避免其使用蘸水钢笔时不小心弄翻墨水，学校在每张课桌上均设有一个特制的圆孔，用来放置墨水瓶。
学校具体上有两个要求，一是不准潦草，二是作业本上不准留有擦拭的痕迹。
英文书写还有字体要求，一般是要求写斜体（意大利体）。中文则在低年级设有专门的书法课，帮助、指导学生练习书法。
如果有学生达不到这些书写要求的话，有些中国教师有时会把这样的作业本扔出窗外，大多数时候老师则会以增加书写行数为惩罚办法（学生称之为“罚抄”）。罚抄数量一般以罚抄20行开始。第一次罚抄后不能达到老师的要求，就要加倍，不行的话再加倍，直到老师满意为止。最多的有被罚抄100行的。

周考制度

校方认为：“课程之进步赖乎奖励。故设每星期一小考，每半年一总考，每岁一合考。”故设周考（Weekly Competition） 。
每门功课每周都要考试。这和别的学校是不一样的。 校方会要求总务室于周考后作汇总，把学生按成绩排名次，并将名单交予院长（Pastor）。
校方对不同成绩的同学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成绩好者，给予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奖励，以表彰先进、激励暂时的后进。成绩欠佳者，尤其是连续几次周考成绩名次排在比较后面的同学，可能会考虑换班级，例如从A班换到B班，以更适应学生的学业程度。有时，或会要求这些学生回家转告父母，请他们来校与校长谈话，希望家长了解孩子在校学习的真实情况，以便有效地帮助孩子进步。因此不会引起孩子的过分紧张甚至敌对情绪。

升级淘汰

高比例的升班淘汰制度体现了精英管理理念。圣芳济书院的招生历来并不太多，1874年至1895年，学院共计录取数为1060名，平均每年录取88人左右。实际报名数当然不止于此。因为入学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包括必要的考试。
尽管所招收的新生已极具竞争力，修会依然从其精英管理理念出发，坚持严格的高比例的升班淘汰制度。
虽然在周考中表现不佳的学生是有弥补机会的（补考或者换班），但升班考试要比这严格更多。因为这个考试是有着明确的淘汰意味，一般来说，每次每级都要淘汰一个班的数量。这样逐年淘汰，形成了明显的宝塔型班级结构。
最后到毕业年级时，往往只剩下2个班级。所以比起录取人数来，圣芳济的毕业生人数更少。以1910年至1934年为例，25年中，共计毕业学生426名，平均每年17名左右。和年录取数对照，淘汰率约为80%以上。

公馆马路

1874年，学校成立，只有教师1人，外藉学生4人，来自丹麦、爱尔兰、美国、德国4个国家，只有两间教室，以邻近之一片栈房空地暂作为操场。至第一学期结束，学生为17名。
1875年，学校交由法国圣母小昆仲会全面接办。
1879年，外侨学生增至90人，原校舍不敷使用。1880年，修会出让洋泾浜圣若瑟堂相邻的一幢楼房作为校舍，同年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学校初具规模。

南浔路

1882年，修会在南浔路的虹口天主堂（圣心堂）对面建新校舍。
1882年11月，学校奠基，历时三年竣工。主建筑为法式四层洋楼一幢，前后有大小操场各一个。

南浔路新址

1884年，学校庆祝建校十周年，迁入南浔路新址（即今日上海市北虹高级中学），上海道台邵友濂送赠一组大型建筑钟，安置于新建大楼的三角屋顶上。其时学院有学生196人，中国学生23人。
1893年，学生总人数达到286人，中国学生也与日俱增，因该校收费昂贵，早期入校的中国学生，大多是家境比较富裕的官宦子弟。
1905年，学校首次派遣学生四人参加英国剑桥大学公开考试，即有三人获合格文凭。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学生名额增至740人，修会着手计划将中、西两部，分地设校。
1922年，为筹备建立分校，修会发起第一次募捐。
1944年，学校本部又分设一个中国班，同时，学校改以福煦路（Avenue Foch）的中国分部为总校。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修士被驱逐自香港，成立圣芳济书院(香港)。
1951年2月，上海市教育局派员接管了圣芳济中学总校与分校。
1952年，总校与分校更名为私立时代中学总校与分校。
1953年8月，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时代中学改为公立，并决定南校、北校分办；南校继续用时代中学校名，北校改名为上海市北虹中学。

西华德路

1923年，圣芳济书院的中国部租用西华德路（Seward Road）（今长治路）旧式楼房为校舍，称为圣芳济书院分校。
1925年，迁至蓬路（今塘沽路）与乍浦路（Chapel Road）交界的一所洋房，其设施适合350名学生就读，不过，学校实际容纳了学生750人。
学校又于唐山路东购地37亩作为临时运动场。原拟于该地兴建分校校舍，不过因为国共内战关系及因为该处被规划为工厂区，不宜设校，遂变更计划，准备另行择地造屋。

福煦路

1934年，圣芳济书院总校于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再次为筹建分校幕捐。国民政府大员宋子文送赠匾额，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词赞颂，铁道部长颜德庆专函致贺，上海市长吴铁城致辞。
两次募捐所得，用于建造福煦路（今延安中路）1157弄福煦坊的新校舍。
1937年，新分校行将落成，七七事变爆发，接着日军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圣芳济书院中国部又以地处战区无法上课又迁至孟德兰路（Mandalay Load）（今上海图书馆对面的江阴路）及南京路女子中学两处上课，直至1939年9月迁至福煦路新址。后来，中国部需向当时日本军政府教育部门注册，并改校名为“圣芳济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