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女性主義

文化女性主义（英语：Cultural feminism），或译作文化女权主义，是一种女性主义观点，认为有一种所谓的“女性天性”（Female nature）或“女性本质”（female essence），并试图重新检视被归类于女性的特质。它也用于形容评论女性和男性内在差异的理论。

名词起源

与基进女性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同，文化女性主义不是一个被其支持者广泛宣称的意识型态，而更多的是被其反对者贴上的、常带有贬义的标签。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和文化理论者爱丽丝·埃克霍尔斯，于1975年在叙述基进女性主义的非政治化倾向时，用文化女性主义一词形容Brooke Williams，这使得这个名词在1990年代，被女性主义学者使用于形容特定人物。但是，这个词其实最早在1971年就出现，当Tor Bay在《浪开》杂志刊出的一封信中，指责文学杂志《Aphra》是在为文化女性主义的目的服务。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Elizabeth Diggs则在1972年用文化女性主义这个标签来形容所有的基进女性主义。 如上所述，这个名词未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即使在该运动中的参与者中亦然。

文化女性主义观念

虽然文化主义女性主义一词一般用于指涉1970年代的一些个人，但类似的思想  可以追纵到更早的时代。珍·亚当斯和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主张，在统治国家时，需要有来自于女性美德的合作、关怀和非暴力等特色来处理社会冲突。  约瑟芬·多诺万 主张19世纪的记者、批评家和女权运动家玛格丽·富勒在《十九世纪女性》 (1845)上开启了文化女性主义，她强调知识中的情感和直觉面向，并展现了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者的机械式世界观不同的有机世界观。

然而，是Linda Alcoff在"Cultural Feminism Versus Post-Structuralism: the Identity Crisis in Feminist Theory" 一文中的论述，才使得这个词汇广泛用于当代女性主义者，而不仅是历史上的先驱者。Alcoff认为文化女性主义过度将女性放在被界定的位置，而这种界定来自于父权体系。她认为：
男人说女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之下被定义、描绘、补捉、了解、解释和诊断，但把男性自身视为免于此类界定，拥有自由意志的理性动物。 
 Alcoff指出文化女性主义者的重新评估，将女性的被动视为和平、情绪化视为适于养育，而主观性视为进步的自我觉醒。
Taylor和Rupp则认为对文化女性主义的批评，常常是对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者的批评而苏珊·史塔根贝格（Suzanne Staggenbourg）对于印第安纳州布卢明堡的的个案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可说明，被标志为文化女性主义者的活动，会降低女性运动中的政治活动。

文化女性主义理论

该理论出现于1970年代中期，揭露了在性别建构中对女性的压迫，该建构贬抑了女性的特质。 文化女性主义者玛丽·戴莉则将女性能量（female energy） 或她自己用的名词“妇科/生态”（Gyn/Ecology） 连结至女性 灵魂/身体 的生命提升和生命创造。 此外，文化女性主义者创建了女性专用空间，来挑战负面的性别建构，这些空间和活动“由女性为了女性而举办”。只限女性的活动受到了批评，因为它们排除男性，这是把男性而非父权的结构当作问题的本身。

批评

文化女性主义受到一些女性和女性主义者的批评。在2004年刊载在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的文章中，Kristen Ghodsee指出来自于有色人种以及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几种批评，认为全球姊妹的概念忽略了不同种族、族群和国家女性之间权力和资源获得的差异性。  一个尤其来自有色人种女性和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忧虑，是文化女性主义只纳入白种上层女性，而未考虑到不同种族和阶级的女性。 另一个忧虑是认为文化女性主义者“未能挑战所有的女性定义，而只挑战了男性赋与的女性定义”，也因此她们未能定义作为一个女性的意义，反而继续比较她们与男性的相似之处，而非定义和颂赞女性特质。 此外，历史学家爱丽丝·埃克霍 曾撰写文章探讨男性与女性的性议题，她认为文化女性主义者相信，为了要被男性尊重，女性应该要简制性行为，且主张建立一个基于女性的性行为标准。她进一步认为，许多女性用这个观念处理相关问题，造成压抑女性拥抱自身性欲，甚至变成规定女性应有多少的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