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座部

历史

佛教僧团中，不问年龄、种姓、与地位，以先出家受具足戒者为上座（Sthavira），后出家者应对他们表示尊敬。如《摩诃僧祗律》中说：“先出家（受具）者，应受礼、起迎、合掌、低头、恭敬。先出家者，应作上座：应先受请、先坐、先取水、先受食”。而僧团中的所有成员，称为大众。僧团采取民主原则，僧众一律平等，都有权利参加僧团事务的讨论和表决。
现代佛教研究者如印顺导师认为，“尊上座而重大众”是僧团的基本原则。但是在实务上，因为信仰及戒律的看法不同，谁能够主导僧团的走向，经常引起上座长老与一般大众间的紧张关系，最终成为部派分立的原因。

根本分裂

所有部派共同传说，在释迦牟尼佛涅槃后，佛教僧团分裂为上座部与大众部两大传承。分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戒律的见解不同；也有传说认为，是因为大天五事造成。
现代学者考证认为，根本分裂的时间，应晚于七百集结，印顺法师认为其时间可能在佛灭百年之内，阿育王即位之前。在七百集结中，西方系的比丘僧团，以拘舍弥、摩偷罗为根据地，形成根本上座部，东方系僧团于毗舍离形成大众部，两大传统就此形成。

先上座部与分别说部

根本上座部中，在西南印阿槃提的僧团，发展为分别说部。原先在摩偷罗国的僧团，形成先上座部，向西北印度罽宾发展。现代学者综合南北传主要文献分析认为，在阿育王在位初期，形成先上座部、分别说部、大众部三系鼎立的局面。
从《善见律毘婆沙》记载来看，当时虽因为传承及地域分布，使得部派分裂，但各部派间仍是相互尊重，并没有太大分歧。但阿育王出身西南印度，在政策上可能偏向分别说部与大众部，压抑了西北先上座部僧团，使得僧团之间产生嫌隙。各部派僧团寻求政治力量的支持，以发展自身势力。在阿育王之后，各部派僧团逐渐形成不相容的态势。上座部后续分化的主要标志性文献是提婆设摩《识身论》，此论先批判“分别论者”为“诽谤、违越、拒逆世尊所说契经”，再自称“性空论者”而批判了“补特伽罗论者”，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先上座部

佛灭第三百年初（即佛灭二百多年后），先上座部的成员中，在拘舍弥一带的僧团，形成犊子部。迦多衍尼子在恒河流域某地著《发智论》，批评犊子部的宗义，影响了在摩偷罗国与迦湿弥罗的上座部僧团，成立了说一切有部。犊子部与说一切有部的分立，形成四大部派传统。
其中以说一切有部最为兴盛，也深深影响到汉传佛教及藏传佛教。而不同意说一切有部学说的旧有先上座部成员，部分迁移至山区，形成雪山部。
犊子部因对《发智论》中的一颂的解释不同，又分出四部，其中以正量部最为盛行，并取代了原先犊子部的地位。

分别说部

在分别说部中，阿育王时，摩哂陀至锡兰岛传教，在锡兰岛上形成赤铜鍱部。留在印度本土的僧团成员，则依地域，发展成化地部、法藏部与饮光部。
在锡兰岛上，赤铜鍱部先形成大寺派，之后分出无畏山寺派。现代的南传上座部佛教，是由大寺派所发展而来。现代学者从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解读出，在当时印度有被称为大乘上座部的宗派，可能是受到大乘佛教影响的上座部僧团，许多佛教研究者认为他们源起于赤铜鍱部的无畏山派。但是他们的传承并没有流传下来。

部派区别

上座部与大众部最大的不同，在于上座部重律，认为记载的古代所制戒律的一切内容都不能改变。而大众部重法，认为佛陀的律法要适应僧众所处的具体环境，在不舍小小戒的前提下，僧团可以根据共识确定戒律执行细节，比如不捉金钱戒及卖买戒的执行细节。而在戒律方面，上座部尊重上座比丘的意见，由上座僧伽的集体来决定戒律制定与戒律解释的工作；但是大众部则是认为应由僧伽的集体意见来决定戒律。上座与大众同样接受在家众参与僧团事务的讨论。
至于在教义上，上座部认为“二佛不共世”，而《论事》记载大众部认为有“十方有无量诸佛”，这是两派主要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