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统治下的强迫劳动

强制劳役

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政策强调征服东方的新土地，即所谓“东方总计划”；纳粹计划利用这些土地为德国提供廉价商品和劳动力。早在战争之前，纳粹德国就维持着奴隶劳动力的供应。德国起初在劳改营中关押“不受欢迎的元素”（德语：unzuverlässige Elemente），如无家可归者、同性恋、罪犯、持不同政见者、共产党人、犹太人以及政权想要除掉的任何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运作了各种类别的劳改营（Arbeitslager，以关押不同类别的囚犯。纳粹劳改营中的囚犯在口粮短缺和恶劣的条件下劳作至死，如果他们无法工作就会被直接杀死。纳粹统治下的强迫劳动造成了大量的直接死亡。
德国入侵波兰之后，超过12岁的波兰犹太人以及波兰总督府中超过12岁的波兰人被勒令强制劳役。历史学家扬·格罗斯估计，自愿前往德国工作的波兰工人“不超过15%”。1942年，波兰总督府中生活的所有非德意志人都被要求强制劳动。
大多数劳改营羁押着德国从各占领区强制围捕的平民，为德国的战争工业提供劳力、修理被轰炸的铁路和桥梁、或是从事农活。在1930至1940年代，许多如今已实现机械化的工种仍需要人力完成：如铲工、物料搬运、机械加工等。因此，纳粹德国对人力劳动资源的需求十分迫切；随着战争发展，奴隶劳力的使用大大增加。纳粹从占领区带来战俘以及“不受欢迎的”平民，有数百万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民族的被征服者在德国的企业做奴工。使用奴工的企业包括蒂森、克虏伯、法本公司、博世、戴姆勒-奔驰、德马格、亨舍尔、容克斯、梅塞施密特、西门子以及大众汽车等德国公司，以及像福特德国、欧宝（通用汽车的子公司）这样的外国企业在德国的分公司。战争刚一开始、这些外国子公司就被纳粹德国扣押并国有化，工作条件就像其他的德国工业一样恶化。在整个战争期间，大约1200万强迫劳动者受雇于纳粹德国境内的德国战争经济，其中大多数是东欧人。德国人对奴隶劳动的需求不断增长，后来连儿童都被绑架来劳动（被称作“干草行动”）。纳粹时代有超过两千家德国公司从奴隶劳工中获利，其中包括德意志银行和西门子。

劳动灭绝

数百万犹太人在被送往灭绝营之前被迫在隔都劳作。纳粹当局还运行着集中营，其中一些集中营为工业和其他职业提供免费的强迫劳动，而其他一些集中营则纯粹是为了消灭他们的囚犯。为了误导受害者，一些集中营在入口处放置了“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语，让受害者错误地以为合作会使他们获释。米特堡-多拉劳改营综合体是劳动集中营的著名案例之一，它负责V-2火箭的生产工作。劳动灭绝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原则之一，它规范了纳粹的大多数劳改营和集中营的目标和宗旨。该规则要求德国集中营的囚犯只能获得基本工具和最少的食物配给，为德国战争工业工作至完全筋疲力尽。

赔偿及争议

为了促进战后的经济发展，某些类别的纳粹主义受害者被排除在德国政府的赔偿之外，尤其是造成政治压力最小的群体被德国排除在外。许多来自东欧的强迫劳动者属于这一类。德国政府与企业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补偿战争期间的强迫劳动者。
如1953年的《伦敦债务协定》所述：
与德国交战或被德国占领的国家及其国民对帝国和帝国的机构提出的索赔，包括德国占领的费用、占领期间清算账户获得的信贷、以及对帝国信贷办公室（Reichskreditkassen）的索赔，其审议应推迟至赔偿问题最终解决后。
如今，有人认为这种解决办法从未得到充分执行：德国的战后发展得到了极大的援助，而受害国的发展却停滞不前。
一个突出的案例是，作为纳粹德国的强迫劳动受害者，波兰的强迫劳动者几乎没有因强迫劳动的时间收到任何补偿。根据1945年的《波茨坦协定》，波兰人不是从德国本身获得战争赔偿，而是从苏联获得的战争赔偿中获赔；而由于苏联对波兰共产党政府的压力，波兰人同意的偿还制度事实上使得很少有波兰受害者得到充分的补偿（尤其是与西欧或苏联的受害者相比）。在经济互助委员会框架下，波兰的大部分赔偿都是由苏联“给予”的，这不仅非常低效，而且比起波兰更远远有利于苏联。由于《伦敦债务协定》的因素，在苏联的进一步压力下，波兰人民共和国于1953年放弃了进一步向纳粹德国继承国提出赔偿要求的权利。直到1989-1990年波兰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波兰政府才试图重新谈判赔偿问题，但德国方面却并不支持，苏联（后来的俄罗斯）方面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
截至1999年8月，230万名纳粹统治下的强迫劳动者仍然存活。德国强迫劳动补偿计划于2000年成立；一项强迫劳动基金为全世界近170万名幸存的强迫劳动受害者支付了超过43.7亿欧元，每人一次性支付2,500至7,500欧元。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2007年表示，“许多强迫劳动者终于得到了许诺给他们的人道主义援助”；她还承认，在基金成立之前，没有任何赔偿直接给予强迫劳动者。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声称：
这是在和平与和解之旅中迫切需要的一项倡议……至少，通过这些象征性的付款，受害者的痛苦在被遗忘数十年之后得到公众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