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佛教

简介

佛，即为“佛陀”，这是印度古代梵文的音译。简单地说，该字于梵文的字面意思为不依藉他者而觉悟，并愿意教导其他众生的圣者。佛陀又可指大约公元前5、6世纪生于印度迦毗罗卫城的释迦族太子，成道之后，称为释迦牟尼。释迦是族名，牟尼是梵文中对圣者的通用尊称，意为寂默。
释迦牟尼并不是神，他除了创立佛教外，就只有传授“佛法”。他说只要觉悟即可“解脱”，为人天导师。所以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
佛教采取无神论，并非指世上无神，而是神与人类皆为六道众生，其地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觉悟，不过此种无神论、接近哲学的宗教，后来分成许多派系，其中许多派系可以包容多神，且接受神格化人物。

特色

台湾佛教的特色之一是世俗化，例如岩仔和高僧信仰；虽然有些人对世俗化的佛教较为反感，但佛教原教旨中并没有反对世俗化的规定。基本上战前的传统佛教采世俗系统（如岩仔和高僧信仰）与丛林系统（如后述之五大山头）分开的形式，战后的汉传佛教系统特色则是高度入世的佛教丛林主导一切。王见川博士则认为战前的传统佛教，是神异僧和神佛兼祀的世俗系统，江灿腾博士的大量相关全面性研究，则完全否认战后有所谓高度入世的佛教丛林，而主张是由兼具泛威权政治化、神异灵验化崇拜和极为多重商业文化性质的三者或两者特征的高度入世丛林事业体，在主导着实际的一切发展，此外，中产阶级的经济援助、现代化传播形态的多元运用，也显示都市世俗教徒的相对强大影响。

早期佛教

若要了解台湾本土佛教近三百年来的发展史，首先必须知道：台湾佛教从明郑时代自闽南传来算起，虽已历三百多年之久，但因台湾位处大陆东南海疆的边陲，并且是一新开发的岛屿，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层化或精致化，除少数个别情况外，是缺乏足够发展条件的。
由于地理位置和所移垦来台的人口，都和对岸的闽、粤两省具有密切的地缘关系。所以早期台湾佛教史的发展性格边陲性和依赖性，主要便是受此两省的佛教性格所影响。此后，则是二战后的大量各省逃难来台移民，才发生另一波新的大陆汉传佛教性格在台湾的普遍化影响。
虽然在台湾近三百多年来的佛教发展史当中，日治时代的影响只占了其中的五十年而已，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以及高度政治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一旦战后日本的政治势力退出，改由中国的政府重新接管，在短期间之内，台湾本土的日化僧侣，便不得不面临再度由日本化的佛教急遽地转成为中国化的佛教等这一类艰难适应的改变问题。而这又是和战后六十年多来台湾佛教的发展，最息息相关的。所以台湾近三百多年来的佛教史，并不都是充满欢乐和无忧的世外桃源生活史，而是带着诸多历史沧桑和生活无奈的艰难奋斗史。丛林系统的佛教，则始于明郑时期，台南竹溪寺为最早修建寺院之一。且为佛教临济宗法门，其他宗派（如曹洞宗、净土宗等）则要等到日治甚至战后方来台扎根。

岩仔

满族清朝统治中国后，大力提倡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因此，闽南粤东地区信仰发生重大变革，除了产生吸收佛教世俗化的福建道教闾山派之外，也衍生出适合汉人（闽南、粤东人）民情的佛教，其中观音菩萨信仰特别兴盛。18世纪之后，台湾泉州、漳州移民也大量兴建以观音菩萨为主神的佛教寺庙，此种佛寺又以岩仔居多。
岩仔，漳州人发音为（giam ah），泉州人发音为（gum ah），本来意思是山洞，后来靠近山边的庙就都称为岩仔。道光十六年（1836年）刊行的《彰化县志》称“闽省漳泉南人谓寺曰岩”，可见岩仔在当时应专指佛寺。而“岩仔”于佛寺的正式名称又可称为岩或岩。以岩为名的佛寺，自18世纪后大量出现于台湾，借由观音信仰，将佛教教义传至台湾，例如乾隆十七年（1752年）建成的的芝山岩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整竣完成的宝藏岩等。
除了岩仔之外，台湾清治时期主祀观音的庙宇有寺、宫、阁、堂、坛、庵、岩等等的名称区分。其中，亭为地主所盖，寺为大庙，堂常为村庙，岩则通常盖于山边。另外，道教庙宇于兴建时，也常将佛教的观音，佛祖圣像列于道观或宫寺中，至此，台湾佛教与道教成为不可分的密切信仰。
台湾宗教学者林美容将这些现下影响力相当深、与正信佛教多所差异的岩仔，称为“民间佛教”，不过台湾佛教史学者江灿腾则认为岩仔仅为“民间佛教”的一部分，唯有将庵、堂、寺等相关建筑一并加入探讨，才能完整呈现“民间佛教”的历史面貌。

高僧信仰

另外，明、清时代来台的移民，自闽、粤等地，带来了许多高僧信仰，学者有人称之“佛教俗神”信仰，如福建泉州安溪县的清水祖师信仰、显应祖师信仰，漳州的三平祖师信仰，汀州的定光祖师、伏虎禅师信仰，福州的泗州祖师、扣冰祖师信仰。高僧信仰亦会道教化、如道教庙宇、鸾堂也时常奉祀原属佛教禅宗的达摩祖师、济公禅师与普庵禅师等。但是，学者王见川则称此类信仰内涵和特质，应改以“神异僧的灵验崇拜”称之才正确，兼可代替先前名实都不符的“高僧信仰”观点。

日治时期

1895年，台湾日治时期开始。在治理台湾所需要的宗教扶持上，台湾总督府舍弃19世纪末因对外战争胜利而兴起的国家神道教，而选择与汉人的共同信仰──佛教。这种与西方世界以基督教治理殖民地的“宗教殖民”不同的“宗教感化”思维模式，也让汉人居多的台湾较易接受日本统治。
20世纪初，随着日本于台湾始治，大量日本佛教派系来台宣教，直至1945年日治时期结束前，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来台传教，其中又以真宗本愿寺派发展最佳，不过较符合台湾民情，以菩萨神化为主的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也颇有发展。例如，曹洞宗就曾自费于台北观音山的山路上（今凌云路）设置沿路有三十三座石观音像的礼佛古道（台北西国三十三所灵场）。
为因应现实环境，台湾汉人与日人合作，并以寺庙改建、增设佛像（如地藏王菩萨）等方式于台湾各地设立许多寺院及布教所。起初各宗派与本地佛道教传教者，虽需为增加信徒竞争，使甲宗信徒归向乙宗，因而其间发生少数争执。不过台湾佛教或民间信仰人口大增后，加上汉化且放弃原本纯巫教的大量平埔族，使各佛教教派都具有一定信徒数量，在此情况下，各派“不以信徒多寡为唯一之目的，故各宗派间不再出现任何倾轧，颇为圆滑。”（温国良编译，《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宗教史料汇编》，台湾省文献会，1999.6，页58。）
1941年，全台湾人口共500多万，而光是积极参与日本佛教的信仰人口就达到8万人。其中，仍以真宗本愿寺派、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等派为主。
八宗十四派之八宗系指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临济宗、曹洞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十四派系指华严宗、天台宗、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醍醐派、临济宗妙心寺派、曹洞宗、净土宗、净土宗西山深草派、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木边派、日莲宗、本门法华宗、显本法华宗。另外，天台宗修验道也曾在台湾设立支部，但是布教活动不详。
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的左翼佛学，台南开元寺的林秋梧（1903-1934）。

九大门派

台湾佛教的派别尚有四大法脉（大岗山派、月眉山派、观音山派（凌云寺派）、法云寺派）的说法，也有人加入了开元寺派、大仙寺派、万佛山派、清凉山派及东和寺派等，号称九大门派。有关二战前的台湾佛教发展，虽然佛教史家江灿腾于1996年，首先提出四大法派之说。但这仍是延续朱麒麟和蓝吉富两者的先前看法而来。日治时期则出现七大山头的说法，九大门派之说为后出。
江灿腾认为台湾日治时期有所谓四大法脉、四大道场。其中基隆市灵泉禅寺开月眉山派，由江善慧主持；台北县五股凌云禅寺开观音山派（凌云寺派），由沈本圆主持；苗栗县大湖乡法云寺创法云寺派，由林觉力主持；高雄县冈山超峰寺开大岗山派，由林永定等人开山。所谓法派，是传承禅宗的临济宗或曹洞宗的法脉世系而有大量衍生的派下寺院者，于是宛如日本佛寺的大本山和派下末寺之别，在日治时期的台湾本土佛教寺院中，若有发展成为大法派者，即有核心道场和隶属道场，而四大道场，就是指上述四大法派的核心道场而说的。所以这是有严格定义的指涉对象，并深具时代特色者。

战后汉传佛教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日本战败而结束，日本投降，撤出台湾，台湾进入国民政府时期。稍后的1950年代，因为国共内战与中国共产党不允许宣扬佛教等因素，来台定居的汉传佛教传道人日渐增多，其中以江浙两省僧侣为主，之后，江浙系统的汉传佛教主导了战后台湾佛教的发展。1953年，大仙寺传戒为台湾战后举办首次传大戒。不同于以往漳泉流行的较偏向世俗化的佛教，强调“无神论”的汉传丛林佛教，在此时正式于台湾耕耘。经几十年的宣教，佛教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于台湾流行。加上经济发达、政治松绑等因素，由中国大陆传入的汉传大乘佛教成为佛教的新兴主导力量。不但佛教信徒增多，以往从未出现的佛经谒语也大量出现于各种场合。
2015年，台湾佛教的信徒约有820.5万人，占全台湾2350万人口的35%，不过，此数字可能与道教、儒教或其他台湾民间信仰有重叠的情况。这里面又以净土宗、禅宗及无所属的宗派居多。如就佛教团体规模来看，则以慈济基金会、佛光山、法鼓山以及中台禅寺等四团体的影响力最大，被台湾佛教史家江灿腾博士列为战后台湾佛教四大事业道场。另外，除了上述所说的四大山头外，还有苗栗境内的九华山大兴善寺和新北市的灵鹫山无生道场。这些山头的特色也和中国大陆传统汉传佛教也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禅净双修，有的更不再强调宗派之分，皆以“佛法生活化”为宣教重点。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于1949年随着国民政府迁台而传入，学者将其在台传播依1982年卡卢仁波切或1980年创古仁波切首次来台弘法为界，分为前弘期与后弘期。前弘期受政治影响，只有少数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甘珠尔瓦呼图克图及康区的格赖达吉仁波切、明珠仁波切，而主要以汉籍居士或喇嘛为主导，其代表人物有：君庇亟美喇嘛〈俗名欧阳无畏〉、屈映光（法贤上师）、吴润江（华藏上师）、刘锐之、韩同、申学文（贡噶老人）、张澄基、陈健民等。代表性的道场为南方宝生佛刹、诺那华藏精舍、金刚乘学会、贡噶精舍、白马山菩提讲堂。
后弘期则以藏僧为主导，四大教派的法王及仁波切先后抵台弘法并相继在台成立弘法中心，使藏传佛教成为台湾80年代以后学佛热潮的重要一支。噶举派最早入台，较著名的如创古仁波切、卡卢仁波切、大宝法王的四大法王子（夏玛巴、大司徒、蒋贡康楚、嘉察）都曾应邀来台并成立弘法中心或佛学会。宁玛派则以蒋波罗曾仁波切，贝诺法王所属白玉传承在台的发展最盛。萨迦派则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多次来台传法，颇受年轻一辈的台湾学佛者之欢迎，在台设有悉达多本愿佛学会。90年代末，宗萨佛学院堪布贡噶旺秋在台湾完整讲授《入行论》、《善显能仁密意》、《入中论》、《俱舍论》等，深获好评。格鲁派在台湾的发展起步较迟，图敦梭巴仁波切来台弘法，成立“经续法林”，为国际“护持大乘法脉联合会”组织的一员。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97年、2001年两度来台弘法，也为藏传佛教在台弘传掀起高潮，并成立“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安排格西长期教授藏语文基础、《菩提道次第广论》、佛教经典等课程。而南印度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及札什伦布寺也陆续派僧侣驻台弘法并设立佛学会。
另一方面，佛法要生根发展，需要结合当地文化与民情，藏传佛教传入台湾亦是如此，此即为本土化（或称中土化、汉化）的藏传佛教。例如，日常法师创立的福智文教基金会，提倡以儒家的思想建立十善社会，推广《菩提道次第广论》研讨班，弘扬宗喀巴大师教法，成立慈心有机事业、里仁公司等。释如石曾将其誉为接枝自藏传佛教的人间佛教。又如，首位台湾籍的转世喇嘛洛本仁波切在台南县左镇创建以“藏密中土化”为目标的噶玛噶居寺也颇具影响力。

日本佛教

20世纪初，随着日本统治台湾，大量日本佛教派系来台宣教，直至1945年日治时期结束前，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支派来台传教，其中又以净土真宗本愿寺派发展最大，不过较符合台湾民情，以菩萨神化为主的曹洞宗、日莲宗、净土宗等佛教宗派也颇有发展。例如，曹洞宗就曾自费于台北观音山的山路上（今凌云路）设置沿路有三十三座石观音像的礼佛古道（台北西国三十三所灵场）。
战后，日本佛教各宗派因政治因素影响撤出台湾，此后的长期间因戒严，宗教活动受到严格的控制，直到1987年解严后，宗教信仰有了充分的自由，日本佛教才又重回台湾弘法。日本佛教有真言宗系的高野山真言宗在台湾布教，也有僧侣亲自前往真言宗两大道场之一的高野山修行。净土真宗系则有台湾人自建道场者，也有净土真宗亲鸾会在台弘法。目前在台湾，还有创价学会、灵友会、立正佼成会、真如苑、阿含宗等类佛教之新兴宗教与日莲正宗、真言宗等传统宗派在台弘法。
此外，临济宗妙心寺派和曹洞宗等宗派至今仍持续与昔日有缘之寺庙进行交流，如临济宗妙心寺派的临济护国禅寺、曹洞宗的东和禅寺、真言宗的庆修院等。其中，临济宗妙心寺派日僧东海亮道法师，感念曾在台湾布教的恩师东海宜诚法师，促成了“台湾三十三观音灵场”的创设。

南传佛教和原始佛教

近年来南传上座部佛教和原始佛教在台湾也正逐渐传播起来，经典典籍被翻译成中文。并有教派组织像台湾南传上座部佛教学院推广南传上座部传统禅修；原始佛教(中道僧团)、原始佛法三摩地学会、佛陀原始正法中心推广原始佛教传统禅修。

左翼解放佛学

林秋梧主陈左翼解放佛学以抗当时佛教陈腐之处，其著作先后发表于《中道》、《南瀛佛教》、《台湾新民报》及《赤道报》等刊物；其中发表于《南瀛佛教》的〈真心直说白话注解〉、〈佛说坚固女经讲话〉等短篇可谓之代表作。其诗“菩提一念证三千，省识时潮最上禅；体解如来无畏法，愿同弱少斗强权！”可代表其中心思想。
林秋梧汇通左翼思想的社会主义及唯物史观、大乘佛学的如来藏及般若思想、中国佛学的佛性论及无情有性论等，建构出解放佛学的平等观─将极乐净土类比于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主张“自力的现世净土”，倒转宗教界所遮蔽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构问题，而应回归到现实关怀的阶级斗争为方法，借此批判传统就彼岸性的极乐净土思想及台湾趋炎附势、不明就里的迷信风气，进而采取无抵抗的大抵抗主义来改变身边的不公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