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樂會

历史

大同乐会的前身是1918年成立于郑觐文弟弟郑立三住所的“琴瑟学社”，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郑觐文才正式将其易名为“大同乐会”，1923年11月17日并于上海《申报》发表〈大同乐会之新组织〉一文，阐明成立大同乐会的理念、目的、规则与简章：“本会对于西乐主专习，对于中乐则主稽古与改造，务使中西方得相济互助之益，然后挈其精华，提其纲领，为世界音乐开一新纪元，以完本会大同二字之目的。”强调研究中西音乐以归于“大同”。
此后，大同乐会即于郑觐文主持下，拓展相关事务，包括培育人才、研制乐器、改编乐曲、组织排练演出等等，对国乐的发展与推广贡献良多，直到1937年日本侵华，上海沦陷，时局动荡，大同乐会无法开展活动，濒临解散，郑觐文之子郑玉荪摘下大同乐会的牌子，携往大后方重庆，大同乐会才宣告结束。故1920至1937年间，可谓为大同乐会主要活动时期。
在培育人才方面，大同乐会不遗余力，长期举办暑期学校和乐系周会两种活动。暑期学校类近于现代的国乐营，每期皆设有多种科目，并配置专业师资教授，除开设传统中国器乐如琴、瑟、琵琶、丝竹歌曲等课程之外，亦设有京曲、昆曲、古乐舞等其他科目。乐系周会则为1926年3月订立之活动，于每星期日下午借宁波同乡会举办，会中除陈列大同乐会所造仿古乐器以供参观之外，并演奏琴瑟、琵琶、京曲、丝竹等节目，所演节目皆印有节目单，提供乐曲介绍。上述两项活动可从1924年至1929年间《申报》的刊载略见梗概。
在研制乐器方面，大同乐会大约从1923年起，有计划地陆续研制了多达163件的国乐器，1931年全数完工后，按吹、弹、拉、打分类标明并陈列于当时福开森路的世界学院，供中外人士参观。由于此套乐器主要根据《大清会典图》、《皇朝礼乐图考》及会员和民间提供的样本制作，强调仿制与改革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因此许多乐器的形制与现今常见的国乐器并不一样，譬如葫芦琴、百弦大瑟等等。这项工作不仅增大了国乐器的音域和音量，也方便了国乐器的演奏和转调，尤其采用十二平均律为基准的制作方式，更促进了各种国乐器合奏的协调性，在当时可谓是一种创举。此由当时《申报》资料及柳尧章之回忆录亦可略见一斑。
在改编乐曲和组织排练演出方面，1925年10月，大同乐会会员柳尧章参考西洋配器的方法将琵琶独奏曲《浔阳夜月》改编成包括琵琶、筝、三弦、二胡、京胡、笛、箫、笙、管、扬琴、云锣等乐器的十二行谱。1926年郑觐文正式将此曲定名为《春江花月夜》，演出后回响不错，听众大多认为此曲“实足为丝竹界别开生面”，是“无一点尘俗气”的作品。1927年4月，柳尧章又根据华秋萍的琵琶谱成功改编了琵琶曲《霓裳羽衣曲》，郑觐文听后叹为观止，颇有“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之慨，同年5月15日首演，柳尧章主奏琵琶，听众亦反应热烈。
1929年5月和6月，大同乐会在柳尧章提议下开始开始尝试组建大乐队，同年10月，大同乐会并根据已有的国乐曲改编出一首由五个乐章组成的大型合奏曲：《国民大乐》，并于1930年多次公开演出。据1930年5月20日《申报》报导，世界学院为欢迎法国公使和来华考察高等教育的马宣波博士，大同乐会“临时召集全体队员，特奏《国民大会》五章，逐章鼓掌之声不绝”，可见各方对于此曲的反应良好。
1931年，中国政府原拟订参加1933年于美国芝加哥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后因时局动荡取消此一决议，但上海商界不愿放弃此一机会，遂决定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参加，并希望将大同乐会制造的全套国乐器送往参展。1933年1月，大同乐会因此召开常务委员会，会中除决议将全套乐器摄成照片以便参展之外，也决定将大同乐会演奏《国民大乐》拍成有声影片送往美国参展。1933年4月9日晚间，大同乐会即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进行拍摄。
同年5月21日，大同乐会并与远东第一乐队“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于上海大光明戏院同台演出，由卫仲乐独奏琵琶曲《十面埋伏》，大同乐会全体队员组成的“国民大乐队”则合奏《国民大乐》。但据当时著名音乐评论家傅雷在音乐会后于上海《时事新报》所发表的评论来看，评价并不太高，突显大同乐会在乐器制造、演奏技巧与排练方法上仍存在许多问题。
郑觐文自己亦深感“国民大乐队”的音色、音响、声势皆远不及管弦乐队。至于1930年6月，大同乐会另外根据湖南浏阳所传之孔庙音乐编排的《中和韶乐》，则于1934年8月27日文庙大成殿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中演出，从同年11月15日贺绿汀发表的文章《听了祀孔典礼中大同乐会的古乐演奏会以后》来看，评价也不太好。
综观而言，大同乐会可谓对国乐的发展与推广贡献良多，尤其在培育人才、研制乐器、改编乐曲、组织排练演出等方面，甚至可说开创了民族器乐合奏的先河，但仍不免受到时代、技术与思想的限制而有诸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