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學

历史

在十八世纪中叶，犯罪学随着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犯罪和法律概念的兴趣而兴起，各学派亦渐次出现。
在1885年，意大利的法学教授拉斐尔·加罗法洛创造了“犯罪学”（意大利语：criminologia）这个专有名词。约同一时间法国人类学者Paul Topinard首次于法国文献中使用犯罪学一词（法语：criminologie）。

实证主义学派

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将科学实验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孔德强调社会现象及人类行为之研究，必须以严谨的科学方法为基础，始可得客观的研究发现，否则就没有社会现象的社会知识。其曾谓：“没有实证研究方法，即没有社会现象的真实知识。”
相应地，犯罪学的实证学派也出现于19世纪中，主张运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犯罪行为的原因。此时期的研究大多发现，犯罪是出于一些个人所不能控制的因素，无论是内在的或外在的。犯罪学实证主义大致可分为生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三个方向；相应地，各学者所提出的犯罪成因解释和犯罪预防方法，也就带有各自学门的色彩。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初兴起，主要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帕克、Ernest Burgess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建立。二十年代，帕克和Burgess发现在城市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同心圆模式。在1940年代，Henry McKay和Clifford R. Shaw聚焦于青少年犯罪(或译：少年非行)，发现他们集中在上述同心圆的“过渡地带”，亦即少数民族区和贫民区。
芝加哥学派采取社会生态学方法研究城市，并认为大部分的贫穷居民都在社会结构和家庭、学校等地方感到挫败。这造成社会解体，缩小家庭与学校等社会组织控制行为的能力，与及创造偏差行为和犯罪的环境诱因。
芝加哥学派的苏哲兰于1939年著作的《犯罪学原理》三版中，发表了《差别接触理论》，主要认为人们从与他人的交往经验中学习到犯罪行为。

新古典学派

在犯罪学当代史上，新古典学派（英语：Neo-classical School）指的是1970年代起于美国、加拿大的复古思潮，起因是对于矫治理想破灭的失望。
20世纪上半，北美的社会、政府投注了大笔资源在犯人矫治上，但犯罪率和再犯率仍居高不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1974年由Robert Martinson所发表的《什么有用？监狱改革的问题和答案》一文。他结论段的标题“Does nothing work?”被撷取、传颂为耸动的两个字：“Nothing Works!”。主流社会失望之余，转而不再支持矫治理想，而是谴责犯罪人：一样都是人，我们就能理性行事、奉公守法，你们为什么不行？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们刑罚相向、不再宽容。
在犯罪学的新古典思潮中，18世纪的贝加利亚和边沁的古典理论再度成为主流，亦即功利主义。不过新古典主义犯罪学比古典学派多了一个但书：但如果迅速的、严厉的惩罚还不能吓阻某些犯人，那么依宣判的刑度监禁到完，不给予假释，也是他们应得的（活该的）（英语：deserve it）。
新古典学派解释犯罪成因的代表性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由新古典主义衍生的刑罚理论是在美国、英国以Andrew von Hirsch为代表的《罪有应得理论》（英语：Just Deserts Theory）。起于美国、后来英国也引进的、举世闻名的“量刑准则”，便是“罪有应得”想法下的产物：精确计算出“应得”的刑罚。在德国，21世纪初以Michael Pawlik为主的《新应报理论》（die neue Vergeltungstheorie），基本上也是《罪有应得理论》。
新古典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问题是“证据眼盲”：来自心理学、关于矫治成效的证据被忽略不看，或者被不理性地贬低。同以“知识之取得不看证据”而言，新古典学派和古典学派是类似的：古典学派是受限于当时的人类行为科学不发达，所以没有证据可看，尚情有可原；新古典学派则是有丰富的证据供取阅仍选择忽视。
关于新古典学派的“证据眼盲”有个令人惋惜、但不受重视的插曲：“What Works?”发表5年后，Robert Martinson在1979年 承认自己当初的结论错误，并且自杀。但不管是当时犯罪学主流的社会学派，或是政界、民众，少有人关注这件事，而是继续挥舞著“Nothing Works!”  的标语，贬低、否定矫治的功效，不断提高严刑峻罚，例如著名的“三振出局法案”、“洁西卡法案”、“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假治疗之名行无期徒刑之实”等等。这种态度直到21世纪，2010年代才慢慢开始有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