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明

家庭背景

1918年11月9日，史明在日治台湾台北厅士林庄（今台北市士林区）施家大户出生，原先出生名字为“林朝晖”。在5个兄弟中，只有史明被过继母系，后来依从母亲姓氏改名为“施朝晖”。其母系家族是拥有邻近160甲土地的大地主，外祖母施邱桂是台北厅士林施家望族的总管。母亲施阿秀是出身士林施家大户的独女，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父亲林济川是台中州丰原郡人，早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而成为农学家，是殖民地时期少数的高级知识分子。
当时的大日本帝国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林济川和林献堂都是台中人，两人私交甚笃，在日治时期都曾是台湾文化协会的成员。当时两人一样属于右派阵营，曾在《台湾青年》发表论文，林济川还担任过《台湾青年》的编辑。因为父亲的交往关系，史明经常跟着进出蒋渭水在太平町开设的的大安医院，并与林茂生之子林宗义是幼年玩伴。在1922年，义父施振兴前往日本留学，后来启发史明喜欢上西洋古典音乐。
在小时候，史明由外祖母贴身照顾，过程中听到许多口述历史，但也被母亲严格管教。1926年，史明原本要与其他台湾孩子一起就读台北州的士林公学校，但是因为母亲的特别请托，后来他转进以招收日本学童为主的台北市建成小学校，并于1932年毕业。而在1933年，他进入旧制五年制的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学校就读，当时积极参与校园中的“硬派”学生队伍，并表现出浓厚的反抗日本情绪。

日本留学

1936年3月，尽管母亲希望其就读医学院、从而成为医生，但不愿接受此安排的史明，在念完台北州立台北第一中学校四年级后，选择肄业并离家出走，孤身前往日本求学。到了1937年，为了让台湾能够脱离恶劣的殖民地环境，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进入政治经济学部的政治科就读，主要攻读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有别于当时台湾学生喜爱的商科与医学，史明选择攻读的政治经济学科是极少人选择的冷门学科。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早稻田大学流行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的思想，在此受到社会主义启蒙的史明，也深深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并转而认同社会主义。对于苏联在1917年的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这也让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广泛阅读”所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被卡尔·马克思的理论所吸引。与此同时，史明还接受高田早苗、大山郁夫的课程教育，以及受到大隈重信等人影响。
与此同时，各个殖民地也开始出现独立运动，由第三国际提出的“反殖民主义”、“民族解放”的主张成为风潮，并且冲击到日本。为了决心从事反日、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史明也特别攻读殖民主义政策。但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局势日渐激烈，尽管原本应该在1943年6月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政治科毕业，因为日本政府命令全国各大学提前半年结束应届毕业生的课业，史明被迫提前在1942年9月结束学业，甚至省略原先的毕业典礼和毕业纪念册。

中国大陆活动

1942年，自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向往马克思主义的史明透过大学时期的同学引荐，基于抗日意识及社会主义理念，决定前往中国大陆投入抗日战争，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阵营的行动。1943年，在前往中国大陆参与抗日运动前夕，他返回台湾探望外祖母，当面承诺在战争结束后，将尽早陪伴家人。其后，他前往上海，再转往延安、太行山受训，后来因其懂日语，奉命派往上海市、北平市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情报员工作，化名“林铎”。尽管他极力反对鸦片买卖，但为了筹措游击队经费，受命运输鸦片。1945年11月，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他返回北平市，并被派到张家口特别市的华北联合大学接受训练。
1946年夏天，第二次国共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部队向拥有美式装备的中国国民党部队展开游击战。史明也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行动。其后他退往根据地河北省，并被派到狼牙山带领游击队。他还曾护送蒙疆银行撤退，并进行3个月的游击战。同年，中国共产党实施土地改革运动，他亲眼见到斗争屠杀，这是其第一次对中国感到失望，并认为中国共产党本质上相当虚伪。在1947年初春，他在河北省透过媒体，得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彭孟缉并在高雄市发动流血镇压。同年，他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军事政治大学，开始参加“台湾队”的设立。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收编300多位台湾士兵，并由其出任代理队长和政治教员负责训练。
由于先前许多台湾士兵被派往前线，史明亲眼见到中国人的“汉人种族主义”；同时因不忍见到中国共产党利用闽南民系、客家民系的矛盾分化台湾人，开始对中国共产党不满，从此认为“台湾人不能和中国人一起”。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国共内战胜利前夕，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失望，此时萌生返回台湾念头的他，评估脱队潜逃至台湾的情势。趁著毛泽东巡视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毕转赴北方，随行人员得以优先通行的契机，他假造路条（通行证），谎称自己将被派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请沿途同志予以保护放行。最终其从中国共产党“解放区”逃亡，成功突破封锁，到达当时仍在中国国民党控制下的青岛，得以返回台湾。同年底，中国国民党及其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也因国共内战失败，转进退守台湾。

台湾抵抗

1949年，史明返回台湾后，经由陈宝川介绍，认识曾为蒋经国同学的高理文。虽然未曾亲身经历二二八事件，但他在中国大陆时期已有听闻，由于二二八事件的影响、以及蒋中正以军事统治台湾，深感不满的史明认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一样。由于在中国大陆有着丰富的游击实战经验，他认为台湾人必须展开武力行动对抗蒋中正，决心成立一支台湾人的武装部队，这吸引同样不满二二八事件的青年。从1950年2月起，他与周洁、黄元秘等人集合当时在二二八事件幸存的30多名有志青年，在台北市郊外的山上秘密组织“台湾独立革命武装队”。这批武装部队在台北市士林外双溪和草山、苗栗县大湖和南庄等地，搜集日本军留下来的20多把步枪武器，并预藏在阳明山后的施家柑园，准备发动武装革命，准备伺机开枪暗杀“将台湾当作殖民地统治”的蒋中正。
1951年底，因为枪支被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觉，刺杀蒋中正的反抗行动失败，主导计划的史明遭到监视追捕、并被通缉。最初史明从山上回到士林老家，见到自家门口突然有陌生的中国（指外省籍）女子卖花生，基于多年地下情报工作经验的敏感度，让其立即产生警觉；接着又看到住家对面有外省青年搬入，更让他觉得情势有异，快速携带着些许资金和组织名册准备逃亡。1952年3月，他决定逃亡到日本，先逃至基隆港，向工头买通上船工作的红帽，混入港口码头，担任搬运输往日本之香蕉的工人。同年5月6日，遭通缉的他得到逃亡机会，托人将红帽携出后，自己借由藏匿在隶属轮船招商局（今阳明海运）、载运香蕉至日本的5,000吨货轮“天山轮”的货舱里，从基隆秘密偷渡到日本神户。
1952年5月19日，史明搭乘的“天山轮”驶抵神户港。尽管顺利逃离台湾，但史明从神户登陆上岸不久，就遭巡逻的日本警察逮捕，并被日本政府以“非法入境”罪名拘留数月。由于被日本政府拘留，就意味着有可能会被遣返回台湾，招致中国国民党的杀身之祸，这导致他预藏剃刀准备自杀。不过从1952年起，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第一司令”的罪名，向海内外全面通缉史明，要求日本引渡其返回台湾，这也是他第一次被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缉；这反而让日本政府认定其是政治犯，并基于人道理由提供政治庇护，于同年11月被日本政府释放，而能够在日本长期居留，展开长达41年的通缉流亡生活。不过政治犯的罪名，也让他无法返回家乡，甚至连最疼爱他的外祖母、阿姑与双亲逝世时，都无法返回台湾亲自处理丧事。

理论研究

1952年起，为了在侨居日本期间的生计，史明与在中国大陆相识的日籍同居人平贺协子，在东京池袋的池袋车站前广场推车摆摊，贩卖面食、饺子。从1955年起，史明的经济计划执行的相当成功，为自己在东京的料理事业打下基础。1960年，为了实践其社会改造理念，在还清摆摊的创业贷款后，买下现在位于池袋车站西口的店面楼房，兴建、经营五层楼高的“新珍味”中华料理店，为当年池袋站前最醒目的大楼。当时他贩卖饺子、烧卖、阳春面等，赚进约5亿日圆的资产。但他仍然持续关心革命事务，除了开始随时抽空钻研台湾历史，没有放弃社会主义思想的他还前往图书馆深入研读，重新确认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当时的史明勤于前往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比谷图书文化馆，查访搜集有关台湾历史的资料，并加以记录运用。他在白天贩卖饺子与大卤面，夜晚在顶楼以日文撰写厚重的台湾历史史书《台湾人四百年史》。1962年7月10月，经过十年的独自写作，著作《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率先完成，并在东京出版。他自此改名“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是其第一本书写完成的著作，也是其第一本台湾历史专著。透过《台湾人四百年史》，他以文字表达当时的思想理念系统。最初他还四处宣讲“台湾民族主义”与“独立建国路线”，首先从知识分子、留学生开始产生影响力，但仍较少人理会。在日本时期，他与另一位台湾独立运动领袖王育德关系良好，认为后者具有才华。当王育德在1960年发行《台湾青年》时，史明曾毫不犹豫提供资金，但后者在《台湾青年》短期逗留后便离开。1963年，当金美龄为了筹组早稻田大学“台湾稻门会”而拜会史明时，同样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史明还曾经加入“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直至1965年辜宽敏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才离开，也曾协助黄昭堂、许世楷等人。
1955年，在东京的史明与台湾岛内刺杀蒋中正计划的旧同志取得联系，开始建立对抗中国国民党的“地下行动管道”。基于理念，他持续主张在台湾岛内发动武装革命行动，计划推翻在台湾执政的政府。虽然最初没有具体成效，其在东京开店贩卖饺子赚取的资金，几乎全用来培训和资助前往日本的台湾民主运动人士，而将料理店视为革命基地。他还特别赞助、支持台湾地下革命的同志，在东京料理店楼上秘密训练，以执行破坏敌人交通工具的任务。1959年，在台湾的地下同志相继烧毁台北府城北门附近的台湾铁路管理局工厂、及炸毁军用火车。1967年，史明从报纸上得知台湾有火车翻覆时，高兴地认为这代表其培训的地下行动获得初步成果，亦反映台湾人民对于蒋中正集权统治的觉醒。

组织工作

1967年4月，在史明、何文灿为首的代表主导下，于东京成立“台湾独立联合会”，尝试串联、结合在日本的各个台湾独立运动派系，参加的团体包括台湾民主独立党（郭泰成）、台湾自由独立党（廖明耀）、台湾共和党（林台元）、台湾独立战线（李伯仁、何文灿）、台湾公会（史明、黄介一）等。然而，因为辜宽敏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及张春兴和林水的“台湾独立总同盟”不愿加入，“台湾独立连合会”无法获得在日本的全体团体参加，史明遂以“不能达成在日台独运动大团结初志”为由决意解散。
同年6月30日，史明接续在日本东京自行创立台湾独立建国的团体“独立台湾会”（简称“独台会”），成员约70人左右；他将该海外组织定义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党”，同时提出“主战场在岛内”、“台湾民族主义”、“台湾社会主义”等行动准则与主张，积极从事对台湾岛内的地下工作和群众运动。他持续单线训练“独立台湾会”的成员。同年，他创办《独立台湾》月刊，将会刊定位为“台湾人民解放革命阵线机关志”，并长期出版发行。不过当时留学日本的学生颜尹谟，因为涉及“林水泉事件”而遭到逮捕，并被指控曾接受史明的资金，返回台湾从事地下组织。
1968年，史明利用地下管道，潜回至台湾岛内，布置地下组织。1971年，原本在台湾经营一家面包店的基督徒郑评，经人介绍前往日本结识史明，并加入独立台湾会。他与史明商谈刺杀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的计划，并参与游击战与政治的训练。这时候的蒋经国已因“四二四刺杀蒋经国案”而加强安全警卫，史明安排三位互不认识的人马：一组负责调查、一组负责枪支、一组负责执行刺杀蒋经国，并由他从日本派人转送枪支，而要郑评在1年半内不要有动作。但在1974年，沉不住气的郑评自己先行购买枪支，行动曝光而被逮捕，最后主要的成员遭到枪决。
史明长期不愿公开“独立台湾会”成员资料，只有因刺杀蒋经国未成而被枪毙的郑评是例外，并被其形容是个“感性的反国民党者”。1972年，他开始接触工农劳苦大众。透过台湾岛内的地下管道，他取得台湾经济方面的秘密资料，并利用贩卖饺子的空档时间继续写作。1975年，为了整理台湾岛内的地下组织，他再次潜回台湾。一直到1975年之后，独立台湾会才不再从事武装革命行动，而转向群众运动，从事群众的思想启蒙与组织培训。不过在1978年，独立台湾会的受训者返回台湾后，仍从事张贴标语“台湾民族独立，劳苦大众出头天”任务，并破坏公共设施，如台铁列车爆炸案。

海外访问

“独立台湾会”后来也和欧洲留学生张维嘉、卢修一等人有所接触。1971年，欧美同志张维嘉由法国巴黎前来日本，与史明谈及建立“独立台湾会欧洲支部”。同年，“独立台湾会”在会刊《独立台湾》发表《致钓鱼岛行动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声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台湾的神圣领土，及其海域为台湾人渔民既得的生活圈。在这时期，由于史明在日本被归类为没有国籍的“亡命者”，因此一旦出境就无法入境。一直到1978年，日本有关政治庇护的居留政策获得松绑，该法令更改成一定时数内自由出入日本国境，仍可获准居留。
1980年9月，史明根据《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的内容与骨架，重新以汉文撰写翻译、并进行相当分量的资料补充增订，完成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版由蓬岛文化公司出版。在1981年夏天，为了推广《台湾人四百年史》，及宣传“台湾独立”和“台湾民族主义”的理念，他首度以亡命者身份，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被允许短暂离开日本。其陆续前往美国、加拿大、欧洲（西德、法国、奥地利等国）及南美洲巴西等地巡回访问，广泛向各国台湾侨胞和各地留学生进行文化宣讲。但因为当时陈文成从美国返回台湾却遇害的白色恐怖事件才发生不久，因此只能私密邀请他进行演讲座谈。
而从1981年起，史明的公开活动大多就以演讲、授课的思想传播，作为主要的活动方式。他经常背着台湾民族主义的挂图，前往欧美各地台湾同乡会巡回宣讲，并为演讲准备手绘海报和手绘漫画。直至1992年前后，他便往访美国共15次。同年，他协助《美丽岛周报》渡过财务危机。1982年，“独立台湾会”在美国出版《台湾大众》，积极倡导“台湾民族主义”为“台湾独立运动”的理念。1983年，其捐款郭倍宏等人在美国成立的“台湾学生社”，出版学生运动刊物《台湾学生》。但在同年，当时的大学系主任卢修一因为与史明的得力助手前田光枝接触，被以涉嫌叛乱为由遭到逮捕，并交付感化3年，这次事件也导致史明第二度被中国国民党政府通缉。1986年，《台湾人四百年史》英文版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出版。

返回台湾

1987年7月15日，在中华民国解除《台湾省戒严令》后，由于《惩治叛乱条例》尚未废除，史明仍然被视为叛乱份子，《台湾人四百年史》等著作仍然属于禁书。1991年，独立台湾会会员廖伟程等4人，因为研读史明的著作，被以“分裂国家、颠覆政府”的涉嫌叛乱理由遭到逮捕，此即“独立台湾会案”，台湾各地的大专院校师生举行静坐游行抗议。到了1993年10月26日，有鉴于岛内的政治形势转变，史明以“台湾最后一位黑名单”的身份，潜返回到台湾，结束流亡海外41年的生活。
当时虽然已经是《台湾省戒严令》解除后的第六年，由于史明被中华民国政府通缉的罪名尚未结案，因此他在中山高速公路新营收费站前，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跟踪逮捕。随后潜返被捕的他以10万元交保，并在隔日召开记者会宣示立场。尽管在1994年10月遭到起诉，最后仍以保释结案，过往的暴力行为则不追究。他也惊讶地发现自己在台北市士林区公所的户籍誊本，已经被宣告在1964年3月31日死亡。后来他以出生本名“施朝晖”进行法院诉讼，在1995年6月回复合理的户籍身份。同时，他还为家族建造“施林墓园”。
基于个人理念和独立台湾会的宗旨，史明后来仍持续推动台湾民族革命，以及实践台湾岛内的独立建国运动。不过顺应台湾社会的变迁，他改采取“启蒙、觉悟、自决、行动”的软性革命策略，将台湾民众的思想启蒙列为最重要的目标，并启动街头独立运动。透过游行、宣讲、研习与出版等活动，他积极地向台湾民众宣扬台湾民族主义、及台湾独立建国运动的理念主张。1991年12月30日，史明出版《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1992年6月20日，史明出版《台湾形成与台湾民族》。1993年10月20日，他则在东京出版《台湾民族革命与社会主义》。这时期，史明还拒绝与中华民国“殖民体制”妥协，并未竞逐任何官职。

转移基地

早在1993年，史明便计划将独立台湾会转往到台湾岛内运作，先是在高雄县凤山市成立办事处。1994年，他把独立台湾会海外总部从东京迁回台北市，正式成立“独立台湾会”台北市总部。其后相继在高雄市、嘉义市、台中市、台东县、新竹市等地成立独立台湾会的联络处。到了8月，史明率领独立台湾会的车队，前往中正国际机场（今桃园国际机场）和国立故宫博物院，抗议中国共产党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前来台湾，并与中国国民党的海峡交流基金会会谈。
史明还善用自日本带回的约新台币6,000万元基金，陆续实践“举办独台会社运同志研习教室”、“组织独立建国宣传车队”、“设立台湾大众广播电台”三项独立台湾会的业务。1996年底起，为了进行社会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由其提供资金，在台北市和平东路成立“台湾大众广播电台”（FM99.3），透过媒体教育促成台湾民众独立意识的政治觉醒，并持续至1999年。在这段期间，他还主持晚上7时到晚上9时的“我爱台湾”节目，讲述台湾历史时事评论。而为了向台湾民众宣传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属于霸权政治的观念，史明在台湾各大都市启动独立台湾会的“独立建国宣传车队”计划。每逢周六、日下午，这些宣传车队透过敲锣打鼓方式，长期在街头宣扬“台湾民族主义”。
1998年4月，《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增订版出版。1999年，基于悼念祖先过去为族群公共利益的牺牲奉献、以及发扬台湾“7月普渡”的民俗文化，史明曾经以独立台湾会的名义，首次在新庄市举行主导祭拜大墓公活动，之后持续举办数次普渡活动。2000年，民主进步党籍的陈水扁在赢得中华民国第10任总统选举后拜会史明，后者在当时表示不需要特别有所安排，但是建议陈水扁必须做到谨言慎行、用人严谨、研究中国共产党三件事情。2001年10月，其著作《台湾民族主义与台湾独立革命》与《我的故乡，八芝兰—士林》出版。同年11月9日，史明教育基金会于台北市国宾大饭店成立。

反对行动

在2004年，尽管史明从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统治权，其生平第一次使用中华民国身份证参与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并投票给陈水扁。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之后，他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张之豪、叶纮麟、蓝士博等人，在国立台湾大学校门口发起长达12天的大学学生静坐抗议活动。其每天上午8时准时前往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门口，直至晚上12时才离开。他除了借此向中国共产党表达抗议外，还希望能唤醒大专院校青年关爱台湾的热情。
同年4月1日晚上，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与中国共产党签定“十项共识”后返回台湾，史明与支持者在中正国际机场向江丙坤抗议。4月26日，江丙坤与连战计划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出访，史明研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进行“出卖台湾”的谈判，于是动员独立台湾会的70辆车队及近百人员，在中正国际机场附近围堵连战车队数分钟，并且还在机场施放鞭炮抗议表示反对。2007年3月31日，史明完成《民主主义》，描写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并借此检讨台湾独立建国的困境与方向。同年，他则多次参与“民众大会”，也曾抱病为台湾团结联盟的立法委员竞选站台。
2009年，拄著拐杖的史明带领独立台湾会建国宣传车队，共同参与公投护台湾联盟总召集人蔡丁贵所举办的“不爽，出来走”环岛苦行，从屏东县恒春镇走路到台北市，全程26天、共计505公里。同年10月24日，他继续在台北市参加由公投护台湾联盟主办的“老年革命军”成立活动。同年年底，他在东京因为急性肾功能衰竭，而陷入昏迷。在精神恍惚之中，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最后不应该在海外死去，靠着意志力坚持返回台湾。后来其转回台北医学大学治疗，顺利脱离险境。

晚年生活

2010年，台湾教授协会替史明举办“史明生命经验分享会”，并且颁发荣誉勋章。而从2011年开始，史明也亲笔撰写回忆录。同年3月起，他每周三晚上在台北市立法院门口的公投护台湾联盟基地，主持“史明开讲”的系列活动，共计6场。同年6月底开始，他则受邀前往美国圣地亚哥、密歇根州、休斯敦等地的“台湾同乡会夏令营”，进行巡回演讲。晚年的史明还广泛亲近年轻学生，以青年启蒙者、革命导师的形象被重新认识。2012年12月底，史明前往中正纪念堂广场，参与反媒体垄断运动的活动。
2014年3月27日，随着学生占领立法院，坐着轮椅的史明坚持前往立法院探望抗议学生、并表示支持，而他也受到参与者的欢迎。但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定有必要对太阳花学运直接做出“较为强硬”的回应。4月19日，史明前往“大肠花论坛”声援学生，并支持公投护台湾联盟的活动。从2015年开始，有关史明的纪录片与回忆录则陆续发表。同年8月3日，随着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学生占领中华民国教育部，史明亦前往现场声援与演讲。
2016年10月23日，史明获得世界诗人大会所颁发的“杏花村文化贡献奖”。同年11月9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聘任史明为总统府资政。此外，香港归英独立联盟也曾宣布邀请史明担任“荣誉顾问”。2017年11月5日，台湾本土派团体在凯达格兰大道上，为史明提前庆祝百岁（虚岁）生日，蔡英文亦前往现场庆生。而在庆生致词中，史明希望蔡英文提出符合国际潮流、并满足台湾人民需求的政策。台湾时间2019年9月20日晚上11时9分，史明在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病逝，享嵩寿虚岁103岁。

民族主义

史明被视为“台独左派”。其思想主张结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台湾社会的人文主义与台湾民族主义，并受到高田早苗史学观思想的影响。尽管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但他从未放弃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为了保存台湾历史、及替革命整理出一套理论基础，流亡时期的他转而潜心理论研究与写作，独自整理台湾历史，最终在1962年出版《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而在海外流亡期间，史明还主张“台湾民族主义”与“独立建国运动”这两路线，并在返回台湾后继续坚持台湾独立革命运动的路线。
史明在其出版的《台湾人四百年史》中，建构台湾人史观的理念，亦强调该书是基于台湾人的立场和观点撰写的台湾史书。他认为必须以“唯物辩证史观”等方法，剖析台湾社会的发展。而当中最重要的核心思想理念便是台湾民族主义，即“台湾人关心台湾前途而形成想要建立台湾成为独立国家，想要建设国民经济，同时想要发展固有台湾文化的思想和行动”。史明认为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基于台湾在历史、社会上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在文化上亦发展出台湾固有的文化。
史明因而提出台湾人意识论述，并基于此建立有关中国认识与殖民背景的思考。其提出的史观展开与发展，则排除关于台湾原住民族和中国认同的因素，而基于汉族中心史观与去中国史观，形成由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无产阶级史观。他认为台湾的历史便是“台湾无产阶级的被殖民历史”，这包括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台湾清治时期、台湾日治时期，以及中华民国蒋中正“军阀政权”的殖民统治。同时，基于去中国史观和无产阶级史观，他对于中国的认识呈现出排除与不满的立场。
尔后史明还对台湾民族的构成有更明确的表述，主张以“社会阶级/台湾民族”的方式区分，由为数最多的无产阶级作为主体，而中产阶级、资产阶级为辅，共同构成台湾民族；并且以推翻殖民制度，而非推翻殖民者为主要的目的。这意味着其认为只要能够开明理解台湾民族主义及台湾独立运动的必然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台湾人。因此，他将在194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转往台湾的部分外省人，同样视为台湾人的一部分，因为这些人共同受到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压迫，并且逐渐融入台湾人当中。

政治革命

透过在1942年至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经验，史明摸索出地下工作的种种细节，成为往后其在日本从事独立运动的工作方式。他主张台湾的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跛脚的资本主义”，一方面要在政治上推翻中国国民党的“殖民体制”、并且建立独立的国家，另一方面则要在经济上建立国民经济，进而提出台湾独立运动的二阶段革命理论。其中第一个革命阶段是“民族、民主革命”，认为首先要根除外来的殖民势力，并且建立民主制度。史明强调民族革命并非要消灭中国人，而是要“打倒中国国民党集团及其帮凶的台湾买办所形成的殖民体制”，并使他们无法继续操纵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不过史明亦认为，如果仅有中产阶级取代中国国民党，并且形成新的特权阶级，对于绝大多数的台湾人民而言，并未真正达到民主革命的目的。因此主张应当要有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求建立一个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国家。史明还曾经具体地表示，当前的台湾仍处在中华民国的“殖民体制”统治之下，而为了要达成台湾民族的独立建国目标，必须要采取“体制外革命”和“体制内改革”二条路线，以及“在台湾岛内改革与革命”和“在国际关系上与美国、日本结盟”的二个工作方向。
相对地，史明认为台湾最严重的危机是可能遭到中国国民党“出卖”，以致于自身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并吞，因此主张民族民主革命是现阶段最为紧要的课题，而等到独立之后，台湾才能够进行更进一步的改造运动。他还认为中国国民党只是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看门狗”，而中国共产党则会成为中国国民党永远“殖民”台湾的后台。而从台湾和台湾人的观点来看，他认为中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都是阻碍台湾实践独立建国的两个革命对象与敌人。

个人生活

史明经历日本殖民统治及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初期的专制统治，之后流亡日本著书写作，直到1993年才返回台湾。由于强调清楚认识历史的重要性，因此其在《台湾人四百年史》日文版出版后，开始将其笔名取做“史明”，寓意即“把历史弄明暸”，希望能够让台湾历史更加明了、且更广为人们知悉。他还经常被其他人称作“欧吉桑”（おじさん）。而不同于许多台湾独立运动者，他在过去就已经被视为政治犯，并且拥有日本所提供的政治流亡居留权。其后他则是居住在新北市新庄区的住处。
史明的生活规律简朴，很少将金钱花在自身的物质享受上，经常穿着简单上衣、牛仔裤和牛仔大衣。其身高约有180公分，自称食量比年轻人还大，并且即便在冬天也保持每周游泳的习惯，并且有着大量的行程。不过其左眼因白内障开刀失败而失明，而且腰骨不好，出门必须乘坐轮椅，对民众演讲也经常需要撑著枴杖。在早年前往中国大陆参加抗日战争的地下工作时，尽管其身为施家的长孙，因为自己认为从事革命工作者不应该有子嗣家庭，因此在动身前就决定到上海市北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医院，接受结扎手术。
史明所有的革命与宣传活动资金，均靠经营新珍味的餐饮事业收入，从未公开募款。对于外界曾经批评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资金，他则是郑重否认该说法。在中国大陆时期，史明曾经向前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职员平贺协子表白，两人后来共同生活一阵子。但是在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于史明仍然不时寄送资金回台湾，以提供地下组织的同志从事革命行动，这引起平贺的不安。最后坚持台湾独立运动立场的史明为了不拖累平贺，在1963年决定与平贺和平分手，后来史明便一直独身，直至逝世。

造成影响

自从1950年组织武装队反抗蒋中正后，史明长期致力于台湾的独立建国运动，且为了传达革命理念而有大量著作论述。他被视为左派台湾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是台湾独立运动的主要先驱者，也是早期台湾独立运动人士中少数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其在日本时期就是有名的社会主义者，除了以《台湾人四百年史》成名外，也是独立台湾会的创办人。其对于台湾社会的主要影响，包括建构出台湾史观、启蒙许多台湾人的意识和价值观，甚至因而被视为“台湾独立运动教父”、“台湾独立建国的精神导师”。包括蔡丁贵、简余晏、吴叡人、江昺仑、林飞帆、张之豪、蓝士博等人，都曾经受到史明的影响。
对于海内外的左翼台湾独立运动者及留学生来说，史明更被视为台独左派理论的开创者。作为介绍台湾历史的书籍，他在1962年完成的《台湾人四百年史》宣扬台湾主体意识，是第一部以台湾人立场撰写、且横跨年代最久远的台湾通史。在中国国民党的戒严时期，他便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率先剖析二二八事件。不过《台湾人四百年史》出版之后，也被列为禁书长达30年。直到1987年《台湾省戒严令》解除后，台湾的历史学家才开始参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逐渐厘清事件的经过。相对地，针对其所提出的“台湾民族主义”理念，也曾遭遇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等听众、学者的质疑或反对。而针对此类质问，他亦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回答。
过去在欧美各地曾经参与史明宣讲的海外青年学者，在1987年《台湾省戒严令》解除后陆续回国，在海内外的学术界、艺文界和台湾社会运动界，扮演着极重要的关键角色。2013年，台湾重金属乐团闪灵的专辑《武德》，收录的歌曲《共和》中便有史明歌唱《台湾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2015年2月26日，由姚文智担任制作人、陈丽贵执导的纪录片《史明·革命进行式》上映。同年11月，郑文堂导演的纪录片《史明的迷雾丛林》在高雄电影节首映，当中则强调史明的思想和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