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號事件

经过

桂林号（机身编号32）是中国航空属下的道格拉斯DC-2客机。该机负责来往香港－广西梧州－四川重庆－成都的定期航线，而航线则由泛美航空承包营运。
1938年8月24日上午8时3分，桂林号由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当时机上共有14名乘客，以及美裔机师活士（Hugh Leslie Woods，又译伍兹）、华裔副机师刘崇佺、无线电员罗昭明、及侍者武庆华4名机组人员。约半小时后，桂林号进入中国空域，机师活士发现8架日本水上飞机排出攻击阵形而来，即把桂林号驶入云层躲避，然而日本军机从后追上，并开始射击。活士将桂林号俯冲急降，并安全降落到一条河流之上。
日机攻击桂林号之时，无线电员罗昭明已即向外拍电报，报称“日机追击”。后来桂林号迫降河面漂浮，机上乘客人员也没有伤亡，故此罗昭明又电报“乘客均安”。这使到香港在24日的晚报俱指桂林号的人员安然无恙。不过，日本战机很快随后赶上，并多次以机枪扫射桂林号的机身，令到桂林号开始入水下沉。由于水流湍急，逃生困难，桂林号最终只有机师活士、无线电员罗昭明及男乘客楼兆念三人生还。
三名生还者对事件的经过有不同描述。活士称桂林号在起飞后20分钟于6,000呎高空进入中国空域，已经看到日本的8架水上飞机在前方巡逻。当时广州战役虽然尚未爆发，但日本海军的第五舰队已经在华南海域部署，并且有一艘水上飞机母舰派驻香港外海。活士将飞机折返香港新界并爬升至8,000呎，等待日本巡哨飞走，在数分钟后才再次进入中国空域，不料日军飞机已经爬升至超过11,000呎，并从后追击，阻止活士折返香港。桂林号迫降后，活士又称曾经进入机舱，并叫侍者武庆华打开机门，但机上乘客却没有离开。活士因此假定机上乘客不谐泳术，而返回驾驶室，最后泅水逃生。乘客楼兆念及无线电员罗昭明，则指活士从未通知乘客离开，后来机门遭人打开后，致使机舱大量入水，众人才尝试泅水逃生，然而飞机很快便向下沉没。

空难原因与影响

日军军方从未公布截击桂林号的原因，引发不少猜测。其一说法指日军是打算行剌立法院院长孙科。在香港发行的日文报章《香港日报》曾经承认孙科是这次攻击的目标，并指日军飞机本来打算活捉孙科；而孙科原先的行程是在8月24日乘坐桂林号离开香港，但他最后却乘搭了另一间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孙科的女秘书后来声称自己错误安排行程，意外令到孙科避过一劫。亦有猜测认为孙科是刻意发布错误资讯，令到日军截击错误飞机。
桂林号事件对中国银行业亦有一定冲击。当时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徐新六、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三人俱在空难中丧生。
桂林号事件是民航史上首次有客机遭到军机击毁，在当时获得广泛报导。空难后中航及其他客运公司开始将航线改为晚间飞行，并且引进德国的无线电返航系统，协助制定航程。桂林号事件也加剧美国舆论对日本的敌意，但并未足以促使美国决定支援中国抗战。

桂林号的下场

桂林号在空难后被中航打捞修理，然后更名为重庆号（机身编号改为39），继续用作客机。为免引起乘客不安，中航在宣传广告中并未提及重庆号的前身。1940年10月29日，重庆号在云南沾益县降落后遭到日本飞机攻击爆炸焚毁，机上12人有9人死亡，包括建筑师钱昌淦。钱昌淦参建了钱塘江大桥，并在抗战期间于滇缅公路建造桥梁，身后民国政府将滇缅公路其一桥梁命名为“昌淦桥”，以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