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朝贡体系

雏形——畿服制度

朝贡体系的雏形是古代中国的畿服制度。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外服，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根据《尚书·大禹谟》的记载，九州之内的各地区，还负有进贡的责任。
周朝取代商朝之后，将这一制度细化，进一步发展出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特别是在《周礼·秋官·大行人》中，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贡品的种类，还第一次提出了“九州之外，谓之番国”的概念，试图将这一制度推广到更广阔的中原王朝尚未实际掌控的地区去。
商朝的畿服制度带有强烈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而周朝由于确立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思想，将这一制度系统化和理想化，试图作为已知世界的准则。但是，由于周朝采用分封制度，后期又陷入诸侯纷争，所以这一制度基本仅停留在纸面上。

确立——册封制度

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原地区之后，建立起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当时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除匈奴外，并不存在可以与秦以及其后继的汉朝政权全面抗衡的政权。因此，除了以“敌国”身份对待匈奴之外，中原帝国便开始将先秦时期的畿服体系推广至已知的世界中去。
汉武帝时期，汉朝经过与匈奴人长年的争斗后，击败匈奴，版图延伸到西域一带，由于在已知世界中不存在可以抗衡的对手，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正式得以确立。在这时期的朝贡体系中，中原政权和其他诸国以“册封”关系为主。即各外国需要主动承认中原政权的共主地位，并凭借中央政权的册封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使得西域诸国陆续向西汉遣使纳贡，贡品包含胡桃、葡萄、汗血马等，而西域诸国首领也借此获得西汉朝廷的承认与稳定的邦谊，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政权往往直接封为“**国王”，如“汉倭奴国王”、“南越武王”（即赵陀）、“闽越王”（即驺无诸）、“疏勒国王”等。各受封国对中原政权按照不同的要求负有进贡和提供军队等义务。十六国时期，前凉君主张骏率军征伐西域，鄯善王献上美女，张骏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王、于阗王亦向前凉进贡本国物产。
值得注意的是，汉朝仅仅册封其有能力控制或者自行前来投附的地方政权，政策相当务实。对于其认为在可以控制范围内的政权，如若敢于挑战汉朝的共主地位，就会遭到军事打击，汉武帝就因此先后击灭南越（南粤）、闽越、朝鲜，并远征大宛。而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国家，如安息、大秦等，汉朝都承认其独立地位，并不试图进行册封。

重组——羁縻制度

公元291年，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其后中原王朝崩溃，北方游牧民族大量进入华夏民族的中枢地带，原有的册封体系随之崩溃。直至589年隋朝重新统一之后，朝贡体系方得到恢复。但是，随着唐朝的崩溃，五代十国和宋、金、元等王朝相继而起，整个朝贡体系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在这一时期内，往往同时有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各小国往往也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一边接受朝贡，一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这都使得这一时期的朝贡体系呈现出多元的网状特征。即便是在唐朝国力鼎盛之时，日本、渤海等国也力图成为次级的朝贡中心，甚至互称对方的使节是“贡使”。
同时，这段时间内中原政权往往采取“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封赐的不再仅仅是王号，而是和直属官员相同的官职，比如南朝宋顺帝就曾封百济国王为“镇东大将军”，封日本为“安东大将军”。唐太宗时开始，更普遍封赐各内属的地方首领官职，设立羁縻州、县，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如渤海被封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被封为“疏勒都督”等等。盛唐时期，对亚洲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除了西域诸国外，邻近的吐蕃、回纥、日本、新罗陆续派遣“遣唐使”并展开双边贸易。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羁縻制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些责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一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着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一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宋朝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第一种情况的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加派中原政府任命的监管官员，到元代逐渐演化成土司制度，实际上将其纳入了中原政权的领土之中。在北宋时期，北方边境受到西夏、契丹、金国与蒙古帝国的侵扰，加上宋朝“重文轻武”的国策以至于国防空虚，兵败如山倒；最后北宋仍向敌方签订“岁币”形式的“澶渊之盟”等一连串条约。但宋朝仍发展了蓬勃的海上贸易，主要贸易对象为高丽、日本等周边国家。北宋末年，宋徽宗从朱勔之议，设立苏杭应奉局，命两浙百姓岁贡奇花异木和太湖石供自己玩赏，称为“花石纲”。不堪花石纲盘剥的浙江民众在方腊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被童贯镇压。宋钦宗即位，罢花石纲，诛杀朱勔以平民愤。
元代时高丽国王被短期册封为“征东行省丞相”。此外，元朝（蒙古语称为大元大蒙古国）皇帝自称是西方蒙古汗国的宗主，但是受到各汗国的一致反对，只有伊儿汗国在元世祖忽必烈在世的几十年中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后逐渐采用传统上的朝贡体系，例如忽必烈和元成宗先后颁发给伊儿汗国刻有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的方印等。
进贡不等于册封，天下可分为：一、有贡有封，如朝鲜三国。二、有贡无封，如日本。三、无贡无封，沙钵略以前的突厥。

鼎盛——朝贡制度

1368年，明朝建立，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明确规定安南、占城、高丽、暹罗、琉球、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弗齐、渤泥以及其他西洋、南洋等国为“不征之国”，实际上确立了中国的实际控制范围。他并且确定了“厚往薄来”的朝贡原则。由此最后确立了朝贡体系成为东方世界的通行国际关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成为一元的中心，各朝贡国承认这一中心地位。
15世纪前期，明成祖时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强大宝船队对印度洋的巡航，带动了明朝短暂的海上探险，同时也向东南亚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展示了明朝的强大武力，东南亚领主不得不向明朝俯首称臣并奉上如长颈鹿等珍禽异兽。还有永乐帝朱棣对北方蒙古势力的扫荡，朝贡体系达到了它的巅峰，在明朝陆海军的“威逼”和“厚往薄来”政策的“利诱”之下，向明朝政府朝贡的国家和部族一度达到了65个。在此同时，朝鲜对女真，越南对占婆、南掌等国，也都提出了朝贡的要求，形成了数个次级的朝贡中心。
这个时期，除了同明朝有直接接触的朝鲜、越南、缅甸等国外，在厚往薄来政策引导下，其他的一些国家对于明朝的朝贡，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贸易往来，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朝贡几乎成为这些国家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唯一手段，这之中最有名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
到了1644年，清朝建立，保留了明朝的大部分朝贡体系，只是要求各国缴还明朝的封诰，重新领取清朝的封诰。清朝明确将和周围部族的往来分为理藩院和礼部分别管辖。蒙古、西藏等地与内地的往来，视为国家内务，由理藩院管辖；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来往，视为独立的外国，由礼部管辖。唯俄国因地处边塞，故仍交由理藩院负责，直至19世纪总理衙门设立。到18世纪中叶，中亚的哈萨克、浩罕、布哈拉等也进入了朝贡体系。

崩溃——与条约体系的碰撞

1648年，随着《西发里亚和约》的签订，条约体系逐渐成为欧洲国家之间的主要国际交流体系。同时，殖民体系成为欧洲国家在与其他弱小部族交往时的主导体系。
随着欧洲国家逐渐同东方世界直接接触，这几种国际关系体系之间的冲突便开始发生。1653年，俄罗斯沙皇派遣使节，要求顺治帝向其称臣，成为俄罗斯的殖民地。这种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的统治者拒绝，而反过来要求沙皇前来北京朝贡。经过长期的武力冲突和外交斗争，中俄双方都开始认识到对方的实力，最后于1689年，两国按照欧洲国际公法的惯例，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之后又在1727年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次年互换约文，实际上确立了两国的平等地位。
同时，欧洲势力逐渐蚕食了中国清朝周边的各小国，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对琉球的控制。这些都使得朝贡体系内的成员有所减少。清朝中期，朝贡国有十几个，包括：朝鲜、琉球、越南、苏禄、缅甸、南掌、暹罗、兰芳共和国、哈萨克、浩罕、布哈拉、阿富汗、乾竺特、巴达克山、尼泊尔等。
但是，这并没有动摇朝贡体系的基础。因此，直到1793年，随着英国乔治·马戛尔尼使团出使北京并准备向清廷商讨通商事宜，条约体系和朝贡体系方才发生了全面的碰撞。马戛尔尼提出的互派使节、签订通商条约等要求，均被乾隆帝以“不可更张定制”为由拒绝。清廷则要求马戛尔尼要行“君臣之礼”，马氏不悦，最后仍以单脚跪地向清廷做出妥协的姿态，乾隆才以“厚往薄来”的原则把马戛尔尼给打发走。在鸦片贸易上，两种不同体制之间的摩擦终于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终于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1842年，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首次以文字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和外国平等往来，朝贡体系的基础遭到了不可挽回的动摇。
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朝贡体系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随着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定，朝贡体系内最后的成员越南和朝鲜也脱离了这一体系，朝贡体系彻底崩溃。

作用和影响

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汉传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
韩国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朝贡国。朝鲜王朝在明朝灭亡之后把取而代之的清朝视为蛮夷。但17到18世纪前期以后康乾盛世的强盛，朝鲜王朝的态度随着清朝正式入主中原和南明灭亡，在对于清朝的表面态度上发生明显转变，然而、对内文件仍然沿用明崇祯年号，称清帝为“虏王”。
越南在陈朝时代，通过抗击元朝入侵，以及经历了后来反抗明朝的短暂统治，越南逐渐形成了自己是与“北国”（中国）相对、具有对等地位的文明国家“南国”的自我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越南人认为自己比暹罗（泰国）、占婆、哀牢（老挝）、真腊（柬埔寨）等国的文明程度高，并将他们视为自己的藩属国。阮朝也以华夷之辨处理对外关系，自居为“华”，将汉字同文国以外的周边国家视为“夷”，自称“中国之于外夷，治以不治”、“先王经理天下，夏不杂夷，此诚杜渐防微之意也。红毛人狡而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可听其居留”。越南在1885年被法国侵占之前，一直是清朝的藩属国，国号“越南”亦为清嘉庆帝所定。
早在隋朝时期，日本的圣德太子就以“日本天皇是日出之初的天子”来平等的对待“中国隋朝皇帝是日落之处的天子”，收到中国中心思想的程度比起韩国和越南来说非常之低。中国汉族人建立的宋朝被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灭亡后，日本室町幕府即有所谓华夷变态之论，日本也是从宋朝灭亡之后，开始对中国产生敌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推向了顶峰。

对国内宣传

中国传统朝贡文化，由外国使节前来向中国皇帝访问并带来赞颂皇帝的信表与礼物。在外国使节进入中国领土后，通常中国方面会负担使节在中国境内旅费，对古代日本使节并以军队护卫举起“倭人朝贡”旗帜与乐队伴行供民众围观，目的是对国内进行宣传，让国内民众感受皇帝威望远播，向中国人民说明中国皇帝是承受天命之人，属于中国外交政策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