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利克·埃里克森

早年生活

埃里克森的母亲，卡拉·阿布拉汉森（Karla Abrahamsen），来自哥本哈根一个显赫的犹太人家庭。她嫁给了犹太人股票经纪人瓦尔德马·伊西·所罗门森（Valdemar Isidor Salomonsen），然而在怀下爱利克以前就已经疏远了数个月。爱利克的生父鲜为人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丹麦籍人士。在卡拉发现自己怀孕后，她就逃离至德国法兰克福，而爱利克则于1902年6月15日出生，并挂上了所罗门森的姓氏。
在爱利克出生后，卡拉受训成为护士，并搬至卡尔斯鲁厄。1905年，她嫁给了爱利克的犹太人儿科医师，西奥多·霍姆伯格（Theodor Homburger）。1908年，爱利克·所罗门森的名字变成了爱利克·霍姆伯格；1911年，爱利克正式由养父领养。
认同的理论发展，似乎在埃里克森的人生与理论之间产生巨大关连。在他的童年与青少年阶段，他还被称为爱利克·霍姆伯格，而他的父母将他的出生真相保密到家。他是个子高、金发、蓝眼的男孩，在犹太宗教的环境当中引起注意。在教会学校中，孩子们取笑他是位北欧人；在文法学校，他们又取笑他身为犹太人的事实。
在人文学院期间，他的主要兴趣在美术、历史与语言，但他在没有兴趣在学校当中，因此在毕业时没有拿到任何学位证书。毕业后，他不走他的养父所希望的医学学校，而是跑去慕尼黑的艺术学校，但很快就放弃了。
在不确定他的职业是否合于社会的情况下，埃里克森在德国与意大利，与童年好友彼得·布洛斯（Peter Blos）等人，开始漫长的流浪艺术家生涯。在这段时期，他继续与他的父亲冷战，并完善他在种族、宗教与国家认同的思想。

精神分析的经验与训练

埃里克森25岁时，他的好友彼得·布洛斯，邀请他到维也纳，来为伯林厄姆-罗森菲尔德学校这所小型学校的儿童教导艺术；当时这些儿童的富裕父母，会请西格蒙德·佛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佛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
安娜注意到埃里克森在学校中，对于儿童的敏感度，因此鼓励他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学习精神分析，而他受到著名分析学家奥古斯特·艾康、海因茨·哈特曼与保罗·费登在学习精神分析理论上的指导。他专注于儿童的精神分析，并在安娜·佛洛伊德门下进行训练。海琳·德意志与爱德华·毕布伦（Edward Bibring）则对他的初次成人治疗进行指导。
他同时也开始学习教育学上的蒙特梭利教育法，侧重于儿童发展与性别阶段。
1933年，他获得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院的证书。该证书与蒙特梭利证书，成为埃里克森一生中仅有的两项学术证书。

北美洲

1930年，埃里克森与加拿大舞蹈家与艺术家乔安·摩瓦特·瑟森，在一场舞会中认识并结婚。婚后，埃里克森变成了基督教徒。
1933年，在德国希特勒势力崛起，于柏林烧毁佛洛伊德的著作，且在奥地利有潜在纳粹势力时，埃里克森带着他们两个年幼的儿子，离开奥地利到哥本哈根。由于居住证明问题无法回复丹麦公民身份，因此埃里克森来到美国，当时美国公民身份尚未制度化。
在美国期间，埃里克森成为波士顿第一位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并且在麻省总医院、法官贝克尔儿童辅导中心、哈佛医学院与其心理治疗所获得工作，在临床医生工作中获得一定的声誉。
1936年，埃里克森离开哈佛，成为耶鲁大学员工，于人群关系研究所工作，并于医学院教书。在耶鲁大学期间，他成为了美国归化公民，并将他的姓氏，从“霍姆伯格”改为“埃里克森”。
埃里克森继续深化他对精神分析领域的兴趣，并探索心理学与人类学间的关连。他与诸多重要人类学家接触，包含了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与露丝·潘乃德；由于与这些人接触，1938年，他被邀请到南达科他州松树岭保护区，观察苏族原住民小孩的教育情况，这一个重要的旅行，证实了他的思想。
1939年，埃里克森离开耶鲁大学，全家移至加利福尼亚州；在当地，埃里克森被邀请加入加利福尼亚大学柏克莱分校儿童福利机构的儿童发展追踪研究团队。此外，在旧金山，他开了一家儿童精神分析的私人诊所。
1950年，在埃里克森出版了他最知名的一本书，《儿童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后，他因为被要求签署忠诚誓言，而离开加利福尼亚大学。1951年至1960年，他于马萨诸塞州斯托克布里奇的精神治疗专门机构奥思丁瑞格中心工作与教学，专注于青少年的情绪问题。此时，他还于匹兹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以及于西方精神医学研究所的阿森纳托儿学校，与本杰明·斯波克以及弗雷德·罗杰斯一起工作。
埃里克森于1960年代回到哈佛，担任人类发展学教授，直到1970年退休。1973年，埃里克森经国家人文学术基金会，获得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的杰佛逊讲座。他的讲座题目为“新认同的维度”。

自我发展理论

埃里克森也被认为是自我心理学的发起者之一，该理论强调自我的角色，超越了被本我奴役的情况。根据埃里克森所述，儿童所成长的环境，对于提供他们成长、调整、自我察觉与认同，是至关重要的。埃里克森的著作《甘地的真理》（1969年），更关注于他在应用于生命周期后段的理论，赢得了普利策奖与美国国家图书奖哲学与宗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