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水災史

汉朝

元狩三年（前120年），关东大雨，百姓饥乏，武帝“徙贫民于关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史记·平准书》）。
公元11年，“黄河第二次决口”于今濮阳西北，河道向东迁移40公里，由今利津注入渤海，史称东汉河。
延光元年（122年），黄河水患。

魏晋南北朝

西晋永嘉四年（310年）四月，江东大水，李淳风认为“时王导等潜怀翼戴之计，阴气盛也”。
东晋成帝咸和五年（330年）五月发生大水，在于“是时嗣主幼冲，母后称制，庾亮以元舅决事禁中，阴胜阳故也”。
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年）三月，梁军截断淮河，以水倒灌寿阳城。四月，堰成而复溃，“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导致“沿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毕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疫灾大起，“是冬，寒甚，淮泗尽冻，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次年“夏四月，淮堰成，长九里，下广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树以杞柳，军垒列居其上”，到“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隋朝

开皇十八年（598年），河南诸州大水，则被认为“是时独孤皇后干预政事，滥杀宫人，放黜宰相。杨素颇专。水阴气，臣妾盛强之应也”。
仁寿二年（602年）九月，“壬辰，河南、北诸州大水，遣工部尚书杨达赈恤之。”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秋，“大水，山东、河南漂没三十余郡，民相卖为奴婢。”

唐朝

贞观初，太宗已“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诸州水旱则遣使，有巡察、安抚、存抚之名。”
元和七年（812年）五月庚申，宪宗对宰相说：“卿被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回复：“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称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
大历十二年（777年）秋，大雨成灾，农作损失惨重。御史巡覆，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皇帝又命御史朱敖再检，渭南损田三千余顷。皇帝告诉朱敖曰：“县令职在字人，不损犹宜称损，损而不问，岂有恤隐之意耶！”

宋朝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第三次决口”于今濮阳东昌湖集，河道西迁80公里，河水分两股分流，由今天津入渤海。
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黄河第四次决口”于今原武，至徐州入泗水汇集淮河注入黄海。
《祥符县志》、《开封黄河志》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黄河在开封县境决口。

明朝

明朝时，黄河决溢143次，如1410年黄河泛滥事件。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有11年黄河发生决口，史不绝书。

清朝

顺治十年大雨成灾，“直隶被水诸处，万民流离，扶老携幼，就食山东。但逃人法严，不敢收留，流民啼号转徙”。魏裔介作《哀流民歌》：“田庐水没无干处，流民纷纷向南去。岂意南州不敢留，白昼闭户应蹲踞。檐前不许稍踟蹰，恐有东人不我恕。上见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命也如何！……彼苍者天，哀此黎庶。”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与四十八年，桐乡相继有旱涝之灾，汪文桂“设粥厂，立药局”，救济饥民。
雍正四年（1726年）浙西遇水灾，汪文桂首倡赈济，“以食饥民”。
嘉庆九年（1804年）浙西水灾，巡抚阮元实行平粜、赈济、借种子等办法渡荒。
道光三年（1823年）直隶大水，受灾州县120个，总督蒋攸铦请出帑银180万，修治永定河。
光绪九年（1883年）顺天府水灾，顺天府尹周家楣奏准在各乡镇及京城六门外设立粥厂。光绪十三年（1887），黄河决口，顺天府水灾，震钧《天咫偶闻》载：“京东大水，通州水几冒城，自是无岁不水”。光绪十六年（1890）顺天府又大水，时京中“无舍不漏，无墙不倾”，“人皆张伞为卧处”，“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

中华民国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6日，八年抗战期间，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为阻止日军西进，决定在黄河花园口掘堤放水淹日军。6月9日，国军炸开郑州花园口，河水淹没了豫、皖北、苏北等66个县，造成数十万人死亡，1250万人流离失所。史称“花园口决堤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