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

词义

“士大夫”一词，由周代封建制度中“大夫”和“士”两个称号演变而成。“士”于殷商、西周时，和平时期任官吏，争战时为兵卒，文武相通。战国时期，全民皆兵，士人不复有保卫国家的责任，演变为文人、官僚性质，成为保卫文化学术尊严之士。西汉前期，“士大夫”一词主要指武人或军官；其后士族兴起，及至东汉，“士大夫”乃成为士族、官员、豪族的通称。

地位

士大夫属统治阶层，一般拥有官衔，出现确立科举制的唐代，并在宋代取得稳固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士大夫多是地主，田地却不是其必要条件。士大夫的特征是知识，拥有儒学教养，即读书人。正因其儒学教养，士大夫有资格通过科举而从政。
四民之中，士属特权阶层，士大夫可透过仆役提出诉状。即使被告，审案时被州县拘捕的，基本上也是仆役。对士人不可单呼其姓，必须使用某“省元”的称呼。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滥用权位，成为“武断乡曲”的豪强、“形势户”，勾结地方官控制地方。
士大夫是官场的成功者，财产主要视乎官职大小，仰赖俸禄。科举的推行，使朝廷上领导的家族时有变换。如北宋初期李宗谔一家三代显赫，宋真宗已觉了不起。往往在四、五代之间，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兴至衰的历程。

功能

士人是支撑社会、维持乡村秩序的中坚力量，也是官僚士大夫的“预备军”。理学家认为，士人理想的处世方式是：1.轻财急谊，并不吝啬，援助族人、乡里中的穷人；2.调停纷争，据理调停族人、乡里的种种纷争，不必上诉地方官；3.轻视功名利禄；4.志在性理之学；5.合乎礼教。如有官职，则应有能力处理不法行为，作风清廉。
理想的“士大夫”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语）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但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

先秦之士

“士”，在西周、春秋时是封建统治公职者之称、为封建阶级之一，多为卿大夫的家臣。西周时代，士为封建制度下的一种阶级身份，在卿大夫之下，庶民之上。春秋末年以后，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专业与知识分子的统称。
春秋战国时期，是“士人”的形成期，提出“士”的理论标准的是孔子。《论语·子路》子贡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答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泰伯章》：“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是说，重视道德操守、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
荀子对“士”的分辨更为详细，他所谓“古之仕士”“古之处士”（《荀子·儒效》），便是清流。荀子对士最明确的要求是“从道不从君”。士参与政治，要以儒家的基本价值追求、仁义之道为依归。这亦即孔孟在荀子之前所确立的基本士则：士志于道。这种“士”的精神，在实践上可以是“侠士”。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精神典范。这和孔子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泛指具有一定异于常人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或没落的贵族，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有着书立说的学士，有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有懂阴阳历算的方士，有为人出谋划策的策士等。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如：荆轲为燕太子丹刺秦王、冯谖客孟尝君、苏秦连横等。

汉代至唐代

西汉儒生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不以祖制黄老之术治国，改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学说开始成为以后各代上的主流哲学。（注意：儒学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视程度不同）孔子的学说鼓励知识分子“入世”，即直接做官参与政治，来报效君王和国家。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还不十分完善，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举孝廉”往往是选拔官员的标准，而考试不是必须的。
东汉士大夫，部分源自服膺儒学的地方豪族，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河内司马氏。这些士大夫阶层遵行名教（君臣、父子等），符合孝友、礼法等道德标准，特别着重孝道，到西晋，与司马氏一起组成晋朝的统治集团。
魏晋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在权势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一定会“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这种精神气质对孔子的“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即“隐”。这种精神也可在老庄哲学中找到母体。“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宋代

虽然隋唐时期就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意义的士大夫，是在武则天大开科举以后，逐步形成的文化群体。到了宋代，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如此，哲学精神的传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士大夫”（或称“士）这一群体应该说在宋代正式形成了。
宋初诸帝提倡文学，广开科举，读书风气大开，士人纷纷应举，经科举起家而得官职，成为士大夫。北宋士族尽是新兴，绝少源自唐代大族。从晚唐到北宋，名族贵胄为官者，由76.4%降至13%；寒族为官，则由9.3%增至58.4%。宋代士大夫占人口1-2%，支配了田地、教育和政权，乃至间接控制商业。
士大夫科举中进士，社会地位即大为提升，较大族或豪族为高，享有法律特权，衣冠与庶民不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士大夫享有免除劳役及其他特权，亲属众多，并掌握农村财富。取得官位的家庭，成为“官户”，与民户不同，有时也称“形势户”，即地方上的有势力家族。
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阶层，学者有不同看法。陶晋生指出，经济方面，士大夫不一定与庶民有分别，很多士大夫是地主，但不都是，有些士大夫并不置产。Zurndorfer（宋汉理）则强调士大夫田产较多。家族财产愈多，中举机会也愈大。中举和保持官户地位，有赖教育，教育又有赖于田地，宗族拥有田产，收入固定，便可致力于教育。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产，成为家族后人的固定收入，为成功铺路。中举后，部分家族成员甚或会转而从商。

元明清

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强化、发展了儒家思想，占据了哲学的主流地位。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学而优则仕”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开始成为读书人信奉的格言。反过来说，政府官员也必须是饱读儒家诗书经典的文化人。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消亡

士大夫阶层和“科举制度”相伴相生。科举制度的撤消，也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失去政治制度保障。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此事件标志着科举制度的结束。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国内西学东渐的进行，传统士人之所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取消，使之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上升通道，传统士大夫和士人阶层在中国走向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