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人

历史

虽然在20世纪关于克隆人可能性的推断有很多，但1960年代，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关心克隆人的前景安全。1966年，诺贝尔得主，基因学家Joshua Lederberg在the American Naturalist发表一篇文章，文章提倡克隆和基因工程，随后一年又在the Washington Post上发表。他和生物伦理学家leon Kass发生了争论，Kass在当时写到：“事实上靠人类意志设计的繁殖使他失去人性。”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James D.Waston，在1971年，在他Atlantic Monthly的随笔中阐明了克隆的潜能和危险，“向无性人类前进”。
哺乳动物克隆技术虽然不可靠，但很多科学家都可以凭借他们的知识做到，这方面的文献也很多，而且启动一个克隆项目相比其他科学项目不算贵。由于这一点，Lewis.D.Eigen指出克隆实验将会在未来的几年开始，或者已经开始。
2013年5月，一组科学家发布了人类克隆成功的消息这个途径包括体细胞移植从成纤维细胞道卵母细胞和诱导能自行发育的胚胎进入囊胚期。作者们成功从胚囊中得到胚胎干细胞，这有助于医疗克隆。但是克隆的胚胎是否有能力高度分化还不清楚，也没有类似的实验进行过。

“另一个我”的理论盲点

关于透过复制技术产生的克隆人，是否另一个一模一样的自己。有假设指克隆人仅能复制性状，也就是说并不能拷贝记忆，因此克隆人产生后仍须重新学习，且将拥有自己的生命记忆。被克隆人和克隆人之间的关系就像双胞胎在不同的地方长大，尽管他们有相同的DNA，但是却有不同的成长环境。

技术与伦理问题

这个议题关系到克隆技术、道德和法律等局限因素，及不被传统社会和媒体承认。
伦理问题；举例说，父亲的体细胞核可以与女儿的卵核组合形成新的卵细胞并在女儿的子宫着床发育，最终生出克隆的“父亲”，这显然有悖人论。
生育问题；举例，尽管一对双胞胎是通过相同的DNA自然“克隆”出来的，但是他们有各自的经历和不完全重合人格，并非同一个人。目前的克隆技术还不是很发达，可能产生有严重生理缺陷的克隆人，且克隆人也会引起舆论的很大反对。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还有更棘手的难题，即人权罪恶、历史罪恶问题。身体安全不受侵犯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权。举例说，如有心人将克隆人当成人体器官的供应者用于医疗领域，这显然是对人权严重的亵渎和践踏。至于历史罪恶，则是别有用心者恶意克隆历史上的人物以重现此人的思想。但实现的可能性慨率极小，因为一个人的思想、能力和所作所为是受到环境、经历等制约，单纯生物个体的复制不会达到复制历史的目的。

法律

2015年大约已有70个国家禁止克隆人。

 联合国

1996年10月21日科菲·安南秘书长表示支持治疗性克隆人。2005年3月8日，不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关于人的克隆的宣言》获得通过，该宣言反对“违背人类尊严和对人的生命的保护的一切形式的人的克隆”。

 阿根廷

1997年3月7日，人类克隆已被阿根廷总统令2009/7禁止。

 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刑法”第133条规定禁止人类克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政府“不赞成、不允许、不支持、不接受”任何生殖性克隆人实验，但不反对治疗性克隆。

 印度

印度没有关于克隆的具体法律，但制定了禁止人类克隆或生殖克隆的准则。 印度允许治疗性克隆和使用胚胎干细胞进行研究。

 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2006年宪法第24条“生命权”中明确禁止人类克隆。

 美国

美国众议院分别于1998年、2001年、2004年和2007年进行关于是否禁止所有形式（包括生殖性和治疗性的）人类克隆的投票，但每次众议院与参议院的分歧都导致两个对立的提议（“完全禁止克隆人”与“禁止生殖性克隆人”）同时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