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长沙战役

战略

日方作战目的：“作战目的与襄东会战相同，在于急促彻底打击逐渐活跃的江南敌军，以保证我军的安全，即所谓自卫战斗。”。其战术目标是“在最短期间内，捕捉敌第9战区主力部队，将其歼灭”。
8月15日，日军第11军制订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明确战役指导方针是：“实施本作战时以奇袭为主，尽量在短期内结束战斗，然后恢复大概原来态势。（最近敌军逃跑得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极大的重要性）”
第9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以所谓天炉战法，依湖南的地势，左倚洞庭湖，右凭幕阜山，以其间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这四条河做为迟滞日军的依据，并彻底实施“化路为田，运粮上山”的做法，将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力消除。故总体方针为“后退决战，争取外围”：国军以且战且退做法在四河与幕阜山间游移，攻击然后后撤躲藏，将日军拖入四河之中，最后再以长沙城中主力与外围藏在山林中的部队合围深入四河中的日军。

主要战事

日军于9月17日发起进攻，其部队从江西省北部向西进攻湖南省，但是日军的进攻由于向西过度延伸及国民革命军从南北两面反击，因而被迫向东撤退。
9月19日，日军沿新墙河对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到9月23日日军将国军逐出新墙河地区，其第6师团及第13师团在炮火支援下渡河及沿汨罗江向南推进。
激烈的战斗在23日后仍然持续，中国军队向南撤退以吸引日军，同时其增援部队到达东西两翼以实施包围，9月29日日军到达长沙外围，但是他们因补给线被切断而未能攻占该城，10月6日，冈村宁次宣称在达到作战目的后撤军。10月8日，双方恢复原有的态势。

总结

国军认为：长沙是第一个没有失陷的中国主要城市，其指挥官薛岳从他在该城的胜利中获得荣耀，这令中国阻止日军与其在中国南方的部队会师。
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让人编了一出现代京剧《新战长沙》。薛岳头戴帅盔，身穿帅甲，前有马童，后有大纛，纛上大大地写了一个“薛”字，两厢的龙套打着“精忠报国”的旗子（这四字是薛岳标榜的口号），俨然以“岳武穆”自居。吴逸志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身着八卦衣，俨然以“诸葛亮”自居，及至遭到外界的讥俏和内部的反对（如当时的秘书长王光海，看了这出戏的一半，就生气不看了）以后，薛岳、吴逸志二人互相推诱，薛说：“这都是吴参谋长搞的。”吴说：“这是得到长官同意的。”
时任第９战区司令长官部军务处处长贺执圭在《会战的作战方针和战斗经过》中这样描述国军损失：“据我回忆所及，事后曾对各部队进行了大量补充，如关麟征集团军共辖十八个团，即补充了六个团；彭位仁第七十三军有九个团，即补充了两个团；杨森第二十七集团军只有六个团，即补充了两个团，王陵基两个军共十二个团，即补充了三个团。参加战役的十一个军共补充了四十个团，损失之大，可以概见。”
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的赵子立在其《以“后退决战、争取外线”取得会战胜利》一文中以亲历人的身份这样写到：“由于宣传长沙大捷，搞得苏美英法各国的新闻记者来访问长沙，找到赵子立……外国记者要看俘虏。报告人对他们说：“没有。”他们说：“你们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怎么没有俘虏？”有的说：“既然打了这样大的胜仗，没有多的俘虏，怎么连少的也没有？”赵子立无言以对，又说了个:“没有”，于是惹得他们哄堂大笑，把报告人搞得面红耳赤，十分尴尬。”
日军认为：其拟定的作战目的为歼灭粤汉线第九战区的有生力量，并未有占领长沙的目的。作战过程已击溃第九战区大量有生力量，取得很大的胜果。
根据日军内部一份统计图表，日军在1939年10月的可确认作战受伤人数为4,958名，11月下降到了2,795名，考量该图表统计上很可能少算大量的作战伤亡（特别是作战阵亡方面）且39年11月依旧有南宁作战等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的39年10月部分日军死伤极可能便多达好几千名，而9月战况远较于10月激烈，死伤很有可能远多于10月。合计起来日军在整场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作战死伤总人数，必然远远大于日军自身所公开发表的3,550人。
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丛书·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一书中写道：“……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果，两军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作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故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日军第１１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会战结束后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说：“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作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敌人宣传的材料。”流露出日军高层指挥官对战争前途的焦虑和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