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主義

历史

三民主义，是随着孙中山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推展而产生，并且因为中国时局变化而有所增补。三民主义的雏形，是由于孙中山在经历伦敦蒙难一事之后（伦敦蒙难记），利用在滞英期间，拜访大英图书馆研读相关书籍，并且参访英国当地建筑、知名人士学者、展览、文化风俗，而有所启发。1905年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尔后，《民报》发刊，孙中山为其著发刊时，认为欧陆列强的发达，为民族、民权、民生循序实践而成。而中国要跟进，则需吸收宣扬最进步理想的知识于人心并且实行，这就是民报的职责。，同年12月香港‘民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该报社社长、革命党员冯自由，认为广告上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为冗长不便，则以‘三民主义’代称。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理念是于1906年12月2日在在日本东京民报一周年纪念会发表“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为题的演讲，内容提及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的雏形，但当时三民主义是以“三大主义”称呼。1924年1月至8月，鉴于中国国民党改组时“极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自序》），孙中山在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十六讲，每周演讲一次，为三民主义提供最后的见解。

民族主义

初期包括“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政府；二是追求中国人民政治自主独立，建立“民族国家”。
后来孙中山主张以提倡国内各族团结一致，在平等基础上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满族不再是要被驱逐的对象，而是要团结的对象。所有的中华民族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并且恢复中国民族固有道德，去恢复中国民族固有能力，然后结成家族，联成宗族，才能治理中国，才能恢复中国民族精神与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济弱扶倾，成一个大同之治。

民权主义

孙中山主张用“人民来做皇帝”，并引用三国演义中的阿斗与诸葛亮来形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家主权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活动制度之流弊。孙中山并在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提倡八德中强调“忠民”之美德，为民国强盛之基础。在此思想前提之下，孙中山主张人民必定要有直接行使之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支配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以管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五权宪法之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服务人民，人民则拥有政权支配政府。
孙中山认为西方代议民主中的国会权力太大，是一种国会独裁或议会专制，所以提出将监察权从国会中分立出来、成为五权政府的一个独立分支，并提出中央政府五院（其中的立法院就相当于西方国家行使立法权的国会）对代表人民行使民权的国民大会负责。进而提出权能区分，以形成有能政府，为人民谋福利，同时人民可以通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民权管理政府。“治权”的对称，孙中山提倡人民管理国事的权力，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在中央层级，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

民生主义

孙文给民生主义下的定义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民众的生命。他在1924年发表的三民主义演讲中开宗明意地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演讲从实业革命以后生产力增长带来的众多社会问题谈起，进而阐述西欧社会主义的各种思潮、流派。并把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政策确定为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还要发展国家资本，振兴实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业，第三是工业。要用国家的力量振兴工业。接着，孙中山谈到吃饭问题，并强调这是民生主义的第一个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够饭吃最大的原因是农业不进步，其次是受外国经济的压迫。在目前来说，应该赶快用政府和法律的力量解放农民，否则民生问题就没法解决。民生主义的目的在于以养民为目标，中国的粮食才能很充足。关于穿衣问题，孙中山认为人类生活的程度可分为需要、安适和奢侈三级。目前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需要问题，使四万万人都丰衣足食。 孙提出，由于当年中国的社会实业经济程度尚不发达，中国祇可“师马克思之意”，而绝不可“用马克思之法”。而中国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和外国的目标相同。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
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中最早具体成形的思想，孙文并坚持将之列入同盟会誓词当中。孙文平均地权的主张主要受到两个人的启发：其中涨价归公主张是承袭约翰·密尔。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五卷第二章第28节中就提到对土地价格的增值加以课税，因为地价上升是由地主改良及社会改良所致。扣除地主自行改良所增值的部分后，应该归还给社会。而孙文照价征税的主张则是源自于亨利·乔治。后者主张应以地价税（地租）作为政府单一收入，而停止征收其他杂税。孙文曾指出“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并曾在多次演讲与民生主义第二讲中提倡以地价税作为政府主要税收。亨利乔治的主张发展迄今，一直受到当代主流经济学家推崇与支持。而英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其房地产持有税占政府整体税收的比例，亦高居OECD国家之冠。
1953年11月14日中国国民党七届三中全会，总裁蒋中正发表历史重要文献“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完成三民主义体系。此外、在民生主义中提到的人民的六大基本需求“食、衣、住、行、育、乐”现已成为中文圈中泛指生活所需一切的代名词。

十六讲及其演化

孙中山关于三民主义的书稿在1922年陈炯明的部队进攻广州大总统府时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16次讲演的纪录。
后在俄国十月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于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孙中山指出：“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在广州高等师范学院，透过演讲的方式，每星期一次，有系统地介绍三民主义，作了16次讲演（民族主义六讲、民权主义六讲、民生主义四讲（未完成，原计划讲六讲）），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歌词的第一句便是“三民主义”。
孙中山1925年1月1日抵北京后即病发，住进协和医院治疗，经西医诊断为肝癌末期，同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对三民主义之阐述从此划上休止符。
虽然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但国民党内对于三民主义的阐扬与实践，仍有国民党员实行。戴传贤以“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开出三民主义理论研究第一响。胡汉民则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研究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关系。蒋中正则以“国父遗教概要”阐述对三民主义体系的认识，“中国之命运”阐扬对于三民主义在清末革命影响到中国对日抗战及其以后国策上的发挥，“中国经济学说”阐扬其对于民生主义的认识。并于1953年发表“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试图为三民主义作补充总结。陈立夫则撰写“唯生论”，将孙文学说与民生史观做中国哲学讲读。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处在山顶最高峰的祭堂，有3个拱门，分别书写着“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也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改组成立以来，所一直奉行的中心思想。
后历经多次战争，三民主义在1946年被“制宪国民大会”列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规范了中华民国的宪政基础。1949年后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据此彰显三民主义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宪法实施至今。

在中华民国地位

三民主义被列入《中华民国宪法》总纲第一条，且《中华民国宪法》外，在各类教育规章、课程目标都有贯彻三民主义一类文字。早期国内各高级中学及大学课程中曾列有三民主义，极力推展反共教育，部分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在当时都设有“三民主义研究所”，并以“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不同名称，曾列为大学联考与国家考试的必考科目。在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境内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级学校校歌经常能见到三民、民权、民生、民族等用语。
1994年4月19日，考试院全院审查会决议，高普考试将不再考《国父遗教》、《三民主义》，于明年实施。同年9月24日，教育部招开大学校院长会议，由台大陈维昭校长担任召集，商讨废除大学联考废考《三民主义》。
2000年（民国89年）起大学联考不再考三民主义，至今中华民国各大学之中已无“三民主义研究所”。
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新党、亲民党、民国党政治主张之一。

文化成果

中国大陆学者陈铁健、黄道炫认为，三民主义理论是产生于近现代中国之伟大思想文化成果。在长期实践之革命活动中，孙中山和同志们代表着当时之进步潮流，创立此影响深远之理论思想。三民主义之核心是要顺应时代潮流，建立一套能满足多数人意愿之民主主义理论。在政治上，要求民族独立，实现人民民主权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主张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三民主义固然是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发展之伟大成果，但随着时代发展，它必将被更先进、更切合当时社会之理论所取代。作为后来者，对三民主义应该采取批判、继承、发展之态度。从文化角度看，三民主义是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在现代取向中之结晶，是中国近、现代新文化发展之一个极重要里程，但不可能终结中国新文化之发展。对三民主义作不可移易之崇拜，给以传统之语义诠释，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之“道统”，只能是对三民主义之扭曲和背离。
海内外中国大陆民主人士中，以辛灏年、封从德为代表的“民国派”认同三民主义，主张中国大陆重归中华民国、重新施行《中华民国宪法》。民国派的丁毅认为孙中山晚年著述所定格的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但不是羁绊，中华民国宪法在这一基础上有创新和发展，孙中山身后各种流派的三民主义诠释和发展（包括国民党主流理论）都不能称作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

不同观点

1927年，陈炯明在其著作《中国统一刍议》中，对孙之《三民主义》提出异议，他说：“三民主义及其发表之政纲，类皆东抄西袭，绝少独立之思想，一贯之理论，而于国情亦未适合。在今日视之，已属陈腐不堪，亟待修正。”

新三民主义

苏联、中国共产党则认为：自1924年后，孙中山将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进入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如果没有联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联帝政策；如不联共，就是反共。近代西方学界以及台湾方面认为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并非出自孙中山之手，这些都只是苏联、中国共产党片面的自我诠释，不符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