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

词源

自杀在中文又名自尽、自绝、自裁、自害，特指某种自杀方式的词汇有自缢、自经、自刎、自鸩、自溺、饮弹等。
“自杀”这个字（源自Latin拉丁语suicidium一字，是sui（“本身的”）与cidium（“杀”）的结合，代表“杀害自己”的意思），是故意杀害自己的行为。自杀通常是由于绝望（Despair (emotion)）, 其原因经常是归咎于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例如抑郁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 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酗酒或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压力因素如经济困难（financial difficulties）或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问题通常与之有关。防止自杀工作包括限制接近枪械的机会、治疗精神障碍和药物误用、以及改善经济发展。

人类的自杀

现实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人类的自杀行为上，尽管已经存在一些研究活动是在研究其它物种的自杀行为。人类的自杀就是指自杀的当事者是人类，一般情况下自杀的当事者是一个当事人。
在很多宗教中，自杀是罪恶的，有些国家的法律禁止自杀或协助他人自杀，但在部分国家的文化中，自杀有时是具有荣誉感的行为，并获得舆论的肯定，如历史上舰只沉没船长可能会因其职责而拒绝逃生。阿拉伯宗教认为自杀是不光彩的行为；佛教认为，自杀仍是杀生，不能逃脱罪孽和痛苦，而是犯了非常重的杀戒，是大罪，会堕落地狱；在西方，出于宗教信仰中生命的神圣属性，自杀经常被看作严重的犯罪行为和对上帝的冒犯。如天主教及基督教反对任性、无意义的自杀，但不反对能成就人性意义的自杀（如殉道）。
自杀的原因多和心理层面相关，因此是心理学的研究课题之一，另外也与忧郁症、躁郁症等精神疾病有相当的关连，故亦为精神医学的研究范畴。在现代精神医学中，对自杀有一个基本的假定：“自杀总是发生在非正常状态下，或是社会偏离了常态，或是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偏离了常态。”
于中小学校之心理教育辅导中自杀亦为重要课题，一般认为青少年的自杀易受新闻报导及同伴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2004年称每年有28.7万多人自杀。在台湾，自杀于1997年首次进入十大死因排行榜，2005年有超过四千人自杀身亡。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显示，2015年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使自杀成为全球15~29岁青少年主要致死因素之一。据估计，每年约发生1千万～2千万起自杀未遂。

统计数字

谋求自杀的女性数量大约是男性的三倍，她们通常采用服用大量安眠药或其他药剂的方式来自杀。男性一般会选择更为有效的措施来自杀，例如开枪或者上吊这种很快就能结束生命的方式。因而真正因自杀而死亡人数，男性是女性的3倍还要多。

台湾

2012年自杀人数3766人，2012年男性自杀已遂人数较前年上升1%，女性则较前年上升19%，自杀原因则以“忧郁倾向”因素为最大宗，“家庭成员问题”以及“感情”分别为第二、第三顺位之诱发因素。
近年来，台湾的全年自杀身亡人数平均落在3500到4000人附近，平均每两个小时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 自杀曾经在1993年到2009年名列台湾的十大死因。现为台湾第十一大死因。

香港

2017年全年自杀死亡个案共916宗，按年跌38宗，惟19岁以下青少年自杀死亡个案却增加，从2016年24宗增至2017年36宗，增加了五成。青少年自杀主要原因为学业及家庭问题，其次为生活不开心及情绪病。
性别比例方面，男性自杀死亡占62%，女性则占38%，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认为数字上的回异源于两性表达能力的差异，并推断男性自尊心较强，不愿面对面与人倾谈心事，宣泄情感。

日本

日本警察厅公布自杀统计显示，2000年后已经连续14年有超过3万人自杀。2009年日本全国自杀人数暂定值3万2753人中，男性为2万3406人，女性为9347人，比2008年再增504人。从月份来看，去年3月至5月自杀人数最多，每月超过3千人，这一时期正是年度决算期，经济因素可能是自杀的诱因。2008年版日本自杀白皮书显示，自杀动机主要是经济、健康和家庭等。自杀群体中无业者所占比率过半数，为56.7%，远远超过其他群体的自杀人数。2008年版自杀白皮书显示，2007年日本自杀死亡率（10万人中自杀人数）达25.3，这大大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的世界平均自杀率每10万16人的估算。在工业国家当中，日本自杀率居榜首。
日本政府自2008年提出要在未来九年里将自杀率减少20%的目标。民主党新政权成立后也立即组建了自杀对策紧急战略小组，并在职业介绍所配备了精神保健专业人员。

刑责

在大部分地区，自杀不是犯罪。但与人合谋自杀（相约一起自杀），或是协助他人自杀，且如果未全部死亡，则尚存活的人要负刑责，且大多为重罪。
现在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已不再被刑事处罚。在大部分伊斯兰国家它仍是刑事罪。在20和21世纪，以自焚（self-immolation）形式的自杀已被用作一种抗议手段，而神风特攻队（kamikaze）和自杀性爆炸（suicide bombings）被用作一种军事或恐怖主义策略。

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通常在自杀时出现，估计发生率由27%。至多于90%。其中曾入住精神病院的人，他们完结自杀的终生风险是约8.6%。全部自杀死亡者的半数可能有重抑症（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出现这个疾病或其他情绪障碍（mood disorder）的其中一种，例如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皆会增加自杀率20倍。其他牵连的情况包括思觉失调症(14%)、人格障碍（personality disorder） (14%)、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和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约5%思觉失调症病人死于自杀。饮食失调症（Eating disorder）是另一个高危情况。
过去有谋求自杀的经历是最终完成自杀的最佳预测指标。约20%的自杀者曾有谋求自杀，并曾谋求自杀的1%人在一年内会完成自杀；多于5%的人在10 年后会自杀。虽然自残的行为并不视为谋求自杀，但是自我伤害行为的出现与自杀可能性增高有关。
约80%的完结自杀者在其死亡前的一年内曾就诊，包括45%的人在过去的一个月内曾就诊。约25–40%完成自杀的人在过去的一年内曾接触心理卫生服务。

药物滥用

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是继重抑症（major depression）和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之后第二最常见自杀的风险因素（risk factor）。慢性药物误用与药中毒有关连。如果合并个人的悲伤例如丧亲（grief），风险便会进一步增加。同时，药物误用与精神障碍有关连。
大多数的人自杀时皆受到镇静安眠药（sedative）（例如酒精或苯二氮卓类药物）的影响，其中15%至61%的人出现酗酒问题。有较高的酒精使用率和较高密度酒吧之国家通常亦有较高的自杀率，而此关连主要是与烈酒（distilled spirit）使用而并不是与全部酒精使用有关。在其一生中某个
时间点曾接受酗酒治疗的约2.2–3.4%人死于自杀。有自杀企图的酗酒者通常是男性、年纪较大并过去曾企图自杀。3至35%使用海洛因的死亡个案是死于自杀（高于不使用海洛因的人约14倍）。
可卡因（cocaine）和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的误用与自杀有高相关。使用可卡因的人在戒断期的风险最高。使用吸入剂（inhalant abuse）的人亦有较高的风险，其中约20%的人在某个时间点曾企图自杀，同时多于65%曾考虑自杀。吸烟（tobacco smoking）与自杀风险有关连。关于此关连出现的原因的证据极少；不过假设有吸烟倾向的人亦存在自杀倾向，并且吸烟引起的健康问题也使人其后想结束生命，并且吸烟影响脑化学作用，引起自杀倾向。但大麻（cannabis）似乎并不单独增加此风险。

嗜赌

与一般人群相比，嗜赌与日益增涨的自杀意念和企图紧密相联。约有12%至24%的病态赌徒有自杀的倾向。而他们的配偶的自杀率则比一般人群要高出三倍。其他导致嗜赌者自杀风险加大的因素还包括心理疾病、酗酒和药物滥用。

医疗状况

自杀与生理健康问题之间还存在着联系，包括：慢性疼痛、创伤性脑损伤、癌症、需要采用血液透析的病患、艾滋病毒、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癌症确诊可能会导致接下来病患的自杀可能性翻番。且在治疗抑郁症和酗酒的过程中，自杀可能性也会普遍增加。而拥有多种医疗状况的人群则更是自杀高危人群。在日本，健康问题被列为是自杀的主要理由。
睡眠障碍，例如：失眠和睡眠呼吸暂停，也是导致抑郁症和自杀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睡眠障碍还有可能是独立于抑郁症之外的一种自杀原因。一些其他的医疗状况也可能带来与情绪障碍类似的症状，包括： 甲状腺功能减退、阿兹海默病、脑肿瘤、系统性红斑狼疮和一些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例如β受体阻滞剂和类固醇）。

心理状态

一系列心理状态均可增加自杀的可能性，它们包括： 绝望、生活乐趣的丧失、抑郁和焦虑。解决问题能力较差、丧失以往拥有的能力、以及难以控制冲动的情绪等均在自杀可能性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在老年人群中，觉得自己是他人的负担这种想法也在自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近期生活上的压力，例如：失去一名家庭成员或好友、失业、社交孤立（例如：独自生活）等均能导致可能性的增加。而那些从未踏入婚姻殿堂的人群自杀的可能性也比较高。宗教信仰可能会降低自杀的可能性。。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宗教对自杀均持负面立场，另一方面是因为宗教信仰可能会使得人们加强联系。穆斯林与其他宗教人群相比，其自杀率则更低。
有人可能会通过自杀的方式来逃避欺凌或歧视。童年时期经历的性虐待和在寄养家庭中生活的经验均是自杀的原因。而性虐待则被认为占到了整体可能性中约20%的比例。
演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对自杀的解释是，它可能会改善整体适应度。如果某人无法再次生育，且在存活期间不断吞噬家人所拥有的资源，则他/她选择自杀后，就有可能会改善整体适应度。针对这一观点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健康的青年人士若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则不一定会改善整体适应度。适应一个完全不同的原始环境可能与适应当前环境截然不同。
贫穷也和自杀可能性有所联系。而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能够加大某人自杀的可能性。印度自1997年以来有超过20万农民选择了自杀，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债务缠身。而中国农村地区的自杀可能性则比城镇地区的自杀可能性高出三倍，其部分原因是该国这一地区的经济仍旧比较困难。

媒体

媒体（包括互联网）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媒体对于最具影响力的自杀事件的描述通常采取大量、突出和重复的报道，对其进行美化，使其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而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促进自杀的影响。一旦对某种具体的自杀方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则整体自杀人群中采用这一方式的比例可能会增加。
这种自杀传染的引发，又称自杀模仿，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维特效应，该效应是根据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所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中最终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生命的主人翁来命名的。因此对于可能将死亡浪漫化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自杀可能性更高。另外，除了新闻媒体对自杀现象有着重大影响以外，娱乐媒体的影响却有时表现得含混不清。与维特效应相对的是拟定的帕帕基诺效应，即指如果媒体避免报道复制自杀的细节，则可能会起到保护性的作用。这一术语则源于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歌剧《魔笛》剧中角色帕帕基诺因害怕失去所爱之人企图自杀，后来得救。因此，一旦媒体遵守反对自杀的报道规则，自杀的可能性是可以得到降低的。但是，从长远来看，让该行业采取这种做法可能比较困难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时曾提出《PREVENTING SUICIDE：A RESOURCE FOR MEDIA PROFESSIONALS》，其中提到有关媒体报导自杀新闻时，六个建议及六个避免的事项（“六要”和“六不”）。

理性型

理性自杀是指某人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做法。尽管有些人认为自杀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以自杀来使他人获益的行为被称为利他性自杀。这方面的例子包括：一名老者结束自己的生命，使得社区中的青年人能够获得更多的食物。在某些爱斯基摩文化中，这种做法是一种受人尊敬、极富勇气、充满智慧的行为。楢山节考也建基于此等原则。
自杀性袭击是一种袭击者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对他人实施暴力袭击的一种政治行为。某些人体炸弹则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烈士的身份。神风特攻队就是在追求崇高事业或道德义务的基础上，完成一次次使命的。谋杀后自杀是指某人在谋杀他人后一周内自杀的行为。集体自杀通常是指自杀成员在臣服于某一领导人时，出于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而走向自杀之路。集体自杀甚至包括只有两人的情况，这种现象通常被视为自杀协定。
在无法忍受生活的煎熬时，为了减轻痛苦，有些人会选择自杀的方式来获得解脱。许多曾经在纳粹（Nazi Germany）集中营里饱受煎熬的囚犯则通过故意触摸带电栅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方式

各国内部的主要自杀方式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的主要自杀方式包括：上吊（suicide by hanging）、服毒和使用枪支自杀。自杀方式出现如此差异，人们认为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种方式在不同地区的可用程度不同。根据一份针对56个国家的调查来看，上吊仍是大部分国家自杀人口使用的最常见方式，其在男性自杀者中占到了53%的比例，而在女性自杀者中则占到了39%的比例。
全球有30%的自杀案例采取的是服毒的方式。然而，欧洲仅有4%的自杀人口采取这种方式，而在太平洋地区，采取服毒自杀的比例则超过了总自杀人口的50%。服毒自杀在拉丁美洲也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农民们很容易就可获得农药来自杀。在许多国家中，约有60%的女性自杀者和30%的男性自杀者采取过度服用药物来自杀。但许多这样的自杀案例却纯属偶然，通常是在自杀者情绪极不稳定时发生的。不同自杀方式的死亡率也有所不同： 持枪自杀死亡率为80-90%、投河自尽死亡率为65-80%、上吊死亡率为60-85%、汽车尾气中毒死亡率为40-60%、跳楼死亡率为35-60%、烧炭自杀死亡率为40-50%、服毒自杀死亡率为6-75%、过度用药死亡率为1.5-4%。最常见的自杀未遂方式与最常见的成功自杀方式又有所不同，在发达国家，自杀未遂案例中有85%的自杀人口均是采用的过度用药的方式。
在美国，自杀人口中约有57%选择使用枪支，且采用这种方式自杀的男性比女性要多。接下来，男性中比较常见的自杀方式是上吊，而女性中比较常见的方式为服毒。这几种自杀方式的总和占到了美国自杀人口的约40%的比例。在瑞士，尽管几乎人人都拥有一支手枪，但该国自杀人口中采用最常见的方式却是上吊。跳楼自杀在香港和新加坡均比较常见，分别占到了自杀人口的50%和80%。而在中国，服用农药自杀则是最为常见的方式。在日本，自行切腹，又称切腹自杀或剖腹自杀的方式依然存在，但上吊仍旧是最为常见的自杀方式。

病态生理学

对于任何一种自杀或抑郁症来说，尚未找到一种统一的基本病态生理学来进行解释。但普遍认为这是由于行为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和精神因素相互影响所导致的。
低水平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与自杀有直接相关性，并与重度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症有着间接相关性。尸体剖检（Autopsy）研究发现海马体和前额叶皮质中的BDNF有所下降，不论该死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血清素是一种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它被认为在自杀人群中水平较低。一方面，人们发现在死亡后，人体中的5-HT2A受体水平有所提高。其他一些证据包括脑脊液中的血清素和5-羟吲哚乙酸的水平出现下降。但与此相关的直接证据却是很难搜集的。表观遗传学是一种研究不改变DNA基因序列的环境因素所致的基因表达水平变化的科学，而它也被认为在决定自杀风险时起到了一定作用。

完全自杀手册

作者尊重自杀者之选择，认为“想活的话就要活得自在，想死的话也要死得自在”。

年龄

在许多国家中，自杀率最高的人群通常为中年人或老年人。但自杀绝对死亡数据则是在15岁至29岁的人群中最高，这是因为这一年龄层的人口较多。在美国，白种人（caucasian race）中80岁以上的人群自杀率最高，尽管年轻人更容易尝试自杀。自杀也成为青少年（adolescence）死亡的第二大常见原因。且在年轻男性中，自杀是仅次于意外死亡的第二大死亡原因。在发达国家，自杀占到了年轻男性死亡率的近30%。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也比较类似，但是该比率占总死亡人数的比重较小，这是由于其他类型的创伤（trauma (medicine)）造成的死亡率较高所引起的。与其他地区相比，东南亚国家的年轻女性自杀率则比老年女性的自杀率要高。

历史

在古雅典时期（Classical Athens），未经国家允许就擅自自杀而死的人无法获得举行正常葬礼的权利。他将被单独埋在城市边缘处，没有墓碑或任何标记。在古希腊和古罗马（Ancient Rome）时期，自杀被认为是军队战败后的一种可接受的死亡方式。在古罗马，尽管自杀行为最初获得了许可，但日后却由于其经济成本被视作一种违背国家的罪行。法国路易十四于1670年颁布的一项刑法条例对自杀人群的惩罚则更为残酷：死者尸体将被拖入市区街道，面朝土地被倒挂起来，然后被扔入垃圾堆。另外，此人的所有财产也将被没收。在历史的长河中，自杀未遂的天主教会人士将被处以破门律（逐出教会，excommunication），且自杀而死的人群则被埋在神圣墓地之外。在19世纪末期的英国，自杀未遂被等同于谋杀未遂，当事人可以被判绞刑致死。而在19世纪的欧洲，导致自杀行为的原因从最初的罪转变为由精神错乱所导致。

立法

在大多数西方国家，自杀已经不再是一项犯罪；尽管它在19世纪时，大多数西欧国家都把它视作犯罪。许多伊斯兰国家仍旧将自杀视为犯罪。
在澳大利亚，自杀并不是犯罪。但鼓动、煽动（incitement）、协助或唆使他人尝试自杀则属于犯罪行为，法律明确规定任何人有权使用“任何必要合理的行为”来阻止他人自杀。澳大利亚北领地在1996年至1997年的短暂时期内，曾允许医生通过合法形式辅助自杀。
目前，没有任何欧洲国家认为自杀或自杀未遂是一种犯罪。英格兰和威尔士也在1961年自杀法案中规定自杀并不犯罪，爱尔兰共和国则在1993年认定自杀无罪。“犯（自杀）罪”（commit）一词曾用于自杀行为属于违法行为的情况下，但现在许多组织已经因该词所带来的负面涵义而停用该词。
在印度，自杀仍为违法行为，且自杀未遂者的家庭可能会陷入法律上的困境。在德国，主动要求安乐死被视为违法，且自杀事件中任何目击证人可能被指控为在紧急情况下无作为的罪状。瑞士近期开始采取步骤来合法化针对慢性精神病患者实施辅助自杀的行为。洛桑市最高法院在2006年的一项判决中赋予一名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无名氏患者采用自杀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
在美国，自杀并非属于违法行为，但未遂自杀者却有可能会面临罚款的处罚。医生辅助自杀行为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合法的。

宗教观念

在基督宗教大多数教派中，自杀被视作一种罪，其主要基础源于中世纪时期许多颇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思想家的著作，例如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但在拜占庭基督教查士丁尼法典中自杀却不被视作罪。在天主教的教义中，对此的争论则主要基于十诫（Ten Commandments）中的“汝不能杀戮”一条（源于新约中马太福音19:18中耶稣的指示），以及生命为主的赐福，不得摒弃的观点，他们认为自杀是违背“自然秩序”的行为，与主对全球的总体规划不相符合。
但人们相信，精神上的疾病或者对苦难的极度恐惧使得自杀人群的责任心减少。而相反的说法则包括：十诫中的第六条（Ten Commandments）更为准确的翻译应当是“汝不可谋杀”，而不一定适用于当事人本身；主赋予了人类自由的意志；自己剥夺自身的生命并不一定比因治愈某一疾病而违反主的意志的程度要高；而在圣经的记载中，一些主的追随者在自杀后并未受到悲惨的谴责。
犹太教则主张关注此生价值的重要性，因此，自杀等同于否定主在全世界的善举。此外，在极端的情况下，当犹太人面对要么被杀、要么叛教，而没有其他选择时，他们就会采取自杀的形式或集体自杀（请参见马萨达和约克城等例子），在犹太教祷告文中甚至有一篇祷词以冷酷的方式提醒那些“当刀架在脖子上”的人和以死亡的方式“将生命献给主”的人（请参见殉教）。不同的犹太教机构对这种行为的看法褒贬不一，有些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英勇殉教的典范，有些则认为他们不应以自杀的形式来期望获得殉教的名声。
伊斯兰教与其他的亚伯拉罕诸教相同，不允许自杀。
在印度教中不允许自杀，在现代印度教社会中，自杀所犯的罪恶等同于谋杀他人所犯的罪恶。印度教经文（Hindu texts）指出，自杀者将成为孤魂，在地球上游荡直至他如果没有自杀而最终死亡的那一刻为止。但印度教却接受人们拥有通过非暴力的形式加速死亡而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right to die），这一行为在印度教中称为非暴力实践空腹死刑。但这种非暴力实践空腹死刑的人群范围严格限制在那些没有任何生的欲望或抱负、且在此生也再无其他责任的人。耆那教有一种类似的修行，被称之为三塔拉。在中世纪时期，殉夫自焚（Sati），又称寡妇自焚在印度教中非常普遍。
佛教与印度教接近，除非是殉教、为公共利益或者为了拯救他人而自杀，其余自杀视为杀害一人。释迦佛制戒中，凡比丘自杀以“波罗夷”（Parajika）罪论处，相当于杀人罪，而自杀未遂则相当于“偷兰遮”（Sthulatyaya）罪。不过在佛教故事中，许多已经觉悟的阿罗汉自行选择“入灭”，这是一种欣求解脱而厌恶五浊恶世的作为，如俗人为之，则为自杀罪，将堕落三恶道。
道教接受佛教思想，除非因为忠君孝亲、救国救民等正当理由牺牲自己，其余视为杀人，自杀者的灵魂每天都必须重复自己自杀的痛苦过程，此外，还将有两种下场，一是监禁于枉死城，待注定的年寿已到，再由十殿阎君依照杀人罪，打入地狱受刑。另一种下场则更加凄惨，灵魂被自杀处的灵气所困，必须造成另外一个人身亡，是为替身，方能使自己脱身，投入下一次的轮回。
儒教或者儒家也反对自杀，如同前述，除非因为忠君孝亲、救国救民等正当理由，其余视为杀人，《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自杀犯了不孝的大罪。

哲学

自杀哲学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什么构成了自杀、自杀是否可能是理智的选择、以及自杀的道德容许度如何。自杀是否在道义上可以接受，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褒贬不一：有的强烈反对（认为自杀是违背伦理和道德的），有的则认为自杀是任何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即使对健康的年轻人也是如此），认为他们是在理智而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做出结束自己生命的决定的。
反对自杀的哲学家包括一些基督教的哲学家，例如希波的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伊曼努尔·康德和颇具争议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密尔重视自由和自主的重要性，因此他反对可能阻碍某人无法自主做出未来决策的选择。其他哲学家则认为自杀是个人的合法选择。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任何人都不应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受苦受难，特别是在患有无法治愈的疾病、精神疾病或年纪老迈而没有改善余地时。他们拒绝承认自杀行为永远是不理智的说法，认为自杀对于长期受到巨大疼痛或创伤的困扰的人群来说，是一个有效的最终解脱方式。更为激进的一种说法则认为，应当允许人们自由选择是生是死，不论他们是否受到折磨。这一思想流派的著名支持者包括：苏格兰经验主义者大卫·休谟和美国生物伦理学家雅各布·阿佩尔。

地点

有些地标因出现较高的自杀率而闻名于世。它们包括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青木原、英国的比奇角和多伦多的布卢尔街高架桥。
自1937年金门大桥建成至2010年，已有1300多人从这里跳下自杀。许多出现频繁自杀的地点已经修建了围栏，以防止人们自杀。这包括多伦多的Luminous Veil大桥、巴黎艾菲尔铁塔和纽约帝国大厦上的围栏。截至2011年，金门大桥上也修建了围栏。总体来看，这些围栏非常奏效。

注目案例

一个集体自杀的例子是在1978年的琼斯镇，被杀和自杀有909位成员是人民圣殿教，此教由吉姆·琼斯所领导。结束生命的方法是喝下掺有氰化钾和许多处方药的葡萄口味Flavor Aid。 几千位日本居民在1944年塞班岛战役的最后几天牺牲生命，一些人从自杀崖及玉碎崖跳下。
由波比·山德士所领导的1981年爱尔兰绝食抗议，导致10人死亡。造成死亡的原因，被验尸官记为"饥饿，自愿性"而非自杀。但这在死亡的士兵家属抗议后，死亡证明改为简单的"饥饿"。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埃尔温·隆美尔被发现预知7月20日暗杀希特勒；在公开审判上，他被威胁除非自尽否则将对他的家人展开报复。
2019年5月13日，马来西亚城市古晋一名16岁少女在Instagram（Ig）贴文，询问网民她应该活下去或是死亡，有69%人投给“死亡”。少女同日跳楼身亡，警方将案件列作“突然死亡”。事件引来当地议员促请当局调查事主的社交媒体账户，避免同类个案再次发生。
少女当日在贴文称：“非常重要，帮我选择生（Live）或死（Die）”，警方称有31%人反对她了结生命。她同日在Fb表示对生存感到厌倦，希望解脱。当局检查少女手机后，发现少女曾在微信以中文向友人表达心声，内容提及她对于后父在新加坡娶了越南女子感到受压。

人类以外的自杀

在人类以外的动物也有相当于自杀的行为或者疑似自杀的行为，例如世界各地曾多次发现鲸鱼和海豚搁浅海滩，它们被人们送回海中后又掉头重返海滩，最终死亡，原因不明。有说是海中环境有变，令它们宁愿冒死上岸也不愿回海中；另一说是其中的成员的身体机能出现问题，引致搁浅。而动物的群体性生活习惯令其他同伴跟随或“盲从”，引发集体死亡，看似自杀，但应视为意外而非有意识结束生命或意图自杀较为妥当，例如：绵羊跳崖。
旅鼠常被传说有自杀倾向，其实是人类主观下的误会。近期研究显示:旅鼠只有在族群出现数量爆炸，现有环境无法再负担它们所需时才会出现跳海行为。和一般人的想像相反，旅鼠是游泳健将，加上体积小，体重轻，它们能够借水旅行相当长的距离。它们之所以跳水乃是为了寻求新的、良好适当的生活环境，即使有相当的数量死于途中，这也绝不是自杀，反而是为了求取生存的非常手段。因此它们能够和人类一样遍布全世界。
沙门氏菌就有自杀式的行为，它们为了压制竞争细菌，则会对自身启动免疫系统反应。
一种叫做“Forelius pusillus”的巴西蚂蚁则采用自杀性的防御行为，每天晚上，均由一小批蚂蚁为了巢穴的安全，从外部将巢穴封死，然后离开默默死去。
碗豆蚜当受到瓢虫的威胁时会自身引爆，四处飞溅的爆炸物能够保护它们的同胞，有时甚至能够杀死瓢虫。某些种类的白蚁群中也有能够引爆自身的兵蚁，使得天敌身上覆满粘稠物质。
尽管在动物轶事中也曾报道有关狗、马和海豚自杀的现象，但仍旧缺乏确凿的证据。有关动物自杀方面的科学研究实在是寥寥无几。
非生物物体也会有一些被称作“自杀”的设计。例如人工智能在被电脑病毒入侵的情况下，会启动杀毒程式，同时删除自己体内的档案，若情况严重者甚至会将自己关机、销毁系统所有资料。这也算是一种自动化的自杀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