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条约

背景

甲申政变失败后，时任日本驻汉城公使竹添进一郎率众撤退到仁川的日本租界，途中被朝鲜民众攻击（竹添认为有清军在内）。竹添于是向朝鲜政府抗议“汉城日侨遭到朝鲜民众和清军暴虐对待”，并通知驻朝清军、朝鲜政府“朝鲜人、清国人攻击撤退到仁川的公使一行人”。
朝鲜政府认为日本公使馆积极协助金玉均发动政变，和六位守旧派大臣遭杀一事关系密切，且指责竹添当时未通知朝鲜政府，即率兵进入王宫。竹添则出示高宗亲笔书写、盖有玉玺的诏书，上书“日使来卫”四字，认为日军进宫是受国王之邀，保护其安全，为正当行为。双方认知大相径庭。
朝鲜认为日本出示的诏书是金玉均等人伪作，但承认玺印的真实性。没有知会朝鲜政府、获得允许便进入王宫一事，后来也不再追究。双方各自主张其正当性、互不让步，后来由日本派至朝鲜的全权大使、外务卿井上馨解决僵持。
日本国内，由于竹添和日军涉入政变之事被隐瞒，传播媒体大幅报导清军袭击、日侨遇害消息，舆论多主张对朝、清开战。自由党机关报《自由新闻》社论认为不能容许清国“焚毁代表我日本帝国的公使馆，并虐杀我在朝侨胞”，主张应该武力“蹂躏”中国全境。福泽谕吉《时事新报》主张“向北京进军”。片冈健吉在自由党中央所在地高知县组织志愿军团，日本各地陆续出现抗议或追悼集会，日本陆军主力和萨摩阀一派亦在准备动员。

谈判

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一致认为，以当时日本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和清国全面对决万无胜算，应尽量避免。1884年底，日本全权大使、外务卿井上馨带领三艘军舰和两个大队的陆军抵达汉城。井上否认日本官方涉及甲申政变，迅速修复日朝关系，并搁置双方认知不同处的争议，仅就“在韩日侨遇害”及“日本使馆被烧毁”两事谈判。
日方代表除井上馨外，尚有其随员、参事院议官井上毅，朝方代表则是全权大臣、左议政金弘集、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镐和协办穆麟德。身为朝鲜宗主国的清国则以调查、处理藩属朝鲜内乱名义，派遣北洋副大臣吴大澂到汉城。吴大澂于1月1日率领40名随员、250名护卫兵抵达汉城。吴大澂以政变亦涉及中日兵营纠纷为由，试图干涉日朝谈判，但井上馨拒绝其干预，并以吴大澂无全权代表资格，拒绝即刻交涉兵营纠纷。吴大澂最后留下书函，以宗主国大臣身份，斥责金弘集忽略政变责任归属议题而与井上谈判，是避重就轻的行为。井上馨对此极为不满。
金弘集最终同意了井上馨提出的方案，不过将重建公使馆的赔偿额由四万元减至两万元。议定后，金弘集要求井上馨引渡逃亡至日本的政变领导金玉均等人，井上以日朝之间无引渡条约为由敷衍，当下并未首肯。双方于1885年（明治十八年）1月9日在议政府签字，缔结《汉城条约》。条约言明朝鲜国须向日本谢罪，赔偿日本死伤者，并负担日本公使馆的重建费用。

内容

《汉城条约》议定朝鲜国应该以国书向日本谢罪。支付11万圆恤给遇害日侨遗族，并赔偿日商货物受损、被劫者，由于日本认为甲申事变中受害者较壬午军乱时为多，故赔偿金额比起《济物浦条约》有所提高。日方原本亦要求朝鲜提供重建公使馆、领事馆的土地、房屋和四万圆经费，后来应朝方要求，降至两万圆。同时，日本要求朝鲜将杀害矶林大尉的“凶徒”“从重正刑”，在条约“另单”中附带要求，仿照《济物浦条约》规定，应于20日内惩办。条约最后也再次确定《济物浦条约》第五款所议定，日本驻汉城的军队兵营，设置于公馆附地，且由朝鲜负责设置、修缮。
朝鲜后来命礼曹参判徐相雨为钦差大臣、德籍外务顾问穆麟德为副钦差大臣，赴日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