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行仓库保卫战

背景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日军自平津地区一面向西进攻晋中腹地，另一面也开始着手向华东地区进发。日本为扩大第二次中日战争，在中国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尽管后勤保障不利、士兵训练不足及缺乏空中、重炮支援等困难，国民革命军仍固守几近成废墟的上海。日军没有攻击上海外国租借地，表面上仍与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尽管事实上与其关系十分紧张。直到四年后，日本决定向同盟国宣战，日军才占领上海外国租借区。
10月26日，国民革命军在上海闸北区抵抗日渐艰难，日军已突破国民革命军大场防线。负责防守闸北一带的部队是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由于战事的逐步恶化，第八十八师司令部在这之前已经转移了四次，10月下旬第五次转移迁到四行仓库。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张柏亭经考察后认为四行仓库侧后不足200米，有两个巨型煤气罐，内储30万立方米煤气。若日本空军投弹稍有偏差，煤气库即会爆炸，且四行仓库东侧是西藏北路和沿河的苏州路，均属租界范围，泥城桥和西藏北路又由美英军队、万国商团守卫，日军其时还不敢向美英军队挑衅，因此四行仓库作为师司令部地理位置有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命令闸北区所有军队撤出，以防卫上海西部郊区，同时命令第三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让精锐的第八十八师单独留守。此举一是为了拖延日军进攻速度，二是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因九国公约签字国正好将于当年11月6日召开会议，希望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支持。谢晋元之子谢继民说，最高当局决定死守闸北，除掩护大军撤退外，更主要是想藉11月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机，争取英美法等列强谴责日本，伸张正义。顾祝同出于个人感情，并不愿意第八十八师留守，因为他曾是第二师（第八十八师整编前的番号）指挥官。早上，上海战区国军最高指挥官顾祝同打电话给孙元良：“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孙略加思索，答：“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的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之后孙又将自己的参谋长张柏亭派到离前线20公里的顾祝同司令部反复协商。
顾祝同、孙元良和张柏亭都不会违抗蒋中正命令，但孙经张向顾建议，既然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顾祝同最后同意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留出一团兵力，留守地点则自行处置。最后终于奉命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张柏亭回到第八十八师师部四行仓库后，孙元良决定，就以四行仓库作为固守据点，但觉得一团兵力仍然过多，在最后撤离之前，又决定只留一个加强营就够了。
孙元良准备派第五二四团团附黄永淮带领部队守卫四行仓库。岂料此时黄永淮却在一线指挥作战时被一粒子弹从左眼角斜穿射入，顿时身负重伤，血流如注。黄永淮只得被送入医院抢救，遗职由第二六二旅参谋主任谢晋元中校继任。在全军退却沪西前，孙元良请第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中校和该团第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两位到“四行仓库”，孙亲自交给他们“死守上海最后阵地”之命令，对他们说：“你们最好把指挥所和核心部队布置在这里。这幢庞大的建筑物不只坚固易于防守，同时更易于掌握部队，我们的新兵实在太多啦。这里粮弹存储很多，为防自来水管被截断，饮水也有存储。有这样好的根据地，你们可以坚持下去，好好地打仗了。”于是以第七十二军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第一营为基干，配属必要特种部队，组成一个加强营由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组成，共414人。由中校团附谢晋元、少校团附上官志标（另一说时任一连连长），和少校营长杨瑞符率领。524团时任团长是韩宪元，广东文昌人，黄埔三期步兵科毕业，四行仓库保卫战时，韩宪元带着除1营外的该团大部分部队在苏州河南岸。10月26日晚10点，驻扎与上海北站的第五二四团接到命令要求撤回位于四行仓库的师部。第一营营长杨瑞符面对这条要求其撤出已坚守两个多月的阵地的命令一开始难以接受，但在得知孙元良是让第一营防守四行仓库后便同意撤退。
四行仓库是一座25米高之混凝土建筑，原是金城、中南、大陆、盐业4间银行合资建设之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一座混凝土建筑，位于新垃圾桥（今西藏北路桥）西北沿；建于1931年，占地0.3公顷，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屋宽64米、深54米，是该地区最高建筑。因为是四间银行合资四行储蓄会共同出资建设，所以称为“四行”；由于先前是第八十八师师部，因此仓库中贮存大量食物、救护用品及弹药。

战斗经过

自10月26日起，留守仓库之中国士兵们开始与日军展开四天拉锯战。

10月27日

主力部队正在马不停蹄西撤，孤军固守四行仓库注定没有援助。当晚各连分批穿过前线，杨瑞符命令一连去四行仓库，自己带领二连前进。而三连、机枪连和一连第三排士兵无法联络。直到第二日上午9时，他们才到达四行仓库。他们是在随大部队撤退途中，得到有关一营留守四行仓库的消息。谢晋元曾告诉部下：“本军所奉的命令就是要死守四行仓库，与最后阵地共存亡。所以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四百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之后他们这种志愿参加“自杀行动”的精神，被蒋中正称为英勇行为的典范。
早上时分，有关中国军队仍在四行仓库保卫闸北的消息在上海传开。这引起中国童子军杨惠敏关注，而她将在整个保卫战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角色。凌晨4点左右她听到枪声便沿苏州河行走，她发现英国士兵向仓库丢了一袋香烟。英军告诉杨惠敏，四行仓库里中国守军要死守。于是她要求附上她自己的纸条，不久后仓库传回纸条，说明他们需要弹药与食物。杨惠敏向上海商会求助，不过对方并不相信。回到住处，到晚上杨惠敏脱下童子军制服，将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紧紧缠在身上，再罩上制服。
谢晋元将一连沿西藏路部署在四行仓库右翼，三连在左翼交通银行仓库大楼对面，二连在中央担任四行仓库外围之守备。将士们利用仓库内之麻袋构建防御工事，封闭门窗以方便射击，破坏照明系统以隐蔽部队。机枪连除以两挺布置在楼顶担任防空其余分配一、三两连完成全营火力网的编成。苏州河北路有原为防御租界内欧美军队的防御工事，但工事的枪眼是向现在中国守军方向开的。为了防止日军利用，中国守军便在其中埋下炸药，后日军进入其中，中国守军引爆炸药而对日军造成伤亡。
守军用仓库内的沙袋、装玉米、大豆和其他货物的麻袋构筑工事。并将楼内电灯全部破坏以便隐蔽，焚烧四行仓库周围房屋。
上午7时，日军第三师团开至上海北站，到午后1时开至四行仓库附近。约十名日军接近防御工事进行侦查，很快被击毙。午后2点由第三连排长尹求成带领的一队中国侦察兵与约50名日军交火。之后不久一个连的日军从西侧发动进攻，三连连长石美豪面部中弹但继续指挥战斗直到腿部再次中弹。大约七十名日军进入仓库西南墙根中国军队火力死角，中国守军便爬上楼顶向其投掷迫击炮弹及手榴弹，炸死日军七名伤二三十名。在第一波攻击失败后日军向储有燃料及木材的仓库西区放火。下午5时大火被扑灭。同时日军在闸北进行抢掠纵火。
晚上9时，营长杨瑞符判断当日日军不会再发动进攻，便下令做饭并加固防御工事。当天有两名守军阵亡，四人受伤。

10月28日

四十一号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在10月28日中夜，冒着生命危险，冲过火线，向四行仓库守军献送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0月28日早晨出版发行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采用了中央社27日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上海租界的外国报纸则提供了不一样的数据。《大美晚报》、《字林西报》、《上海泰晤士报》等先后有150人、800人、200-250人的不同说法。
中国守军连夜抢筑工事，没有人睡觉。早上谢晋元用从杨惠敏处得到的上海商会的电话号码与上海商会联系。
四行仓库的位置及建筑结构对守军相当有利。四行仓库临近上海公共租界，日军不敢用海军炮火攻击。他们怕炮弹落入公共租界内，因为日本此时尚不愿意同欧美开战。日军也不敢像在上海其他地方那样使用芥子毒气，因为这将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早上7时，一架日军轰炸机在仓库上方盘旋，但因为害怕误中公共租界并未投弹。在遭到守军防空火力攻击后日军轰炸机离去。
上午8时，营长杨瑞符召集全营官长及班长讲话鼓舞士气。10时谢晋元与杨瑞符共同视察工事并观察日军动向。当他们在楼顶上时谢晋元发现一队日军沿苏州河北路移动，据杨瑞符回忆大约在一千米外。谢晋元拿起一支枪向其射击，当场击毙日军宪兵一名。
下午3时开始下雨，四行仓库周围的火逐渐熄灭。日军在西侧发动另一次主攻，占领交通银行大楼，在四行仓库北面部署加农炮攻击。加农炮对四行仓库厚重的墙壁无法造成致命伤害，而在交通银行大楼内的日军又很容易被占领制高点的中国守军压制住。当时，430多名士兵在仓库西侧2、3楼，与占据一街之隔之交通银行内日军交火，日军用加农炮攻击，令仓库西墙千疮百孔。两小时后日军放弃进攻，但得以切断四行仓库供电及供水。
当日由第一连陶杏春连长、营部军官汤聘梓和机枪连杨排长带领的一小队中国士兵加入了战斗。
这期间上海商会得到中国守军仍在闸北消息后相当激动，消息很快通过电台传遍全城。“八百壮士”英勇精神，大大激励全国军民抗日斗志，大批上海市民在雨中聚集在苏州河南岸，为守军呐喊助威。上海市民向守军捐献十多卡车给养。卡车于夜间抵达四行仓库附近，守军用沙袋筑墙到卡车旁，将给养拖至仓库。搬运给养用了四个小时，在此期间三名守军阵亡。守军收到了食物、水果、衣物、器具和市民的慰问信。一队记者也来到了四行仓库，但由于谢晋元与杨瑞符因事繁忙，由机枪连雷连长代为接见。
谢晋元通过上海商会，向美军要求送十名重伤员离开战场。美军同意了此项要求，因此伤员趁夜幕掩护被抬离战场。
同晚上海商会决定向守军送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中国整编部队当时没有携带国旗和军旗。杨惠敏脱下外衣，将国旗呈献给他们，他们激动得流下泪，谢晋元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岂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当杨惠敏问及守军的作战计划时，守军回答誓死保卫四行仓库。杨惠敏十分感动并向谢晋元索取所有守军的名册，并将其通告全国。但为了迷惑日军同时又不使杨惠敏失望，谢晋元让人根据原五二四团的名册伪造了一份800人的名单。谢晋元鼓舞士兵说，我跟你们一起死在四行仓库；他嘱咐出外就医之士兵，“有人问四行仓库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800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另据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中对10月28日晚运出伤员的情形有过这样的描述：
“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人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轰传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团五二四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折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八百壮士”之名由此响彻全中国。

10月29日

谢晋元临时用两根竹竿连扎成旗杆，平台上站一二十个人，都举手向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敬礼。谢晋元带杨惠敏参观各处。10月29日早上，上海市民发现四行仓库楼顶升起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守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升旗仪式。而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据说超过三万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著朝阳招展之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招手欢呼。日军开始对中华民国国旗发动空袭。由于防空炮火密集，同时顾忌误伤公共租界，日军飞机没能摧毁中国国旗就撤退了。经过两天战斗，四行仓库外防御工事和仓库本身都遭到破坏。
上午10时，谢晋元给孙元良一封信：“元良师长钧鉴：窃职以牺牲的决心，谨遵钧座意旨，奋斗到底。在未完全达成任务前，决不轻率怠忽。成功成仁，计之熟矣。工事经三日夜加强，业经达到预定程度。任敌来攻，定不得逞。二十七日敌军再次来攻，结果，据瞭望哨兵报告，毙敌在八十人以上。昨晨六时许，职亲手狙击，毙敌一名。河南岸同胞望见，咸拍掌欢呼。现职决心待任务完成，作壮烈牺牲！一切祈释钧念。职谢晋元上。二十九日午前十时。于四行仓库。”孙元良回信如下：
“谢团附、杨营长、暨我诸忠勇同志：余顷在沪西前线。余虽在沪西前线，余之心魂与诸同志在闸北。
余奉命防御闸北轴心阵地，保我疆土。诸同志奋勇却敌，固守二月有半，倭敌终于未能越雷池一步，所以报国，幸不后人。近以一发之动，全线西移！本军亦奉令转移阵地，而以最后守卫闸北之责付托我忠勇之诸同志。
诸同志能服从命令，死守据点，誓与闸北共存亡！此种坚毅不拔、临危授命之精神，余与全军同志同致无上之敬意。
我中华民族自古多果敢赴难之士，岳家军屹然不动，戚公军骠悍却敌，以身许国，浩气长留天地间。我国民革命军赋此美德，重以最高统帅之教训，不吝牺牲，早抱成仁之决心。此次杀敌致果，实开震天动地之历史伟绩。我黄帝亿万子孙，全世界千百万后世人，必以血诚读此史页。
诸同志孤守闸北已三日夜矣，敌之畏葸与我之勇敢已为举世所共见。沪上中外人士交口钦佩，民众奔走援助；咸负如可赎也，人百其身之愿。此诚中华民族之光荣，我中华民国之光荣，亦我国民革命军之光荣。
望继续奋斗，完成抗敌使命，流最后一滴血！我最高统帅于诸同志之壮烈牺牲，殊深嘉慰。余敬以转告。
十月二十九日，孙元良于沪西。”
中午，日军发动迄今最大规模攻击。加农炮和轻装坦克从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迫使中国守军第三连从仓库外工事中撤回仓库内。四行仓库西侧本来没什么窗户，而日军的炮击却给守军打开了许多射击孔。一队日军试图通过梯子爬入仓库二楼，谢晋元当时恰好在二楼窗户前。他一手夺过第一个上来的日本兵的枪，另一只手将其推下，之后向第二名日军射击，最后推倒了梯子。一名在战斗中负伤的士兵将自己绑上手榴弹从六楼跳下仓库，利用自杀攻击炸死约二十名日军。战斗直到天黑，此时日军以装甲车和加农炮掩护进攻。最终日军再次失败后，开始用挖掘机向四行仓库挖地道。河对岸市民用大字报通知守军日军的行动。一人甚至在发现日军准备再一次发动进攻后，打电话通知四行仓库守军。

10月30日至11月1日

10月30日早上7时，日军大部分时间用加农炮再次进攻，只有少数步兵参加。日军试图摧毁四行仓库，由于建筑坚固，沙袋和修理材料充足，守军得以时刻修复。据杨瑞符回忆，加农炮炮火相当密集，平均每秒都有炮弹落下。傍晚时，日军用数盏探照灯照亮四行仓库，以便炮击。战斗持续一天，守军摧毁日军数辆装甲车。
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外籍人士不愿战斗地点接近他们。面对日本压力，他们同意劝说中国军队停止作战。10月29日，外籍人士派代表向国民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以“人道主义原因”停止战斗。10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英军司令少将见国军英勇作战，深受感动，除购赠粮食给八百壮士充饥外，更亲自进入四行仓库会见谢晋元，建议孤军自租界撤出，英国驻上海领事愿给予最大协助，谢回答：“我们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即使撤走，也得要有我们蒋委员长的命令，否则我们宁愿战死。”后来，各国使节团透过外交关系，正式提出照会，要求国民政府下令撤离孤军，以免日军重炮射入公共租界，危及各国侨民。对于蒋中正来说战斗已经胜利，绝大部分中国军队已经撤离，并重新部署到新位置，战斗已经引起西方世界注意。响应外国租界停火要求，蒋下令撤离。部队在10月31日撤离四行仓库。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受命与英军将领斯马莱特会面，会议决定第五二四团撤至公共租界，与在上海西部战斗的第八十八师汇合。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表示同意并保证允许中国守军撤退，但事后很快反悔。谢晋元希望能继续留守四行仓库，直到战斗至最后一人。最终，张柏亭劝说其同意撤退。临到奉命退却时，英军指挥官马勒提少将不顾日军抗议，亲自站在他警戒线上之重机关枪阵地上，掩护孤军通过新垃圾桥。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的只有355人。
午夜，11月1日，谢晋元带领376人分小队，分批通过新垃圾桥，撤入公共租界，约十人在撤退中被日军机枪打伤。到凌晨2时，所有守军均完成撤退。11月2日，谢晋元在孤军营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证实“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受伤入医院治疗中”。
这一役，孤军坚守最后阵地，力战四日夜，击退日军六次围攻，日军死约200余，孤军伤亡37人，营长杨瑞符少校弹穿左胸，负重伤。

后续

部队撤退后随即宣布与第八十八师汇合，但马上被租界内的英军拦截没收武器并限制自由。部队马上被缴械，后被软禁近4年。这是因为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入侵租界。他们被送至公共租界西部意大利防区的胶州路胶州公园隔壁孤军营进行隔离。
蒋介石提升了所有参加保卫战的军人的军衔（各晋一级）。谢晋元团附真除上校团长，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上官志标升为中校团附，机枪连雷雄连长递升为营长，原营长杨瑞符少校，撤离时负伤住院，已直接归队，另有任用。
在他们被软禁期间，上海市民经常探访他们并进行文娱表演。军官为士兵开设了多种课程如外语、数学。《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者陈望道也经常到营地探望。士兵继续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并保持高昂的斗志。他们抵住外界的压力坚持升国旗、唱国歌。
1938年8月11日，孤军为纪念“八一一”（1937年8月11日第八十八师自无锡出师向上海），向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团长亨培交涉，悬旗三天。8月9日，孤军营内竖起旗杆。亨培来干涉，先是不许悬旗，后要求将旗杆截短，俾与营内大礼堂屋顶相齐，避免日军看见，引起麻烦，使工部局为难。翌日，孤军“八一一”、“八一三”纪念日将临，而悬旗问题尚未决定，不得已将旗杆砍去数尺，重新竖立起来。8月11日晨6时，举行升旗典礼，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飘扬于孤军营内；四小时后工部局派英格兰兵300人包围孤军营房，派意大利兵400名散布晋元路一带警戒；又派白俄一队向孤军营冲入。万国商团中国团员吴启荣事先发觉来告，谢晋元即令第一连负责警戒瞭望塔，第二连分散于大操场：下令不到5分钟，白俄队即冲进营房，用机关枪向孤军扫射，4人死于旗下，伤11人。白俄队后退出，同晚10时又来一队白俄，强将全部孤军挟入救护车多辆，驶往外滩中央银行幽禁，谢晋元及孤军对此绝食抗议。上海罢市三天，声援孤军，要求将孤军送回晋元路原营地。同日将上海各界捐助的281元转捐作保卫武汉之用。是月13日，蒋介石电令中华民国行政院与公共租界交涉此事，后公共租界工部局被迫同意恢复8月11日之前状态，严惩肇事者，抚恤被难士兵，四行孤军可自由悬挂国旗，不受干涉。但经此事件后后，孤军营内之国旗被收缴，此后只能举行“精神升旗”。
淞沪会战中方虽然失败，并损失国民革命军近三分之一精锐部队，但它鼓舞中国军民的士气，并向外界传达中国积极抗战决心。媒体用“八百壮士”来称呼这414名守军，同时《八百壮士歌》被创作出来以激励军民抵抗日本侵略。“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八百壮士歌》在抗战中唱8年，虽然四行仓库保卫战最终并未促使九国公约会议制裁日本。但蒋中正期盼的外国援助却毫无进展，欧洲各国除了对日本提出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有德国和苏联在二战欧洲部分爆发前援助过中国，而德国迫于日本压力于1938年结束了对华援助。 
1940年“九一八”，孤军营何玉湘中士被白俄开枪杀死，高广云上等兵被击伤。
守军在“孤军营”中被羁押三年多。后来日本方面声称允许释放这些士兵，但条件是解除武装并以难民的身份离开上海。谢晋元拒绝这些条件。其间他多次拒绝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940年）及汪精卫政权（1940年-1945年）劝降。
1941年4月24日晨5时许，孤军营官兵循例在操埸集合，列队早操。点名时，发觉士兵二连下士郝鼎诚、四连下士张文清、尤耀亮，上等兵张国顺等4名迟到5分钟，谢晋元治军素严，当众予以训斥。不料郝等早受汪精卫政权方面诱骗，趁机下手。在全体跑步时，乘谢晋元不备，用短刀向他头腰两处猛剌。郝鼎诚突然拿出身藏的匕首刺向谢晋元面门，随后在其头胸等部位猛戳，其余3人也一拥而上，向其左太阳穴及咽喉等致命处狂刺，谢晋元当场倒地。团附上官志标中校见状趋前援救，也受重伤；凶手当场被附近官兵捕获，移解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法办。谢晋元被刺杀身亡；消息传出，上海市民悲恸不已，逾10万人参加其葬礼。而三天内涌进孤军军营瞻仰其遗体的共达25万人次。蒋于1941年4月28日发出通电：“谢晋元同志之成仁，为我中华民国军人垂一光荣之纪念，亦为我抗战史上留一极悲壮之史迹，回溯该团长率领八百孤军，坚守闸北，誓死尽职，守护我国旗与最后阵地而绝不撤退，其忠勇无畏之精神，已获举世之称颂。而其留在孤军营中，为时三载以上：历受艰难，尚能坚毅不移，始终一致，保持我国民革命军人独立自强之人格。此种长期奋斗，实较之前线官兵在炮火炸弹之下，浴血作战，慷慨牺牲，尤为艰苦卓绝，难能而可贵。此次被剌殒命，显为敌伪方面久已蓄意，收买暴徒，下此毒手！而我孤军营之忠勇官兵赤手擒奸，固绝不损其全体之荣誉。谢团长不幸殒命，然其精神实永留人间之不朽。谢团长不仅表现我军人坚贞壮烈之气慨，甚望我全体官兵视为模范，共同景仰。以期无负先烈之英灵，而发扬我民族正气之光辉也。”谢晋元也被追赠少将军衔。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0日，汪精卫政权上海市长陈公博致函孤军营代团长雷雄，要孤军全体参加“和平运动”，雷严辞拒绝。后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并俘获这些士兵。1941年12月28日，日军数百人突入孤军营，将孤军全部押到宝山月浦飞机场拘禁。1942年2月9日，日军又将他们从宝山押到新龙华游民习艺所，强迫他们挖壕沟，作苦工；因为孤军反抗，日军把他们押去南京，关在珠江路老虎桥监狱之俘虏收容所里；孤军仍每天抽空由官长率领跑步和体操。日军将孤军官长和士兵分开，将士兵50人押去光华门外，60人押去孝陵卫，100人押去杭州；另押解裕溪口和南洋群岛各50人；其余仍关在城内原处，将官兵杂在一起，强迫他们做苦工。1942年11月6日，光华门外孤军趁着和孝陵卫之孤军对调时，大部分逃走；他们先到小茅山藏几天，有的留在当地参加游击队，有的绕道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回到陪都重庆。另外三十六名官兵被押至新几内亚作苦工。
“八百壮士”无限悲痛，一致决议铸造“谢团长纪念像章”。八百壮士孤军抗战的事迹传开后，全国慰劳总会向他们敬赠了“忠党卫国纪念章”。1944年，“八百壮士”部分幸存者逃出日军控制范围，陆续到达重庆，国民政府又特意制发了“忠贞奖章”表彰这些爱国勇士。另外还有“四行孤军工务社证章”。
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之幸存者有一百多人，在新几内亚作苦工之36名官兵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约100名该营战士回到上海在四行仓库搭棚为谢晋元守灵。国共内战爆发后，他们大多不愿再战而复员。之后他们当中一些包括女童子军杨惠敏随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那些留在中国大陆的士兵，因为是国军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
2009年3月7日，中华民国国防部成立专案小组，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迎回海外阵亡将士英灵总牌位，并由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主持春祀。其中包含中华民国陆军第六十七师二〇〇团吴坤上尉、新30师孔宪章上士、曹友生上士，以及当地从事抗日活动被捕民众梁有年、陈纬南，共计256位英灵正式入祀圆山国民革命忠烈祠。根据当地新挖掘到的中国广东民众死亡纪念碑记载，共有636员死亡，其它受难者尚无下落。
居住在台湾的八百壮士当事者，名为厉鼎新，当年为传令班中士班长，确是当时隶属当时国军71军88师部队中编制人员。厉鼎新先生于民国102年(公元2013年)7月21号在花莲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2010年12月16日下午5时，“八百壮士”中最后一名幸存士兵杨养正因肺部严重感染及心脏衰竭，在重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六岁。
另据报导，又找到一位八百壮士幸存者杨根奎，但其身份尚存疑。

影响

谢晋元遗体被埋葬在其孤军营宿舍门前小花园内。1947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北火车站到四行仓库的满洲路改名为晋元路，将与孤军营一墙之隔的胶州公园改名为晋元公园，并将附近一所中学改名为晋元中学。
虽然谢晋元从未参加过国民政府剿共的军事行动，但他的墓地仍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3年4月16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虹桥万国公墓重建其墓，“表彰他‘参加抗日，为国捐躯’的光辉业绩”。1986年，谢晋元的家乡广东蕉岭为其树立纪念碑，将其母校改名为“晋元中学”。
现在上海四行仓库是一家专业物流公司，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中，谢晋元团长和下属守卫之光复路1号四行仓库和日军占据之光复路195号交通银行仓库均属该公司；上海四行仓库原经理吕传良说，“八百壮士的故事就是我们的入职教育”，但多年来公司为纪念“八百壮士”所设置之陈列室一直难获官方认可。仓库遗址虽然于1985年9月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日纪念地，但长期作商场，装修陈旧，门面不整，其中地下大部分是上海市最大之文具和办公用品批发市场。1995年，吕传良在加盖之7楼一间房内建起“八百壮士抗日陈列室”，最大时才120平方米；这间陈列室是四行仓库所属之百联集团河岸管理公司自资建立，展品也是公司员工四处募集而来。碍于人手和资金限制，建馆以来，只有周五下午开放3小时，由公司员工志愿讲解。展览厅开放时间是每周五下午1时30分至4时。其余大部分仍被用作仓库，甚至在3楼还有一家保龄球馆。2015年，随着官方高调纪念抗战70周年，商户集体搬迁，周围住户全部拆迁，四行仓库被按照历史资料图还原成1937年原貎；吕传良之陈列室换成仓库内3,800平方米之多媒体纪念馆，8月13日，在淞沪抗战78周年之日正式开放。大厅是巨幅谢晋元《与妻书》，左侧墙上刻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4年9月3日之一段讲话，“国民党军八百壮士，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四行仓库保卫战期间，许幸之、吴印咸等人曾深入战场一线，拍摄了八一三事变前后的大量新闻资料片，其中他们还将摄像机架在高层建筑上，抢拍到四行仓库保卫战的现场画面。1938年春，许幸之、吴印咸携该批资料赴香港剪辑，制成新闻纪录片《中国万岁》。
1938年，八百壮士的事迹被拍成同名黑白电影《八百壮士》，1976年又于台湾拍摄了同名彩色电影《八百壮士》。
2005年，为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中国电信发行了一套主题电话卡，其中一张为四行仓库。
2017年，由管虎指导，以四行仓库保卫战为原型的历史题材电影《八佰》在中国大陆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