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豚计划

河豚计划，亦称豚鱼计划（英语：Fugu Plan）。是指大日本帝国在1930年代制定的一份计划，准备为了日本的利益，将逃避纳粹的欧洲犹太难民安置在日本控制的亚洲大陆。1934年，该计划首次提出，在1938年的五相会议上得到确认，但是到了1941年日本加入三国轴心以后，以及其他许多状况的影响，这一计划未能得到充分实施。

语源

这个计划相信，犹太人将非常有利于日本，但也非常危险。因此，这一计划被特意命名为“河豚”，因为河豚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精心的烹饪，会将人毒死。

计划

河豚计划的核心是将数千名、甚或数万名犹太人定居在当时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或者日本占领下的上海。这样不仅可以获得预想的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取悦美国，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推动他们向日本投资。这个计划是基于对欧洲反犹太主义宣传的相信，例如所谓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
计划人员最终提出了详细的方案，包括如何组建居留地，以及如何取得犹太人的支持——包括采取投资和实际定居两种形式。在1939年6月和7月，这些方案被编成《通过利用在中国有权势的犹太人使得美国总统紧密圈的远东外交政策舆论转变为对日友好的具体措施》和《引入犹太人资本的研究分析》，并得到日本在中国的最高官员批准。
吸引犹太人和美国好感的方法包括，派遣代表团前往美国，向美国的犹太教拉比介绍犹太教与神道教的类似之处，并将这些拉比带到日本，向日本人介绍他们和他们的宗教。还包括吸引美国新闻业和好莱坞的好感，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即使没有完全控制、也是强烈地影响这两个行业。
但是，还是制定了许多建立居留地的详细计划，地点包括满洲的许多地方以及上海附近。这些计划允许犹太移民的人数从18,000人上升到600,000人，还包括在各种人口规模情况下，居留地土地规模的详细资料，以及学校、医院等设施的安排，计划同意这些犹太人居留地将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以及文化和教育实行自治；同时日本人提放给与犹太人过多的自由，他们感到给与一些自由对于维持他们的好感是必须的，以及他们的经济利益。批准该计划的官员们强调，居留地表面上实行自治，但同时必须进行幕后的控制，将犹太人置于密切监视与控制之下。他们害怕犹太人将会逐渐进入日本的主流政治与经济，如同《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所描述的，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将会控制日本。
最后，该计划委托世界犹太人社团资助这个居留地，供应定居者。

历史

这个计划起初只是一小群日本政府和军事官员的主意。他们认为建设满洲国需要一批能够帮助日本在那里建立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人。这个小团体的基本成员包括日本的“犹太专家”犬冢惟重大佐（Inuzuka Koreshige）和安江仙弘大佐，实业家鲇川义介（Yoshisuke Aikawa），以及许多关东军军官，称为满洲系。
他们决定吸引犹太人到满洲国，是因为他们相信犹太人拥有大量金钱和政治权势，而且拥有神奇的能力来获取这些。他们所认识的一位美国犹太银行家雅各布·希夫，曾在30年前由于，向日本政府提供天文数字的巨额贷款，帮助日本赢得日俄战争。此外，他们和许多日本官员都相信《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谎言，认为全球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经济和政治。这些信仰使得一些日本权威人士过高地估计了犹太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势，以及他们由于流散世界各地带来的国际便利。他们相信，从纳粹手中援救欧洲犹太人，将会使日本得到美国犹太人坚定和永久的支持。
1922年，两位被派往西伯利亚帮助帮助白俄抵抗红军进攻的日本军官——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回到了日本。在西伯利亚，他们第一次听说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立刻对所谓犹太人的权势极度着迷。在整个1920年代，他们写了许多关于犹太人的报告，并且到今天的以色列国（当时的英属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旅行，研究犹太人，并与犹太人领袖哈伊姆·魏茨曼和大卫·本-古理安交谈。安江仙弘甚至将《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翻译成日语。安江仙弘和犬冢惟重设法使日本外务省对犹太人产生了兴趣，要求每一个日本大使馆和领事馆密切关注所在国犹太人社团的活动。外务省收到了许多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能证实确实存在所谓的全球阴谋。
就在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的九一八事变的前夕，两位所谓的犹太专家加入了军队“满洲系”，许多日本军官希望日本扩张到满洲。这个派系的首领是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他们在吸引日本人定居和投资满洲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于是被河豚计划所吸引。但是，河豚计划在开始执行之前，就遇到了第一次重大挫折。1933年，哈尔滨犹太人Simon Kaspe遭到诱拐、拷打和杀害，于是已经在该市定居的大批犹太人，不再信任日本军队，大批逃往上海，将这恐怖的故事告诉周围的人。1937年，安江仙弘与哈尔滨犹太人领袖谈话以后，使他们确信日本人已经改邪归正，于是成立了远东犹太人大会，随后数年中举行了多次会议，讨论在哈尔滨市内和郊外建立犹太人居留地的问题。
1938年召开了五相会议：日本的5位最高官员聚集讨论“犹太专家”的这个计划。他们是：首相近卫文麿、外相有田八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和通产大臣池田成彬。大臣们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任何帮助犹太人的做法都会危及这一同盟。另一方面，水晶之夜事件以后，犹太人对德国产品的抵制，显示了犹太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一致，如果日本希望得到犹太人的好感，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许多犹太人逃离欧洲，正在寻找避难的去处。由于日本内阁当时需要一致通过，而不是多数通过，这次会议成为内阁最漫长、最复杂的会议之一。但是最终还是达成了一致意见，政府批准实施河豚计划，但是任何行动都不得有损与德国的关系。
但是，该计划从未正式付诸实施。1939年，上海犹太人请求不要 再允许犹太难民进入上海，因为他们的支持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当时，美国犹太人社团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tephen Wise，表达了激烈的主张：任何与日本合作的犹太人都是卖国分子，违反了美国对日本的道义禁运。
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犹太人从欧洲到日本的交通变得极为困难，1940年的事件使得河豚计划以正式的官方渠道执行变得不切实际。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国家，进一步切断了犹太人逃离欧洲的可能性。日本政府与德国、意大利成立三国轴心，完全排除了来自东京的对这一计划进行官方援助的可能。
不过，驻立陶宛考纳斯的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不顾东京的命令，向逃离的犹太人签发过境签证，允许他们前往日本，并逗留一段时间，然后前往最终目的地，不需要入境签证的荷兰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库拉索。数千名犹太人得到了他批准的签证。有些杉原千亩的签证甚至被抄写了下来。许多犹太人经过艰难的过程，得到了苏联政府的出境签证，被允许经过西伯利亚铁路穿越苏联，从海参崴上船到敦贺，最终定居在日本神户。
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开始担心如此众多的犹太难民住在日本的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靠近军港和商港，于是要求住在神户的犹太人迁往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只有难民抵达前就住在神户的犹太人才可以留下。德国违反了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宣战，使得俄国与日本也成为敌人，因此结束了从海参崴到敦贺的航线。几个月后，就在1941年12月袭击珍珠港之后，日本夺去了上海租界，占领整个上海，来自美国犹太人的金钱帮助、甚至通讯全部停止了， 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其中许多人是英国公民，被作为敌对国公民逮捕。美国财政部准备对资助上海犹太难民网开一面，放松管制，但是美国的犹太人组织执意要坚定地表现他们的爱国精神，放弃任何不忠于美国的行动。
1942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了五相会议的决议，正式完全废除对这个几乎不存在的河豚计划的几乎不存在的支持。德国盖世太保首领Josef Meisinger，绰号“华沙的屠夫”，到达上海。他要求日本地方当局“清除”犹太难民，或将他们送到盐矿做苦工；也就是说，把阿道夫·希特勒和希姆莱的最终解决带到亚洲。东京政府无法不支持，但是 Meisinger的计划被削弱为只是成立了上海隔都：上海的犹太人现在被迫住进一个隔离区，禁止离开。
1943年2月18日，日本当局宣布成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命令上海所有犹太人迁入这个位于虹口区的面积一平方英里的地区，直到战争结束，大部分犹太人处于饥饿之中。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上海隔都遭到轰炸，盟军飞机试图摧毁上海市内的一个无线电广播发射机。

意义

由安江仙弘等人设计的河豚计划失败了。那些到达日本以及日本占领下的中国的犹太人，并没有达到很大的数量，远远低于申请签证的人数。犹太人也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大规模或正式的帮助。让计划者失望的是，那些住在神户和上海的犹太人几乎没有人对日本经济起到了复兴和支持的作用。这些来到日本的身无分文的难民并不是安江仙弘听说过的富有又博爱的美国银行家，也没有能力让日本人得到那些人的好感和资助。不过，由于日本临时的亲犹政策，以及杉原千亩的努力，使大约24,000名犹太人被援救出来，逃离了几乎必死无疑的欧洲。这个数量大约只有原来估算的五万人的一半。1985年，以色列政府授予杉原千亩国际义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的荣誉。此外，位于波兰的米尔研道中心，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犹太宗教教育中心之一，亦是当年唯一的能够在犹太大屠杀之后幸存的欧洲研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