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日战争

外交

1265年高丽人赵彝建议元廷出使日本，1266年（文永三年・至元三年）八月，蒙古兵部侍郎黑的持虎符、充国信使；礼部侍郎殷弘持金符、充国信副使、持国书出使日本。他们率使节团准备到日本递交国书《大蒙古国皇帝奉书》，十一月二十五日（癸丑），使节团抵达高丽，二十八日（丙辰）高丽元宗命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等陪黑的等往日本。高丽害怕蒙古索要军费，次年正月，宋君斐、金赞与蒙古使团到至巨济岛松边浦，宣扬风涛之险，高丽元宗让宋君斐随黑的回蒙古，宣扬‘大洋万里风涛蹴天’、‘彼俗顽犷无礼义’，不要去的好。但是忽必烈要求必须去。最终高丽派遣起居舍人潘阜到日本，居住六个月，但未取得任何收获。
1268年，忽必烈又要求高丽派遣第二批使者，正月，高丽使节团到大宰府，同样是空手而回。使节团参见了镇西奉行少贰资能，使节团代表潘阜向其递交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称作蒙古国牒状）与高丽国王书状，由其传达镰仓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及在京都的天皇。三月，北条时宗上台。当时主管外交的是日本朝廷，因此幕府要将这一事件报告朝廷。朝廷与幕府的中介、任职关东申次的西园寺实氏接受了国书，命名为“异国书”，转交院政后嵯峨上皇。随后朝廷连日开会讨论。幕府认为蒙古人有凶心，派遣牒使是蒙古军袭来的前奏，传达御家人做好准备。镰仓的建长寺，来了位南宋禅僧，僧侣告诉日本人，在大陆蒙古帝国种种暴行。潘阜因得不到答复，率团回国报告。五月，忽必烈命令高丽造可载米三四千石的战舰一千艘，备战。高丽崔东秀向蒙古报告高丽备兵一万，造船一千只，十月庚寅（十三日）蒙古派明威将军都统领脱朵儿、武徳将军统领王国昌、武略将军副统领刘杰等十四人到高丽，整阅军队、视察舟舰，表示随时进攻南宋、日本。并视察黑山岛赴日本道路。高丽官员陪同。
1269年二月，蒙古正使黑的、副使殷弘率使节团在高丽起居舍人潘阜等人陪同下，共计75名在日本对马岛上陆，因日本抗拒外交，蒙古人抓走日本平民塔二郎、弥二郎。塔二郎、弥二郎到大都，忽必烈以为他们是日本使节，接见了他们。认为日本忠节可嘉、厚赐匹帛，又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让塔二郎、弥二郎观览宫殿，塔二郎、弥二郎表示这是天堂佛刹，忽必烈大喜，又让塔二郎、弥二郎浏览燕京万寿山玉殿与诸城阙。九月，被捕的对马岛人塔二郎与弥二郎从大都回国，同行的是高丽人金有成、高柔率领的使节团，使节团有蒙古帝国官人三人，同从人五人、高丽人六十七名，乘坐四艘船到对马岛丰岐浦登陆，到大宰府守护所。使节携带忽必烈本人的国书、大蒙古国中央机关中书省的国书与高丽国书。
此后，忽必烈或通过高丽，或自遣使者，又继续发送了一系列的信件，并以战争相威胁。幕府时值镰仓时代中期，幕府将军惟康亲王并无实权，实权掌握在权臣北条氏手中。当时的“执权”北条时宗认为书状无礼决定不投降，并立刻着手加强日本最靠近高丽的领土，因此也是最有可能被首先侵略的地方——九州的防御。首先，幕府命令分封在九州的大名回到自己的驻地，并将在九州的军队西移，以进一步增固可能的登陆点的防御。另外，幕府还组织了大规模的宗教祈祷活动，以心理战来应对这场危机，其他大多数公家活动亦被推迟。
忽必烈早在1268年就想发动战争，但却发现朝鲜半岛当时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充足的兵力；1273年他派了一支部队去高丽做为先锋，结果这支部队却无法在高丽的国土上自给自足，最终被迫返回中国以资补给。因为元军骑兵所需的马匹，以及所需的养马草场，都严重限制了部队的运动，以致于元军无法在几乎寸草不生的地方活动。

决定战争结果的因素

一般认为台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元军舰队之所以被台风摧毁，是因为使用了错误的船型。日本水下考古学家林田宪三的研究团队研究元朝舰队的沉船后，认为他们使用的是在运河航行的平底船，采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水密隔舱设置，而不是在海洋上航行的海船。

战争目的

马可·波罗书中写道，蒙古人认为日本到处是黄金和美食，引起忽必烈的贪欲。郑思肖认为，‘元贼闻其豊庶、怒倭主不来臣、竭此土民力、弁舟舰、往攻焉’。

影响

两次出师失利，并未使忽必烈放弃征服日本的计划。1283年（元至元二十年），忽必烈下令重建攻日大军，建造船只，搜集粮草，准备第三次征日。此举引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迫使其暂缓造船事宜；同时，元朝在南方对越南陈朝发动的进攻受挫，造成国力匮乏，三度攻日之议因而作罢。直到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逝世，都未再攻打日本。
两次击退“元寇”后，幕府继续加强九州的防务，那里的许多军事设施很多年后还有效；然而，为了应对“元寇”而进行的全国范围动员，使得日本的经济和军事都处于重压之下，资源使用已经到了极限，幕府也无法充分赏赐抗元将士，加剧了国内武士集团间的矛盾，埋下了镰仓幕府统治体系于14世纪前半叶瓦解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