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社會黨

中国大陆时期

中国民主社会党渊源甚早，1912年中华民国建国，梁启超统合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组织为进步党，是当时国会第一大党，学者张东荪虽未入党，然参与密切。1918年，中国北洋政府国会大选，梁启超与张东荪所组织的“研究系”参选，却不敌给段祺瑞组织的“安福俱乐部”惨败。而后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则转以著述、讲学、办学、办报为主要事业，并组织“共学社”、“讲学社”等。
1932年，张东荪与张君劢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民社党前身），创办《再生》周刊，反对国民党“党外无党”的一党专政态势，要求国民党终止训政阶段，施行宪政。国社党传承自“研究系”而来，参加重庆国民政府的国民参政会。然而，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名单公布后，非国民党人士缩减，1941年国社党与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组织与无党派人士组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希望能成为有力的政治势力，制衡国民党，国社党为重要成员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国家社会党退出民盟，与同属梁启超系统的民主宪政党合并，于1946年8月15日正式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1947年，张君劢被推选为党主席，参与制宪国民大会。张东荪亦因此与张君劢决裂，孙宝刚、孙宝毅、伍宪子与沙彦楷等人则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派”，反对参与国民政府，不久解散，1948年，又有人另组“中国自由社会党”，终未成气候。
当时，由于中国民主社会党与中国青年党共同参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因而有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党为三个合法政党的说法。195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

台湾时期

1949年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党部随国民政府迁往台湾，但是党主席张君劢不满国民党的施政及在大陆失败后欠缺改革之决心，长期滞留海外，先后于东南亚、印度等地讲学，也曾计划在香港建立据点，成为第三势力，然终未果。至于台湾的党务则委托曾经竞选副总统的徐傅霖代理主席，但是由于内部步调不一，冲突不断，组织一再变迁，改为主席团制，仍不免一分为二，直到1962年张君劢号召党的团结，1963年形式上结束分裂的局面。
民社党迁至台湾后，与青年党为国民党外仅存能公开活动的政党，许多台湾早期的党外人士曾以民社党身份参与并且当选。在县市长方面，杨仲鲸于1950年当选花莲县县长；而后于1960年起，林番王当选两任基隆市市长；1968年，杨金虎当选高雄市市长。在省议会方面，桃园县的黄玉娇自1977年起，当选多届省议员。基隆市望族、曾任省府顾问的颜钦贤亦是民社党资深党员。
此外，部分民社党员则以无党籍身份参政。首任民选台北市市长、曾任两届台南县选区省议员的吴三连，早在民社党还是国社党时期，即已加入。曾任两届台北市市长的高玉树，首任省辖嘉义市市长、曾任多届嘉义县选区省议员的许世贤，及曾任多届台北县选区的省议员李秋远均曾加入民社党。
1950年代末期，李万居、郭国基等人对国民党专政下的选风、政治局势不满，便举行选举座谈会，希望透过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与国民党交涉。1960年，党外候选人在民社党总部召开“在野党及无党派人士本届地方选举检讨会”，郭国基等人主张要成立强而有力的新政党“中国民主党”，但终究以雷震案收场，胎死腹中。当时国民党长期以“反共抗俄宣传费”补助两个在野党，至1960年5月14日民社党发表书面声明，拒绝由国库拨给反共抗俄宣传费，自由中国杂志社论亦对国民党作法严厉批判。大体而言，民社党与青年党并没有发挥进一步制衡的作用，民社党仅能在历次选举中，倚靠国民党“礼让”若干席次，而被著名党外人士黄信介嘲笑为“花瓶政党”、“厕所里的花瓶”。
1979年，民社党召开第三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后，便长期未再召开代表大会。1988年，沈朝江、江连兴、谢正一要求召开第四届代表大会，发起组织“中国民主社会党党务革新委员会”，当年8月14日革新派300多人自行集会。选举沈朝江任党主席，改迁党部至台中市。而原民社党党中央则于8月15日召集“建党四十二周年纪念大会”，革新派闹场，两派决裂。1989年，王世宪等原党中央向内政部登记注册，沈朝江等人则以“中华新民社党”为名登记，后又改名为中国民主党。
在台湾解除党禁以及进行国会全面改选之后，由于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成中国民主社会党党务革新委员会、保民党、大同党及相关联的中华社会民主党等四个新政党并且失去立法院与国民大会的所有国会席次，淡出台湾政治，被主流社会所遗忘。2002年第六届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后，改主席团为主席一人，历任主席为伊步伦、孙善豪等。
2016年，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要求中国民主社会党提出申报财产资料及补充资料，民社党向党产会提出了《政党现有财产申报表》、《政党已变动财产申报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