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木友枝

日本期间

东京帝国大学时，高木友枝与后藤新平就为好友。1885年5月，高木友枝自大学医学部毕业，8月任福井县立病院长，1888年5月辞职，下月转任鹿儿岛病院长。1893年，后藤新平因相马事件被连累入牢，使得高木友枝可以辞去鹿儿岛病院长，递补进入北里传染病研究所担任北里柴三郎助手，并照顾入狱的后藤新平与其家人。
1894年7月，高木友枝赴香港调查鼠疫。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用船发生霍乱，1895年7月，他奉命前往似岛临时陆军检疫所，任似岛检疫所事务官，制造霍乱血清，并用以治疗霍乱患者，是世上首次用霍乱血清治疗霍乱之实例。同年9月任传染病研究所治疗部长。1896年4月任内务技师，6月任血清药院长兼内务技师，9月任中央卫生会委员。1897年5月，代表日本去莫斯科参加第12回万国医事会议，接着参加柏林万国癞（痳疯）病会议。

德国期间

柏林万国癞（痳疯）病会议后，高木友枝出差德国两年，至柏林传染病研究所在罗伯·柯霍指导下与奥古斯特·保罗·瓦瑟曼合作研究。1899年5月，赴柏林参加万国结核病预防扑灭会议，接着赴巴西参加有关花柳病预防万国会议。高木友枝后来并娶德国女子为妻。
1900年1月，高木与北里柴三郎等人发表鼠疫流行症调查报告，5月，回日的高木友枝被日本政府命为医术开业试验主任，同月兼卫生局防疫课长，兼临时检疫局技师，10月临时检疫局技师废除，兼临时检疫事务官。1901年3月防疫课长解任，7月免临时鼠疫预防事务局顾问。

台湾期间

1901年，台湾鼠疫大流行，死亡三千多人，连台北避病院院长本田祐太郎也同样感染鼠疫殉职，时任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请来高木友枝协助扑灭疫情。1902年3月31日，高木友枝任台湾总督府医院医长兼医院长，身揽多职，如台湾总督府技师、台北医院长、民政部警察本署勤务、红十字社台湾支部副长属托、台湾地方病及传染病调查会委员、台北基隆市区计划委员。1903年又任临时防疫委员临时防疫课长、临时防疫委员会干事。1904年任民政部警察本署卫生课长兼临时防疫课长，7月任台湾地方病及传染病调查会干事、台湾中央卫生会干事。1905年任台东医院医长2个月又24天。
高木友枝一方面以扑灭老鼠为主要防治策略，二来设置卫生警察，加强搜寻与监视。另因驻台日军亦受鼠疫波及，日本政府遂以辟建永久兵营为保障日籍军属之根本方案，依据1898年台湾总督向日本陆军省的报告，效法欧洲殖民城市，强制拆除旧有市街改建新市区，或将兵营设在或将兵营设在远离市街、新的卫生区域。
高木友枝接替山口秀高任医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校长的期间，创设台湾医学会及发行《台湾医学会杂志》。他非常重视学生的品格教育，既不具有种族偏见，也不禁止学生使用母语，尊重台湾文化，关心毕业生并以他们的成为喜悦，影响了刘荣春等台湾医生。
1909年2月23日，高木友枝视察欧美各国，4月1日创设台湾总督府研究所并任所长，任内做的总结报告共179篇，其中35篇白蚁研究、30篇医学研究、114篇化学研究。到了1910年，在台湾因鼠疫而死的已降到18人。1911年2月18日，他参加德累斯顿万国卫生博览会，发表过去十多年台湾医事卫生改善状况，出版介绍台湾卫生的德文著作《Die hygienischen verhältnisse der insel Formosa》。
1912年前后，台湾总督府准备逮捕从事、抗日、学生运动的蒋渭水、翁俊明、杜聪明等人，时任校长的高木友枝以“教育独立”、“校园自治”抗拒来自总督府的压力，又集合学生表达他不反对革命运动，并举罗福星为例，要学生若要革命被处死时，应该要笑容满面，才不失医学院的本色。后来，该校医学校学生决定要替他雕塑胸像以庆祝，但被前者拒绝，学生就说老师如拒绝，则山口秀高校长胸像就无法雕塑，最后只好答应，胸像由北村四海雕刻。
1919年，受明石元二郎总督依赖，高木友枝专任为建设日月潭水力电气工事成立的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的社长，任内合并台湾电气兴业株式会社，造成日后台电独霸台湾能源的局面。在台电社长任内，他曾参与在台湾创立扶轮社的评估。堀见末子写有《堀见末子物语》充分显现当时台湾工程界情况，对长官或部属都有描述，却遗漏社长高木友枝，因为台电成立时多数由原总督府土木局转任，高木友枝是空降当社长，要获得原土木局员工认同不易。

返日期间

1929年7月9日高木友枝从台电离职，回东京世田谷。1940年，他接受《大阪每日新闻》的下田将美总编辑采访，当被问为什么湾生比台湾人体质和素质都差，就回答原因之一是因为日本双亲从小教孩子们轻视台湾人，结果自己变成傻瓜。
1940年4月，杜聪明、李镇源趁著到日本参与药理学学会之便，协同读骏河台女学苑的杜淑纯一起拜访杨肇嘉、山口秀高、高木友枝、堀内次雄等人。
他最后的舞台是在台湾俱乐部当副会长，会长则通常由卸任总督担任。太平洋战争期间，赖和曾与数位同学趁著到日本，顺道探望他们的老师。对于这次会面，赖和的遗稿〈高木友枝先生〉由张冬芳翻为汉文，有着如下的描述：“时年春到东京去，和同窗之几位，曾去拜访，先生犹尚老健善谈。”
去世时，《高木友枝先生追忆志》共20人写追忆文，台电与研究所各一人，其余皆为医界人士。勲等为正三位勲二等，葬于小金井市多磨灵园。

身后

台湾战后时期因去日本化，台大医学院的高木友枝与山口秀高的大理石胸像被破坏、失踪，改放蒋中正铜像。921大地震后，史康迪（Curtis Smith）想找寻找高木友枝胸像而去请教台电退休工程师林炳炎，后者帮他洽杜聪明博士基金会董事长杜祖诚，遂找回该胸像。 2008年，台大医学院终于取回这两人的胸像。
2010年，教育部要求台大校方对PTT网站Gossiping版内容进行检讨与改善，对不符教学或学术研究为目的，以违反“台湾学术网络管理规范”的言论加强管理，就有台大学生会长投书媒体，举出高木友枝、傅斯年两位校长，抗议教育部限制言论自由。
高木友枝的外孙板寺一郎于2013年去世，其遗孀板寺庆子决定将黄土水所作的高木友枝铜像运回台湾，争取单位有彰化高中、台大医院、台北市立美术馆、奇美博物馆等。其中奇美博物馆还出价3500万元。2014年2月，彰中学生们赴日拜会板寺庆子时，演奏日本童谣《红蜻蜓》，她受感动而决定赠送铜像、与高木友枝收藏的史料文物到彰中。

评价

高木友枝被当时许多人视为是拥有高洁人格的人物，亦即日人所谓的“人格者”。杜聪明曾说：“高木先生是一位人格崇高见识高超的学者及政治家，对每届卒业生之训词曰：‘为医之前，必先学为人。’，自己担任生理卫生课目，兼讲伦理修身，对学生教‘活的学问’，养成良好学风。”、“他惯用的人力车夫，是一个脊椎弯曲的老人，对车夫不忍解雇，换一个强壮的，是笔者心中最佩服的。”
杜聪明誉为“台湾医学卫生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