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惠敏

送旗事迹

杨惠敏早年曾于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暨中山大学体育系求学。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中日之间开战，杨惠敏加入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同年8月13日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日军全面大举进攻上海，日方原本希望能以袭击的方式迅速占领上海地区，达成“三月亡华”的目标，却出乎意料地与国民革命军爆发阵地战而成为长期缠斗。
10月26日爆发四行仓库保卫战，当时由国军第88师第524团团长谢晋元中校所率领的该团第1营死守与上海公共租界仅有一条苏州河之隔的四行仓库，作为中方军队在撤退至上海西部郊区的过程中，对日军的牵制。
10月28日夜间，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中华民国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军服底下，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并获得谢晋元的接见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另有一说表示杨惠敏是循陆路靠近仓库）。
杨惠敏也携带了一份四行仓库守军人员的名单返回公共租界，当时名单上共有800个人名，因此被称为“八百壮士”，但这份名单其实是为了战时的保防需要而捏造，让日军因人数多达800而有所顾忌，实际上只有约四百名守军。隔天，杨惠敏所送至的国旗在四行仓库屋顶升起，大大的鼓舞振奋了守军士气与隔岸观战的民众，并获得当时驻扎在租界内的世界各国媒体之赞扬。事后杨惠敏与谢晋元的事迹被编写入中华民国各级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使得他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国际宣传

淞沪会战结束后，杨惠敏也跟着向后方撤退。1938年，在当时国民党宣传部主任董显光的保荐下，杨惠敏先在三月八日妇女节当天接受了蒋宋美龄的表扬，接着更代表中华民国到美国参加“世界青年自由大会”。
1939年，杨惠敏再被国民政府选派访问欧洲。到欧洲的旅程中，包括英国女王、墨索里尼、希特勒、荷兰女王都曾接见过她。特别是希特勒，把自己身上的勋章拔下来别在杨惠敏身上，对她说：“你就是德国男女青年的榜样！”
因此，杨惠敏变成了一个国家宣传的偶像。

冤狱阴影

杨惠敏在那时曾有机会美国读书，但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没有成行。之后她因缘际会地在香港加入了地下工作组织，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杨惠敏那时负责联系梅兰芳、胡蝶等知名艺术家，从香港撤退到重庆。但过程因拒绝帮影星胡蝶携带三十多口行李箱子发生误会；又当时国民政府军统局长戴笠对有夫之妇的胡蝶情有独钟，胡蝶在成为戴笠情妇的之际，向戴笠抱怨因运送行李与杨惠敏发生的私人过节。所以权倾一时的戴笠便下令将杨惠敏关进监狱，并安上了“共产党”和“日本间谍”的罪名。
一直到1946年3月，戴笠因座机撞山死亡之后，杨惠敏才悄悄获释，从27岁到31岁，杨惠敏坐了大约4年的黑牢。
其二子朱复轰表示，母亲杨惠敏在经过4年无妄的牢狱之灾后，身心受创甚重，郁郁寡欢。出狱后不久就来到台湾。到了台湾因为不想被人认出来，所以就低调的到学校去当代课老师，隐姓埋名（改名为杨希贤），绝口不提往事，也坚决不愿意接受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救济。其子也是在杨惠敏过世后，才从她好友转述下，知道了杨惠敏冒死送旗以及冤狱等事迹及原由。
1975年电影《八百壮士》放映之后，看到自己送旗的故事被放上了大银幕，这才逐渐从阴影中走出来，重拾对生活的乐趣。

迟来的肯定

除了拍摄电影宣传，抗日纪念活动的故事主题摊位介绍之外，杨惠敏大儿子国史馆义工朱复圭表示曾向国史馆询问杨有无拿过奖章或谁可决定补偿，未能得到答复。
2015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举行抗战胜利70周年，仅有马英九总统赠予杨惠敏两个儿子一幅签名国旗，以元首之尊给予了一个非正式的荣誉肯定。

私人生活

1946年获释后曾回江苏镇江老家，杨惠敏在战后（1949年）跟随着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定居台北。33岁时经介绍后与年过花甲丧偶的台大体育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朱复圭与朱复轰。
曾任职于台北女师专（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金瓯商职（今台北市私立金瓯女子高级中学）与中国文化大学等学校。
除此之外她也长年积极参与、宣传童军活动及妇女救国运动。
1977年10月28日，杨惠敏在台北不幸遇车祸，虽经抢救保住性命，但从此左半身不能动弹，连吃饭也困难。
1992年2月间，因突发的脑溢血中风而卧病在床，神智模糊，后于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