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是1967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发生的一起因投递所谓“反革命信件”而产生的反革命案件。由于时值文化大革命，该案受到极大重视，直到1978年方才结案。

追查后台

该案侦破后，当时有中共中央领导不相信煤球工人能写出这种水平的反革命信件，怀疑沈剑云写信背后有指使人，或者信件为其他人起草后令沈剑云刻印寄发。专案组反复调查，认为这些情况均不存在，于是向上级递交了结案报告。报告提出，沈剑云是反革命首恶，必须依法严惩，其他人犯应根据罪行大小，或判刑或释放，以了结该案。
但报告提交后，领导该案的中央领导人不准结案。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等在接见专案组人员时，陈伯达称：“这个案子不算破，不能结束。查出沈犯只是这个案子的起点，还要深追后台，不查出后台不算破。”谢富治同意陈伯达的说法。此后，专案组继续调查研究，追查后台，但根本没有发现有后台存在。专案组根据调查状况如实上报后，陈伯达、谢富治等批评专案组右倾，下令解散该专案组，另行组织有军代表参加的专案组，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原空八军副军长赵登程任负责人，继续追查后台。
1968年3月13日，谢富治向赵登程说：“搞专案要大反右倾，不要下不去手，不要老观点，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的是叛徒，中国赫鲁晓夫通过这些人，通过公安机关将矛头指向伟大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安部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对他们要有刻骨仇恨，绝对不能右倾。”事后，赵登程在笔记本上记道：“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看法。应把主要矛盾指向、中国第二个吓（赫）鲁晓夫、外交部某些负责人、和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1968年8月19日，陈伯达等人接见“非委会”（即“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简称）专案组时称：“几个煤球工人不可能写出来，就是大学生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他怎么知道党内的许多机密，总有一点来路”，“你们所摸的可能不是地方，要摸的没摸到，就是往上追”，“这是个很大的案子，突击二月逆流的东西，大现行反革命案件，是大阴谋案，要注意二月逆流。”吴法宪说：“还不是第二个大走资派？！” 谢富治说：“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邓小平、贺龙、罗瑞卿、谭震林”，“总是刘、邓黑司令部指使他干的，就是要把后台揪出来”，“不是普通反革命，是邓小平，二月逆流某些黑干将搞的”。
1968年3月，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因“五·一六”问题遭到拘留审查。在追查其所谓窃密去向及里通外国等问题的时候，赵登程按照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的授意，令办案人员让周慈敖供述所谓后台时，不准供述当时用红字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人名，只准供述“刘、邓和二月逆流”。1968年12月10日，周慈敖被迫供称，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刘伯承、朱德、董必武、贺龙等领导在1967年8月参加了“叛国集团”，准备勾结苏修发动武装政变。
1968年12月11日，办案人员指周慈敖“还没有说到点子上”，周慈敖又被迫编造了上述领导在1967年8月中旬组织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并称朱德是该党“总书记”，陈毅是“副书记”，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等是“常委”，王震等16人是“委员”。
其间，赵登程等持周慈敖供述的材料，对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洪某某实行逼供及诱供，在30天内提审洪某某43次。1969年1月27日，洪某某被迫供出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的组织，1月28日又称朱德、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陈云、肖华等是伪中央委员。
此后，赵登程等根据周慈敖、洪某某供述的材料，指示国家经委群众专案组，对国家经委干部姬某某实行逼供和诱供，姬某某被迫供述了所谓“中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组织，并称“反革命黑党主席李富春、副主席徐向前、总书记陈毅，委员有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等人。”
在赵登程领导专案组办案期间，陈伯达、吴法宪、谢富治常接见专案组成员，不断指示挖出后台。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朱德、叶剑英、陈毅、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刘伯承等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但赵登程领导的专案组仍在继续炮制“伪党”黑案。
四人帮遭到粉碎后，1978年8月，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党组向中央上报了《关于“伪党”黑案的清查报告》，对此案结案。到结案时，该案也没有查出任何“后台”。
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心理作战处的唐柱国（原名粟明德）退役后公开了他起草这张传单的详细情况。粟明德的父母都在镇反时被中共杀害，1957年他在北大农学院读书时，发生反右运动，他遭到监控，因而偷渡经港赴台。粟明德在文革时花了一个晚上起草了这张传单，由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短波广播到中国大陆，被沈剑云抄录油印了八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