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

兼爱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

墨子在世活动时间横跨春秋战国之交，彼时“诸侯力征”〈(节葬下)〉，战况惨烈，“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非乐上〉)的状况普遍存在。如何稳定政治情势、消弭战祸、重建社会秩序，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非命下〉)是墨子最关心的课题。
《墨子‧兼爱上》对当时社会乱象有细致地描述：
 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
在此，所谓“乱”即原有的伦常关系崩解。父子、兄弟忘守孝慈，并与君臣同样自爱不爱人、亏人自利。〈兼爱上〉还写道：
盗爱其室不爱其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这边也指出天下乱的肇因乃为了自身利益去贼害别人利益。另〈非乐上〉还提及“今有大国即攻小国，有大家即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寇乱盗贼并兴，不可禁止也”，大国大家攻伐小国小家，强势者欺凌弱势者，盗贼多有，这也是对当时乱象进行的侧写。
如果我们采“兼爱只是其他九个观念的中心” 之立场追溯本源，乱象四起最深沉的原因无非是人们“不相爱”。如何改变？墨子的解决之道为“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兼爱中〉)、“兼以易别”(〈兼爱下〉)。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中〉)。若大家都视人若己，用兼爱取代亏人自利的别爱，那么“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兼爱中〉)，如此天下之乱定能平息，百姓便可安居乐业。
墨子所见之春秋战国“天下处攻伐久矣”(〈非攻下〉)，楚灭越、楚欲攻宋(〈鲁问〉)等大小战争频繁发生。对此状态，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希望“以爱止乱” ，让天下重回太平之势。

兼爱的价值根源

从兼爱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兼爱是作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方法被提出，因此它是为了达成治乱目标所采行之手段，仅有工具性价值。但检视《墨子》，兼爱不单有工具性价值，本身还具备道德上的普遍施用性、可成为人们依循的道德准则，故兼爱本身即含有内在价值。此内在价值根源何处？多数学者皆肯定“天志”为“兼爱”内在价值之根源。换言之，人们要实行兼爱，是出于天志的要求，这从《墨子》中可寻得明证：
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所度…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法仪〉)
《墨子》首先描述了一个常态，某人欲完成某事，定有须遵循的“法仪”(即法则、标准)，没有法仪则事情定不可成。但现在治天下治国者，却无这样的法仪。要如何找到这样的法仪？《墨子》以为父母、学者、君者中仁者少，固不可效法，唯一可效法的就是天。既欲法天，我们的行为都要以天为标准，为天之所欲，止天所不欲，故应从事相爱相利，停止相恶相贼。天志，是人我兼相爱交相利的最后基础。如〈天志下〉所云：“顺天之意何若？曰：兼爱天下之人”，兼爱天下之人即顺天之意。另〈天志上〉载“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天志中〉载“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因此，我们应兼相爱交相利，乃出于人应当效法天且为天之所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