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伽藍記

缘起描述

据书中自言，作者在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年—529年）曾官奉朝请，见帝都洛邑极盛时。时隔二纪，孝静帝武定五年（547年），因行役重览洛阳，见其“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甚至连钟声都罕闻。追思往昔，难免黍离麦秀之悲，故撰斯记，传诸后世。
洛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迁都于此，直到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孝文汉化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477—499）末，下至永熙（532—534），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一千三百余所。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师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如胡太后建造的永宁寺(516-534)）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
《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534年）后，杨衒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至于缀拾旧闻掌故，详述京城地理，正《魏书》之曲笔，补史志之阙失，于历史地理研究亦占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繁简得宜，文笔优美，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上乘之作。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
《洛阳伽蓝记》原书有正文、子注之别，注语占大半。唐朝以前文注分明，宋朝以后在传抄过程中文注混淆，读解不便。至清道光间，方有吴若准撰《洛阳伽蓝记集证》，改定正文、子注，恢复原貌，但正文太简，注文过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