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桃阿嬤

南洋受难

出生在贫困家庭的黄阿桃，家中排行第二，母亲共生六男六女。十三岁时她就到台北市万华一间照相馆帮人煮饭。二十岁时，她在万华的旅舍外见到招募看护妇到南洋工作、月薪达四百元的广告，相较之下煮饭的月薪只有四元。朋友拉她一起去应征，她本来担心不识字不能作护士，但招募单位表示可去煮饭。她本来就擅长煮饭，就高兴得去签名、盖章、申请户口誊本。契约上的工作时间为六个月，虽然父亲担心有异，后还是依她。
约一个星期后，黄阿桃等二十三位台湾女子从高雄乘日舰“浅间丸”出发，一个月旅程与大日本帝国海军朝夕相处。该些军人对她们不错，会分食物给她们，也不会欺压她们。一行人在望加锡登陆，于军人招待所待了一个星期后转搭船到印尼巴厘巴板。日本兵就把她们带去慰安所，那处是一间一间隔开的房间，以及用炮弹箱钉成的床铺。这群台湾女子年纪最大的护士长顶多也才二十三岁、在台就作护士的女子。住了约一个星期后，她们发现那个单位要“开业”、招牌写“松の屋慰安所”，大家全部都哭了。
老鸨告诉她们一天要接三十位士兵，黄阿桃回说：“欧巴桑，我是三十个士兵，你撑得住，我就撑得住！”两人就打了起来，直到一位日本兵劝架才停，黄阿桃还是怒骂：“不要让我死掉，我若是死了，做鬼也要抓你。”后来改成一天接二十位士兵，可还是有额外工作。早上有士兵；晚上士官、军官来过夜也要接受。
一次美军炮袭，黄阿桃被炸伤，日本医师替她动手术拿掉炮弹碎片，子宫却也被拿掉，动完手术没几天，她又被强迫接客。有一些日本兵体谅她们的处境并给予关怀。一次，一位日本兵看到黄阿桃被炸伤还被强迫接客，就告诉她没关系，让她休息还并把票都给她；又有一次，一位日本兵来对门牌号码时，发现她因疟疾烧得很厉害，就用棉被把她裹住，以冷水帮她冰敷。她晚年时还是很感谢他们的同情。
日本投降后，她们这些慰安妇们还是不能马上回家，还被以为她们是日本人的印尼原住民抓去，拿着竹签威胁要刺死她们。黄阿桃就眼泪含着诉说台湾人受到日人统治、教育，和接受日本政府命令的情形，以及她们被骗去当慰安妇的经过，终逃过劫难。
黄阿桃与父母失联，母亲向观世音菩萨求卜时得到女儿已死的消息。之后，一位住在南洋三十几年、叫“阿寿伯”的台侨送她们到台湾同乡会集合。女子们负责煮饭，也有军人、军伕住在该处。大约半年，阿寿伯联络的船才一批一批配给过来，把她们送回台湾。回来时，时逢二二八事件，路上无车可搭、火车不通，她只好随身行李只能一路走一路丢，走走停停，遇到牛车就搭便车，于莺歌换坐人力车回桃园。到家时天色已暗，母亲以为是鬼魂，怕到不敢出来接女儿。

尘封往事

黄阿桃回到中坜老家后，不敢告诉任何人那段记忆。
黄阿桃曾躲到到台南“华香汽水公司”工作，也曾碰到条件不错的对象，但慰安妇的经历让她退缩。她也到过高雄旗山、美浓，四处换工作，甚至还去杀鸡，只为了逃避父母的逼婚。后来生病的她受到朋友照顾，还劝她嫁给外省士兵。她不得已就把被骗去当慰安妇的经过告诉朋友。朋友听完经过后，仍然鼓励她。那时她很讨厌外省人，虽不乐意，还是接受朋友的安排与该男子见面。
那位外省老兵姓刘，个性安静内向、老实忠厚，天天去探望黄阿桃，也不说什么，就是帮她做饭、打扫。之后，三十八岁的黄阿桃决心嫁他，当她哭着问：“我被日本人糟蹋过，子宫也拿掉了，以后不能生，你会不会嫌弃我？”刘男低头想了想，轻声回：“你又不是自愿的，那不是你的错…”之后，两人过着寻常夫妻生活。
结婚时黄阿桃父母都很高兴，还拿钱贴补家用。刘男回家后都会帮忙家务，黄阿桃的父亲也称赞女婿很勤劳。婚后他们夫妻领养了一个女儿。为了贴补家用，她到部队包馊水回来喂猪，他父亲知道后很伤心，她只能劝父亲不要哭、以后不要再来看她。

出面指控

大桃阿嬷曾一度走投无路，曾乞求观音菩萨，后梦到有一位老婆婆鼓励还说有贵人相助。她认为梦中的人是神明的化身。梦境半个月过去，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江女士就来拜访。一开始大桃阿嬷抱着怀疑的心态，不想把过往告诉陌生人。江女士表示基金会正在向政府争取要帮慰安妇阿嬷们跟日本政府争取赔偿，心存疑虑的大桃阿嬷依然把事情经过都吐露，此后基金会就展开进行调查与协助。
大桃阿嬷开始出席记者会揭发日本政府当年暴行，跟随王清峰和妇援会人员多次出国参加人权活动并赴日本法院提告。她的长孙也陪她参加相关活动，并和她去日本诉讼。原本她在黑幕后控诉，但是听到韩国慰安妇阿嬷说：“该丢脸的是日本政府而不是我们。”激励了她成为台湾第一位公开控诉日军暴行的慰安妇幸存者。1994年，她拿掉每次公开出席时蒙脸的黑色面纱，并鼓励其他慰安妇阿嬷一起公开露面，说：“见笑的，是日本人，不是阮！”
1995年日本政府主导的亚洲妇女基金会在民间募款协助赔偿日本政府的战争责任。后来，日本记者问：“由日本百姓来捐给你，不是一样？”大桃阿嬷答：“不是日本百姓来害我，不是日本百姓来骗我，那我跟你们日本百姓拿钱，300万都没有意义！”
2000年时大桃阿嬷与满妹阿嬷等人一起赴日参与“女性国际战争法庭”（简称东京大审）。领队是律师庄国明，有刘黄阿桃等12位阿嬷、台北市妇女救援基金会、台湾医界联盟、台北市台湾妇女会、台湾基层妇女劳工中心、高雄市女性行动协会、台湾21世纪联合会，以及民进党立法委员王丽萍、 民进党市议员陈淑华、民进党市议员高建智、媒体记者、音乐人叶昭吟等共62人。
当大桃阿嬷赴日参加求偿诉讼，讲述自己年轻时被骗的故事，日本听众听了都流下了眼泪，她说：“你们大家不用难过，那是当时我运气不好让他们骗，不是你们做的事情，你们现在的（日本）政府没有做过，可是，我要求你们政府要责任，要来给我们赔偿。”半个月的时间，她就出庭五次。在第三庭时，有两位日本记者要求录影采访，她说：“录影是你放出去，你丢脸不是我丢脸。”遂答应录影，成首位公开给日本媒体录影的前慰安妇台湾阿嬷。其后，一些阿嬷也因此跟阿桃说：“阿桃，还好有你，你这样出面来解决，不然我们大家都不敢出来。”

老夫老妻

2006年，《联合报》记者采访大桃阿嬷夫妻。七十多岁才开始社运之路，十多年下来，大桃阿嬷丈夫没对妻子说过一句反对。被问介不介意，他总淡淡一句：“她快乐就好。”当个性强悍的她说工作太累，性格憨厚的丈夫便包办一切家事。大桃阿嬷去台北、去日本，丈夫总备妥换洗衣服，还准备点心带上路；妇援会社工南下高雄县凤山去探望大桃阿嬷，她丈夫就会买菜、做饭、切水果、拿饮料招待客人。
晚年时的大桃阿嬷的健康愈来愈差，她八十多岁的丈夫佝偻著身子，依旧打点所有家事，还要按时喂老伴吃药，搀扶上厕所、睡觉、走路。有时因为重听，会被大桃阿嬷念上一阵：“臭耳郎，真憨慢！”他就干脆装听不到，让她念个够。一次情人节，有人问大桃阿嬷丈夫说“你爱阿嬷吗？”他突然完全失聪，一脸茫然问：“你说什么？我听不见。”再大声问他三遍，他腼腆说：“我只希望她身体好；她好，我就好…”
2008年，大桃阿嬷回到家族祠堂，向去世的双亲坦白过去隐瞒的往事。

去世之时

2011年7月，常常陪大桃阿嬷抗议的长孙因为机车事故而身亡。同年9月1日，大桃阿嬷因心肺衰竭、败血性休克弥留，前一日才参加满妹阿嬷告别式的柴洋子和妇援会一行人在当日下午抵达高雄长庚纪念医院探视。柴洋子轻抚大桃阿嬷因严重水肿而浮肿的双手，几次轻声叫唤：“阿嬷！阿嬷！”她还是紧闭着双眼无动于衷。但柴洋子仍说：“她看起来还‘好好的’，我现在还不想说再见。”她们离去不到四个小时，阿嬷孙媳妇载着她们前往新左营车站时，一通电话告知噩耗，孙媳妇转头告诉说：“阿嬷走了，しばさん！阿嬷就是在等见你最后一面。”此时的她们已是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