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

早年经历

据《史记》、《汉书》的武帝本纪以及《汉武故事》，汉武帝生于汉景帝前元年（前156年）；母王氏，汉景帝中子，具体排序不详。其母王氏在怀孕时，汉景帝尚为太子。王氏梦见太阳进入她的怀中，告诉景帝后，景帝说：“此贵征也。”刘彻还未出生，他的祖父汉文帝就逝世了。汉景帝即位后，刘彻出生，他亦是王氏唯一的儿子。一说刘彻的乳名为刘彘，根据汉武故事记载刘彻被立太子时方才改名，但此说与史书说法有出入。
前元四年（前153年），刘彻以皇子的身份被封为胶东王。同年，景帝的长子、他的异母长兄刘荣获封为太子。前元六年（前151年）秋九月，无子无宠的薄皇后被废。第二年（前150年）春正月，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夏四月乙巳，其母王氏被立为皇后，丁巳，刘彻被立为太子。他成为太子与其母孝景王皇后和其姑母馆陶公主刘嫖有很大关系。刘嫖许诺将她的女儿陈氏嫁给当时四岁（古代按虚岁计算）的胶东王刘彻。刘彻后娶陈氏为妃，两人成婚的时间无考。
后元三年正月甲子（前141年3月9日），景帝逝世，太子刘彻即位，尊皇太后窦氏曰太皇太后，皇后王氏曰皇太后。太子妃陈氏后获封为皇后（具体时间不详）。

设立中朝

汉武帝建立了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中朝”又称“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的近臣所构成。汉武帝时，他选用一些亲信侍从如尚书、常侍等组成宫中的决策班子，称为“中朝”或“内朝”。相对与“外朝”而言，“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中、外是相对皇帝居住的宫禁而言，中朝（内朝）官员享有较大的出入宫禁的自由，可随侍皇帝左右且能在宫中办公，外朝官员则无此特权。借由此来培植一批立足于宫中、与以丞相为首的原有朝臣分庭抗礼的内廷官员。重要政事，“中朝”在宫廷之内就先自作出了决策，再交由“外朝”的丞相来执行。尚书，本来是皇帝身边掌管文书员。“中朝”形成之后，尚书的地位日益重要。尚书和一般只参与宫廷议政的官员不同，由于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在“中朝”逐渐居于核心地位。

监察制度

汉武帝在地方设置十三州部刺史。即完善监察制度，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京师七郡则另外设立司隶校尉监察。汉武帝将全国地方划分为13个监察区，是为冀、兖、豫、青、徐、幽、并、凉、荆、扬、益、朔方、交趾共13州（京畿附近7郡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一个单独的监察区）。每州派遣一名刺史，每年8月巡行所部，监察地方官员和强宗豪右，岁终至京师向御史中丞禀报。此时的刺史为监察官，秩六百石，较郡守的秩比二千石为低。

推恩令

西汉初，诸侯王的爵位，封地都是由嫡长子单独继承的，其他子孙得不到尺寸之地。虽然文景两代采取了一定的削藩措施，但是到汉武帝初年，“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谋以逆京师”，严重威胁着汉朝的中央集权。因此元朔二年正月，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推恩令吸取了晁错削藩令引起七国之乱的教训，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余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不再受王国管辖，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这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任何的削藩，避免激起诸侯王武装反抗的可能。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导致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

察举制

察举制为中国古代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极大。主要用于选拔官吏。它的确立是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开始的。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袭制和从隋唐时建立的科举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制此后成为汉代聘用官吏的制度，有的学者曾经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征辟制是汉武帝时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制度，就是征召名望显赫的人士出来做官，主要有皇帝征聘和府、州郡辟除两方面，皇帝征召称“征”，官府征召称“辟”。用以作为察举制的补充。

创立年号

在中国历史上，年号由汉武帝发明及首先使用，首个年号为建元（前140年—前135年）。此前的帝王只有年数，没有年号。据满清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首创的，年号为“元狩”，并追认元狩前的年号建元、元光和元朔。《汉书》上记载说，前122年十月，汉武帝出去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记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年）为元狩元年。可是，过了六年，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后来，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叫做“改元”。此后，每次新皇帝登基，常常会改元。一般改元从下诏的第2年算起，也有一些从本年年中算起。

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

汉匈战争

匈奴自秦末以来一直威胁中国北边，使农耕生产的受到严重影响。武帝即位之后，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汉朝初期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决心设法解决匈奴的外患问题。从元光六年（前129年）开始对匈奴作战。经过卫青和霍去病等人的北伐后，西汉西北边境上的威胁暂时解除。中原北边农耕经济从匈奴造成严重破坏的局面中得以恢复。匈奴在军队主力以及人畜资产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向北远遁，并有七年时间即从公元前119年至前112年漠南无王庭，不过其后匈奴又南下与羌人组织联盟攻击汉朝。而西汉军队占领从朔方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设置酒泉、武威、张掖及敦煌四郡，并且命令关东地区人民移民这一地区，此举不但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方地区的得到开发，更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

开疆拓土

汉武帝除了北伐匈奴之外，也武力平定四方，大幅开扩领土，在西南，汉朝消灭夜郎及南越国，先后建立七个郡，使到今日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新归纳中国版图。而海南岛在历史上，也首次真正纳入中国的版图。在东方，他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卫氏朝鲜，并且将卫氏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及玄菟郡。

外交

汉武帝派遣了张骞出使西域，张骞的两次出使打通了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交通的通路。即丝绸之路，极大促进了中国同西方经济及文化的交流。

独尊儒术

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广川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结束先秦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路，亦使到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基础思想。对中国后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亦有人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及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儒表法里。

创建太学

汉武帝元朔五年，创建太学，是接受当时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董仲舒指出，太学可以作为“教化之本原”，也就是作为教化天下的文化基地。他建议，“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可以使国家得到未来的人才。所谓“养天下之士”，体现出太学在当时有为国家培育人才和储备人才的作用。汉武帝时期的太学，虽然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五十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方向。太学的成立，助长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成为重要的推手，同时使大官僚和大富豪子嗣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转变，一般人家子弟得以增加入仕的机会，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人才，也有机会到朝廷做官。

建立乐府

乐府一名本指管理音乐的官府。汉武帝在掌管雅乐的太乐官署之外，另创立乐府官署，掌管俗乐，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后人把乐府机关配乐演唱的诗歌，也称乐府。

颁布太初历

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一种历法，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统一，而且有明确文字记载的历法。在天文学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由邓平、唐都、落下闳及司马迁等根据对天象实测和长期天文纪录所制订。《太初历》的制订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性的一次历法大改革。《太初历》的科学成就，首先在于历法计算上的精密准确。中国汉初以前，主要采用“古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鲁）中的《颛顼历》。这个古历，计算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一月是二十九天又九百四十分之四百九十九。由于这种古历计算不够精密，常出现月初是无月光的朔日，但实际天空中却有圆满的月光；月中是有月光的望满之日，夜晚却并没有月亮。为了改变这种不对照的现象，司马迁主持制订《太初历》时，重新进行了反复地周密地运算和实践验证。还在于第一次计算了日月蚀发生的周期和精确计算了行星会合的周期。

改革币制

指中国西汉武帝统治时期进行的币制改革。西汉自建立以来，币制混乱，郡国铸币失控又是汉景帝时期七国之乱发生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对外征伐不断，中央财政从此前“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的丰盈一变而为入不敷出的困局。“而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富商大贾富可敌国，恰与窘困的中央财政形成了鲜明对比。中央政府除了靠鬻武功爵等方式快速增加财政收入外，“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增加中央财政收入，打击大商人，此即汉武帝币制改革的初衷。故汉武帝即位后，为了中央政府在经济管理和政治统治上的需要，便十分重视解决币制问题，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基本解决了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币制问题。一方面稳定了金融，另一方面将地方的铸币权重新统一于中央。六次改革后三官五铢的发行一举解决了困扰西汉金融多年的私铸、盗铸问题，汉武帝的币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较大成功。

盐铁国营

中央政府在盐、铁产地分别设置盐官和铁官，实行统一生产和统一销售，利润为国家所有。这项制度实施，使国家独占国计民生意义最重要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利润，可以供给皇室消费以及巨额军事支出。当时，人民的赋税的负担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大增，不但弥补财政上的赤字，并且还有羸余。不过官营盐铁却给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官盐价高而味苦，铁制农具粗劣不合用等。
汉武帝元封元年，桑弘羊针对“诸官各自市（购买），相与争，物以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情况，在全国推行均输法，下令各郡设均输盐铁官，将上贡物品运往缺乏该类货物的地区出售，然后在适当地区购入京师需求的物资。此法既能解决运费高昂的问题，又可调节物价。更重要的是均输法舒缓汉武帝晚年的财政危机，桑弘羊对此曾有所赞扬：“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蓄，仓禀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然而，均输法却被批评未能解决物价问题，“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重视农业

在经济方面，汉武帝为推动农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在全国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例如：龙首渠，六辅渠等等，以便农田灌溉。再加上新式耕种技术的提倡，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

巫蛊之祸

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十一月，巫蛊之祸兴起。丞相公孙贺之妻使用巫术诅咒及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告发，公孙贺一家被斩杀，同时还牵连到阳石公主和皇后卫子夫所生的女儿诸邑公主。其后汉武帝又发动了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进行搜查，并且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11日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与太子刘据结怨的武帝宠臣江充指使胡巫，说宫中有蛊气。武帝命令江充与按道侯韩说等入宫追查，江充诬告太子宫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命令丞相刘屈牦派兵击溃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亡，被汉武帝所废，被围捕，乃自杀，灭族，唯其曾孙刘病已得亲信保全。征和三年，此谋反案的根源巫蛊案真相渐明，大臣上书直言进谏，武帝感悟，下令族灭贰师将军李广利、丞相刘屈牦、太监苏文、江充家族。

轮台罪己

汉武帝将盐铁酒国营专卖，实行平准均输政策，防止商人从中渔利，从而增加政府收入，达到了调节物价及防止市场垄断的功效，但是亦造成了与民争利的局面。商人遂将注意力转移至土地买卖，导致土地兼并严重。虽然汉武帝武功极盛，但是到处征伐也造成了国库空虚，大量人民被征召从军，死伤甚重，也影响了经济发展。由于民生困苦、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及民怨沸腾，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征和四年（前89年）汉武帝颁下了《轮台罪己诏》向人民承认自己的罪过及公开罪己诏。

临终托孤

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刘据于巫蛊之乱死后，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太子即位前不久，其生母钩弋夫人被处死，避免未来再有太后涉政的现象。前88年，汉武帝命令画工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予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刘弗陵作为未来皇帝。对此，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对《汉书·霍光传》的此记载颇有异议，认为汉武帝于临终前杀掉刘弗陵生母是为了避免母后干政、托孤说的“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和画周公辅政图完全属于捏造。
前87年3月29日（二月丁卯），汉武帝驾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4月15日（三月甲申），葬于茂陵，谥号为孝武皇帝，庙号为世宗。

后妃

汉帝自刘邦以降，皇帝择夫人，多由美色而定，如高祖择薄姬、武帝幸卫子夫等；迥异于先秦之际，周代天子、诸侯间后妃婚配，女子多来自异姓诸侯间宗室，皆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故较无“外戚乱政”之问题。西汉开国后，汉高祖曾立誓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于是汉代天子既无诸侯王女婚配，立后妃标准但凭帝王喜恶，外戚格局自西汉产生质变，其中以汉武帝立寒门出身的卫子夫为皇后为志，在此之前，西汉诸帝固然宠爱寒门，却不致封后。

双性恋

根据《史记》和《汉书》的描述，汉武帝为双性恋。记载于史书上的佞幸（有公职或者贵族身份的男性情人）有韩嫣、李延年和韩说。《佞幸列传》纪录李延年“与上卧起，甚贵幸。”大臣金日䃅之子亦曾经为弄儿（少年男性情人）。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艺文类聚·宠幸》、《情史·情外类》引述史书里，汉武帝宠幸的韩嫣记载，视之为男风代表。

代汉者当涂高

汉武帝巡游汾河，在船上和群臣饮宴，汉武帝突然对群臣说：“汉朝有六七之厄，六七四十二，汉朝传到第42代皇帝，会有当涂高取代汉朝。”群臣说：“汉朝应天受命，王朝长过商周，永世不绝，陛下为何说这种亡国之言？”汉武帝表示“只是醉言，但是自古以来没有一姓可以一直拥有天下，不过即使汉朝灭亡，不要灭亡在我父子手上就行。”
当涂高的意思是路上有很高的东西，后来的公孙述、袁术和曹丕等都用“代汉者当涂高”这句谶言为自己称帝造势。

微服外出

汉武帝建元年间，汉武帝和随从微服外出打猎，麻烦事不断。一天夜晚汉武帝和随从投宿旅社，旅社主人觉得一行人来者不善，对汉武帝等人非常傲慢。旅社主人准备和门客一同杀死汉武帝等人，但是主人妻子觉得汉武帝等人气势非凡，不像强盗，于是将她丈夫灌醉，偷偷放走汉武帝等人。后来又不慎踩伤农民庄稼，引发纠纷，农民叫来县令。汉武帝自称平阳侯，县令本想拜谒，汉武帝随从却想鞭打县令。县令大怒，扣押汉武帝随从，拒绝他们离开。汉武帝不得已，向县令展示皇家身份，县令才予以放行。后来汉武帝微服外出的举动被众人得知，地方政府纷纷建立行宫招待汉武帝。汉武帝认为微服外出会扰民，干脆建立上林苑，专供皇家打猎。

名称

汉武帝曾经以彘为名的说法出自于志怪小说《汉武故事》。《史记》和《汉书》则明确纪录刘彻于被封为胶东王前，名字为彻，无彘字。即使是后世由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亦无采信《汉武故事》的说法。

出生日期争议

《史记》王太后传云“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而索隐《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汉书》王太后传云“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史记》与《汉书》皆以武帝生于景帝即位后而孕于文帝去世前，汉文帝崩于后七年六月己亥（前157年7月6日）时武帝在孕期内，六月丁未（前157年7月14日）景帝即位。若据《汉武故事》云“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于猗兰殿”，则武帝生于景帝元年乙酉年七月七日（前156年7月31日），与《史记》、《汉书》所记“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即位，王夫人生男”相差一年，且孕期超过十三个月（前157年7月6日文帝去世之前怀孕至前156年7月31日武帝出生）非一般正常孕期。《史记》汉武帝本纪云“孝景四年，以皇子为胶东王。孝景七年，栗太子废为临江王，以胶东王为太子。孝景十六年崩，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汉书》汉武帝纪云“年四岁立为胶东王。七岁为皇太子，母为皇后。十六岁，后三年正月，景帝崩。甲子，太子即皇帝位。”，以《史记》和《汉书》所记武帝当生于景帝元年（前156年）而为周岁，至孝景四年四岁立为胶东王，至孝景七年七岁立为皇太子，孝景十六年十六岁太子即位为孝武皇帝，武帝当生于汉景帝元年（前156年）而当在三月份或三月前应不出十个月的孕期，《汉武故事》所记日期“乙酉年七月七日”当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