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慕琦

早年生涯

1886年6月30日，杨慕琦生于英属印度，父祖原居英格兰伯克郡，父亲威廉·麦克沃思·杨格爵士，KCSI（Sir William Mackworth Young，1840年－1924年）是印度的殖民地官员，曾先后担任迈索尔参政司（Resident）、古尔格（今果达古）首席专员以及旁遮普副总督等职。 至于杨慕琦的母亲法兰西丝·玛丽·埃杰顿（Frances Mary Egerton，？－1932年）是其父的第二任妻子，她的父亲罗伯特·艾尔斯·埃杰顿爵士（Sir Robert Eyles Egerton，1827年－1912年）亦曾任旁遮普的副总督。
不计父亲在前一段婚姻所生的一名女儿，杨慕琦在家中六名兄妹中排行第三，对上有两名兄长，分别是在印度任职公务员及从事考古工作的杰拉德·麦克沃思-杨格（Gerard Mackworth-Young，1884年－1965年）及任殖民地总督的陆军少校赫伯特·于贝尔·温思罗普·杨格爵士（Major Sir Hubert Winthrop Young，1885年－1950年）；至于对下的三名弟妹中，最小的诺曼·埃杰顿·杨格（Norman Egerton Young，1892年－1964年）曾任英政府财政部官员及苏伊士运河公司董事。 此外，杨慕琦有一堂兄杰弗里·温思罗普·杨格（Geoffrey Winthrop Young，1876年－1958年），为著名攀山专家及教育家。 虽然生于印度，但杨慕琦早年却被送回英国英格兰接受教育，曾经先后入读伊顿公学和剑桥大学英皇学院，后来取得古典文学文学士一级荣誉学位毕业。

殖民地生涯

毕业以后，杨慕琦在1909年考入殖民地部（又名理藩部），最先以官学生身份于同年11月派往锡兰殖民地政府工作，1910年8月出任北部省政府代表的办公室助理，1911年11月调任康提政府代表办公室助理。 在1913年1月，他又出任穆莱蒂武署理助理政府代表；未几于同年11月调回辅政司署任第四助理辅政司，至1914年2月出任署理第三助理辅政司，后于1914年9月出任第二助理辅政司兼锡兰立法局秘书，一个月后又任第三助理辅政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曾于1915年至1919年期间从军，战后在1920年1月重返政府任第三助理辅政司，同年7月任第二助理辅政司，1922年3月改任汉班托塔助理政府代表。 在1923年3月，杨慕琦获擢升为首席助理辅政司兼锡兰行政局秘书，后于1928年获英廷任命外调到西非的塞拉利昂殖民地政府出任辅政司一职，期间曾于1929年署任塞拉利昂总督一位。 在1930年，杨慕琦复被派到巴勒斯坦托管地担任布政司，期间一度在1931年署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一职。 在1933年6月，杨慕琦再获升迁，被任命前往大西洋，出任悬缺多时的巴巴多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之职，后于同年8月5日正式履新。

巴巴多斯总督

在他上任总督以前，巴巴多斯的主要经济命脉——蔗糖因为长期歉收，使经济在1930年代陷入衰退，并导致失业率急升。为此，杨慕琦任内着手于解决失业问题。尽管当时政府因经济欠佳而收入减少，但他却花比以往更多的金钱到贫穷地区以发展社会服务、教育和医疗，另外，不同的委员会亦相继成立，以專注解决不同的民生问题。与此同时，杨慕琦又趁机会进行社会改革，在议会引入其他声音，以图改变农场主长期垄断经济的不公局面。
其实，杨慕琦在早年的殖民地服务已显露出支持改革的作风，因此他上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以后，便企图打破长久以来白人控制巴巴多斯政治的局面。例如在1936年的时候，杨慕琦就起用了当地的白人改革主义者基思·沃尔科特（Keith Walcott）为律政司，并且兼任议会议员，以便反映改革派的声音。到翌年，他又率先委任当地黑人厄尔斯金·沃德（Erskine Ward）为法官。沃德本人是民主联盟的成员，也是议会首位黑人之一，因此杨慕琦的委任特显他对民主与自由的重视。相反，巴巴多斯的保守农场主和商人却因此而倍感压力。
杨慕琦任内的另一大贡献是引入老年退休金。有关引入退休金的建议最早于1936年提出，建议甫提出，杨慕琦立即予以高度重视，并在同年8月组成一个委员会，就退休金的引入作可行性研究。该委员会由律政司沃尔科特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4名议会议员，2名立法局议员和2名其他人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改革主义者，另外又有两人是黑人，至于农场主和商人则占4人，反映出杨慕琦尽量寻求社会各界的均衡参与。委员会在同年11月发表了报告，报告表示巴巴多斯应该引入退休金制。
报告表发表以后，适逢巴巴多斯在1937年7月爆发要求推行退休金制的骚乱，杨慕琦于是借机在10月将准备多时的草案提交议会。引入退休金的草案曾在议会和立法局引发了一连串的辩论，不少地主、商人由于不愿增加财政负担而加以推搪之余，又指政府的财政状况将来可能不足以负担退休金的支出。然而，草案最终仍然得到三读通过，并在1938年5月1日起落实。法例通过以后，在巴巴多斯连续居住满20年的长者，均可在每星期取得1先令6便士的退休金。
杨慕琦在巴巴多斯的政绩斐然，得到了伦敦殖民地办公室方面的肯定。因此自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他获委任兼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护理总督一职， 以接替因表现未如理想而被撤换的前总督符烈槎爵士（Sir Arthur Fletcher）。 到1938年3月，杨慕琦卸任巴巴多斯总督一职， 随即调往坦噶尼喀地区，自1938年7月8日至1941年6月19日出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兼三军总司令。

坦噶尼喀地区总督

位于东非的坦噶尼喀地区早自1885年起由德国占领，一直到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国际联盟才于1919年将之拨交英国统治，所以英国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统治根基较其他英属殖民地要浅。 杨慕琦上任坦噶尼喀地区总督之时，由于英国的张伯伦政府正积极向纳粹德国推行绥靖政策，舆论担心英国会将坦噶尼喀送还德国，作为绥靖政策的一部分，使到当地一度民心散涣，士气低落。为显示英国对坦噶尼喀地区的管治承诺不变，杨慕琦任内热心推动经济及各样改革，又扩充行政、立法两局，以成功稳定民心。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慕琦随即将殖民地占一定数量的德国裔人口收押到集中营，以减低殖民地政府被推翻的机会，确保当地在战时维持稳定局面。 杨慕琦在坦噶尼喀地区的种种功绩获得英廷肯定，结果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兼三军总司令，处理当地日益严峻的局势。

香港沦陷

在1941年9月10日，身穿殖民地官服的杨慕琦爵士于皇后码头登岸履新，正式接替早前以健康理由辞职的罗富国爵士。 杨慕琦抵港后在9月25日第一次召开立法局会议，当时香港市面仍未料到两个多月后日军会入侵香港，杨慕琦更想不到三个月后自己竟为日军所掳。其实，日本早于1937年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并在1938年10月占领广州。 由于其时日本未与英国宣战，所以香港未受战火波及。港府虽然保持中立，但受内地严峻局势影响，实际上自罗富国爵士港督任内，香港已经加紧备战，以防他日日本挥军南下。不过，虽说加紧备战，幅度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杨慕琦上任港督的时候，香港仅有英兵和印籍英兵约11,000人，再加上本地义勇军1,387人。 此外，在他上任以前，英军驻远东三军总司令曾向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请示，要求增兵香港布防，但丘吉尔认为香港根本无险可守而加以拒绝，由此可见，香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防守仍然十分脆弱。
正因为英方相信日本不会宣战的关系，虽然大批难民从内地涌入香港，但市面情况则仍然一概如旧。后来加拿大在1941年11月派遣一批为数1,975人的援军驻守香港，可是杨慕琦亦未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兵行动，而他本人甚至在12月6日前往半岛酒店出席慈善舞会，香港表面上可谓一片歌舞升平。

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突袭美国位于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事件发生当日，杨慕琦始悟情势不妙，于是颁布动员令，并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翌日12月8日（因时差关系，实际上仅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小时之内），日军首次进攻香港，率先在上午8时30分以战机轰炸启德机场，香港仅有的五架空军飞机遂遭彻底损毁。 此后不出48小时，英军虽然奋力防守，无奈寡不敌众，驻港英军“兵败如山倒”，新界防线全数崩溃。到12月12日，九龙半岛已经完全陷落， 日方于是在12月13日派员到香港岛，以大炮和空袭为威胁，迫使英方投降，结果被杨慕琦加以拒绝。
杨慕琦拒降以后，日军再度大肆进行空袭，并成功在12月18日和12月19日，分别在三个不同地方登陆香港岛，与英军展开激烈战斗。期间日军在12月17日曾第二度劝降，仍为杨慕琦所拒。到12月21日，丘吉尔曾致电报到香港，鼓励守军抵抗到底，并表示守军“不要有任何投降的设想”， 惟当时英兵已经溃败，边战边退。自12月21日至12月24日，英军虽然作出最后的顽强反抗，但始终未能击退日军。在1941年12月25日圣诞节，杨慕琦发表圣诞文告，鼓励士兵奋战。但到下午3时，守将莫德庇少将向他表示英方已再无力还击，杨慕琦于是先设法送走所有军政要员离开香港，并决定投降。由开战至此，两者仅距18日而已。
在12月25日下午4时，英方前线开始举白旗，一小时后，英方派员到日方司令部请求投降，但由于日方要求英方投递降书，所以英方要至晚上6时20分才正式投降。结果，杨慕琦乘天星小轮渡过维多利亚港，在当日晚上7时与日方在九龙半岛酒店内举行投降仪式。 投降仪式由酒井隆中将主持受降，而英方代表则有杨慕琦和司令莫德庇等人。由于空袭导致停电，所以杨慕琦要在灰暗的烛光下签署无条件投降的降书。自此，香港正式沦陷，开展长达3年零8个月的日占时期。至于杨慕琦向日军投降当日，由于正值圣诞节，所以史称当日为“黑色圣诞节”。

战俘经历

杨慕琦是自英方将领康沃利斯勋爵在1781年美国独立战争中率大军投降以来，首位失守殖民地而投降的英国官员。投降翌日，英方正式全面停火，而杨慕琦本人自签署投降条款当日即沦为日军战俘。日本占领香港后，大部分原殖民地政府要员都被禁于赤柱拘留营内，但杨慕琦最先仍获日方礼待，被软禁于半岛酒店内。 日方后来将杨慕琦转送台湾拘禁，除他以外，在台的战俘还包括有海峡殖民地总督珊顿·托马斯爵士等盟军阵营的殖民地官员。 不幸的是，杨慕琦在当地受尽折腾，甚至被关进竹笼，受尽日军凌虐。 到二战后期，杨慕琦再被日方转送到满州国的奉天俘虏收容所（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监禁，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人们一度以为他已遭遇不测，其后苏联军队进占东北时，才在无意中寻获杨慕琦。
由于杨慕琦被禁期间身体欠佳，所以获释后未有立即重返港督岗位，而是返回英国疗养。至于香港在重光以后一度由辅政司詹逊爵士组织临时政府，后来在英政府指令下，再由海军少将夏悫爵士筹组军政府，进行军法管治。香港重光半年以后，杨慕琦在1946年5月1日复任香港总督，结束了临时军法管治。 在复任以前，英廷向杨慕琦颁授GCMG勋衔，以肯定他在战时的表现。

杨慕琦计划

复任港督后不久，杨慕琦爵士在8月28日大胆发表一份政治制度改革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 到是年10月，杨慕琦正式推出建议书，当中建议香港应设立一个市议会（Municipal Council），三分之二议员为民选，其余三分一则属委任；另外，在民选议员部分中，一半由华人直选，而另一半则由洋人直选。构想中的市议会最初可负责管理消防、康乐场地和市政局，到日后情况许可的话，更可以管理教育、社会福利和公共建设，甚至于公共事业。
根据方案，为配合市议会的设立，立法局内的官守议员议席会由原本的9席减至7席，非官守议席则增加一席至8席。在官守议席中，5人会是当然议员。而在非官守议席中，4人由非官方机构推举，另由太平绅士中选一人，商会中选一人，以及从新成立的市议会推选2人。 港督仍会是立法局的主席，继续享有投票权。方案推出以后，被通称为“杨慕琦计划”。表面上，方案虽然容易推行，但由于各界未能就市议会职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方案迟迟未能落实。而即使华人可在方案取得利益，港府也没法得到全体华人社会的赞同。到1947年5月17日，杨慕琦任满离职，以61岁之龄退休返英，但其方案始终未能取得共识。
杨慕琦卸任以后，由葛量洪爵士在7月25日接任港督，他上任以后，内地正值国共内战，其后中国共产党又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件事都触发大批难民在战后涌港。基于当时香港与邻近地区局势不稳，再加上香港前途不明朗，“杨慕琦计划”被一再拖延，至1952年10月，英国下议院更正式宣布放弃计划，计划随即为港府所放弃。

晚年生涯

杨慕琦卸任港督以后，退居于英国英格兰的温彻斯特，晚年热衷音乐和弹奏钢琴，而且花时间参与当地唱诗班的活动，以及研读不少古典文学。杨慕琦在1974年5月12日逝世于温彻斯特的贝雷域奇疗养院（Bereweeke Nursing Home），享年87岁。杨慕琦生前曾居于温彻斯特的兰格府（Lang House），宅第在他身后改成民宿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