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

渊源

学术界针对商的兴起之地提出东方、西方、北方三种假说。《礼记·缁衣》引《尚书·商书·尹诰》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朝”，说明商在夏之东。卜辞中的“夒”可能指喾。喾在甲骨文上称呼为“学戊”或者“喾”“成”。
考古发掘发现，以邯郸为中心、北至邢台，南至安阳的地域，有大量的商人的原始文化遗存，考古学上称为下七垣文化。
下七垣文化有十分丰富的遗存，其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半部的武安、涉县、磁县、矿区、永年及邯郸县境内。在漳河、滏阳河及洺河的中上游地区，有先商遗址近百处。其中，下七垣遗址共分四层，叠压关系清楚，遗物特征明显，为冀南地区商文化的分期提供可靠的地层依据，故以其命名商国未灭夏前的原始文化。
盘庚迁殷，建立殷朝。商乃辛丙（即高辛）所建。乙庚连读为殷音。己甲连读为夏音（甲为农神，称夏后）。成汤革命后，封夏人于杞。 
1970年，西方的著述《全球通史》则认为商部落原是来自西北蒙古草原处于青铜时代的游牧部落，入侵并征服北部中国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居民后建立商朝统治，同时未提及夏朝的存在。但此说有明显常识性与实证上的错误。中国大陆有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商朝最早起源脉络之一，后又迁移河北下七垣文化，终迁于夏的东部。

十四世而兴

《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始祖契生活于尧舜禹时代，曾在舜帝下任职司徒。他因辅佐大禹治水立下功绩，被“封于商，赐姓子氏”，其后裔便从地名自称。《世本》又载“契居蕃”，王国维根据《汉书·地理志》认为，此二地分别在今河南商丘和山东枣庄滕州。卜辞所见“宗”可能指契，说明商人为他立有宗庙。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契逝后，其子昭明继位，“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是继契后较为著名的商族首领，《世本·作篇》记载他训练马匹，使用马驾车充当运输工具。《诗经·长发》记载相土的活动区域相当广泛，声誉传播海外，说明这时期商部落的航海技术已经可以通往近岸的海岛。此时商部落活动于冀中豫北的古黄河流域，在东方海滨也有相当的势力，《左传》载相土有“东都”。相土逝，子昌若立。昌若逝，子曹圉立。曹圉逝，子冥立。文献记载冥任夏后氏的水官，夏后杼在位时冥因治水之事而殉职。《礼记》记载殷人将冥与喾、契、汤四位先祖先公齐列祀典。卜辞多见殷人为“季”举行侑祭，王国维结合《天问》“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的记载，认为“该”、“恒”是王亥和王恒，“季”为其父与卜辞记载相符，当是史书记载的冥。
王亥、王恒为冥的二子，冥卒后相继为王。殷人对王亥格外尊敬，他是首位被称作“王”的君主。卜辞中总以“王亥”、“高祖亥”、“高祖王亥”尊称他，从不单称其为“亥”，一些卜辞还在其名号的上角刻画代表早期商部族的玄鸟图腾。王亥在殷人的心目中似乎拥有很大的神威，殷人时常向他祈年祈雨。关于王亥的卜辞有一百三十余条，数量之多居诸先公之首。王亥在位时，商族经济达到新的高峰，卜辞记载王亥一次祭祀可用牲多达五十头牛。为解决牲口过剩、不易畜养的问题，王亥将部分牛羊托寄于邻近的河伯氏和有易氏。之后王亥与有易氏首领绵臣发生争执，绵臣强迫王亥交出所有牲口，王亥拒绝，绵臣便将其杀害，夺走牛羊。后来王亥之弟王恒继位，从绵臣手中夺回牛羊。关于王恒的卜文有十余条，与王亥同样尊称为“王”，但王恒却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商王世系中，其原因不明。王恒死后，其子上甲微又联合河伯氏讨伐有易氏，杀死绵臣。商部落在有易氏没落的同时强盛起来。战胜有易后，上甲的诸弟各怀私心，纷争起事，蓄意谋害上甲，上甲随机应变，平息叛乱，保证商族后嗣的延续。上甲在殷人的周祭顺序中排列首位，祈雨卜文均以“自上甲……”开始，卜辞对上甲以降的商王有了明确的世系排列，可能是因为商部落在上甲时期才开始有文字记载，而之前的世系源于传说。今所见关于上甲的卜辞多达一千一百余条，位居诸商王之首，可见殷人对上甲之崇敬。
上甲之后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五公先后即位，在卜辞中，“报”写作“匚”，“主”写作“示”，五位先公合称“三匚二示”。上甲后的三匚全以天干“乙丙丁”相次，二示时则应续以“戊己庚辛”排列，却跳至“壬癸”。同时，二示的配偶妣庚和妣甲的天干亦不相次。说明三匚的庙号可能是殷人后来追拟的，而二示的庙号则有典册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记载到的祭祀典册，可能始于二示时期。二示时期，商国的势力不断扩大，他们拉拢黄河下游各氏族部落，一步步逼近夏后氏腹地伊洛地区。

殷革夏命

大乙汤乃示癸之子，关于汤的名字记载较为复杂，《古本竹书纪年》云“汤有七名”。殷墟卜辞中多称其为合字“大乙”、又称单字“唐”或“成”。周原卜辞以及齐国彝铭称其为“成唐”。《尚书》、《楚辞·天问》称其为“汤”。《诗经》、《国语》等称其为“汤”、“武汤”或“武王”。《史记》、《荀子》等称其为“天乙”。《论语》、《墨子》、《竹书纪年》等称其为“履”。
夏朝的末代君主履癸又名桀，史书记载他是位昏庸好色的君王，他暴虐民众，大兴土木修建倾宫、瑶台，使得诸侯叛离。桀便派军四处讨伐不服的属国。此时的商汤是专为夏王室征伐的夏方伯，史书中称赞他修德爱民、宽厚仁慈，与夏桀形成鲜明的对比。《吕氏春秋·异用》、《史记·殷本纪》、《帝王世纪》等形容夏桀“网张四面”如此鸟禽全入网中，一个也不落，而商汤“网开三面”仅留一面捕禽，其余三面放之，表示商汤的仁慈大度。诸侯见势便纷纷弃桀归汤，汤籍此机会网罗人才、拉拢诸侯。有莘氏居于夏后腹地伊洛平原，不满桀的统治，决定与商汤联姻结盟。伊尹随有莘氏女进入商汤王室，始任庖正，而后得到汤的重视，被授予“天下之政”，立为小臣。汤以伊尹为士朝贡夏廷，潜入观察夏地的动静。除伊尹外，仲虺、咎单、女鸠、女房、义伯、仲伯等官贤也先后归汤。
汤将都邑迁回先王之地——亳。亳与葛国为邻，葛是灭夏的必经之地。汤闻葛伯不祭祀神祖，便遣人前去查问究竟，葛伯答复没有可供牺牲的牛羊，汤遂送去牛羊，葛伯却宰了牛羊供自己食用，回复说葛国缺粮，汤再遣去亳邑民众协助耕种，并派童子到田间送饭，葛伯却夺其饭杀其人。于是汤自亳邑出发征伐葛伯。汤战胜葛后见夏桀并未谴责，于是又相继征伐洛、荆、苏、董、温等国。自称征伐是吊民伐罪，为民除祸，故而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得到民众的支持。灭温后战争发生转折，商亳遭到温的同姓邻国昆吾的反击，此后商汤转而讨伐亲夏的属国。此时商汤感觉羽翼丰满，在景亳汇集诸侯盟国，宣告与夏作战，是为“景亳之命”。先后消灭韦、顾、昆吾等亲夏政权，翦除夏后属国，削弱夏后势力，经过“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趁夏地发生旱灾，自陑起兵西进，桀抵挡不过，且战且逃，战败于有娀氏旧址，逃至鸣条。汤与夏桀在此展开鸣条之战。
战前，汤作《汤誓》，举说桀的罪状是“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桀战败，经历山逃至南巢，夏朝覆灭。汤迁徒夏族遗民于杞，汤欲迁夏社，伊尹认为会引起夏民的愤恨，作《夏社》反对。汤经泰卷返回亳，仲虺作《仲虺之诰》向夏诸侯阐明伐桀的正义性。《逸周书》称“三千诸侯大会”于亳，汤三让天子位于天下有道者后即位。遂迁九鼎于亳都，商朝建立。这是中国传统历史的首次王朝交替，《周易》赞称商汤受天命而灭桀，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次革命。灭夏后，汤扩建亳都，并在夏之旧都斟𬩽附近营建西亳用以监视夏王朝的残余势力。汤命臣咎单作《明居》以法治民，制作礼乐。为了巩固统治，又改正朔，易服色，以白色为上等服饰颜色，作五祀八政。

伊尹放太甲

根据文献记载，汤有三子，太丁、外丙、仲壬。太丁乃汤之嫡长子，被立为太子，但太丁未即位便先汤而死。汤二十九年，汤王过逝。其后，文献记载出现分歧：《尚书序》、《三统历》、《汉书·律历志》、《伪古文尚书》等载汤崩，太丁之子、汤之嫡长孙太甲即位；而《史记·殷本纪》、古今本《竹书纪年》、《孟子》等记载汤崩后，汤的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六年，再由嫡长孙太甲即位为王。殷墟卜辞中，太丁刻作“大丁”，外丙作“卜丙”，太甲作“大甲”，但尚未发现仲壬（中壬）的痕迹。根据卜辞的周祭顺序，“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为次，即嫡长孙太甲即位于其叔父外丙之前。太丁生前被立为太子，虽未即位但因其子太甲称王所以被纳入周祭直系，而外丙无子称王所以属于周祭旁系。文献记载汤在位时间较长，长子太丁早逝，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先后即位，但总共在位时间仅短短六年。同时文献记载伊尹辅佐太甲摄政，太甲即位之初，“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太甲出亳都并置其于汤所葬之地——桐宫。古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甚至称伊尹篡位称王。一种解释认为长子太丁逝时，汤尚健在，立次子外丙为太子，而汤逝后，太甲夺权，在其叔父外丙（以及仲壬）之前即位，破坏了嫡长子继承制度。这可能是文献记载中多称太甲起初不贤的缘故，所以伊尹放太甲于桐，并作《伊训》、《肆命》、《徂后》使其反省悔过。期间伊尹复立汤次子外丙、三子仲壬相继为王，但二人年迈，总共在位六年便过世。太甲在桐宫修德，认识到自己的过错，伊尹见此便迎接太甲回都，还政于太甲。
还政后，伊尹又作《太甲》三篇教育太甲。“太甲修政，殷道中兴”，“诸侯咸归…百姓以宁”，创造商朝的第一次中兴。太甲归亳后十二年陟，逝后上庙号“太宗”，又称“明王”。文献记载太甲有沃丁、太庚二子，先后即位为王。周祭中未见沃丁之名，但有“羌丁”（羊丁），因为是单版祭祀，尚不明确其与前后帝王的关系。文献记载沃丁八年，伊尹过世，“沃丁葬以天子礼”，服丧三年。咎单接管政事，作《沃丁》训王。十九年，沃丁陟，太庚立。周祭中太庚作“大庚”。太庚有子即位为王，所以属于直系先王。太庚在位五年陟，此后小甲、太戊、雍己三子相继为王，在王位继承制度上出现兄终弟及的乱象。

比九世乱

小甲乃太庚之子，旁系先王。小甲时期，开始商王朝的第一次衰败。小甲在位十七年崩。根据传世文献记载，雍己继位为王，而常玉芝等现代学者利用残辞互补法，对卜文中残缺的周祭顺序作整理，认为太戊在雍己之前继位为王。太戊在卜辞中作“大戊”，是位直系先王。即位之初，册命伊陟、臣扈、巫咸等辅佐商王管理朝政。太戊继其兄小甲之位为王，有违嫡长子的王位传承制度。传说太戊时，发生了“祥桑谷共生于朝”的灾异现象，太戊恐惧中求问伊陟此事，伊陟说是殷道德衰的恶兆，太戊听从后，修行修德，使得祥桑枯死。太戊对山川鬼神格外恭敬，命巫咸加倍祭祀活动，巫咸作《咸艾》、《太戊》称赞太戊。太戊改革军队，命车正中衍作寅车。太戊在贤臣的辅佐下，扭转小甲时期的衰败。五谷丰盛，诸侯归附，商王朝进入第二次中兴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太戊在位七十五年陟，庙号“中宗”又作“太宗”，而卜辞中没有太戊庙号的记载。雍己或继其兄太戊为王，或继其兄小甲为王，其在位期间，殷道复衰，诸侯叛离，商王朝二次衰败。雍己为旁系先王，在位仅十二年，事迹远不如太戊。而太戊时期的兴盛则为其子争夺王位创造条件。雍己之后，太戊有中丁、外壬、河亶甲三子相继为王。
中丁乃太戊长子，在周祭顺序中是太戊之后的直系先王，其王位很可能是从叔父雍己那里争来的。中丁夺位遭到王朝内部其他统治势力的反对。元年，诸侯侵犯京畿，中丁被迫放弃经营一百多年的都城——亳，东迁于嚣，由此保住王位。东土边境的蓝夷部落趁机作乱，中丁伐之。中丁在位九年或十一年崩，其弟外壬继位，都于嚣。其王位是平稳传承还是争夺而来的，由于记载的缺乏，无法明了，但外壬即位元年，邳人、侁人叛乱，这可能说明其王位是争夺而来的。外壬在位五年或十年崩，其弟河亶甲夺位称王，迁都于相。夺权徒都导致商王朝政权内部分裂，国力剧减，诸侯侵犯，商王朝第三次衰落。河亶甲连年用兵讨伐叛离诸侯。征蓝夷，又征班方，侁人联盟班方，河亶甲联合彭伯、韦伯克邳、降班方，侁人臣服。河亶甲为旁系先王，在位九年崩。中丁之子，祖乙即位。即位之初迁都于邢，其王位可能是争夺而来的。祖乙作为太戊的嫡长孙，可能得到了王朝内部旧贵族势力的支持，立旧臣巫咸之子巫贤为相，管理政事。如此政权逐渐稳定，修筑新都。命高圉为邠侯，巩固对西土边疆的统治。商王朝二次复兴。祖乙受殷人的尊崇程度与汤不相上下。祖乙在位十九年崩，庙号“中宗”。祖乙之子祖辛即位，政权平稳过渡。祖辛在位十四年或十六年崩，其弟沃甲继位。沃甲在卜辞中作“羌甲”，因为其子南庚继位为王，所以初属直系先王，但因南庚未有子成王，所以在后期的黄祖卜辞中以旁系先王祭祀。沃甲在位五年崩，其侄祖丁继位。祖丁是祖辛之子，有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四子先后成王。四子同父异母，使得祖丁的四位配偶全部纳入周祭祀谱，在先王行列中独占鳌头。在位九年而陟，堂弟南庚继位。南庚是沃甲之子，即位三年后迁都于奄，因奄地偏南，所以此王得名“南庚”。南庚在位仅六年，祖丁之子阳甲即位。自此“祖辛—祖丁—阳甲”一系代替“沃甲—南庚”一系为直系，南庚在位时间较短，可能是逊位于阳甲，或是阳甲夺位。王位传承的纷争，削弱了政治统治的势力，国力锐减，边境诸侯内侵。带来了商王朝的第四次大衰落。阳甲三年，西征丹山戎，得丹山。阳甲在位四年崩，其弟盘庚即位。
太庚三子小甲、太戊、雍己相继为王，破坏了嫡长子传承制度，此后弟子相互代立，争夺王位，屡迁都邑，使得国力衰亡，诸侯莫朝，边境遭侵。是为商代中期的“比九世乱”。

盘庚迁殷

盘庚在卜辞中作“般庚”，祖丁次子、阳甲之弟，即位于奄。盘庚在位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迁都事件。关于盘庚迁殷的原由，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政治斗争说”较优。九世之乱期间，因为王室的争夺，商王屡徒都邑，迁后必然需要得到一批贵族的支持，如此导致贵族的势力膨胀，而王权却久久未能得到巩固。为了维护王位，夺位者常常要与贵族旧臣共享政权。盘庚年幼即位，许多贵族旧臣有了傲上的情绪，无视盘庚。盘庚为了巩固王权，削弱贵族势力，决心迁都。当时族内的一部分人不愿迁都，盘庚便作《盘庚》三篇，劝说大众，呼吁民众到新都去生活。盘庚十四年，终得迁都，自奄迁于北蒙，更名为“殷”。翌年，开始营建殷邑。盘庚兑现承诺，首先建设民居，安顿下移民，再顾及宫殿庙宇的建设。迁都后，一部分民众又怨言盘庚如此兴师动众有损民利，盘庚回复说，迁都之为是上帝要求我为了恢复先王成汤的事业而作的，并说迁都是为了重视人民，不让民众受害而为。盘庚在殷邑实行新政，但限制和约束贵族的势力。他要求贵族遵守先王法度，排除内心傲慢的态度听从商王的命令，道德上要施德于民，不可怠慢老弱孤幼，经济上不可无止境地聚敛贝玉财富。盘庚对贵族和民众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新政使得民众受益，同时让商王摆脱了贵族势力的束缚。直到殷商灭亡，民众还思念着盘庚，要求“复盘庚之政”。十九年，册命周人首领亚圉为邠侯，加强对西部边疆的统治。盘庚迁殷，“殷道复兴，诸侯来朝”，扭转了九世之乱以来的衰落。盘庚在位二十八年崩，弟小辛立，盘庚未有子继位，故为旁系先王。盘庚迁殷后，商王朝二百五十多年更不徒都，改变了“居无常处”的动态，王朝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新发展阶段，史学家称这个阶段为“晚商时期”。

武丁中兴

小辛乃祖丁之子、盘庚之弟，即位于殷。小辛政绩不佳，带来了商王朝的第五次衰败。关于他的卜辞仅有八十余条，在位三年而崩，弟小乙即位于殷。小乙为祖丁之子，小辛之弟。小乙在位时便立丁其子武丁为继承人。小乙让武丁插入到民间中劳动，又将他送到贤臣甘盘那里去学习，小乙如此注重对武丁的教育，为日后武丁复兴殷业奠定了基础。小乙在位十年而陟，其子武丁继位。因是武丁之父，为直系先王，所以在武丁时期的卜辞中备受尊崇，数量多达五百余条。
武丁即位于殷。年轻时出入民间，深知民众的疾苦。
目前发现的甲骨文卜辞，是从武丁时期开始大量出现的（二里岗文化时期到武丁之前的甲骨文和金文比较稀少），自此中国的历史学迈入了信史时代。

祖甲改制

祖甲在位三十三年，祖甲建立了完备的周祭制度，以翌、祭、洅、协、肜五种祭祀方式系统性地祭祀全体祖先。祖甲还开创了王位嫡子继承制，但并未形成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形成像西周一样颇为严格、覆盖性的宗法制度，这种改革为商末王子间的争斗埋下了隐患。

武乙射天

商代巫师所主持的人祭和人殉是一种愚昧的宗教迷信活动。武乙即位后，认识到这种行为违反人道，同时也为了摆脱巫师对自己权力的制约，便决心进行改革。
据《史记》记载，他命工匠雕了一个木偶，状貌威严，冠服齐整，称作天神。随后他约“天神”与自己进行下棋，又命令一个臣子代替木偶下棋，臣子怕武乙，步步退让，以大输而告终。武乙便痛打木偶。武乙还制作一只皮袋，盛满兽血，挂在树枝上，亲自挽弓仰射，射破皮袋，兽血喷出，称为“射天”。
武乙的这些举动，否定天神的权威，使巫权大为降落；他顺势倡导仁义、兼爱，商朝的人祭和人殉现象从此大大减少。后来武乙到渭河与洛河之间狩猎，病卒。那些仇恨他的巫师极力散布谣言，声称武乙在狩猎过程中受到上天惩罚，被暴雷劈死。

帝辛亡国

商王文丁杀死周国君主季历，激化商周之间的矛盾。帝乙和帝辛(商纣王）时期，东夷十分强盛，经常侵扰商王朝边境。帝辛从小跟着父亲帝乙南征北战，认识到各民族内外的深重矛盾和众多贵族的腐败无能，继位后，他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改革。他加强王权，驱逐、囚禁或诛杀一些为非作歹的贵族，大量任用庶人为官。帝辛通过多次苦战和安抚，终于使东夷臣服，他还派飞廉去出使北方，对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很大促进；但由于连年发动战争，大大耗费社会的人力与资财，促使社会矛盾激化。与此同时，帝辛的几个兄弟对自己无法继承王位感到不满，那些受罚的贵族也恨透帝辛，纷纷与阴谋篡夺王位的周人勾结起来。周武王联合羌、髳、卢等部落，共同伐帝辛，一直打到朝歌（今河南鹤壁市淇县）。由于此刻商军精锐部队因讨伐东夷皆不在朝歌，又有商朝的叛徒作为内应，周军轻易击溃帝辛临时征召组成的军队。牧野之战后，帝辛自焚，商朝从此灭亡。周王朝建立。

后裔

周武王分封诸侯时，仍然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武王死后，武庚参与三监之乱，被周公平叛杀死，另封纣王的庶兄，当年曾降周的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殷商遗民一分为二，成为后来的卫、宋两国。宋国在战国时亡于齐，卫国在秦二世时被秦朝吞并。在辽东，又有商朝宗室箕子开国朝鲜，后亡于燕人卫满。在《诗经》中“辰”也是指殷，故辰国可能也是商部落的后人。

国号

《尚书》、《史记》等传世文献称呼商朝为“殷”，但如《古本竹书纪年》等早期文献均称这个朝代为“商”，另有《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称它为“殷商”，这三种称呼并见于先秦的文献中。在目前出土的甲骨文资料中，“殷”单字的出现次数不是很多，而“大邑商”或“天邑商”则是商人对殷墟都邑的自称，在战争中称呼己方军队为“商方”。尚不明晰商人是否拥有对整体国家或族群的泛称。
从《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的记载可知“商”是商族先公的初期居地，国号取于地名。其后迁至亳，国号亦可称作“亳”，迁至殷，自然也称作“殷”。多次的迁徒中始终以居驻商地和殷地的时间最久，势力最大，在周边方国部落中留下的印象最深，所以此二称变成这个国家的名称。“殷商”这个合称最早见于西周的《诗经》。《荡》有“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大明》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大明》又有“燮伐大商”、“肆伐大商”，《文王》有“商之孙子”，《玄鸟》有“殷受命咸宜”，《殷武》有“挞彼殷武”，可见在周朝“商”、“殷”、“殷商”三称通用，之间并无差别。
晋·皇甫谧在《帝王世纪》中载“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尽管《帝王世纪》一书的总体可信度并不高，但史家便据此将盘庚迁殷前的时期称作“商”、盘庚迁殷后的时期称作“殷”。

势力范围及行政区划

商朝的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省西部，东北达到辽宁省，南至江南一带，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大国，但核心区域还是中原一带。始都亳，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今河南省安阳小屯村），因而商也被称为殷。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商朝疆域“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其最大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西到陕西，东到海滨。 除了包括夏所属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考据显示势力范围还可能包括辽宁，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土地。
先商时期，商部落为夏后氏的诸侯，商部落的首领称作“商侯”。有封地七十至一百里。
晚商的北界直抵燕山南麓，西达渭水下游，南至长江，东望泰沂山脉。
都城称作“邑”或“商邑”，其外七十至一百里内属于商王直接控制的区域，称作“蒿”（郊）、“鄙”、“奠”（甸）。邑、郊、鄙、甸此四地相当于商王朝的王畿地区，在《尚书·酒诰》中称为“内服”。

方国

各方国根据与商的关系分为敌对、臣服和时服时叛三类。

政治

商王朝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中央分设管理政务的卿事寮和主持祭祀的太史寮二大机构。地方用侯、邦伯加强各地的统治，还有大批宫廷侍卫。同时商朝王室还掌握有大批武器和军队，贵族还设立严峻的刑法和监狱。另外，还使用宗教观念来巩固其统治地位，商王被认为是“天帝”在人间的使者，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

军事

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征伐的记戴，其一次战事的用兵数目有3000人，5000人，甚至13,000人之多。比如，根据武丁时期的卜辞，在一次对羌人的征伐商王动用一个旅的兵力，达10,000人之众，再加上配偶妇好的3000族众，合计13,000人。
公元前1200年左右，商朝人口约700多万，商朝兵力约3万。
到了殷末，许多平民的墓地中都出土有锋利的兵器。这说明，虽然商朝的常备军数量不多，但存在大量民兵。

军事制度

商朝的军事制度在甲骨卜辞中有较多的记载。如“□方出，王自征”（《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王自征人方”（《殷契粹编》．1185）等卜辞表明，商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有时亲自出征。王室妇女，如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也曾率军出征。高级军事领导职务由贵族大臣和方国首领担任，他们平时治民，战时领兵。甲骨文中常有“□”、“□”、“射”、“戍”等名号出现，可能表明当时军队成员已有不同的职守。士卒由贵族和平民充当，平时要练习射、御；并以田猎的形式进行演习。
“王登人五千征土方”（《殷虚书契后编》上．31．5）等卜辞说明，战时常根据需要进行“登人”（征兵），一次征发1000、3000或5000人，也有超过1万人的。兵以庶民为主，奴隶多担任杂役。
商朝除王室拥有强大的军队外，各宗族或各方国也都掌握相当数量的军队。“王其令五族戍□”（《殷契粹编》．1149）、“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殷虚书契续编》．5．2．2）等卜辞表明，这些宗族或方国的军队须听从商王的调遣。商朝军队有步卒和车兵，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战车一般由两匹马驾挽，车上有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执戈。车下随行徒若干人。甲骨文中也曾出现过“步伐”的记载，可能表明当时有独立的步兵队伍。
“王作三师右中左”（《殷契粹编》．597）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可能是师。“登百射”（《甲骨文合集》．5760）、“左右中人三百”（《殷虚书契前编》．3．31．2）、“王令三百射”（《殷虚文字乙编》．4615）等卜辞说明，当时军队的组织可能以100人为基层单位，300人为中级单位，并有右、中、左的区分。

武器配备

商朝军队的武器装具，据考古发掘和甲骨文记载，主要有战车、弓、箭、戈、矛、刀、斧、钺、干盾、矢镞、头盔、甲胄等，其中戈、矛、刀、斧、矢镞、头盔等是用青铜铸造的。河南安阳侯家庄1004号商王陵墓内有大量武器出土，其中有70捆矛，每捆10个，说明商朝对于武器的存放可能有一定的制度。
另外，商朝已经有战象，曾用象阵多次击败东夷军队。

外交

商王朝经常通过联姻、赏赐封号的方式与边远国家交流。例如，据《清华简》记载，商王盘庚的女儿妣隹对外征婚，后来嫁给楚国国君季连。
周国的领袖季历，前来朝见商王武乙，武乙赏赐给季历三十里土地和十只玉獴。商王文丁时，又任命季历为“牧师”，掌管西部地区的征伐之事，后来文丁却因为猜忌而杀了季历。崇国（陕西户县地区）是商朝西边最大的属国，是商朝在西土的核心盟国。季历之子姬昌被封为西伯，力行仁政，日后周国越过黄河，吞并许多小国，然后出兵讨伐崇国，杀死崇侯虎，接着迁都丰邑（陕西省鄠县）。

经济

商人从一开始就是以农业为主的部落，商汤曾派毫人帮助葛人种地。甲骨卜辞中多次见到“其受年”（能获得丰收吗？）的问语，反映商朝统治者对农业的重视。在畜牧业在商代出土的除了有六畜的遗骸外，还有象骨，说明当时北方还有训象。并且掌握猪的阉割技术，开始人工养淡水鱼。手工业全部由官府管理，分工细，规模巨，产量大，种类多，工艺水平高，尤以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发展到高峰。成为商代文明的象征。而且商朝人已经发明原始的瓷器，洁白细腻的白陶颇具水平，造型逼真，刻工精细的玉石器表现商代玉工的高超技艺。丝织物有平纹的纨，绞纱组织的纱罗，千纹绉纱的縠，已经掌握提花技术。
商代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促进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许多牵着牛车和乘船从事长途贩运的商贾。到商代后期，都邑里出现专门从事各种交易的商贩，吕尚就曾在朝歌以宰牛为业，又曾在孟津卖饭。
自商代起，中国音乐进入信史时代。民间的音乐和宫廷的音乐，都有长足的进步。由于农、牧、手工业的发展，青铜冶铸达到很高的水平，从而使乐器的制作水平飞跃，大量精美豪华的乐器出现。乐舞是宫廷音乐的主要形式。可考证的有《桑林》、《大护》，相传为商汤的乐舞，为大臣“伊尹”所作。从事音乐专业工作的，主要有“巫觋、音乐奴隶和‘瞽'”三种人。有关商朝的民间音乐的材料很少，《周易·归妹上六》和《易·屯六二》就是商代的民歌。
商代甲骨文兼有象形、会意、形声、假借、指事等多种造字方法，已经是成熟的文字。在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总共发现有四千六百七十二字，学者认识的已有一千零七十二字。甲骨文因刻写材料坚硬，故字体为方形。而同时期的金文，因系铸造，故字体为圆形。

铸造业及艺术品

商代的陶器有各种颜色，有些为轮制，有些则使用泥条盘筑法，陶器上常压印花纹。目前所知最早的中国釉料出现于商朝。此时期还有大理石及石灰石雕刻的真实与神话动物。由商代的都市可看出，当时已具中国建筑的基本形式，值得注意的聚落包括二里头、郑州、殷（今安阳境内）等，这些地点在不同时期均曾为首都。商代晚期的统治者均热衷于建立奢华的宫殿。

宗教

据商代的甲骨资料来看，殷商时代的万物崇拜依旧盛行，信仰对象包含大自然的各方面，例如：河神、山神、日月星辰、地神等对象。但这些自然神祇仍属于万物崇拜，变化有限，比较特殊的，是商人心中的“帝”信仰。“帝”是商人心中的最大神，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也是社会秩序的主宰。这种“一元”（帝）“多神”（自然神祇）的信仰模式，与现实世界的“王权政治”相仿。简单来说，人世有君王统治百姓，在自然界有“帝”统治自然神祇，但“帝”的能力和权威更凌驾世间君王之上，祂是一切万物的主宰。
商人问卜的对象有三大类，即天神、地祇、人鬼。在这三类之中，权威最大的即是“帝”，“帝”所具有的能力主要有三种，第一是对自然气候的控制，这些问卜主要是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欠。第二是主宰人世间的祸福奖惩。第三是决定战争的胜负和政权的兴衰，由于商代仍属部族式的社会型态，仍需以战争手段征服诸边各部落，商王往往向“帝”问卜战争的胜败，看看“帝若”，还是“帝不若”。由此来看，商人日常生活中，几乎莫不祷于“帝”，在如此的宗教心理之下，也就不难理解，商人何以会有“好祀”、“重祀”之风。
商代的＂天＂观念，在甲骨卜辞里是由＂帝＂来表现的。甲骨文的＂帝＂能够表示＂天＂的大部分意蕴，但无有＂处所＂之意。在殷人的观念中，天地人神是分开的，神在天上，人在地上，不相混杂，祭祀和占卜则是殷人沟通鬼神的主要媒介。在对甲骨文的早期研究中，学术界曾经认为商代几乎没有独立的“天”、“天神”的观念，但后来学者夏渌在其论文《卜辞中的天、神、命》中指出了商代存在人格化的“天”的观念。
从甲骨卜辞看，殷人的信仰体系，与原始宗教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仍以史前时代就已产生了的自然神灵和祖先神灵为主要信仰对象。商代的鬼神信仰保留有较多的原始性，还不具备后世社会里神道设教的功能，殷人的敬鬼事神还没有后世人为宗教的欺骗成分。从商代晚期武乙射天开始，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慢于鬼神的现象，这是社会发展、殷人认识水平提高后的进步现象。

人口

由于目前找不到商代人口调查制度的具体记载，难以估计，说法很多。
据宋镇豪估计，商朝初年人口约有400万至450万，晚期人口约780万左右，商末人口可以达到800万至1000万左右，帝乙帝辛时期殷墟王邑人口已达14.6万以上。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史》中认为，商代还未进行过全国性的人口调查，而且由于当时的疆域和势力范围尚不是很确定，城邑遗址样本太少且存在变迁，还有城外居住区的人口难以计算，只能肯定晚商人口至少在500万以上，而夏商西周时期的人口在目前都无法给出较确切的数目，也无法确定中国在春秋时代之前的人口是否曾超过千万。

商周文化之别

周文化对商文化有许多继承，但仍有差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亦有“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之说。王晖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对两者进行了比较，列举了商周文化如下差异：
1、天神上帝崇拜的差别：如商人的上帝(即帝喾)是商人至上神，同时也是自然神和祖先神商王被认为是“帝子”，死后称“帝”。周人除保留了上帝主神的地位之外，还出现了天的敬仰与崇拜。周人认为周王为天之子，开始出现了“天子”这一称号，周王死后“配皇天”。
2、商代尊神事鬼、崇信上帝鬼神、迷信巫祝贞卜，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神权统治时代。商王无论大小事都要进行占卜，询问上帝先王鬼神的意志。周人尊天保民、天人合一。是一个人神并重而又以人为本的时代。周代神事逐步向人事转移，形成“人神杂糅”、“天人同位”的天人合一观。
3、宗法制与继承法的差异：商代长期实行兄终弟及制，商末虽有嫡庶之分但并未确立长子继承制，无成熟的宗法制。周代在商代诸项制度上进行改造，使周人宗法制达到十分完善严密的地步。商代对本族祖先和异族有功的人神都进行祭祀，而周代由于父系宗法制的形成和确立，形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以“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为准则，并且把母系一支的先舅从祭祀系统中彻底清除出去。
4、分封制和政治组织的差异：商代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为“方国之长”，其分封是氏族子弟自然分化而另外建氏封地的过程。周代大封亲戚，执圭受土，屏藩周室，天子与诸侯形成新的君臣关系，天子由“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阶级分化和中央集权加强，等级制度比商代森严。商代政治组织松散，人口流动性强，诸侯中常有人逃往他国。周代政治组织严密，实行“有亡荒阅”在全天下搜捕逃亡者，因此在《牧誓》中指责商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
5、商周婚制的差异：商人“三世亲疏，五世亲绝，六世则可通婚”，没有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周代奉行百世同姓不婚之制。
6、商代“牝鸡之晨”，商王后妃直接参与政治，担任许多部门的重要职务，不仅参与祭祀、占卜，还直接率军出战。商代女性可以拥有个人属邑。周代“牝鸡无晨”，妇女比商代卑下，其从属的社会地位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规定，妇女被拒于政治生涯的大门之外。

社会性质的研究

无奴派学者指出，中国大陆许多人把商朝视为奴隶社会，这其实是错误的。商代的人祭中使用的通常是战俘，这些战俘没有转化为奴隶就会被杀掉。人殉中使用的通常是死者的亲属，有一部分甚至是自愿的，殉葬者可能是家庭奴隶，但通常不会是生产用的奴隶。人祭和人殉不能反映商朝是奴隶社会。
《尚书·盘庚》中商王说：“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畜民”的祖先是商王祖先的有功之人，因而得到商王称赞。显然，“畜民”不会是奴隶。殷墟甲骨文中提到的从事工商业和农业生产的“众”、“众人”都是平民，他们才是商代社会的主体。从殷墟墓葬结构来看，平民占商代人口的82%至87%，奴隶只占3%左右。
商周时期实行井田制，这有殷墟甲骨文和《诗经》佐证。井田制下，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通过“私田”获取自己的粮食，以助耕“公田”的形式被统治者剥削，并不是奴隶制的无偿掠夺。
中国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黄现璠和晁福林等人指出，商朝也属于原始形态的氏族封建社会，虞夏商周皆为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上并未经历过奴隶社会这一阶段。

商代王制假说

张光直假说：商代政权由子姓王族所掌握，王族分为两组，一组谥称以甲乙为主，一组谥称以丁为主，两组互相通婚，轮流继位执政。王位多传于另一组的下辈，有时也传于同组内的同辈。王位以此互传的方式，从而在两组之间祖孙隔代继承。据卜辞研究，商王室父叔舅皆称父，子甥侄皆称子。亲堂表兄弟皆称兄弟，所谓父死子继，实质为舅死甥继，王位传于另一组。至于兄终弟及，王位保留在一组，似为特殊安排。
学者相信，商王族分为分甲乙丙丁等十个祭仪群，这些祭仪群是政治单位，也是互相通婚的单位，地位与政治力量各有高低，其中以甲乙丁三者势力最大。十群彼此结合，归属两大组，以甲乙为主的一组包括戊己，以丁为主的一组包括丙，可能也包括壬癸；庚辛不明。王位不得在同一群中相传，必须在各群之间传递（传于另一组或同组内的另一群），而且传于同组中只能由同辈继位，传入另一组才能由晚一辈承继。君主由王族/贵族会议辅政，A组领袖为王，B组领袖则为其副手，王位传承由会议选定，中间可能涉及权力斗争甚至流血政变，母族的地位也可能是一有力因素。各群间互相通婚，似乎有理想的婚配组合（如辛娶壬、癸娶甲），却不见得有严密的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