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標準的發展史

古代汉语标准

古代书面汉语称为文言文。

夏商

从文献上可推断夏商的语音差不多，例如《尚书·汤誓》里有“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以及《孟子》所记《夏谚》和《逸周书》所记《夏箴》，这些谣谚都的押韵系统类似。其基底很可能就是首都河洛一带的方音。

西周

虽然首都从夏商的河洛一带迁往秦晋的镐，但周公经营洛邑，两者地位几乎相等，从诗经的用韵来看，雅言的语音没有太大变化。

春秋战国

东周起，周室都洛邑，标准语雅音的基底当为伊洛音。虽然各诸侯国首都的方言在其境内是通用语，但周的共主地位仍在，《荀子・荣辱》也记载“楚人安楚，越人安越，君子安雅。”显然雅音这种语音的地位是较高的。

秦与西汉

一者定都咸阳、一者长安，标准语的基底可能转移到秦晋方言。扬雄的《𬨎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一书中常以秦晋语为基准，评论四方语音，可见秦晋语的优势地位。

东汉、三国与西晋

东汉改都洛阳，洛阳音可能慢慢变回优势音。到了曹魏，诗歌押韵与佛经音译的用字都有较大变化正是因为标准语的变换，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所发起的建安文学的文化影响力是吴蜀无法相比的 。其后西晋、北魏(孝文帝以后)也都洛阳。《魏书・咸阳王禧》也记载曹丕要求官员“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并感叹“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披发之人。”。当时讲语音的书有王长孙所编《河洛语音》，也可看出推崇洛阳音的事实。

东晋

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晋宗室南迁为东晋，将中原洛阳雅言（“士音”）带入江南，并稍微受到当地属于吴语的“金陵音”（“庶音”） 影响。南朝梁时学者顾野王著《玉篇》整理京师金陵雅音，即为中原洛阳雅音南下后与金陵音的结合体 。

隋朝

定都长安，但长安久为僻地，文化上没有优势。因此当时陆法言的《切韵》(是现今可考的最早的韵书)是继承魏晋的标准音，以洛阳音为基底，佐以金陵音，切韵序文提到“榷而量之，独金陵洛下”。为当时士大夫所传读书音的音韵纲领。经《唐韵》、《广韵》、《集韵》等等一脉相承的增补，一直是官方承认的正统。而且之前受永嘉之乱影响，大量操洛阳正音的士大夫进入中国南方(如闽书所载之八姓入闽)，冲击当地方言，使得各地方言的读书音可以归入切韵的音系。

唐

可分为两阶段，初唐时仍奉《切韵》为圭臬，从玄应音译佛经的《一切经音义》中的汉梵对音可看出。《唐韵》也推崇洛阳正音。例如李涪曾说“中华音切，莫过东都”，洛阳“居天地之中，禀气特正”。武则天时也还是如此，《大唐新语・谐谑》中操秦晋口音的人鸡圭不分、猪诛不分、鱼虞不分、具居不分、吃诘不分、米弭不分、如儒不分都使得武则天等朝臣笑得东倒西歪。区分这些音，正是切韵体系的特色之一。
盛唐开始长安音变得强势，佛经的音译有了明显变化，到了中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不仅推崇秦音，甚至贬低切韵音为吴越之音。而秦晋音确立优势后，安史之乱、五代纷争又使中原人口南下，再次冲击中国南方语言。
但要说明的是自周朝以来长安、洛阳间交通便利、人口流动频繁，虽然语音有异，但与南方相比，却是差别不大。

宋

定都汴梁，唐晚期的长安音影响虽然仍在，但根据邵雍的《皇极经世・声音倡和图》宋朝音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即使如此，当时《广韵》是陈彭年等人根据更早的《切韵》、《唐韵》等韵书修订成的一部韵书。陆游《老学庵笔记》有“中原惟洛阳得天地之中。语音最正”。依然以切韵音为宗。
南宋迁都杭州，但根据《七修类稿》语音仍以汴洛音为主。

元

《中原音韵》元代周德清编著，有“欲正语言，必宗中原之音。”，“上自缙绅讲论治道，及国语翻译、国学教授言语，下至讼庭理民，莫非中原之音。”。但在《中原音韵》收了更多元代口语音，《中原音韵》对于当时以及以后的北曲创作起过很好的指导作用。

明清

《洪武正韵》明初乐韶凤、宋濂等11人编著，“一以中原雅音为定”。 
官话是明清时期由北方话发展而来。清廷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得送试”。

老国音

自白话文运动以降，世界各地正式中文的标准由文言文逐渐流变为官话白话文。
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标准语历史上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0年，将官话定名为“国语”的提议者、资政院议员江谦再次在《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中提出“用合声字拼合国语，以收统一之效”的主张。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自清末以来的国语制定运动，主要确定了标准语音的制定和国音符号（第一式）。在标准语音的制定方面，以北方官话（京音）为基础。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华民国教育部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用每省一票的多数票方法审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6500多个汉字的国音，决议融合各地方言制作出标准国音，即老国音。它的特点是：声母和韵母95%左右与北京音相同；保留入音。会议还通过了注音字母。
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了国语研究会。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
1920年，教育部正式通令从该年起公立小学“国文科”一律改为“国语科”，教学白话文、“国音”和“注音字母”。
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1920年爆发了京国之争。南京高师英文科主任张士一于1920年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承认“国音”，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并开始在学校推广。
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兼采二者，使用标准国音中的京音声系，是为“国音京调”。

新国音

1924年至1926年，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修订了老国音，将汉字读音改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
1928年国民政府改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9年之后，台湾和大陆的汉语标准（分别为国语系统和普通话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1955年举行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张奚若说：“汉民族共同语早已存在，现在定名为普通话，需进一步规范，确定标准。这种事实上已经逐渐形成的汉民族共同语是什么呢？这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为简便起见，这种民族共同语也可以就叫普通话。” 1955年后采用“普通话”一词取代“国语”。
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了普通话的定义，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指北京的语音系统，即北京话的声、韵、调系统，并不意味着北京话就是普通话的标准发音，事实上，两者有着相当的差异。“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是指方言分区意义上的“北方”，包括中国的东北—华北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和江淮地区等，由于北方话使用区的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而内部虽然有着“次方言”的存在，但是各地词汇系统的差异相对较小，适合作为普通话词汇的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是因为“白话”与人们日常交流的口语基本一致，但是语法的规范程度更高，这样若以书面的形式存在，更有利于人们学习和掌握。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82年11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了“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
中华民国于1945年至戒严结束，一直以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国音作为国语标准。之后的语音，常带有闽南口音，而出现所谓的台湾国语。
在东南亚华人社区里，华语指汉语的官话，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粤、闽、客等语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了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和非汉语（主要是英语）的影响，与国语、普通话有一定的差别。

现况

现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官话中的普通话为汉语标准，中华民国以官话中的国语为标准，马来西亚以官话中的马来西亚标准华语为标准，新加坡以官话中的新加坡华语为标准，香港和澳门法律上虽无明订之标准，但事实上以粤语中的广州话为通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