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学生的运动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满清政府新设立的留洋计划下出国深造，最早的中国无政府主义便是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里产生的。到了1906年这个计划已经送出约500—600名学生至欧洲、约10,000名学生至日本。日本的东京由于地理上较接近中国、相对而言花费也较低，同时两个国家也较为类似，成为当时最多留学生前往的地方。在欧洲，巴黎成为特别多中国留学生前往的地方，也是因为相对而言较低廉的费用，法国政府也协助补贴学生的花费，同时法国也被视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依据一些说法，满清政府进行留洋计划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将这些激进的学生送离中国，而最激进的学生被送往欧洲，较为温和的学生则送往日本。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满清政府的做法显然是非常无知的，在欧洲的学生很快便接触到了当地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将那些意识形态和做法完全带回中国社会。相当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很快便成为两地学生吸收最多的西方意识形态，到了1906年，巴黎和东京两地都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团体。两个不同的地点、也或许当初所分隔的两种不同倾向的学生，最后导致两地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
依据当时参与运动的李石曾所言，对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团体的影响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激进社会主义（Socialist Libertarianism）与无政府主义、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古典的中国哲学。比起东京的留学生团体，巴黎的留学生们更不愿接受老子以及古时的井田制度思想。李石曾描述当时巴黎团体里的成员都是一些曾在中国受过良好文言教育的年轻学生，也都坦承这些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排斥、甚至主动反抗将任何中国传统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扯上关系。
相较之下东京的学生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但却有不同的倾向。巴黎的学生们推崇西方的科学和文明，东京的学生们则将无政府主义的根基建立在亚洲政治的传统上。在实践上，巴黎的学生学习世界语，拥护无政府工团主义，受到米哈依尔·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大量影响。相较之下东京的学生拥护以农夫为根基的社会，由民主的村庄们组织为一个自由的联邦以互相协助和防卫敌人，并将他们的意识形态与道教、佛教和井田制度融合，更偏好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或许是受到虚无主义的影响，两派团体都支持刺杀的手段，但到了1910年无政府主义的转变则放弃了刺杀行为。
在1900年代初期，无政府主义运动主要仍是西方世界的运动，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们热情地支持无政府主义，将其视为是西方意识形态里最进步的思潮，也因此最能远离那些在他们看来即将灭亡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个立场使巴黎与东京的团体不断产生摩擦，东京的团体认为传统文化里仍有许多好的部分，甚至主张因为他们没有拥抱西方国家自由资本主义民主的幻觉，所以他们更容易达成无政府主义的过渡期。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无政府主义在1920年代影响力最大。典型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除了释太虚，代表人物则为于1910年代－1920年代于中国国民政府担任要职的吴稚晖。

吴稚晖

吴稚晖，（1865年－1953年），名敬恒，字稚晖，中国江苏人。他虽是举人，但在接触无政府主义后，成为服膺该主义的追随者。1907年，吴稚晖前往法国巴黎就学。在参与主编同盟会外围刊物《新世纪》周刊的革命工作时，正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深受此影响的吴稚晖在积极参与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过程中，大力鼓吹互助论，并宣传无政府主义。之后不但增加张静江、李石等伙伴，也深层促进了孙中山，刘思复甚至蒋中正的天下为公理想。严格说起来，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某些思想也来自他的影响。于理论上，吴稚晖将无政府主义与发源自孔子所著《礼运大同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理想相结合，强调一个没有强权、军队、法律、阶级、国界、政府；众生平等，人我无界的无政府治权体制，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权。
吴稚晖接蠡的无政府主义虽相当程度影响国民党与国民党统治的1920年代末－1930年代的中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被当权者作为宣传工具，流于与共产主义相抗衡的筹码。另外也因中国战乱频仍，主义理想过高而无法真正实现。不过总的来说，其思想仍在训政时期深深影响中国政情。甚至正因他是1970年－1988年台湾实际统治者蒋经国的老师，因此台湾某些相当松散的法治观念、政府体系与自由思想风气也源于此。今中国无政府主义代表的《礼运大同篇》内容所制成的“天下为公”、“大道之行”、“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标语仍常常于台湾所见。

巴金

本籍中国四川成都，原名李尧棠的巴金（1904年－2005年），也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范畴内，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虽然因为意识型态等因素，他极少承认自己对此的贡献或想法。但是身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的他，作品常常出现无政府主义的影子。他早期翻译的《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书店；）与《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深深影响1920年代的中国。

无政府主义与毛泽东

毛泽东在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之前，也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
尽管有很多西方自由主义人士论证，文革期间，毛泽东抛开政府、党委、军队等直接发起民众运动的做法，实际上便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但目前在中国，自称毛泽东主义者的人们身上所显现出的往往是杂糅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

无政府主义与派别

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刊行《天义报》（后改为《衡报》），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同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形成中国另一个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新世纪派”。他们鼓吹个人冒险，用暗杀恐怖手段推翻政府等无政府主义理论，对当时正在酝酿的反清革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其流传范围仍主要限于国外的留学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