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

家世背景

陈公博生于官宦之家，原籍福建上杭，后移居广东乳源，自陈公博祖父时举家迁居至属于南海县的广州府城。
父亲陈志美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曾为大清广西提督，“赐穿黄马褂”，后罢官居于广州。

早年经历

陈公博于广州出生，自幼弄枪习棒，曾独自把几个骄横的八旗子弟打伤，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还包括《金瓶梅》等禁书。1907年，15岁的陈公博与父亲在家乡组建“三点会”反清，失败被囚。
1917年，陈公博于广州法政专校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五四运动时接受各种新思潮。1920年于北大毕业，回广州后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创办了宣传新思维、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群报》。
1920年大学毕业后，由于陈独秀受聘到广州，陈公博与陈独秀、谭平山等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1921年，中共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代表广州出席。1922年6月，因支持陈炯明，受留党察看处分。陈宣布退党，并出洋到美国留学念经济。

归国服务

1925年，陈公博于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毕业后，回到广州。即被国民党内左派延揽，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立中山大学代理校长。受汪精卫、廖仲恺的重视，先后任党部书记，国民政府广东省工农厅长。
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北伐开始后，作为蒋介石随员北上。宁汉分裂时支持武汉的汪精卫。宁汉合流后到广州，联合张发奎驱走李济深，准备迎接汪主事。之后共产党发动广州暴动，陈公博等受各方责难，于1927年12月逃到香港。

国民党内改组派

1928年，陈公博到上海，出版各种书刊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各种主张，成为国民党内改组派的宣导者。
1931年奉天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和解，蒋介石及汪精卫再度合作，汪任行政院长。1931年12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陈公博为实业部长。1932年1月5日，陈接任部长后，立即提出《四年实业计划》。陈亦任国民政府民众训练部等职。1935年11月，汪精卫被刺，于12月1日电请辞去行政院长本兼各职。12月12日，陈辞去实业部长职。1936年2月，汪辞去行政院长，陈亦辞职。
1937年抗战爆发。之后，汪精卫与日本暗中交涉谈判，于1940年3月到南京，成立其与日本合作的“国民政府”。陈公博初时对汪的投日有所保留，最后却选择追随，任南京汪政府的首任立法院长，后兼上海市长。1944年汪往日本治病，陈公博任代国民政府主席。汪死后，兼任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45年初，中日战事胶着，陈亦开始透过军统向重庆暗通款曲，故意包庇以协助军统的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次日陈公博宣布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改成立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自任两委员会委员长。原本陈还望能得到重庆接受，但最终远渡日本。国民政府发出对陈公博的通缉令，并在南京受降后即向日本提出引渡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无法保护陈公博，只能将其交出。陈被国军伞兵押回中国，交由军统看管。

逝世

1946年4月在苏州狮子口的江苏高等法院受审，以通谋敌国罪成立，处以死刑。
陈公博的自白书 摘录：
去年，即三十三年，是南京最危险的时期，也是中国全局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共产党妥协的动议，我们且接到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在中国方面，有许多当地的日本军已实际和共产军默契。例如苏北清乡计划，日军事前先期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日军和新四军实行交换物资了。新四军首领陈毅负伤，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治。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罗斯基派名义为掩护，出面为共产党宣传。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
汪先生于三月二日赴日本治病，把军事委我负责，把行政院委周佛海负责。我既然负军事上的责任，我不得不替中国的前途打算，不得不替地方治安打算，尤其不得不为中国陕统一后打算。因此我决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产党妥协，只有和日本破裂。
陈公博答辩书(摘录)(1946年4月)
“原起诉书中目我为‘甘心降敌，卖国求荣，在敌人铁蹄之下，组织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听。’至比汪先生为张邦昌、刘豫。我虽不赞成汪先生组织政府，但如此比喻，殊为不伦！在从前汪先生受人痛骂，数年以来，我都没有替他辩护，因为汪先生说过为国家，为人民，死且不怕，何畏乎骂？而且战争时期，最要紧是宣传，非骂汪先生不足以固军心，我认为抗战是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汪先生既求仁得仁，我又何必替他辩护？但现在不是抗战时期，而是在胜利时期，汪先生也逝世了，我们已不需要宣传，我们应该抑制感情，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更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国人，只有熬苦，更何荣可求？我对汪先生的行动是反对的，而对汪先生的心情是同情的。到了今日，我们应该想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想念他的历史和人格，更应想想他在事变之前，事变之中，如何替国家打算，如何替蒋先生负责？……”
“不过我对于检察官是很谅解的，当日我在重庆，在香港，极力谋党的团结，国的统一，那情形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迨至南京以后，为保存国家人民元气，和日本苦斗，如保存东南各省。使蒋先生能容易统一中国，那情形也太曲折而复杂了，并非今日检察官所能了解的。在今日众议沸腾，真相不明，尤其是政治是那样困难而波折，承办本案的检察官，即使他心里很明白，而又背负责任，那一个敢挑起千钧重担？说陈公博可以功罪相抵；那一个敢说陈公博无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