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督教新教

中国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发展最早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清朝后期。在经历了19世纪的初创阶段之后，来自英美的传教士在北京得以立足。到20世纪初，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城内共建立了60多座教堂，北京一方面成为西方教会集中的城市之一，大批传教士集中在此，并且兴办了众多的教育、医疗等辅助设施；另一方面，北京也成为华人自立教会的重要基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所提倡的三自运动以及对无神论的广为宣传，使得基督教在北京的发展几经波折。现在基督教在北京有逐渐恢复发展，基督徒也逐渐成长，而随之而来的许多新的成长与考验。

庚子事变

1900年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北京内城，当天，新教在北京的8所教堂（双旗竿伦敦会、缸瓦市伦敦会、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公理会、孝顺胡同美以美会、石驸马桥安立甘会、鸦儿胡同长老会、交道口二条长老会）全部被焚毁。北京的数千名基督徒在东交民巷使馆区避难约2个月之久。

1949年之后

1949年之后，新政府逐步对中国境内的各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三自运动开始，旨在使教会与其海外的母会脱离关系。《三自宣言》的40名发起人中，其中来自北京者约有10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华北年议会监督江长川、北京公理会牧师王梓仲（华北基督教协合会总干事）、庞之焜、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赵复三、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会主席凌俞秀霭、北京女青年会总干事陈文润、燕京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凤山、 道济医院总务主任刘维诚。
在此之后，大规模的无神论宣传使得北京各种宗教的信徒呈现明显的萎缩趋势，很多教堂以各种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政府或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地产。
1950年代，王明道在《灵食季刊》上发表《真理呢，毒素呢？》、《我们是为了信仰》等文章，与三自运动领袖吴耀宗、崔宪祥、丁光训等进行辩论。1955年8月7日，在肃反运动中，王明道夫妇以‘反革命份子’罪名被捕，史家胡同42 、43 号的‘基督徒会堂’也遭充公。次年，王明道在监狱里写悔过书，被释放。但他出狱后并未加入三自运动，于是在1958年又再次被捕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北京基督徒聚会处负责人阎迦勒一度受到影响，于1955年4月带领北京聚会处宣布退出“三自”，王明道被捕后又再度加入。
自1957年12月至1958年7月，北京市全体教职人员集中在东城区府学胡同燕京协和神学院，进行长达半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自主席王梓仲等45人被划为右派。基督教的教职人员被划为剥削阶级，在运动结束后全部下放到农场劳动。1958年8月，在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大陆各地基督教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将信徒集中在少数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献堂献庙”，无偿“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北京市区的基督教（新教）大小教堂60余座，经过合并，只剩下4座：灯市口（原公理会）、珠市口（原卫理公会）、缸瓦市（原中华基督教会）、宽街（原基督徒聚会处）。其中灯市口教堂规模最大，不久负责人赵复三等人表示进堂信徒很少，将教堂献给学校做礼堂，而使用东单规模较小的原圣经会为米市堂。原有各教派机构全部取消，由三自机构进行全面控制。四个教堂维持每周一次礼拜，人数总和有100多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组织被作为“四旧”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产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学校的厂房、教室，例如缸瓦市堂由北京市煤气公司占用。不少建筑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灯市口原公理会教堂在这时被毁。
1970年代初，中国大陆外交政策发生变化。1973年，基督教米市堂开始向北京的外国侨民开放。
1980年7月13日，缸瓦市堂复堂。此后，北京开始逐渐恢复教会组织，基督徒增长迅速。一些被企事业单位占据的教产被发还教会，尚存的几座三自教堂经过整修，重新开门迎接信众。至今，北京尚在使用的基督教教堂12座，其中老城区仍为4座（缸瓦市、崇文门、珠市口、宽街），多数为规模不大的老教堂，数千名信徒只能分为多次聚集。2000年以后，在新城区新建了朝阳堂，海淀堂正在翻建中。另有20座教堂建筑被占做它用（如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并且在旧城改造中面临被拆除的威胁。北京基督徒的社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社会强势群体的比重不断增加。不过，北京在家庭教会中聚会的基督徒人数明显超过在登记教堂聚会的信徒人数，一份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左鹏博士主持的《北京市基督教现状调查》（北京市社科规划办“十五”规划项目）显示，“家庭教会是基督教在北京传播的主要基地”，“经常参加家庭聚会的基督徒，主要是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基督徒”，“家庭教会已成为今日北京基督教发展必须面对的棘手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