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樂知

早年

林乐知生在美国乔治亚州伯克县，幼年父母双亡，由姨父母赫金斯(Hutchins)抚养长大，他们都是极有爱心的基督徒。
林乐知小学毕业后，考入牛顿郡的斯塔维尔中学读书，在此期间接受基督教信仰，加入美国南方监理会教会。18岁时，林乐知进入美国埃默里学院读书，于1858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不久，即被按立为牧师，当时年仅22岁。同年，林乐知与玛丽•休斯顿小姐(Mary Houston)结为伉俪。玛丽也是一才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乔治亚州梅肯郡的卫斯理女子学院(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由于二人皆有前往海外宣教之心志，故于婚后不久，他们共同接受美南监理会差会差派，前往遥远的神秘国度--中国宣教。
1859年底，林乐知夫妇带着他们新生的女婴从纽约登船启程前往中国，从大西洋绕道非洲好望角，横跨印度洋路经香港，历时210天之久，最后于1860年（咸丰十年）7月抵达上海。从此林乐知以上海为基地，开始了长达47年的宣教生涯，将其毕生的黄金岁月，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

一个人的传教站

1860年，林乐知夫妇抵华之际正值多事之秋。在中国北方，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避走热河。在南方，太平天国军席卷江南，无数百姓流离失所。林乐知原拟前往杭州开辟宣教工场，因此被迫暂居上海。到中国后不久，他取了个中文名字叫林约翰；后取中国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耻"之意，改名为林乐知，字荣章，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林乐知到上海后第二年(1861年)，美国爆发南北战争，林乐知故乡乔治亚州加入到南方阵营。由于战争，监理会差会无力顾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这使得林乐知经费断绝，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谋一些差事来贴补家用。他曾先后担任过商品推销员，以及保险经纪人等职，以维持生计。后来在冯桂芬的介绍下，林乐知在清政府办的广方言馆内谋得英文教习一职；不久又应徐寿之请，到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译书，同时还兼任字林洋行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主编。
林乐知对这段艰苦日子曾如此记述说：“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收不到母会分文，也接不到亲友片纸只字。全家生计陷入窘局，起初靠典卖教会物资暂时维持。然而此举终非长久之计，为了养活妻儿，只能暂时搁下宣教正务，抽身出外工作赚取工钱。”据其同仁傅兰雅描述林乐知：“每日上午在广方言馆教英文，午后赴江南制造局翻译外文书，夜间编辑报纸，主日则到处布道。十年间从末有片刻闲暇。”
林乐知如此勤奋工作16年之久，根据日后《教会新报》的有关记录，林乐知这一时期的主要译著有《格致启蒙博物》、《格致启蒙化学》、《格致启蒙天文》、《格致启蒙地理》、《万国史》、《欧罗巴史》、《德国史》、《俄罗斯国史》、《印度国史》、《东方交涉记》、《列国岁计政要》、《列国陆军制》、《新闻纸》、《地学启蒙》等10余部。1876年，清政府为表彰林乐知在译书和教学方面的贡献，特授予他五品顶戴官衔，后又"钦加四品衔"。同一时期，林乐知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促使他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基督教适应中国文化，在中国得以广传。

“儒家和《圣经》相通”的宣教策略

林乐知还十分注重用儒家学说来阐释基督教教义，他将儒家的“三纲五常”与基督教义一一印证，认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质无异。他引经据典，从基督教教义中找出了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兄弟、朋友的教训，结论是：儒教之所重者五伦，而基督教亦重五伦，证以《圣经》。他还认为，儒家讲“仁”，而基督教的"爱即是仁也"；儒家讲“义”，"耶和华以义为喜"；儒家讲“礼”，而《圣经》要人们"以礼相让"；儒家讲“智”，《圣经》中称"智慧之赋，贵于珍珠"；儒家讲“信”，《圣经》中则有"止于信"，即"信”是最高美德。总之，在林乐知看来，孔子和耶稣相同，儒家和基督教相通。

先“西学”而后“西教”的宣教策略

林乐知另一策略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学”而后“西教”，先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让中国社会的士大夫茅塞顿开，视野趋于广阔，进而降服于西方新思想领域，然后逐渐引进基督教教义。林乐知倡导"以学辅教"的宣教策略，由此引发出他以"办报"和"兴学"这两个途径来实现他的宣教目标。

主编《万国公报》

1868年9月5日，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Church News），为周刊，着重刊登阐释教义的文章，以及沟通教徒教友情况的“各地教友来信”等。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仍为周刊，报刊内容开始演变为非宗教性质，偏重于介绍“西学新知”，受到许多知识分子的欣赏。1883年出至750期时因经济原因停刊。
1887年，广学会成立，决定将其作为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于是《万国公报》在1889年复刊，但英文名改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当时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了解西方的知识学问的话，一定要看万国公报，称之为“西学新知之总荟”。在1896年维新运动前后，发行量曾高达38400份，1903年发行量更高达5.4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从李鸿章、张之洞这些重要的政府官员到日本天皇都长期订阅这份杂志。孙中山先生所写“致李鸿章书”，“上李鸿章书”也都在《万国公报》上发表。
1907年5月30日，林乐知在上海病逝后，《万国公报》也在7月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