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

理论

作为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学说也对建构现代官僚科层体制具有重要影响，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他提出了三种正式的政治支配和权威的形式，分别为传统权威、魅力权威、以及理性法定权威。传统权威是一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传统或习俗的权利领导形式，领导者有一个传统的和合法的权利行使权力。更重要的是，传统权威是封建、世袭制度的基础，如部落和君主制。这种权力不利于社会变革，往往是非理性的和不一致的。而魅力权威，则是一个领导者的使命和愿景能够激励他人，从而形成其权力基础。对魅力领袖的忠实服从以及其合法性往往都是基于信念。他们或会被灌输神或超自然的力量，如宗教先知、战争英雄或革命领袖。理性法定权威是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权威。服从并不是因为信仰或崇拜，而是因为规则给予领导者的权力。因此，理性法定权力的运用能够形成一个客观、具体和组织结构。
韦伯认为社会的理性化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在此趋势下，权力架构的支配将从传统权威、魅力权威转向法定权威，在理性法定权威之下的社会体制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组织形态。因此，韦伯在1922年提出了“理想型官僚体制”（Ideal type of Bureaucracy）。他认为官僚制不是指一种政府类型，而是指一种由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依照既定规则持续运作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一种方法的建构，理想型官僚制的特征未必完全与现实环境相符，它是韦伯根据所有已知组织的最主要科层制特征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纯粹的理想类型，是一种理论上的分析概念和工具。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认为，官僚制是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管理结构，不仅服务于调节生产过程中的不同要素，还是用于积极惩罚、斗争、控制的手段，同时也是保证资本家榨取剩余劳动力并调节由此而来的冲突的必要手段。因此，马克思对官僚制作了严肃的批判。他认为官僚制的基础是社会上分裂为利益不同的同业公会。社会上创造了同业公会的那种精神，即由于财产私有和利益不同而互相对立的精神，在国家中创立了官僚制度。在官僚制度下，国家政权成为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工具。各个等级互相依赖，每个人都在一定等级中占据一个位置，“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葛德纳（Gouldner）的官僚倦怠（Bureaucratic Sabotage）

机关重视法规的结果，官僚由于受严密法规的保障而助长了他们漠视服务对象的态度，并且形成独裁领导和控制。

中国官僚制度

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形成于汉朝。秦汉两朝形成中央集权制度。该制度较之地方自治的分封制度，需要更为庞大的国家管理机器。秦朝很短，所以到了汉朝，官僚制度形成气候。一方面官僚制度成为君主巩固中央集权的工具，而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本身则产生出一定的“自主性”，对君权有所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