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臺灣

政治

相对经济发展蓬勃，台湾政治气氛仍处于反共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大陆的战争状态。1960年举行的总统大选，已连任两次的蒋中正因中国大陆对台湾还处于战争状态，而三度连任总统。
中华民国虽于台湾站稳脚步，亦争取反攻大陆，惟因美国阻扰、中共发展核子武器成功等因素，终在1960年代中期放弃反攻大陆计划，直到1980年代后期随着政治民主化及本土化才予以扬弃。
于政治考量下，台湾政府于1962年设置了第一家官方电视媒体——台湾电视台，官方利用该媒体进行各项政令宣导。1960年代的政治气氛相对缓和。国民党政府也借由扩大地方自治选举权，将其部分政治权利释放给台湾籍政治人物，不管党内谢东闵或无党籍高玉树都在此年代崭露头角。
1961年，“苏东启案”计划以武力号召台湾独立。史明于1962年完成日文版《台湾人四百年史》，其后又花了六年完成中文版。国立台湾大学教授彭明敏与学生谢聪敏和魏廷朝于1964年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而被中国国民党判刑八年，并于1970年1月在默许下神奇逃抵瑞典。

九年国民义务教育

台湾1960年代最重要的大事，应属蒋故总统中正先生实施1968年台湾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为九年的教育措施。此措施的实施，提高台湾教育水准，广设技职学校，亦奠定19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时中级技术人才的人力资源基础。

实施缘起

有鉴于台湾国民学校毕业生升学压力日趋沉重，再加上1958年八二三炮战结束，台湾与中国内战逐渐降温，台湾开始发展经济。为提高教育水准，改进人力素质，同时增强国防力量与加速经济发展，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故总统中正先生于1967年6月27日于总统府国父纪念月会发表言论，“要继耕者有其田政策推动成功之后，加速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以现阶段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来解决九年义务教育问题，定可乐观厥成。”
1967年6月30日蒋故总统中正先生召集教育部长阎振兴、台湾省主席黄杰、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长潘振球及台北市政府教育局长刘先云，指示筹画延长国民教育为九年事宜。
同年8月17日蒋故总统中正先生正式以台统（一）义字第五零四零号命令公告：“兹为提高国民智能，充实戡乱建国力量，特依照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四项之规定，经交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定：国民教育之年限应延长为九年，自五十七学年度起先在台湾及金门地区实施，关于实施九年国民教育之有关事项其需以法律定之者，应提案制定一特别法，以资适用，希遵照上项决定迅即办理。”

筹备经过

在蒋故总统中正先生发表谈话与会谈后，行政院与教育部开始办理筹备工作，分别成立专案小组，进行研订法令，筹措经费，广设国民中学，同时新订国民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及修订国民小学课程标准。

筹措经费

由于当时各县市负担教育经费早已超过宪法规定比例，因此由财政部规划，开辟专案财源。根据专案小组提出《延长国民教育有关经费事项会商结论报告》，经行政院1967年8月3日第一零三次院会通过，由省县市政府筹措，不足处由中央支援，且经《实施条例》第十八条允许，不受《财政收支划分法》的限制。
五十七至五十九学年度三年总经费台湾省估计新台币2,855,510,700元，台北市估计新台币744,489,300元，省市经费合计约三十六亿元，超额经费以预备金支应。

经济文化

政治大环境失利，美国持续透过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政府以美援规划各项经济计划来建设台湾，这里面包含“第三期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第四期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第五期台湾经济建设四年计划”，该类型计划重点为维持物价稳定、扩大输出、促进农业现代化、扩建基本设施、改善工业结构等；也获得预期效果。这过程中间，台湾也积极兴建基础建设，如可用于观光、农业、民生用水的石门水库。
在财政金融上，台湾于此年代中期成立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实施“海关管理保税”、成立证券交易所及取消结汇证制度，在充分准备中，即使美援终止，台湾经济并未受到太多影响，相对的，也让财源充足的台湾得以实施教育界的大事--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并全面预为实施各项社会福利措施及体育赞助活动来做准备。
在地域发展上，以台北市为主的北台湾都会型态正式于此年代成型，其关键点在台北市于年代中期突破100万人的院辖市门槛。延续前20年，此年代不但让台北市人口从战后的20万迅速成长至1967年的100万以上，也让其人口族群结构，产生与台湾其他都市完全不同的现实状况。为了因应人口增长的趋势，台北市除了将其行政区域扩展，纳入了郊区的木栅、士林、南港等行政区，也积极开拓东区田野发展。该市政府除了沿用日治时期已订定的市区计划外，更着重以土地高度利用为主的公共建设开发，并加速拆除市区大量旧建物。这些措施，虽象征国民党政府经营台北市成为实质首都决心，但相对地，却也正式宣告台湾南北经济差距加快加大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