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派

《古史辨》

《古史辨》，共七巨册，是“古史辨派”研究成果的汇集。
经十年拓展，五四运动以后，顾颉刚等史学家为探索古史做了不少工作，从1926年至1941年，《古史辨》共出版七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古史辨》，顾颉刚就特别具有历史意识，在《古史辨》第一册写了一篇长达六万字的《自序》，强调他倡导、组织古史辨运动的心路历程，于是他等于开创了古史辨派；胡适曾专文介绍：“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第三册以后，古史辨演化成古书辨，器局日渐促小而琐碎。

批评

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一部分史学家不同意顾颉刚等古史辨派的观点。广义的“疑古派”中与古史辨派由于插入点不同而相对的是所谓的信古派，主要由以柳诒徵、竺可桢等为导师的南高史地学派构成。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交融密切，学衡派中的历史学家包括柳诒徵、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缪凤林等，此外还有考古派、释古派也属于广义的疑古派。也有人士认为至少早期的古史辨派观点过于激进，受五四思潮影响超越了严谨的学术研究方式，后来顾颉刚在编《古史辨》时他也承认“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夸大狂了”。
而在史学界以外，则有相当数量的人士以学术以外的理由对古史辨派表示不满，其中包括认为“疑古”是不尊重传统的保守派，也有认为辩国史会削弱民族凝聚力的民族主义论调，例如认为古史辨派是中了西方或日本的文化入侵的圈套、步日本人之后尘，见日本人抹杀中国史就人云亦云（也有文揭露《古史辨》中收录的几篇抄袭和剽窃日本原文的文章）。鲁迅曾谓，“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张国安认为，古史辨派打着“疑古”与“科学”的旗号，掀起了狂飙突起的“疑古思潮”，将传世文献中的中国早期历史的两三千年（古史体系的五帝夏商时代）视之为编造的谎言（或称之为神话），导致学界盛行历史虚无主义和逆向种族主义，致使华夏文明及其民族的起源史陷入了灭顶之灾。
张国安表示：“胡适主张‘疑古’的时间与其密切参与政治同步，目的在于制造有利于自身的意识形态，疑古对于他只是手段，随时可弃。顾先生本来是不疑古的，受了‘胡导’之后，变而过激，之所以‘疑古入了迷’，与其性格有关，变成了坚定的信仰。顾颉刚、胡适虽然未必知道自己说法不成立的原因，但他们确实知道这些东西在学术上是苍白无力的。他们不公开认错不是问题，并非不道德，有问题的是他们再次的爆冲，把它们‘美化’成‘史学革命’去吓唬人。结果启蒙压倒了学术，将中国现代学术导向了歧途。角色错位导致了他们的双重失误，干扰了学术活动的独立性，对学术的自由和学人的尊严产生了破坏性，严重妨碍了学术传统的建立。今天，我们不应盲目相信民国时中西兼通的所谓杂交优势，杂交也可能产生怪物、谬种，而优势是建立在辛苦、繁杂的选择后才有的。”
二十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兴起后，疑古派的大多数观点不断遭到否定，殷墟的发现彻底终结了商朝是虚构的观点，龙山文化、仰韶文化等的发现驳斥了中国文明西来说，陶寺遗址、西坡遗址等的发现表明，中国上古时期的传说是有一定历史真实的，并非完全向壁虚构。古文献的不断发现也否定了疑古派的很多观点，例如：《孔子家语》的出土文献否定了顾颉刚的“王肃伪造说”，银雀山汉墓的《孙膑兵法》否定了孙膑是虚构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