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轨电车难题

历史

1967年，菲力帕·芙特发表的《堕胎问题和教条双重影响》中，首次提到了“电车难题”。这个思想实验，可以追溯到伯纳德·威廉姆斯提出的枪决原住民问题：假设一个植物学家，有天到一个独裁国家中游玩。当地独裁者逮捕了20名无辜的印地安人，以涉嫌叛乱，全部判处死刑。但是这个独裁者提出一个建议，身为客人，如果这个植物学家亲手枪决其中一个印地安人，其他19个人就可以因此被释放。这个植物学家是否应该亲自枪决一位，以拯救其余19人，还是拒绝动手，坐视这20个人都被枪决？

原始版本

假设一个法官或裁判官，面对暴徒的威胁，要求将某个人视为一宗罪行的罪魁祸首，判他有罪，暴徒威胁，若不这么做，他们将会对这个社区的某个区域，进行自己的血腥复仇。这个人是否应该为此负责还不晓得，但是这个法官发现，要避免流血，唯一的方法，就是捏造证据，让这个人被判死刑。
在这个例子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一个飞机驾驶，发现飞机即将要坠机，他必须决定，要不要躲开一个比较多人居住的区域，让飞机撞进一个比较少人居住的地方。
类似的相近例子还有，假设一个电车驾驶，他面对两个轨道，只能决定走其中之一；有五个人在其中一条轨道上工作，在另一条轨道上只有一个；电车进入的轨道上，如果有任何人，都会注定被杀。在前述暴乱的例子中，暴徒有五个人质，所以，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是一个人的生命，跟五个人的生命之间的交换。

修改版本

你站在天桥上，看到有一台刹车损坏的电车。在轨道前方，有五个正在工作的人，他们不晓得电车向他们冲来。一个体重很重的路人，正站在你身边，你发现他的巨大体形与重量，正好可以挡住电车，让电车出轨，不致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是否应该动手，把这个很胖的路人从天桥上推落阻挡电车，以拯救那五个工人，还是应该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哲学讨论

这个思想实验主要想探讨功利主义与源自康德主义的道德义务论见解。
功利主义认为，为追求对最大多数人来说的最大效益，应该牺牲少数人来拯救多数人。因此，在上述两个版本的思想实验中，都应该要牺牲一个人，来拯救五个人。
康德主义认为，道德应该建立在必要的义务责任上。如果不可以杀人是一种道德义务，就不可以在上述两个版本的思想实验中动手让一个人牺牲，即使这个行为的后果是牺牲五个人。

心理学讨论

心理学家发现，大多数人在面对第一个状况：可以切换轨道，让电车撞上一个人，或是不切换，让电车撞上五个人时，都会选择切换轨道。但是在面对第二个状况：亲手把路人丢下天桥，让电车出轨，以拯救五个人，或是不动手，让电车撞上五个人时，大多数人又会选择不动手。显示人类拥有的道德直觉，在第一个状况中，像是功利主义一样运作，而在第二个状况中，则像是道德义务论者。
经由fMRI扫描，大多数人在第一个状况中，脑部使用一般的区域来运作；但在第二个状况中，则会动用到情感判断的部分。情感判断部位受到损害的脑伤患者，进行这项实验时，在第一个状况中，与第二个状况中，都会以功利主义方式，决定牺牲一个人，以拯救五个人。
此外，在第一个状况中，如果不提示在轨道上的人的身份，大多数人都会决定切换轨道，牺牲一个人以拯救五个人。但是假如提示在轨道上的人是自己的亲人，大多数人又会决定不切换轨道。

法律上的责任归属

该做的不是转向，而是尽力刹车，并尽力通知路人闪避(如鸣汽笛或按喇叭)。
如果刹车故障是机器故障或维修员失误，而不是火车司机疏于检查，那对司机来讲是不可抗力。那司机尽力找方法刹车，鸣汽笛按喇叭，还撞死人的话，火车司机可以主张自己没有过失，是可以避开刑事责任的。但是如果司机主动转向而撞死人，那司机就要分担事故产生的过失杀人罪的刑事责任了。
类似的状况是恐怖分子的要胁。如果顺从恐怖分子会死比较少人，不顺从会死比较多的人，通常政府不会计算哪一边死比较多人，而是拒绝谈判。
而对有机会操作转辙器的人来讲，他最该做的就是大喊、制造噪音警示、或是挥动旗帜衣服手臂等等，制造视觉警示，要路人闪避。而不是操作转辙器让车子撞支线上的人。如果本来主线上的人听到或看到警示能够闪避，那当然就没有伤亡，这是最佳状况。如果本来主线上的人没注意到警示被撞，那死伤的责任在于主线上的人自己的疏忽以及司机无法刹车，发出警示的人是没有过失的。但是如果不发出警示，而是操作转辙器让支线上的人被撞死，那让电车转弯的人反而是有谋杀罪的。而且这谋杀罪会比司机转弯撞死人的罪责要重，因为司机确切知道刹车故障，但是操作转辙器的人只是自己幻想刹车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