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廢問題

死刑争议的历史

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法律上虽然有死刑，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在1395年的英国，一个公共抗议陈述被罗拉德派的十二点结论（The Twelve Conclusions of the Lollards）所采纳。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就曾争议死刑的益处，但尚无结论。1764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就针对非正义、社会政策、死刑及酷刑进行分析。受此书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就曾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废除死刑，此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永久废除死刑的地区。1786年11月30日，利奥波德二世公布刑法典修正案，其中明确废除死刑并命令捣毁其领域内的所有死刑刑具。2000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区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30日为该事件的纪念日，该日也被世界上300个城市以“生命城之日”（Cities for Life Day）的名义纪念。
法国大革命以后，在不能无视人权的社会风潮中，于是开始了有关死刑的妥当性的议论。某些人提出，犯罪者也有人权，死刑本身是残虐的刑罚，死刑无异是国家杀人等作为应该废除死刑的论据。某些人也提出，以压抑犯罪的效果，受害者的心情等作为不应废除死刑的论据。
在近现代，由于要运作民主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各种重要的要素的探索，建构开始进行，死刑的问题也与其中的要素有关(总称为人权)被加以说明。如果司法上的限制过弱的话，社会会变得混乱。过强的话，个人的各种权力也会受到压迫；结果，社会整体会陷入危险。因此，即使现在，司法限制和个人权利之最适当的权衡仍继续进行。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个人权利被社会的限制所凌驾也被指责成战争的原因之一。大众较偏向在个人权利上作出权衡，这也是战后废除死刑国家増加的原因之一。在科学研究上，可发现化学污染如铅污染和基因突变与暴力犯罪明显相关，欧洲在13世纪至1994年的各类死亡酷刑减少杀人案也减少，美国的研究也显示死刑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在最乐观估计下也极小，影响力远不如让恶劣环境生活的妇女堕胎。
1849年，罗马共和国废除死刑，其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废除死刑的宪法。随后，委内瑞拉亦于1863年宣布废除死刑。1865年，圣马力诺废除死刑，该国最后一例死刑执行案例发生于1468年。在葡萄牙，根据其1852年、1863年的立法，死刑于1867年在该国告终。英国在1965年进行了一项五年实验，根据其1965年通过的法案，谋杀将不再被处以死刑。（叛国、暴力海盗行为、对皇家船坞纵火、以及战争时期的军事犯罪仍然有死刑之适用），而本法案最后于1969年确定为永久法案。英国最后一次死刑执行是在1964年。1998年时，英国宣布废除所有和平时期的死刑。1976年，加拿大废除死刑；1981年，法国废除；1985年，澳大利亚废除。197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适用死刑的犯罪数量，并以逐步达到废除死刑为目标。”
美国法律协会过去长期支持死刑，但在2009年检讨后认为美国在将死刑的执行与应用合理化上，有“难以克服的制度和结构上的障碍”，而转向不支持死刑。
虽然部分国家因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的缘故，而逐渐浮现反死刑的思想，但在许多国家，一般人民依旧是较支持死刑的使用，即使在已废死刑一段时日的欧洲国家亦然，但欧洲各国，除白俄罗斯和法律上保留死刑却超过二十年未对任何人执行死刑的俄罗斯外，今日已经全面废除死刑。
由于死刑存废与否和犯罪率高低关系至今尚未有直接而显著的社会科学研究足供佐证，因此直到今天，死刑存废课题仍被认为是没有对错的纯粹价值观的争论，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欧美挟带其固有价值观，强制其他文化体系接受的例证之一；而死刑支持者，也经常认为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并未顾及受害者的感受，而“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主张废死？”或类似的问题，也经常被死刑支持者用以论证死刑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必要性。。

隔离罪犯

支持方认为，死刑有一重要功能是能将重罪犯一劳永逸地隔离，终止他们再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也有论点指出，死刑是唯一能确保杀人犯不会再犯下杀人罪的方法。，即便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重罪犯除有越狱之可能，亦可能因日后法令修改、假释门槛放宽、大赦特赦等因素重回社会，也有在监狱内继续作案的可能。唯目前台湾的监狱仅用于监禁受自由刑者（包括有期与无期徒刑），死刑犯在执行前皆监禁于看守所（除死刑犯外，亦有被告、勒戒犯、被羁押者），因而死刑犯与自由刑犯有截然不同的管理方式。中华民国之越狱率极低，绿岛监狱目前未有越狱记录。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取代死刑较直接性地废除死刑受民意支持，但是一些人则认为无假释机会将造成狱政管理上的困难。若能拟定良好的政策，规定以终生监禁犯人可以依表现在若干年后移至条件较佳的监狱、或增给福利与奖励，来取代假释，也可以是解决许多管理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且若狱政管理良好，几乎不会发生越狱问题，又，以惩罚的观点来看，终身监禁的人犯必需长期生活在监狱里面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枪毙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吓效果，若发觉是误判或冤枉，也有办法救援。
有可得数字显示，谋杀者被放出后，再犯下其他谋杀罪的几率小于2%，谋杀者出狱后再犯其他罪行的几率也较其他种类的犯罪者来得低。

国际潮流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2012全世界已经有140个国家废除及不使用死刑（97国废除所有死刑，8国对一般状态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35国法律尚未废除但实际上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仍维持死刑的只有58个国家（这58个国家中，只有21个国家在2011年有执行死刑）。也就是说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3的国家废除死刑。而联合国大会于2007、2008两年通过决议，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欧盟的官方立场很明确为废除死刑，要成为欧盟会员国必须废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现区域性的文件、宣言，呼吁区域中的国家停止或废除死刑。
支持方则指出，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而美国、日本等皆为（对内）人权记录优良的国家，且都维持死刑。一些国家废死并非基于其实际优点，而是因政治考量，例如欧盟规定其成员国废死，香港则是在英国殖民时期随英国废死；另外，许多废死国是基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文化背景。因而，废死是否真能增进国际地位，值得存疑。
有些人主张，在社会环境到达这些国家的水准以前，不宜废死。此外，由于死刑存废中许多研究皆仅立基于研究所在之单一国家，而未考量其研究状况用于不同文化时之差异，对于生命权与自由权的看重程度与优先级，可能因文化与先进程度而不同，故其研究对于不同文化下的罪犯并不能保证具有相同之结论。政策之制定不宜邯郸学步，应考量社会风俗民情之差异。

民意

支持死刑的一方认为，民意应有权力决定是否保留死刑。当废除死刑还未成为国家全体国民的社会共识时，跳过全民共识决定这一阶段而以各种手段让政府贸然停止死刑（或政府不经过民意的决策而停止死刑）并强迫国民接受要废除死刑，这不符合民主国家之程序，且漠视国家公民之人权。
废死方则主张，民意不能做为实行死刑、或是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借口，类似的做法有：投票强迫富人分财产、浮滥征收与征用土地及财产、任意增加社会福利留下巨大负债给后代子孙、排挤或霸凌少数群体、多数暴力等，大多数民众未必对此议题深入了解，所谓的民意常常受到资讯不足、偏颇报导、或错误认知的限制与扭曲，或是一时一地的片面认知、受到蒙蔽。政治领袖是被人民推选出来做决定的，应该负起教育民众及引领民意的责任。
死刑执行与否仅是国家其中一项政策而已，民意是人民对于国家施政的意见，包括治安、国防、消防、社会福利、教育、经济、交通、建设等，倘若认为执行死刑是重视民意，而不重视其他民意面向，或其时机被怀疑系转移模糊社会焦点，就不能说是真的重视民意。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废除死刑的反对率其实可以降到很低，只要司法系统的判决尽量符合以下前提：“重罪就会重罚”、“不要过分保护重罪犯隐私权”、“该监视的出狱者就严格的终身监视（洁西卡法案）”、“恶性最重大的罪犯不可能出狱”、“真实破案率够高”及“司法会认错”，降低民众对于恶性犯罪的恐惧，满足安全感，民意就不会这么的反对废死。

保护加害者家属

废死方主张，社会对于犯罪者家属，或是犯罪者周边的人并不友善。这样的氛围使这些人早就怕死记者，担忧记者断章取义，又或担忧不管说了什么、记者再怎么忠实传播，只想用自己观点批判人的人，会拿着新出炉的资讯，再对这些犯罪者认识的人进行二度伤害。所以将犯罪者枪决，往往是让牵连在事件中的人，独陷孤绝的深渊。

审判及执行成本

支持死刑的人士认为，死刑只需几颗子弹枪决即可了事(且一人一颗)，而无期徒刑要关押犯人一辈子，故无期徒刑花费较死刑高，无假释可能的无期徒刑花费又更高，认为“为何要花纳税人的钱养罪大恶极的罪犯？”简直如同昂贵无数倍的间接死刑，据以主张死刑的存续。台湾每名死囚每月费用约新台币两千元（仅计算伙食费与杂项支出）。在美国也有"在监狱关一年的费用，比读哈佛一年还贵"的报导。
在美国加州，反废死刑者认为取消死刑是用“有保证的住房、健康照护和其他的服务等”来取代一个“具有意义且有吓阻功能的处罚”；认为死刑该废除的则认为取消死刑“能节省数百万元的经费，且犯人能终身工作以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补偿，此外，多出来的钱能用以解决如此的犯罪，能使得杀人凶手很快地面对正义”。
而死刑存废在审判及执行成本面向，又可区分为下列三个议题：
刑事追诉成本：在台湾，关押一名囚犯一年约需20万，无期徒刑囚犯平均服刑年数为30年，而死刑犯羁押年数则会因审判程序而拖延甚久，例如徐自强案便已羁押超过13年 ，苏建和案也羁押超过11年。死刑若仅论以行刑及关押戒护的相关成本，在不考虑诉讼审判的卷证成本与其他社会成本下也许相对较低。然而，在诉讼审判时，律师费、进行诉讼的卷证成本、司法官开庭的成本，仅仅一个审级的成本就超过百万，三审定谳成本便已高于行刑的总成本。更何况在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台湾），死刑为求谨慎并防止冤案发生，往往会提供非常上诉等救济机制，导致救济审判成本更为高昂，远超过监禁犯人的成本，此问题在美国尤为明显，据统计，把一个人判死刑并且执行，在美国大约要花上两三百万美金，比无期徒刑贵了好几倍。部分废死支持者便据以主张废死可减低社会成本。
然而，由于救济机制的存在，理论上死刑审判应较无期徒刑正确、误判率亦较低；又无期徒刑保有事后打官司救济的机会，可能再增加为数不等的官司成本，仅比较刑罚执行前的审判，可能有失客观。目前为止，死刑与无期之审判成本及审判正确率孰高孰低，尚无确切定论。然而救济制度的意义正是以金钱和人力换取降低误判率，本质上与刑种无涉；倘使救济制度成本过高且证实无法降低误判率，应改善的也是救济制度（即死刑司法程序比照无期徒刑办理）而非死刑制度，故考虑刑种时，救济制度这个变因应受控制。且假若将无期徒刑上拉到死刑的高度，不排除未来审判成本与诉讼程序也将跟着增加，只单以诉讼程序相比显然并不公正。
废死支持者则主张，重刑犯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未来可能帮助厘清其他案件，执行死刑有毁灭证据的疑虑，令真相无法澄清，或是冤误无法逆转，而使司法伸冤成本提高，若死刑司法程序比照无期徒刑办理，反而会让误判率提高，违背降低误判产生的理念。
刑事执行成本：在良好的狱政管理下，依据狱政法规，囚犯仍能借由从事劳动为社会再创造价值，生活费可自给自足，至于监禁费用，则是国家必须负担的，因为罪犯之所以会从事犯罪行为，作为刑事政策走向的决定者的国家社会也有一部分连带责任。现时监所内已经关押许多罪犯，包括杀人犯、性侵犯、毒品犯、窃盗犯、强盗犯、诈欺犯……等，死刑犯数目甚少，全部处死也无法减少狱政的固定成本。若实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果真造成监狱爆满，以及管理费用大增，也是与狱政管理、刑事政策、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社会福利等息息相关。若要避免此问题，可让不具侵害危险性的受刑人，采行非机构处遇、医疗手段治疗因病态心理所造成的问题，甚至对于无具体法益侵害的将之除罪化。死刑支持方则批评，部分国家的狱政管理不佳，有监狱暴满、空间不足的问题，且人力、医疗照护、心理咨商资源亦相当缺乏，令囚犯创造价值恐难实现，并成为"犯罪进修学校"，若主张废死，应先改善狱政问题。
生命的价值与成本的权衡：生命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衡量的，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与末期病患、身心障碍者，罕见疾病者，本身没多少生产力，也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照顾，即使未来恢复生产力的几率相当低。若以降低成本做为死刑存续主张的依据，就相当于不想负担这些照护成本就予以遗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故意杀害，这是违背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基本人性，又，绑匪掳人，若依绑匪的逻辑：“人质可能会逃跑，守着他多麻烦，现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长梦多。”或“撕票吧，不要留活口，这样每餐还省一个便当。”对绑匪来说，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钱比人命重要，社会能接受吗？ 。以方便和省钱做为死刑存续主张，这逻辑与绑匪无异。同样地，重罪犯是"人格上生病的病人"，不得因其人格有缺失就剥夺其生命，对于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不能以效益为考量。当公民愿意多付出金钱心力维护对人的尊重原则，这个原则最终将能消除战争、压迫、歧视等结构性的伤害，也能一并改善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病患、身心障碍者的歧视与压迫问题，达到真正的平等。
也有一种观念是“可以接受尊重重罪犯的生命权，但只能以金钱为代价、而不能以治安为代价”（可以接受废死、但应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来取代）。
但是也很多人认为，对坏人宽容、就是对弱者残忍；弱势族群是对高犯罪率敏感的族群，为了对坏人宽容所增加的各种成本、主要是由弱势族群支付。

心理补偿与被害人权益回复

在死刑存废当中，死刑支持者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主张废死？”或类似的问题，这问题常被用以论证死刑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必要性。
废除死刑方则主张死刑制度之补偿作用微不足道，且死刑作为国家的刑罚权之一部分，与赔偿回复功能的民事不同，手段与目的之实质关连性薄弱，法律不应为此理由杀人，要帮助受害者，要做的是推动实质具体的补偿、扶助、照顾措施，保护被害人不受二次侵害，以及改善司法（如：让被害人也可参与诉讼、协助被害人向加害人请求民事赔偿）解决此问题。此外，处死犯人对受害者方无实质帮助，反而可能有害，导致加害人拒绝道歉、赔偿。若改为终身监禁或长期徒刑，加害者可透过狱中劳动等方式补偿受害者家属。而且，刑罚、愤怒、责怪，实际上对于受害者家属是无法得到真正的支持与帮助的。
废除死刑，是要废除国家死刑的刑罚权，即废除国家杀人的特权，并未取消人民自卫的权利，也不是赋予人民从此杀人不必负担刑事责任，当有人肆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时候，当事人正当防卫的权利不受剥夺，即自卫权不受剥夺。私人之间，权利平等，实力相差并不大，自卫权的存在，受害人的反击，对私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起到必要的恐怖平衡作用，以维护法益。
若加害者在没有忏悔、道歉、赔偿的情形下被枪决，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不但无法平复情绪，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心理阴影，反之，加害者若有主动忏悔、道歉、赔偿，有很大的可能性是，不再需运用死刑这个手段了。
而就现代刑法的体系架构来看，使受害者家属获得“安心”、“满意”的心理补偿并非刑罚权执行的主要或正当目的，刑罚是在惩罚行为人的恶性，民事的功能在于救济填补受害者与其家属所受的侵害，因此受害者或其家属并无法要求国家必须按其意愿，使犯人“伏法”或施予何等种类、程度的刑罚之正当理由与权利地位。况且对于犯罪之受害者家属应予补偿、关怀与照顾，亦为死刑支持或反对双方均同意之事。从而所谓“受害者家属心理补偿”的观点，是否适合作为支持或反对死刑的主要理由，或只是在不执行死刑状况下用来宣传尽速执行死刑的借口，令人存疑。将照顾受害者之责任单方面推给主张废死者的卸责想法，亦让人难以理解。
要保护人民的权益，应做的是预防犯罪的发生，除正确行为观念的灌输外，在美国便有一个的团体即主张：国家不要以被害人之名义处决。他们并主张死刑不是受害者家属要的正义
身为绑票与谋杀案受害人之母的白冰冰说，谋杀受害者家属真正要的是尊严、公道，并以死刑是受害者家属“唯一的公道”为由支持死刑。
台湾有硕士论文研究认为，被害人与其遗族真正需要的是实质的帮助，死刑存在与否对受害者没什么帮助，并论及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处决罪犯也无法让被害人本身死而复生，有支持死刑的观点指出，死刑象征受害者遗族的痛苦与加害者罪行的终结；但有反对死刑的观点指出，对某些受害者遗族而言，死刑不仅不能抚慰他们，反还是种冒犯，徒增更多的痛苦，再次破碎另一个家庭而已。
有说指出，“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反对死刑者是没有想到受害者的。若是在讨论对受害者的（应当要做的）补偿的话固然该更关注受害者，但讨论死刑时，焦点其实是在社会正义而非受害者个人身上的。”
在美国加州，反废死刑者指出“废除死刑对受害者与其家属是残忍的”；而认为死刑该废除的一方则指出“废除死刑后（那些本判死刑但因没有死刑而变成其他处罚的）罪犯的劳动可帮助受害者与其家属”
在台湾，大众常指废除死刑者“只为罪犯争取权益，而漠视受害者权益”，但有指出，尽管在死刑存废争议中，使用“人权”这词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受害者与其家属的权益在实质上和死刑存废争议关联不大。
在台湾，有研究指出，女性中有暴力犯罪受害经验的反倒较无此经验的不支持死刑，而男性暴力犯罪受害经验的有无对死刑支持与否则未必有影响。另外美国有研究显示，自身的犯罪受害经验对死刑支持无显著的影响，但认识的亲友中有人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那些则较倾向支持死刑。
在瑞士，2010年8月时，曾有谋杀受害者家属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提议对伴随性暴力犯罪的谋杀罪行判处死刑。这法案很快就成为公众的焦点并被政治领袖给严厉地批判；在它被正式提出后的第二天这提案就被撤回了。

刑罚上限

死刑作为剥夺生命权的终极刑罚，有天然的上限，生命只有一条，无法借由法律而改变。
废死方主张，如果死刑存在，犯下死罪者若知晓其后果，或在边际刑罚为零的情况下，可能不择手段逃避追捕，例如杀害被害者湮灭证据、袭击警察、或挟持路人，造成更多无辜者受害，或者有意自杀者以恐怖攻击拉人陪葬等，故废除死刑有保护受害者和社会之作用。
在台湾，部分死刑支持者认为，若非先有撕票、袭警、杀害无辜者等凶残行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实务下，几乎不可能被判死刑，故此说系因果倒置。只要刑罚有上限，皆会面临此问题，即便以终身监禁、无期徒刑、Ｘ年有期徒刑取代死刑作为最高刑罚，犯下最高罪刑的恶徒仍有“不择手段”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如果只想避免刑罚上限问题，一味减少刑期，反而会让一些再犯率高的重罪犯都可以出狱之问题，造成更多受害者。不过，如果想要达到永久隔离，有些国家不是判处“无期徒刑”，而是超高年数的监禁，如菲律宾一名性侵犯，在2010年8月，被判处14,400年徒刑；只要有实质的永久隔离，其实国民不会真的这么反对废死。
对于刑罚上限问题，一部分废死支持者主张，可取消无期徒刑，以高年数之有期徒刑取代，假释门槛根据刑期的特定比例制订，减刑亦以删减年数处理，可减轻刑罚上限的问题。但是这些主张很可能反成废死的重大阻力，而许多支持废死者，也会强力支持，对于一些重罪犯，处与终身或极长时间的监禁。
若以自由刑期取代死刑，边际刑罚可反映在释放条件、待遇、权利、福利、责任负担、特赦条件、缩短刑期、出狱后待遇等，可区分不同情况的犯罪者，可消解刑罚上限的问题，以质代替量，但死刑无论如何均为最高限，刑罚极限也是在提醒，不能过度依赖刑罚解决社会问题，非刑罚处遇也是同等重要的。
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的一篇文章提到说，尽管处罚应当要与犯罪者的罪行成比例，政府让刑罚合于犯罪者行为的能力并非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