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韩建交

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半岛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南北对峙。处在冷战不同阵营的中韩两国长期处在互不承认的敌对状态。两国除了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交锋外，在黄海海域也多次发生海事冲突。以此相反，大韩民国在建国后即不久与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因支援韩战，中韩关系一直保持密切关系，即使双方互设大使馆（台北及汉城），数次举办高层互访，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曾数度访问台湾，时任中华民国国防部部长蒋经国亦将。
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在美国和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后，其他国家朝鲜半岛局势，以及韩中两国关系也得到缓和。1973年6月23日，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六二三宣言”，表示大韩民国愿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与包括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门户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于1978年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对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1972年9月和1979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与日本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把山东省作为对韩直接贸易和吸引韩资的窗口，还赋予山东省向韩国客商发放入境签证的权力。
1988年2月25日，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在就职演说时表示，韩国在进一步加强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同时，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扩大同与韩国没有交流的大陆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渠道”，“推行生机勃勃的北方外交”。

前期的接触

1983年5月5日发生中国民航遭劫客机降落韩国春川一事，使两国官方开始最初的接触。全斗焕政府顶住台北政府的压力，就劫机事件向中方提供了帮助。双方在此次谈判的备忘录中首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国名。此后，两国在经济、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1986年和1988年，在两国未有建立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分别派出大型体育代表团参加大韩民国主办的第10届亚运会和第24届夏季奥运会。1988年夏季奥运会后，两国的双边经济交流迅速升温。
1988年3月，卢泰愚委托他的密友和保健医生、祖籍中国山东的华侨韩晟昊，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探路，相继与山东省官方建立起联系渠道。4月16日，韩晟昊等三人作为卢泰愚的密使到达山东济南市，与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姜春云举行了会谈。双方就发展经贸和文化交流达成共识，并同意互派考察团考察访问。同年6月16日，大韩民国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为团长的15人韩国访华团达到济南，这是大韩民国的第一个访华团。韩晟昊是该团的顾问。8月25日，中国山东访问团一行10人访问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团长是中国国际商会山东商会会长李瑜，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访韩代表团。
1990年大韩民国体育代表团一行700余人参加了北京第11届亚运会。卢泰愚政府将此次亚运会看成发展中韩关系的“重要契机”。大韩民国提供了亚运会20%的经费，大韩民国企业支付的广告费超过了1500万美元。大韩民国现代汽车集团向北京亚运会组委会赠送了数百辆现代汽车，为其在北京创业迈出第一步。亚运会期间，有4000名左右的韩国游客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颁奖和正式场合中使用了大韩民国的英语国名“Republic of Korea”。
1991年1月，大韩民国在北京设立“大韩贸易振兴公社驻北京代表处”。同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汉城建立“中国国际商会驻汉城代表处”。199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赴汉城参加联合国亚太经社第47届年会，与大会主席，大韩民国外交部长官李相玉举行了两国外交高官的首次会晤。1991年9月17日，韩朝两国同时加入联合国，三国同为联合国成员，为建交创造了条件。

卢泰愚会见钱其琛

1991年11月12日，时任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外贸部长李岚清率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在汉城举行的第三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这是中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首次访韩。韩方对钱其琛一行的来访很重视，韩国外务部助理部长李时荣到机场前来迎接，与钱其琛和李岚清“热烈握手”。钱其琛在所下榻的新罗酒店被记者团团围住，“记者们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部长会议是经过9个月6轮的谈判的结果。争议的焦点是台湾和香港代表出席会议的身份问题。中方强调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主权国家的身份参加会议，台湾和香港作为地区经济体与会。但中华民国政府强调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应享有“平等地位”，不接受“中国台湾”的称谓，也不同意其外长不得与会的安排。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官会议主席，韩国外务部次官李时荣为此不得不往返于三地进行穿梭外交。最终，中华民国政府在现实利益的考虑下，不得不作出了让步（以“中华台北”经济体身份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但“中华台北”不能派“总统”及“部长”出席会议）。
12日下午，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会见了与会的各国部长。在集团会见结束后，时任韩国外交部长官李相玉将钱其琛一行引入另一间客厅，与卢泰愚单独会见。卢泰愚与钱其琛一行会谈了40分钟，他提出了“早日建交”的提议。钱其琛对此提出了三个希望：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贸易关系更好地发展下去；希望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和平共处，加强往来；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次日，钱其琛与李相玉举行了两国外长的首次早餐会。钱其琛的此次汉城之行为中韩建交铺平了道路。

建交谈判

1992年2月，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与此同时，韩朝两国总理在平壤举行了第六次南北高级会谈，双方交换了《关于南北和解、互不侵犯和合作交流协议书》、《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的文本，协议正式生效。
1992年4月12日，时任韩国外交部长官李相玉提前两天来到北京参加第48届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会议。作为第47届亚太经社会会议主席，李相玉是北京第48届亚太经社会会议开幕式的主持人。4月13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会见李相玉。会谈期间，李相玉转达了卢泰愚希望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口信。李鹏表示汉城在地理位置上与北京很接近，邻居间应当经常往来，中韩两国领导人需要进行直接接触。同日，钱其琛与李相玉举行了外长会谈，李相玉希望外长会谈能取得实质性突破，但钱其琛认为举行正式的建交谈判时机还不成熟，主张先建立联系渠道。最终双方同意先从副部长级和大使级的秘密接触入手，尽早启动建交谈判进程。
1992年5月13-15日，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张瑞杰大使与韩国外务部次官卢昌熹、权丙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14号楼举行了首轮务实性的建交谈判。谈判的焦点是如何了结韩国与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问题。中方提出了“断交”、“废约”、“撤馆”建交三原则。但韩方只想将驻中华民国使馆降格为“联络处”，不接受中方主张。首轮谈判无果而终。为避开韩国媒体敏感的触角，双方商定第二轮谈判仍在保密措施严密的北京举行。
6月1-3日，双方举行了第二轮建交谈判。中方重申了建交三原则。韩方立场有所松动，表示同意断交，但由于韩台关系历史已久，韩方希望与中方建交后能与台湾保持“某种特殊关系”，即可以使用电报密码和外交手段的半官方关系。中方认真听取了韩方意见，但对其要求不做回应。实际上，所有与中华民国缔约的国家，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均按照建交三原则行事。韩方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6月19-20日，双方在汉城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一座僻静的别墅顶层贵宾间举行了第三次谈判。为避开媒体，中方谈判代表在抵达金浦国际机场后，韩方特意安排特别通道入境，然后乘坐中巴车直接来到谈判地点。韩方在此次谈判中接受了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双方迅速达成了建交协议。在草签和交换了文本后，参加谈判的双方代表首次合影留念，庆祝谈判圆满成功。

中韩建交前中国对朝鲜的通报

由于朝鲜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韩建交谈判过程中，中国需要考虑如何通报朝鲜。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曾指出与韩国的问题微妙（两国有韩战的历史问题，中国在朝鲜期间曾协助朝鲜），处理起来要慎重，需要朝鲜对此表示谅解。中韩设立民间贸易办事处一事，钱其琛在1988年向朝鲜外务相金永南，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1989年和1990年先后两次向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打招呼，取得对方的理解。
1992年4月14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出访朝鲜，祝贺朝鲜领导人金日成80岁诞辰。按照中共中央的委托，杨尚昆再次向金日成通报了中方准备与韩国建交的考虑。金日成表示，“现状朝鲜半岛正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在朝美关系的进展方面，“请中方再多做考虑”，适当推迟中韩建交。
中方基于对朝鲜的考虑在与韩国谈判时提出“交叉承认”的方式，希望以中韩建交换取美国和日本对朝鲜的承认。不过1992年2月，在《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生效后，朝鲜突然态度强硬地拒绝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全面检查，使朝美、朝日双边对话陷入僵局。因此韩方在谈判中婉言拒绝了中方“交叉承认”的提议。韩方还提出，韩苏建立外交关系时没有牵涉到“交叉承认”。中韩建交也应转化为双边问题，不应再牵涉到多国多方。中方为此接受了韩方的意见，不再以“交叉承认”为前提。作为交换，韩方也不对《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条约》提出调整要求。
1992年7月15日，刚从非洲访问回来的钱其琛受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委托，乘坐空军专机，赶赴平壤，转达中国决定于韩国建交的口信，以表明中国对朝鲜最大程度的尊重。口信重申了中国一如既往地努力发展中朝友谊，支持朝鲜的建设和自主和平统一，以及推动朝美、朝日关系的改善。金日成听后，沉吟片刻，表示“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平等地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我们仍将努力增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强调朝方“将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他还请钱其琛问候邓小平和其他中国中央领导同志。在看过钱其琛带来的工艺品礼物后，他就送客告别了。钱其琛回忆说，“这次会见，是金主席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时间最短的，会见后，也没有按照过去的惯例举行宴会招待”。曾经公开或秘密访华30余次的金日成，在有生之年再也没踏上中国的土地。
中韩建交后，中朝关系开始出现冷却。1993年，中国主动派出两个高级代表团访问朝鲜，以争取继续维持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1993年7月和9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分别率团访朝。曾有说法称朝鲜为报复中韩建交而在1993年申奥投票中将票投给悉尼而非北京，但该说法的猜测成分较大。1995年起，两国关系开始升温，恢复正常。

正式建交

1992年8月21日，大韩民国公布了中韩即将正式建交的消息，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将于8月23-26日访华。8月22日，在确认亚洲最后一个盟友断交已是无法挽回后，中华民国外交部部长钱复宣布了对大韩民国的全方面报复手段：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韩民国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中华民国即与大韩民国断交；拒绝大韩民国政府特使团于9月初来台说明断交理由；自中韩建立外交关系之日起，取消对韩贸易一切优惠待遇；自9月15日起，双方民航协定停止实施。当天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萧万长宣布此前提供给大韩民国的一切特别优惠待遇，在与大韩民国断交后均将取消，并终止双方间原有的贸易协定。随即采取的报复性经济措施主要包括：停发大韩民国小汽车和水果的进口配额；取消大韩民国厂商参与中华民国今后国营事业的竞标机会；双方部长级经济合作会议立即停止，今后也不再举行。8月23日，大韩民国当局根据中方“断交”、“废约”、“撤馆”的建交三原则，要求中华民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人员于24小时内离境，并将原属中华民国的大使馆等资产接收并转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的中国驻韩大使馆，断交时间之匆促、手段之激烈，使中华民国政府及国民深感背叛及羞辱。中华民国使馆人员在撤离时损坏了墙壁、地毯、桌椅等设施。
1992年8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和大韩民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近百名中外记者对签字仪式进行了实况转播。当天下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和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会见了李相玉一行。当天，大韩民国总统卢泰愚就韩中建交发表了特别声明。8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祝贺中国与韩国建交》的社论。世界各国媒体都对中韩建交进行了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认为中韩建交“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俄罗斯中央电视台发表评论认为中韩建交“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的局势，无疑将会加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日本政府也高度评价中韩建交，认为“有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1992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临时代表裴家义在梨泰院的驻地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开馆升旗仪式。9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大韩民国大使张庭延抵达汉城履新。9月14日，张庭延在青瓦台向卢泰愚总统递交了国书。大韩民国驻北京代表部在1992年8月28日升格为大韩民国驻中国大使馆。9月7日，卢泰愚任命驻华代表部官员卢载源为首任驻华大使。9月14日，卢载源在北京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递交了国书。1993年2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正式迁入明洞的办公地点，并举行了新馆升旗仪式。

后续

1992年9月27日，时任韩国总统卢泰愚在卸任前，亦即两国建交仅1个月后，便率庞大访华团出访中国。出发前，卢泰愚发表讲话说，韩中建交“标志着世界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冷战体系—东北亚冷战体系的结束”；访华之行表明“我们如今已抵达了通往平壤的最后一道大门—北京”；即将举行的韩中首脑会议将为南北统一搭建“珍贵的台阶”，开创韩中关系的新时代。韩国总统的首次访华为卢泰愚的北方外交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卢泰愚在北京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等领导人，他又邀请杨尚昆主席访问韩国。双方在北京发表了《中韩新闻公报》，并签署了《中韩贸易协定》、《中韩投资保护协定》、《中韩关于设立经济、贸易、技术联合委员会协定》、《中韩科学技术协定》。
自建交以来，中韩关系不断提高，双方高层互访频繁，经贸、文化、人员往来迅猛发展。1998年12月，金大中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又进一步升为“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5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访华时，中韩关系被再次升级成“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双边关系走向成熟。

韩台断交后的双边关系发展

韩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将中华民国在韩的使馆建筑等转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双边关系恶化，成为台湾反韩的一个原因。两国断交以后，韩国曾在9月15日派遣由国会前议长金在淳、丁一权等8人在内的使节团赴台，除表达歉意外，也就双边关系架构等共通关注议题交换意见，但韩方因要顾虑中国，对未来新设代表机构抱有“不得采用‘中华民国’国号、只得挂名‘台北’”的坚持，双方因此无法达成具体协议。直至台韩协议出台之前，已经闭馆的原中华民国驻韩使馆仅暂以“旅韩华侨证照收转服务处”之名义在韩国维持领事业务。
1993年2月，卢泰愚的总统任期结束，与台湾友好的金泳三政府任内则继续与台湾方面协商，两者对共同议题的认知差距也有所缩小。1993年7月23日，双方历时一年协商后，于该日签署“重建两国新关系协议”、同意互设代表机构，并恢复经贸、文化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双边合作。1993年11月25日，韩方在台成立“驻台北韩国代表部”，台方则于1994年1月25日在汉城（今首尔）开设“驻韩国台北代表部”，做为代表两国政府推动双边实质交流合作之机构。
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九二一大地震。韩国派出一支16人编制的国家级救援队来台湾，其中在大地震后第四天9月24日于台中县大里市倒塌的“台中王朝”大楼废墟中，经瑞士救难队重新探测发现生命迹象，于是努力挖掘，终于在傍晚由韩国国家搜救总队救难队长崔珍锺救出受困长达87小时的6岁男孩张景闳，全国电视台并且实况转播这感人画面。此外，韩国亦派出具官方色彩的国籍航空大韩航空货机载运30吨的赈灾物资于10月1日抵达中正国际机场（今桃园国际机场），此为台湾与韩国于1992年断航后第一班飞抵台湾的韩国飞机。
2002年12月，台湾与韩国间开航定期包机，有限度的恢复通航。2004年中，中华民国政府与韩国政府达成协议，恢复台韩定期航线，并在2005年3月1日正式执行，正式结束台韩断交后长达13年的断航状态。2005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在釜山增设领事馆级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受到韩国外交政策影响（重视与美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奉行平衡外交，特别是在对北政策），韩国官方对于与中华民国官方交流并不算非常重视，韩国驻台代表丁相基曾投书韩国《朝鲜日报》，呼吁官方重视双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