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下郊拚

发生背景

清朝乾隆、嘉庆之后，大量泉州府移民跨海沿着淡水河靠岸，定居台北艋舺，于是艋舺大盛，产生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称。
移民于艋舺的，有两大族群，一为居于八甲庄的福建泉州同安籍移民，另外一个较大族群则是居于旧街与艋舺淡水河沿岸的泉州三邑（晋江、惠安、南安）人。两者，以三邑人人数较多，也较早落脚于此。
同安人因主要跟唐山（意指中国）厦门一带进行贸易，因此被称为“厦郊”或转音为“下郊”，而泉州三邑商人，则称做“顶郊”，多与泉州、福州等地贸易。

发生原因

1738年，艋舺的三邑人因为北台湾有瘴疠之气，瘟疫死者甚众，于是奉祀由原籍晋江县泉安龙山寺分香而来的观音菩萨香火，建成艋舺龙山寺。艋舺龙山寺落成后，泉州三邑商人就将顶郊行政中心设于该庙，顶郊得到了宗教庇护与场地，拥有税金，团练，甚至诸如道路辟建、义渡、义仓、赈灾、巡更等公共事务，是顶郊军政的大本营。不过，这体系并没有将同安人的下郊纳入。
19世纪，艋舺移民渐多，同安人为主的下郊，与三邑人的顶郊为了争取艋舺码头的泊船权利，加上同安人自己奉祀有乡土神霞海城隍，并未加入龙山寺的信仰圈，时常发生冲突。在公家官衙刻意忽视下，1853年，三邑人终于与同安人发生了俗称“顶下郊拼”的分类械斗。
另外也有种说法，械斗发生原因，是因为同安县地处泉州府、漳州府两府（意即比起偏北的三邑，同安地理上较接近漳州；今日同安隶属厦门市）交接，台湾的同安人于18世纪末开始的台湾泉漳械斗中，立场过于中立，并不援救同属泉州府的三邑人。据此说法，部分学者将顶下郊拼视为漳泉械斗的余波。

经过

1853年初，中国闽南漳州、泉州两地天地会民变，台湾经济与民心受其影响。下郊同安人对于顶郊三邑人霸占码头与艋舺龙山寺深感不满，蠢蠢欲动。
三邑人见状，取得三邑大老黄龙安同意后，以艋舺龙山寺作为其作战指挥中心，先行主动攻击同安人。两方人马于是于八月展开械斗，各有攻防，不久设于艋舺的新庄县丞署，海山堡潭底公馆等两官署，遭两方人马焚毁。
虽说三邑之人数占有优势，但是三邑人所居的龙山寺与旧街（今西园路），蕃薯市街（今贵阳街）三地与同安人所居之八甲庄，正好隔着安溪人所建的艋舺清水岩祖师庙且池沼遍布，三邑人难以大规模攻击，于是向中立者泉州安溪头人白隆发借道，威逼利诱，欲毁安溪人信奉的祖师庙，以便攻进八甲庄，并承诺事成之后，会帮助安溪人重建庙宇，白隆发被迫同意，将清水祖师神像徙出，任三邑人烧毁庙宇，但三邑人在械斗事件后却毁约。
另外，三邑人强势进攻之余，还将其同安人房屋全数焚毁。而败逃之同安人，不得不放弃艋舺码头的地盘，由同安大老林佑藻率领，逃往大稻埕另辟商埠，后来并在大稻埕建了霞海城隍庙，奉祀从顶下郊拼中救出的霞海城隍神像。
事后，三邑人得胜，占得了艋舺大部分利益，但他们并未依约帮助艋舺祖师庙的重建工作，白隆发责问三邑人，三邑人只捐献了一对龙柱，略表意思，白隆发也无可奈何，只好向安溪人募款重建。不过三邑人好景不长，后来艋舺河沙淤积，不易停泊，船只大多改停大稻埕。大稻埕于是逐渐取代艋舺，成为北台湾的商业贸易中心，大稻埕同安人又得到了商利。
械斗发生后，新竹的开台进士郑用锡写了《劝和论》，向两方劝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