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

误解

人治不是文化或修养观念，人治和法治是法学和政治学观念。
台湾社会有误解，例如认为“‘人治’，是与法治相对的一种社会秩序，社群中人内在守法精神较低，不尊重法律，执法的人自己也不太公平地施法。”又例如认为“西方法治社会认为人有原罪，人本质上是不能完美的，必须要受约束规范，人的伦理道德必须靠与神的誓约而规定，人生活在社会中也须靠法律以维持合理的关系。”和认为“中国没有原罪观念，认为人是可以自我完美的，神大多也是人升华而成的。中国文化强调用内心修持的方法，使人循规蹈矩，不须以誓约、律法等外在形式的东西，来约束人的行为。要靠外在法律和契约来约束人，看低人的本质。”
西方并不是一直都是法治，反而一直是人治，后来还有主张人治的潮流。西方主张人治的经典著作有古典时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主张最理想的政治是由哲学家（或者译造贤者）统治而这统治者不受法律限制。西方的改变源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思想启蒙和英国的法治革命成功并且后来显示出法治的优势和好处。
中华思想家并不是只有对人性乐观，例如春秋战国的法家就是对人性悲观。而儒家强调人治，并没有就比较少规则。

中华

中华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 
与“法治”相对。主张“人治”者认为国之治乱，不在法而在统治者的贤能与否。中国人崇尚的是“德治”或王道，即是由贤德的人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