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明荷海戰

背景

尼德兰七省共和国自1602年开始在东南亚进行香料贸易，为了拓展与中国方面的贸易往来（尤其是丝织品）于1624年在澎湖建立城堡。此动作刺激到当时的明朝政府，而后明朝政府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澎湖并与荷兰人交涉，后荷兰人退出澎湖。
但交涉过程中福建巡抚商周祚在交涉信中提出如果荷兰人愿意退出澎湖并前往台湾的话，福建政府愿意保障福建至大员间的商业往来；但是实际上福建地方官员并没有履行诺言，由于海禁令影响，命令上中国与荷兰的公开贸易关系是被禁止的，福建政府理解此点但仍开出空头支票以诱使荷兰方面认同其提议。
在无法进入中国港口贸易的状况下，荷兰船只如要进行中国贸易仅能停泊在漳州湾周边，并借由协助者将货物运上船只交易，在本质上为走私行为。当时荷兰人在曾为海盗的福建把总许心素协助下从中国方面获得不少丝织品以及其他货物（每年以四到六万里尔购买生丝，合三到四万两银），不过此贸易模式在许心素被郑芝龙击败之后荷兰人转而与郑芝龙签署类似条约，但是在合约中并没有确定每年的供货量，因此荷兰方面的对中贸易完全受制于郑芝龙的决定。
对于这种受制于中国方面的贸易状况荷兰方面自然有所怨言，并不断的向郑芝龙提出在中国港口自由贸易的提案，并协助郑芝龙于1630年击败当时在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海盗李魁奇以试图换取在中国的自由贸易，但是在击败李魁奇后郑芝龙并没有履行约定；郑芝龙虽然掌握当时东亚海上势力，但官位仅为厦门游击，因此实质上并没有决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权限。另外于崇祯三年（1630年）三月新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对于郑芝龙等人无视海禁令进行贸易也多所不满，因此在上任后再次发布海禁令，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民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在这次海禁令发布后隔年获得前往大员许可证仅有6张，而前来的船只更少于此数量，这种状况使得荷兰在台湾的贸易陷入困境。
在连续获得承诺并付出代价却没有任何结果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于中国方面失去耐性，在汉斯·普特曼斯于1633年4月至巴达维亚回报状况后，巴达维亚的决策者决定以海上掠劫的方式逼迫中国方面答应其要求。

结果

明朝方面，此场战役之后原先对海禁政策采强硬态度的福建巡抚邹维琏遭到撤职，继任者对于海禁政策以及郑芝龙等人无力约束采取放任态度，虽然明朝宣称胜利，但东南海权自此落入郑芝龙一人掌控。
料罗湾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人发生小规模海战，一直将荷兰赶出中国沿海为止。而郑芝龙则死咬刘香不放，“一破之于石尾，再破之于定海，三破之于广河，四破之于白鸽，五破之于大担，六破之于钱澳。”最后于1635年广东海战，将刘香逼得在决战中自焚溺死。1636年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州都督，掌控了更大的权力，海盗问题也渐渐消失。
1639年，荷兰人再度派朗必即里哥率大型战舰9艘骚扰中国沿海，数次击败明朝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5艘，朗必即里哥大败而回。直到此时，明郑舰队最终夺取了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此时，郑芝龙被称为“闽海王”，此后东南海疆唯郑芝龙是从，来往内外商人皆用郑氏旗号，史载：“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并筑城于安平〈今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当时凡航行在东亚地区的船只，都必须花钱购买明郑的令旗，若无此旗，在东亚海面被拦截的概率超过50%，若在福建沿海，则100%被拦截。最后就连台湾的荷兰人都不得不偷偷地以日本船的名义购买令旗，当时中国东南沿海在明郑和平的笼罩下正在平稳的发展。
荷兰方面，东印度公司在此之战明确认知其与明朝武力差距，放弃以武力方式解决与中国间的贸易问题，而郑芝龙在战后对荷兰方面的善意回应使得荷兰放弃与刘香等人的合作，转回与郑芝龙合作的贸易模式。荷兰在此战役对中国的损失丝毫不须赔偿并且还得到了郑芝龙方面稳定供货保证。自此之后东印度公司与中国（郑芝龙）方面维持稳定的贸易行为直到明朝灭亡为止。此场战争对后世影响巨大，这是首开东方国家击败西方殖民帝国的先例，日落西山的大明帝国对上当时第一海上强权荷兰仍能战胜，荷兰被迫向明帝国纳贡求和，对欧洲国家是很大的震撼，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西方殖民帝国不敢再进犯东亚，确保了两百年的东亚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