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

农村改革

在改革前的时期，中国农业的绩效极差，粮食短缺现象十分普遍。中国大陆农村地区自1958年北戴河会议后建立了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生产生活的指导权过于集中，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较为绝对的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虽然这种体制在产品相对充裕时可以有效地减少自然灾害为个人带来的损失，但也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年，中国安徽省面临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然而这两个村在当年的农业收入中就创造了惊人的成绩，这件事情不久就被上报至中共中央，虽然中共中央在1979年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依然规定不得私分田地，但这种行为早在1978年安徽、四川两省便已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在灾年农业生产超过往年的成绩。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公开支持了这项措施。不久，在中国所有的农村都开始强制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的体制转变，这种决定在坚持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的情况下，许可农民自行生产、自负盈亏，只缴纳部分农业产品。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的方向继续发展，并废除了不适合农村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
名义上新体制使农业生产得到大发展，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实际数据表明，改革后，农业产量增速放缓，农业基础设施成为无人料理的公共物品，随着农业生产开始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发展，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拉大，由于信息不对称，孤立的农民无法了解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无法形成对农民有利的农产品市场，农业收入下降；而原有的农村乡镇企业被乡镇领导私自占有后迅速发展起来。
同时，人民公社的解体也导致了原本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迅速消失，造成了中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进一步分化。并且在包产到户以后，小农经济不再适合农业集体化，公社时期大规模建造的水利灌溉设施，由于无法召集大规模人力维修，而不断破损。同样在公社时期的大规模新垦高产、稳产田运动，也无法继续。集体化的消失也打断了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逐渐开始发展的机械化，在另一个层面上使得农村更加落后。不仅如此，公社解体后，傍依公社生存的部分乡镇企业也无法继续经营，最终全部破产或者通过改制而私有化。
多数人认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取得的成效使得当时占全中国人口70%以上的农民逐步摆脱了贫困，并促使部分农民先于其他地区先富裕起来。同时农业的改革虽然在初期颇有成效，但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出现了令世界关注的贫富分化现象——这在强调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难以想象的。由于步入20世纪，90年代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对农村地区贫富分化抱以足够的关注，事态逐步成为中国迅速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全面复兴的最大障碍——三农问题。
自2002年以来，中国最高行政文件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调三农问题对中国建设的影响，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调整农业地区的政策。
2006年，中国废止农业税条例，中国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历史终于结束，经改革开放农业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发生了质的变化。

城市改革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营经济）占据了9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而且企业的生产经营脱离市场，一切产品生产由政府下达订单；而掌握企业主导权的并不是工厂厂长，而是国家委派的干部——公方代表或上级党委委派的党支部书记。无论是国营企业还是极少部分的私营企业，工人一律不得被辞退，也没有相应的破产措施，部分亏损严重的企业只得由国家背负这些不良资产。缺乏竞争、不负盈亏的企业主观上没有研发新科技、扩大再生产的动机，结果在同期世界上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抓住了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农村地区6年多的改革令中国的领导人看到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动力，转而着手对中国城市经济进行改革。198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市改革的开始，并在1985年全面展开。
邓小平在1977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便提出以科学技术带动社会生产力。1985年的改革更进一步打破了原有的计划经济理念：政府一方面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遣返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的许多观念，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的闯。”政府认可了私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和所处地位，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发展以带动中国经济，打破了中国经济公有制成分一枝独秀的局面；抽回公方代表，逐步放宽私营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将企业纳入宏观经济的管辖范围内，与市场调节作用相结合；对于生产盈利不再坚持一刀切的均分政策，转而以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不再坚持共同富裕为代价换来了企业的生产活力。对国有经济成分进行改组，由政府绝对控制经营转为政府拥有企业的绝对决策权，将一半经济活动权下放给企业，支持并鼓励负债企业兼并或破产——这极大地动摇了工人心目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形象，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政治地位极高的工人群体被改革开放引入的政策所冲击，伴随着各地国营企业的关闭，全国约有数百万工人失业。中国政府引入下岗再就业政策，安排红帽子工程大量减少失业人口，缓解了工人的不满。
城市改革取得的进展一度成效不大，反而在原有计划经济理论遭到抛弃的情况下引发了国内民众的思想混乱。加之1985年以来政府不断放宽思想言论控制，原先身为“封资修大毒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被部分知识分子所接受，对西方民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日后两次大规模民众运动兴起的原因之一。1989年后，政府再度放缓城市改革步伐，转而开始控制国内混乱的思想。1992年过后，政府再度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并不断将各种政治决策公开化，并设立听证会以便于民众参与政治决策。
自1989年发生“六四事件”后，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主义阵营随之垮台，中国政府的立场日趋保守，政治改革步伐放缓，党内也出现了重提阶级斗争观念的声音。为维护改革开放的大局，邓小平再度出面，南下巡视中国数个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发表了事后称为“南巡讲话”的发言，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利用个人威望重新将改革开放的政策稳定下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政策的“两个基本点”之一。这场讲话确保了今后中国政府既定国策的稳固，也逐步将中国经济实力带上一个又一个新台阶。

服务业

20世纪90年代，金融业自由化。中国于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服务业被解释为可开放的，外商投资获准；零售、批发和分销的限制也已经结束。银行业、金融服务业、保险业和电信业也向国外投资开放。
中国的银行业由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主导，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低效和垄断的。中国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行。由于国家管理效率低下，这些金融部门被普遍视为中国经济的累赘。不良贷款主要由地方政府和无法盈利的国企出于政治目的进行，尤其是保持低失业率的政治目标，是金融体系和经济的一大拖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后对这些银行展开了资本重组。2000年，这些银行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2％以上；到了2006年，它们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到了6.3%，总额约为1,600亿美元。观察家们建议通过银行体系私有化来解决该问题，4家银行在股市上市时，这一建议得到了部分执行。由于中国的两大金融交易市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只占到GDP的11％，因此在筹集资本方面相对无效。
到20世纪80年代，广告在实现邓小平推进的现代化目标的作用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中国政府仍然在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理想上大作表面文章，但这并没有抑制消费主义的增长。

对外开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以前对外贸易值只占经济比重很小的一部分，这一情况源自于毛泽东“内无内债、外无外债”的政策。但一些海外华侨的主要集散地广东、福建经常有一些华侨在自己的祖籍所在地开办工厂。1979年，中国政府决定放宽对对外贸易的限制，给予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的三来一补特殊政策。1年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及福建省厦门四个地区宣布改制为对外经济特区。参考的发展经验，将加工装配、合资经营作为主要的外贸形式，并许可了少量外商独资企业存在，意图从中学习领先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的四个试点城市的发展模式在1980年邓小平南下巡视时被给予充分肯定。在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广州，上海等14个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并将环渤海地区、长江、珠江、厦漳泉三角州地区辟为经济开放区。
对外开放的4个试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深圳从一个泥湾村落发展为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不相上下的繁荣都市。其余三地也成为80年代初中国经济的巨大亮点。随后开放的14个城市也取得年均10%以上的经济增长。1988年，感受到对外贸易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后，中国政府将海南单独设省后全省对外开放，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开放区。同时对外开放的地点也随着沿海向内陆地区发展。而现在各省各市均有权规划土地，并在国务院批准后设立对外开放区。这成为刺激中国经济起飞的一大因素。
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出于对共产政权的不信任，加上中国自1949年开始，在对外交流方面，接近锁国状态，很少人对当时中国有所了解。因此中国改革开放涌来的外资，最初是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直至2011年全年，名义上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实际上一部分港资来源于其他地方，包括中国内地本身）。

影响及意义

邓小平以及他的理念的继承者及其他改革派人士顶住了来自国内保守派的进攻，成功地将改革开放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基石之一，并不可逆转地将中国带入世界经济中，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从1978年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一个尚有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下，与世隔绝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繁荣，有着活跃市场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减少了当时世界近1/5的贫困人口。中国也在迈向工业化的道路上飞速前进，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成功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经济产值在总量上已经超越了国有经济，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重的重要拉动力量。引进外资同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中国为全世界吸引外资金额最多的国家（港、澳、台资金的引入亦被算作外资）。
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出现变化，人民观点逐渐多元化，“网络民意”的现象大量出现。不过，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开放之余，认为为了和平稳定快速的经济发展，而不愿意对意识形态，政党政治做太大的改革变动。在言论自由方面，与之前有一定程度的放松。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代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过也有批评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摒弃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转化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中国已经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现状更像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不过，“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也常被外国专家和领导人提及，然而，从政府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公有制经济仍占主体地位，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并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表明了中国仍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苏俄前期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允许社会主义存在部分资本主义、恢复市场、货币关系，促进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恰恰表明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是正确的；北朝鲜则一度批评中国是走了“修正主义”的“错误路线”；以越南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是积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经验。另外，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共内部左右两派的分歧扩大，有人认为，中国要实行多党政治，只需将中共一分为二。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有些人认为应该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有些人认为应将中国转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家力量大幅增强，国际地位和军事实力显著提高。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18年GDP折合13.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则达25.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对外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同时中国成为美国国债（除美国本国以外）最大债权国。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中国崛起无疑是21世纪国际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经济数字

从开始改革开放的1978年到2018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25美元增长到9700美元。2014年，中国外汇储备约4万亿美元。中国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越德国；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年中国广东省（人口约1亿1百万）GDP总值超越台湾（人口约2千300万），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GDP总值超越台湾的省（个人平均仍远低于台湾）。2012年之后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GDP也先后超越台湾，其中广东达到两倍以上，2018年四川和湖北的GDP数值也超越了台湾。 四十年来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已从20%上升到58%以上，而实际上由于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所以中国实际上的从事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

外资

香港资金雄厚作出最多的贡献包括：内地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内地批准的第一家合资、合作企业，第一家五星级饭店，第一条合资兴建的高速公路，第一块土地的拍卖等等，在改革开放史上占了重要的印记。中国改革初期，以香港资金（港资）占最大比重，达百分之八十。
台商亦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有更多台商以港资或香港注册公司名义进入中国投资。

香港资金

直至2011年全年，港资仍占外资比例达66.3%（投资金额770.11亿美元），是内地吸收外资的最大来源地。港澳在广东省的投资项目超过10万个，实际利用资金1200亿美元，占广东省实际外来资金的三分之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来自香港。促使粤港澳形成了以广东为加工制造基地、港澳为购销管理中心的独特格局。数以万计的港澳投资企业在广东各地蓬勃发展，数以百万计劳动力受雇于港澳投资企业。珠三角地区形成了具竞争力的动态化产业集群、开放型，影响世界的加工制造业基地。深圳市投资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和年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企业中，约80%是港商投资或参与投资的。2017年，深圳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11426倍，南方最重要的高新技术研发和制造基地。香港资金的投资，迅速推动广东从农业为主的省份发展成工业发达的经济大省。广东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省份排名第第5位逐渐成为第1位，至1989年起保持至今。
广东省因贪污已落马的副省长万庆良说“广东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一部粤港澳合作的历史。广东30年的发展离不开港澳强有力的支持，离不开港澳资企业率先进入广东，率先投资、率先发展。香港人澳门人不仅带来了资金、技术、人才，为内地输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理念，更新了管理文化。”较为熟悉的例子是港铁公司，促进了许多领域的观念更新。中国改革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缺乏优良的货运设施和海外贸易网络，而香港当时已经是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中心，拥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硬件设施和一流的贸易人才。目前，香港是内地第五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在资金、技术输入的同时，香港资金更为改革开放输入了许多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促进了观念更新，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了借鉴。国外有专家认为“内地市场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香港这样一个成熟的、国际化的市场经济体系可以借鉴，并为改革的启动和深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内地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不仅是因为宾馆硬件设施完备，更重要的是从一开业便打破当时的惯例，对所有普通市民开放，其服务意识、管理模式，都令当地政府官员和市民大开眼界，引发观念的更新，对广东服务业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极大推动作用。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在接受采访时总结说“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就是一条有效利用外资尤其是港澳台资金的资本积累和发展之路。内地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每一天的变化，都有港澳同胞的奉献。”四名港啇投资的华南城国际工业原料城是占地1.5平方公里的工业原料及成品交易中心，集信息交流、展示、交易、仓储、货运、配送以及金融结算功能于一体，其规模之大、经营范围之广，堪称国内之最。随着中央政府与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后，港资在内地的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快速发展。香港智经研究中心主席胡定旭认为，“CEPA开启了香港和内地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的大门，制度安排为经济整合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台湾资金

台湾对中国大陆地区投资巨大，尤其是1989年六四事件后导致西方禁运、当时在中国投资方只有台湾，但由于两岸尚处于对抗时期，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有许多台资与港资合资的方式到中国大陆地区投资，甚至直接就在香港注册后以港资的名义来到大陆。初期的投资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行业，像制伞、制鞋等。1989年，台资对中国大陆投资项目只有540个，协议金额仅5.5亿美元，实际利用资金更低至1.5亿美元。台湾于1990年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促进了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它们以“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为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
台湾实际开始大规模投资始于1993年邓小平南巡后。1992年到1994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从1993年台商赴大陆投资第一波高峰开始到两岸经贸论坛，台商在大陆投资的企业已达6万家，累计投资金额约2000亿美元。目前大陆是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 2014年两岸贸易额为1983.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0.6%，其中大陆对台出口462.8亿美元，自台进口1520.3亿美元，大陆与台湾贸易逆差达到1057.7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