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

清治时期

同治十年（1871年），统埔、保力庄客家人刘天保、杨友旺、林阿九等人，合力将遗留在八瑶湾事件遭难现场的琉球族无头遗体，以一冢合葬在双溪口（今车城乡统埔村），头颅则用排湾族旧惯带到部落的头骨架中摆祀。
同年11月底建墓完毕，西乡从道将墓交由林阿九家族，嘱咐代为管理祭祀，并给予一份证明，答应每年给付年金二十圆。墓碑材料为花岗石，由日本从厦门购买，并大字书写着“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民墓”，背面有西乡从道亲书的碑铭，为日人在台存留最早的一块碑体。但该墓当时并没纪录各受难者的名字。林阿九家族每年旧历三月十五日与七月十五，举行祭祀。
同治十三年（1874年），牡丹社事件尾声时，福岛九成与吴硕向沈葆桢提出五条办法，其中一条为：“我国人民，在生番被杀死者，遗骸现就当时收埋之旧址，更建墓碑表之。将来如有亲戚朋友人等航客就近港口之际，若欲藉便登岸扫祭者，务望使其即日登岸拜奠而归。”
沈葆桢以为墓冢是为阵亡日军所建，便答应日本代表的请求。台湾府周懋琦受命与日军办理交接事宜，见到即将完工的墓冢，便询问福岛九成为何不将日军尸首运回，日方才说所埋为琉球人遗骸。并且，日军也将原住民部落预定交付中国官员的头颅截走，不依原先循柔远驿处置的旧例，改从控制琉球的萨摩藩交付，建立台湾遭害者之墓。这些举动等于宣告琉球为日本的藩国。

日治时期

台湾日治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有官方介入祭祀，也才开始对林阿九家族履行年金二十圆的约定，1916年减为十圆。
1925年，生还的琉球人岛袋龟已七十五岁，想要来台湾报答救命恩人，便向伊波普猷求助。伊波普猷有一位朋友照屋宏是旅台琉人，担任总督府交通局铁道部工务课长一职，就帮助发起此墓的整修。1926年开始整修，墓区由琉球籍的高雄州城间内务部长负责，墓碑设计者为高雄州技师和田真氏，施工单位则是恒春郡役所。旧碑下加增由三块士林石材组成的三层底座，上段高八寸，中段高一尺六寸，下段高四尺，中段并刻有遭难者名单，总高度超过十一尺，总共醵资五百圆，于1927年12月全部完工。该年岛袋龟逝世。负责运作改修工作的旅台琉人，出版墓碑改修报告书《牡丹社遭难民墓碑改修报告书》。整修后，列出了琉球人遭难与生还者名单，还有救助者遗族的系谱。
1933年，琉球藩民墓依《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列入第一批国定史迹，调查委员为尾崎秀真、谷河梅人，由台北帝国大学教授移川子之藏提出说明。
杨友旺曾孙杨锦辉在学童时听到日本老师在课堂上谈到杨友旺，却不知道是曾祖。

战后时期

1978年9月，冲绳历史家又吉盛清来探视此墓后，于于日、琉、台三地推动此墓与台湾遭害者之墓的改修。次年，由遗族组成首届拜墓团出发与台湾方面的关系人碰面，并主持祭典。
1979年10月8日，内政部以台内民字四九二○三号函暂列三级古迹。1981年，琉球遗族取得屏东县政府、车城乡公所的同意兴工。琉球“台湾遭难者墓地改修等关系市町村协议会”会长盛岛明秀委托住在统埔村的林阿九曾孙林锦荣处理，他的祖父林椪狮是墓碑上所写的经理人。于1982年3月改建完毕，由于当时为戒严时期，基于反日的主流意识形态，墓碑的“大日本”字样被涂掉，直到2000年才恢复。
林安泰古厝的拆迁，台湾有制定《文化资产保存法》的呼声，内政部开始进行台湾古迹调查。1982年，内政部民政司的《台湾地区古迹调查表》中此墓暂定为第三级古迹，内容却前后矛盾，在沿革部分连碑名都错。
2011年11月25日，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杨孟哲主办大和解，遗族代表野原耕荣、排湾族头目家属代表华阿财、及杨友旺家属代表杨吉林，在保力村杨氏宗祠于杨友旺灵前祭谢，并发表谢词表彰其义行，随后在屏东县县长曹启鸿、监委黄煌雄主持下，在此墓举办慰灵祭，齐声高呼“爱与和平”。杨氏后代族人杨信德等人希望各界协助在纪念公园内竖立铜像及说明故事，让后代子孙知晓这段历史。
2011年12月1日，屏东县政府将此墓列为屏东县文化资产，公告为历史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