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居民的身份認同

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最主要是以“中国人”和“香港人”这两个身份为主，不过这两个身份可以互不排斥地存在，故在研究中也会用到“香港的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混合身份”来予以研究对象选择。此外由于成为中国公民不是成为香港居民的必要条件，而香港亦有少数族裔在该处长居；香港居民以往在感知上把中国文化、经济和政体分离——部分学者会把其归类为“文化中国”、“经济中国”、“政治中国”，所以亦有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

概论

一般认为，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20世纪60-70年代间首现，不过中上阶层的华人的香港认同则早在19世纪末便已出现。当中政治、经济、文化的独特性会促使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这一身份出现认同感，并视中国大陆为他者。
英方在管治初期尽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对其采取尽量不干预的态度，比如对华人仍采用《大清律例》约束、容许华人纳妾；不过仍在19-20世纪期间对华人采取种族歧视政策，比如华人较难获得官职、华人公务员福利较少。但当时香港华人对这采取不反抗的态度。此外在教育上尽量不触及政治、中国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授上一般侧重文化层面，以“思想、精神、性格、价值观”方面的论述为主，不注重培育爱国意识，这样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超越当代中国政治”。而这些政策皆使得70年代以前大多数香港居民仍认同自己为中国人，或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为其身份认同。六七暴动以后，香港大部分居民尽管仍对共产政权反感，但当时香港的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带爱国反殖民色彩的运动，包括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文”运动和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该些运动强调“中国人”这一身份。此一情况直至四人帮倒台，大专学生失去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想像才结束，转向关心香港社会，塑造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
英方在六七暴动过后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以缓解民生、促进社会归属感。同时香港居民凭着本土优势发展经济初获成果，皆使得香港居民更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战后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出生者也于这个时段投身社会，他们自幼便与中国大陆这个“他者”疏离，亦使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进一步增加。在回归的事实已确定后，对中国的文化认局和政局认同便开始出现排他性，不过相关情况直至2008年后才显现。回归初期由于经济及政治等因素，使得香港居民渐渐出现中国人意识，不过随后由于中港矛盾、政制改革以及修订逃犯条例所引来的争议，使得香港居民出现了本土意识，并对中国人身份感到抗拒。

英国殖民时期开始（19世纪初）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沿海的部分人民（包括香港岛）欠缺民族意识，以利为先。为此他们不计较受雇于英方，为英国舰队提供食物及各种服务。战争结束后，香港便于1842年8月29日正式割让给英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之后香港附近的客家人也籍著英国开垦香港岛的机会，前往该处谋生。由于他们没有被战火波及，因此并不对英国抱有仇恨意识。
不过当华人自觉自身利益会受到英方损害时，便会联合起来反抗，再加上英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华人少与英方接触等等的因素，促使属不同乡籍的香港华人互相合作，自觉为命运共同体，视香港的英国殖民为“他者”，形成了“香港华人社会”的意识。英方在管治初期尽量保留香港的本地文化，对其采取尽量不干预的态度，比如对华人仍采用《大清律例》约束、容许华人纳妾；此外在教育上尽量不触及政治、中国近代史以及香港史。中史教育上一般侧重文化层面，以“思想、精神、性格、价值观”方面的论述为主，不注重培育爱国意识，这样使得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超越当代中国政治”。
70年代以前大多数香港居民普遍以祖籍、出生地等地理背景为其身份认同，他们对政治不关心，亦因此对香港没有认同感。

19世纪50-60年代

19世纪50-60年代，中国先后出现太平天国运动、土客冲突、广东洪兵起义等等的战乱，使得许多内地商人及一般市民为逃避战火来香港居住。当时来港的有广东人、四邑人、潮州人、客家人、福佬人。虽然他们互有竞争关系，但由于在殖民统治下面对同样的困难因而互相合作，在争取权益的过程中形成华人团体意识。此外他们亦建立了各种庙宇，对于华人共同凝聚有一定作用。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叶名琛以各种方式透过香港牵制英国，包括胁迫港民不要继续在港做生意，并要求他们回乡，不然广东官绅会对他们自身及其家属不利；此外亦派人烧毁英方粮食。英方也因裕盛办馆毒面包案而对华人产生猜忌，并捉拿800-900名华人可疑份子。这些因素皆使得7万4千名港岛华人当中有2万人回乡。蔡荣芳认为当时的香港华人只以利益为先，因此返乡一事反映了他们对双方的反感，且没有任何爱国思想在内；丁新豹则认为即使有香港华人被迫回乡也好，也没可能这么齐心，故此是一种爱国的表现。
另一方面，毒面包案涉事者张亚霖无罪释放后，华商对英治香港的信心也大增。当时部分低下层香港华人及华商再到受雇于英方，支援对中国的侵略，并在战争胜利后分得部分满清政府的赔款。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与满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正式把九龙半岛割让了给英国，当地人民对此并没有强烈的反殖爱国行为。1880年之前，不见得工人阶级有很强烈的民族情意结。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

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由于中国先后经历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百日维新、戊戌政变等事件，使得当时的香港商家及知识分子产生复兴中国民族意识的思想。但是当时的香港华商认为需要先与英国合力，强迫清政府改革，才能救国。而这则受到维新论者康有为的批评。当年这些诉求虽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同情，但伦敦方面则要求殖民地政府不要插手。一连串带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反而使香港华商对殖民统治下的资本主义以至相关文化产生认同。
台湾历史学家蔡荣芳将香港华人精英的港式爱国主义称之为“与外国强权协力的民族主义”（collaborationist nationalism），这些精英既为着商业利益而与英人亲近，同时他们也受到约翰·洛克 、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和谢洛美·边沁等英国社会思潮影响，期望民权思想、自由贸易，工业主义及立宪政治等先进思想能影响中国，使中国更强大。
同时，维新党人和革命党人也透过在香港开办《中国日报》、《维新日报》、《有所谓报》等报刊宣扬爱国民族思想，不过它们的影响力不大。
1914年，国民政府出现内部斗争及财政问题，当时的香港绅商便建议跟港英政府合作薵办贷款，交换条件则是其能协助重组广东省政府。
1905年、1908年的两场对美货及日货的杯葛运动、1911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及辛亥革命中，在香港受到关注及参与，并且强化了香港居民的爱国主义及民族主义意识。
这个时期在多场政治改革及运动下兴起了中国民族主义，“中国人”成为香港居民主要的身份认同，同时他们亦对身份认同有了更大的关注。

20世纪20-70年代

香港在1941年前被日方占领时有100多万人，日军占领时大量民众返乡避难，至1945年二战结束时香港居住人数只有60万人。1949年，香港人口在短短4年内增加超过3倍多至220万人，当中大部分是逃避国共内战的难民，包括国民党党员、资本家、文人、一般人民。内战后，国共两党在香港也有活动，亦各吸引了一些香港居民支持，不过大多数居民都因“难民心态”，而对两者反应冷淡。
之后在60-70年代，内地在中国共产党管治下发生了三年大饥荒及文化大革命事件，再出现大批“逃港者”。他们在边界封闭后透过抵垒政策成为香港合法居民。
这些来自中国的逃亡者抵达香港时皆抱有一种“难民心态”，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香港居住的过客，只为了寻找经济上的机遇，或视香港作资金避难港，或视逃避政治动乱的地方，在动乱结束后便会离开。同时，英方在1951年以前没刻意切断香港跟中国大陆的联系，故此他们始无法对香港产生认同感。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双重的——殖民地下的“顺民”及炎黄子孙。
1967年发生六七暴动，左派的形象严重受损，以致对港英政府的认同增加，及后港英政府推出新政改善民生问题。60年代之后，逃亡者们目睹中国内地经济及冶安的不稳定，开始放弃返回中国居住的念头。无处可归的他们开始产生“香港是我家”意识。在这个时候，“香港人”身份认同首次地萌芽。
另一方面，香港的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仍投入了一系列带爱国反殖民色彩的运动，包括1968年的“争取中文成为官方语言”运动和1971年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这些运动也是超越“殖民地居民”身份，并更为重视“中国人”身份。

麦理浩时代（1971至1982年）

第25任香港总督麦理浩是少有外交官出身的港督，与身为殖民地官员的前任总督不同，外交部的背景使他没有殖民地的包袱，他虽然不是公共行政专才，但拥有对政局敏锐的分析力。为了重拾香港市民自六七暴动以来的信心，麦理浩甫上任便强调香港已储备足够的经济能力，现在是改善生活的时候。透过大幅增加公共开支，他在任内大刀阔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新政，幅度和深度比前任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政策不单令香港出现既深且广的发展，也令政府在市民心目中重新塑造良好而正面的形象。
在麦理浩前后10年半的港督生涯中，十年建屋计划、廉政公署、九年免费教育和地下铁路等重要的政策和建设，纷纷在他任内推出，香港在房屋、廉洁、教育、医疗、福利、基建、交通和社会各方面均有深刻的改善。他的各项政策改变香港原有的面貌，促成香港的经济起飞，香港由一个相对传统的殖民地，蜕变成一个急速发展的大城市。受惠于他的政策，市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提升，各项大型基建也直接改变市民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一系列的转变及改善也进一步强化了“香港是我家”的意识，令香港居民慢慢对香港人这一身份产生认同感。
1976年中国共产党四人帮倒台后，香港大专学生和知识分子失去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想像，对“中国人”身份的重视受到影响。他们继而转向关心香港社会，塑造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而在这种本土意识建立的初期，他们更认同自己为“不一样的中国人”，没有全面否定中国人这一身份。
在70至80年代，在香港出生亦在香港长大（俗称土生土长）的香港成年居民开始出现，港产片、粤语流行曲、香港漫画等香港本土文化盛行，经济起飞以至赢得“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使得香港和中国不单在政制和社会上有差异，在自身的文化和经济的差异也急剧变得明显。另外，1981年英国政府通过《英国国籍法令》使250万名香港居民失去英国居留权。在这些种种因素影响，港人本土意识进一步萌芽。

后殖民地时代（1980至1997年）

由于香港92%的土地经《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而来，以99年为限，期满后英国将丧失该92%土地的一切权利。香港将无法单凭这8%剩下的土地而运作，英国须与中国商讨香港前途。
学者林鸿达宣称，香港革新会在1982年3月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民意调查，报告结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继续由英国管治，只有百分之四受访者表示愿意由中国大陆管治。1985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6成香港华人视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夕，香港有150万名市民参与游行，表达他们对中国示威学生的支持，成为当时香港历史上最多人参与的游行活动。六四事件以武力清场结束后，香港居民对中国失去信心，并趋向认同“香港人”身份。

回归初期（1997至2010年）

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从1997年至2006年，身份认同调查中被访者回答“广义香港人”的比率呈缓慢下降趋势；“广义中国人”的比率就呈缓慢上升趋势。相关数值在初期亦出现认同“广义中国人”多于认同自己为“广义香港人”的情况。这可归因于香港主权移交以无冲突的形式完成，象征“一国两制”成功落实、中国申办奥运成功、香港回归初期经济不景气、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篷勃等因素。
2004年10月1日开始，中国为宣扬爱国主义，在晚间新闻之前播放以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音乐的宣传短片《心系家国》。
自2009年起，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性显著下降，在2010年12月同类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为21%，下跌了7%，而香港人认同则升了11%，至36%，相信是受中国政府阻挠刘晓波领奖事件、打压其他维权人士及马尼拉人质事件的影响。

中港矛盾升温（2010至2018年）

近年来，香港政府尝试以各种方式增加香港人对中国及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包括2012年尝试在中小学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2016年签订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合作协议。透过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香港及中国政府合力消除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空间规划及社会政策上的区隔，将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进行“互联互通”来强化双方关系。大律师李柱铭则认为，中央政府把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目的是要模糊香港人的身份定位。以上一系列的尝试及政策都在香港民间受到强烈的抗议，使市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加剧，并反过来增加香港的本土意识。
2011年出版的《香港城邦论》成为畅销书，其以香港人作本位表述社会现象，呼吁停止寄望中国变得民主化，并探讨香港自身的族群意识。
由2012年起，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明显升温，并出现光复上水站、孔庆东辱骂港人事件、D&G禁止香港人摄影风波等大型风波。这些矛盾导致“香港人”及“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严重对立。社会间甚至出现“被称呼是中国人是一种侮辱”等言论。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4年提出“831决定”，与泛民主派多年要求的真普选的原则互相违背，因而被视为对选举自由及民主的打压，此举加深了市民对中国政府的仇恨。继后产生的雨伞运动促使本土思潮的兴起以及“香港人”身份认同的提高。
此时，香港居民对自身身份认同开始变得非常重视。2014年9月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香港民族论》论证香港民族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出现抢购潮。

现状

截至2019年6月，香港居民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感是1997年以来最高峰。相反地，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则录得1997年有纪录以来新低。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9年6月27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认同“香港人”比例为53%，认同“中国人”比例为11%，认同“香港的中国人”比例为12%，认同“中国的香港人”比例为23%。换言之，76%认为自己是“广义香港人”，23%则认为自己是“广义中国人”。其中年龄为18-29岁组别对“香港人”身份认同比例更高达75%。
2019年爆发的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众运动，其中在6月16日的游行共约200万人参加。运动以“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及“香港人加油”为成为主要口号，运动其间发起手牵手组成横跨香港各区的人链的和平行动“香港之路”以及抗争者创作歌曲《愿荣光归香港》并在多个地区的商场进行大合唱等种种行为不但促使市民偏向对“香港人”身份的认同，也证明了市民对“香港人”身份十分重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称“一个新的香港人的身份很明显地建构中，（反对运动）当中的精神已经超越五个诉求”。

中法战争

1884年8月，法国为争夺越南而与大清帝国交战，法国远东舰队的突袭引发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灭，法国海军将领孤拔估计中国伤亡人数在2,000至3,000之间。战败的消息在中国掀起一股爱国热潮，中国民众攻击外国人及摧毁外国财物。
香港居民因在战争中受到法国军舰的直接威胁，也受到这场“共同抗敌，保卫家园”的爱国热潮影响。在1884年9月，两广总督张之洞动员何亚美等东华精英以威迫利诱手法迫使香港工人拒绝为法国人工作。红磡黄埔船坞的工人拒绝为在马江海战中遭到炮弹损坏的法国装甲巡洋舰拉加利桑尼亚号及一艘随行的鱼雷艇进行维修。
拒绝维修的工人被警察拘捕，被法庭颁令罚款。判决的结果引来很多码头工人的愤慨，他们以集体罢工作为回应，使得“原本排外抗法的情绪，扩大为反英抗法的民族情绪”。艇户拒绝为所有外国船只卸货，船夫拒绝运载外国货物，令整个港口运输几乎瘫痪，码头工人亦联合人力车夫和轿夫拒绝为洋人服务。
港英政府出动警察及军队拘捕罢工者领袖，并判处徒刑。高压处理手法并没有解决问题，却使民众更加不满。10月3日，码头工人袭击洋人，向洋人躲避的酒店及中区警署投掷石头等破坏门窗，也有中国人被石头掷中头部死亡。当时报章形容为一场“香港前所未有的，有预谋的严重暴动”。
虽然张之洞策划的行动是事件的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他只是基于大清帝国陷入一场与法国未宣战的战争，才推动针对法国的抵制行动。码头工人的集体罢工是一场自发的爱国主义活动。法国海军官员大卫·威尔姆斯赫斯特（David Wilmshurst）表示“该场罢工是中法战争中最印象深刻的中国爱国主义的表现之一”。第9任港督宝云爵士称，大部分的罢工者也认为那场对抗法国的战争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转捩点。

租借新界

1898年，大英帝国与大清帝国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九龙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地区及235个岛屿归入英属香港的范围，为其99年。当时这片土地仍然是一些农村及围村，并且包含了香港几乎所有剩余的农田。纵使得到部分香港商家的支持，但当地乡民因为前景不明的恐慌而组织反抗，新界六日战因而触发。参战氏族与乡村为屏山乡、厦村乡、十八乡、锦田乡和大埔七约，乡勇共有大约2,600名男丁。港英政府在接收新界其它地区时，并没有村民反抗。战争在六日结束，港英政府最终顺利接掌新界。
纵使乡民的反抗以惨败结束，但他们的诉求最终得到港英政府的尊重，并允许新界原居民保留继承土地、使用土地和婚姻（纳妾及休妻）的传统法律和习俗，与九龙及香港的法律有所区别，其中继承土地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时今日。港英政府接收新界后，各大氏族即与小氏族平起平坐，不再有地主支配佃人的社会阶级。政府又如市区一样的透过士绅代为管理当地民众，所以新界居民亦很快便接受了港英政府的管治。
日后，东莞人策划再于香港起事，但最终得不到乡民支持，无疾而终。
尽管一些内地史学家会认为这是当地人民的抗英反殖行为，但按照当年新界居民的抗英文书，土地拥有权问题、害怕地方习俗受到侵犯、谣传英国人会对他们不善才是抗争的主因。

杯葛运动

1904年底，被称为“不平等条约”的《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期满，中国人民要求废除条约，但受美国拒绝。事件引发上海绅商不满，于1905年发起杯葛美货的运动，抗议美国歧视华人。后来清政府受到美国驻华公使及各地美领事施压，下诏谕命令停止抵制活动。抵制风潮却由上海移至广东各地。
香港亦有很多知识分子及一部分华商参与这场带有中华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其中办报者包括《华字日报》及《有所谓报》也以文字宣传响应运动，亦有码头工人拒绝为美国商船搬运货物。广东人冯夏威在上海美领事馆前服药自杀，成为运动的烈士。香港亦有举行追悼大会。香港华商公会计划召开大会，以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但被第13任香港总督弥敦下令禁止，并说这是“侵犯一个友好国家的商业” 。
这次事件亦是中国首次使用“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反抗西方的运动，亦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
1908年，日本货轮“二辰丸”因走私军火到广东被中国政府扣押，日本政府强迫中国谢罪道歉的举动引起中国民愤。香港本地商人组织抵制日货运动，声势甚至比广州更加浩大。港人排日情绪在11月1日至3日达至高潮，连续三天的反日暴动，近千名香港居民抢掠及毁坏西营盘、荷李活道一带售卖日货的商店。在这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中，香港民众的反抗情绪最为激烈。
这两场杯葛运动反映了当时香港华人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辛亥革命

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不少在港华人对中国政治再度关切，激起民族主义意识，并认为下一步应驱除英国人，故此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但很快就被平息。

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以战胜国之地位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之权利，但英、美、法等国反对并决定将德国在华特权由日本继承。北京学生认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未能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群情激愤并引发了以青年学生为主、知识分子主导的运动——五四运动。运动在1919年5月4日爆发，口号包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北京学生们行动影响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响应。
港英政府在这一次运动采取了报刊管制及快速打压的措施，很有效地抑制了运动浪潮。因此运动在香港只是零星地、松散地进行。
在这次的运动港英政府的立场变得相当明显。原因之一是当时英国与日本结盟，同时在香港工作和居住的日本人约为一千五百人。另一方面港英政府也吸取了1908年的经验，不希望另一场失控的暴动发生，恐怕港人排外情绪波及英国，也恐怕无法保护居港日人。在1919年实行的报刊管制下，当时报道的“抵制日货”新闻，多以“某”字取代“日”字。如《华字日报》报道拒卖日货公司新闻时即写作“闻某等公司亦止办某国货物”。数名陶英学校学生手持写有“国货”二字的油纸伞上街，被警察拘捕，其所属学校校长亦被拘留，吿以“主使及辅助各学生九人手持雨伞，用白油大书特书‘国货’二字”。他们以对日货有“提倡抵制之举动”为名被拘，但以“未会出未先向华民政务司署领取执照”的罪名被罚。有当时大学学生回忆称，“五四爱国运动的浪潮澎湃高涨，弥漫着整个中国的时候，香港也受到一些冲击，但只是冲击而已，但说不上震撼”。
广义的五四运动（即五四文化运动），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家、反文言”的思想文化及文学革新。这场在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香港出现截然不同的本地化发展。香港上层社会是一群大清国的遗民（前清遗老），他们对于追求白话文、新文学、冲击文言文的做法并不认同，对于运动带来的民主自由的观念及马克思思想也感到抗拒，并把中国这场反传统运动视为“亡国亡天下”思想文化危机。因此他们反过来热心地在香港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如建立汉文中学、筹办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及孔圣堂及印行大量古书经籍，目的就是要与内地的社会人心有所区隔。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思想解放等思想启蒙并没有在香港得到回响，以致鲁迅1927年来港讲学时讥之为“英人的乐园”。
五四运动对香港的后续影响在1949年后渐渐呈现出由远及近、由国家到本地化的发展趋势。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1975年提出的“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学生权益”口号（俗称“放认关争”）被视为五四运动的精神遗产。1970年代的香港大专学生，他们的父祖辈大多是内地移民或逃难者，而他们的师长辈也多为1949年前后南来香港的知谶份子。这一代的大专学生一方面有中国/家乡的历史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各种解放运动、民主自由思想和“反殖”思想的冲击。他们以“五四”为批判现实的概念工具，热切关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国民身份、港人身份认同问题。

六七暴动

六七暴动是1967年香港的左翼亲共份子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发动的一场斗争，其目标主要是针对港英政府，并四处埋伏炸弹袭击警察，不过仍伤及一般市民。由于当时大部分香港居民皆是逃避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政治动乱或其他战乱而来港避难的，故群众普遍对此感到不满，认为不应把斗争带来香港，并视该些亲共份子为“暴徒”；继而认同尽管以往印像很差，但仍对抗“暴徒”的港英政府。令他们出现了一种隐约的本土意识。
六七暴动亦殖民管治的转捩点。事件发生后，港府反思管治模式后察觉到在施政上的不足，并发现市民“对香港没有归属感”。在第24任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的带领下推行多项新政，当中包括修改劳工法例，进一步保障劳工权益、另外还加强官民沟通、改善教育和房屋等各方面的民生政策。然而，戴麟趾作为殖民地出身的官僚，往往施政上偏向保守，始终以维持殖民地的财政稳健为依归，大大限制了改革的力度。

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期间，香港居民透过不同方式支持这场运动，使他们在情感上跟中国大陆再度联系，而当运动以镇压形式结束后，香港居民便更趋向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这场运动加强了香港居民对“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国人”的混合身份认同。

中国经济急剧发展

21世纪初期，随着2001年中国便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及2003年与香港签订两地更紧密经贸合作协议等事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急速地上升，使得两地的经济优势差异相对减少，香港并需在经济上更依赖内地。香港居民因此对中国人的认同增加，香港人认同则减少。

雨伞运动

雨伞运动过后，本土思潮有更激烈的趋势，部分香港市民因应雨伞运动的诉求得不到正面回应，而转向认同本土理念，认为只有本土思潮的内容才能使香港实现“真普选”，他们因此较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转向认同自己为香港人 。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运动所引发的示威使得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创1997年以来的新高。

出生地

20世纪70年代亦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战后青年投身社会的时机。他们成长经历一般差不多，拥有共同的经历，没有经历上一代人的难民心态，同时没有上一代对中国的认知，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描述及亲身体验令他们对中国感到疏离以至抗拒。上述因素令他们发展对香港人这一身份的认同。
而在回归至2016年间，非香港出生的青少年一直比在港出生的青少年更认同自己为中国人。

香港文化

香港文化中西合集，当中的电视、电视剧、流行曲、电影在70-80年代间红极一时，甚至影响了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而在价值观上又形成了中西混杂的情况，重视像家庭、教育般的中国传统价值之余，又重视法治、自由等现代西方价值，形成了一种独特文化。香港香港居民对于这种文化普遍感到自豪，进一步加强对香港人的认同。此外无线电视在1967年11月19日启播后，全港市民便出现了集体看电视的共同经历，这种共同经历同样有助于建构香港人认同。
部分流行文化亦包含了贬中拔港的元素在内，例如《网中人》中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程灿”，剧中刻意把其塑造成一位带土气的角色。“贬中拔港”亦是香港人认同的其中一个塑造因子。

经济

在20世纪50-80年代，由于大量人口由中国大陆逃来香港，带来资金和人力、香港因国际环境被迫转型、港府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工人的生活需求不大，使得香港的经济篷勃发展——与1968年相比，香港于1973年的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1.73倍；香港的人均所得也在1950-1979年间增长了19倍以上。市民的物质生活在期间从“温饱有余向富裕生活转变”，并刺激了香港的文化发展。中国大陆在实施改革开放后，到访中国大陆的香港居民增加，并亲身体会当时中国大陆的落后，令当时的人感到自己是“特殊以至与众不同的华人”。
香港回归初期经济不景气，同时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篷勃亦使得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感变低，转向认同自己为中国人。不过随后则因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对香港构成物价和租金上升、生活空间也变得需更迎合大陆人需要而被迫改变，符合市民需要的商店却因此撤出，而使得香港居民更具排斥大陆的意识。

政府政策

麦理浩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加强了香港居民以香港为家的意识，包括十年建屋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兴建新市镇、九年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而港英政府对中国大陆移民的管制加强及承认居满香港7年者为永久性居民，同使香港居民对之后的移民不再有较寛容的态度，而视之为侵害自身利益及抢夺资源的他者，诱使人更认同香港人这一身份。回乡证制度同样加强了香港居民对香港人的认同，因内地在实施初期把使用回乡证的香港居民视为“外人”，对其实施严格管控，令香港居民因此对内地产生疏离感，挑战了香港居民对中国人的认同。

政治取向

王家英及尹宝珊于2007年指出，认同拥护个人自由人权比拥护中国国家利益重要者较偏向认同自己为香港人，反之认同后者较重要或两者同样重要者更偏向认同自己为中国人。而在对香港政府的信任方面，回归初期两者相差不大，到了2014年时差距却扩大至49%。

边境管理及物理连接

根据《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深港边界“任两国人民往来”、“水面不拘归英归华”，双方仅在交通要道设立哨位进行观察和海关缉私活动。基于香港与周边华南区域的人口流动性与经济商贸的紧密来往，内地发生的任何事情，透过人员的流动与报刊、电报的传播，很快地得以在港扩散 。
1949年6月解放军接近深港边界，港英政府开始在边界设防。中共建政后，于1951年2月15日正式实施边境管理，结束自由来往，港英政府在5月15日亦实施《1951年边境封闭区域命令》设立香港边境禁区。
2003年香港政府实施的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访港内地旅客由2002年的638万大幅增加到2013年的4,075万。后来在2009年，中央政府进一步准许合资格深圳户籍居民申请一年多次访港“个人游”签注（一签多行）。
及后香港政府推出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港珠澳大桥等建设，希望进一步以提供更多物理连接的方式促进两地的经济及文化互动以推动“香港与国家的整体联系”。

中国大陆与香港矛盾

香港社会在回归以后愈偏向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开始重视保育等非物质价值，使得部分香港居民开始不再以经济发展为唯一和首要的目标，故“当政府的经济发展是以中港融合为前设时，随之而来的认同冲突也就火速扩散”。
随着在2003年实施的港澳个人游（俗称自由行）及2012年实施的港深两地融合等政策，加上2008年过后中国政府对港政策迈向强硬，中国大陆与香港经济、社会、文化之间矛盾越来越明显，甚至引起冲突。包含“双非”婴儿潮、水货客在内等涉及中港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的现象，使得中港矛盾升温，令香港居民出现反大陆的对抗意识，并衍生出本土意识，拥护“香港人”这一身份，把中国大陆的政权和民众视作侵害自身利益的“他者”。

中国负面事件

中国在安全及人权上等负面问题发生时，往往会使香港居民对中国感到抗拒。2008年时，四川地震后所揭发的一系列丑闻、毒奶粉事件、中国政府打压刘晓波，2010年揭露的地沟油问题，2011年艾未未失踪等事件亦令香港居民对中国的印象转差，随之带同对“中国人”身份认同下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