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论战背景

在中华民国统治台湾以后，其所大力推销的所谓反共文学和中国旧文学，在威权统治的政治结构之下，就一直是台湾文坛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以描写乡村生活的乡土文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也就一直处于文坛的末流，其风格是质朴和写实，但相对上缺乏批判精神(池焕德1997，27)。
1960年代中期，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观点开始出现在台湾的文坛上，而以尉天骢所主编的《文学季刊》作为最重要的作家集结园地。到了1970年代，现实主义的文学观逐渐渗入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当中，而成为可以和当时文坛之主流--- “现代主义”文学 --- 分庭抗礼的一个文学主张。乡土文学的重要作家像是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杨青矗等人，都逐渐在文坛上渐露头角(池焕德1997，27-8；杨碧川 1997，334)。

论战过程

一般的研究者都认为，由王健壮主编的《仙人掌杂志》，该杂志于1977年4月号上刊登的三篇文章，引爆了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这三篇是由王拓(1977)、银正雄(1977)、及朱西甯(1977)所发表，为整个“乡土文学论战”正式揭开了序幕。
在王拓题为〈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的文章中，他认为乡土文学的兴盛是可喜的现象。至于乡土文学的书写对象，不应该仅包括所谓的农村文学，也还应该包括以描写都市生活为主的社会现实文学，所以他建议以“现实主义文学”这个称谓，来取代“乡土文学”这个标志。银正雄(1977，137)则大力批评，王拓以及其他所谓乡土文学作家的作品“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工具的危机”。朱西甯(1977)则从另一角度批判乡土文学，认为：过于强调乡土，有可能流于地方主义；而且部分乡土文学论者对台湾意识的过度强调，有分离主义、主张台湾独立的嫌疑。朱西甯虽然赞扬日治时期台湾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质疑“在这片曾被日本占据经营了半个世纪的乡土，其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度和精纯度如何？”，并以“气度不够恢弘活泼”评论日本统治遗留于乡土文化中的负面影响（朱西甯〈回归何处？如何回归？〉，尉天骢编《乡土文学讨论集》页 219）；此说相当程度反映出朱西甯以中华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对当代台湾意识及乡土文学“忠诚度和精纯度”的怀疑。
同年8月，《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联合报》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彭歌1977a，1977b，1977c)，点名批判王拓、尉天聪及陈映真三人，指责他们“不辨善恶，只讲阶级”、和共产党的阶级理论挂上钩。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联合报》上发表〈狼来了〉一文，认为：台湾的乡土文学跟中国大陆强调阶级斗争的“工农兵文学”“竟似有暗合之处”(余光中 1977)。余光中的这篇〈狼来了〉发表以后，“一时之间，被喻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坛弄得风声鹤唳，弥漫着肃杀的血腥气息”(陈明成2002，40)。
于是，一场原本是关于文学和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讨论，终于引起国民党官方的侧目，而主动开始攻击所谓的乡土文学作家。根据杨碧川(1997，335)的资料，单单是国府官方以及当时的《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从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击乡土文学。国民党官方也曾将这些批评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当前文学问题总批判》(见彭品光1977)。
1977年8月29日，国民党为此召开第二次文艺会谈，共有270多人参加，而所有所谓“有问题”的作家都未被邀请参加该次座谈。时任中华民国总统严家淦并出面大声疾呼，要作家们“坚持反共文学立场”。1978年1月，在台北召开的“国军文艺大会”上，楚崧秋期待文学界要平心静气、求真求实，共同发扬中华民族文艺。国防部总政战部主任王昇上将则强调要团结乡土，乡土之爱扩大了就是国家之爱、民族之爱。这次大会意味着官方对乡土文学之批判的终止，也为“乡土文学论战”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杨碧川 1997，335)。

对于论战的解读

事实上，和“乡土文学论战”相关的论述极为复杂，表面上虽然是以“现代主义vs. 乡土文学”的形式展开，但是，在这里面流窜的相关论述非常多，至少包括了“右翼中国国族主义”、“左翼中国国族主义”、“现代化论”、“台湾本土论”等相互竞争的看法。后来的论战形式主要是以“右翼中国国族主义+ 现代化论vs. 左翼中国国族主义+ 台湾本土论”的结盟方式展开，或者用杨照(1991，134)的话来看，真正的论战两造是“官方意识型态vs. 反官方意识型态”。
在这种情形下，反官方意识型态的阵营这边(主要以陈映真、王拓、尉天骢、高准等人为代表)，其实在立场上并不是统整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差异，莫过中国立场和台湾立场的歧异。也就是说，在乡土文学论战中，“‘本土’这个认知仍然隐约之间侧身于‘中国’符号之下，尚未正式浮显为一种抗争场域”(陈明成2002，121)。造成这种现象的最基本原因，当然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受限于当时国民党对中国民族主义之雷厉风行的宣传，知识分子早就习惯在言论上进行自我检查，因此，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的言论，并不敢正式浮上台面。一直要到1980年代，由于党外运动在政治场域上对民主自由的争取，乡土文学作家中这种中国立场和台湾立场的冲突，才正式爆发出来，而演变成从1983年开始的“台湾意识论战”。

注释

1. 或者用杨照(1999)总结“乡土文学论战”的话来说，“环顾台湾战后历史，我们找不到另一个思想如此被重视的年代，我们也找不到另一个盛情如此真挚丰沛、地位如此关键重要的论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