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克·德里达

学说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首先基本上是一种批判和颠覆传统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策略，这里传统西方文化特别是指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与本体论，特别是以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或逻辑中心主义)及语言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西方传统文化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论证人的理性、自由、道德及主体性，这些都是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所规范的对人的限定与宰制，一个活生生的、充满血肉感情和真正自由的“人”就失掉了，德里达更着重由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所产生的西方种族主义，他指出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语音中心主义意味着理性主体或说话主体的中心地位，人在面对自然及客观世界、人在面对他人及整个社会的主体中心地位，都是以理性主体和说话主体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及出发点，这种主体中心主义就导致(西方)种族主义。这种西方种族主义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优越地位，并以西方文化去同化或“漂白”其他民族的文化，德里达讽刺地说，西方的“白种人”具有很强的“漂白能力”。
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其实是一体之两面。逻各斯中心主义意即以逻各斯为基础或中心的思想，逻各斯有理性、逻辑、话语、真理和根源的意思；语音中心主义是指语音能够呈现真理或意义的功能，或者说，语音和逻各斯(真理或意义)是一体之两面，语音是“能指”，而真理与意义是(超越的)“所指”，由语音将意义显现或呈现出来，德里达说：“语音的本质在作为逻各斯的‘思想’内部同‘意义’相联系，它与生产‘意义’，接受‘意义’，言说‘意义’和构造‘意义’的东西，具有直接的相近性”，又说：“…逻各斯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与存在、语音与存在之意义、语音与意义之理想性的绝对相近性”，又说：“因此，逻各斯中心主义将支持把事物之存在决定为在场(或呈现)。”西方文化从苏格拉底开始，经过基督教的中世纪时期，一直到现在，都受到逻各斯中心主义及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柏拉图认为，思想和逻各斯是相同的，不过思想是灵魂内部不发出声音的对话，而将它发出声音来就是逻各斯(说话、判断)，思想是灵魂自己的自我对话；柏拉图不但确立了人作为理性的思想主体，也强调了说话的逻各斯的优先地位。从古希腊时代起，希腊人就把他们自己的民族所使用的希腊语当成唯一“正当”的语言，把讲非希腊语的异族，统统称为barbarians，意思是“野蛮人”或“不会说话的人”(说话结结巴巴的人)。另外，基督教时代一开始，就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在《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太初有道(Logos)，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Logos)有说话和真理的意思，和希腊思想一样，它表示真理与话语是一体之两面，一方面是真理与上帝，另一方面是上帝的话语，基督教把Logos翻译为“道”这个汉字亦很贴切，因为汉字“道”亦有说话和真理两方面意思。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标举真理或意义的“在场出席”(presence)，突显出一个理性的说话主体，或把人限定为一个理性主体，从而限制了人的自由，这全是西方形而上学的虚构，因此他揭力颠覆或解构西方的传统文化。
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一个作用就是建立绝对真理和塑造一个普遍同一(identical)的理性主体，这样就导致生命失去了个体的自由，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策略就是用书写去颠覆语音、用差异去颠覆同一性。西方传统文化受到语音中心主义的影响，认为话语优于书写，话语与真理是一体两面，话语使真理或意义“在场出席”，由于语音使意义重现，意义能保持同一；关于书写，西方哲学家如柏拉图、索绪尔、卢梭、李维史陀等都表示怀疑，例如，柏拉图认为，书写是一种“意义”(meaning)的自我异化(alienation)，它引入不同解释之可能，与原本意思有差异，这种意义之异化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中：在作者缺席时，甚至在作者死后，书写符号能继续有指涉作用。因此，柏拉图能够指控书写犯了某种弑父罪。书写符号像非法的私生子，抛弃了生养它们的作者；话语才是合法的儿子，柏拉图指的是“铭刻在灵魂中的理智言词(word)”、“知识之活的言词(living word)”，而书写词语(written word)只不过是它的影像而已。为了反对西方传统文化的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利用书写文字的模糊性、歧义性或差异性去颠覆话语的精确性与同一性。德里达认为，书写文字既然已经脱离了原作者而独立存在，就成为一个随时待阅读、待诠释和待赋予新生命的事物，这表明书写文字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无限可能差异的诠释体系而存在。解构既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hermeneutics)，又是一种“延异”(differance)的自由游戏活动。德里达的“在延异中解构”的策略，其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创造性的诠释活动。在他看来，一切诠释活动，都是优先于文本(text)的原创作活动；阅读就是错误的阅读(reading is mis-reading)。
“延异”(differance)是一种不断产生差异(difference)的自由游戏或展现活动，它是产生差异的源头(differentiating origin of differences)，它是一个“本源的延异”(originary differance)，但这个源头是不完满(non-full)及复杂的(non-simple)，因此“源头”(origin)这个名字又不太合适。德里达的“延异”的思想似乎启发自尼采、佛洛依德、海德格、拉康和列维纳斯等哲学家，延异是一个隐晦的“无意识之异域”(alterity of the unconscious)，它不是理性主义的、现象学的、具有清明意识的、在场的视域；它如尼采的权力意志、佛洛依德的潜意识，是一种无意识(或潜意识)的自由游戏活动。一切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系统皆源自这种延异的游戏活动，但形而上学亦只是西方传统文化的虚构，哲学应重新发现延异的领域。同一性是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特征，而延异则是产生差异的“源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习惯使用二元对立的思考方法，将事物区别开来，把它们凝固起来，把时间中的差异变化压抑起来，因而去显出事物的自我同一，这些都是理性主义的虚构。在延异的差异化活动中，二元对立中的一项将变为另一项的延异，它是在延异中的另一项，亦是另一项的延异，因此，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是一种理论的虚构。“延异”再不是一个言词(word)或符号(sign)去指涉一个在场出席的意义或真理，因它属于隐晦的异域。语言是在“延异”的游戏活动中自我产生或创造的，不再受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配。
我们这里必须指出，德里达利用“延异”(differance)这个双义词去颠覆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的同一性，因为differance与difference在语音上是不可分辨的。因此，延异有两个意思：一、在时间上延迟(differer, defer)；二、差异(difference)。由于diffe-rance(中的a)是直接由现在分词(present participle) differant所派生，因此更接近动词differer之作用，而difference(差异)只是diff-erer之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于是，“延异”(differance)有“延缓”和“差异”的意思，它一方面是在时间上的“延迟”中的产生差异的自由游戏活动，另一方面又是“差异”之结果。
差异是延异在时间的延缓中产生的，延异因此亦产生不断变化的意指关系(signification)，或者说，它产生意指关系的运动(movement of signification)，由于书写符号的模糊性及歧义性，这种延异的游戏活动在文本(text)的创造性诠释中更容易发挥其作用，它是一种绝对自由的、无底的(bottomless)棋盘游戏(chessboard)，为了颠覆西方传统文化，这就是德里达的在诠释中延异的解构游戏活动或策略。
德里达虽然透过书写与延异来拆毁意义理论，但又似乎没有正面提出质疑意义的严格理据。虽然德里达对现代思潮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他也是位极具争议性的哲学家，尤其受到一些较传统的思想家所反对。有一次在“文本与解释”的会议上，德里达和伽达默尔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对话中存在“相互理解”和实现“相互理解”的愿望；德里达郤认为，这种“相互理解”及实现“相互理解”的愿望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奢望，理解中呈现的“意义”毕竟仍是观念性的东西，伽达默尔不认同。德里达认为，除了诠释学的理解方式，更重要的是，还有解构主义的理解方式。

影响与争议

德里达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有很大争议。由于他的思想和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因此他从来不被美国的哲学系所重视。他的思想影响非常广泛，被用作女权运动、同性恋抗争、黑人运动、动物权利等的理论武器。而他的思想也不被许多传统学者所接受，认为他破坏了西方文明。也有人认为他的著作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巴黎产生的时髦而已。
他死后，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