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士

早年生涯

李国士在1925年12月29日生于英国诺森伯兰郡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父母分别名叫爱德华·E·尼科尔斯（Edward E. Nichols）和玛丽·休伊特（Mary Hewitt）。他少时于1937年至1942年受教于纽卡斯尔皇家文法学校，及后于1942年10月升读杜伦大学英皇学院（纽卡斯尔大学前身），主修农业。1945年6月从杜伦大学获理学士学位（B.Sc.）毕业后，他旋于同年10月入读剑桥大学皇后学院深造，并于翌年6月获授农业科学文凭（Dip. Ag. Sc.）。1946年10月，他前赴加勒比海特立尼达西班牙港，入读位于圣奥古斯丁的帝国热带农业学院（西印度群岛大学圣奥古斯丁大学校区前身），1947年7月获得副院士学位（A.I.C.T.A.）毕业。

殖民地生涯

1947年9月，李国士获得英国政府殖民地部聘任，加入西非塞拉利昂英国殖民地政府，于农业管理处担任农业主任一职，并被分派到恩加拉（Njala）工作。任内他曾经于1951年参与由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由大卫·阿滕伯勒（David Attenborough，后为爵士）担任主持、名为《动物园探奇》（Zoo Quest）的西非野生动物电视纪录特辑。1954年1月，李国士升任为高级农业主任，期间于1955年至1957年在塞拉利昂西北部的罗库普尔（Rokupr）担任西非大米研究站主管，为英国的西非属土主持跨地域大米种植研究。1957年12月，他获进一步擢升为首席农业主任，主要负责在塞拉利昂的北部省份推动大米种植机械化。李国士在塞拉利昂前后任职共12年，操得一口流利的西非滕内语（Temne language），也曾于1956年至1958年在恩加拉兼任特别警队助理警司。
1959年2月，李国士获外调到香港，空降到香港政府农林渔业管理处出任助理处长一职，任内见证该处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改称为农林业管理处（简称农林处）和渔农业管理处（简称渔农处）。李国士在该处负责主管农林事务，熟悉大米种植的他曾多次出席国际农业会议，当中包括在1959年12月和1964年12月两度代表香港政府和英政府，分别前赴锡兰（斯里兰卡前身）康提和菲律宾马尼拉参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白米委员会会议；并在马尼拉逗留期间出席由粮农组织举办的地区政策会议。1965年7月，他还以香港及其他属土代表身份，于伦敦出席英联邦农业局（Commonwealth Agricultural Bureaux）检讨会议。此外，李国士担任助理处长期间曾多次署任处长一职，其中计有在1960年6月至10月署任农林渔业管理处处长，以及在1961年9月至10月和1963年4月至10月两度署任农林处处长。

渔农发展

1965年12月，李国士以署任形式接替姬达（后为爵士）出任渔农处处长，同时兼任统营处处长和合作社注册官等职；他其后于1966年4月正式出任渔农处处长，同年8月奉委官守太平绅士。任内，香港的渔农业受到不少挑战，随着港府自七十年代开始在新界发展新市镇，使得农地面积逐渐减少，也出现一些被荒废的乡郊用地；在城乡迁移的现象下，乡郊人口迁到市区及新市镇生活，更削弱了乡郊地区农业人口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香港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却造成了渔农生产成本上涨和利润下降的趋势，面对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和来自中国大陆和其他地方农产品的进口竞争，也为本地渔农业的经营前景构成压力。
李国士认为香港的渔农业难以做到全面的自给自足，但他相信本土渔农业具一定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以“慎密”的政策支援本土渔农业，并在任内经常走访乡郊各地视察渔农业发展，以及出席乡民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增进官民关系。在农业政策方面，李国士尤其重视农业机械化，任内他透过嘉道理农业辅助贷款基金和约瑟信托基金等农用基金增加向农民发放贷款用以促进生产和提升耕作水平，并举办农业培训班以改良农民的生产方法；透过与嘉道理农业辅导会合作，渔农处还向农民分发喷雾杀虫器等有助提升农产量的器械。
另一方面，随着都市发展，李国士在七十年代见证香港的白米种植业逐渐式微，全港米田总面积由1965年约15,000公顷，急降至1975年约2,800公顷和1978年约260公顷，到七十年代末更几乎绝迹，一些昔日例如元朗丝苗等有名的本地白米，踏入八十年代也成为绝响。为了协助农民转型，李国士特别鼓励他们改为从事蔬菜种植和猪只养饲，早年仍未担任处长的时候，他已经在1963年与美国经援会合作成立饲料包行动有限公司（Operation Feedbag Limited），专门向本地猪农提供免息贷款；上任处长后，除了推动前述的农业机械化，他还协助举办农展会以推广本地农产，以及改善农用基建，例子包括促成渔农处斥资21.6万港元在1977年推出八乡灌溉计划，由河背水塘敷设总长13,000余呎的水管，接通河背、马鞍岗、大窝、大乪和长莆等地，用以灌溉约67.5万平方米农地，特别为八乡一带菜农提供更稳定方便的灌溉用水。
在渔业方面，由于香港本身天然资源匮乏，加上传统饮食文化等因素使然，香港人向来对鱼类的需求相当庞大。根据统计，以1974年为例，全球平均每人一年吃鱼12.5至13公斤，但香港人平均每年吃鱼33至35公斤，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而且更仅次于冰岛、葡萄牙和日本排行第四。为了满足香港人对鱼类的需求，李国士任内十分支持本地渔业发展，并特别鼓励香港人食用中层鱼类和其他海域的鱼类，以补底层鱼类和本港附近水域鱼获的不足。其中，碍于技术和认知等方面的局限，南中国海一带虽然有大量的中层鱼类，但过往甚少被香港捕渔业注意和开发。有见及此，李国士鼓励香港捕渔业开拓当地的海洋资源，并透过兼任联合国南中国海渔业发展计划统筹委员会委员的工作，协助本地渔民寻找更多的渔场。此外，他除了继续向渔民发放渔业贷款外，还大规模地资助本地渔民翻新渔船，以机动渔船取代以往的风帆渔船，协助改善渔船设计，从而配合开发中层鱼类的方针。李国士也十分关注渔民子弟的教育，任内全港渔民子弟小学数目增至13间，且设立实用中学和其他奖学金培养渔业人材，以支援香港渔业的长远发展。
李国士由1965年至1980年担任渔农处处长前后约15年，同期香港人口由370万增至500万，当中总劳动人口由140万增至250万，但渔农业劳动人口却由7.3万减至4.8万，占总劳动人口的比重也由5.21%降至1.92%。虽然如此，期内渔农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原来大约2%降至约1%的水平，但全港渔农业生产总值则由1965年的2亿港元跃增至1980年的11亿港元。1965年至1980年间，本地蔬菜产量由每年约13万公吨增至每年超过19万公吨，本地市场占有率由原来近五成稍微降至四成；本地猪只产量由每年约38.5万头增至每年约45万头，本地市占率维持在大约一至两成；本地鸡只产量更由每年逾500万只增至每年约1,500万只，本地市占率由原来约三成增至接近七成；经鱼类统营处批销的新鲜海鱼数量也由每年约50,000公吨增至约75,000公吨，本地鱼产的本地市占率维持在九成以上。以一个人口密度甚高的城市而言，香港渔农产品的自给程度总体上尚且比较接近日本和英国等已发展国家的水平。
本地渔农业在其他方面也有显著的发展。1965年至1980年间，港府的渔业贷款基金和农业贷款基金分别由100万港元和200万港元跃升至1,400万港元和945万港元；由港府批出的渔业贷款和农业贷款也分别由每年83万港元和每年190万港元增至每年594万港元和每年1,150万港元。在李国士推动下，全港旧式风帆渔船数目由1965年接近7,000艘锐减至1980年约350艘，同期机动渔船数目则由约2,700艘增至超过5,000艘。1980年他卸任渔农处长的时候，全港使用耕耘机的农户多达2,900户，设有自动洒灌系统的农场也有近2,000个。

合作社和储运

在推动香港渔农业发展的同时，身兼合作社注册官的李国士在渔农处处长任内也积极支持香港的合作社运动。现代合作社运动在1844年源于英国，并在1951年由港府首任合作社注册官姬达引入到香港。合作社的成立宗旨是希望社员透过公平原则共同经营业务，以团体力量补个人力量之不足，发挥集体经济潜能，从而促进或改善合作社整体社员的生产效益。截至1979年，全港共有400多家合作社，社员超过22,000人，除了包括200多家为社员提供各类自助建屋、储蓄和其他福利活动的市区合作社外，渔农合作社也占上100多家，另外还有20多家渔农合作社为社员提供自助建屋计划或其他福利及管理服务。渔农合作社在协助渔农处推动渔农政策和分发渔农贷款等各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一些渔农合作社在社员斥资兴建渔民新村的时候，更得到渔农处的协助，例如在1971年落成的坑口渔民新村，就在渔农处穿针引线下得到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和西德人民拨款资助兴建。
除了合作社运动，李国士任内还见证储蓄互助社在香港的兴起。现代储蓄互助社运动在1852年源于德意志地区，其运作模式近似于合作社，且有别于“做会”。储社是由社员以自愿和平等性质筹组的非牟利组织，以自助互助为原则，鼓励社员培养节俭和储蓄的习惯。参加储社的社员均可按供款比例获配股份，而收集得来的款项通常会存入银行赚取利息，或向社员发放低息贷款，让社员应付生活所需之余也可为储社赚得利息。储运在1962年传入香港，而香港第一家储社则于1964年成立。随着储运迅速发展，香港八家储社更于1966年成立香港储蓄互助社协会以进一步推广储运。同时间，为了对储社作出规管，港府于1968年制定《储蓄互助社条例》，使储社受到法律保障；而从1970年起，本身已身兼合作社注册官的渔农处处长被指定为储蓄互助社注册官，因此李国士也成为了首任储蓄互助社注册官，负责各储社及其章程的注册，以及执行审查和督导等工作。截止1978年，全港共有储社55个，当中除了包括不少由大型私人机构员工组成的储社外，也有不少由港府公务员组成的储社。

创建郊野公园

在渔农工作以外，筹建和管理香港郊野公园成为渔农处在李国士任内新的工作范畴。事实上，渔农处（及前身农林处）早于六十年代初已开始认真研究保育香港的郊野地区，并于1965年邀请身兼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辖下国家公园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籍学者L·M·戴博特博士（Dr. L. M. Talbot）及其夫人来港考察。他们随后于同年提交《香港保存自然景物问题简要报告及建议》（Conservation of the Hong Kong Countryside），为港府日后的郊野公园政策方针奠下基础。1967年3月，时任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设立郊区的运用及保存临时委员会（Provisional Council for the Use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Countryside），该委员会于1968年发表名为《郊区与大众》（The Countryside and the People）的报告书，进一步全面检讨香港对于郊野康乐和自然保育的需要；因应该报告书的建议，港府于1970年设立两个咨询委员会负责订立康乐发展及自然保育五年计划，另外还于1971年从戴麟趾爵士康乐基金拨款以试验性质在城门水塘设立“小型郊野公园”，香港的郊野公园政策逐渐成形。
本身热爱大自然的李国士也十分支持保育香港的乡郊地区，上任渔农处处长以来一直担任该处的自然保育工作小组主席，也积极推动始于1956年的香港植树节；早在七十年代初，他已经呼吁香港社会大众正视自然保育的重要性，警告港人不应“只顾目前和短期的经济利益，而忽略将来受到历史的批判”。他任内还多次指出，香港一半人口都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全港大约400万居民均聚居于130平方公里的市区范围，开辟郊野公园将有助青少年以至于一般市民舒展身心，长远缓解六七暴动所浮现的社会不满。1971年新任港督麦理浩爵士（后为勋爵）履任后，香港的郊野公园政策得到很显著的发展。与李国士同样热爱大自然的麦理浩尝言“青山绿水普罗大众都可享受，高尔夫球场和游艇则只属于少数人的玩意”。在麦理浩主导下，港府终于在1976年8月制定《郊野公园条例》，正式设立郊野公园管理局和郊野公园委员会，负责划定和管理郊野公园，李国士遂以渔农处处长身份成为管理局首任总监和委员会的首任主席。
在这个背景下，李国士与渔农处着手在香港乡郊划出面积广阔的郊野公园地区。全港首三个郊野公园，即城门郊野公园、金山郊野公园和狮子山郊野公园旋于1977年7月划定，而第二批的香港仔郊野公园和大潭郊野公园也于同年10月正式划定。到1978年，港府又拨款7,000万港元，作为渔农处未来四年辟建郊野公园的经费。单以首年计算，到访郊野公园的人次已超过360万人次，全港到1980年已经一共划定21个郊野公园，占香港总面积约1,105平方公里的40%。在郊野公园的基础上，渔农处还于1979年建成横跨新界东西、全长100公里的麦理浩径，是为全港首条的长途远足径。受到《郊野公园条例》的保护，郊野公园内的土地不得随意开发，对于保护香港的大自然具重要作用。此外，郊野公园设立之初，曾有舆论批评港府宣传不足，而且郊野公园内也欠缺应有的配套设施；有见及此，李国士任内加强向市民推广使用郊野公园，并逐步在郊野公园设立游客咨询中心、报案中心、公共厕所、避雨亭、路标、营地、以至是烧烤和康乐设施等等，使香港郊野公园的发展日趋成熟。李国士在短短数年间为香港设立多个郊野公园，并建立一套完备的郊野公园管理政策，使他在1980年卸任前获麦理浩赞扬是“香港郊野的保存者和郊野康乐的组织者”（"A preserver of Hong Kong's countryside, and an organiser of recreation in it"）。

其他工作

李国士在渔农处处长任内其他兼任的职务还包括港府统营顾问委员会主席、渔业发展贷款基金顾问委员会主席、保护稀有动植物咨询委员会主席、粮食供应及分配委员会委员、农药顾问委员会委员、科学协进委员会委员和环境污染保护咨询委员会委员。另外，他也是嘉道理农业辅助贷款基金委员会主席、约瑟信托基金信托人、香港农业发展协会委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理事、香港中文大学农业研究组咨询委员会主席、香港市政局博物美术馆事务委员会委员（自然历史部分）和新生精神康复会顾问委员会委员。1976年10月，他更获港督麦理浩爵士委任为立法局官守议员，直到1980年1月为止。
本身是农业专家的李国士在处长任内仍继续参与不同的国际渔农会议，当中包括在1966年9月以香港和英国政府代表身份前往韩国汉城（后称首尔）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地区会议、1966年11月以港府代表身份前赴意大利罗马出席联合国粮农组织渔业管理会议、1969年4月先后前往澳洲悉尼和墨西哥墨西哥城分别出席亚洲开发银行地区性农业政策研究会议和国际水利及排水道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以及在1974年10月前往印尼雅加达出席印度太平洋渔业会议等。他还特别活跃于印度太平洋渔业委员会和联合国南中国海渔业发展计划统筹委员会，与各国政府代表展开交流。
另一方面，渔农处早于1962年与香港拯溺总会合办渔民奖以表扬在海上救人的渔民，身为皇家救生会香港分会会员的李国士上任渔农处处长后也积极支持香港的拯溺运动，鼓励香港渔民见义勇为拯救生命。1962年至1980年间，香港渔民累积拯救多达1,800人，当中包括不少在七十年代因越战飘浮来港的越南难民。皇家救生会香港分会曾向李国士颁授皇家救生会奖章，以肯定他在香港支持拯溺运动方面的工作。
李国士担任渔农处处长之初，渔农处原本由总办事处、农林科、渔业科和农畜推广科等分部组成，但随着部门不断发展，该处历年来在架构上有不少改动；当中较重大的改动包括在1970年把部门重组为总办事处、农业分处和渔业分处，以及在1977年增设一个新的自然护理和郊野公园分处，以专门负责新的郊野公园事务。同时间，渔农处也曾多次迁址以配合部门扩张。渔农处在1964年成立之初，总办事处和农林科原设于大埔道北九龙裁判司署，渔业科及兽医室则位于上环德辅道中的李宝桩大厦。李国士上任前，该处于1965年8月统一迁至位于何文田窝打老道新落成的住宅大厦冠华园三楼，其后于1971年再由李国士迁到新落成的广东道政府合署。

晚年生涯

李国士在1980年1月以54岁之龄卸任渔农处处长一职，开展退休前休假，并由副署长李德宏接任。李国士在殖民地工作前后近33年，其中近21年都在香港任职，为肯定他多年来在渔农和郊野保育方面的工作，英廷分别在1972年和1980年向他颁授OBE勋衔和CBE勋衔，另外还于1977年获授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银禧奖章。
退出港府后，李国士返回英国定居于诺森伯兰郡索普顿（Tropton），并获聘任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顾问，任内他曾于1981年负责探讨发展中国家在渔业方面的技术合作；其后又于1983年负责检讨孟加拉湾计划之长远经费安排。该计划由粮农组织与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合作展开，旨在推动孟加拉、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这些孟加拉湾国家的小型渔业发展。晚年的李国士曾多次捐助母校之一的剑桥大学皇后学院。2016年1月29日，他于索普顿逝世，终年90岁，身后丧礼于同年2月15日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西边路火葬场（West Road Crematorium）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