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恩寺 (北京)

历史

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编辑的《苑署杂记》第十九卷“寺观”中，称海印寺“元初建，今废”。据此，海印寺始建于元朝初年。明朝宣德四年（1429年）重建之后，更名“大慈恩寺”。该寺是明朝西藏僧人在京居住修持的重地，号称“第一丛林”，位在明朝北京各个藏传佛教寺院之首，明朝皇帝曾“临幸”。
永乐十二年（1414年），尼泊尔高僧五明板的达室利沙（实哩沙哩卜得罗）来朝，“永乐甲午（十二年）入中国。谒文皇帝于奉天殿。应对称旨。命居海印寺。”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在明朝皇帝的扶持下，海印寺跃居北京三大名寺之一。西域高僧慧进奉诏在北京海印寺主持《大藏经》即《永乐北藏》的纂刻。《万历野获编》载，“永乐辛丑十九年，翰林吉士高谷写经于海印寺，遇雨徒跣奔归。有见而怜之者欲为丐免。谷不可曰：盍语当路概行禁写，所全者不更大乎。”高谷是明朝永乐到景泰年间的五朝元老，他早年在海印寺抄写的佛经便是慧进在海印寺主持编纂的《永乐北藏》。藏传佛教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应明朝宣德帝之邀到北京，就驻锡大慈恩寺。
《明实录》载：正德五年（1510年）四月戊戌“大慈恩寺国师乳奴领占为西天佛子”。明朝北京的番僧分为七个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大慈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正德五年，大慈恩寺的住持的地位和大隆善护国寺住持的地位相同。正德五年六月壬辰，“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领占升为法王”。
明朝嘉靖年间，朝廷开始崇尚道教，排斥他教。由于大慈恩寺为藏传佛教（喇嘛教）寺院，内驻“番僧”。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初，禁苑北墙下，故有大慈恩寺一区，为西域群僧所居，至是，上以为邪秽，不宜迩禁地，诏所司毁之，驱置番僧于他所。”由此，大慈恩寺被毁。《礼部志稿》载，“嘉靖十年，右春坊右中允廖道南请改大慈恩寺兴辟雍以行养老之礼。”《万历野获编》载，“廖中允上疏，以大慈恩寺与灵济并称，欲废慈恩改辟雍行养老之礼。礼臣以既有国学为至尊临幸之地，似不必更葺别所。唯寺内欢喜佛，为故元丑俗相应毁弃。上是之，谓夷鬼淫像可便毁之，不数年，而此寺铲为鞠场矣。”

建筑

《永乐大典》本《顺天府志》卷七载：“海印寺在半储坊。”半储坊当是元大都的“丰储坊”之讹字，丰储坊在今什刹海银锭桥一带。
大慈恩寺的旧址位于今毡子胡同以西。明朝弘治年间进士何景明所作《慈恩寺》一诗称，“海子桥西寺，高楼御苑华。中流自日月，平地有烟霞。客至开金殿，宸游想翠华。十年复到此，朋辈各天涯。”王彬认为：“海子桥又称月桥、三转桥，位于今三座桥胡同北端。说明当年海印寺在三座桥的西侧，即现在的毡子胡同西侧。”“慈恩寺遗址只能是东侧的‘罗王府’，即阿拉善府。”
吴长元《宸垣识略》则称：“银锭桥在北安门海子三座桥之北，城中水际看山第一绝胜处。吴岩《沿银锭桥河堤作》：“短垣高柳接城隅，遮掩楼台入画图，大好西山御落日，碧峰如幛水亭孤。”海潮观音寺在银锭桥南湾，有明万历间翰林检讨赵用贤碑。又一碑磨泐无考。海印寺在海子桥北，明宣德间重建改名慈恩寺，内有镜光阁，今废。长元按：嘉靖间《海潮寺碑》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则今银锭桥东南沿湖隙地疑即海印废址。”学者林梅村据此认为，大慈恩寺位于银锭桥东南岸，并且认为明朝《野墅平林图》（有利玛窦题款。林梅村认为是万历年间耶稣会中国籍画师倪雅谷所作，作于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且主要描绘什刹海银锭桥附近的景色）中也绘有大慈恩寺。
宣德四年重建后形成的大慈恩寺带有一座后园，寺内还有一座“镜光阁”。李东阳《游朝天宫慈恩寺诗序》载：“都城之可游者，道院唯朝天，僧寺唯慈恩为胜。慈恩即所谓海印寺者，在予所居故里，有林木水石，视朝天为尤胜。”
许多文人墨客也在该寺留下了诗文。比如李东阳《西涯杂咏十二首》中有《慈恩寺》、《候马北安门外，《游慈恩寺后园有感》、《九日游慈恩寺叠前韵》、《再游慈恩寺留僧画卷》、《慈恩寺偶成》、《重经慈恩寺忆张沧题僧故庐》。明朝书画家王庞作《嘉靖九年春进京赴试游什刹海作海印寺阁眺》，嘉靖朝南京三部尚书湛若水作《海印寺镜光阁登高》二首，正德朝复古派前七子之一何景明作《慈恩寺》一首。这些诗歌说明，大慈恩寺废弃后，该寺部分建筑仍存在，并成为嘉靖、正德两朝文人墨客的游览之所。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外藩逼近北京，北京城外的难民涌入城内避难。朝廷“诏于庆寿、海印二寺空地结茇以居城外避虏之民。”可见此时大慈恩寺旧址的空地暂时成为难民安置之处。
《日下旧闻考》载，“大慈恩寺在府西海子上，旧名海印寺，宣德四年重建。”“海子桥北有海印寺，宣德年间重建，改名慈恩，今废为厂。”“海印寺久废，今海潮寺中有嘉靖五年碑云：海印寺东为广福观，西为海潮寺，则址应在海潮寺东。”
王彬认为，《日下旧闻考》中所记的“厂”应为“供应厂”，是“中官服务的一个机构。明代为皇室服务的机关总称内府，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及其他机构。如内府供应库、内承运库等。供应厂是内府供应库的一个下属机构。清政府撤销了明代为皇室服务的内府机关。只留下‘供应厂胡同’、‘厂门口’的地名。”明朝沈榜编的《苑署杂记》“北日坊”条，记录了前海、后海周边的若干胡同，其中有“十四铺供应厂”（“铺”是明朝行政区划的一种）。“供应厂胡同”、“厂门口”在明朝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张爵编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清朝光绪十一年（1885年）朱一新编的《京师坊巷志稿》中均未记录，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中有“越桥海子桥”、“染织局外”的地名，《京师坊巷志稿》中则已改为“三座桥”、“金丝套胡同”、“南、北官房”、“井儿”等等地名。
大慈恩寺建筑的毁灭时间，无明确记载。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九“海印寺”下注曰：“元初建今废。”案《宛署杂记》成于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年），则大慈恩寺的建筑毁于该年之前。朱大启《海印废寺即慈恩寺》曰：“我行海子桥，不见镜光阁。唯有青莲花，凉风吹不落。”朱大启是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初年开始担任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后来任大理寺卿，转任刑部右侍郎，崇祯十五年逝世。可知海印寺的主体建筑镜光阁在万历末年或崇祯初年已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