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

湘军，或称湘勇，清代为镇压太平天国，由湖南（湘）长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曾国藩姻亲罗泽南家族、新宁江忠源家族等统领的乡勇合并而成的军队。
初创时募水勇五千人，分为十营，其中在湘潭募水军四营，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为营官，衡州募六营，以成名标、褚殿元、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陆勇五千余人，以塔齐布、周凤山等为营官。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军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计员弁兵勇夫役一万七千余人。后期名将包括李续宾、李续宾长子李光久、鲍超、吴大澂。曾国藩统领湘军与清廷湖南巡抚骆秉章是合作的关系。左宗棠原是骆秉章麾下，后自成一军“楚军”，与曾国藩湘军、湖北胡林翼军队并列，被视为广义上的湘军。
湘军历经太平天国、捻军、甲午战争，1895年3月被日军第一军及第二军于牛庄镇、田庄台镇围歼，李光久只身逃出牛庄，湘军后逐渐解散。

起源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瑶民雷再浩以青莲教名义在湖南新宁崀山起事，江忠源组织团练镇压叛乱。咸丰元年（1851年），江忠源奉命赴钦差大臣赛尚阿广西军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旋回乡募勇500赴桂，号楚勇，为家乡子弟兵之始。1852年，太平军进湘，湘乡罗泽南别立湘勇，保家卫国，为湘军之雏形。

1853年初正值朝廷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湖南双峰人曾国藩丁忧在籍经郭嵩焘力劝，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勇，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朝廷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极度不信任，但碍于形危急，不得不倚重于湘勇。
1854年初编练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加上兵勇、伕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人，人称湘勇（咸丰十一年(1861年)曾国荃率湘勇攻克安庆后，朝廷才改称湘勇为湘军），兵随将转，兵为将有，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撰写《湘军志》的王闿运曾评论湘军：“湘军之可贵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亲”；又说：“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据罗尔纲《湘军人物表》统计，可考的156名湘军将领中，湘籍者多达130人，占83%。创建湘军的目的是保卫家园，与太平军的战斗是一场家园保卫战争，“用诸生讨训山农。号曰湘军”。事实上，太平军与湘军都有很多湖南人，太平军更以湖南湖北人为主，太平天国战争的双方太平军与湘军从某种程度讲是两湖人自己的战争。
随着湘军兵勇不断损耗，随时需要补充兵源，咸丰七年以后，湘军各部大量招募老勇，甚至包括太平军降兵，咸丰九年太平军降将韦俊向杨载福投降，胡林翼即指示将韦俊部“强壮者数千”编为义勇五，湘军在长久发展中，士兵的素质起了变化，“新集之兵，莠民之贪惰者尔”。晚期的湘军与八旗、绿营已无区别，屠城暴行甚有过之。

主要活动

湘勇首战于靖港被太平军击败，屡败屡战，在湘潭获得大胜，由于战功卓著，转战江南各省，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极盛，三河之役，李续宾部被歼灭，“湘乡处处招魂，家家怨别”，锐气顿减。胡林翼哀叹道：“此番长城顿失。……以百战之余，覆于一旦，是全军皆寒，此数万人，将动色相戒，不可复战。”
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江南大营被攻破，钦差大臣和春战死，湘勇成为清政府唯一的主要力量，曾国藩被授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湘勇大力扩充，号令统一。咸丰十一年湘军中发生朱品隆、唐训义不支援友军的事情，曾国藩叹此风一开，湘军不复再用。1861年9月陷安庆。1864年7月，攻破天京，人数达到十二万人，当时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
曾国藩在攻下南京后，惟恐清廷疑忌，立即遣散湘军，改建为长江水师，其支系仍在安徽镇压捻军。曾国藩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1862年改用李鸿章编练的军队，以淮南地主团练为基础，故称淮军。
清政府在团练的基础上发展地方军，形成了“湘军”、淮军等地方武装力量，不管是湘军或淮军皆以“兵随将转，兵为将有”为方针，一改中国自北宋以来“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军事准则，形成了地方武装势力。

湘军在台湾

从同治元年（1861年）至光绪21年（1895年），先后赴台戍台的湘军约2万余人，成为台湾抗击法军的主力。中法战争结束后，尚有1万3千多名湘军在刘铭传的统率下参加了台湾的开山抚番。中日甲午战争后，签立马关条约，台湾割让时，尚有近万湘军不愿内渡，与台湾人一起反抗日军取台。湘军在台湾历次抵抗外国侵略者和戍防中作战阵亡或身染瘴疠死亡的官兵达数千人之多。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在数次上书反对割台终未能阻挡清廷与日签订《马关条约》后，便积极支持台湾人民抗日，但日本侦知中国的督抚中有人暗中支持台湾人民抗日后便照会清廷严厉制止。后清廷旨令禁止督抚大员援台，谓“免滋口实”……刘坤一乃被迫放弃援台行动，遂使台湾的抗日斗争陷入孤立状态。

湘军司令部

曾国藩坐镇之湘军司令部于1853年起设立于安徽祁门，与太平军悍将古隆贤、赖汉英在此形成胶着对峙局面，数次几遭到古赖攻破，皆靠彭玉麟力救司令部方转危为安；至1861年9月收复安庆，曾国藩乃将司令部迁搬至安庆，准备进攻南京。

影响

湘军攻克南京之后，曾国藩大有问鼎中原之势，据称彭玉麟派人给曾国藩送来密信：“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此时清廷在军事上开始防备曾国藩，并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例如以冯子材领兵驻镇江，都兴阿驻军和州，富明阿兵陈扬州，官文据守武昌，僧格林沁奉命剿安徽境内的捻匪，实则防范湘军。曾国藩经再三考虑，将大部湘军裁撤，仅左宗棠小部、李鸿章淮军部、和湘军水师留下。

评价

对于湘军的历史定位，历来都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湘军是帮助了满清政府，消灭了农民起义军，维护了专制皇权的统治。湘军所发展的淮军人物李鸿章作为众多不平等条约签订者，更是被部分人看做民族罪人。洋务运动也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湘军与淮军在清末开始变质，后来成为割据一方的北洋军阀，谭延闿与程潜都是湘军出身。章太炎甚至认为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表现他对助清廷屠杀汉人的愧疚之情。
湘军长期缺乏稳定的饷源，九江破城前，胡林翼称“水师、鲍营、义渠各营尚欠十二三万两”，只得纵容官兵掠夺财物，以维系军心，在攻破九江之后，“尸涌长江水不流”。湘军军纪最坏要属曾国荃的吉字营与鲍超的霆军。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施展杀戒，“沿街死尸十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自湘军平贼以来，南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彭玉麟痛恨曾国荃的残暴，两次劝曾国藩杀弟以大义灭亲，又指责湘军纪律日坏、曾氏治军无方。曾国藩回信说：“舍弟并无管、蔡叛逆之迹，不知何以应诛？不知舍弟何处开罪阁下，憾之若是？”又说，“鄙人在军十年，自问聋聩不至于此。”鲍超虽作战勇猛，但军纪败坏，郭嵩焘说他“所过残灭如项羽”。陕西巡抚刘蓉曾写信给曾国藩，庆幸“霆军”不入陕：“鲍军无意西来，所过又多残暴，诚不愿其复至，恐如梳如篦，遂至如剃，则困苦尤所难堪。”抢掠与放纵却严重的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更坚定了太平军决战到底的决心，湘军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例如李续宾部在九江屠城后，在三河被太平军全歼，又如南京城破后，李臣典“戮绝妖男，虏尽良女”，日夜宣淫，一夜“连御十女”而暴亡。可以说晚期的湘军在腐败已经超过了绿营，“大都带勇专为牟利，其虚籍克饷，智计百出，视绿营又加厉焉”。湘军将领中，“朱品隆、唐义训、李榕诸将皆以持重不战，全军为上，及李续宜诸将成大吉、毛有铭等，专求自全。湘军锋锐始顿”。曾国藩深知湘军已是强弩之末，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
肯定湘军的学者认为消灭太平天国是正确的。太平天国自身也并非能够改变传统社会模式，其宣布的“天朝田亩制”一套根本无法实行；太平天国的将领贪图享乐，争夺权力，实际与满清统治者无异。湘军的出现也客观上让满清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落入汉族，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大地弱化，和民国初的军阀也有渊源关系。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改变中国沦落的状况，但至少让中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政府和人民懂得要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思想。洋务运动也带来了许多改变，如选派留洋学生，建立北洋舰队等。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是湘军人物的一大功劳。同治陕甘回变，后来主要靠湘军镇压住，避免了更多汉人被害，但也造成陕西回民人数减少90%以上，最终破灭了回民要建立黄河以西伊斯兰国家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