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訴里昂案

事实

警察收到Patsy Stewart以及Armando Sanche贩毒的消息，开始监视其住家并跟踪其车辆，发现Ricardo Del Castillo以及Alberto Leon亦涉入贩毒。基于监视以及二手消息，治安法官签发搜索票，警察自被告住处搜出毒品。地区法院认为搜索票的签发不具有“相当理由”，搜索取得的毒品不得作为证据。但法官并未排除所有证据，因为并非所有被告皆对搜索票的签发进行挑战，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决。

争点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是否明示，不具相当理由的证据应予排除？
证据排除法则的目的为何？是否应区分警察以及治安法官的行为，分别考量？
得否采取损益分析方法，决定证据是否排除？

先例

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物之权，不受无理拘捕、搜索与扣押，并不得非法侵犯。除有正当理由，经宣誓或代誓宣言，并详载搜索之地点、拘捕之人或收押之物外，不得颁发搜索票、拘票或扣押状。”
Illinois v. Gates
是否具有相当理由的决定是法院的权力，法院必须基于所有情况“综合考量”。
Lo-Ji Sales,inc v. New york
治安法官签发搜索票，并参与搜索过程取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

理由

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并无明文，亦从未被解释为非法取得证据应排除…依据Gates案司法有权综合考量，以决定是否具有相当理由。
证据排除法则是司法所创设，对于警察行为产生“吓阻效果”，以保障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的权利，而非权利遭侵害个人的宪法上权利…并无证据显示，治安法官违反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必须用证据排除法则加以制裁，且并无理由支持排除证据对其具有吓阻效果...身为中立司法人员，对诉讼结果并无任何利害关系。
证据排除法则若过于僵化，将妨碍刑事程序发现事实的功能…执法官员客观上基于善意，或仅轻微违法时，若使得有罪被告因证据排除获得利益，将抵触刑事程序的基本理念。法院从未承认“善意例外”（good-faith exception），但是衡平法则（balancing approach）对于证据排除法则的修正，提供强力支持依据。
惟此例外不适用于Lo-Ji Sales,inc案的情形，若任何人皆无法相信该搜索票的签发具有相当理由，警察不得主张其客观上善意信赖该搜索票有效。

结论

警察的行动系基于对无效搜索票的“善意信赖”，证据排除法则不应适用，推翻原判决。

协同意见书(Blackmun)

善意例外有助增进刑事程序的合法利益，未牺牲个人受增修条文第4条保障的权利，惟若导致警察行为的重大改变，应重新考虑这次的决定。

不同意见书（Brennan、Marshall）

一个证据依据Gates案可能被排除，依据本案标准，由于警察对于此无效搜索票具有合理信赖，却可能不被排除。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明示，有些可靠证据政府必须排除，而非因为有证据排除法则才排除证据。
证据排除法则，是为了促使“执行法律机关”遵守增修条文的要求…增修条文第4条限制“政府全体”的权力…警察与法院不能视对方为宪法的陌生人，证据搜集角色的警察，与证据允许功能的法院两者具有直接关联…假如继续排除这些证据，警察将尽力提供充足资讯，而非自行推测仅需提供最少的资讯，只要不是“完全不合理”，即受司法审查保障。
增修条文已对此种成本进行考量，司法不可能承担，对证据排除法则的利益与成本进行精确分析的任务。

不同意见书(Stevens)

官方的搜索扣押，不可能同时存在合理与不合理两种情况…制宪者的目的，系为避免出现证据不充分的搜索票之恶…假如警察不能使用，不具有相当理由的搜索票，将减少警察以及治安法官的诱因。
今天的决定，对于宪法的吓阻功能将造成重大损伤…虽然排除证据对法官并无吓阻功能，但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人士，必须知道他们已违反宪法…法院的决定违背司法应遵守宪法的规则…如果日后此决定被遵守，则权利法案的名称应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