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報

东京时期

1923年（大正12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于日本东京，全部为汉文版（在此之前的《台湾青年》杂志、《台湾》杂志为汉、日文各半），号称“台湾人唯一的言论机构”。《台湾民报》原先是半月刊，10月15日改为旬刊（每十天发行一次），并并入日文版。1925年（大正14年）7月12日起再改为周刊（每周日发行），增设台北支社，社长为王敏川。

迁台

在《台湾民报》发刊前，就有不少人主张将发行地迁回台湾，但由于台湾总督府的关系，该计划一直不能实行。直到第三任文官总督伊泽多喜男上任后，迁台之事才有了转机。1927年（昭和2年）8月1日，《台湾民报》以增加日文版的条件下迁入台湾，仍以周刊形式出现。1930年（昭和5年）3月增资改组，并易名为《台湾新民报》。1932年（昭和7年）4月15日，正式获准发行日刊。广受台湾民众喜爱。而为了使台湾民众能避开日本警察的骚扰，台湾文化协会也在各地成立读报社，方便民众阅读。

内容

《台湾民报》横跨1920至30年代，可说是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的机关报，同时也是研究1920至30年代台湾不可或缺的史料。《台湾民报》对自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以来的政治、社会运动均热烈支持，积极鼓吹农民、劳工、妇女争取权益，亦支持学生运动、文化启蒙运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也呼应要求台湾自治及抨击台湾总督府。而对新文艺鼓吹及提倡白话文也有不少贡献，更是台湾新文学的重要园地。此外还引进对新知识、新思想的介绍，也经常报导中国政情及世界新知，诸如中国军阀混战、蒋汪对立等。发行量更突破一万份，足以与和人创立的《台湾日日新报》相提并论。在编辑群方面，更是高手如云，如新文学旗手张我军、医生兼小说家赖和、文学家杨云萍、台湾第一位医学博士杜聪明等人。而对总督府施政的批评与讽刺也使《台湾民报》在新闻检查方面遭到百般刁难，最久一次还被扣押了44天。
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醉月楼召开第一次全岛代表大会，通过议程第14点“《台湾民报》拒买同盟之组织”之后，《南瀛新报》亦出现许多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言论，如〈台湾新民报马脚露现  批评大讲演会将开催  定旧历五月十三日夜于大众讲座〉及〈暴露欺骗民众的台湾新民报告亲爱同胞檄〉（《南瀛新报》1932年6月17日24版）。《南瀛新报》1932年6月25日14版、1932年7月9日13、14版、1932年7月16日13版、1932年7月23日13版、1932年9月10日13版、1933年6月17日23版，均曾出现批判《台湾新民报》的记载。

没落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台湾新民报》所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另外3个日报同业（《台南新报》、《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压力下，1937年4月1日，《台湾新民报》汉文栏减半。1937年（昭和12年）6月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废止汉文版，仍可刊汉诗。台日语言虽不同，日人使用缀读法，仍能阅读汉诗，且日本政府并未正式下令禁止汉文。1937年6月1日之后，仍可看到《风月》（《南方》）、《孔教报》、《崇圣道德报》、《诗报》、《南国文艺》等汉文杂志、《韭菜花》、《白香山之研究》等汉文书籍刊行。
1941年（昭和16年）2月，在《台湾新民报》常务董事兼总经理罗万阵及主笔兼编辑局长林呈禄让步下，将《台湾新民报》改名为《兴南新闻》，但言论风格已大不如前。1944年（昭和19年）4月，日本政府由东京派员来台，将台湾岛上较具规模的6家报纸《兴南新闻》、《台湾日日新报》（台北）、《台湾新闻》（台中）、《台湾日报》（台南）、《东台湾新闻》（花莲）、《高雄新报》（高雄）合并为《台湾新报》；《台湾新民报》于次日发表《停刊之辞》，结束自《台湾青年》以来25年的历史。1945年10月25日，《台湾新报》由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接收，改名为《台湾新生报》，但已不如以前《台湾民报》为民喉舌的特质。
太平洋战争后，部分原属台湾民报社的新闻从业人员，在台湾新生报社成立前曾自立门户创办了《民报》，然而1947年二二八事件后，《民报》于当年3月8日被迫停刊，社长林茂生失踪被害。民报社与战前的台湾民报社有相当渊源，但以报社沿革的角度来看，并无延续关系。
2009年8月4日，在义美食品赞助下，台湾英文新闻（Taiwan News）重新刊印《台湾民报》1925年新年特刊号，义美食品总经理高志明主持在“义美大楼”（台北市信义路二段88号）举办的“重刊发表会”，蒋渭水的长子蒋松耀、总统府秘书长詹春柏、监察委员黄煌雄、文建会副主任委员洪庆峰、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陈冠甫、台湾绿党创党主席高成炎亲自出席重刊发表会。

文学

在台湾作家新诗作品的刊载上，“1930年《台湾民报》推出“曙光”栏，刊载新诗，一时之间，也使新诗人辈出，如赖和、杨守愚、杨云萍、杨华等优秀诗人的作品，因此和同时期的日文新诗相互较劲，蔚为大观”。
在台湾作家、政治运动等人士散文作品的刊载上，较为人知的有蒋渭水的〈狱中随笔〉，该文刊载在《台湾民报》第59~62号。
赖和、张我军、杨守愚、杨云萍、蔡秋桐、朱点人、陈虚谷、郭秋生等习惯使用中国白话文的作家，常在《台湾民报》及其改名后的《台湾新民报》发表短篇小说作品。
《台湾民报》是日治时期台湾文学相当重要的论述发表园地，张我军一系列批判旧文学的论文，如〈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1924年台湾民报）、〈新文学运动的意义〉（1924年台湾民报）、〈糟糕的台湾文学界〉（1924年台湾民报）、〈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1924年台湾民报）、〈请合力折下这座败草丛下的破旧殿堂〉（1925年台湾民报）、〈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1925年台湾民报）、〈文艺上的诸意义〉（1925年台湾民报）等，绝大多数发表在该报。此外，许乃昌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23年台湾民报）、蔡培火〈台湾新文学运动与罗马字〉（1923年台湾民报）、苏维霖〈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1924年台湾民报）、半新旧〈‘新文学之商榷’的商榷〉（1925年台湾民报）、蔡孝乾〈中国新文学概观〉（1925年台湾民报）等引介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文章，也在大量刊载在该报。
除了刊载介绍、评论中国新文学运动或是抨击旧文学的文章，《台湾民报》也曾经转载不少重要的中国新文学作品，例如：1923年台湾民报转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1924年转载胡适的〈新式标点符号的种类和用法〉一文；1925年则转载鲁迅的〈鸭的喜剧〉、〈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作品，以及冰心的〈超人〉与郭沫若的〈诗；仰望〉等作品。

相似报刊

《台湾民报》（THE TAIWAN-MINPO）于1953年创刊，由刘呐明主编。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为其机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