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鎔

早年生平

李大镕在1925年生于黄海北道的金川郡，是家中八个兄弟姊妹里的三男。他曾求学于郡内的白马普通学校（백마 보통학교），接着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从京城师范学校（今首尔市内）毕业。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终结后，李大镕听说在平壤有机会能够免费就读大学，而产生了报名金日成综合大学医学部的想法，但却因为患了干性胸膜炎，只得回乡养病。
李大镕返家康复期间，为了筹妥平壤的生活费，而于金川金郊（금교）的人民学校谋得教师的工作。1947年6月15日，金川郡人民委员会教育局（인민위원회 교육국）下达了局长令，要谴责独立运动家金九和韩国首届总统李承晚为民族叛徒，然而李氏却在学校发言肯定此两人对独立运动的贡献，因而与当局产生抵触，在6月29日被送交人民审判。当天夜里，李大镕从检察官手中逃脱，展开亡命。在他跑到第四天的7月2日时，越过了三八线进入南方，从此与家人分离。

从军

1948年，李大镕自韩国陆军官校毕业，开始军旅生涯。他最早是于韩国国军与游击队在1949年的交手过程中获得实战经验，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打后，他做为韩国陆军第6步兵师7团1营第1连的中尉连长，随部队从春川开赴前线。之后第6师先是一路撤往洛东江战线，接着又因为仁川登陆的成功而得以北上。至10月时，李大镕所属的6师7团已经到达中朝边境，他的连也成为韩军最早接触到鸭绿江的连级部队之一。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入朝参战，作为先锋的韩军6师2团首先于温井战斗中遭到重创。此后志愿军在司令员彭德怀令下，将围困目标锁定为最深入北方的7团。10月29日起，7团从慈江道的楚山展开突围作战，李大镕参与此场撤退行动的过程中，有一次接近了志愿军的位置，并将其误认为友军而出声呼叫，结果立刻遭受枪击、在九死一生的情况下才脱离险境。他带着连上残部，穿越志愿军第38军和志愿军第40军夹击区域内的古场（고장）、妙香山等地、一路长途后撤，最后才在价川与第6师师部会合，在全师原本的19位连长中，他是少数存活归返的7人之一。同年12月，他随军移动至出生地金川附近时，得知了父亲的死讯，而前去父亲的墓前祭吊。这是李大镕最后一次访问故乡。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朝鲜战争宣告休止。李大镕因参战期间树立的功绩而获颁忠武武功勋章和花郎武功勋章，但他在第7团内的2位长官和麾下直属的4位排长却全部阵亡。战争结束后，李氏于1955年2月进入陆军大学学习，接着成为该校教官。1958年时，他前往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冲绳的下属部队受训，接着又于1960年赴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进修。李大镕在韩国本土担任的陆军勤务尚包括第2步兵师32团第3营营长、第3步兵师第23团团长、第6管区（제6관구）作战副司令等职。

越南时期

1963年9月，李大镕首次派往越南，在南越首都西贡（今胡志明市）的韩国驻越大使馆担任武官，1966年10月返韩。当他在1968年1月由上校升为准将后，第二度调赴驻越大使馆，成为政务公使。由于时任南越总统阮文绍曾以军官身份与李大镕一起在美接受培训，因此在李氏奉派越南的任期内，两人具有良好私交，他甚至可随时由后门进出总统官邸。
李大镕驻越期间除了公使职衔外，还兼当韩国中央情报部（今国家情报院）驻越南站长，任内曾参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投诚者李穗根在越南的逮捕行动。李穗根原任朝鲜中央通讯社副社长，投奔韩国后被当局发现其以此为佯装、在韩境行潜伏渗透之实，因而逃到香港。1969年1月31日，美国中情局告知韩国中情部长金炯旭，称李穗根已成功从港离境，将搭机经西贡前往柬埔寨首都金边、再由那返回朝鲜。李大镕于是应金炯旭要求，派人请阮文绍在班机停靠西贡时，下令其不准起飞，并亲自率人前往西贡新山一机场执行逮捕。之后李穗根在机舱内被李大镕所擒、送返汉城，经审判而处以极刑。
1972年3月，李大镕结束了政务公使的任期而回到韩国，之后他同韩国总统朴正熙于一次在高尔夫球场的会面中，听从了其指示，而再次于1973年2月前往越南，这次获得了韩国大使馆的经济公使职位。李大镕第三度派越当时，由于《巴黎和平协约》在1973年通过，驻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驻越韩军等南越阵营的外国部队也正在准备收队，失去外援的南越军独自对抗北越人民军和越共游击队，逐渐趋于下风。1975年4月，西贡已经遭到包围，有失守之虞，李大镕当时是韩国大使馆位阶最高的滞留人员，虽然妻子和4位儿子均已离越，他仍须留下来负责在越韩国人事务，作为韩国在西贡的“撤退本部长”（철수본부장），与其两位大使馆的下属一起协助撤侨。
4月28日时，韩国大使馆与西贡的美国大使馆达成了疏散协议，让韩国人能跟美国离开。当美军在4月29日展开名为“常风行动”的空运撤离后，李大镕等韩籍人士前往美国大使馆，等待美军直升机前来接送，但入夜后美方鉴于情况危急，决定只送离美籍人员，以致于到行动结束的4月30日早晨时，美国大使馆内尚滞留有400多名待撤人群，当中以李氏为首的韩国人就有100多名。他们后来曾向法国大使馆和日本大使馆求援，但均未获得帮助。
1975年10月3日，越南当局正式以妨碍革命事业之名，逮捕了李大镕与另两名韩国外交官，并将他们关入西贡附近的志和监狱中。李大镕曾控诉他们的被捕“有违于《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中的外交豁免权”，但直至1976年，当大部分被越南拘留的韩国人都得到批准而回国时，李等三人却仍未能获释。朝鲜劳动党的统一战线部亦曾派人到狱中试图策反李大镕，要他去朝鲜、或是替平壤政府返韩当间谍，不过李大镕基于自身的反共立场，拒绝接受。
1978年，韩、朝、越三国政府于印度首都新德里就三名韩国官员被拘一事展开谈判，但协议到头来还是无法产生结果。1979年时，活跃于亚洲的犹太商业巨亨绍尔·艾森伯格找上朴正熙政权，提议与越南妥商、换取李氏的释放，虽然这个提案由于1979年10月26日的朴正熙遇刺而蒙受挫败，但韩国政府仍决定持续秘密交涉。最后李大镕等三人终于在1980年4月获释。

返韩之后

李大镕返回韩国之后，受到欢迎和英雄待遇，但他也由于监狱生活和经历的刑求，使得身体状况欠佳，体重亦从原本的78千克跌至42千克。花了一年的时间恢复健康后，他投身于企业和民间组织，先后担任了火灾保险协会理事长、生命保险协会会长等职。1996年起，李大镕出任韩越友好协会（한·베트남친선협회）会长，1999年至2003年间任陆军官校总同窗会（육사총동창회）名誉会长、2002年起与另外6名退役韩国将领组成“自由守护国民运动”（자유수호 국민운동）。
2001年7月，负责逮捕及审问李大镕、后转入越南外交部服务的的前北越军官杨政识（Dương Chính Thức）奉调为韩越恢复建交后的第三任越南驻韩大使，他与李大镕于2002年9月时在新罗酒店会晤，并握手尽释前嫌。李大镕在会中表示两人过去都是“各自忠于自己的国家”“今后应为两国间的和平及共同利益携手协力、不计私怨”，而杨政识也称李是“最优秀的爱国者和令人敬重的外交官”。两人继该次交谈后又聚了数次会，并建立友谊，杨政识甚至帮李大镕的公司在越南拓展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