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

公民不服从（也称公民抗命、政治不服从；英语：Civil disobedience），为在宪政体制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公民表达异议的一种方式，是一种反对权的政治权利。
公民的“反对权”就是指“公民不服从”，虽可能涉及违法的行为，却是出于对“社会良知及正义”等公共利益的重视而不得已所采用的一种手段，是少数人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表现的一种唤起多数人认同的非常手段。 马丁·路德·金认为“任何违反法律但却是因为良心告诉他法律是不公正的，为了唤起社会对法律的不公正而在狱中接受惩罚的人，都是在表示对法律的最高尊重。”
基于公民的道德、良知所从事的“公民不服从”，这是不同于一般的“暴民反抗”及“暴动”。“公民不服从”参与者的诉求，是否符合“社会良知及正义”的公共利益是须要诉诸社会多数人的认同所进行的一种抗争行为。
因为它是在忠诚法律的范围内（虽然是在这范围的边缘上）对法律的不服从。这种忠诚是通过公开、和平以及愿意承担违法的后果来体现的。亦因如此，行使公民不服从的市民，会于事件完结后透过自首作为彰显法治精神的手段。

起源

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于1849年在短文《论公民的不服从》中叙述1846年，他因为抗议美墨战争、奴隶制度，拒绝付人头税，最终被逮捕入狱（由于他的亲戚帮他付了税款，所以只关了一晚），他于文中提到：
难道公民必得将良心交给立法者，自己一分也不留？若此，则人有良心何为？我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是人，然后再谈是不是被统治者。培养对法律的尊敬，像培养对权利的尊敬一样，是不当的。我唯一有权利要尽的义务，是任何时候都做我认为对的事。……法律从不能使人的正直增加丝毫；而由于人对法律的尊敬，即使天性善良的人也日日做了不正义的代理人。宣称“在墨西哥的战争是错的”、宣称“强制执行奴隶制度是错的”的那些人将是自我矛盾的，如果他们借由缴税而资助了政府这些行动的话。在一个像我们拥有的共和国之中，人们经常认为，对不正义之法律之最适当的回应，就是尝试使用政治的过程来改变法律，然而在此法律改变之前，遵守此法律。但是如果这法律本身很清楚地是不正义的，且法律制定过程并不是设计来快速消灭不正义之法律的，则此法律不值得尊重——去违反这样的法律吧。……反奴隶制度者应该完全撤回对政府的支持、并且停止缴税，即使这表示可能招致牢狱之灾。如果一千个人今年拒绝缴税，跟同意缴税相比，前者不算是暴力与血腥的手段，因为缴税将可能使国家使用暴力、且使无辜者流血。事实上，这就是和平革命（peaceable revolution）。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读过梭罗此文章，受到梭罗影响，甘地且曾将此文翻译为印度文。

特历史实例

公民不服从，是人们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在许多非暴力抗议运动中都有使用，包括现代在英国等地发生的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在印度的甘地之不合作运动与从大英帝国独立之运动、在美国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与蒙哥马利公车杯葛事件、以及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斗争，经常被列为是历史上“公民不服从”运动的著名例子。
而在后现代则包括：发生在东德的莱比锡周一示威、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发生在香港的占领中环等等。
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公民不服从运动其中最早获得巨大成功的是埃及人反对英国占领的1919年埃及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