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贵惇

生平

黎贵惇生于后黎朝裕宗保泰七年（公元1726年），卒于1784年。山南下镇延河县（今：太平省兴河县）人。出身士大夫家族，父亲黎仲庶（黎富庶）为进士，任职刑部尚书，受封侯爵。黎贵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八岁能作赋策，十一岁读完宋元史，日赋十篇，有“神童”之名。至十四岁已习读四书五经、史籍传记，旁及诸子百家，以至“无书不读、人以宿儒称之。”。十八岁乡试中解元，二十七岁登进士第，取为榜眼。“自乡举至廷试、皆第一。”。
1753年，黎贵惇被授翰林院侍书，后任侍讲。虽他颇受黎显宗器重，但却未得到掌握实权的郑主郑楹的青睐。黎贵惇也曾因协赞军务攻剿黄公质义军有功和谙晓兵番（管理军事的机构）典例，得到过郑楹嘉奖，但其多任闲职，或入翰林院、秘书阁、国史馆，或监察地方官。
1760年至1762年间，黎贵惇被选为如清岁贡副使，与正使陈辉宓等人出使中国。
1754年，因建议改革，建立法制，被谗言中伤，辞官。
1765年，黎贵惇辞官归乡，杜门著书，讲学授徒。
黎贵惇颇受靖都王郑森赏识，1775年前其官职屡有升迁，曾出任陪讼（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先被起复为侍书，后因讨平黎维义军有功，迁副都御史。1769年由颖城伯晋封为侯。1770年，黎贵惇受命前往清化勘察户口，查补军项，返京后进呈清化民所送赂银百余镒，不久擢工部左侍郎，署都御史。黎贵惇与宦官范辉锭过往甚密，1773年，郑森以范辉锭署府事，黎贵惇人侍陪讼，并以黄五福等掌督兵政，范辉锭掌督财政，黎贵惇掌督民政。
1775年，黎贵惇之子黎贵杰科场舞弊事发，此后又因其他事而遭弹劾、攻击。1776年他出任新设顺化镇抚司协镇抚。1778年，自请改入武班，被授为右校点权府事，改爵义派侯。1779年被解职，1781年起复，任国史馆总裁。
端南王郑楷执政后，于1784年3月，升黎贵惇为工部尚书。同年4月，黎贵惇去世，享年53岁。郑楷闻讯后，命黎显宗罢朝三日以悼之，并追赠其为颖郡公（越南语：Dĩnh quận công／穎郡公）。

特点

黎贵惇所作的《桂堂诗汇选全集》、《全越诗录》、《桂堂诗集》等都有一些突破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题材和内容。如，《妈妈我想嫁》一诗，大胆暴露和辛辣讽刺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禁锢。

讲学

根据史料，黎贵惇有三次短暂的讲学经历。第一次是在1765年至1766年间，他辞官在家，讲学授徒；第二次是在1776年出仕顺化的六个月中，曾经视察学宫，并与“诸生讲学论文”，鼓励上进，“诸生就学数十人”；第三次是在1783年出任乂安协镇抚期间，因为政事不多，当地人常来问学，“乃广开 学社，学者数百人”，至同年十二月复回朝任职。除此以外，黎贵惇平日也有很多追随的生徒。《皇越诗选》的编著者人侍行参从继烈侯裴璧、御史台署副都御史镐译伯陈公烁、人侍陪从行兵番机密事物阮廷简等黎郑统治集团的重要人物，皆出自黎贵惇门下。

宇宙观

黎贵惇认为：“太极者一也、混元一气也。一生二、二生四、以成万物、是太极有一也。”。传统的观念认为，天属阳、主动；地属阴、主静。黎贵惇认为此为“分配之言耳”，“天不静则四维何以安固、七政何以附丽？地不动则只快然一物，而生意几宁息矣”，他得出结论：“天形动面气静，地形静而气动”，提出了“天静地动”的看法。
黎贵惇还以“风气”之说来解释天地之间的运动变化，认为天地皆“风气”。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由此产生“风气”而周旋于天地之间，引起事物变化。他认为，“风气”存于天地间，“无时不有，非动时有静时无也”。
他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推崇“天人合一”、“天人一理”之说，认为人与自然是可以相通的，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可以齐一。黎贵惇提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道”，“象数之妙、散于形气、自无出有、自有人无、杳微彰著之间、莫非道也”，“道在事物、事物有道、远而际天蟠地、近而人伦日用、莫不有其理焉，有其义焉、君子固不容以不知也”。人能知“道”，合“道”的方法就是要“正心”、“虚静”，此即“天人合一”之理。

理气观

黎贵惇的“理”、“气”观，受到中国宋代理学的影响较大，也据此进一步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思想。他认为：“盈天地之间皆气也。理者言其实有而非无耳。理无形迹、因气而见、理即在气之中”。“理寓于气、数由于理、生于心、作于事、气之验也”。
现代越南学者认为，黎贵惇“已经走入宋儒唯心之门，又从唯物的道路走出”，因为黎贵惇一反理为本的思想，认为理因气而生，理存在于气之中，有气后有理，理为气之属性，无气则理无所依。

对释、老、鬼神的看法

越南黎朝“崇儒重道”，独尊儒学，而对释、老之说多所轻视，而黎贵惇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思想。他认为，佛教、道教清虚超寂，高谈道德，纵论形神，自有其高明之处，“吾儒执彼此之见，每每辩驳，其可乎”。释、老之教，地位尽管多有变迁，但“玄风妙法，实与天地相为不朽”。黎贵惇以“气”、“道”之论来说明仙、释的合理性，认为“形神皆资气以立、气聚则道成、散则道不成矣”。
儒家先贤著述讲学的目的之一便是明天地、正人心，因此对神灵、怪异等少有论及。但《左传》一书多载神怪之事，黎贵惇据此而认为：“大抵天地之间不出阴阳二气而已。气即理也，知此理此气之未尝无，则知鬼神之非无矣”。

社会改革相关

黎贵惇生活在越南后黎朝的郑阮纷争时代，国家长期处于内战和分裂之中。黎贵惇认为礼乐法度，应该“应辰（时）立教，通变宜民”、实行改革。1764年郑主政权的郑楹执政时，他曾上疏请“立法度、定经制”，建议权时之变，厘定法制。他认为“法制者、亦惟设官职、经文伟武、谨虑审令、劝学立教”，整顿社会秩序，以达到“威令禀然”、“分义秩然”、“礼文灿然”，“消内外臣民凌戾乖争之气”，正人心，维风俗。但其主张当时并未被采纳。1767年，靖王郑森执政后，黎贵惇又屡有上疏谏言，颇受重视，1771年，黎贵惇就限制黎氏朝廷权力、某些官职的选任方式、勘察土地及增加兵役丁数等方面提出改进措施，表陈四事，郑森“皆以为然、即令行之”。
另外，黎贵惇还主张减轻刑罚、蠲免钱粮，使民得以生繁。1776年他出任顺化协镇抚后，提出治理顺化的首要任务在于“奠民居、通民利、祛民害”，显示出其“民本”的意识。

华夷思想相关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广为越南士大夫阶层所接受。另外，一些古代越南文化阶层也自认为是神农之后，以“华”、“汉”自称的情况在越南封建时代经常存在。而在强调越南自身也为“华”、“汉”的同时也尽量突出本民族特征，并强调自身文化的优秀以及同中国的差异（可参考小中华思想）。
这种文化形态在包括黎贵惇在内的越南传统知识阶层都有所体现。黎贵惇认为：“越邦肇启、文明无逊中国”。他曾对比汉代交趾郡与南海郡（今属广东）、苍梧、合浦、郁林（今属广西）的户口、地域数量、范围等，认为交趾发达于南海等郡，并以交趾刺史兼统两广而治于龙编（今河内）为据，认为“以本国都城为正中之地、四方之所凑会”。此以国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点，与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极为相似。黎贵惇在出使中国期间，他对清朝官员在文书中使用“夷官夷目”来指称越南使臣非常不满，并向广西布政使叶存仁提出交涉。

对本民族文字、文学的态度

越南后黎朝时代，经济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文化名人增多，著述载籍逐渐丰富，民族意识也同时凸显出来。黎贵惇是一个比较具有民族意识的学者，他对越南本民族文字、文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应举时，黎贵惇使用喃字作散文，冲击越南科举必须完全使用汉字的成规；入仕后，突破朝廷必须行汉文（文言文）的规定，用汉喃文作奏折。他的著作中，也有很多使用本民族的喃字著成的。
黎贵惇以“融会”和“创造”的精神来整理、审视并反思越南文化，他在其著述中经常赞颂越南历史上的名人，如参与营建北京紫禁城的阮安、发明神铳的胡元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