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

崔浩（381年－450年），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治家。

生平

崔浩出身于清河崔氏，是崔玄伯的长子，母亲卢氏是卢谌的孙女。和范阳高门卢玄是表兄弟。连姻皆士族。《魏书·崔浩列传》说他：“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长相如美貌妇人，自比张良。崔浩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高至司徒，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了贡献。崔浩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使太武帝得以依次成功击灭胡夏、灭北凉并出击柔然，这些军事行动使北魏得以解除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威胁。尤其是北凉的灭亡，使北魏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曾亲见寺僧藏匿武器，崔浩笃信道教，主张崇道废佛。北魏太武帝下令关闭长安沙门，焚烧寺院，捣毁佛像，为“三武灭佛”之一。寇谦之以杀僧过多，曾苦求崔浩，阻止灭佛行动，“一境之内，无复沙门”。但由于崔浩试图“齐整人伦，分明士族”，卢玄劝他：“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几人也？宜其三思。”又敢于和太子争任官员，引起鲜卑贵族的不满。
神䴥二年（429年），崔浩与弟崔览、邓颖、晁继、黄辅等共同著述《国书》。太延五年（439年）崔浩因修“国史”不避忌讳，著作令史闵湛、郗标竟劝其刻史于石上，树在道路的两旁，费银三百万，高允曾预言：“闵湛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事之祸。吾徒无类矣。”于是“北人咸悉愤毒，相与构浩于帝”，此事最终得罪了太武帝，被囚于木笼之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于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被夷九族，牵连范阳卢氏、河东柳氏以及太原郭氏，“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

政治理想

《魏书‧卢玄传》记载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卢玄曾经劝他“宜其三思”可是崔浩的态度是“虽无异言，竟不纳。”点明了崔浩的死因。从社会阶级去解释崔浩，会发现他代表的是北方的士族，他的思想也是北方士族的思想，《魏书‧崔浩传》提到崔浩“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性不好老庄之书。”这是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的传统，后面又谓崔浩“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其中“五等”即是儒家士族的理想，《三国志》〈魏志‧陈留王奂传〉记载：“相国晋王奏复五等爵。”可见得崔浩与司马氏的理想相符。
崔浩选士是家世与人伦并进，在他心目中，能具备高官及儒学二条件之姓族，才是他理想的一等门第，透过选士，最终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的五等爵制。《北史‧李䜣》提到选助教时，崔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他不选李䜣是因为他出自范阳李氏，非高门大族，李敷出自赵郡李氏，卢度世出自范阳卢氏，皆出自高门。

死因

陈寅恪认为：“崔浩之死，或以为是华夷之辨的民族问题，或以为是佛道之争的宗教问题，其实不然，其主要原因应在社会阶级方面，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终因国史之事罹祸。”
据万绳楠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所分析，华夷之辨实非崔浩致死之因，《宋书‧柳元景传》记载柳光世言：“虏主拓跋焘南寇汝、颍，浩密有异图，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浩谋泄被诛，河东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似崔浩有民族意识，其实不对，因为崔浩常为鲜卑出谋献策，对北魏帮助莫大，例如《魏书‧崔浩传》中记载他上谏阻止迁都，其中精确的分析利害，他说：“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屈丐、蠕蠕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恒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后又对南北朝情势做出准确的评估，说：“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对鲜卑可谓不遗余力，《宋书‧柳元景传》说的偏袒南朝实则是崔浩依实际情势做的判断而已。且《魏书‧卢度世传》论及崔浩竟未提崔浩密有异图之事，《通鉴‧考异》司马光亦云：“《宋书‧柳元景传》与魏事不同，今从《后魏书》。”可见得柳光世之言，不过虚张华夷之见自托于南朝，不足为据。
至于佛道之争极可能是崔浩致死的原因之一，《魏书‧释老志》记载太武帝拓跋焘西征盖吴到长安，看到寺庙中多有兵器，怒曰：“此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而崔浩本信天师道，遂“因进其说”，最后太武帝“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太子拓跋晃与崔浩在宗教上是分歧的，他“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可是太武帝不愿买账，反而变本加厉的下诏“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直到崔浩死后才“颇悔之”。在废佛问题上，崔浩与太子拓跋晃虽是冲突的，但拓跋晃所上的表文并未言及崔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