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弗魯丁·普拉維拉內加拉

早年生涯

沙弗鲁丁在1911年2月28日生于荷属东印度西爪哇省万丹府西冷县安雅基突尔（今属万丹省），父亲是万丹族人，母亲拥有万丹族和米南加保族的血统。1931年从普通中学毕业以后，他本来想前往荷兰莱顿升学，不过由于家人负担不起到荷兰升学的学费，所以他在1931年改而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升学，并于1939年9月考获法学硕士学位。
他曾经在1939年至1940年期间为民族主义政治家苏塔佐·卡托哈迪库苏莫有份资助的期刊《东方之星》担任编辑。相比起杂志社的立场，沙弗鲁丁的民族主义情绪要强烈的多——他只愿意在1940年加入荷兰殖民政府的财政署，而不愿意加入城市卫队（Stadwacht）。日军占领东印度群岛之后，沙弗鲁丁继续以税务督察的身份留在财政署。

从政生涯

1945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后，沙弗鲁丁在8月24日就任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员会委员（相当于后来的国会议员），并于一年后加入马斯友美党，负责出版党刊《我们的政治和革命》。他的政治观念揉合了宗教色彩和社会主义，所以苏丹·夏赫里尔在1946年3月12日组织第二次内阁的时候，安排他出任财政部初级部长，直至1947年6月27日任满为止。随后夏赫里尔在同年10月2日委任沙弗鲁丁担任财政部长，至1947年6月27日卸任。他也在1948年1月至1949年12月穆罕默德·哈达担任总理期间担任同一个职务。
抵抗荷兰人的斗争只是局限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而且爪哇岛的革命军连声报捷，不过对革命领袖来说，爪哇岛的形势也在同时变得越来越凶险。为了防患未然，哈达授权身在苏门答腊岛中部的革命领袖在有需要的时候就地重建印尼共和国的政府机关，以免荷军占领印尼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造成管治真空。由于哈达需要返回爪哇，参加联合国主导的和平谈判，所以他安排沙弗鲁丁担任候任总理。荷军拘禁苏卡诺、哈达等人之后，沙弗鲁丁在西苏门答腊省就任紧急正副主席，并利用电台广播和爪哇岛仅余的民族主义者联络，组织抵抗荷兰人的斗争。他在这个岗位上成功维持印尼共和国的抵抗力，直至荷兰人释放苏卡诺、哈达为止。
印尼完全脱离荷兰统治之后，沙弗鲁丁继续在穆罕默德·纳席尔的内阁担任财政部长，直至1951年3月20日为止。随后政府委任他担任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至1957年免职。

参加叛乱

沙弗鲁丁在1957年开始跟苏卡诺总统发生冲突，原因是他既反对苏卡诺把荷兰资本收归国有的决定，也反对苏卡诺推行有领导的民主体制。他在1958年1月15日致信苏卡诺，呼吁对方按照宪法的规定统治国家，把两人之间的冲突推向高潮。当时沙弗鲁丁正在南苏门答腊省巨港市和叛军的首领R·巴里安（R. Barlian）谈判。
苏卡诺知道沙弗鲁丁跟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过从甚密之后，便免去他的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职务。沙弗鲁丁不像其他参加叛军的人士那样肆意妄为，并以战略理由反对叛军在1958年2月10日发出的最后通牒（内容是要求朱安达·卡塔维查亚解散内阁，并推举哈达和日惹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担任政府首脑）。之后叛军在2月15日安排沙弗鲁丁担任革命政府的总理，因此他在独立战争时期（1945年－1949年）和担任印度尼西亚银行行长期间（1951年－1958年）在印尼盾钞票上留下的签名也出现在叛军发行的钞票上。不过，他并不同意叛军把苏门答腊从印尼分裂出去，自成一国的计划，而是认为他们的行动是一次维护印尼领土完整的反极权运动。叛变失败后，他在1961年8月25日向国民军投降。虽然印尼政府已经在1961年颁令特赦沙弗鲁丁，不过被捕后，沙弗鲁丁一直在监狱服刑，直至1966年7月26日才重获自由。

晚年生涯

出狱后，沙弗鲁丁偏好以宗教表现自我，在讲道的时候，他会批评苏哈托治下的贪污现象。他在1980年领导五十人请愿书运动，并于1983年7月致信苏哈托，反对政府制定法案，要求所有政团必须把建国五项原则列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他特别反对政府要求宗教政党服从建国五项原则的作法。于是苏哈托禁止沙弗鲁丁离开印尼，除非他要到外国接受治疗。沙弗鲁丁在1989年2月15日心脏病发逝世。

个人生活

他在1941年1月31日迎娶米南加保地区帕迦鲁荣（Pagaruyung）王室的后人、万隆市布阿巴度镇镇长的女儿东姑·哈莉玛（Tengku Halimah，东姑的意思是王女）为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