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历代长城

中国北方自古便不安宁，万里长城的修筑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尤以秦、汉、明三时期的规模最大。《延庆州志》记载：“古长城，在州南二十余里，即燕塞，燕昭王用秦开谋，置上谷塞，自上谷以北至辽西。秦始皇因其旧址而大筑之，至今岔道以北迤逦而至永宁一带遗址犹存。”
唐朝时，由于北方的突厥在唐太宗时已经被平定而不再成为威胁，此后三百年未修长城；后晋割让燕云十六州，使得之后宋朝修筑长城变得没有意义；元朝统治者是蒙古人，仅对一些关口做了修缮，只起到盘查路人和作为商路驿站的作用；与元朝类似，清朝直到灭亡也未修长城。
因而，近来实际修复长城的仅明朝一期，也是今日所见的大多数残存。只有长城战役勉强算得上再度参与了一次作战，而到了二十世纪，在长距投射的热兵器的发展，万里长城已经完全失去军事功能，后续苏俄建置空军和制导导弹的出现后，现代中国的北防工作由侦查卫星和防空雷达网等取代之。

春秋战国

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修筑，《诗经·小雅·出车》记载：“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当时筑城用意在于“互防”和“拒胡”。齐长城是中国历史上建筑最早的长城，在今山东境内，至密州琅琊台入海，全长500馀公里。但是由于诸侯林立，属境较小，一般小国长城都只有几百里，一些大的诸侯国家的长城也不过三四千里。例如赵肃侯十七年（前333年）在漳水、滏水（今滏阳河）附近筑长城，史称“赵南长城”。赵武灵王所筑长城，起自代（今河北省蔚县境内），终于高阙（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境内），史称“赵北长城”。《史记》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馀里以备楚”。秦昭王时，攻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燕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独石山），东至襄平郡。另有中山国长城和魏长城（即滨洛长城）。
万里长城之名，自秦始皇才开始，因此，人们提到万里长城的时候，往往把它同秦始皇的名字联系起来。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上记载：“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秦长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后，成为了中国地区唯一政权，并改制为帝国，统一中国。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人攻击匈奴，占据河套，并将秦、赵、燕各国修筑的旧城墙连接起来，从临洮到辽东绵延万里，从此始有“万里长城”之称。在修筑北方长城的同时，原诸侯国间用以“互防”的城墙被拆毁。
秦长城可大致分为西段和北段。西段起于今甘肃省岷县，循洮河北至临洮县，经定西县向东北至宁夏固原县、甘肃环县、陕西靖边、横山、榆林、神木，然后向北折至今内蒙古托克托南，抵黄河南岸。北段即黄河以北的长城沿阴山西段的狼山，向东至大青山北麓，再向东经今内蒙集宁、兴和至河北尚义，再向东北经今河北张北、围场，再向东经抚顺、本溪后向东南，终于朝鲜清川江入海处。
秦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中原生产生活的安定和垦殖北方土地，起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动用了30万人，创造了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这一繁重的修筑工程，也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有人记述“杞梁妻”以及孟姜女的民间故事。现在临洮附近，阴山、大青山一线，都有秦长城遗迹残存。

汉长城

西汉继续对长城进行修建，以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从汉文帝在位时到汉宣帝在位时止，先后筑成了一条西起大宛贰师城、东至朝鲜平壤南部大同江入海口、全长近一万公里的长城。汉长城是历史上最长的长城。随着吉林省通化县境内新近发现11处秦汉长城遗址，秦汉长城的东北界限进一步北扩。东汉亦筑长城，但规模较小。
英国一名探险家（William Lindesay），在蒙古境内戈壁沙漠深处，发现一段保存相对完好的长城遗址。经考察和研究，该段长城遗址很有可能始建于汉代，其后经过数次修复和续建，实为万里长城的一部分。

北朝长城

北朝的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对长城进行了修筑与增建。泰常八年（公元423年）北魏筑长城起自今河北省的赤诚，向西至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境，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所筑长城，起于北京市居庸关，至山西省河曲县。
北齐年间修建规模最大，天保三年（552年）至天保八年（557年）六年时间里，大修长城有五次。天保五年（554年）“十二月庚申，帝行北巡至达速岭，览山川险要，将起长城”。天保六年（555年），北齐文宣帝“发夫一百八十万筑长城”，“东至于海”。天保七年（556年），“自西河（今山西汾阳）总秦戍（今山西大同西北）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车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557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今山西朔县西南）而东至于坞纥戍（今山西繁峙县平型关东北），凡四百余里”。河清二年（563年）三月，“齐诏司空斛掉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北齐天统元年（565年），“羡以北虏屡犯边，须备不虞，目库堆戍东拒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湖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今北京市通州区有北齐土长城遗址，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
北周在大象元年（579年）“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东魏武定元年（543年），修长城，东至上墱，修到古北口。

隋长城

从581年起，隋文帝、隋炀帝在今陕北和宁夏6次下令修筑长城以防卫突厥，前后动用了128万人，607年在筑长城的过程中10天内就死了近60万人。611年，农民起义爆发，隋朝以夏和灵州（今陕北和宁夏）一线为北方边界，而河套（今属内蒙）则被突厥占据。
隋文帝在位时，为防范突厥，多次于冬季征发丁壮修筑长城。公元585年，隋文帝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垣七百里，以遏胡寇”。隋炀帝在位时，两次于夏季大规模征发劳力修筑，此时防御的对象还包括西北方向的吐谷浑。《隋书·炀帝纪》载大业三年（607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一旬而罢，死者十五六。”隋长城在前代北魏和北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东起紫河，经朔方、灵武直至榆谷以东的长城、筑垒基本连成一线和增建。隋朝的建筑工事多见于史料，建筑工期短，至今少见其地面遗存。

唐代

唐朝并没有修筑长城的说法，即便在后突厥武功最为强盛的默啜可汗（691年—716年在位）时期，武则天也不曾筑过长城。
唯一有史可考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张说在妫州（今河北张家口）以北所筑的一小段长城，这段长城的全长度皆位于今河北省境内，其规模比隋长城小得多，具体筑城时间大致在713年至730年（张说卒年）之间的某年。张说所筑的长城在《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并无记载，仅载于《新唐书》的地理志和《全唐文》。这段长城可能是为了防御契丹、奚族或后突厥而建，但唐朝对后突厥的北方防御体系主要利用三受降城和其军镇，自公元720年后，也未曾有过后突厥对唐朝边境入寇的记载。

辽金长城

辽朝为防御高丽、女真。金朝为防御蒙古高原诸游牧部落，大筑长城。金朝所修长城，史称金界壕或金边堡。

构筑法则

长城的构筑，以“因地形，据险制塞”为基本法则。“因地形”，即指根据地形条件而构筑工程，和充分利用在地的自然资源选择合适的建筑材料。“据险制塞”，主要是指利用地理天险御敌。此原则有利于防守，也可以节省建筑材料。

建筑材料与构筑方法

长城的修筑从春秋到明后期，持续了两千多年。由于各个时代的生产力、技术水平不同，也由于各个政权所面临的军事形势不同，历代修建的长城在构造、建筑方法及形制方面都互有不同；而由于各处地理条件的差异，即使同一时代所修的长城面貌也有不同。
就不同历史时期和筑城技术的发展而言，北魏以前各朝所修的长城，以版筑夯土为主，北魏时出现了砖石结构的长城，明代长城则广泛运用了石砌法、砖砌法、砖石混砌法，从横切面之观察更含三角学上的应用，特别在陡坡上的巩固方面起了作用。
就长城沿线各地的地理条件之不同而言，建造长城所需的材料均按“因地制宜”的原则就地取材解决。崔豹《古今注·都邑》说：“秦所筑长城，土色皆紫，汉亦然，故云紫塞焉。”在山地，则开山取石垒墙；在黄土地带，则取夯土筑；在沙漠，则用芦苇或柳条，加以层层铺沙修筑。此外，砌墙所用的砖、瓦、石灰和木料等，除就地设窑烧制或砍伐外，官府还设有专门部门供应。

长城形制与体系

万里长城从来就不是一道孤立的城墙，而是由大量建筑组成的严密体系。统而言之，越到后期，长城体系就越完善、越严密，整体防御能力不断增强。长城体系主要由关隘、城墙与楼台、烽燧三部分组成，此外还包括其他附属设施。城墙与楼台又可以分为城门、城楼和城墙三部分。

烽燧

长城体系中设置有大量烽燧（烽火台）作为情报传递系统。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是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烽火台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根据历史文献、出土汉简和实地考察可知，烽燧数量众多且一直延伸到长城以外很远的地方。按烽燧配置的位置和功能，可以分为四组：设在大漠深处的烽火台是发出警讯的最前线，沿长城两侧设置的烽火台向沿线传递情报，由长城通往京师的系列烽火台与王朝中央联系，还有一组烽火台与长城所在地附近的地方政府和驻军联系。按明朝制度，举一烟鸣一炮表示来敌100人左右；举二烟鸣二炮，来敌500人左右；1000人以上举三烟鸣三炮。在50公里的长城沿线上，共发现烽火台80余座，间隔距离平均约3公里，最远的不超过5公里。“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望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其他附属设施

长城体系除了作为情报传递系统的烽燧以外，还建立了以城障等设施构成的纵深防御配置。秦汉时各种设施得到完善，并且在长城内外设置了屯戍城作为屯驻重兵之所，而且向纵深发展，形成网络。在城墙、城堡的外侧，还有特意设置的障碍物，如僵落、虎落等。秦朝在河套长城一带，广植榆树以阻挡匈奴骑兵，人称榆关。北齐时在长城内侧设戍，险要之处置州镇，筑扎军队，形成前沿的线状布防。

军事意义

万里长城既是农耕民族的防御前线，也是向游牧民族发动反击的前进基地。长城后侧纵深配备机动的军队以因应战事，而长城即是防御的最前线，也是攻击起始线，和交通线，在长城前方部署的观察哨深入到极远处，前线在长城以北一千公里。在古代，游牧骑兵有优良的机动能力和强大的攻击力，但是对于城垣防御体系却无能为力，即使攻破长城一段，攻势往往被后勤强大的中国所包围阻断，因此长城的修建的确能够有效的抵御北方民族的侵扰。
但是仅仅依靠长城的消极防御并不能阻止有组织、大规模的进攻。《北虏事迹》记载：“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镇边墩起，至石井儿墩止，拆开墙口一十二处，深入固原等地抢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扬墩起至青羊墩止，拆开墙口一十六处，深入平凉临巩，直抵陇州，大掠而去。总制右御史邓章调榆林等处官军分布固原要冲，不能御。”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蒙古俺答汗于正面攻击古北口同时，从黄渝沟拆长城而过，明军不战自溃。俺答攻至北京城外，大掠而回。

文化意义

长城是中国古代建造的最为宏大的工程之一，中国的历朝历代长城都发挥了很重要的防御作用，1987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长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长城的存在，对古代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防御入侵的精神防线。而在近代，中国人以长城作为中国的象征。在今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词，号召人们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抵御入侵。罗文《长城谣》中也写道：中国万世必须兴盛，外御强敌每战必胜，长城长城一个尖兵。潘孑农、刘雪庵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创作的《长城谣》：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条，新的长城万里长。
对长城的负面评价自古就有，例如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负面观点认为，修筑古代长城劳民伤财，是“闭关锁国”的象征。例如1990年代香港殿堂级摇滚乐队Beyond的歌曲《长城》中所唱；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家鲍昌曾撰文《长城》，描述古代长城是“凄婉的历史”、“民族封闭的象征”、“文化愚钝的标志”，并乐于见到今天长城的开放局面。中国传统民间故事“孟姜女哭长城”中，传说秦始皇时期赋税劳役繁重，有一对青年男女万喜良、孟姜女新婚才三天，新郎就被迫出发修筑长城，不久因饥寒劳累而死，尸骨也被埋在长城墙下，孟姜女身背寒衣，历尽千辛万苦，万里寻夫来到长城边，得到的却是丈夫已经死去的噩耗，她在长城下痛哭，三日三夜不止，城墙为之崩裂，露出万喜良的尸骸，孟姜女于因绝望而投海而死。
长城的意义也更被进一步延伸到互联网络领域。外媒曾以谷歌事件为题，透过漫画形式指出中国政府屏蔽谷歌部分网页的做法是在“构筑互联网络领域的‘数字长城’，以此阻止国内互联网用户透过国外网页了解某些事件的另一种说法，和来自外部网络的恶意攻击。中国国内互联网用户要攻破这堵‘数字长城’的封锁，只有‘翻墙’”。
长城也是中国各种产品、企业广泛使用的品牌名称之一，例如长城电脑、长城汽车、长城集团。
长城可以说是地球上重要的人造建物代表。1904年，亨利诺曼的《People and Politics of the Far East states》中写到：“Besides its age it enjoys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the only work of human hands on the globe visible from the moon.”更多的人引用理查德·哈里伯顿于1938年出版的《Second Book of Marvels-The Orient》内容，其中写到：“Astronomers say that the Great Wall is the only man-made thing on our planet visible to the human eye from the moon.”另，1937年时，著名荷兰裔美籍历史通俗读物作家房龙在出版的《地球的故事》中猜测：“中国的长城是月球上的太空人唯一能看得见的建筑物”。关于能否从近地太空或月球上用肉眼望见长城一直存在争议。但据一般研究与逻辑，长城宽度4～5米，远小于四线道或以上之公路，如高速公路等，且其本身并非发光体与反光体，在数百公里以上不借助仪器用肉眼观察是不可能的。另外，神舟五号的宇航员杨利伟也称其在2003年的太空之旅中没有看到长城。

长城保护

长城的破坏分为自然破坏和人为破坏，人为破坏的影响近几十年更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央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专门拨款近10万元人民币用于八达岭长城的修复。文革期间的1970年代，不同地方均曾大规模拆毁长城，有的是部队、机关单位拆的，有的是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拆的。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不少群众致信文物管理部门和报社呼吁抢救。1977年8月，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派人到古北口长城全面调查，向市领导写了情况汇报，建议加强长城保护，但一直未获得批复。1977年12月，中央领导李先念对“长城不能毁”的群众来信作了批示。1978年2月，中共北京市委、市革委会给中央写了《关于长城的毁坏情况和保护长城措施的报告》，提出坚决制止毁坏长城的三项措施，获中央批准同意。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用电话向各县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同时责成北京市文物管理处代市革委会草拟了《关于加强对长城保护管理的通知》，但该通知直到1979年6月尚未下达。1978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向14个省市区发出的《加强对长城保护的通知》中，将《关于加强对长城保护管理的通知》抄转各地参考。河北省文化局据此要求各县对长城保护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并制订保护措施。河北省滦平县责成县文物保管所普查全县长城，并宣传国家文物保护政策，采取了保护措施。
1979年6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北省滦平县两间房公社中学的李宪章的来信《不要毁坏长城》，反映“古北口长城已遭到、还正在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刊登了《国家文物局关于长城的答复》称，李宪章反映的情况属实，大规模拆毁古北口长城的活动是由当地解放军驻军开头，随后助长了人民公社社员拆用城砖。据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现场调查，自1970年底至1974年底，古北口段长城被拆毁三千米，主要是当地驻军拆的。该答复还回顾了上文所述1976年以来的长城保护举措，并称决定最近召开一次长城保护工作会议，研究提出坚决制止破坏长城的措施。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曾在公开场合嘱咐文物局领导：“你们一定要保护好长城，长城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喽！”1984年7月5日，《北京晚报》联合八达岭特区办事处等单位发起“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社会赞助活动。该活动启事发出次日，习仲勋在人民大会堂对《北京晚报》报社领导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9月1日，邓小平为该活动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题词在媒体发表后，激发了公众对长城修复的热情。截至1994年，向该活动捐款的个人超过50万人，单位、地区捐款者近10万个，国内外各界人士的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超过2800万元，修复长城超过6公里。1987年，中国长城学会成立，是唯一一个全国性的长城工作机构。2002年前后，中国长城学会调查走访长城沿线，调查结果是三分之一的长城基本完好，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不复存在。
2000年代，修路开矿破坏长城的现象通常会引发关注。2006年3月，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丰镇为节省近千万元工程成本，直接将长城挖开修了条公路，引起社会关注，但仅被文物局处以缴纳50万元罚款的处罚。对长城的旅游开发带来的破坏更严重。2000年，山东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推倒境内齐长城，在原址上仿北京八达岭长城建新城墙以发展旅游。2003年山西朔州右玉县将杀虎口长城全部推倒，在原址新建长城关口以发展旅游。这样的行为不但未受任何处罚，却作为政府政绩受到表彰，当事人还获得提拔。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联名8个届别的45名委员提交“长城保护工作亟待加强”的提案，建议制定长城保护总体规划及长城保护专项法规。2006年10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第476号国务院令公布《长城保护条例》，同年12月1日起施行。不少地方在《长城保护条例》出台后都开始重视和保护长城。但长城遭受的破坏依旧严重，尤其是甘肃、陕西和山西等中西部省份境内长城受损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