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第一幕

戏剧开始时，爱斯特拉冈(Estragon)正努力脱掉靴子，最后放弃，喃喃道“毫无办法。”弗拉季米尔（Vladimir）对此开了玩笑。爱斯特拉冈称自己整个晚上都在沟里，被不知名人打了一顿。他最后成功地脱掉靴子，但里面什么也没有；之后，他脱掉另一只靴子。俩人一边争吵一边嘲弄，谈论是否要后悔。这让弗拉季米尔思考和救世主同钉十字架的两个贼，并注意到四福音中只有一部提到其中一个贼得到了救赎。整个过程中，爱斯特拉冈努力捧场，使得对话可以继续下去，弗拉季米尔则斥责对方欠缺沟通能力。爱斯特拉冈突然决定离开，但弗拉第米尔告诉他必须等到戈多来才行—这一对话贯穿全剧，反复出现。不幸的是，俩人无法确定他们是否在正确的地方，或是这是见戈多的好日子。他们只知道必须在树下等一个叫戈多的人，而此处确实有个没叶子的树。
爱斯特拉冈不一会就睡着了，醒来后，弗拉季米尔听他讲梦，烦不胜烦—这也在剧中重复出现。爱斯特拉冈想听老笑话，但弗拉季米尔起了头就收不了尾，结果一笑就肾疼，得跑去解手。之后，爱斯特拉冈提议俩人上吊，但俩人发现不好办，遂即放弃。爱斯特拉冈问若戈多来了，他会干什么，但弗拉第米尔的最好回答是“哦……没提出什么明确的要求。”当爱斯特拉冈说自己饿了，弗拉季米尔拿出胡萝卜，爱斯特拉冈大口咀嚼，并高呼无聊。
后台突然传出“一阵恐怖的喊声”，幸运儿手提重物，脖子被拴著绳子，傲慢好斗的主人波卓牵着他走上了台。主人向奴隶喊话，蔑称他是头“猪”，但对俩人态度还好。最初，俩人感到吃惊，以为波卓就是戈多。波卓休息，自己吃鸡喝酒，拒绝分享，最后将骨头扔在地上。爱斯特拉冈去捡骨头，这令弗拉第米尔十分尴尬，但波卓称这是给幸运儿的，因此爱斯特拉冈还得先问问。爱斯特拉冈试图与奴隶交流，但却无法得到回复，爱斯特拉冈便拿走了骨头。镇定后，弗拉第米尔突然对波卓的暴虐感到愤慨，但波卓对此无视，解释道自己打算卖掉幸运儿，此时奴隶开始哭泣。波卓拿出手绢，但当爱斯特拉冈打算为幸运儿抹眼泪时，幸运儿给了他一脚。波卓自言自己像是个受害人，而幸运儿倒是个施虐者。当他谢谢二人的陪同、加以美言后，爱斯特拉冈想乞讨要钱，但弗拉季米尔阻止了他。当波卓建议让幸运儿跳舞取乐，俩人同意。幸运儿跳舞，笨拙不堪。幸运儿的演讲是又臭又长意识流；这是全剧他唯一的一次说话。这个独白开始还有逻辑，但随后上文不接下文，废话连篇。弗拉季米尔抢走了幸运儿的帽子，幸运儿倒地，清醒后，波卓牵着他离开退场。

第二幕

天亮了，弗拉第米尔开始唱一首有关死狗的递归轮唱，但是两次忘记了歌词。和之前的一幕那样，爱斯特拉冈称昨晚在沟里被打了一顿，但没有明显的伤痕。弗拉季米尔注意到之前光秃秃的树上有了叶子，并尝试与爱斯特拉冈谈论昨天的事情，但爱斯特拉冈十分糊涂，只是依稀记得些许。弗拉季米尔胜利般地将幸运儿踢他的伤痕指给爱斯特拉冈看。此时，他注意到爱斯特拉冈没有穿靴子，却发现有一双靴子在旁边，但爱斯特拉冈坚持这不是自己的，不过试穿后却很合脚。由于没有胡萝卜，弗拉第米尔让爱斯特拉冈凭空瞎选。他唱催眠曲，让爱斯特拉冈入睡，并注意到更多的证据：幸运儿的帽子还在地上。俩人开始玩帽子后，和昨天一样开始等戈多，同时扮演波卓和幸运儿取乐，相互攻击、和好，试图拍戏—但遗憾的是无一成功。
波卓和幸运儿意外地再次出现，但绳子比之前的更短了，幸运儿现在领着波卓，很明显，波卓失明了。当他们到了后，波卓绊倒，二人摔倒。爱斯特拉冈看到这是复仇的好机会。他和弗拉季米尔辩论，没完没了。波卓要给他们钱，但四人都倒在地上，最后又站了起来。波卓称自己瞎了，幸运儿现在是哑巴。他称自己失去了时间概念，不记得之前见过面。波卓不再傲慢，而是谦虚、有洞察力，却有些绝望。他的临别词—后被弗拉季米尔扩充—优雅地概括了人类存在的短暂：“他们让新的生命诞生在坟墓上，光明只闪现了一刹那，跟着又是黑夜。”爱斯特拉冈在幸运儿和波卓离开后开始打瞌睡。
当爱斯特拉冈睡着时，弗拉季米尔遇见了同样的男孩，虽然弗拉季米尔觉得这可能是男孩的弟弟。此时，弗拉季米尔开始意识到自己经历与存在的循环：他甚至可以猜出男孩将会说些什么，包括戈多今天不来，但明天必定会来这话。弗拉季米尔开始有些明白，问男孩戈多胡子的颜色，告知它是白色的。冲动之下，弗拉季米尔撵走了男孩。爱斯特拉冈醒来，又把靴子脱了。他和弗拉季米尔又讨论上吊，试了试爱斯特拉冈的腰带，腰带断裂；爱斯特拉冈的裤子也系不上了。他们决定明天带一条更合适的绳子来，如果戈多不来，就自杀。俩人决定离开，但是谁也不愿意迈出第一步。

人物

贝克特克制自己，不对剧中人物做出过多评论。他曾经回忆起当拉尔夫·理查德森爵士“想要波卓的事情、地址和求职信... 我告诉他所有波卓的信息都在故事里，如果我知道更多的话就写更多，对其它人物也是如此。”

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

当贝克特开始写作时，对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他并没有什么清晰的想法。他们并没有在文中被称为流浪汉，但是在舞台上常常是这么穿着的。罗杰·布林称：“贝克特听到他们的声音，但他没有对我描述什么。他说：‘我唯一肯定的是他们穿圆顶高帽。’”“圆顶高帽在当时自然是男士‘社交礼仪必需品’，贝克特来自福克斯洛克，他父亲就常常戴这顶帽子。”
文中对两人没有物理描述；然而，文章显示弗拉季米尔可能比较重。帽子和其它搞笑形象让人联想到劳莱与哈台，他们有时在戏中扮演流浪汉。杰拉德·马斯特在《喜剧思想：喜剧和电影》称：“《等待戈多》中的传帽子游戏和幸运儿在丢失帽子时无法思考是贝克特对劳莱与哈台的两个明显衍生—— 是对精华的替代形式，对现实的遮掩。”贝克特也在小说《瓦特》(1953)中暗示了喜剧词汇，如健壮的灌木在某时被形容为“壮实的劳莱。”
弗拉季米尔在剧中绝大部分都是站着，而爱斯特拉冈多次坐下，甚至打瞌睡。“爱斯特拉冈迟钝，弗拉第米尔浮躁。”弗拉季米尔眼望天际，陷入深思。爱斯特拉冈“属于石头”，为俗世忙碌，如吃什么，怎么止疼；他是直接的，直觉的。他发现自己记性不好，但总能想起什么，；这是他的短期记忆，说明他可能患有阿兹海默氏症。阿尔·阿尔瓦雷茨写道：“可能爱斯特拉冈记性之所以差导致了他俩总在一起。他不停地忘记，弗拉季米尔不停地提醒；他们这样来打发日子。”他们在一起约有50年之久，但当波卓问起时，他们并没有提及年龄。至于弗拉季米尔，他的人生并不顺利，但相对来说他更有担当。“弗拉季米尔的痛苦主要是精神上的，他自愿与幸运儿交换帽子，这象征着他希望与别人交换想法。”
在整个剧中，俩人使用昵称“狄狄”和“戈戈”来称呼对方，小男孩则用“艾伯特先生”来称呼弗拉季米尔。贝克特起初打算叫爱斯特拉冈“里维”，但当波卓问起来时，他称自己是“Magrégor, André”并在法语费伯第一版中称“Catulle”，在美国版中成为“亚当”。贝克特的唯一解释是他“腻歪了Catullus”。
维维安·梅西尔形容《等待戈多》“达到了理论所不能的成就——戏剧一事无成，但依然能把观众钉在座位上。不但如此，由于第二幕不过是第一幕的改版，他把一事无成的戏剧写了两遍。”梅西尔有一次问贝克特关于俩人使用的语言：“对我来说... 他让狄狄和戈戈听起来像是拿了博士学位似的(Didi、Gogo与PhD相似)。‘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拿呢？’他回复道。”很明显，他们知道好日子，如去埃菲尔铁塔游玩，去罗纳河收葡萄。在第一次演出时，贝克特看见俩人“与其说衣衫褴褛，不如说死要面子... 弗拉第米尔至少还能起反感... 当爱斯特拉冈捡鸡骨头讨钱，注意礼仪问题。”

波卓和幸运儿

虽然贝克特拒绝给出人物的背景，但演员们对他们的动机颇有兴趣。让·马丁有个朋友当医生，叫马萨·高迪尔，在萨培特里医院工作，他告诉她：“‘听着，马萨，我能从文中的声调中得到什么样的心理解释呢？’[她]回到：‘嗯，看看得帕金森病的人吧，这是个好点子。’我便向她问起疾病来... 她解释道，疾病以颤抖开始，并越来越明显，知道病人每句话都颤抖。于是我说：‘这个声音正是我所需要的。’”“山姆和罗杰对此并不信服，但也没反对。”当他向贝克特解释，自己扮演的幸运儿得了帕金森病，贝克特说：“‘好的，当然了。’他曾经顺便说起自己的母亲也得过帕金森，但很快就聊起别的事情了。”当贝克特问起幸运儿的得名时，他回答：“我认为他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没有任何期望...”
对于“波卓和幸运儿是狄狄和戈戈的简单放大”一说依然在争议中，而他们的关系很不平衡。然而，波卓的掌控可以看出是表面性的；“仔细来看，很明显幸运儿在两者中更具影响力，他跳舞，更重要的，思想 – 不是以仆人的方式，而是弥补波卓的空虚：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波卓。由此，从两人组的第一次出现，真正的奴隶总是波卓。”波卓认为幸运儿给予他文化、雅致、思维。他的言辞是死记硬背的。波卓的“文娱节目”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他的记忆失败时，他发现已经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继续走下去了。
除了波卓要去卖掉奴隶以外，我们对其它一无所知。波卓酷似大地主，善于虐待，自以为是。他的烟斗是由卡普和彼得逊公司做的，后者是都柏林最好的烟草公司，他称其为“石楠”，但爱斯特拉冈称之为陶制短柄烟斗，显示出俩人社会地位的差异。他承认自己记性差，但这是由于由来已久的聚精会神。“人物波卓必须给予更多补偿。这就是为什么他做的过分... 而这是由于内心的不安全感所致。这些是贝克特说的，用了心理学词汇。”
波卓用极长的绳子控制幸运儿，对他又拖又拽，好像幸运儿太慢了。幸运儿是波卓卑躬屈膝的奴隶，他唯命是从，毫无异议，像“狗一样的忠诚”。他努力地提着沉重的提包，没有想过要放下它。幸运儿在戏中只开过一次口，是波卓命令他为爱斯特拉冈和弗拉第米尔“思考”。波卓和幸运儿在一起已经有六十年之久，他俩的关系逐渐恶化。幸运儿在智力上高人一等，但随着时间推移，成为轻蔑的对象：他的“思考”是对智力思辨的讽刺，他的“舞蹈”十分难看。虽然在波卓手下受尽苦头，但幸运儿依然忠诚。在第二幕中，波卓瞎了，需要由幸运儿牵着走，而不是牵着幸运儿，幸运儿依然忠诚，没有试图逃跑；他们之间的关系大于绳索，正如狄狄、戈戈与戈多之间的关系。贝克特对导演亚伦·施耐德的建议是：“波卓有些轻度躁狂，演他的唯一方法使将他演疯。
“在他的英语译文中... 贝克特建议尽量保持法语氛围，以便让幸运儿代表所有英语名字和地点，就其名字，贝克特认为，暗示出了这种关系。”

小男孩

人物清单中只列出一个小男孩。
第一幕中的男孩是个当地人，告诉弗拉季米尔这是两人第一次相见。他告诉对方自己在昨天没有出现。小男孩确定他为戈多工作，是个牧山羊人。他的兄弟是个牧绵羊人，常被戈多打。戈多抚养他俩，让他们睡在干草棚中。
第二幕的男孩告诉弗拉第米尔昨天来的男孩不是他。他确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到来。当弗拉第米尔问起戈多时，男孩回到道“他什么也不做，先生。”我们从他那里得知戈多胡子是白色的，这只是可能，小男孩也不确定。男孩有个生病的弟弟，但没有证据显示他的弟弟出现在第一幕，或是之前出现的孩子。

戈多

就戈多的身份争议甚多。“当柯林·德克沃思直截了当地问贝克特波卓是否就是戈多，作者回答道：‘不是。正如文中所暗示的那样，这不对。’”“当罗杰·布林问他戈多是谁或代表什么时，贝克特回答从其自身上可以看出这是法语鞋子的俚语，godillot、godasse 因为鞋子在戏中十分重要。这是他给出最多的解释。”
“贝克特对彼得·沃德索普说他后悔给没出场的人起名‘戈多’，因为有关上帝的理论群起。”“我还告诉雷尔夫·理查德森如果我说的戈多是上帝的话，我会说这是上帝，不是戈多。这似乎令他十分失望。”据说，贝克特有一次曾经让步，“如果我再装作不知道‘戈多’的意思，那就太蠢了，有很多观点认为它是‘上帝’。但你必须记住—— 我是用法语写的，如果我这样写，那也是无意之举，根本没注意到。”（注意：法语中的上帝是'Dieu'）然而，“贝克特常常强调有种强烈的冲动影响着自己的笔头；他甚至说道‘写作时走神’”。
与其它贝克特的作品不同，戈多这个角色，在戏剧并中没有出现。

分析

剧情上几乎是重复的两幕戏，在每幕结束时都会出现一个自称是戈多派遣的，看上去有点胆怯的信童——他的牧羊人，通报说戈多的到达将继续推迟，但是他一定会到的。至少到了这个时候，等候者开始怀疑他们的处境是否毫无意义。但是他们还是不能解脱自己，就象下面几句多次重复的对话所强调的：
爱斯特拉冈: 算了，我们走吧！
弗拉季米尔：我们不能。

爱斯特拉冈：为什么不能？

弗拉季米尔：我们在等待戈多。

爱斯特拉冈：唉！
整整两幕长的戏，剧情等于是在原地踏步，毫无进展。为了“和恐怖的寂静保持距离”，两人讨论许多荒谬的话题，不断争执又重新和解。这些拙劣而无奈的表演，主要是想出一些游戏和练习来打发难熬的时间。例如讨论各种自杀的可能性。
即使后来同他的奴仆幸运儿（Lucky）一起，临时加入他们这个圈子的地主波卓（Pozzo），也不能改变这个状况。他不仅无助于搞清情况，而且反而增添了混乱。他故作一副恶霸相，对着他脖子上系着锁链、身负重荷的奴仆，就象对待一头蠢驴，来回使唤、故弄玄虚。波卓挥舞着鞭子，要求幸运儿（Lucky）“大声思考”，从而达到其表演的高潮。 用这种方式威逼出来的结果却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戏仿表演，用扭曲、夸张、可笑的方式，来回答一个人类普遍的问题：人间的苦难和上帝的全能和仁慈之间的关系。波卓和幸运儿这两个角色相互依存，就象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一样。他们向观众展示一出荒诞的戏中戏，就象老学究证明其高深莫测令常人无法理解的科学那样。
当他们俩第二天重新来到这里时，幸运儿成了哑巴，波卓则成了瞎子。主人这时必须由他的仆人牵着，再也想不起从前曾经见到过爱斯特拉冈或者弗拉季米尔，幸运儿和信童也失去了记忆。
剧中的所有人物体都现出人的这种需求，即尽管存在根本不定的而且最终是无法实现的幻觉，仍然希望会出现先知先觉的救世主或者其他的救星。贝克特让剧中人变得荒诞可笑而且同时还显得悲伤，他用这种方式把人的上述趋向作为一个问题摆在观众面前，并且采用漫画的方式对人物进行夸张特写。他运用无疾而终的剧情、原地打转的人物和使人几乎绝望的结尾——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那些典型的能使人乐观、富有信心地去面对人生的意义的征候。该剧同当代存在主义哲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堪称是五十年代法国荒诞剧的杰作之一。
“人的存在被看作一种介于生死之间的临界状态，该剧塑造的人物形象，坚守着等待时的那种永久失望的幻觉，或者在那种集悲剧和滑稽剧为一身的无能为力的状况下，遮掩着那种明确感受到的自身的存在正在消亡的感觉——这便是贝克特所有作品的核心所在。”在那种世界末日将临的各种场景不断往复过程中，以及在徒然地寻找如何幸存和消磨最终剩余时间的各种方式过程中，《等待戈多》这一剧作，展示了人的最终消逝。
贝克特始终拒绝解释他自己的作品。他也拒绝应答有关戈多是谁或者代表谁的各种猜测：“如果我知道谁是戈多，我就会在剧中告诉大家了。”文学界历来的释义都把《等待戈多》视作荒诞剧的最佳范例。有观点认为，该剧反映了存在主义的世界观，即因为世界是纯粹偶然而形成的，所以也没有原本的“生命的意义”，以此推断出也不存在人类的基本道德规范（宗教）。弗拉季米尔和爱斯特拉冈被看作是流浪汉，“他们作为‘隐喻的小丑’，代表了人类存在的无归宿性”。戈多（Godot）在此则被诠释为上帝（援引英文 God 和法文的指小词尾ot 相组合），人们总是徒劳地盼望他的到来。这点在弗拉第米尔身上尤其表现突出，剧中的这个角色反复地引用《圣经》，并且提醒人们要等待戈多，而爱斯特拉冈却会不断忘记戈多，要离开这个地方。 
塞尔维亚作家米奥德拉格·布拉托维奇（Miodrag Bulatović）间接地从道德哲学角度出发，把《等待戈多》解释定格成一出悲观的政治讽刺剧。在他的变形处理下，戈多出现了，并被当作贝克特原著的第3和第4幕。他要以此表示，如果救世主真的出现的话，会发生什么。他毫不留情地鞭挞了人的自私和牟权的典型特征。戈多在他的笔下出自于民众，是一个好心的面包师，尽管他供给人们“每天的食粮”，但是还是被判处死刑。
这种隐喻和小丑化处理有其双重性，这方面的例子有许多，尚·阿诺伊（Jean Anouilh）曾把《等待戈多》称之为“帕斯卡的思想由小丑来演绎”（Le sketch des Pensées de Pascal par les Fratellini）。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的外表，西服配礼帽，模仿了查理·卓别林的外观，从而达到一种“一对破落不堪的滑稽演员”的效果。作者萨缪尔·贝克特本人就认为扮演《劳莱与哈台》的史丹·劳瑞尔和奥利弗·哈迪这对演员是最理想的人选。
2008年，皮耶·特姆凯恩的观点继2004年在法国发表后传播到德国。按照他的说法，除了隐喻的手法外，这出两幕的剧作，也必须从历史的层面加以解读：根据法文版中的多处提示，特姆凯恩认为《等待戈多》表现了外国人和法国犹太人当时的处境，他们在1942至1943年逃入法国仅存的非占领区，然后必须借助于蛇头逃亡到Savoyen。他认为，弗拉第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就是来自巴黎的逃难犹太人，而戈多则是反抗组织的蛇头，但是未按照约定出现。
按照一则趣闻的说法，《等待戈多》一剧应该是在讲述环法自行车比赛中的故事，贝克特肯定在法国的某个地方看到过这样一个赛程。当时，所有的选手都已经经过了，他自己正想走，却发现有些观众仍在等待。于是他问道，你们在等什么，回答是，等待 Godeau！这个名叫Godeau 的人据说是比赛中最慢的选手。据估计，这一则故事纯属传说，因为环法自行车比赛中从未有过叫这个名字的选手。
据说贝克特自己曾经说过，戈多这个名字来源于法语口语中的鞋子这个词。按照这种诠释的说法，人们可以把剧中爱斯特拉冈脚上的鞋子问题联系起来：爱斯特拉冈总是在捣鼓他那不合脚的鞋子，第2幕中他甚至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
另有一种说法是，戈多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一个人物，他在五幕剧《创造者》（Le Faiseur）扮演着一个重要脚色，但是也是从未出场露面过。 
与贝克特同期的人把戈多这个人物看作戴高乐的化身，在当时那种政治局势下，人们也曾经在巴黎类似地等待过他，就象在剧中等待戈多那样。但是学院派的研究结果却无法接受这种对不久前发生的历史的解释。这种观点只要被提及，便会遭到驳回。
《等待戈多》中，两个像流浪汉的家伙自始至终在等待一个名叫戈多的人。他们穷愁潦倒，希望戈多的出现能使他们得救。然而戈多自始自终也没有出现。 　　那么，戈多究竟是谁呢？ 　　有人说，戈多（Godort）就是上帝（God），《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这个法文剧名，看来是暗指西蒙娜·韦尔的《等待上帝》（Attent de Dieu）一书；有人说，戈多象征“死亡”；有人说，剧中人波卓就是戈多；有人说，戈多是巴尔扎克剧作《自命不凡的人》里一个在剧中从不出现的人物“戈杜”（Godeau），有人甚至说，戈多就是一位著名的摩托车运动员……于是有人问作者，贝克特两手一摊，苦笑一声：“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无论贝克特是在故弄玄虚，还是他真不知道，这一回答正好道出了该剧的真实含义，即人对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无论戈多将会是谁，从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他的到来，将会给剧中人带来希望，戈多是不幸的人对于未来生活的呼唤和向往。是当今社会人们对明天某种指望的代表，象征着“希望”、“憧憬”。 　　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观众是1400名囚犯。演出之前，演员们和导演忧心忡忡，这一批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能不能看懂《等待戈多》呢？出人意料的是，它竟然立即被囚犯观众所理解，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一个犯人说：“戈多就是社会。”另一个犯人说：“他就是局外人。”这以后，无田无地的阿尔及利亚农民，把戈多看作是已许诺却没有实现的土地改革；而具有被别国奴役的不幸历史的波兰观众，把戈多作为他们得不到民族自由和独立的象征。人们终于恍然大悟：“戈多”原来是那“口惠而实不至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