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論戰

台湾意识论战是1983年至1984年间主张台湾本土意识及台湾独立的台湾知识分子及政治运动人士通过党外杂志进行的一场思想论战，主题在于台湾人应抱持怎样的国族认同。由于台湾当时仍处于威权统治时期，长期的中国民族主义观念与政治神话也根深柢固，赞成台湾意识的一方不敢或不能直接举起“台湾意识”或“国族认同”的旗帜，所以论战是以所谓“台湾结”对“中国结”的形式展开，因此该论战又被称为“台湾结与中国结论战”。这场论战使文学运动与政治运动更紧密结合，台湾意识成为公开话题，打开了国族认同的思想与言论禁区，并为日后台湾独立的理论论述及运动开展创造了空间。

论战的背景

“台湾意识论战”被视为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及1980年代初期“文学界南北派争议”的延续。
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台湾本土论”和“左翼中国民族主义”基本上是结盟在一起对抗“右翼中国民族主义”及“现代化论”所共同代表的官方意识型态。尽管“台湾本土论”和“左翼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乡土文学论战”中已有某种程度的浮现，但在当时中国国民党威权独裁统治及政治灌输下，“台湾本土论”一直只能隐而不显或处于混沌状态，而寄身于“中国认同”的符码之下。
1979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与美国正式断交，同年12月发生“美丽岛事件”，都震撼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心灵。
1980年代初期，台湾文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台湾文学如何定位”的“文学界南北派争议”。争论是由1981年詹宏志的文章《两种文学心灵》引爆。他在文中提出台湾文学未来在中国文学中的定位问题，并藉小说家东年之口，以假设性的口吻这样回答：“这一切，在将来，都只能算是边疆文学”（詹宏志1981，31）。这种悲观并将台湾文学视为中国文学边缘一支的观念引来不满者的强烈批评，并进而造成赞成与反对者间的一场论战，文学界的南北派也正式成形（池焕德1997，48）。
在“文学界南北派争议”中，“台湾本土论”的支持者虽然找到一个暂时的出口抒发，但并未能畅所欲言，因为问题的核心已涉及论战参与者在国族认同之政治立场的差异，非仅限于文学定位的不同立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直隐忍的台湾立场论者，经历这些剧变及争论后已渐成熟并积蓄相当的能量，俟时就会爆发。

论战的导火线

1983年6月4日，“侯德健事件”发生震惊台湾，论战也正式在台湾岛内的党外运动阵营中爆发出来，包括当时党外左、右翼的杂志，如《生根周刊》（后被查禁而改名《台湾年代》）、《前进周刊》、《夏潮论坛》等，都相继投入这块当时的思想禁区竞逐。
侯德健是当时台湾流行乐坛的创作者，以一首《龙的传人》成为知名的歌手。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它所表达的是“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虽不曾听见黄河壮，澎湃汹涌在梦里”。龙的传人在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后，侯德健在1983年6月4日自香港秘密进入中国大陆，并传将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而当时海峡两岸仍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并不允许民众互访。“侯德健事件”使台湾政府颜面尽失，亦震惊台湾社会，引起广泛的讨论。

论战的展开和过程

在侯德健由香港进入中国大陆后，属于党外统派的《前进周刊》最先报导了这个消息。同时，该杂志也刊出了杨祖珺对此事件的评论，她认为侯德健只是“在政治夹缝中寻求‘中国人’三个字代表的意义”。而龙的传人代表的只是“侯德健在学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是他揣测、希望、担忧的中国”（池焕德1997，56）。
陈映真和林世民随后分别在《前进周刊》上发表了两篇立场迥异的文章。
陈映真说，龙的传人在台湾广泛流行，并不是一些人所嘲弄的“空想汉族主义”一词所能解释，“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陈映真 1985，33）。陈映真认为指责这首歌的人是“轻狂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陈映真 1985，35），他们业经资本主义不断洗脑，政治判断上带有“严重小儿病”，以至于急着否定自己的“父祖之国”。侯德健之所以会跑到大陆去，“是去看一看长久奔流在他血液中的，在梦中神游，并且倾听其澎湃和汹涌，经数千年历史和文化所形成的父祖之国”（陈映真 1985，37）。
林世民认为侯德健在中国大陆依然找不到那条龙。他表示，“他（侯德健）大陆可以找到的，只是没有生命的长江，只是没有生命的山川与古墓。假使他在自己生长的乡土找不到那条活生生的龙，他还能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池焕德1997，56）。显然对林世民而言，他认为唯有认同于自己生长的地方——台湾，才是侯德健应该走的方向。这也是林世民台湾立场的显现。
叶阿明则在《生根周刊》论证台湾意识是动态的，今日没有不见得明日不会有。（叶阿明 1983）
在《夏潮论坛》于1984年3月推出批判台湾结的专题，以及《台湾年代》稍后制作的专辑出版后，这场论战在表面上大致画下休止符。
然而台湾岛内关于台湾意识和中国意识的论战并未就此结束，主要的争议基本上在于“台湾意识的有无”及“如何定位台湾意识”两个问题上。透过彼此间的往来批判，台湾本土论者逐渐冲破言论的禁忌，也进一步锤炼他们台湾认同的理论体系。他们或者主张我们必须先认同生存之所在，而宣称“我的中国是台湾”（梁景峰 1985）；或者批评陈映真贬台湾意识而褒中国意识的双重标准（蔡义敏 1985）；或者从下层结构的经济社会现实，来论证台湾意识之现实基础的存在，并且也是“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陈树鸿 1985）；或者干脆直接喊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台湾年代1985）。以陈树鸿的论点为例，他认为在经过资本主义的洗礼后，台湾已成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社会经济体。所谓的台湾意识是由这个共同体所彰显出来的，所以台湾意识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而且也绝非狭隘的、带有排他性的省籍意识。接着他将台湾意识等同于其他殖民地所发展出来的民族意识，于是“台湾”在其论说中取得民族的地位而与“中国”对等。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政治圈，这个题目仍一直是热门议题，可以说到今天都还未真正结束。

论战的影响

这场论战在“台湾意识”及台湾独立运动的发展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之前，由于国民党对言论自由的钳制以及对思想的教化，反对人士不敢公开宣扬“以台湾作为思考中心”的政治主张。然而，“台湾意识论战”的展开，将这个长久以来的思想言论禁忌打破，并提出一个不同于官方版本之中国民族主义的另类国家认同，为日后台湾独立言论的公开打下基础。陈芳明表示，“战后三十年来，还未有过一场论战能够如此放胆触探思想的禁区，使台湾政治运动与文学运动的本土精神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施敏辉 1985，1）。池焕德也这样认为，“发生在党外杂志上的中国结/台湾结论战，是在国民党统治下首次在意见领域讨论‘中国’、‘台湾’的意涵与定位，也公开地就国/省（地方）基本区隔进行辩论。论战中的台湾意识论者破天荒地挑战了这个基本区隔，而这个挑战也象征着国民党政权下的国族认同符号系统已经正式地进入了转型期”（池焕德1997，48）……“（这场论战）象征着正统中国论受到了台湾意识者的根本挑战”（池焕德1997，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