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達儒

早年生活

陈达儒生于台湾日治时期台北艋舺清水祖师庙附近。除了接受“公学校”的日文教育外，父亲还安排他到私塾修习汉文。在当时的学校里面，台湾子弟如果以台语交谈而被日本老师发现的话，轻者痛斥一番，重者便是以巴掌击面惩罚。少年时期的陈达儒便对台语如此遭到欺辱而感到深深的不平，于是他便下定决心利用晚上不断研习汉文，前后长达三年的时间。

加入古伦美亚

1930年代的台湾，在日本人所经营之古伦美亚唱片公司的积极提倡与主导之下，台语流行歌曲已经逐渐有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因此，博友乐、泰平、胜利唱片等其他公司，也有了在流行音乐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的雄心。1935年，当时的胜利唱片公司聘请了毕业于东京上野音乐学校（今东京艺术大学前身）的“台湾新音乐之父”张福兴主持文艺部，另外更邀集了当时已由医学院毕业、有“歌人医师”之称的林清月担任歌词创作和遴选工作。由于他们所征集的歌词略嫌不合时宜，所以所制作发行的唱片，仍迟迟无法和古伦美亚唱片公司所推出的作品相比。为此，文艺部开会检讨而企图挽回颓势，于是张福兴便推荐当时正居住在他家对面的陈达儒，而且频频肯定陈达儒的文笔。
于是当时年仅19岁的陈达儒就在张福兴的鼓励下，首次写下了〈女儿经〉、〈夜来香〉……等约五首歌词。林清月医师经过仔细审核之后，认为这位年轻人的遣词用字已然拥有大师风格，于是便陆续采用，并分别交由苏桐、陈秋霖两人进行谱曲工作。灌录成唱片发行之后，市场反映果然相当不错。至1936年，陈达儒的歌词创作数量，几乎已经囊括了胜利唱片三分之二以上的曲目，成为当时胜利唱片视若瑰宝的台柱人物。
不管是描述怀春少女心声的〈白牡丹〉、恋情绵绵的〈青春岭〉、含情脉脉的〈日日春〉，甚至是幽怨凄清的〈双雁影〉、〈送出帆〉、悲戚悱恻的〈心酸酸〉、〈悲恋的酒杯〉……等等，这些歌曲都在当时的台湾造成一阵轰动。几乎令人不可置信的是，当时的陈达儒才20岁而已。
与陈达儒合作过的作曲家相当多，除了苏桐之外，还有吴成家谱曲的〈阮不知啦〉、〈心茫茫〉、〈港边惜别〉，陈秋霖谱曲的〈白牡丹〉、〈满山春色〉、〈中山北路行七摆〉，郭玉兰的〈南都夜曲〉等。他们的合作虽然造就了台湾创作歌谣的荣景，却也让日本政府倍感压力。

失业及担任警察

1938年，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日本台湾总督府对台湾的统治，也愈发严苛。由于对皇民化运动的积极推动，日本政府强迫台湾人讲日本话、穿日本衫。唱片业者也因为受到战争影响而纷纷歇业。这些靠写歌糊口的人，生活无著，只好各寻出路。苏桐背起洋琴，跟着卖药团四处卖药表演维生。陈达儒则全家疏散到坪林，并决定进入“总督府警察官司狱官练习所”就读。从警校毕业后，陈达儒被分配到乡下当警察，一直到二二八事件后，才辞去警察的职务，一生未再复职。

战后发展

二次大战结束后，百业萧条，做为一个文人，想找工作谈何容易，一家人的生活却不能弃之不顾，陈达儒只好重操旧业，再提笔写歌词。当时歌曲的流传，要靠广播电台的放送、与歌星在各地庙埕、广场卖唱。陈达儒以“新台湾歌谣社”的名义发行歌本，委请苏桐、陈水柳等老友，或随卖药团，或随歌舞团，在台湾各地弹唱，推销这些歌仔簿。前后共出版十余本，收入虽然有限，倒也过得心安理得。
1950年代，台语歌谣已经慢慢走向下坡。归纳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民政府全力推行北京话，华语歌曲逐渐垄断唱片市场。另一方面，大多数日治时代的台湾歌谣，也被政府当局认为曲调过于悲伤，而被下令禁止在传播媒体上播出。眼见台湾歌谣已被压制得无力回天，陈达儒在1954年以后作品就锐减，最后弃歌从商，服务于食品业，先后担任过味全食品经理、味王高级顾问、味新公司副总经理，最后在珍丰文祥食品厂（子母牌婴儿食品制造商）关系企业珍丰冷冻公司副总经理职位上退休，在企业经营上，发挥另一项长才。
1989年，中华民国新闻局主办的首届金曲奖颁发“特别奖”给陈达儒，对他在台湾歌谣界的贡献，给予最高的敬意和肯定。
1992年，陈达儒因癌症病逝于马偕纪念医院台北院区，享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