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車大遷徙

牛车大迁徙（南非语：Die Groot Trek，荷兰语：De Grote Trek，英语：The Great Trek）是指南非的荷兰语定居者向东部地方迁移，他们从1836年开始在开普殖民地乘坐火车前往现代南非的内陆，寻求脱离在开普的英国殖民统治。开普的原始欧洲定居者（统称为布尔人）和大英帝国的农村后裔之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了牛车大迁徙。这也反映了个别布尔人社区越来越希望从开普敦发展中的行政复杂性中寻求孤立主义和半游牧生活方式的趋势。参加牛车大迁徙的布尔人认为自己是“先民”（voortrekkers），在荷兰语和南非语中意思是“开拓者”、“探路者”。
牛车大迁徙直接促使几个自治的布尔共和国建立起来，即南非共和国（也简称为德兰士瓦）、奥兰治自由邦和纳塔利亚共和国。这些国家是导致北恩德贝莱人流离失所的原因，也是影响祖鲁王国衰落和崩溃的几个决定性因素之一。

背景

欧洲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支持下首先在好望角定居，该公司于1652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补给站，为其向外的船队提供新鲜的食物和港口，亦能供船员在从欧洲到亚洲的漫长海上旅程中休憩。东印度公司前任雇员在服务合同结束后留在荷属开普殖民地境内，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开普敦已经成为拥有大量“自由人”（vrijlieden）的地区。由于当时开普敦定居点的主要目的是为荷兰船只提供库存，因此东印度公司在种植谷物的条件下为其雇员提供农田补助，并将其从合同中解除以节省他们的工资。“自由公民”获得了12年的免税资格，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种子和农具。他们是已婚的荷兰公民，东印度公司视其具备“良好品格”，而且他们承诺在非洲大陆度过至少二十年的时间。为了反映东印度公司工作人员多民族的性质，一些德国士兵和水手也拥有“自由公民”身份，而且1688年荷兰政府更赞助在开普敦重新安置一百多名法国胡格诺派难民。结果到1691年，殖民地内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口都不是荷兰人。然而，透过通婚，欧洲人口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同化，并且他们几乎普遍采用荷兰语。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分裂更有可能发生；从广义上讲，开普殖民者分为直接在边境定居的贫穷农民布尔人，以及更加富裕、主要生活城市内的开普荷兰人。
继法兰德斯运动和阿姆斯特丹的巴达维亚革命之后，法国在荷兰土地上协助建立了亲法国家巴达维亚共和国。这等于开放了开普给法国军舰。为了保护自己繁荣的海上航线，英国以武力占领了刚刚起步的殖民地直到1803年。从1806年到1814年，开普成为英国的军事依赖，其对皇家海军的唯一重要性是开普与印度海上交通的战略关系。由于《巴黎条约》，英国在1815年左右正式承担开普殖民地永久性的行政控制权。

原因

在英国开始统治时，开普殖民地占地100,000平方英里（260,000平方公里），约有26,720名欧洲人后裔居住，其中相对多数人来自荷兰。只有四分之一以上是德国血统，大约六分之一是法国胡格诺派的后裔，尽管当中大多数人自1750年左右开始讲法语。定居者拥有30,000名非洲与亚洲奴隶，以及大约17,000名土著科伊桑人。定居者－尤其是布尔人与新政府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英国当局坚决反对布尔人对奴隶的所有权，以及他们对土著人民过分严厉的待遇。
英国政府坚持要求开普敦通过自行征税来资助自己的事务，这种做法对开普敦的布尔人和荷兰商人来说都是陌生的。1815年，一名白人农民因涉嫌殴打他的一名仆人而遭到有争议的逮捕，并导致屠夫峡谷叛乱失败。英国人起诉了至少五名布尔人起义来进行报复。1828年，开普殖民地总督宣布，除了奴隶外的所有当地居民，在安全和财产所有权方面，与定居者平等地拥有“公民”的权利。这使殖民地内白人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在1820年代末和1830年代初期，在官方强制执行英语的情况下，布尔人对英国行政人员的怨恨持续增长。英语取代了荷兰语作为开普敦司法和政治体系中使用的语言，使布尔人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大多数布尔人很少说英语甚至不说英语。
1834年，所有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决定放大了英国对布尔人的疏远。在开普殖民地总督登记的所有35,000名奴隶都将被释放，并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主人可以保留他们作为学徒直到1838年。许多布尔人，尤其是那些从事粮食和葡萄酒生产的人，都依赖奴隶劳动；例如当时在斯泰伦博斯附近的94％白人农民拥有奴隶，他们的奴隶规模大小与他们的产量息息相关。英国政府有提供补偿，但必须在伦敦才能收到付款，当时很少布尔人拥有这笔旅行的资金。
对于布尔人认为英国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毫无根据的侵扰，布尔人社区的一些人开始考虑出售他们的农场，并深入南非未探索的内陆，进一步抢占土地以完全独立于英国统治。其他人－尤其是一群追求半游牧牧业活动的游牧布尔人，对英国政府明显不愿意或无法将开普殖民地的边界向东扩展，并为他们提供更多优质牧场和经济机会感到沮丧。他们决定独自迁徙到殖民地的边界。

异议

尽管英国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阻止牛车大迁徙，但英国仍然对这一运动持怀疑态度。英国政府最初表示，需要进行费用高昂的军事干预他们遇到的布尔人移民和班图人之间在非洲南部内陆地区的冲突。然而，开普当局还认为不值得直接承担追捕定居者，并试图对那些故意舍弃他们的人施加“不受欢迎”治理制度中所付出的人力物力成本与风险。一些官员担心布尔人肯定会遇到的部落是否会被他们奴役或以其他方式沦为赤贫状态。
牛车大迁徙在定居者中也不是普遍受欢迎的。大约12,000人参与了迁移，这人数大约只占当时殖民地内五分之一的荷兰语白人。大部分布尔人所属的荷兰归正教会表明拒绝支持牛车大迁徙。尽管他们对英国人充满敌意，但亦有些布尔人自愿选择留在开普殖民地。
就其本身而言，独特的开普荷兰人社区接受了英国统治；其中许多人甚至认为自己是忠诚的英国人，对英国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而开普荷兰人的城市化程度也更高，因此不太可能容易像在农村的布尔人那样遭受相同的不满和考虑。

探索迁徙到纳塔尔

1832年1月，安德鲁·史密斯博士（英国人）和威廉·伯格（布尔人农民）将纳塔尔视为潜在的解决方法。在回到开普之后，史密斯非常热情，而伯格对影响布尔人的讨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伯格声称纳塔尔是一片农业品质优良、灌溉良好，而且几乎没有居民的土地。
1834年6月，埃滕哈赫和格拉罕镇的布尔领导人讨论成立一个Kommissietrek或“迁徙委员会”来访问纳塔尔，并评估其作为开普布尔人的新家园的潜力，他们不再对英国在开普敦的统治抱有幻想。彼得·乌伊斯被选为迁徙领袖。1834年8月初，扬·格里森从格拉夫-里内特出发前往220公里外的格拉罕镇，为期三周。1834年8月下旬，扬·班杰斯到达格拉罕镇，与乌伊斯接触并作出介绍。
1834年6月，扬·格里森·班杰斯在格拉夫-里内特听说探索迁徙到纳塔尔港，在父亲伯纳德·路易斯·班杰斯的鼓励下，他向乌伊斯表示有参与这次伟大探险的兴趣。班杰斯希望帮助重建布尔人相对于荷兰人的独立性，并摆脱在开普的英国法律。班杰斯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能说流利的荷兰语和英语，在该地区广为人知。由于这些能力，乌伊斯邀请班杰斯加入他。随着旅程的展开，班杰斯的写作技巧在记录事件时是非常重要的。
1834年9月8日，包括二十名男子、一名女子和一名有色人随从的Kommissietrek，分别乘坐14辆马车从格拉罕镇出发前往纳塔尔。他们穿过东开普省，受到与邻近祖鲁国王丁冈·辛赞格科纳有争议的科萨人欢迎，他们毫发无伤地进入了纳塔尔。
迁徙避开了沿海路线，保持在较为平坦地形的内陆里移动。Kommissietrek从东格里夸兰和伊索波穿过姆塔姆乌那河和乌姆科马斯河的上游区域前往纳塔尔港。由于地形崎岖，加上夏季的雨量使许多河流的水位达到最大值，导致旅途缓慢。需要几天才能找到最适合的道路。最后，经过数周令人难以置信的辛劳后，一小群人穿过康格拉河和沿海森林进入海湾地区，并抵达纳塔尔港。他们从格拉罕镇出发，总行程约650公里。这次旅程使用行驶缓慢的牛车，需要大约5个月至6个月才能抵达。他们尚未发现通过肯尔肯恩伯格来进入纳塔尔德拉肯斯堡的路线。
经过漫长而疲惫不堪的旅程后，他们于1835年2月抵达纳塔尔港闷热的海湾。在那里，如詹姆斯·科里斯等少数英国猎人和象牙交易员很快便对迁徙张开双臂欢迎，英国皇家海军舰船Clinker的前指挥官——半无效牧师艾伦·弗朗西斯·加德纳决定在此开设一个宣教站。在布尔人与英国双方进行交流后，该一群人决心定居并邀请迪克·金成为他们的向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