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稠子遺址

牛稠子遗址是台湾南部重要的遗址之一，该遗址位于台南台地东南侧、台糖虎山农场虎子山四周，恰在原虎山路、文华路二段交会处四周之区域。现今隶属于台南市仁德区成功里(朱正宜2012：4)。该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牛稠子文化晚期类型。

遗址发现及挖掘过程

牛稠子遗址发现于日治时期1938年4月由车路墘糖厂(今仁德糖厂)职员萩原直哉于糖厂宿舍北侧约500米之东侧斜坡处发现，其后萩原氏与当时台南第一高等教师国分直一、翁长林正再次调查确认(国分直一等，1938) 。从日治时期至国民政府迁台后，牛稠子遗址经历了地表调查和各项试掘计划。由不同的单位负责，但都缺少整合性的调查研究，以近期2013年的牛稠子范围、内涵调查研究及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计划，最为全面且详细厘清牛稠子遗址的相关文化内涵及文化类缘。1960年林朝棨先生针对西南平原地区进行贝冢调查、1975年宋文薰先生等地表调查、1976、1991年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试掘、1980年全省重要史迹勘查与整修建议─考古遗址与旧社部分调查、1992年台湾地区重要考古遗址初步评估第一阶段研究计划、2012年仁德文华二段与2号计划道路叉口牛稠子遗址抢救计划、2013年牛稠子范围、内涵调查研究及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计划等，而总发掘面积至今共约569.5平方米(朱正宜2012：33-39)。

发现遗址

牛稠子遗址发现于日治时期1938年4月由车路墘糖厂(今仁德糖厂)职员萩原直哉，于糖厂宿舍北侧约500米之东侧斜坡处发现，其后萩原氏与当时台南第一高等教师国分直一、翁长林正再次调查确认(国分直一等，1938)

1938~1945年调查工作

日籍学者曾多次前往本遗址调查，发现各式考古遗留，其中自然遗物方面主要为贝壳，种属见有长牡蛎、角毛蚶、歪帘蛤等(国分直一，1962)；而文化遗物则包括：打制、磨制石斧、石刀、石镞，与绳纹陶、素面陶陶片)、栉目纹陶及其他陶装饰品(国分直一，1941，1962，1981)。由于遗址出土遗留丰富多样，因此多项标本皆引起国分直一等学者的注意，包括：
(1)贝轮渔具
国分直一调查时，曾于遗址发现壳顶被敲击成圆孔之角毛蚶（Anadana
cornea）轮状标本，国分以民族志材料（台南下鲲鯓）为类比，认为其是作为渔网上之渔具（wara）（国分直一，1981：251-256）。
(2)橄榄石玄武岩石材
国分直一初次调查本遗址时，初步辨识石器之材质为风化砂岩(国分直
一，1938)，后经地质学家丹桂之助协助显微观察，确定为橄榄石玄武岩，后续西海岸中南部多处绳纹红陶时期遗址出土相同材质的石器，而国分直一依澎湖地区良文港等遗址出土相类似形制的绳纹陶片而认为其材料可能是来自于澎湖(国分直一，1943；1981)。
(3)有肩石斧及靴形器
国分直一先生在讨论有肩石斧及靴形石器的来源时，曾述及牛稠子遗址出土带直角肩之不对称弧刃端刃器，并认为这一类石器主要是如同汉人所使用之“草桠”，属于除草工具。另一方面，国分直一认为虽然有肩石斧、有段石锛、靴形石器等带有大陆南方要素(中南半岛)色彩，但其分布北界可以至华北、东北、日本一带，因此比较可能是与中国东南一带之史前文化有直接关联(金关丈夫、国分直一著；谭继山译，1990)。
(4)石刀
相对于有肩石斧、靴形石器等具有大陆南方要素，大陆北方要素如石刀、彩陶、黑陶等也可在牛稠子等台湾西海岸遗址发现，另一方面，台湾也存在一些北方要素，如彩陶、黑陶、石刀等，国分并认为台湾同时存在南北要素的现象与大陆东南方相同，因此认为两者具有高度的文化相关性。
(5)贝冢
国分直一同时也是最早利用考古遗址中贝冢分布来讨论地史变迁的学者，依宋文薰先生所撰述(宋文薰,1980)以及国分直一先生后来回日所发表之文章(国分直一，1962、1981)可知，国分借由台南台地周缘遗址所在海拔高度的分布，将当地遗址划分成四期，依其年代先后分别为：绳席纹赤褐色陶器、栉目纹黑陶、赤褐色素面陶以及中国陶瓷的进入。其中位处最高之牛稠子遗址即属绳席纹赤褐色陶器期。

试掘计划

1970年代起，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教授黄士强先生为进行台湾西南部平原的史前文化层序探讨，因此选择此一地区之重要遗址做为该系考古田野实习之地点。其中1976年2月台湾大学六十四学年度三年级同学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实习课的实习，以牛稠子遗址作为上课试掘地点，为此遗址较有系统、深入的发掘，并有短文发表(刘益昌，1977)。
发掘过程中，计发现有贝冢(疑为灰坑内之贝类丛集)、人骨遗骸等现象。出土遗留中，石器包括：磨制石斧(舌形弧刃及斜刃)、打制石斧、磨制石锛、磨制石刀、砥石、网坠等遗物；陶器则见有红褐色素面陶以及绳纹陶两大类以及为数不多之黑陶。器形见有罐形器及钵盆形器两类，并见有圈足等附件。除容器外，另外发现陶环、纺轮等(刘益昌，1977)。除发掘所得外，另于地表调查也采集到巴图型大型石犁(陈春木，1977；刘益昌，1977)。
1991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考古田野方法与实习”课程仍由黄士强教授担任，并再度选定本遗址进行田野实习发掘，发掘工作自1991年1月26日起，至2月4日结束，参与人员除修习该课之学生20名外，另有助教陈怡君小姐、李德仁先生(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计划助理)、陈有贝先生(当时任黄士强先生助理)等。共计进行13处2×3米探坑之发掘，发掘面积78平方米。出土现象包括近代汉人墓葬遗骸等现象。而遗物则同样以红褐色泥质陶、红褐色夹砂陶及绳纹陶为主，另见少数灰黑陶。陶器主要以陶容器残片为大宗，见罐、钵形器口部，偶见把手、圈足等附件。另外尚有陶盖、纺轮等。石器则有打制石斧、磨制石斧、大型石犁、石锥、石刀、箭头、砥石、网坠、玉环等，之后李德仁并以其资料完成硕士论文(李德仁，1992：12)。

台南县仁德乡牛稠子遗址试掘报告

牛稠子文化恰位于南部地区史前文化中期阶段，可说是居于承先启后的地位。而就此次遗址发掘的遗物分析来看，和以往学者的看法并无太大的差异。在生计模式部分，此次遗址发掘到的生计工具数量、型式较少，属于农耕活动的生计工具占较多数，可推测当时生业以农业活动为主，渔猎为辅。遗址本身系以红褐色陶为主。但据陶片切片分析，泥质与夹砂质陶某些方面又表现相当的一致。陶器在器形上，各类陶的分析上看，并无明显区别，皆以罐、钵为主，未见有鼎、豆、瓶形器等。质地上的区别在遗址中分布有较明显的不同，以夹砂陶类为主流，少数的泥质陶，质陶，是否代表功能的区分，则并未有较明确的证据(李德仁1992：52)。
从石器类型和其质地的关系来看，牛稠子遗址在石材的选用上，以外来居多数，且和功能使用上有相当大的相关性。农猎具多以外来石器制作为主，渔具、砥石类则在遗址附近采石制作。制作方法主要可分为磨制与打制，遗址石器群系以磨制为主，除网坠外，少见有打制石器。石器数量不多，分布在遗址中的情形不均。狩猎和捕鱼用具出现很少，而以农具、木工用具较占多数，很可能牛稠子遗址系以农业为主要生业，而渔猎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聚落型态，因遗址位于台南台地东南缘，可见其选择聚落位置的因素主要为：淡水水源、农耕作地、海洋性或淡水性之动物性蛋白质等资源之取得易为其主要考量因素。从遗址的大小，文化层堆积厚度，可分为临时性和固定性的聚落两大类。由遗址面积可达0.2平方公里左右，及各探出陶土密度堆积来看，可推测当时的村落已有相当的规模，可能为较长期性的定居村落(李德仁1992：67-68)。

2013年牛稠子遗址范围、内涵调查研究及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计划

牛稠子遗址虽经多次调查、发掘，但历次之调查及试掘成果分散各处，而遗址范围之了解亦有未逮之处，因此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及资料统整，以便做为未来指定之参考依据。本次计划田野除地表调查外，另外也进行钻探及试掘。试掘工作于2012年1月7日开始，至1月23日结束，共计试掘了18 处1×1米探坑，试掘期间同步进行采土器之人工钻探，共计钻探120个地点。而出土之标本数共263件。除本次试掘材料整理之外，另外也与国立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合作，针对历次发掘材料进行汇整(朱正宜2012：1)。如将牛稠子遗址与台湾西南平原同期相关遗址比较，得出同质性之弧转近平敞矮口罐为绳纹红陶文化中最普遍的器型。但在各地区分化出不同类型，如锁港─牛稠子类型、垦丁─鹅銮鼻第三/四文化类型等。与大陆东南沿海相关考古文化比较，以地区进行分述，牛稠子文化也受到外来文化要素的传入。接着是异时限相关遗址类缘比较，大坌坑文化与牛稠子文化的传承，牛稠子文化与大湖文化的异同性等。最特别是其葬姿不同，牛稠子文化以头向南之仰身直肢葬为主；大湖文化头向北，早期的大湖类型也是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但头顶多以石块压覆(朱正宜，2012：183)。

主要出土器物

牛稠子遗址属于砂质堆积透水性佳，保存环境不佳，有机性遗物难以保存下来。惟一定年资料为1976年试掘所得之贝冢中之贝壳标本，测得的原始定年资料来为3525±70B.P.(黄士强、刘益昌，1980)偏牛稠子文化晚期。根据南科园区内的考古资料牛稠子文化大致可区分为锁港期(距今约4,200-3,800年)、以及牛稠子期(距今约3,800-3,300年) (臧振华等2006年)。另外牛稠子遗址的文化层平均厚约50公分，最后文化层可达100公分，相较于前时期大坌坑文化的遗址聚落规模更大，这显示了人群长期居住于此地。
牛稠子遗址的生态遗留多属于潮间带的贝种，因此可以推断遗址距离海岸线应不致太远。工具方面出土石器以开垦用斧锄形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石刀等收割用具。大量的打剥石片、磨石器等显示石器加工应是在当地进行。陶器工艺高度发展，质地主要以红褐色陶，大部分夹砂，少部分为泥质陶。橄榄石玄武岩制成的斧锄形器、犁形器的出土显示与澎湖之间有着密切的相关性(朱正宜2012：16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