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百合學運

事件背景

1980年代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就历经剧烈的变动。经过解严、解除报禁和党禁后，民间活力四起、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台湾各地弥漫着一种骚动随时而出、不安于室的氛围。这股澎湃、新生的风潮，自然而然地也漫延到校园内，使校园成为聚积社会能量的一个重要场域。
虽然1987年总统蒋经国结束台湾戒严，尽管社会经济蓬勃发展，政治改革却似乎永远追不上民众的要求，即使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总统后，改革速度仍然保持慢速。1990年，是第8届中华民国总统改选的年份，当年2月，中国国民党提名李登辉、李元簇为第八届正副总统候选人，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采用之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严重之权力斗争，形成所谓“主流派”（支持李登辉）与“非主流派”（反对李登辉）之争。非主流派企图推出林洋港、蒋纬国参选，但因林洋港拒绝接受连署而破局。而这两派之争又牵涉敏感的“省籍问题”，史称“二月政争”。就在同年3月13日，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在阳明山中山楼自行通过“临时条款修正案”，将1986年所选出的增额代表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在当时被嘲讽为“山中传奇”。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各界对国大代表一连串扩权牟利的行为，不但开始感到不耐，同时也开始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四起。由于民进党主席及国大代表赴总统府请愿遭抬离殴辱，而有升高抗争强度的趋势。1990年3月16日，9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到中正纪念堂前静坐抗议，拉出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的白布条，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

3月16日

由于学生选择的静坐地点在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静坐者面临了可能被警方驱离的状况。于是，一些学运人士、社运人士、以及媒体记者，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前往支援，在寒风中一直撑到第二天早上，广场的指挥中心成立，野百合学运度过了最危险的一个夜晚。

3月17日

由于媒体的报导，3月17日的傍晚已有200多名学生进驻广场静坐，台大自由派学者并于同日发起“柔性罢课”，宣布自19日起一周将上课地点改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并定名为“民主教育周”。由于各级议会与社会团体自16日起就陆续发表“声讨国大”行动，国民党政争已拓展成全民各阶层的动员。在媒体持续披露广场静坐消息下，17日在学生静坐现场旁围观的群众已迅速突破2000人，广场俨然成形并持续成长。

3月20日

3月20日，广场静坐的学生已超过五千人，决策委员会决定由原来七名扩增到十二名。面对总统大选的前一天，全国目光焦点均聚集在广场，学生的压力越来越重。而在社会力表态上，各级议会均派代表前往探视学生；但基于超党派原则，没有政治人物得以上台发言。总统府则发出新闻稿表示，李登辉总统已决定召开国是会议，以处理宪政体制与政治改革的问题，并订定改革时间表。这是统治者对野百合学运之四大诉求首次的正面回应。代表军方的参谋总长陈燊龄上将也公开肯定学生的抗议是爱国行动，并建议学生尽早结束静坐行动；这是军方首次对学运公开表态，虽然是肯定，但是也令人嗅出不寻常的气味。稍后，警政署、教育部、各校校长开始呼吁学生尽速返校上课。

3月22日

3月22日早晨，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校际会议最后决定继续“全国学生运动联盟”（简称“全学联”）之组织工作，各地学生陆续撤出广场，结束为期六天的野百合学运。

影响

李登辉承诺召开国是会议之后，行政作业迅速展开，4月3日公布筹备委员名单，4月14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议。6月28日，李登辉于台北市圆山大饭店举行国是会议，计一百四十一人代表出席；与会各界代表除了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外，还包括美丽岛事件受刑者、民进党领导人和海外黑名单人士；此次“朝野协商”针对“国会改革”、“地方制度”、“中央政府体制”、“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宪法与临时条款修正方式”等五组议题逐一讨论，最后达成“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回归宪法”、“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修宪采取一机关两阶段方式”、“修宪以《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名之”等共识，并一一透过法定体制逐一落实。
就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退职而言，政治上实际的推动者实际是立法院与大法官会议，而不是国是会议。对资深中央民意代表不愿退职及国大代表扩权不满的增额立法委员，以民进党籍的陈水扁、余政宪、彭百显为首，结合国民党籍的赵少康等人，共二十六人在6月初提案声请释宪。而在国是会议召开、朝野未达成具体共识之际，6月大法官会议做成司法院释字第261号解释，规定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终止行使职权，才使得退职条例的功能得以彰显，也正式宣告了“万年国会”终结的最后期限。 
野百合学运对台湾政局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台湾政治发展而言，虽然野百合学运的学生后来并未重回广场，然而“当时高举理想大旗的四大诉求，也逐渐内化成台湾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诉求，在台湾社会普遍接受下，陆续在十年中完成国家民主化的初步改革、以及政权的和平转移”。另一方面，对于学校里面的校园文化而言，“透过这次学运和成果，开拓了校园内更大的民主空间，让学生不再那么畏惧政治，有助于台湾社会的更民主化”。
从比较微观的角度来看，经过十数年后，很多现在属于民进党阵营、或者和民进党理念比较接近的新生代社会菁英，其实都和野百合学运前后的校园运动及社会运动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前中华民国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范云、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兼社会民主党第二任召集人陈尚志、台北艺术大学讲师顾玉玲、《台湾苹果日报》社长陈裕鑫、蕃薯藤执行长陈正然、交通部部长林佳龙、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文化部部长郑丽君、前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罗文嘉、立法委员李昆泽、前立法委员郑丽文、立法委员郭正亮、前内政部政务次长颜万进、嘉义县县长翁章梁、桃园市市长郑文灿、台南市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锺佳滨和台南市议员林宜瑾都是“学运世代”的重要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学生运动”正是属于他们这一世代的人的共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