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清末）民国两个时期之中，欧洲跟部分前英国殖民地等西方思想的传入。
在这段时期中，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斥和抗拒，到逐渐接受，甚至有人要求“全盘西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借由来华洋人、出洋华人、各种报刊、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作为媒介，以澳门、香港、其他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应用科学、科技、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相对放缓，部分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废除利玛窦规矩，禁止祭祖），引起雍正朝廷及民间反感，导致禁教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著《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普及。

第二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清道光十五年（1835），梁廷枬（1796—1861）受聘任《广东海防汇览》总纂和《粤海关志》总纂，得以浏览有关西方经贸与文化的大量资料，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合众国说》三卷以及《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粤道贡国说》、《兰苍（伦敦，在此泛指英国）偶说》等著作，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各国历史与文化的真貌，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驱。梁廷枬之后，又有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国人眼界。
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刺激大清朝廷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自强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派，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态度，而主要关注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加以学习西方之学术思想，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大清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著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五四运动时，左翼激进派知识分子接受了俄国马列主义，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西学东渐之一部分。民国初年，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影响。这一波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来华洋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商人、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著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利玛窦所撰写的《天主实录》、《坤舆万国全图》以及他与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等著作对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著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麦都思的墨海书馆、韦廉臣和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军人查理·乔治·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明朝时有香山县人郑玛诺（1633年—1673年）、南明朝廷永历皇帝使臣陈安德，清朝时有沈福宗（1657年－1692年）、黄嘉略（1679年11月15日－1716年10月13日）、樊守义（1682年-1753年）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著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满清使臣图理琛出使俄罗斯，看望那里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落，1715年返京，1723年用满汉文字刊行《异域录》(上﹑下两卷)，介绍沿途所见山川形势﹑动植物分布﹑河流水文﹑村落居民﹑器用风俗等。乾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著《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写《扶桑游记》。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1883年至1884年文人张祖翼旅行英国，著有《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他在伦敦的各种感受，其中包括对英国议会政治的描述。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1866年恭亲王奕䜣派官员斌椿以及4名同文馆学生，跟随英国人赫德考察欧洲12个国家，斌椿著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总理衙门记名海关道满人志刚随美国人蒲安臣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著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著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郭嵩焘（著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著有《英轺私记》）、曾纪泽（著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黎庶昌（著有《西洋杂志》）、徐建寅（著有《欧游杂录》）、黄遵宪（著有《日本国志》）、薛福成（著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林乐知、蔡尔康《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等人。甲午战争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像，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著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诚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著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5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
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著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著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导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导，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著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和实业救国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著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时人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著，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清末)民初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著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和制汉语的引用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熊明遇、方以智、黄宗羲等，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著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和制度方面则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1893年，郑观应出版《盛世危言》，其中有“西学”一章，他认为“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他提倡实业救国，同时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建议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将西学作为改造中国的指导思想。
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哲学

中国传统思想中一无西方严格定义的哲学的概念，而哲学的基础逻辑学也仅存在于少数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开始传入，最由葡萄牙传教士傅泛际（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写大量有关亚里斯多德哲学的介绍，内容包括知识论、理则学、形而上学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学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节译至中国。
但西方哲学真正大量输入中国则要到晚清时期，早期尚未用哲学一词，到20世纪初，此名词由日本传来并被广为使用，标示哲学从儒学、经学等学科分出来探讨。当时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对古希腊哲学、及西方近代哲学的介绍。许多新观念如精神、物质、唯心论、唯物论等重要哲学概念也被引入中国，进化观念的传入更是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在逻辑学方面，最早的著作为1895年广学会出版的《辩学启蒙》，但其后严复翻译的《穆勒名学》影响更大，对于西方的演绎及归纳逻辑都有介绍传入。在伦理学方面，在20世纪初大量由日文翻译相关著作。这些对于近代知諩分子们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观念有所影响。其中梁启超、蔡元培对于中国近代伦理学影响最大。

数学

中国传统所重视的数学大多用于天文历法方面，明末利玛窦所译天文书籍《乾坤体义》下卷的内容即多为算术。最早专门的西方数学著作的翻译，为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几何、测量方面的书籍尚有《测量全义》、《测量法义》等。割圆数的传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线表》及《大测》；在西方算术的传入方面，最早有利玛窦及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对数的传入，在顺治年间的穆尼格讲授，康熙时期官方编订的《数理精蕴》为集明末清初西方数学传入的大成。
19世纪中叶以后，介译西方数学的重要人物为数学家李善兰，他与墨海书馆的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麦都思，艾约瑟等人合译了包括《几何原本》后9卷，《代数术》、《代微积拾级》等著作，为符号代数及微积分首次传入中国。另一位数学家华衡芳则在1860年代以后与傅兰雅合作译了不少著髼，介绍了对数表、概率等新的数学概念。清末新式学堂中的数学教材即多取于两人的著作。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西方数学大量传入中国，至1913年北京大学成立数学门，为第一个专门的数学的学术教育单位。

天文学

在六朝隋唐时期，中国已经接触到一些西方天文学知识，但都是以印度为中介，伴随佛教传入。元代至明初传入的则以伊斯兰天文学为主。
明末清初时，传教士带来西方（欧洲）天文学，但其中最被重视的仍是中国传统认为是国之根本的历法。由于行用日久，大统历和回回历在许多场合中未能准确预测日蚀月蚀：
七年，钦天监奏：“闰十月朔，《回回历》推日食二分四十七秒，《大统历》推不食。”已而不食。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隆庆三年，掌监事顺天府丞周相刊《大统历法》，其历原历叙古今诸历异同。万历十二年十一有癸酉朔《大统历》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历》推不食，已而《回回历》验。
因此明代朝廷中不少大臣主张改革历法，终于在崇祯二年(1629年)设立由徐光启领导的历局，进行《崇祯历书》的相关工作：
崇祯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礼部侍郎徐光启依西法预推，顺天府见食二分有奇，琼州食既，大宁以北不食。《大统》、《回回》所推，顺天食分时刻，与光启妻异。已而光启法验，余皆疏。帝切责监官。时五官正戈丰年等言：“《大统》乃国初所定，寮即郭守敬《授时历》也，二百六十年毫未增损。自至元十八年造历，越十八年为大德三年八月，已当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时守敬方知院事，亦付之无可奈佑，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旧，向后不能无差。”于是礼部奏开局修改。乃以光启督修历法。
因为历局涉及翻译西方天文学知识，所以在当时被称为“西局”，与反对改历的“东局”对立。《明史 历志》云：
是时言历者四家——大统、回回外，别立西洋为西局，文魁为东局，言人人殊，纷若聚讼焉。
间以邓玉函、汤若望等人掌钦天监，制新历法，正当新历完成之际，适逢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新历未能推行。至清初顺治年间才能推行，《崇祯历书》改名为时宪历。
除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玛窦口传的《乾坤体义》、《浑盖通宪图说》等，此外。尚有仪器包括地球仪、望远镜等传入。除此之外，当时西方最新的地动说以及伽利略的新发现如银河的解释、木星的卫星等发现都传入中国。

地理学和地质学

明末时许多地理学知识及技术随传教士传入。如利玛窦亲手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世界地图”上所绘的外国人占领的广大土地让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惧，也让明政府重视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此外艾儒略《职方外纪》对西方地理以及东西法路作许多介绍。到清初南怀仁制作《坤舆全图》。康熙时，传教士白晋对于清朝各地包括边疆地区作地理调查，最后制成《皇舆全览图》，其中使用先进绘制技术，包括以三角测量法，并标示各地的经纬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质学和地理学再次传入，许多尤其和西方人来到中国对矿产的考查有关。而中国的学者如华蘅芳在1873年，翻译《地学浅释》一书，为西方地质学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纪，张相文及章鸿钊两人，撰写编译多部西方地理地质方面的专书及教科书，为中国地理学及地质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在近代地理观念的改变方面，传统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除了邹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说认为中国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四周为外夷，但近代西学东渐中，与西方人的接触和新的地理书籍地图的译介，使得逐渐必须承认海外尚有更广大的世界，因此世界变大了，而中国由天下的中心成为世界甚至仅仅是亚洲的一部分。

生物学

明末清初，最早传入西洋生物学知识的书籍，是耶稣会传教士罗明坚所著《天主实录》，其书虽主要为为宗教书籍，但其中有当时欧洲生物学的介绍，内容包括各种动植物特征、习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亦有西方各种生物的介绍。较专门的生物学书籍，有康熙年间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译的《狮子说》、《进呈鹰说》等，系译自于亚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学》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学的传入，较早的有生理学方面的《全体新论》、《合体阐微》等（参见医学段落），在植物学方面，有1858年李善兰和韦廉臣合译的《植物学》，对于植物的特性种类、器官都有详细介绍。
近代，西方生物知识影响中国最大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此为严复经由翻译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论》而引介到中国，其不仅在生物学上具有重大意义，更对当时许多人的社会、哲学、历史思想产生重大影响。

物理学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学主要是随着传教士所译介的机械的相关知识传入，如明天启年间邓玉函讲述力学原理和应用的《奇器图说》。其后明末清初物理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一书，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学知识。
在第二波的西学东渐中，西方近代物理开始较有系统地传入，从1840年代以后大量相关译作出现，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学》，介绍西方力学一般知识和牛顿力学三大定律。《光论》介了光学知识，《声学》介绍了声学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译《通物电光》一书，是介绍X光的专书，距离威廉·伦琴1895年发现X光仅4年。1900年王季烈又与藤田丰八合译日本的《物理学》一书，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物理学的专书。
到20世纪初，随着留外学生的增加，出现了包括何育杰、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学家，中国近代的物理学才逐渐建立。

化学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当时近代西方化学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显的传入中国。
到了晚清，墨海书馆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编》最早单介绍了西方的化学知识。1860年代以后，以中国化学家徐寿、徐建寅父子贡献最大，徐寿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了《化学鉴原》、《化学术数》、《化学考质物体遇热改易记》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译的著作，包括《化学分原》、《电学》、《声学》、《造硫强水法》、《造铁全法》等二十多部书。徐氏父子在译书中，对于一些化学元素如铝、轻、养、淡、钾、镁、锰等的译名创造，并编写《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对于化学知识传入奠定基础。此外，同文馆也翻译出版《化学指南》、《化学阐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对于西方化学仍以译介为主，直到民国初年，出现了包括任鸿隽、胡嗣鸿等化学家，中国的近代化学才算逐渐奠定。

医学

晚明最早西洋医学的传入始于隆庆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稣会卡内罗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门成立西医院，澳门即成为早期在中国西医发展的中心。明末清初，医学方面的著作有利玛窦的《西国记法》，内有西方的神经医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内容。艾儒略的《性学觕述》，除对神经学的描写更深入外，对人体各部位的功能有详细述叙。此外，毕方济的《灵言蠡勺》讲血液的功能、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讲人的骨骼、肉、心脏、脑、神经等，邓玉涵《泰西人身说概》介绍西方的解剖学，石铎琭的《本草补》，介绍西方的各种药物。清初的法国传教士洪若翰等，则以用金鸡纳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疟疾闻名。但当时这些医学相关译著，常受神学影响，不少将医学与神灵魂等混为一谈。
19世纪开始西方医学再次大量传入。西方医学最早从香港、澳门及各通商口岸的西医院（以教会创办为主）开始影响中国各地。包括其附设医学校也成为传布西医的重要场所。中国自办的西医学校则始自1865年同文馆附设的医学科开始，其后又有北洋医学堂、北洋军医学堂等医学的专门学校。
在医学书籍方面早期以在华西人的译著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编译了五部医书，合称《合信氏医书五种》，对于西方医学中的内科、外科、妇科、解剖学等加以介绍。此外嘉约翰翻译多种临床外科为主的医书，傅兰雅则翻译了多种卫生学的著作。到20世纪初丁福保成立译书公会，大量由日文译医书，编成《丁氏医丛书》，其数量超过之前的译书，对于西医的介绍更为全面。除此之外，多种医学期刊在晚清出现，成为西医学传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约翰成立的《西医新报》。

应用科学及技术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在应用科学技术方面除了武器（见军事段落）的输入之外，主要是机械制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邓玉函口述王征译绘的《奇器图说》，其中有当时大量西方机器的介绍及其制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绍。此外，熊三拔向利玛窦等人学习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即多抄录此书。此外，钟表等机械的制造传入也受到重视，利玛窦当时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科技产品。像自鸣钟等，都让当时的明政府及士大夫们大为吃惊，但大多人仅视之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学东渐时，西方的各种技术大量传入中国，包括造船、铁路修筑、采矿、印刷、建筑、工业制造等，对中国的交通和经济生产等产生重大的影响。

政治学及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学及政治思想的传入始自清代后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徐继畬《瀛环志略》中，都对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绍，尤其对民主制度加以称道。其后在1870年代王韬、郑观应等借由相关译介习籍，主张学习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只有如丁韪良译的《万国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译《泰西新史揽要》中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学说的零星介绍。
甲午战争以后，知识分子们对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兴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卢梭《民约论》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译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则于1903年译出，密尔的《自由论》，由严复和马君武分别译出。在国家思想方面，有伯伦知理《国家学纲领》被译出。在无政府主义学说方面，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译介。社会主义学说方面，包括《新民丛报》、《浙江潮》、《民报》等刊物对曾刊载相关介绍文章。这些学说的传入，改变了当时一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使他们各自拥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试图改变中国，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社会学及社会思想

社会学是在西方19世纪中叶新兴的学科，约1880年代，开始在《申报》、《万国公报》等媒体有介绍社会学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称为“群学”。甲午以后以严复介译最多，尤以斯宾塞的著作思想介译最多，影响最大，其《群学肄言》一书即译自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的绪论。其后章太炎翻话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为最早的社会学完整著作。其后并有多部相关通论性著作译出。在晚清时，社会学被认为是应付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的重要学科而风行，而斯宾塞所主社会进化忧胜劣败的观念，更刺激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亡国灭种之忧。

经济学及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学，一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传入中国，最重要的著作为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作《原富》），此外陈昌绪译的《计学平议》，普别介绍了英国的亚当斯密及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以及德国学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经济学说。宣统年间译介缩《经济学概论》一书，则有介绍奥地利学派的思想观点。而社会主义马克思等人的经济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引入，改变了中国传统“求义不求利”的经济思想，严复及梁启超等人开始主张求富生利对于国家民生的重要性，对于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及大量实业家的兴起产生影响。此外，孙中山则在求富之外，进一步吸收西方社会主义及土地平权思想，试图进一步解决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问题。

法学

西方法学的传入中国在清中叶以后开始，但早期主要关注的为外交上的国际公法，如丁韪良翻译《国际公法》一书。一直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有一批人开始注意西方法律，并试图对中国传统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杨度等人，试图参照西方法律，改进原本的《大清刑律》，最为重要。

军事

明末清初时，西方军事的传入以火器的传入为主。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府在广州与葡萄牙人爆发屯门海战等战争，虏获其火器（当时人称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机），仿制成功，在东莞制造，分发边防使用。其后利玛窦也曾对西洋火器与军事加以介绍。至万历晚期女真兴其于东北，明军向葡人购募火炮及军队，教士汤若望亦曾督导铸炮，获得不少战功。清朝方面亦在努尔哈赤死后，由被俘的汉人处取得技术，发展火炮，康熙时，更命南怀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乱，南怀仁并著有《神威图说理论》一书介绍西方武器技术。
晚清的洋务运动，更是以学习西方的军事为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包括武器的制作如船舰、大炮、火枪等的制作购买，新式陆海军的建立，无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响。而晚清时更有大量学生留日，学习西方军队的制度。这批留学生也成为晚清新式军队的骨干。

历史学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西方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开始对西方的历史产生兴趣。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早期有马礼逊的《外国史略》、慕维廉的《大英国志》。这些译著也影响到中国人对西方历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其后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至甲午战争之后，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转译而来的西方历史和传记等书籍。
但历史学本身的影响而转变，则要到20世纪初，梁启超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史学影响，主张为国家国民社会而非朝廷的新史学。而西方19世纪盛行的实证主义及科学主义史学，也在此时传入，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对史学界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受影响之史家所组之学派谓之“史观学派”）。另外由美国传入之Robinson新史学（高度与社会科学结合之史学，由何炳松传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响力。到了民初时期，这些史学思潮逐渐落实于史学界，史学家们开始用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方式撰写中国史，中国现代史学逐渐形成。
近代的西学东渐，也造成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的重大改变。中国传统史观是一元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是静态的，是以古代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历史知识的影响，不得不承认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统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于中国。而进化观念的传入，根本上改变历史时间的观念，由静态变为动态，由视古代为最理想的社会（实际上近代以前即有进化史观，如王充、杜佑、刘知几等皆主此史观，然影响不大），逐渐接受文明逐渐进步的想法。

文学

西方文学的东传，始自于晚清时期，尤以西方小说的译介最重要，包括林纾、包天笑、周瘦鹃、曾朴等人翻译了大量西方小说名著，其中林纾的影响最大。其所译的《茶花女》、《唐吉诃德传》、莎士比亚故事等等，在晚清拥有大量的读者，对于中国小说的发展有所影响。

音乐

西方乐器的传入最早在澳门地区，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后利玛窦便自澳门带西琴（为今日的大键琴）进呈，万历皇帝并命乐工学习。至清初，康熙特别喜好西乐，对于擅长音乐的教士徐日昇甚为喜好，由其带领演奏。并曾希望以西方律学来改进中国音乐，编成《律吕正义》一书。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乐的传入包括宗教音乐、军乐、学堂乐歌等。由于基督教的传播，一些宗教歌曲成为最早开始传至中国人的西方音乐。西式军乐队，早期主要由在华西方人组成，如著名的海关负责人赫德所组成的乐队。中国自办的西式军乐队，则要到甲午战争之后的新军中才出现。
学堂乐歌是晚清之时，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调，调上“进步”思想的歌词，以作为新式学堂学生学习所作的歌曲，但这种形式的音乐仅是学习西方音乐的部分形式。进一步对西方音乐有较深入的吸收创造学书，则要到五四运动以后了。

美术

西方美术的传入在明末清初以绘画为主，最早利玛窦曾以天主、圣母图像献于明神宗。其他传教士亦有携入西方图画，其画风以及女性的裸露曾受当时中国士人争议。到清朝康熙时，不少专较专门工于画的教士来到中国，开始在宫中教习中国人而产生较多影响。不少画家开始学习西画，乾隆时的耶稣会意大利教士郎世宁更融合中西画的画法作画。

对中国的影响

西学东渐对近代中国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简述如下：

学术影响

如上个段落所描述，西学东渐将西方近代各种学术上的新成果带入了中国，深深影响到各种学术的发展，而许多在传统中国不被重视甚至不存在的学科也在此影响下得到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框架“经、史、子、集”完全被打破，许多传统的学术受到西学的冲击，有的逐渐没落，有的吸收西方学术而加以改进，到民国时期，整个西方式的学术体系架构大致成型。

思想文化影响

西学东渐所造成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变化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百家争鸣时代可以与之媲美。中国人经过西学的洗礼，对于世界、历史发展、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界万事的看法，都有了巨大的改变。而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则被以西方的标准重新估定其价值，部分诸子百家思想获得重新重视，而尤其是儒家思想及一些民间的风俗信仰文化，则受到强烈的批判。

政治影响

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议会制、民主制度、新的国家概念、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等，对于晚清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包括戊戌维新的发起、晚清新政的推展、立宪运动的尝试、辛亥革命的爆发，民初议会制的推行、五四运动、联省自治运动、北伐统一，一直到后来的共产革命等，都受到这些西方思想的重大影响。

社会影响

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早期并不如西方的军事政治力量的侵略和资本主义式商品经济的传入来得直接，但随着晚清西方思想的力量渐增，仍对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社会方面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由于晚清西学的优势逐渐超越中学，使得清政府必须废除八股文和科举制度，这使得传统四民社会中最顶层的士阶层，失去了其学而优则仕的管道，其所掌握的传统知识的作用也下降，因此有被边缘化的危险，而同时晚清西方商战思想的传入，提高了商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促成传统四民社会秩序的瓦解。
此外，西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等的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庭、家族、地域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基层开始逐渐瓦解。

经济及日常生活影响

与社会的影响类似，在经济方面的影响也是逐渐发生的。包括新的经济思想的传入，使得一批知识分子愿意投入实业，而民族主义思想则有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成形。而新的科学、管理、金融等技术的传入及应用，更是逐渐整个改变了中国的交通运输、生产方式、商业交易等基本经济事物。
在日常生活方面，新的西方科技事物如火车、电、自来水、电影、广播、等等逐渐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另一方面，新的思想改变了许多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包括一些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缠足风俗，传统式的婚姻等等都逐渐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