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無謬誤

圣经和伯多禄的权力

根据玛窦福音三16、九2，路加福音廿四34，及格林多前书十五5，天主教教理描述伯多禄在宗徒中位居首位。这充分说明因着伯多禄的信心，他作为教会的磐石。耶稣基督在玛窦福音十六18说，伯多禄将建立他的教会，并宣称战胜死亡的能力。在路加福音廿二32，耶稣给伯多禄一个使命去持守信心，而且每次他回转后都要坚固他的弟兄。
天主教教理透过玛窦福音十六19节，认为耶稣给予伯多禄权力的钥匙，标志着有权柄去管理著神的殿，就是教会。在若望福音廿一15-17，耶稣复活后给伯多禄权柄去牧养主的羊。耶稣将捆绑与释放的能力赋予给所有宗徒，尤其伯多禄(玛窦福音十六19)，被认为是在天主教教理中去开脱罪的权柄、对教义作出判断和在教会纪律上作出决定。

Ex cathedra

“Cathedra”及“sedes”是拉丁文形容“椅子”的字词，在古代是老师的象征，寓意着在大学教授办公室里的“椅子”，以及“看到”主教的意思（由“sedes”这字而来）。由于天主教认为宗徒伯多禄在保存合一上有特殊的角色，在众主教中被选立的教宗，好像伯多禄一样承继了为全教会发言人，也是宗徒的承继者，故教宗是被认为是坐在“伯多禄的椅子”或圣座上的。
拉丁词组cathedra在字面上是解作“由椅子”的意思，被定义为“当他（教宗）作为全部基督徒的牧羊人和教师，凭借他最高的使徒权威，（罗马的主教）所定义有关信仰或道德的教条，全教会都需要执行和坚持。”
基于同意教宗“ex cathedra”，信徒需要的回应的特点是对教宗宣告“应有的尊重”。

罗马教宗的权力

天主教等以教条为主的信仰随着时间和历史而发展出它们的神学，而神学是由早期教会所形成。关于罗马教宗权力的教条就像教会的教导和教会的构成一样，也经历过一段时期的发展。福音书上已经清楚指出罗马教宗拥有重要地位的意识，这一点同时也得到早期一世纪教会的认可。亚历山大的革利免曾就门徒彼得的身份写了一句说话，“有福的彼得，他是被拣选的，是超群的，是众门徒之首的，凡与彼得一起的人，救主已为他献出自己。”所以，彼得及他的继承人（罗马主教）都拥有特别权力。教宗圣西里修在385年曾写道，被祝福的使徒彼得为我们承担了责任，他是我们所相信的，在一切的管理的问题上保护我们和他一切的继承人。天主教一般认为使徒的理解和想法已经被写下并记载在圣经里，并迅速地成为教会的生活习惯，从那里开始，一个清晰的神学就被展示出来了。很多早期教父谈到大公会议和罗马主教时，虽然认为他们没有防止错误的神圣保证，但却认同他们具有可靠的权力来教导圣经和传统的内容。

神学历史

克劳斯·沙茨(Klaus Schatz)称教宗无谬误的教条是“不可能确定于单一作者或年代作为起始点”。其他学者如布赖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则认为误皇无谬误的教条是由中世纪的彼得·奥利维(Peter Olivi)提议的。沙茨和其他学者视这教条的根源是来自更远的早期基督教时期。
布莱恩·蒂尔尼认为13世纪的方济各神父彼得·奥利维是为教宗无谬误定下基础的第一人。蒂尔尼的想法被奥格斯·伯恩哈德·哈斯勒(August Bernhard Hasler)和贵格利·积逊(Gregory Lee Jackson)接受；詹姆斯·哈夫(James Heft)和约翰·克鲁斯(John V. Kruse)则拒绝认同。沙茨指出奥利维不应如蒂尔尼提议般，在这教条上有如此重要的角色，因为蒂尔尼是一位不能被早期正典学者和神学家的工作认同的人，而他的主要的教导来自奥利维两个世纪后的15世纪；沙茨宣称“可能确定于单一作者或年代作为起始点”。尔里希·霍斯特(Ulrich Horst)以同一原因批评蒂尔尼的观点。马克·鲍威尔(Mark E. Powell)以他的新教评估教宗无谬误的一般性问题，他拒绝承认蒂尔尼有关13世纪的奥利维理论，即认为教宗无谬误的教条定调于第一次梵蒂岗大公会议，且有源自14世纪的传统。鲍威尔特别引述主教泰雷尼(Bishop Guido Terreni)的重要，并认为教宗无谬误是主教不断宣告拥有这权力，以及长久发展下来的。
沙茨指出“罗马教廷群体得到特别的尊崇，往往与信仰上的忠诚及传递上的保存(即信仰的传世)有关”。他继续指出“教宗教导无谬误”的后期教条和513教宗何弥方程式(Pope Hormisdas)的不同，后者宣称“罗马教廷从未曾犯错(及永远不会犯错)”。沙茨强调何弥方程式并不意味着能广泛应用于“个别教条的定义，但能应用于罗马教廷于整体信仰上的承传和彼得传统”。他特别主张何弥方程式并不能排除个别教宗成为异端的可能性，因为该方程式引用“主要于罗马传统之上，而不是专门为教宗个人而设”。

大公会

十二世纪《教会法汇要》包含由罗马教宗贵格利一世（590-604）的声明，前四个大公会议都被大家敬仰“......类似的四福音书”，因为他们已经“被普世同意成立”，并就贵格利的说法是，“神圣罗马教会赋予权力予圣典，但并不受其约束。” 一班称为教会法学者教的评论员，一般的结论是教宗可以改变大公会议的法令和纪律，但被约束他们对信仰的言论，在该领域的权威高于教宗。不像那些十五世纪教会会议至上主义者提出来的理论，他们明白一个大公会议为必需涉及教宗，并意味着教宗加上其他主教的力量是大于教宗单独行动的力量。

中世纪

当谈及有关道德与信仰的议题时，一些中世纪神学家（如阿奎那）便曾讨论过有关教宗无谬误一事。《教宗训令》是一份可能由教宗额我略七世在1075年签署的关于27条应属教宗之权力的文件。该训令的宗旨是教宗至上，其中“他可以罢免皇帝”一条使得世俗与宗教权力的界限被打破，并引起了世俗力量。而第19和第22条则分别指出“没有人能判断教宗”及“在圣经作证下，罗马教会从来不会犯错，他不会犯错直到永远”。
在早期的14世纪，方济会对贫困形式展开冲突，属灵的人反对修道院方济并采取极端的立场，最终令使徒贫困的概念名誉扫地，并因而被教宗约翰二十二世谴责，他们因拒绝接受教宗要他们改变规例而遭到迫害。在1322年3月，他委托专家根据基督和使徒们的想法来考究贫困的想法。专家们彼此都反对，大多数反对的理由是它谴责教会拥有财产的权利的想法。1322年5月，方济会在佩鲁贾及出相反的声明。他们使用的一种观点是，约翰二十二世的前任教宗曾在一篇文章宣布基督的绝对贫困的看法，并且因此，没有教宗可以提出相反意见。到了同年12月8日，约翰二十二世与他们继续争持。在1324年11月10日，教宗回答了之前的批评，他否认他对手的说法，“罗马教宗曾经提及的信仰和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及不容许继位人撤销。”他亦宣称，他自己的陈述与他的前任教宗们之间是没有矛盾。但事实上他的说法与前任教宗所说的有出入。
很多人都认为约翰二十二世强烈不满别人将错误归到他或在他以前的教宗身上，而且他在谴责方济会时亦犯下了错误。

反宗教改革后时期

在反宗教改革后的时期，罗马大圣托马斯学校的多米尼加神学院，即后来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天主教大学的阿格利暗(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积极地维护教宗无谬误的教条。由1654年至1672年出任圣托马斯大学的院务长的费雷(Vincentius，1682)在他的神学论文(De Fide)中为教宗无谬误护航，他指基督说“我已为你──彼得祈祷，这足已证明无谬误并不是对教会承诺，因教会是由头(seorsum)分离出来；却是对头(seorsum)承诺，因从他那里能成为教会的来源”。罗马圣托马斯大学神学教授多米尼克·格拉维纳关注教宗无谬误的问题，写道“对教宗来说，他是一(人)而且孤独的，他被赋予为头”；另外，“罗马教宗在时间性上是合一的，所以就个人而言他是无谬误的”。同样作为圣托马斯大学神学教授的文森佐玛丽亚·加蒂为教宗无谬误辩护，指出基督的话“我已为你祈祷”等等，是“单单对教会或使徒以外的彼得承诺不易驳倒的原因；但这并不对不代表头(seorsum)和与头(seorsum)一起的其他使徒或对教会作出承诺。”他补充“因此彼得即使是在教会以外，仍然是无谬误的”。

1870年的教条定义

教宗无谬误正式在1870年被定义，虽然这观点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更远。对教会第四条教条式宪法的结论“永恒的牧人”，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宣布与主教里奇奥和爱德华菲茨杰拉德持反对意见：我们的教导和定义这是神圣教条，去透露罗马教宗讲及有关教宗宝座时，他凭借他的最高使徒权威，去领导所有牧师和基督徒博士，他定义有关信心和道德的教条，并由普世教会执行，透过神圣助手在彼得的祝福下给他承诺，是无谬误和神的救赎意志，他的教会应赋予有关信心和道德的教义，因而罗马教宗的这些定义本身并不是从教会的同意。
根据天主教神学，这是一个大公会议通过无谬误的教条。由于1870年的定义没有被天主教徒看作为创立教会的，而作为一个对罗马教宗训导真理的教条式的启示，教宗教导在1870年之前宣布取得了就可以了，如果他们符合载于教条式的定义标准，就认为是无谬误的。圣母无原罪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一位英国首相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公开抨击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指出罗马天主教有“......丧失道德和精神的自由。”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叫《梵蒂冈的法令关系到公民效忠》中，他描述了天主教会的“亚洲君主制：无非是专制的一种晕眩的高度，和宗教奉承的死亡层面。”他还宣称，教宗想破坏法治，并以暴政取代，然后隐藏这些“.....与自由对立的罪，今人在窒息的烟雾下面。”纽曼红衣主教著名地以他的信回应函诺福克公爵。在他的信中，他争议良心才是至高无上的，与教宗无谬误没有冲突。他说：“如果教宗愿意，我与教宗喝杯，但仍然首先为良心，其次才为教宗。”他其后再说：“梵蒂冈会议离开罗马教宗是因为发现了他。”他满足于温和的定义和具体的问候，可以声明无谬误。

教会宪章

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提出的教会宪章，是对教会来说重要的文件，为了避免任何人的讨论和怀疑，明确地重申教宗无谬误的定义。内容的表达如下：
本届神圣会议，步着第一届梵蒂岗大公会议的后尘，一同教导并声明，耶稣基督永生的牧人，曾经建立了圣教会；如同祂由父派遣而来，祂也把使命交给了宗徒们（参阅若：二十，21）；祂要宗徒们的继承人，就是主教们，直到世界终穷作教会内的牧人。为使主教职保持统一不分，基督定立了圣伯多禄为其他宗徒的首领，并在他身上建立了信仰统一及精神共融的、永久可见的中心与基础（一）。对于罗马教宗首席权的设立、权限、性贸、与永久性，以及其不能错误的训导权，本届神圣大会，再次向全世信友提示其为应该坚信的道理。

东正教会

东正教拒绝教宗无谬误的教条。东正教基督徒认为的圣灵将不允许东正教基督徒的整个信徒体堕入错误，但留下怎样才能确保任何情况下也确保圣灵保守的问题。东正教认为，在头七个大公会议中，福音的真理均有可靠、准确的证人，所以会议是无谬误的，因为他们注意的是基督徒的信心，而不是注意在会议的体制结构之上。
此外，东正教基督徒不相信任何一个主教是无谬误的，或教宗无谬误的想法在第一个世纪基督教中被教导。正统历史学家常常指出谴责教宗和诺理一世为异端的基督教第六次大公会议，是重要的指示。然而，和诺理的给谢尔盖(Sergius)是否符合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标准，是一个争议。而其他的正统学者认为，过往教宗于梵蒂冈会议以无谬误的身份，作出在信仰和道德的教导，现在被公认为是有问题的。

圣公会

英国教会和它的姊妹教会圣公会拒绝教宗无谬误论，透过英国教会在1571年所颁布的三十九条信纲去表达拒绝：
第十九条- 论教会：凡是诚心相信的人，聚集成会，传讲神的正道，遵守基督的命令以施行圣礼，不遗弃圣礼中的要事，那么这会便是基督有形的教会。
第二十一条- 论公会的权威：公会未奉君王命令和意旨不可召开。它们既得以召开（它们既是人的会，一切的事并非都为神的灵和话语所统治），它们可能错误，并且有时错误了，甚至在属于神的事上也错误了。所以，它们规定为得救所必须的事，除非得以证实是从圣经来的，否则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威。

循道宗

约翰．卫斯理从循道宗的角度修正了英国圣公会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在美国的。文章省略了有关罗马教会和议会的错误，包括圣公会条款明文的规定，但仍保留第五条，其中隐含属于教宗权威的罗马天主教想法，而且能够定义信仰等事项显然不是源自圣经：第五条指出，圣经包含一切有关救赎的事情，它是不需要的任何人的解读或推理才能成为一则信条…这亦表明没有人能凌驾在圣经的权威之上。

改革宗

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拒绝教宗无谬误。西敏斯特信仰信条指出，“在1646年，这是打算取代三十九条信纲，标明罗马教宗为‘反基督者’是为了走得更远”，信条包含以下陈述：
(第1章)9：圣经对无谬误的解释规则是圣经本身：因此，当有任何经文的真实性和完整意义上出现问题(不是多方面的，而是一方面)，它就必须被搜求和被其他地方的知名发言更清晰。
(第1章)10：最高法院法官引致的宗教争论都被确定，所有层级的议会、古代作家的意见、人的教条以及个人的圣灵，都要被检查，并在判决时我们要静下来，没有人能说话，只有圣灵透过圣经中说话。
(第25章)6：除了主耶稣基督外，教会里就没有其他的头。既不是罗马的教宗，在任何意义上，是它们的头；那敌基督，即大罪人，和灭亡之子、在教会高举自己的，就是敌挡基督和自称为神。

福音派

福音派教会不认同循道宗与改革宗对教宗无谬误论的论点。福音派相信圣经是无谬误的。大多数福音教会和机构都有教义去声明，圣经是由希伯来文圣经和新约圣经组成，是信仰和实践的唯一规则。当中大部分的声明，是有关福音派积极回应方式的信条，并且不包含引用教宗或不属于福音派教义的成分。

把教宗的世俗权力当作教条阐述的声明

为了在教条中提升教宗的世俗权力并在罗马召开大公会议，起源于第三世纪的天特会议，在1863年12月举行了一次会议，当中出席的主要是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主教。
在普奥战争后，奥地利意识到意大利国，结果因此而有重大的政治改动，“卡托利卡文化宫(Civiltà Cattolica)建议教宗无谬误将取代教条的世俗权力。”
麦克米伦在一本书中(Bismarck: Some secret pages of his history )写了有关条目：
这次会议的主要目标将是引起教宗强烈的声明，并有关世俗权力的事。这个议会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远离罗马，并向欧洲显示出梵蒂冈不再享有必要的自由，虽然行为上已证明意大利政府在其渴望和解，并准备以满足教廷的意愿，而实际上他在能力上已经做了一切可做的事。

俾斯麦的反应

据FBM Hollyday，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担心庇护九世和未来的教宗将使用无谬误的教条作为促进一个潜在的“教宗渴望国际政治霸权”的武器：
“俾斯麦的注意力被固定，这源于他惧怕国际天主教会有意欲以于1870年宣布的教宗无谬误来控制德国。若如之前所述，没有一位教宗对国际政治霸权有渴望，而俾斯麦的抵抗就可被视为太极拳，当时许多政治家都作为说客。这引致文化斗争，当中主要是普鲁士在德国各州实行的措施，试图以立法限制天主教教会的政治权力，减少事务的危机。”
天主教教会在多个世纪以来的政治行动，早在1868年2月29日于意大利就发生了。当神圣的监狱颁布法令非埃克佩迪，宣告天主教应该于意大利王国是“既不作选民，也不被选上”。该法令的主要动机是，通过采取人大代表誓言可能会被解释为一个批准掠夺圣座，因于庇护九世1874年10月11日的观众宣布。但这只有在1888年是被宣布为绝对禁止的，多于告诫意味着一个特定场合的法令。
为了防止教宗干预政治的潜在危机，于1872年，俾斯麦尝试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达成共识，即未来的教宗选举将被操纵。他建议欧洲国家政府应该事先拟定一些不合适当教宗的候选人，并指示自己国家的枢机主教以适当的态度投票。这计划在《俾斯麦对德国对外代表的外交机密通传》中流传。(1872年5月14日于柏林出版，由FBM Hollyday翻译)在里面，俾斯麦写道：
这协定已结束这世纪的开始时产生的，在某程度上，教宗和政府间亲密的关系；但是，在这一切之上，梵蒂岗会议完全改变有关教宗的无谬误和司法权。他们对教宗选举的兴趣增到一个极大的程度──但他们关心自己的权利也是坚实的基础。对于这些决定，教宗开始假设给予权利每个独立教区里的主教──主教的权力更为实在地掌握他们的手中。原则上，教宗取代了每个主教的独立位置；但实际上，教宗随时随地能将自己提升至之前的位置，与政府联系。而主教成为了教宗的工具，其官员也没有责。相对于政府，他们成为正式的外交权力，而这权力是因着教宗的无谬误的，是世上一种完全绝对的权利。在政府承认新教宗的地位，并给予教宗行使权力的特权前，他们必须问清楚自己选举的选择，以及他们选择的人能否保证不会滥用这些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