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裕猷

家世背景

刘裕猷生于1931年（昭和6年），南投竹山延平人。曾祖刘时勤为汉文宿儒，创办私塾，桃李遍桑梓。祖父刘来旺，勤勉治学德高望重于日治时期任东埔蚋保正。父刘宪章刻苦勤学，于日治时期毕业于台中师范，献身教育，为当时尊师重道的社会所敬仰之“训导”（即师校本科毕业正牌老师之尊称）。娶妻林锦屏为前竹山庒长林月汀之长女。刘裕猷幼时秉承良好家世与庭训，聪颖好学，个性坦率笃实不虚伪，实有“见得是处断然如此，见得不是处，断然不如此”的独特性格，因此建立他日后在政坛上敢作敢为守正不阿的作风。

求学时代

日治末期，刘裕猷由若竹国民学校(今竹山国小前身)毕业，即考取高雄中学（今高雄高中）初中部。二次大战结束后，以初中二年级生越级考进台中一中高中部，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50年（民国39年）考入国立台湾大学法律系，与日后活跃于民进党的田再庭先生成为同窗好友。

家逢巨变

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进入国民党专政时期，其父刘宪章曾就任竹山首任官派镇长、玉山区长等职， 却不幸于民国42年(1953)2月因病早逝，仅得年44岁。不出三月，其母因丧夫悲伤过度相继去世，留下八名子女。刘裕猷为长子，当时仍于台大法律系就读中，家中遭此变故痛不欲生，且尚有年幼弟妹六人嗷嗷待哺， 幸赖其大姐夫张绍钦律师夫妇倾力照顾，乃无后顾之忧，终能完成大学学业。

台籍大学毕业生加入国民党

1953年（民国42年）刘裕猷自台大毕业，时逢中国国民党号召大专青年同志参加党务工作，刘裕猷立刻响应，成为当时台籍大学毕业生进入党部工作的先锋。初入党部第一份职务，只是文书收发工作。但他认真工作不以为忤，不久即得上级肯定，先后出任台中市党部组长、嘉义县党部书记、南投县党部副主委等职。并于民国48年完成终生大事，与台中耆宿林文风先生之长女林秀琴结婚，育有二男一女。民国53年奉调澎湖县党部主任委员，首创台籍党员最年轻(33岁)担任主委之纪录。
在澎湖服务期间，协助策划兴建发电厂成功，把澎湖离岛带进电气化大放光明的新时代。 澎湖任期届满，因表现卓越，乃荣升台湾省党部第四组总干事。

连任两届南投县长

1973年（民国62年），当时的行政院长蒋经国推动培养台湾本土精英的政策"催台青"，因此当时的省党部主委梁永章乃提名刘裕猷返乡参选，顺利当选第七任南投县长。他一上任即遇到能源危机所造成之通货膨胀等问题，他以敢作敢为的个性，励行节约，避免浪费等应急措施，诸如：核实工程管理费、避免支用会议误餐费、公车集中管理、节省用油、长途电话使用管理，并响应公务人员十大革新和推行五菜一汤的梅花餐等。在涓滴归公锱铢必究之严格管理下，带领全县熬过此经济萧条期，继续县政之推展。因此任期届满后竞选连任时竟无人与他竞选，在同额参选下，他仍得票二十多万，高票当选。足显他确己获得全体县民高度之认同与爱戴。
刘县长连任两届，任期九年（1976年县市长大选因故延后一年举办），政绩卓著。更因其为人公正不阿，杜绝了当时非常普遍的关说文化。任内积极改善交通设，加强观光事业发展，开辟专业工业区包括如南岗工业区、 竹山竹制品工业区。振兴制茶实业，尤对推广冻顶乌龙茶及松柏长青茶著有功绩，并为当时新产品日月潭红茶正式命名。
1981年5月与美国乔治王子郡结为姐妹县，并率团访问该郡对促进国外交，增进彼此友谊及文化交流，裨益甚大。数年后他曾记述县长任内的见闻轶事，著有“难忘的岁月”一书，语意诚恳幽默，足以表现其廉洁不俗之风格。

任省府民政厅长

民国70年12月刘裕猷以"绩优县市长"，在任期未满前数月即调升台湾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内颇得当时的前后任省府主席李登辉与邱创焕之赏识。初上任后即逢省议员选举，民政厅长兼省选委会总干事，眼见台湾基层选举 角头割据，派系争斗，黑金弊端丛生，因此率先倡议极力主张乡镇(市)长民选改为官派， 乡镇(市)公所改制为县政府之派出机关，
乡镇(市)长则由县长就合乎一定资格与条件之人派充之。同时主张废除乡镇市代表会，以节省公帑，提高基层公务人员水准。并著书“我国选举制度之研究”倡议其主张。 
然而，他的想法一公布，顿时引起基层势力反弹，并质疑官派乡镇市长会令特定之政党控制人事的顾虑。 但他认为只要贯彻考试与铨叙制度，就可以防杜政党垄断人事之虞。他的想法虽或能根除台湾基层选举的种种弊端，然而现实却将伤及地方上众多既得利益者的生计，立意虽好终不可能实现。
此时，他也因公忘私，积劳成疾，民国77年在一次实地勘查全省渔澳发展与需求的旅程中，在东北部滨海公路澳底至头城路段，刘裕猷先生曾经突发心肌梗塞，后经紧急送医急转回台北，并进行第一次心脏绕道手术，幸而捡回一命，不久即相继辞去民政厅长、省府委员等职。

不分区国大代表

他从政及党务工作迭有佳绩，在县长任内，曾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及中央评议委员。并于国民大会第二届及第三届两度担任不分区代表，为党国折冲协调，贡献良多。任内最受争议的，就是民国86年其倡议“教科文经费不受宪法第164条规定之限制”。刘裕猷秉其理念与良知，为促使预算经费之编制更见灵活且合乎实际需求，认为教科文经费不应受宪法164条之最低下限限制，而应与所有各项预算等同视之，刘裕猷无视于教育界与学者之声讨，竭力争取，终获大会通过，列为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九条第八项。
在担任不分区国大代表的同时期，承台湾省主席邱创焕先生之推荐，至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之职，任期长达十一年。民国88年九月第三届国大在任内三度修宪通过延长国代任期，刘裕猷私下对国代自肥丑事不满， 萌生辞意，并于不久之后辞去不分区国代之职务。 
民国89年(2000年)国民党总统大选失利下台后，为凝聚党员向心力，自9月起进行的了为期4个月的党员重新登记， 刘裕猷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并未重新登记党籍。几位党籍大老曾至家中劝说，但刘裕猷直接了表达退出国民党之意。隔年夏天，更以届龄为由辞去了中华纸浆公司董事长之职，退休返乡。

生命句点

民国91年(2002)中秋节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晚餐后即感不适，紧急送医后即昏迷不醒，四日后(9月25日)终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台中荣总，享年72岁。他一生贡献政界与国民党务工作，建树良多，功过或可留予后人评断，然其为人廉以持身、守正不阿、仗义直言的精神亦将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