札克雷暴動

背景

1356年，法军在普瓦捷战役中败给英国，法王约翰二世遭到俘虏。法兰西的统治权分散到三级会议、纳瓦拉国王查理二世与王太子查理手中。
由于三级会议太过松散而无法提供有效的政府管理，纳瓦拉国王和王太子的冲突导致贵族的分裂。结果让法兰西贵族的权威陷入新低点，14世纪初以来，法兰西贵族屡遭挫败，他们金马刺战役逃离战场，将步兵留在后方受屠戮；普瓦捷战役中又失去了国王。法兰西特权阶级（教士、贵族、菁英商人）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不断增加税金并强迫农民缴交（如土地税），并且为了修复战争损害而迫使人民无偿繇役。一条要求农民协助防御城堡的法令通过成了动乱的导火线，平民早已将普瓦捷的战败怪罪于贵族身上，这条法令更加令人不满。编年史作家让·德·韦内特明指冲突来自平民与贵族的歧见，不过也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札克雷暴动是从1315年的粮食危机与饥荒开始，长期与短期问题复合的结果。
另一方面，百年战争期间受到英国雇佣，由英格兰、加斯科涅、日耳曼与西班牙人组成的佣兵团在两国停战期间成为盗贼团，在法兰西西北部四处劫掠、强暴妇女，然而政府却无能制止。农民质疑他们为上层阶级工作却得不到保护，违背封建义务。

起义

复合性的问题为这场短暂却血腥的暴动揭开序幕。起义发生在1358年法兰西北部，瓦兹河附近的村落圣留（St. Leu），一群农民在晚祷后于墓地讨论他们对贵族于普瓦捷抛弃法王的看法：“他们辜负且剥夺这王国的一切，将其除尽可为好事一桩。”
当时的编年史家让·勒贝记载一起恐怖的暴力事件：
“农民杀了一名骑士，将他绑在铁杆上，在他的妻子与孩子面前将他烤熟。之后有10到12人强暴夫人，并想要强迫她与孩子们吃下丈夫、父亲的熟肉，再让他们凄惨地死去。”
类似的事件在当时的史料中屡见不鲜，大部分的编年史家都有教士或贵族身份，如尚·傅华萨便严厉批判这场农民暴动，然而这也让农民的真实心声与诉求被埋没。让·德·韦内特是其中少数较为同情农民境遇的作家。
参与叛乱的农民似乎缺乏实际的组织，而是在各地崛起形成无组织的暴民，吉约姆·卡尔是少数领袖中唯一在编年史中被记载的人。让·勒贝认为地方官员和税务官在各个村落散布农民叛乱的消息以鼓励农民加入对抗贵族。当问及农民为何不满，他们回答只是看着其他人这么做就跟着做。这场起义中存在着将贵族社会革除的思想。傅华萨将暴民描绘成心向毁灭无脑蛮族，摧毁超过150座贵族宅邸及牲畜，用恐怖的手段将其家人杀害。
起义爆发于卢昂和兰斯，桑利斯与蒙迪迪耶遭到农民洗劫。博韦、桑利斯、巴黎、亚眠与莫城的资产阶级遭受法兰西宫廷的压迫，跟着同情城市下层阶级并加入了札克雷。一小部分的骑士与扈成为农民团体的领袖，不过在暴动被镇压后，他们在求情信上声称是被迫的。
札克雷暴动的发生应该考量到整个时代动荡的背景。在当时的人治社会，失去国王的精神领导对封建国家是个严重打击。当时王太子要应对四处掠夺的自由佣兵团、恶人查理的阴谋，还有英格兰再度入侵的可能。1358年7月，巴黎最具权势的资本家艾蒂安·马赛尔加入了吉约姆的叛乱，结果遭到有钱的支持者反抗，使他失去了城市与性命。王太子在接受巴黎的投降后才有效恢复对整个国家的掌控。另一方面，教会并非农民暴动的共同对象，对教会的暴力仅发生在特定地区。

镇压

暴动由王太子表亲兼政敌恶人查理领导的法兰西贵族和仕绅镇压，他的军队和农民在1358年6月10日于默罗附近遭遇。叛军领袖吉约姆·卡尔受邀去和查理协调停战，他很天真地前往敌营结果被法兰西贵族逮捕。贵族认为骑士精神不适用在他身上，因此将他虐待后斩杀。叛军根据傅华萨记载约有20,000人，被骑士乘马冲垮。在随后的默罗战役，以及对博韦地区进行的扫荡中，骑士、扈从、披甲战士与佣兵在乡下地区对无数农民私刑处置。数百名札克雷的被害贵族被编年史个别纪录，详细记载他们遭受的暴行。约20,000名无名农民接下来的报复行动中遭到杀害。
最后的战役发生在莫城，骑士与他们的夫人守在固若金汤的城塞中。6月9日，约800人的武装平民（不属于傅华萨记载的10,000名札克雷）在艾蒂安·马赛尔的领导下离开巴黎加入叛乱。如多数农民般，他们将自己视为被俘法王的代理人。当他们接近莫城时，受到同样心怀不满的市民们欢迎与款待，距城市有段距离的要塞仍安全无虞。此时有两位参加对抗普鲁士异教徒的十字军队长从沙隆归来，分别是富瓦伯爵加斯通与他的表亲布赫领主让·德·格拉伊。他们率领的长枪兵装备精良，鼓舞守城的贵族出战将巴黎人驱逐。贵族接着对最靠近要塞的城郊放火，将市民困在火中，莫城市长与其他有头有脸的市民被处以绞刑。经过稍微的休息后，贵族与仕绅将城市与教堂掠夺后将莫城烧毁，火势整整延烧两个星期。接着又一路烧毁乡村民宅与农舍，将遇到的农民全部屠戮殆尽。

后续影响

报复行动一直持续到7、8月。兰斯市民遭到屠杀，不过仍维持对王室的忠诚；桑利斯市民自我防卫；来自埃诺伯国、弗兰德伯国与布拉邦特公国的骑士也加入了屠杀。1358年8月10日，摄政王（王太子查理）颁布大赦令，向支持札克雷的地区征收大量罚金，使得大量农民逃离。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说道：“如同该世纪所有的起义，当统治者恢复态势就受到镇压，靠着武器的重量、乘马的优势、以及叛军的精神劣势取胜。”
摄政王的大赦信中对贵族报复行为的谴责更甚于农民起义：“它代表开放国家（Plat Pays，指法兰西北部）人民自发的集结在境内各地，原先可以促使他们对抗英格兰，结果在一瞬间这些怒火都转向了贵族。”
札克雷的镇压使法兰西的权力重新集中到摄政王手上，使法兰西专注与英格兰交涉，协调归还法王的条约。
札克雷成为贵族社会的创伤。1872年作家路易·雷蒙如此评论皇家历史学会：“至今‘札克雷’一词除了嗜血、邪恶、野蛮暴民的无义反抗外，无法形成其他意义。欧陆上的底层人民与多数声音，只要产生了激情，不论多微小多正当，有钱的特权阶级都会宣称社会正被‘札克雷’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