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报

历史

1915年10月10日由罗马教廷指派的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等创办并主持。创刊时由刘守荣出任总经理。1923年至1928年间，颜旨微出任总主笔，仿照梁启超“新文体”，以浅近文言评论时事，与上海《商报》主笔陈布雷其名，当时有“北颜南陈”之说，《益世报》在北方获得一定的影响力。
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赴西欧勤工俭学时，被该报聘为特约记者。先后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达56篇之多，总字数达25万多字。
1925年奉系军阀势力进入天津，由于《益世报》反奉拥直的立场，刘守荣被逮捕，报纸被强行接管。1927年4月该报北京版编辑路友于与李大钊一起被张作霖杀害。1928年夏天奉系势力被逐出天津，《益世报》得以恢复之前立场。刘守荣改报纸独资经营为股份合资经营，解决了资本短缺的危机，报纸得以重整旗鼓，继续发展。
《益世报》董事会秘书兼副经理师潜叔，正经理生宝堂为抗日捐躯. 1927年，惜别中国九年之久的雷鸣远返回天津。雷神父任命李独三为益世报经理（李独三建政后被定为日本汉奸卖国贼, 判刑入狱). 他是山西人“教友”，但是他辜负雷神父的信任，心怀鬼胎，乘雷神父不在，将益世报出卖给日本. 雷神父经常忙于在抗日前线抢就伤员等工作. 当雷神父回到报馆，得知此事, 顿时嚎啕大哭. 他立即请来他的俩位好朋友: 师潜叔和生宝堂, 研讨对策。师潜叔毕业于复仁大学, 当时在津沽大学任教. 生宝堂刚从法国留学回国. 师潜叔和生宝堂密切合作，联合益世报职工及意大利国警察将李独三一伙从报社赶出去。雷神父重新任命师潜叔为董事会秘书兼副经理，生宝堂为正经理，他们又邀请了他们的好友——著名的笔杆子罗隆基主持益世报社论，从此益世报办得生气勃勃，震撼人心，宣扬正义，激励中华儿女抗日爱国热情. 　　益世报成为了当时人们最喜爱的报纸，实现了雷神父的意愿。但李独三贼心不死. 在1937年7.7 事变 (卢沟桥事变)后，他勾结日本，设下圈套抓捕师潜叔和生宝堂. 在当年8月15日(圣母升天斋礼日)，师潜叔一大早从报社(现天津河北区，当时是意大利国租界地) 到津沽大学教堂（当时是英国租界地）做礼拜并领唱经. 弥撒结束后，津沽大学刘乃仁院长(神父, 后抵台湾) 找到师潜叔，告之日本最恨师潜叔和生宝堂并设法抓他们. 刘乃仁院长叮嘱师潜叔和生宝堂千外别出租界地。若要出租界，一定穿他的会衣。 　　师潜叔拒绝了这个劝告，并说放心没事. 和刘院长告别后，他回到家中看望家人. 他告别家人立即回到报馆. 纸行随后电话，点名让师潜叔和生宝堂两人取纸. 为了报社正常运行出报，师潜叔和生宝堂冒着生命危险毅然接受。由司机开车，汽车刚出意大利租界地(原金汤桥) 就被李独三一伙日本宪兵拦截，并强迫驶往日本的红帽衙门。司机第二天被放出。师潜叔妻子和生宝堂的妻子（法国人）四处奔走，请律师，托人，最终花钱找到一个因犯日本军纪被关在红帽衙门内的日本兵妻子. 她借探视日本兵机会，给师潜叔和生宝堂带去药，捎回口信。师潜叔和生宝堂讲日本要他们签字，将益世报倒戈日本。他们俩坚决不签，并说益世报是天主教的报，不是他俩的. 他们俩在狱中受尽了很多酷刑。最后一次的信是由卞慧新捎出. 卞慧新(1989年受聘为天津市文史馆馆员、原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顾问。他多年致力于天津史志的研究，对天津名称由来的考据、确定天津进入近代的断代等研究，成果颇丰，为天津文史研究奠基者之一.) 当时离校返津，在天津车站即遭日本宪兵拘捕，被投入囚禁天津著名报人刘髯公、师潜叔, 和生宝堂等人的囚室.他被放出后捎出师潜叔托他给妻子的结婚戒指，瑞士手表和一封信. 信的内容是为了天主，为了圣教会，为了正义, 他们俩要准备致命了，出不来了. 他们激励人民抗日到底，并拜托妻子克服一切困难把孩子们培养成材。跟师潜叔和生宝堂差不多时间被捕的有大公报俩负责人. 由于他们签了字，报社倒戈，很快被日本放出。大公报一直没有停刊(天津益世报一直停刊直到日本投降). 随后传出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 多数传言是说他俩坐电椅被处死. 但至今没见到尸体。当时师潜叔仅34岁. 师潜叔和生宝堂被处死后, 生宝堂夫人带俩小孩回法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该报聘请罗隆基为主笔，抨击当局不抵抗政策。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北方局势日益恶化，《益世报》多次发文批评，特辟《抗日舆论》专栏，大量发表爱国言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中国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多次出面威胁该报，要求撤换主笔，迫使罗隆基离开。之后《益世报》聘请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担任主笔，言辞并不亚于罗隆基。蒋介石对此非常不满，下令对报纸停邮，迫使钱端升离开。稍后，《益世报》抓住宋哲元倾向抗日的机会，复请罗隆基回到报馆。天津著名律师朱道孔长期担任报馆的法律顾问。
1937年7月28日，日军侵入天津;《益世报》在意租界内，日军限于德意日同盟关系，不便进入意租界. 《益世报》未受太大影响。8月18日，社长生宝堂被日军杀害，报刊于9月停刊，1938年12月在昆明复刊，1940年迁至重庆。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在天津复刊。1949年1月1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天津的当日，《天津日报》社兼新华社天津分社接管了在天津市区的《益世报》社人员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