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

早年经历

1890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府慈谿县的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家族属于官桥陈氏。陈布雷故居在今余姚市三七市镇二六市村官桥自然村。小时候学传统的四书五经、八股文，曾考过大清的府试与院试。1904年科举废止后，进入慈谿县中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就在这个时候，秘密参加一个名为“覆满同志社”的革命党社团，开始革命活动。之后，进入宁波府中学堂、浙江高等学堂预科。1907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911年，以第四名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

就业经历

高等学堂毕业后，被上海《天铎报》聘用为一名编辑，开始用笔名“布雷”担任撰稿人。曾以《谈鄂》为总题撰写10篇评论，支持辛亥革命，在报界渐露头角。

教职经历

1912年，返回宁波，任教于宁波效实中学。之后担任该校校长，兼任《四明日报》撰述，同时为沪杭各报撰稿。同年3月加入同盟会。青年时父母先后去世，弟妹均仰赖其抚养，造成他年轻时已有骨盆疼痛、神经衰弱、经常性失眠。1921年，上海《商报》创刊，任编辑主任，其所撰抨击军阀、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政论享誉一时，多为革命报刊所转载。

党政生涯

族兄陈祀怀善古文词，是浙江省宁波地区（慈溪过去属宁波府治）的士绅领袖、著名乡贤，夙为蒋介石所器重。蒋就任北伐军总司令，聘陈祀怀做他的私人秘书，未就。陈祀怀向蒋推荐了族弟陈布雷担任。1927年，陈布雷与潘公展一起到南昌会见蒋中正，随蒋工作，之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4月出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同年5月，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1928年，辞去中央党部秘书处书记长之职，赴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兼办《戊辰通讯社》。并与戴季陶等创办《新生命月刊》，支持中国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
1929年8月，受国民政府委任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兼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于1930年赴南京兼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旋兼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叶楚伧任秘书长）。1934年4月辞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1934年5月，出任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
1936年，担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蒋中正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直至1945年10月侍从室撤销）、中央宣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央委员，成为蒋中正高级幕僚。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陈非常熟悉蒋的意图，他代蒋起草的一些文电稿，颇称蒋意。一遇有重大事件，蒋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谈至深夜。凡是侍一、侍二两处发出的密电稿，都要经他一一审阅。因此，陈对侍从室的业务和蒋指示的精神，有着比较全面的了解。还亲自编制关于蒋介石的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依规定由值日的侍卫官，负责记录蒋每天的生活起居和行动，填写日报，交给蒋‘官邸”的侍从秘书汪日章或俞国华，汇送给陈布雷按年月编制《蒋介石的实录》。 
1937年1月2日，蒋中正由南京飞往奉化休养，陈布雷等同行。3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陈布雷、谷正纲继邵元冲、朱培德为中政会委员。
1945年10月，侍从室撤销后，调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1946年，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担任效实中学校董会主席。
1947年5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陈立夫为董事长，陈布雷同彭学沛、王启江等人被选为常务董事，陈诚为常务监事，社长仍由马星野担任；决定除南京《中央日报》称为《中央日报》外，其他各地中央日报则均冠以当地地名。同年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仰药自尽

1948年11月1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陈布雷在南京服安眠药自尽。蒋介石、宋美龄前往吊唁，终年59岁，葬于杭州九溪。蒋介石挽额“当代完人”。1949年11月，蒋又题写“精神不死”。

自尽后的媒体报导

1949年11月18日，《中央社》报导称陈布雷是因突发性心脏病发身亡，并称因服用过量安眠药而死。并称他自杀之前在南京寓所写完给蒋中正的上书，又给妻子、兄弟和友人留下了一封遗书，然后服下了过量的安眠药自尽，得年59岁。
1949年11月19、20日连续两日，其治丧委员会将其遗书公开于京沪地区的报纸：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唯公善保政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  布雷  负罪谨上
介公再鉴：

　　当此前方捷报频传，后方秩序渐稳之时，而布雷乃忽传狂疾，以至不起，不能分公忧劳，反贻公以刺激，实万万无词以自解。然布雷此意，早动于数年之前，而最近亦起于七八月之间，常诵“瓶之倾兮唯垒之耻”之句，抑抑不可终日。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韩愈有一“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媕婀”，布雷自问良知，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而此身已非有效危艰之身，长日回皇，惭愤无地。昔者公闻叶诋总理之言，而置箸不食，今我所闻所见于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传，以散播关于公之谣言诬蔑者，不知凡几。回忆在渝，当三十二年时，公即命注意敌人之反宣传，而四五年来，布雷实毫未尽力，以挽回此恶毒之宣传。即此一端，又万万无可自恕自全之理。我心纯洁质直，除忠于我公之外，毫无其他私心，今乃以无地自容之悔疾，出于此无恕谅之结局，实出于心理狂郁之万不得已。敢再为公陈之。
中国国民党官方说他是“感激轻生，以死报国”。但江深、陈道阔则认为陈布雷因看到党内腐朽已无法收拾，遂绝望自杀。说他是为垂死的蒋介石政权“殉葬”，说他是“以死明志”或是“死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