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巴特

起先是位自由主义神学者

在德国求学期间，巴特深受自由主义神学家威尔汉·赫尔曼的影响，这一时期巴特受其影响而深着迷于伊曼努尔·康德的知识论跟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的开明神学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看见素来尊敬的几位神学家发表好战言论，遂反思这些年间在德国所接受的自由主义神学(另一个说法是1912年巴特的父亲过世时曾劝告巴特要“爱上帝，不要爱科学！”)。有说法这段时期的巴特转向社会主义，无论如何这段时期内巴特确实表现出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但究竟巴特在此一时期中有没有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者？──这点在研究者当中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看法。

牧会初期的情况

巴特早期牧会所在的沙芳韦是个典型农业轻型为工业的乡村社会，居民有1625人，其中1487人是基督徒。居民中有587人受雇于一家针织厂。巴特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成为社会主义运动者，积极为当地的工人争取合理的工资，并且教育他们被剥削的情况。他并发表了一些相关人权与公民责任及宗教与社会等文章，认为教会长期以来的失策就是没有努力处理社会需要。他指出耶稣是贫穷人的帮助者。1915年巴特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使当时的沙芳韦的工人称他是“同志牧师”，在当时的牧者而言，是极少数的作法。

回到正统神学的基调

巴特重回到正统神学的传统多少是受到下列一些人或思想运动的影响。如巴特致力于宗教社会运动期间所认识的赫曼·柯特，还有对其产生影响的圣经现实主义运动(Biblical Realism movement)当中所知道的克里斯多福·布鲁哈德。还有一股来自於哲学怀疑论的冲击，其来源是德国的教会史学家弗朗茨·奥弗贝克 ──这位奥弗贝克同时也是巴特的父亲在大学时期的老师并且是一位路德主义者。但一般认为最关键的原因仍是巴特在德国跟随的几位自由主义神学家们几乎都支持祖国发动一次世界大战。巴特深信，他的老师们理解上帝的方式是错误的。
巴特认定上帝的话是《圣经》的中心，1916年开始写《罗马书注释》，1918年初稿完成，却找不到出版商愿意出版，只印了一千本。但此书一出版却造成欧洲神学界震撼，巴特就开始出名了。他自己对这段转变比喻为跌落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没想到在黑暗中找到了拉钟的绳索，一拉就把钟敲响了，而惊醒了镇上的人。
1919年出版的《罗马书释义》一书当中，巴特强调上帝乃是经耶稣与十字架所揭示的真理，并透过“十字架事件”向整个世界的文明与非真神信仰的宗教做出的一次严正挑战，人类应该要接受上帝的挑战，因为造物主并非默然不语的某一位，而是已经透过“十字架事件”向世人说话了的“那”一位。
后来学者们就以《罗马书注释》出版的年代1919年定为十九世纪神学的结束，也是二十世纪神学的开始。巴特成为近代神学之父，又称其神学思潮为新正统主义，强调神的超越性、贬抑自由派神学的思潮。

以新正统神学为旗帜

接着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年间，巴特联结了其他的一些欧洲神学家，这班神学家们主张虽然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共同都反对自由主义神学。这些神学家便是后来产生很大影响力的“新正统神学运动”(Neo-orthodoxy movement)成员，其包括：鲁道夫·布尔特曼、艾米尔·布鲁内尔、特尼森（Eduard Thurneysen）与戈亚亭（Friedrich Gogarten）....等人。

反对纳粹德国的国教运动

1934年，随着德国新教的教会界逐渐接受纳粹德国已经成立的事实，巴特承担了起草《巴门宣言》重任，其内容为139名神学家在巴门市召开会议，联名反对纳粹德国由1933至1934年止建立的德国基督教，并称其为异端，已经明显背离了福音跟信仰，是将信仰的对象由上帝转向了国族主义与阿道夫·希特勒。巴特甚至将宣言寄给了希特勒本人。这份宣言宣告了德国认信教会的成立，巴特被选为理事会成员。随后，他因拒绝向希特勒宣誓，被迫辞去波恩大学教授的职务，回到了自己瑞士老家。后来认信教会受到了纳粹的迫害。
后来，巴特能够在德国教会界乃至欧洲哲学界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也与其曾经在纳粹时代展现出的道德勇气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以后，巴特的言论越来越成为那些忏悔德国犯行者及那些渴望重修德国教会与世界教会关系者所重视。在伊旺德(Hans-Joachim Iwand)的召集下，巴特于1947年撰写了《达木斯特声明》（the Darmstadt Statement）其内容是更具体的阐述了1945年《司徒加特宣言》的看法：德国人在纵容“纳粹德国”与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上有无可逃避的责任。在声明中，他强调了德国教会是甘心乐意地投入“反社会主义者”与保守势力的阵营中的，此举的结果便是导致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崛起。在冷战的那段时间里，这篇有争议的声名被西方的“反社会主义者”所排斥，如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德国再建军主张”(re-militarization)的支持者就认为该声明只算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产物。此外，又有来自东德的反驳者认为巴特并未能清楚地认识到共产主义对现代社会代来的危机。在整个1950年代中，巴特对于“和平运动”表示同情，并持续反对德国的重新武装。

晚年的生涯

巴特于1962年造访美国，并在芝加哥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系所发表演说。同年他获邀以来宾身份参加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但因病不能赴会。在巴特的后半生其主要是在撰写这一本大书：《教会教义学》(英文：Church Dogmatics／德文：Kirchliche Dogmatik)，直至巴特逝世为止已撰写六百万余字，巴特在此书中意欲探究基督教教义之全貌，照新正统神学的看法，这便是一次充满着挑战性的大胆“再诠释”行动，就巴特毕生的学说观之，这种尝试无一例外是在付诸实行以前就注定失败的了。巴特知其不可而为之地撰写《教会教义学》的举动正是其一直被认为是辩证神学代表人物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