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論自由

出版自由、政府及宗教

随着印刷传播的“威胁”，政府建立了中央控制的机制。法国君主打压出版，使语言学家艾蒂安·多雷在1546年被处以火刑。1557年，英格兰玛丽一世女王下令成立英国出版同业工会，只有工会成员才能出版书籍，以此来遏止违反宗教教义或持不同政治立场作品的发行。印刷的权利仅限于两所大学和伦敦市的21个印刷者，总共53部印刷机。在法国，由于与当局对抗，约800个作家、印刷者和书商被关押在巴黎的巴士底狱，直至1789年监狱被民众占领。
英国思想家在言论自由权利的早期讨论中走在前列，例如约翰·弥尔顿和约翰·洛克（1632–1704）。洛克提出以个体为价值和所拥有生存，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单位，但他不支持普世宽容和言论自由。他认为一些群体，如无神论者，不应该被允许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否定上帝的存在会破坏社会秩序和领导。
17世纪欧洲大陆的哲学家如斯宾诺莎和皮埃尔·培尔发展比早期英国哲学家更宽容和普遍的言论自由思想。到了18世纪，言论自由的讨论遍布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法国哲学家如德尼·狄德罗、保尔·霍尔巴赫、克洛德·阿德里安·爱尔维修等更为活跃。言论自由的思想开始被纳入政治理论。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言论自由的法令由约翰·弗里德里希·施特林泽于1770年12月4日摄政期间的丹麦-挪威发布。然而，十个月后施特林泽在这项法案中加入一些限制。在他倒台后，1773年推出的法令加入了进一步限制，但没有重新出现审查系统。

言论自由的保护包括对不同政见者

英国著名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认为，如果没有人的自由，就没有科学、法律及政治上的进步。密尔在1859年发表《论自由》一书，该书成为捍卫言论自由权利的经典。密尔认为，真理驱逐谎言，因此无论自由表达对或错的意见，都不应该害怕；真理不是恒定或固定的，而会随时间转变。密尔还指出，很多我们曾经相信是正确的事已变成错误的事情，因此意见不应该因明显的错误而禁止。密尔亦认为，自由讨论是必需的，以防止被“既定意见的沈睡”（the deep slumber of a decided opinion）所制服；讨论能带动起真相，从思考错误的意见重新确认真实的观点。
英国作家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自己所著的伏尔泰传记中以“我虽然不赞同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来阐释伏尔泰的信念。这句话虽然不是伏尔泰本人所述，但经常被人引用来描述言论自由的原则。在20世纪，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如果你相信言论自由，那么你也应该相信那些你不喜欢的意见应享有自由。希特勒和戈培尔也支持言论自由，不过只限于那些他所喜欢的言论，斯大林也一样。你支持言论自由，就意味着你支持那些你所憎恶的言论享有自由。”

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关系

言论自由的概念与政治争论和民主密切相关。在民主国家，政府对大部分文字和言论都不加控制。因此，民主国家往往出现对议题持不同甚至相反观点和意见的多种声音。民主制度依赖于有文化、有知识的公民，他们掌握信息，因此能最充份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批评不明智或专制的政府官员或政策。
民主制度有赖于人们能够最广泛地接触到未经审查的观念、观点和信息。
支持言论自由和民主之间联系的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他认为，民主的概念就是人民的自治。对于民主制度的运作，选民的知情是必需的，而为了使选民有适当的知识和资讯，信息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必须没有任何限制。米克尔约翰指出，如果当权者能透过隐瞒信息和扼杀批评意见来操纵选民，民主的根本理想将不再真实。
世界银行集团的“全球治理指标”计划表明，言论自由和随之带来的问责制对一个国家的管治水平有显著的影响。

言论自由的限制

根据自由论坛组织Freedom Forum Organization，法律制度和社会大众也会认识到言论自由的局限，特别是当言论自由与其他价值或权利冲突时。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是绝对的，不能被用作发表暴力、诽谤、侮辱或淫秽言行的理由。成熟的民主国家只有在面临高度威胁的情况下，才有理由禁止可能会激起暴力、损害他人名誉、推翻合宪政府或鼓动淫荡行为的言论。民主国家一般也禁止煽动种族或民族仇恨的言论。可以按照“伤害原则”或“犯罪原则”来限制言论自由，例如禁止发放色情或煽动仇恨的言论及信息。限制言论自由可通过法律制裁或社会的反对，或两者兼有。而限制言论自由的规范是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公开表达意见也不会被完全压制。
在美国，法院借由累积许多言论自由的案例，发展出一套规则，称之为双阶理论（The Two Level Theory），以决定哪些言论受法律保护。这理论认为“淫荡、猥亵性言论、粗俗言论、诽谤性言论、侮辱或挑衅性言论，并未涉及任何思想及意见之表达，而无任何社会价值，即使可能为社会带来利益，其利益也明显小于限制这些言论所欲维持之社会秩序及道德规范”。此外，行政中立与发言人制度，也常被视为必要的限制言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