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和港澳融合将释放出巨大动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启动四年多来，取得了阶段性显著成果。下一步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城市群内部如何超越各自经济利益诉求和社会、法律制度，通过深化合作形成一体联动的格局？在“双循环”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继续推进高水平的开放？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接受来自南方日报专访，就这些焦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南方日报记者 何山
    南方日报：世界四大湾区中，纽约湾区被称为金融湾区，旧金山湾区被称为科技湾区，东京湾区被称为产业湾区，你觉得粤港澳大湾区具有怎样的特点，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还需要克服哪些障碍？
    郑永年：首先，国外的三大湾区虽然各有特色，但科创都很发达。相比这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既是金融中心，又是科创中心，也是商贸中心。大湾区三个核心城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如果能够整合起来，金融+科创+商贸，力量会无比强大。这些功能都是互补的，金融不能服务于实体经济不行，科创没有制造业也不行，没有国际化的商贸中心也不行。深圳的科创中心功能像旧金山湾区，广州的商贸中心功能像纽约湾区，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也像纽约湾区。所以为什么要强调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呢？就是因为如果能够整合起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湾区。
    融合的障碍在哪里？我想在于规则没有统一。目前大湾区内部除了和港澳对接不够，内地的九个城市规则都没有充分对接，达不到融合的目标，整个大湾区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大而不强。
    我以前也提过，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向周边辐射，辐射海南、福建，形成一个南方统一市场，在这个基础上再对接东盟等更大的世界市场。欧盟20多个国家都能形成一个统一市场，我们大湾区为什么不能？
    南方日报：大湾区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比起来，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又有哪些不足？应该如何去弥补这些短板？
    郑永年：这三大城市群中，每一个城市群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都需要利用好自身的比较优势。
    首先，三个城市群的资本结构不同。京津冀国有资本占优势，基础设施建设就比较快，但是民营企业发展会相对滞后；长三角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比较均衡；珠三角民营资本发达，大型央企以前布局相对少，中小型企业就比较活跃，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华为腾讯等民营企业很有活力。不足之处，因为大型的国有企业比较少，所以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另外，因为大湾区以中小型民营企业为主，企业的持续发展也是一个问题。
    其次，大湾区城市群还有一层制度优势，就是一国两制的优势。一国是优势，两制也是优势。
    京津冀和长三角的融合是同一制度下的融合。而珠三角9市和港澳的融合，将产生化学反应，释放出巨大的改革动能。
    第三，现在要建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地理位置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交界点，链接是天然的区位优势。这些优势都应该利用好。
    南方日报：你认为大湾区城市群应该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
    郑永年：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看到今天的中国。我们的人均GDP从1980年代初期的不到300美元，到2020年人均1.1万美元，40年促成8亿多人口脱贫，党的十八大以后让1亿多人摆脱了绝对贫困。
    但是以前的发展还存在一些不协调、不均衡的现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都存在不协调。早期我们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到现在，支撑我们发展的那些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已经很高，也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区域之间的协调，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均衡发展。
    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发展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就会走欧美的老路。美国、英国的经济一直在保持发展，但是社会发展产生了许多问题，社会分化，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民粹主义崛起，出现治理危机。因此，无论从外部环境来看，还是从内部条件来看，我们都需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所以，以新发展理念指导的高质量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非常重要。
    高质量发展的一大抓手，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把共同富裕放在了第一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原则。这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方向。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定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你觉得现在主要面临哪些问题？应该通过怎样的路径去实现这一目标？
    郑永年：要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有两个东西非常重要，一个是技术的升级，一个是规则的对接，技术是生产力，规则也是生产力。
    香港是金融中心，但是缺少实体经济，因此香港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科技产业，与深圳对接。深圳如果要发展科技，也需要大量金融的支持，所以两地的优势是互补的。
    如果说短板的话，我觉得还是缺少系统性的开放。我们的开放，虽然入世20周年，但是还需要制度性开放。建设科创中心，需要资本、技术加人才。其中人才最重要。其他三大湾区，外国人才占比都在30%以上，硅谷最高，占比超过40%。深圳要成为中国的硅谷，还需要加大力度引进外国人才。
    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都是人才聚集的地方。人是可以用脚投票的，在衡量科技发展的指标中，我觉得人才指标比其他的指标更好。资本来了，人才不来，那资本可能是套利来的；技术来了，人才不来，那可能是利用低端劳动力的产业；高端人才来了，背后肯定有优质的资本、优质的技术。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内部还存在区域协调性仍然不够强，同质竞争、市场分割、各自为政等问题。随着前海、横琴两个合作区和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的推进，你认为大湾区应如何超越各自经济利益诉求和社会、法律制度，通过深化合作形成一体联动的格局？
    郑永年：首先，港澳和内地是存在一些制度差异的。另外从内地9个城市来看，企业肯定是不会阻碍一体化的，实际上企业是一体化最大的动力，是整合经济的主体。居民也不会影响区域的整合。区域整合的最大难点就是行政界限的存在。
    所以我们实现一体化，要学欧盟的方式。欧盟的共同市场，也是通过企业来整合的，可以通过“先企业，后政府”的方式完成整合。虽然大湾区存在三个不同的关税区，但是欧盟也是不同的关税区，为什么他们能整合？所以下一步，我们要踏踏实实地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不要让行政权力成为区域整合的阻力。
    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马上要生效，中国也提出要加入《全面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有优势。因为香港、澳门很多规则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如果我们通过前海、横琴、南沙引入港澳的规则，然后以点带面，在整个大湾区实现规则的对接，开放的水平将上一个新台阶。以前我们是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现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规则也要走向国际化。所以，我们先要通过内循环，在大湾区把珠三角9市的规则统一起来，然后再和港澳对接，走向世界。
    南方日报：在“双循环”的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如何继续推进高水平的开放？
    郑永年：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是说“外循环”就不重要了。长三角、大湾区是在开放中发展起来的，开放并不妨碍拉动我们的内需，发展内循环。我们要善于利用国外资本的力量，大湾区是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结合点，未来还要加大力度开放，利用RCEP生效和加入CPTPP的机会，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为了加入WTO，我国修改了很多法律法规，促进了经济的大发展。如果说加入WTO是第一次入世的话，那么加入CPTTP可以理解为第二次入世。这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个机遇，让各个地方再上一个台阶。开放实际上是规则的开放，没有什么抽象的开放。中央提出，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如何让这种政策落地，这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要思考的。
    南方日报：目前国际形势正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以前全球化的供应链正在重组，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企业应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超级全球化形成了国际劳动分工。在世界市场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没问题，但是在出现疫情或者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供应链的安全非常重要。现在美国、欧洲、日本都在积极保障供应链的安全，我国政府对供应链的安全也非常重视。
    实际上供应链产业链要完全脱钩也是很难的，因为存在劳动分工。即使脱钩，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把自己的短板补好。但是把短板补上，不是说我们要回到以前封闭的状态，什么都要自己做，自给自足，而是至少要拥有关键的技术。
    我国和一些小的经济体不一样，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不需要发展那么多产业，只要在世界产业链上抓住几个产业就够了。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必须有完整的产业链。不一定要全部自己生产，但要有生产的能力。
    因此在新型的举国体制之下，在很多技术方面，还需要有很大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多数技术还是应用型的技术，没有研发的话，哪有什么原创性技术？
    珠三角的企业还是要靠开放来应对这种局面。利用市场吸引外国资本、外国技术。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走了，这没关系。但是我们要用高规则吸引优质的资本和技术。
    科创是很难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需要财政金融的支持，需要市场的条件，人才的条件。实际上这些条件大湾区都有。我们现在提倡的新型举国体制，是开放条件下的创新，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一起来支持科技创新。设想一下在香港北部都会区，或者前海、横琴、南沙能不能搞几个点，像保税区一样封闭起来，里面的企业适用香港的商法。香港的商法比较成熟，这样能吸引很多外国的优质资本进来支持科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