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四大中心带动作用 实现“科技—产业—金融”循环
刘云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的水平和质量，更好适应、引领和创造新需求。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是其中重要一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刘云中近日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表示，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非常突出，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协调发展需要突出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带动，打造多层次合作平台，立足珠三角制造业的需求建立高质量供给体系，形成持续激活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南方日报记者 苏力
多中心特征影响显著一体化发展仍待提速
南方日报：要打造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就需要实施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刘云中：相比已经实施6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高位部署推动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仍待提速。毕竟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和珠三角9市，与其它湾区相比，首要特点是湾区内部存在的制度差异，即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和三种法律制度。
更深入一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差异巨大，澳门面积和人口均明显小于其它城市；香港、广州、深圳和肇庆经济总量有10倍之差；人均GDP最高的澳门为最低的肇庆10倍，即便港深之间人均GDP也相差一倍以上；经济效率上，香港每平方公里土地GDP是深圳的1.8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的经济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香港、澳门第二产业和制造业的占比均远低于珠三角9市。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由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组成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非常突出。相比大湾区，纽约和东京湾区实际上是以纽约和东京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旧金山湾区虽然有旧金山、奥克兰和圣何塞3座入选观察全球城市网络研究中心（GaWC）世界城市的排名，但旧金山湾区的对外交通以及国际经贸联系仍然需要通过旧金山，旧金山的相对作用和地位很高。在粤港澳大湾区则有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4座城市入选。
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并不必然意味着区内中心之间的强联系。根据腾讯位置数据分析，在工作日，香港与珠三角城市群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香港与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的一半，而大湾区的珠三角内部存在强联系的城市人口流动网络，主要是“广州—东莞—深圳”以及“广州—佛山”之间，港澳与湾区其他城市的人口流动规模并不大。
南方日报：既然多中心空间结构形成了明显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加强区内中心间的联系？
刘云中：在国内的政策实践中，实施一体化的区域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和都市圈，2019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是第一个国家战略意义上的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公共政策，从规划的目标和内容看，除了硬件的基础设施和创新产业外，还对应着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和整合阶段，是高度一体化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足够的硬件基础，但其内部的差异和多中心空间结构要求一体化发展需从国际经济和区域经济两个维度来看待。
从国际经济维度看，大湾区多个不同关税区的相对独立经济体的一体化发展，要在贸易、投资、关税及非关税措施、相关货币财政金融等方面实现相互协同。
从区域经济维度看，与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相似，要在基础设施、创新产业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和整合方面实现相互协同。
提升“软硬”联通水平发挥比较优势促发展
南方日报：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导致其一体化建设具有其它国内区域不同的、更多样化的路径，在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应如何扬长板、补短板？
刘云中：如果仅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观察，长三角地区面临区域内部城市产业同质化竞争压力，粤港澳大湾区在城市产业协同上优于长三角地区。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的“结构相似系数”方法，利用苏浙皖三省规模以上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数据计算，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中，江苏—安徽规模以上制造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7，江苏—浙江为0.92，安徽—浙江为0.88。大湾区内部城市中，深圳—东莞为0.96，珠海—中山为0.97，东莞—中山为0.68，佛山—东莞为0.44，广州—深圳为0.32，广州—佛山为0.39，深圳—佛山为0.26，珠海—深圳为0.15。
可见，在大湾区核心城市间分工协作的局面基本形成，深圳与东莞为代表的珠江东岸、珠海与中山为代表的珠江西岸产业错位发展，城市间的相互竞争压力小于长三角地区。未来，推进产业错位发展、分工协作是长三角地区要面临的问题，大湾区各城市则需要立足各自产业定位，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城市能级。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制度和体制优势是在整个湾区范围加强设施的“硬联通”和机制的“软联通”，大湾区内，在保持各自制度特征的基础上，做到不同制度的特点在空间上的相互结合，使制度差异带来的红利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释放。
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是重要抓手，以此促进各种要素的流动和融合发展，深入进行行政、司法等制度方面的合作，探索逐步形成完全一体的行政司法等制度环境。
南方日报：在实现一体化的路径上，具体应如何谋划布局？
刘云中：应该有两种层次的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第一种是功能齐全、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合作发展平台。既然是多中心空间结构，空间发展战略应突出四大中心带动，即发挥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第二种是在珠三角内各城市建设功能多样、分布广泛、不同层面的合作发展平台，在不同层级的城市中设置不同功能的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有必要较多关注香港高端的制造业或制造环节的推进。香港的经济结构已高度服务业化，制造业的占比非常低，甚至远低于新加坡，过低的制造业占比将对香港经济、就业稳定性以及研发投入构成风险。
多层次高质量供给深化区域有机协同
南方日报：高质量发展需要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也需要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多中心对此将有何影响？
刘云中：现代产业体系需要提升产业供给能力，建立高质量的供给体系，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完整，形成持续激活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多中心的粤港澳大湾区，科学和技术供给呈现出多层次、相互补的特点，巨大的制造业产业又保持了巨大的需求，供给和需求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有机结合。
从需求看，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处于产业高端化进程中，先进制造、高技术制造、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新一代新兴技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等形成产值超万亿元产业集群，5G产业、数字经济规模均居全国首位。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上具有较大优势，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软件业务收入占全国比重均超过10%。这些产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科学和技术供给。
在珠三角这种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投入巨大的基础研究和产业转化才更容易找到大型企业合作“买单”。珠三角大型企业较多，需求也较为多元化，应积极推动这些大型企业与港澳广深的高校、科研院所直接合作，在产业技术的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尽快实现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珠三角与港澳应继续扩大和加速当前的通畅局面。比如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和广州、深圳的高校、科研院所在研发上互补性强，应利用好珠三角发达的产业基础，加快从基础研究向现实产业竞争力的转化。
南方日报：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如何促使资本市场成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
刘云中：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深圳和广州三大金融重镇，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但除去香港以外，大湾区金融业从规模到金融机构数量上与长三角地区差距较大。长三角地区金融业年均增加值近年保持在大湾区珠三角9市的2倍左右，金融业占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也分别高出大湾区珠三角9市数个百分点。
在这个基础上看待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供给，要聚焦两个突破口。一是紧紧抓住香港这个中心。香港实体经济和金融的国际联系、法律体系均与欧美更加一致，要发挥好香港全球化国际化金融中心的作用，进一步提升香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重要依托。
二是继续利用好珠三角制造业的巨大需求，把香港、深圳、广州的金融资源和金融配置功能和巨大需求更好结合起来，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