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逢振
我认识的几位科幻作家
我认识的几位科幻作家
1991 第3期   - 作家与科幻

王逢振


    我与科幻小说的缘份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当时，原版外文书刊几乎绝迹。我在外贸工作，但仍忘不了文学。苦于无书可读，便托朋友从饭店捡了几本外宾留下的通俗读物，其中碰巧有布赖恩·奥尔迪斯的《暖房》(1962)和罗伯特·海因来因的《陌生国的陌生人》(1961)，读后觉得极有意思。后来经常来访的几位外宾发现我喜读科幻小说，便不时买几本新书送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调到外文所工作，读书条件大为改善，便较系统地读了一些科幻小说，并通过当时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学长梅绍武先生的帮助，找了一些新的科幻小说批评著作阅读。这样，有一段时间我便专门研究起科幻小说来了，编了二本集子，写了一些文章。1979年，正值我研究科幻那段时间，布赖恩·奥尔迪斯作为格林率领的英国知名人士代表团成员来华访问。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与邓小平同志长时间会晤。在对外友协安排的一次座谈会上，共同的兴趣使我们谈得相当投机，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友谊。1982年，我到美国进修，他为我介绍了一些美国科幻作家。1983年，我利用去南斯拉夫开会的机会顺路到英国访问，他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更难能可贵的是，奥尔迪斯先生还身任英中了解协会的副会长，长期以来，为两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的工作。

        布赖恩·奥尔迪斯

    奥尔迪斯是个富于个性的典型英国人，也是个通过自我奋斗而成功的作家。他1925年生于诺福克郡，父母是小店主，家境贫寒，只能上设备简陋的寄宿学校，而且只念到中学毕业。后来在小说《一手养大的孩子》(1970)里，他愤怒地回忆了青少年的经历，使小说在英国大受欢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征入伍，先后在印度、缅甸和印度尼西亚服役，退伍后，在牛津一家书店谋得个售书的工作。他利用在书店接触各种图书的机会，弥补自己在教育上的缺陷，并写了一些类似小说的故事，描述书店的生活。这些故事收在《光明泉日记》里，于1955年出版。自那以后，他专门从事写作，并成为牛津大学生非常熟悉的人物。记得1983年他陪我访问牛津大学时，许多学生都友好地与他交谈。

    奥尔迪斯已经写了25部作品，被公认是当代最有成就的科幻作家。然而，他最受推崇的还是对“新潮科幻小说”的贡献。所谓“新潮科幻小说”，就是指不再重复那些写厌了的杀人武器，莱塞射线或星系里的战争，而是把科幻小说纳入二十世纪兴盛的现代主义潮流，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以科幻小说的手法描写现实，力图使科幻小说进入严肃文学的行列。

    在《最后的秩序》(1977)的前言里，奥尔迪斯曾这样写道：“我的小说写入类的不幸、隔绝、失望、忍受和友爱。”请注意这句话的顺序：从不幸到隔绝引起失望，从失望转变到忍受，最后在爱里达到顶点。奥尔迪斯认为，这些是一切文学的永恒题材，科幻小说也概没能外。

    因此，他的小说常常淡直觉的自我，包括作者和读者的集体无意识，并波及到人类存在的各个部分。例如他的小说《解放了的弗兰肯斯坦》，便充分表现了他的主题对当代西方读者的影响。《解放了的弗兰肯斯坦》是关于以前美国一位名叫约瑟夫·鲍登兰德的国务卿的故事，2020年，在空间基地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掷回到1816年，当时玛丽·W·雪莱正在写她的创新小说。鲍登兰德遇到了玛丽，她的丈夫波茜·比希·雪莱、拜伦勋爵，以及正在制造怪物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从而引出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小说以清晰的散文风格把神话的、观念的、心理的、比喻的或象征的等多种现实结合在一起，微妙地表现了对时代的看法。作者明确指出，人们必须杀死心理的种种“怪物”(邪恶的意识和感情)，否则就会灭亡；但若能这样做，真正的人性就会出现并以友爱的精神重新创造世界。正如有的批评家所说，这部小说的真正力量在于，它使读者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感情和心理问题。

    任何作家的作品都不可能脱离他的经历。也许正是因为这点，奥尔迪斯的科幻作品缺乏踏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但谁也不会否认，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他的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价值。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和对文学现实的敏锐判断，使他1981年成为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布克奖的五人评委之一。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使他的许多作品受到严肃作家的赞赏，例如他最新出版的《忘记了的生活》(1988)，就受到著名作家艾丽丝·莫道克的高度称赞。

        弗雷德里克·波尔

    说起波尔，使我想起一件趣事。1983年，我从美国去英国，奥尔迪斯介绍我返美时去拜访波尔先生。由于二次入境手续不甚完备，在机场海关遇到了麻烦。警察把我带到办公室外办手续，并与我攀谈起来。当我说将在纽约会见波尔先生时，警察立刻变得非常热情，告诉我他是波尔的忠实读者，极爱读科幻小说，并安慰我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办妥。由此可见，波尔在美国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科幻作家。

    波尔是个极有个性而又令人喜欢的人物。1983年他向伊丽莎白，霍尔求婚时，在一家科幻杂志上以醒目的大字这样写道：“贝蒂，嫁给我吧!”多么有趣的方式!波尔1919年11月26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一个推销员家庭，高中毕业后因家贫辍学，主要靠自学成名。他兴趣广泛，学过政治、历史、数学、未来学和观察星体的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国空军服役，曾随军去过意大利。波尔先后当过编辑、文学代理人和自由撰稿的专业作家。50年代，他编辑的《星球科幻小说》(系列)大受欢迎，对后来的科幻杂志产生了重要影响。60年代，因编辑成绩优异，于1966至1968连续三年获“国际科幻成就奖”。他的成就受到同行们的推崇，于1974至1976年担任了美国科幻作家协会主席。波尔以“科幻小说”著称，曾先后获得雨果奖和内布拉斯奖，并且第一个以科幻作家的身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

    波尔常与其他作家合作，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与阿西莫夫、考恩布鲁斯、述克·威廉森等著名作家合作写成，已经出版长篇小说和短篇集30多部。波尔虽然不曾受过高等教育，但他的成就却使他在美国和西欧二百多所大学里讲过学，70年代他坯应邀到苏联、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地讲学。他的作品经常在电视中播映，据说已有四百多个电视节目，很受观众的欢迎。

    波尔担任编辑时，拒绝接受“新潮科幻小说”的稿件，反对性描写的作品，对于超现实主义的、无情节的、虚无主义的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也从不予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科幻小说的看法，也是他以“硬科幻小说”著称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旨在传播科学知识而不关心社会现实。实际上，他的作品常常以科学发展为基础驰骋自己的想象，反映科技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影响。例如，他的《地下隧道》就以医学发展为基础，通过想象表现了这样的主题：内脏可以用机器代替，科学发展使人类机器化，完全受先进技术的控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变成什么样呢?传统的伦理道德又该如何?正是出于这种思考，波尔把自己的科幻小说称作“警世文学”，提醒人们注意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长远后果，如人口爆炸、大气污染、生态平衡，等等。他还说，他注重的是人类的前途，关心的是社会的未来，因此他的小说并不追赶时髦，但却常常带有预见性。正如批评家所说：“在波尔手里，科幻小说是用来保护人类和人性的武器。……他不仅是科幻作家，还是社会批评家，他应该享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故事写得引人入胜，是第一流的小说家。”

    但是，从70年代开始，波尔对作品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也可以说他已开始与新潮科幻小说认同。例如，他1979年发表的小说《杰姆》。小说设想，技术的发展能够以超过光速的速度把飞船送到另一个新发现的可居住的星球，它在那里安排了三个地球上的集团——能源丰富的集团，食物丰富的集团和人口众多的集团，这三个集团不仅互相反对，而且还反对新星上三种聪明的土著，结果以一种报复的姿态打破了自然的平衡。实际上，小说运用了多种新潮科幻小说的技巧，以辛辣的笔触讽刺了当时的现实。正是由于这一点，小说获得了1980年度的美国国家图书奖。

    波尔的小说题材广阔，前后形式多有变化，只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作品，才能真正揭示它们的价值。但不论如何，他“早已被公认为美国最杰出的科幻作家之一”。

        阿克曼和布雷德伯里

    从作家方面讲，我想写布雷德伯里；但若写布雷德伯里，我不能不写阿克曼。毕竟，还是通过阿克曼，我才认识了布雷德伯里和许多美国科幻作家。

    喜欢看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的朋友可能记得，去年有一期专门介绍过阿克曼先生。他的全名叫弗里斯特·阿克曼，祖上是德国移民，本人多才多艺：写过科幻故事，当过电影演员，现在是编辑兼出版代理。他自幼酷爱科幻小说，少年时期，曾多次用家里给他买东西的钱买科幻杂志。不过，人们最佩服他的还是他对科幻的献身精神，他几乎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科幻上面。电视节目曾介绍过他的“科幻博物馆”。那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幻博物馆!在洛杉矶好莱坞山脚下，依山而建的三层楼房，从上到下都摆满了科幻书刊、科幻绘画和科幻电影道具(如E·T、科学生物，外星人的盔甲，等等)，甚至在地下室里，除了只容一人通行的走道也全是科幻书籍。据说整个博物馆的藏品值上百万美元，是他几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确实，只要他发现自己没有的科幻作品，他总要千方百计地搞到。为了促进科幻事业的发展，他曾建议把整个博物馆的藏品捐给洛杉矶市。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他对科幻酷爱。众所周知，“si—Fi”一词现在已经成为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的代名词。这个词不仅由阿克曼第一个使用——他根据声响中的“Hi—Fi”发明了“Si—Fi”——而且还把这个词用作他的汽车的牌号标记。他的橘红色的卡德拉克汽车不仅挂着“Si—Fi”的车牌，而且还在后窗上贴着“我爱科幻”的标语。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70岁了，我的一生都是为科幻而生活。”

    阿克曼是个宽厚而幽默的人。记得有次我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记录器发出这样的回答：“我到火星上去了，很快就回来，请留下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一次吃饭，他把两根胡萝卜条塞在嘴里，扮成一副外星人的怪相。多么幽默!但幽默中仍不忘科幻。他的这种性格使他深受科幻作家和科幻迷们的喜爱。因此常有作家到他家去聚会，几乎每星期都有科幻迷去他的博物馆参观。正是在他家的一次聚会上，我认识了布雷德伯里。

    布雷德伯里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象个运动员。那天，他身着T恤衫和短裤，脚穿旅游鞋，加上他身体健实，俨然象个久经赛场的运动健将。他确实喜欢运动，60多岁了还天天跑步。

    布雷德伯里原名雷蒙德·道格拉斯·布雷德伯里，1920年8月22日生于伊利诺斯州的沃基甘，祖上是17世纪的英国移民，父辈搞新闻出版工作，因此他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1934年，他随全家迁居洛杉矶，至今仍住在那里。布雷德伯里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1938年他在洛杉矶高中毕业，通过卖报赚钱，买了一台打字机，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了他惊人的写作生涯。1939年，他编辑出版了一本短命的《科幻迷》杂志，主要刊登科幻作家罗伯特·海因莱因和享利·库特纳的作品。两年后，他在《超级科幻故事》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钟摆》，从此专事写作，不断在杂志上发表短篇故事，大部分以幻想为主。40年代末期写了不少以火星为背景的故事，后来辑成《火星纪事》，于1951年，出版，使他一举成名。

    布雷德伯里的科幻小说著名，但又常引起科幻界的争议。《火星纪事》出版以前，非科幻批评家称赞他巧妙地运用了时间、背景、地点和人物间的相互关系，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探讨了复杂的人际关系问题，有可能把科幻小说提高到严肃文学的地位；然而科幻批评家却不以为然，许多人认为这些故事是感情的抒发，完全可以把背景移到地球上写成真实的故事，因此算不上科幻小说。但布雷德伯里坚持走自己的创作道路。1953年发表的《华氏451°》，被公认是具有文学价值的科幻作品。他采取反乌托邦的观点，写受到战争威胁的未来，写少数人毁灭文化的行为，当时在美国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1966年拍成了电影。

    布雷德伯里主张科幻作品不能为了情节而作虚空的幻想，而应有严肃性、科学性和哲理性。他不仅注意内容的充实，而且也注意语言的运用。他的许多作品的场景描写于诗意，在美国常常被选为中学教材。

    奇怪的是，尽管布雷德伯里写科幻小说，写宇宙飞行和火星人，并极力主张扩大对太空空间的探索，但对现代文明的技术产品他却并不偏爱。他有自己的汽车，但从不驾驶，而且几乎从不坐飞机；相反，他喜欢旧式火车、公共汽车和电车，更喜欢在洛杉矶骑自行车。因此，有人说，他似乎适合在本世纪的前20年生活。

    我还认识其他一些科幻作家，之所以写上述几位，是因为他们各具特色；而且，除了布雷德伯里不愿乘飞机旅行之外，其他几位很可能都将于今年五月参加成都的科幻盛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