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军
关于科幻创作的断想
关于科幻创作的断想
1997 第12期   - SF论苑

郑军


    我进入中学就开始迷科幻文艺，科幻小说成了我主要的课外读物，看过《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等电影小说，读过《猕猴世界》、《与拉玛相会》和威尔期、别利亚耶夫的多部代表作以及国内宋宜昌等科幻作家的著作，我还读过日本人写的《世界著名科幻小说选介》，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介绍这七百多部名著的中译本，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而上面提到的许多作品，现在恐怕也只能在旧书市场寻找了。

    九五年初，我接手经营一家私人书店，见不少青少年读者到店里寻购科幻书刊，因此进书时都刻意采购科幻著作，还经销《科幻世界》杂志。因为是近水楼台，我自然有了先睹为快之便。可又渐渐生出一种遗憾：今天的青少年和十几年前的我相比，阅读能力提高了不少，眼福却差了许多。

    通过和热爱科幻小说的各类读者的接触、交谈，结合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便有了一些零零星星的想法。现择要整理出来，以就正于从事科幻创作的朋友们。

    一次因事去北京，住宿旅店，晚上临睡时把《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续集)放在床头。半夜醒来，发觉同室旅客正挑灯夜读此书。到次日早上，他竟然把这近三十万字的小说看完了。此君是开有厂子的厂主，四十出头，来京为了索债。他并不是科幻迷，甚至不知道这是科幻小说。事实明摆着，作者克莱顿又抓住了一个中国普通读者的心。

    《失落的世界》出版时，克莱顿已在畅销书写作中浸淫二十载，他自然深谙如何吸引住读者的“秘诀”。确实，他的作品充满悬念，情节的发展紧张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且故事曲折，常出人意料，不读完很难猜出结局将是如何。另外，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掩卷之后久久不能忘怀；语言也繁简得当，繁时像是铺叙学术论文，简时一句话或一个词就是一自然段，决不罗嗦。

    其实，上面所说的那些特点，是许多拥有广大读者的作品所共同具备的。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福尔摩斯侦探故事，007惊险系列，不就都是这样的吗?几年前我曾读过一本美国恐怖小说，如今对作者名字和主要故事情节都忘记了，可当时的阅读感受却清晰如初：我读完时正是阳光明媚的中午时分，但我竟然觉得恍若置身鬼气森森的环境和氛围之中。

    反观现今的中国科幻小说，能让我一拿起就放不下的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委实少之又少，大部分情况是为读科幻而硬读下去的。而且，这感觉并非我的独有。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们的科幻作家认识上出现了偏差?

    或许是某些科幻作家自视清高，力图与通俗小说“划清界限”，以能登“大雅之堂”为荣?可不妨浏览一下世界文学史，《三剑客》、《基度山伯爵》当初不就是武侠小说么?《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感情》当初何尝不被视为言情小说?那些与大仲马、奥斯汀同代的自诩是“高雅”圈里的作家，今天世人还记得几许?须知，将科幻文艺“高雅”化，即使在欧美科幻文艺发达的地区都不现实，遑论我国。科幻作家应充分考虑读者大众的审美需求和阅读心理，更何况当今社会为公众提供阅读和观赏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丰富的影视节目，还可以看录像、光盘，还可以打游戏机，或者在互联网络中消磨时光；在书店报亭里，各类图书、杂志、报纸琳琅满目，任人挑选。那么，人们为什么一定要读科幻小说?即使去买，又为什么一定要买你写的那本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科幻作家最需要考虑的只是：抓住读者，抓住尽可能多的读者。十几年前，除了像《小灵通漫游未来》等少数作品外，绝大多数科幻作品是在非少儿性的刊社发表和出版的。现在则不然了，似乎出版科幻小说成了各地少儿出版社的“专利”。而这些出版社在选题、审处和包装等方面，无不受到“少儿读物”这一“框框”的约束，甚至对世界科幻名著也要加以缩写。这便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科幻作品较普遍存在儿童化、幼稚化的倾向，确实使人忧虑。

    是不是出版界忽视了科幻作品有大量的成人读者?

    据统计，美国科幻读者的平均年龄为41.4岁。中国国情可能不同，四五十岁的读者科学知识基础较差，读科幻小说或许有些困难。但经过八十年代科幻熏陶的一大批青少年，现在都到了三十左右的年纪，他们难道不再是科幻作品的读者吗?再说，当今国内热衷欣赏国外科幻影视片的观众日益增多，且多为成年人，他们难道不可能成为科幻小说的读者么?

    至于以为只有降低科幻作品的文字水准和思想蕴涵，才能适应少年读者的需要，则有很大的片面性。其实，一读就懂的东西，少年们未必喜欢，真正能吸引他们的，倒是一些他们半懂不懂的作品。半懂，所以他们能读进去，读下去；不懂，他们要思考，要解惑，所以不愿释卷。他们并不希望成年人去将就他们的水平。

    去年北京科幻节讨论会上，宋宜昌先生特别强调了科幻创作中的细节描写。他说某些作者因忽视细节描写，导致作品缺乏血肉。

    的确，细节描写对科幻小说来说是举足轻重的。如威尔斯在其《神食》中，描写一种可以使任何生物都长大十几倍的药物，以致形成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交错的巨物世界：士兵们在树一般高的草丛中练习战术，母鸡叼着小孩到处乱跑，巨人们把椅子扣在头上当帽子，十分生动、形象。在《登月旅行》中，作者描写由于月球引力小，生物都发育得庞大、疏松，地球人与月球人搏斗，可以一拳打穿月球人的胸口；月球人由于分工不同形体各异，传令兵有粗壮的腿，工人有发达的胳膊，月球王则有硕大的头颅，大到必须用外物支撑。月球世界的奇趣就是由这一系列的细节烘托出来的。

    和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相比，科幻小说的细节描写要困难得多，因为后者所展示的世界，往往是与现实社会完全不相同的。比如写反物质世界，或者写以能量为食物的生命，你的日常生活积累就派不上用场了。在这种情况下，你甚至要人为地扭曲读者早已形成的生活经验和日常观念。显然，设置科幻小说那些饶有兴味的细节描写，靠的是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最近市面上流行台湾作者黄易的著作。许多人只把黄易看作武侠小说作家，其实他的小说科幻味很浓。试看《寻秦记》吧：主人公项少龙是二十世纪的特种兵，乘时间机器回到战国末期，寻找年纪尚幼的秦始皇。由于项少龙熟悉那个时代的历史，对列国形势了如指掌，于是在群雄争霸的斗争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收养了一名义子，便是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这难道不可归入科幻小说类么?

    武侠与科幻的结合不乏其例，星球大战系列片可能是其中最著名的了。它由隐侠、海盗、魔王、怪客等等角色，组成了一个十足的武侠故事；“杰迪武士”颇似练就“上乘内功”的高人，银河皇帝与黑衣勋爵则修炼了邪派武功，堕入魔道。

    除“武侠科幻”外，科幻文艺的变种还很多。比如《超人》，主人公能上天入地，让时光倒流，可使月球改变轨道。你如果一定要追究其中的科学依据，那无异于像拔枪射击舞台上的黄世仁的那位战士一样荒唐。它本是从童话故事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我们姑且称之为“童话科幻”吧。

    无疑，科幻创作的天地是十分广阔的。时间旅行、外星人、机器人，这三大题材在科幻创作中经久不衰。影片《终极者》票房收入奇高，它不过是时间旅行加机器人罢了。《独立日烽火》轰动一时，也不过是用特技新瓶装外星人旧酒而已。我国许多科幻创作也常围绕这三种题材团团转，以致有人戏称为“老三样”。

    但现实中的科学家关心的却是另外一些问题诸如寻找替代能源，发展新型材料，推进电子技术，研究微观粒子，观察外层空间，探索新的治病方法，等等。

    为什么科幻作家和科学家的关注点如此不同?

    我想，这也许与现代人普遍存在的潜意识有极大关系：外星人题材来源于人类整体上的孤独感，机器人题材缘于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忧虑——机器人就是整个机器世界的人格化，时间旅行题材反映了人类面对历史的无奈感——历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由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科幻小说有其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科学技术的探索、研究。

    虽然没有人规定科幻小说只能涉及自然科学范畴，但我国科幻作品以社会科学为依托的却几乎没有。

    本来，从世界科幻发展史不难看出，社会科幻小说的源流更为长远。像《理想国》、《乌托邦》，可算得上政治幻想小说，斯金纳的《奥尔登第二》可归入心理幻想小说，冷战时期不少臆想美苏大战的作品，可称为军事幻想小说。《我们》、《美妙的新世界》、《1984》等为正统科幻界所接纳的著作，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社会科幻小说。

    那么，中国科幻小说为什么缺乏这些品类?

    我想，这恐怕与观念上的束缚有关，无论是社会或是作家自己，一提及科幻小说，鲜有不把这“科”字与自然科学联系在一起的。

    而在实际操作上，以社会科学为素材难度更大。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想象一百年后，飞船会比今天飞得快，电脑会比今天的体积更小，治病会比今天更为方便有效。但是一百年后的股票市场会是怎样，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如何，人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等和今天有何差异就不容易设想了。但是，除了通过实践逐步解决外，别无捷径可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幻小说须担当预测科学技术进步的重任。如果若干年后，某篇科幻作品描写的情景兑了现，那么该作品便成了“正果”。这种看法与要求，显然也是片面的。

    试看《水世界》这部影片吧，那里不仅没有什么最新科技发明，相反，人类已倒退回蛮荒时代，但这并未减弱它的科幻色彩。法国科幻影片《火》的故事更是发生在八万年以前的太古时期，写当时部族的人四处寻找保留火种的技术，若单以科技来衡量，谁说不是最原始的呢?但它却是鲜明地反映了先民们对科技的向往与追寻。

    看来，中国的科幻作家们应放眼世界，突破比较狭隘的思维模式。这样，中国科幻创作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庶几可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