Ｈ·法斯特
大蚂蚁
　　《大蚂蚁》作者：Ｈ·法斯特

　　长弓译

　　“大蚂蚁”叙述了人类在产生受威胁感时会以愚蠢的攻击行为作出反应。故事在一种正常、低调的背最——钓鱼，高尔夫球和晚餐——中开始，然后突然出现暴力行为；接着摩根的生活恢复了平静，最后是科学家们对大蚂蚁不可思议的特性所作的冷隽、寓意深刻的注释。通过这一客观的表述，我们看到，生命中独特的、反常的、以至是值得唾弃的一面并不是蚁类的世界，而正是人类的狂暴。故事在结尾部分坦率地承认，人性使人类堕落到不可救药的可悲境地：“我们改不了了，就是这个样子了”，而且“象一个不甘与自己昔日的负罪之身贪生共存下去的囚犯，我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我的审判”。恰是这种坦荡的自责，才使我们看到人类新生的最后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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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事如何了结，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庞杂，猜测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迟早人口将会过剩，另一些人说，我们会自相残杀，有了原子弹就更会是这样。各种各样的见解，偏偏没有人指出我们老是原来的样子没变这一简单的事实。我们能够找到养活任何数量人口的办法，或许甚至会找到避免用炸弹自相毁灭的途径：做这些事我们不乏聪明才智，但是对于改变自己或者我们的行为方式却从来都是一筹莫展，笨手笨脚。

　　我有自知之明，我既不歹毒，也不残忍，恰恰相反，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普通人，爱妻儿，睦四邻。我象很多人一样，他们做的事我也做，并且正象他们那样遇事不假思索，从不问个为什么。情况就是这样。

　　我还是个作家，我告诉博物馆馆长李伯曼和政府官员菲茨杰拉德说，我打算把这段经历写下来。他们听罢耸了耸肩，“那就写吧，”他们说，“反正写不写一个样。”

　　“你们不认为这会给人们带来惊慌吗？”

　　“没人会相信它的，怎么会惊慌呢？”

　　“要是同时发表—两张照片呢？”

　　“那可不行，”他们同声说，“不能发表照片。”

　　“这又为什么呢？”我问道，‘你们既然同意让我写这篇故事，为什么不同意我发表照片，好让人们相信我说的都是真事？”

　　“他们还是不会相信你的，他们会说照片是你伪造的，谁也不会信。那样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最好设法摆脱这种情况，混乱是于事无补的。”

　　“什么才于事有益呢？”

　　他们说不上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回答。下面我就简单明了地叙述我的这一段亲身经历。

　　每年夏天８月份的光景，我总要和四位好友去阿迪龙达克的圣里吉斯群湖上泛舟垂钓，消磨一个星期。我们照例租用那间简陋的小木星。我们泛着小舟在湖上随意漂泊，时不时地也能钓上几尾鲈鱼，总的说来，捕获量很有限，但是打牌却很尽兴；我们还在外面野餐，悠然地享受假日里的欢乐。今年夏天，我因手头有些事要料理，所以晚到了三天，由于天气温和，添人游兴，所以我决定在别人离去后单独留下来多住上一两天。棚屋前有—小片平坦的草地，我打算花三、四个小时练习短距离击高尔夫球进洞的技术。所以铁头球棒就一直放在我的床边。

　　留下来头一天的晚餐，我开了一听蚕豆和一听啤酒。吃罢便打开《密西西比河上），拿了一包香烟和一条８两的巧克力糖躺到床上。无事一身轻，没有电话，没有工作，没有报纸，此时此刻，我真可算得是这个纷扰嘈杂的时代里最逍遥自在的闲客了。

　　当时屋外依然天光豁亮，一束光线从窗口射进来，越过我头部的上方，看书是足够明亮的了。我伸出手去再取一支香烟的时候，不经心地向上看了一下，突然在床尾发现了它。高尔夫球棒正在我的手边，说时迟，那时快，我猛地抄起球棒，只一挥就击它个正着，结果了它的性命。这就是我在前面讲到过的。不管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反应是与常人无异的。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黑种人、白种人或是黄种人，在中国、非洲或是俄国，都会这样干的。

　　这时，我只觉得浑身汗如雨下，接着感到恶心。我跑到屋外去呕吐，想起１９４３年那次乘“自由号”轮船赴欧时曾经这样呕吐过以来这还是头一遭。随后我逐渐恢复了平静，打起精神回到木屋里去看它。它已经直挺挺地僵死在那里，但我还是决意不一个人在木棚里过夜了。

　　我不敢用手摸，使用一张牛皮纸把它捏起来扔进鱼篮里。我把鱼篮和其他行李杂物放进车后的货箱，然后关上棚屋门，钻进汽车，一路驶回纽约来。

　　上高速公路前，我停车道旁，小睡了一个多钟头，到家时已近拂晓时分，待到修面、洗澡、更衣完毕，我的妻子还在梦中迟迟未醒。

　　早饭时，我解释说我不太善于独自料理生活，这一点她很清楚，而且我一个人通宵驾驶汽车也不是什么罕见之举，所以她没有提出什么疑问。我吃了两个蛋，喝了一杯咖啡，抽了一支烟，然后走进书房，重新点燃了一支烟，目不转睛地盯着书桌上的鱼篮。

　　我的妻子往屋里瞧了一眼，看见了鱼篮，说鱼腥气太重，叫我把它放到地下室去。

　　“我要换衣裳了，”她说。那天孩子们还在外面野营，没在家。“我跟安约好了在外面吃饭——不知道你回来的这样早。要不，我不去了吧？”

　　“不，别这样。应该做什么，我眼里还是有活儿的。”

　　然后我坐下来，又抽了一会儿烟，最后拨电话给博物馆打听地是昆虫部主任。他名叫贝特兰·李伯曼。我要求跟他讲话。他的口音很和悦近人。我自报了名字摩根，职业是作家，然后他就很礼貌地说曾经看见过我的名字并且拜读过我的作品。一个作家向考虑周到的人作自我介绍时，这是经常得到的回敬。

　　我要求会见他，他说那天整个上午都很忙，问第二天是否可以。

　　“看来还必须现在就见。”我坚决要求。

　　“哦？想找什么资料吗？”

　　“不是的。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件标本。”

　　“嗯？”这一声优雅的，压抑感情的“嗯”既是发问又是回答，可什么也没明说，叫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是的，你们会对它发生兴趣的。”

　　“一只昆虫吗？”他温和地问。

　　“我想是吧。”

　　“哦？大吗？”

　　“够大的。”我说。

　　“１１点钟，怎么样？能到这儿吗？进主楼，往右走，我在那儿等你。”

　　“我准时到达。”我说。

　　“还有——是死的吗？”

　　“是的，是死的。”

　　“嗯？”又是一声。“摩根先生，我将在１１点钟愉快地会见你。”

　　这时我妻子已打扮停当，她打开了书房门，没好气地说：“快把鱼篮拿走吧，臭味儿。”

　　“好的，亲爱的，我就拿走。”

　　“开了一夜车，该睡一会儿了吧。”

　　“说也怪，我还真不困呢，”我说道，“我想先去博物馆一趟。”

　　我妻子很欣赏我对于象博物馆啦，违警罪法庭啦，三流夜总会啦什么的从不厌倦的爱慕之情。

　　不管怎么说，舍去体育场上的跑道不谈，世上最令人神往、又能给人意想不到的收益的要算是博物馆了。

　　这一次出我意料的是，李伯曼先生的办公室里，除去他本人，居然还另有两位先生也在等侯我的光临。

　　李伯曼瘦削的身材，尖尖的脸，年纪在６０上下。

　　政府官员菲茨杰拉德是个小个子，黑眼睛，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透着机敏、精干的神气，自始至终也没告诉我他代表的是政府的哪个部门，他只是说“我们”、“我们’的，这就意味着政府。

　　还有一位叫霍普，有个讨人喜欢的样子，圆滚滚的，待人和蔼可亲。他是美国参议员，对昆虫学很感兴趣；一个参议员而爱好昆虫学，这在那天上午以前我是宁愿出钱打赌说是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事。

　　这是一间宽敞见方的房间，陈设朴素，环墙不是书架就是橱柜。

　　我们相互握手致意，然后李伯曼向我的鱼篮点点头，问道：“就是那个吗？”

　　“是的。”

　　“我能看看吗？”

　　“请吧，”我说，“是赠送的，不取分文。”

　　“谢谢你，摩根先生。”他一面说一面打开鱼篮，向里张望。然后直起了腰。另两个人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

　　他点点头，说道：“是的。”

　　参议员把眼睛闭了好一会儿。菲茨杰拉德摘下眼镜，一个劲地擦着镜片。

　　李伯曼在桌上展开一块塑料布，从鱼篮里把那个东西取出来放在上面。那两个人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处瞧着。

　　“你认为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摩根先生？”

　　“我想这正是应该请问贵部的。”

　　“啊，当然。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看法。”

　　“一只蚂蚁，我认为是这样。见到一只十四、五英寸的蚂蚁，这在我还是头一次。希望这也是最后一次。”

　　“你的心情可以理解。”李伯曼又点点头。

　　菲茨杰拉德开腔了：“我可以问你是怎样弄死它的吗，摩根先生？”

　　“用一根铁头棍，我说的是一根高尔夫球棒。我跟几个朋友在阿迪龙达克的圣里吉斯湖钓鱼，我还带了球棒去练习短球进洞的技巧。我这方面的技术很差，所以当朋友们离去后，我便一个人留下来练习击球……”

　　“不必解释了，”霍普微笑着说，他的脸上掠过一线愁容，“我们一些最佳高尔夫球选手也存在同样的烦恼。”

　　“当时我正的在床上看书，突然发现它站在床尾，我就抄起了球棒——”

　　“明白了。”菲茨杰拉德点点头。

　　“怎么不先瞧瞧它呢？”霍普说。

　　“太恶心人了。”

　　“是的——是的，我看是这么回事。”

　　李伯曼说：“那你为什么要打死它呢？摩根先生，你不介意我的问题吧？”

　　“为什么？”

　　“对——为什么？”

　　“我不明白，”我回答说，“我不懂你的用意。”

　　“请坐下，摩根先生，”霍普点了点头，“放松一下，不要紧张。我们一定使你感到很难堪了。”

　　“我还没睡觉呢，真想先躺下做一个香甜的梦再说……”

　　“摩根先生，我们没有惹你心绪不安的意思，”李伯曼说，“然而我们确实认为这件事的某些方面非常重要，这就是我问你为什么要弄死它的原由。一定会有一个理由的。当时它的样子是要咬你吗？”

　　“没有。”

　　“或者要向你扑过去的样子？”

　　“没有，它就停在那儿。”

　　“那么，为什么呢？”

　　“没什么目的，”菲茨杰拉德插进来说，“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弄死它。”

　　“是吗？”

　　“答案很简单，摩根先生，你杀死它，因为你是人。”

　　“哦？”

　　“是吗？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

　　“那你为什么打死它？”霍普插问道。

　　“当时我吓得要命。说老实话，现在还怕呢。”

　　李伯曼说：“摩根先生，你是一位有理智的人。现在让我给你看几件东西。”

　　他打开了一面墙的壁橱，里面是８只盛着甲醛的罐子，每只罐子里都有一只跟我带来的一模一样的标本——无例外地都是肢体不全，死于暴力。

　　我呆呆地瞅着，一言不发。

　　李伯曼关上了橱门。

　　“这些都是５天以内发生的事。”他耸耸肩，说道。

　　“蚂蚁的新的族类？”我笨拙地嗫嚅着。

　　“不对，它们不是蚂蚁。你过来！”

　　他示意叫我走近桌边去，另两位也随我一同走了过去。

　　李伯曼从抽屉里取出一套解剖工具，先把那个东西翻了个身，然后指着象是昆虫胸腔的下部说：“看上去这应该是它身体的一部分，对吗，摩根先生？”

　　“对，是它的一部分。”

　　他用两件工具找到了一条裂缝，把底部撬开。它象一架轰炸机的腹舱一样地打开了，这原来是它携带的一个口袋，一个容器，里面装有４件各有一英寸半来长的精巧小工具——或是仪器，或是武器什么的。它们就象任何出自独运的匠心、具有实用功能的小工具一样美丽——就象这个生物本身一样美丽，只是由于它是昆虫而我是人，所以它被剥夺了美的称誉。

　　李伯曼用镊子把这些器具一件件从挂钩上摘下来放在我的手心里，我抚摸着，端详着，最后又把它们放了回去。

　　我注视着蚂蚁，这才发现，在这以前，我从未定睛看过它。引起我们恐怖或厌恶的事物，我们是不会仔细端详它们的。你不会透过憎恶的帘幕谛视事物。看罢之后，嫌恶、恐惧的感情既已消释，我终于发现它虽然象蚂蚁，但并不是蚂蚁，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梦中也没见过。

　　三个人的目光逼视着我，一下子把我推到辩解自己的阵地上。“我不知道呀！你们要是看见一只这么大个儿的昆虫，你们会怎么办呢？”

　　李伯曼点点头。

　　“凭上帝的名义，它究竟是什么呢？”

　　李伯曼从桌子里拿出一个瓶子和四个小玻璃盅，斟满了酒，我们举杯一饮而尽。真没想到在他的桌子里会有这样高级的苏格兰威士忌。

　　“我们不知道，”霍普说，“不知道它是什么。”

　　李伯曼指着渗出一种白色物质的破裂的头盖骨说：‘这是由于——还真不少呢。”

　　“可能是一种非常聪明的生物。”霍苦接着点了点头。

　　李伯曼说：“这是一种结构处于发展过程中的昆虫。关于我们的昆虫的智力，我们理解得很少。它跟我们所谓的智力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种聚合的现象。就拿我们身体的组成部分来打比方吧，每一部分都是有生命的，而智力却是整体的结果。如果这一种模式也适用于象这样的生物的话……”

　　我打破了沉默，因为他们老是站在那儿盯着瞧那个东西。

　　“假定说适用的话，又……”

　　“适用什么？”

　　“你刚才况的聚合智力呀。”

　　“呃，这——我也说不上来。即使在最荒诞不经的梦境中也休想想象得到。对于我们——嗯，就象我们对一只普通的蚂蚁的关系一样吧。”

　　“我不相信。”我直截了当地说。

　　政府官员菲茨杰拉德平静地对我说：“我们也不信，只是猜。”

　　“它要是有那样高超的智力，为什么不用一件武器来对付我呢？”

　　“难道动用武器就是智力的标志吗？”霍普温和地提问。

　　“也可能这些工具当中没有武器呢？”李伯曼说道。

　　“你没看见，另外那几只不都是携带着工具吗？”

　　“是的。”菲茨杰拉德简洁地回答。

　　“为什么？那是些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李伯曼说。

　　“可你们能够研究出来呀。我们有的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我的上帝，这是一个千奇百怪的各种器械层出不穷的时代。把它们拆开瞧呀！”

　　“早这样干了。”

　　“你们发现了什么？”

　　“什么也没有。”

　　“你是说，”我有点急躁了，“关于这些器具——它们是些什么，怎样使用，它们的功能——你们都一无所获吗？”

　　“正是如此，”霍普点点头，“什么也没有，摩根先生。对美国最卓越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来说，这些东西都毫无意义。有句老话你总知道吧——如果你给亚里士多德一台收音机的话，他会拿它怎生处置呢？他去哪儿找电源？没有发射台，他又能收到什么呢？我不是说这些器具构造复杂，事实上它们非常简单．只是我们全然不了解它们能做什么，应该做些什么。”

　　“那一定会有某种武器的。”

　　“为什么非有不可？”李伯曼问道，“就拿你来说吧，摩根先生，你是一位有教养的聪明人，可是一种并不把武器视作基本需要的心理在你却是不可想象的。你知道，摩根先生，武器是一件不寻常的东西，是杀人的工具。可我们并不这样想，因为武器已经成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世界的象征。这就是文明吗，摩根先生？或者说，武器同文明终究是势同水火的冤家对头？你能想象出这样一种思想境界吗——在那里不可能产生或者说没有凶杀的概念？我们总是超过自己的主观去观察每一件事物。那么，为什么另一些生物——比方说眼下这一种吧——就应该脱离它们的主观来观察心理活动的过程呢？它就是这样来接近我们世界上的一个生物的，结果却遭到了杀害。为什么？怎么解释？告诉我，摩根先生。”他指着桌上的东西继续说道，“我们为这件事能够提供什么想象得出来的辩解呢？我是向你郑重地提出问题的，怎么解释？”

　　“一件偶然的事故吧。”我喃喃地说。

　　“那么壁橱里的８只罐子呢？８次偶然的事故吗？”

　　“李伯曼博士，”菲茨杰拉德说，“我想你是不是走得太远一点了？”

　　“是的，你会这样认为的。这有一部分是出自你自身的背景。至于我的背景，我是科学家。作为科学家，我要尽可能地依照理性行事。善与恶的结构——就是我们所谓的道德伦理——的形成是一种智力的功能，无疑，首恶元凶很可能就是对自觉智力的摧残。这就是为什么千百年前，我们——虽然只是在嘴皮子上做做功夫——至少还是承认了‘勿开杀戒’这一条不变的戒律。但是对于聚合的智力（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凶杀的概念就会大大地破坏思维的能力。”

　　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手微微地颤抖着。霍普歉疚地说，“我们对你有些粗鲁无礼了，摩根先生，但是过去几天来还有８个人恰巧也做了你所做的事。我们落入了‘我们是人’这个陷阱。”

　　“可是，请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从哪儿来这一点倒无关紧要，”霍普绝望地说道，“可能来自另外一个行星，也可能来自我们这个行星的内部，或者是来自月亮或火星。这没关系。菲茨杰拉德认为它们来自一颗较小的行星，因为它们在地球上行动的速度明显地缓慢。但是李伯曼博士认为，它们所以行动迂缓，乃是因为它们没有发现有迅速行动的需要，同时它们还有面临被杀以及如何应付被杀的问题。天知道它们还有多少同类惨死在别的地方——非洲，亚洲，欧洲。”

　　“那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这件事呢？赶快制止它，还来得及的。”

　　“我们想到过这点，”菲茨杰拉德点点头说，“可是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恐慌，歇斯底里，原子弹爆炸后果等等的指控？我们改不了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它们会走掉的。”我说。

　　“是的，会走掉的，”李伯曼说，“但是如果它们免遭杀戳的横祸，它们也就可能不会产生可咒的恐惧。它们可能非常善于交际并造福于社会。社会怎么处置一个杀人犯呢？”

　　“有的社会会将他处死，另一些社会会认为他有病，把他关起来，不让他再杀人。”霍普说，“当然，当一整个世界站在受审席上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现在有原子弹，还有许多其他东西，我们也正在向星球进军……”

　　“我认为它们会跑掉的，”菲茨杰拉德插话说，“博士，它们可能已经产生了可咒的恐惧的感情了。”

　　“可能的，”李伯曼认可地说，“我也希望这样。”

　　但是我越思量这件事，我就越发觉得，恐惧和憎恶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不断地回想，努力重现当时在鱼棚里看见它站在床头时的情景，想从我的记忆中拉出它的一幅清晰的小照，是否在它那硬角质面孔和缓缓摆动的两极触角的后面闪烁着恐惧和愤怒的激情。但是我的记忆愈趋真切，我愈回想起某种奇妙的尊严和安详的表情，既非恐怖，亦非愤怒。

　　而且，日甚一日地，我在工作中更深动地体会到霍普所说的“受审席上的世界”。至于我自己，愤怒的感觉已经消失。象一个已经不计与自己昔日的负罪之身贪生共存下去的罪犯，我愿心悦诚服地接受对我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