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南海争议和国际新秩序
南海国际仲裁的公布前后中国的态度和举措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维。
南海国际仲裁的公布前后中国的态度和举措反映了中国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思维。 南海国际仲裁公布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中国、美国及有关其它各方未来可能如何处理这一争议、管控可能发生的冲突才是最大悬念。 海牙国际法庭就菲律宾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仲裁，称在中国地图所绘的南海的九段线内，中国没有历史权利宣称主权。中国立即重申该裁决是无效的，中国拒绝接受承认。 早在仲裁庭建立以来，中国就一直在指责菲律宾“恶意”提出仲裁、该仲裁庭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精神参入有关岛礁主权争议问题、仲裁庭组成人员的不中立性等。 过去半年多以来，美国派军舰在南海航行，誓言要捍卫国际航道航行自由。中国近期则在西沙举行军演，重申维护南海主权的行动。中美双方在过去一年里也在各种双边和多边外交场合就南海问题表达过不同看法。 南海总面积是350万平方公里，包括中国所称的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涉及争议的区域主要是南沙的部分，而涉及到菲律宾与中国争议的区域面积则更有限，但为何导致了愈演愈烈的一场国际风波呢？ 很多国际学者和专家们指出，南海争议的焦点并不在于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或者是其周围有限的渔业资源或者深埋海底未开发的石油，实质是不断崛起的中国与传统上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美国之间矛盾的一个反映点。 南海仲裁结果公布前夕，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傅莹应邀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失去与秩序再构建》的演讲，认为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从没有完全接纳中国。而这种秩序已经无法适应世界发展客观需要，需要重建新的秩序。 长期关注南海争议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新书《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中认为，中国崛起必然构成对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以西方民族主义的思路来理解中国民族主义，必然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所以围堵中国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自然选择。 他还在《无论如何，中国必须守住南海》的博客文章中写到南海形势恶化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紧密相关。更直接地说，南海问题的恶化是美国“重返亚太”和中国对美国“重返”的反应两者之间互动的结果。 新秩序重建？ 郑永年在论及地缘政治的文章中称，面对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形势，中国有诸多战略选择。中国的选择极其重要，基本上决定了亚洲未来的地缘政治局面，甚至是战争与和平。 而傅莹在最新讲话中表示，对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挑战并非源自中国，而是源自这个秩序的本身。“例如，美国和西方试图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已被证明效果不彰，尤其是在一些国家，旧的治理体制被破坏、新嫁接的体制却不能有效运作，权力真空引发更多混乱，甚至动荡外溢，结果带来的不是秩序，而是失序。” 联系到中国，她认为“尽管中国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功，因为与西方体制的差异，中国长期以来在政治上被西方世界所排斥，在军事安全上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也不关心中国的安全利益，甚至在亚太对中国构成安全压力。” 她重申中国领导人有关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的说法，强调中国所说的国际秩序是指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法原则，与美国统治下的国际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 她说：“中国正在为改革、完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在经济上提出了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倡议，安全上倡导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等理念”。 亚洲的民族主义 傅莹这次表述的观点并非完全新颖，其他中国和国际的学者和外交人士也曾一再强调。今年3月份中国举办的博鳌论坛讨论南中国海课题时，就体现出中国和西方学者强调的不同着眼点：中国学者强调“搁置分歧、共同开发”的“主旋律”；西方学者则主张抓住分歧点，呼吁各方进一步明确对“军事化”、九段线和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理解和定义。 当时讨论的主持人、已故的中国资深外交官吴建民强调，南中国海的问题被一些媒体夸大了，中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近年翻倍增长，说明和平和共赢是本地区的主流。 但这个主流是否会因为南海争议出现戏剧性逆转？长期被认为是中国外交“鸽派”的吴大使本人不久后在中国国内因为车祸意外身亡，让很多中国内外的评论人士感到悲哀，认为中国失去了一位了解世界并且能和世界沟通、理性表达中国观点的学者。 中国国内的声音并非完全一致：在中国经济崛起后，社会贫富差距分化，也成为政府倡导的爱国主义在下层社会演变为民粹主义的基础。在中国和日本就领土和历史问题发生争议时，民族主义演化为非理性民粹主义已经展示过疯狂的社会行为。 从历史上看，南海的9段线是由中华民国在二战结束后设立的，当时，后来表示争议的一些区域内的国家尚未在民族主义意识下获得国家独立。中共基本继承了中华民国的这一声称。在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意识普及的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各国执政党能在涉及主权的历史遗留问题上做出退让吗？这点连亚洲最具西方民主意识的日本的很多政客与民众都难以做到。 因此，就南沙争议问题，傅莹也在最新的演讲中重申传达了中国政府把领土主权当作核心利益和中国民众“坚信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态度。她也重申中国主张“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没有追求霸权的主张”，希望通过双边对话和平解决问题，而解决之前寻求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表示中美都有维护国际航道自由通行的表态，应该避免传统地缘政治争斗而两败俱伤。 资本、贸易和货币 郑永年从经济战略的角度在博客中指出，南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生命线”。南海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主权问题”：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家，而80%以上 的海上航行须经过南海。 他警告说，一旦失去南海，那么中国的海上贸易就会遇到极大的挑战，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运作，冲击社会政治的稳定。 中国有诸多评论人士也认为南海的争议实质上也是中美对全球资本的争夺，其中包括人民币对美元主导世界经济的挑战。 傅莹在英国的演讲中指出：“全球化的进程改写了世界，同样也改变着世界力量格局。过去几十年来，资本、技术和市场从西方发达中心向更广泛的边缘地区扩散和转移，使较不发达国 家有条件实现经济超越型发展。而现在伴随这个转移和扩散，国际社会需要及时调整和应对、重新构建或者是补充新的秩序结构。” 傅莹表达的一个潜在的意思恐怕是：不论是南海争议也好，还是未来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等方面的新秩序，中国并不是决定发展走向的唯一一方。 从这个角度看，南海问题也折射出中国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过程中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