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新双语政策反弹：步新疆后尘的担忧与中国“第二代民族政策”
内蒙古新双语政策推行激起强烈反弹，加强同化的民族政策受到多方质疑：中国内蒙古会成为下一个“新疆”吗？
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化民族融和的新政策可能取得相反效果，招致世界各地一些蒙古社区的抗议 近日，加强汉语教学的新双语教育政策在内蒙古引发蒙古族民众的强烈反对和抗议。 同新疆、西藏相比，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素以民族关系和谐而为人称道。但这次除了双语教育的学生和家长抵制入学和街头抗议外，蒙古族民众普遍在社交媒体发声抗议。 蒙古国秋季开学那一天，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同学生讲话互动，许多人认为他委婉地表达了对内蒙古蒙古语教学新政策的态度 9月1日在蒙古国秋季开学当日，蒙古总统巴特图勒嘎（Khaltmaagiin Battulga）发表鼓励学生吸取知识、热爱民族的讲话。蒙古学生在同他的对话中朗诵了内蒙古诗人的一首诗。 这被蒙古人认为是蒙古国总统对内蒙古双语教育调整的委婉表态。 视频显示，蒙古学生在蒙古包里对总统轮流朗诵了内蒙古诗人仁钦•斯琴朝克图的诗：“鱼儿为什么不会哭，因为大海是她的眼泪。鸟儿为什么不会迷路，因为她的翅膀在天空。为什么我们不会跌到，因为我的文字是竖立的。” 内蒙古语言危机引发抗议波及世界各地的蒙古族社区，许多人都在社交媒体上更换头像，表示支持内蒙古地抗议 保留蒙古语言文字的抗议已经成了跨国界的表达，充斥微信、脸书和推特等多种社交媒体平台。 广泛表达的抗议和不满舆论出乎许多人的意料。 中国内蒙古一些旗县当局已经发文威胁要对参与抗议的国家公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地方的公安也发文要“依法严厉打击涉国家统编教材使用违法犯罪行为”。 与此同时，有关官员试图要民众消除顾虑。 内蒙古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处长乌力吉巴特尔在电视采访中强调用汉语教授语文、政治、历史三科目是全国统一部署的行为，内蒙古的双语教学没有改变。 中国内蒙古家长学生不满加强汉语教学，令蒙古语言生存陷危机 内蒙知青呼吁 许多1970年代曾经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草原“下乡”的“知青”纷纷发公开信对内蒙古的局势表示担忧，并呼吁当局取消引起蒙古族公众不满的新措施。 一些“知青”在联署的公开信中中指出，汉语统编教材已经“引起蒙古族同胞的广泛不满，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对这种突然的强制性的做法非常不认同和抵触”、当局一意孤行会破坏民族团结的局面。 几名上海“知青”在致内蒙古党委、政府的联署信中指出，新的三科教材完全可以译成蒙语教授。他们说，新双语政策“破坏了建国以来的内蒙古民族关系教育的良好状态”。 他们呼吁内蒙古教育机关考虑专家学者和蒙古公众的呼吁，撤回决定，“化解矛盾”，“不要破坏内蒙古得来不易的局面”。 公开信还说，当局一意孤行“会把好端端一个内蒙古生生搞成第二个新疆的局面”。 有近百万粉丝的著名左翼学者杜建国在微博上说，“这次三科教科书事件，（当局）纯粹是给境外反华势力送助攻。” 杜建国在2012年在北京闯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的记者会进行抗议，之后成为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他在那次抗议中申斥世行是骗子，反对世行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建议。 杜建国认为“没有必要用汉语的一个版本，完全可以用少数民族语言教授统编教材，自上而下推行三科汉语统编教材没有必要，画蛇添足，是没事找事。广大少数民族同胞为什么积极支持祖国大家庭，为什么积极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风俗、历史得到了尊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套老皇历是败事有余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 乌兰巴托抗议活动 新政策引发争议后，内蒙古地方当局发出的通知中强调要“筑牢中华人民族共同体意识”，呼应了之前引起争议的要求强化民族融合的政策建议。 中国学者胡鞍钢和马戎曾提出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建议。这派人主张强化单一民族意识，通过效仿美国的民族大熔炉模式，不让任何一个族群封闭地生活在一块自己认为属于自己的历史疆域内，淡化中国56个民族的族群意识。 胡鞍钢2011年撰文说，2010年中共中央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和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是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转型的标志”。 民族区域自治被这派学者称为第一代民族政策，即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规定的“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主张加强民族融合的学者认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做法损害了大多数汉族人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他们主张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取消针对少数民族的所谓特殊。 马戎认为，建立在列宁的民族理论之上的民族政策模式能够导致国家分裂，并说苏联解体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所谓“第二代民族政策”在中国民族问题专家和学者当中引起反弹，他们认为加大同化力度违反了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主张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人不了解中国复杂的国情，缺乏民族问题知识。 刺激民族矛盾 内蒙古的蒙古语请愿者使用了内蒙古历史上"独贵龙"运动的签名方式，把名字签成圆圈并按手印，显示抗议者平等承担责任，没有首要领导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撰文说，第二代民族政策违背了宪法规定的各民族“真正的平等”。 中共前统战部副部长朱维群曾建议要淡化少数民族意识，强化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但统战部原研究室主任黄铸撰文指出，第二代民族政策急于实现民族融合和由此提出的一套政策并不可取。 黄铸认为，“民族问题是关系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又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搞不好就可能引起民族动乱，并给外部敌对势力西化、分化中国以可乘之机。那将造成我们国家的大灾难，千万不可玩火。” 旅居德国的蒙古学者霍尔察博士说，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讨论和非议民族区域自治已经推波助澜，引发许多反对现有民族政策，指责少数民族优惠过多，甚至汉族人口受歧视的舆论。他特别举了中文网络流传的所谓“两少一宽”的讨论。 1983年中国开始所谓的“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后，中共下发文件说，“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避免激化民族地区的矛盾。 霍尔察博士说，“两少一宽”这个特定时间条件下的做法并没有成为法律，当局早就发文废止，但它却成了对少数民族网开一面、歧视汉族的例子，不断被引用。他认为，这种误导性言论不仅伤害了民族关系，客观上成了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的舆论准备。 在涉及内蒙古双语教育新政争议的社交媒体舆论中，既有蒙古族不满和抗议的表达，也有其他民族支持新政策的舆论。甚至还有少数发言说，如果蒙古族不满意国家的政策，可以离开这片土地。 在海外流亡的内蒙古活动人士特木其勒图（席海明）说，内蒙古蒙古语言生存面临的新危机令他深感忧伤。但是，目前的广泛抗议说明民族意识再次被唤醒，让他看到了蒙古族文化能够薪火相传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