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来鸿：一个良心记者需要担心的时代
去年，至少有40名记者，很可能多达80名，因公殉职，其中不少记者是袭击目标，也有的在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中殉职。然而在欧洲也有记者被谋杀，其中包括在马耳他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 Daphne Caruana Galizia ），她在一次汽车炸弹袭击中遇难。在她遇害一周年之际，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有数千人为纪念她而守夜。BBC记者约翰·斯维尼目睹了瓦莱塔的守夜仪式。
2017年10月16日，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家住所附近遭受汽车炸弹袭击遇难。 在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遇难一周年之际，7,000多人在首都瓦莱塔的主要街道上为她举行纪念守夜。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发出闪光——在这座古老的城市中举行非常21世纪的纪念守夜。或许尼古拉斯·蒙塞拉特（ Nicholas Montserrat ）的小说《马耳他的卡皮兰》（ The Kappilan of Malta ）中这段描写，最形象地反映了此情此景： “现在只剩下沉默：沉默与和平，和用金石包裹的历史感。” 马耳他的人口有40多万，可以说本周参加守夜祈祷的人数只占很小的百分比。周二的晚上，我们将点燃的蜡烛和鲜花放在马耳他最著名的一座纪念碑前——纪念1565年小岛国马耳他抵抗强大的奥图曼帝国的战役。 Emotional farewell to slain journalist 纪念碑的台阶上摆满了对达芬妮的纪念物。她在生前曾多次发表对政府的批评报道，指称该国总理约瑟夫·慕斯卡特（ Joseph Muscat ）腐败，指称总理夫人是曾经从阿塞拜疆总统家庭接受贷款的一家公司的真正老板，指称政府经济部长克里斯·卡多纳（ Chris Cardona ）曾逛过一家妓院，等等。所有被指称的人都予以否认。在她被害时，她面临47项诽谤罪指称。在马耳他，很奇怪的是人们可以起诉死者，死者（和其家庭）仍将面临大约30起诽谤罪起诉。 也许是巧合，政府这段时间在马耳他纪念碑前搭建起一大块塑料屏障，意思是说“正在装修”。没关系，周二晚上，鲜花和蜡烛都摆放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来自伦敦、罗马和东京的记者，以及国际言论自由组织的代表在悼念活动结束后离开马耳他。周五早上，所有的纪念物都被清理，就像对达芬妮的悼念活动根本没发生一样。 这种情况我早已领教过。事情发生在莫斯科，2015年当反对党政治家波里斯·纳斯索夫（ Boris Nemtsov ）被暗杀时，他的朋友和支持者每天晚上都摆放鲜花和蜡烛纪念他，但之后克里姆林宫的清洁工总是把现场的一切都清理干净。然后纳斯索夫的朋友再来，清洁工再把纪念物清理走。我想我的记忆是准确的，一共192次。最终，克里姆林宫放弃了，现在纳斯索夫的纪念处幸存下来。 "现在只剩下沉默：沉默与和平，和用金石包裹的历史感。" 马耳他政府要追赶这个纪录，还要努一把力。 杀害达芬妮的凶手到底是谁仍不清楚。有3个人被逮捕，他们一直否认有罪。但到底是什么人在幕后发起这一袭击事件？一直没有线索。有报道指称说，经济部长克里斯·卡多纳曾在暗杀事件发生前4个月的一次活动上见过三个嫌疑人之一，并在暗杀事件发生后几周内在一个酒吧里再次与此人相会。 卡多纳矢口否认曾经见过此人。 今年4月在伦敦，我试图问马耳他总理约瑟夫·慕斯卡特他是否仍然支持卡多纳，但被他的保镖推开了。 所有有关人员都否认有错。 公众要求将杀害达芬妮·卡鲁亚娜·加利西亚的罪犯绳之以法。 过去一年里，有3名记者在欧洲被害：达芬妮，斯洛文尼亚的简·库奇亚克（ Jan Kuciak ），最近还有保加利亚的维克多利亚·马力诺娃（ Viktoria Marinova ）。当然，还有贾迈勒·卡舒吉（Jamal Khashoggi）案件。我完全不懂沙特的官方解释，似乎卡舒吉在沙特领事馆自己砍掉了自己的头。 当然了，所有有关人员还是都否认有错。 事情显然已经很糟了，但我的心情更加沮丧。2016年夏天，我在纽约访问过一个很有名的记者韦恩·巴雷特（ Wayne Barrett ），他患了癌症，处在死亡的边缘。上世纪80年代，他曾报道过特朗普与一些犯罪团伙有关联，质询黑社会头子"胖东尼"（ Fat Tony Salerno ）把水泥卖给修建特朗普大厦的买卖。我问韦恩，如果特朗普最终当选总统会怎样呢？ 韦恩说，"我很担心，非常担心。" 韦恩的担心是对的。这个自由世界的领袖一再妖魔化记者。现在，杀手已经拿到了报酬。如果你是一个找麻烦的记者，在这个时代，你得当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