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诗人拜伦在20世纪中国的“变脸”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他是20世纪初的“英雄诗人”，革命浪漫主义者，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
拜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 1978年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在文学范畴内展开。 诗人拜伦 英国诗人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出生，是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级人物，天生跛一足，父母都出自没落贵族家庭，10岁时，继承家族爵位和产业，成为拜伦第六世勋爵。 在大英图书馆网站上能找到拜伦的主页，上面这样介绍他：“拜伦勋爵（Lord Byron）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自由而献身；在政治观点及个人道德上，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身为诗人和冒险家，他是个浪漫主义英雄的化身。勋爵以其英俊的容貌，骇俗的看法，和鲁莽的行为闻名于世。他是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级人物。” 拜伦生活的时代，欧洲正处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时代，法国启蒙思想也随着法国大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启蒙主义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对拜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剑桥大学毕业后，拜伦开始游历南欧和西亚，包括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国，受当时所见各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战争所鼓舞，拜伦创作的诗歌作品《哈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使他一跃成名。而他最为著名和极为成功的作品，则是他的讽刺体史诗《唐·璜》（Don Juan）。 拜伦在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他们大都是高傲、孤独、倔强的叛逆者，反抗国家强权，社会秩序和宗教道德，并追求自由，倡导人类的公平和平等。拜伦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革命斗士，捐款帮助希腊筹建舰队，加入希腊反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拜伦死后，希腊独立政府宣布拜伦之死为国葬，全国哀悼3天。 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该有自由回 照! 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 这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名作《唐璜》（Don Juan）中的《哀希腊》（The Isles of Greece）的片段，1902年梁启超首次将它翻译，放入其文章《新中国未来记》中，刊登在《新小说》上。 梁启超戊戌变法期间，提倡开学校，译西书，改革科举制度，为维新变法所用。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 为“广民智，振民气”而创办《新小说》等报刊。同时，一些精英知识分子也认识到文学和艺术对于启迪民智的重要，拜伦和其作品也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 梁启超认为“整个《唐璜》就是一部怀有强烈的政治目的, 充满了愤怒、蔑视、威胁和呼吁”的作品，并且不时地“吹出革命战争的号角那一阵阵响亮的长音”。梁启超对《哀希腊》的译文中，“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 ”这样强烈的排比和跃然纸上的情感呼唤，实则表现了梁启超渴望社会变革，实现自由民主的愿望。 在此后的几十年，拜伦作为一位英雄，其诗作在中国新文化运动期间被鲁迅，苏曼殊，胡适等屡屡翻译，在中国传播。 鲁迅曾经在《坟·杂忆》一文中说到：“那时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拜伦作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在中国最初的形象是一位民族主义战士和英雄。 英国著名诗人，浪漫主义代表拜伦，他的作品自上个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其形象变迁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变脸"。 革命浪漫主义 清末民初时期，以梁启超、苏曼殊、黄侃、鲁迅、王国维等人对拜伦的早期译作为代表，拜伦成为了呼吁社会变革的英雄。1924年拜伦逝世100周年时，中国作家和学者对拜伦进行了更全面的介绍，包括沈雁冰，郑振铎，赵景深等, 郑振铎更评论说“我们喜爱伟大的作家，我们更喜爱伟大的反抗者。”( we love great writers, and we especially love great rebels. ) 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拜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拜伦被称为“革命浪漫主义派”(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诗人，这股源自苏联的理论潮流对中国文学界产生很大影响，苏联学者认为，"革命浪漫主义是推动革命最有效的方式。" 受此影响，中国大陆学者关于拜伦的第一篇论文标题就是“革命浪漫主义拜伦的诗”，于1956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拜伦如果活得长一点就会变成反动资产者 。” 这句话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于1958年在中国出版， 这似乎为中国的拜伦研究者提供了底气来颠覆苏联研究模式。随后，发表于主流文学杂志的两篇文章，作者安旗撰文的“试论拜伦诗歌中的叛逆性格”，以及杨德华所著的“试论拜伦的忧郁”，都表明了同一种观点：拜伦是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士，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一场风暴在酝酿，“文化大革命”前期，一场关于拜伦的论战在《光明日报》开始了。 1964年，一篇题为“拜伦和拜伦式英雄”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作者袁可嘉总结了拜伦式英雄积极面和消极面，作者认为在拜伦创作的年代，这种积极面适合民主革命的潮流，从而在字里行间透漏出对拜伦式英雄所追求的个人自由、个人反抗等精神的欣赏和向往——这在那个话语权被严格审查的年代，必然会遭到批判。随之而来的是对此文的尖锐批评，并指出作者“夸大 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性,歪曲了资产阶级的历史面貌”，并将拜伦式英雄的基础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1960年代，拜伦基本上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学术研究已经演变成为政治批判。于此同时，其它西方文学家比如罗曼.罗兰，雪莱，雨果等也被贴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标签。 拜伦故居——钮斯泰德府邸就坐落在如诗如画的草坪上，整座建筑古朴庄严，装饰精美。 1978年以后：回归文学本身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开始多元化，主要集中在比较文学，诗歌艺术和流派，诗歌体裁，哲学和诗歌美学研究等方面，回归到了学术研究的范畴。 拜伦诗作在中国的翻译和研究当中，两位学者的名字不得不提，一个是查良峥（笔名：穆旦），和金庸（查良镛）为同族兄弟，一个是王佐良。 查良峥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曾在西南联大执教，后留学美国，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学位。译著颇多，包括普希金，雪莱等等，晚年完成翻译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 王佐良多年研究和翻译英国诗歌，将英国文学系统而全面地介绍到中国，著作《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将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兴起与发展，重新定位浪漫主义诗歌的价值，并对这些诗人包括拜伦进行了新的挖掘和定位。 （本文作者感谢香港中文大学李鸥教授在伦敦亚非学院的“拜伦在中国”的主题讲座，以及张旭春，戴从容等学者的论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