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深水区经济改革 百姓利益应为先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国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引起了中外媒体对中国改革效力的关注，BBC中文网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经济领域的中外学者专家。
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在三中全会上举手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国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公布，就受到国际媒体的关注。 路透社报道称，《决定》议题广泛，谈到了多个领域的改革。《金融时报》指出，这是中国执政党“过去10年来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法新社说，中国执政党希望让私人部门发挥更大的作用.美联社发表文章称，《决定》鼓励通过竞争使经济更具效益和生产率，要利用市场力量配置资源。 关于今天“经济放权”和“政治授权”的中国模式，中国改革的效力，路透社援引美国财政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相信中国改革会持续出现进步，但问题是这种进步的程度和速度。 深水区瓶颈问题 圣安德鲁斯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高级讲师吉姆·金(Jim Y. Jin)接受BBC中文网记者采访时对三中全会的召开后决议政策的颁布表示，中国既有以罕见速度积累了巨大财富的精英集团也有普通老百姓。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中国梦”说法 他说，前者通常是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目标是资本最大限度增值，因而需要低工资、低税率、低监管的自由市场，但这与工薪阶层共同富裕的愿望是根本矛盾的，所以中国改革真正的深水区是这些利益集团和老百姓之间的权益分配。 吉姆·金认为，中国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分化，收入不平等，中国现在的改革，问题不在于瓶颈，而在于政策方向，很多政策在制定时多偏向富人，没有考虑老百姓，但经济开放要为人民服务，不能成为为有钱人开脱的理由。 欧洲央行经济顾问言讷·奥屯巴斯（Yener Altunbus）对BBC中文网表示赞同这一观点。 奥屯巴斯认为，中国改革的最大问题是收入不平等，低收入群体作为一个集团也会影响到其他集团的利益，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政策（比如合理税收）来使个体集体变富，同时他们应该使用这些政策来帮助弱势群体，而富人在这个问题上也应该有担当。 纵观中国经济近三十年，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发展，居民对消费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在城市，出口转向内需的压力也在增加，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加剧，国内外市场的开放度和准入度在中国经济改革中都是重要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迈克·维根斯（Michael Wickens）对BBC中文网记者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年里经历了非凡的崛起，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中国的原始内需为数较少，所以政府会通过降低员工工资来降低产品生产成本，由此降低产品价格，带动外部需求，以此造成收入不平等。 维根斯说，一个国家能够维持发展的唯一途径应是创新，带动外部需求的提高不一定要采用降低工资的方式，创新就可以提高外部需求。 授权市场发展空间 在三中全会召开之日，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曾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中国经济很多行业里的垄断格局对整个经济和所有消费者的影响都非常负面，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为了发展民族经济，或是为了保持国有经济主导权，包括银行、保险、电信、能源、交通、运输等，只有把市场准入打开，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才有空间和活力，也才能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与国际社会接轨 但是欧洲央行经济顾问奥屯巴斯有着不一样的意见，他认为美国实行市场经济，但是他们的政策也高度受控。 奥屯巴斯指出，市场并不一定能够最合理地分配资源，如果市场是透明的，那么金融危机便不会发生，金融机构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而事实是我们现在问题重重，所以，经济上放权，市场经济自由化发展，同时政府在经济决议时给以控制把关，这是合理存在的。 关于如何避免快速发展和政府更多控制可能会遇到的宏观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维根斯认为，相比于西方政府只在短期求稳的时候采用刺激消费的做法，中国政府对生产和生产方式有更多的控制，但中国目前并无能力满足消费品私人需求的大幅增长，需要进口更多，这将使国际收支状况变糟，而且如果商品短缺或劳动力需求增加，就会有通胀的危险。 维根斯说，为了避免这类问题发生，中国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刺激消费，而是通过允许私人部门提供消费品来缓慢移除对于产品的中央控制，但这需要投资和金融的参与。 中央集权的方式通常会导致价格和数量错位，价格或高或低，空缺或失业等暂时的分配不当，很难管理这样的变化。西方国家的市场力量允许价格调整以合理分配资源，这可能会给中国经济管理方式带来根本转变。 改革效力和百姓利益 吉姆·金认为，中国改革已获得的效力正是市场自由带来的资本升值最大化，也就是GDP的快速增长，而付出的代价是劳动者低工资低福利，甚至安全无保障（如食品、拆迁、环境等）。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公平、舒适和安宁的社会，现在媒体热议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说法实质是追求GDP的延续。 有意见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是改善民众生活而不是单纯追求GDP 从统计规律来说，富人总是少数。中国13亿人，资源有限，短期内人均收入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即使拼命追求GDP，达到人均较高水平，生活环境和质量也必然相差甚远，名不副实。 具体地说，针对国内农村地区的土地产权，应该确立村民对土地的集体产权。所有城乡私人房产应实名登记，按照英国的经验，可按照房价和持房数征收累进税（首套平价房不交税），政府将所得房税款用于建造廉租房；同时政府应限制资金外流，使卖房者投资股市，促进企业发展。 社会福利方面，实行基本医疗免费，公立中小学全部和大学大部分免费，平等的社会养老金等。这些费用应来自减少政府行政开支和改变数万亿美元外汇盈余的用途。既然外汇存款取之于民，就应该用之于民。国民使用外汇时交给银行的人民币，应当计入特殊账户，填补低收入阶层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财政漏洞。 吉姆·金认为，中国应改变“GDP优先”为“老百姓生活优先”，特别优先提高底层生活水准，参照欧洲的福利和税收制度，避免照搬最近30年的美国模式。立足于老百姓的改革，应当规范市场，照顾穷人，减少贫富差距。 关于改革效力，欧洲央行经济顾问奥屯巴斯表示，任何政府政策的实施需要一段过程，并不意味着立竿见影。 他指出，中国在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如果决定太快，得到的结果可能并不是原先想要的，现在中国甚至比西方一些国家还富裕，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同时也承受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压力，稳步向前，最终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结果。 （撰稿：凡尼 责编：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