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议：中国可否借鉴新加坡管治模式
香港和新加坡是亚洲两大国际金融中心，多年来经常互为竞争对手。两座城市人口接近，同样面对贫富悬殊以及地少人多引申出的房屋问题。两地在西方学者的角度里，均不是完全民主自由的社会，选举制度倾向建制，而香港享有比新加坡更大的言论、集会等政治自由。
位于滨海湾旁的新加坡金融区 香港《逃犯条例》争议爆发之后，商界对香港前境充满忧虑，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影响力削弱香港的自由度和独特性，一方面担心香港示威升级令企业面临更大的风险。早前已有声音传出，部分企业考虑到香港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考虑迁往新加坡。 香港面对主权移来以来最大的管治危机，BBC中文采访香港和新加坡的观察人士，他们认为香港难以实行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因为本身的自由、法治等均是香港的独有优势，而中国如果谋求想香港变得稳定，需要在政策上更尊重香港的本土意识，而并非将其“污名化”并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 主权事关身份认同 新加坡是独立主权国家，香港是中国“一国两制”制度安排下的特别行政区，没有独立主权。政治地位的差异令两个政府的问责对象不同。 邝健铭曾经出书《双城对倒：新加坡模式与香港未来》，在书中用新加坡的故事，去反思香港的未来和管治方式。 他对BBC中文说，新加坡政府的服务对象很清晰，就是新加坡的国民。但香港政府的服务对象则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本土社会，港府被人诟病，其服务对象的天秤倾向中国政府。 邝健铭举了多个例子，例如港府把中环海滨用地划作军事用地，高铁实行“一地两检”，以至近期《逃犯条例》争议也是想解决中国治外法权的问题。 这些考量亦会影响民生议题，在供水方面，新加坡为了避开受马来西亚的制衡，而发展海水淡化技术，但香港迟迟未朝这个方向发展，原因不是成本或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在人口老化和少子化的问题上，新加坡2013年发布一份甚具争议性的人口白皮书，被批评可能吸纳太多外来人口，但当时，新加坡的从政者可以再三强调，新加坡人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希望新移民建立新加坡的本土意识。 香港接收大量大陆来港新移民，据港府数据，2019年年中比去年同期增长7.3万人，当中4.4万人是单程证持有人。和新加坡不同的是，港府没有打算让他们成为“香港人”，更不会强调本土意识，反而是希望推行国民教育、国歌法及普通话教学等政策，希望香港人增加国家认同感。 2013年，新加坡政府推出人口白皮书引发争议，当地爆发罕见的示威集会。 “本土意识”的尺度 香港多名立法会议员，因为政见而失去参选资格或是被褫夺议席。邝健铭表示，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同样是透过选举方法令反对党难以获胜，但“新加坡选民受到政权打压的力量，比当下的香港为少”，而当执政党意识到自己支持度下降，例如2011年，执政党选举受压后，就要更换大部分内阁成员，但相对地，香港行政长官以至官员任命，准则是“哪个人可以得到中央祝福”，无论行政长官或是建制派取得较少票数和议席，也不构成政治压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对BBC中文表示，新加坡政务官员在程序上，必须先选上国会议员，即是经历基本的选举，“这样在是比香港稍微多贴近民意一些”。 新加坡同样面对社会经济内部矛盾、贫富悬殊和青年人上升渠道的问题，庄嘉颖说，新加坡在物质再分配上做得稍微多一些，但不代表该国国民对政府没有不满。新加坡的社会、政治张力没有香港明显，一般民众已经接受了威权统治。 这与新加坡的历史脉络有关，庄嘉颖说，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新加坡从英殖民时期到独立，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几年，当中不少涉及劳工权益的反殖民运动，“整个过程包含了多人被长期未审拘留、扩展包括鞭刑的国家暴力、政治镇压、收编、收买、再分配政策等手法，才逐渐压下去。这类事件不算很快被解决。问题很快被解决的印象，来自管制社会和言论后，所建立的叙述。” 庄嘉颖认为，新加坡所谓“家长式”统治，其实来自长期对公民社会的分化、施压，对社会的控制、收编，以及去政治意识的“国民教育”。 “这样虽然建立一定的稳定，不过长期运作下，造成民间失去自主性和魄力，增加民间对权利和国家机器的依赖。香港的特色，尤其是跟中国城市对比，是他的自由度、活力、魄力、还有能监督行政权的法治。若香港要抄袭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代价会相当高，那个香港也不再会是现在的香港，”他说。 邝健铭认为，中国有意在香港推行类似新加坡的“家长式”统治，但近年的抗议事件突显这很难成功。 2014年香港爆发占领运动时，有人在新加坡举行集会声援香港。 他认为，中港当权者要学习一个道理，“本土意识是发展很重要的根基”，但目前本土意识“被污名化”，亦被执政者视为“社会动乱”。 如果香港政府在服务对象方面更顾及本土社会，情况会否好一点？邝健铭说，这并不容易，“由2003年香港50万人上街反23条（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2012年反国民教育，2014雨伞革命，到现在反送中。这些问题可以理解为，经过长时间英国人管治，香港对极权管治模式不适，并作出了反应。” 他指出，香港在英殖时期并没有强势中央政治力量，香港的殖民地官员有一定的自主性，“不一定永远听伦敦的指示”，但主权移交后，中国政府重视国家安全，这种意识成为一种威权管治风格。 他说，香港的时局与国际关系有一定联系，中国会否遵守《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的不变，将会成为西方国家评估与中国打交道的考量，香港也可能成为中美贸易谈判中，成为令中国尴尬的障碍，因此香港的局势会如何发展很难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