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伦敦的抉择：要不要抢银行闹革命？
1903年8月，有一小群热心政治的俄罗斯异见人士在伦敦开了一次会。他们个个都是热血沸腾的革命者，会场里群情激动、唇枪舌剑、好不热闹。
列宁向“红军”发表演说 他们大概有50人左右，其中有弗拉基米尔·列宁、列夫·托洛茨基和其他死心塌地的革命积极份子，一门心思要把俄罗斯沙皇赶下台。 当时的政治观点相争似乎并不重要，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曾经翻卷起无数浪花，影响深远。 100多年前的俄罗斯革命运动分成两大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就在伦敦伊斯灵顿（Islington）的一个酒吧里，举行了一次重要的投票。 由列宁领导的“强硬派”布尔什维克人，希望组建一个高度集权，组织纪律严明的政党；而“温和派”孟什维克更喜欢与其他同情革命的力量，组建一个松散的、基础广泛的联盟。 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各种问题和隶属关系的变动，这两派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直到14年后的俄国“十月革命”。 位于伦敦市中心伊斯灵顿（Islington）的酒吧“三个约翰”是俄国革命党1903年召开大会的地点。 1917年，俄国发生了第二次革命，也就是所谓“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人夺取了政权。孟什维克先是被排挤，后被击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成立了苏联。 1903年在伦敦召开的会议，是两派裂痕初显之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派在党员组织纪律问题上以几票之差未能得以通过。 不过，当时有七名反对列宁的代表，因其它分歧退出了大会，使得布尔什维克派在党报编辑部的关键投票中获胜。 酒吧党会 这一投票结果让列宁将自己这一派称为“布尔什维克”，即俄语中的“多数派”，于是他的对手称为“孟什维克”，即“少数派”。 会议中双方分歧异常尖锐。据早期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理查德姆林说，列宁的笔记显示这次吵吵嚷嚷的大会开在伊斯林顿“三个约翰”酒吧（Three Johns）内。 伦敦东部白教堂区（Whitechapel）富尔邦路（Fulbourne Street)上的这幢楼，是1907年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高尔基等人召开党代会的地方。 曾经撰写《俄国革命——人民历史》一书的作家尼尔 福克纳说：“1903年的伦敦大会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决定了方向，意义极为重大。” 当然，不同的政治观点对这次会议的意义看法也会截然不同。 “很多革命的左派会说，是革命还是改良，这次会议标志着两派分道扬镳。” “但是很多开明的评论人士会觉得，这次会议好像一颗种子，最终变成了1930年代的苏联劳改营。” 这些俄国革命党人，为了避免被监视，将开会的地点从一个酒吧转到另一个酒吧。他们在英国工会活跃人士中不乏支持者，知道哪些酒吧里有适合聚会的会议室。 列夫·托洛茨基与列宁首次谋面是在伦敦。 他们第一次的开会地点是伦敦市中心夏洛特街（Charlotte Street)上的一个夜总会，但其他的开会地点现在已经没有记录了。 实际上1903年的革命党大会原本是在布鲁塞尔开场的，但是因为受到比利时警方的骚扰才搬到伦敦。英国当局比起其他很多的欧洲国家政府，对流亡的俄罗斯革命者们显示出更大的容忍和接纳。 正是由于英国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俄罗斯革命运动中的一些其它重要事件有些也发生在英国。 1907年，革命党大会因为被丹麦、瑞典和挪威当局明令禁止，将会址搬到了伦敦。这次会议发生在1905年大规模抗议沙皇的骚动之后，因此规模大了不少，代表超过300人。 大会地点是伦敦东区哈克尼（Hackney）的兄弟会教堂。这座教堂如今已经被推倒重建成了住宅楼。 前来参加会议的包括未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几乎所有领袖人物：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当时还是个小角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维诺夫和著名的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这是革命前最后一次全会。 列宁曾在伦敦市中心的这个地方住过一段时间，如今墙上的标志这样写道：列宁——苏联建立者，1908年在此居住。 与会者首先登记开会的地点，是伦敦东部白教堂区（Whitechapel）富尔邦路（Fulbourne Street)上的一幢楼。现在这幢楼还在，当时是犹太社会主义活动人士俱乐部所在地。 斯大林和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长的马克西姆·李季诺夫寄宿在附近菲尔德门街（Fieldgate Street)上一个简陋房子里，这条街上现在盖了很多更适宜居住的公寓大楼。 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歧越来越大。其中一个讨论的问题是：是不是应该批准抢劫银行来为革命活动筹募资金。 绝大多数的与会代表穷得叮当响，连回乡的路费都没有，直到伦敦一个生产肥皂的古怪商人旁观了大会深受启发后，同意给革命党人贷一笔款。 苏联创始人弗拉基米尔·列宁曾经在伦敦生活多年，编撰革命杂志《红星报》 此前的1902-1903年间，列宁曾在伦敦呆了约一年时间。他主要时间和精力都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里研究和写作，编辑革命刊物《火星报》。 列宁室 列宁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内钻研经济学著作和有关俄国农民的著作。 列宁在这里读到的很多书，在俄国不会准许发行，因此列宁曾感慨英国政府对图书馆的投入之大和决心。他告诉朋友说：“英国资产阶级对图书馆真舍得花钱，图书馆就应该这样。” 列宁多次访问伦敦，基本都住在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区附近，这样方便他去博物馆。 1902年，《火星报》在伦敦印刷，被偷运到欧洲进入俄罗斯。一个支持革命的左翼出版公司给列宁提供了办公室和印刷设备。 伦敦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内有一间“列宁室”。 如今，这里是位于科乐肯威尔（Clerkenwell)的马克思纪念图书馆。他们还保留了一间“列宁室”，里面摆放了他的小雕像、《火星报》的最初版本和《列宁选集》。 列宁室外的墙上挂了一幅地图，显示当年偷运《火星报》的路线。对列宁来说，这本革命刊物不仅可以帮助他建立革命同道关系网，还能传播他喜欢的政治分析。 1902年10月，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初次见面就是在伦敦。他们讨论了俄罗斯的政治局势，列宁还带托洛茨基到伦敦四处去兜风看风景。 他俩经过议会大厦时，列宁向托洛茨基说："那是他们著名的威斯敏斯特。" 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列宁说“他们”并不是指英国，而是说“他们统治阶级的”。 然而，正是那个议会以及它所代表的体制，让列宁、托洛茨基和他们的同志，在英国享受了政治上的自由，追逐他们的革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