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朝美新加坡峰会的阴影 中韩间的角力和裂痕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朝鲜半岛过去70年充满了风云动荡，也总是在重复着各种反转剧情。譬如，朝鲜人民军1950年7月攻克大田后美军在9月发动仁川登陆，一个月后中国军队进入朝鲜；1968年1月美国普韦布洛号间谍船被俘，11个月后船员才被释放，由此产生的朝美外交危机和军事行动伴随着当年“五月风暴”和越战的高潮跌宕起伏；一向坚持所谓主体性、肃清各种“转向分子”的朝鲜政权，今年初以来却在国际制裁的巨大压力下转向弃核，同样令外界大跌眼镜，其反复无常的记录也始终难以消弭国际社会的怀疑。
5月26日，韩国总统文在寅第二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晤。 不过，所有这些戏码可能都不如过去几天那么戏剧性，伴随着朝美双方的外交指责升级，“特金会”失而复得，金正恩和文在寅在板门店北侧进行了闪电般的第二次会面，而传说中的金正恩第三次访华却悄无动静。似乎，经历了这次波折后，中国背负了破坏朝美峰会的恶名，与韩国文在寅总统的兢兢业业形成鲜明对比。外界普遍担心，在通往6.12新加坡峰会的道路上可能还有波折，但中国在朝鲜核危机解决的角色却再次真正面临边缘化的危险。 然而，理论上，这种担心和威胁其实并不存在，如同中国在现在国际禁运中、以及未来朝鲜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中的关键存在一样。只是，需要跳出情报和政治心理层面，从地缘政治的多方博弈角度来比照历史上的历次危机，才可能洞悉各方动机和处境。 2017年12月14日，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访华的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 朝鲜半岛过去70年的反转剧情 首先，外界评估此次危机，很容易归诸美国总统川普的推特外交和朝鲜金正恩委员长的“革命外交”两种极端风格之间的落差。前者被认为善于操弄商业谈判式的各种伎俩，例如对华贸易谈判时的高压策略以及上周宣布退出新加坡峰会的威胁，而后者则如朝鲜前驻伦敦公使太永浩所形容的金正恩的“粗鲁风格”，动辄以“革命”的粗暴言辞指斥美帝国主义，脱离国际外交语境，惹下无限麻烦。如此双方很容易睚眦必报，因为一言不合就引发激烈冲撞，如同1976年8月18日因为美军在非军事区砍树引发严重危机，战争阴云密布，也牵连无辜的澳大利亚在事后被朝鲜断交。 文在寅曾在1976年8·18危机中担任大韩民国陆军特战司令部第一空降旅第三营兵长参与行动，他对此有着真切的危机经验。后来作为青瓦台秘书室室长，他帮助卢武铉实现了2007年的朝韩首脑峰会。在那次峰会前夕韩美因自由贸易协定（FTA）发生争端，峰会后小布什总统冻结了朝鲜澳门汇业银行（BDA）账户、停止向朝鲜供油，朝鲜核问题危机化。 所以，文在寅就任总统以来，算是汲取了上次峰会的失败教训，一边继续推进萨德系统，另一边抓住朝鲜伸出的橄榄枝，并以推动朝美对话为首任，而非金大中、卢武铉以来无用狭隘的“反事大主义”。 但是，他却继续桎梏在朝美韩的三方框架中，在两次朝韩峰会和韩美峰会均倡导三方缔结和平协定，既暴露了反事大主义主义的单边性，只反事中，专门事美，也暴露了韩国与中国自萨德危机后的裂痕之深，才有新加坡峰会在即却遭遇连串跌宕起伏：中国利用第二次中朝（大连）峰会陡然间让朝鲜恢复了强硬声音，金正恩甚至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朝鲜半岛几乎错过了唯一的和平机会。 美军进行萨德拦截导弹试验发射现场。中国担心萨德对其核武器系统构成威胁。 不过，事实上，金正恩能够成功突破僵局，就在于利用双边外交模式重起炉灶，突破“六方会谈”机制的无效和羁绊，这和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主张双边谈判、避开多边机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六方会谈”这样的多边博弈最终总是沦为两个集团的分裂，变成以美国和中国两个国家为首集团的较量，这是朝韩双方历任领导人不惜一切两次举行峰会的原因，也是两次高调峰会均告失败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和他确实“相互理解”，无论对华贸易谈判，还是对朝鲜，特朗普都惯用鹰鸽博弈的威胁策略，且颇奏效，并不乐见四方博弈。 如博弈论大师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曾经反复强调的，将双边谈判变成多边谈判并不容易，对朝美两国来说，如何以及是否愿意回到1990年代“六方会谈”之前的“四方会谈”并不容易。而且理论上，仅是三方博弈就意味着18种策略组合，四方博弈则是惊人的42种组合，存在多种联盟和机会主义选择，对任何一方来说，都很难保证占优。例如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因多方博弈机制下对第三方的惩罚困难而难以落实，这也是美国总统川普发动贸易战的原因，宁愿以双边谈判方式实现他的竞选诺言。 然而，在鹰鸽赛局中明显处于不利的朝鲜，所能做的第一个选择是核边缘策略。然而，不同于冷战时期北约方面的核边缘策略，北约是以核威慑对付华约的常规进攻可能，但在实践中，核威慑转变为核边缘策略，即为了“使这种威胁变得可信，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于，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对手都不知道转折点究竟在哪里”，各种可能的核事故或者“机械故障、越权指挥或陷入疯狂”，这些“意外激化”的事情，才是更有效的核阻吓。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政治学教授巴里·波森（Barry Posen）在1982年的这一分析，甚至预测到了1983年北约“优秀射手”演习的核战边缘效果，以及对欧洲和平的贡献。只是，朝鲜虽然是在常规武力大大落后于南方联军的情况下试图以核武阻吓进攻，却缺乏真正的威慑能力，反而因核武计划需要面对随时可能来自美军的常规军事攻击，后者在特朗普时代因其推特外交风格而变得随时可见又难以预测，更因利比亚模式的威胁而击中朝鲜政权最为担心的软肋。 警察在北京的一家乐天超市外巡逻。去年，因为给萨德提供用地，韩国乐天遭到了中国的抵制，当时有数十家超市关门。 反而，利比亚模式所暴露的，和更早的古巴导弹危机一样，都属于三方博弈，而理论上三方博弈不存在“纳什均衡解”。所谓纳什均衡是指博弈中的一个策略组合，在其他参与者都坚守这个组合策略不便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策略得到更高的支付。例如，在利比亚核危机中，英美双方最终迫使利比亚逐步同意核检查，而巴基斯坦只是技术和原材料输出国，中国的角色则比较尴尬，被曝光了1980年代与巴基斯坦核合作期间输出的技术文件。 无论利比亚还是古巴危机，两次危机处理的结果都是一方的彻底妥协。因此，只要继续三方机制，朝鲜总是无法获得充分安全感。 反而，理论上只有多方博弈才可能改变零和博弈，并且达到纳什稳定状态，即使终局零和，每一方也能获得各方利益增加的平均值。只是，在无论三方还是四方博弈中，其中大联盟之外的一方都可能以最小资源投入来破坏，如中国所做的。这就使得事实上的四方博弈无法容纳其中的三方联盟，而趋向二对二的赛局模式。而所谓最小资源投入则是多伦多大学教授阿纳托·拉普波德（Anatol Rapoport）1971年提出的博弈联盟理论，表明中国可能利用其关键资源轻易组建中朝联盟或主导中朝美三方联盟，破坏韩美或韩美朝联盟。 而文在寅似乎并不明白此中道理。虽然文在寅总统对于推动朝美对话和朝鲜半岛和平居功至伟，但是他在过去两次“金文会”和“特文会”中一直坚持以韩媒朝三方缔结未来朝鲜半岛和平协议，对这种三方博弈框架本身的不稳定毫无觉察，也暴露了韩国与中国从“萨德”（THAAD）危机以来难以弥合的裂痕，导致朝美峰会一再起波折，且前景难测。 2017年4月2日，美国和韩国军队在韩国浦项进行联合军事演习。中国担心萨德会导致韩国进一步加强和美日的军事同盟关系。 朝美对话之外的中韩角力 这个裂痕始自“萨德”危机，更因文在寅对朴槿惠的政治报复、和中国对韩资企业的报复都各自加剧了双方的互不信任。但在朝美峰会议程启动以来，真正的分歧却先后暴露在历次双边峰会中，金正恩作为其中博弈者，其立场不断经历从三方协议到四方协议的变化和摇摆，充分反映了中国在背后的主张。 换言之，虽然朝鲜对中国而言的战略利益，已经不复冷战时期的战略同盟和地缘缓冲，也不复江湖时代仅存的意识形态联结，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向南转移，意图台湾和南海、以及今天更大范围的一带一路，中国当局似乎充分了解、也能够有效控制朝鲜的核武发展，所在乎的唯有如何体面地参与缔结半岛和平协定，以体现东亚地区大国乃至G2的战略姿态，获得与国民政府曾经参加1943年11月开罗会议相同的国际承认，于中共政权今天所追求的“伟大民族复兴”息息相关。然后，或可利用不稳定的中美台三方博弈，以朝鲜半岛和平协议为先例，迫使台湾就范，回到两岸的"和平"谈判桌上。 在这个意义上，朝美对话之外的中韩角力，可能才是朝鲜去核化也是朝美对话的真正动力和场外主角。只是，横亘在中韩之间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从萨德所代表的军事监视到乐天超市撤资所代表的韩国资本的恐慌，发展到文在寅政府对朴槿惠的政治清算给中国带来的震撼形同一场周边发生的茉莉花革命，文在寅的左派进步倾向在已然右翼化的中国政权眼中，正在变得高度不可信任，他的民族主义主张也因此使得中国十分警惕。 在四方的各组双边关系中，中韩关系俨然成为最不确定的一组，也是未来朝美对话进程中最不可测的变量。或许，在6.12新加坡峰会上，围绕中韩这两个场外主角，关于三方协议还是四方协议的问题，才将是检验峰会是否成功、决定朝鲜半岛和平方向、考验四方领导人智慧和耐心的真正摊牌时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5月8日在中国大连市再次举行会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