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不应被遗忘的那些年
几个月前，接到潘公凯的邮件，希望我能够为他的书：《走出毛泽东的阴影》中文版写一篇序。在过去差不多十年，我推掉了几乎所有的为朋友的著作写序后的邀约，但是这一次，当我把书稿从头到尾读完之后，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甚至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推荐这本书感到幸运。
2000年，陈桂棣和妻子吴春桃开始为写《中国农民调查报告》开展调查。图为《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在安徽某法院外（2004年8月）。 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英文版在2008年已经出版，书中都是潘公凯从2000年到2008年初，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北京常驻时，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经历的一些事件。里面有维权律师，有独立纪录片制作人，有中国共产党官员，有民营企业家，从不同的纬度，展现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和 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同步进行下的中国。不过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08年读他的这本书的英文版时，并没有太多感触，因为书中的那些人物，很多也是我的采访对象，书中的那些事件，很多我也参与了报导，一切在我看来，太过稀松平常。 闾丘露薇说：“这并不是一本新书，英文版在2008年已经出版，书中都是潘公凯从2000年到2008年初，作为《华盛顿邮报》记者在北京常驻时，采访过的一些人物，经历的一些事件。” 只是，十年之后，当我重新读完这本书，重温了书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之后，我终于懂得了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它纪录了一段，虽然面对无数打压，但是人们依然充满希望、热情和勇气去推动中国社会改变的过程。这段进程是如此短暂，以至于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曾经有过的这段历史，而即便是亲身经历了和听闻了这些变革，当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也早就面目模糊。 《中国农民调查报告》作者陈桂棣和吴春桃的辩护律师浦志强说："作家和知识分子应当成为群众的代言人。反映社会现实是作家的职责，所以两位作家所做的并不违法。" 当《中国农民调查》的两名作者陈桂棣吴春桃夫妇遭到官员起诉，为他们辩护的律师浦志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要求法官依据法律，而不是顺从上级来进行判案，呼吁法官要承担起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在这本书中，详细纪录了整个庭审过程。而这在今天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场景。首先，类似的独立调查报告不仅不可能在民间展开，也不会有出版社出版，即便是官方媒体的记者，报导一直被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财经题材，也会惹上官司；其次，当年能够在法庭上陈词的维权律师们，有的被吊销执业资格，有的则被关进了监狱。 因为制作劳教制度的节目，我采访过浦志强。当劳教制度终于被废除之后，他被媒体视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代理的相关案件。在很多媒体，包括我自己的眼中，他是一个懂政治，也讲技巧的律师，也因此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取得成功。但是，这样的策略，最终并没有为他争取到更多的空间。以言论自由为奋斗原则的浦志强，结果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言论而在2015年被控涉嫌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胡杰1958年生；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油画班进修两年；后从事独立纪录片拍摄。1995年拍摄《圆明圆的画家生活》；主要作品有：《远山》、《迁徙》、《媒婆》、《在海边》、《我虽死去》、《平原上的山歌》、《寻找林昭的灵魂》和《星火》等。 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现在再来重温书中关于程益中和《南方都市报》的描述自然特别唏嘘。 200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在广州收容所中死亡的大学生孙志刚事件的报导，引起轰动。公众在互联网上表达不满，一些法律学者上书人大，最终推动了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条例。整个过程，开始出现了中国公民社会的雏形，并且在之后的很多公共政策的指定和修订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很快，这份报纸的多名主管，包括程益中遭到打击报复而遭遇牢狱之灾后，所幸当年，舆论的哗然最终使得局势出现了逆转。 这让我想到十年后的《南方周末》事件，南周的一些采编人员抗议新年献词遭到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干预。尽管事件也得到了公众的呼应，甚至在报社门口出现了举牌示威的人群，最终事件并没有向着采编人员和公众的期待方向发展，相反，报社的编辑自主权被大大削减。而这并不仅仅是南方系媒体面对的现实，从我自己，到身边不少曾经的媒体同行，都已经放弃了坚守这个我们发自内心热爱的行业，唯一能做的，就是试图用其他的方法，在其他的领域，延续理想。 《南方都市报》总编程益中说："我喜欢我的工作,它符合我的理想与价值观,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大事。" 程益中（左二）与《南方都市报》的编辑们一起。 当然，书中的一些人，十年之后，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工人群体，如果说十多年前他们面对的是生命安全的问题，那现在，他们依然面对的是被资本剥削的常态。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富豪们，如果他们的官商勾结的对象没有出现问题，这依然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是听朋友提起，才知道，这本书出现在刚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不出所料，出现在香港所剩不多的独立书店，田园书店的摊位。在过去的十年，香港的媒体和出版业也在变化之中。除了和全球一样，因为市场的原因而出现的萎缩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政治原因。 红色资本的流入和垄断，不断挤压独立媒体和独立出版社，独立书店的份额；而铜锣湾书店事件，则产生了寒蝉效应，让出版业以及书店业者开始了自我审查。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和中国有关的政治书籍，仅管在我看来，这本书只是忠实的记录了当年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而已，但是今时今日，在很多人的眼中，只要一本出版物中提到某些人的名字，那这本出版物本身，就显然不合时宜，很有可能为止惹来麻烦。而在这本书中，曾经在中国媒体上属于被正面报导的人物，此时已经变成了敏感词，比如流亡到美国的盲人律师陈光诚。 根据中国政府报告，每年在矿难中有5,000至7,000人死亡。2002年，《毛泽东的阴影》一书作者潘公凯在安源煤矿下井采访。 我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整个中文媒体世界，只有一篇文章提到了这本书的出版。这是让我相当惊讶的，因为在过往，这样的一本对于了解中国依然重要的书，至少能够吸引多一点点香港媒体的眼光。当我看着网络上的搜索结果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很恍惚的感觉，因为这本书，还有书里面的那些人和事，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记忆是如此的脆弱，遗忘是如此的轻而易举。就连我自己，如果不是重新看了这本书，很多的细节，对我来说，都已经不再清晰了，甚至把一些人和时间混淆了起来而不自知，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记忆。 文字是如此的重要，记录是如此的重要，同样阅读也是如此的重要。如果没有文字，没有这本书，人们无从了解现在的中国，是如何从过去走来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距离自己并不是太遥远的中国，曾经发生过些什么，不知道有那么些年，有多少人充满了希望，参与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之中。 但是如果没有人愿意去阅读，去了解，去重启对当年的记忆，那么对于不远的过去，依然是一篇无知。一些人忘记了曾经有过谷歌的日子，一些人会认为，翻墙是理所当然，甚至会有一些人认为，何必翻墙，现在的自己，不是已经拥有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