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级新区“稀罕”变寻常？
自1992年浦东新区设立后，22年间中国的国家级新区已经有11个，仅2014年头10个月就突增5个，中国媒体引述圈内人士预计，年底前再增一、二也不无可能，而已经递交审批的申请数量更是众多。
天津滨海新区2009年11月升格成为国家级新区。 上海浦东之后，“老二”天津滨海新区今年庆祝其诞生20周年。 新区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各地方政府趋之若鹜、激烈竞争？“物”已不“稀”，是否也就不再“贵”？新区之“新”，是否将变成常态、传统？ 国家级新区并无学术专业定义。一般理解为经国务院批准成立设立的新建城区，其发展目标和定位由国务院定夺、批准，区内统一规划，享受中央给与的开放和优惠政策，在行政序列中位列副部（省）级，区内鼓励各项制度改革和创新。 魅力 普遍认为，国家级新区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国家级”这三个字上。 《经济观察报》曾引述《国家级新区比较研究》一书作者曹云说，那是“一项特殊管理权”。各地竞相申报成立国家级新区，争的主要是新区被赋予的“副省级以上管理权限，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壁垒”。 这种政策上宽松、财税支持、土地政策优惠、费用补贴等，使得新区得以不受传统行政体制弊端的束缚，迅速发展，也可能带动周边地区。 不过，在跨两、三个行政区的国家级新区，具体操作中仍有副省级新区管理委员会力不从心之处。 以天津滨海新区的经历为例，2009年升格为国家级后完成区划调整，把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并入新区，整合了经济和行政管理权限。 南开大学滨海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立群认为，滨海新区帮助天津摆脱了长期存在的产业结构老化问题，完成了产业转移，新区GDP年均增长超过20%，天津也超过10%，傲视同侪。 同时，新区开发模式中一些经过试验的行政制度，也在这20多年里先后被采纳到更高级别、更大范围的行政改革中，比如公务员体制改革、简化办事流程等。 新不“新”? 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作为试点的阶段性，使得国家级新区的政策优势自然会随着时间推移和数量增多而降低。 一个较普遍的说法是新区的政策优势“含金量”在不断降低。 中国学者张延龙最近在《经济观察报》撰文指出，一方面中国经济从高增长期转入“新常态”，以高效和速度为目标的“特殊”体制设计优越性很变得模糊；另一方面，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使得这些“新区”在制度和做法上的很多“新”意不再，日益成为常态。 而已经设立的国家级新区的问题也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明显。 有学者认为，沿用开发区模式来建城市新区，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名目繁多的各种“区”相比，比如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相比，城市新区的内涵更丰富，不仅包括产业，也包括城市的兴建。 《上海观察》网日前发表署名陈宪的文章指出，把新区当成开发区来建，造成了相当一部分国家级新区出现产业化和城镇化脱节，盲目建设，产业和城市建设不融合等。 产、城脱节 他认为，开发区赖以立身和发展的“外部资源+特殊政策+异地市场”要素组合，对于城市新区来说太窄太偏，因为新区必须担当起所在区域的经济中心和发展引擎角色，而以开发区模式建新区，则容易变成脱离周边地区的孤岛、空城或鬼城。 而且，“通过政府行政手段直接或间接安排项目推动增长可能产生的弊病，在设立国家级新区的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出现”。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经济降温时期，通过设国家级新区，以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达到刺激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目的，不无道理，而通过新区推动城市化进程，也符合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 浦东和滨海作为首批国家级新区，为全国范围的改革作试验；其后批复的新区明显带有区域经济发展龙头的色彩，比如陕西西咸新区、贵州贵安新区。 但有报道显示，2009年以后设立的新区仍主要依赖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经济，而在土地资源的分配和管理、产业布局和城市总体规划等方面则缺乏统筹，新区公共服务不配套。 同时，也可能因此出现开发商大规模“圈地”，随后出现土地闲置或“鬼城”。 上海同策咨询公司研究中心总监张宏伟在《福布斯》中文网撰文表示，“大规模兴建新城、新区、城市副中心等，势必会导致地方城市建设贪大求快，市政配套、居民生活配套等诸多方面可能滞后于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速度，产业的发展速度也无法支撑这么大体量的‘造城运动’。” 这不仅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也会埋下隐患。 （撰稿：郱书 / 责编：李莉）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