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条例：没组织、没领袖，香港青年如何成为“抗争专家”
香港6月爆发连串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修订《逃犯条例》，虽然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及道歉，但风波未有平息。示威者促请政府要完全“撤回”方案，并要求警方及政府收回以“暴动”定性6月12日释放催泪弹控制示威人群的警民冲突，以及争取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的外国领袖关注香港问题。
反《逃犯条例》运动步入新的阶段，除了香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发起主要大型集会游行外，示威者在没有任何组织带领和呼吁下，发起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试过短时间众筹几百万港元在国际媒体购买头版广告、马拉松式到多国领事馆请愿，万人包围警察总部、围堵税务局大楼阻止市民交税、或是三五成群在地铁发起不合作运动令列车延误等等。 香港有专家把这种抗争模式称为“野猫式抗争”，能够针对性地短暂影响政府运作，使林郑月娥余下任期推行争议性政策的难度十分高。但坊间有声音认为，这些“野猫式抗争”是会影响民生的不合作运动，建制派人士不断抨击这些示威有机会导致“民意逆转”，运动持续性成疑。 青年戴上口罩的目的是避免警方追究责任，但这种做法受到建制派人士批评。 “没领袖、没组织” “每个人都知道，这场运动是自发，我只是尽点绵力，去做我想到的事，因为我爱香港，也希望这个城市，能够避开中国内地的影响。”21岁的周同学（化名）在香港土生土长，正在大学修读语言相关的学科。她担心自己的身分曝光会引来麻烦，要求化名接受采访。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的社运，我发现，原来一场示威，是有好多学问，不是书本可以教你。” 弱质纤纤的她首次戴上地盘工人的安全帽、首次亲手搬动铁马、首次嗅到催泪弹的味道。 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行动（又称“雨伞运动”），周同学当年16岁，是一个旁观者，非参与者。 “有些前人的经验是很有用，例如大家讨论眼睛中椒（胡椒喷雾）怎么办，被人拘捕的时候要怎样做，每次示威需要甚么物资等等，很多较年长的示威者，其实看起来都很熟练，香港人愈来愈会抗争，我们每个人都变成抗争专家。” 示威者到底具体如何学习呢？周同学表示，她接收讯息的来源和许多年轻示威者一样，并非来自传统媒体，而是网上讨论区“连登”以及加密通讯软件“Telegram”。示威者在这些平台互相发放消息，讨论示威策略，过程中会有人反对、有人按赞，再加以讨论最多人响应的建议，然后就有一群人自发采取行动。 Telegram的群组有超过2万人。 周同学对BBC中文表示，平台发挥了重要的文宣和教育工作，形容是“公民参与百花齐放”，“在Telegram中说一声没有生理盐水，许多人来到立法会现场就会有生理盐水，有些人不愿意上前线，又会自发制作长辈图（争取长者支持的实体和数码宣传单张）。” 示威者又从这些平台，学会如何避免警方秋后算账，例如出席活动时配备头盔、眼罩、口罩，不让媒体正面拍照，或是用真名接受访问，定期把电话讯息清除，不会用脸像或指纹开锁电话，乘坐铁路又会弃用或能够追踪到他们的付费卡（八达通）。 在这些社交媒体平台发言的人大多隐姓埋名，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政党或组织背景，没有任何身份，任何人的言论和建议都有机会被其他用户追捧，也不知道谁是始作俑者。 当权者或对这种模式有所警惕。Telegram上有一个超过2万人加入的讨论平台“公海总谷”，该群组的管理员因为涉嫌公众妨扰被捕；Telegram亦表示，伺服器在12日香港抗议活动发生期间受到黑客攻击，并把矛头指向中国。 同样积极参与运动的大学生陈同学（化名）对BBC中文表示，可能在这些发言者当中，有政治力量在背后策动，但她们认为参与者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行动，不会轻易被煽动，“更加与外国势力无关”。 她接受访问当下，正在自发和一名同学在金钟附近向途人派发传单，就示威者发起不合作运动向香港市民道歉，其间有途人接过传单后，向她们表示加油。陈同学说，香港人就好像“蚂蚁”，一个人的力量好渺少，但团结起来就会有新的力量。 陈同学担心不合作运动影响市民对示威者的观感，自发在街头派传单。 民意争夺战 美国《洛杉矶时报》分析称，香港因为过往大型示威经验，发展出新的社运模式，而香港的示威者“就像人工智能般会自我完善”。 目前香港的示威模式分成两种，一种是由“民阵”举办传统的集会游行活动，“民阵”是2003年香港反对《基本法》23条时出现的组织，成员包括香港倾民主派的政党和团体，自2003年起，“民阵”每年均发起“七一”游行，近期《逃犯条例》的两次上百万人游行，同样由“民阵”发起。 另外一种抗争模式则是没有领袖的自发活动，示威者透过网络平台响应号召，组织和参与低成本、策略快速的示威活动，例如围堵警察总部、税务大楼等政府机关，导致一些政府部门停止运作。 香港政府和多名建制派人士对这些抗议活动予以批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认为，政府已经停止修例，反对人士仍坚持打“游击战”，令市民一同“活受罪”，不符合广大市民利益。但亦有分析认为，这些“游击战”和2014年长期占领不一样，对民生具体影响较小，在政府坚持不作让步下，主流民意仍然倾向同情示威者。 网上一声号召，便有大批年轻人到场，瘫痪个别政府部门的运作。 部分香港学者称这些为“去大台化”或“碎片化”的抗争，这种模式的出现是因为香港出现温和的示威游行难以争取政府作出更大让步，但运动升级面临风险，过去几年，香港多名本土派领袖失去参选权、身陷牢狱或是流亡海外，没有人再代表把示威升级的群众。 在这些运动中，民主派政客或政治领袖没有好像以前般谴责激进示威活动，反而会表态予以支持，甚至到场观察，协助调停纷争，作为前线示威者的“后盾”，但他们倾向不会“沾光”，以免被示威者批评他们想藉群众自发运动获取政治筹码。 现在，香港的示威者都会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有时在示威现场手持米高风发言时，会遭现场示威者暗地里批评。他对BBC中文表示，不觉得自己会是运动的领袖，自己的组织只是作支援的工作。 “既然大家目标一致，听不听哪一个政治领袖说话并非关键，”黄之锋说，“当网民一些行动遇到现实的限制，例如登报要有具名团体和组织，我们便交组织名称出来满足要求，大家分工合作。” 有香港网民发起众筹希望在各大媒体刊登广告，促请各国在G20峰会上提及香港问题，香港众志有份联络部分报章，但整个计划并非由他们组织主导。 香港示威者堵塞道路的画面近期变成常态，有时候会引来市民反感。 香港理工大学专上学院讲师李峻嵘接受BBC中文采访时，形容这些小型零碎的抗争为“野猫式抗争”，这些低成本、具机动性的抗议，很容易令个别政府部门停运或是被迫取消一些公开活动，对政府有很大影响，短期内也难以推行有争议的法例或政策，而这次风波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有很大影响。 李峻嵘指出，现在香港社会的矛盾走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香港有上百万人游行也争取不到香港政府让步，香港没有普选机制，即使保守派的人也会认为激烈行动是“说得过去的方法”。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峯在香港《明报》撰文时，提到这种“无大台”（即没有组织领导）的运动的限制。他认为香港的公民社会是“有一定防守力，但进攻力弱”，阻挡《逃犯条例》修订可以被视为“防守”，议题简单直接有利这类网络社会运动，但如果往后出现其他诉求，要“转守为攻”，就可能出现不知何时“见好就收”的问题。 “若政府企硬（坚持立场），如何把诉求聚焦，行动模式如何转化，进退之间如何拿揑，如何保持团结，都是难题，”他在文章写道。 李峻嵘同意，这种“野猫式抗争”会有一定限制，但不能低估示威者自我学习和演化的能力，而且再专制的政府也是需要顾及民意。 “政府如果在未来几周不作出重大让步，这些示威不会停，”他说。“政府只能期望示威者累，不再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