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掘金者 公共卫生危机下的新兴产业有何共性
新冠疫情下，全球经济萧条，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都出现大幅萎缩。然而，就不同行业而言，可能面临冰火两重天。
Green Monday创始人及总裁杨大伟介绍，疫情期间，大家都被迫呆在家里，而一般自己做饭更注重健康，对原材料的使用也更注重。 减薪、裁员、停止分红、破产申请——企业无论大小都陷入困境。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截止8月中旬，资产10亿美元企业中有创纪录的45家申请破产；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零售企业中有24家申请破产，为去年的三倍；3月初到7月底，关停结业的小企业也超过8万家。 但也有公司受益于疫情，营收逆势上扬。广受瞩目的视频会议软件Zoom就是其中之一，用户数同比增长458%，收入355%。 BBC中文采访两家在疫情中快速发展的公司，检视他们在动荡的市场中如何获益，分析后疫情时代可能面临的隐忧。 新兴产业的超车机会 疫情下受打击最严重的产业之一是餐饮业。全球多数国家都施行了不同程度的限聚令，餐厅门可罗雀，人们不得不在家做饭。 这个趋势下，泡面和速冻水饺等方便食品的营收异军突起。一家位于香港的公司Green Monday成为这一风潮中令人意外的受益者。该公司专攻植物基的人造猪肉，主攻亚洲市场。 Green Monday旗下有两部分业务，一部分对全球植物基肉类等各种健康食物进行代理和销售，另一部分是生产基于大豆的人造猪肉。两部分业务都在疫情期间大幅增长，总营收增长超过4倍。该公司也因此迎来成立八年半来业绩最好的两个季度。 西方国家人造肉公司以模仿牛肉为主，东亚市场则更倾向于模仿猪肉。 “我们认为，目前整个食品工业早已过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临界点，人口继续膨胀，地球变暖，种种迹象表明，出问题是迟早的事情。然而畜牧业在过去100年没有根本性的突破，也使人们开始考虑另类的突破方式。”Green Monday创始人及总裁杨大伟说。 去年，人造肉企业“超越肉类”公司（Beyongd Meat）上市，迎来163%暴涨；另一家Impossible Foods的人造肉则出现在连锁快餐汉堡王的菜单上，广受欢迎。 这个产业像刚刚燃起的火苗，疫情的来袭就像往火堆里扔了一大把干柴。 背后的逻辑也不难理解。“疫情期间，我们看到在线健身产业爆发，人造肉的爆发背后道理一样——大家健康意识突然变强，再加上必须居家的场景限制。”杨大伟介绍，疫情期间大家被迫呆在家里，而一般自己做饭更注重健康，对原材料的使用也更注重。 作为新兴领域，人造肉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另一家人造肉公司，而是传统肉类企业，它们恰恰成为这次疫情“重灾区”。 英国威尔士地区的鸡肉加工厂、德国的通内斯（Toennies）肉品加工厂，甚至北京新发地市场，以及法国、西班牙和美国，都发生大规模工人感染。在美国，大型牛肉或猪肉加工厂所在县市冠状病毒传播率是全国平均水平两倍以上。 英国华威大学分子肿瘤学教授劳伦斯·杨（Lawrence Young）表示，肉品工厂的室内空间冰冷潮湿，是新型冠状病毒存活和散播的理想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病毒微粒更容易散播、存活。” 杨大伟还指出传统肉品企业在疫情中暴露的一个弱点——过长的产业链。他认为，整个肉品生产供应链非常长，疫情中会很容易被切断，但人造肉就有所不同，直接用大豆生产出植物基肉，中间的饲养、抗病、屠宰、排污处理、冷链运输等环节全都没有。产业链和物流链简单得多，所以受冲击程度更小，恢复速度也更快。 在中国，新冠疫情还叠加非洲猪瘟的影响，一季度猪牛羊禽肉产量1813万吨下降19.5%。在美国，肉类供应短缺造成温蒂汉堡（Wendy’s）和麦当劳等大型连锁餐厅不得不暂停供应汉堡或者暂停部分餐厅营业。肉制品价格也因此水涨船高。 此消彼长下，人造肉相比传统肉类的价格劣势不再那么明显，竞争力随之上升。 甚至投资领域也在疫情中加倍下注这一产业。一家专注食品制造的投资者组织FAIRR表示，今年在人造肉领域的风险投资已经超过11亿美元，已经是去年的两倍。 突如其来的新增需求 人造肉是一个新兴产业，因为疫情，对传统产业发起超车。另一家香港公司Aurabeat则是身处一个成熟行业，在疫情中，相对于同业竞争对手，强势上升。 “我们最开始从SARS（非典）中获得灵感。”Aurabeat的行政总裁菲尔·袁（Phil Yuen）向BBC中文表示，该公司创始人司徒健南博士在非典疫情中发现，市场上的空气净化器大多只对污染物进行过滤，而没有对空气中细菌和病毒的杀灭作用。他认为市场对这一功能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这家公司2017年成立，成立前两年里，收支大抵平衡，没有迎来爆发性增长。 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空气净化器行业已经十分成熟，普及率极高。智研咨询一份报告显示，韩国空气净化器的普及率达到了70%，日本普及率为34%，欧洲普及率为40%。增长速度也有限，另一家研究机构GRAND VIEW RESEARCH的数据显示，该行业过去三年复合年增长率在10%左右。 “所有人都是HEPA、HEPA、HEPA，很少人提杀菌作用，我们要费很大力气教育消费者。”菲尔·袁所说的HEPA是指高效滤网技术，该技术在空气净化器产品中占据主流。 新冠疫情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们立刻感受到巨大的市场需求。”菲尔·袁表示，当时看到香港政府的招标文件，突然出现对空气净化器杀菌功能的明确要求。 疫情出现伊始，Aurabeat就针对新冠病毒开发新产品。3月就开发出了利用银离子杀灭冠状病毒的净化器，随即上市。香港政府成为这个产品的首个大客户，多个政府核心建筑中装备了该产品。“他们比较满意，然后有采购500台独立设备，放置在疫情中最危险的地方，比如香港一半以上的公立医院、检测点等。” Aurabeat CEO 菲尔·袁（Phil Yuen）表示，疫情前要费很大力气教育潜在用户，净化器需要杀菌功能。疫情中消费者意识有戏剧化增长，因此可以跳过教育用户阶段，专注于产品技术和生产。 该产品上市后，被送到美国的第三方实验室MRIGlobal检测，7月成功申请专利，8月被上述实验室证实可有效杀灭新冠病毒。随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允许Aurabeat作为医用级空气净化器上市销售。 也有专业机构强调类似技术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局限性。美国环境保护署在一份关于新冠病毒与空气净化器的指引中表示，单独靠空气净化器并不能有效地保护个体不受新冠病毒感染。空气净化措施只是“可以作为保护人们在室内免遭新冠侵袭的方案的一部分”。 不过，Aurabeat的产品还是在疫情下迎来一轮“指数级”增长。进入9月，两周的销量就超过前七个月之和。 原本净化器行业中的小公司，通过技术独创性，在疫情中销量出现爆发增长，而整个行业，也在市场需求的剧烈变化下转向。菲尔·袁回忆说，“疫情之前，我们要费很大力气教育我们的潜在用户，净化器需要杀菌功能。在疫情发生后，消费者在这方面的意识有了戏剧化的增长。我们可以轻松地跳过教育用户的阶段，专注于产品技术和生产。” 后疫情时代能否可持续发展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市场供需的巨变，为上述两家公司所在的行业创造了罕见的增长空间。但疫情消退，同样会造成供需的再次巨变，势必会再次影响企业的生存状况。 2003年的非典疫情就是例子，2月份进入高峰，6月亚洲疫情一度突然消退，一些企业短期重金上马的消毒液等急需物资的生产线，也突然变成过剩产能，机遇随即变成陷阱，使这些企业蒙受重大损失。不过也有正面的例子，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创造的网上交易模式在非典疫情期间大幅受益，疫情消退后，这种习惯反而留了下来，并发展壮大。 人造肉和杀菌功能的空气净化器是否担心遭遇市场震荡呢？ “我们准备在泰国生产线的产能基础上，增加五倍，然后准备在中国内地投资新的生产线，规模又是泰国的一倍。总体而言，最终产能的扩张要达到现在的十倍以上。”杨大伟认为，不担心疫情后需求急剧下跌，因为该行业一直有增长趋势，再加上年轻人整个世代都更认同和接受，因此这个市场规模有长期上涨的动力。 新冠肺炎疫情下，南非大西洋海岸渔民空有满船龙虾，却没有中国买家采购。 空气净化器行业的兴衰与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中国，2016和2017两年，空气污染相对严重，净化器行业分别实现17.7%和20%的增速；然而，2018年空气质量改善，市场规模缩减21%，2019年这一趋势持续。由此推测，新冠疫情过后，外界对杀菌类净化器是否还能保持热忱，存在疑问。如果市场需求大幅下滑，扩张的产能可能成为企业的负担。 菲尔·袁（Phil Yuen）表示自己并不担忧。他认为，这场疫情在规模上前所未有的，近代史上都未见过这个量级的大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恐惧和限制措施，人们对于空气传播的病毒的意识提高前所未有，所以这场疫情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吃、工作、娱乐、生活方式、旅行方式。而Aurabeat将从这种改变中受益。 安迈企业咨询董事总经理林浩日认为，今天与20年前相比是两个年代的区别。 “我们看到产业界的风向在变化。以前，大家的注意力在降低整个产业链的成本上，比如哪里的劳动力成本低，就迁徙到哪里去，但是现在大家开始更多考虑风险，考虑物流链的稳定性，这方面的顾虑超过成本。” “面对疫情这样的黑天鹅事件，所有人都很盲目，那么有竞争力的公司就是在市场巨变的情况下，抓住机会，不用百分百抓住，只要比竞争对手抓住得多就好。”林浩日举例称，他的一家咨询客户身处石油行业A，正常时期，客户可以从公司A和公司B同时采购，价格低者将赢得订单。但在疫情期间，价格不再是决定因素，A公司对供应链的管理能力强，上游零件厂商和生产节奏的管理强，可以做到30天交货，B公司只能60天交货，那A公司会快速抢占B公司的市场，而在正常时期，这种变化很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