嬉皮士美学绝非极简主义：沉思中的批判
他们反对战争，抗拒理发，在迷幻药的作用下发明了新的艺术形式，并想象一个将超越西方象征的未来，艺术和生活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就是嬉皮士。这些常戴着鲜花的青年（花童）对“自由之爱”（free-love）乌托邦的憧憬虽然天真，但充满希望，尽管最终令人失望。
黑豹党（Black Panthers，上世纪60年代美国一个活跃的黑人左翼激进政党）、奇卡诺（Chicano，美国墨西哥族裔，上世纪60年代兴起一场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运动）活动人士和争取民权的女性也在美国反主流文化的美学和艺术上留下了印记，但他们的运动被作为政治内容写入了历史。尽管嬉皮士多半被理解为一种通常是幼稚和讽刺的文化运动，但他们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当然，在伴随着爆炸性冲突和奇妙的创造力的争议背景下，真相比文字历史更复杂。 2015年，位于明尼苏达州（Minnesota）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沃克艺术中心（Walker Art Center）举办了一场展览——“嬉皮士现代主义：为乌托邦而奋斗”（Hippie Modernism: The Struggle for Utopia）——展览策划人布劳福特（Andrew Blauvelt）旨在展示在战后繁荣年代充满活力的美国，以嬉皮士为中心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如何为后现代主义奠定了基础。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标志着期望一个无痛苦烦恼的世界的现代梦达到顶峰，而这个梦最终失败。随后的几年迎来了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艺术中心举办的"嬉皮现代主义"展览，展品中一辆当年嬉皮士经常使用的面包车。 布劳福特告诉英国广播公司BBC文化频道（BBC Culture），“现代艺术、建筑和设计的历史在此期间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促成了20世纪后期另一种现代主义的历史，这种历史与今天再次融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和当年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的斗争，这些斗争从未真正结束”。 上世纪60年代的许多嬉皮士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较为保守——给他们的面包车配上电视就是一个标志。 芝加哥当代美术馆(MCA,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正在举办的艺术展《无尽之夏》(名字来自1966年的同名电影Endless Summer)，进一步使那一时期艺术运动的历史叙事复杂化，该电影聚焦一场名为“加州极简主义”（California Minimalism）的仪式性运动。这一运动也被称为“完成迷恋”（Finish Fetish）或“光与空间”（Light and Space） 的艺术，作品闪亮、多彩且有工业化产品风格，源自于洛杉矶的肌肉车（muscle car, 具有强劲马力、外形富有肌肉感的美式后驱车）和冲浪文化，但也包括迷幻药。 这一运动并没有很快地融入极简主义或波普艺术（pop art, 一种主要源于商业美术形式的艺术风格）的艺术历史叙事中——它们是对抽象表现主义（Abstract Expressionism，一种结合了抽象形式和表现主义画家情感价值取向的非写实性绘画风格）的反应——也不符合嬉皮士的手工美学。但它成功地弥合了这种分歧。尽管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但这场运动影响了当今一些最著名的在世艺术家。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特瑞尔（James Turrell），他让“光与空间”艺术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些运动，确切说是反主流文化的革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震撼了美国和世界，其统一特征是反对“体制”或现状的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情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些运动寻求美学和伦理、艺术和生活的统一，这是一种不可避免地会失败的理想主义。 嬉皮士是特权分子 布劳福特说，尽管里根时代的保守论调曾暗示利里（Timothy Leary，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那句著名的口号“开启、融入、抽离”（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利里宣扬迷幻药对人类精神成长与治疗病态人格的效果而提出的著名口号）在道德和文化上都是失败的，但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们迷幻的乌托邦式幻想被证明还是有成效的。他说，“反主流文化的乌托邦思想对于想象另一种更好的生活，或者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不是现有的日常生活，而是新想象出来的生活……是从技术官僚的社会压迫、种族和性别压迫、传统的资本主义所有权和个人财产观念中解放出来的生活”。 嬉皮士是抗议的同义词——但与1968年5月的巴黎学生抗议相比，他们的意识形态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图为1967年罗马街头的嬉皮士）。 上世纪60年代标志着政治和反主流文化的融合，让人想起早期的现代主义运动，如达达（dada, 1916年在瑞士苏黎世出现的文学和视觉艺术运动）和激浪派（fluxus, 上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欧美的松散的国际性艺术组织），不过规模要大得多。嬉皮士和他们的分支团体比当时任何一个反建制的团体都要多，他们把艺术和生活融合为一体，这个理念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当代艺术中。 考量嬉皮士的背景是很重要的，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的年轻白人，具备“抽离”现实而避世这种不可否认的奢侈本钱。再审视他们参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方面，可看到嬉皮士比那些真正为民权而战的人事实上承受的风险要小得多，因此他们可以充分投身社会，而不是抽离避世。嬉皮士将本土文化和东方文化浪漫化（却不考虑贫穷的痛苦），因为他们缺乏现代性，他们尝试了集体生活和想象中的波西米亚（bohemia）生活方式，创造了一种人为的边缘化，但嬉皮士认为这在道德上是正义的。更不用说他们毫无歉意的挪用他人文化了。 嬉皮士对文化变革的推动作用大于政治变革——他们的服饰、发型和音乐偏好很容易被建制所接受。 嬉皮士作为反主流文化阵营里的极端，比如此前的达达和激浪派艺术家，有意制造“事端”（尽管他们不一定这么称呼）和刻意的异化事件，目的是为了挑战和激怒美国人的日常情感，可以说，嬉皮士让黑豹党、奇卡诺人和女权主义者的抗议破坏性相形见绌。黑人、棕色人种或LGBTQ（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跨性别者Transgender和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活动人士可能永远无法摆脱嬉皮士的踩过界。 艾森豪威尔当总统的50年代人代表着保守的、资本主义的、富裕郊区的美国，冲浪电影《无尽之夏》表现嬉皮士急欲从这样一个美国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嬉皮士的反建制、反学院派和反主流思想通过自主出版的小规模出版物（zine， 通常指发行量小于 1000 的自出版物，是朋克运动诞生、亚文化兴起的产物）传播，后来也传播到校园，如加州瓦伦西亚（Valencia）的加州艺术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he Arts）(1969年)和科罗拉多州博尔德（Boulder）的纳罗帕大学（Naropa University）的凯鲁亚克非实体诗学学院（Jack Kerouac School of Disembodied Poetics）(1974年)。在这里，现状被引爆，重新组合成新的思维方式，并在21世纪的艺术、文学和生活中产生持续影响。 噢，光与空间 《无尽之夏》艺展的策划人达林（Michael Darling）说，“加州极简主义”运动在南加州很受欢迎，虽然它通常并没有被纳入大学艺术史课程的教学大纲。最近，它在各地艺术展和主要博物馆的收藏品中重新焕发了活力，这与嬉皮士的意识形态非常相似。然而，达林告诉BBC文化频道，加州极简主义者脱胎于上世纪50年代男子气概的肌肉车景象和洛杉矶冲浪文化，融入了现代性，而不是嬉皮士文化。“这些人一开始大多是抽象表现主义者”（abstract expressionists）， 达林说。所以，这些艺术家们年纪太大了，不能成为嬉皮士，但他们像嬉皮士那样讲话，留长发，坚信一些不真实的事情。 抗议越南战争（Vietnam War）是嬉皮士们选择的最常见的政治参与形式。 加州极简主义者们，比如欧文（Robert Irwin）在芝加哥当代美术馆的展览中，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表现出迷幻，创造出与一些嬉皮士一样受到禅宗（Zen）和道教（Taoist）传统启发的内省物品。芝加哥（Judy Chicago）也参加了此次展览，她制作了巨大的迷幻曼荼罗（曼荼罗为佛教和印度教的道坛），灵感来自在同样的嬉皮士反主流文化中萌发的女权主义思想。当然，嬉皮士美学绝不是极简主义。但“光与空间”展览的艺术家们是，正如《无尽之夏》艺术展所表明的那样，他们受到的启发是，将生活结合到、流汇入艺术中，反之亦然。 许多前嬉皮士，比如特瑞尔，在反越战时曾教唆他人焚烧征兵卡抗议，但现在他却投身于非政治性的艺术创作，比如他这个作品《布里奇的巴多（Bridget's Bardo）》。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反主流文化革命也跨越了大洋，1968年春天大批学生走上巴黎街头（1968年5月巴黎爆发了学生运动）。道格拉斯（Emory Douglas）在黑豹党的报纸上的插图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革命团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加州极简主义者们设法弥合了极简艺术、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波普艺术和嬉皮士革命之间的差距，并且回避了分类。达林说，他们在沉思的形式中融入了更多的批判，而不是幻想。 为了不让我们忘记革命的恶臭仍弥漫在迷幻药和自由之爱的缤纷雨的空气中，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头条新闻。反主流文化的政治议题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不变——比如呼吁解决不平等、暴力和气候变化的问题。乌托邦仍然是远在地平线上的一个梦想，而反乌托邦也有可能出现，想到此，令人不寒而栗。 请访问 BBC Culture阅读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