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社区互助精神：一个单词反映丹麦
每年年底，丹麦语言委员会（Danish Language Council）和P1电台都会选出丹麦的年度词汇。之前的获奖者包括2019年的“气候白痴”（klimatosse）和2018年的 “洗钱”（hvidvask），这些都紧紧地抓住了（有时是不讨人喜欢的）时代情绪。
2020年度最有潜力获选年度词汇的当然是“samfundssind”，丹麦语言委员会将其定义为“社会关注高于个人利益”。更宽泛地翻译为“社区互助”或“社会意识”，“samfundssind”已经成为冠状病毒危机的流行词：语言委员会发现，搜索丹麦新闻数据库， “samfundssind”的使用次数从2月的23次增加到3月的2855次。 “丹麦有很强的社区精神传统，”丹麦语言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伊娃·斯卡夫特·詹森（Eva Skafte Jensen）说。“在19世纪，人们在农村建立了专注于共同目标的合作社（andelsbev richardgelsen）。奶农联合起来，为合资奶场提供资金，而奶农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连接起来，从而绕过私有食品杂货商人的垄断……这一想法也被带入了工人运动，帮助建立了强大的工会。” 还有19世纪建立的民间学校（højskole），为农村人口提供非正规教育，把他们培养为好公民, 这在今天仍然存在。詹森认为，正是这种民间学校、合作社和工人运动的形式，“让人们齐心协力，放大个人成就”，才使得“samfundssind”成为了2020年的流行语。现任首相也曾明确使用过这个词。 丹麦是欧洲最早实行封关的国家之一，成功地将感染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冠状病毒危机早期，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Mette Frederiksen）直接向丹麦人发出了社区互助的呼吁。“我们必须站在一起，保持距离，”她在3月1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时该国是欧洲第一个实行隔离政策的国家之一。“我们需要社区精神。我们需要互相帮助。我要感谢所有到目前为止证明我们丹麦拥有社区互助的人。” 丹麦人热情地回应。私营公司通过“丹麦帮助丹麦”运动（Denmark Helping Denmark）采购医疗设备，帮助减轻医疗服务的压力。据丹麦药品局局长托马斯·森德维奇（Thomas Senderovitz）说，对该运动的反应显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善意和社区互助精神”。 丹麦几个最受欢迎的景点也在加紧建设：乐高（Lego）工厂为医护人员制造护目镜；游乐园蒂沃利花园变成了临时幼儿园，并制定了社交距离指南； 米其林双星“炼金术士”餐厅（Alchemist）撤掉50道菜的菜单，转为哥本哈根附近的12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意大利面。 除了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社区互助这个词还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蹿红，成为强调团结和善良行为的话题标签。但也许最重要的是，每天人们都通过遵守规则来表现出社区精神。 游乐场蒂沃利花园（Tivoli Gardens）在大流行期间变成了临时幼儿园 在演讲中，弗雷德里克强调需遵循政府的指导方针，并尽快开始。丹麦人基本上不动声色地服从了。日托中心和学校在公告后当天早晨清空，比措施生效早四天前。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生物医学副教授大卫·奥格拉涅（David Olagnier）和教授特来因·摩根森（Trine H Mogensen）写道，这说明“丹麦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奥格拉涅和摩根森还观察到，“丹麦是信任决定一切的国家”。那么，社区互助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丹麦人信任他们的政府，且信任彼此，相信他们能做正确的事情。 奥尔胡斯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曼尼玛·桑德斯科夫（Kim Mannemar Sønderskov）和哥本哈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彼得·丁森（Peter Thisted Dinesen）在2014年的一篇论文中写道，社会信任促进合作。 作者发现，丹麦的社会信任水平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从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社会信任水平显著提高。“1979年，47%的丹麦人表示‘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而这一比例在2009年上升到了79%。两位作者将此现象部分归因于"国家机构质量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民对这些机构信任的增加”。 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发布了全球最少腐败国家的年度排名。今年，丹麦和新西兰并列榜首。由于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丹麦的政治家享有相对较高的信任度。当政客们“以廉洁的方式做事”，丁森写道， “他们发送的信号就是……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许多到过丹麦的游客说，这个国家人们互相信任的程度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例如，夏天开车在农村地区兜风时，你可能会看到路边农产品小摊无人看管，只用诚信箱来收款。餐馆或咖啡馆外放着内有睡着婴儿的手推车也很常见。1997年一个广为报道的新闻就说明了这种文化冲突。当时，一名丹麦妇女在去纽约时，因为把自己的孩子留在餐馆外而被捕。 在丹麦，父母可以轻易地把孩子放在无人照管的地方，这是人们对其同胞放心的结果。2016年，文化部举行了一次公众投票，以决定该国的官方价值观：信任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丹麦的信任文化是建立在一种期望之上，即同胞、公民和公共机构是可靠的，”该部表示。 丹麦人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信任度。 美国出生的厨师马特·奥兰多（Matt Orlando）是哥本哈根顶级餐厅阿玛斯（Amass）的老板，他也是这种看法——“人们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惊人的，”他还回顾了他在丹麦的疫情期间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社会是由自己控制的：信任政府决策，以及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和许多人一样，在疫病爆发后，奥兰多将社区互助的精神贯穿于自己的工作中。他和餐饮业的其他人一起，成立了一个旨在加强和支持餐饮业度过危机的合作平台。他的高级餐厅也更有社区意识，将一半的用餐空间用于出售炸鸡和葡萄酒，提供更平价的大众食物。 那些从其他地方移居到丹麦的人很快就熟悉丹麦的社会信任。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丹麦名声在外的高税率。丹麦居民认可了世界上税率最高的一些税收，因为他们相信，每个人缴纳公平的份额，这些税收将被用于社会公益——全民医疗、免费大学学费和慷慨的产假，这还仅是几个例子。每个人都得到很好的照顾，这种文化能培养信任和社区凝聚的感觉。 平等意识也很重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丹麦是世界上收入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桑德斯科夫和丁森写道，“公民在经济上平等，对国家也会有更高层次的信任。因为公民有更强的社区意识。” 丹麦是欧洲第一个重新开放学校和日托中心的国家。 丹麦的日托中心通过税收得到了大量补贴，在儿童时期就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意识。《如何在丹麦生活》（How to Live in Denmark ）和《如何在丹麦工作》（ How to Work in Denmark）的作者凯·麦莉士（Kay Xander Mellish）说：“在丹麦，几乎每个人都上过公立日托所。”甚至克里斯蒂安王子，那位曾经有可能成为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一世（King Christian XI）的王位继承人，也上过公共托儿所。“丹麦保证6个月到6岁的孩子都能在日托所接受教育，重点是玩耍和社交，正规教育要到8、9岁才开始。” “在最初的几年里，”麦莉士说，“孩子们学习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他们学习如何在午餐时间坐在餐桌旁，等待轮到自己吃饭，然后自助式吃饭。在操场上，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玩耍’，他们为自己的游戏制定规则。” 麦莉士解释说，工作人员通常不会带领孩子们玩游戏，因为玩游戏“可以让孩子们组成自己的小组，并学会如何合作。”她补充说，通常，学校的一天从唱歌开始，选歌是从民间歌谣集（Højskolesangbogen）, 这种文化传统延伸到大学甚至办公室。任何在仲夏或圣诞节造访过丹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一起唱歌是各个年龄阶段丹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晨唱（Morgensang）带来团结的感觉，因而受到人们喜爱，尤其是在困难时期，这就是为什么在封锁期间，全国五分之一的人会在电视机前和乐队指挥菲利普·费伯（Philip Faber）每天一起合唱。 “丹麦人很小的时候就意识到他们是社会一分子，”麦莉士说。在丹麦，你可以通过暗示你的对手“缺乏团结”（usolidarisk）来赢得一场辩论。 4月中旬，丹麦是欧洲第一个重新开放学校和日托中心的国家。截至本文撰写时，丹麦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不足700人，尽管初秋出现激增，但感染率仍然相对较低。这个将社会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悠久传统，即认为社区比个人更强大，似乎是丹麦这个国家的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