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中国还在展现强大“忘却”能力
关于1989年在北京的那一场事件，官方没有任何纪念的活动。不过这句话虽然属实，但却过份中庸。
在西方被称为“坦克人”的这张照片，成为了定义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画面。 真相是，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切，令这个国家每一年都会采取大规模行动，而这种行动或许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忘却”。 在6月4日来临前的这一个星期，世界上最大的审查机器进入了高负荷运转——自动运算法加上数以万计的人力审查员形成一个巨大的拖网，在互联网上清理任何有关天安门事件哪怕最隐晦的信息。 被认为以太激进的方式逃避审查的人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此前有一群人试图用一个产品商标来纪念这个日子，结果被判处最高三年半徒刑。 仅仅是在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上转发相关的照片也能令你被扣留——而推特是一个被屏蔽的平台，大多数中国网民根本上不去。 几个月前，我亲自见证了当局为确保中国民众绝不参与这件事的公共讨论或者纪念活动，行动能够彻底到何种程度。 在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人们为已故亲人扫墓和祭奠的日子——BBC安排了与一名老太太会面。她的儿子当年就是在第一批军队开进城之后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北边被子弹射穿头颅。 2014年，张先玲在窗前向记者展示她儿子的照片。 像以往的每一年一样，81岁的张先玲计划带着鲜花去那个宁静的小墓园。当年19岁的王楠就葬在那个靠近颐和园的地方。 但是我们发现，墓园到处都是安保人员，他们在监视这个家族墓碑。 我们被身穿制服的警员查问，他们检查我们的护照和记者证件，也记下了我们的信息。 而张先玲女士则在警察的包围下进入和离开墓园，以确保她全程远离记者。 张女士家的坟墓，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葬在这里。 BBC的存档资料当中，包括一份引人注目的纪录。在那一系列的事件当中，王楠的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段影片，每一帧都体现着拍摄者的英勇。影片显示，士兵在前进，手上的武器举在齐人高的位置，背景则是人群的剪影和燃烧的装甲车。 影片还拍下了惊慌的抗议者，他们奋力骑着自行车，或者走着，将中枪染血的伤者抬往医院。 但是对我来说，尤其深刻的是这样一段简短的讲述。 “她们求他停止开枪” 到白天，全城仍然能够听见零星的枪声。一名显然受到震惊的英国游客玛格丽特·霍尔特（Margaret Holt），发现自己已经不甚明智地走入了其中一个20世纪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 “这个开枪为乐的士兵，他无差别地向人群开枪，而三名年轻女学生就跪在他面前，求他停止开枪，”她平静地说，同时做出了祈祷的手势。 “然后他杀了她们。” 她接着说：“一位年长的男士举起双手，因为他想过马路，然后他（士兵）就开枪打了他。” Wang Dan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当时五六十岁的霍尔特女士是在离天安门广场仅几百码之遥的楼房里学画画。她指着窗外，描述当时那名士兵的下场。 “他枪里的子弹用完了，于是他重装弹匣，此时人群就拥上来，将他吊死在一棵树上。” 整段描述历时24秒。 但是非常简短的描述却概括了武力清理和平示威的残暴，以及遭受这种残暴的人群对此达至沸腾的愤怒。 这也暗示了为什么时至今日，当局仍然如此卖力地掩盖一切有关当时事件的讨论。 剧变之风 就像很多事件一样，1989年春夏那场震动了北京和中国其他数十个城市的示威，导火线是一件极其寻常的事件：此前被排挤的中共领导人、经济与政治开明派人士胡耀邦逝世。 由学生领导的公众自发悼念，很快就变成了大规模的上街游行。他们呼吁为胡耀邦平反，并要求追随他的遗愿进行广泛的改革：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以及结束官场腐败。 中共内部对于如何最好地应对示威，当时意见不一。 在北京，近100万人拥入天安门广场，用旗帜、横幅和帐篷占据了这个位于首都中心的广阔公共空间。 随着剧变之风已经吹遍了东欧，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chael Gorbachev）又时机巧合地在5月中旬到访北京，参加30年来的第一次中苏峰会。 对于中国的领导层和他们跟前的抗议者来说，这个国家当时似乎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的边缘。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如何最好地应对这一局面也意见两极。 最终，是主张强硬路线的一方取得了胜利。 6月3日深夜至次日凌晨，一场全面的军事清场行动在广场开始，一列列的坦克和士兵荷枪实弹地开进广场。 在通往天安门的路上，各个路口的民众拒绝让路，他们被枪林弹雨击倒。 有一些人则像之前那位游客的描述那样，徒手还击，有一些装甲车据报是被一些示威者用燃烧瓶点燃。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附近一辆装甲运兵车被点燃。 今天，持续的保密和审查令当晚到底有多少人死去不可能为外界所知。从来没有全面和官方的死伤数据被公开。 身在现场的外国记者当中，很多也去了北京的医院，他们的多番描述显示出一个广泛的共识，死亡人数可能在几百至两三千不等。 至少有一份在当时发出的外交文传电报给出了一个远高于此的数字。 无可争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刻，一个国家的国防军队在自己的首都扮演了一个入侵者的角色。那是一个转折点，时至今日仍在很多个难以言述的方面定义了如今的中国。 “坦克人” 或许，没有什么比“坦克人”（Tank Man）更能体现30年来中国审查力量的高效。 6月5日，在清场之后那天，有人看到一列坦克沿着长安街离开天安门广场，那个大多数屠杀发生的地方。 影片捕捉到了一个孤身一人的抗议者，站在了领头的坦克前面，每当坦克试图转向绕过他，他都挪动位置再次挡在前面。 在某个时候，这名身穿白衬衫和黑裤、手提两个购物袋的男子，爬上了坦克，试图隔着那个炮塔向军队抗议。 对于外界而言，这个同时展现独裁镇压和不灭反抗精神的标志性画面，比其他任何描述都更能定义在天安门广场及其周围发生的一切。 也有人说，坦克上的那个指挥官——那个不可能知道正有国际媒体长镜头对准这场对峙的人——所表现出的某种克制也应一功。 “坦克人”没有被开枪射击，也没有被辗过，但是他最终被抓走了。他的命运时至今日仍未为外界所知。 不过，在中国，那张照片早已在公众视线当中被清除。 不人道的罪恶 今年的天安门广场，与1989年的影片相比，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没什么改变。 毛主席依然处在最中心的位置。他那张毫无瑕疵的微笑画像，还在警示着那三个曾朝画像掷鸡蛋的抗议者——他们被判处了最高20年徒刑。 但是，在广场之外，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却在这三十年里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 很多报章报道——也包括这篇文章——仍然坚持那段被掩埋的黑暗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重要，而随着它越来越富有和强大，这种成功或许正在向这些坚持给予反驳。 鲍彤是一名前中共高官，他近距离地见证了1989年那场政治动荡。 现在，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异见人士之一。因为支持天安门示威者，他坐过七年牢，且完全是单独囚禁。 鲍彤表示，中国应该允许人民公开讨论1989年所发生的一切。 他说：“使我失望的是，30年来，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愿意把自己和‘六四’这个反人类罪捆在一起。” 说到中国如今的成功是否要归功于那一场镇压，鲍彤继续说道：“把它当作宝贝，把它当作经验，把它当作国家崛起的法宝。这使我觉得很悲哀。” “共产党应该允许人们谈论当时的真相——当时的受害者、旁观者、当时的中国人，当时在中国的外国朋友和记者。让大家都把自己知道的真相说出来。” 似乎是在证明这种希望有多么渺茫，如今不时被监视和跟踪的鲍彤在我们拜访之后受到警告，要求他不要再接受任何外媒采访。 但是他却坚信，假如多年前那些抗议者的要求得到聆听，中国的未来不仅会繁荣，而且会更多元和公平。 “我会看到现在没有防火墙、没有特权阶级。中国很可能没有那么多亿万富翁，但是中国贫困的农民工应该可以自由自在地进城，而不必作为低端人口被驱逐出大城市。中国也用不着去偷外国的技术。” 不惜代价的权力 天安门事件当中讽刺的一点是，尽管当时有种希望，令很多人真的相信改变要到来了，但是它可能反而将中国政治改变的契机往后拖延了一代人，甚至更久。 当时很少学生在公开呼吁革命——反正他们自己也可能是糟糕的领导者。他们四分五裂，各自奉行宗派主义，争吵不断，也有他们自己的独裁倾向——就像关于天安门事件最好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所明确显示的那样。 但是中共强硬派却看到，即使是有限度地要求法治和进一步民主的选择，都会终结他们对权力的绝对垄断。 假如示威没有发生，假如高层的改革派没有被噤声、被清除或者关进监狱，中国会像当时的台湾、韩国等其他亚洲政体一样，走上逐渐、可控地脱离专制独裁的路吗？ 在中国，这样的猜测没有可能进行：老一代不被允许回忆，新一代人甚至不被允许知道。 相反，当时所做的决定在今天仍然被紧紧遵从。中共政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权力，绝不再让民众运动试图使之松动。 三十年过去，令民众“忘却”的努力仍然和任何时候一样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