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西方政治学者谈邓小平遗产
1974年，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行将结束前，加拿大学生崔大伟（David Zweig）前往中国学习汉语。就在他抵达北京的前几个月，邓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通过让中国经济向外部开放，让中国人脱贫，发展国内经济，让中国人重新认识了一个他们认为的伟大国家。” 那年，王洪文逐渐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周恩来病重，多年内斗后的中国几乎瘫痪。10月，毛泽东决定召开全国四届人大，号召全党全军团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 目前常驻香港的中国政治教授崔大伟，是第一批亲历中国变革的西方人。他还记得，1975年，邓小平在二次复出后准备实施一系列变革措施，但却被四人帮搅乱。 “他在那时就已经明白变革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崔大伟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到了1977年他第三次复出后，他将这些未尽的想法付诸实践。” 邓小平的遗产 在1978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重要变革的开端。次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成了今天人们评价执政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崔大伟说，这些成就背后，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比如环境污染与社会不公等。他将此称为“高社会外部效应。” 对邓小平的遗产评价，人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中国官方的说法是，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媒体更是多次将邓小平与习近平相提并论。《大公报》在近期的一篇评论中将习近平称作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师。” “用一句话总结，邓小平通过让中国经济向外部开放，让中国人脱贫，发展国内经济，让中国人重新认识了一个他们认为的伟大国家，”崔大伟对BBC中文网记者说。 邓小平的改革，包括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产权的再定义，以及对企业家精神的鼓励等。 然而，这些成就背后，并不是没有任何的代价。比如环境污染与社会不公等。崔大伟将此称为“高社会外部效应。”这些都是因邓小平鼓励的追求经济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而来，并在过去两任领导人任内不断扩大，最终成了今天习近平需要着手解决的棘手问题。 “（但）我觉得长期来看，这些中国内部的‘高社会外部效应’也许是能够解决的，比如污染等，” 崔大伟对BBC中文网记者说，“但关键问题是，中国在世界上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在世界的角色 在日本问题上，邓小平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位正式出访日本的领导人。期间，中日间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事实上，除了在国内发动改革，邓小平的另一大功绩，便是将经历十年文革浩劫与天安门事件后彷徨的中国重新带入国际话语体系。他提出要吸引外国投资，让中国学生走出国门看世界学技术，并在1992年邀请他们回到中国，参与搭建中国的市场经济框架。 崔大伟对BBC中文网记者说，“如果你比较1978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与今天中国与世界130多个国家的贸易往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放到今天来看，这种推开国内的思想束缚，让中国与世界更紧密融合的做法，或许对中国更有启发。近年来，中国社会的保守势力似有抬头之势。虽然薄熙来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利益集团以各种理由阻碍中国改革与外界融合的声音甚嚣尘上。 的确，邓小平当年撰写了反对苏联的文章，但他也在1989年将中国和在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拉回正常外交关系。另外，邓小平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并最终进行协商。他是中国首位正式访问西方国家的领导人。 在日本问题上，邓小平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位正式出访日本的领导人。期间，中日两国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邓小平曾在那次访问中谈及中日关系，称两国“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 他还为钓鱼岛问题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这种声音在中日对峙的今天似有消减。然而在中国与邻国关系剑拔弩张的今天，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应当回到邓小平当年的处理思路上来。 “最终的问题是，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否真的能够做到，”崔大伟说，“（但）目前的信号还不清楚。” （责编：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