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西班牙法庭全球通缉令的前世今生
西班牙最高法院法官2月10日签发逮捕令，以犯有“反人类罪”罪名全球通缉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李鹏等几人一事，一方面再使中国与西班牙的关系变得紧张微妙，另一方面也再次将国际媒体聚焦导向藉以发布逮捕令的“普遍管辖原则”的法理依据。
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左）和李鹏（右） 有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西班牙政府和议会已连续推出多项试图限制法院判决权的规定和立法，但近年来西班牙最高法院——国家大法院（Audiencia Nacional），仍继续成为全球人权组织和侵权受害者寻求“公理”的重要场所之一。 因为与位于海牙的国际法庭不同，西班牙法庭无须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可以受理调查和审判任何案件，而且西班牙法官也已经在国际上赢得了“大无畏”的声誉。 审判先例 最早使得西班牙高院一跃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焦点的是因调查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反人权暴行而知名的法官加尔松（Baltasar Garzon）。 被西班牙人昵称为“斗牛犬”的加尔松，一向愿意打抱不平，敢于挑战和调查黑手党、大毒枭、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领袖、各国军事独裁者和全球各地人权犯。 他于1998年成为西班牙首度签署全球通缉令的法官，要求各国依照“普遍管辖原则”协助逮捕犯有“反人类罪”的前智利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 皮诺切特军政府执政期间以反对共产主义为由大举镇压国内反对派人士，很多包括西班牙籍的政治犯被“失踪”——秘密处决。 尽管西班牙法官的努力未能直接导致皮诺切特在西班牙受审，但是后者最终在智利被软禁并接受审判。 法理溯源 智利民众集会悼念在皮诺切特政权期间“被失踪”的人们 “普遍管辖权”是国际法的“原则”之一。根据这一原则，无论被控犯罪人国籍、居住国或与起诉国关系如何，即使该罪行是在起诉国领土之外犯下，也可以对被告行使刑事管辖权。 原则认为，特别是当所犯罪行被认为是危害全人类且极为严重时，不容有管辖权投机，因此任何国家都有权对其加以惩罚。 比利时率先于1993年颁布《万国管辖权法》，使得这一概念开始受到重视。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的创立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制定普遍管辖法的预期需求。 设立于2002年的国际刑事法院、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1994年）和前南斯拉 夫国际刑事法庭（1993年）或纽伦堡审判（1945-1949年）等，刑事管辖是由国际组织行使，而非某个国家。 另外，国际法庭的法律管辖权取决于设立法庭的各授权国； 比如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法庭的法律依据是，同盟国行使着依照《德国投降条款》移交给他们的德国主权。 高层干预 西班牙法院依据上述法理高调全球主持“公道”的行动，常常给历届西班牙政府造成外交和政治尴尬。 比如，西班牙法官在皮诺切特之后还曾试图全球通缉美国前任国务卿基辛格等被制成犯有“战争罪”的西方政客。 为此，西班牙检察院经常向主审法官提出停止国际调查的要求，指出有些通缉令“极难执行”。西班牙政府也要求法庭只受理与西班牙和西班牙人有关犯罪案例。 不过，2005多年10月，西班牙宪法法庭判决认为，在人权犯罪问题上，“普遍管辖原则” 不应该只被限制于西班牙境内。 国际影响 继西班牙法庭之后，德国和比利时法庭也决定施用“普遍管辖原则”，使得欧洲大陆一度成为很多涉嫌犯有“人权罪”和“反人类罪”各国政要不敢轻易驻足的地方。 比利时鉴于该国法庭实施“普遍管辖原则”引发的国际外交争端，于2003年立法“严格约束”了法庭执法范围。 而由于德国联邦最高监察官对哪些案件能够最终进入庭审有最后发言权，而联邦高检坚持案件必须与德国利益相关，因此德国法庭迄今仍未签署过类似西班牙法庭的全球通缉令。 所以，迄今为止西班牙仍然是唯一法庭真正全面实行“普遍管辖原则”国家。 反对某国法庭签署类似西班牙通缉令的人士指出，联合国为严重反人权和反人类罪专门设立有海牙国际法庭，并已经成功审判了南斯拉夫、卢旺达、塞拉利昂等国内战中的反人权和反人类罪的案例。 而支持西班牙法庭的声音则反驳认为，海牙国际法庭只有在接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国际法庭签约国指定之后才能立案调查和审判，也只能受理2002年以后的新案。 走势前瞻 早在西班牙法官正式签署对中国前任领导人国际通缉令之前，西班牙执政人民党已经在议会开始立法准备，希望最终能像比利时和德国一样限制法庭对国际上与西班牙或西班牙人无直接关系的反人权和反人类罪的起诉与审判。 不少西班牙政客对法庭判决可能影响到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一点颇为不悦，不过鉴于司法独立原则，不能直接对法庭下行政命令，因此只能寻求通过立法来约束法庭。 中国外交部周二对西班牙法庭的决定表达了“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不过，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西班牙政界已着手约束法庭权限，因此很难预见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会因为此案判决而受到实质性影响。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领导人退休后出国旅行的前例极为罕见，因此西班牙法官签署的全球通缉令实际上也“极难执行”。 （编译：晧宇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