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代理人”如何帮以色列伤兵康复
在许多国家“性替身疗法”（surrogate sex therapy）充满争议且未被广泛实施，争议是要雇用一个人充当患者的性伴侣。但在以色列，政府出资为那些受过重伤、需要性康复的士兵提供这种治疗。
以色列性治疗师罗尼特·阿洛尼（Ronit Aloni）的特拉维夫咨询室看起来和你想象的差不多。这里有一张舒适的小沙发供客户使用，还有她向客户做解释时需要用到的男女性生殖器图。 但在隔壁房间发生的事更令人惊讶，这里有一张沙发床和蜡烛。这里是性代理伴侣（也译：替身性伴侣）（surrogate partners）帮忙教导阿洛尼的一些客户建立亲密关系并最终发生性关系的场所。 “它看起来不像酒店。更像一栋房子，像一间公寓，”阿洛尼说。这里有一张床，一台CD机，和一个墙上还装饰着色情艺术品的浴室。 “通常性治疗都是夫妻治疗，如果没有伴侣，那就无法完成这个过程，”她继续说道，“男、女性代理人帮助扮演（治疗过程中所需的）夫妻角色。” 虽然批评者将其比作卖淫，但在以色列这种做法已被接受，以至于以色列从国家层面为性能力受影响的受伤士兵付费治疗。 “人们需要感觉到他们可以取悦别人，他们可以从别人那里获得快乐，”拥有性康复博士学位的阿洛尼说，“人们来接受治疗，不是为了寻欢而来，治疗过程中没有任何类似于卖淫的地方。”她坚定地补充道。 接受“性替身疗法”治疗的A先生认为，“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是生活的满足......我并非（大情圣）卡萨诺瓦，不是这个问题”。 “另外85%的疗程都是（关于）亲密关系、触摸、给予、接受和沟通。这些是关于学习成为一个人和如何与其他人产生联结的方式。到建立包含性关系的两性关系时，治疗过程就结束了。” 希望被称为A先生的受访者表示，他是以色列国防部第一批为替身性疗法买单的士兵之一。约30年前，他还是一名预备役军人时，遭遇一场改变生活的事故。一次高空坠落使他腰部以下部位瘫痪，导致他无法像以前那样进行性生活。 “受伤后，我列了一个‘待做事项清单’”，他说。“我必须（能）自己洗澡，自己吃饭、穿衣，自己开车，独立做爱。” A先生已结婚并育有小孩，但他的妻子不愿意与医生和治疗师谈论性问题，所以她鼓励他向阿洛尼求助。 他分享阿洛尼如何在每次治疗前后向他和性代理人提供指导和反馈的情形。 “从头开始：抚摸这里，抚摸那里，然后一步步，直到最后获得高潮。”他说。 A先生认为以色列为其每周的疗程付费是正确做法，就像为他的其它康复治疗付费一样。如今三个月的治疗费用为5400美元。 “我的生活本意不是去找性代理人。但好吧，我受伤了，我想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康复。”他坐在轮椅上，穿着运动服，在去打乒乓球的路上说。 “我没有爱上我的性代理人。我结婚了，只是为了学习达到某个目标的技术。我把它当成一件很合理但又必须要做的事。” 他指责西方对性的随意态度给“替身性治疗”带来误解。 “性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对生活的满足感，”他说，“这并不意味着我风流成性，不是这样的。” 在阿洛尼的诊所里，不断有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谨慎地拜访她。 许多人因为亲密关系问题或焦虑或遭受过性虐待而难以拥有一段浪漫关系。其他人则有身体和心理健康问题。 阿洛尼从她的职业生涯初期就特别关注残疾客户。她的几位近亲都有残疾，这其中包括她的飞行员父亲。一次飞机失事后，他脑部受伤。 “我的一生都与那些不得不面对和克服不同残疾的人很亲近，”她说，“这些人都得到很好康复，所以我有非常乐观的态度。” 阿洛尼在纽约学习期间与一位从事残疾人工作的代理人关系密切。 当她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到以色列时，她获得了犹太教祭司对使用性代理人的认可，并开始在一个农村社区的康复中心提供治疗。 但犹太教祭司有一条规定：已婚男子或已婚女性不能做性代理人，阿洛尼一直遵循着这条规定。 随着时间推移，她赢得以色列当局支持。在她的诊所接受过替代性治疗的大约1000人中，有几十位是受伤的退伍军人。许多人有脑外伤或脊髓损伤，他们的治疗由国家资助。 阿洛尼认为，以色列以家庭为中心的文化及对武装部队的态度对她有利。大多数以色列人在18岁时就会被征召服兵役，他们可以作为预备役士兵一直服役到中年。 “自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她说，“在以色列，每个人都认识受伤或死亡的人，大家都有积极的方法来补偿这些人。我们觉得对他们有义务。” 一位40岁左右的高个子男人正坐在以色列中部的一个花园里，他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他是一名前预备役士兵，他的生活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被打碎。 我们姑且称他为“大卫”，他无法说话或移动。 他只能在职业治疗师的帮助下进行交流，如果她支撑着他的手臂，帮他拿笔，他就能在白板上写字。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刚从远东回来。我念过大学，当过酒吧老板。我以前喜欢运动，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大卫说。 他所在的部队受到攻击，他的腿部和头部严重受伤，并住院三年。他说那段时间他失去了生存意志。 在职业治疗师建议进行替身性治疗后，情况才开始好转。 “刚开始进行替身性治疗时，我觉得自己像个什么都不是的失败者。在治疗中我开始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又帅气的男人。”大卫说，“这是我受伤后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它给我力量和希望。” 大卫明知道这段亲密关系必须结束，却还是选择开始。那么他是否有可能在感情上受伤？ “最初对我来说很困难，因为我希望性代理人只属于我自己，”他说，“但我意识到，即使我们不是性伴侣，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而且它是值得的。这所有的都值得。它只是帮你重新建立自信。” 虽然通常规定性代理人和客户不能在治疗之外保持联系，但大卫和他的性代理人——一位化名为塞拉菲娜（Seraphina）的女性——得到了阿洛尼医生诊所的特别许可，他们治疗结束后可以保持联系。 自接受治疗以来，与大卫关系亲近的人说他们看到了他的转变。他一直专注于计划未来。 虽然维持性生活仍非常困难，但在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他已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外出，开始进行更多社交活动。 塞拉菲娜与阿洛尼的诊所合作做性代理人已逾十年。她身材苗条，留波波头，热情而又善于表达。 最近她出版一本描写其经历的书：《不止是性爱代理人》（More than a Sex Surrogate），出版商称其为“一本关于亲密关系、秘密和我们爱的方式的独特回忆录”。 和特拉维夫诊所的所有性代理伙伴一样，塞拉菲娜也有另一份工作。她的工作是在艺术领域。她说，出于利他主义的原因才担任这个角色。 “所有那些（表面）受苦的人，都有这些一直伴随他们的隐藏秘密，我真的想帮他们，因为我有能力，”她解释说。 “我对在治疗过程中使用性行为或使用我的身体或触摸我的身体的行为没有意见。而且这个主题和性对我很有吸引力。” 塞拉菲娜形容自己“就像导游”，带客户踏上一段她知道前路的旅程。 她已与大约40名客户合作过，其中包括另一名士兵，但她说，大卫的伤势严重给她带来独特挑战。她学会帮他写作，以便他们可以私下聊天。 “大卫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案例。这就像在沙漠中行走一样，你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她说。 “我必须非常非常有创意，因为他根本不能动。我移动他的身体，就像我想象的那样，如果他能移动的话。他能感受到身体有知觉，但不能移动它。他总是说：‘即使我什么也不说，她很清楚我想要什么’。这很让人受宠若惊。” 在做性代理人时，与塞拉菲娜交往过的男朋友们接受她的工作。但她认识的其他女性和男性为了个人伴侣或结婚云隐而不再做性代理人。 她解释说，在与客户亲密接触后向他们说再见是必要的，但可能很困难。 “我说这就像去度假一样。我们有机会在短时间内拥有一段美好关系，我们应该抓住还是放弃它？这是任何人都能拥有的最幸福的分手。分手理由很美好。我有时会哭，但同时我也很开心。” “当听到有人谈恋爱、生小孩或结婚时，我无法想象自己的工作有多么幸福、激动和感恩。” 傍晚时分阿洛尼还在工作，在给一群来自欧洲和远在南美的性学家做在线讲座。 她讲述了一些案例，并引用一些研究结果表明，性代理在治疗性问题上比经典的心理治疗更有效。 她告诉他们：“那些已经和性代理人合作过的治疗师都表示会再做一次，这是最有趣的。” 随着现代外科手术能帮助更多重伤士兵存活下来，她相信替代性治疗可以得到更广泛应用。 “如果不恢复一个人的自尊心，不恢复他们对自己是男人还是女人的看法，你就不能让他们康复。”她说。 “不能忽视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它非常重要和强大。它是我们人格的中心。而且不能只谈性。性是一种动态的东西，是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连结）必须（拥有的）东西。” 在阿洛尼看来，现代社会已对性形成不健康的态度。“我们知道如何拿性开玩笑，如何羞辱别人，如何对性爱非常保守或过于极端，”她说。 “它从来没有被真正平衡过。从来没有以应有的方式融入生活，而性行为就是生活。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是本性！” 图像来源：Katie Horw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