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网络时代更需要“炒作”女性权益
以彰扬女权为目的的“美丽的女权徒步”经过四个多月，现在进入最后阶段；从北京徒步旅行了一百多天的肖美丽（化名）正在湖南衡阳，准备向终点冲刺。
肖美丽1月26日准备进入湖南衡阳。（冯媛摄） 肖美丽解释这次徒步之旅行动的目的是通过步行走入那些对性侵漠不关心的城镇宣传男女平权、加强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唤起当地对性侵犯女性问题的关注。 沿途她还给各地政府寄信，要求公开关于性骚扰和性别不平等的相关信息，并征集签名。 作为90后一员，肖美丽选择用这一不寻常的行为艺术式的行动来张扬、倡导女性是自己的主宰，抗议性侵犯。 肖美丽的女权徒步行动在形式上迥异于前辈的女权主义，主张的内容看似“新潮”但与女性自主的权益诉求没有本质区别。 她的行动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帮助，大部分是同代人，也有“前辈”。 资深女权活动者冯媛以传播分享信息、陪走、捐盘缠等方式支持美丽的女权徒步。 她对BBC中文网解释说，因为“这是一个青年女权行动派的创举，她的长征也是中国女权运动长征的新路标。它可以是很个人化、个性化的，但又生动有效、有时代特色地提出群体诉求，进行公众教育、政策倡导、同伴集结。” 受启发 1980年代开始涉足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活动的资深女权主义者葛友俐对肖美丽的徒步之旅感到“震撼、欣赏和受启发”。 身为北京一个反家庭暴力社团负责人，且三十多年来一直未脱离推动妇女权益保障，葛友俐欣赏这种个性鲜明、以“微”扬“宏”的手法，认为在推动公众对社会议题的认识、倡导权益保障方面，这比理论研究、研讨会、培训班等传统手法更贴近现实。 “过去的许多做法显得太学院派、象牙塔、与社会和女性群体脱节，而肖美丽的女权徒步给我的启发是怎么把理论和个人实践通过一种创新的方法结合起来，使我们更贴近生活，更贴近服务对象，”她说。 肖美丽为妇女权益徒步旅行。 至于行为艺术式的宣扬女权效果究竟如何，现在下定论确实为时过早，但不失为一种创新。 另一位“女权活动前辈”，曾在《中国妇女报》、《农家女》杂志任职的谢丽华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表示，美丽女权徒步勇气可嘉，但对女性权益的维护未必一定起到彰扬之效。 她认为，和曾经有过的占领男厕、地铁宣传等行为艺术式女权活动一样，美丽徒步的影响“较局限”，且主张失之偏颇，至少现在难称之为女性主义的“动向”。 网友可以通过微博追随肖美丽的徒步旅程，也有人伴行一段，或提供物质帮助。 也有人觉得这种行动在炒作盛行的年代可能就是自我炒作，不足为道。 但葛友俐认为，肖美丽不是在炒作，而即使有自我炒作、哗众取宠的元素，也无不妥。 她说，在“炒作的年代”，肖美丽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张扬自己的理念和个性，为什么不可以？“她主张在性的自由选择权上男女平等，从价值和意义层面看，与争取男女同工同酬没什么区别。” 中国女权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不同群体的人们对女权的理解各不相同。与这个“洋气”的名词相比，更为人知的是妇女权益保障、维护女性权益等较“本土化”的概念。 从新闻采编转行专职从事妇女权益保障的谢丽华表示，她不介意被称为资深女权主义者，但更愿意自称“女性主义者”。 她认为，中国社会对女权（feminism）这个概念仍有抵触，觉得“太西方化”、“与男性对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贤妻良母标准抵触。 曾经有一年时间，女性权利在官方媒体上被等同于人权，后来销声匿迹。 谢丽华1993年离开《中国妇女报》，创办了《农家女》杂志，专注于农村妇女的权益。 她认为，中国官方正式倡导的妇女“四自”，自尊、自立、自强和自信，本质上跟女权主义中的男女平等、妇女维权等主张是一致的。 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把妇女权益保障和维护推到公共视野。谢丽华和她在媒体及妇女工作领域的同道们亲历了这个过程。 改革开放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来民工潮开始浩荡，大批农家女进城打工，农村妇女的土地权浮出海面，成为需要争取、保障和维护的“女权”；与之相关的还有农村家庭暴力、离婚妇女的各项权益等。 国企改革产生了大量下岗女工，使女性的就业权成为突出问题，包括男女退休年龄问题引发的性别歧视问题，以及越来越明显的女大学生就业困难（与男同学相比）问题。 在谢丽华的记忆中，除了涉及财产和人身安全方面的权益，女性参政也随着改革开放成为一个女权主义关注焦点，因为村官选举中大批女干部落选或主动退出，而城市则出现“女干部比例”明显下降。 1992年，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出台。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在北京举行，中国的妇女工作和西方的女权运动正式接触。 200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周年之际，中国的妇女权益保障、婚姻法等法律作了修订，涉及家庭暴力、女性财产权、继承权等方面的条文更具体化。 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法律条文是更具体了，但操作仍是个问题，而其中主要原因是隐形制度的阻力，”谢丽华说。 肖美丽和陪走的支持者1月26日在湖南衡阳市郊休息。（冯媛摄） 隐性制度包括传统、习俗、观念等社会文化因素。 两极分化 进入21世纪，改革开放30年中付出水面并日益突出的妇女权益受侵害或法律保障缺失问题，也随着社会的巨变和群体分化而改变。 妇女维权不再是妇联等机关统管的事务，出现了不少基层民间组织，为妇女提供各方面的帮助。 另一方面，在工商各界出现大量女精英的同时，女性被商品化也成为日益显著的社会现象，卖淫嫖娼泛滥，大量农村少女进入“性工作者”行列，“嫖宿幼女罪”成为一宗刑事罪写入法律。 在女性参政方面，农村更趋传统；许多人认为当村干部的女人不是好女人，孝顺公婆的贤妻良母才是好女人；在城里，80年代后期“女市长协会”成立的初衷之一是让那些担任正、副市长或此类职务的女性交流在工作中遭遇的性别歧视和阻障，姐妹们联手抗衡官场的性别歧视、男女不平等。 在“女界”的多元纷杂、网络媒体的普及、80后90后和00后的成长的今天，“新新人”充满个性的维权手法不时见诸社交网络和媒体。 肖美丽曾参演中国版话剧《阴道之道》，2012年情人节参加穿带血婚纱行为艺术抗议家庭暴力，2013年8月又剃光头抗议高考录取中男女区别对待，歧视女生。 这些声音独特，与其它国家和社会中一些女权主义活动者的“骇世惊俗”活动有形似之处，也同样属于多元文化的一分子。 现任“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理事长的谢丽华认为，打破传统模式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实现。 这个中心曾与联合国合作完成了中国女童性侵犯调查项目，现在涉足养老领域，办老年公寓、居家养老等社会企业，并从事农村女性职业化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