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派香港学者沈旭晖的反思：“一国两制”不要再退
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是香港少有拥有20多万脸书粉丝的“网红学者”，他身兼多职，是大学教授、报章专栏作家，当过商界的国际副总裁，也成立公司作咨询、研究、交流等工作。
沈旭晖办公桌上有一个行事历，上面写上“生于香港的无奈”。 “反送中”风波前，他是“中间派”的代表，以年轻学者的身份，得到政治光谱左中右的认同；在这场运动中，他成为一个“和理非”、支持双普选的学者。 他在多家报章撰文、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分享对香港示威的看法。他的公司以大数据方式研究示威者经常使用的“连登讨论区”，曾举办研讨会邀请不同学者分析“黄色经济圈”。他用钢琴弹奏被视为示威者歌曲的《愿荣光归香港》并上载到互联网，可算是一种政治“出柜”宣言。 “以前我挺一国两制” 沈旭晖一直坚持以评论国际事务为主，但在“反送中”争议中，他更常评论香港的风波，转折点是7月21日发生元朗白衣人事件。 当天晚上，一群白衣人在地铁站持棍伤人，但警方延后30多分钟才到场。沈旭晖见到认识的人在现场被打， 他与一些温和派学者，把事件称为“恐怖袭击”。 而他的中学“皇仁书院”师兄、立法会议员何君尧，与白衣人握手而备受批评。皇仁书院一众校友发起登报联署批评何君尧，很少参与联署的沈旭晖也有留名。 “相当震撼，香港竟然变成这样，那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成长的香港，常理之外发生的事情，”他说，“传统上香港人不是很政治，都是很理智，但过去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觉得到了一个不能回头的点，当你情感被勾起，你会发觉对此地充满感情，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什么。” 元朗白衣人袭击途人后的这一幕引发了争议。 “过去六个月发生的事情，都超越了我们很多人的底线，很多原本不关心政治、或比较少行动的朋友，都在这场运动以不同身份积极参与。” 他认为，一般国家面对这种群众示威，都会透过官员下台及调查机制去疏导民怨，但港府立场强硬，令整个运动持续多时，亦让大家看到“一国两制”急速被蚕食，不单是“看得见的警暴”，还包括商业机构受到压力，员工、老师、普通人言论自由受到打压，这是一种“白色恐怖”。 他曾经撰文形容一国两制分为1.0、2.0、3.0的阶段，主权移交初期，北京比较放手的1.0阶段，到后来明显影响香港内政，加强提倡国民身份认同的2.0，发展到一国两制3.0，警察具高度争议性、疑有政治考量的执法、各行各业出现政治审查、甚至有疑似“黑社会”介入政治议题等等。 他说，自己身边的人都是“离地中产”的专业人士，以往甚少参与政治，但目前香港社会出现“白色恐怖”的气氛，市民不敢随便就政治表态，担心会影响工作等等。 “对比起警暴、无民主、无楼住，这严重一百倍，这不是下一代可以生活的地方，”他说。 他相信这场运动发展至今，很多人除了争取“五大诉求”，也是希望“一国两制”不要再退下去，能够回到主权移交初期般，中国政府比较放手的阶段。 “以前没有人会知道谁是中联办主任，一般人不会记得他的名字，那时是挺真的一国两制，而那时没有人谈港独，也没有人会说外国势力……2008年北京奥运，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创新高，《苹果日报》头条是‘我们嬴了’，2009年我是去中国国庆60周年的代表团团员，我当时没有包袱，觉得很开心。”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过往经常对外强调，自己是全球公民，希望拥有游走国际的能力，也能用国际视野看待本土问题。 这场运动强化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他自己也感觉到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情感，“我不希望中国和香港利益有冲突，我会先尽力让两者利益可以走在同一线上，但如果真的有冲突，我会站在香港人那边。” 香港“反送中”各方的自白 学者与政府的关系 沈旭晖说，以往政府尊重学者的意见，在发表重大政策前会有一些闭门会议，邀请学者或专业人士去“试水温”，但现在这个渠道已不复存在，政府听到的意见不像以前多元。 “《逃犯条例》就是一个好例子，它有咨询过什么人？应该找一些懂商界、懂国际关系的人、熟悉内地的学者或是一些民意的代表，其实不难预先知道会有这么大的反应，这反映制度有问题，学者本身是有功能，可以作出预警。” 他又举例，香港的一名官员近期高调批评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刺针》有关催泪弹的文章，“这在学者眼中是不可想象的，你可以不认同该份报告，你便写一篇同样水平的文章反驳，但你现在是用官威去压他。” 特首林郑月娥提出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希望检讨事件的来龙去脉，但示威者要求更全面、具有法定效力的“独立调查委员会”。 沈旭晖获邀加入检讨委员会，但他拒绝加入，原因是不觉得能有所作为，“不想被人摆上台面，你想要诚实的意见，我都欢迎，但你要拿学者来消费或做政治工作，这只会适得其反。” 他指出，香港政府在“一国两制”被蚕食的情况下，难以控制自己的政策， 有时候政府聘请学者等做研究，“适用的便采用，不合用就装作看不见”。 “美国智库蓬勃是因为要通过研究达成某些事，中国比较不涉及政治的议题，智库同样做到事情，全国会用大数据去研究农业、气候，可以很科学化，但香港是先有结论，而不是按研究去作出决定，”他说，“港英年代没有民主，但仍然尊重传统精英，现在政府不再理会他们的专业，哪怕是医护、法律，这些人不是因为专业而受到尊重，而是政治的效忠来得到信任。” 在台湾观察选举时，沈旭晖即兴在网上号召香港人聚会，吸引近百人到场。 被调侃的中间派 沈旭晖母亲在《大公报》英文版工作，《大公报》英文版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少数对外的英文沟通渠道。他走入国际关系研究，或多或少受母亲熏陶。他的父亲是立场倾向传统民主派的香港学者沈俊明。 沈旭晖在揉合不同政治光谱的家庭下成长 他的家族跟民国时代《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渊源颇深。沈旭晖本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学士，再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及国际关系博士。 “有些人因为我家人《大公报》的渊源而认为我是红底，但在大陆人眼中，我这种人好西方，先天夹在中间，”他说，“我本身家庭内，都有很多不同意见，从小到大的训练，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不会反面，无论多对立的声音，我也觉得可以沟通的。” 沈旭晖在2013年举行的婚礼，是香港近年少有让政治立场南辕北辙的人共聚一堂，时任特首梁振英、学运领袖黄之锋、李嘉诚儿子李泽阶等左中右人物都有出席。 “网民经常也抽水（调侃）我的婚礼，但那个时候仍然是可以聊天，”沈旭晖说，“我不主张对立，我觉得几难顶（难沟通）的人，也会找到共通点去聊天，这是我从小到大的训练。” 精英共识向对抗模式的演变 沈旭晖2003年回到香港后，成立了一个名为“Roundtable”的团体，目标是让政见不同的人，能够聚在一起交流。 他认为，香港传统精英主导的体制，一向是“闩埋门讲掂数（闭门谈判就好）”，多年来，立场不同的人可以彼此沟通，在镜头后可以谈笑风生，大家以谋求共识为最大公因数，但2012年的特首选举，一改政治、官场生态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 沈旭晖说，2012年的特首选战改变了官场文化，一度令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 这场特首选举中，两个主要候选人梁振英和唐英年个人和团队，均被揭发不同类型的“黑材料”丑闻，公众把目光投向这些“黑材料”，而不是论政。 当年，沈旭晖以学者身份，向时任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发表公开信，指这场选举道德规范被打破，选举不再是“君子之争”，无论谁当选也很难施政。 “我当时有参加过他们的活动，聊过天，亲身观察中，以那时候来说，我算是接触到类权力核心最年轻的一群人，但见完他们之后你很不舒服，你预测的未来就是这样，你读到了背后某个结构。” 他说当年也因为一些文章，而遭到直接人身威吓。 “以前比较讲道理的北京或政府的朋友，都开始被边缘化，强硬的声音开始出现，斗争模式主导，”他说，“本身的内部矛盾，以动员抹黑、笃灰（告密、告发）等很多这些手法，把人性好多负能量释放出来，香港从一个精英共识的模式，变成对抗式模式，一开始了便回不了头，激进的声音取代了本身想有共识的声音。” 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令主权移交后，香港的利益集团有所变化，一批在大陆有更大利益的人，发现香港传统精英“不完全是自己人”，希望扭转权力和利益分布，打散原本的权力结构。 当年这场选举让他对香港政治感到心灰意冷，开始转向专注建立自己的海外事业和置业，他说，这不是逃避或是担心出事，而是预测到香港的发展方向，要准备后备方案。 但在“反送中”争议爆发后，他放弃了与一些大陆院校和企业的合作，希望自己可以畅所欲言下不影响他人。 香港示威者呼吁多光顾支持示威的“黄店”，希望建立“黄色经济圈”，但做法引发争议。 《大公报》最近点名批评沈旭晖举行一个有关“黄色经济圈”的研讨会，形容他变成了香港“本土派”的先锋。沈旭晖强调自己不是“黄色经济圈”的专家，但有很多有心人希望研究这一课题，值得学术界去讨论。 “你觉得很正常、很理性、很平和、没有煽动性的东西，在一个上纲上线的时代也会有人不满。这十年来感觉越来越多红线，想又不行、说又不行，这样下去就不是一个大都会……香港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在思想、言论、行为上受到制限，大家就是喜欢这个地方有百花齐放的自由。” 他说以平常心看待被亲中媒体点名，不会太过担心，“我们不喜欢上纲上线，所以也不可以对它们太过重视，我们要加强抗压能力，平常心 ……香港此刻要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好像平时般说平时能说的话，不要被白色恐怖吓怕。家人总是担心这样那样，正是多年来白色恐怖的产品，我深信，下一代绝不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们必须改变。” “有些激进声音想取代争取共识的声音，为何社会会有激化的现象，是某个利益集团想得到一些东西，多了批评学者的声音，是因为有些人不想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路线，希望破坏他们的关系，令你们不想再聊下去。” 他说，无论立场如何南辕北辙，都可以沟通到，社会愈分裂愈要珍惜以前建立的信任，否则会正中他人下怀。 展望未来 香港示威者与警察街头冲突这几个月来暴力升级，黑衣人“装修”（破坏）被指亲中的企业以及“私了”（私下暴力对待）不同意见人士。 沈旭晖认为，事件发生至今，也令很多“和理非”积极参与运动。要有效解决街头冲突，需要由处理制度暴力开始。 “一个运动能否持续不是看街头有多少勇武、多少交通灯被破坏，还是是否再有一百万人参与游行，运动是可以历时几年、或者几十年……香港这半年来形成了一个机制，就是政府做具争议性的事情，人们是有机制去抵抗，这个机制已经完善建立，是一个持久战的基础。” 香港示威警民冲突不断发生，政府明言要止暴制乱。 他坦言，没有人愿意看到任何形式暴力，也不相信有人为了暴力而暴力，但也希望前线示威者理解，如果冲击和升级不合符比例，可能会引来“散水”（令人离开运动）。 他认为2022年的特首选举，将会是一场“终极之战（end game）”，希望有一个能够认同“五大诉求”的人参选特首。 目前香港特首由一个由12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提名及投票产生。随着民主派在刚过去的区议会获得压倒性胜利，预料新一届选委会的1200人中，有约400人是亲民主派。 沈旭晖指出，民主派人士担任选委的数字会更高，有望在特首选举中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开明商界和温和建制派也希望有所变革，“这可能是最后希望”。 他憧憬说，只要这方阵营能够胜出，那么将来香港是可以透过内部立法实现“普选立法会”，亦可以不经中央通过下决定如何组成“选举委员会”，“那时候，立法会全面直选、选委会能反映民意选出特首，就是‘真‧一国两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