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主权移交20年：电影中的“一九九七”
香港主权移交距今20年，而关于"九七"的电影作品，也在那一年开始陆续诞生。
这个一直被看作是"政治冷感"的城市，也无法回避那个为当代香港定调的历史时刻。直接谈论"九七"过渡的电影并不多，且多数来自于这座“东方好莱坞”的本土制作。较为著名的作品当中只有一部来自外国，但它却是最有可能被遗忘的一部。 这里，我们可以算是对这寥寥可数的几部作品作"最后"的回顾，因为正如影评人所说，这个话题正在逐渐过去，香港正面临"新的课题"。 《中国匣》（Chinese Box），1998年 导演：王颖（Wayne Wang） 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Jean-Claude Carriere）、拉里·格罗斯（Larry Gross） 主演：杰里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鞏俐、许冠文、张曼玉 这是直接以“九七”为题材的西方电影当中最著名的一部。旅美华裔导演王颖在香港主权移交的一年回到他的出生地拍摄这部电影，探索这个文化、种族交汇的城市向后殖民地社会过渡时期中的个人命运。 这部在日后很少人记得的电影，当年却云集了奥斯卡影帝杰里米·艾恩斯、中国巨星鞏俐、香港戏骨许冠文，还有日后蜚声戛纳、当时已是三届香港金像影后的张曼玉。故事讲述艾恩斯饰演的驻港英国记者约翰（John）爱上鞏俐饰演的中国移民薇薇安（Vivian），后者一直试图摆脱曾经做妓女的过去，希望成为香港本地富商张老板（许冠文）的妻子；当薇薇安发现张碍于社会阶层的压力而不愿与她成婚时，曾转念接受艾恩斯的爱意，但此时艾恩斯却在香港回归中国前夕发现自己身患绝症，重塑人生为时已晚。 电影的叙事背景围绕在“回归”到来前的几个月。虽由华裔导演执导，但片中的角色设定多是西方视角的刻板印象。与“九七”直接相关的情节则主要是香港年青人在回归到来前自杀等套路。张曼玉饰演的城市浪族，角色也由一条等待抛弃自己的英国旧情人回头的故事线推动。 “其实这是一个在中国人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戏，”影评人朗天告诉BBC中文网说。电影中对香港身份的想象，通过约翰的说法，表述为“一个诚实的妓女”。 “它对香港的想象是一些很外国人的想法，”朗天说，电影把香港想象成处在一个“向不同的主子献媚”的位置，显示的是一种“幼稚”。 “这些戏一拍完就会过时，你可以这样理解。” “九七”三部曲：《香港制造》（1997）、《去年烟花特别多》（1998）、《细路祥》（1999） 编剧/导演：陈果 《香港制造》讲述问题少年的悲剧故事 这三部以独立制作形式拍摄的作品可能是关于“九七”的电影中被提及最多的。《香港制造》通过几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边缘少年讲述一群被遗忘的年轻人的故事，最终他们在各自的悲剧命运中一一死去。一年之后上映的《去年烟花特别多》则以一群退役的香港华籍英军为主角，不能跟随英军撤离又难以找到新角色的吴家贤经过械劫未果、兄弟和战友被杀等波折，在一次打斗中头部中枪造成失忆后，却顺利“过渡”到了新社会。《细路祥》则用小商贩阶层子弟“祥仔”的视角，以童言讲述香港面临回归中国“母体”时的复杂情感。 三部电影在“回归”后的三年陆续登上银幕。其中制作成本仅50万港元、以过期胶片拍摄的《香港制造》赢得了第十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陈果则获最佳导演奖，但电影却未被选入当年的香港国际电影节。 陈果在本月较早前接受香港本地传媒访问时提到当年《香港制造》未能进入香港电影节的往事：“我这也算是唯一一部讲‘九七’前后香港人那种不安的电影……反而得不到电影节的垂青，都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以下是香港影评人朗天对这三部曲的评论，内容经过编辑： 关于“九七”，陈果不只拍一部，而是拍了三部，都是直接的讨论这个议题。其中《去年烟花特别多》更是有一些“回归”当日的真实场面，你从里面看到人们在放烟花。1997是不停地在放烟花的一年，这个电影是通过这样的意象来讲香港的未来。 《香港制造》是非常悲观的一部电影，而《去年烟花特别多》亦不见得乐观。 《香港制造》最后提到毛主席的名句，说年轻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到最后，里面的三个主角是全部死掉的。这当中就是一种“过渡不了”。这一点也还算是隐喻，但是电影的名字叫做“香港制造”，这是很清晰的。包括关于儿童因为父母做生意而没人理的《细路祥》在内，讲述的都完全是当时真实的一个社会。三部是直接在讲“九七”过渡的，无论是在故事还是处境上都很写实，虽然用的是一些虚构的情节。 基本上，陈果对于“九七”后的香港未来，看法是相当悲观的。后来，他还通过他的“妓女三部曲”，再去讨论内地文化的入侵。 影评人认为，“九七”或不会再成为电影人直接探讨的议题 “九七”话题即将过去－影评人朗天 以香港导演来说，除了陈果等少数例外，大部分电影对于“九七”都不是直接讨论，而是用隐喻。 这当中有政治原因：香港长期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影响，政治一向是禁区。当时整个香港电影界都有这种认识：一碰政治就是“票房毒药”。所以一般电影制作人即使对这个话题有想法，都不想直接去讲。事实上这也是艺术的可爱之处──它的”暧昧性“和模棱两可反而增加了诠释的空间。 这些电影往往将“九七”视为一种“限期”：一个政治限期，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关口。 其中最明确的两种隐喻，一个是“失忆”，一个是“绝症”。“绝症”往往就是代表那种过渡不了的悲观，“失忆”则是抛下过去的记忆，放下包袱，捡起当下，新的经历下有新的体会，然后重新上路。1997年前后一直到2003年前，这样的电影无论卖座不卖座，独立不独立的都相当多。 20年过去后，我想这个话题在电影里不会再继续下去了，就算有，它也只会变成另一些话题里的一部分。 之前对于“九七”的想象，正如陈冠中所说，最终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是一种“不到肉”的，可以用不沾身的隐喻去处理的问题。但2010年往后，所谓“香港意识”抬头，它可以走向哪里？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之前的“打压”是想象的，现在面对的创作上的困难是真实的。 经过“雨伞运动”之后，在《十年》这部戏里面可以反映出，香港的社会大环境对未来的想象是相当悲观的。在这样的状况之下，电影该如何向前走？电影人现在已经有了新的课题。 《等候董建华发落》，2001年 导演：邱礼涛 编剧：杨漪珊 主演：邓树荣、艾敬、李炜尚 《等候董建华发落》取材自真实故事 这部被认为是题材带有政治性的电影改编自杨漪珊的同名写实小说，故事内容部分取材自真实事件：十七个少年犯由于犯案时未成年，被港英时期的法庭判决为“等候英女皇发落”（detained at Her Majesty's pleasure），但在1997年社会过渡之际却面临法律真空，一名立法局议员连同囚犯家属组成团体，想尽办法争取要在主权移交之前为这些陷入“无了期”监禁的少年确定刑期，最终在回归之后，这些少年犯被特区法院定下了最低刑期。 这部成本300万港元的电影当年在香港只收回票房约18万，邱礼涛在拍摄时拒绝了以更讨好观众的“奇案片”方式处理的建议。他完成拍摄时曾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老实说，我也讨厌政治，但有些东西你虽然讨厌也得要面对，因为你我都生活在其中。” 电影及小说当中的议员以香港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为原型。他在回忆这部电影时，这样告诉BBC中文网： 我从1996年开始探望这些青少年犯，当时觉得很无助，帮不了他们。我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她深深地感受到：一些青少年的朋友和我梁耀忠一样，家庭环境都这么差，但是却一个要在监狱里度过重要的年轻时光，梁耀忠却能做议员。她想要去探讨这些社会问题，就写了一本书，后来就起名叫《等候董建华发落》。 导演有问过我一些剧情，我也给过一些意见。比如说，有几幕剧会讲到议员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情绪，不妨可以流露出来。整套电影当中大约有七成多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它主要讲的是那些青少年犯，关于议员的部分其实很少。 当我看到女主角后来找到她妈妈的那一幕是最有感受的，还有她带男主角回到找自己的妈妈的时候。它很能带出一个信息：很多少年犯是因为家庭破碎而导致犯事，他们其实也需要爱。 有些朋友看完电影之后告诉我，很感谢有这样一部电影，让他们知道原来香港过去有这样的人权问题，希望香港的人权问题可以得到改善。不过大家也知道，香港回归之后，香港的人权只有恶化而没有改善，这是最遗憾的地方。 《无间道 II》，2003年 导演：刘伟强、麦兆辉 编剧：庄文强 主演：黄秋生、曾志伟、吴镇宇、刘嘉玲 “无间道”系列创造了香港票房奇迹 同样以“三部曲”出现的“无间道”系列在21世纪初香港电影业面临困难之际创造了票房奇迹，合共收得1.1亿港元，及后更被好莱坞收购翻拍版权，成为由马丁·西科塞斯（Martin Scorsese）执导的《无间道风云》（The Departed），并夺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 系列电影的第二部借鉴了“教父”系列的叙事方法，将一个黑帮家族与警方互相安插卧底的故事放置在社会转变的大背景之下。黑帮家族第二代头目期望为父辈“洗底”，在“回归”到来之前转型成为正当商人，但事与愿违地再度卷入江湖恩怨，死在警察枪下，他的帝国也在1997年之际被下属接手，黑社会仍旧是黑社会。 “无间道”系列的第一部与第三部均进入了中国大陆市场，剧情提及“九七”情节的第二部则未在内地上映。 朗天认为，除了第二部的直接情节外，故事当中的警察刘建明身上更有另一重关于香港人身份认同的隐喻： 在第一集的时候，你还不是很知道的，但在第二部里，电影就开始用一个黑社会家庭的故事去重塑了香港的历史。到第三集，讲的就是你想去做一个“差人”（警察），但是这个并不那么容易做得到的。这是第三集里刘德华饰演的刘建明的遭遇。 这当中的“差人”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隐喻，他原本是一个“古惑仔”，而这个“古惑仔”就是代表香港。一个“古惑仔”想去归化做一个“差人”，其实未必那么容易做得成。电影的结局就是他被揭发卧底的身份，到最后以“疯狂”告终。 《树大招风》，2016年 监制：杜琪峯、游乃海 导演：许学文、欧文杰、黄伟杰 编剧：伍奇伟、麦天枢、龙文康 主演：林家栋、任贤齐、陈小春 《树大招风》成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大赢家 上映于2016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启发自香港“三大贼王”张子强、叶继欢和季炳雄的故事，基于一些真实案件和江湖传闻，将三人的故事糅合成一个发生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之前的故事：找不到出路的三大贼王曾在江湖风声中试图合谋作案，但在交汇之前各自被捕而未果，仿佛无声无息地掩没在了大时代背影下。 除最佳电影外，三线叙事的剧本也拿下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以下是三名编剧在2017年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的对话，内容经过编辑： 龙文康：由许学文导演找我的时候开始，这个前设是已经知道的。这是监制杜琪峯和游乃海给出来的，他们想讲“三大贼王”的故事，而且背景是“回归”之前的。我和导演讨论的时候，觉得把如果“贼王”的标签撕去，这些角色也是普通人。面对时间的转变，他们也会有不安的感觉。 伍奇伟：比起他以前拍的故事，杜琪峯监制现在对时代的敏感度大了很多。因为这是一个“近乎真实”的故事。我们希望故事的主题是关于时代的，关于一个离不开我们香港人的字眼，就是“九七”。很想借“回归”这个引力如此大的东西去探讨：会不会是时代的必然或者偶然，令他们听到一个可能会一起合作的风声，来引起他们的欲念，而步向各自的灭亡？ 麦天枢：如果不去揣摩杜Sir和游乃海监制的想法，我很个人的角度其实是没有这个想法的——没想过是要用“三大贼王”的故事去讲“回归”。甚至最后的成品有“回归”的片段，也是我事先没有去想象过的部分。但个人来说，对九十年代的确是有一个情怀——人总是觉得过去是美好的。而另一个创作上很现实的考虑是，你讲打劫金铺、绑架的故事，这类犯罪真的是发生在九十年代比较合理。现在讲这些，哪里会有人信？于是就很努力地去呈现那个年代的感觉。而最后，无可避免在九零年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回归”。这二者的联结，在个人来讲，我想是一种潜意识里面的抒发。 《树大招风》编剧（左起）龙文康、伍奇伟、麦天枢 龙文康：你问我个人的话，我（原本）都不记得，原来“回归”已经20年了？这么快！我自己其实没有一个很大感触，觉得一定要通过故事去讲它。只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这一点的感受比较大。 麦天枢：在现在政治气氛如此浓厚的情形之下，说我们用“三大贼王”的故事来讲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解读。但创作的初衷上，其实没有很刻意想去探讨政治认同的问题。就我个人来讲，我没办法撇除我既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这件事。如果要非黑即白地说，你的认同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包袱太大。其实每一个人的个体都是特殊的。在创作，我很能学习到的一点是，银河映像或者说这一个作品，是对个体的尊重。 龙文康：这提醒了我。我和许学文导演在谈的过程当中完全没有提过“身份认同”这件事。反而真的是讲一个人在面对某个处境时，他会怎么选择：打劫还是不打劫？后来他听到，哇，原来一条“3T”就可以赢这么多钱，他的那种犹豫是很“人”的。这和身份认同未必有直接关系，反而我觉得可能是观众，他们有某一些空间，自己去填补上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玩味。 伍奇伟：回归20年，我想起的是，其实大家都是知道的：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中国香港人，有些人觉得自己是“香港人”。我觉得区别是：你认不认同别人。有些人会逼别人认同自己，但其实正如天枢说，你可以是一个个体。某些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你认不认同我？“这样的纠缠现在更多了。而再深层一点就是，你认不认同你自己──你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会不会选择去承认。 麦天枢：即使剧本创作时没想过摆一段这样（香港主权移交仪式）的片段，我看的时候觉得还是恰当的。这部电影关于“回归”前的九十年代的那种时代感是抹不掉的，这是事实——我们事实上是想去表达九十年代的一种情怀。所以它加了一段九十年代当中如此重要的“回归”事件放在结尾，是会升华出了一些东西。这是一定的，但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没有其他？我希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