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非典”给香港的教训在新冠疫情中派上多大用场
香港2003年经历“非典型肺炎”（SARS，又译“沙士”），是全球继中国大陆后疫情第二严重的地区。香港在非典型肺炎疫情期间累积的经验，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上多大用场成为关注焦点。
许多香港市民在新冠疫情初期就戴上口罩。 香港在经历非典型肺炎疫情后，在政府架构内增设了卫生防护中心等部门统筹应付传染病的工作，也在医院加建了不少隔离设施。 当地专家更认为，香港市民的卫生意识显著提高，是香港能否控制这次疫情的关键。 虽然有这样的配套，香港政府处理这次疫情的手法仍然备受批评，与中国大陆的通报机制等一些非典型肺炎疫情以后设立的措施，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 确诊数字倍增 香港截至周四（3月26日） 有45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四人死亡。 当地新型肺炎感染数字在疫情初期一直稳定，但过去一星期，随着许多在欧美国家工作或留学的香港居民回港，确诊数字差不多增多了一倍。 香港政府早前公布措施，禁止所有从中国大陆、澳门或台湾以外地区的非香港居民入境，所有入境人士也必须进行14天自我隔离，违反隔离令最高可被判囚六个月，当地警方已经拘捕超过20名涉嫌违反隔离令的人。 随着确诊病人不断增加，香港大学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警告，香港必须推行更严厉的措施阻断病毒在当地传播，否则医疗系统将会崩溃。 卫生意识提高 但他早前也指出，香港市民在新型肺炎疫情初期大多按医护人员的建议戴上口罩，这对控制疫情传播有帮助，否则疫情会比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时候“严重10倍”。 非典型肺炎当时在香港造成299人死亡，包括八名医护人员，是继中国大陆后全球死亡个案第二高的地区。 当年的疫情过去后，香港立法会和医院管理局先后就疫情处理手法和改善工作作出调查，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括由医院管理局统筹购买和储备医护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随时储存足够三个月使用量的装备、兴建更多隔离病房等。 香港市民的防疫意识也普遍提高许多，许多人养成患上伤风感冒等传染病后，自觉戴上口罩的习惯，许多大厦也会定时清洁升降机、公众出入口门柄等经常接触的地方。 4名醫生 1名護士 3名病房助理 专家留意到，香港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反应比2003年要迅速许多。例如香港政府早在1月8日就把新冠肺炎列入“须呈报”的传染病，要求各家医院的医生如果发现有病人可能患上这种病，就必须通报当局，这比港府2003年的反应要快许多。 香港政府也在1月下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初情在中国大陆传播初期，已经启动一系列的紧急预案，包括定期召开跨部门会议协调各个政府部门的抗疫工作。 香港政府过去数周防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工作备受批评。 执行欠佳 但启动这些预案后，香港政府推行后续具体的措施就慢下来，当地媒体甚至批评速度比邻近的澳门还要慢。 香港与澳门1月时在同一天分别确诊当地第一宗新型肺炎个案。澳门在此前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包括派员到从武汉抵达的航机机舱内为乘客测量体温，要求所有入境人士填写健康申报表。 香港当地出现确诊个案当天，特首林郑月娥正在瑞士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她派出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以署理特首身份召开记者会宣布防疫措施。林郑月娥在数天完成会议，回到香港后才公布进一步的措施。 张建宗当时强调，他与林郑月娥每天都有通电话，让她了解香港疫情的最新情况。 香港政府处理新型冠状病毒的手法备受批评，其中市面口罩供不应求更令市民怨声载道。 另外，疫情爆发初期，香港出现市面口罩短缺，市民经常需要为购买口罩排队等候数小时，一些商人也抬高价钱。相比之下，澳门当局推出“限购”计划，透过指定药房以指定价钱向公众发售口罩。 香港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令泛民主派和建制派立法会议员都齐声批评。香港最大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形容，政府防疫工作“被动，反应缓慢”。 香港媒体也留意到，当地政府在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后与广东省卫生厅、澳门健康局和中国国家卫健委设立通报机制，加强各方在疾病资讯方面的交流，但这个机制似乎在应对新型肺炎疫情中没有发挥应有功效。 武汉市卫健委在去年12月31日发布新闻稿，宣布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而香港当局在同一天表示接到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相关通报。 换句话说，香港公众与政府只是在同一天接到新型肺炎的通报，令通报机制的效率成疑。 本身是医生的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家麒接受香港媒体访问时说，通报机制在疫情中没有发挥效用，香港官员似乎“没有任何方法直接取得中国大陆的通知或最新疫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