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公众在香港是否还能批评中国领导人
当我知道巴丢草会来香港展览时，心情兴奋又担忧。他那种红黑色画风别树一格，作品从不忌违，直接调侃中国的领导人，讽刺中国最根深柢固的政治问题，可能是他拥抱一种热爱中国的情怀，也曾经在大陆生活，他的体会是一般在香港成长的艺术家所缺乏，能够更贴近地直斥其非。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 巴丢草原计划在香港的展览上使用这把老虎凳。 然而，他的展览能否顺利举行充满问号，从铜锣湾书店事件中看得出来，如果正面批判领导人，现在是会有相当大的风险和后果。 结果一如所料，主办单位称收到中方威胁，以“安全理由”取消。是的，目前主办单位没有透露具体威胁是甚么，甚至有些人会怀疑是巴丢草和主办单位过份敏感，质疑这个威胁是否存在。但客观上来看，就意味着香港人，也许无法再在香港看到不经审查下讽刺中国时政或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艺术品。 新闻自由低气压 红线飘移 巴丢草不是近期唯一的“受害者”，英国《金融时报》编辑马凯，疑因在外国记者会邀请有“港独”主张的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演讲，结果工作签证被拒，连入境也被禁。 马凯不是一个政客、不是任何议题的倡议者，他是一个在香港工作多年的外国记者，把香港的故事带到国际社会，但因为一场“中方不能接受”的演说，让他不能再踏足这个城市。这条“红线”并没有充分清晰的法律基础，马凯所属的外国记者会是在8月邀请陈浩天演讲，当时正正是港府有意以国家安全理由取缔民族党之时，但事实上，要到9月，即演讲后一个月，民族党才被港府列为“非法社团”，所以按“法律”，马凯并没有违法。 也许正因无法名正言顺将马凯绳之于“法”，中方或港府始终无就马凯不获续发签证和被拒入境提出清晰理据，只是笼统地说每宗个案都依法处理。建制派尝试为政府护航，质疑马凯怀有政治目的抵港，而非单纯的“旅客”，但这些转移视线的技俩，难以说服外界——在香港从事记者长达7年的记者如何一朝变成有“政治目的”？特区政府原本发给他的政府总部记者证要到2020年才到期，当初又是如何评估他的留港目的？ 香港外国记者会早前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左）发表演讲，引起中国和香港政府不满。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编辑马凯（Victor Mallet，右）此前曾兼任香港外国记者会副主席。 所以更多人会把政府做法，解读成一种当权者对一众外国记者的警告：“你勿来香港报道港独。”马凯就成为了这场风暴的第一只代罪羔羊，倘若外国记者无视警告，这类的强硬手段恐怕陆续有来。 值得一提的是，当民族党被视作“非法社团”后，任何人如果为该党“给予援助”，都可能被视为违法，不少传媒担心，采访陈浩天，也可能被视作提供平台宣扬民族党而卷入官非，香港记者协会也一度表达关注。香港记者报道要思前想后，外国记者亦要顾虑入境及逗留风险，来进行报道或是与个别团体和人士接触，这种新闻自由的气压之低实属前所未见，难免令人问一句，香港与大陆到底有哪里不一样？ 港人引以为傲的制度渐崩坏 在“一国两制”下，大陆与香港其中最大的分别，在于自由得到法律的保障，这儿还有一个尚算让人可以信赖、独立于行政机关的司法制度 ，有令港人能引以为傲的“法治”，并有较大程度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自由。 2014年，香港爆发“占领中环”运动，示威者占领主要交通干道79天，与政府谈判、多次与警方冲突，没有换来北京或港府的让步。 过去的香港，不管左中右的政治光谱均能够自由表达意见，社会有多元化的讨论，虽然未有普选，但也享受到一定的民主化，民众能充权、有能力改变政府有争议的决策，或是推进社会进步。例如2003年50万人游行反对23条立法（基本法中加入维护国家安全条文）、2012年师生家长联手反对国民教育独立成科等等，反对浪潮最终剎停了一些民众认为不符合社会利益的政策。至于掌权的政府虽然不是民主选举产生，但过往较重视程序公义 （procedural justice/ due process in legal system），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值得信赖，政策得以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及可预估性（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本地传媒虽然大多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总括而言尚算有力揭发社会的弊病，官员或政客如果没有申报利益、投票时有没有舞弊、住所有否违规建筑、基建项目——特别是被称为大白象工程、连系中港两地的港珠澳大桥和高铁——出现弊病等等，香港的传媒仍然有能力做侦查逐一揭发，迫使相关单位问责。 但国际社会在近期连串事件也逐渐意识到，香港的自由、法治、程序公义比以前受到更大的制肘。正如彭博社所言，香港也许已成为另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失去了其特色。无论香港政府如何对外宣称，一如以往重视新闻、言论自由，说服力已大打折扣。“德国之声”今年选择在台北设立亚洲办公室的消息，就被一些观察人士解读，国际媒体在亚洲选址是考虑到香港的政治和自由环境。 自我审查阴云密布 马建称自己唯一的身份是小说家。 更令笔者忧虑的是，除了官方以政策、程序、行政、法律手段去打压新闻、言论、结社自由外，民间的“自我审查”亦愈趋严重。 中国流亡异见作家马建原本计划在香港赛马会属下的“大馆”，参加香港举行的国际文学节的讲座。但“大馆”以不希望场地成为“促进政治利益的平台”为由，取消了讲座，随即遭到舆论谴责，“大馆”又迅速转变作法，容许马建的讲座继续举行，又为场地问题引起的不便致歉。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划清界线，指港府并没有参与事件，马建顺利入境，并继续活动。笔者认为，这场仓促落幕的风波，正是“自我审查”如火蔓延的例证——民族党被禁及马凯事件是官方对“港独”的铁腕打压，另一边厢，作家马建和艺术家巴丢草的事件，则显示“言论自由”进一步收窄，这种限制不一定来自官方的实际行动，而是民间主办单位审时度势的结果；社会的意识除了限制“港独”上的讨论，也限制了对北京或国家领导人的批评。 香港是经济主导的社会，许多商业机构早已因为担心得失大陆，而“自我审查”。出版社会避开不去出版一些大陆的“禁书”，公司担心大陆市场，会刻意避开与政治色彩浓厚的艺人合作，航空公司自愿把台湾称做“中国台湾”等等。商界的“自我审查”，普罗大众或会理解企业“向钱看”的想法，但不以商业挂帅的媒体、文学、艺术，也担心自己的存亡而实行“自我审查”，就更令人痛心。 香港已进化到“管控专制”？ 英国牛津学者斯坦林根曾经就中国问题提出“管控专制”（Controlocracy）理论，意思是当权者不用直接下令，要求人民去做或不做个别事情，而是人民自发地“自我审查”，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这让人民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官方没有实施打压，亦把是非责任放在人民身上。 例如一个中国公民，如果在大陆为工人维权被捕，普通人的想法或舆论焦点，或会把问题放在示威民众身上，认为他们不应该把事闹大，而并非指向中国体制是否保障工人权益方面。同样的意识形态或许是来到香港，例如“港独”的舆论焦点，已经是走向“应否讨论港独”，或是指向讨论“港独”的人等同“闹事”，而并非讨论“港独”的成因与可能性。 正如香港记者协会及多个传媒团体所发表的联署声明所言，香港近期接连发生的事件——马凯、马建、巴丢草的遭遇，尤如敲响了香港言论自由的“三记丧钟”，唯有保持香港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珍惜多元开放的声音、让各方可以把真理越辩越明，香港才可保存自身优势，成为获得国际信任的最自由的经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