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阶段性地放开文革讨论”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对许多中国人而言，这是一个噩梦的终结。
邓小平在随后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文革的灾难，是一个“制度问题。” 五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将这一十年浩劫定性为“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制度问题” 许多人将文革归咎于作风独断的毛泽东。的确，在文革开始前的十年，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个人崇拜问题上越行越远。不过，邓小平在随后的《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指出，文革的灾难，是一个“制度问题。” 邓小平在接受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访问时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虽然总是断断续续，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的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公开或非公开地反思文革的教训。过去官方话语鲜有提及文革，但诸如2012年温家宝在公开评论薄熙来时提及文革的举动，显示出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重蹈文革覆辙可能的警惕。 重提“阶级斗争”？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专访时评论称，中国的朝野其实都不希望再次出现文革。 “文革有了一次是悲剧，若再发生第二次则是闹剧，”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在接受BBC中文网记者专访时评论称，中国的朝野其实都不希望再次出现文革，因为这关乎剥夺既得利益者的财产和新的财富分配，并且冲击现行体制。 类似观点得到了中央党校学者赵磊的支持。“中国人已经不原意再次回到文革了，”赵磊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文革过后的那么多年，中国人一直在对文革进行反思。” 但即便如此，章立凡认为，文革的“闹剧”在中国仍然能够找到身影。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日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在章立凡看来，这样的言论“比较可笑。”“如果我们重新划分阶级，那谁是权贵阶级，谁又是特权阶级？这就将否认现行体制本身。”章立凡表示，王伟光的“重提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的理论，但对中国现实来说，是一个悖论。 放开谈“文革”？ 对许多西方观察家来说，即便中国总理曾公开警告文革在中国重现的可能性，但也正是在薄熙来事件之后，人们在中国社会看到了一些类似的文革元素，比如对个别领导人的宣传，对“政治强人”的认可，以及大规模运动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冲击。 但从中国媒体的舆论来看，近年来对文革的反思，从以往的禁忌话题变成了可以触及的非敏感议题。在一些怀念文革，希望重回毛时代的文章流传于中国的互联网同时，官媒还在去年报道了中国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回北京母校组织文革道歉会的新闻。 中央党校的赵磊也发现，近年来中国媒体对文革的报道确实日益增多，“若你看媒体对此报道，也有不同的声音，”他说，“这也是中国多元声音的一部分。” 但对章立凡而言，这似乎只是现实的一部分。他认为，媒体对文革的报道主要因为这一事件已经时隔较长。在他看来，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 “某些话题也只是阶段性地放开，当局希望通过这些文章让人们对文革恐惧，但对文革的发动者和其罪恶，不要清算，”他说。 （撰稿：欧阳诚/责编：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