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戒严时期”解密档案引发转型正义之争
台湾行政院“ 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促转会）2019年5月底发布纪录片《不是自己写的日记》，邀请1980年代在台湾大学中被政府情报单位监控的三位当事人，阅览当年情报单位监视他们的档案。“促转会”并宣布启动监控档案当事人阅览计划。这些情报档案“揭秘”的过程，引发台湾社会讨论。
林国明阅读情报单位监视自己的档案。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开始实行“军事戒严”，至1987年蒋经国宣部台湾地区“解严”（金门、马祖两地则至1992年解严），党禁以及报禁解除。在戒严期间，因为各种政治理由而入狱或处以死刑的民众以及家属，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陆续得到平反，获得补偿。 然而，谁是加害者、或谁参与政府监视人民等细节相关的情报档案多数仍未公开。尤其许多知名案件，牵涉到过去政治人物或家属被谋杀等重大情节，几十年来尚未破案，相关情报单位甚至以“极机密”不予公开资料。“促转会”的新举措首次让这些档案得以见天日。 在野的国民党批判“转促会”仅关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的争议，且认为“促转会”应该一并追究汉人对台湾原住民，以及日本殖民时代、“二战”期间慰安妇等侵害人权历史，但没有被“促转会”采纳。国民党并指“促转会”是针对国民党的“抄家”——“假借正义之名来推动违宪恶法，或是借此行整肃异己、迫害政敌”。 台湾“促转会”成立于2018年成立，隶属台湾行政院。“促转会”是参考各国对于威权时代对于人权侵害的历史而成立。 外界分析，下届总统选举即将来临，“促转会”是否会公布档案，这些档案是否会牵涉到国民党在威权时代的作为，如何影响到选举，都是焦点所在。 台湾大学1980年代的校园监视 根据台湾官方统计，1983年台湾校园内共有超过5000名监控者。“促转会”目前的研究称，监控者不只来自国民党、情报单位或公务机关，还包括老师、亲友、同学、同事、邻居甚至恋人。此次纪录片公布三位当时活跃于台湾学生及社会运动的当事人。 目前担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林国明告诉BBC中文，他读到的档案是1984年他就读台湾大学社会系大一开始，到1988年大学毕业，整整四年的记录。林国明称，在校期间他加入台湾大学“大学新闻社”，与同学参加校外环保运动，主编的校园报纸报导国民党党部介入学生自治的事件，导致社团被学校停社一年，因而与其他同学在1986年发起“自由之爱”的校园运动，争取校园言论自由、大学自治。自此，他与其他参与者成为情报机关监视的对象。 台湾大学学生运动的调查报告。 林国明说，这些档案竟然可以细到当时他们在哪个同学家，讨论什么活动，谁说了什么话都可以详细纪录。他说：“我们有一场要去立法院请愿的活动，怕被阻扰，还分三个地点集合再出发，这些细节我自己都忘记了，没想到调查局的档案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么巨细靡遗的纪录是让我惊讶的地方。” 但他强调，在戒严时期，他并非天真地以为政府没有在监控民众，因为早在台北念高中时候就发现，政治启蒙比较早的同学就被学校教官盯上，后者甚至会派另一个同学去监视比较有政治意识的同学。 林国明告诉记者，与校园抗议行动无关的社团活动、聚会的细节都被纪录下来，关于自己档案的细节之多，林国明判断周遭监控的人，应该不只有一人。他补充称，“政府对于大学的监控特别之深，是害怕学生自由地接触和讨论会激发改革思想以及民主要求，进而质疑专制的政权。” “台大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如果台大的自由学风继续蔓延下去的话，会危及中华民国的生存。”另一位当事人谢颖青在档案中读到当时作为学生被监控的原因。 谢颖青在台湾调查局的报告档案。 同样被监听的人还包含当时的政治异议者杨碧川。 从1970年代开始，杨碧川因高中时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而加入左翼团体，并因批评政府而入狱多年。1980年代出狱，杨碧川陆续与学生团体接触，在各大学社团讲授台湾历史以及社会主义。作为政治犯，杨碧川明白自己一直被情报机关监视，所以他说当时常跟新认识的朋友说：“你真的要跟我做朋友吗？你可能也会因此被监视。” 情报单位报告绘制杨碧川公寓的平面图。 杨碧川向媒体解释，他在阅读自己的档案中发现，情报机关为了方便监控他，甚至在他家附近买了间房子，并趁他外出时潜入家中，将他读的书籍拍照纪录，拍下他公寓的格局。他没想到自己小孩的保姆也是线民，让他吃惊。 目前是执业律师的谢颖青则提到，这些密件公开，让他能读到自己30年前服兵役期间，母亲写来但被情报单位拦截的家书。“我是要感谢国民党还是调查局帮我留住了妈妈写给我的信？”他说。 “线民”角色争议 林国明告诉记者，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学弟跟社团朋友认错，表示自己被调查局收买。不过他并没有在场。根据在场的社团朋友转述，那位学弟是因为债务问题，情报单位表示可以帮他解决，因此成为线民。 林国明说，“后来大家没有追究，只要求他离开社团。但是从30年后读到的报告看来，我判断成为线民的不只他一人。” 台湾“促转会”表示，成为线民的理由有很多种，威胁利诱各种理由都有，所以线民一直是高度争议的角色。该会主任委员杨翠对台湾媒体说，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线民提供的资讯不一定正确，有可能也许是夸大某一个类型资讯，也有可能是虚实交织的，这都需要经过一个研究过程，档案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 杨碧川说，如果线民不把受监视者的一举一动夸大，那么没有证据，情报单位也会没有经费。 情报单位拦截谢颖青母亲寄给他的家书。 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促转会”委员叶虹灵同意线民资讯的复杂性。她强调，这个解密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动荡——“形同让这些过去由情报人员制作的文件或资讯，持续去带领‘转型正义’的讨论。所以，尽可能校正、分析档案资讯是不可省略的步骤，也是‘促转会’要持续邀请当事人前来阅览档案、提供意见的主因。” 谁会受到影响 除了秘密监控之外，林国明强调，大学时期在校园内的学运分子就常会被情报单位请去“喝咖啡聊天”。他回忆说，这些会面都不是问严肃的事情，但情报员都会有意无意透露出知道他们的社团的活动，甚至是个人生活的细节，似乎暗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掌握。 “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喝完咖啡后都会到社团内讲，所以故意放讯息，让我们知道有监控存在，看能不能产生吓阻作用。” 林国明说，自己后来的人生没有因为这些监视纪录被直接影响，但他许多朋友在服兵役时都会遇到麻烦。他又表示，当时知道自己因为有“黑资料”，日后若要进入学界，恐怕会受到阻扰，“因为彼时大学还是被国民党控制”。不过，“由于很多人的努力，促成民主转型，大学有了自主性，这些资料并没对自己求职造成影响”，他说。 杨碧川则认为，最大的影响是“台湾人民被吓坏了”。 情报单位拍下杨碧川公寓的每个角落。 台湾史学家周婉窈曾撰文说明政治受害者家属所受的冤屈仍然存在。她说：“我的学长王克文的父亲王世一先生遭受白色恐怖的刑求和冤狱，他的母亲对于当时某情报单位头目安养美国、安死美国，忿忿不平，我也跟着忿忿不平，但当时我们没有‘转型正义’的概念，现在我才了解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这种不平是需要整个社会正面面对的。” 何为“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是指历经独裁或威权统治后的政府，如何面对过往历史，并追究责任以及补偿受害者的政治工程。具体工作包含政府须恢复受害者名誉，撤销罪名、赔偿受害者或追究加害者法律道德责任等。台湾“促转会”一年前成立，是希望借鉴德国或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国家，或者南非历经种族隔离的历史经验，展开相关的工作。 根据“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资料，德国在东西德统一后，在国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东德共党统治四十年间（1949-89）人权侵害案件，举行过40场大规模的公听会，听取100名目击者证词，于1994年6月完成报告。“转型正义”的工作包括： “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强调，“转型正义”涉及的每个地方有不同的政治以及民主化的轨迹，所以常会有不同做法，特别是在追究加害者责任方面。 专攻宪法与人权的台湾交通大学科技法律学院院长张文贞曾经撰文说，转型民主国家，“常有国家采取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与法治原则的报复或处罚手段”而造成国家内部分裂的危险。 台湾社会对于谁该为威权时代的政治受难者负责争议不休。 张文贞称，东欧曾经立下“肃清法”，允许新政府过滤那些以前效命旧政权的人，并禁止后者从事任何公职。但她解释，这些轻微的“报复”，也许有效，但是若支持旧政权的群众再拿到政权，就有可能进行另一波报复，造成政治社会不稳定。她说，台湾尚未有任何报复行为，但对于过往戒严历史的诠释，不同社群争议未休。 曾在耶鲁求学、专攻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林国明解释，现在台湾调查局和情报机关还是存在，其他民主国家还是会有情治系统和国安机构。不过，有没有法律严肃规范国家权力（譬如秘密监听）的运作，才是重点所在。林国明教授解释说，“以前在威权时代，这些监控都是被滥用，几乎无法可咎责；监控是站在统治者角度，以国家安全为名遏止了表达不同意见的可能。” “转型正义”引发质疑 许多人质疑台湾“促转会”是否会滥用权力，成为被政客用来清算政敌的机构。去年台湾“促转会”刚成立不久时，其前副主委张天钦在内部开会时，以“东厂”隐喻“促转会”需咎责戒严时代的加害者，引起轩然大波。东厂是中国明代的特权监察、情治机构 ，用以镇压反对人士。自此，国民党便持续杯葛“促转会”预算以及运作，表示“促转会”已经成为蔡英文政府打击政敌的新东厂。 台湾资深媒体人徐宗懋便批评，当初戒严时期，许多案件都是处决或监禁“试图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共谍“，有正当性。他认为“促转会”之行径，是将当时政府清除国家安全危害的行为，有意与“国民党的迫害”相混淆，十分不公平。 政论家黄怡则对“促转会”的法律权力提出批评，包含调查历史和政治案件以及搜索相关机关的权力似乎过大，恐有违宪之虞。 叶虹灵告诉BBC中文，“促转会”成立是从国家角度去反省“威权统治时期谁受到伤害、谁做错什么、为什么做错、如何平反与预防再犯”；“法定任务包括还原历史真相、平复司法不法、处理威权象征等，是政府首次系统性地处理转型正义议题，在处理案件时也会考量加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隐私权。” 叶虹灵同意，这个议题本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本来就不容易进行社会沟通，这是‘促转会’遇到的最大困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