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成名记：英国富豪培养下一代经典案例
伦敦东南城郊不足30公里外，有一个名闻遐迩的小村庄——道恩（Downe）。与英国典型的小村庄一样，村子中心只有教堂和酒吧。然而，每年来自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游客辗转来到道恩村。他们经过教堂、酒吧和狭窄的乡间小路，转入一处普通的宅院参观。
位于伦敦东南肯特郡的达尔文故居，现在每年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万计的游客。 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宅子的旧主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达尔文，100多年前因进化论的“离经叛道”蜚声世界，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生物学家。他的头像，被印在了10英磅纸币上。在他去世137年后的今天，达尔文仍然是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 在达尔文故居的简介文字中，对他有这样的描述：一个资质平常的“普通男孩”、在爱丁堡大学学医，后转入剑桥大学读神学。在剑桥，他主持过一个“吃货”俱乐部，每个星期搜罗古怪的野生动物品滋尝味。 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剑桥3年（1828-1831年）是他“幸福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达尔文的父亲曾责骂他：你除了对打猎、养狗、抓老鼠感兴趣之外，什么都不上心。以后别说你能光宗耀祖了，你能不让自己丢脸，不让全家丢脸就算不错了。 如果把孩子送进名校被很多人视为终极目标的话，那么对达尔文的父亲来说，把他送进名校学习，只是他走向广阔世界、探索思考人类和自然的开始。 财富世家 达尔文1809年出生在英格兰西部与威尔士接壤的什罗普郡（Shropshire）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著名的医生，外祖父是英国老牌瓷器韦奇伍德（Wedgwood）的创始人。 他们两位被称为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重要人物，都有开明的观念，开放的思想，学习并接受新技术新思维的开拓精神。达尔文这两位祖父志同道合，让家族财富不断增长，也结成了儿女亲家。 在达尔文的故居中，有关他父母的情况很少，却有不少篇幅介绍他的两位祖父。实际上，达尔文8岁丧母，在他心目当中，父亲才是最能影响、培养、支持和理解他的人。 在达尔文的自传中，他回忆自己从上小学开始就对自然历史感兴趣，喜欢收攒各种东西：贝壳、印章、硬币、石头，等等。 然而，年少的达尔文很不适应传统小学教育中对诗歌的重视，特别是他苦苦背诵的名家诗歌，两天后就忘得一干二净。 “我离开小学时，按我的岁数应该成绩既不高也不低，我觉得所有老师和我父亲都认为我是个非常普通的男孩，智力还达不到一般普通的程度。” 达尔文67岁时写的自传中还提起当年曾被父亲责骂深感屈辱。父亲对他说过：“你除了对打猎、养狗抓老鼠感兴趣之外，什么都不上心。以后别说你能光宗耀祖了，你能不让自己丢脸，不让全家丢脸就谢天谢地了（you will be a disgrace to yourself and all your family）。” 达尔文在剑桥大学时搜集的甲壳虫。“他很少上课，总是在野外捉虫子。” 达尔文中学时期，也没有任何天才少年的影子。他对学校里的课程仍然毫无兴趣，很多老师在他眼中“教得枯燥，人也乏味”。 父亲常年行医，擅长待人接物，达尔文极为信任佩服父亲的判断和识人能力。因为父亲相信儿子会成为一名好医生，于是在1825年，年仅16岁的达尔文跟随学医的兄长被送到了爱丁堡大学。 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成立于1726年，达尔文入读时，这个医学院已经是个有百年历史的名校，享誉欧洲大陆，也是像达尔文这样的医生世家培养接班人的不二选择。 名校学生 那时的爱丁堡，刚刚经历了对西方乃至全人类现代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如弗朗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等。19世纪初，少年达尔文到爱丁堡求学时，这里聚集了大批作家、评论家、出版家、教师、医生和科学家，形成具有世界影响的学术精英，所以爱丁堡也被称为“北方的雅典”。 后来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爱丁堡当时空前活跃的自由思想对成长时期的达尔文产生过重要影响。他与好朋友们一起，开始跳出传统的基督教教义的框框思考自然科学问题。这为他后来大胆提出进化论埋下了伏笔。 然而事实是，医科学生要面对的血淋淋的职业训练，让达尔文难以接受，萌生了辍学的念头。1827年，达尔文放弃了学医。 达尔文在肯特道恩村生活了近40年。他在住宅附近建了温室研究植物。这里是他每天散步的必走之路。 好在达尔文的父亲并没有放弃他。面对这样一个“不务正业”，不肯继续沿父辈安排好的职业道路往前走的孩子，父亲说服他转入剑桥大学学数学和神学，要把他培养成牧师·：既然不愿成为治病救人的医生，那就成为拯救灵魂的牧师吧。况且，他自己当时也是一只迷途的羔羊。 达尔文在自传中这样写道：“父亲看到，或者他从姐姐们那里听到我不喜欢当医生的想法，于是他提议我应该当个牧师。 他强烈反对我变成一个游手好闲、吃喝玩乐、 终日靠赌博打猎度日的浪荡子。而当时那很可能就是我的人生归宿。” 1828年1月，达尔文成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学生。可是，在相对保守的剑桥大学，达尔文对自己专业的学习兴趣也没有持续太久。2009年发现的基督学院当年的6个旧账本显示，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的3年，花销了636英镑，约合现在5万英镑。而这些并不包括他喝酒抽烟的钱，也不包括他养马的费用。 他过着典型的富家子的大学生活：他不爱学习，花在鞋上的钱多过买书的钱；住的学生宿舍是他可以入住的最高档房间；生活上雇人打点自己：有人帮他擦鞋、有人帮他铺床叠被、有人帮他搬煤生火……而他则喝酒抽烟骑马打猎。当年他的一个朋友曾开玩笑为他设计了一个臂章，上面画的是酒桶和烟，显然吸烟喝酒是同学心目中达尔文的标志形象。 剑桥时期的达尔文如果显露出一个伟大生物学家的任何锋芒的话，那么对野味的好奇和对搜集甲壳虫的热衷，算得上其中的亮点。 他曾经主持过“格鲁顿”吃货俱乐部 （Glutton Club）,每周聚餐一次，专吃“古怪野味肉”（strange flesh）。他们吃过鹰，还吃过麻鹭。有一天，一只又老又黄又多筋的猫头鹰让吃货们大倒胃口，他们决定从此不再猎奇尝鲜，专心研究波特酒佐肉的功效。达尔文自己对各种野味的品尝兴趣却并没有因此减少，相反他离开剑桥后两次到南半球探索野生世界，给了他更多的尝鲜机会。 如今在剑桥大学动物学博物馆中，还有达尔文的甲壳虫盒子。博物馆这样介绍说：“达尔文在剑桥期间很少上课，而是在野外捉甲壳虫去了。” 达尔文对甲壳虫的收集达到痴迷的程度。有一次，他揭开一张老树皮，看见两只很罕见的甲壳虫，于是一手捉住一只，结果又看见了另一只，而且是新品种。情急之下，他把右手捉的甲壳虫塞进嘴里，结果虫子射出特别辛辣的液体，辣得他不得已只好把甲壳虫吐了出来，丢了这只，那第三只也没捉住。 达尔文自己总结说：“如果从学习方面来讲，这三年和爱丁堡以及中学时期一样，我的时间全部都浪费了”。 达尔文两次远渡重洋自费开展调查研究都是乘搭“小猎犬”号（Beagle） 这是他的自谦，因为在剑桥大学，他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亨利·斯蒂文斯·亨斯洛教授（Professor Henry Stevens Henslow）。 科研调查 在亨斯洛教授的举荐下，达尔文成为“小猎犬”号上的自费科学家。虽然达尔文自己很愿意随船出海，但是他的父亲最开始强烈反对说：如果你能找到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建议你去，那我就同意你去。 在此关键时刻，达尔文的舅舅，也就是主理韦奇伍德瓷器的小乔舒亚·韦奇伍德表示了支持，他的父亲很快改变了态度。 刚刚从大学毕业、22岁的达尔文，这才终于走上了通往“成功”的正确道路。他在5年时间内两次随“小猎犬”号到南半球探险、搜集资料、从事科学研究，父亲在资金上仍然给予他全力支持。每到一处大港口，达尔文的父亲会提前把钱汇到当地的银行。 年青的达尔文明白自己在剑桥大学过的是奢侈的生活，如今大学毕业仍然需要父亲供养，心里恐怕有过不安。他父亲同意他出海自费考察后，他安慰父亲说道：“我在船上要花的钱比在家时每个月你给我的零花钱还多，我可真够聪明的。” 他的父亲笑着回答说：“他们都跟我说你的确非常聪明。” 达尔文从一个兴趣古怪、热衷吃喝玩乐的富家子，成为名满天下的科学家，并不仅仅因为他出身名门，也不是因为他读过爱丁堡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的名校。 如果达尔文成长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时代和家庭，他能有后来的建树吗？ 按照世俗的眼光，这个富家子未免过于任性，走了太多弯路了： 他先是放弃了医生这条多金的职业道路、之后又放弃了牧师的稳定生活、大学毕业应该自立门户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时，他却选择艰苦且充满凶险的探险科研之旅，而且还要让家长掏腰包。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少时了了、不爱死读书、喜欢在野地里闲逛、抽烟喝酒追求享乐、对大自然着迷到痴狂程度的富家子，在他50岁那年出版了轰动世界的《物种起源》一书。 他的成名成家，得益于他家境富裕衣食无忧，更得益于开明的家长对他个人选择的尊重。而至关重要的是他有幸生活在一个容忍自由思想，接纳异端学说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