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还是反击 香港女基督徒举报教友性骚扰之后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发表报告，50多名教会成员声称，曾在基督教圈子遭受性骚扰，当中10人声称被强迫进行性行为，超过一半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受害人身陷基督教的文化与体制之中，向教友或高层求助，反被指责没有宽恕的心，而加害者大多不用负责。
香港中大讲师黎明对BBC中文讲述被性侵的经历。 协进会邀请了当中5位进行深入访谈。在55份有效问卷中，三分之二没有留下联络方法，36%的指认来自朋友或教友的经历。 香港#MeToo运动举步维艰，一些公开自己遭性侵的女性，在社会上备受质疑。协进会这份报告披露了多宗涉及教会的性骚扰案，更有此类案例涉及的教徒在社交网站实名举报个别牧师性骚扰。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讲师黎明，是一位站出来实名举报教友性骚扰的基督徒。虽然不是协进会调查报告涉及的个案，但她的经历和他们相似。 来自上海的黎明，从不讳谈六四、民主、港独等敏感议题，曾公开维护学生的言论自由。 在公众眼中她敢言无比，但她曾经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曾在一个基督教组织内，遭一名男教友持续性骚扰。她向BBC中文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认为这种经历折视出基督徒社交圈里的困境。 惨遭强吻 2008年，黎明来港攻读硕士，参与本地一个基督教机构的义工活动，认识了首批香港朋友兼教友；其中教友陈先生（化名）对她特别热情，并向她表白求爱。 她明确拒绝，但陈先生坚持要握紧她的手，求问神的旨意。 “如果我不是教徒，我不会理会他；但在基督教团体当中，这些接触被解读成一种爱、关心的表达，很难拒绝，”黎明表示，教会经常有教友分享见证称，原本对个别男教友无感，但求问神的心意，获告知他就是“神最好的安排”。 黎明没有听到任何旨意，陈先生却说神告诉他“要和黎明一起”，试图拥抱，黎明明确拒绝。 此后每当陈先生再试图抱她，或搭她的肩，她都会厉声警告对方“不要再碰我！”但在讲求友爱和谐的教徒环境里，黎明又不禁反思自己是否对他太严厉，如果结束这份朋友情谊，会否违反了基督讲求的友爱和宽恕？ 这份迟疑，终令黎明后悔莫及。一次教友一同赴日旅游，陈先生在火车上与黎明独处时再向她表白。黎明明确拒绝，更叫对方不要再问此事，但陈先生没有罢休，突然抓着黎明的头，强行吻下去。 “他的动作很快，我没反应过来就被他强吻，立刻推开他，”黎明说自己当时心情复杂：“一方面很讨厌他，但也厌恶自己为甚么这样傻，愿意与此人做朋友。” 黎明认为这次强吻实属非礼，但由于事件发生在日本，无法在香港寻求司法解决。 “只求宽恕，不寻公义” 对黎明而言，伤害不单来自陈先生，还有身边的教友。 两人身处同一教友圈子，陈先生总是借机靠近她，黎明一再明确拒绝，也尝试避开他；但身边朋友察觉陈先生在追求黎明后，经常造就让黎明尴尬的场面。 一次大伙相约水上活动，黎明不慎掉下水，朋友则起哄要呼叫陈先生去救。黎明不想拉陈先生的手，但其他朋友全部不去救她。 “男性主动追求女性时，大家总会鼓励男方，没有人会去问女方的意愿。” 更令她失望的，是她向教友求助时，得到的回应。 她曾向年长教友倾诉，希望他们向陈先生转达自己的意愿，但往往换来质疑、反问：“是否误会了、想多了？”“他本身就是这样，不是针对你一个人。”“为何你仍与他独处？”另一些则说会为黎明祈祷，希望主赐她有宽恕的心原谅陈先生。 这让黎明深感宗教团体往往过于强调单方面的宽恕，却不着重为受害者寻求公义。 “侵犯者说一声对不起、表现悔过态度，所有压力便落在受害者身上：为何你不原谅他、包容他、宽恕他？” 即便在强吻事件之后，教友仍只劝黎明“不要放在心内”，无人出面制止陈的行径。黎明觉得，教友避免冲突、尴尬，担心破坏群体中友爱的氛围，宁愿追求“表面的和谐”。若不是自己了解社会学的性别理论，或许也会内化这种想法，反而怪责自己不够宽恕、不够检点、不够自爱。 “破坏和谐” 去年底，黎明撰文公开自己的经历，结果引来争议。 不少人批评她破坏教会的形象，也怪她令大家不懂得如何面对陈先生。他们认定黎明在过程中有给予男方信号，有人更说她“收兵”（享受男性追求而不承认正式关系）。 黎明公开了这件事情后，在其社交网站页面上，有人不点名批评她，指这种“不指名道姓又不报警”的“#MeToo”风气蔓延开去，或有人利用网络审判手段搏出位，或想搞同自己有私怨的人。亦有人指，“#MeToo”是一种“白色恐怖”，令“求爱不遂”的人遭网上欺凌。 一名与黎明相熟，不愿透露名字的教友表示，他在事件揭发前并不知情，对此事感到惊讶和难过。他承认圈子里对黎明公开此事反应两极，虽然大多对她表同情，但也认为她这样做令大家都感尴尬。 对于没有教友为黎明抱不平，他不感奇怪，认为自己也可能会劝黎明宽恕。 “毕竟在宗教的组织里，要谈这种问题很困难，我也不会处理。”他说。 “当伤害事件发生时，大家不是把加害者视为冲突的源头，而是把申诉人视为矛盾的源头。”黎明对BBC中文记者说。 事情公开后，有五名女生联系她，声称也曾被陈先生性骚扰。黎明向教会组织作出正式投诉，要求陈先生在组织内部发表道歉信，但至今并无回音；据她了解，陈先生已辞去组织内的职务。 黎明不希望公开“陈先生”身份，但BBC中文向两名与陈先生及其组织有关的消息人士证实了黎明的投诉。 虽然经历不愉快，但黎明并无质疑自己的宗教：她相信，基督既讲求爱与宽恕，同时也讲盼望与公义，“缺一不可”。 “如果他没有真心悔过、没有意识到错，就要求我宽恕，这不是一个健康的信仰。” 特别策划：就在你我身边的＃MeToo 调查问卷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透过问卷，收集到55份指认性骚扰的有效问卷，这些填写人引用自己亲身经历或教友的经历，指认在教会受到过性骚扰，具体指认包括，不恰当的身体与视线接触、强奸等等。协会同当中5人进行深入访谈，发现他们均曾被教友或组织高层以“和谐”之名，要求“宽恕”加害者。 个案一： 女子T声称在外地宣教时，一次饭聚后被同行男牧师强吻并意图强暴，挣扎后逃脱。她向宣教组织的辅导服务求助，不获跟进；向师母（牧者妻子）倾诉，师母反指她有“叛逆的灵”为她祈祷。回港后她与施害人私下对质，对方最终向她发出道歉信。T不敢公开事件，担心事件吓到其他教徒不敢再到外地宣教，也不想“破坏”对方家庭，只能默默承受。 个案二： 男子B在一个基督教机构任职时，遭原本十分信任的男上司，以按摩为由触摸性器。他向机构投诉不果，分别报警和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求助，但在接受警方盘问时，警员一再问及其性倾向、事发时有没有生理反应等让他难堪的问题，最终以“麻烦费时”为由要求他不再追究。男上司则以不表态、不回应的方式回避问题。 资料由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提供。协进会是香港联合性教会组织，成立于1954年，由20多个基督教宗派及教会机构组成。协进会定义的性骚扰包括各种性暴力、性侵、非礼、强奸等。 曹晓彤说#MeToo运动让更多性受害人愿意发声。 给出证词的50多人中，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留下联络方法，协进会无法独立查证所有证词的真伪──这也是此前不少所谓的“性侵案”不了了之的原因。 负责撰写报告的协进会助理执行干事曹晓彤，向BBC中文强调在调查阶段已言明无意跟进个案，大部份人亦无点出加害者身份，协进会仅希望收集事例，以助检讨教会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她认为受害者“没必要去说虚构的故事去诬蔑教会或是控诉个别的人”。 50多宗个案中，47宗个案加害者为男性、受害者为女性，而加害者和受害者均为男性的有6宗，女性加害者的个案有两宗。 教会困境 加害者中，逾半为教会内有一定权力者，曹晓彤认为这反映“权力”是性骚扰问题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研究性别问题的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式凝指出，教会内权力者与一般信众关系并不平等，又重视“分级和谐”，一些信众会盲目顺从，认为教会高位的人掌握更多真理，提出不同意见的则会被视为麻烦制造者。 “掌权者习惯了权力，以为自己情欲表达具有认受性，并不会考虑受害人身心承受的后果，亦肯定受害人不敢发声，故为所欲为。” 协进会的调查报告也指出，（教会）架构与性骚扰的出现有莫大关连，因为性骚扰的关键是权力不对等，受害者与加害者往往权力相异。一半的问卷填写人（51%）表示加害者为教会同工或信徒领袖，加害者利用其得到信任的地位和关系，对受害人作出涉及性的行为。受害人的困扰在于对原本是可以信任的长辈，即使告发也未必会得到他人的信任，因而未能终止其性骚扰行为。 曹晓彤亦指，信仰鼓励大家关系紧密，令教会比学校、企业更容易发生性骚扰，因为教徒受害人更不懂得拒绝肢体上的亲密举动。调查报告也指出，人们带着不同需要来到教会，被教会所展现的盼望和爱吸引，也预期教会群体值得信任，所以比较愿意坦率分享他们的脆弱、放下心防。加害者往往就是看准他们的需要，假借“关怀”为名，向他们进行性侵犯，同时受害者亦会混淆究竟对方的“关爱”是否已经越界。 追责困难 协进会敦促本地教会，教育及培训成员的性别意识，并制定防止性骚扰政策，例如设立委员会处理性骚扰投诉个案，而委员会的组成，不能够单由教会高层主导。 然而就算这样，是否可让施害者承担责任？香港的关注妇女性暴力协会总干事王秀容对BBC中文表示，在香港的环境下追究责任并不容易。 她指出，在香港法律框架下，性骚扰有别于非礼和强奸，不算是刑事案件，受害人只可以透过民事方式索偿或透过平等机会委员会调解，报警也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就算受害者报警，在调查过程中也蒙受巨大压力，调查人员如果训练不足，不懂得控制受害人的情绪，会倾向不信任受害人，问一些难堪的问题，甚至反指受害人是否想诬告，令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 她认为包括教会在内的机构，内设防止性骚扰机制十分重要，因为这让受害人知道自己的权益，继而作出投诉，不过她认同，目前一些机构实际运作时不一定跟从这些机制，有时只是“形同虚设”。 曹晓彤期望更多不同教会及教友关注，能够促成改变。她表示，这份报告会令外界对基督教和教会更有信心，觉得教会内部仍然存在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