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洲记者在美国亲身感受的种族歧视：以肤色来定义我
非裔美国人乔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被警员制服期间身亡事件之后，抗议席卷了美国。肯尼亚记者拉里·马杜沃（Larry Madowo）写下他在这个国家所亲历的种族主义。
在抗议佛洛伊德之死的示威中，一名女性用肯尼亚国旗包裹脸部。 去年夏天我在纽约的第一个星期，我被邀请去一个朋友在上西区的顶层公寓吃晚餐。 我给她买了一些水果，提着塑料袋来到她的楼前。 前台指我去楼后面的一个开放庭院，穿过堆放住户垃圾袋的地方，进了一个出奇肮脏的电梯。 当我在楼上走出电梯时，主人家开门时一脸窘迫，她脸上的气色全没了。 “那个种族主义者看门人以为你是送外卖的，让你去用服务电梯，”她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 我在南非和英国复杂的种族阶层结构下工作过，也游历过世界各地，但是一个美国住宅管理人员不认为一个像我朋友这样有教养的白人和她的丈夫会有一个黑人访客这件事，仍然刺痛了我。 早期的这次轻微伤害事件给了我一个预警：美国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机遇之地，但它仍然有可能以我的肤色来定义我，贬低我的价值。 我来自一个黑人为大多数的非洲国家，这并不重要。在这里，那些外貌像我一样的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与一个持续异化、排挤和责罚他们的体系周旋。 这名男子画了一幅乔治·佛洛伊德的肖像来纪念他。 在肯尼亚，我或许可以淹没在人群里，但是在美国，我总是因为我是黑人也背负着一个箭靶。 投行人士艾米·库珀（Amy Cooper）因为一个哈佛毕业的黑人要求她遵守公园规定拴住狗而不满报警。一天之后，一名白人警员就用膝部长时间压住乔治·佛洛伊德的颈脖，直至他最后死亡。 我的心碎了。 随着要求为佛洛伊德以及无数被警察杀害的黑人争取公义的抗议呼声在全美各地爆发，我屏住了呼吸。 我如何去哀悼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登陆美国的非洲人，我如何去感受一种我没有体验过的痛？我在想，在某个手到拿来的时刻，我会不会将非裔美国人所受的苦挪为己用？ 然后，我看到了一段在加州长滩的抗议视频，那份忠诚非常清晰。 “在美国的非洲人能够支持非裔美国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去理解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一名抗议者说。 我问汤姆·吉塔（Tom Gitaa）——一份在美国中西部以非洲移民为受众的报纸《Mshale》的出版人——他怎样看待始于他所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这些抗议，以及其后的暴乱和抢掠。 “我们很多人在非洲成长过程中并没有伴随着这些民权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并不理解。” “但是说到警暴、工作场所歧视等议题，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就和非裔美国人多年来所经历的一样，”吉塔说。他在大约30年前从东非移居到美国，他在美国出生的24岁女儿就是上街发声的人之一。 乔治·佛洛伊德被警员膝部压颈超过八分钟后死亡。 在非洲人和美国黑人之间，一直都有着某种张力。 我和我的朋友凯伦·阿蒂亚（Karen Attiah） 两年前就曾在《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上探讨过其中一些话题。当时超级英雄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刚上映。 她是该报“全球意见”（Global Opinions）栏目的编辑，一个非洲移民的女儿——在美国出生，但是与父母的家乡有着很深的联系。 乔治·佛洛伊德之死相关报道 凯伦告诉我说，她的父母现在具体讨论种族和白人种族主义时，所用的是她和兄弟姐妹成长过程中没有听到过的方式。 “我想我们以前几乎是要和美国黑人保持一种距离，因为我们是移民，我们是不一样的，”这个星期他对我说。 “而现在，我们明白了，如果一个警察看到你的肤色，他不会去问你是来自加纳还是尼日利亚还是津巴布韦，或者是亚特兰大还是达拉斯南区，他们只会看到一个黑人。” 像演员露琵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雷碧达·尼安高）和喜剧演员特雷弗·诺亚（Trevor Noah）等非洲名人，正在利用他们有影响力的平台来声援争取公义的行动，并且指出那些批评抗议的声音当中所存在的伪善。 农奴制给美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疤。 非洲联盟（AU）甚至罕有地发表一份声明，对佛洛伊德的死表示遣责，要求美国政府“确保完全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 401年前，第一批非洲奴隶来到了美国——登陆地点是当时的英属殖民地弗吉尼亚。 去年，一些他们的后代作了一场回到非洲之旅，以标记“回归之年（the Year of Return）”，回到四个世纪前他们的祖先被掳走的地方。 其中一个标志性的活动是去年12月在加纳的“Afrochella Festival”节庆，想出这个主意的是阿卜杜尔·卡利姆·阿卜杜拉（Abdul Karim Abdullah）。 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刚刚经过漫长的一夜，抗议来到了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他的家所在的一带。 “很多非洲人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也是他们的抗争，”他说。 “对黑人的不义在任何地方都是不义，我们应该站起来，团结一致对抗。” 在美国的非洲人与“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动人士一起游行，支持反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抗议，捐钱给社区公义活动，并且组织自己的活动，显示黑人族群的一致性。 “黑人受到最多不公对待” 在美国不同地方的公众活动当中，有手持非洲国家国旗或者非洲各种语言标语的抗议者出现。 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政厅门外，贾达·沃克（Jada Walker）含泪向游行的人群说：“在这个地球上，有色人种的人们，特别是黑人，是最受到不当对待、最被错误评价和误解的族群。” 她担心她那个有特殊需要的两岁外甥长大之后会面临什么。 “当他像他父亲一样长到6尺8寸，不擅沟通，同时又长得像警察想找的人时，警员会怎样对待他？” 由于美国警方对黑色或棕色人种执法时的暴力往事，所以父母总是很警惕。 伊夫拉·厄德古恩（Ifrah Udgoon）出生于索马里，现在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当中学科学课老师。她一直为自己13岁的儿子而活在恐惧中。 “每过一天，都会有种意识，就是不久的将来，或者现在已经是，他在人们眼里就会从可爱变成有威胁性，而我为他的天真而心碎，”她在南非《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撰文说。 厄德古恩女士点出了一个很多非洲移民都感觉得到的挣扎：“人们期待，我来到这里就应该感恩，但我是否已经将灵魂卖给魔鬼了？” 阿卜杜拉将Afrochella看作是一个平台，将散居的黑人面对着一些像这样看起来棘手的障碍时，能够将他们团结起来。 “我查探来自海地、贝宁、圣文森和格瑞那丁等国家的黑人朋友，因为歧视是没有国籍之分的。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影响着我们所有人。” “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公义，走到我开始找到恰当的语言。我试过被截停、搜身以及被种族化地标签。这场抗争是我的抗争，”阿卜杜拉说。 这不仅是他为像他这样的非裔美国人抗争，而且是一次为了作为黑人有权在美国得到安全的抗争。 我又重听了凯伦给我的语音留言，因为她的结论很深刻：“我想现在，显现出来的是反黑人，而它唤起的觉醒是，我们很多抗争都是彼此相连的，它们不一样，但是互相之间非常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