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苏宁：中超新科冠军“停止运营”与中国职业足球的多重困境
新冠疫情之下，世界各国职业足球环境都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化和困境，但是对于试图对足球发展作重大改革的中国来说，2021年初面对的状况尤其尴尬。
2020年，江苏苏宁夺得队史首个中超联赛冠军。 刚刚过去的周末，此前被媒体报道有财政困难、半年来一直寻求转让的新科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足球俱乐部（原江苏苏宁）宣布，即时停止属下各球队的运营。 声明表示“期待社会有识之士和企业与我们洽谈后续发展事宜”，但是中国媒体称，假如球队未能找到买家接手，这支在去年夺得球队历史首个中超冠军的球队将面临解散。 球队的母公司、同时拥有意大利甲级联赛球队国际米兰股权的江苏苏宁集团在本月较早前表示，将会集中资源在核心的零售业务上。 在夺得顶级联赛冠军之后三个月即宣布球队停止运营，这在职业化的世界足坛绝无仅有。 但是冠军球队停运的消息，只是中超联赛和中国职业足球近半年以来一连串变动和不确定性当中最新近和最具代表性的一宗事件——它反映的，可能是中国足球新一轮的尴尬现状。 困境不止是苏宁 江苏队前称江苏苏宁，今年较早前因应中国足协对职业联赛球队除名“去企业化”的规定改名。 在2015年由苏宁集团接手之后，江苏足球俱乐部成为中国职业联赛财力最雄厚和成绩最好的球队之一。 2020年11月，在因新冠疫情临时改制的赛会制中超联赛决赛当中，江苏队击败八届冠军广州恒大，赢得队史上第一个中超冠军；江苏女子队也取得过巨大成功，在2019年赢得中国女足超级联赛冠军，并在2017至2019年连续三年赢得中国女子足协杯冠军。 期望成为世界足球强国的中国，在近年因为中超联赛球队纷纷投入巨额资金收购顶尖外援和外籍教练引起世界关注，江苏也成为这个潮流当中的一股力量。 特谢拉是中超最高身价的外援之一，但是在夺冠后他拒绝与江苏队续约。 江苏苏宁曾聘用执教过英格兰代表队和西甲皇家马德里的意大利名帅法比奥·卡佩罗（Fabio Capello），还曾分别以5000万欧元（2016年时高于当时利物浦的出价）和2800万欧元的转会费引进两名著名巴西外援特谢拉（Alex Teixeira）和拉米雷斯（Ramires）。 2019年夏天，该队更一度接近签下皇家马德里的威尔士国脚、曾打破世界转会费纪录的加雷斯·贝尔（Gareth Bale，加列夫·巴尔）。 但是，在2020年全球体育产业受到新冠疫情大流行打击的同时，中超和中甲多支球队的财政出现不确定性。 2020年赛季中期，江苏被揭露欠薪导致球员一度罢练，即使夺得中超冠军，但是由于疫情的打击以及中国足协对新赛季的“限薪令”等多重因素，仍然有多名主力球员在赛季后一直未与球队续约。 随着特谢拉在上赛季结束后拒绝与江苏队续约，功勋教练科斯明·奥拉罗尤（Cosmin Olaroiu）在今年2月宣布与球队解约，有关江苏队以至中国联赛各队财政现状的疑问也逐渐出现。 在江苏队宣布停止运营之前约两星期，上赛季的中国足协杯冠军山东泰山（前称山东鲁能）因为欠薪纠纷问题违反了亚洲足联（AFC）规定，被撤销2021赛季的亚冠资格。 另一支老牌中超球队天津津门虎（前称天津泰达）亦深陷财政危机，有报道指，母公司泰达控股已上报政府部门，表态将放弃球队运营。 据报道指，江苏队目前尚未支付球员上赛季中超联赛冠军的奖金；而苏宁集团此前寻求以底价零元出让球队，但是有报道指，接手的买家须负担约5亿人民币的债务。 波及亚欧足坛？ 江苏队的暂停运营，不仅令此前已经撤销山东泰山队参赛资格的亚冠联赛再度需要进行参赛队的递补和变动，而且引发了外界对苏宁集团持股的欧洲劲旅国际米兰（Internazional）是否会受到影响的猜测。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较早前曾表示将会集中资源在零售业务上，“不在零售主赛道的，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这一连串的发展引发联想，因为除了江苏队之外，苏宁集团的足球投资业务还包括国际米兰俱乐部，以及英超和意甲的转播权等。 苏宁在上赛季已经就英超转播权与英超联发生争端，已经在英国成为官司，而意大利媒体在本月较早前也报道，苏宁已经失去了意甲的中国大陆区转播权。 意大利媒体还猜测，苏宁可能会被迫放弃国际米兰俱乐部的股权。 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最前者）在2016年作为球队老板出现在国际米兰俱乐部。 分析：苏宁停摆对国际米兰的冲击？ BBC体育部记者西蒙·斯通（Simon Stone） 中国政府似乎正在缩小对中国足球的投入，减少赞助和电视转播权，因为成本巨大，利益却仍然细碎。 欧洲的情况显然是不一样，但是国际米兰的拥有者一直在寻找其他投资，至目前还没有找到，因为他们的薪酬总额很高。 苏宁也是至2022年的价值5.64亿英镑的英超中国区转播权取消事件的主角，此事对于英格兰的顶级联赛俱乐部有很大的财政冲击。 苏宁身上的不确定性将会在欧洲引起广泛的不安。欧洲足球的中国资金有所减少已经在其他例子可循。西布朗就是其中之一。甚至是狼队的所有者复星集团，虽然仍然在投资，但是也在狼队主场莫利纽球场的扩建事务上大幅减少了投入。他们原本是希望将球场扩建至可容纳4万人的。 国际米兰当然是一个更大的俱乐部，而且随着他们大有机会夺得2010年以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他们的球迷肯定希望，他们此前得到的承诺是真的。 冠名改革：“去企业化”惹的祸？ 在新冠疫情令中国职业足球联赛充满不确定性的同时，另一个因素在各支球队的前景考量之上增加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去年底，中国足协颁布规定，要求职业联赛俱乐部名称必须“中性化”：不得包含具有商业性质的名称，不得使用非汉字。 这意味着，自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一直在产业链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企业冠名制度将要结束，持份企业将不再对球队有冠名权。 球队名字“去企业化”并不是突如其来的政策，它是习近平的中央改革小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的一部分。不过在方案中，“去企业化”并没有具体的执行时间表，而是“鼓励具备条件的俱乐部逐步实现名称的非企业化”，以此“推动实现俱乐部的地域化”。 中国足协在2021年将它变成了执行规定。 在平常的环境下，这一规定亦足以令各俱乐部背后的资助企业对多种因素作重新考量；而在新冠疫情导致比赛必须闭门进行、各产业均受到冲击的背景下，它更加引发了争议。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去年底提出中国职业足球队名称中性化的规定。 与欧洲历史悠久的百年足球俱乐部文化传承不同，中国以及日、韩等亚洲国家的职业足球在起步阶段都极大地依赖了企业的赞助和投资。其中冠名权是企业投资职业足球队的一大动力——恒大集团近年对广州队的巨额投入和资本运营，为这支过去从未赢得过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的球队带来了八个中超冠军和两个亚洲俱乐部冠军联赛（AFC Champions League）冠军，同时令“恒大模式”一度备受关注。 但是，有一些观点认为，企业主导的球队运营不利于各球队在各地域扎根和各地足球文化的传承，因为不时会有球队股权转移导致球队被搬到另一个城市甚至另一个省份的事例。 而另一方面，像北京国安、长春亚泰、天津泰达等等被同一企业冠名多年的球队，在球迷和足球界人士眼里，本身已经成为球迷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去企业化”反而令文化传承断裂。 北京国安俱乐部队名来自企业冠名，但是多年来已成为球迷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今年较早前，中超球队河南建业在宣布按中国足协规定拟更名为“洛阳龙门”之后，据报许多球迷组织以解散、退票、烧球衣等方式抗议，亦在球迷到俱乐部门前下跪请愿不要改名。 北京国安则一度有消息称球队试图通过股权转让来保留原名，但被媒体预测大概率不会实现，届时仍须改名。 而进一步引发争议的是由上港集团拥有的原上海上港更名为“上海海港”获得中国足协通过。批评者称，新队名仍然可以被简称为“上港”，而曾经是上港集团董事长的陈戌源作为现任中国足协主席批准了这一名字，引发球迷发声抵制。 一道中国足协声称为推动足球文化发展的规定，在媒体所指的“一刀切”执行方式下陷入两难局面。在疫情令经营环境转差的背景下，这一规定被认为可能是令投资企业降低对足球投入程度的导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