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六四烛光晚会30年来首次中断，新《国安法》阴影下的集体纪念是否还有未来
每年6月4日晚，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有数万乃至数十万支蜡烛照亮夜空，为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大屠杀中的受害者悼念。今年是 烛光晚会举办30年 来首次中断。
在中国大陆，“六四”一直是禁忌话题。但30年来，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都会举行“六四”纪念晚会，不论风雨，烛光依旧。 香港警方近日以担忧肺炎疫情扩散为由，援引用于防控新冠疫情的限制聚会紧急法令，对今年悼念1989年“六四”死亡人士的烛光晚会发出禁令。同时，随着中国全国人大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在不经香港立法会审议的情况下，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恐怖活动和外部势力干预”等内容直接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并且即将在两个月内生效。很多人担心，万人同举烛光、高喊“结束一党专制”的场景将永远进入历史。 美国著名汉学家、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对BBC中文说，“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 在中国大陆，“六四”一直是禁忌话题。历史教科书中不会提及，官方新闻媒体不会回溯，更不会有任何官方纪念活动。只有香港和澳门是中国境内可以公开举行“六四”悼念活动的地方。香港维园的烛光晚会是唯一成规模的集会。澳门今年的集会也同样被禁。 消失的集会 受新冠肺炎防疫法令与《国安法》双重夹击，香港悼念“六四”事件困难重重。 受肺炎疫情影响，香港禁止八人以上聚集，这轮“限聚令”刚好以6月4日为节点。“六四”纪念活动的主办方“香港支联会”承诺，督促参与者保持1.5米距离，但集会仍未被许可。而日常生活里，在警方发布禁令时，一些学校已经复课，大部分餐厅、酒吧开放，在这个山城狭小的空间里，许多地方布满人群。 香港支联会全称为“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该组织在过去30年来连续主办了“六四”烛光纪念晚会。 “97年有人问，这是不是最后一次。03年也有人问，这是不是最后一次。大家觉得这是对一国两制的测试。没想到今年断在这里。”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有点沮丧地说。 李卓人从没想到，从1997年中共收回治港权，到2003年“沙士”病毒（SARS，又称萨斯）在社区大规模爆发，加上当年《基本法》23条立法的紧张情绪，都未能阻止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晚会。这几乎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允许香港人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最好实践。然而今年，新冠疫情堂而皇之地成为官方拒绝集会的理由。 不仅在香港的社运人士不满这种安排，国际上知名的关心中国的学者也为此不平。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中）号召香港人，让今年的烛光“遍地开花”。 “这显然是政治打压”，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维园的集会是为了庆祝‘一国两制’的成功，那么新冠病毒就不会横加阻碍。” 知名中国法律学者、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也对BBC中文说，“在透明度太少的政府系统中，有一件事情是透明的——‘六四’禁令的借口不可信。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显然不想让港人有机会对‘六四’发表意见，不管是1989年还是今天。”孔杰荣长期关注中国司法改革，提倡人权。 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对香港今年失去“六四”烛光晚会表示痛心。目前流亡美国的周锋锁对BBC中文说，“过去三十年里，香港的烛光对于当年‘六四’的亲历者，特别是国内的受难者家属来说，是最大的安慰。每年也有很多人专门从大陆到香港参加，对他们来说，仿佛一种朝圣。” 周锋锁形容香港的烛光是中国大陆和海外民运人士“坚守正义的明灯”，如果这盏明灯熄灭，将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损失。 维园集会虽然没有批准，但李卓人呼吁香港人在不同地方悼念，以烛光“遍地开花”的形式纪念“六四”。 香港支联会计划当晚在各区设街站，派发蜡烛，并呼吁市民在晚上8点9分集体默哀一分钟。部分成员也会在晚上7点八人一组分批进入维园，举起蜡烛，举行简单仪式。 强调“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这样一个担心和现实：六四正在被遗忘。 习近平上台后，西方对于通过经济合作推动中国自由民主的幻想已经破灭。 为什么还要记得“六四”？ 每年“六四”期间，中国大陆的社交媒体都面临严格审查。涉及当年抗议活动的图像、人名等贴文都会自动屏蔽，无法显示。对于中国大陆，1989年6月4日那天的事仿佛消失于历史，不曾发生过。 在香港，随着言论空间收窄，加上人大刚通过的新《国安法》草案，很多人担心，香港人也将对“六四”面临集体失忆。 孔杰荣表示，“香港的命运已经注定，尤其是考虑到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立法和最近全国人大的决定。香港将步入澳门后尘，向失忆屈从，这是长期以来中国大陆被迫承受的。” 林培瑞说，“‘六四’与今天的香港息息相关，因为它生动地展示了中共的真实本质。香港今天面对的是同样致命的本质。”信息封锁、言论受控、以超越法律的手段打压异见等等都被认为是中共极权的本质。 周锋锁说，“六四”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却是“一个常新的话题”。他认为中共极权不仅造成了“六四”的悲剧，也导致了最近的新冠疫情爆发。他说，病毒大流行是“因为没有自由、人民不能发出声音，甚至医护人员也被禁止谈论，造成的世界性灾难。” 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诉求导致的天安门流血事件给中共带来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1989年5月14日，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抗议 在“六四”31周年前夕，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非赢利公共福利组织“人道中国”举办了网络纪念活动，悼念“六四”死难者。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林培瑞在纪念会上陈述了多个需要记住“六四”的理由。 林培瑞特意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害。同样，今年的新冠病毒以来，我们也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死亡。‘六四’和病毒死人的原因不同，方式不同，许多其他方面都不同。可是有一点是一模一样，共产党宣布数字，不是根据实际情况，是根据它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算成的结果。” 中国官方将1989年6月4日对学生和市民的屠杀称作镇压“反革命暴乱”，并称有两百名平民及几十名安保人员在镇压中死亡。不过，在“六四”事件中死亡的人数一直遭到质疑。外界的估计从几百至一千人不等。英国在2017年解密的文档中显示，时任英国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Alan Donald）在1989年6月5日后发出电报称，“六四”事件中，中国军方杀害了至少一万人，而该消息来源是某个正在“传递消息的人”。 对于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死亡人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都曾提出质疑。中国在今年4月修改了疫区中心武汉的死亡数字，上调接近50%。官方称，由于疫情早期有患者在家中病亡，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现象”。而统计标准依然受到质疑。 中共当局始终禁止对“六四”进行反思、纪念与公开讨论。大多中国人拥有了比31年前更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也在为“六四”付出代价。图为2016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中国游客在参观升旗仪式。 “六四”纪念还有未来吗？ 香港支联会秘书长蔡耀昌说，过去3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虽然没有达到“建设民主中国”的作用，但至少每年提醒人们记住这一天，令政权不能够忽视这段历史。 “这也让支联会继续支撑纪念活动责无旁贷，”他对BBC中文说。 中国全国人大5月28日通过香港《国安法》立法决定，正式获授权进行香港《国安法》立法工作，由于法例以绕过香港立法会的方式直接放到《基本法》附件三，香港民主派及法律界担心这种做法削弱香港“高度自治”，包括香港支联会在内的整体香港公民社会都感到措手不及。示威人士、媒体、法律界、民主派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与外国政客有联系的政客等等，全部都有可能受到《国安法》的影响。 蔡耀昌说，“目前的忧虑有点像97之前，大家担心，支联会会被取缔吗？” 香港市民对北京决定直接制定国安法有何看法？ 中国人大以2878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1人未有按键下，通过香港《国安法》决定草案。 “但不管怎样，都不会比内地环境差。当《国安法》真正到来，我们也对更差的环境有所准备，会尽力在各方面争取更大的空间。”蔡耀昌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香港支联会在过去几年受到本土派的批评，认为“平反六四”不再是香港人的事，而应该将焦点集中在本土诉求上。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调查，2015年“雨伞运动”后，认为“六四”晚会为了“争取中国民主化”的比例明显下降，而认为“争取香港民主化”的比例上升。 不过，去年因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强调“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似乎令这种趋势减弱。蔡耀昌说，近来支联会受到的批评减少了，并且由支联会筹办的“六四”纪念馆也因为多了“反送中”相关的展览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在台北，一批香港和台湾学生示威抗议港版《国安法》。 加上今年多了对香港特区政府和警方处理集会的不满，蔡耀昌认为，在今年的“六四”纪念中，“本土抗争的意义比以往大”。不过，他说，香港公民社会接下来面临如何凝聚的困境。 林培瑞认为，即便限制在中国国内，香港民主运动依然有发展空间。他说，“在中国国内，对中共的不满和抗议比表面上看到的多。中共在维稳定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支持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延续未来的民主运动。他说，“我希望那些选择留下的和多数不能离开的人，即便在当前艰难的环境中，也能找到一种方法，对即将来临的不公命运进行富有创意的、完全和平的抗议，让历史为之一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