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权成为“女拳”：中国的女性主义者为何在互联网遭到“反击”
去年年末，当以在脱口秀中对男性进行犀利讽刺而著称的喜剧演员杨笠再站上舞台时，并没能让所有人都捧腹大笑。
在中国，一些批评者将女权称之为“女拳”，但也有一些女权人士采纳了该称呼，认为它能体现女权主义的力量。 在七分钟的演说中，身穿宽松白色西装的杨笠面带微笑地与台下观众分享自己对于男性的观点，她用带着几分调侃的语气说：“男人还有底线吗”。这似乎点燃了一个积蓄已久的火药桶。 一些知名人士公开向杨笠的脱口秀开火，感到被冒犯的网友也纷纷发帖批评她“侮辱男性”。一个活跃的反女权账号更发起一场运动，号召网友们给中国媒体监管部门递交投诉信，举报杨笠和节目“宣扬仇恨”、“制造性别对立”。 尽管杨笠并未公开表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在社交媒体上，纷至沓来的批评留言都用“女拳”的字样形容她和她的支持者。 在汉语中，“拳”和“权”同音。过去一段时间里，“女拳”这个词被越来越多的中国网友用来形容他们认为激进的支持女权或反对男性沙文主义的人。 “她们就知道无理取闹，什么事都能上升到男女对立上去，然后开始打拳啊”，23岁的江苏大学生小杨对BBC说，他只愿意透露自己的姓氏。 读大四的小杨常在网上批评女权主义者。他认为“女拳”这个谐音词相当贴切，因为“拳头”正体现了他眼中女权主义者胡搅蛮缠、胡乱出击的样子。“他们不是要平权，而是要特权，”他说道。 但杨笠后来回应称，她的话之所以在很多女生中反响热烈，是“因为观众觉得有共鸣”。 在中国，女权运动曾是一种长期存在但小众的呼声。2018年，来自好莱坞的#MeToo运动传入中国，并掀起了一阵女性对性骚扰和性侵者的控诉潮，这让女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讨论。但与此同时，女权主义者在互联网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击”。 “出圈” 2012年6月的一天，当上海繁忙的南京西路地铁站出现了两名头戴黑色头巾的蒙面女子时，不少人感到惊奇。她们手里分别拿着两个平板电脑，一个写着“要清凉，不要色狼”，另一个写着“我可以骚，你不能扰”的标语。 她们是两名女权主义者，来到这里是为了抗议上海地铁在社交媒体上的一则言论。此前，上海地铁第二运营公司通过官方微博发了一张显示一名女性穿着半透视黑色纱裙的图片，下方的配文称：“乘坐地铁，穿成这样，不被骚扰才怪”，这让一些女权人士认为是在将性骚扰的责任推卸给受害者。 尽管只是简单地驻足展示标语，但对中国这个此前鲜有与性别相关的运动的国家来说已相当罕见，这次事件被很多中国女权活动人士视为首个公开进行的反性骚扰活动。 2012年，中国的几名女权人士通过“带血的婚纱”行为艺术，抗议家庭暴力。 三年后，一场未遂的活动成为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另一个里程碑。五名女权人士因计划举办一场提高公众对公共交通性骚扰关注度的活动被警方拘留了逾一个月。这一事件引发海内外高度关注，被称为“女权五姐妹案”。 尽管在这几年中，中国各地的女权人士举办了各种“脑洞大开”的行为艺术展或温和抗议，例如占领男厕所或身穿带血的婚纱来呼唤社会关注公共厕所男女厕位不均衡和家庭暴力等问题，但学者认为，当时互联网上的共鸣者并不算多。 “我们当时一直在跟上海地铁的活动，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有调查的结果是有70%的人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性骚扰和穿得少就是有关系的，”中国女权主义学者熊婧对BBC说。当时，她所在的中国知名女权自媒体“女权之声”跟踪报道了这一活动。 熊婧认为，2018年夏天席卷中国的#MeToo运动是让女权思潮在中国“出圈”的标志性事件。她表示，直到这一年，普通人前所未有地关注到女性所遭到的性骚扰和性别欺压。 2018年席卷中国的#MeToo运动被视为是女权思潮在中国“出圈”的标志性事件。 据不完全统计，从2018年1月至9月，有超过30名中国社会名人被控曾进行性侵或性骚扰，被控者涵盖学术界、公益界、宗教界和媒体界等多个行业。其中，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因此落马。另一关键案件——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被控性骚扰女实习生案——去年12月在北京海淀区法院开庭。 除了性侵与性骚扰，家庭暴力也不断成为中国网民议论的话题。例如，2019年知名的仿妆艺人宇芽公开自己被前男友拖到电梯中施暴的录像，以及2020年藏族网红博主拉姆遭前夫泼洒汽油纵火去世等话题，在微博上均有数以亿计的累计阅读量，很多网友纷纷呼吁当局加强《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的执行。 “女拳”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关注和坦率地说出生活中碰到的性别歧视和不愉快经历，反对声也随之而来，有人指责她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极端的“女拳”分子，还有人质疑她们加剧了社会撕裂。 例如，在杨笠因此次脱口秀而引发争议之前，她在去年夏天因脱口秀中的另一句话惹恼了很多男性：“他明明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普通，但是他却可以那么自信？” 当时，她正将男性与女性进行比较，她表示相对于很多不自信的女生，男生无论在长相和学业上都更加自信。这句话后来成为很多女权主义支持者标志性的口头禅，用于批判不尊重女性或有大男子主义倾向的人。一些人还创造了“普男”等简略版词汇。 “为什么要将男性一棍子打死？”表示不喜欢“普男”这个词的小杨说。“她们可以批评一个具体的人，但不能说男性都怎么样怎么样，这对其他的男性不公平。”他还认为，一些女权人士如今在依靠女权“收割流量”，用出格的话吸引粉丝。 对这句口头禅感到不满的人还包括国际关系学院法学教授储殷，他在抖音上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你真的以为你是小公主吗？”他反问道。“没有公主命，还得了公主的病。” 储殷在12月还撰写了长篇博客文章，批驳杨笠等人在搞西方社会的“性别政治”。他警告这是资产阶级“为了瓦解劳动阶层的团结而制造出来的社会运动”。 围棋世界冠军柯洁曾与女权人士在互联网上交火。 与女权主义者多次交锋的知名人士，还有被称为“棋王”的柯洁。 今年23岁的他曾多次代表中国获得围棋世界冠军，但他在微博上的很多帖子被认为不尊重女性，其中包括他将一名女明星的生产比喻为“下蛋”、嘲讽女棋手相貌和使用emoji符号讽刺女权人士是“女拳”等。这引发了他和女权支持者之间旷日持久的网上对战。 2020年5月，柯洁被云南省提名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但一些网民很快发起举报运动，向当局发送了其进行网络骂战的截屏，最终他没有入选。 是否极端？ 现居美国的吕频是中国知名的女权活动人士。她承认如今中国支持和反对女权的声音在不断变得“极化”，两者也在很多不同问题上势同水火。 “我能理解一些观点，让另外一个性别会有些尴尬，”吕频对BBC说。“你发现现在也没有中间立场了，中间的地带在不断缩小。” 吕频认为，一些激进的发言没有“在就一个具体的性别权利问题提出一个协商，而是不自觉地把这些问题与另一个群体所对立”，当进行到这一步时，另外一个群体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回旋的余地也比较小，从而导致反弹。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20年4月，一名微博用户发帖讲述自己在女权意识觉醒后试图让孩子改成母姓却遭到反对，最终决定离婚的经历。此事一出便引发中国网友们的激烈争执。一些女权支持者认为这是正当的要求，但反对者指责她“小题大做”，在炒作性别议题。 2017年，一名妇女正在参观上海的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展览。 随着争议发酵，很多网友前往让孩子随夫姓的网络名人“Papi酱”社交账号留言，批评她标榜自己是“独立女性”却不注重“冠姓权”，甚至使用了一些侮辱性的绰号，这一度引发了社会舆论对女权的不满。 不过，吕频认为造成该现象的更主要原因是女权人士提出的很多问题和政策性期待长期没有被认真对待或获得回应，其中包括很多“制度性问题”，让很多女性觉得能通过协商解决诉求的空间很小。 让中国很多女权人士失望的是，今年新实施的《民法典》中，中国的立法部门不顾舆论反对，在离婚程序里增加了30天冷静期制度。这使夫妻双方获准离婚之前，双方有时间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一些人担心家暴受害者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内遭到更多暴力，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女性。 此前，中国便出现了诸多遭到家暴却“离婚难”的案件。2020年8月，河南省商丘市的一名24岁的女子被丈夫狠狠殴打后，从窗户跳下逃生，导致双下肢截瘫。但当这名女士试图和丈夫离婚，并向法院提供了这一事件的闭路电视录像作为证据后，法院拒绝批准离婚，并要求双方调解处理。 中国新颁布的《民法典》在离婚程序里增加了30天冷静期制度。 后来，她将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在愤怒的舆情面前，法院批准了她的离婚。 此外，很多女权人士在#MeToo运动中呼吁建立高校防治性骚扰机制，也在经历了民间大讨论后变得遥遥无期。2020年中国高考结束后，一个民间组织给中国的55所大学打了电话，询问学校是否有防范性骚扰的措施，但没有一所表示有反性骚扰培训、申诉渠道或调查处理机制。 “天然的同盟” 中国女权主义者面临的反击并不是特例。#MeToo运动后，世界上一些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对于女权主义的质疑甚至是反对声浪。 在传统保守思想深厚的韩国，随着女权主义一路高歌猛进，一些感到不满的男性站了出来，走上街头进行反女权示威。组织者表示，他们致力于“争取法律公正、反仇恨和真正的性别平等”。 在法国，巴黎市政府在上个月被意外地罚款90,000欧元（约合110,500美元），原因是市长在2018年任命了更多的男性晋升，被认为违反了法国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 但吕频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女权主义者面临的舆论压力与来自政治的压力紧密相关。 “我们的政府的确从来都没说支持男权，但实际上中国本身是一个父权的政治，这些指责女权的人拥有的制度性支持永远比女权主义者要多，”她说道。 弦子控朱军性骚扰案去年12月在北京开庭，很多支持者前往声援。 她表示，因为女权挑战了现有的文化和秩序，女权主义经常被贴上“影响社会稳定”的标签，在一切以稳定为优先的中国，反女权人士拥有了“天然的制高点”。 2018年，在#MeToo运动风起云涌时，拥有近20万粉丝的“女权之声”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审查者永久封禁。一些读者和女权人士写信向百余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呼吁关注被封号一事，但未收到任何回复。还有人向网信部门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但也杳无音信。 “（政府）不仅是他们拉的一个保护伞，而是他们本身就是天然的同盟，”她补充道。“现在很多人说女权是境外势力。他们的这种话术为什么会有效，因为他们完全复制和延伸了政府的话术。” 2020年12月，在上文提及的央视知名主持人朱军被控性骚扰案开庭前，有百余名支持者前往法院门口声援指控者弦子，但这一事件几乎未见诸报端——中国并没有禁止媒体报道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的法律条款——唯一报道该事件的媒体“财经网”在发稿后的数小时内突然删除了相关报道，但未给出原因。 法院后来宣布休庭。与官方媒体的沉默形成对比的是，不久后很多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博主在未提供证据的情况下，指责弦子“勾结境外势力”，并通过舆论干扰司法。 改变 尽管中国的女权运动遇到了很多阻力，但熊婧对于女权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她称，并不担心女权被“污名化”。 “批评声大，首先是因为赞同的声音是更大的，”熊婧说道。“在中国，相比于很多其他的权利问题，女权还是有一定的合法性和存在空间，来让大家慢慢推动这个议题。” 例如，一项全国性的草根运动正在推动在中国大学和中小学的女厕外设立卫生巾互助盒，以打破月经耻辱。该计划目前已拓展到中国至少338所学校。流行歌手谭维维在电视演出中演唱了由真实家暴案件改编的歌曲。 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则在去年7月宣布，将向公众开放家暴历史查询系统。婚恋对象只需要提供正式身份证、结婚伴侣的身份证资料，即可查询。 熊婧认为，如今很多人对于女权运动仍缺乏了解，认为这是“没事找事”，但这“并不局限于性别议题本身”，而是处于某一种优势地位的人很难通过同理心了解和自己处境迥异的人的想法。 “比如你在晚上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有人跟在你后面，一般的男人是不会觉得是一个多么恐惧的事，但这种不安感是女性几乎天天都要忍受的，”熊婧说道。“男性需要跳出自己的视角。” 在杨笠的脱口秀引发争议后，曾在中美两国都小有名气的脱口秀演员黄西公开表示赞扬。“她嘴里的‘男人’并不是指所有的男人，是指一些没底线的男人……她抖的包袱是很多男性的盲点，也许因此不被认可。​” 熊婧表示，尽管性别不平等的受害者或受影响最大的人是女性，但男性也同样是受害者。 “很多男性本身也因这种文化背负了沉重的期待，比如要买车买房、要挣钱，他们当然会有压抑，会有不满，”熊婧补充道。“但他们应该想一想什么才是真正需要改变的东西。” 绘图：戴维斯·苏里亚（Davies Sur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