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读随想李光耀:洛克，柏拉图，还是马基维利？
“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到时候，没有法律应该容让民主进程流产。” —— 李光耀，1955年
李光耀坚信自己向来都以民众和社稷为重 近几年有关李光耀的访谈录、回忆录接二连三地面世，层迭起来几近两尺，英文原版大部分由“国家喉舌”海峡时报出版社主理，中文版则在各地有不同版本。如果《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2012年出版）可以被视为这位当时年近九旬的建国之父跟年轻世代辩论核心国策，那么《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 —— 新加坡双语之路》(2011年出版)要辩论的更是核心的核心 —— 语言从来都不只是一种技能，更是国家建构之本。此外，为开国元勋“造像”自是不可或缺。 李光耀辩才无碍，没有太多人会质疑。不过如果有读者期望可以透过访谈录去跟他认真地神交论道，难免失望。《硬道理》厚逾四百页，负责采访的大都是比较年轻的新闻工作者，李光耀对所有问题都斩钉截铁雄，毫无避忌虚饰，关键是大家期待《海峡时报》的记者可以问得有多尖锐、到位？他们都触及到读者正在磨拳擦掌的课题，却几乎都不会用犀利的问题去拮问要害所在。记者会问“行动党能否屹立不倒？”，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不怕被替代，因为反对派根本就没有政治人才。支持者赞赏他潇洒自信也好批评者不屑他尖酸辛辣也好，反正记者就不会捧着罗兆强的《白色风暴：新加坡的新仇旧怨》（2010年出版）去请李光耀逐一交待，半个世纪以来那一大批政治异见者怎么入罪、下场如何？记者问他“很多人说，他们害怕人民行动党。这里有让人恐惧的氛围，对异议的镇压等等。”李光耀反问：“不对，不对。你害怕吗？”记者马上稀释：“既然我在问你这个问题，显然我不害怕。”李光耀咄咄追问：“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有什么好怕？”记者当然不敢直截了当地质问他，选举时的选票编号措施，事实上算不算记名投票？而这种“让人恐惧的氛围”，跟人自信不自信有什么关系？ 新闻工作者理应知道什么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吧？我不肯定新加坡的新闻工作者对捍卫这种自由有多执着，但相信当中没几位会忘记Singapore Herald和Eastern Sun在1971年是怎样被政府关门大吉 —— 罪名是“不明外国势力介入”。有关回忆李光耀，最令我兴奋的新书其实是去年出版的LKY: Political Cartoons，新加坡政治讽刺卡通大师Morgan Chua四十多年来的杰作选集。当年Singapore Herald被禁，据说就跟Morgan Chua的卡通有关；他在翌年发表的一张名作（也有编入LKY），恰好以香港传媒为题：李光耀在香港的红灯区落荒而逃，衣履不全的他边跑边埋怨这里的传媒“无王管”，跟新加坡相比，”香港根本没有人在尝试建构一个国家。” 对李光耀而言，有甚么比国家建构更重要？又有什么比国家建构被受威胁更让人恐惧？Singapore Herald被禁之后二十年，亦即是李光耀从在位超过31年的总理职务卸任之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部队在哥打丁宜举行联合军事演集。李光耀在《硬道理》一开始就用这个掷地有声的故事提醒年轻一代，这个被受列强唬吓的蕞薾小岛，能不时刻戒慎恐惧？新加坡必须要有强大的国防（按2010年数字，新加坡人均军事开支全球第四），优越的经济，否则何以屹立？这种意识形态几乎贯串了他所有的访谈录、回忆录。在新千禧年出版的《李光耀回忆录》，厚逾1,500页的结论是以希腊、雅典城邦模拟今天的新加坡：伟大如希腊、雅典，终也逃不过惨遭洗劫灭绝，难道新加坡就没有消失的可能？心须坚持经济进步、社会和谐、唯才是用，那种消失的可能才可大大减少。于是，政府制度、政策、行为的方方面面都因应国家建构这使命来筛选，民主制度和新闻、言论自由也不得幸免。 《李光耀观天下》（2013年出版）书中强调，新加坡必须要由干练英明的优才当政治领导。 对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择善固执的朋友，固然视李光耀不少政策、行为为独裁者之举而齿冷，但也有好些西方观察家承认他的治国之道令新加坡成功，是对失效频频的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或者索性叫西式民主）竖起一面“照妖镜”（例如美国The World Post的主编Nathan Gardels） —— 不采用西式民主，新加坡不也是一个亮耀全球的经济奇迹？今天在经济上百病缠身的是西方列强还是新加坡？目光短浅唯利是图庸碌自私的政客，充斥在西式民主制度当中的多，还是在新加坡的多？他的好些辩解也许似是而非，例如在《硬道理》和《李光耀观天下》（2013年出版）中都强调，新加坡必须要由干练英明的优才当政治领导，但这些人都不愿参加西式民主当中那些风高浪急阴险伪善的竞选，那仅能选出只懂得摆姿态做秀的庸才，所以新加坡需要设计令这些优才得以顺利上位的特殊制度（例如集选区制），否则早就沦落云云。20年前他在《外交事务》接受主编Fareed Zakaria访问时发表经典的“文化命定论” (culture is destiny)，否定了西式民主应该是亚洲／华人的必然选择，激发的学术辩论历久弥新。然而，他用新加坡实实在在的成就证明，西式民主的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在这里难称“普世”，“亚洲模式”至少能做到各擅胜长各取所需的态势。 读者不难意会Zakaria其实在用满有同情理解的方法去进行那次访谈，让李光耀得以从容地高谈阔论他的“亚洲模式”（反而是李光耀的言谈有点过度好勇斗狠）。像Zakaria、Gardels这类西方知识分子并不罕见，当你对世界的这一边爱之深责之切，就想去世界的另一边寻找睿智，李光耀是热门人选，因为他想到、敢言、成事。普立兹新闻奖得主Tom Plate在访谈录Citizen Singapore: How to Build a Nation（2010年初版）更尝试用政治哲学大师Isaiah Berlin有关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去定义李光耀：他可以对老百姓的政治、社会生活大大小小方方面面都“设想周到”，在波谲云诡的冷战当中游刃求生，狐狸的诸般聪明表露无遗；抑或，千头万绪还不过是为了国家建构和安全，专心致志一如刺猬？在政治领导上，他的信念则近似柏拉图主张的“哲王”治国。李光耀也坦言，与其奢谈一人一票的纯洁，他只对行得通的、成功率高的、在此时此处能够获得最好（here-and-now, the best-we-can-get）的方法感兴趣。虽然一直自称自己对政治哲学不感兴趣，但读《去问李光耀》（2013年出版），你可以听到李光耀向马基维利致敬： “在被敬爱和畏惧之间，我一向相信马基维利是对的。如果没有人怕我，我就没有任何意义。……至于群众在不同时刻怎么看待我，我认为完全不重要。……即使大家都反对，只要我知道这是对的，我就勇往直前。……我的职责是在下一次选举前，确保有充分表现，向人民显示，我可以让他们转过来支持我。” 李光耀：如果你相信民主，你就必须无条件地相信它。如果你相信人应该自由，那么他们就应该拥有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权利。 大家当然可以拿民众的一些怨言大做文章（例如近年的房价、新移民问题，2011年大选的得票率新低，等等），去想象新加坡领导人其实面对这样那样的威胁。可是，立国以来新加坡何曾不是面对种种威胁？但威胁产生“畏惧”，“畏惧”令群众“团结”，新加坡领导人不因威胁而选择随波逐流，而是藉“团结”去行使权力，改善劣势，这也许正是The Big Ideas of Lee Kuan Yew（2015年出版）告诉读者“李光耀思想”的吊诡之处。因为第二次工业改革成绩欠佳，行动党在1991年大选得票率低落，跟2011年的一次其实分别不大，但1997年大选不是强势回升吗？1998年民调虽然发现近五成民众埋怨政府施政前没有征询民意，只有不足三成民众认为政府能够接受批评，但信任政府治国能力的却高达九成，三年后2001年大选行动党的得票率更创造三十年来新高。过去十多年来多项民调都发现，受访者认为“作为新加坡人很自豪”的比率大多高企九成以上，2010年的一次是97﹪。 20年前“文化命定论”一刊出，后来成为南韩总统的金大中马上在下一期的《外交事务》撰文反驳李光耀，提醒大家比起英国的约翰洛克提出社会契约论早二千年，中国的孟子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了。在《新加坡双语之路》李光耀说：从政治选票的立场而言，要轻取最多数支持，只要以华语作为第一语言就可以了，但这样国家会分裂，也难以令小城邦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因此他坚持双语政策，“虽千万人，吾往矣”。李光耀坚信自己向来都以民众和社稷为重，他的思想中压根儿就不包括“闻诸一夫纣矣”的畏惧。与此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夸称自己建立了柏拉图式的乌托邦，那只是Gardels和Plate等人的说法；半个世纪以来大部分时间经济高速增长，政治稳定，社会冲突不多，民众认同感高，就是李光耀一生力所能及为新加坡小城邦建构的此时此处此模样。假如金大中和其他亚洲朋友对李光耀不以为然，是从民本主义出发，而不是洛克的社约论思想，那么用工具理性去检讨李光耀的民本主义成绩表，平心而论，能不算名列前茅？西方模式有多大把握足以超越？还是大家扪心自问，有多少民众愿意放弃（至少牺牲一部分）上述“新加坡模式”的成绩表，来换取社约论强调的天赋人权（民主的内在价值）、政权民授（民主的程序公义）？ 看看篇首的说话，作为英殖治下一位反对派领袖，32岁的李光耀何尝不也曾经是好些洛克思想的支持者？读他那一迭访谈录、回忆录，多少可以了解他怎样变成后来的李光耀。但也许更为有趣的是，在月旦李光耀的人当中，有多少人是真的认为他应该坚持“洛克”下去？又有多少人其实是遗憾他不够“柏拉图”，甚至还不够“马基维利”？ （责编：李莉） 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发表评论请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