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户籍改革的根本触及政治制度
举步维艰的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裹在一份中国官方公布的“公安改革方案”中，迈出了一小步。
户籍就像挡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一扇铁门：门外的人要推门而入，而门里的人却牢牢地攥住门把手。 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公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意见》的其中一条是将在中国城市中全面取消“暂住证”制度，逐步以“居住证”取代。 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以永久性的居住证取代暂住证，能给数以亿计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带来实际利益和方便，比如子女教育、购房买车等。 支持者说，这标志着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迈进了一步。 批评者则认为，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根本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社会转型。 身份的背书 生活的“入场券” 1958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逐步确立了一套世界上最严格的人口移动控制制度。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农民进城打工，他们及其子女的身份、权益、保障受到户籍制度的严重束缚和侵蚀。户籍制度引起愈来愈广泛的争议与指责。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在人民网强国论坛上承认，城乡户籍的差异存在超过60种的社会福利。 一个“城市户口”的含金量有多大？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的一份课题报告称，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涉及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城市户口附着太多有形或无形的福利，甚至是尊严和身份的象征。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户口实际上成了生活的“入场券”。 户籍制度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依然处于“务虚”状态。户籍就像挡在中国农村和城市间的一扇铁门：门外的人要推门而入，而门里的人却牢牢地攥住门把手。 户籍改革的症结 但是，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胡星斗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宣布彻底取消“暂住证”，至少是向前迈出了一步。胡星斗教授认为，以居住证代替暂住证，涉及到市场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配置、公民社会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从这个方面看它的意义还是重大的，因此推动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胡星斗教授分析说，中国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管控社会，或“说得更难听一点”，是专制社会的产物。一个现代社会中是没有“二元户籍制度”的。随着中国超着现代社会、法制社会的前进，户籍制度改革无法回避。 胡星斗教授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拦路虎”，一是旧的观念。一些官员仍然认为，二元户籍制度是实现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认为必须通过户籍制度将中国城乡分割开来，将中国各地区分割开来才能有效管控。 二是既得利益。如果农村人获得与城市人一样的权益，将会侵犯从个人到政府部门广泛的既得利益。 中国官方在宣布取消“暂住证”的同时又说，北京等少数几个农民工流入量最大的城市不在此列，农民进北京城打工仍需申请办理“暂住证”。 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对媒体表示，一次性将外来人口全部改成城市户籍人口，不仅对地方财政形成较大压力，也将会出现人口倒挂情况。在他看来，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根本没有办法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因为它们集中了中国全国最好的资源，福利与发达国家接近。要解决户籍，同时要解决含在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意味着政府的支出一定会向这方面倾斜，会使原来的居民福利受到很大的影响。 “钱袋子”与“权把子”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现代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很不以为然。胡星斗教授认为，“财政上承受不了”实际上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胡星斗教授说，即便是把1.6亿左右出外打工的农民工都城市化，按中国有关部门的花费测算，也就是一二千亿人民币，这笔钱中国是完全能拿得出来的。 之所以“拿不出来”，关键是中国的财政支出是由官员掌控的，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里由议会、也就是选举议员的老百姓掌控的。“钱袋子”掌握在各级官员手里，户籍改革侵犯他们的利益，他们当然不干。 胡星斗教授说，中国的户籍改革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制度必须转型。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说到底又与政治制度有关。中国的人大必须要能掌握“钱袋子”、人大代表必须能代表人民，这的确又涉及到政治改革。 （责编：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