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钮承泽导演：不放弃《军中乐园》在大陆上映希望
台湾导演钮承泽携影片《军中乐园》赴英，出席在爱丁堡电影节的首映活动之后，做客BBC接受专访。
钮承泽在BBC总部：不是我选了《军中乐园》这个题材，而是被这个题材选中。 影片《军中乐园》以1960年代末的台湾为背景，讲述阮经天饰演的新兵罗宝台（小宝）在与大陆厦门隔海相望的金门列岛服役，遭到两栖侦察营（海龙蛙兵）退训后，在“831特约茶室”，即军中妓院工作的经历。 由于“军中乐园”是台海敌对的特殊时期的产物，因此及富争议。直到最近，以这段充满争议的历史为原型的故事终于被“豆导”钮承泽搬上大银幕。 与政治和性密不可分的电影《军中乐园》不仅遭到来自各方的重重非议，更是由于导演因涉嫌带大陆籍摄影师进入禁地勘景遭起诉、被判处缓刑而引起轩然大波。 钮承泽在接受BBC中文网专访时详述拍摄这部电影的缘起、被判缓刑后的心路历程、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看法，并解释台湾电影的特色不会消失的原因。 子川：为什么要拍《军中乐园》这种题材的电影？ 钮承泽：2004年我读到参加当时报纸上征文比赛一篇文章，叫《我的第一次》，作者叶祥曦老先生讲述自己当兵的时候被调到831茶室，也就是俗称“军中乐园”这个单位的经历。因为台湾每一个男生都要当兵，军中乐园对我们一直带着一丝神秘、一丝香艳、一丝不洁感，可是我们永远都只能在门外张望，都看不到门内的种种。而透过这篇征文，我看到了一些门内的日常，好像帘子被掀开了。当时我觉得很有趣，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性喜剧的题材。但那年的台湾电影景况非常不好，也没有机会做，就把它放在心里。 然后我经历了父亲的过世—他是一位1949年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北京子弟，当时的少年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我觉得他非常悲惨，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就患上俗称“渐冻人”的罕见疾病，在他生命的晚期我看着他日日带着对家乡的思念却不能回去。他过世以后，我就很想为他们这辈人说点什么。 那些当年有的是满怀热血从军报国，有的可能是莫名其妙的遇到了溃散的军队路上拉夫，就被带到这个小岛。他们可能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任何资源，无妻无业无家无子，流落到社会底层，可是每到选举，他们往往会被拿出来，变成一个议题。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酸和愤怒。我那时候就在想，要不要加一条老兵的线，找一个类似刘德华这样的人来演，让大家知道老兵也曾青春正茂过，也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又放下了。 再来就是2012年拍完《爱》之后，本来在准备一个台湾和大陆合拍片，那是一个很大型的动作片，要做很久。并且，虽然我拍的是商业电影，我还是希望有一些议题在里面，我知道剧本过审也会存在相当的难度。我就想那现在拍一个小东西吧。我本来想拍《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的第二集，结果被团队拦住了，就想到《军中乐园》，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于是从2012年夏天开始到金门采访，而那一次又给我很大的震撼。因为那里以前驻扎着10万大军—我在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去劳过军，现在随着两岸关系的和缓，驻军只剩下几千人。原本那种荒谬的繁荣兴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就看到遗留下来大量的军事遗迹。比如我去了翟山坑道，它是一个巨大的山洞，终年潮湿，墙壁都是不平等的，可以想象是当年那些年轻人一斧头一斧头凿出来的。巨大山洞的底部有一道楼梯，我以为下面的通道是一个仓库，没想到下去之后看到一个U字形的巨大的水道通到海，有两个洞口。可能他们是在想象共军来袭的时候，这边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基地，担负运送补给的任务。可是荒谬的是，所有的军事设施没有一次是以当初设想的目的来使用，那场战争根本就没有发生，而一代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蹉跎了青春。 那次去的时候听到很多故事，我就好像被推进去了。最早想拍的那个性喜剧渐渐产生了改变，渐渐有了现在《军中乐园》的样貌。那时就觉得，机巧如我，市侩如我，还是觉得我可以拍一个有着军教片的严肃，又有着性的一种探索，又有着大时代的背景的片子。可是每部电影会有自己的命运，尤其这一次，我经历非常多的事情。当初在开拍前想的是，这个民族太荒谬了，所有人被禁锢在这个岛上，包括一代代台湾年轻人，包括这些被迫来到这个小岛的外省老兵，包括性工作者，包括岛民，他们在准备一场其实永远都不会发生的战争。 可是事后随着自己的一些遭遇，随着台湾岛内仍然存在的一些现象，我知道了其实这场战争仍然在继续。我也渐渐知道，可能根本不是我选了这个题材，而是被这个题材选中。最早是由于我对那个故事的好奇，由于我的家庭和血缘—我父亲我外公这些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军人，我对这样的故事产生了兴趣，但其实我被选中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可不可能透过一次又一次像这样的凝视，对那样荒谬时代的凝视，我们才可能产生理解，理解跟我们不同想法，跟我们完全不同背景的人。是不是透过这样的凝视，那些历史伤口才可能抚平痊愈，然后才可能找到真正的相处之道。我在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会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子川：之前有没有预料到这部电影会引起如此的轩然大波？ 钮承泽：当然完全没有想到。我知道它会带着一丝争议性，因为碰触了某些禁忌，我也知道它在两岸都不讨好，政治不正确，市场性也不那么正确。但是我总觉得自己有信心能够拍出一部好看和热闹的电影，它会有足够的话题，一定可以拿回成本—哪怕在大陆不能上片。我也觉得当时我的状态是可以承受压力的，只是命运安排，非常的有趣，在完全只是想把电影拍好的前提下的一个无心之过，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波。也就是这件事情让我发现，原来这场战争仍然在继续。我们去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军事机密可言，全世界的人只要申请都可以参观的地方—不包括中国大陆人。 子川：因为违规带大陆籍摄影师进入高雄左营军事基地而被判缓刑，会觉得不公平吗？ 钮承泽：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那是我活该，就是鲁莽。在台湾，由于以前资源很少，拍电影对我们来说很神圣，所以为了想把电影拍好，不会太在乎规则。事后想一想，那一天真的是命运的安排，因为摄影师曹郁本来已经要下车了，但我们那天在场的团员没有达到申请的人数，我也在想如果日后真正拍摄的时候，他不被允许，我得找别的摄影师，可是他很期待先看到，于是才知道怎么打光，怎么运镜。我看到人数没超过，就想那就先别下车吧，如果有人来核对身份资料，发现不符合，那再下车就好。可是我心里知道我犯了骄傲的罪，因为那里没有军事机密可言，而且甚至可以说松散，我想象他们会说“豆导好”，就进去了，果然就是这样。其实后来那张攀岩的照片被发表在媒体上，有人投诉爆料，才有后面的整个事情，这就是老天爷的安排。 子川：这个事件引发了很多投资方的撤资，后悔吗？ 钮承泽：当时当然压力非常巨大，其实我可以有很好的法庭策略，因为我是申请通过的，我的制片人说“别担心，与你无关，我们来扛”。但我想身为一个导演，实在没脸躲在人家后头，毕竟最后打上的是“钮承泽作品”，所有人都是相信我相信这个题材，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我就决定由自己来面对。他们说，你会很惨，我说，就惨吧。已经知道投资者会撤资，知道会遭到舆论的抨击，只是那个强度超过了我的想象。我也不想行使任何策咯，我只有一致的道德策略，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是面对，道歉，认错。 子川：那是如何坚持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 钮承泽：我一度考虑要放弃这个案子，最后是几个因素吧。第一，我觉得大家跟着我干了这么久，非常辛苦，我问大家还想不想做，大家说还想做。其次，我也好像需要把它拍出来，我才得以明志，好像可以打破当时一些说我“卖台”，“匪谍”之类的指控。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我觉得如果现在不拍，我这辈子就不会拍了，而且我也不太知道会拍这样不正确的电影。如果没有人拍它，那个荒谬的时代， 那些人的辛苦，就不会被人看见。所以那个时候就问了我的财务长，这样的状况有没有可能撑得下去。他想了想说可以，第二天带了一堆文件来，让我签，包括所有能借的钱，能抵押的资产，能用信用换来的融资，然后也就拍了。 子川：像一种历史责任感？ 钮承泽：我没那么伟大，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如果分析，从某个角度可以说是责任感，可对我而言它当时就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 钮承泽接受BBC中文网记者子川专访 子川：我小的时候读过李敖写他当兵经历的作品，有的与“军中乐园”有关，好像跟您电影原型文章稍有不同。所以您也是采取了各方的材料吗？ 钮承泽：说实话，李敖先生的东西我没看。叶祥曦先生的文章对我来说是那一块掀开的门帘，但是团队花了很长时间做资料搜集、做采访、做田野调查。最后在所有搜集的资料之中，等于说我们浸淫其中之后，对我而言是那留下来的东西。其实也有各方说法不一，比方说台湾官方至今不承认“特约茶室”，也就是“军中乐园”中受刑人员的存在，可是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包括叶祥曦先生和他的那篇文章，包括我们做的其它很多采访，却是真的有这样的情形。 子川：觉得《军中乐园》在大陆上映还有任何希望吗？ 钮承泽：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它已经不太有资金回收上的希望，我觉得。十年后上也是上啊。（笑）我永远不会放弃希望，但我知道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子川：那您希望大陆的电影审查制度有什么改变？ 钮承泽：我对大陆电影审查制度其实没有任何抱怨，因为各地国情不同，让它就是它存在的现状。那只能尊重并且在当中找到相处之道。审查制度从某一个角度看是干预、是桎梏，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它也形成了保护。比方说你面对像好莱坞这样的强势的帝国，有着公平贸易的必然的趋势与压力，当市场开放的那一天，是不是非常有可能如当年台湾或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一样，被那个强大的东西淹没。可是当审查制度存在的时候，它是最后一道防线，它还是可以提供适当的保护、选择。所以我说所有事情是一体两面的。 但是身为创作者当然期待会面对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环境，可是那可能得跟社会上其它所有的因素配合。所以很期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法制、素质、经济的发展、政府的状态都更加成熟的一个中国大陆吧。那天来了的时候这些都不会是问题。我觉得像大陆改革开放才三十多年，路还长着呢，都在过程之中，有些事情也无法那么急。台湾在1980年代解严，群雄并起，百花齐放，媒体开放，可是我们现在回头看看，它也不是全然正面的一个状态。 子川：现在两岸三地电影已经处于“不分家”的状态了。如何能在保持“台湾特色”的同时让台湾电影市场更有生机？ 钮承泽：我觉得“台湾特色”是不会消失的。我也曾经陷入那样一种纠结。比方说前几年我一直很抗拒把基地移到北京，我一直蛮想在台湾推动成立一个大型公司，最好可以上市，但上市并不是目的而是过程。因为惟有这样，才能习得资本的语言，才能拥有一家现代公司，才得以建立带有台湾的工业，于是才得以带着台湾的特色与尊严去跟一个更大的市场合作，然后可不可能达到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华语电影国度，终结好莱坞的文化职能。这一直是我前几年的信念。 但也许就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随着我现在是个社会型人，社会声望在台湾的绷紧，资金的移开，我反而有了不同的思考。像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样可以把电影拍好。我选择电影的标准很简单—我是不是真心的想说这个故事；这部电影能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那我会应用不同的题材、不同的需要，我可能会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结构。可是，不管它是哪一国出资，在哪一个地方拍，台湾电影的部分就会存在这部电影里。因为我就是台湾电影。我只要把电影拍好，那个DNA就在。重点是电影能不能拍好。 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比较疯狂的想法，就是比方真的面对像大陆这么好的市场，这么大的市场，也觉得大陆观众很值得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电影。那我觉得我也许可以提供一些选项。我是一个商业片导演，它如果产生了一些经济规模，我可以做一些我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我可以成立基金会，做一些公益事务，我很关心环保、心灵成长的议题，可以直接从基金会里捐赠台湾电影的发展。比方说可不可能找到一些案子，在不在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地方电影的特色或新的作者有磨练机会。这是我自己的期待。 子川：如何看台湾当前的政治生态？这对电影有什么影响？ 钮承泽：糟透了。政府无能，政客无心，人民不快乐，媒体不理性。整个事情非常糟糕，令人厌恶。回到电影上就是，我想要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去看待我的电影，而不是深陷其中。但是我也不灰心悲观，因为我觉得这就是过程。同样的，我刚说大陆改革开放才多少年，台湾真正民主化才多少年，路还长，套用一句小平同志的话，我们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尽管如此，此刻我是厌恶，愤怒，但是我相信厌恶与愤怒也会成为电影的养分。 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深陷其中，试着更开阔地看这件事情，但我也比较少做时事的评论，牢骚的发泄，也透过对我的攻击，也让我产生了新的观点，我一点都不气他们。每个人被骂都会气，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蛮长时间，很大量，慢慢地变成了我可以跟这件事情相处，并且找到了被骂的原因。其实他们骂的不是钮承泽其人，而是现在整个状态的现象。 台湾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喜欢看成功者的传记，因为觉得透过阅读透过学习，我们有一天会变成他们。在那个年代，米店老板可以变成巨富，三级贫户之子可以当总统。可是现在没有人要看成功者传记，因为现在所有中产阶级都觉得自己是三级贫户，大家都在等着可以宣泄的目标，他们看到了可以骂的对象，于是他们可以解释自己的不幸与焦虑。这就是现在台湾的状态。可是他们没有错，因为20多、30多岁这辈人，他们辛苦一辈子可能都买不起一栋房子，他们理当焦虑。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把我的事情做好，然后我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对这件事情产生从我的角度我觉得有利的影响。 子川：这次来爱丁堡放映《军中乐园》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钮承泽：很喜欢爱丁堡，一个极度安静的小城，来这边第6天才和合作伙伴讲，没有听到一声喇叭响—好像时间被封印的小城。放映了两场电影，好像反映还不错。观众大概有一半是华人，他们可能在这边看华语的机会挺少，而且这个题材给他们震撼。比较惊讶的还是当地的观众，放映后留下来参加论坛的人很多，觉得大家也没有什么理解的鸿沟。不禁让我想起，去年苏格兰还举行了独立公投，跟英格兰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爱恨情仇。当然，这与台湾跟大陆的状态不一样。 子川：有哪些喜欢的英国导演和电影？ 钮承泽：我喜欢英国资深现实主义导演肯·洛奇（Ken Loach），也喜欢《诺丁山》（Notting Hill）等通俗片，这部片只要在电视放，我就会再看一遍，虽然烂俗，还是会被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