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香港《国安法》、华为与肺炎疫情全摊上 “世界的地方银行”在多重风口浪尖上浮沉
在英国、美国等与中国就颁布“港版《国家安全法》”持续交锋之际，老牌英资国际金融巨头汇丰银行（HSBC）面面受敌。
香港“反送中”示威一年下来，亲北京阵营不满汇丰银行，示威者阵营视汇丰为亲北京势力的一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6月9日）加入批评汇丰银行与同属英资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表态支持北京对香港直接立法之行列，形容此举为“政治与商业叩头（卑躬屈膝）”。英国政界已有多位知名人物公开质疑汇丰的做法。 而在此之前，中国舆论猛烈追问汇丰与渣打为何迟迟不表态支持北京立法，同时抨击汇丰在华为高管孟晚舟被捕事件上“出卖华为”，更翻出155年前汇丰创业史，控诉汇丰当年如何为鸦片交易服务，又称汇丰“迟早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更为惨痛的代价”。 但英国报章声称汇丰高管警告唐宁街首相府，要是英国在5G通讯网络发展议题上把华为据诸门外，将招致中国报复。这让形势更见复杂。 BBC记者星期三（10日）邀请汇丰与渣打就蓬佩奥之评论作出回应，均被拒绝。伦敦的汇丰发言人稍早前向BBC国际台发送的一份声明则说：“我们尊重并支持让香港得以恢复，让经济得以重建，而同时能维持‘一国两制’原则之法律法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蓬佩奥的言论，批评其思想“狭隘和可笑”。 华春莹说：“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国、各方、各人都有权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做出独立的判断，并且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 “我们敦促美方正确看待涉港国安立法，停止挑拨离间、煽风点火，停止借涉港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多做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汇丰自成立之时起即开始发行港元钞票，今天与渣打和中国银行（香港）并列为香港之发钞银行。 汇丰全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1865年3月3日在香港开业，上海分行于一个月后投入运营。1993年，汇丰把注册总部从香港迁至伦敦，但香港至今仍是其最重要之市场。 “世界的地方银行”是汇丰在2002年至2016年间的广告词。2019年，汇丰录得全年税前盈利133.5亿美元（103亿英镑；934.5亿元人民币）。路透社指出，其中90%来自香港。 汇丰、香港《国安法》与华为三件事情是如何纠缠的？ 香港市民对北京决定直接制定国安法有何看法？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5月22日发表“港版《国家安全法》”决定草案，28日通过决定。国泰航空母公司太古集团在27日表态赞同“港版《国家安全法》”有利香港金融中心的长远发展，是香港英资大行中最先表态的一家。 草案通过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在Facebook发文，点名质问汇丰“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仍未表态。梁振英写道：“我们要让英国政府、政客、汇丰这类的英资机构知道which side of the bread is buttered（利之所在）。” 在这两件事情之间，位于加拿大温哥华的卑斯省最高法院（又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英属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或“BC省最高法院”）于5月27日裁定，美国试图引渡华为高管孟晚舟受审事宜符合相关条件，批准继续进行引渡程序。 随后，《北京日报》微信公号发表文章《坑客户，汇丰终将失去所有客户》说：“美方和加方给孟晚舟女士扣上‘欺诈罪’帽子的理由是，孟晚舟在对汇丰银行介绍关于华为的业务时，在涉及伊朗问题上做出了所谓‘虚假陈述’。” 这篇文章引述了梁振英的帖文，继而称：“众所周知，港英时代殖民政府在香港埋雷甚多，金融行业便是其中之一。香港回归祖国之前，不少英资企业皆做过背弃香港之事……目前，国家立法保障香港安全稳定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汇丰在这个时候装聋作哑，意欲何为？” 中国舆论认定汇丰要为孟晚舟被起诉负责。 中共《人民日报》客户端于6月1日转发了《北京日报》的这篇文章。6月3日，有苏格兰背景的怡和洋行（Jardine）在当天出刊，直属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香港中联办）的《大公报》与《文汇报》刊登全版广告支持“港版《国安法》”。亲民主派，被亲北京阵营视为支持“港独”的《苹果日报》认为，这与《人民日报》的转载有关。 在怡和的报章广告发表当天，汇丰在“汇丰中国企业”微信公众号上发文，刊出两张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到“撑国安立法”街头宣传摊位签名声援之照片。帖文说：“汇丰也始终认为，稳定的环境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长期经济复苏的关键……汇丰成立155年来一直以香港为傲，并长期致力支持香港的发展……汇丰将继续为香港的经济复苏和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王冬胜先后担任过渣打与汇丰在香港的代表面孔。 渣打不久后也发表声明称，相信“港版《国安法》”能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王冬胜身兼中国全国政协港区委员和香港总商会主席。蓬佩奥点名批评说，王冬胜签名支持北京“摧毁香港自治”与“违反一份在联合国注册之条约所订下之承诺”，也就是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 6月4日，正当舆论关注“港版《国安法》”会否让“六四”悼念活动在香港绝迹之际，汇丰与渣打在香港买卖的股份价格显著上扬，但在伦敦开盘后，汇丰不升反跌，把香港的涨幅都抵消掉。投行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的评论员艾玛·卢·蒙哥马利（Emma-Lou Montgomery）对BBC评论说，汇丰在压力下“得发点声明”，而市场在观望长期局势将如何发展。 汇丰虽然把总部设在伦敦，但核心业务仍然在香港及其周边地区。 多位英国政界重要人物也提出猛烈批评。英国议会下议院领袖利斯莫格（Jacob Rees-Mogg；英国驻港澳总领馆汉化名：李思铭）说，汇丰“向中国靠拢多于向女王陛下政府”；保守党下议院议员奥布莱恩（Neil O'Brien）号召英国群众转到别的银行，前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英国驻港澳总领馆曾译汉化名：施志安）也对BBC表示，他会建议大众从汇丰提走存款。 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在Twitter上说：“我奇怪为何汇丰与渣打选择支持一个独裁国家去打压自由和损害法治？这如何符合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 汇丰（左）与渣打（右）的香港总行大楼一直紧挨彼此。 尽管如此，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6日报道，汇丰控股主席杜嘉祺（Mark Tucker）近日警告保守党约翰逊政府，要是英国颁令禁止华为参与英国5G电讯业务发展，中国将向汇丰报复。 中国舆论还没等到英国对华为采取任何行动，已提出要向汇丰报复。6月8日，《大公报》与《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英文版同步刊文，称法庭文件证明是汇丰“出卖华为”。其中，《环球时报》引“法律专家”之言，指控汇丰充当美国政府“特工”，“设局陷害”孟晚舟，将作为“犯罪分子”受到中国司法制裁。文章更明确批评汇丰“太迟”表态支持北京对香港颁布国家安全立法，“中国市场不会坐视不理”。 中国舆论已不止一次威胁要为汇丰牵涉在华为孟晚舟案而对其作出制裁。2019年7月，同属《北京日报》的长安街知事，以及晓说通信、丫丫港股圈等微信公众号，纷纷吹风汇丰将被列入中国商务部之“不可靠实体”清单。这份清单正是根据《国家安全法》等法律制定。 汇丰最近还有哪些麻烦？ 位于九龙旺角弥敦道上的汇丰分行在2019年平安夜遭纵火，成为首家被“装修”之分行，一度被围板重重包围。 中国官方舆论在追究汇丰于孟晚舟案中的责任时，密集指控汇丰与支持香港“反送中”示威的“黑钱”有关。但其实因为在2019年12月“星火同盟洗钱案”中汇丰银行冻结了相关帐户，示威者已把汇丰视为敌对单位，将其分行等设施视为“装修”（打砸破坏）目标，总行镇店铜狮子史提芬和施迪更在2020年元旦日被焚。 把镜头稍稍回溯至2009年，当多家英国大型银行在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中焦头烂额，陆续接受英国政府救助，甚至变成国有银行之际，汇丰凭着要求股东供股集资125亿英镑渡过难关，当中有不少是来自香港的“散户”个体投资者。随后，汇丰把集团总裁之办公室从伦敦迁回香港，但仍维持在英国注册。 到今年4月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冲击经济，作为英国央行兼银行管理当局的英格兰银行（港译：英伦银行）要求汇丰等银行取消派发股东红利（股息）。香港亲北京立法会议员张华丰将之与“金融骗局”相比拟，一些汇丰小股东也在亲北京议员协助下组织起来，威胁起诉汇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公开呼吁香港市民抵制汇丰。 但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于5月15日发表声明称，香港证监会注意到，汇丰受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局监管，也是根据其要求取消分红，证监会目前并无理据就此对汇丰采取监管行动。 证监会明确形容汇丰取消分红一事“涉及重大公众利益”，因此证监会打破“一般不会评论个别事件”之惯例公开交待处理情况。 同样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汇丰于2月份宣布，将把全球23.5万名员工之规模缩减，裁减约3.5万人。但在英格兰银行要求停止分红后，汇丰于4月底宣布暂缓裁员计划。 汇丰与英资企业在“港版《国安法》”事件上的遭遇有什么启示？ 蓬佩奥的声明说，“中共吓唬汇丰尤其应该被视为警世故事”，王冬胜的“表忠”行为没能换取北京对汇丰的半分尊重，北京“继续利用该银行之在华业务作为对付伦敦的政治筹码”。 “自由国家之间以真诚友谊相待，渴求共荣，而非靠政治或商业叩头。” 香港金融业职工总会主席郭嘉荣对汇丰与渣打的决定感到失望。郭嘉荣稍早前对BBC指出，他明白要是汇丰发表不符合北京期望的声明，北京将对其采取行动，然而金融业讲求信誉，但这信誉并非来自政府的评价，而是来自其专业服务。香港存户因为需要使用汇丰帐户来收取工资等因素，短期内不会大规模挤兑，但长远可能因为对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失去信心，而把存款带走。 中外对话总裁暨总编辑伊莎贝尔·希尔顿（Isabel Hilton）认为，对汇丰而言，梁振英在Facebook上的言论是最明确的警告。而对于一众在香港经营的英资企业来说，他们摊上了中英两国外交争端，以及中美政治、贸易争端两个大漩涡，美国不久也可能针对香港问题对中国大陆采取行动，形成新的压力。 中国舆论指控汇丰等英资企业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埋雷”陷害香港。 希尔顿接受BBC采访时说，尽管这些老牌英资企业经历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风浪，摆在它们眼前的可是最艰难的一关。 美国《华尔街日报》认为，从汇丰表态到特区政府出手救助国泰航空，均说明在中国影响力与日俱增，和在新冠肺炎所带来的破坏下，香港企业目前已到达必须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作出明确抉择的时刻。 经常在中国媒体发表文章的英国国际关系评论人士汤姆·福迪（Tom Fowdy）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网站撰文称，汇丰与渣打表态支持立法，是因为香港“持续的动荡与暴力”构成“重大政治风险”，而这是西方批评人士“无法理解”的。北京的立法“重塑而非剥夺政治确定性”，“确保秩序得以恢复”，两家银行自然会支持。 前不久，英国通讯管理局（Ofcom）裁定CGTN有关香港“反送中”抗议的报道“缺乏应有的公正”，不排除予以惩处。CGTN对裁决表示失望，并称其“有责任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表达中国的观点和视角”。 其他在港外资银行又怎么做？ 路透热点透视专栏作家史温尼（Pete Sweeney）特别在意花旗银行集团（Citigroup）能维持不作表态多久。他指出，要是花旗集团“走异端”不支持立法，中国可能否决花旗任何种类运营证照之申请，影响其参与“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以及收入丰厚的首次公开招股活动；要是花旗选择支持北京，触发华府报复性制裁中国领导人，花旗同样会遭中国惩处。 日本野村证券社长奥田健太郎则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说，香港仍然是该投行在日本以外最重要之亚洲据点，但目前形势有变，他们正重新评估在香港的运营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