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的性别遗产：15年后仍然领先时代
15年前的4月1日，香港传出一个消息；起初，港人都以为那只是愚人节玩笑。
但随着电视新闻报导证实，人们才意识到这是真的：一代巨星张国荣自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跃下，当场死亡。 1980年代以来，张国荣一直是两岸三地家传户晓的歌手与演员，在亚洲其他国家也有大批歌迷影迷；他的死讯，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同时也引发争议。 张国荣留下了无数经典演出与电影作品。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的演绎越来越着意挑战保守社会的道德框架，开拓了性别多元的空间；然而这些跨越性别界限的艺术追求，于张国荣仍然在生的年代，在相对保守的香港社会，一度成为大众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 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但香港社会既有批判张性取向的声音，也有对他不离不弃的支持者。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雨送别偶像。 时至今日，华语演艺界仍未见如此俊朗却又如此妩媚，既受大众追捧亦能拓阔艺术疆界的巨星：直到张国荣死后多年，香港社会才慢慢追上了他当年超前的步伐。 程蝶衣与何宝荣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张国荣已经是香港流行乐坛中的天王巨星，影响力遍及亚洲多国。90年代，张退出乐坛专注电影事业，成就非凡：1994年，张国荣在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中，饰演恋慕师兄段小楼的干旦程蝶衣。电影获得戛纳（Cannes，另译康城、坎城）影展金棕榈奖，张国荣的演出备受赞誉。 事实上，早在1981年，张国荣就曾获邀出演电视版的同一角色，但因为要保护歌手形象而未有接受；十年后，陈凯歌开拍电影版《霸王别姬》，张国荣在主动争取之下，才获得这个角色。 为何事隔十年，张国荣才出演程蝶衣一角？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洛枫（陈少红）在《禁色的蝴蝶：张国荣的艺术形象》中指出，除了因为已成为“殿堂级”的张国荣可以随心所欲之外，也有香港性别运动发展的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同性性行为仍属刑事罪行，社会上对同性恋者十分鄙夷，在1984年香港首宗爱滋病例确诊后更是如此，以“屎忽鬼”（针对同性性行为的骂语）等污名冠之，不少人仍坚信同性恋是“疾病”；直到1991年，同性性行为正式非刑事化，香港的同志社群才得以从地下慢慢浮上水面， “90年代是香港同志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上开始听得到同志的声音。张国荣的情况，可谓与这股思潮相辅相乘，”研究同志文化的香港大学社会系副教授江绍祺向BBC中文表示。 虽然如此，社会上的歧见仍未消除。 在主流娱乐电影中，张国荣不时出演性别模糊的形象，如《家有囍事》及《金枝玉叶》，就以较阴柔、甚至“娘娘腔”的角色，与扮演男人婆／假小子的女主角擦出火花；这些电影以性别倒置作为笑料，结局往往是两人回复“正常”的男女身份，才得以终成眷属。 “香港人对gay的处理太过喜剧化、太过丑化，我觉得并不需要如此……”1994年受访时，张国荣曾表达自己对针对同志偏见的不满。 到1997年，张国荣与梁朝伟合演王家伟导演的《春光乍泄》，以一对同志恋人避走他乡的爱情故事，隐喻香港人在回归前夕的身份迷惘；电影在全球范围引起很大回响，是历来最知名的亚洲同志电影之一。 近年曾凭多部同志影片作品，获得国际影展奖项及提名的香港青年导演洪荣杰向BBC中文说，《春光乍泄》中对同志关系的处理，对他影响甚深。 “《春》的力量在于，讲一个最普通、最符合异性恋想像的爱情故事，但将女性的角色换成男人去演，突然就威胁到主流爱情关系的观念。” 洪荣杰指出，九十年代在欧美，同志角色在电影中才渐渐摆脱过往的负面定型，因此大部分同志电影都着重呈现社会对同志的压迫、同志承受的歧见与挣扎；而《春》完全没有这样的元素，对同志的处理，在当时即使在世界范围也是非常罕见的。 “《春光乍泄》最厉害的，是呈现到原来同志关系是可以这么‘普通’的！放下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框框，就会见到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感情。” 挑战主流的天王巨星 在电影以外，张国荣在舞台上的演绎，也更加自我、更加大胆。 “过往的香港社会，会将‘中性’视为‘不男不女’，看法十分负面，”江绍祺说，“但张国荣却冲破了这个非黑即白的看法，告诉社会‘亦男亦女’可以是‘正’（好、吸引）。” 1997年复出歌坛的演唱会中，张国荣参考英国歌手大卫·鲍伊（David Bowie，大卫·保儿）的先例，脚踏一双珠片闪灿的红色高跟鞋演唱《红》。 张国荣曾说，“姣、型、靓、寸”（风骚、有型、美丽、高傲）是一个表演者的成功之道。 而比《红》的妖娆表演更惹人注目的，是张在演唱会上将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献给“两位我挚爱的人”——向母亲致意后，张再揭示另一人的身份： “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位好朋友……唐先生（唐鹤德）。” 这段委婉的告白，被外界视为张国荣的“出柜”宣言。 江绍祺形容，张国荣的行为可谓为同志赋权：“八、九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环境，对同性恋者非常压迫，还在讲‘爱滋佬’、‘变态佬’等词，非常负面，同志如何告诉别人，自己属于这个群体？” “一个如此知名的明星，站出来承认自己的身份，对社会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也令更多同志有信心面对自己的性取向。” 一方面，张国荣的天王级地位，一定程度上扭转了香港社会对同志的负面印象，但他亦因此承受极大的舆论压力与质疑。 香港演艺界对同志题材的歧见，可见于1998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当年，三名喜剧演员以搞笑形式介绍五部“最佳电影”提名作品，讲到《春光乍泄》时，三人作出呕吐状。 镜头扫到台下的张国荣时，他只礼貌地微笑。 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以突破性别界限服饰演出，但长发造型在香港站以外未有延续 2000年，因在电影中的演出打动了对方，张国荣成为第一位邀得法国时装大师高堤耶（Jean Paul Gaultier）合作的亚洲歌手，为其量身设计《热·情》世界巡回演唱会中的服饰。驳上及腰长发，身穿透视装与及膝短裙，张国荣再一次向观众展示出超越性别规范的独特气质。 然而，在那个年代的香港，这样的尝试并未获得主流大众的认可。对于张在《热·情》演唱会中的演出，香港传媒以“贞子（日本电影中的长发女鬼）化身”、“扮女人”等污名来嘲弄，更有电视剧以“人妖”、“变态”来影射张国荣。 “演唱会的第三日，Jean Paul Gaultier寄电邮给我，直指香港人不知所谓，以后的国际设计师不会再和香港人合作搞骚（秀），”张国荣曾向香港《明报周刊》披露：“日本传媒亦认为那个演唱会十分精彩……日本的传媒及搞手更问我，为何香港传媒会陷害自己的艺人？” 时至2001年，张国荣为新歌《梦到内河》执导拍摄MV，力邀日本著名芭蕾舞蹈员西岛千博参演，但却因当中数秒两男无上装相拥的片段，被香港主流电视台无线电视禁播。 洛枫在其著作中指出，张国荣在舞台与电影中展现性别多元样貌的1996-1997年，正正是香港传媒界“狗仔队”文化冒起之时。 “这正是香港传媒全面沦陷的年代，（张）这些具争议的形象，恰巧落入无孔不入的猎奇镜头、口诛笔伐的凭据……尽管其艺术造艺赢得部份有识见者的赞许，但在日常报导中仍不能避免，成为低俗文化的祭品。” 巨星殒落 2003年4月1日，张国荣自中环文华东方酒店24楼跃下，终年46岁。他的死在华语世界造成轰动。 张留下的遗书中，并无明确透露寻死原因；但不少香港传媒与评论者将其自杀归咎于他的性取向，有杂志甚至形容自杀是同性恋者的“宿命”。即使在死后，针对其性取向的攻击仍然不绝。 张国荣逝世后，每年均有歌迷影迷进行悼念。这是2004年“哥哥”逝世一周年时文华东方酒店举办的悼念活动。 张国荣逝世十周年时，仍然有众多粉丝到文华东方酒店悼念偶像。 但这无碍歌迷、影迷及大众悼念一代巨星的殒落：葬礼当日，逾万歌迷围在灵堂之外，冒着四月南方的细雨，送别香港演艺史上其中一个最受欢迎的偶像。 在家属刊出的讣文中，与张共度20年的同性伴侣唐鹤德名列第一，在葬礼上亦获安排坐在首位，并由他按下火葬钮送张国荣最后一程。 虽然香港没有任何容许同性结婚或进行民事结合的法律制度，但张国荣与唐鹤德对关系的坦荡态度，令他们成为香港社会广为认受的一对。 在翌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唐鹤德受邀踏上金像奖的舞台，代张国荣领受特设的“演艺光辉永恒大奖”。 时至今日，文华东方酒店，仍不时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哥迷”，凭吊偶像告别人世之地；每年张国荣忌日，酒店门前均会堆满纪念张国荣的花束，蔚成一片花海。 “同志偶像” 除此以外，文华东方还是“香港性小众之旅导赏团”的首站。 “每当走到文华东方，来自香港的参与者，自自然然就会想起哥哥。”主办导赏团的香港同志平权活动人士戚本乙（Benita）说。 于张国荣“出柜”的1990年代度过少年时代的戚本乙，仍记得张国荣的性向宣示在社会造成的巨大回响——即使张国荣从未振臂高呼“我是同志”，只是公开承认，自己爱着一名男性。 “他激发了社会的讨论，这是最重要的，”戚本乙说，“哥哥令大众接受，无论大家喜不喜欢同性恋这回事，都可以喜欢张国荣。” 2001年九月，张国荣与唐鹤德在街头牵手的照片，被娱乐杂志煞有介事登上封面，事后更引起记者一番追问，张国荣只回应“没什么大不了”。 这帧画面成为了香港同志文化的另类象征。多年以后，张国荣的一个香港同行在访问中说，每看到这幅照片，他总觉得既释放、又羡慕。 就在张国荣公开向唐鹤德示爱的15年后，香港歌手黄耀明于2012年，在同一方红馆舞台上，直白地表示：“我是一个同性恋者，我是一个‘基佬’。” 时隔15年，香港社会的反应已经很不一样，黄耀明的“出柜”也迎来了传媒的掌声，只有少数网络言语对其作出攻击。 “艺术没有性别” 近年，香港出柜的艺人、歌手越来越多，当中较知名的黄耀明、何韵诗等人，更热切投身为同志争取平权的社会运动；但与同志权益相关的法例，如保障同志免受歧视的“性倾向歧视条例”，连咨询也未能展开。 但社会对性别多元的包容程度无疑越来越大；大众对“性小众”等名词，与性别意识的认知亦不断提高，关于这方面的公共讨论亦越来越多元。 唐鹤德在2004年张国荣像于香港杜莎夫人蜡像馆揭幕仪式上。 “直到近几年，媒体才开始讨论gender-queer（性别酷儿）、性别流动的概念，”戚本乙说，“但哥哥廿年前已在实践这件事。” 2017年，香港西九文化区M+博物馆，举办了《暧昧：香港流行文化中的性别演绎》展览；甫步入展厅，参观者最先看到的展品，是一双珠片红色高跟鞋。 张国荣曾经这样说过：“艺人做到最高境界，是可以男、女两个性别同在一人身上：艺术本身是没有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