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生——混血影帝笑看身世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香港主权移交超过20年，黄秋生不时地回望那个在四岁时就离他而去的英国父亲；但同时，这个香港影坛其中一个最具个性的演员、摇滚“老炮”和敢言的社会观察者也正感到，与他本人一样具有鲜明标识的那一代香港人正在成为过去。
混血儿黄秋生：我的身份认同 在湾仔春园街，行走在市集人流中的黄秋生毫无违和感。这个四夺金像奖座，在无数佳作和“烂片”中特立前行的影、视、舞台三栖演员正在转角处的一家老店，呷着他赞口不绝的蛇羹。 “黄先生！”老店前不知不觉间渐渐聚起来的一小撮路人中的一个，响亮地叫了一声，“你好有型啊！” 出演超过150部电影的黄秋生，即使不是你最喜欢的演员，也肯定是这座城市里最为人熟悉的面孔之一。只不过，在他的童年时代，这张脸并非像现在这样能换来仰慕的围观。黄秋生在脸书（Facebook）上的英文名是Anthony Perry，那是他出生时的本名。他的父亲是英国人，港英时代的政府官员，在他四岁时与他母亲离异，携同自己的一家前往澳大利亚后便不再回头。母亲黄尊仪的姓氏以及她为秋天出生的儿子所取的中文名，便成为日后人们耳熟能详的影帝名字。 “番鬼仔” 他跟随母亲在华人小区长大，就读华人的寄宿学校，而远走的父亲仍然在他身上留下清晰的印记。“你的样子‘鬼’，但英文又不是很好，就被人歧视，”黄秋生这样回忆他的童年。 童年的黄秋生一度自觉得生活在“夹缝中间” 尽管香港从未有过任何法律限制中西血统间的跨种族婚姻，但这个以华人为主、曾被英国统治多年的地方却一度对“欧亚混血儿”有长久的双重歧视。在中荷混血的企业家何东爵士（Sir Robert Hotung）及其家族在1897年设立昭远坟场之前，即使是出身显赫的香港欧亚混血儿去世后，也是既不能葬入英国殖民者建的墓地，亦不能安息于以族系为依据的华人墓园。（同样由母亲独力养大、视自己为中国人的何东，在功成名就后才成为港英殖民地时代第一个被批准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中国血统人士。） 黄秋生记忆里的60年代便是这样一种“夹缝中间”的茫然无措。“‘鬼佬’不和你玩，中国人又当你‘鬼’。样子古古怪怪，不知怎算，”他说。同学口中“番鬼仔”这个现在听来已无伤大雅的称谓，那时候却时常激起他的愤怒。 黄秋生母亲黄尊仪 即使多年后说起，影帝仍然略带自嘲地以第二人称描述当时的自己：“怪物一样，还不更加欺负死你！” 小时候的他尚未开始思考殖民地社会的身份认同问题，但是他清楚记得父亲尚在香港时的一幕。“记得他在文华（东方酒店），他叫的炒牛河（牛肉河粉）上来是凉的，叫侍者去换，换回来第二次还是凉的，他整碟甩到了地上。那侍者蹲在那里鞠躬：Sorry Sir（对不起，先生）！Sorry Sir！” 黄秋生回忆说：“当时我很小，第一是被他吓到；第二是觉得：不用这样吧？觉得那个侍应很惨，当时那个画面真的很殖民地。” 父亲 据黄秋生回忆，费德烈·威廉·佩里（Frederick William Perry）是港英政府当时的物料供应处主任。他离开香港之后，黄秋生所记得的最后一次联系就是自己患病要做手术时，母亲的长途电话打到澳洲与佩里联系，但对方却是要求香港付费才接听。当时的黄秋生12岁。 黄秋生父母与婴儿黄秋生 “觉得自己被遗弃”是他成长中长久存在的一种感觉，没有父亲角色存在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令童年黄秋生日夜沉浸于自己营造的幻想世界中。“一个小朋友的心理状态，我要保护自己，就缩——用一个幻想世界包着自己，”他说。 “你经常习惯于这个幻想，你的幻想力就很丰富。如果能给你一个地方去创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可以成就一些东西；如果没有，你就进青山（即精神病医院）。” 他后来回想，或许是那样的童年成就了自己的演艺生命。黄秋生在1985年进入演艺圈的经历是颇为典型的偶然：陪朋友投考艺员训练班，朋友没考上，自己却考上了；然后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热爱这个职业。 只不过“混血儿”的身份又再一次给他带来了挑战。“我刚刚入行的时候都没什么角色的，演的都是‘番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都觉得很困扰——非常困扰，”现年56岁的黄秋生说。 “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在想：到底自己是什么？” 黄秋生表示，演员生涯初期并不顺利 “九七” 进入90年代，随着“回归”之期临近，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不仅是一个困惑，也是实实在在的抉择。特别是1989年之后，《中英联合声明》给港人带来的焦虑以某种形式呈现眼前。一部分香港人选择移民，另一些人则对“回归”欢欣鼓舞，更多的人是无法选择地原地随波逐流。 在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前后半年间两次的访问中，黄秋生对于“九七”当时的回忆，除了路遇那只后来摔坏了的“三脚鼎”和7月2日早晨从家中望出窗外觉得一片“紫气冲天”这样的轶事外，他更加肯定的描述是说，那是“平常的一天”。 但事实上，1997年对于黄秋生似乎还是有着微妙的影响。这个阶段的他处在个人健康与事业的低谷。虽然三年前已经凭《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成为香港影史上第一个出演三级片夺得金像影帝的演员，但却在一段时间里令他“定了型”——这段时期，黄秋生最为人熟知的角色除了《伊波拉病毒》和《的士判官》里的连环杀手，大概就是“古惑仔”系列中的江湖混混“大飞”——与此同时，甲状腺疾病令他身体发胖，他形容自己像“史力加”（Shrek）一样。 英国 自我认同的迷茫再次浮现，黄秋生选择暂时离开香港。他的目的地，是英国。 “我去英国住了一年，一方面是学习，另一方面是寻根，寻根的意思就是寻自己——看看自己是谁，”黄秋生说。当时他正好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师从法国表演训练大师菲利普·高利埃（Philippe Gaulier），而老师的工作室在英国，他便藉此机会探寻自己血液里的英国基因。 “九七”之后，黄秋生在英国进修一年 “在地铁上有人问我，你是什么人？”黄秋生谈到他在英国的生活时说。他记得自己当时身穿一件有狼图案的衣服，当他反问对方“你觉得我是什么人”时，对方笑说“爱斯基摩”。这一刻令黄秋生发现，一个自以为沉重的身份认同问题，换一个角度看，即是一个玩笑。 “到最后，我发觉，通了，”坐在中环一幢铺着古老花地砖的旧建筑里，他忆述自己的感悟，“我是什么人？我不就是我喽？就是混血喽！是，我喜欢吃（牛）扒，但我又喜欢喝汤。有什么出奇的？还用找吗？根本就一直在这里。”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黄秋生笑说，“多笨！” 一张照片 身份认同的困惑没有了，但父亲离开的阴影却会不时回来。去年五月，BBC中文的编辑部在筹备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报导时，偶然地发现，黄秋生在自己的脸书主页上用英文发布了一条讯息：“Looking for my father. Federick William Perry （在找我的父亲，费德烈·威廉·佩里）。” 帖文配上了佩里与黄尊仪怀抱婴儿黄秋生的合照，以及一张黄秋生成年后的照片，短时间内得到数百点赞和表达关心的评论。黄秋生在答复其中一条时写道：“Drunk last night, but thank you（昨晚喝醉了，但谢谢你）！” 在这位影帝的身世已不是秘密的香港甚至华语地区，这条帖子轻易地淹没在黄秋生那些对政治社会民生的评论帖之中。或许对他本人而言也是一样——在被问到当时为何会发这样一条帖子时，黄秋生没有表现出与帖文本身对应的个人情感。 “当时是想，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世界，这么厉害，是不是摆（照片）上去就能找到？”黄秋生说，“纯粹是好奇。” 他解释说，不久前重看《花街时代》（他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勾起了一些回忆，他想看看在不一样的时代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只不过随便发一下，也没什么希望了，”他说，“不可能了，他应该已经死了。” 中国 在历年的访谈中，特别是与内地媒体，黄秋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年纪越大，便越更加认同自己身上中国人的部分。在2018年的香港，这未必是一句最讨喜的引述。“雨伞运动”中年轻人走上街头（一方面是在争取普选，另一方面或许是在一个更广大的图景里作身份认同的抗争），民主派议员极力阻止香港高铁“一地两检”，球场内的观众拒绝向国歌致敬，年轻的民主派议员逐一冒起却又逐一被“DQ”（取消资格）……近年一个难以回避的氛围是，这座城市也正经历着她自己的身份认同危机与再认识。 在社会议题上一向敢言的黄秋生并未错过这些。即使在“雨伞运动”期间正在身在上海拍戏，他仍然在脸书上表达了对学生的同情，批评香港政府和警方动用催泪弹驱逐示威者；并以当时香港演艺学院校友会会长的身份，呼吁在紧急情况下开放校园予学生躲避武力。 黄秋生在演艺圈中一直以对社会及政治议题敢言著称 后来随着“占中”关于普选的抗争演变成对“港独”的争议，在事件期间曾表达过不尽一致立场的一众香港艺人，包括杜汶泽、何韵诗、黄耀明、张敬轩等等在内，均受到内地不同形式的“封杀”。黄秋生亦在最近数年未再接到内地的任何工作邀请。 “这几年搞得我很累，因为‘雨伞’，”数年过去，黄秋生自己都觉得无法说清楚的是，他本意并非支持那场令市中心区域瘫痪79天的运动，也绝非“举报”者所指的“港独分子”。但是正如内地游客与“水货客”难以区分一样，在“他人即地狱”的群体对立逻辑当中，几乎任何表达观点的人都难逃被定性的命运。 “不会清楚的，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黄秋生说，他同时看到了两边各自涌现的“精神病患”，令他欲独善其身而不能。 “突然之间那几年，我回到了60年代，感受到像陈静心……那样一帮‘癫人’，疯狂地借这些思想来找好处，”黄秋生说。年少时他曾对被禁制的非主流信息兴趣浓厚，自学简体字阅读《红旗》杂志、马列文选等所谓的“左派”刊物，因此他对“文革”式的上纲上线现象从不陌生；只是没有想到会在这个年代亲历——虽然当下的严重程度与文革无法相比，“但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黄秋生笑说：“所以在我生命里，这是很‘珍贵’的：你在这样的一个年代，可以感受到一个那么野蛮的年代的批斗方式， 是不是很精彩？” 黄秋生四夺香港电影金像奖，其中两次是最佳男主角 香港 2018年，黄秋生将再踏英伦，参演一部英国影视剧。他坦言，虽然他自觉得似乎比一般华人更容易与英国人相处，但是西方人的生活搬到他身上，仍让他觉得“不妥当”。 “老实讲，我真的比中国还中国，”他说，自己在生活中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人，“我家里还有地主，还有灶君的。” 在湾仔，从历史建筑蓝屋一侧那幢黄秋生童年时曾与母亲一起居住的房子，走过几个街区一直到春园街沿途，黄秋生熟悉地向记者介绍这个香港岛最古老的闹市区之一当中每一个曾经是武馆、中医诊所和凉茶店的地点，以及他记忆中华人与英国人在这里生活的情景。 他不同意说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香港殖民地历史的见证，而是将自己的人生归因于母亲的坚强和忍耐。 “说没有殖民地就不会有黄秋生这个人，夸张了些……”他说。 “当日，我工作都没有什么心情，朋友对我都不怎么鼓励。入演艺学院需要人担保，我妈妈力排众议地让我上学。没有我妈妈就没有我，这是唯一肯定的。” 对于这座他生活大半辈子的城市的未来，黄秋生却是相信，“文化上的回归”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虽然他感叹于这个“掉一包垃圾都是政治”的情势，也感叹于传统老店正在租金日涨的压力下逐渐消失，但是他觉得，港英时代留下的“遗老”过去后，香港也将会如租界消失后的上海一样，逐渐复归中国城市的身份。 “一定是回归——必然的。这样一块地方，是借来的时间，”黄秋生说。 而作为一个个体，他觉得自己还能为香港做什么？ “我们这一代，说实话，几十年，完的了，”他回答说，“我几十年积下来的东西，都掀桌子扫掉了，还想我做什么？我做完了，我应该做回自己的事。” 那个没有再回来过的英国父亲呢？ “人生的事情就是由它过去，”他说，“就好像身体上的疤痕，它永远在那里，告诉你一些过往，是一个记录，一个历史。无需要介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