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我关掉呼吸机让病人死得平静一些”
对于一些新冠肺炎（COVID-19）重症病人来说，人工呼吸机是一个能够起死回生的医疗设备。
重症监护病房的医护人员有时要面临艰难的决定，比如决定关闭人工呼吸机。 当病人自己无法将氧气吸入肺部和将二氧化碳排出时，呼吸机能够帮助他们做到。只不过，这种呼吸机并不能挽救所有人。有时候，世界各地的医护团队会面临一些艰难的选择，在患者无法好转时，他们不得不停止治疗。 “关掉病人的呼吸机是令人非常痛苦的。有时候，我感觉自己要为另一个人的死负责，”胡安妮塔·尼特拉（Juanita Nittla）说。尼特拉是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重症监护室（ICU，即深切治疗部）的护士长。 作为一名重症监护的专责护士，南印度出生的尼特拉为英格兰国民保健署（NHS）工作了至少16年。“但关掉呼吸机是我的工作之一，”这名42岁的护士在一个休班日里向BBC表示。 最后的愿望 4月的第二个星期，尼特拉刚刚早班到岗就接到ICU的登记处的通知，要她去终止一个新冠病毒病人的治疗。这名病人恰好是一名50多岁的社区护士。尼特拉和病人的女儿谈论了一下流程。 “我向她保证，她妈妈没有痛苦，并且看起来很安详。我还问了她妈妈的愿望和宗教上的需求。”在ICU，病床都是靠在一起的。她这名病入膏肓的病人周围，是其他同样处在昏迷状态的病人。 “她是在一个8个床位的房间，里面所有病人都病得很重。我拉起了帘子，然后关上了所有的显示器。” 新冠疫情给全球医护人员带来挑战 医疗团队也全都静默了片刻。“护士们都不说话了，病人的尊严和平静是我们最看重的，”尼特拉说。然后，她将电话放到病人的耳边，让她的女儿说话。“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电话，但是对于那家人来说却是意义重大。他们想做一次视频通话，但是很不幸，ICU里不允许使用手机。” 胡安妮塔·尼特拉是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重症监护室（ICU，即深切治疗部）的护士长 关机 依照病人家属的请求，尼特拉用电脑播放了一首指定的音乐视频。然后，她就把呼吸机关掉了。“我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直到她离开，”她说。 停止所有呼吸辅助设备和一切治疗的决定，是在医疗团队的仔细考虑之后才会作出。他们会分析过病人的年龄、潜在健康状况、病人的反应以及康复的机会等等多种因素。 尼特拉关闭呼吸支援器械之后五分钟内，这名病人就死去了。“我看到监视器上的闪灯，还有心率仪显示为零——变成屏幕上的一条横线。” 独自死去 然后，她就拔开了输送镇静剂的管子。病人的女儿并不清楚程序的进度，还在电话的另一边和妈妈说话，并且祈祷。尼特拉怀着沉重的心情，拿起话筒，告诉对方，一切结束了。 她说，作为护士，在病人死去之后，她的工作任务并未完成。“在一名同僚的帮助下，我给她做了一次擦浴，用白布将她裹起来，把她放入一个裹尸袋里，”她向BBC表示，“封上袋子之前，我在她的额头上做了一个十字的记号。” 在未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时候，病人亲属会与医生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来商定最后的做法。在生命支援器械被关闭前，最亲的家人还会被允许进入ICU。不过，在当前的世界大部分地方，这种程序已经不再适用。 “看着一个人那样独自死去，真是很悲伤，”尼特拉说。她觉得，去照顾那些在她看护下死去的人，能令她自己身心上得到抚慰。她看见过病人痛苦挣扎，拼命想要呼吸，而那画面“令人看着非常压抑”。 床位都满了 由于入院人数的大量增加，这家医院的重症治疗部床位已经从34个增加到60个。现在，全部住满了。ICU里有一个175名护士组成的团队。“通常在重症室，我们会保持一对一（一个护士对一个病人）。现在，是一个护士负责三个病人。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就将会是一个护士对六个病人。” 她团队里的一些护士也出现了症状，正在自我隔离。医院在培训其他后援护士去重症监护室工作。“在一次轮班开始前，我们会握着彼此的手说‘注意安全’。我们互相照顾，确保每个人都戴好了手套、口罩，并穿好了防护服，”尼特拉说。 胡安妮塔·尼特拉和两位护士同事 呼吸机、输液泵、氧气瓶以及很多药物都短缺，但是她的医院还是有足够的保护装备给整个团队使用。ICU平均每天都会有一个人死亡，比起他们在全球大流行之前的平均数要高得多。 “这很吓人，”尼特拉说。 作为护士长，她有时候要去压抑住自己的恐惧。 “我会做噩梦，我会睡不着。我担心我会感染病毒，我们同事之间说起来，每个人都害怕。” 去年，她曾经因为结核病而休息停工好几个月。她知道，自己的肺功能是有所损伤的。“人们跟我说，我不应该再工作的。但是，这是一场全球大流行疫情，我把一切都放在一边，去做我的工作。” “在我结束一班的工作时，我会去想想那些在我照料下死去的病人，但是我会试着，在走出医院的那一刻就让大脑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