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益仁平之劫是中国民间公益之劫
本月中旬获释的武嵘嵘﹑李婷婷等五位女权活动人士，并没有因为获释而真正重获自由。据媒体报道，其中一人，即今年30岁的武嵘嵘，上周五遭到警方长达八个小时的讯问。讯问严酷而充满羞辱，以致武嵘嵘“精神几近崩溃。”其他人士均遭限制出境，以及全天候控制。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警方还视她们为犯罪嫌疑人，侦查还在持续。警方此前之所以释放她们，实际上是不情不愿，即无非迫于全球抗议的巨大压力。释放她们并不意味着撤案。
武嵘嵘等5人在今年妇女节前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 事件的导火线，是她们3月初发起的反性骚扰举牌，随即被警方以“寻衅滋事”为名刑拘。而照通常情况，只要不涉政治议题，公益举牌原本没那么敏感。惹出那么大风波，她们自己都始料未及。其中的李婷婷就对媒体坦承：“我还以为我们的活动，类似街头贴广告的活动，没想到会被刑事拘留。” 显然她们是太天真了，不知道另有玄机，即警方实际是要通过举牌案，挖出她们的“幕后黑手”。而所谓“幕后黑手”，则是她们曾经供职的公益组织“益仁平”。所以才在她们被抓不久，“益仁平”在北京的办公室也于3月26日遭警方突袭查抄。警方目标所在至此昭然若揭。 “益仁平”有国际NGO资助，跟国际公民社会有广泛合作。 国际背景是关键 作为公益组织，“益仁平”原本极少涉足政治，何以令警方如此劳师动众呢？真实原因，其实在于“益仁平”的国际背景，即“益仁平”有国际NGO资助，跟国际公民社会有广泛合作。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理解为什么警方同样对定位民间智库的北京传知行研究所穷追猛打，以致其创始人郭玉闪和行政主管何正军先后身陷囹圄。最近发布的警方对他们的起诉意见书，更是故意强调其接受国际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从事公共政策调研，可见对其国际背景的敏感。 这一点，对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的讨论也可印证。草案一稿就堂而皇之地规定：“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代表机构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只是到了二稿，才略略开了口子，增加了一句“国务院另有规定外”。这即意味着，不仅虚拟世界有一道防火墙，把“国务院另有规定”即所谓“白名单”之外的国际网站一律封杀，现实中也正在建造一道防火墙，把“国务院另有规定” 即所谓“白名单”之外的国际NGO统统“御敌于国门之外”。 就如文革中所谓“海外关系”让成千上万同胞沦为政治贱民一样，今天中国NGO的国际背景将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无论你的宗旨何在，无论你做的是什么，你的国际背景本身就是原罪。但在事实上，因为中国的公益资源严重匮乏，而国际公益资源高度发达，所以跟益仁平一样，很多中国NGO都不可能不跟国际NGO合作。同时也因为国际合作,引进国际NGO成熟的公益文化和管理经验，中国NGO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一切都将戛然而止。中国的民间公益将对国际NGO、对国际公民社会全面关门。即新的闭关锁国将不限于互联网、不限于思想言论，纵然民间公益也无以幸免。这才是益仁平之劫的终极原因。 周永康案反映了中国的司法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 新的闭关锁国 新的闭关锁国从虚拟世界延伸到现实世界，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重新隔绝，这无疑是倒退。这倒退基于当局对所谓“颜色革命”的恐惧，国际公民社会则被当作所谓“颜色革命”的推手，跟他们有过合作的民间公益组织，被当作他们的代理人。这根本就是误判，重蹈毛泽东六十年代误判阶级斗争形势的覆辙。 误判大致有内外两个起因，外部起因于所谓“亡我之心不死”的仇外排外思维。而这根本不能成立，因为一个分裂的、动荡的中国，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国际社会需要一个稳定的中国。内部起因于国内社会矛盾和冲突，这也难以服人，即便每年近二十万起群体性事件，但都是碎片化的，都停留于维权层面，从无一起引爆总危机，说明中国现在有维权的巨大压力，但并没有所谓“颜色革命”的紧迫危险。而维权压力的存在并非坏事，恰恰是推动中国有序转型的动力。 夸大所谓“颜色革命”的危险，以防堵所谓“颜色革命”为借口，正是为了动用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手段来压制维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阴谋。就此来说，所谓误判其实是故意的，是假装的误判。毛泽东当年的误判导致文革的漫天烽火，今天的假装误判，则使维稳压力居高不下，即便维稳沙皇周永康倒台，也不过是进入后周永康时代而非真正进入法治时代。以维权为主题的公民运动遭到全面打击，对公益举牌之类的合法博弈零容忍，社会矛盾和冲突却并没有正常的排泄渠道，则终有一天，所谓“颜色革命”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责编：路西）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