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捐赠者的质疑：怎么捐？捐给谁？
“那是我第一次捐那么多，也是最后一次。”
10年前的5月12日下午2时28分，25岁的设计师雷可正在成都的7楼办公室睡午觉。他感受到明显震感后随人流跑下楼。后来，通过公司组织的募捐，他将1000元人民币捐给了灾区，彼时那是他半个月的工资。 此后2010年的青海玉树地震和2013年的雅安地震，他分别捐了200元人民币。 汶川地震开启了中国的慈善热潮，民众的捐赠热情达到顶点。2008年后，因为善款去向成谜等原因，民众对中国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的信任开始走下坡路。 十年后，雷可反问：“不是应该国家应对的吗？每年对外捐赠那么多。出了事就号召民众捐钱，（我们）捐出去的钱用到哪里都不知道。” 但2008年捐款时，他的想法是“不确定钱的流向，但还是会捐。我做我的本分，剩下的就看那些人有没有良心了。” 曾经的红会 5.12地震后，捐款乱象随处可见。各路人马抱着大红色的捐款箱上街募捐，有的未说自己来自何方，民众也未问他们从哪里来，钱要往哪里去。彼时，献爱心、伸援手才是第一要务。 当时中国人捐款所能想到的第一渠道便是中国红十字会。多数人印象里，那是著名的全球性民间救援组织。但中国红十字会并不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多数红会那样独立运作，它由中国政府代管，员工参考公务员待遇。 汶川地震一周年后，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江亦曼在《中国红十字会汶川地震救灾应对及思考》中写道，截止2009 年 4月底，红十字会系统（包括港、澳、台红十字组织、国际联合会及有关国家红十字会）共募集款物达191亿元人民币。 在媒体和公众的不断追问下，红十字会开始承诺建立信息公开平台。 地震三年后的2011年7月，中国红十字总会的捐赠信息发布平台（fabu.redcross.org.cn）终于上线试运行。但目前BBC中文记者无法登陆该平台。 2011年，该平台发布了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捐赠收支和资助使用的有关情况。但2010年1月11日以前的捐赠信息仍不能查询。 红会的困境 过去十年中，中国红十字会经历“郭美美事件”，再到北京大雨呼吁捐款被网友抵制齐声喊“滚”。即使红会连发声明澄清与郭美美无关也无法挽回公众信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失信于民还源于“挪用”救灾款。 香港《南华早报》曾透露，中国红十字会承认，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曾挪用上百名艺术界人士筹集的用于修建一所艺术学校和资助其他建设项目的逾8000万元善款，用于其它项目。 但中国红十字总会对此进行的辩解是：虽然挪为他用，但与捐款人的意愿总体上是一致的。 2015年民进党执政台湾，两岸关系遇冷，导致民众捐款信任降低。多数台湾民众不知钱款是否最终到达中国灾民手中。 根据中国民政部发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获得的社会捐赠比2010年减少近六成。 经历危机的还有海峡对岸的台湾红十字会。汶川地震之后三个月内，台湾红十字会募到14亿新台币（约3亿人民币）。而台湾红十字会发给BBC中文的数据显示，9年后的四川九寨沟地震，该会仅为灾区募集到不到19万新台币（约4万元人民币）。 台湾红十字会会长王清峰在四川灾区。 如此强烈的数字对比，台湾红十字会会长王清峰解释说，大陆地区经济发展快，实力强；加之中国近年来在救灾、备灾和防灾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以及灾情发生时居住在大陆的台湾民众和台商直接在大陆捐款，较少再通过台湾红十字会，以及现在的民进党执政，两岸关系冷一些，也可能影响捐款。 在捐款救灾向来积极踊跃的香港，募集到的捐款数量同台湾一样，呈下降趋势。 香港红十字会称，1950年创会以来，汶川地震的捐款是其处理的最大一次捐往外地的救灾款——13亿港币（约10.5亿人民币）。2013年的雅安地震募集资金则只有汶川地震的十分之一。 香港红十字会国际及赈灾服务部主管刘冰说，如果我们用2008年（地震捐款）来做一个标杆的话，这个标杆可能有点过高。 市民也打电话到香港红十字会的电话查询中心，问捐款方法，红会在当地的救灾进度和救灾需要等。 2008年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专门成立数据签发中心，对每一位捐赠100港币以上的捐款人出具收据。当时一共出具30多万张收据，数据中心运转了几个月直至08年年底。 香港人捐款前关心捐款方法、当地的救灾进度和救灾需要，捐款后，香港人还关心钱的流向和用途。 前香港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中国组首席记者吕秉权是汶川地震后首批到达地震灾区采访的香港记者，08年地震采访归来写文赞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持“非常支持人性光辉”。 但2009年重返灾区跟进报道的所见所闻，让他公开呼吁香港社会理性捐款，不要给中国官方捐一分一毫。 “我和家属继续跟豆腐渣工程。 有一天在（四川）德阳给（国保）抓了。我们都习惯被抓，照常应对，希望尽快脱身。当时灾区还是很多人没吃好，没住好，好多人住板房和帐篷。国保拉我们去一个山庄吃饭，我们只有两三个人。他们四五个人。国保点了他也知道自己跟你也吃不完的菜，不停地点，大鱼大肉。又喝酒。” “我当时跟他们说，我们这样做对得起外面的灾民吗？他们没吃好，没地方住。还有对得起捐款的人吗？赈灾的款不是这么用的。然后他们不在乎，跟我说，灾区没有你想象中缺钱。非常嚣张。然后还不停手。” 吕秉权重返灾区还看到从震区绵阳通往北川十多公里两房有刚重建好的房子。后来官方要求把道路从原本的二车道拓宽到四车道，在刚修好的房子一旁画了符号要求拆房。 “我们去责问，采访了这个事。没有人为这个事负责。白白浪费了重建款，也是不了了之。” 2008年港府共捐赠过百亿港元，中国媒体《财新网》、《环球网》和香港媒体之后爆出，香港政府资助重建的绵阳紫荆民族学校落成不到十一月后被改建万达商场，陷入用地争议。 吕秉权说：“种种迹象显示，官方对捐款不太珍惜。” 2013年雅安地震，香港立法会在一片"不捐一分"的反对声中通过了向雅安捐款1亿港币（约8200万人民币）的决定。 钱是怎么花的？ 2008年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的“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研究报告被中国媒体广泛引用。 根据邓国胜团队的统计，八成资金流入政府账户。 十年间社会各界对钱的流向一直穷追猛打。但似乎官方给出的答案不是那么令人信服。 2008年中国民政部“5.12汶川地震捐赠信息系统”投入使用。登陆中国捐助网可查询了解捐赠款物去向，并在线申请捐赠凭证。但BBC 中文记者目前试图登陆该信息系统时，显示的是网页无法找到。 中国媒体《财经网》的报道指出，在652亿的捐款中，约有151亿元公布了使用明细，约占总额的23.16%。其余501亿元，至今没有在公开数据中明确显示详细去向，甚至连捐款来源也无从查证。 慈善格局大变化 中国民政部前赈灾司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过去十年中国的慈善公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中国全国约有80万个社会组织，基金会超过6000个，境外非政府组织（NGO）的从几十个到目前依法注册的几百号。 2016年中国通过《慈善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法律层面管理境内和境外组织。 但根据这两项法律，慈善团体要在政府登记才可工作，警方有权调查这些机构，也可将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的非政府组织，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不得在中国境内再设立代表机构。实施半年后，不少在华NGO暂停运营、取消活动或被赞助方撤资。 王振耀则认为，《慈善法》对捐款的信息公开程度做了细致规范，在法律框架下，信息的公开管理有了法律依托。 香港中文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健民表示，中国通过《慈善法》和NGO法的思路是，放宽本土组织，给自由筹款，对境外组织则要管理控制。“如果我不定义你是一个慈善团体，就不会给空间，甚至打压。” 腾讯等互联网公司开始尝试新的互联网公益渠道和平台。但随后互联网公益爆出"假慈善"丑闻，例如凉山主播“假慈善”直播事件、罗尔事件，以及“一元购画”事件，在线平台将线下的传统慈善搬到线上新平台，再一次考验公众对中国慈善的信任。 虽然中国慈善经历了汶川地震后的激情爆发和随后的信任危机，但王振耀说，他不同意08年后民众的捐赠热情走下坡路的说法，反而老百姓的捐赠热情有增无减。 《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的数据显示，中国境内接收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额共计1042.26亿元，时隔4年捐赠量再破千亿。但这1千亿里企业捐赠是主体，占比七成，个人捐赠占比连续下降三年，只占11.1%。 而在过去十年，中国知名企业家（慈善家）捐赠的数目很大程度上撑起了中国的慈善。2008年地震前，上榜中国慈善家的50位慈善家合计捐赠款物10.29亿元，到2017年，这个数字涨到了90亿。 王振耀说，未来中国的慈善还是要走平民慈善，以普通人为主。但未来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好政策落实不到百姓身边”。 他认为，最大困难是《慈善法》的具体落实。比如，小额捐赠的免税条款在北京以外实施不顺。所以在未来相应的例如培训、资讯提供和表彰等支撑系统还需改进。 王振耀说自己很乐观，认为少则3年，多则5年左右就会看到平民慈善在中国的实现。 BBC中文记者何桂蓝、陈岩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