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下香港的露宿街头者，一群“不属于这里”的人
香港深水埗的通州街公园是许多无家可归者聚集的地方。四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志愿者带着食物走进了这座有七八个足球场大的公园，他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ImpactHK在疫情以来通过募集捐款，已经资助约50名露宿者找到短期住所。除此之外，他们每周还为这个群体提供6000-7000人次的免费便当。 “我已经饿了两天了，没有吃过一点东西了”，这位老人一边接过志愿者递过来的香蕉，一边不停地重复着同一句话。见状，身边的志愿者又多给了他一根香蕉。 据当晚的志愿者领队Elvis说，这位老人常年住在这里，平时靠所剩无几的积蓄和政府津贴生活，虽然已经不易，但也勉强过得去。据称，老人接受过几次媒体采访，平时很健谈。但在这天晚上，他能说出的话除了“两天没吃过东西”，便是“有没有尿片”。 “这里许多人平时都是依靠志愿者发放食物维生，现在因为政府‘限聚令’，政府不允许超过4个人在公共场所聚集，许多慈善团体不得已减少了扫街活动，而他们得到的帮助也会减少，”Elvis无奈表示。 在新冠肺炎这场罕见的公共卫生危机面前，像老人这样的露宿者（无家可归者）群体显得格外脆弱。他们的窘状显现了香港这座国际金融城市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的苍白和政府的缺位。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政府推出了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规定人们不得在公共场所有超过四人以上聚集活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香港有名的露宿者聚集地通州街公园。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里过夜的露宿者可能多达七八十人。 “限聚令”下无家可归者 为控制疫情扩散，香港政府规定，3月27日起在公众场所禁止4人以上聚集，俗称。同时要求所有餐厅入座率不可超过50%，每张餐桌最多只能坐4名顾客，桌子之间距离必须超过1.5米。但这些规定让社服人士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 他们认为，政府政策没有考虑到给露宿者群体带来的影响，也没有为露宿者给予该有的关怀。，使得许多露宿者的生活雪上加霜。限聚令"后，通州街公园老人的遭遇便是一例。 一些连锁餐厅还宣布暂停堂食，例如麦当劳宣布14天期间停止堂食服务，这直接影响到数百名晚上睡在麦当劳的“麦难民”露宿者。 年初以来，阿山先是成为了一名失业者，如今又变成这个城市露宿者中的一员。 45岁的阿山现在的他住在通州街公园不远的一个隧道里，只能靠一些慈善组织发放的简单食物勉强果腹。 “每天都吃不饱，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指着被子旁边放的一盒速食面说。这是一个慈善机构志愿者“扫街”时发给他的，也是他仅剩的食物了。 45岁的他之前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今年年初失业。“机场、地铁都没人了，餐厅也没人吃饭，根本没有人流，很多的士司机都在那段时间没有了工作，”他在回忆起那段时间时说道。 过去他因为有一个吸毒多年的前女友，与家人关系决裂，也一直没有留下积蓄。如今孑然一人的他遭受了人生中最大的打击，发现自己几乎求助无门。 他最初从政府处得到过三千元补贴，但他称“只是一次性的”，没有其他政府援助。由于没有住址证明，他无法登记一些政府支援项目，少数仍在雇人的地方因无法确认他的信息也不愿用他。饥饿导致他的体力不断下降，每天大多数时间他只能睡在自己的角落里。 疫情下政府呼吁市民保持社交距离并留在家中，但大部分露宿者除了露天场所无处可去，这加大了他们暴露在病毒下的危险。香港媒体报道称，有立法会议员及宗教界团体曾建议政府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疫情期间收容露宿者，但遭到拒绝。政府方面担忧人群聚集带来病毒传播风险，且称露宿者不符合开放临时庇护中心的条件。 香港立法会议员、工党成员张超雄认为，香港政府的回应显示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无动于衷”。他指出，疫情期间为露宿者“开绿灯”不是没有先例，许多地方比如巴黎政府已经为露宿者提供酒店房间。 暂停14天后，麦当劳的堂食服务在4月7日已经重启，许多“麦难民”们又有了容身之地，但张超雄认为，“这对香港来说是一件很荒唐的事。” “这对香港来说很可笑，这些露宿者的命运由快餐店掌握，而不是靠政府的公共服务，”他对BBC中文表示。 继去年持续数月的政治风波之后，今年的疫情给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之都再度带来经济重创。在香港失业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时，社服界担心露宿者群体也在悄然壮大。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今年1月至3月期间，香港失业率为4.2%，是九年来最高水平，就业人数减少约4万8800人。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致光表示，新冠疫情对多项经济活动造成严重干扰并削弱经济气氛，劳工市场短期内将继续面对疫情引致的巨大经济冲击。 香港社会福利署2019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香港向政府登记注册的露宿人士共有1127人。但由于登记手续繁多复杂，许多人无法完全配合注册要求，许多无家可归者并没有登记在册。 Elvis称，根据各区志愿者反馈的情况，疫情爆发以来香港的露宿者数量增长可能达到20%。而《星岛日报》援引社区组织协会报道表示，疫情下全港露宿者可能已经超过两千人。 张超雄也认为，疫情期间香港露宿者人数出现增加。他甚至表示，这个数字可能会较快增长。他解释称，通常夏天是露宿者人数的高峰期，因为届时一些人比起闷热的劏房（群租房）更愿意睡在公园，但今年由于疫情，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 香港社会福利署一名发言人向BBC中文表示，社署没有备存疫情期间露宿者人数的资料。 老龄化香港的缩影：拾荒者兰姐的故事 缺位的政府角色 社会福利署称，他们对露宿者的支援主要体现为政府资助的隶属于三家非政府机构运作的三支综合服务队，这些服务队提供探访、就业支援、服务转介等帮助。负责综合服务队的三家机构分别为圣雅各福群会、救世军及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服务范围覆盖港岛、九龙及新界。社署称目前共有635个床位供露宿者紧急或短期使用。 但是这些政策长期被批评适用性不高。除临时床位外，香港政府设有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计划，帮助通过申请的低收入人士维持基本生活。但许多露宿者不仅面临失业及经济问题，也有心理创伤、犯罪史、使用毒品等特殊情况，繁琐的手续与表格显然无法完全适用于这个群体。香港城市大学2014年推出的"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行动"报告显示，有49.85%的露宿者没有申请综援，其中主要原因为"希望自力更生"，也有超过10%的受访者表示是由于申请手续复杂。 社署称，疫情期间三支服务队加强了为露宿者提供健康资讯等外展工作。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月4日也曾现身露宿者行动委员会服务中心，向露宿者派发其他慈善团体捐给港府的口罩等防疫用品。 一些一直关注这个群体的人士认为，港府做的远远不够。张超雄指出，政府支持的住宿床位长期已经饱和，且住宿环境与卫生条件不理想，很难适用于疫情下新增的露宿者。 对港府政策的一种批评声音认为，政府设定的门槛不合实际，且缺乏长期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支持Elvis一众志愿者服务的慈善团体ImpactHK已经成立三年。其创建人杰夫·洛特梅尔（Jeff Rottmeyer）称，疫情爆发以来ImpactHK在通过募集捐款，已经资助约50名露宿者找到短期住所。除此之外，他们每周还为这个群体提供6000-7000人次的免费便当。而这些都没有依靠政府资助，他甚至称，政府除了资助的几家机构外，"没有任何针对露宿者群体的考量"，有些时候政府的工作起不到任何帮助。 洛特梅尔举例称，曾有政府官员联络ImpackHK，邀请他们向政府提出申请，得到资金支持。洛特梅尔的团队希望可以得到40万港币支援，全部用于在疫情期间帮助年长者及露宿者提供食物，但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 “整个申请过程非常繁琐，我们要写非常长的报告，估计拿到钱后还会有很多不同的报告要交，”他称。“我们为什么要祈求政府给我们钱，来帮助本来是他们应该帮助的人呢？” 洛特梅尔最终选择自己寻找其他机构合作，得到了同样多的食物支援，已经开始发放给露宿者群体。“这些机构看到了需求，真正关心露宿者，所以可以把事情做到位。” 洛特梅尔认为，香港政府在露宿者群体上“没有任何积极关怀”。“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拥有权力的人会如此没有效率，”他对BBC中文说。“这是一个十分富庶的城市，但却让这么多人流落街头。” “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把生活看得更加重要，”他继续说道。“我们的生活不只关乎我们自己，我们跟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个城市，其中许多人有严重的伤痛，”洛特梅尔说。“我们告诉人们要待在家里，但许多人根本没有家，现在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刻。” 香港至今没有针对露宿者的专门法例来保护这个群体的权益，面对持续增长的露宿者数量，张超雄认为，这是香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甚积极造成的。 “政府认为自己的角色十分有限，他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计负责，如果你做不到，那是你的失败，”他说。 “当然政府官员不会承认这样的思维，但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明显是在向全世界，尤其是香港人显示，如果你不能解决自己的生活温饱，你便不属于这里，我们不会给你提供全套的帮助，也不会给你同情，”张超雄补充道。“真正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社会压力，但很遗憾这个群体给不了这个政权没有任何社会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