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会：央行行长易纲释放信号，货币宽松与贸易谈判
3月10日上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首次以行长身份出现在“两会”记者会上。他回应了关于中美贸易谈判进展，以及2019年中国的货币政策。
中国央行行长易纲上任后首次出席“两会”记者会 易纲透露，中美贸易谈判的确涉及汇率问题。这引发外界联想，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后的覆辙，也导致中国经济长期萧条？ 此外，中国央行从去年底开始大规模降准应对经济放缓，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缓和，2019年中国还是继续“放水”吗？ 中美贸易谈判与“广场协议” 中国两会召开之际，中美间的贸易谈判并未停止。此前消息称，中美谈判已经在汇率问题上达成一致。引发中国舆论担忧，汇率条款是否会成为日本与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贸易战后签订的《广场协议》，使中国经济也陷入长期停滞。 从1975年开始，美国共针对日本发起了15次“301调查”，以缩减美日间三四百亿美元的贸易逆差。80年代对日的贸易战并未帮助美国显著减少贸易逆差，美国将原因归结为美元对日元汇率的高估。1985年，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五国在纽约签署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联合干预外汇市场，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 广场协议后，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带来的出口压力，日本积极提振内需，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造成疯狂的地产泡沫，使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易纲并未正面回应中美达成什么样的汇率协定。他介绍，刚刚结束的第七轮贸易磋商谈判确实就汇率问题进行了讨论，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如何尊重对方货币当局在决定货币政策自主权；第二，双方都应坚持市场决定汇率制度的原则；第三，双方都应遵守历次G20峰会承诺，包括不搞竞争性贬值，不将汇率用于竞争性目的，并就外汇市场保持密切沟通；第四，双方都应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透明度标准来承诺披露数据等等。 有学者认为，第二个广场协议之说多少有些无稽之谈，因为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与80年代的日本有天壤之别——在国内，中国增长动力已经由出口转向消费，2018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相当，而日本1985年零售市场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零售业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对进口消化能力相对较弱，使得日本市场对美国的牵制较小。 降准的空间不大了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使中国经济增长逆风航行，同时央行实施了货币宽松政策用以冲抵经济进一步放缓。 2018年初至今，央行一共五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下调3.5个百分点。 2019年，中美贸易争端趋缓，那么是否还会继续降准？会降多少？ 上一轮连续降准后，中国银行业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11%左右，其中农信社的法定准备金率最低可到6%至8%。相比国际而言，易纲介绍，就总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来说，美国是12%，欧洲也是12%，而日本更高，超过20%。中国目前的情况是，三档存款准备金率加权平均是11%，而银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只有1%，因此总的准备金率为12%，跟发达国家水平差不多，远低于日本。 因此，易纲表示，“发展中国家有个发展阶段问题，这个阶段中，一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合适且必要的。我们存准率下调还是有空间的，但是这个空间相较于以前要小多了，这方面要考虑资产配置和风险问题。” 分析人士称，现在中国的准备金率还远未达到甚至接近历史最低水平（6%），如果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存在，那么今年底前继续降准将是大概率事件。 但多次降准，也带来副作用。上述分析称，降准最大的副作用就是汇率，货币宽松必然带来汇率的压力。如果未来美联储继续加息，还会加大货币流出压力，影响中国国内的投资。 此外，今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去年相比少了"保持中性"四个字，是否意味着今年的货币政策将会偏向宽松呢？ 对此，易纲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未变，要体现逆周期的调节，同时货币调节在总量上要松紧适度；在结构上要加强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支持；同时还要兼顾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来考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