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客折射出的中国改革压力：“我们就赚个发票钱”
《逃犯条例》修订“寿终正寝”，但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并未停止，游行涉及的议题和区域反而不断扩大。
“水货客”对深港边境居民造成滋扰，引发民怨。 7月13日，香港北区上水发起“反水货客”的游行。组织者称有30000人游行，警方称高峰期有4000人。 虽然规模远不及两次百万级“返送中”游行，但反映出来往中港的“水货客”对毗邻边境的香港居民的滋扰。 专家认为，过去10年，在深港边界穿梭的“水货客”难以禁绝，究其原因是两地不同税制造成的商品价格差。而税制差异又反映了两个经济体的不同模式，以及中国模式面临的改革压力。 iPhone折射的“水货客”生态 “我们现在就赚个发票钱。”王一民（化名）是东莞人，在深港边界从事水货生意已经5年，他只做一项产品——iPhone。 王一民称，2014年iPhone 6上市时大受欢迎，内地货源吃紧，香港的iPhone不仅有货还相对便宜。当年的王一民只有18岁，被家里人拉入行。但他不是水客，而是管“收货和发货的‘水头’”，2015年春节前后“赚了几百万”。但水货iPhone的生意自此后“一年比一年差”。 新的iPhone上市后，总有“水头”等在边境从水客手中购买iPhone。 即便如此，每年发布的iPhone在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依然存在价差。 以最新的iPhone Xs Max 256G版为例，中国内地售价为10499元人民币，香港售价为10799元港币（合人民币约9525元），相差近1000元人民币。 每天洪水般流向深圳的港货中，一部分因为稀缺，比如仅在香港销售的玩偶等影视剧周边产品；一部分因为质量，比如进口奶粉；绝大部分还是像iPhone一样存在价差的商品。而有价差，就有牟利空间。 价差是怎么产生的 一条深圳河之隔，同样的商品，价格为何差了这么多？ 如果仔细观察，在上述iPhone的购买页面，苹果用小字标明“含增值税及其他法定税费：约RMB1214”。大致相当于两者的价差。 一台手机的税负就能反映出，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税收制度的不同。 香港低税率造成的低价格，使“水货客”有牟利的空间。 中国现行有18个税种，既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也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直接税。 香港则实行利得税（企业所得税）、物业税、个人薪俸税（个人所得税）3个主要税种。没有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消费税也仅限于烟酒等个别商品。 香港的税种不仅更少，税率也更低。以利得税（企业所得税）为例，中国内地征收的税率为25%，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减按15%征收；而香港该税税率为16.5%，对于企业首200万元利润，降至8.25%征收。 对于平均关税税率，中国在1990年代达到40%，之后不断下降，到2016年，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仍有7.8%。相比之下，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长期以来实施零关税。 这就造成香港与中国内地税负差别巨大。 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2017年香港的企业综合税率为22.9%，而中国内地则高达67.3%，几乎是香港的3倍。作为参照，亚太地区企业综合税率均值为36.4%。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认为，过高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死亡，可以称为“死亡税率”。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则刊文反驳，认为中国宏观税负水平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死亡税率”之说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 中国巨额财政收入维持巨额基础设施投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似乎难以为继。 税制背后的经济模式差异 “不同税制背后是不同的经济模式。香港是‘小政府、低税负’的自由主义经济体，高度依赖国际贸易；中国是‘大政府、高税收、高投资、高补贴’的国家资本主义。” 一位在中国从事财税研究的学者向BBC中文表示，欧洲很多国家也实施高税率，但主要用于承担国民的高福利，中国的高税收很大一部分用于政府主导的投资和产业补贴。 这种模式似乎很管用，在几十年间造就中国经济崛起。但上述学者分析，投资作为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效率和效果都在不断下降，甚至造成部分产能过剩；产业补贴则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诟病，甚至成为贸易战的诱因之一；而高税收抑制了中国国内消费的增长。 “如果不改变，中国经济将失去动力。” 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这一点，近年来实施了多项减税政策，但效果遭到质疑。根据中国官方数据，2018年税收收入156401亿元，同比增长8.3%，超过了GDP的增长率。 不过，路透社援引中金公司的分析报告称，2019年中国的减税力度高于预期，例如个税改革及中小纳税人“扩容”及税费减免，有望在今年推动消费领域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