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回忆改变人生轨迹的那一刻
40年前， 中国决定恢复因文革中断十多年的高考制度，几百万学子跃跃欲试， 20万幸运儿如愿以偿。这是中国朝改革开放迈出的第一步。BBC东亚部的华英回忆她的高考经历。
1978年上大学那年在北京一个公园 1977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文革已结束，大规模改革尚未开始，但到处是新气象。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知识重新受到尊重。 在小学教英语 1977年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区的一所重点小学教英语。之前我在一个培养小学外语教师的师范学校学习了3年。 我认为自己相当幸运。在我之前，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而我的同学，很多都被送到郊区插队，能留城的，也只能在街道工厂做工。 我负责教3年级4个班的英语课，200个学生，每班50人， 年龄10岁。 一周之内我记住了全部学生的名字，想尽办法采取活泼多样的教学方法让孩子们对学英语感兴趣。几个月之后我在全校作了一堂示范课，也就是说领导和同事已经看到我的潜力。 晚秋的一天，我刚从乡下带高年级学生学农返京，家人告诉我，国家已决定在当年恢复高考，所以我可能有机会参加考试。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已经放弃了上大学的想法，安心于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英语老师。突然而来的消息，令人兴奋不已。 1977年冬季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最小16岁，最长的过30；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4.8%， 为历史最低。 读书难 小时候我们都看过《我要读书》这本书，讲的是解放前穷人家的孩子高玉宝酷爱学习但缴不起学费，还要给地主干活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认为我们幸运赶上了好时代，一定要好好学习。 不幸的是，小学没上完就赶上文革，学习文化知识不再重要。知识分子被称作臭老九，" 知识越多越反动"是经常听到的口号；到中学的时候， 国家树立的榜样包括和班主任作对的黄帅，在工农兵大学生选拔时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以及自称"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 的农村女学生张玉勤。 在那个年代， 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绝对不可能，只有少部分已经工作的人才有可能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学员。 但我相信，不少人心中一直没有放弃读书的意愿，就像那个贫穷要强的孩子高玉宝。 1977年8月４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在当年恢复高考。 历史时刻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反响强烈。我们学校一共有8名教师希望参加考试。校长非常开明，她说支持我们报考，只是不能请假复习，要照常教课， 但是可以不参加会议。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周日和同学一起接着复习，讨论报考志愿。我们到处搜集材料，手抄的，油印的，猜作文考题，复习英语语法，还要应付毫无把握的数学和枯燥无味的历史…… 没有人讨论考试失败怎么办。大家只想如何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12月初寒冷的一天，我乘公共汽车到北京35中学参加考试。我只记得黑压压的人群和那充满期待的目光；十多年来，我们第一次可以主导自己的命运。 第一天的语文考试， 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对我来说是一马平川。没有什么比在小学教英语更靠题了。接下来有英语，数学和历史考试。 我顺利通过笔试，之后到北京大学参加了口试，第一次接触大学老师，看到优雅的北大校园。 1978年2月，寒假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我所在小学的全体职工返校，为新学期做准备， 打扫卫生，做新教案等等。校长到教育局去领取高考录取通知书。 如果拿到通知，这将是我在这个小学工作的最后一天；如果拿不到，我就周一回来继续教英语。 我心不在焉地擦玻璃扫地，一边思量高考结果对我的影响。 响亮的名字——77届 接近中午，校长回来宣布，8个考生5个获得录取，她感到非常自豪, 尽管所有体育老师都中举要离开！下午学校匆忙举行了告别会， 每人发了一个笔记本作为纪念。 几天以后，我到北京大学报到。 1978年清华大学学生在上课；穿着打扮实在不时髦，但看看同学们的眼神，便知道上大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邓小平在1977年恢复工作后首先抓教育，8月份召集会议讨论恢复高考的问题，尽管文革的一些因素还在影响部分人的思维，但国家百废待兴，时不我待，邓小平一举定乾坤。这是文革后拨乱反正的第一个大举动，深得人心。 1977年冬季全国有570万人参加高考，最小16岁，最长的过30；录取了27.3万人。录取率为4.8%， 为历史最低。 我们被称作77届 。77届代表一代人，我们吃过苦，上过班，有强烈的责任感和执著； 77届是幸运儿，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首班车。77届将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 77年高考经历告诉我们，追求知识是人性，学习的渴望即使被暂时被压制，也不会永久消失。 回想当年，只有在中国那种特定的政治形势下，才会出现如此戏剧性的政策转变。我们这些小人物，便跟着潇洒地走了一回…… 我保留至今的两枚北大校徽；当学生时戴白色的，当教师时戴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