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究竟有多少资产被隐藏在海外？
你想少缴一点税吗？做一份三明治就行了，明确一点说，做一块“双重爱尔兰和荷兰三明治”。
假设你是一名美国人，在百慕达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的知识财产都卖给它，然后替它在爱尔兰成立一家分公司。 接着，你在爱尔兰又成立另一家公司，负责向你在欧洲的客人收取资金。然后，你再在荷兰成立一家新的公司。 现在，你向你在爱尔兰组建的第二家公司发出指示，要它付钱给在荷兰的公司，然后它又把钱转到总部在百慕达的公司在爱尔兰的分部。 读到这里，你是否已经感觉头昏脑胀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这就是那名美国人想要达到的目的。 世界各地的避税港就是靠这种复杂的资金流向，使外界需要花很大力气才可以追踪到钱跑到哪去。有时候，外界甚至无法得知最终钱到了哪儿。 这种复杂的会计技巧让许多公司，包括谷歌、网络交易平台eBay和瑞典家居巨头宜家可以完全合法地减少自己需要缴的税款。 人们都不大喜欢这种避税港，这不难理解。税款就像一个机构的会员费，如果这个机构的一些成员拒绝交费，却又要求获得国防、警察治安、道路、教育等服务，会就惹来不公平的批评。 避税港以往并不像今天这样恶名昭彰。它们曾经和一般保护区一样，让一些人可以保护自己。在纳粹德国的犹太人就曾经利用瑞士银行的保密性，帮他们把钱藏起来。 避税与逃税 但这些瑞士银行家之后被发现同时也有帮助纳粹党人把他们偷来的钱藏起来，也拒绝把钱归还。 而今天，避税港引人诟病的原因主要有二：避税和逃税。 避税是合法的。文章在开头提及的“双重爱尔兰和荷兰三明治”就是避税。 谷歌和许多科技界巨头一样，因公司的税务安排被批评。 法律关于税款的规定对每个人都一样。规模较小的公司和普通纳税人都可以像跨国企业一样透过复杂的法律方法来避税，只是，他们给会计师付的费用可能会比他们省下的税款还要多。 一般人要少付点税，只能透过避免付增值税（Value-added Tax）、做一些以现金支薪的工作而不向税务部门申报、或是入境时不向海关申报应缴税的行李，例如香烟。这些属逃税，均属违法。 英国当局认为政府少收的税款大多是因为这种逃税方式，而不是富有的人或公司透过银行避税。 但要确定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并不容易──如果问题不难 ，有关部门早就把问题解决了。 瑞士在1934年立法，禁止当地银行家向外界透露客户的财务资料。 瑞士早在1713年就制定法律，限制银行家透露客户的资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欧洲国家分别提高税率，偿还战时债务。欧洲富有的人都利用瑞士银行的保密性，把自己的钱藏起来，令瑞士银行业在1920年代迅速发展。 瑞士当局发现，这一做法能促进国家经济，于是在1934年再进一步立法，禁止银行家向外界透露客户的财务资料，否则将受刑事检控。 避税港一般都被称为“离岸税港”。渐渐地，位于英国南部的泽西岛和位于地中海的马尔他都出现了类似的避税港。而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在加勒比海的众多岛国。 许多小岛国都把自己变成避税港，促进经济增长。 这些岛国面积不大，由于经济和农业不发达，自然而然就选择发展金融服务业。 但这一发展有其历史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不愿意向加勒比海的属地提供资助，其中包括百慕达和英属处女岛，所以鼓励这些色属地发展金融业。慢慢地，政府税收都流向这些属地，变成一种间接的资助。 美国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楚克曼（Gabriel Zucman ）创造了一个方法，可以估算全球的离岸金融体制藏了多少资产。 全球的金融中心通报的资产数量理论上应和他们通报的负债率一样，但现实并非如此。每一个中心通报的负债率都比资产量为高。 楚克曼发现，在各个金融中心的收集来的数字显示，被通报和负债率比资产量高约8%。这显示，全球最少有8%资产被藏起来。其他研究员所用的计算方法，显示这个数字更高。 楚克曼发现，全球金融中心通报的资产总值和负债总值并不一致。 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最为严重。楚克曼发现，在非洲有约30%的财富都被人隐藏起来。他的计算显示，这些资产应课税约每年140亿美元。这些钱可以建许多学校和医院了。 他认为，解决方法在于透明度：建立一份全球性的记账簿、禁止秘密银行服务和用于隐藏公司拥有人身份的空壳公司和信托基金等。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打击逃税，但打击避税却不是这样简单。 试想想，如果我在比利时有一家面包店，在丹麦有一家奶酪店，又在斯洛文尼亚设一家三明治店。 我在斯洛文尼亚的店每售一份三明治便赚取一欧元利润，那一欧元利润的税应该斯洛文尼亚政府收取，在制造奶酪的店所属的丹麦政府收取，还是在制造面包的比利时收取？但是答案并非直截了当。 账簿上的技巧 在1920年代，国际联盟当时就这个问题提出解决办法，让公司可以某程度上决定在哪个国家将利润入账。 这种方法并非不合理，但就产生一些会令人侧目的记账方法。 当时有一个被广泛报道的个案，可能是虚构的，但不失为一个解释国际联盟的做法的例子。 一家在特立尼达（Trinidad）据报以每支8500美元的售价将原珠笔卖给跟自己属同一集团的公司， 就能令自己在账面上在奉行低税政策的特立尼达赚取巨大利润，而在其他有比较高税率的地方，账面上的利率就比较少。 其他类似的例子没有这样明显，也比较难计算。 楚克曼估计，约55%总部设在美国的公司会将自己的利润转经一些人们不太关注的地方，如卢森堡和百慕达等，美国国库因此每年损失约1300亿美元税收。也有人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因类似避税方法损失的税收，比他们每年接受外国的金钱援助多数倍。 解决方法是有的：各国政府可以商讨跨国公司的营商流程中，每个国家应收取的税款。 政治动力 在美国已经有类似的协定，决定联邦政府和各州如何分摊当地公司缴纳的税项。 但要在国际间达成这种协定，政治推动是必须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尝试推动这种协定，可惜没有机制去惩罚没有执行协定的政府或机构。 也许我们不应为此感到惊讶。聪明的人为追求利润，当然希望钻漏洞，赚取更多金钱。 各国政府也希望透过降低税率来吸引个别公司在当地投资──那怕他们只能分到大饼的一小块，那总比甚么也没有好。 站在一些小国的立场看，他们甚至完全不向公司抽税也可以是一个明智选择，因为吸引外国公司可以为当地相关业务的当地公司提供客户，如法律顾问、会计等，振兴当地经济。 但也许，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些避税港最大的受益者是金融业的精英、政客和许多给他们捐款的人。而另一方面，公众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太复杂、也太乏味，无法凝聚足够的影响力用选票要求政客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