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七五事件10周年：维吾尔族人的恐惧何处安放
2009年7月5日 ，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人在新疆乌鲁木齐上街游行，要求政府妥善处理几天前同族工人在沿海工厂被打死一事。运动升级，变成针对汉族平民的暴力袭击，造成近200人死亡，大多数为汉族，上千人受伤，“七五”事件 震惊世界 。 观察者认为， 七五事件致维吾尔族和汉族 的 关系进一步恶化， 从此 中共治疆政策 发生 转折性调整，由最初几年的经济发展为主转向目前的政治高压。
新疆维吾尔人：“中国，我的孩子在哪里？” 过去几年，中共要求信仰伊斯兰教的居民不准穿戴清真罩袍、男人不准留胡须等，并成立争议极大的“再教育营”，强迫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到那里学习汉语，去除宗教信仰，反抗者可能遭到体罚，甚至酷刑。官方利用七五事件中的暴力袭击将“再教育营”合理化，认为此举能防范宗教极端势力。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明对BBC中文说，这些做法旨在将穆斯林和维吾尔族的语言、文化和习俗“急速同化”，无异于将新疆等同于“敌对区”，取代了七五前数十年来的政策，即少数民族是中国“大家庭的一部分”。 夏明说，“再教育营”的设立更是“七五事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没办法解决矛盾冲突后，使用的一种集中营式的统治方式。” 高山与盆地相间，构成新疆独特的地貌，现在是十几个民族居住的地方。 那个夏天 2009年7月3日，在外地读大学的维吾尔族青年艾尔肯回家乡过暑假。沿途中，一群汉族民工上火车，令已经满座的硬座车厢变得拥挤。艾尔肯的一位同学为了避免他们挤到自己的女朋友，与一位民工发生争执。突然，这位民工一拳打来，顿时令整个车厢的维吾尔族学生气愤至极，与汉族民工扭打起来。 警察前来调解，要求维吾尔族学生向汉族民工道歉，并支付医药费。艾尔肯说，“明显感觉到，那些新疆的汉人警察严重偏向汉人民工，帮他们说话。也不追究到底谁先出手打人。” 而此时的网络上，流传着几条视频，拍摄于几天前广东韶关某玩具厂。该玩具厂从新疆招揽了几百名维吾尔族劳工。6月的一天，一名汉族女子遭到维吾尔族男子的滋扰，之后有人在网络上散布假消息，称她遭到维吾尔族工人强奸。消息引发25、26日两族工人在工厂宿舍斗殴，造成两名维吾尔族工人死亡，双方各有数十人重伤。 视频中，暴力血腥的镜头清晰可见，有长相维吾尔族的人被打倒在地，汉族人或冷漠旁观，或幸灾乐祸。视频下方遍布侮辱性留言，对维吾尔族人嘲笑、讥讽、甚至人身攻击。 爆火的视频成为七五事件的导火索。火车上，艾尔肯收到中学同学的信息，号召维吾尔族人在7月5日到自治区政府门前集合，为死去的维吾尔族人讨回说法。7月5日，成百上千名维吾尔族大学生和市民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调查韶关事件，并还以公道。但后来，一部分示威者开始打砸店铺、焚烧警车，甚至屠杀汉族路人。 七五事件后，有受到惊吓的居民称乌鲁木齐是“中国的巴格达”。 七五事件中被打碎的玻璃。 悲剧并未在当天结束，7月6日，维吾尔族女子马力古·买买提向往常一样到小区超市买东西。一位维吾尔族青年同父母一起走在她旁边大概两米处。刹那间，几个身着绿色制服的汉族警察从背后冲上来，用黑色袋子套在青年头上，把他压上警车，呼啸而去。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没有话语交流，没有出示证件，只留下惊恐的父母和路人。待警车完全开走后，男子的母亲才摊倒在地。 马力古说，之后的几天里，警察在乌鲁木齐“疯狂抓人，凡是维吾尔族的年轻人一律被带到警署审问”。她说市区布满关卡和警察，断网停电，每天出门人心惶惶，“仿佛生活在战争年代”。 远走他乡 中共将七五事件定义为境内外势力精心策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将矛头指向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认为该组织的领导人热比娅·卡德尔策划了骚乱，而她当时远在美国华盛顿。不过学者通过访问当地人，发现叙述截然不同。 专长研究新疆历史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米华健（James Millward）对BBC中文说，当时警察在执法时用暴力驱散示威人群而引发不满，导致暴力袭击。他还说，从韶关事件到七五只有不到10天时间，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动员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人来到乌鲁木齐。 七五过后，许多维吾尔族青年遭到逮捕。7月7日，他们的家人上街表达抗议。 对于出生在世俗化维吾尔家庭、父母均是党员干部的艾尔肯来说，七五前他努力成为体制内的“好学生”，经过“民考汉”政策（少数民族参加汉族高考）进入内地大学读新闻系。然而七五事件彻底转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艾尔肯的一位学弟在七五后消失，他的单身母亲至今没有找到儿子下落。而对于七五事件的报道，艾尔肯曾经敬佩的央视知名记者在“毫无实地考察证据的情况下，自愿成为党的喉舌”，令他失望至极，从此不再梦想在中国从事新闻事业。即使有大学辅导员的鼓励，艾尔肯也决定不再入党，觉得入党是一种“耻辱”，甚至是“犯罪”。 他说，“因为我经历了七五，如果我还入党，对自己的家乡人民洗脑，站在摄像机面前赞扬你们的所作所为，我没办法接受。”他后来申请到美国的学校读书，从此远赴他乡。 为了逃离恐惧不安的生活，七五过后，马力古开始为孩子办理护照，并申请入读海外学校。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三个孩子陆续远赴美国读书，她随之陪读，后来取得公民身份。而她的丈夫和许多亲戚至今还留在国内。 新疆喀什。 长期的压抑 现在身在海外的艾尔肯反思，七五事件是“维吾尔族原住民在自己的故土被汉族移民边缘化”，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的后果。 维吾尔族是名义上实行自治的新疆本土居民，属于突厥语民族，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新疆原称西域，在18世纪被大清帝国征服。后来脱离北京，直到1949年被共产党控制。今天新疆的总人口中，维、汉两族各占四成，其中汉族在20世纪中期从中国东部移民过来。维吾尔族在政治和语言上处于弱势，在经济上受到汉族新移民的挤压；而汉族人则不满中共对少数民族实施的优惠政策，比如不用履行独生子女政策、孩子在高考中加分等，认为是“逆向歧视”。 七五之前，新疆的执政者着重发展经济，认为贫穷导致矛盾出现。但经济发展似乎并没有令当地居民平等受惠。任教于香港珠海学院新闻系的台湾中亚学会秘书长侍建宇从9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治理新疆政策和维吾尔民族主义，他对BBC中文说，“很多经费没有进入社会，反而流入当地汉族和援疆干部的口袋里。” 米华健也说，新疆在经济发展中存在太多腐败和歧视。但即使能够平衡发展，令很多维吾尔族人成为中产阶级，也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他说，中共认为经济发展可以将维吾尔族的语言、习俗和文化实现“汉化”。“这是一种错误的期待，建立在狭义的民族主义视野之上。” 中共试图在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将维吾尔族人“汉化”。 艾尔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解释维吾尔族人的不满情绪。2004年，新疆自治区政府推行双语教育，当时艾尔肯就读初中。从小读维吾尔语学校的学生被分配到民族班，每周五单独上“政治思想学习课”。学生在课上被告知，要谨慎留意涉及民族及地方政治的问题，跟汉族交往时不能带有“民族情绪”，否则会因“思想不正”而受到惩罚。 从小读汉语学校的艾尔肯不需要上这种课，但正是同需要上课的同胞交流，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不同。他说，“维吾尔族的孩子在课上受到恐吓，令一种对汉族人的恐惧心理深埋在内心，只有在与自己族人独处时才能感觉出来。” 他说，在那个年代，不论是生意纠纷，还是治安事件，与汉族人发生冲突时，最后总是维吾尔族人的错误。 “不同的年龄阶段都有那种恐惧心理——只要你的名字是维吾尔族的，只要你长得不像汉人，就得不到他们的信任。所以我们就很自然地聚集在一起，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爆发。” 七五过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疆各地布满军队。 隔阂加深 侍建宇说，“此前维吾尔族人的不满主要集中于新疆政府和党委，但七五过后，他们开始对汉族人民表达不满。社会上两个民族间的不信任变得非常明显。” 艾尔肯也说，两族人民在七五前还能彼此谦让，遇事尽量沟通，但七五事件“仿佛给双方各捅了一把刀，留下一个疤痕，从此彼此再也不愿意触碰，隔阂更大了。” 七五后的几年里，中央倡导“跨越式发展”，要求其他地区支援新疆建设。但维吾尔族和汉族的矛盾和不信任似乎并没有减弱。2009年以后，几乎每年都发生针对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2014年达到高峰，接连发生十多起。暴力事件不仅发生在新疆地区内，还扩展到其他省市。其中最受瞩目的包括，2013年10月，北京天安门发生自杀式撞车，5人死亡。2014年3月，昆明火车站发生砍人事件，近3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侍建宇说，“很明显，这是[七五事件的]后遗症。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极端不信任，加上中共安全体系全面怠惰，导致悲剧发生。”他说，在新疆安全体系怠惰的情况下，从2013年底，大批维吾尔族人外逃，从云南、广西等地，逃到东南亚各国及土耳其，“保守估算至少两万人以上”。 2014年，中共召开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会上强调，处理民族问题要同时处理“物质”和“精神”问题。米华健说，这是个重大转变，从此中共开始对维吾尔族进行教育、宗教、文化等更大范围的打压。“再教育营”也在此时开始出现。 2016年，马力古回国探亲，在北京机场遭到扣留，甚至被没收手机，接受调查。她回到新疆后，护照也被没收。在经过数月周折，终于取回护照，但心里恐惧令马力古当天就买下机票回到美国。这是她最后一次回国。 当年，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被调来主政新疆。不少人将他比作1950年率军队占领新疆的开国上将王震，都以铁腕著称。近几年来，当局在新疆各处设置检查站，并利用大数据、面部识别等高科技手段部署新疆。 根据总部在华盛顿的分析机构Jamestown Foundation的统计，陈全国上任的第一年，就招募了9万多名新安保人员，相当于2009年的近12倍。新疆财政厅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新疆在安全体系上的财政支出高达579.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92.6%。 近两年中国确实没有暴力袭击事件，但新疆似乎变成一个孤立的隔离区，想要走进难上加难。许多曾经研究新疆的学者无奈中断了学术计划，其中一位体制内学者在接受BBC访问时再三叮嘱要求匿名，录音后尽快删除。他说，一旦公开身份，“人身安全将遭到威胁”。 恐惧再袭 由于艾尔肯身在国外，他多年是党员干部的父亲在当地评分系统中被划为“不信任的人”。 马力古的亲戚从2016年开始被陆续带进“再教育营”，到目前已有30多位。2018年6月，马力古的丈夫也被关进“再教育营”，后来转移到监狱。马力古至今未能与丈夫直接联系，只能从亲戚那里得到消息。“据说是因为在斋月期间封斋，被判20年，案件开庭时也不让亲属参加。” 米华健说，很多正常的伊斯兰教习俗被打压，甚至被定为非法。在当地官员的驱动下，对极端行为的定义变得越来越宽泛。比如不准在公众场所祈祷，但何为“公众场所”，却没有具体的定义。 “我必须知道，他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履行了一个穆斯林的职责？我必须知道，为什么秘密判刑？他还有四个亲兄弟也被关在一个教育中心，他们为什么被带走？我必须要知道。”一直声调柔和的马力古变得激动起来。 走进中国的“思想转化营” 马力古的妹妹也被带进“再教育营”，直到病危需要进入重症病房治疗才允许出来，后来再次被带进去，多次往复，而且这期间不许亲人探望。他丈夫的叔叔由于营内条件艰苦，腿部染疾，但直到发展至需要手术截肢，才被带出。 马力古说她会将丈夫的处境告诉孩子，并一起努力争取团聚。“他们不能忘记自己来自哪里，血液里流着什么血，这些都得一五一十地记清楚。生而为维吾尔族人，我们受到了这么大的迫害，每一代都应该记住。” 学者质疑“再教育营”改变思想的成效。米华健说，“通过大规模虐待人民真的能改变他们的思想吗？我不这样认为”。他说，最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可能会给一代人带来怨恨，甚至延续到下一代。 “这种怨恨将来会怎样爆发？谁知道呢。” （应受访者要求，艾尔肯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