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议: 学者称“以暴制暴”， 会令公众远离运动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抗争模式不断升级，不合作运动由堵塞道路和围堵政府部门，提升至8月中两度致香港机场瘫痪，示威者使用的抗争工具亦由过往的雨伞和零碎的砖头，演变成汽油弹、纵火、气枪和大型弹弓。
示威者装备有所升级。 示威者形容称，这是因为香港政府没有回应他们的诉求，而将行动升级，但他们近期的行为招致各方批评，特别是示威者在香港机场阻止声泪俱下的旅客乘坐飞机，以及在机场殴打一名持双程证的中国男子和一位《环球时报》记者等行为。 香港政府及警察予以强烈谴责，中联办形容这些示威者已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香港民主派议员表示，不能够接受示威者伤害他人，但认为年轻人会自行反思，强调这些暴力是被警察的暴力逼出来。 但专家称非暴力抗争和不合作运动，均要思考如何争取公众支持，暴力行动只会令政权有借口以暴制暴，令公众远离运动。 施暴者或失民心也 在8月13日晚，占据机场服务大厅的示威者先后包围两名大陆人，其中一人因被怀疑是大陆公安，示威者便对其拳打脚，但BBC中文未能证实其真实身份；而另一名《环球时报》记者，则被搜出蓝色“我爱香港”的衣服而被殴打和捆绑示众。 在机场冲突发生以后，前线示威者被指对大陆人士“公审”和“私刑”，以及为了从警察手上夺回被捕人士，而殴打一名警察，这些行为触发不少批评声音。 香港政府发声明，称“暴徒行为变本加厉”，殴打旅客、记者和袭击警务人员，“暴力行为远超文明社会底线，令人发指”，予以最严厉谴责。香港建制派议员、中国官媒及社交媒体也加大谴责的力度。 中联办形容这些示威者已经与恐怖分子的暴行无异，又指示威者已经撕下所谓“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假面具，严重侵害他们的正当人身权利，严重影响香港国际声誉。 示威者把《环球时报》记者绑起来，做法引起争议。 示威者与警方冲突以外，也发起过大大小小的不合作运动，由运动初期的堵路、包围政府机构，到后来瘫痪公共运输以至近期瘫痪机场。 香港示威持续接近三个月，目前还未有平息迹象，影响民生经济的程度亦逐渐浮现，香港旅游业和零售等行业，均遭受打击。 示威者认为现在是以香港经济作赌注，以换取政治改革，但无可否认，许多市民受到影响，当他们发起不合作运动时，经常出现普通市民、旅客与示威者对骂的场面。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媒体表示，示威者的行为是暴徒在国际社会面前揭下“和平面具”，促请民主派议员割席和谴责伤害他人的暴徒。 然而，香港民主派倾向以“检讨”取代“谴责”，部分示威者也发起道歉行动，为当日的行为和为旅客带来不便道歉。 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张超雄认为，不能够接受伤害他人身体的举动，但指示威者的行为是因为警察之前使用的暴力太恐怖，以产生“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情绪。他强调自己不会与示威者割席（切割）。警方日前承认，曾经有警方人员混入示威者，加上大陆派员干预的传言四起，示威者在现场不断担心身边的人是卧底。 示威者瘫痪机场引发旅客不满。 公众参与是关键 香港示威者强调自己是行使“武力”，而并非“暴力”，是面对警方全副武装镇压， 他们不得不采用“武力”还击或为逃避被捕的自卫。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非暴力计划”总监玛丽亚‧斯特凡纳（Maria J. Stephan）对BBC中文表示，当示威者使用暴力，会触发更大的以暴制暴，阻碍大众参与，短期内的确可以吸引媒体眼球，但长期来说，这会令那些不希望参与暴力活动的人士，失去参与的动力。 “许多政府会鼓励一些卧底破坏分子（agent provocateurs）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中挑起暴力，以合理化他们以暴制暴和打压，所以制定运动行为守则和原则非常重要。” 她说根据她们的研究，九成的倡议运动中，政府会以一定程度的暴力去应对非暴力示威。这些暴力是可预期的，活动人士能够控制的是如何应对暴力。 “在这个情况下，非暴力纪律和集体消费杯葛和留在家中等策略性运动，以及一些长期策略计划是特别有用。” 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抗议进入“遍地开花”阶段，示威者周一（8月5日）发起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行动，并在七个地区发起集会。集会后不久示威者与警察在多处发生冲突。 玛丽亚‧斯特凡纳说，很少证据证明，一场混杂着暴力和非暴力的运动可以成功。她引述研究称，过去330宗大型暴力及非暴力运动中，非暴力抗争成功率是53%，暴力运动是26%。 研究香港抗争运动和在香港执业的律师戴安通（Antony Dapiran）则对BBC中文表示，不应该只关注示威者的个别行径，而忽略更广泛的问题，当中包括警方做法及政府回应。 “示威者不是毫无目的地行动，起初的回应是针对政府建议，之后针对政府及警方对示威的回应，当中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政府没有回应示威者，也未能承认对示威的定性错误，令示威持续和升级。” 他指出，示威者已明确表示是对政府没有聆听诉求而感气馁，并指出是特首林郑月娥告诉他们和平示威没有用。 但玛丽亚‧斯特凡纳说，一场示威成功的运动最重要的是公众持续的参与，当中需要线下建立关系和集体行动，而“非暴力抗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平均来说，可吸引比暴力抗争11倍的人参与。 “参与度很重要，示威者的策略如果打击社会广泛参与，或导致运动失去本土或国际支持，或会有负面后果。一场运动维持到非暴力纪律，一般来说，与高度公众支持和参与度有关。” 玛丽亚‧斯特凡纳说，香港这场民主运动并非“没有领袖（leaderless）”，而是“充满领袖（leader-full）”，社交媒体活动成功加大了线下的动员，一度有上百万人上街，“这是重大成就”，亦有许多人在街头设置连侬墙等传播讯息。 香港年轻人如何组织无领袖的街头抗争 她举例，波兰、智利、韩国、突尼斯等，均是透过罢工、杯葛及公民抗命等非暴力施压挑战专制政权。 她说，研究发现，即使这些非暴力运动失败，也有助于民主发展，“这些方式可以破坏现状，向在社会、政治及经济层面向政权施加压力，但与此同时，对话、谈判及建立和平的手段同样需要，以建立强大的联盟。” 她承认，这些做法还是会对社会稳定构成风险，但要反思社会稳定的根基是什么，“一个侵犯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地方可否称为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