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通识课：被中国官媒批评的必修科“教坏”年轻人？
《逃犯条例》修订引发的香港抗议活动绵延数月，示威现场频密的稚气面孔以及 官方 统计数字都越来越明确显示，年轻人成为运动主力。一些政界人士与中国官媒 追溯 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源头，剑指在香港推行了10年的通识教育。
通识科最初引起关注和讨论是在2014年，参与“反国教运动”的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中学文凭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有人开始将通识科与年轻人政治意识启蒙联系在一起。 6月9日反修例风波以来超过2300人被捕，16岁以下有104人，750人不满18岁。十年前推动通识教育的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开炮：“失败”的通识教育，造成现在年轻人的问题。 通识教育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会引发巨大争议？通识考题是否过于政治化，导致年轻人激进？BBC中文记者采访了数名通识科教师、学生以及研究，尝试厘清这些问题。 通识教育教什么？ 通识教育科是香港三年制高中的核心科目之一，课程宗旨包括加深对自身、社会、国家、人文世界和物质环境的理解，对不同情境中经常出现的当代议题作多角度思考等。 前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通识考试中获得优异成绩，不少人将通识科与社会运动意识启蒙联系在一起。 课程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及能源科技与环境。 2009年，通识科被定为高中必修科目。2012年开始，通识科成为香港中学生进入大学必考科目之一，其余三科为中文、数学和英文。 一些香港学校在初中就开设类似科目。港媒早前报道，香港有220所中学开设初中通识教育科，包括拔萃男书院、喇沙书院等名校。 “毒教材”害人? 中国官媒批评的重点之一是通识科教材。央视新闻主播刚强8月说，有的通识教育教材由“占中”分子编写，煽动抗争、污名化“一国两制”。 《人民日报》也称，通识教材不送审，无标准；既有错误，更有偏见，并点出“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戴耀廷当教材顾问和审查。 2009年，通识科成为高中必修科目。（资料图片） 中国内地的一些自媒体则购买香港的通识教材分析，指教材十分“负面偏激”，像是本土派或泛民对学生的“洗脑材料”。 “很多地方都在毫不掩饰地批评香港和中央政府、宣称港人在不断受到打压和迫害，暗示‘抗争’是唯一的出路，并将种种制造社会动荡的激进行为美化、合法化。”一篇题为《我花了725港币，买了香港通识教材》文章写道。 香港教育局并未指定通识科教材，市面上通识科的教科书和教辅书种类繁多，龄记、名创教育、明报教育、雅集出版等7家出版商都制作、发行通识教材。但BBC中文记者调查发现，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出版社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很小。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下称香港教协）理事、通识教师陈曦彤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下称香港教联）理事、曾任多年通识科教师的邓飞都对BBC中文记者表示，大部分师生都不使用出版社编写的教材，或者仅将之用作参考。许多学校自编教材，即"校本"供学生使用。香港教协一般被认为政治立场更偏向泛民，而香港教联则更倾向建制派。 今年夏天的反修例运动中，一些政界人士再度归咎于通识科。 其实通识科《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就已写明，当前持续讨论的议题仍处于不断发展和转变的过程中，学与教资源不应只源于教科书。 原因在于，这门学科的特性是教和考都以当下热门时事为重点，而不是考5年前、10年前的事情，出版商难以快速更新。 “比如你现在看到有一本书是2019年出版和销售的，但实际上课本的草拟2017年可能就开始了，一出版就已经过时了，”邓飞说，“课本在课堂里就是聊胜于无。” 教师会“夹带私货”？ 除了批评教材，中国官媒还指通识课堂泛政治、带私货；有通识教育，无国民教育。《人民日报》点名曾任通识教育联会主席的赖德钟曾以“黑警死全家”标语作为社交媒体头像。 不用课本，或是使用学校自主编写的教材，让通识科教师在编排课程方面拥有很大自主权。高中三年通识教育科总课时大约为250个小时，学生每周大约会上四至六堂通识课。在实际教学中，一堂通识课会如何上？教师又会如何讲解知识点、引导学生讨论思考？ 陈曦彤和邓飞说，教学中会就不同议题罗列事实、材料和有关报道，展现并分析不同立场人士的观点。（资料图片） 课堂中，通识老师会就不同议题罗列事实、材料和有关报道，展现并分析不同立场人士的观点。 陈曦彤以持续数个月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为例：对于高年级的同学，他可能会花五至六堂课。讲述内容会包括逃犯条例修订的背景、背后的争议、香港的法治问题、各方支持和反对修订的原因，以及最近实行蒙面法的立法程序等等。 通识课要求学生多角度思考，因此他会扮作立场不同的人士与学生辩论，“如果学生偏黄，我就做蓝，如果学生偏蓝我就做黄，拉阔课堂讨论的空间”。 至于香港黄蓝立场之争是否会从示威现场蔓延到课堂，教师能否保持中立客观讲解社会争议，则取决于教师个人专业水平，难以一概而论。 陈曦彤认为，如今香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明显政治立场，但是专业精神应凌驾于政治之上，“政治立场是一个成熟公民有的素质，这不是一个问题，正如你不会觉得医生是亲建制派的，就会觉得他不会医一个民主派的人”。 考题让学科政治化？ 通识科考试分为公开考试和校本评核两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80%和20%。其中公开考试分为卷一三道必答题和卷二选答题（三选一）。 邓飞认为，相较于教材和教师，香港中学文凭考试考题更具“指向性”。虽然香港政治在通识科课程中可能只占十二分之一，但从2012年起连续三年必答题都含香港政治，而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其他内容都较简单，让香港政治成为学生复习备考的重点和难点，也让学科“政治化”。 记者翻阅2012年至今年香港通识科考题后发现，八年来，必答题中有5道涉及香港政治，内容涵盖立法会选举、香港示威游行、香港民主等，选答部分则有两题涉及。只有2017和2018年的考题完全与香港政治无关。 香港考评局周四（10月31日）回覆BBC中文记者查询表示，“今日香港”单元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教学和考试须涵盖不同单元和主题，考试题目需要出现与今日香港单元有关的议题。 “通识考试完全没有‘政治化’与‘非政治化’的考量，最重要是考试能否反映课程的涵盖面和有效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回覆指。 《课程及评估指引》订明，通识科考试在探讨有争议的议题时，不会因为考生答案的观点及隐含的价值观与阅卷员不同而扣减分数。阅卷员的评分是基于建立论据的素质，而非背后的价值观。 邓飞也说，观点立场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足够的论证去证明建制或泛民的观点。但他指出，在实际应试准备中，考生会选取社会上的主流观点、也就是泛民的观点来论述；久而久之，学生就会更接受泛民的观点。 以2013年香港立法会“拉布”考题为例，他认为若考生按泛民的立场来答题材料会更丰富：“泛民的观点多了去了，每一个参与拉布的那些议员都有自己的观点、媒体采访，甚至专栏文章；建制的话只是反对拉布，来来去去的观点都是比较划一的。" 示威现场频密的稚气面孔以及警方的统计数字都越来越明确显示，年轻人成为运动主力 但今年大三的温同学觉得考试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从一个学生的角度来看，完成试卷，考试完毕，就会let it go（忘掉它）”。 通识科如何影响香港年轻人？ 在考试的指挥棒下，香港学生无疑会更关注社会时事、了解香港政治制度、议会运作，吸收不同派别的观点，但是否会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则因人而异。 今年19岁的张同学在高中时代十分喜欢通识科，他毫不讳言这门课给他带来政治启蒙，激发他参与社运、成为校媒记者。 他说，中国的传统观念非常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通识课会让香港学生颠倒这个一直以来被灌输的概念，挑战在上位者的权威或决策。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张同学发现"公民抗命"这种在通识课中习得的知识并非纸上谈兵 “学生不会take everything for granted（将一切视作理所当然）,不会去假定有权力的人做的事一定是对的，不假定我们一定不可以质疑他，这是通识科给我最大的启蒙。” 学习过程中，了解到立法会的构成最令他震撼。“它会让你发现，香港并没有民主，”他说，“我认为这是重要的concept（概念），这也解释了好多香港的政策为什么没有民意授权也能过，政府有预谋地利用这个漏洞去通过一些东西。” 2014年雨伞运动爆发，他逐步发现“公民抗命”这种在通识课中习得的知识并非纸上谈兵，“我发觉这不只是拿去考试的东西，而是真的可以用而且需要用的，这是一个公民社会要得到民主必须有的质素：你需要去监察政府，你发现制度并不能让政府听取民意时，就要做一些可以说是违法的事情：违法达义。” 而在温同学看来，通识科像是一颗“种子”，让她更关心社会议题，尝试了解各种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背后原因，但都是偏向静态式的关心，不是那种“我要示威游行集会”，也不是那种“我要参与公众讨论、都市论坛或大力发表意见”。通识科只是给了她不同的资料，提供了一些思考方向，让她较易处理资讯，避免变得激进或无从入手。 有调查指出通识科没有令香港青年激进化，但似乎比较成功地提高了中学生的公民意识。 她也不认为通识科让年轻人变得激进：“老实说，如果要变得激进的话，其他科也可以呀，中文科也可以呀，拿着不同的古代名言、文言文也可以批评政府，拿着一句‘虽千万人吾往矣’，学生也可以不顾一切参与社运呀。” 学术调查研究则未显示通识科影响学生参与政治。2015年，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曾进行通识科对学生政治影响的调查，调查报告发表于2018年的《港澳研究》杂志，该杂志由中国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管。 调查访问了25间中学共2896名中五学生，发现通识科没有令香港青年激进化，却似乎比较成功地提高了中学生的公民意识。喜欢通识科的学生较倾向觉得学习中国历史重要，也较认同尊重政府官员。 调查还发现，影响高中生公民参与的因素中，校内的公民参与、他们对于自己公民参与的兴趣及能力、后物质主义价值倾向、本土身份认同感等比对通识科的兴趣影响更大。 进行该调查的香港教育大学社会学讲座教授赵永佳曾担任多年通识教育科课程委员会主席。赵永佳称，目前未看到新的证据指出通识教育存在外界批评的问题。 赵永佳指出，由于香港资讯发达，在TVB等主流媒体都有众多关于中国的负面资讯，因此无法推行内地式国民教育。 他曾带研究生访问“学民思潮”20名核心成员，只有两人参与社运源于通识科。一名成员说，地理老师带他参与环保议题，后来就关注反高铁运动，逐步参与到反国教运动。 “当时的访谈（发现），如果要出事，任何科目可能都会有事。” 赵永佳还认为，通识教育将中国问题置于“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等背景下讲解，如果不这样作立体分析，现今年轻人对中国的认识可能出现更大问题。香港资讯发达，在TVB等主流媒体都有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因此不可能推行内地式国民教育。 “如果推一种所谓唱好式的国民教育，你教年轻人一件事，他可能会质疑十件事，”赵永佳说，课堂上教中国一片大好，看了媒体报道后，“他会觉得你骗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