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运动70年 理想和现实 历史与当下
天赋人权，人权是个什么权？它有多虚？多实？
二战后建立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是否正在解体？ 《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问世，12月10日定为国际人权日。官方和民间的庆祝活动之外，本国或其他国家侵犯人权的案例会更显著地见诸媒体，但如果拿着纸上30条权利对照现实，差距不言自明。 那么，人权作为现代文明的基本理念，在过去70年来走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人类对这个天赋之权的认识和尊重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我们回顾历史，审视当下 。 《世界人权宣言》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48年12月10日问世 无知和藐视 对人权的无知和藐视，是导致人类遭受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各种苦难、人权受到各种形式侵犯的根本原因之一。 《世界人权宣言》草案第一稿如此开篇。写下这句话的是法国律师勒内•卡森（René Cassin）。他是犹太人，有很多亲人在纳粹集中营里丧生，战后受命牵头起草这份具有奠基石性质的文件。 1941年，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和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在一艘停泊在加拿大纽芬兰海域的军舰上起草了《大西洋宪章》（又称《罗斯福丘吉尔声明》），就战后共建新世界订立了一套共同遵守的原则，涉及治国纲领和政策。 《宪章》逐条写明的新世界基本原则包括杜绝战争，除非是自卫或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还有各国独立自治自决，倡导和促进自由贸易，还有保护人权。最后这一点写在宪章第六条中。 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制定并发布了《联合国宪章》，又提到了人权。不过，《联合国宪章》草案的第一稿中，人权只露了一面。 1948年，全世界仍在努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重现站起来，新的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正在成型。是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宣言》在巴黎夏乐宫发布。 从《大西洋宪章》到《世界人权宣言》，再到1993年联合国设立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近80年的世界风云，潮起潮落，国际时政的语言体系中始终有人权的位置。 战后前几年，人们对血与火的残酷记忆犹新，致力于保护未来的和平与美好是一个共识。随着时间流逝，关于战争和死亡的记忆在和平岁月中逐渐淡化，当年拟定宣言时对人权及其意义的认识和解读，也逐渐虚入背景。 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想活得自在安心。 人权？什么人权？ 人类社会目前正处于一个转折关头，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基本权利是否还会继续得到尊重和保护，却并不清楚。 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Zeid Ra'ad Al Hussein）说，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活在世上无需担惊受怕；要避免两次世界大战那种全人类的悲剧，就必须对人权这个理念和保护人权的信念有极其深切的关注。他是联合国第六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18年8月卸任。 他说：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生活是这样的：比如你的邻居、政敌、生意对手或者某个不喜欢你长相的人到警察局告发你说过什么不许说的话，然后你就在深更半夜被抓走，关进牢房，没有公平的或者大体上透明的听证，或者不明不白地在牢里被关了很多年也没有被正式控罪，更糟糕的是还受到酷刑折磨，被失踪。谁都不想活在那种境地。” 即使是今天，对照《世界人权宣言》白纸黑字的30条权利，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依然不言自明。 哈佛大学教授凯瑟琳·希钦克（Kathryn Sikkink）研究人权政策。她提醒大家，回头看1945年，那时英国当然还是大英帝国，它担心保障人权的国际法规可能会被其他国家用来批评英国。美国当时也有种族隔离的麻烦，尤其是南方，也担心国际人权法会被用来终结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苏联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所以，当年主宰世界的大国其实并不希望人权受到国际保障。 后来，在一些争取独立、摆脱殖民的小国施加压力和影响之下，人权才写进了《联合国宪章》。 对于人权而言，时间似乎静止在那个点，钟摆一停就是20年。那段时间内确实也有些进展，比如设立了人权委员会（后来又改为人权公署），但真正的”大跃进“发生在1966年。 那一年，中国的文革十年浩劫开始，联合国在起草两部纲领性的国际文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和《经济社会文化国际盟约》。两部盟约1967年1月发表。 它们具有法律约束力。 国际人权政治 又过了大约10年，人权运动开始在世界范围兴起。 耶鲁大学法律和历史教授山缪尔·莫因（Samuel Moyn）认为，这跟人权这个概念的性质有关。 他说，人权不是新的概念，但人权政治，尤其是国际人权政治，却是很新的概念，而大部分人迟迟不愿承认这一点。 应该说，1970年代中期，那些相对较新的非政府组织兴起，较显著的如国际特赦，真正使得人权理念获得了前所未闻的无与伦比的知名度。 莫因曾撰文指出，人权在国际上人气高涨的背后实际上是人们对现状的沮丧和失望。 在许多国家，包括自称民主政体的国家，人权已经列在日常用语词汇表，相关联的领域包括性别、种族、性倾向、言论自由，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与此同时，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然后宣布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还要在美墨边境筑墙拦截偷渡客。 他的言谈偏离的所谓的人权话语体系，在许多人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有大量铁杆拥趸。 扎伊德·侯赛因说：“这是巨大的威胁，巨大的威胁。”一旦开始相信由于肤色、宗教信仰或其他什么标准，所以有些人比你低贱，不配享受同等的权利，而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那战后建立起来的精神体系将面临散架。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杜绝美墨边境的偷渡人流，但现实是禁而不止 人权和民生 哥伦比亚人权律师塞萨尔·罗德里格-加拉维托（Cesar Rodriguez-Garavito）指出，西方正在流行的民粹主义削弱了人权运动的一项关键策略——公开点名，批评羞辱：“现在发达国家对世界上许多极其恶劣的侵犯人权的案例都不会点名批评，更别说发达国家政府本身也在做侵犯人权的事。” 莫因指出，民粹主义在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人权理念基础的地方很容易深入普及，因此民粹主义对人权的威胁极大。 他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政府对大批涌入的难民采取强硬堵截政策，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但布达佩斯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 匈牙利政府一位发言人佐尔坦·科瓦奇斯说：“在我们看来，有些人想把移民作为人权，就是说某个国家比如孟加拉国有个人早上醒来，决定要住到德国去，然后去那个国家申请政治避难；作出决定后就上路，穿过几个国家，也不遵守国际跨境旅行规则。这是不可接受的。” 莫因教授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部分应该归咎于人权运动，因为人权运动忽略了社会和经济权益，比如享受住房、教育和医疗的权利。 他说：“这看上去似乎来得很突然，但其实种子早就播下，根子扎得很深。最重大的转折点是1989年。人权成了冷战博弈的战略目标，人权运动和新自由主义挂上了钩，在世界范围推广政治权益和民权成为人权运动的首要目标，而经济层面的公平和权益则不加考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其他国际机构在世界各地推行的休克疗法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招致人权运动的强烈批评。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倒退，其实根源还在1990年代。讽刺的是，那段时间还被认为是人权运动的兴盛时期。” 布隆迪的秘密刑场 理想和现实 纽约大学国际法教授菲利普·奥斯顿（Philip Alston）是最早撰文阐述发展与人权脱节问题的学者之一。 他指出，人权议题和人权辩护的范围窄得没有道理；要想赢得广泛的支持，就不能把自己局限在极小部分人身上，“至关重要的是，你制定的发展计划能包容吸纳少数群体，让他们相信，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跟他们的个人利益相关。” 按照哥伦比亚人权律师罗德里格-加拉维托的说法，人权运动重政治轻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现象，而欠发达国家，如南非、印度，还有南美洲国家，各级权益组织、法庭，甚至政府，都在具体实施经济文化与社会权益国际公约的条款，在温饱、健康和受教育权方面下功夫，而这些都是导致不平等的关键因素。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维权组织在这方面的行动确实有成效，比如南非农村学校没有校舍，露天上课，经维权组织干预，政府拨款提供了移动校舍。 同样是突出温饱、健康和教育，南非的人权运动模式跟中国很不一样。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教授阎学通接受BBC采访时说：“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安全，其次才是民权。民权很重要，但相对于生命处于第二位。” 中国批准了社会与经济权利盟约，但没有批准民权与政治权利盟约。阎学通的解释是： “中国几十年前还是个极为贫穷的国家，所以大部分人认为所谓的社会经济发展权是当务之急。我觉得随着千禧年一代和90后年龄增长，观念意识会改变，因为这代人在相对富裕的物质环境中成长，没有父母辈经历过的贫穷体验。我认为中国人对民权和人权的观念会逐渐改变。” 中国被指在新疆大规模拘禁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穆斯林 奥斯顿教授2016年曾作为联合国特使访问过中国。他认为中国在消除贫困问题上成绩突出，但在社会权益方面无法相提并论。 他认为，差异的根源不在于文化，而在于对权力的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共产党拥有无上的权力，而其他许多国家实行不同的民主体制，民众可以向统治者施加影响。 他说，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而像中国和俄罗斯那类威权政体模式的竞争力可能会提升，西方民粹主义阵营可能会以此为例提出背离正统的方案，比如说西方就需要一个像习近平那样的人，所有决策一个人定夺，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是最有效的出路，等等。 “我认为这会造成巨大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显然与对人权的基本认识不符，”他补充道。 许多对中国和俄罗斯人权问题有观察、研究或亲身经历的人士赞同这个观点。他们的共同认识是，如果中国继续一党专政的体制，那么民众就无法享受基本人权和自由，异议人士受迫害，宗教受打压，人们会以言获罪入狱。 世界人权日中国被捕人权律师命运如何？ 人权和政治 《世界人权宣言》的文稿展示了完美的愿景，而现实则无时不在提醒人们美好愿望背后的政治。 那么，人权运动是不是需要对人权议题中精神与物质的平衡问题进行反思和评估呢？ 奥斯顿教授认为这显然是个财富再分配的议程。 他指出，人权运动内部倾向于不承认财富再分配这个问题，但这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只是程度深浅的问题。一个首要的前提是，政府对全体公民承担义务和责任；这并不是全盘社会主义，也不是指所有财富必须全面再分配，但确实涉及通过合理的税赋标准来使得政府有能力为社会最底层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服务。 有些人权活动人士担心，如果公开谈论权益的再分配性质，可能会被视为在推动某项政治议程。 但奥斯顿教授认为，这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人权本来就很政治。任何人都不应该受折磨，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声明。同样，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肤色或族裔受到虐待，每个人、每个孩子都应该能够上学受教育，这些都是政治声明，都有政治价值。因此，人权运动正是在普世的基础上使得某种形式的政治更容易被更多人接受。” 氧气和生命 不过，对于专职从事国际人权事务的联合国官员来说，这种情景无异于灾难。 扎伊德·侯赛因担心人权运动被沾染上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会使事情复杂化。 他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位子上曾受到来自许多政界要人的批评。从这个岗位离职后，他依然担忧人权运动的前途。 他说：“在传统上应该支持我们的国家，我们得不到政治支持；虽然北欧国家、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这些支持力量还在，但也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如果这种支持渐次微弱甚至消失，那事关重大。在扎伊德·侯赛因看来，目前正是关键的转折时期。 有人把人权比作氧气，平时没人会在意，但没有空气就没有生命。 《世界人权宣言》第28条是这么说的: 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