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英国的伊顿公学
距欧洲最繁忙的希思罗机场不过数英里，在伦敦西缘的温莎镇有一所英国最著名的学校。这就是历史悠久的男子寄宿中学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几十年来，这所天之骄子的学校通过电影、书籍和电视吸引着英国人的无穷想象力。伊顿这所学校为何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
英国近代几百年的政治领袖很有一些曾毕业于英国名校伊顿公学，包括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这是否因为公认伊顿是英国三百年来政治家的摇篮？英国77位首相中有20位曾在此校读书受教，其中包括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首相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 1676-1745）和当今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其实仅凭此一项就足以让伊顿公学傲视群校，永享盛名。另外，是否还因为伊顿公学的独特传统？比如学校历史悠久，创建于近600年前；学费不菲，每年4.25万英镑，即5.8万美元；还有独特的校风，甚至贵族校服，伊顿学生20世纪60年代之前必须戴高顶礼帽，至今仍还在穿燕尾服。 以上种种元素都将伊顿公学为之神话，让人觉得伊顿公学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一个神话般幻丽，代代豪门家族因袭受教的精英学校，就像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作家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声称，伊顿校友均出身历史悠久的豪门，其家族财富“来自远祖，其发家史因太过遥远已无从追溯。”但真实的伊顿公学是否与这些英国主流诉说的传闻和著述相一致？ 当然，并非每个伊顿公学的学生都适合这个豪门模式。今年4月，又有一本关于伊顿公学的著作《身为其中一员：一位伊顿生的回忆录》（One of Them: An Eton College Memoir）出版问世，作者是作家、播客兼音乐家穆萨·奥阔加（Musa Okwonga）。奥阔加1993年至1998年就读伊顿公学时，是该校为数不多的黑人男孩其一。他写这本书是想对英国“种族和阶级问题作出探索”，因由是“为了理解我们的社会将要走向何方，我们需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 这部回忆录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阔加并非富贵家庭出身，但他能进入伊顿不是获得某个热心的有钱家庭的资助，而是他自己争取的结果。他在电视纪录片中发现有伊顿公学这样的学校，随后参加了一次学校组织的伊顿之旅，遂要求母亲送他进伊顿。他的家庭是来自乌干达的中产阶级难民。他告诉BBC文化频道说，“我知道，无论你走到哪里，即使你离开了国家，教育都会带给你好处。我想，伊顿这种教育可以带你去任何地方。”此外他的生日是10月11日，恰好与伊顿的建校日是同一天。他说，“这是天意！” 奥阔加有伊顿学生的奋斗上进精神。他的回忆录说，他计算出，要供他在伊顿读书母亲每天要花20英镑（27.5美元），因此他非常勤奋，认真学习，希望对得起自己的昂贵教育费的每一英镑。他说，“我基本上主持和参加了所有我能主持参加的社团。我的每一天都记满了要点，那是一张我当天必须做的事情的清单。”他勤奋到如此程度，以致他在伊顿公学的五年里只回过两次家，尽管他的家“比学校里的任何人的家都近”。 胡克船长跳进鳄鱼潭自杀时喊出伊顿校训“愿伊顿公学繁荣”。 奥阔加在伊顿努力上进的决心，是那些攀登上政治顶峰的老政客身上都有的品质。他在回忆录中说，伊顿精神是努力奋进，“这里不会有人大声告诉我们，伊顿人是天生的领袖。这就是伊顿教育建构的作用所在。”因为我们常把伊顿公学和财富联想在一起，所以吸引我们注意的往往是富有和著名的伊顿校友。但让伊顿被传得神乎其神的故事往往来自文学虚构，尽管文学家常对物质的成功嗤之以鼻，描写失败更引人入胜。而且小说家对伊顿男孩的刻画可能不那么讨人喜欢，有的甚至可能若人讨厌。 文学中的伊顿“歹徒和糊涂蛋” 比如和蔼可亲但又稀里糊涂的伯特仑·伍斯特（Bertie Wooster），是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PG Wodehouse）笔下典型的伊顿老校友形象：待人亲切，不刻薄。伯特仑在伊顿公学的同学，如马默杜克‧楚飞‧楚夫内（Marmaduke"Chuffy"Chuffnell）和G 达塞‧ 其士莱特（G D'arcy Cheesewright）是纨绔子弟，不过在伍德豪斯笔下的虚构世界里，伊顿公学的学生也是有标准的。在小说“Right Ho, Jeeves”的故事中，伯特伦被问及他是否和懒人俱乐部不成器的会员塔皮·格洛索普（Tuppy Glossop）在伊顿是同学，伯特仑回答说，“天哪，不是。在我们伊顿不会发现这样的家伙。” 较为直接的伊顿文学恶棍形象是儿童文学人物彼得潘的宿敌胡克船长。胡克船长先就读于伊顿公学，然后进入牛津大学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其求学经历与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一样。在JM·巴里的彼得潘剧本中，胡克船长跳到鳄鱼潭被鳄鱼咬死之前喊出伊顿的校训“愿伊顿公学繁荣”（Floreat Etona），披露了他曾受教于伊顿的背景。1927年，伊顿公学的校长声称，胡克船长是“一个伟大的伊顿人，但不是好人”。当年在伊顿公学的一次演讲中，巴里挖苦说，“也许胡克船长是进入牛津后，交了坏朋友哈罗人而学坏。”哈罗人是指与伊顿公学有竞争的另一所名校哈罗公学的学生。 文学之外，在奥阔加对伊顿公学的真实回忆中则既无歹徒也无糊涂蛋。他的回忆录细腻地述说他在伊顿的5年学生生活，尽管"全校1216名学生中黑人男孩最多不会超过4人，整个时间我都待在学校，“但他并未遭遇到太多的公开种族歧视。在某种程度上，看起来伊顿公学的观念已有进步。30年前，尼日利亚作家迪利贝·奥尼亚马（Dillibe Onyeama）成为第一个在伊顿毕业的黑人学生，他在校期间曾遭受种族主义的嘲讽。他在1972年的回忆录中提到此事，说他因肤色受到同学的霸凌。因回忆录批评了伊顿，他曾被禁止回到母校，直到最近校方才向他道歉。 奥阔加所遭受的种族主义侮辱较轻微，但也一样毫不隐晦。一个男孩曾对他“开玩笑”地谈论其奴隶主曾祖父，说他拥有非洲奴隶。另一个同学事后告诉他，“你不知道有人在你背后如何说黑人的”。他现在回忆说，“那时这是很让人崩溃的事，‘因为’我只是一大群人之外的一个外人而已”。最糟糕的是，让他丧气的还是他的朋友们。他“担心自己在伊顿被人指指点点，”但一位朋友却“不在乎他的担心”，而且这位朋友的父亲还认为奥阔加应该是“乌干达政府派来的一个要人，像是间谍。对这位朋友之父来说，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黑人孩子居然能上伊顿公学，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在奥尼亚马的书和奥阔加的书出版之间，有关伊顿公学最著名的回忆录是美国小说家保罗·沃特金斯（Paul Watkins）的《站在上帝面前》（Stand before Your God, 1993）。沃特金斯写了18本书，包括以笔名萨姆·伊斯特兰（Sam Eastland）所写的《佩卡拉探长系列》（Inspector Pekkala series）。他的回忆录有趣而富有戏剧性地讲述了一个美国少年被父母送到伊顿寄宿学校，在这个新国家努力适应新生活的经历，当时他对这个学校所知不多，回忆录说“我敢说，我那时还以为我是去参加玩乐派对。”这本书在出版近30年后仍在印刷，说明人们对伊顿公学的故事依然充满兴趣。 有近600年历史的伊顿公学被称为世界最著名的私校。 沃特金斯在出生6个月大的时候就注册了伊顿公学，他的肤色让他能融入这所学校，但还是发现校方“把我归入了一个写着外国人的档案中”。他的回忆录说，为避免受到伤害“你必须漠然处之”。奥阔加赞同此说，在他的回忆录中，他称这种冷漠为“面具”。他在接受BBC文化频道采访时表示，“在寄宿学校的现实情况是，你耗不起与你需要一起生活五年的人争执不休。所以你会淡然冷待，学会了凡事不要耿耿于怀。你很快就学会节制自己的情感表露，而且这种特质会一直伴随着你的人生。” 一个国家的象征 奥阔加的“面具”、沃特金斯的“冷漠”是许多老伊顿人都能认同的一点。演员达米安·刘易斯（Damian Lewis）2016年回忆他的伊顿中学生活说，“在那个年龄，你经历的一些事会塑造你的性格和你待人处事的能力。突然之间和父母不再亲亲热热，你养成喜怒不形于色的能力会决定你余生如何控制情绪。”他认为，伊顿公学使学生们能够“非常成功地避免情绪化地待人处事，因此事业能够很成功”，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政治领袖中有较高的比例是毕业于伊顿公学。 但就像其他受到全国关注的象征，无论是对荣华富贵的神往，还是对生来就享有的特权心生怨恨，你对伊顿任何先入为主的期望，都说得通。那么，有关英国，伊顿能告诉我们什么？沃特金斯告诉BBC文化频道，“问题在于，当你进入伊顿公学，你所做的一切都会被社会评头论足。要对伊顿公学这样的地方一言以概之，很难不冒犯到某人。这就足以说明伊顿对英国的影响力有多大。”对沃特金斯来说，伊顿最重要的是代表了“英格兰对自身的迷恋”。 对奥阔加来说，伊顿有关英国的启示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物的话，就没有人会对你吹毛求疵。”他以展放在伊顿一个房间里的历届伊顿人首相的半身像为例，指出伊顿人“不问背景地崇敬权力”。他的回忆录提到了伊顿人情感内外有别的所谓“漏斗效应”，即那些“在人际关系上非常友好，有亲和力的人……可能会进入一个特定的递减漏斗，对没有共同生活经历的人缺乏同情心。”这听起来像是前面提到的情感距离的另一面向。 如以冷漠无情衡量，还有谁比20世纪最伟大的间谍詹姆斯·邦德更能作为虚构的伊顿人物代表吗？我们对詹姆斯·邦德在伊顿当学生的生活所知不多，但在伊恩·弗莱明其中一部詹姆斯·邦德小说《雷霆万传》（You Only Live Twice）中，间谍头子M在误以为邦德殉职而写的讣文这样说，“必须承认，他在伊顿公学的生涯很短暂，表现不出色，由于与一位同学的女仆发生了所谓的纠纷，校方要求他姨妈为他退学，他因而只读了两个学期。” 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詹姆斯‧邦德只在伊顿读了“短短两学期，而且表现不出众”。 詹姆斯‧邦德的缔造者伊恩·弗莱明在伊顿的日子要长一些，不过同样表现平平。伊恩·弗莱明能入读伊顿走的是传统路径，因他当陆军少校的父亲是伊顿老校友，但他学业不出色，还未毕业母亲就让他退学。不过伊恩·弗莱明最早是在伊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他在伊顿校刊《飞龙》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后来还以他在伊顿的一位同学的名字为詹姆斯‧邦德系列中的大反派人物取名布罗菲尔德。弗莱明对伊顿公学的真实感情如何，以在他007小说中詹姆斯·邦德送给伊顿人高尔夫俱乐部的全能挑战杯赛的奖杯最能体现，这个奖杯原来是一个尿壶。 弗莱明并不是唯一一个与伊顿爱恨交织的作家。传世名作《1984》的作者乔治·奥威尔获得伊顿的奖学金而入学，但他与这个贵族母校的关系似乎不太适合他这样的平民主义者。他后来鄙视伊顿公学，声称尽管他在伊顿“比较快乐”，但“没在那里做事，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在1941年的散文作品《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狮子与独角兽是英国皇家徽章）中写道，“滑铁卢战役或许是在伊顿的操场上打赢的，但其后多次战争一开战也是在伊顿操场上输掉的。在过去的四分之三世纪里，英国人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事实就是统治阶级能力的衰退。” “滑铁卢战役是在伊顿的操场打赢的”这句话，传是来自英国战神，也是伊顿校友的惠灵顿公爵，目的是赞美伊顿，但奥威尔不以为然。不过伊顿公学没有被奥威尔贬低伊顿的言论吓退，仍然维持以奥威尔之名而设立的奥威尔奖，为“那些人生机遇有限的天才男孩”提供全额奖学金。 “一个极端的地方” 即使对那些没有上过伊顿公学的作家，伊顿也给他们提供了灵感。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在伊顿教了一年书，他把伊顿描述为“一个极端的地方”，是“英国上层阶级最好和最坏之处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他补充说，“好学生往往很优秀，能把你带到知识的极限。而最坏的学生，则可以给你一种洞察犯罪心理的独特视角。”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这些都是创作的“财富”。勒卡雷在他的小说《质量谋杀》（A Murder of Quality）中，以伊顿公学为灵感创作了虚构的卡勒公学（Carne School）。 或者以另一位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为例，他不属于上流社会，但却不无嫉妒地以刻画上流社会生活为题材。伊夫林·沃很可能希望自己中学读的是伊顿公学，而不是较卑微的兰星中学（Lancing college）。在他怀旧情绪最浓的小说《故园风雨后》（Brideshead Revisited），他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塞巴斯蒂安·弗莱特（Sebastian Flyte）送进了伊顿，还了自己的心愿，这是一种典型的角色代入行为。塞巴斯蒂安在与家人和朋友一次深奥的哲学讨论中，不禁叹息道，“感谢上帝，我读的是伊顿公学。”很明显，塞巴斯蒂安在小说开始时魅力四射，但随着小说情节的演进，他的光彩也慢慢褪去。伊夫林·沃对伊顿爱恨交织的感情可能受到了名字也叫伊夫林的第一任妻子的婚外情影响。他妻子的外遇是一位伊顿旧生。 就这批文学名家的经历看来，伊顿一直是文学创作的温床。保罗·沃特金斯同弗莱明和奥威尔一样，也是在伊顿公学开始写作。他在《站在上帝面前》一书中写道，在伊顿寄宿时候他会在床架上绑上一支铅笔，以方便晚上醒来将突如其来的灵感写在墙上。16岁时，他在伊顿写出了他的处女作小说《岁月哀歌》（Night Over Day Over Night）的前两稿。他说，“伊顿图书馆有我手写的初稿。” 最终他在伊顿学到了什么？他告诉BBC文化频道，“不仅仅是目标本身，追求目标的过程也很高尚。在我离校进入社会后，没有人关心我在写书，直到我的书出版之后。”伊顿教给他的最有价值的一课是“要有勇气去追求我认为自己生来就该做的事，而不仅仅是别人想让我做的事。” 对奥阔加来说，接受如此优越的教育，是一种符合社会期望，也实现了自己期望的感觉。他说，“我知道很少有黑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我认为，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带着这种'我必须有所成就，我不要虚度光阴'的感觉。” 他接着说，“实际上，有人给我写信，她是我住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她告诉我，‘你没有浪费你的天赋。’这是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事情，因为你去了这样的地方，这是一种特权，而且你每一个星期都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点。当你走向世界，就是：‘我得用我所学做点什么。’” 请访问 BBC Culture 阅读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