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下经济“急救包” 中国保守美国激进的背后考量
降息，一口气降到零。发钱，一口气花完全年预算的一半。
3月，美联储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货币政策力度大到“金融危机”级别。 各国政府在G20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G20会议上更是明确“穷尽一切手段”，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生活的冲击。 美国反应最为激烈，在危机露头之时，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直接“一口气打完所有弹药”。 之后疫情的发展证明，美国没有反应过激。最新的失业数据令人瞠目结舌，经济提振计划没能完全安抚市场的不安情绪。 反观中国，守着利率不降，几乎没有放松。疫情已经逐步得到控制时，财政刺激规模还远未达到美国的量级。 中国在刺激政策上的保守，与美国的激进，形成鲜明的对比，背后则是两国不同的考量。 美国的激进 整个3月，美国的货币政策推出的速度和力度，几乎都超出市场预期。 美股接连暴跌带来的金融动荡，使美联储和政府不得不应对流动性危机，以防升级为金融危机。 3月3日，美联储突然宣布“紧急降息”0.5%，而此时市场预期是当月17、18日议息会议后降息。市场把这一举动看作事态严重的信号，股市不涨反跌，跌幅达2.8%。 议息会议前两天，15日，美联储宣布再次“紧急降息”，赶在周一亚洲市场开市前发挥作用，而且力度上一步到位，直接下调100个基点，降至0-0.25%的历史低位。同时宣布启动7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计划。市场接着不领情，继续“跌跌不休”。 至此，短短两周，美联储救市的力度已经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处于同等量级。 美联储没有停下脚步，一周后宣布推出了“无限量量化宽松”，并将首次支持购买企业债券并直接向企业提供贷款。此轮资产购买规模无疑巨大，分析师估计该计划将向非金融企业贷款4万亿美元甚至更多。 面对这样极端的举措，美联储内部也有“饮鸩止渴”之感。美国亚特兰大联储银行总裁洛克哈特称，美联储非常规货币刺激举措有其局限性，如果过分使用，可能威胁到市场运转和金融稳定。 几乎穷尽货币政策一周后，一个历史性的财政救助计划也粉墨登场，接棒救市——美国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提出的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 东京三菱UFJ国际投信首席基金经理人石金淳表示，“这肯定是个很大的数字，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左右，这应该能够支撑股市及其他冒险交易。” 石金淳认为，中期而言美国已经提出一套非常强大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在这么多的政策援助下，我们可能已经见到美国股市底部。 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认为，美国史无前例的政策力度，是因为国内同时发生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大量投资者同时抛售金融资产，导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 无论是货币政策大幅“放水”，还是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中对企业的扶持，都是避免金融机构的“倒闭潮”，避免金融动荡演变为金融危机。 中国的保守 中国相比之下，危机爆发得更早，但金融市场并没有美股那么动荡，银行间流动性也比较充足，因此刺激计划力度则小得多。 疫情在春节长假期间发酵，2月3日开市首日，中国同样也是货币政策先启动——央行在公开市场进行逾万亿元逆回购操作，同时调降逆回购利率10个基点；两周后将一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也下调10个基点；随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也进行小幅下调。 虽然2月中国政策性利率全线调整，但比起全球央行大幅降息潮，中国没有跟进。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发达国家央行长期施行低利率，中国基准利率较高，政策空间在主要经济体中几乎是最大的。 中国似乎打定主意不以货币政策来主导刺激计划。 路透社援引东方金诚的两位分析师表示，回顾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宏观政策过程可以看出，与积极财政政策相比，宽松货币政策易发难收，宏观经济容易形成“货币宽松依赖症”，资产泡沫膨胀等副作用很大。 上海一辆巴士在紫外线中消毒，以防范新冠病毒。 在G20会议上，中国再次重复口头禅“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目前看来，稳健的货币政策很稳健，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是通常理解的“更大力撒钱”。 上周五召开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出信号，称要抓紧研究提出积极应对的一揽子宏观政策措施，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可能会通过5000至10000亿人民币的特别国债来支持经济，这一规模小于2007年的同类国债发行量。不过，路透援引四位政策消息人士报导称，中国将出台数万亿元财政刺激措施，以重振经济。 12年前的副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二者的表现则与当前截然相反。彼时，美国推出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在国会缠斗两周后获得通过；中国在各主要经济体中受到冲击较小，却在当年宣布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助计划，为中国经济在2009年注入一针“强心剂”。 然而，中国之后多年都在承受这针“强心剂”带来的副作用。比如，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失控的地方债问题，不但没有降低杠杆，相反进一步杠杆化，这意味着一旦有风吹草动，局部的资金链断裂传导到金融市场的其他部分，引发系统性危机。 还有经济学家提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是市场饱和与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添了新的过剩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 这些副作用都让中国此后多年不得不承担经济放缓的代价来“去杠杆”和“去过剩产能”。 眼下中国经济遭受同样冲击，经济学家认为一季度GDP将破纪录地负增长，因此有呼声提出“四万亿2.0版”。 曾担任过中央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首先要判断是不是真的经济有那么糟，似乎使人感觉中国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样子。 “文化革命10年也没有崩溃，两个月肺疫就崩溃了？”贺铿表示，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入摸底，全面思考。不可以轻言改变既定宏观政策，即使是放弃一点增长速度也不能不顾金融风险。 针对这些前车之鉴，学者多有反思和提醒。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高级研究员张斌表示，加大政策力度的同时要汲取过去的教训，下一步财政政策发力，基建融资要通过发行国债来进行，而不是让地方政府向商业金融机构贷款，因为地方政府隐形债务上升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多来自于此。 贺铿称，“有一点点问题就财政积极、货币放水，实践证明，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财政科学院院长刘尚希向路透社表示，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很多年，现在不同于200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同于扩张的政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规模就是更积极。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主要不是在扩张上发力，要在提质增效上使劲。 今年不再设GDP目标？ 中国显然还对当年的“大水漫灌”的代价历历在目。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最近在一个论坛上甚至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否则可能会绑架宏观政策，最后被迫搞“大水漫灌”。 他表示，实现GDP增长6%的目标已不可能，4%-5%难度也很大，很多经济学家预测的1%或2%也有可能，因此对经济的最终影响取决于欧美疫情的发展。 这样大的不确定下，如果设定一个不切实际的GDP增长速度，地方政府的反应往往就是大搞基建，要上投资。“实际上这些基建投资一般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对解决就业问题、失业后的民生问题短期内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经历了财政吃紧的2019。财政部发布数据，去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8%，但财政支出却同比增长8.1%。 刘尚希称，今年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都面临巨大压力，通过提高财政风险来对冲眼下的经济社会公共风险是必要的，但要适度。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导致财政不可持续的话，就会带来更大的风险。 政策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风险。刘尚希认为，光增加货币供应量不够，还应打通货币传导机制，因为传导瘀滞阻塞影响了企业的流动性，这是多年来没解决的大问题。 无论是加大投资，还是放松信贷，银行更愿意把钱给国有企业，以及有政府兜底的城投公司，而非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只好用利率更高的影子银行，形成“挤出效应”。后者不得不承担更高的利率，进一步加大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