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警暴争议：起诉开枪的警察为什么如此困难
布伦娜·泰勒（Breonna Taylor）在肯塔基州的家中被突袭的警员开枪射杀的事件中，有三名涉事警员。只有一人起诉，但起诉原因却是与她的死亡无关。为什么在美国的警察开枪致命事件之后，只有很少的警员被起诉？
布莱特·汉基森（Brett Hankison）因为向邻近的一所公寓开枪，令泰勒女士的邻居陷入危险，而面临三项“危害他人安全”罪。 另外两名涉事警员则未被起诉——即使其中一人是开枪导致泰勒死亡——原因是泰勒的男友误认为他们是入侵者而首先开枪。 这一决定引发民众震惊，并促使路易维尔及其他地方有数以百计的人上街。可是，警员开枪致他人死亡的事件登上报纸却无需上法庭，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被起诉的案例只是凤毛麟角。 俄亥俄州的鲍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教授且曾任警官的菲尔·斯丁森博士（Dr Phil Stinson）说，2020年至今有10名警员被起诉。他从2005年开始一直在收集有关警方被检控的数据。 最多警员被起诉的年份是2015年，共有18名执法人员面临谋杀或者误杀指控。 《华盛顿邮报》估计，美国警察每年开枪打死约1000人。大多数此类事件引发的争议或审视达不到像泰勒事件那样的程度，而且可能发生在警员本身遭受枪击的情况下。 但是，那些涉及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悲剧事件后，最终达成起诉或者定罪的案例又非常少见。 究其原因，有以下这些因素。 有关合理武力的法律 虽然美国各州规定警察可以做什么的法律在语言表述上各不相同，但是警员需要遵守的最普遍标准是他们对武力的使用要“客观上合理（objectively reasonable）”。 这是指，警员在该时刻有合理理由相信他或她，或者一个旁观者即将受到伤害。 这一标准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它给了警察太多的余地，特别是“合理”这个字眼可以做出的广泛解读——一名警员在当时相信有人身处危险，可能就足够了，哪怕事后看来其实并没有危险。 “在此类案件中，历史都是警方主导话语权。旁观者的说法经常都会被打折扣，”斯丁森博士说，“这些报告对事实的描述有时候与视频证据显示的并不一致。” 加利福尼亚州在8月修改了其武力使用法规，将“合理（reasonable）”这个字眼换成了“必要（necessary）”。它可能是全美国在这方面最严格的法律之一。 地方检察官在是否起诉警员方面几乎有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在他们认为开枪是有理由时就不会起诉。 某些司法管辖区则使用大陪审团来决定是否起诉，但是这些程序都是保密的。 检察官每天都要在大量的案件中与警方紧密合作。本杰明·卡多佐法学院（Benjamin N Cardozo School of Law）助理教授凯特·莱文（Kate Levine）说，这可能导致一些优待。 2015年，弗莱迪·格雷在警车内受伤之后死亡的事件，引发巴尔的摩的抗议和骚乱。 她还表示，如果他们怀疑自己无法证实案件，不起诉可能也会令事情简单一些。 “你应该要更批判性地考虑，当你不想证实一宗案件的时候，说你证明不了是非常容易的。” 信任警方 莱文说，法官和陪审团或许也对警方有信任感，怀疑警方说法的可能性也更低。 “理论上，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将他们自己置于险境，与那些可能对他们或者其他人造成伤害的人打交道。” “社会规范决定了人们更倾向于在警察说害怕他们生命受威胁时相信警察。所以，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就很难证明警察不是这样想。” 工会 各警察工会组织是美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工会已经在警员的合约上写入各种条款，能够在死亡事件发生后阻慢调查程序，比如在即将展开调查前要事先给警员发警告等。 费城的前任警察局长查尔斯·拉姆塞（Charles Ramsey）曾公开抱怨，他无法开除那些犯了罪的警员，就是因为该城市由工会商讨出来的仲裁体系。 警员还得益于有限制的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意味着他们不能在民事法律诉讼当中以个人或者金钱手段问责。人们的想法是，有了这些保护，警员很少需要担心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后果。 警员被起诉的案例： 不过，斯丁森也警告，警察工会给予大多数警员的是重要的权利。 “这些集体商讨得来的协议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提供程序上的保护，”他说，“而警员每天走进警察局的时候，也不会被剥夺他们的宪法权利。” 系统性改革 一些人则警告，将全部焦点放在对杀害平民的警员给予起诉和监禁之上，给人一种错觉，觉得美国的警察执法真的是在发生改变。 莱文表示，要进行有长远意义的改革，研究泰勒案件中警员所使用的程序是更加重要。 “我们真的是花太多时间聚焦在起诉和监禁个别警员之上了，”她说，“在大的系统性改革上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而这种改革是要让警员不再在凌晨带着攻城槌来到布伦娜·泰勒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