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从广东逃到香港的知青
孙仲勋关于苹果的记忆，已是五、六十多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年71岁的他说，苹果的香气，令他下定决心从广州偷渡来香港。
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后的两年，毛泽东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 “我们作为广州市的市民，目睹这一切，就知道香港的人身光颈靓，又有钱。他们戴手表，带回来的食物又好吃。”孙仲勋说。 他当时年纪还小，“香港客”带回来的食物令他垂涎，其中他最喜爱的就是苹果。“那时我们闻到的苹果是很香的。我就觉得，香港的苹果这么香，真的是名符其实，一点也没浮夸。因为是香港嘛。”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后发动“上山下乡”，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对孙仲勋来说，“上山下乡”反而带来让他偷渡到香港的机会。孙仲勋辞去广州汽车厂的工作，申请下乡，被派到惠州市博罗。孙仲勋说：“我要部署去香港。我将户口转到农村，就算偷渡失败要回来，也不会影响家人。” 孙仲勋26岁成功偷渡到香港 孙仲勋申请下乡意味着他要放弃城市户口。孙仲勋说：“我认为我一定能够去到香港，户口对我又有何用？我对自己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句说话是毛泽东说的。” “一次不行，我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甚么叫危险？我不知道。甚么叫死？我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怕。” 1968年，孙仲勋时年23岁，首次尝试偷渡。他与两名同伴选择坐火车到东莞，再循陆路到香港。 经过几天逃亡后，三人来到深圳福田。孙仲勋说：“下山后，我们见到有些房子很漂亮，以为到了香港……我们没有任何防备，大摇大摆，甚至抽烟。” 三人经过田间，突然有几只大狼狗突然扑出，其中一只抓着孙仲勋的胸口不放。“解放军在叫不许动。我们一听到他们说普通话，就知道我们失败。” 年轻的孙仲勋 孙仲勋在深圳收容所被扣留一个星期，辗转回到博罗公社。在博罗待了十多天，孙仲勋回到广州。 翌年，孙仲勋坐火车到樟木头，但民兵上车检查，发现他有意偷渡，又再被遣回。 第三次，孙仲勋终于学乖，知道必须经水路才有望到香港。这次，他与一个朋友结伴出发。他们先坐车到惠阳，然后上山。他们只敢在晚上赶路，走了四五天，终于抵达深圳大鹏湾。 孙仲勋和伙伴晚上10时多下水，一直奋力游，七小时后终于进入香港境内。 三天后，孙仲勋已在香港找到工作。 “埋堆”、“炒米粉”、九号风球 孙仲勋藉文革的“上山下乡”偷渡到香港，但对当时大部份“知青”来说，“上山下乡”令他们感到绝望，促使他们决心逃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其中包括陈克治与太太李洁馨。 陈克治1947年在广州出生。文革席卷中国的时候，陈克治刚好读完高中，准备高考上大学。陈克治说：“1966年开始文革，高考暂停。当时以为高考只停一年……到1968年，我们这些人全部去了农村，失去我们的城市户口。” 当时，上山下乡最响亮的其中一个口号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甚至有说知青一生要扎根农村。陈克治不甘心终身在农村渡过，母亲亦鼓励他偷渡到香港。 视频：陈克治、李洁馨于九号风球下偷渡来港 不过，“上山下乡”令陈克治有意外的收获。陈克治与太太同被下放至博罗，并被挑选成为民办教师时，两人才相识。陈克治说：“去到农村，唯一短暂、最开心的时间就是和她拍拖。” 逃港者之间有不少术语，其中一个叫“埋堆”。偷渡客要找到一个靠近边境、可以接收物资──包括干粮、指南针、用简单物资制成的救生圈等等──的地点。之后，他们就可以上山再走到深圳。陈克治夫妇当时选的“埋堆”地点就是龙岗。 从亲戚手中接到物资后，两人本来预计只需两天就可走到海边，所以只准备了两天的“炒米粉”。李洁馨说：“把米粒炒热后，之后磨成粉，沟些糖、沟些油。”由于“炒米粉”便于携带，加上感觉饱足，是偷渡客常见的干粮之一。不过，两人足足走了四五天才抵达海边。 陈克治与李洁馨深谙水性，所以对游跨大海很有信心。两人下水后，风浪极为猛烈，奋力尝试游离岸边也无功而还。李洁馨说，当时的浪花有一层楼这么高，一直迎面而来。“我就（跟他）说我不想再去，我要回头……他对我说，你不用害怕，有我在就一定有你，我不会离开你。有他这样的鼓励，我就跟着他去。” 成功到港三年后，李洁馨抱着一岁的女儿重回吉澳，向老婆婆致谢 由于受惊，李洁馨当时手脚也不听使唤，好像忘了如何游泳一样。他们仅余的物资有一条粗绳及一个救生圈，陈克治决定把绳绑在自己的身上，另一端绑在救生圈，让李洁馨拉着救生圈，由他拉她冲出大海去。 翌日凌晨五、六点的时候，两人终于抵达香港吉澳。岛上有一个老婆婆将他们救起，并招待他们。李洁馨说：“那位婆婆告诉我们原来昨晚九号风球。”他们在老婆婆家住了三晚，之后成功抵达陈克治姨妈的住处。 知青逃港人数 金虹认为广东知青逃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现象 文革十年造成巨大灾难，一直研究文革逃港者历史的金虹对BBC中文网说，广东省的知青偷渡到香港是当时全国独有的现象。“其他地方的知青没有这个地利，香港与广东这样近，容易嘛。第二，（其他地方的知青）语言不通，其他人一眼就可看穿他们的身份。他们也难以接触（香港的）风土人情。” 当时广东知青逃港风气之盛，不少人公然在珠江练习游泳，作逃港的准备。金虹说：“毛泽东不是跑到长江游泳吗？这就成为理由，（让知青在）大江大河去锻炼身体。”假如知青能够游过珠江──距离逾10公里──他们就取得逃港的基本资格，可以一试碰运气。 至于文革期间有多少人偷渡来港，一直没人能确切掌握这个数字。香港大学人文学院的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otter）对BBC中文网说，1968年香港约有2500名从中国大陆来的非法入境者，而这个数字在1970年下降至1700。不过1971年后，数字回升至3500；而1973年香港录得逾6000名非法入境者。 冯客在电邮说：“确实的非法入境者数字远比（记录）高。”他解释，与向（香港入境处）人事登记办事处申请身分证的数字相比，上述的数字大概只代表三成进入香港的非法移民。他估计，单在1973年，香港的非法入境者就有约两万人。 另外，他指在四名逃港者中，只有一名能够成功到达香港。其余的人可能被捕，甚至在逃亡中死亡。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教授中国近代史、着有《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的潘鸣啸（Michel Bonnin）则对BBC中文网说：“这样的‘基本事实’很不容易确定……知青偷渡一个比较保守的数字，是20万。其中在海里死亡的更难确定。” 潘鸣啸说，他的其中一个朋友在广州培英中学几个班进行调查，其中发现试图偷渡者有八成人成功，至少8.6%的人在中途死亡。假如按这些数字推算，大概有25万广东知青尝试偷渡，当中20万人成功。 根据逃港者黄东汉的采访及记录，有逃港者溺水、甚至被鲨鱼咬死而葬身大海。也有知青从山上摔下，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逃港者今在何处？ 文革期间的逃港者，有一些循难民计划被安排到其他国家定居，其中不少逃港者到美国去。亦有一些人在香港安定后，再申请移民。 2014年，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 大部份逃港者仍在香港居住，其中一些逃港者每星期都会举行聚会见面。2014年，这些幸存的逃港者在吉澳岛东南角立了一块纪念碑，悼念当年逝世的逃港者。从2014年开始，每年五月一日，当年的知青都会一起前往拜祭亡灵。 文革过去五十年，偷渡到香港亦成前尘往事；今天的中国大陆，亦与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截然不同。孙仲勋自改革开放后，一直都有回去广州。他说：“广州有很大转变，大建设、大改造，已经面目全非，也可以说是貌然一新……多了高楼大厦，以前广州楼房，只有四五层楼高……广州与香港的距离拉近了。” 孙仲勋认为香港有被边缘化之忧。“风水轮流转。以前我们叫大陆人阿灿，现在大陆人叫我们做港灿。”不过，孙仲勋说他从来没有后悔当年偷渡来港的决定。“我没有后悔。塞翁失马，焉之非福？” 陈克治亦说他从没后悔偷渡来港。“香港相对比大陆有自由。” 如果您对这篇报道有任何意见或感想，欢迎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 网友反馈 看到上面这位满嘴胡言乱语的毛左，就知道当年那些人为什么要逃港，真是绝佳的注解！ 上海正因为有了这类红卫兵余孽，注定永远也取代不了香港。 知青偷渡在农村比在城市好，有从深圳偷渡十次，而在广州偷渡的就会在收容所受虐待。如果不是知青那就更惨了。深圳沿海岸每百公尺有强光灯，士兵带狼狗巡逻，下水者如不听命，即被枪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本人以偷渡行动抵港，完全体现了这首诗的意义。（六八年下乡知青） 这个选题和角度非常好，一看就是专业的采编人员，不像某些同类的新闻机构，人浮于事，整天泡在没用的会议报道中。向您致敬！ 一群政治觉悟投机的偷渡份子，知青他们也算？广东历来就是修正主义泛滥的地方，文革偷渡到香港，被糖衣炮弹所迷惑，只能说投机取巧的本质和有奶是娘的广东败类！他们是文革期间的中国知青的败类，不值得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