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中国语文教材的变迁与争议
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指出，当前中国存在问题最多的学科是语文，最该改的也是语文，并称“现在的语文课，至少有一半，甚至一半多是不应该学的内容。”
中国中小学语文教学课程从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多次改革，期间共改版了10套教材，而且改革过程争议不断。直到今天，关于中国语文课程教学的内容，仍然是各界争论的焦点。 历史发展 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中学语文教材研究中心主任王本华在其论文《60年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反思》中曾经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语文教学经历了“语文知识―思想教育―语文知识和能力―政治挂帅”几次反复，使得语文教学濒临崩溃。但“文化大革命”后，改革之初受“人文性”这一新理念的影响，语文界有些矫枉过正，出现了强化人文性、弱化甚至淡化工具性的倾向。总之，中国语文课程改革一直在曲折中发展。 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早在1951年，曾任已故中共领导人秘书的中共文胆之一胡乔木就提出语文教学应该进行分科实验，即“汉语”和“文学”分开，但由于政治原因而夭折。 改革开放以来，官方指导语文课本应该增添“人文关怀”，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时任中共领导人华国锋的内容突增。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科技、自然、社会内容仍然排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 在1980年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里，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另外，也增添了不少优秀的外国文学。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这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语文教材把西方现代派作品选进来了，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墙上的斑点》。在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的选择上也有变化，比如之前《诗经》大多选《硕鼠》《伐檀》等现实讽刺题材，后来描写爱情的《蒹葭》也选了进来。红楼梦过去只选《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后来把《香菱学诗》也添加进教材。” 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的顾振彪先生，参与了“文革”结束后所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他于去年10月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评论。 近年变化 但近些年，古诗词在中国语文教育中的分量却在降低。 比如广西从2012年新课改以后,高中语文必修课里古诗词的比例大大减少。今年上海市新学期的小学语文教材，把古诗词全部删掉了。 针对这一现象，顾振彪对于这种语文课本“去中国化”的行为表示痛心。他说，“其实，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保存在古代优秀诗文里，所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古典诗文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载体。比如李白、杜甫的诗歌，《桃花源记》《出师表》等散文，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让学生从小就接触经典，种下民族文化的根，吸取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能很好地增加我们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中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版本繁多。除了最早的官方指定教材“人教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外，还有“苏教版”、“北师大版”和“北京版教材”等不同版本。各版本教材中，普遍还是现代文学内容多于古代文学。 北京市某中学从事一线语文教学工作多年的崔老师说，“现在教苏教版教材，现代文学内容比例还是能占到七成，另外三成一成古诗词，一成古文，一成写作”。 但谈及语文课本内容是否涉及政治性问题时，他认为，“并不多，没觉得影响文学地位”。 BBC中文网记者打开人民教育出版社官网，随机点开一本人教版八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发现这本语文书中，古诗词、古文一共九篇，其中包括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韩愈的《马说》，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中国现代文学十篇，如鲁迅的《藤野先生》，胡适的《我的母亲》，郭沫若的《雷电颂》等；外国文学五篇，如高尔基的《海燕》等。 当问及如何看待语文课程改革时，崔老师提出，应该多安排自学，培养学生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能力。“另外学生的汉语语法知识很薄弱，但在课本中体现不够，个人觉得应加强。” BBC中文网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位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她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担忧。“我印象中最深的一篇语文课文就是描写中共领导的红军在长征途中克服重重困难打破国军封锁的《飞夺泸定桥》，因为那篇课文有两段要求背诵。当时一直背不下来，被老师罚站。”她笑着说。“另外我觉得我的中文语法真的很差，从小到大就都没有语法课。但其实我觉得这是语文教学的严重缺失。语法真的很重要，我现在中文写作很受影响”。 2014年9月，习近平在考察北师大时曾提出，“不希望把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古代的诗词文化、散文都给去掉”。相应的，2015年北京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中的古典诗词，也将由现在的6到8篇增加到22篇。但是，社会各界仍然对如今中小学语文课本内容设置表示担忧。 对比港台 在台湾，国文为高中必修学科，另设有“书法”、“文法与修辞”、“国学概要”、“应用文”等选修课程，并辅导学生写作、课外阅读等等。 但是在国民党一党执政时期，台湾的国文课程也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导向。其选文大多侧重于具有“培养国民道德”、“配合国家政策”、“体认中华文化”等目的。文言文选文也多具有人伦道德教化意涵，多篇祭文与墓志铭选入教材。 至于白话文选文则受当时政治局势所限制，许多现代作家作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题材甚或留滞中国大陆等因素，无法选为教材。 有趣的是，在台湾国文教材中，文言选文比例随学年逐步增加，平均达百分之六十五。依年段选取唐宋文、唐宋明清文、先秦两汉六朝文，并按记叙、论说、抒情等文类分别选文。依1994年“国民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规定，文言文选文比例由国中ㄧ年级第一学期占20%，逐学期增加至国三下学期为60%。 台湾现行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则选取《四书》为教材，第一至第三学期教授《论语》，第四、第五学期教授《孟子》，第六学期则选读《大学》、《中庸》。授课内容主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依归，希望借此传承传统儒家思想，陶铸学生人格。 但是，针对古文在台湾语文教学体系中比例颇高的情况，来自台湾，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张婉昀向BBC中文网记者讲述了她的感受：“其实古文在台湾多数人的记忆里是僵化、刻板、没有想像力的代名词，并没有起到保留传承传统文化的作用。” 除此之外，她还认为语文教材是通过背诵和学习语文将历史丶群体记忆、归属感等深植学生身体中，而教材的内容选择和编排标准是由统治阶层决定。 同样，香港的语文教材也种类繁多，各学校有权决定所开设的课程科目，香港教育署鼓励各学校参照课程发展议会制订的共同核心课程框架。 使用最广泛的初中语文教材是《中国语文》，其中的课文全是“可供选用课文”，数量颇多，第1、2册有58篇，第3、4册有53篇，第5、6册有50篇，这些课文分为“记叙、描写（文）”、“抒情文”、“传记、轶闻”、“寓言、小说”、“论说文”、“诗”等几大类。 教师每学年选教其中的24—28篇，按由浅入深的原则顺次编定。高中的《中国语文》与初中的语文教材衔接，编写体例也基本相同，从而构成一个系统的整体。 前中国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日前作客广州《南方都市报》岭南大讲坛时提出，真正能提升学生语文水平的，还是应该读和诵。应该尽快将古代诗文恢复过来，增加传统文化在语文教材中的比例，大力改进现有的教材和课程。 有关中国语文教材内容设置的问题，依然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你对中国语文教材内容有什么评价或建议，欢迎使用下表发表你的观点。 撰稿：季昃雯 责编：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