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成为最大博士生产国的背后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最近表示，中国已成为引才、用才氛围最好、力度最大的时期，“再过10年，到2020年，中国肯定能够成为世界人才强国”。
中国称博士毕业生的数量超过美国。（新华社图） 周文彰是在“创业中国”报告会上，就“人才强国”战略等问题，为百余名海外侨界高新技术人才发表演讲时讲的这番话。 周文彰表示，目前中国人才战略取得了重大成就，已成为世界科技人才大国，每年毕业博士生数量、各类人才资源总量已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 其实，周文彰这种说法一直在引起争议，特别是最近中国学术界和商界发生的一系列“抄袭门”，“学历门”事件，更给中国的“人才强国”战略罩上阴影。 博士贬值 不知是否存在某种巧合，正当中国媒体大力宣传“人才强国战略”和“中国博士数量超过美国”之际，《长江日报》8月25日报道引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完成的调查报告。 报告指出，中国博士生数量迅速增长，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博士生教育水平下降和学术质量滑坡。 报告显示，全国46％的博士导师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但大部分博导认为自己适合指导的学生不超过6名。 此外，周光礼还披露，大多数博士生已成为廉价高级劳动力，他们的老板则是导师博士不像博士，导师不像导师，博士与导师之间原本纯洁和纯粹的师生关系、指导与被指导的学术关系，早已异化为雇佣关系和经济关系。 据报道，中国现在博士就业还出现新动向，过去95%的博士毕业后都会留在高校或科研院所，而现在半数以上都进入政府部门，当了公务员。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曾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 学术腐败 这一普遍现象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官员凭借手中所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博士考试中“脱颖而出”，甚至有的官员连正式的大学毕业学历都没有，却能一帆风顺摘得“博 士帽”。 具体到大学博士导师的学风和蜕变，四川在线特约网络评论员钱桂林评论说，“大概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使博导成为一种头衔的国家。人们一听博导便肃然起敬。在中国，博导已成为比教授还要高级的头衔。而事实上，这些博导真的名副其实吗？” 澳际留学业务总监孙南在博客中指出，“看到中国的博士教育信息，我只能说留学海外人数大幅增长绝不仅仅是中国国力增强这一个原因，我们的硕士/博士教育体制、我们提供的教育产品质量以及浮躁的功利心态，已经迫使人才被动流失，而潜在的外汇流失、思想输入才是更加需要警惕的。” 中国学界人士猛烈抨击说，这种博士“泛滥”现象不仅是教育界对社会的不负责任，更是对国民教育资源滥砍滥伐，“博士大跃进”带来的就是博士的贬值。 信誉下滑 最新一期《经济学家》杂志就中国的学术造假发表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胡锦涛经常强调鼓励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但科研学术界非常普遍的造假、作弊和学术剽窃使得中国实现这个目标变得很困难。 文章说，这种不道德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的，但中国的同行互审机制薄弱，奖励机制错位，还有对学术行为缺乏监督检查，使得学术造假舞弊几乎成为常态。 文章进一步指出，学术和科研领域的不端行为普遍，会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这使外界对中国的科研行业整体的信誉产生怀疑，并殃及中国产品的声誉和来自中国的信息的可信度。 今年6月中国政府发表中长期人才规划发展纲要，最终目标是将中国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才强国”。 政治改革 中国走向“世界人才强国”还面临着国际人才竞争的压力。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表示，目前德国、法国等欧洲老牌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人才战略，通过经济技术移民、提供工作签证、增加科研经费、扩大接受外国留学生等措施吸引人才。 但是周文彰回避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教育体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与政治研究中心卫志民指出，教育体制是在更为基础的政治体制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制度。所以，基础性的教育体制改革只能跟随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而难以领先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他说，体制性的学术腐败，只能依靠基础性的体制创新来解决，舍此别无它途。 近一两年，有关中国学术不公、学术腐败以及学术造假，特别是官员学术腐败的报道和评述屡见各种媒体。如果中国不推进政治改革和教育改革，那么政府提出的“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战略举措也只能成为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