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得与失
邓小平以他的魄力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之相辅相成的是邓小平力图打造的国际环境，二者缺一不可。
邓小平主张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主权问题 1978年8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不仅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更会见了日本天皇。行程间，他说：“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行程后，他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 对一个曾与日本浴血奋战的革命者来说，这次访问意义重大；对中国来说，意义更大，因为事隔四个月，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携夫人赴美。九天的行程下来，人们记住的不是美国的航空航天、汽车制造，而是他在休斯敦看马术表演戴牛仔帽的场景。美国广播公司当时报道：“对邓小平来说，他不仅去了西方，还去了美国西部。（not only went west, but went western）” 此后，中越、中苏关系紧张，再到后来邓小平与苏联改善关系，“一国两制”与英国解决香港主权问题，如此等等，邓小平的对外政策并不比逊于国内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 1979年邓小平携夫人卓琳访美，是中共建国以来首次国家领导人访美。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对BBC中文网说：“邓小平是个战略家，他知道几个重点，其一，国内与世界的变化是紧密相连的；其二，他对全球整个政治经济版图有长远的思考。” 战略思维 似乎没人否认邓的战略眼光，但问题是，何以使然？ 李成说，邓小平的外交政策反映了他的实用主义。他说：“区别于毛泽东，邓小平改变意识形态，让位于实用主义，因而没有固步自封、因循守旧。” 1989年，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戈尔巴乔夫，中苏改善关系。 美国霍普金斯高等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教授、纽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大卫·兰普顿（David Lampton）认为，邓的战略眼光得益于三要素。 “第一，邓小平长期作为毛泽东部下工作，从毛的失败中吸取了很多教训，例如毛无法推进与美国关系的改善、毛强调自给自足、不愿意推进国际贸易等等，邓从毛的这个‘学校’学到了不少东西。” “第二，邓小平确实是个战略思想家；第三，邓小平的地位和威望，加上当时的中央集权，以及社会构成也不那么复杂，这让他能左右国内的政治，这是他之后的领导人难以做到的。” 得与失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邓来说，他在外交领域的败笔是什么呢？ 李成认为，1979年的中越战争是其例。他说：“这种教训小国的心态影响了后来的领导人，也会滋生民族主义心态。” 大卫·兰普顿则对BBC中文网说：“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也许实现一个小目标，即缓解了越南军队对柬埔寨的压力，但中国军队也遭到越南的打击。” 兰普顿说，另外一个与外交相关的失误是，在裁军和削减军费后，军队从商，造成很多问题。他说，对此，江泽民也应承担很多责任。 中国实力增长，引起邻国对中国韬光养晦方针的质疑。 李成与兰普顿都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解决香港主权问题是成功的，让香港能渡过几次经济危机仍维持增长，尽管现在有不同的声音以及特首普选权之争，但历史事件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看清楚。 韬光养晦 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时至今日，“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成认为，这一政策是成功的，让中国能从1989年后的困境中走出来，摆脱危机，维持经济的发展。兰普顿也说，“这基本上是一个明智的政策。” 那么，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被视为经济总量即将超越美国的大国，这一政策是否在悄然改变？ 兰普顿说：“现在中国的情况有所变化，即出现所谓的新环境。我不认为习近平会摒弃和平发展、也不认为他会完全摒弃韬光养晦。” “不过，民众和领导层也感到，随着中国更强大，因此没必要在维护自身利益上遮遮掩掩；加之，他们还感到自身受到了威胁，因此需要更多的实力、更快地加快军队现代化。” 兰普顿说：“中国领导层并没有摒弃了邓小平的政策，而是进行了调整，只是这种调整没有让中国的近邻或远邻放心。” （责编：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