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式媒体管控 逼仄背后是全输
社会重大事件的限制性报道往往成为当下中国媒体最逼仄的真实写照。
情绪激动的家属在上海和南京继续等待着来自监利的消息 无论是最新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亦或是此前的上海踩踏等很多事，本身可依托于媒体公信力来还原事实，但用选择性报道的方式去限制，无疑让一个简单之事变得复杂异常。 显然，这是一个全输局面。对媒体人来说，这是无奈之举，因为报道被阉割；对社会来说，这是双重伤害，因为第一层已经发生，而后续却不知所以然，当事人以及社会人士不信任感急剧上升；对官方来说，原本的公信力就已经弊端肆虐，而在互联网以及移动社交新技术的冲击下，则表现的更为露骨，真正凸显了体制跟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 媒体报道的重要性 还是以“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来实例说明:事件本身当然属于意外天灾，但当中也不乏可能存在人为因素，官方的正式调查，正常来说也需要时间，从国外来看，一起事故的调查，如飞机、轮船失事有的可持续数年。 但，别忘了，那怕持续数年，社会依然对此存有信任，不担心中间“毁灭证据”或“捣浆糊”（中国则往往摄像头恰当地坏了），这恰恰源于媒体在此过程中无论从正面、反面、侧面、斜面已经进行了全方位报道。 不可否认的是，媒体具备一定权威性，但和国家机关以及技术层面相比的话，依然存有差距。同样，媒体也不具备司法认定权，但媒体的最大优势，恰恰是能用简洁明了的报道方式告诉社会以细节，这个细节则是建立在相对专业、深度细致以及致力于还原真相的基础上，所以它当然具备相对公信力。 因此，关注中国公共事件的人，不难发现，哪些媒体具备公信力，哪些媒体是纯粹的宣传口令，基本上一目了然。 其实，用东西德对立期间逃亡者被枪杀多少能说明中国媒体业的艰难处境。法官对刽子手说，你可以枪抬高一点，所谓打不准，既不让自己受影响，又救人一命。 中国媒体的困境 众所周知，中国媒体行受上级宣传部门所钳制，业内皆知。这样的例子表现明显，“东方之星”沉船不准报道或必须限制报道只是常态化非常时间的一种，还有比如宣传部门要求屏蔽评论、删除某稿，甚至于两会提问期间也是一种“双簧”表演，不听话的外媒可能连替提问的机会都没有，因此选择性妥协，也成为中国媒体逆境突围的一种被动抵抗。 所以，当选择性报道来临时，一些媒体消极听话，一些媒体紧随宣传，一些媒体单兵突围。当然，这个选择方式，又因为时间、影响以及对事件总体判断的前提下，还得小心翼翼。 比如，周永康没宣布前，陆陆续续的报道早已坐实，甚至美其名曰“周元根“但就是不能点破真名，这种谨慎在国内颇是具影响力的财新身上也表现明显，比如“周永康的红与黑”压稿了一年多。 这些都可说明，国内媒体大环境的生存与真正的国际标准还相差甚远。当然，这个责任则很明显非媒体自身所致。 有句话说的很好:“你可以不说话，但一定不要说假话“，所以对啄木鸟方式选择突围的媒体来说，值得敬重；对消极对抗不说话者，这也多少反映人性的善，至少不愿意积极作恶；对一些党性强人性少乃至于天天说“你幸福吗”的媒体来说，则无疑是刽子手。 “掩耳盗铃”的做法 当然，正如同东西德最终会统一一样，强制性对媒体的打压，即便一时得意或表面成功，但中长期则无异于“慢性自杀”，无法为继，因为很简单的道理，社会不公近些年已然遍布神州大地，君不见土地房屋纠纷、各类型上访层出不穷。 甚至对诸多没有权贵资源的个人来说，多少都有感于公权力之压。 既然公权力控制尚待时日，而社会正义又无法彰显，那无疑最需要媒体来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说到底，打压媒体更多是“掩耳盗铃”，在新技术叠加以及社会不公越发拉大且改革时不我奈之际，政府的管控方式如不改变，必然伤己伤人。 不过，自我改变也确实太难，毕竟中国历史就是一面深刻的轮回镜。或许，正如同马晓力大姐所说:“他们在天上，人民在地下。” 天地难接轨，共识遥无期。 （责编：欧阳成） 读者反馈 看看微博，被共青团五毛占领了！！誓要把悲剧变成爱国剧！！ 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