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冰点下的美中关系与孟晚舟案的法律结局
（注：本文不代表BBC立场和观点） 就在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90天“停火协议”的同时，12月1日，中国科技龙头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却在温哥华遭到加拿大执法部门逮捕，原因是美国指控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向伊朗出口违禁品。更加敏感的是孟晚舟还有个非同寻常的身份：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加、美非同寻常的三角关系，阴谋论随之风起，咒骂美国搞阴谋的，鄙视加拿大听命美国的，以及呼吁中国采取反制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爱国主义热潮再度将美中关系抛向不可捉摸的深渊。
在孟晚舟案保释听证过程中，中方除了动用外交途径对美加施压外，还逮捕了二名在中国的加拿大公民，其中一位还是前外交官，大有开启人质外交之势。孟晚舟经过三天的听证会由加拿大法庭宣布保释后，中国媒体为人质外交胜利而额手相庆。更为诡异的是，特朗普在案件过程中竟然宣称他会为美中贸易协议的达成而干预孟晚舟案件。换句话说，为了美中能够达成协议，他可以开释孟晚舟。一瞬间坐实了美国为了赢得美中贸易战胜利拿华为开刀的指控，加拿大政府因此也进退维谷。人们越来越相信特朗普在耍商人的小聪明，用各种手段在贸易谈判中逼中方在经济上就范。如果确实如此，中国政府大可松一口气，套用一句俗话：凡是可以用钱解决的都不是大事。 然而，事实却未必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简单。首先，从孟晚舟遭逮捕的法律文件来看，美国纽约联邦东区法院早于今年8月22日就签发了对孟晚舟的逮捕令，联邦检察官起诉理由显得非常充分：华为涉及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的法律，利用香港实际控制公司向伊朗出口来源于美国的产品，孟晚舟本人亲自参与了掩盖此事的过程，通过汇丰银行向美国执法机构说谎。 事实上，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公司的调查并非最近的事情，它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美国联邦执法部门就开始调查华为等一批中国科技公司违反美国法律的活动，包括这些公司对伊朗和朝鲜的非法出口和商业间谍行为。中兴科技公司即是一例，它违反美国对于伊朗和北韩出口的禁令，向两国出口违禁产品，并且事后做了种种掩盖措施，被美国执法部门抓个正着，一度禁止美国企业对中兴科技提供芯片。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强力运作下美中达成协议：对中兴科技处以极端苛刻的罚款（十亿美元）和运营监控等措施，中兴才得以继续运营。而在处理中兴案件中，美方也发现了很多有关华为违法出口伊朗的新证据，致使美国开启了对华为的全面调查。这次孟晚舟遭到逮捕并非偶然，实际上美方早在密切关注华为高管的一举一动，她此番过境加拿大事先因美方掌握情况才得以一举抓获的。 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后，温哥华当地时间周二（12月11日）获得假释。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各国对于华为在通讯设备方面迅速发展非常担忧。而加拿大自认为是华为公司快速发展的直接受害人，它确信华为在通讯设备方面的成功是建立在早期对加拿大著名通讯公司Nortel的知识产权盗窃基础之上的，因此对其一直耿耿于怀。随着经济实力和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扩张也日渐彰显，尤其是在通讯设备5G技术革新方面，西方面临着是否要将华为技术纳入其基础建设中的挑战。从技术方面说，华为今天的实力应该位于世界通讯设备生产商第一集团军，与思科等传统供应商可以说是并驾齐驱。但是，华为在美国等国眼里一直有着令人琢磨不透的谜团。首先是其创始人任正非出身军人，据说长期为中国军方供应设备，虽然它的主要业务是民用消费品，但是它与政府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根本无法说清楚，更不用说它作为私人公司的透明度非常低，让外界雾里看花难以判断。这也是为什么华为在美国、英国乃至澳大利亚均无法成功投资并购其目标公司原因之一。 更有甚者，中国目前的商业环境绝不允许民营企业有任何的独立性。按照所谓“五眼联盟（Five Eyes）”（即美英加澳新五国情报分享机制）所声称的那样，使用华为技术将会把西方整个暴露给了中国，其国家安全堪忧，更不用说中国政府可以直接命令华为通过其设备技术将所有西方信息交给政府使用。在这个信息掌控决定未来发展的人工智能时代，西方自然绝不会冒这个风险，即使是一丁点的风险。目前上述五国已经达成共识：将华为的通讯设施排除在5G基础建设之外。美国还在继续对欧洲其他盟国施加压力，欲将华为彻底排除在西方国家的基础通讯设施门外。由此可见，对孟晚舟的逮捕和引渡并非特朗普政府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基于其长期战略上深思熟虑的结果。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右）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从法律层面上说，美加之间的引渡条约非常明确规定了双方有义务给予对方的引渡请求以配合。在符合国内法律的前提下，被请求国有义务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请求国。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如此配合美国的请求，及时逮捕孟晚舟的原因。虽然特朗普声称会根据情况介入此案，但美国联邦司法部高级官员随即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直接怒怼了特朗普，信誓旦旦将会按照法律行事。同时，加拿大外交部长也警告美国切忌政治化此案，一切应当严格按照美加之间的引渡条约行事，遵守法治原则。 虽然最为最高行政长官，特朗普总统似乎可以下令司法部停止调查华为违反对伊朗非法出口一事，但是司法部具体承办人员并非一定要对总统的命令言听计从，特别是在案件已经调查完毕，犯罪事实清楚的情况下，检察官很难做出不追究犯罪的决定。从行政伦理上，总统又无法越级命令具体办案人员撤销案件。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如果一意孤行势必引起宪法危机，可能触发总统破坏司法这一雷区，特朗普在通俄门案件中已经是焦头烂额，“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是不会冒险行事的。 相对而言，他可以合法并且安全使用的是总统的特赦权。即依照宪法赦免任何人犯下的联邦罪行。他甚至可以直接赦免“可能的”犯罪而让整个司法程序无法进行。这一做法福特总统在尼克松总统辞职时曾经采用过。当时为了避免美国政治动荡，在尼克松宣布辞去总统职务同时，福特接任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赦免尼克松所犯下的以及“可能犯下”的所有联邦罪行，以确保尼克松辞职后不受任何司法追究。但是，这个做法与美国当前将中国做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甚至是“敌手”的策略直接相违背，也有可能在国会遭到反制，在特朗普自己的共和党内也会引起极大的反弹，采用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华为手机和遭到中国屏蔽的应用程序 而最佳的也是最节省美中双方成本的做法是：孟晚舟被引渡回美国后与联邦检察官达成辩诉交易，即认罪受罚，为美中僵局解套。对华为和孟晚舟的惩罚可以是象征性的，她本人在这一过程中可以免受牢狱之灾，有尊严地解决案件。这样既遵守了美加的法律，也顾及了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该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会被民族情绪高涨的中国所接受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总之，在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激励和中国政府的高调支持下（多次高调批评和抗议美加逮捕孟晚舟），孟晚舟违反美国对伊朗禁令一案已经走上了一条难以驾驭的道路，最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智慧，也可以探测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底线。 （本文作者曾任美国律师协会法治项目中国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