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店事件余波未了：《前哨》员工曾被带走问话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失踪，事件越发曲折离奇。根据BBC中文网掌握的讯息，其中一间“禁书”出版社一个员工亦曾在中国大陆被带走问话。
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相关人士失踪，夏菲尔出版社说，其中一名员工亦曾在大陆被带走问话。 夏菲尔出版社负责人刘达文对BBC中文网说：“我们其中一名员工回到大陆，（去年）10月24日，铜锣湾书店其中一名叫张志平的经理亦是在东莞同一天，差不多时间，逼我们的员工去问话。（官方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无出示任何手续，等于是非法胁持、非法禁锢。” 刘达文说：“（他们）想逼他讲一些《前哨》裡面的秘密内幕，好掌握我的罪证。” 该名员工被扣留四小时，之后被放走。 《前哨》二月号月刊刊登一份声明，指控中国政府对工作人员非法进行骚扰。声明更说：“在此，我们预警天下，《前哨》员工及其亲属、作者有何不测，一定是中共特工黑警栽赃嫁祸所为。” 夏菲尔出版社是香港規模最大的“禁书”出版社之一，旗下出版《前哨》月刊。根据其网站介绍，该出版社在1989年六四后在香港成立，已出版超过二百种有关中国的书籍。夏菲尔亦有经营发行业务。 不过，刘达文说事件对他们没有太大影响，他亦不担心个人安全。 铜锣湾书店事件发展耐人寻味 自去年十月，五名与铜锣湾书店相关人士相继失踪。 铜锣湾书店股东之一的桂民海（中国官媒称桂敏海）先在泰国失踪，周日新华社刊登报道、央视播出桂民海的访问片段，他自述12年前因醉驾撞死人，“很强烈的愧疚不安”令他自愿回中国投案。另一名股东，英国籍的李波在香港失踪19天后，中国广东省公安厅警务联络科确认李波人在大陆。其余三人吕波、林荣基、张志平三人至今仍然行踪渺然。 香港及国际舆论对官方解释显然不信任，令人联想事件与书店专门售卖所谓“禁书”有关。香港有好几家出版社专门出版“禁书”，之前运作未有大问题。但铜锣湾书店事件令香港“禁书”出版界噤若寒蝉──纵使香港有出版自由，出版“禁书”风险亦是一样高。 香港各处的书报摊、楼上书店、甚至机场里的连锁书店中，都可以买得到“禁书”，不过这些“禁书”，本地人对其兴趣不大。自从香港在2003年容许大陆旅客来港自由行，这些“禁书”深受大陆游客欢迎，一些游客还会买这些书本，当成礼物送给亲友。 不少“禁书”以中共高层权斗为题材，并宣称有内幕消息，孰真孰假难以确认，其中一些“禁书”更绘影绘声描述中共高层的私生活。 纵然有些“禁书”可信性存疑，在香港是可以自由流通的——在基本法的保障之下，香港居民享有出版自由。假设出版刊物涉及诽谤，正常可循法律途径解决。 “禁书”的类别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接受BBC中文网访问时指出，在港售卖的“禁书”大概分为两类。 吕秉权说：“一些（‘禁书’）是比较认真的类别，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历史的大爆炸》等这些大陆不能出版的书本及一些回忆录等等都是禁书。其他可能是比较猎奇性质一点，特别牵涉到情妇。这种‘禁书’比较畅销，不过同时小道消息比较多，可信性亦没有这么高。” 吕秉权补充：“很多材料在网上抄袭得来。（一些‘禁书’的）写作过程没有这么严谨，（没有）以第一身进行访问，或有第一手资料。” 铜锣湾书店与其背后的巨流传媒出版的书籍，看来不乏吕秉权口中所说的第二类书籍。 获利甚丰 李波出事前接受香港传媒《壹周刊》访问时说：“他（桂民海）出版的书比较多与领导人相关，不好说是比较内幕，而是更加八卦点，公共情妇、军中妖姬汤灿；母老虎宋祖英，他最喜欢出版那一类跟女人、情妇有关的书。”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对BBC中文网说：“我跟他（桂民海）开玩笑，我说你的书介于小说跟非小说……其实有的书你应该叫虚构，有的是真假都有。他没有一本书是完全虚构的，也没有一本书是每一个东西都经得起推敲的。” 桂民海正是铜锣湾书店第一名失踪人士，是铜锣湾书店及巨流传媒的股东之一。 李波和桂民海两人分别在2003年及2007年涉猎“禁书”出版业，两人与他人合资成立巨流传媒，在2012年4月登记注册。2014年，林荣基把自己一手创立的铜锣湾书店卖给了巨流传媒。自此，巨流传媒一手包办出版、发行及销售的渠道。 虽然巨流传媒从事“禁书”出版业比起其他出版社时间要短，但他们锐利的市场触觉，令巨流传媒在“禁书”界影响力与日俱增。 贝岭估计，桂民海与伙伴每年约出五十本“禁书”，数量有要赶上行内较历史攸久的“禁书”出版社之势。 贝岭说：“他（桂民海）最好的时候一个月就有百万港币……一年最少有上千万收入。” 明镜出版社海外运作 巨流传媒与夏菲尔出版社设于香港；明镜出版社则采取截然不同的经营策略，以减低风险。 明镜出版社1991年于加拿大成立，其后总部迁至美国。现时，明镜集团出版11本杂志,旗下有六至七间出版社,每年出版80至100本书。 明镜出版社创办人何频对BBC中文网说，香港只是明镜出版社的其中一个销售点，约有两成到三成书籍从香港售卖，现时与不同的发行商合作，出售书本。除了1997年曾在香港设立办公室一年外, 从来没有在香港运作。 何频说：“我们在香港没有一个编辑，没有一个记者，都是在美国或欧洲进行工作。一方面是我们认为香港情况比较复杂，另一方面是我们在五年以前曾经有一个公司被人恶意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明镜变成很多独立的部份去运作，彼此之间没有非常密切的来往，按照各自的系统在运作。”何频未有透露该次破坏事件在何处的办公室发生。 对何频来说,铜锣湾书店五人失踪事件令人忧虑。他说：“我们在未来报道、出版的时候，会更加谨慎和小心，更加按照专业的标准来对内容进行审查。当然，我们不会不批评中国政府。” 开放不出版余杰新书 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说，铜锣湾书店事件带来压力，令他决定不出版余杰有关习近平的新作。 相对夏菲尔出版社、明镜出版社，开放出版社的规模比较小。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是湖南人，八十年代移居香港，1987年创立开放杂志,几年后再涉足出版界,一直基地都在香港。 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说:“出版社以前都是副业,主要我们是做杂志。” 金钟说，从成立以来，开放出版社的书有四十多本，一年最多出三到四本。 不过，铜锣湾书店事件看来对开放出版社的影响比较大。 金钟说，之前没有担心过出版“禁书”会影响安全。“我有一条底线，很简单，就不去大陆嘛，不过罗湖桥吗是不是？我们相信是安全的。” 李波失踪前对传媒说，近年已不去大陆，而且回乡证也遗留在家。不过，他还是在香港被带走了。 金钟说：“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对我和我们这个圈子中间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当然我们也会害怕，是不是啊？” 开放出版社曾出版流亡作家余杰三本着作，包括《中国教父习近平》。余杰再写了一本叫《习近平的噩梦》的书时，本来金钟已经计划帮他再次出版，但铜锣湾书店的事件令他改变主意。 金钟说：“铜锣湾书店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这本书基本的编辑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了，而且越炒越大，恐惧的、害怕的气氛一直在香港蔓延。当然我们的亲戚朋友,尤其是我太太，反应非常强烈，因为她知道我们在出这本书。” 金钟说，亲友劝他要避避这个风头，所以不再帮余杰出版这本书。 金钟自己亦即将离开香港，移居美国。2014年《开放》杂志出版最后一期，那时候金钟已经准备离开香港。他说，离开香港与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无关，之后继续从事“禁书”出版。 鲍朴的新世纪出版社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在香港成立新世纪出版社，已运作逾十年，出版书籍包括赵紫阳的记忆录《改革历程》。 鲍朴对BBC中文网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不会对其出版社有甚么影响。“搞出版有它的风险，这个是我们搞出版的以前就知道的了。他们（铜锣湾书店相关人士）出这个事儿，只是证明这个风险确实存在。我既然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因此我认为对我影响不大。” 鲍朴说：“在香港失踪的话，这就表示一国两制的崩溃嘛。我以前也不太相信一国两制会能够这样坚守。” 打压出版中下游 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秉权说：“我相信上下游，货仓、印刷商都有机会被搞（打压）。他（中国政府）要发出讯号，假如你站错边，你不会有甚么好下场。” 人民公社是另一间位于铜锣湾专卖“禁书”的书店，社长邓子强说不担心书店会被打压。 人民公社是另一间位于铜锣湾专卖“禁书”的书店，社长邓子强透露，曾耳闻一些发行商不敢发行一些比较敏感的书籍。他对BBC中文网说：“行内盛传曾有一些物流公司受到经济上面的压力。” 打压出版业界一早已经出现，而不用通过明刀明枪的方式进行。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及商务印书馆是香港三间最大的书店，估计占全港约七成书籍销量。这三间书店由中资公司联合出版集团持有。根据《壹周刊》去年四月报道，联合出版集团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持有。 明镜出版社的何频说：“中资系统对我们的书进的数量非常之少……等于形成了假的订书的情况。在97年之前，甚至在97年之后，这个中资机构都跟其他的书店没有两样，照样去订购我们的书，但是最近几年，他们订购的数字下降得很厉害……开始跟你订一个数字，但几个月以后把这个书完全退回来。” 何频说，中资背景的书店自2012年开始不再进明镜出版社的书籍，销量下降了六七成。 BBC中文网曾联络联合出版集团，但发言人表示对报导没有回应。 早前BBC中文网在机场的经纬书店，发现仍然有售卖“禁书”。 另外，贝岭估计四分一的“禁书”经机场售卖。早前香港传媒报道，叶壹堂(Page One)已经在机场及全线书店停售“禁书”。《苹果日报》声称拿到了叶壹堂内部通告，不过通告证实为伪造，并已报警处理。早前BBC中文网在机场的经纬书店，发现仍然有售卖“禁书”。 《苹果日报》周二（1月19日）报道，机场管理局早前就书店经营牌照进行公开招标，其中一间中标的是中华书局，亦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书店。 现时，香港的独立书店是主力售卖“禁书”的销售渠道之一。邓子强说，他不太担心二楼书店将会成为另一打压对象。“零售的层面很广，我整间书店的生意，随时不及一个报摊的销量。” 由于香港自由行游客是“禁书”主要顾客群，多个受访者都指中国海关有收紧就“禁书”的检查，令游客无法把书带过边境。 开放出版社的金钟说：“以前可以透过海关带一点书过去，那就很可观了……但现在被查禁了，所以这个市场当然缩少了很多。”金钟说，这个情况在去年开始变得最明显。 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仍然有很多疑团未解，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解释未有令人释除疑虑。或许，香港的报纸摊跟书店将不会再出现各种政治敏感书籍。基本法保障下，香港可以享受出版自由──不过，经过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又还有多少人仍然相信，香港仍然容得下各种题材的书籍刊物？一叶知秋，香港出版业备受打压，又对香港一国两制有甚么样的启示？ （责编：李文/萧尔）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网友反馈 香港《基本法》保障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事實上香港現今所謂的“禁書”範圍之廣，令人驚訝莫名。我在2014年8月，將24萬字的報告文學《文革牢獄之拍案驚奇錄》，交給香港出版社。前兩家出版社對揭露由中共中央徹底否定的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書籍，竟以“太敏感”“婉言相拒”。第三家香港出版社將書名改為“回憶那些年代的絕食”，為拙作設計了封面和底頁，編排好目錄及520頁全文。誰料造化弄人香港時政莫測，2015年該香港出版社稱：鑒於“雨傘運動”後的形勢，不敢頂風而上。無可奈何下，我只能轉交台灣出版社，去年12月25日《文革牢獄之拍案驚奇錄》在台灣出版，幾天後分別於台灣多個城市及日本、澳洲、馬來西亞、香港等發行。從上列事實，可見今日之香港“禁書”之廣，不勝枚舉！ 項德寶, 澳洲悉尼 我能说什么？连英国卡梅伦都畏惧中共习近平我哪敢说什么？我不是没话说我有很多话要说关键是我不敢说因为我是普通中国公民在我以前敢于说话的人有很多很多但是现在他们都因为触犯中共法律“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被判刑坐牢房而且这两条都是重罪最起码10年以上的刑期，嘿嘿嘿连卡梅伦都不敢得罪的政权和人我怎么敢得罪敢批评，呵呵还是算了吧因为我是普通中国百姓。。。 不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