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共受害者与迫害者于一身的刘少奇
45年前的今天，1969年11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市北土街10号因急性肺炎得不到应有的治疗而去世，享年71岁。他的遗体在死后很快被秘密火化，火化单姓名栏上的名字是“刘卫黄”，职业是“无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分析人士认为他也是罪恶历史的推波助澜者。 在1980年中国当局为刘少奇平反时，称他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曾任两届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之死，被归咎于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 的确，根据许多史料介绍，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从1966年10月开始受到当时的第三号人物林彪和文革领导小组成员陈伯达等人在党内的批评；到1966年底，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公开把刘少奇称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开始了对刘少奇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但是许多分析人士和中国老百姓却认为，身为当时中国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几个月内就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自1962年开始就在怀疑刘少奇威胁自己的最高领导地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刘少奇从自己身边除掉。 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尽管从1935年的遵义会议开始，刘少奇就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对于毛泽东发起的饿死数千万人的大跃进，刘少奇公开批评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党和国家的主要工作，而毛泽东则在1964年底退居二线。 对于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毛泽东，刘少奇已经成为他的权位的最大威胁，所以根据许多记载文件，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后的两个月发表了针对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明确指明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此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中国赫鲁晓夫》的社论，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而斗争的焦点始终是一个政权问题。 《人民日报》的社论还影射刘少奇是在资产阶级方面始终挂帅的人物，称他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反革命的理论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动是他策划的，他是中国一切反动势力的总后台”。 研究文革的中国旅美学者宋永毅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说，刘少奇悲剧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猜疑成性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是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认为刘少奇严重威胁着自己的权位，所以绞尽脑汁除之为快。 流亡美国的中前总理赵紫阳的智囊之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首任所长严家其在《文革十年史》中提到，刘少奇在被隔离囚禁中瘫痪，但是仍然被绑在床上六个月，直到死亡。 宋永毅也说，根据刘少奇的最后病例，他死于急性肺炎的高烧，而肺炎在当时的中国并不是难治的病，但是医务人员要求转院和给一些先进的药物，却没有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办公厅的批准。那只能理解为毛泽东显然并不愿意他再活下去。 “最大受害者和罪恶历史制造者之一” 但是在指出刘少奇的死充分地表现出中共党内斗争“你死我活”的残酷性的同时，宋永毅教授认为，刘少奇作为文革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制造者之一。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内的受害者经常先是迫害者，后来才成为受害者，他们曾为最后迫害他们致死的政治运动推波助澜。 刘少奇的经历也符合宋永毅教授的这一理论，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彭德怀和“高饶反党联盟”问题上，无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防部长、十大元帅之一的彭德怀，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和原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刘少奇都曾经狠整过他们。 刘少奇在1962年初曾说，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称彭德怀是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余孽，因此决不能为彭德怀平反。而高岗则在1950年代初就和刘少奇意见不合。 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即便是刘少奇后来表示反对的大跃进，他在开始时也曾积极拥护，而且是踊跃的执行者，有批评者还说，刘少奇不仅是大跃进的被动执行者，甚至也是“推手”，大跃进造成的灾难，刘少奇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脱的责任。 至于最后置他于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尽管近年来网上流传了一张1966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照片中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所有领导人手中都挥舞着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唯独刘少奇没有，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显示了刘少奇对文革的不满，但是作为当时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刘少奇对于这场国家的浩劫也曾投票赞成。 宋永毅教授说，刘少奇在文革发动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对中共发动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纲领，他都是投了赞成票的。那么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他对文革起码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 就连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1999年时也曾承认：“不管有多少客观原因，他身为国家主席，没有能阻止国家陷入大灾难；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没能制止党受到大破坏；作为人民信任的领袖，没能保护人民免受巨大的损失。算不算一种失职呢？我想，这是不能以‘维护党的统一’，或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来解释的。” （责编：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