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来信：“一带一路”的政经逻辑
贯穿欧亚大陆腹地，联系两大洲的丝绸之路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出现，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也可追溯到一千多年前。而21世纪的今天，两者已被赋予全新的内涵。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谈到“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和行动，之后相关政策文件旋即发布。
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各国在这样一个架构下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无疑将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和政治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对于政治的“作用力”。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各国在这样一个架构下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无疑将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 从经济互利到“命运共同体” 早在2013年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更深入地解读“一带一路”的政治逻辑，需要更好地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早在2013年的博鳌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说：“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很明显，“一带一路”战略是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助推器，而这首先是籍由互利双赢的经贸关系实现的。 从潜在影响上看，伴随“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和“走出去”战略升级，中国国内很多行业和企业将从中受益，整体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将得到极大的促进。对一直存在的产能和外汇“两个过剩”问题而言：国际直接投资、成套设备出口和海外工程承包将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资产配置的优化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外汇资产的整体收益率，提升其长期价值前景。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将进行良性重构，金融资源的配置也将趋向合理。 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新的发展机遇正在出现。从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看：以中国为“枢纽”，辐射亚太乃至全球的范围内，互联互通的程度将迅速提升；这方面的早期收获正在展现。从产业升级和次第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以中国为“头雁”的“新雁阵”有望形成。与早期以日本为“头雁”的雁阵发展模式不同，其范围将远远地超越东亚的地理范围。 当然，正因为“一带一路”涉及范围之广阔，目标之宏大，其面临的各方面挑战也将是空前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样来自经济和政治的相互关系，表现为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 ―― 其中可能包括项目准入阶段的政治阻力和投资运营阶段的政治风险。 全球化新动力 与“美式全球化”金融资本的主导不同，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更注重实体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而在金融领域，官方机构主导的发展融资将起到关键作用，这与“美式全球化”私人资本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不同。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和“走出去”战略升级正在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弱化的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 实际上，中国在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海外发展融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金融资产在更广泛领域和范围的配置正在使这种潜力变为现实。中国推动的全球化是原有全球化浪潮的延续，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与“美式全球化”金融资本的主导不同，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更注重实体经济，特别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等。而在金融领域，官方机构主导的发展融资将起到关键作用，这与“美式全球化”私人资本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导不同。 从更深层次看，中国推动的全球化将以“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为思想基础，这也与带动“美式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所不同，其政策主张也必然不同。 值得注意的，“发展是硬道理”在中国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可持续性、包容性的重要性空前提升。面对多年累积的环境问题，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维护民众健康和社会和谐的当务之急。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出和“走出去”战略升级的背景下，如何在输出资本和产能的同时输出环保理念和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挑战者”和“守成者” 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新机构的设立反映了发展融资领域的重大增量调整，其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发达国家的领导者，到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全球化的驱动力来源也在次第转移。然而，这种转移并非排他的。换言之，在推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同时，中美两国也可能共同带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当然，两国之间的合作必然存在，竞争也不可避免。 这方面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发展融资等多个领域。在去年的APEC峰会上，在中国的推动下“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从而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短期内，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参与的RCEP能否如期在今年底以前完成谈判将成为关注的焦点。 金融方面，以货币资金池为形式的若干区域和国家间金融安全机制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间，而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在发展融资领域。通过倡导设立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中国开始在这方面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调整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具体出资只占外汇储备的极小部分，但中国能从中获得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潜在收益则是不可估量的。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方面影响力的展现，原有秩序的主导者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安。实际上，治理结构的调整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增量；既反映在规则上，又反映在机构上。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新机构的设立反映了发展融资领域的重大增量调整，其正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然而，亚投行的设立过程清晰地反映了“挑战者”和“守成者”之间的分歧和博弈；而众多“观望者”的最终决定则说明，变革是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选边站队的逻辑其实并不成立。展望未来，在新老机构并存、新旧体系并行的情况下，相互竞争在所难免，协调合作是为至要。 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大量的美国资本和产能导向欧洲，为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天，“一带一路”则有望将中国的资本和产能引入众多低收入国家，实现协同发展、共享繁荣。 历史上，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将大量的美国资本和产能导向欧洲，为战后西方世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今天，“一带一路”则有望将中国的资本和产能引入众多低收入国家，实现协同发展、共享繁荣。 历史上，布雷顿森林会议决定建立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一张白纸上描绘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蓝图；今天，新的多边机构的建立则为原有的治理体系增了砖，添了瓦。说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来临并不恰当，但2015年的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秩序的一个转折点。 作者简介 梁国勇博士，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本文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也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