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令我成了孤儿，但我的人生不限于此”
在俄罗斯黑海岸边，站上领奖台、国歌响起的一刹那，奥克萨娜·马斯特斯（Oksana Masters）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骄傲。这不是她的第一枚残奥会奖牌，但是这一次的意义尤其特别。
那是2014年的索契，她刚刚赢得越野滑雪银牌。奖牌挂在她身上，现场升起的是为冠军柳德米拉·帕甫兰科（Lyudmila Pavlenko）飘扬的乌克兰国旗。马斯特斯自己也是生于乌克兰，那是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三年后的1989年。正是由于核辐射的影响，她一出生就带着严重的身体残疾。 在索契，她代表的是美国。她在那个国家由一个单身养母养大。后来，为了参加在俄罗斯的残奥会，回到一个距离她出生国如此近的地方，成为她的一大动力。 “那就像一个轮回一样，”她说，“它不是我的冠军时刻，但它真的感觉就是。” 奥克萨娜的冠军时刻将会在之后到来。四年后，她在2018年平昌残奥会夺得的五枚奖牌当中包括了两枚金牌。今年夏天在东京，她将第五次出现在残奥会的赛场。 那将是奥克萨娜不凡的人生故事当中的又一个章节。她与BBC国际部分享她的经历，这个故事从乌克兰的孤儿院开始，那是她7岁前一直生活的地方。 马斯特斯说，她和她的妈妈“一起面对过很多的未知”。 我的回忆当中有美好也有不美好。我记得开满向日葵的原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当时太小，反正它们看起来很大很大。我也记得那些李子树， 我们当中没有多少吃的，所以我们会去偷那些李子，还会摘向日葵的籽。 现在，每当我看到向日葵，就是满满的美好记忆，因为你所读到的关于欧洲孤儿院的那些事情基本上都是真的。我完全记得当时总是饿着的肚子里，那种实实在在的痛。 从一出生我就在等待领养。我生来有六只脚趾，我双腿也没有承重的那根主骨头，膝盖是松松垮垮的——它们没有任何支撑。我的手指是黏在一起的；我出生时每只手有五根手指，但是没有拇指，右手没有二头肌，一些内脏也没有长出来。我只有一个肾，牙齿上也没有牙釉质。我来到美国之后才知道，唯一能在出生前令牙釉质消失的东西就是辐射。 他们将此归因于切尔诺贝利，因为我离那里并不远，而且在爆炸发生之后很多年，那里的辐射级别仍然在上升。在我出生之后一些年里，它肯定还在。在孤儿院所在的村落还有一个经常开动的核电站。在出现辐射的时候，就会有一个警察开车过来叫我们用板封住门窗，不要出去。 我刚刚看完电视剧版《切尔诺贝利》。当中的一些故事我之前就知道，知道有些事情在幕后进行，以掩盖灾难的严重程度。它夺去了如此多的生命，破坏了如此多的家庭，这很令人伤心。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再一样了。 我不想说是我这场灾难的产物，不想说我是来自一场恐怖的事件，你不能困在这件事情上，这一切是在于你从中看到了怎样的可能——比如成为一个运动员。 长大后的马斯特斯参加过四届残奥会，2020年的东京将是她个人的第五次。 五岁那年，我被叫到院长的办公室里。他们说：“我们给你看一张照片——这将是你的新妈妈。”我看到她的脸，她有一双最温情的眼睛，和最暖人的笑容。 她当时没见过我。她是通过一张照片选择了收养我。在等她来到孤儿院之前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都问院长：“我能看看我妈妈吗？” 我是个捣蛋鬼，所以在我不乖的时候，院长就会用这个来惩罚我：“你今天不能看照片，你是个调皮孩子。所以她不来了，因为你不听话。”因为这个过程长达两年，后来我渐渐开始信以为真了，但是那张照片令我坚持了下来。 她为我争取了两年，然后她来了，看到我生活的状况。她走进孤儿院大堂的时候，人们在铲地上冰，因为当时连暖气都结冰了。 马斯特斯的养母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名教授，她已经知道女儿的左腿将要被截肢。马斯特斯搬到美国之后，在九岁时进行了这个手术。2001年，马斯特斯的养母在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大学得到一份新工作之后，就带着她搬了家。一年之后，马斯特斯的另一条腿也截肢了。 在Instagram上，马斯特斯为这张照片配的文字是：“妈妈，我对你的爱和你的好，没有任何文字足以形容。” 在我来到美国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和其他人不一样。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经历过的一次都是不正常的。 我被诊断为“生长迟滞”——就是基本上是饿死的那种。我长到八岁的时候，身高是34英寸，体重36磅——这基本上就是美国一个三岁小孩的体格！在刚开始的两年，我不得不穿婴儿尺寸的衣服。 现在我们岁数都更大了，我们可以谈谈我母亲的经历了——对于我妈妈经历的磨难，我很尊重。一个单身者要领养小孩几乎是不可能的。她要完成很多轮心理测试，当中一直会有人问她：“你为什么单身？你有什么问题？你的丈夫呢？” 我之前不知道成功领养原来这么困难。我无法想象，在第一次远渡重洋过来看我之前，她是如何面对这些的。这显示了她的毅力和纯洁的心。任何领养孤儿的父母都是一份纯洁的礼物，但是我的妈妈自己独力做到这一切，这完全是另一个层次的事情。 她知道我必须放弃我的左腿——它当时比右腿短了六七寸，于是在我九岁的时候截肢了。这已经很难接受，但是更难的在后面：我13岁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的右腿也保不住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准备好，因为在第一次截肢手术之后，我已经知道自己少了什么。我知道我的生活有多么受限制。然而，我右腿的痛已经变得无法忍受，于是我说：“好，我准备好了，但是有一个条件——我要能保住膝盖。” 很多人不知道，截肢者并非都是一样的。你的腿包括了脚踝和膝盖这两个关节，我不想四个关节都没有了。 他们说可以，但是就在我躺上手术台之前，他们就说：“我们将要从膝盖以上截肢。”我当时已经被注射了镇静剂，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医院醒来那一刻的感觉。我想要起身，但是腿上可以使劲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我就向后倒下来。这真的很难受，坦白讲，我到现在对此还有一点沮丧和恼怒。 说到底，这是为了避免日后要进行更多的手术，但是当时感觉很怪，因为我没有机会和那条腿道别，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会失去整条腿。 奥克萨娜的双手也进行了多次手术，然后在2002年开始进行适应式划艇训练。她在2012年残奥会与罗伯·琼斯（Rob Jones）搭档在这个项目的混合双人双桨比赛中赢得铜牌——这是她的第一枚奖牌。到了2014年的索契冬季残奥会，她转向了越野滑雪项目。 第一个向我提议参加残奥会和国际比赛的人是兰迪·米尔斯（Randy Mills，路易维尔适应式划艇俱乐部的项目总监）。我很争强好胜，讨厌失败，他看出了这一点。我所需要的只是体能上的指导，来上一个台阶。 在今夏的东京残奥会，马斯特斯将会参加自行车项目。 我看了2008年残奥会的资料，当时想：“我的天啊，这太酷了！”我当时没有想象到，会有像我这样双腿截肢却代表美国在高水平比赛中出战的人。直到2012年的伦敦，我才意识到：“我就是属于这里的。”之后，我就为此倾尽全力。 在参加奥林匹克之前，马斯特斯就为《ESPN》杂志的“人体特刊”全裸出镜。 小时候，我很缺乏自信。你哪天头发不好，或者在学校拍合照的日子脸上恰好有颗痘，那就已经是世界末日，更何况你两条腿都是义肢，还是一双遮不住的不正常的手。 然后，社会就将这样的标签贴到你身上。哪怕你并不把自己看作“残障”，你已经被这样定义了。 我不希望下一代的女孩和男孩在成长过程当中没有可以仰视和想要模仿的榜样。每个小孩在房间的墙上都有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米高·佐敦）的海报。为什么挂在墙上的不能是一个遭遇过意外或者天生就是残疾的人呢？我不想这样说，因为它不是一种“disability（无能）”。它只不过是整个社会在与其他人不一样的人身上所贴上的标签。 我相信眼见为实。你看到的残奥会或者残疾运动员越多，对于不知道的人来说，它就会变得越平常。能看到这样的变化，真的很酷。 在2014年的索契，马斯特斯赢得了一枚铜牌和一枚银牌——都是越野滑雪类别。四年后在平昌，她赢得自己的第一枚金牌。在这些残奥会赛事当中，她和搭档艾隆·派克（Aaron Pike）成为四次参加残奥会的运动员。在2016年的里约，她未能赢得奖牌。现在，马斯特斯又转向了自行车项目，这是她在东京的目标。 艾隆是一个如此具有耐心的人。我不知道怎么会有人能够受得了我。我们同时开始滑雪，然后整个冬天都呆在一起，在训练中，我们彼此互相鞭策。 他会在下坡的时候追上我，但是上坡的时候，我就会说“哈哈，再见了”，因为我爬坡比他快。我们的竞争意识是停不下来的。哪怕我们是在玩“强手”游戏，你要是赢的一方，那肯定也不会是什么特别舒服的事情。 不过，当你在训练日想要找理由偷懒的时候，有像艾隆这样的人在是非常棒的。你看过去，他不仅是一个很棒的男友，也是你的挚友，你的搭档，你的队友。他和你一样有那种真正想要令其他人变得更好的心，会将此分享给全队。 在东京，我的主要目标就是在公路赛和计时赛两个项目当中都取得胜利。在里约，我真正准备的时间有限，因为我当时还在花时间练滑雪，比赛前几个月才换项目。 在东京，我还有未完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