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国企改革的必要与局限
尽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并没有专设章节谈论国有企业改革，但从近期中国经济决策者的一系列政策举动来看，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悄然展开。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民间对政府主导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怀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些需要银行贷款的领域，国有企业总是能够受到银行的青睐，获得最优惠的资金，但花费最少的成本。 周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谈及国有企业，呼吁“适应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程，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 “习近平新政” 一些分析认为，这番话或许旨在平息中国百姓对国企高管占有垄断资源，腐败横行与低效高回报的愤怒。然而，今年以来，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政”的一大看点。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宣布将在6家大型国企中展开试点，尝试吸引私人资本投资，并强调将改善国企的公司治理能力。 去年，上海率先提出“国企国资改革二十条。”截至目前，包括重庆、黑龙江、四川、江苏、北京和广东等超过20个省市的国资委已经定调地方国资系的改革。这些改革内容还包括实行员工持股和企业高管任命的“市场化”与“去行政化。” 经济学家表示，与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与朱镕基主政时的国企改革不同，这一轮国企改革不仅要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成为市场竞争中的一部分，更要破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打破利益藩篱，并让更多的私营资本参与到竞争中来。 国企为何要改 “如果你看中国今天的国内生产总值分配，三分之二的产出由私营企业贡献（在1990年代，这个数字由国有企业贡献），且创造更多的就业，”美国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拉迪（Nicholas Lardy）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正日益减弱。 “国有企业仅在中国创造三分之一的就业，产出也日益下降，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到30%，”拉迪表示。他也是即将出版的《市场高于毛泽东：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一书的作者。他的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民间对政府主导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怀疑。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些需要银行借贷的领域，国有企业总是能够受到银行的青睐，获得最优惠的贷款，但花费最少的成本，产出更是让人失望。自由派经济学家将此定义为“国进民退”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的象征。 拉迪的研究同样支撑了部分自由派经济学家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比如一年期贷款）要远低于其产出的利润。自2007年以来，中国国企的产出回报率正在逐年下降，”拉迪还例举了制造业。他的研究发现，相比私企，国有制造业企业仅产出私企的五分之一，但投入却是私企的七倍之多。 改革局限 当然，这并不表示国有企业将很快退出历史舞台。拿服务行业来说，在某些领域越来越多的监管壁垒，使得国有资本愈发占主导地位。比如在金融行业，尽管中国曾允许私营资本进入（比如开设五家私有银行），但多年过去，他们的话语权并不大。 另外，在诸如石油和通讯行业，其背后是一些早已形成的利益集团和家族控制。拉迪认为，要打破这些利益藩篱并不容易，但事态正朝积极的方向发展。“比如周永康的倒台也为这些利益集团释放了一个信号。周永康所代表的石油帮也很快相继落马。这为今后的改革打下基础，”拉迪对BBC中文网记者表示。 但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如拉迪那么乐观。“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仍然想要保持对核心行业的控制，因为它们相关国家的经济命脉，诸如银行金融行业等，”伦敦凯投宏观（Capital Economics）的中国经济学家王秦伟对BBC中文网记者说，“但在一些他们认为不那么关键的领域会放松。” 另外，王秦伟认为，中国的国企改革，归根到底是人事任命与公司治理的改革。“国企改革说了那么多年，但目前，许多国企的管理层仍然是由政府任命的，他们是官员，而非专家。他们的任务不是将企业利益最大化，而是完成政治任务，扩大企业的规模。” “一些人对中国的国企改革十分乐观，但我们认为，改革最终并不会如他们意料中那么彻底，”王秦伟说，“不过在未来的三到五年间还是有空间的，我对国企改革前景审慎乐观。” （责编：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