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5周年：期盼平反 未圆的中国梦
今年是六四民运25周年纪念。对于1989年发生的那场由学生示威发展为全社会参与的抗议运动的性质，中国官方和民间有着全然不同的定论。
经过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反思，为六四正名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 官方在多年斥之为“反革命动乱”后，近年来改口，称之为“政治风波”；而老百姓和知识界则认为,那是一场人民要求民主和反腐败的合法运动，最终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 经过漫长的四分之一世纪的反思——相信反思的不仅是当年民运的参与者和知识界，也会包括执政者——为六四正名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 正像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在寄给BBC中文网记者的六四纪念研讨会后的总结中所说，无论对六四运动的性质与意义在评价上有多少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六四不是“暴乱”，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于天理国法所不容，基于“暴乱”所实施的一切处罚应予取消、纠正和赔偿。 从未遗忘的记忆 1989年对要求民主的大学生和市民进行的武力镇压，导致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之间形成了共产党执政后从未有过的鲜明对立，高压下的民间怨愤一度接近火山爆发的临界点。 尽管邓小平迅速加大了经济改革步伐，让中国在短短20多年从一个穷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分类，也缓解了六四式的社会对立，但当年屠杀的阴影却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深处消失。 在25年后的今天，执政的共产党如何处理和解决六四问题，成为了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评判中国是否能真正走向民主的基础标准之一，甚至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是“启动中国民主宪政变革的真正按钮”。 从理论上说，对于执政者，为六四平反，应该会受到广大老百姓的欢迎，赢得民心。尤其是本届政府，它的许多成员是在文革的乱世中成长起来、在社会最底层挣扎过、经历过理想的幻灭和复苏的一代，他们应该更了解和顺应民心。 “2014年六四纪念研讨会”的参加者，其中数人已被拘留，包括提供照片的著名学者徐友渔。 但令人失望的是，今年5月初在北京举行的 “2014年六四纪念研讨会”，虽然比5年前没有受到当局干扰的相同的纪念会规模要小，但已经有多名与会者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其中包括著名学者徐友渔和维权律师浦志强。 期盼与分歧 那么，作为与25年前的血腥镇压没有任何关系、不需承担任何个人责任的习李政府，在他们掌权的未来9年中，会不会改变目前的态度，在六四问题上做出与前几任政府不同的动作，为六四平反正名呢？ BBC中文网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几位期盼为六四正名而等待了20多年的著名学者和作家，却从他们那里得到很不相同的答案。 居住伦敦的著名华裔作家马建说，无论是习李政府还是别的政府，只要中国共产党不倒台，六四事件就永远不会得到平反。 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国政府一定会为六四平反，但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实行，却因为没有具体方案而排不上议事日程。 居住美国的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大事件的宋永毅教授则表示，虽然短时期内并没有迹象显示当局会为六四平反，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平反六四是毫无疑问一定会发生的。 阻碍与担忧 丁学良教授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认为当局会为六四平反，而平反可以有多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他自己早在20年前曾提出的先用法律的办法、然后用政治的办法来为六四平反的两阶步骤。 从法律方面，首先就是不要把六四运动定义为“反革命暴乱”，其次是对受害者家属进行补偿，这样就会为此后进行政治上的平反开辟一条较容易的道路。 丁学良教授指出，中国政府在20多年中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但没有做彻底，原因之一就是，虽然习近平政府（甚至胡锦涛政府）他们自己与六四毫无关系，但是共产党体制内与六四有直接关系的人还在。 一些直接参与镇压六四的人，比如前总理李鹏，以及一些在六四中获得极大政治利益的人，比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他们都还健在，如果现政府胆敢平反六四，将受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但在丁学良教授看来，真正阻止习李政府目前无法平反六四的更深层和更复杂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担心这样做将为公众要求对其它一系列政治事件平反开先河，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从镇反、反右、文革、天安门民主墙到之后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污运动，从严格的政治意义看，这些运动都应该被正名平反，而一旦这样做，统治者就会担心国家体制和共产党的威严受到损害，天下也可能因此大乱。 “永不会平反” 但马建的观点和丁学良截然不同，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政府永远不会为六四平反，六四夜晚的坦克不仅压扁了大学生，也把共产党的信仰压扁，国家便取代了信仰，成了唯一的不准质疑的神。 在1989年6月4日被镇压的六四运动能否、或是否能很快被当局平反正名？ 马建说，虽然过去25年里中共在进步，政治上由独裁走向极权，由极权走向集体领导和平稳换届，经济上已成为富强之国，但这种以国家神话创造的经济腾飞，也正是政治最脏的时代。 而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前的对徐友渔等人的抓捕，在马建看来，当局的目的就是要让天安门事件从记忆到历史全部像棺材埋入地下一样，让所有的活人成为无记忆的行尸走肉。 马建说：“当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时，人们才会反思这野蛮狂燥的根源在哪里。因为无论增加维稳经费，还是全国警察都实弹上膛，甚至把人民痛恨的老虎苍蝇都抓光，中国还是每天在乡镇县市重复着六四事件。” 他还指出，这是因为天安门大屠杀首先灭掉了人们的道德和良知，没人再相信政府是保护人民，也没人敢相信屠刀之下还有和谐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丢弃了人道主义。 历史悲剧和资源 多年来从事中国当代政治大事件的研究，宋永毅的观点介乎丁学良和马建之间，他认为，六四给今天的中国政府留下的不仅是历史悲剧，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资源。 历史悲剧是指共产党犯了大错，应该纠正，但由于不愿搞政治改革，不愿使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受影响，所以现在不能进行会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行动，比如为六四平反正名。 但是从邓小平、李鹏和江泽民时代的“反革命暴乱”，到胡锦涛、习近平时代的“政治风波”，政府对于六四民运性质的定论已经逐渐趋于平和。 宋永毅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为六四正名，这一壮烈的民主运动就会变成执政者巨大的历史资源，因为平反六四会是目前当局最能获得民心的行动。 宋永毅还举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为例说，当年胡耀邦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大规模平反，立即深得民心，这被看作是他后来成为中国民众最拥戴的共产党领袖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习近平政府能不能、或者共产党什么时候能把悲剧变为资源，宋永毅不能肯定，不过他相信，共产党政府迟早会认识到这点，从长远看，政府为六四平反是毫无疑义的。 真相、对话与和解 25年过去了，六四死难者的家属每年清明仍在死者的墓前为至今不能为他们正名申冤而悲伤；还有很多因为当年参加六四而受政府通缉的人，至今流亡海外，不能回家乡看望亲人。 丁学良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指出，综观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中国周边的类似的血腥镇压事件，现在唯一没有全面处理解决的就是中国的六四。 但是他对当局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表示乐观，他认为，这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政府与民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等都息息相关，所以当政者中一定会有明智者想出解决办法，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把这个政治包袱永远背下去。 事实上，在许多分析人士看来，尽管当局有顾虑和担心，但为六四平反和正名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1989年因与六四有关而被当局关押了数月的作家戴晴就曾提出过用“中间道路”解决六四问题。 戴晴在2009年接受BBC中文部记者的采访时说，中国可以在对六四事件的评价上借鉴南非的模式，让完全对立的双方实行真相调查，进行个案剖析，最终实现社会和解。 虽然对于这种呼吁中共体制内开明派和改革派与社会上理性人群共同发声以化解仇恨的提议引起很多争议，但随着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包括执政者和异见人士在内的反反复复的反思，还六四真相的一天，也许不会太远？ （责编：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