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来鸿：社会议题呼唤新的价值观
以前来台湾观选，流传最广的调侃是，“不到台湾，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还在搞”。这既是说台湾民众极为投入的积极参选，也是说政治人物煽动性强，动不动就是站台助威、扫街拜票，同时也比喻不同立场势不两立的对立情绪严重，很像文革初期两派对峙“打派仗”。 五都选举关注社会议题
社会议题需要新的价值观做支撑，这将是台湾下一代政治家面临的新考验。 即将到来的五都选举，被看作是2012年总统大选的预演，据说各方都是剑拔弩张。可是日常看起来，气氛却比往年要平静许多，没有了那种激荡整个社会的普遍焦虑。除了大陆某些官员在国际场合打压台湾的霸气言行（例如最近东京国际电影节上，发生临时要求台湾代表团改变官方名称的冲突），引起过岛内各方根据选情调整言论反响以外，主要候选人的主打议题相当分散。其中透露出的信息，是社会公正与民生，正在上升为竞选活动的主题，而政治家们似乎对此还没有做好准备。 台湾在1980年代启动民主化进程初期，各种社会运动曾经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在其后二十年选举政治的主导下，很多社会运动议题呈现出边缘化的困境，只有少数中坚分子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耕耘。近来，这种情况有显著改变。影响所及，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大政党在选举前夕，都在努力从社会议题入手建构吸引选民的新形象。不过，热心社会运动的各界人士特别是大学里的青年学生，仍然需要汲取以往的教训，以免选举政治再度绑架有建设性意义的长远目标。 劳工权益在台湾 劳工权益就是这种关系到社会公正、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两年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台湾许多企业实施员工“无薪假”以缩减开支。需要养家糊口的无薪假人员，不得不另做零工，成为变相失业却又领不到法定失业福利的受害者。今年经济逐渐复苏，失业率大大下降，行政院长吴敦义在业界餐会上半开玩笑地说，发明无薪假的人应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立刻受到劳工人士的质疑和批评。 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体现在《劳动基准法》，这是进步的一面。可是劳基法没有规定足够的惩治条例，又体现出台湾政治在整体上偏向资本的倾向。 例如，高科技业发生工程师过劳死，就是因为长期超时加班。此外，建教生和派遣工成为廉价劳力，以及外籍劳工缺乏保障和福利的状况，受到公众关注和媒体揭露以后，雇主一方得到的罚金微乎其微，完全不足以实现警诫的目的。 建教生是指经教育部批准的职业高中和中等技术学校，与通过检验合格的企业或店家签订合同，双方合作，通过岗位实习方式培养的学生。这样的青年学生，全台共有三万多人。他们需要向学校交付学费，又要在没有正式薪给的条件下，以受训名义在签约企业工作。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很容易发生侵权。今年披露的案例当中，就存在学校从企业方面抽取回扣的问题。建教生被迫从事与专业无关的超时工作，更是时有所闻，以至有人投书媒体，呼吁不要把建教生当成贱价生。 派遣工则是通过劳动仲介公司，到有人力需求的雇主单位从事短期工作。全台有数十万与仲介公司签有合约的派遣工，他们常常缺乏有保障的劳动福利。另一方面，想要降低劳力成本的公司，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派遣工。资本和劳动之间，成为越来越纯粹的货币交易关系，资本对于劳动者的社会责任，也日益模糊。派遣工的这种状况，也威胁到固定工人的利益。 “爱拼就能赢”的台湾价值？ 最近两岸三地二十几所大学的六十多位师生，联合发布了对于上半年曾发生连锁轻生事件的深圳富士康厂区调查报告。其中提到富士康劳工管理方式上的一些特征，和台湾目前存在的建教生、派遣工、外籍劳工等问题，不无相似之处。 例如，虽然富士康在深圳安家已有二十多年，但招工时却坚持只要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结果，不但招工来的大部分是农村出来打工的青年，而且四十万人的厂区里，将近三分之一是由内地学校送来的实习学生。这些相似恐怕并非巧合。一方面，这可能与中华民国播迁台湾以来，长期军事化管理，生活上撙节自律等风气相关。但是，这种相似发生在今天，已经剥离了台湾经济起飞早期，中小企业那种老板员工同舟共济的氛围，这又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形态。 富士康上级公司鸿海老板郭台铭总是强调说，年轻人经受严酷的考验，对以后的人生有好处，而且他本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些话听起来，如同在台湾到处都能看到的“爱拼就能赢”之类的口号。这个好像很令台湾自傲的口号，正在掩盖劳工阶层日益受驱赶的状况。 今年选战开场以来，两大党虽然都以社会议题做号召，而且也会偶尔提到劳工问题，可是，多数候选人目前还不能走出以种种优惠恳请资本回流、同时却要求劳工为经济做牺牲的固定思维。社会议题需要新的价值观做支撑，这将是台湾下一代政治家面临的新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