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辑之七：知识精英 患软骨病的“黑手”
编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爆发了一场历时近两月，波及中国各阶层和几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议运动。八九民运以当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机枪镇压而结束。六四30周年之际BBC中文网特别推出这套10集系列，翔实记录六四事件始末，并对爆发八九民运的社会背景，学生，知识分子，民众和回归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运的政治遗产做全景分析。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一大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被中共当局指为“黑手”，说他们策划、煽动和操纵了一场动乱。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一些人被迫流亡海外。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被当局指为“黑手”之一而上了通缉令名单后，被迫辗转逃亡美国： “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是一个缺少组织、自发性的学生运动。知识分子的介入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谈不上什么“黑手”。就我个人而言，不过是发表了一些抗议性的声明而已。” 思想启蒙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中国的知识界与1989年那场争取民主的运动，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学生领袖王丹这样看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 “知识界与八九民运的关系太密切了，因为八九民运实际上是知识界推动的结果。知识界这么多年来的宣传给了学生民主启蒙，这是知识界对八九民运的一大贡献。” 不过，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八五级学生，天安门广场学生广播站的负责人之一张华杰认为： “中国知识分子虽然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他们并没有政治操作的技巧和能力。他们在书斋里面写些文章、发表些议论、轻谈国事还是不错的，但他们缺乏把理论付诸实施的经验。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知识界在六四事件中是失职的。” 1989年六四前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竖起了"自由女神像"。 学生领袖之一，当年北师大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的程真回顾八九民运时这样看： “我认为知识分子站出来的时间晚了，本来应该能起到的更积极的作用没有起到。当学运到后期失去方向的时候，如果能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与学生站到一起，与学生一起来做决定的话，我相信结果会更好。” 公开表态 八九民运爆发后，中国知识界起初对学生们的行动基本上处于静观状态，并没有直接参与进来。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包遵信说，许多知识分子，包括他本人，在经历了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政治运动的严酷和诡秘后，认为如果参与进来，会授政府以把柄，反而给学生惹麻烦。 但是，在学生们的激情和真诚的感染和良心与责任感的折磨下，一批知识精英无法再保持沉默。 1989年4月21日，北京知识界联名发表《至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公开信》，第一次正式公开表态，支持学生们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在广场上的北大作家班学员张伯笠回忆广场上静坐示威的学生们得到这一消息时的情景： “那一天特别寒冷，广场上大家都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身体互相取暖。在凌晨4点中的时候，消息传到广场，说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表态了。许多在学生中有威望的知识分子，像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郑义，戴晴等等，都签了名，向中央公开呼吁，说这场运动是爱国的运动，说同学们我们永远和你们站在一起。当公开信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我就当场向广场上的同学们宣读了。我记得广场上顷刻间掌声雷动，大家都泪流满面的鼓掌。同学们说，有这么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不孤独。我们感到的是巨大的温暖。” 这封公开信送到广场上学生们手中的同时，还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截止到1989年4月25日，已经有超过200名首都知名知识分子在公开信上签名。 走上前台 1989年5月9日，首都新闻界组成的队伍汇入到长安街上的学生游行大潮中，新闻记者们高喊“捍卫新闻尊严、保障新闻自由”的口号，成为知识界中首批公开与抗议学生站在一起的人。 但中国知识界正式介入八九民运的标志，作家郑义认为，是5月15号的首都知识界大游行。 “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游行队伍一排几十个人，队首抵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队尾还没到六部口。可以说那一天首都知识界是倾巢出动了。” 刘宾雁：“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大梁的。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没有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知识界终于露面了。学生们希望他们这些师长能够以他们的理论和经验在运动中给予实际的引导。 但许多学生盼来的是失望。学运领袖之一，89年时的中国社科院研究生王超华说： “1980年代末活跃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在实际运作的层面并没有很多的思考，所以在整个八九民运中，在运作层面上他们是无能的，并没有给学生提供实用可行的政策策略上的建议。” 那么，在八九民运整个过程中，中国的知识界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989年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相当一部分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扮演的是调停人的角色。只有一少部分人，比如严家其、郑义等人，他们走到学生当中，喊的口号与学生是一样的，同学生一样，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上了。” 调停斡旋 知识分子在运动中充当调停角色，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点。八九民运过程中最突出的一次斡旋行动，是5月14日知识分子劝说学生改变策略，离开天安门广场。 时任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即将抵达北京，举行中苏首脑历史性峰会，5月15日天安门广场上要搞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占据广场的学生已经开始绝食，广场上支持声援学生的市民人潮涌动。 14日夜，包括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在内的12位在学生中有影响力的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来到广场，在赞扬学生民主诉求的同时，呼吁学生改变策略，暂时离开天安门广场，使中苏首脑峰会得以顺利进行。 前《光明日报》记者和作家戴晴是那次斡旋的主角： “我们就作为中间调停人的角色先与统战部取得联络，问统战部你们能答应些什么，作为劝说学生离开广场的条件。我与统战部长阎明复面谈时，阎先生说，你们只要能劝说学生暂时离开广场，让国家举行接待外宾的活动，政府这边他出面劝说李鹏，赵紫阳出面来见学生。我说那你们要说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阎明复说这个话不能说。我们俩就这样讨价还价，最后达成的默契是，只要学生能暂时离开，哪怕先撤到民族文化宫，这边李鹏，赵紫阳就出来说，同学们你们好，你们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80年代一批著名自由派知识分子保持在体制内充当智囊，以“双重身份”作“调停人”的角色是八九民运中的争议点之一。 当年北京电影学院学生、广场上学生广播站负责人张华杰这样回忆他当时的反应： “她讲的话好像是李鹏赵紫阳在听她的话，连个孩子也会知道，她的建议可操作性太小。我们知道她有通天的渠道，但很怀疑她能把李鹏他们请来。况且我们并不是非要见什么领导，来说声你们是对的。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求的已经不仅是肯定学生们是对的，而且我们要能把我们的想法说出来。” 广场上大多数同学们的感觉是与张华杰一样的。知识分子的斡旋失败，未能劝说学生撤离广场。 作家郑义说，中国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上的地位，决定了斡旋成为他们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些比较知名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方面公开表达自己的自由理念，同时仍保持自己在体制内的位置。正是他们这样的定位，使得他们成为两边都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官方看来，他们还是官方的人，在民间看来，他们更亲近民间。他们具有双重的色彩。” 双重身份 然而，正是这种“双重色彩”让学生们无法接受。当年北京高校学生对话团召集人之一沈彤： “知识分子要在这里作为第三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的。有些知识分子的官方色彩太强，过多的从政府的角度考虑问题。” 当年的湖南学运领导人唐柏桥也有同感：“同学们质疑，你是认可政府的做法的，否则你就应该站在学生一边，至少是情感上是这么理解。” 戴晴则不这么看：“这就是共产党统治这么多年给大家造成的一个误区。你要么就是好人，要么就是坏人，要么是跟我们学生，要么就跟政府。学生只看到一个模式，全黑全白、全赢全输。其实，民主社会最主要的就是协商、让步、达成协议。而在这个过程中，中间斡旋人的角色是特别重要的。” 公知错位 八九民运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学生不接受知识分子的斡旋，最关键的，是政府并没有任何让步的举动，这使学生无法信任知识分子的调停。王丹说，知识分子夹在当中，而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尚方宝剑，他理解知识分子的难处。但他认为，知识分子陷入的尴尬境地，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定位错了： “知识分子不能只起到社会桥梁的作用。他们应该是社会的良心、社会的脊梁。他们应该站在与专制政府对抗的最前列。而他们让学生去承担这个角色，而把自己定位在从旁协助，这样他们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八九民运中，不但公开表态支持学生、而且积极参与到运动中来，起到核心作用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的。但是，总体而言，已故作家刘宾雁在1999年接受BBC中文记者采访时，对1989年时的中国知识界有这样一个概括： “知识分子应该是顶大梁的。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力量，他们的主观状态，由于他们跟中国的社会现实有所脱离，对中国的工人农民，低收入阶层缺乏应有的关心了解，所以没有能够承担起应有的角色。” 郑义：“当政治恐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在事后责备他们没有骨头、没有脊梁骨，殊不知他们的脊梁骨早已经被打断了。” 勉为其难 作家郑义强调，不应对中国的知识分子过于苛刻、求全责备： “我们可以有很多理由责备中国的知识分子。比如，在高压下的懦弱、忍受屈辱、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没有理想主义等等。这些都可以指责，而且都可以找出无数的事实证明你的指责。但是，如果我们全面的看，也应该承认，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在共产党国家里，比如与前东欧共产党国家里的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压迫相比，要深重的多。不是因为你说了一句错话在生活工作上给你找点麻烦，羞辱你一番， 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是被关入监牢就是被处以极刑，就把你杀掉了。我们要承认知识分子也是人。当政治恐怖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很难在事后责备他们没有骨头、没有脊梁骨，殊不知他们的脊梁骨早已经被打断了。” 尽管对中国知识界在八九民运中的表现有各种批评和质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知识分子如此大规模的自发的走上街头，呼吁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 1989年时的清华大学学生，六四镇压后遭政府通缉被迫逃亡美国的学生领袖之一周封锁这样说： “我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我自己有家有口后就感觉到了一种生存的压力。而在中国那样一种残酷的环境下，很多知识分子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打击后仍能够站出来，这种勇气是非常可贵的。而且，他们谋求一种和平解决的努力是对的。” 1989年，以学生为主体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思想准备上得益于知识分子，但中国的工人、市民等其它社会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进来？他们又是这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 未完待续。明天请继续关注六四30周年特辑之八：中国百姓 同情多于行动的旁观者 （注：文中受访者引语根据BBC中文记者在六四十周年等历次八九民运专访中的录音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