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关系三岔口：美日52年后再度提及台湾联合声明的同与异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日同盟为轴心的美国亚太政策一直被华盛顿及盟友视为维系区域安全繁荣的基石。1970年代末以来，华盛顿和东京为联中抗苏而逐渐接纳北京进入战后国际体系，更是双双成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并对台湾问题淡化处理。
对比52年前的版本，新版美日联合声明中的核心内容——即日本和美国坚定选择对方为区域盟友没有变，但是面对一个实力今非昔比的中国，以及中美日三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环境等问题上的错综复杂关系，新声明在印太安保、台海、竞争等方面表述不同，更是增加了诸如高科技竞争和环保协作等新时代的新内容。 从声明内容看，美国、日本和中国似乎都再度走到了一个历史新三岔路口，三方的最终选择将决定印太地区未来格局的变化与走向。 美日声明——重新确立印太统一战线 2021年4月16日，一向被日本媒体认为在外交方面缺乏经验和相对低调的日本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Suga）成为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就任以来首位在白宫面对面会晤的外国领导人。 美日峰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再度确立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区安保核心，并宣示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未来”。 对比起1969年的美日声明，此次声明除了同样提及强化美日同盟，加强区域安保和关注朝鲜半岛局势之外，几乎提及所有印太地区的“敏感话题”——从尖阁列岛（中国称 钓鱼岛/台湾称 钓鱼台列岛）安保、南海，到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更罕见地提及台湾以及未来国际产业链和高科技竞争等等话题。 多方分析认为，对于已把中国正式定为首要战略对手的拜登政府来说，如此声明希望释放的战略信号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美国将致力于重新巩固美日同盟核心，并同时促成美日澳印四国统一战线，以对应中国的全方位挑战。 而对于与中国商贸关系密切，并曾长期在美中之间力争保持平衡关系的日本来说，此次共同声明也被广泛认为是重新表态站在美国一边。 也许正因为这一原因，从中国官方媒体和政府方面回应也可以看出，北京也对这次日本首相的白宫之行高度关注。除官媒大量报导外，中国外交部在美日首脑会晤后也立即回应表示，反对美日“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反对搞针对中国的“小圈子”。 美日联合声明中谈及台湾 在1969年的美日联合声明中，美国在承诺继续为区域盟友按安保条约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承诺将“按照条约保卫中华民国（台湾）”。当时的美国和日本都与中华民国为邦交国，而与“共产中国”没有外交关系。 而在最新美日联合声明中，均与北京有邦交且是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和日本没有直接做出对台湾的安保承诺，但是再度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也表示希望看到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菅义伟在峰会之后的讲话中多次提到“东亚严重的安全环境”问题，被认为是不点名指中国军机、军舰进来不断出没在东海和台湾周遭的动向。 有分析指出，尽管此次美国与日本在声明中未能直接对台湾做出安保承诺，但是台湾话题时隔半个多世纪再度出现在美日联合声明中这一事实就说明，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友已经开始全面重新审视与中国的关系。 美国及盟友重新审视与台湾关系 美日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知华派”和研究亚洲的智库学者们也许会继续在如何对付北京带来的挑战有不同看法，但他们长期以来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台湾问题是北京的绝对“红线”。 很多亚太专家们认为，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其实更是一个“名分”和“面子”问题，是一个北京需要长期被动防范的问题，而不是寻求积极主动解决的问题。 研究东亚局势30多年的退休美国中情局（CIA）资深情报官考佛尔（John Culver）最近在布鲁金斯智库的一次有关台湾的研讨会上指出，对北京来说，台湾关系到其执政合法性问题，因此虽然近来的“凤梨禁运”等举动似乎很激烈，但他认为这其中主要目的更多是对中国大陆内部民意摆姿态，或是希望给美国传递信号，对台湾民意施加不了多少实际压力。 中国大陆祭出的凤梨暂缓进口令，影响台湾凤梨外销甚大，果农盼望重开中国好销路。 随着中国军机、军舰不断在台湾周边出没，也开始有声音质疑上述判断。不少专家鉴于习近平2017年和2019年对台湾问题的论述，以及他把“统一”与“中国梦”挂钩，开始认为习为解决台湾问题划定了时间大限——中共建国百年的2049。 美军印太战区司令员菲利普·戴维森（Philip Davidson）海军上将在今年3月9日的一次国会参院军队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佐证时更是警告说，“（拿下）台湾是他们的志向之一”。他甚至预测，北京有可能选择在未来六年内动手。 考佛尔则不赞同戴维森地六年动手论述。他不认为军事解决台湾问题已成为北京的既定方针，但他同意美、中、台政策上的不慎会增加发生冲突的可能。 专家们是否认为北京可能在短期内动武的争议不论，各方意见均认同的一点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理方式应该有所修正了。而美日同盟开始就台湾问题联合声明，则被认为是可能即将来临一系列修正的开始。 日本政府资深战略顾问宫家邦彦（Kunihiko Miyake）当被问及对美日峰会和联合声明的解释时就表示，这只是美日未来一系列战略对话的第一步。 除台湾问题外，美日之间此次就5G技术和半导体供应链重构等问题达成的战略共识也被认为属未雨绸缪，为最终与中国科技脱钩开始做好准备。 美国总统尼克松(右)1969年11月19日在华盛顿迎接到访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左） 美日1969年声明和印太格局的沧海桑田 上次美日首脑联合文件提及台湾，还是冷战高峰时期的1969年11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华盛顿会晤了到访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Eisaku Sato）。 在1969年的美日联合声明中，双方认同以“民主与自由”为共同纽带的美日联盟使双方受益，并决心通过美日同盟继续维系和促进东亚“和平与繁荣”。 在1969年的美日声明中，美国表示将继续依照条约承担保卫中华民国（台湾），以及保卫区域内盟友的责任；日本表示维系台湾地区的安全对日本的国家安全也利益攸关。 当时的声明也表示希望看到“共产党中国”可以在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采取“更加合作和建设性的态度”。 有历史学者指出，那次峰会也处于国际政治格局巨变前夕。1969年3月，同属共产世界的中国与苏联爆发了珍宝岛战役，中共内部也开始出现希望寻求与西方接触的讯号。华盛顿方面以基辛格为主的战略分析人士，也认为中苏关系破裂给美国带来了联中抗苏的地缘政治机会。 1972年尼克松突然访华，北京与华盛顿的关系开始解冻。之后不久，包括日本在内的多数美国区域盟友均开始逐步与共产党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放弃了与中华民国的邦交，台湾问题也变成了区域大国间长期不再“共同声明”提及的问题。 有历史学人指出，当时的中国经济和军事都落后积弱，国际关系上也空前孤立，因此急于发展与美日关系，因此在日中领土争议和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等很多方面均采取实际和弹性策略，使得共产中国得以开始获得来自美国、日本和西方世界，以及最终香港、台湾的大量投资和技术转让，促成经济发展。 52年后，一跃成为亚太政治、经济和军事最强国的中国开始在东海、南海、台湾等各方面挑战美国和盟国建立的战后秩序。最近，中国又通过与俄国和伊朗的一系列战略合作举动也似乎向美国放出战略对抗信号。 美日此时再度华盛顿峰会，再度联合声明，再度提及台湾，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很难被解释成历史巧合。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已经今非昔比 日本的难言之隐和印太格局的复杂化 然而，就在美日高调重申巩固同盟声明的同时，也已经有很多分析人士指出，2021的美国和日本也很不同于1969。 当时的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拥有绝对掌控局面的政治、经济实力。而今天的中国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已今非昔比。 仅在双边贸易方面，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年贸易额近三千亿美元，比日美贸易高出近三分之一。 本次峰会之前日本媒体就有不少报导指出，即使是执政自民党内部也有未来如何对待北京的不同声音。经过近半个多世纪与中国大陆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东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忌惮与北京关系破裂可能带来的巨大冲击。 美国拜登政府强化区域盟友关系，共同应对北京挑战的战略或许对美国来说是必然选择，对日本来说也可能有助于提升国际政治地位， 并很可能最终帮助日本实现战后成为正常国家的愿望，但是美国和日本面对的都是一个更加复杂化的印太。 美国一方面在积极游说盟友准备与中国竞争，同时也需要在包括气候变化等重要领域寻求与北京的合作。 中国的示警与观望 中国方面，对比起上一次美日峰会之后开始主动探求与华盛顿破冰，自从美中阿拉斯加“怼话”以来，至少从北京官方立场上还看不出有缓和对立的迹象。 在阿拉斯加的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在听到美方提及人权问题时就直接告诉美方代表，“你们二十年、三十年前就没这个地位讲这个话了”。 北京方面在这次拜登和菅义伟峰会前也多次发布信号示警。峰会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是随即表示“严重关切”。 赵立坚强调说：“当前中美、中日关系都处于一个重要关口，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访将对外释放什么样的信息。中方对日本和美国发展正常双边关系没有意见，但这种关系应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亚太和平与稳定，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 他表示，如果日本、美国采取“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的言行”，中方将视情作出必要反应。 言下之意是：北京要看美日倒底如何举措，然后决定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