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四中全会法治治国和香港占中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近日在京落幕后，中国领导人继续高调谈论法治，海内外关注。
中国法治努力需要突破重重困难。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上讲话强调表示，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要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 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也面对着经济结构不平衡、腐败蔓延、社会贫富加剧、环境恶化，而同时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等尖锐的综合问题，已经无法再拖延或者回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其博客中撰文认为，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目前的政治经济思路就是要从制度建设入手，通过法治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在重重障碍下这一改革前景如何？ 郑永年曾在论述大国的时候表示，在一个国家自己的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就很难成为一个大国。即使成为一个大国，也是不是可持续的。 对占世界人口约6分之一、世界经济规模第二大的中国来说，以法治取代人治是中国民众百年来的期盼。这个本为内政的问题，因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密不可分，已经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一个焦点。 法治和政治 早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就提出了法制建设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口号，并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政法委）。 1995年，中共十五大正式将“法治”确立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虽然当时就提出了这一将执政者也纳入法律管理之下的目标，但之后似乎事与愿违。在新的千年里，中国经济和社会都面临严重的“人治”问题，“政法委”成为一个社会“维稳”的工具。 中国民众目前关注法治的焦点之一是：中国是否能通过法治，把过分膨胀的公权力关入笼子里？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认为，过去中国谈法主要是功利目的，但四中全会提出的法治制度建设，以法制来约束公权力。 时事评论人士任惠文在香港《信报》发表乐观评论认为，四中全会最大的改变是：从“立法管社会”变为“用法律约束执政党自身”。她认为，这等于宣告：人治、权治时代将结束；靠政策、靠红头文件甚至靠《人民日报》社评治国的现象将一去不返。 但海外的批评人士认为，执政的中共一党专制，不可能用法治来约束自身的权力。美联社、路透社等一些有关报道中，均包含了这种长期以来对中共表示法治建设时受到的批评。这又引出了中国是否应该首先实现民主化的老议题。 全球化影响 因“文明冲突论”著名的全球问题学者亨廷顿早期研究发展中国家内政外交时，就认为一国的外交是该国内政的延续。从这个角度说，在一个经济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化世界里，中国依法治国的实际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中国本身，它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对外改革开放，也影响到世界的经济未来。 亨廷顿的学生、25年前崇尚民主、提出“历史终结论”闻名的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反思国家历史变迁，特别是冷战后中国的崛起，近年来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但在法治和民主问责方面非常薄弱。这对希望成为大国强国的中国形成了无形而巨大的阻力。 法治和经济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虽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很多经济学者并不认同中国的经济是“市场经济”，其中最为担心的是中国缺乏法治对经济发展和商业形成的栉梏。 不过，如果说现在就定论中国法治能否取得进展甚至成功为时尚早的话，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提出法治立国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法律标志着中国在国内和国外的治理将增加透明度。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过去30年来，一直有经济学家预言中国经济的崩溃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并没有像他们预言和分析得那样崩溃，相反中国经济规模倒是超过了除美国外西方所有国家。 中国新的法治努力今后有可能像它的经济一样有成功希望吗？ 占中和法治 香港占中挑战法治传统。这会对中国大陆今后的法治努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四中全会举行之际，正值香港发生“占中”之时，四中全会公报里还特别强调“一国两制，保持港澳繁荣”的表述。 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指出，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一般主要讨论党内和国内问题，这次出现港澳部分，更提及宪法，间接重申了人大决定不可修改。 而目前，“占中”正在挑战着香港高等法院颁布的临时禁令。香港法律界人士纷纷表示，有着长期法治传统的香港社会的法治正面临着威胁和挑战。 在“一国两制”、“香港高度自治”的体制下，香港对待法治和处理占中可能会有其特点。但人们不禁会问，这会对中国大陆今后的法治努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责编：董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