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百名：香港在职母亲与外籍家佣
每天早上，对林锦华来说，都是一场与时间的竞赛。
林锦华思前想后，才决定生育。 林锦华每天约6时多起床，梳洗过后，请外佣帮忙唤醒5岁女儿起床。把小孩带到幼儿园后，才吃一点早餐，然后又要赶上另一班公交车到办公室。 除照顾小孩外，林锦华在一间教育机构担任全职讲师。和无数香港人一样，林锦华工作繁重，讲课、与学生会面、处理文件等，每天平均工作9小时。幸好公司理解她的难处，让她准时下班。不过，特别忙的时候，等女儿睡觉后，又要修改学生的功课，有时候凌晨1时才可上床休息。 林锦华26岁结婚，不算迟婚，不过生儿育女却让她踌躇不定。林锦华说：“我和先生都很忙，因为我们学业、事业心都很重。我知道照顾小朋友不容易。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如果有孩子）自然在家庭要摆一些比重。” 最后，林锦华和丈夫决定要小孩，婚后9年，女儿出生，而林锦华从未想过成为全职妈妈。她说：“我工作这么多年，我读了很多年书，我想实践工作上的一些理想。”另外，收入亦是实际的考虑。“（家庭）有很多开支……还要偿还房贷。” 家中帮手 女儿出生后，林锦华和丈夫开始聘请外佣，3年前，他们辗转聘到来自菲律宾的Marites Bueno Samson。香港法律规定，外佣必须与雇主同住，于是，4人开始这种安排。 对Marites来说，背井离乡、照顾别人的小孩，是她抚养自己子女的唯一选择。 Marites来自菲律宾的卡班嘎（Cabangan），一个只有两万多人口的市镇。菲律宾经济环境欠佳，Marites说，在家乡，一名收银员的收入每月大概是800元港币。在香港当外佣的话，最低工资已有4210元港币。Marites说：“菲律宾生活艰难。假如我不能在香港打工，没人会抚养我两个孩子上学。”Marites决定，要留在香港打工赚钱──直至两个孩子大学毕业。 Marites在菲律宾的儿女（左一和右二），是她最大的支柱。 Marites离开菲律宾的那一年，儿子只有4岁，女儿只有3岁。由于孩子太年幼，他们不知道母亲要远走1300多公里外的城市打工，以后每隔两年才可见她一面。Marties回忆:“我怕他们会不认识我。我怕他们以为我远在他方，不在乎他们，不知道我爱他们。“Marites每周都会给家里打两三次电话，跟儿女闲话家常，是她略解乡愁的安慰。她说：“我们常常通电话，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沟通的方法。” Marites来香港打工，的确为家庭赚取更高的收入，不过，她为此亦付出沉重代价。Marites说：“来香港一年后，我的丈夫有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我们。他说，我在远方工作，不能满足他的需要。”她咬紧牙关，决定独力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 孩子物质的需求，Marites尽量有求必应。与家人通电时，不时请她汇钱回菲律宾，她也习以为常，没甚么怨言。她的长子快将小学毕业，她计划买一部手机送他。一部手机约1500港币，占了她一个月收入约三分一。 Marites来到这个家庭后，昵称Tes，林锦华要求女儿称呼她Auntie Tes。周末一家人到处游玩，也会邀请Tes，他们也为Tes办了迪斯尼乐园、海洋公园的年票。 林锦华说，Marites也是家中成員之一。 林锦华说：“我认为Tes是我的家庭成员，不是我的奴隶，不需事事全听我话。我们有时也会有争拗……不过我觉得要多体谅她一点。”Tes也视林锦华女儿如己出，非常疼她。她说：“我在（林锦华女儿）中看到我的女儿。当我照顾她的时候，我有时会觉得她就是我的女儿。” 香港外佣 不少香港家庭,如林锦华一家一样,聘请外地来的家佣。19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几乎达致全民就业，所以政府希望释放女性劳动力。与此同时，为了减低本地失业率及赚取外汇，菲律宾政府推行《1974年劳工法典》，开始输出劳工。直至现在，香港对外佣的需求仍然一直上升。 政策刚推出时，香港仅输入二千名外佣，时至今日，香港外佣数字已录得34万。来自菲律宾及印度尼西亚的外佣各占约一半，其余来自泰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地。 承受压力 随着香港社经结构变化──包括女性教育水平提高、物价飞升等──香港女性就业劳动人口参与率不断上升。1971年，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是42.8%。2014年，女性劳动人口参与率提升至54.6%。 虽然女性的经济角色日益吃重，不过女性仍被视为家庭的主要照顾者。新妇女协进会主席陆洁玲说：“香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没有受到挑战。”政府统计处2015年数据显示，男性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是10%，而女性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是50%。即使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女性，她们负责家务的比重中位数亦达30%。对香港在职女性来说，很可能意味着，经过一天冗长的工作后，回家后还要照顾家人、处理家务，可谓疲于奔命。 纵使不少双职家庭选择聘请外佣，但女性仍需花费不少时间安排家事。陆洁玲说:“聘请外佣可能是一个家庭决定，甚至签署合约及处理文件等由男士负责也不一定。但是，管理外佣都是交由女性处理。” 政府责任？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邓建华说：“香港社会及政府，虽然没有说明，但一直依赖外佣处理护老及照顾小孩服务的需要。双职家庭，如果他们有老人家或小朋友需要照顾，他们的选择非常少。” 以零至3岁幼童人口为例，2011年人口调查发现，香港零至六岁的人口约35万。不过，社会福利署响应BBC中文网查询时指，现时为零至6岁幼童提供托儿服务的幼儿中心，名额约30000个，而当中由政府资助的独立幼儿中心，名额只有722个。即使是政府资助的独立幼儿中心，每月费用由3000多元至5000多元不等。有些附設於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的私营/非牟利幼儿中心费用甚至可达1.3万元。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是2.35万元，托儿服务费用对大部份家庭来说，负担不轻。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邓建华认为，政府特别促成现况，家庭依赖外佣照顾老幼。 外佣最低工资4210元，比托儿服务便宜得多，而且还可帮忙各种家事。邓建华说：“申请聘用外佣的最低要求一直维持很低水平，家庭收入只要逾1.5万元就可聘请外佣。”政府规定，外佣雇主需提供膳食，并且与外佣同住。假如雇主收入只符合最低要求，外佣工作环境难言理想。邓建华认为，政府有意促成现况，如果提高雇主收入要求，政府将需提供更多公共服务。 路在何方 根据劳工处2012年发布的《标准工时政策研究报告》，香港全职雇员的每周平均工时是49小时。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工时只有40.4小时，香港平均工时超出约21%。 邓建华认为，香港没有标准工时，令家庭需要聘请住在家中、24小时随传随到的外佣。另外，香港居住环境狭窄，雇主与外佣朝夕相对，关系异常亲密,同时潜在不少矛盾。 香港以聘请外佣解决照顾老幼的需求，能够以这种方法解决问题，是因为香港经济富裕，可以从外围较贫穷的地方输入劳工。陆洁玲认为，雇主并非剥削外佣的始作俑者——因为她们自已亦深受制度之害。陆洁玲说:“社会把问题遮掩而不处理，找一些廉价劳工去堵塞问题。”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表示，由于国家尊严问题，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印度尼西亚女佣。 不过，香港真的可以长久依赖外佣解决内在问题？今年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曾表示，由于国家尊严问题，希望能停止向其他国家输出印度尼西亚女佣，而去年11月，印度尼西亚副总统亦指希望2019年不再向外国输出女性佣工。关注外佣权益团体Rights Exposure Project的Robert Godden说：“我有点怀疑印度尼西亚是否会禁止输出家佣……或许不会是完全禁止。” 虽然不少人认为这些停止输出劳工的政策只是空谈，但假如外佣输出国将来因任何原因——经济起飞也好，其他地区提供更高的人工福利也好，甚至内部政治原因也好——停止向香港输出家庭雇工，香港将如何处理内在问题？是否从更贫穷的国家输入劳工，就是唯一的解决方法？ 香港女性能否事业、家庭两相兼顾,是否非依赖外佣不可? 应如何改善工作环境、提供更多支持? 男士应否在家务及照顾子女上付出更多? 外佣远走他乡为家人打拚,是否值得多一点体谅及支持? 这些问题的答案，极需香港社会反思及回应。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