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英伦：生命不能承受之善
听说过“chuggers”吗？它是两个英文词，“charity”（慈善）与“muggers”（打劫者）合二为一。意思不言自明。
92岁的库克是英国卖罂粟花筹款时间最长的人。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去年特别为她颁发“光亮之点”奖。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英国布里斯托大教堂门外，都会看到一个卖罂粟花（中文也称虞美人）的老妇人熟悉的身影。 她叫库克（Olive Cooke）。近80年前，16岁的库克第一次为退伍老兵协会卖罂粟花筹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库克的丈夫阵亡，21岁守寡的库克从此把毕生献给了慈善事业。 92岁的库克是英国卖罂粟花筹款时间最长的人。英国退伍老兵协会为此授予她荣誉勋章。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去年特别为她颁发“光亮之点”（Points of Light）奖。 善心成为负担 上个月，库克走了，走的令人震惊、令人扼腕。她从布里斯托的Clifton吊桥上纵身坠入峡谷。 库克晚年患有忧郁。她在留下的遗言中也表示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但了解她的亲戚、朋友、邻居们知道，行善一生的库克，善心最终却可能成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库克不但卖罂粟花筹款，而且拿出自己本不富裕的养老金中的一大部分捐献给多家慈善组织。在清理她遗留的帐户时，居然有27项给不同慈善组织的现金转帐设置（即每月把设定的现金数额直接转到另一个帐户上）。 在生前最后几个月一次接受一家地方媒体的采访时，库克说：慈善组织寄来的求助信“我每封必读，而我的问题是，我读了以后放不下来，我说不出‘不’字。这些故事在利用人们的慷慨善意”。 库克生前最后的岁月里，平均每个月收到的慈善组织的求助信达260封。当她的养老金实在无力继续负担她做出的承诺，取消了给数个慈善组织的现金转帐后，她被慈善组织打来的电话所包围。 每天都去看她的邻居厄尔利说，每次去看她，她家里的电话铃总是不停的响，而库克总是接电话、解释。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 厄尔利说，到最后，库克感到筋疲力竭。库克对他说，她觉得很内疚，不能为慈善组织捐更多的款，她觉得有压力，觉得力不从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库克的丈夫阵亡，21岁守寡的库克从此把毕生献给了慈善事业。 筹款成了职业 库克的遭遇经媒体披露，一石激起千层浪。库克的经历触动了许多人的神经。慈善捐助给库克带来的压力、负担、负疚感，许多人都有切身的体会。 政府给慈善组织的拨款连年削减、各种慈善组织却在不断增多，加上打着慈善旗号上门收敛捐赠物品，然后转卖二手货盈利的二道贩子从中截留，慈善组织的募捐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 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不得不花高薪雇用专业人士，像经营企业一样运作。大慈善组织的高管年薪超过首相、财相的屡不见鲜。 雇员则迫于募捐指标，变得更像强买强卖的推销员。（这里特别需要明确一点，我说的是慈善组织雇用的职员，而不是分文不取、无偿为慈善组织奉献的广大义工）。 几乎每天、几乎每家的信箱里，都会塞入慈善组织的筹款信。受虐的儿童、受虐的动物、受虐的环境，无家可归的难民、流浪街头的乞丐…每一封信都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一双充满乞求的眼睛。 心狠一点的，直接把信丢入废纸回收箱。心软一点的，像库克，打开信，放不下。 捐助成了索要 库克去世后，在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讨论中，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人们觉得慈善组织的募捐手段显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竞争压力之下，少了一份温情，多了一份铜臭。少了一份关爱，多了一份索取。 一位曾在一个盲人慈善组织工作的前雇员爆料说，有一位老妇人在电话中特别说明，她的捐款只给帮助聋哑人，因为她的儿子是聋子。这位雇员对她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她的捐款，结果被主管狠批，说她没有坚持说服，丢了一个“目标”。 许多曾给慈善组织捐款的人另一个共同的感受是，慈善组织让人感觉“不敢粘”，一旦“粘上了”就摆不脱。自愿捐助变成了“道德勒索”。 如果你停止捐款，恳求的信件、电话没完没了，不胜其烦。 当然，电话可以不接、信可以不看，但出门碰头碰脸的“chuggers”让你躲都躲不开。 “chuggers”是两个英文词，“charity”（慈善）与“muggers”（打劫者）合二为一。意思不言自明。 这些“chuggers”与义务为慈善组织募捐的义工完全不同，一眼就能认出来。他们多是20出头的小青年，受雇慈善组织，而他们的“工资”则是从募捐数额中“提成”。 英国人是个乐善好施的民族。慈善捐助植根社会血脉、文化传统。慈善组织需要募捐，但募捐的基石是信任与自愿。 如果求助变成了索要，慈善就已经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