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英国人（中）
BBC中文网记者前往英国北爱尔兰追寻一位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奋不顾身为地下抗日者传递重要文件、陷日本侵略者于国际孤立的英国人的传奇。
倪斐德因为在远东传教的成就，于1936年当选爱尔兰长老会总部大会主席。这是他短暂返回教会总部出任主席一职时的照片。（图片版权：Presbyterian Church in Ireland）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第一步“9.18”事件。当年9月18日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中国军队，随即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袭，当晚日军攻占北大营，次日占领沈阳，短短4个月内，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主要城镇。 当时的中国国民政府把维护主权、主持公道的希望寄托到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上。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国联成立了以英国李顿伯爵为团长、美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各一名代表的调查团，前来调查中日在满洲的争端和“9.18”事件始末。 日本政府最初反对国联调查，但在基本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后，为了缓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争取时间建立傀儡伪满洲国，造成既成事实并努力得到国际承认，也转变态度“欢迎”国联调查。1932年4月，国联派出的调查团经过日本、上海、南京等地抵达沈阳时，“9.18”事件已经过去了半年。 虽然有国民政府官员的激烈言辞控诉，中国当局并没有能立即向国联调查团拿出东北当地反对日本制造“9.18”事件和建立“伪满洲国”的人证物证，倒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伪造好了大量“人证、物证”，来说明“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种种作为是自卫行动、保护侨民和日本正当利益、成立满洲国是满州人民民族自决”等谎言，掩盖其武装侵略中国的事实。 铁证如山 “9.18”事变发生时，倪斐德已经61岁了。中国的命运开始了一个转折的时候，他的命运也随之转折。 日本侵略者打着“驱赶西方殖民者，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侵略中国，其神道教和天皇崇拜的信仰就和西方基督教有直接冲突，只是当时日本尚没准备好和西方列强直接发生冲突，所以二战爆发前并没有像对待中国人一样欺负西方传教士，但传教士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他们需要向日本人定期汇报，接收检查，旅行交友受到限制和监视，甚至也必须学日语等。就像英国学者马克·奥尼尔在其所著的《闯关东的爱尔兰人》一书中说，日军占领和“伪满洲国”成立，预示着倪斐德在东北传教的日子指日可数了。 日军占领和“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的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变：日本政府安排大批移民殖民东北，很多日本人强占中国人的土地房产，强行推行日本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掠夺东北经济资源的同时鼓励甚至从事毒品贸易，社会风气恶化，乡间匪盗更加猖獗。 研究二战历史的日本记者德本荣一郎调查了关东军的档案后发现，日军虽然自己严禁日本人吸毒，但“以毒养战”，鼓励日本人和朝鲜人从事鸦片贸易，保护甚至开办鸦片贸易公司。 英国学者马克·奥尼尔说，对倪斐德来说，“与日本势力相比，无论是清政府、张大帅（张作霖），都堪称仁厚亲切了。” 鉴于当地战乱形势，倪斐德夫妇“9.18”事变前就早已把三个孩子送回爱尔兰接受教育，而他们两人自己仍在中国“苦撑”了10年，“那是他在中国传教45年历程中最困难最痛苦的10年，所受到的政治控制和警察骚扰”前所未有。 压迫和反抗 倪斐德在法库兴建基督教会和教堂。但日军“怀疑基督教会庇护亲共分子”。 在沈阳（9.18事变后被改名奉天）基督教青年会里，当地上流精英阶层有9名学识丰富的爱国者一直在秘密从事反抗日本占领东北的活动，其中多人都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剑桥大学等国际著名学府留学，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国际法律中最注重实证的西方思维模式。 根据中国媒体近年来公布的情况，这9名被称为“9君子”的中国人是在沈阳的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盛京医院院长刘仲明，同仁医院院长刘仲宜、大学教授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张韵泠。目睹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不断蚕食、掠夺，1932年初，这批曾在西方留学的知识精英得知国联准备调查的消息后，本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日本军警宪特密布的沈阳，一直在秘密搜集着日本武装入侵东北的罪证。 “9君子”最后提供的300多页的证据内容是各行业的事实材料，包括大量日军强行占领发布的公告、日伪政权的文件，中国证人口述，大量照片证据包括日军对沈阳的军事占领、用刺刀押解着人们或贿赂民众去庆祝“满洲国”成立、日军侵略杀害平民等，这些文件编号索引整理后，他们附之以英文的说明和翻译。 这一有理有据、环环相扣的文件汇编揭穿了日本侵略者谎言谬论，它最后包括了“9君子”的亲笔签名。根据当时国际法庭程序惯例，文件不能是个简单的“密告”，否则法庭不会受理。递交者必须是有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人士，还需要有能够证明文件提供者的姓名、职业、身份背景等程序。这意味着这9人和他们的家人都已经准备好：一旦事实公布于国联、日本方面获悉后， 他们可能将“为国捐躯”。 “9君子”中一人的夫人将文件正本装入一个蓝缎子布包，用红色丝线绣上了英文字“TRUTH”（真相）。但在日本军警日夜严密监视审查、禁止任何人与国联调查团私自接触和通信的情况下，他们也在寻找安全递交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来的这一铁证的办法。 性命相托 “九君子”在无法直接接触国联代表的情况下，决定在把文件委托在沈阳的外国人转交。他们通过在沈阳基督教会医院的一位英国医生雍维林最终找到了最可能安全保护并转交文件给李顿伯爵的人：倪斐德。 因为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当时尚未和日本开战，倪斐德这样的西方传教士在东北的境遇比普通中国人要更自由、更好一些。特别的是，年事已高的倪斐德不仅在法库德高望重，他的夫人安妮家庭也是北爱望族，和英国上流社会圈子有直接联系。而最关键的是，雍维林认为倪斐德是个“正直仗义、值得信赖的人”。 9君子之一、曾在英国留学的医学教授刘仲明后来回忆道，倪斐德听说了“9君子”的事情后深受感动，随即从法库前往沈阳，亲自到刘仲明家去取文件。 几十年后，后来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的刘仲明教授撰写回忆录时，用英文原文写下了深感重托的倪斐德对他说的原话：“Now I take this, if I die, I die for a great cause.” (现在我收下这份材料，如果我因此而死，我是为崇高的事业而死的。) 倪斐德此话并非戏言。因为自从伪满成立，日伪军警对基督教会的打压日益加剧。可想而知，一旦他们知道一个生活在中国民间的英国传教士手里有一份揭露其侵华的铁证的话，在他们控制下的兵荒马乱的东北加害倪斐德易如反掌。 从倪斐德的话中就可感到，他做出这一可能带来死亡危险的举动出于和他的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道德标准，也许这是他准备好不惜牺牲生命准备换取的结果：在人间维护正义，替天行道？ 设计家宴 倪斐德为安全起见，先亲自将厚重的文件正本寄存到英国驻沈阳的领事馆里，同时致函邀请李顿伯爵和他的秘书在一位英国传教士家中和另外两位生活在沈阳的英国人聚会，入门时以餐厅狭小为由将寸步不离跟踪李顿伯爵的日本军警拒之餐厅门外，后者只能隔着窗户格子看到他们在里面聚餐。 然后倪斐德当面递交了9君子为文件撰写并签名的说明信函，他与其它两位英国人证明“9君子”是“姓名真实、居住在奉天的、均有良好的职业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尊重的一群中国绅士们”，他们起草拟定了一份关于满洲事件的私人和机密的报告说明书”，“希望对贵团了解中国东北实际情况有所助益”。 早已目睹过日军进攻上海惨状的李顿伯爵当即表示：“这正是我们愿意接触的人们。” 这份报告书对国联代表团的调查结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英法德意美五国代表在报告结论上有分歧，但在“真相”的铁证面前，日本侵略者“维护远东和平”的欺世谎言不攻自破。 从当年的国际大局看，英法当时奉行绥靖政策，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势力正在崛起，本来就没有约束力的国联根本无法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 10月国联发表《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未能主持国际正义维护中国主权，反而建议“满州国际共管”，但它在最后一节中说：“本团在 中国东北奉天时，曾得到一些大学教授、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等人士的明确意见，及各种有真凭实据的具体材料，证明奉天事件不是无因而至，而满洲国的建 立，亦非出自东北人民的自由意愿，也不是民族自决。” 各方不满 报告书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是：肯定东北是中国领土一部分，主权属于中国，报告书对9.18事变经过和伪满洲国的建立做出了很多公正和客观的叙述，从而让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的行径昭然于天下，陷于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 中国的很多历史学家现在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其“总体上模糊是非、混淆黑白”，其没有起到阻止日本侵华的作用。据前伪满州国“皇帝”傅仪在中国大陆发表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表示，伪满州国“总理”郑孝胥就告诉过他，国联调查团最关心的一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二是对付赤色俄国。 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报告书否定他们占领东三省的合法性更加严重不满，并以此为由狂妄地退出国联，随之陷入日益严重的外交孤立、国际被动的境地。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特别会议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决议，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则于同年3月以抗议该报告书为由，宣布退出国际联盟。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做出了铺垫。 国联的报告书未能制止日军侵略让9君子感到非常失望，恐怕也让倪斐德非常失望。也许是日军的新闻检查原因，我没有发现倪斐德就此给教会总部的报告，或许教会总部本就不会赞同这种超出他传播福音职责的、危险的“抗日活动”？无论如何，国联报告书发表后，日本对伪满洲国抗日活动的镇压开始变本加厉，倪斐德在东北的家也无法保住了。 （未完待续） （责编：路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