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观点：香港政改亟需共识
英国学者夏添恩分析了今年漫长、 炎热的夏天里香港就政改问题产生的辩论和未来前景。 夏添恩（Tim Summers）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中国项目高级咨询研究员。
7月1日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让香港政治情况成为国际关注焦点。 7 月 1日发生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让香港政治情况成为国际关注焦点。这一游行发生之际，正值香港根据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从英国回归中国17周年之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特区），香港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即“一国”），但它有个独特的“两制”。 在这一天发生游行示威已经成了一年一度的惯例，但今年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它的规模（尽管对实际参加人数有争议），而且之后一小群抗议者还组织了他们称作“占中”的演习行动。这一行动参与者声称：如果“真正”的普选不能实现的话，他们就要威胁扰乱香港的主要商务区域。 政制发展争议 这些抗议活动最直接的原因是目前香港政制发展的不确定性。今年，香港政府围绕2017年下任首席行政长官（即香港政府的领导人），以及立法会的选择问题展开了公众咨询。中央当局已经同意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可以分别在2017和2020年通过“普选”进行。对于实际上是怎样的“普选”的辩论愈演愈烈。 争议的主要问题一直是如何依据《基本法》第 45 条组成“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候选人提名委员会”。《基本法》这一中国法律实际上一直起到香港宪法的作用。 “泛民主派” 呼吁要求采取某种在提名过程中直接反映民意(或称“公民提名”)的做法。而香港政府及大陆评论者说：公民提名显然无法接受，因为它需要对《基本法》做出前所未有的修正。经过多月的争论，两种意见的对立日益尖锐。 6 月下旬，“占中”组织了一场非官方全民投票，主要是在互联网上吸引了大约80万名选民。至此之后，政治对立的气氛进一步加剧。 尽管如此，“一国两制 ” 依然稳固 围绕这些问题进行的自由的公共辩论，大量的公众抗议活动和香港立法会中越来越不守规矩的行为，恰恰显示了香港充满活力的“两制”。在中国其它地方，这些现象都不可能发生，也不会出现任何“普选”行政长官或立法会职位的条款规定。这是让那些在中国大陆关注香港的政制之争的人士既感兴趣又心中嘀咕的现象。 但是，有些人认为目前存在对“一国两制”日趋严重的威胁，而批评者也在6 月初中央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中找到了他们攻击证据。 白皮书是需要更详细的讨论，但也许最具争议的部分是有关香港司法的一个段落，而香港的司法独立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得以确认的。批评者说，这份白皮书暗示中央把香港的法官看作是香港政府的一部分， 而要求他们“爱国”。这被视为威胁了司法独立。 这份白皮书的英文译本用了“administrate”一词翻译中文原文里面所用的“治”。 这份白皮书的英文译本用了“administrate”去翻译中文原文里面所用的“治”。这个翻译有商确的余地。“治理”跟“港人治港”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至少，这份白皮书的原文没有把法官们称作是香港的执政管理者（administrators）。 虽然“爱国者”这个概念本身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但也许应该重温1984年6月邓小平的评语。邓小平说，“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有意愿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担忧这份白皮书反映中央意在重新定义与香港关系是没有根据的。其实，如果通篇仔细阅读白皮书全文，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央是在重申“一国两制”的长期政策。 政治： 究其精神，而非咬文嚼字 初衷可能是这样，但事与愿违，这份白皮书引起香港各界很多人士的反感。根源是香港政治及香港人对其主权国家的观点。 长期以来， 许多香港居民很担心中央将设法在回归后对香港政府实施过大的影响。同时，香港人面对来自中国内地越来越多的移民和游客感觉困扰，后者在一个贫富差距加大的10年里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和店铺租金。 这些问题，再加上有关政制发展的争议，都使得香港政治中出现了一些现象，包括日益分化对立的看法，以及那些反对政府人士越来越有对抗性的行为。这就是“占中”运动出现的背景。 就香港政治发展的前景，关键的问题是：是否能就一个更好和更民主的立法和行政长官选举达成足够的共识。很显然，需要这样的共识，因为任何对现行程序的更改都必须经过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和香港首席行政长官的同意，之后才能生效。达不成这一共识，即使经历了今年漫长、 炎热的夏天的各种政治动荡后，香港就如何普选行政长官的辩论仍可能毫无结果。 2014年7月 （编译/责编：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