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期选举前的中美关系：“脱轨”背后的多面特朗普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上任第一年，他于11月8日首次访问中国。延续了前两任总统上任当年即访华的惯例。 上任近两年后，面临11月6日中期考的特朗普正在贸易领域和中国全面鏖战，半数中国输美商品以及绝大多数美国输华商品已被加征关税，中美关系全面“脱轨”，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建交近40年来的合作势头全面扭转，交锋举措步步惊心。 竞选期间，特朗普怒斥中国偷走美国的就业职位；声称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还承诺，要让“狡猾”的中国领导人不再能在智慧、伎俩和谈判等方面胜过美国领袖…… 但上任第一年，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三次会面似乎颠覆了他的对华强硬面孔——从海湖庄园私人会晤到汉堡G20峰会碰面，再到故宫宝蕴楼茶叙，两国领导人在媒体上不遗余力地展现 “良好个人友谊”。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对中国的攻击只停留在推特上。 特朗普和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时握手。中国领导人发现，特朗普上任之初对中国的攻击只停留在推特上。 进入2018年下半年，特朗普恢复了竞选期间的强硬面孔，开始兑现承诺。7月初，美国对中国价值34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此后习近平和特朗普之间那条曾经繁忙的热线电话再没响起。特朗普9月底在联大演讲时点名批评中国，他的副手彭斯紧随其后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措辞空前的对华政策演讲，更被视为中美全面竞争的“铁幕”降临的前奏。 两年时间里，急剧动荡转折的中美关系背后，特朗普展现出了哪些面孔？ “去中心化”的特朗普 2017年4月的白宫团队。此后首席策略师班农、国务卿蒂勒森等去职。人员变动大、关注议题分散是特朗普团队的一大特点。 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副教授马钊告诉BBC中文，特朗普的政治观点比较边缘。他的上任打破了美国政治生态，也打破了中美关系生态。 “以前虽然一些美国势力团体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但白宫（美国政府）总体起了稳定剂作用，保持了中美合作的基本态势。现在的大问题在于，白宫的主要部门被原来美国外交界非主流人物占据，从经济顾问到移民顾问，到国安顾问，再到国务卿，他们的意见长期以来属于边缘声音，现在全部来到了白宫最中心的决策部门。”马钊说。 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迈克尔·彭斯（Mike Pence）、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妮基·黑利（Nikki Haley）、迈克尔·蓬佩奥（Mike Pompeo）……过去两年里，这些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大多就中美关系发表了意见，有的和中国直接接触。 史蒂夫•班农从白宫去职后访问香港，引来一些市民抗议。 美国另类右派思潮的代表人物、曾任白宫首席策略师兼总统顾问的史蒂夫•班农（Stephen Bannon）以对华强硬态度著称，他声称中国为美国的“下一个开战对象”，并把当今中国与纳粹掌权前夕的德国相提并论。但班农在特朗普上任半年后即遭解雇。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有“国师”之称的智囊在卸任一个月后访问香港，并被曝随后飞往北京与中共高官王岐山会晤。 《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一书作者、以学者背景出任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一直坚持认为应当抬高关税壁垒，重新谈判各种贸易协定。他被视为一位比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更强硬的贸易顾问。 另一位特朗普的高级顾问史蒂芬·米勒频频在移民问题上放风，声称美国将对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交流实施限制。刚刚辞职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则一直在联大就朝鲜等议题向中国施压。 以强硬著称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黑利也已离开白宫。 中美关系生态打破后，对华施压的声音空前高涨和多元。特朗普本人之前只是对贸易议题感兴趣，移民、人权等并不在篮子里，但现在一些原来的边缘性议案开始纷纷涌现。 “甚至新疆、西藏问题都跑出来了，已经有些夹带私货的味道。”马钊说，中国过去有一套和美国传统政界、和共和党民主党打交道的方法，现在全都不奏效了，中国没有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现在连谁在主导美中关系都不知道了，连对应人是谁都不清楚。特朗普本人关心自己的议题，其他人借着特朗普的压力来实现其他议题，每一个议题有一个主导人，但在整体中美关系上，美方没有人起主导作用。 “进攻型”的特朗普 一个让中国极不适应的特朗普，还表现在那张咄咄逼人的攻击者面孔。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对BBC说，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就是对中国更加强硬。这使得过去30多年的两国交往模式被打破。 虽然尚未兑现承诺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特朗普已启动规模空前的对华贸易战，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再加上美军推行的“印太战略”以及在南中国海以及台湾海峡的强硬巡航举措，中国在方方面面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攻击。 夏明说，特朗普其实把中国作为挑战“美国优先”战略的第一国家，把亚洲政策变成了中心工作。他还调整了其它区域政策，把重点转向亚洲，配合对中国的强硬施压。 “前几届总统的对华政策共识是，中国基本上还是美国的朋友，特别在冷战时期，两国是盟友和战略伙伴。苏联崩溃后，中国在经济发展、在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上还是一个比较合作的国家。到了特朗普，这种认知全部破裂，美国朝野两党完成了一个转变，中国从美国战略伙伴变成了第一号挑战者，甚至是最有威胁的敌人。”夏明说。 夏明认为，中美之争有两个参照物。第一个是美苏关系，二战时是盟友，后来陷入全面冷战。另一个是美日关系，上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新兴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屡屡打败美国，1982年里根和日本摊牌，要求对方限制出口，要和美国进行协调，支持美国的货币政策、全球经济政策，承担责任。 日美之争，最终由于双方战略和政治利益有共通点，日本作出让步，继续接受美国政治、战略领导地位，经济上调整，从而化解了危机。 “现在看来，中美关系恐怕已经失去了以美日模式解决的机会，走向美苏冲突模式。”夏明认为。 马钊表示，以前说美国对华政策全面右转趋于强硬，只是担忧和将来时。现在已经是过去时，转弯已经结束。现在如果中美进入竞争状态，中国需要考虑如何进行经济、军事、外交全球布局，尽快拿出替代办法，应对“新冷战”式的中美关系。 “不讲规矩”的商人 从竞选伊始，特朗普的商人身份就受到各方关注。这种特质在他处理中美关系时也不时显露。 马钊认为，特朗普的做法和前任不同。奥巴马是在合作基础上竞争，在一些热点议题上有争论，但大方向是保持合作。特朗普认为竞争超过合作，竞争手段也不一样了，明显地使用商人手段。 具体来说，特朗普不讨论全球变暖这些软性议题，不考虑全面关系，只考虑自己关心和感兴趣的内容。 “在谈判过程中他要价很高，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利益，如果必要可以甩手拂袖而去，不考虑外交谈判崩裂的后果。只强调结果，不考虑过程，要保证结果是可核查、有量化标准的。这和原来中国喜欢的马拉松式谈判不同。特朗普不会大而化之地谈中美友好，而是关注赤字怎么减少、市场怎么公开、保护怎么执行，谈得非常具体，中国一下不太适应这个新的对手。”马钊说。 “不讲规矩”的商人面孔让中国吃到了苦头。马钊举例说，特朗普访华，中国和他签个意向书、热情接待，似乎就想堵住这个看似思维简单的商人，结果未能奏效。现在中美关系找不到对话人、没有对话机会、气氛也很糟糕。 夏明说，在中美互信机制已经破裂的情况下，追求“定于一尊”的习近平和商人特朗普性格偏执，互不让步，都过于自信。中美关系“体现了领导人个性上的冲突”。 商人的实用主义也体现在了南海问题上。夏明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辞令越来越警惕。比如，2015年习近平在白宫访问时说“绝不会让南海军事化”，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说，中国不是一个现存秩序的挑战者，而是现存秩序的得益者。但彭斯在演讲中指出，特朗普上任后，南海日趋军事化，中国还制定计划要赶超美国。中俄靠近、“一带一路”都在刺激美国的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