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五四”百年之际的铭记与反思
（ 注：本文不代表BBC观点和立场 ）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13个大学和专科学校的3000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和参加会后的游行示威，“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引领了持续一个多月、覆盖中国一百多个城市的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创造了20世纪影响深远的一段辉煌历史。
1919年，为响应北京学生，上海也爆发学生游行。 百年回首，有三条是不能忘记的： 第一，正义必须维护，国家独立不可侵犯。 对现代公民说来，正义——公民自由和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是非标准。当时的日本入侵中国东北，抢占青岛和胶济铁路，践踏中国主权，是典型的侵略国。当年的日本青年在盲目的“忠君爱国”精神奴役下，成为军国主义者侵略别国的工具。反对他们的侵略行径就是维护正义。百年来对五四运动爱国精神赞扬之声不绝，赞扬的就是反侵略的正义精神。 一战结束后，出席巴黎和会的战胜国中国要求归还山东，但美英法三强最终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消息引发了五四运动。 第二，公民自由不可侵犯，法治不能践踏。 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曾经手对日借款）的住宅和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是参加游行的少数学生犯下的罪行。行动的动机是爱国激愤。当时只有北京大学讲师梁漱溟大声疾呼：“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我们民众的举动，就犯法也可以使得。在事实上讲，试问这几年来那一件不是借着国民意思四个大字不受法律的制裁才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因此，他说：“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学生去遵判服罪。” 不幸，梁漱溟的意见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此后，学生动辄罢课，有些学生运动暴力行动屡见不鲜，蔑视少数人的权利，沦为暴民专制的工具。据中央研究院吕芳上教授研究，从1919—1928年，138次学生罢课和上街游行事件中，发生暴力事件23件，占21.6%。他们烧报馆，抄部长的家，如此等等，罔顾法纪。 胡适、蒋梦麟等为此感到非常痛心。1920年5月4日，他们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沉痛地说：“现在学生会议的会场上，对于不肯迎合群众心理的言论，往往有许多威压的表示，这是暴民专制，不是民治精神。民治主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使各方面的意见都可自由发表。” 不过，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学生的暴力行动由自发逐渐成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比如1925年火烧晨报馆事件，当时一些学生认为《晨报》的报道没有准确表达他们的意见，那就是站在敌对势力一边，于是把晨报社连同附近20多间房屋烧掉。而背后操纵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 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举着条幅游行。 第三，政务一定要公开。 五四游行示威，指斥曹汝霖、章宗祥（前驻日公使）、陆宗舆（驻日公使）是卖国贼，直到6月10日，徐世昌总统下令撤除他们的官职，运动才告一段落。 不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认真研究过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们持平之论，都认为他们在处理中日事务中没有出卖过国家利益。检视他们一生的言行，不但不是卖国贼，而且是当之无愧的爱国人士。抗战时期，不管日寇如何威逼利诱，他们都拒绝与侵略者合作。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1912年成立到1928年瓦解，尽管政府领导人频繁更换，但都致力于收回国家利权，根本不是什么卖国政府。他们也渴望通过巴黎和会收回青岛和胶济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就以会上日本振振有词拿出来的“欣然同意”的山东问题换文来说，著名报人王芸生在1930年代系统研究档案后指出：日方提出用日本借款修筑胶济路两条支线，“中国方面乃提议将胶济沿线之日本兵撤至青岛等条件，以为交换……此项换文在当时言之，比较于中国有利。然当时欧战大势显然属于德败，我为参战国之一，关于山东问题，自以留待媾和大会为得计。乃当时中国与日本有此一幕枝节交涉，资为日本后日在巴黎和会中之借口，亦憾事矣。” 一个被日本利用的失误，显然与卖国行为不能混为一谈。此外，他们经手的西原借款条件也是优惠的。 民国北京政府被戴上卖国帽子，是国民党为自己的“革命”行动辩护蓄意制造出来的，史家应该为前人辨冤白谤。政治家和公民应该从中吸取的教训是政务一定要公开。要是当时的中央政府领导人及时披露真相，从短期看，与示威群众坦诚沟通，有可能较快化解对立，出现政府与民间联手对抗侵略者的局面。而从长远看，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多数公民会较快成熟，冷静、全面、理性看待一切，抵制极端。从晚清到民国，历届政府都没有学会如何与示威群众沟通，造成恶劣后果，创巨痛深，值得深思。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 五四之后中国爆发的其它学生运动仍然以自由、民主等作为核心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新文化运动至今仍在进行。 很多人容易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混为一谈，但事实上两者性质和起止时段都不同。新文化运动是19世纪以来，中外知识精英传播现代文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而进行的思想文化运动。 1.它萌发于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它的基本内容是传播现代文明的信念：自由（最早译为“人有自主之权”），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理性思维（科学）。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以三纲六纪（六亲）为框架的宗法专制制度；反对拜倒在圣贤脚下，以他们的言论为是非标准。 3.它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和动力。19世纪，它开始改变精英阶层的观念和知识结构。20世纪更硕果累累，推动了废除以三纲六纪为骨架的中华法系，移植以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大陆法系；推动了废除以读经为中心的科举制，建立了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体系；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实现语文合一，适应工商社会快速沟通和传播的要求；移植了人文、社会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揭露了三纲吞噬人性的本质，为公民的自由、平等铺路；击退了儒教写入宪法的诉求；推动文学革命，促进了文学、艺术全面繁荣。 警惕走回头路 快两百年了，新文化运动的追求尚未完全实现，出于不同目的的非议却甚嚣尘上。有三条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值得铭记的： 第一，识破走回头路的圈套。 思想、文化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统一，众声喧哗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但是有些言论或明或暗传播宗法专制毒液，人们必须提高警惕，特别不要要让他们毒害青少年。“中国不能实行民主！”“中国应该以儒教为国教！”这是什么话？ 第二，全面、冷静认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新文化运动提倡自由、法治，民主、理性思维。从此角度出发，对传统儒学价值的解释不过是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论者一再以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为题撰文，强调以下观点： 1.在社会制度层面，自由、民主、法治是贯彻始终的现代人类共同价值，毫无妥协的余地，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在这里已没有发言权。 2.在非制度层面，多元文化是常态，自由竞争，自由选择，自然淘汰。各方君子对传统文化包括对儒学价值的解释，最出色的也不过是有待时间检验的一家之言，不能定于一尊。 3.移植和借鉴现代西方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学科，文学艺术的成就已远超前代。所谓中国文化“断裂”，被西方“殖民化”等等，都与实际不符。有些论者搬弄西方极端流派的末技，口口声声维护本土传统，反对“殖民化”，不伦不类，令人哭笑不得。 第三，坚韧面对社会转型的长期性。 任何国家全面实现现代化都经过曲折、艰辛的历程。由于历史积垢深沉，加上学习苏联的负面影响，中国现代化之路特别艰辛。不过，市场经济已不可逆转，中国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中国共产党也把自由、民主、法治列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循名责实，虽不会一帆风顺，经过长期反复缠斗，现代人类的共同价值终有一天会成长为中国社会正常运作的规则。所有支持改革开放的中国人，请牢牢记住：“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