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照耀俄罗斯”：虚假新闻的鼻祖
"我们生活在充满了虚假新闻的时代，但它不是"推特"和YouTube发明的——1930年代出现的虚假新闻是为了让某些人消失。伦敦现代泰特美术馆（Tate Modern）策展人娜塔莉娅·西德丽娜（Natalia Sidlina）在一个题为"红星照耀俄罗斯"（Red Star Over Russia）新展开幕时说。这个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而举办的展览，聚焦苏联1905－1955年时期那些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形象，毋庸置疑，全部是政治宣传品。
这些画面的影响力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现代泰特美术馆总监马休·盖勒（ Matthew Gale ）对BBC记者说："这个展览是为'十月革命'100周年而策划的，但它却似乎在促使人们与当今世界进行比较。" 叶甫盖尼·哈尔岱（Yevgeny Khaldei）修改了苏联士兵在德国议会大厦上竖起红旗的图片（1945年）以掩盖苏联士兵的大肆抢劫（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红星照耀俄罗斯"的一个展厅肃穆而简陋，与其他色彩强烈的展厅截然不同：一张桌子在展厅中央，四壁悬挂着黑白图片。一些图片显示被送往古拉格（Gulag）劳改营或在斯大林恐怖时期被判死刑的政治犯头像；还有一些图片看上去像是一些工人或政府工作人员的群像，但细看，会发现其中一些人像被涂抹或刮掉，有笔迹写着"人民的敌人"字样。 这张图片的日期是1926年，是斯大林时期照片被加工篡改的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图片来源：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这一系列图片展示了令人恐惧的时间线：第一张图片，可见斯大林与他的四位同志在一起；第二张图片，日期标明23年之后，第一张图中的三人不见了；第三张图中，只有斯大林自己独自站立，犹如一幅肖像画。在苏联最高领导层里的人，一旦权力失势，便从官方图片中被抹去：涂改照片是重写苏联历史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担心的事情之一，因为摄影作品非常有说服力，但同时它们又是非常容易被修改的。"盖勒说。 到了1941年，只有一个人站在斯大林身边（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盖勒可以看出展览中的图片与当今21世纪同类文化基因的相似之处。"这些修改图片的历史事实与今天人们用Photoshop图像处理软件修图之间的明显联系，对我们应当是一个警告。它显示了视觉形象的力量，这个展览揭示的历史背景……正是审视公共空间视觉形象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所传达了什么信息。" 清晰聚焦 展览上的这些图片不仅只是人像，而且还有鲜艳夺目的标语和印刷品。盖勒认为，这往往更加强了宣传图片的说服力，"将这些抽象标语与人物图像组合在一起，是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的一个重要发展——将摄影图片中的人物形象植入一个抽象画面，这种手段既清晰可辨又创意前卫，直到今天在设计上仍然极有影响力。" 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Gustav Klutsis）的"莫斯科全苏运动会"（Moscow All-Union Olympiad）摄影蒙太奇作品（1928年），他是苏联最早使用这种宣传手法的艺术家之一（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这是关键所在，让可视人物形象与抽象画面融合在一起，人物占据主要位置。"盖勒说，"在1930年代的斯大林统治下，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唯一认可的艺术形式，前卫艺术家则受到怀疑，即便如此，这类艺术构思仍然十分流行，那时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作品。" 此次展览海报中使用的形象是另一个例子。"阿道夫·斯特拉霍夫（Adolf Strakhov）的被解放的妇女形象起到了一石多鸟的作用。"盖勒说，"它的主色调单一，但红色的运用非常戏剧化，所以从色彩角度来说它相当精彩。画面设计呈现出摄影效果，它传达的形象信息是——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 古斯塔夫·斯特拉霍夫1926年创作的"解放了的妇女：建设社会主义！"（ Emancipated Woman: Build Socialism! ）显示了建设工业化社会的信心（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斯特拉霍夫将形象设计成妇女面部大特写，背景则给人以史诗般的感觉。这种画面形式出现在"红星照耀俄罗斯"展览的很多作品中，这些作品都来自已故平面设计师大卫·金（David King）的收藏。这些个人作品都试图说服苏联公民支持共产主义事业，同时构成集体理想主义。 透过玫瑰色玻璃 展览上的不少作品形象是女性。策展人西德丽娜说，二战时期的招贴画以妇女形象号召人们抵抗纳粹法西斯的进犯完全出于政治宣传考虑，"这里看不到斯大林的形象，因为很难激发人们为共产党领导人而上前线战斗，在这里用母亲形象或女儿形象要更加有效。" 1941年，妮娜·瓦托丽娜（Nina Vatolina）以她的邻居为模特，创作了这幅充满斗志的妇女形象："法西斯：妇女最凶恶的敌人"（Fascism: The Most Evil Enemy of Women）（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盖勒说，斯特拉霍夫的形象揭示了另外的元素，"那个时期发生了很多可怖的事情，但苏联时期的妇女平等权力当时在欧洲可算是先驱了：妇女有选举权，扫盲运动，儿童保健等，他们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专制者。" "红星照耀俄罗斯"展出的作品拥有共同的理想主义——有如欧洲早期艺术的回声。"你只要看看罗马的卡皮托利尼博物馆（Capitoline Museum）里康斯坦丁巨型头像便会知道，这既是宣传，又是超凡的艺术……"盖勒说，"这些作品的根本意义是，用强烈的直观形象令人震摄——表示我们正在向光明前进。" 瓦伦蒂娜·库拉吉娜（Valentina Kulagina）的作品"苏联艺术展"（Soviet Union Art Exhibition）（1931年），画面被一个代表劳工的巨人所主宰（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他们在构图中的另一共同点与宗教肖像学类似。盖勒说，使用这种视觉语言"是因为当时有很多文盲，他们依赖于形象，之后就成为一种反复的图像艺术"。他说，例如列宁的形象，"你看他们对列宁形象的构图，列宁大概有6种姿势，由此就成为一种词汇，不管这个形象像不像列宁本人，人们都认为那就是列宁——这与基督教肖像学如出一辙。" 瓦伦丁·谢尔巴科夫（Valentin Shcherbakov）1924年的作品"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幽灵"（A Spectre is Haunting Europe, the Spectre of Communism ），显示了列宁最典型的姿势（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他们使艺术家的这些作品在人民中广泛传播，还有其他宣传工具，例如涂满宣传画的列车、宣传手册、电影和公共演说等。盖勒说，"那些支持政府的艺术家不再将艺术视为一种独特的东西，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 街头艺术 "他们把艺术项目带到街头。经过了抽象主义和构成主义的兴奋之后，像亚历山大·罗钦科（Aleksander Rodchenko）和埃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这样的一些艺术家将作品展示在海报上、铁路牌上、宣传列车上和报刊上。" 两位苏联著名画家埃尔·利西茨基和谢尔盖·山金（Sergei Senkin）的作品"新闻的职责是教育大众"（The Task of the Press is the Education of the Masses）（1928年）（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这一切都处于艺术的转折点。盖勒说，"莫斯科艺术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支持他们所称的要促进生产，设计要有目的，不能为艺术而艺术。" 利西茨基的"红楔子直击白色"（Beat the Whites with the Red Wedge）显示1920年的俄国革命，以醒目的图像反映俄国内战（图片来源： 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苏联时期，艺术要传达共产党推助的信息，盖勒认为，有些是"可能急遽转向的信息……有些领导人突然失势下台，他们的形象就将被屏蔽。蓄意抹掉一些人的头像这种恶劣做法显示了视觉形象的重要性，也显示了驱使这种做法的背后政治势力的强大。"这些突然的失势不仅针对政客，对艺术家也是如此：1938年，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这位曾经用摄影蒙太奇手法创作了很多政治招贴画和壁画的艺术家突然因莫须有罪名被逮捕并被处死。之后，他的艺术家妻子瓦伦蒂娜·库拉吉娜被划归"人民的敌人"类别，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委约创作项目。 这幅著名的"马恩列斯横幅肖像"（Raise Higher the Banner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是艺术家古斯塔夫·克鲁特西斯1933年创作的，他在1938年因莫须有罪名被逮捕并被处死（图片来源：The David King Collection at Tate） 虽然"红星照耀俄罗斯"展览上的作品至今仍然令人震撼，他们的设计遗产亦依然有影响力，但当年创作这些作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艺术。"很显然，在1920－30年代的俄罗斯，这些活跃而前卫的艺术家是发自内心创作这些宣传品的。"盖勒说。我们今天欣赏创作了这些视觉作品的艺术运动，但不能忘记它们当年的政治目的。正如策展人西德丽娜在展览开幕时说的，"这些作品提醒我们，视觉形象的重要性和在历史上曾经产生的作用。" 请访问 BBC Culture 阅读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