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千万青年“三下乡”钩起知青集体记忆
中国共青团最近发起青年志愿项目，今后三年内计划组织千万青年学子下乡普及科技、传播文明。这一举措钩起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引发新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联想，在海内外掀起舆论风波。
城镇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中国文革期间1600万人的集体记忆。最后一批知青现在也将近60岁了。 中国共青团中央3月27日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的意见》，其中包括计划在2022年前争取组织千万大中专学生以志愿者形式下乡参与农村文化、科技、卫生等方面建设。 这条消息经《新京报》、《环球时报》等纸媒披露、若干网媒跟进报道后，中国网民狐疑：难道又要发动上山下乡运动？ 法新社关于此事的报道在中国境外被广泛转载。 媒体关注焦点大部分集中在对文革记忆和历史是否又将重演的狐疑，“志愿者”和“毛式风格”出现在不少媒体的标题中。 1966年开始的10年文革，期间1600多万城市中学生到下乡落户，成了农牧民，其中包括1969年16岁下乡，在陕西农村呆了7年的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 报道还指出，这一次的青年下乡活动将优先考虑老少边穷地区。 中国文革赤脚医生：“我们是有鞋子穿的” “两回事” 针对舆论风波和网民狐疑，《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发微博表态，批评海外媒体和部分网民歪曲解读，并指出“三下乡”和半个世纪前的“上山下乡”有本质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他解释说，当年上山下乡的城镇中学毕业生是到农村落户当农民，而现在的青年志愿者是去把城市先进文化向农村推广。 当年的口号许多人记忆犹新：响应毛主席号召，怀着一颗红心和满腔热情到农村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山下乡是强制性的政策，有组织的政府行动，许多人迫于无奈，也有不少人即便后来觉得自己幼稚无知，受骗上当，当年确实心甘情愿。 也有网民注意到这个区别，认为当年是让农村改变城市青年，现在是让城市青年改变农村，如果让知识青年管理村务对农村未尝不是好事。 微博V+会员来去之间评论说：“让大学生利用暑假下乡我觉得可行的。从我个人来说，孩子马上就要高考了，在大学让孩子去下乡锻炼我是同意的。这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来说是好事情。” 有人提到当年知青下乡，一些基层干部还觉得头疼，因为增加了那么多要口粮的人，现在农村年轻人都进城打工，那么多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干什么？ 也有人担心三下乡说是“志愿”，实际上又是强迫。 微博用户我讲旧常识V在胡锡进微博上评论说，“关键词是一千万人次。这个规模仅靠志愿者实现吗？” 大规模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开始，1978年结束。 “三下乡” 舆论风波也促使中共共青团中央发微博澄清，解释“三下乡”特指大中专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到农村参加文化科技卫生社会实践活动，而且是三年1000万人次，不同于媒体所说的1000万青年。 农村社会实践活动不是新闻，历史比文革还要久远。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中国一些学校效仿前苏联，组织高中生或大学生到农村或学农基地参加农村的社会生产、服务和调查活动，时间从一周到数月不等。 文革开始后这项活动一度中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有所扩大，参与的学校更多，活动范围和内容更广。但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制之后，城镇学校的农村社会实践不得不到更偏远的地方找劳动机会。 全国范围大规模、有组织的知青插队落户，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8年。当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文章引述了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8年在校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即后来的“老三届”）几乎全部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文革期间1600多万青年上山下乡，占城市人口十分之一，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下乡知青。 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现在已近60岁。老知青群体的经历难以笼统概括，个体的经历和回忆差别很大，回首往事，感触也可能随年事增长或境遇变化而出现变化。 再回首 中国各地出现大量“知青饭店”、“大食堂”之类餐馆，后来又扩展到海外，知青旅游线路等商业运作，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那一代人和他们的后代对“上山下乡”在一个时期的态度。 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扶贫、到乡村学校当老师、在基层当干部，这类城乡之间人员流通过去30多年一直存在。 最近几年中国绿色农业兴起，又有一些有钱有技术的城里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山林、养殖场或鱼塘，作为自己的绿色农业基地，“新农村”的含义中还纳入了以民俗文化旅游为目的农村经济。 这些都有城市知识青年的参与，无论是政府部门组织的还是非政府机构组织的，有偿的还是志愿形式的；“回归乡野”甚至成为一些浪漫青年追求诗和远方的具体目标。 也许城里的年轻学生到农村体验生活本身无可非议，但令人心生狐疑、忐忑的更多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所熟悉的、充满时代特色的语言风格和动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