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同志运动30年：见证同婚专法通过历程
2019年5月14日，台湾同性婚姻专法还尚在立法院协商，三天后就要表决。立法院场外聚集上千同志支持者，要求立法院履行承诺，通过专法。人群旁树上站着一位清瘦的白发老翁，大力挥舞着彩虹旗。
2003年台湾第一场同志游行在台北举行。 祁家威曾对外说过，他喜欢找到一个制高点，在高处挥舞彩虹旗，因为有次他发现，路过的人在巴士上由上往下拍他，潜意识上让人感觉被鄙视，而他不容忍被鄙视。而在高处，让路过者由下往上拍他，使他感到被尊重。 而这彩虹旗他已经挥舞了30多年。 同志平权开拓者 1986年二月末，祁家威的中学同窗，也是他当时暗恋的好友在美国结婚，选择同一天在麦当劳召开国际记者会，公开出柜，成为台湾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並发言宣传爱滋病防治。 但是，1986年台湾尚在戒严时期，在那场高调的国际记者会后，祁家威立即被政府以重大“伤害罪”的罪名逮捕。他却得意地告诉记者，自己在短短五个月便获释。祁家威说：“因为邀请路透社等国际媒体报导台湾的爱滋病情况，以及公开出柜，台湾情报单位觉得我在闹事，不得不处理我。” 祁家威称，“抓我的人对我说：‘祁先生，你太厉害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你在自由世界消失，关你五年。’所以他们随便塞了一个伤害罪名要我背，但我透过我的犯罪学及法律知识，成功的在五个月后摆脱他们，离开监狱。” 1958年出生于台北的祁家威来自公务员家庭，他说自己从小就是学霸，是学校的风云人物。而且，国小国中交往的对象都是女朋友。1973年，从中学开始有了同性情愫，暗恋同班男生。 祁家威1958年出生于台北。 “1975年的夏天，英文老师教了一个单字‘homosexual’（同性恋），我开始去思考自己的同性恋认同。尤其当时也在暗恋同班同学。暑假的时候，我去查了资料，发现1974年，同性恋已经被世界精神医学大会从精神病当中移除，我因而确定了自己的性倾向是正常的，开始向周遭朋友及父母出柜。他们都很接受，所以我心想，既然家人朋友都不反对，真的是老天爷安排我走同志这条路。” 虽然高中后来没念完，也没去上大学，但他说在高中就开始了自学之路。“所有海内外同志及爱滋防治的法律以及医疗资讯，都是我自己去搜集而来，”祁家威说。 然而，30多年来，祁家威在媒体上几乎都是形单影支的形象。尤其，1980年代末到1990年初期，同志在台湾社会仍是被高度污名化，祁家威却以公开出柜的同志身份，时而扮演耶稣，背着庞大的十字架在街头呼吁防治爱滋。或者身上挂上300个“保险套”，打扮成“埃及艳后”在车站发放保险套。遭受路人咒骂及讥讽是家常便饭。 因为祈家威单打独斗的形象，相关评论经常以悲凉的笔触描写他。譬如，台湾资深记者杨索回忆当年，在一文章说：“每当想起祁家威，心中总浮现80年代后期，他背着募款箱为爱滋病患筹款的景像......经过的人多半远远避开他，视他为瘟疫，社会与媒体多少视他为‘麻烦製造者’，没有谁用心去理解他出柜的勇气与护卫爱滋病患的使命。” 数十年来，祁家威不断挑战台湾法律，抗议同性婚姻不被法律承认。 但祁家威告诉记者，他从不觉得自己的孤军奋斗十分孤寂。他的社会运动策略不在于组织社团，而是抓紧关键议题，以一己之身不断挑战制度。 数十年来，祁家威不断挑战台湾法律，抗议同性婚姻不被法律承认。直到2016年，台湾大法官正式接受祁家威的释宪请求。2019年，台湾通过同婚专法。 台湾同婚专法通过，祈家威30多年来的努力再次被众人看见，他被称为“同运教父”。祁家威说，他从不觉得自己为同志运动牺牲了青春，因为“一路走来，都是透过我的判断以及知识决定策略”，他自信地说。 同婚专法通过后，祁家威并没有停止他的社会运动步伐。他认为，同婚专法尚未包含完整个跨国婚姻权益以及领养权，针对这个法案上的“不完备”，他会继续抗争。 90年代同志运动 祁家威为同志运动开疆破土的时期，也是台湾社会运动攀升的时期。众多评论说，在民主化浪潮下，1987年政府宣布解严，“党禁”及“报禁”陆续解除，众多社会运动及学生运动组织因而成立。 对同志运动参与者来说，回顾1990年代，同志运动及文化，在台湾政治民主化过程中于亦蓬勃发展。女同志团体“我们之间”于1990年代成立。1995年，女牧师杨雅惠成立台湾第一个同志教会“同光教会”；国立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成立，研究并倡议性别人权。1998年第一个政府立案通过的同志团体“台湾同志谘询热线”成立；1999年，第一个同志主题书店“晶晶书库”在台北开幕等。 文化活动上，1996年台湾有了首场公开同志婚礼。同年，“我们一家都是G”同志广播节目在高雄播放。同志题材《鳄鱼手记》、《失声画眉》及《荒人手记》陆续拿到重要文学奖项，已故纪录片导演陈俊志，拍摄青少年同志纪录片《美丽少年》拿到大奖等。 台湾同志运动十分蓬勃。 自1990年代参与同运，现任同志谘询热线理事喀飞告诉BBC中文，90年代中期以后，是台湾同志运动在文化上突围的时代，可为百花绽放。 此次代理祁家威申请法律释宪的许秀雯律师便是在1990年代开始投身妇女运动。 许秀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990年，我大学一年级，在台湾东吴大学念法律系，当时还没有正式公开登记的同志团体。我们除了受到女性主义启蒙在妇权组织，譬如‘妇女新知基金会’走动帮忙外，在校园内，我跟同学创办了女性研究社（女研社）担任第一届社长，开始在校园推动一连串关于同志意识平权的工作，譬如办同志电影放映讨论会，读书会以及讲座等等。” 许秀雯生于1972年。她在台湾社会运动巅峰的年代——1990年代，“锻炼”了自己的同志认同及社会运动策略。 她表示，回首过往，台湾女权运动与同志运动有着微妙关系。一方面，当年女权团体很多工作都是女同志，在女权组织中吸收女性主义理念，但同志也将同志平权的价值带进妇女运动。“所以后来在婚姻平权的活动上，会看到许多妇女团体出力帮忙，因为我们这一代的同志平权运动者很多人都跟妇女运动有很深的渊源”，许秀雯称。 但推动同性婚姻10年，即将与伴侣结婚的许秀雯解释，1990年代的她，作为年轻的女权主义者，对家庭或婚姻没有多大兴趣，甚至是持批判的立场。尤其，她目睹许多同志朋友不是在社会压力下选择主动离开家庭，就是被家人逐出家庭，许多伤害及遗憾因而造成。 许秀雯说，“婚权议题必须有专责的运动组织有系统地长期推动，才可能成功。我承认当年我对家庭或婚姻制度是有所批评，但现在我认为对结婚这件事的关注点在于自由与平等。因为同志必须被当作平等的公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进入婚姻”；“即使是不婚主义者，也只有当你有结婚的权利，才可能有效宣称，我不选择婚姻。” 许秀雯又称，虽然同志追求的平等在专法通过后，有了初步成果。但她说在跨国婚姻和多元成家等法案上，她与战友没有放弃。如同她一再强调“平等是一种我站起来了，没有人需要因此倒下的价值”。 2000年世代 生于1991年的徐豪谦，告诉BBC中文，他是在青少年时期便开启他的同志认同，并开始与同志运动接触。他说，当年还是国中生的他，其实在国中国小都有尝试与女生交往，想看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同志，他甚至去租色情片来试探自己的性欲认同到底是男性还是女性。“经过了半年的摸索挣扎，才确定自己喜欢同性。” 台湾民意调查显示多数年轻人支持同志权益。 高中时，他因缘际会参与台湾大学男同志社团“Gay Chat”而开启他在社会运动的启蒙。“虽然是联谊性质，可是社团中很多学长都会分享一些社会运动的理念跟经验，我想我应该是在那时候开始被启蒙的。” 当时许多中学生在学校组织同志社团，却被台北市教育局禁止。他与其他高中生组成“高中生制服联盟”，协同同志运动团体召开记者会，向台北市教育局抗议。此举如同在媒体正式出柜，但他说因为他跟家人感情疏离，所以不会有出柜的问题。 徐豪谦与志同道合好友成立“性爱教室”，教授学员如何愉悦的享受性爱。 徐豪谦说自己幸运录取清华大学人文社会学系，当时人文社會學系的学生运动气息浓厚，包含太阳花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陈为廷是系里的学长，彼此相识，在许多社会议题，系里的同学们也都十分支持甚或参与。周遭的人参与学运并在各个社运或性别平权运动走动，并一起讨论及辩论，带给自己许多对于社会议题的刺激。 但是，徐豪谦说他自己心仪的还是性别议题。最近刚服完兵役，他便与志同道合好友成立“性爱教室”，教授学员如何愉悦的享受性爱。 徐豪谦告诉BBC中文，有趣的是，来上课的异性恋女生也很多，更有从大陆港澳地区专程来上课的学员。他笑着说，“这也反应其实年轻一代对性很好奇也很焦虑。还有些女生除了跟我学性技巧之外，还顺道向我请教伴侣关系的经营。等于我也变成感情顾问了。” 关于同性婚姻的议题，徐豪谦称他可以认同婚姻平权是反抗保守势力压迫性少数，争取平等的过程。但他自己对于婚姻还是持批判态度，所以没有积极参与。徐豪谦表示，“许多同婚支持者都在强调忠诚或浪漫的爱情观，这不是我的关注所在。” 徐豪谦认为，除了争取婚姻权外，许多议题譬如跨性别或性工作合法化的议题也更需被关注。现在除了继续担任性爱教师之外，他正与其他性工作者筹备团体，争取权益。 他说，同志权益不只有强调忠诚的婚姻或爱情，同志婚姻不是同志运动的终点，对90后的他来说，性的开放与民主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