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片《计程车司机》拍出反政府示威历史：两岸三地可能吗？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香港译《逆权司机》，未正式上映的中国大陆译为《出租车司机》，以下简称《我》片）八月初在韩国上映，观影人次在一个月多月内冲破1200万，相当于韩国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不仅成为2017年韩国票房冠军，也将代表韩国角逐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成为韩国2017年最卖座电影。 电影以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编，男主角金四福（Kim Sa-Bok）是一名在首尔独立抚养女儿的计程车司机，他原本看不惯“整天示威不务正业”的学生运动，但为了十万韩圆的报酬，他载德国记者彼得（Peter）进入已被政府封锁的光州，金四福也在亲眼目睹抗争后同情民众，进而帮助彼得完成采访任务。 两岸三地反应热烈 《我》片9月初在台湾上映首周票房即破千万新台币，《逆权司机》9月中旬在香港上映至今，票房也不俗。 《我》片在中国大陆没有正式上映，但透过不同渠道观看的网民纷纷发表心得，不少评论明指暗喻六四天安门事件，也有网民问：“中国何时能拍出一部讲天安门事件的电影？”该片在满分10分的豆瓣电影评分得到9.1分，但周三（10月3日）豆瓣电影关于《出租车司机》的条目和评论全被删除。 光州事件 光州事件民众与军方冲突，最后军方以武力优势清场。 透过政变上台的军人朴正熙于1979年被暗杀，结束18年独裁统治。韩国被压制的民主呼声再次高涨。但朴正熙遇刺后留下的權力真空很快又落到军人全斗焕手上。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韩国南部全罗南道的光州市市民自发抗议，要求民主化。全斗焕封锁光州、派空降部队和坦克车镇压平民及学生，抗争后期民众武装反抗，但终究不敌军方。 政府控制媒体，将示威者标签为暴民、朝鲜间谍或共产党。事件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确切伤亡人数未有定论。 全斗焕于同年9月就任总统，持续高压专制统治，外国媒体对光州事件的报道也被政府撕除。在民意强烈要求下，1995年金泳三总统执政期间，国会通过特别法，光州事件受害者在1996年得到平反。 当时下令镇压的两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及十多名军事将领，被以叛乱罪与内乱罪、集体屠杀罪判刑。 中港台有可能吗？ 中国电影《战狼2》今年7月上映一周内就创下16亿人民币的票房纪录。 用本土题材讲本土议题，在中国大陆可能没有人有勇气拍，但还是有空间用韩国电影反思中国大陆，“韩国政治电影和中港台发生的事也可以有共鸣，”研究韩国流行文化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助理讲师钟乐伟对BBC中文分析。 香港影评人家明对BBC中文说：“（中国大陆）一定要政治气氛不同了，甚至政党轮替，有了民主选举，政权受到民众及媒体监督，才有机会拍这种政治禁忌题材的电影。” 家明不否认《我》片也有propaganda（政治宣传）的成份在──电影中淡化光州民众暴力抗争、拥枪的史实，将抗争“浪漫化”──但“始终是个言论开放的社会，电影可以公开被评论，”家明认为这就是韩国政治片和中国《战狼》一类的政治电影不同之处。 由“十年电影工作室”独立制作的电影《十年》获得第3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 家明认为香港有机会做出《我》片一类的政治片，因为2000年后香港与中国大陆的合拍片越来越多，香港有一批观众不满意合拍片“讲的不是香港故事”。 去年夺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政治电影《十年》，“虽然拍摄水平没达标，但创造了一个市场，反映观众想看与香港有关、甚至反映自己心声的故事，”家明说。 但家明也点出香港的困难之处──就算导演自己不去中国大陆拍电影，但投资公司、或是合作的电影人都有可能在大陆工作，比起台湾，香港电影人有更多顾忌。 《超级大国民》说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人生故事。 台湾与韩国的民主化历程相似，被誉为经典的政治电影是1989年侯孝贤执导的《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为背景，以及1995年万仁导演，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超级大国民》。 台湾电影沉寂过一段时间，2008年因本土题材的《海角七号》再度带起“国片”热潮，在一些电影中能看到野百合学运、太阳花学运的片段，但以政治历史事件为主题的片仍不多见。 万仁对BBC中文回忆拍摄《超级大国民》时遇到的困难──因为台湾对政治电影有禁忌，难以筹到资金，他不得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 万仁表示，自己已经为了拍台湾二二八事件的电影筹备十多年，但最大的困境是片商认为政治片不卖钱、或考量到中国市场而不愿意投资。身为导演，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资金，只要是“政策片”，他都不可能接受。 虽然筹备时间长，但万仁的态度仍正面乐观，他认为近年来越来越多史料公诸于世，会为电影提供更坚实的事实基础来面对“歪曲史实”的批评。 再加上《我》片在台湾热卖，片商对政治片的看法可能会改观，“也许是政治片的一线生机，”万仁说。 韩国为何能拍出卖座政治片？ 《我只是个计程车司机》片中的德国记者进入被政府封锁的光州采访。 “韩国因为朴槿惠的丑闻，社会气氛不同了。民众会觉得，对政府不满就要表态，要修正歪风、反省独裁统治。”钟乐伟对BBC中文说。 朴槿惠是朴正熙的女儿，政治倾向上被认为是保守派。她在任期间，强推国家统一编定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引发抗议。批评者认为国编版淡化独裁政权压治民主化运动的行为。 钟乐伟分析，《我》片除了剧本本身感人之外，社会氛围也是吸引观众进入戏院的一大因素。 电影中，单亲爸爸金四福为了女儿不惜冒险的形象感动许多观众。 钟乐伟进一步说，韩国是个“泛政治化”的社会，韩国民众不会抗拒以历史、社会事件为题材的电影，一些社会案件──例如光州听障学校学生集体被性侵案拍成《熔炉》、华城连环杀人事件拍成《杀人回忆》──因拍成电影而广为人知，甚至促成案件的重审、修法。 人权律师出身的现任总统文在寅也出席《我》片放映。钟乐伟认为，如果《我》片在朴槿惠在任时上映，“也许会遇到一些麻烦”。 韩国民众在2016年11月连续几周举行大型示威，要求总统朴槿惠下台。 韩国民众自2016年年底，连续几周举行集会，要求朴槿惠下台，集会人数最高达到170万人，是1980年代韩国争取民主化运动以来最大规模政治集会。 在台湾政治大学韩国语文学系开设“韩国转型正义电影评析”的兼任讲师朱立熙对BBC中文说，正是这股民气，造就了《我》片的超高票房。 “民主化造就韩流”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任内取消电影审查制度。 “要是没有民主化就没有韩流，”同时也是高雄市人权委员会委员的朱立熙对BBC中文说。 1997年，出身反对党，在专制时代是政治犯的金大中，经由民主投票成为韩国总统，韩国第一次政党轮替，被视为“真正落实民主化”。 1998年，金大中废除电影审查制度，并希望藉由文化来改变韩国的国际形象，因此孕育了“韩流”。 2016年韩片《尸速列车》（香港译《尸杀列车》，中国译《釜山行》）韩国破千万观影人次，海外也热卖。 韩国电影界从专制时代有一帮“敢言”人士打破禁忌发声，到民主化之后，电影界体认到创作自由让韩国电影享有国际能见度，因此尽管政府间接打压，韩国电影业依然蓬勃发展。 “朴槿惠时代对电影圈的控制很大，他们就更去拍，用电影去控诉。所以过去九年，政治电影更蓬勃。”钟乐伟说。 自由派政府金大中、卢武铉主政期间，政府对电影的限制较少。 保守派总统李明博、朴槿惠在任期间，虽然不能直接审查电影内容，但政府会从资金上施压。韩国戏院多由大财团掌控，亲政府的财团也会限制敏感电影的上映场次。 图为2014年世越号船难搜救照片。2015年政府对播放世越号纪录片的釜山电影节施压，虽然最后纪录片放映，但隔年电影节预算被大幅删减，电影界于是抵制2016年釜山电影节。 世越号船难后，批评政府处理失当的演艺人员，被朴槿惠政府列入“黑名单”，指示政府对于名单上九千多人的拍摄援助和资金申请给予“不利待遇”。 《我》片饰演计程车司机的男主角宋康昊，因批评世越号及过往演出有关卢武铉的电影而名列黑名单。 司机最后怎么了？ 饰演司机金四福的韩国“国民影帝”宋康昊（图左），饰演光州学生的柳俊烈（图中），饰演记者彼得的托马斯·克莱彻曼（Thomas Kretschmann，图右）。 欣茨佩特在光州的衣冠冢至今仍有人前来致意。 《我》片德国记者彼得的原型是朱尔根‧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他的第一手采访让光州事件在西方世界曝光，光州市为他建了纪念碑。他在2016年去世，依照他的遗愿，在光州葬有他的衣冠冢。 欣茨佩特在光州事件后一直寻找司机“金四福”，但“金四福”似乎是个假名。欣茨佩特终其一生没能与他重逢。 由于遍寻不着金四福，《我》片中的金四福的家庭故事是虚构的。《我》片上映后，自称是金四福儿子的人现身，他拿出父亲与欣茨佩特的合影证明身份。 但他说“金四福”已经因为肝癌在1984年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