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炎疫情：政治正确还是价值坚持？ 一位香港资深政治人物的两难之选
香港民主派资深人士蔡耀昌今年三月代表他所服务的NGO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向政府机构投诉部分餐厅歧视大陆食客。消息一出，在其所属的民主党及泛民主派掀起轩然大波。压力之下，他在3月14日辞去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及数个党内要职。
蔡耀昌参与NGO社会组织协会的工作，曾为大陆新移民争取权益。 52岁的蔡耀昌说他对党内的强烈反弹感到惊讶，但不后悔自己做的事。 “我还是坚持做该做的事，”他在与BBC中文的采访中说道。 香港社会因去年数月的反修例抗议活动更加撕裂，官民、警民更加对立；中港关系也因政见、认同感的分歧等变得更加紧张。新冠疫情在中国武汉爆发，迅速扩散开来，1月底，香港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封关”呼声高涨，包括香港民主党在内的泛民主派不断向政府施压，但特首林郑月娥拒绝对大陆全面“封关”。加之2013年SARS惨痛教训在很多香港人中仍然记忆犹新，“恐中”情绪再次暴发。一些香港食肆和店铺贴出告示，表示不欢迎大陆客或讲普通话的人（强调不包括台湾人）来“自救”。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本月初发布调查，称有上百家食肆贴出类似告示。随后，该机构向香港致力消除歧视的机构平等机会委员会（平机会）投诉，称这些商家的做法涉及"歧视"，促请政府修订《种族歧视条例》，将同一国籍不同背景人士相互不公平对待的行为，也定性为歧视。现行条例未涵盖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的歧视。 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泛民主派对这些食肆的做法保持沉默，鲜有微词。但作为香港最大政党民主党中委成员的蔡耀昌认为，他的投诉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他说，“很多时候看一个行为是否涉及歧视，不会考虑背后的动机，而要看最终的行为是否出现差别对待，差别对待是否合理。不应该因政治原因或社会大氛围令我们忽视最基本的人权价值。” 蔡耀昌的投诉受到平机会的支持。主席朱敏健称，若餐厅不招待大陆人而招待其他讲普通话的华人，可能构成“间接种族歧视”；如果以防疫为由拒绝招待某一国家的人，可能涉及“残疾歧视”。 不过，随之而来的是，60多名区议员及民主党党员发起"蔡耀昌不代表我"的联署，称蔡的言论“等同支持林郑月娥拒绝全面封关”，与民主党立场相左，敦促他辞任中委一职。 3月14日，民主党发表声明称，此前并未讨论过相关议题（餐厅食肆涉嫌歧视），蔡耀昌的立场也与民主党无关。中委会当天召开紧急会议。蔡耀昌在会上作出自己的陈述，但未能得到多数认同。会后，他表示辞任所有党内职务，包括中央委员会、选举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和章程委员会委员。 2004年，蔡耀昌（左二）在香港区议会地方选举中当选沙田区区议员。 “老一派的人物” 香港出生的蔡耀昌大学期间就参与社会事务，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主席及学联秘书长。对他影响最深的事是"八九民运"。当年6月4日，蔡耀昌在电视中看到北京军队射杀学生。震惊之余，便下定决心致力推动中国民主。他在2003年统筹50万人上街的七一大游行，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即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的立法，助就了八九民运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后来担任民间组织支联会的副主席，该组织30年来风雨不改举办"六四"纪念晚会，令香港成为中国唯一可以举办相关活动的地方。 “六四”之后，蔡耀昌多次到大陆与民运人士往来，直到1993年被当局没收回乡证，从此禁足大陆23年。即便如此，蔡耀昌依然在政治身份上认同自己是“在香港的中国人”，认为“香港的民主、自由会促进中国的进步”。 同样，他认为香港也能在推动平等、保障人权等普世价值方面为大陆树立榜样。只有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路线，才能赢得大多数人支持。蔡耀昌认为，在香港，从大陆来的新移民比土生土长的香港居民数量少，因此是弱势群体。鉴于西方平权制度中尊重少数的论述，需要保障他们的权益。 2013年，蔡以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的身份，协助一名新移民就申领政府综援需满足居港七年条件一事提出司法复核，最终由香港终审法院判定胜诉。 随着香港本土主义兴起，这些理念被冠以“左胶”的标签，泛指对中共抱有幻想和不切实际的左翼分子。“胶”字在粤语中是脏话，带有贬义。 2015年，蔡耀昌（左）、何俊仁（右）和其他支联会成员前往中联办，呼吁释放被拘留的人权活动家。 过去几年里，中共拒绝香港直选行政长官，并在出版、言论等方面压制香港的自主权，被广泛批评侵蚀“一国两制”。去年反送中抗议运动更增加了对蚕食法治的担忧。同时，陆港两地因制度、语言、文化差异，政府在自由行和水货客（把香港货物私带到大陆转差价的人）等一系列政策上的失误，中港矛盾进一步激化。加之本土意识的觉醒，类似蔡耀昌发起的公民行动并不被主流社会关注； 出于政治考量民主党和泛民主派也主动与之“割席”。 肺炎疫情去年底在大陆爆发时，香港政府对大陆关闭数个口岸，但未有完全截断两地人流，令部分民众不满。2月底，当韩国疫情爆发，政府迅速采取封关措施。随后疫情蔓延至欧洲，政府对意大利封关。 民主党副主席罗健熙认为，香港政府对于中国内地的封关措施明显宽松过其他地方，而市民不过是因差别对待而采取"自救"行为。他反问：“当政府差别对待，你说谁在歧视，是政府还是餐厅？” 罗健熙认为蔡耀昌和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有明显差异”。他对BBC中文说，“我对中国critical（批判）的程度和对香港本土意识的兴起关注比较多，而蔡耀昌属于老一派的人物。” 2014年，民主派抗议者和支联会成员（包括蔡耀昌）举行纪念六四示威游行。 “一个择善但固执的人” 香港民主党的一条政策纲领中写道， “促进建立和维护一个体现法治精神、保障人权及消除所有歧视的法律制度。”蔡耀昌认为自己长期奉行这个纲领，但未曾料到，这成了他辞去党内职务的原因。 蔡耀昌说，“尽管立场未必相同，但作为组织核心，从组织的角度考虑，我都必须兼顾这些（地区层面的）感受。经过衡量，决定主动辞职。” “政治只是一时，做人却是一世，”蔡耀昌在脸书上感慨。他不后悔自己的行为，也否认自己违反了民主党的立场。 在接受BBC中文访问时，他说，“政治风气不断在变，意味着很多时候要处理实时问题，不管你是否同意。但做人的基本价值却要守住，有重要的问题，更要实时提出来。” 蔡耀昌承认北京威权制度对香港人权体制的压迫，但他认为，正是在这种冲突下，少数或弱势的权益更有可能被侵害，所以更加需要在此时保障基本人权。 他说，“推动人权的其中一项是，推动制度的改变。如果香港走向民主、普选的制度，社会对立就会减少。如果人权制度可以完善，比如针对过去半年可能涉及的警暴，追究违法行为，也可以舒缓矛盾。同时，人权保障的法例，包括反歧视条例的完善，都可能舒缓矛盾。起码大家会有更加多的规范，遇到问题时有合理的机制去处理。我认为出发点是一致的。” 香港资深媒体人，也是蔡耀昌友人的蔡咏梅评价他说，蔡是一个择善但固执的人，“认定是对的就要做下去，即使是一个人也要坚持”。“只是他少一点弹性，不太善于沟通。” 出生于成都、80年代移民香港的蔡咏梅说，她也不认可部分餐厅不招待大陆客的做法，但认为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表达，比如写文章提出异议，引发公众讨论。 她说，在香港政治大环境下，通过平权委员会投诉某些餐厅的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是小题大做，上纲上线”。 蔡咏梅对BBC中文说，“在目前的环境下，（对这些餐厅）过分的指责可能起到了帮助强权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