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越南战争40年：华侨吴喜来从越文老师到中英翻译
1978年年底，中越边境战争前夕，31岁的吴喜来和丈夫带着 3 个年幼的孩子，乘搭火车从越南首都河内抵达中国广西凭祥。一家人就这样加入了1970年代从越南出逃的百万船民大潮。
出生在越南的华侨吴喜来，曾是一名越文老师。来到英国后，她担任中、越、英三种语言的传译工作。 当时，从河内到凭祥每隔3天开出一班国际列车。他们一家离开后，又开出了一班列车，然后这条线路就停运了。她听人说，中越两边都把铁轨撬翻了。 华侨后代 出生在越南的吴喜来，祖籍是广东省南海县西樵镇民乐社草尾村。她用标准的国语一字一字清楚地说出自己的祖籍所在地时，脸上带着自豪的笑容。 1938年，日本侵华战争制造南京大屠杀后，吴喜来的祖父带着全家定居到山青水秀的越南南定省。 “我很幸运，从小就是一个幸运儿。爷爷和父亲很快就安顿下来，很快就赚到了钱，我们全家搬到华人街，这样我从小就读的是双语制（越南语、汉语）的华文学校。” 吴喜来回忆说，她的家庭是“保守的海外华人大家庭”，家人们在外面可以说越南话，但是回到家中关上家门，全家必须说母语广东话。 在云南河口的中越友谊大桥。1978年8月，一节车厢被放置在大桥中间，桥上封了铁丝网。 1968年，21岁的吴喜来从越南河内师范大学越文系毕业，在中学教越文。1977年年中，她在河内的一所中学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好好的，不知为何河内火车站每天都聚集很多华人。每天我们都听到有人离开的消息。有一天，我专门到火车站去看了看，一看就心寒，真是人山人海。我们华人一见面，天天就是谈出走这件事。听了真的很恐慌。” 吴喜来说从历史角度来看，印尼排华事件，对在越南的华人有很坏的影响。“我们留下了一个很沉重的阴影。我们老是害怕：千万别像印尼那样。” 排华恐惧 实际上，印尼排华事件只是越南华侨害怕的一个外因。在越南国内，从1960年代中期越共与中共的分歧开始，到1970年代中期越共实现国家统一，越南国内不断变化的政局对华人造成直接的冲击。 吴喜来回忆1979年中越战争之前的紧张气氛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越南共产党推翻了亲美的南越政府，统一了全国。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越共政府承认华人在抗美和国家统一过程中所作的贡献，曾发出令华人安心的“对华侨十大政策”。然而，越共在中苏交恶中选择了苏联，随即废弃了华侨政策，使华侨的生命和财产失去了保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吴喜来的亲人和朋友纷纷离开越南，也让她和丈夫终于决定离开。40年后，她在伦敦回忆起当年，感慨地说：“我们人啊，虽然是高等动物，但是也有动物的本能，像其他大小动物一样，有蝴蝶效应，要扎堆，要随大流。” 海上逃难 吴喜来一家在广西凭祥短暂停留，然而前景仍然很不明朗。面对大规模涌入的越南华侨，中国政府决定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安置到全国各地的农场。从来没有务农经验的吴喜来和丈夫，担心无法应对农场的生活，决定继续出走。他们从凭祥乘车到了广西港口城市北海。 “再走，就是出海了。出海也是人山人海。” 吴喜来的剪纸贴画：描绘从海上逃难的过程。 吴喜来说，当年出海逃难无论大人小孩，每人一律缴纳500元人民币。这相当于中国当时一个在北京的大学讲师的全年工资。 就这样，吴喜来与丈夫带着5-8岁的3个儿女上了一艘船，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终于在香港上岸。 那艘小船上共载有120多人，厕所就是船舱尾部开的一个大洞，旁边竖立着4根木桩，有绳索围绕用作扶手。孩子们每次去上厕所，她一定亲自陪同，将他们紧紧抱住扶稳，唯恐稍有闪失孩子会跌进厕所大坑，丢了性命。 而她的丈夫因为晕船很严重，也需要她的照顾。“我一个人，管着晕船的老公，还要照顾3个孩子。他们一个接一个过来说，妈妈我要上厕所。我还要去排队领水，领饭餐，整天在船上跑来跑去。就这样熬了整整一个月，没病倒。孩子也没病倒。丈夫这个大男人，晕得昏天黑地，下船时需要两个人搀扶着才行。” 然而，并不是所有越南船民都像吴喜来一家安全上岸。她丈夫堂兄一家九口所乘的船，在澳门外海翻沉，全家只有一个16岁的孩子幸免遇难。她的一个同班同学，夫妇二人与一对儿女全部因沉船葬身大海。 越南华侨吴喜来回忆在海上的逃难经历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UNHCR）的估计，1970-1990年代间，逃出越南的船民介于100万至200万之间，其中约20万至40万船民被海盗杀害或者葬身怒海。 一支口红 吴喜来和一家人在香港上岸，“还是很惨，挤啊、热啊、臭啊，吃不下睡不着。最坏的就是有的警察对我们态度非常差，完全没有任何尊重可言。” 上岸后的难民必须打开包裹接受检查，她至今还记得一支口红给她带来的辱骂。 吴喜来在香港的难民登记照。她们一家五口从广西北海上船，到香港上岸，海上漂了整整一个月。 “我从小到大生活在城市，虽然不浓妆艳抹，但特别场合我总是涂一点脂粉。所以在逃难的途中，我还是带了一支口红。到了难民营，警察检查行李，看到我的口红，开口就骂。什么他妈的，什么难民？逃难还这么讲究。警察骂得非常难听，不堪入耳。” “我们夫妇每人带了一只古董劳力士手表，是我丈夫的父亲留下来的遗物。我们带着劳力士，又被警察骂。有一天我很生气，我就跟警察说：先生你用广东话骂我我听得懂，只不过我的广东话带越南口音，我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他听了没再说话。” 难民营生活 1975年至2005年，香港共接收了23万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其中安排14多万名越南难民移居海外，遣返6.7万多名越南船民，并永久安置了近1.6万名越南难民，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收容港”。 在香港难民营中的越南船民 据统计，1978年到达香港的难民中大约有六到七成是越南华人。1979年，华人难民的比例已接近80％。 如此众多的难民涌入香港，安置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难民营分“禁闭营”和“开放营”两种。这两种难民营，吴喜来一家都曾住过。 吴喜来的难民营回忆 我们那艘船获批上岸后 ，被安顿在“九龙仓”3个多星期。几百人挤在一个仓，不许自由出仓门。那种闷热及气味啊，我猜想你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整船人被转移到芝麻湾戒毒所。此所建在山上，分男、女牢房。于是，两个女儿随我，儿子随爸爸。每天午饭后有两个小时的放风，一家子获得片刻在一起的时间。 约两个月后，山下的难民营建成，难民都被转移下去。虽然不分男、女营房了，但是依然是禁闭营制度。以锌铁皮建成的营房在午时的太阳底下简直是个烤箱。 越南船民居住的难民营，设备极为简陋。 我们这艘船的人在山下待了一个月才获得转到开放营——深水埗的银禧营。 我一家五口获得分配两个单人铺位，是“上上铺”，即是三层床的最上层。这里一样是锌铁皮的营房，依然是拥挤，而且闷热及气味比在芝麻湾时更加厉害。 自由营仅是管住，不管饭。家家户户要自食其力。白天，我和先生出去打工，孩子留在营里，8岁的大女儿照看6岁的妹妹和5岁的弟弟。他们仨人的午饭不是面包就是泡方便面，饿了吃点零食(也只是便宜的苏打饼干或青苹果之类），等到爸妈下班回营才有顿晚饭。 一次，老大倒开水泡面时不幸烫着了弟弟的手臂，留下了伤疤…… 当年的我，人在上班，心却惦念着孩子: 营房在海边时，担心他们掉入海是第一怕，第二怕他们爬上爬下三层床时摔下来，第三怕是一旦发生火警或群殴等意外之时，3个小孩处身于恐慌的人流中怎能自保? 但我们终究是熬过来了。 幸运儿 吴喜来一家在香港的难民营中熬过一年半后，获得英国的收容。夫妇俩带着孩子最初被安置在苏格兰的爱丁堡，但依靠借贷经营的豆腐芽菜店并不成功，还欠下巨款。他们于是决定搬到伦敦，希望有更多工作机会赚钱还债。 吴喜来帮人照顾过孩子，还在家中接制衣厂的缝纫活。那时，他们有了第四个孩子。 “我带4个孩子，还要做缝纫活。一有空就坐下来赶活。每天的生活很枯燥，就是赚钱、赚钱。做完家务把孩子安顿好，就要赶工。如果不出活，被别人催，下次就拿不到活回家做了。” 吴喜来回忆在英国定居后刻苦自学英语 “就这样我还是坚持自学英语，我决定每天学一个词，就把英语单词写在纸上，贴在我缝纫机的前面，一边缝衣服一边念发音。我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学英语。” 吴喜来努力自学英语终于给她带来了新的工作机会。当她看到英国政府部门招考“公众服务翻译和传译文凭”学员时，没有任何正式英语文凭的她勇敢地递交了申请。 虽然她没有任何证书证明自己的英语水平，她却成功说服了招考部门录取了她。 “我用很生硬的英语说，你们不让我读这个课程，国家就会吃亏。对方肯定觉得我口气很大，但还是给我解释的机会。我就说，据我了解你们一般以为中国话就是广东话，实际上普通话才是全国通用的标准语言。而我能流利地讲这两种语言，并且我中文书写程度相当好，越文程度也和中文一样好。你们如果让我受训，我一个人能顶三个人用。” 就这样，招考部门破格录取了她。经过一年的兼职学习，她成功获得文凭，很快就开始从事英国全国健康医疗系统NHS在伦敦各区医院的传译工作。 如今，年过70的吴喜来已经退休。然而好学的她退而不休，现在又报名参加了一个英文写作班，还在经常赶作业。 农历新春佳节期间，她给BBC中文记者发来短信：“我还没上幼儿园就已经师从爷爷学中文，升读河内中华中学又获得极为优秀的语文老师授教。作为一个海外长大的华人，能不掉了中文这个根，我认为自己是个幸运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