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执法者违法是造成冤案的主要原因
中国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星期日（5月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赵作海故意杀人案为一起错案，撤销省法院复核裁定和商丘中院判决，宣告赵作海无罪。河南高院的这一决定终于使蒙冤11年的赵作海重新获得了自由。
赵作海获释后失声痛哭（新华社图） 赵作海案发生于1998年初，河南省拓城县赵楼村村民赵振晌失踪，警方随后在当地发现一具无名尸体。1999年5月9日，同村村民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遭到拘押。2002年底，河南商丘中院认定赵作海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但是，被认为已经遭到杀害的村民赵振晌于2010年4月30日突然结束流浪生活返回赵楼村，彻底摧毁了对赵作海的定罪，从而引发了河南高院的平反决定。 这起案件与2005年推翻的佘祥林杀妻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湖北京山县男子佘祥林的妻子在1994年失踪，警方随后发现一具女尸。佘祥林1994年被捕，1998年被法庭判定杀害妻子，判处15年监禁。 但是，佘祥林的妻子在2005年突然返回家中，使得佘祥林无罪获释。他所蒙受的冤狱时间也是11年。 刑讯逼供 北京法律专家金小鹏在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造成这些重大错误案件的主要原因包括：办案人员有有罪推断的倾向，千方百计地没证据凑证据，以及存在着刑讯逼供。 据河南司法当局披露，赵作海在被判刑前曾作过9次有罪供述。但是，不仅赵作海本人声称受到刑讯逼供，连他身边的亲友也在警方办案期间遭到殴打。 中国的一位法律专家在谈到这些冤案的时候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印象中，每一起刑事冤案的发生都和刑讯逼供有关。 事实上，警方在侦破案件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努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寻找证据的倾向。但关键问题是，获取证据的方式必须是合法的。警方为获取“证据”而采取违法手段是制造冤案的主要原因，刑讯逼供是其中最低级和恶劣的手段。 几年前在英国发生的一起引起轰动的案例似乎很有对比意义。警方同样犯下了不择手段寻找“证据”的错误，当然远远没有到达刑讯逼供的程度，而法官有效地阻止了警察的错误。 1992年7月15日，23岁的尼克尔带着自己两岁的儿子在伦敦市区的一个公园遛狗，受到歹徒强奸杀害，身中49刀。 “埃斯戴尔”行动 斯塔格获得70万英镑的赔偿 警方在破案过程中询问了32名男子，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居住在这个公园附近的单身男子斯塔格身上。此前，警方雇用的一个名叫布里顿的所谓“犯罪心理学家”勾画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和行为特征，似乎和斯塔格非常相符。 遗憾的是，警察没有任何针对斯塔格的犯罪证据。警察当然不会采取把斯塔格抓起来刑讯逼供一番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是显然也因为破案心切而失去了冷静。 警察又去请教那位“犯罪心理学家”布里顿，由他制定了一项代号为“埃斯戴尔”的行动计划。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美人计”。 根据“埃斯戴尔”行动计划，大伦敦警方特别行动组的一位美女侦探接近斯塔格，和斯塔格交往了5个月时间。这位侦探的任务是，设法赢得斯塔格的信任，套取斯塔格杀害尼克尔的供词。 美女侦探的确赢得了斯塔格的信任。斯塔格为保持这个关系，尽量说她喜欢听的话，包括她声称自己喜欢暴力的时候，斯塔格也尽量迎合她。但是，斯塔格始终没有说过自己杀害了尼克尔。 最终，警方认为自己掌握了起诉斯塔格的足够证据，检察机关也竟然认为可以起诉斯塔格了。斯塔格于1993年8月17日遭到逮捕，被控杀害尼克尔。 “过度的热情” 但是在1994年9月案件递交到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位伟大的法官。奥格纳尔大法官严厉指责了警方的行为，形容警方以“过度的热情”，使用“最赤裸的欺骗手段”，试图加罪于一名嫌疑人。法官决定，案件不予受理，嫌疑人当庭释放。 斯塔格在被囚禁13个月之后重新获得自由，但是许多人仍然相信他是一个幸运的杀人犯，由于证据不足而逃脱了惩处。 10年之后，斯塔格的命运出现了转机。2004年，警方通过DNA对比发现了真正的罪犯纳珀。2008年12月18日，纳珀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受审，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大伦敦警方负责人在随后一天（12月19日）发表声明，对斯塔格做出公开道歉。英国内政部决定对斯塔格提供70万英镑的赔偿。英国政府有关部门为这项赔偿决定做出解释的文件一共有70页。 整个过程历时16年，斯塔格终于洗刷了罪名。他没有受到刑讯逼供，也没有被正式定罪，但是同样受到了警方不公正的对待。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警方在破案压力下使用“过度的热情”，甚至诉诸违法手段，是造成冤案的重要原因，而法庭独立公正的审判又是避免冤案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