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南巡”之际 数字人民币在深圳首测有何看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南巡”深圳之际，中国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在深圳首次面向公众测试，为这个货币领域的最新试验揭开面纱。
中国央行发行的数字人民币在深圳首次面向公众测试，为这个货币领域的最新试验揭开面纱 10月11日，深圳市政府表示，5万在深圳的个人通过抽签摇号获得“礼享罗湖数字人民币红包”，其中包含200元数字人民币，可在指定商户进行消费。 习近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表示，支持深圳开展数字人民币内部封闭试点测试，推动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应用和国际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案中也明确，在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深圳下属机构的基础上成立金融科技创新平台。 多重利好使深圳的数字人民币试点走在前列。2014年，中国央行开始研究数字法定货币；2017年，开始正式组织商业银行和其他有关机构，共同研究建立数字人民币体系（DC/EP）。今年，央行逐渐明确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4+1”区域进行内部封闭试点测试。 “数字人民币”初露端倪，外界的疑惑大于兴奋。在中国，微信和支付宝为主的电子支付早已大范围普及，“数字人民币”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好处？更重要的是，有什么隐忧？ 什么是“数字人民币”？ 你可能经常看到对数字人民币的另一个称呼是DCEP（Digital Currency Electronic Payment）。 首先，数字人民币（DCEP）是人民币，因此是由中国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这意味着DCEP有国家信用背书，在中国具有无限法偿性，只要能使用电子支付的地方，就不能拒绝接受。 其次，DCEP的特点是“数字”。DCEP是数字化形态，没有物质实体。最直接的好处是货币发行成本将大幅降低。无论是纸币还是硬币，印制、回笼、运输、储藏，以及防伪技术的研发和迭代，各环节成本都很高。DCEP将直接省去这些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将其形容为“具有价值特征的数字支付工具”，换言之就是如纸币一样，不需要账户就可以交换的数字货币。 如果设想具体的应用场景。纸币时代，人与人的交易时，交换纸币就可以。 DCEP时代，纸币变成一串加密之后的字符，通过手机上的APP承载，交易时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近场通信功能，就能实现交换。 两者的功能和属性一样，只不过形态由纸制变为数字化。 一家咖啡店收银台前摆放着支持支付宝支付的牌子 都有微信和支付宝了，还要数字货币干什么？ 听起来，DCEP交易的过程与微信支付、支付宝，甚至香港的八达通拍卡都很像。这些电子支付手段已经普及，还要数字人民币有什么用？ 从用户的一端感知，区别确实不大。但是很多场景中还是有明显感知。 第一个特点是覆盖面广。在中国，电子支付领域屹立着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两个巨头，占据了大部分市场，竞争之下也各自划分领地——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等平台，只能使用支付宝，而不能使用微信；而腾讯投资的京东等平台只能使用微信支付，而不能使用支付宝。 但DCEP是法定货币，在中国具有无限法偿性，只要能使用电子支付的地方，任何平台都必须接受。 其次，不依赖银行账户。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手段，第一步就是要绑定银行卡。相比之下，从本次深圳试点数字货币的细则中可以发现，用户申领数字人民币红包不需要账户。 换言之，数字货币的使用可以脱离银行账户体系，与使用纸币现金一样，在流通过程中可以独立与银行体系进行。 这么做的好处在于安全性。如果微信或者支付宝倒闭，进行破产清算，用户存在里面的钱会面临危机，甚至存款账户的商业银行出现兑付危机，账户里的钱可能难以提取。虽然发生几率很小，但风险依然存在。而手机里存着DCEP与手里持一叠现金一样，不受中间机构破产风险的影响。 最后，相比电子支付，DCEP还有一个优势，即“双离线支付”——比如在信号不好的偏远地区，两台手机都无法联网，那么微信和支付宝都无法使用，但DCEP依然可以交易，不需要联网，两个手机一碰，数字钱包里的钱，就能转给另一个人。 对支付宝和微信等电子支付平台而言，DCEP有冲击，但冲击可能不大。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认为，如果央行手机钱包做得非常好用，可能会对支付宝和微信产生冲击。但它就只是一个底层的基础设施，功能上不会做的非常复杂，这就为商业机构留下了空间，在此基础上进行改善，做得更便利、更高效。 换言之，此前微信和支付宝是在商业银行的纸币存款账户基础上进行支付，以后在数字货币的基础上支付，渠道和场景变化不大。 数字货币为何能够打击洗钱？ 传统的纸币现金是完全匿名的，交易双方不会留下交易痕迹。因此，洗钱、涉恐活动融资等经常使用现金交易。 电子支付的匿名性差得多。无论是通过银行，还是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交易都会留下痕迹。因此也带来用户交易隐私问题。支付宝就曾因为该问题而受到诟病。 数字人民币则介于两者之间，在交易过程中与纸币相似，完全匿名；但在后台对央行这一第三方披露交易数据。 中国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将其称为“可控匿名性”。他近期撰文表示，“如果没有交易第三方匿名，会泄露个人信息和隐私;但如果允许实现完全的第三方匿名，会助长犯罪，如逃税、恐怖融资和洗钱等犯罪行为。” 这意味着央行事实上追踪钱款流向，中间的其他支付机构则很难获取相关信息。 央行一旦掌握海量的交易数据，宏观上，可以控制货币量，制定更精准的宏观经济政策；微观上，可在扶贫、赈灾、慈善等具体场景中实现追溯功能，甚至利用大数据分析，对洗钱和金融诈骗等金融犯罪进行筛查和打击。 观察人士担心，这样一来产生的“超级央行”将可能对居民生活和行为过多干预，如果没有限制权力的有效制度，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对整个社会而言得不偿失。 今年4月，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内部测试的数字货币钱包应用程式截图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数字货币带来的疑虑 除了对“超级央行”的权力滥用的担忧外，DCEP可能引发的“金融脱媒”现象称为金融业界讨论的重点。 所谓“金融脱媒”，与DCEP脱离银行账户体系直接相关。 以前，央行发行纸币，人们获得纸币后在商业银行开设账户，存储和管理纸币。但是DCEP到来后，人们可以直接在手机的数字货币钱包里管理DCEP，这意味着，人们直接跳过现存的银行体系，在央行直接开户管理自己的货币。 央行在信用等级上远高于商业银行，因此业界担心，人们不再需要在商业银行存款，与此同时，“超级央行”将有能力掌握全社会交易信息和贷款投放能力，对其他所有商业银行实施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其贷款投放能力，社会融资成本增加，实体经济受损，此即“金融脱媒”。 极端情况下，甚至会颠覆现有金融体系，出现央行“大一统”局面。 范一飞表示，央行将采取“中央银行-代理投放的商业机构”的双层投放模式，来避免“金融脱媒”。此举将不改变现有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不会构成对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竞争，不会增加商业银行对同业拆借市场的依赖，不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 即便如此，顾虑依然存在。一旦“数字人民币”开始大规模推行，中国将向无现金社会迈出一大步。虽然短期内，纸币与数字货币并行的状态将会持续，但也引发外界担忧，老年人、贫困人口、边远地区人口，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甚至无力购买和拥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否会在这一过程中面临歧视，而承受更多痛感。 徐远向中文媒体表示，在更长远的未来，ATM机可能会消失，整个金融设施、金融业态、商业形态等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未来人们手中可能不会有大量的电子现金，其手机里的电子钱包APP可能会直接链接货币基金账户，因而存款将大幅减少，未来银行的业务或将大致分为两大类：理财业务和贷款业务，那些掌握着高技术、大数据库和较强数据分析能力的大银行将更有竞争优势。 在徐远看来，“数字人民币”将开启人类货币体系新纪元。 “多年以后回头看，2020年会因为两件事情而刻入历史坐标，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一是数字货币。基于对货币底层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理解，后者的影响可能比前者还要深远得多。再过二三十年回顾当下的疫情，可能会发现不是一件太大的事情；但数字货币落地后，整个人类社会的商业形态、金融形态等都会发生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