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莱坞的阿米尔‧罕为何在中国火了起来
近年来宝莱坞电影在中港台成为一股热潮，印度演员阿米尔‧罕（Aamir Khan，又译阿米尔‧汗）成为重要品牌。他的多部电影作品涉及意识形态反建制、挑战权威，探讨印度社会、家庭、弱势及女性议题。
阿米尔罕：要改变社会 电影以外还要行动 “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创作人可以改变社会，”阿米尔‧罕近日在香港大学一个论坛上表示：“电影可以改变人心。” 这为他赢得“印度良心”的美誉，在国际享负盛名，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频繁与各地元首会面。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也公开向对方表示自己看过阿米尔．罕的作品《摔跤吧！爸爸》，很喜欢这部电影。《摔跤吧！爸爸》在中国备受热捧，创下近13亿人民币票房的记录，是印度本土票房的两倍多。 阿米尔‧罕有“印度刘德华”之称。 不少评论指出，阿米尔‧罕的电影探讨社会、性别、教育议题，华人社会容易产生共鸣，然而，在世上众多这类社会批判性的电影中，为何他的宝莱坞电影能够打入华人市场？他的电影填补了中文电影界的哪一块空白？而他所呈现的印度，又是否印度的真实面貌？ BBC中文采访了几位专家，探讨这位印度巨星为何能在华语世界造成风潮。 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宝莱坞电影 在阿米尔‧罕扬名之前，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在华语世界一直比较小众，很少被市场接纳。 2009年，阿米尔‧罕主演、探讨填鸭式教育及精英主义问题的电影《三个傻瓜》（Three Idiots，又译《三傻大闹宝莱坞》、《打死不离三兄弟》），因题材引起中国大陆网民共鸣，透过网络传播在中国爆红。被正式引进到中港台三地院线后，《三个傻瓜》创造了宝莱坞电影罕见的票房佳绩。 阿米尔‧罕从此进入华语观众的视野，开拓了华语世界对印度、宝莱坞电影的想象。 习近平说很喜欢《摔跤吧！爸爸》。 2017年，《摔跤吧！爸爸》（Dangal，又译《我和我的冠军女儿》、《打死不离三父女》）在中国大陆上映，上映19日内就冲破8亿（人民币，下同）票房，最终创下近13亿票房，相当于印度本土票房的两倍多。新作《神秘巨星》（Secret Superstars，又译《隐藏的大明星》、《打死不离歌唱梦》）票房亦达7亿。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讲师谭以诺则向BBC中文指出，阿米尔‧罕的电影能够以本土题材走向全球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将社会性与娱乐元素较好结合，即使探讨的议题深刻而严肃，其文艺及娱乐特性始终相当丰富。 专门研究印度的媒体人任其然认为，阿米尔‧罕的电影在中国取得成功，是由这些印度题材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造就。 同为崛起中的亚洲大国，印度与中国有很多可以互相比对的社会议题。《三个傻瓜》中对大学功利化、学生人生选择受限描绘深刻，《摔跤吧！爸爸》讲述严父以强迫手段将女儿培养成摔跤选手，针对男性主导家庭、女性社会地位、国家体育体制机械化等议题，这些都是中国观众容易代入的题材。 任其然向BBC中文分析指出，中印两国在人口、经济发展上相似，中国一直视印度为重要竞争对手，但同时又认为印度整体水平不如中国，对印度抱轻蔑态度 ── 正因为这种心态，看到阿米尔‧罕的电影反映的现实竟然跟自己的生活很相似的时候，中国观众便会想：“为甚么中国没有这种电影？” 阿米尔·汗曾到访中国探望大熊猫。 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阿米尔·罕？ 《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爆红，中国舆论热议一个问题：为甚么中国出不了阿米尔‧罕？ 谭以诺说，近年印度电影受到国际注目，而中国电影未能达到同样成绩，与两地电影业界取向不同有关。“好莱坞较爱吸收一些他们本身没有的叙事、拍摄元素，来丰富自己的电影。但中国近年一直在参考好莱坞的制式，所以难以向国际输出自己的元素。” 他又指出，中国较受欢迎的“爱国”电影，事实上很难跨过民族边界，为其他文化的观众所接受。 阿米尔．罕到四川成都学打青城太极拳。 事实上，中国不乏探讨社会议题的电影，但很少以幽默讽刺的形式去表达。 谭以诺指在大陆，不触碰严肃主题的娱乐、商业片，与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电影，基本上无法混和：前者可以通过审查，后者则注定处于体制以外。 他以去年在境外备受赞誉的《嘉年华》为例：“一旦决定不在制度内玩，就不会只满足于谈家庭伦理，会针对权力关系、社会面向、官商贪腐等社会结构性、中国制度的大问题。” “中国就是有一条这样严格的线，把两种电影分得很开。” 任其然亦认为，以娱乐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问题，这样的电影手法在中国的成效始终存疑：“可能恰恰因为阿米尔‧罕的电影在讲外国的故事，但又跟我们很像，旁敲侧击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这样的形式反而更吸引中国观众。” 任其然说，讨论“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阿米尔‧罕”，实际模糊了一些重点。我们首先要问，阿米尔‧罕有多大反映了印度文化，以及印度今时今日的实况？ 阿米尔‧罕镜头中的印度有多真实？ 西方媒体倾向歌颂这位印度电影人的贡献，例如美国《时代》杂志，曾把阿米尔‧罕列作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并问：“他能改变这个国家吗？” 在国际社会上，阿米尔‧罕被誉为“印度良心”，但在国内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 2012年，阿米尔‧罕主持电视节目《真相访谈》（Satyamev jayata / Truth Alone Prevails），以脱口秀以及新闻报道方式，讨论印度社会的敏感、禁忌话题，包括女性堕胎及同性恋等。他亦经常为公共议题发声，在选举中鼓励国民投票，更曾在总理会面时，当面提出清道夫应否处理排泄物等议题。 阿米尔．罕成为了反莫迪派别声援的对象。 阿米尔‧罕倾向开放、进步价值的取态，不能取悦所有人。2015年，阿米尔‧罕在网上为平权发声，指印度“容忍度低”问题愈来愈严重，社会弥漫一股“恐惧”和“令人不安”的气氛 ── 这则言论引来保守派大举抨击，反对者在示威活动中烧毁他的照片，并扬言要他这名穆斯林“滚回巴基斯坦”，时时受到网络攻讦。 这几年，阿米尔‧罕与他的进步电影在国际社会大受欢迎，但印度国内的政经环境，在强人莫迪治下，不断右倾。反莫迪的一方倾向认同阿米尔‧罕，但保守势力则对他穷追猛打。 电影能改变社会吗？ 任其然说，阿米尔‧罕所代表的是印度城市中产与精英的文化，崇尚多元，属中间偏左的声音，与今天印度整体右倾的意识形态，具一定对抗性，但亦越来越被边缘化；论国内受欢迎程度，阿米尔‧罕也不可能及得上强调经济发展的现任印度总理莫迪。 任认为，即使他的娱乐作品带有政治理想，但在印度能产生的效果，可能越来越有限。 阿米尔．罕2010年获印度政府颁授表扬公民贡献的莲花装勋章。 印度影评人安娜‧维蒂卡（Anna Vetticad）亦向BBC指出，毋须过份抬高阿米尔‧罕的影响。维蒂卡认同他的电影，有别于只求刺激或娱乐的主流电影，更倾向触及印度公共讨论中不常出现的话题，部份作品对推动印度女性平权问题亦有帮助；但若说电影能一夜之间改变印度社会，不免流于夸大。 对于这个问题，阿米尔‧罕自有体会。虽以影视为主业，但他亦有采取实际行动介入社会议题，与太太创立基金会，关注印度的孤儿、食水、难民危机。 “电影可以打动大众、令他们明白一些东西，这是电影能够做到的最大效果之一，”阿米尔．罕在港大论坛上表示：“但如果你想推动更多，就必须走出音乐、电影、电视以外。” BBC中文记者邵智杰对此文也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