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巴黎峰会上的中国角色
气候变化国际峰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巴黎召开。会议举行正值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努力谋求转型发展之际。地球村中的主要政治人物再次风云际会，作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和其所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备受关注。
2014年底，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首次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图为巴黎一处公园的艺术作品）。 大会即将开幕之际，BBC中文网连续推出两篇分析文章，题目分别为《巴黎峰会上的中国角色》以及《巴黎峰会上的中国任务》。今天刊出第一篇。 万事俱备，只欠开会。 真的如此吗？至少看上去很美——如同6年前的哥本哈根峰会前夜。 2014年底，中国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首次承诺，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到峰值。 本月初，“闪电访华”的法国总统奥朗德作为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主宾国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联合签署《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国首次同意支持每五年全面盘点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目标的总体进展。 这两项承诺，曾经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6年前努力规避的“责任”。 回望6年前各方寄望甚高的哥本哈根峰会（COP 15 and CMP 5），接受BBC采访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能源、环境与资源项目研究总监罗伯•贝利（Rob Bailey）和气候组织（the Climate Group）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使用了“失败”和“低谷”这样的字眼。这与各方对峰会的评价基本一致——会议只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6年之后，巴黎气候变化大会（COP 21 and CMP 11）召开在即，哪些变化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将在未来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固有体系的挑战者、颠覆者抑或变革者？ 变化中的承诺 贝利对BBC表示，哥本哈根的失败，让很多声音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拒绝作出有效承诺。其中就包括拒绝设定排放峰值时间；以主权事务为由不支持对具体目标进行定期盘点，等等。 吴昌华则说，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在哥本哈根走进了低谷，因为传统的环境治理体系不再有效。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讨论的细节问题包括，工业化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额是多少？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应如何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如何管理这笔资金？ 两周的唇枪舌战后，哥本哈根大会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利益群体未能就相关刚性指标和条款达成共识。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表示，“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意愿声明，并不能提供任何安全保障。 全球风能理事会称，这份短短两张纸的“临时协议”，并不足以向市场和投资者提供足够清晰的信号。 6年过后，随着《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个双边文件的签署，中国的承诺在巴黎大会前正发生改变。 改变的背景之一是越来越清晰的角色——中国自2007年开始已连续成为全球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占全球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1/3。发达国家1990年代达到排放峰值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排放量还在快速增加。 贝利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计划”（德国柏林气候改变活动人士举行示威）。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2015年11月1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已按照联合国要求提交“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INDCs），确定到203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另外，争取碳强度2030年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要增加45亿立方米。 贝利对此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60多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计划”。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其承诺的碳排量自然是最重要的数据。他认为，峰值时间的确定和2030年之前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是中国承诺的两个最主要方面。 吴昌华认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扮演至关重要角色。“如果不解决中国的排放问题，就不能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环境治理问题”。 “（这个协议）并不意味着巴黎会议肯定会取得成功，但成功的条件今日已在北京奠定，”奥朗德在与习近平签署《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后也表示。 “门槛”国家说 6年来，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各方逐渐意识到，传统治理体系失效，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角色发生了变化。 吴昌华称，气候变化谈判特别难以突破的正是基于不同角色的责任问题。全球环境治理结构中有几条基本原则，争议最大的正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只是问题的表象。其背后是两大阵营的权益责任争斗——中国是目前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但在历史上，美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最多，远超过中国；发展中国家认为前工业化国家通过制造业转移将碳排放“外包”给了自己，现在转而作为消费者的这些国家应该对制造产品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负责，而不是出口这些产品的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主流观点是，应该让发达国家尽量减，自己在发展中不受过多约束。同时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以改进排放。 吴昌华称，近年来，一些新兴经济体开始逐渐接受“门槛国家”这一定义。这是指在门槛上即将走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哥本哈根大会之后有的原则在改变。中国也意识到作为最大排放国不能不做承诺，否则会非常孤立。这是中国承诺峰值排放时间的一个主要原因。 此外，中国在技术资金方面也走过了瓶颈期，信心得到增强，认为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咬咬牙可以做得更好”。 在这种情况下，“门槛国家”开始积极争取制订应对气候变化规则的主导权——长久以来，全球环境治理规则源自二战后形成的体系，这些治理体系由西方国家主导。随着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实力快速增长，旧的治理体系已经不太得力。 “以前中国印度被拖着进入气候变化谈判。现在这些门槛国家正在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变为决策者。”吴昌华说。 贝利表示，哥本哈根的谈判失败之后，雄心勃勃想领导全球气候变化的欧盟和日本降低了声调。反之中国的作用在上升。 内外交织的压力 过去十年，中国大宗商品消费遥遥领先世界，有的品种占到全球消耗一半以上。在资源利用效率还做不到最好的情况下，中国引擎带来的环境资源影响极其严重。 “气候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认为，要解决全球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就是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 反之，要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需要从全球角度入手。 她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其实和气候变化密不可分。因为转型过程就需要考虑发展对环境、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样还能提升技术、产业和资本能力，去开拓其他市场。 “比如上海浦东新区，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新规划要求就是：绿色、高端、集约。”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能源、环境与资源项目研究总监贝利表示，从内部因素看，中国现在把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国际角色作为自己软实力的一部分。这是中国愿意在国际层面分担更多责任甚至承担领导人角色的原因。 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和企业正日渐懂得，投资低碳产业会减少煤炭使用、应对环境污染，会给国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减少相关疾病。 作为中国气候谈判的最高官员，解振华已表态称，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中国作出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承诺都要确保完成。 （责编：萧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