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改革成败决定中国经济增长态势
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增速换档期”等表述频密出现在中国各类媒体之际，亚洲开发银行（ADB）首席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结构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表示“审慎乐观”。
2014年8月出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魏尚进日前在伦敦参加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就亚洲经济展望举行的讨论会。 他日前在伦敦对BBC中文网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5年，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但“有待改革”的那部分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态势将“至关重要”。 创新要有环境 中国政府已经把鼓励创新和升级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但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还有待多个领域的改革取得进展。 魏尚进认为，这些领域包括法律，尤其是执法部分、教育制度、资本市场、税收制度、政府角色。 创新需要法律保护，教育需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素质的人才，税收制度需要鼓励创新，资本市场需要有扶持创新的机制，包括风险创投和上市渠道。 而“简政放权”，重新定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不仅关系到创新，更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关键环节。 如果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决定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那么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启动时可以说市场化程度是0；35年后，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已经由市场决定，生产要素中，土地、能源和资本的价格则在不同程度上部分由市场决定。 土地通过拍卖成为生产要素，这一部分是市场化了，但政府征地过程却不是，有很多非市场因素。能源也一样属于部分市场化，因为政府对价格仍有相当的控制。 资本要素中，存款利率和名义汇率仍不由市场决定。 这种“半生不熟”状态造成生产要素分配的扭曲，进而导致效率无法提高。 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国企和民企之间“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反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魏尚进说，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贷款成本比国营企业高，主要原因在于银行给国企的优惠需要从民企那里补，造成民企补贴国企的现象。 如果投入相同，产出高就是效率高。但在生产要素分配扭曲的情况下，提高总效率便很难实现。 阻力越来越大 改变生产要素、资源分配的扭曲状况，使得所有参与经济活动者，包括中国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都能得到平等对待，则涉及利益再分配。最大的阻力来自过去35年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经济增速减缓已没有悬念，但通过推进全面改革、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来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目前仍不容乐观。 亚洲开发银行认为，基于中国过去的改革经历和业绩，现在的改革命题确实难度比以前更大，但未必无法实现目标。 比如国企改革，从1978年开始探索，到1993-2003年的计划体制改革，当时都属于开先河之举；自2004年开始“纵深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方式变革和资本市场改革成为主要目标，这就涉及利益调整和权利重新分配，而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因此成为必要条件。 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利益集团有钱、有势，抵制改革的动力和能力更强。 但即使难度更大，中国也绕不开政企关系改革，而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至关重要。 “所以我们对这项改革能不能有重大突破表示审慎乐观，”魏尚进说。 市场经济的模样 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经济仍不能称为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断敦促中国政府加快对那些仍由非市场因素控制领域的开放。 金融方面，汇率和资本管制备受外界龃龉、批判。 魏尚进表示，让市场决定名义汇率升跌，其实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中国也应该放开对人民币名义汇率的控制。 名义汇率是汇市上的汇率，而实际汇率则是根据通胀率、税赋、补贴等因素对名义汇率进行调整后得到的汇率，一般在反倾销调查或比较两国货币购买力等情况下更多被采用。 中国人民币的名义汇率的变化目前仍限定在官方设定的浮动区间内。 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时，外界对中国金融改革可能大步突进抱持很高的期望，但很快发现过于乐观，中国朝“市场主导”方向迈进的轨迹不但延伸缓慢，而且曲折。 就像过去35年的经历展示的那样。那么十年、二十年后呢？ 魏尚进说，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课本定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难以量化表述，但以百分比衡量，肯定远远超过50%，再过十几年，中国会更接近英美类型的“完全市场经济”。 亚开行9月发布《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报告今年9月在香港发布。 亚开行每年4月就亚洲今后两年的经济发展展望发布年度报告，半年后予以更新，根据实际表现，对预期和实际之间的差别做出解释，并确定今后18个月的预期。 魏尚进今年8月出任亚开行首席经济学家、经济研究局负责人，此前在美国学术研究机构和大学教授金融、经济，研究中国经济。 （撰稿：郱书 /责编：横路） 如果您对这篇报道有任何意见或感想，欢迎电邮至chinese@bbc.co.uk。您也可以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 读者反馈 魏尚进先生关于营造中国社会和政府“鼓励创新环境”的论述很中肯。社会创新成功无疑要依赖政府的法律保护和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来成就。其实中国政府和企业近年来对创新的投资已仅次于美国，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或个人创新效率都远低于西方各发达国家，甚至是新加坡，香港，日本和南韩。相比较魏尚进先生的宏观角度，我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如何提高政府和企业创新效率的畅销书，<>就是从微观角度，提出了运用金融组合投资方法来管理创新，从而提高其效率和扩大收益，进而通过建立长效创新机制，培养和选拔创新人才，从可操作的角度，探讨政府、企业甚至个人创业家如何服务、成就持续创新。 现在谈论中国创新这个热门话题，宏观的多，微观的少，研究如何实战和操作的就更少。批判类的多，建设性的少。我希望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角度看中国创新。如果BBC感兴趣就此话题展开专门讨论，我将非常乐意。多谢！！ 江晓东, 美国，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