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笼罩下困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
21岁的凯姆·塞努·帕维尔·达雷尔（Kem Senou Pavel Daryl）是居住在中国荆州的一名喀麦隆留学生。当他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之后，他没有试图离开中国。
塞努是中国境内首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非洲人 “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想把病带回非洲，”他说。塞努还在自己大学宿舍接受14天的隔离期当中。 他有发烧、干咳和类似流感的症状。 生病之后，他想起自己童年在喀麦隆接触到疟疾的时候。他担心更坏的情况。 “我去医院的时候，我第一次想到了死亡，还想它会如何发生，”他说。 他都一直在中国荆州当地一家医院里单独隔离。他服用抗生素，还有一些通常用于治疗艾滋病（HIV）药物。两星期后，他开始有康复的迹象。 电脑断层扫描（CT）显示没有生病的迹象。他成为了第一个已知感染致命冠状病毒并且康复的非洲人。他的医疗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 塞奴说，他不想把病毒带回非洲 埃及已经成为第一个有确认病例的非洲国家。卫生医疗人员警告说，那些医疗体系较弱的国家或许会难以应付可能出现的疫情爆发。目前这种病已经造成超过1600人死亡，感染人数超过6.8万人，当中绝大部分在中国。 “在完成学业之前，我不想回家。既然医药费都有中国政府承担，我想也不需要回家了，”塞努说。 非洲多国为何不撤侨？ 从1月底开始，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政府都已经开始将它们在武汉和周边城市的侨民接走。 但是，数以千计的非洲学生、工人和家庭却仍然被困在封锁状态的华中省份湖北，而一些人认为，他们的政府应该给予更多帮助。 “我们是非洲的儿女，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非洲却不想来救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学生、武汉赞比亚留学生协会主席蒂西利亚妮·萨利马（Tisiliyani Salima）说。 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萨利马一直处在自我隔离当中。 这名24岁的学生觉得，时间开始失去意义。她每天都在睡觉，和看中国的社交媒体。 她是赞比亚使领馆和在武汉隔离的186名赞比亚学生之间的联系人。很多人担心食品的安全和供应，还担心在这座每天平均都死去100人的城市里资讯不通畅的问题。 她看着其他国家的留学生撤出这个城市，而她的同胞却都被留在这里。 “萨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反应基本上都是相似，”一名同意匿名受访的学生说。 “公开和私下里，非洲国家都说中国能够处理这个状况，但实际上，疫情没有被控制住。你听那些官方回应，它在告诉你，非洲国家不想得罪中国。我们没有谈判筹码。”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机场对机组人员测体温 中国是非洲目前最大的贸易伙伴，双方的关系在近年越发向好。 在此过程中，中国接收了8万非洲留学生，当中很多是受到这个国家提供的奖学金所吸引。不过，学生团体的领头人表示，很多家庭的老幼现在都被困在湖北，没有从他们的国家政府那里得到多少救援和帮助。 “人们在说：‘不要把我们带回去，因为尼日利亚照顾不了我们。’我感觉很矛盾，因为说到底我也是人，”最近毕业的尼日利亚学生安吉拉（Angela）说。她只愿意给出她的名字，不愿意透露姓氏。 “如果他们正视这里有尼日利亚人的话，我会很感激，但是我们看来并不是优先受到关注的。我们没有从我们的政府那里得到任何回应，”她说。 上周，在封城22天以来的第一次，安吉拉冒险走出了自己的宿舍门口。物资紧缺迫使她出门买必须品。 “这个城市现在就像鬼城一样。我走出小区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他们还让不让我回来。人们在大门外面量体温，”她在公寓里接受电话采访时说。 塞内加尔的一个实验室是非洲为数不多有相关病毒试纸的实验室 1月30日，喀麦隆的学生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给他们的总统，敦促政府撤侨，把被困于这个疫情中心地带的国民接走。 几个星期过去了，武汉一个非洲社区领头人皮索·斯科特·恩赛克博士（Dr Pisso Scott Nseke）表示，这里的喀麦隆人还在等消息。 他同意，对于是否想要被撤走，社区里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但是他说，对于缺少来自政府的帮助，大家都很失望。 至2月中旬，埃及、阿尔及利亚、毛里求斯、摩洛哥和塞舌尔群岛都已将各自在武汉的侨民撤走。 有报道指，加纳、肯尼亚等国则正在考虑。 “感觉被遗弃” 一些国家也向侨民提供了财政支持。 据科特迪瓦（象牙海岸）在武汉的留学生协会领头人所说，在与他们的政府讨论几个星期后，77名在武汉的该国学生每人收到了490美元（380英镑）的资助。不过，很多人对于政府的立场越来越感到沮丧。 据报道，加纳也向它的国民提供了财政资助。 “留在这里并不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只不过在一个医疗设施好一点的国家而已，”萨利马说。 “我们感觉被遗弃了。对于美国人撤走侨民，中国明显是生气的，因为他们觉得这引起了恐慌，”一名同意匿名接受采访的学生说，“这里的人对中国当局有很多的不信任。” 一些呼吁，非洲大陆应该联合起来帮助在中国的非洲人。 “撤侨的决定不是关于和中国'团结'与否的问题。照顾国民的健康说到底是每一个国家的责任，不管它的国民在哪里，包括在中国，”总部在北京的国际发展咨询公司睿纳新国际咨询（Development Reimagined）的芮婉洁（Hannah Ryder）说。 至于塞奴，他说自己并没有计划返回喀麦隆。 “这将是个又差劲又危险的决定。对于这个病毒，我最害怕的东西是心理和情绪上的。现在回国是不会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