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占中一周年 戴耀廷周永康评估下一步
一年前的夏秋之交，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8·31决定”，香港政权移交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拉开了帷幕。
2014年9月22日，香港高校学生罢课，“占领中环”抗议在一周后爆发。 成千上万的香港大专学生到中文大学参与罢课集会，抗议“8·31决定”；学民思潮、学联带领学生爬过三米高的铁栏，誓要重夺“公民广场”（政府总部东翼广场）。 到9月28日，从傍晚到深夜，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示威者以两伞遮挡，让平平无奇的雨伞成为争取民主的标志。示威者占领金钟、旺角、铜锣湾三区，帐篷一顶接一顶架起，甚至还搭建了自修室、充电站，俨如一个个自给自足的村落。 然而，79个昼夜之后，“两伞运动”黯然落幕，示威者所争取的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转眼一年经过，政治低气压笼罩香港，下一步要如何走下去？ 戴耀廷：超乎想象 “雨伞运动”前，戴耀廷对外的角色很单纯，他在香港大学教授法律，专注宪法研究。但他的生命给自己执笔的一篇文章完全改变。 2013年1月16日，《信报》刊登他名为《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的文章，提出以“占领中环”作为手段，向中国中央政府争取普选的想法，一石激起千重浪。 戴耀廷心中构想的“占领中环”原本是一个比较静态的行动，预计只有1万人参加，大家在中环游行、静坐、堵路，象征香港人愿意以影响金融中心的运作来争取民主。参加者不会抵抗警察的拘捕，然后在法庭自辩，讲述香港现行制度不公。 不过，事情发展远超戴耀廷所想。 戴耀廷对BBC中文网说：“我们当时曾讨论，如果我们不走，警察也不拘捕我们，我们应否冲出马路？当时的讨论是不好，太危险了……28日当天，封路之后，市民冲出马路的刹那，其实很感动，香港人有很大的勇气。原先计划不够胆做的事情，市民都去做。” “雨伞运动”爆发后，戴耀廷有一张照片在网路上广泛流传——29日的凌晨，警方施放催泪弹后，戴耀廷跌坐地上失声痛哭，罗马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枢机拥着戴耀廷，一名女子在旁安慰。戴耀廷说，当时感觉五味杂陈。 “我们没有想象会出催泪弹……我们的政府竟然对我们自己的和平示威者使用不合理武力。我们见到人们没有在怕，退了又回来……那时候差不多天亮，我们见到警察似乎开始放低盾牌，准备撤走，与我们一起的市民在街上开始休息……大家都躺在街上，大家都很肮脏，不过他们的样子都很美丽，因为对民主追求的坚持实在很感动。” 自我质疑与“退联潮”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在“雨伞运动”中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对学联几位学生领袖有极大期盼。不过，“雨伞运动”期间及过后的龉龃、不信任、互相攻击，让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过去一年陷入不断沮丧的状态。 相比于“雨伞运动”期间几乎天天曝光，周永康过去一年变得低调，彷佛在公众视野消失一样。 周永康对BBC中文网说：“消沉的原因是，运动到后期有很多攻讦。运动之后立刻有‘退联潮’（退出学联），一时间疏理不了发生甚么事情，没有空间喘口气，也没有反思问题的根源……经常质疑自己：是否我们这群人判断错误，没有尽好自己的责任。” 学联于1958年成立，由八所高校的学生会联合组成，一直领导着香港的学生运动。可是在“雨伞运动”过后，香港大学、浸会大学、城市大学与理工大学先后通过公投退出学联，让学联的代表性大减。 “退联潮”对周永康打击很大。他说：“现在的情况是，似乎是摧毁了学联，但是没有一个更好的、更巩固、革新的学运方向。” 矛盾爆发 “雨伞运动”期间一直有参加者主张“升级”行动。戴耀廷在内的“占中三子”一直提倡尽早结束占领，被人批评太保守；被合称“双学”的学联与学民思潮被批评霸占了运动的领导权。 “占中三子”与“双学”意见不一，更甚者，金钟与旺角两区的参与者也互相攻击。 戴耀廷说他没有后悔当天拦阻学生“升级”的决定。 “围堵政总（政府总部）是想挑衅（政府的）暴力，警察用更大的暴力，希望能号召更多人出来，这是争取民心的一种方法。” “问题是，这样做是否值得？是否唯一的方法？”他认为，如果 10月21日学联代表与政府官员谈判后，占领者退场，或许能得到市民最大的支持。 10月21日对话会过后，学联与“占中三子”在是否退场问题上有所分歧。 在“占中三子”与“双学”意见相左的问题上，戴耀廷说他们主要是在策略上意见不一，但学生年轻，与他们想法不一样很正常。 不少学联的批评者是较激进的“本土派”，周永康说，当中有很深的误会。 “本土派里面很多人，其实是立心善良的人……很多人在运动里被标签为鬼（间谍）、捣乱、暴力狂徒。这些状况让他们含冤受挫。” 在那79天里，金钟占领区给人较中产阶级的感觉──秩序井井有条、对外形象带着一丝丝小资味道；旺角本来就是个龙蛇混集的社区，占领区吸引了不同阶层的市民，运动期间也多次爆发打斗。 一些旺角占领者对金钟占领区心生不满，他们认为，他们受到这些暴力对待，才能守得住旺角。金钟的占领者付出不多，但却享受光环。 周永康说，不同区域的占领者沟通与交流非常少。“他们感受不了被尊重的时候，就会让那些误会在低气压的环境之下‘滚雪球’，变得很大。” 周永康认为，凡此种种，让大家忘掉占领的初衷，互相猜忌。 遗憾、后悔与转变 周永康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能够改变一件事的话，他希望当时学联能坚持召开院校会员大会。 “退联是因为学生觉得与学联之间的关系疏离……运动期间的决策其实由（学联的）常委会做决策，学生很难参与会议，产生隔阂。” 对戴耀廷来说，唯一遗憾是没有推出“广场投票”作为运动期间的决策机制。 “当运动变得如此多元……必需有一个决策机制让所有人决定。”他不认为广场投票会影响去年大局，不过能让公民社会多一种共同决策机制。 不过，周永康与戴耀廷都认为，香港过往的单一领导社运模式将一去不复返。 周永康说：“无论在社区运动、日常政治，似乎都不能再以代议士的模式推进……要以群众参与模式。” “雨伞运动2.0”？ 一道又一道的法院禁制令，最终为警察驱赶所有占领区铺平道路，而“普选”仍是没有来到大家面前，但是戴耀廷不认为“雨伞运动”失败。 “如果大家只把雨伞运动视作一个行动去看，好像甚么都得不到。但假如将香港民主运动以长时间的角度来看，所有非暴力抗争争取目标都不是说一年、两年的事……第一次占领行动所带来的社会冲击是非常大，很多人都因此开始认真开始、关注争取民主。” 戴耀廷：79天占领只是雨伞运动的第一阶段。 戴耀廷认为，像“雨伞运动”这样大型的群众运动很大机会在香港重现。 “79天占领只是雨伞运动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想的，是如何让第二阶段比第一阶段更厉害。” 无论是戴耀廷还是周永康都认为，非暴力抗争在香港还没有走到尽头。香港去年并未出现大规模的罢工、罢货、罢市。以后公民社会的重点，是如何加强抗争力度。 无可否认的是，香港政治与中国政治环环相扣，然而戴耀廷还是比较乐观。 “香港的民主化会否对中国政权有正面作用？这样视乎中国本身的政治改革。如果中共自己都在面对一个正当性危机的时候……而政权认受性是建基在经济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但一旦放缓甚至出问题，政权面对一个挑战。” 他认为，香港仍是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实验场地”。 （责编：叶靖斯） 如果您对这篇报道有任何意见或感想，欢迎使用下表给我们发来您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