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阿姆斯特丹红灯区妓女面对的困境
四名穿着羽绒大衣的年轻男子，挤在橱窗前不断拍打玻璃窗，又向里面穿着蕾丝内衣的女性挥手。
红灯区内的妓女房间装修十分简单。 “这只是在逗她们，她们也知道我们是在开玩笑，”其中一人告诉我，指向其中一间妓院，“她们懂英语，从我们身上赚够钱了吧。” 然而，那儿许多贩卖自己肉体的女性，却发现自己愈来愈难吸引顾客，因为她们的店外经常挤满了只顾自拍的游客，比起付费寻欢，他们对免费拍照留影更感兴趣。 荷兰阿姆斯特丹首位女市长费克‧霍尔斯玛（Femke Halsema）正在想方法协助她们，希望制定一些措施，让她们避过摄影镜头。 “这是阿姆斯特丹内最大的免费旅游公园，”费里茨‧劳富特（Frits Rouvoet）说，他带我走过那儿的鹅卵石小巷，许多妓女对他挥手。 红灯区太多游客自拍变成了问题。 费里茨在红灯区经营书店，经常邀请这些妓女喝咖啡，她们在街上受尽辱骂和恐吓，对她们来说那是喘息的一刻。 “她们别无去处，”他说，“如果她们要赚钱，就只有站在窗前，但愈来愈多来自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男人，来这边喝醉，喧哗，拍照。” “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么” 在游客凝视她们，或是举起智能手机时，这些年轻女性试图遮掩她们的脸。许多妓女是秘密地到红灯区做生意，社交媒体流传她们的照片，可能会使她们受到家人的反对和排斥。 克里斯蒂娜（Kristina）打开门，寒风直吹她那赤裸的肚脐，她微微颤抖。 她捻熄了香烟，把手中在看的影片放下，带我穿越短短的走廊，走进一所细小、雪白的房间，那儿温暖而装修简单：一面镜子、黑色的塑料床垫、杀菌消毒剂、闹钟和毛茸茸的拖鞋。 “我不喜欢（卖身），但我只能这样做。” 克里斯蒂娜在红灯区工作十年，当年，她的匈牙利朋友，在阿姆斯特丹性爱产业萌芽之时，在那儿赚了一桶金，这位朋友也建议她在红灯区工作。 克里斯蒂娜收费是半小时100欧元，一小时150欧元。 “我们为两个孩子存钱，这是为了他们的未来，现在他们在匈牙利与我母亲居住，我的孩子不知道我在做甚么。” 克里斯蒂娜没有搬离的打算，虽然这儿有烦人的游客，但她也做了满多生意。 她说得一口流行的荷兰语，在这儿卖身是因为“这些都是容易赚的钱”，而且她并不需要跟着一个拉皮条，她在这儿感到安全。 “地下化” 霍尔斯玛市长建议向妓女发牌，让她们在幽闭的红灯区以外营运。但与性交易有关许的人担心，这会迫使妓女“地下化”。 协助人口贩卖受害者的卡林‧韦克曼（Karin Werkman）说，“阿姆斯特丹已经是闻名的妓院之都。” “这项措施只会进一步确认妓院之都之名，会有更多人选择在自己的家或酒店卖淫，让人毫不察觉。” “如果你把城市的其他地方，也当成嫖娼的地方，这只会吸引更多人来，到时可能一些男人开着车，随便在街上骚扰女性，询问她们价钱，也鼓励了人口贩卖。我们不可以低估这座城市可能面对的问题。” 荷兰政府在2000年把娼妓合法化，目前当地的性爱行业，仍然被视为等同暴力活动、毒品、洗钱或其他犯罪活动，2009年，司法部宣布特别检察官关闭一些与犯罪团伙有关的妓院，到现在，红灯区内的橱窗妓院，仍然是人口贩卖调查的重点。 愈来愈多妓女离开红灯区，改为在网上找客人。 过往，当局曾经试图清理德瓦伦红灯区，市政府向那些主要的拉皮条者买入那些橱窗妓院的单位，并把单位廉价租给新创公司和艺术家。 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女性投身了当地的性爱行业，有人称这为“黑数字”。 “阿姆斯特丹说所有东西也受控，但我们连有多少女性在这儿工作也不知道，”费里茨‧劳富特说。 “有些研究员说四千，一些说是八千，有些人说一成人是人口贩卖而来，有些就说高达九成，但根据最保守的估算，至少400名少女是非自愿卖淫，她们每天在那儿被强暴，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让她们离开这座城市。” 霍尔斯玛市长的计划并不是全部人也接受。 “黑暗丛林” 霍尔斯玛市长预计今年稍后会交代好的详细计划，她曾经说过，考虑在该处增加警察，加强对不守法游客的罚款，在人潮过多的时候，或会使用红色紧急警告，疏导旅客。 阿姆斯特丹的申诉专员阿雷‧佐尔蒙德（Arre Zuurmond）形容那儿是“黑暗丛林”，他建议为该区引入年龄限制，又提议减少飞往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的廉价航班。 有些人认为，当地有一个合法的卖淫地区，本质上是物化女性，令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心底里，我们全都知道，卖淫是生理上和心理上伤害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的女性，”卡林‧韦克曼说。她认为如果政府协助性产业，要求女性登记和交税，实际上就是把政府也当成拉皮条者。 目前市政府的首要工作似乎是要保障妓女的生意。 现在，那儿的橱窗愈来愈多地出现“待出租”的牌子，这些生意慢慢走到网站上，这是卖淫网站让女性可以在不用面对公众下提供服务。 如果红灯区已经是一个丛林，那网上的世界，更加无法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