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用“明规则”代替“潜规则”？
中国共产党每年举行的全会都具有重要的政治风向标功能，今年的四中全会和去年的三中全会一样，是外界了解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领导层执政思路转变的重要窗口。
18大以后的领导层虽然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但要想指望通过一次全会就解决该问题，恐怕不大现实（图为中共18大资料照片）。 四中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如何推进“依法治国”，这本身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中国自文革结束以后就一直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然而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社会实践表明，法律的权威性和法治观念的推广受到了各种“潜规则”横行的严重干扰，人们在很多场合下更愿意相信“潜规则”而不是明文规定的法律法规的力量。 “潜规则”在中国的蔓延不仅造成了法律和司法机构的公信力缺失，而且也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破坏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府的执行力。18大以后的领导层虽然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峻性，但要想指望通过一次全会就解决该问题，恐怕不大现实。 中国的政治秩序、经济发展与“潜规则” 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讲是一次政治法律体系和经济体系在坚持中共领导下的艰难重塑过程。为了发展当时落后的经济并适应世界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必须在确保基本政治秩序不变的基础上对主导国家经济、社会乃至政治进程的具体规则进行一次次重大修订。 然而，在这些改革过程中，由于是“摸着石头过河”，旧有体系必然与新的规则产生激烈碰撞，在碰撞过程中由于价值标准不明，在很多情况下并无官方明确表态谁是谁非，也无明确法律规章可以参照判断。久而久之，人们日益采取“试错法”来确定执法和政策的边界，即尽管可能是法律或政策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在实际操作中被惩罚的几率很低，就可以大胆尝试。 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大量“试错”的结果是一方面突破了传统体制的僵化管理，快速发展了经济，但另一方面也试出来了许多“潜规则”。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宁愿相信这些“潜规则”的魔力而不愿相信公开的法律、政策和道德规范，这些“潜规则”不仅主导了中国的官场文化，而且日益渗透到民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领域，造成了法律等明示规范的失效和传统道德的衰败，产生了经济高速发展但社会礼坏乐崩的畸形现象。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在于维持政治秩序稳定。虽然中国这种依靠“试错”和“潜规则”来推进改革的办法在一定时间段内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发展经济并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但如果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潜规则”造成大量腐败且严重侵蚀政府执行力的时候，如果仍然不能确立法制和道德的权威性，则政治秩序很可能伴随着经济放缓和社会混乱而无法保持稳定，政治衰败就会随之而来。这些现象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曾反复出现。 法治有助于实现国家转型，但任重道远 中国今天虽然贵为购买力计价的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转型。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仍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而且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体制领域的改革尚未完成，距离发达国家的成熟管理和运行体系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根据亨廷顿的理论，经济水平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政治秩序的更加稳定，相反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伴随着民众知识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对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的期望值增加，国家可能在维持政治秩序稳定方面面临着更大挑战。中国现今很可能正处于这一国家转型的敏感时期，过去几年腐败现象的大规模蔓延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激发了民众对各种“潜规则”的憎恨和对民主与法制的向往，要求把权力放在法治的笼子里和在阳光下运行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是否就一定能实现向法治国家转型的目标呢?不一定。在维护法律的权威性方面，首先需要维护的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性。由于宪法确立了各种政治权力运行的法律框架，在各项法律中具有标杆作用，如果天下第一“明规则”——宪法本身不能在政治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那么其他的“明规则”的遵守也就无从谈起。建设法治国家的首要一步在于通过宪法、其他各项法律和司法机构，依法确立各种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的权力边界，明确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在这种法律框架内的限定，其他各种类别法律在实践中的严格遵守就难以实现，长远意义上的政治秩序稳定也就无从保证，这是几乎所有成功现代化国家的过往经验所证明的。 反观中国的现实，宪法法律的规定和政治实践仍有相当大的差距，各种法律条文之间也有诸多含混和矛盾之处，周永康事件更引发人们反思：那些实际控制了司法力量的政治权力又如何依法得到监督和限制？如果权力不能被装进法律的笼子里，那么“明规则”就很难战胜各种“潜规则”。 （责编：萧尔） 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读者反馈 中国的政治永远凌驾于民主之上，何来“共产” dong Sh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