妨礙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是什麼？
我們知道，氣候正在變化。我們也知道，這是土地退化和化石燃料燃燒等人類活動導致碳排放增加的結果。我們還知道，形勢緊迫。
國際氣候專家近期的一份報告顯示，在短短11年裏，全球平均氣溫可能就會升高1.5攝氏度。屆時，我們會面臨「更嚴重的健康、生計、糧食安全、供水、人類安全和經濟增長問題」。專家們還發現，氣溫上升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人類和自然體系，導致極端天氣增加、極地冰蓋融化、海平面上升、乾旱、洪澇和生物多樣性消失。 但這些信息還不足以令我們的行為習慣發生重大改變來阻止氣候變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們自身的演化，那些曾經幫助人類生存下來的行為，如今卻變得不利。 然而，記住這點很重要：確實沒有其他物種演化到能製造這麼大的麻煩，但也沒有哪個物種演化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非凡能力。 旱災期間的埃塞俄比亞民眾在取水。氣溫上升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天氣系統和水系（Credit: Creative Commons） 大腦偏見 人類大腦在過去200萬年的演化方式令我們缺乏應對氣候變化的集體意志。 同一個地球未來基金會（One Earth Future Foundation）是一個致力於促進長久和平的項目孵化器，基金會的研究主管兼政治心理學家塞勒（Conor Seyle）說：「人類很不擅長理解統計學上的趨勢和長期變化。」 「我們在進化中只關注眼前的威脅。對發生概率較低但容易記住的威脅往往會高估，比如恐怖主義，但對氣候變化這類更為複雜的威脅卻往往估計不足。」 在人類出現的早期，我們每天都面臨或是生死攸關或是危及繁衍的突發挑戰，從捕食性動物到自然災害各種都有。信息太多會令大腦不知所措，致使思維遲鈍或做出錯誤的選擇，從而將自身置於危險境地。 於是，我們的大腦演化出了快速過濾信息的能力，並專注於對生存和繁衍最重要的信息。同時既能記住威脅，也能記住機遇，以便在未來避開威脅，並輕鬆回憶起在哪裏可以找到食物和住所。 這些生物進化為大腦在處理大量信息時節省了時間和精力，從而確保了我們的繁衍和生存能力。然而，到了現代社會，這些功能不再那麼有用，並會導致在理性決策時犯錯，也就是有認知偏見。「起初，認知偏見幫助人類得以存活，但現在卻讓我們難以應對危及生存的複雜長期挑戰，比如氣候變化。」塞勒說。 2019年2月，加利福尼亞州的塞瓦斯托波爾發生洪災。人類在演化中變得只關注眼前威脅而無視長遠危機（Credit: Getty） 心理學家總結了150多個普遍存在的認知偏見，其中幾個很能解釋我們為什麼缺乏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的意志。 形成這些認知偏見都是有原因的，但現在，人類正面臨有史以來所製造的，或不得不面對的最大危機，認知偏見卻削弱了我們的應對能力。 演化的好處 好消息是，人類的演化並不只是阻礙了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它也讓我們具備了處理氣候變化的能力。 以人類在精神上的「時間旅行」能力為例。與其他動物相比，我們在回憶過去和預測未來上可以說是無與倫比。 2019年2月，英國學生罷課，抗議對氣候變化的不作為。預測未來的能力使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Credit: Getty） 我們能夠想像和預測各種複雜的結果，並根據未來想要達到的結果來決定當前需要採取的行動。事實證明，如果只是我們自己，往往能夠執行這些計劃。比如，我們會投資退休賬戶並購買保險，以此用短期利益換取長遠利益。 遺憾的是，當需要採取大規模的集體行動時，這種制定計劃以確保未來取得某個結果的能力就會出問題——應對氣候變化時就是如此。作為個體，我們知道面對氣候變化自己能做些什麼。但應對這個問題還需要採取集體行動，規模超出了我們進化的能力。群體規模越大難度也就越大。還記得旁觀者效應嗎？ 但在小團體中就是另一回事了。 作為靈長類動物，我們通過演化已經能夠合作保衛領地、可持續地為群體獲取食物和資源，並同時確保遺傳的多樣性足以繁衍後代。人類學實驗告訴我們，平均而言，每個個體能夠與150個人保持穩定的關係——這一現象被稱作鄧巴數（Dunbar's number）。超過150人，社會關係就會開始破裂，影響我們對他人的信任，不再那麼依賴別人的行動去實現集體的長遠目標。 紀錄片《逐冰之旅》（Chasing Ice）和《追逐珊瑚》（Chasing Coral）的影視製作公司曝光實驗室（Exposure Labs）認識到了小群體的力量，正在利用影片動員社區就氣候變化的問題在當地採取行動。比如，在很多領導人都否認氣候變化的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曝光實驗室通過電影開啟了對話。公司邀請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講述氣候變化對他們個人的影響，受訪者來自農業、漁業和旅遊業等等。然後，他們與這些小群體合作，找到能夠立即在當地展開並產生影響的實際行動——能夠製造必要的政治壓力，迫使立法者通過相關的地方或州級法例。本地社區以個人利益出發來闡述時，人們屈從於旁觀者效應的可能性就會降低，更有機會參與其中。 塞舌爾的學校設有教育孩子可持續發展的社團。在氣候問題上，如果周圍的人是行動派，我們更有可能也行動起來（Credit: Creative Commons） 這些方法也用到了其他的心理策略。首先，小群體自己參與提出解決方案會出現稟賦效應：當擁有某樣東西（甚至是某個想法）時，我們傾向於高估它的價值。其次是社會比較：我們習慣通過參照別人來評價自己。如果周圍的人都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派，我們更有可能也行動起來。所以會在同一社區比較各家的能源消耗。研究表明，當人們在賬單上將自己的能源使用情況同鄰居比較時，更有可能少用能源。 但在所有認知偏見中，框架效應是影響我們決策的最大因素之一。如果對挑戰的描述是積極而非消極的，人類就更有可能改變行為。換句話說，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表述影響我們的應對方式。相對於消極的表述（「我們會因氣候變化而滅絶」），積極的框架（「一個使用清潔能源的未來能拯救X條生命」）更有可能讓人們行動起來。 「大部分人相信氣候真的在變化，但覺得後果離自己很遙遠，因而無能為力，」曝光實驗室的董事總經理賴特（Samantha Wright）說。「因此，為了讓人們行動起來，我們必須把重點放在當地的氣候變化上，讓人們感到問題和自己直接相關，既指出對當地的影響，也提出適合當地的解決方案，比如讓一個城市徹底改用可再生能源。」 同樣，也必須在當地鼓勵人們改變行為習慣。在這方面，哥斯達黎加走在了前列，早在1997年就開始徵收燃料碳排放稅，開創了先河。為了向納稅人強調燃料使用與所在社區的利益相互關聯，部分稅收收入撥給了農民和原住民社區，用於哥斯達黎加熱帶森林的保護和再生。哥斯達黎加環境與能源部長羅德里格斯（Carlos Manuel Rodriguez）表示，該國的碳排放徵稅體系「現在每年為這些群體創造3300萬美元的收入，扭轉了森林減少的趨勢，同時促進了經濟增長和轉型」。2018年，哥斯達黎加98%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 2015年，哥斯達黎加的一名工人正在清洗太陽能電池板。去年，該國98%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Credit: Getty） 羅德里格斯稱，哥斯達黎加還會更進一步。該國已經宣佈要在2050年實現碳中和，其中包括在2035年有70%的公共汽車使用電能，在2040年將城市汽車數量減半。規模龐大、有組織的行動是其中的關鍵，而且這得到了成百上千個小群體和社區的支持。 在更大範圍內，《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和歐盟的2050年碳中和計劃發揮著類似作用，為國家、城市、村鎮和私營企業創建了氣候變化的共同行動框架。國際鳥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是鳥類保育組織的全球聯盟，首席執行官蘇裏塔（Patricia Zurita）表示：「歐盟的2050年碳中和計劃對於在全球激發足夠的動力、意識和行動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它樹立了一個可供其他國家效仿和複製的榜樣。」 最重要的是，創新能力是人類進化出的最有用的品質。過去，我們憑借創新發現了火、發明了輪子、耕種了第一片田地。如今，這項能力可能更多地體現在太陽能電池板、風力發電廠、電動汽車和碳定價上。此外，我們還演化出了傳播這些創新所需的工具和技術，使一個想法或一項發明能夠走出自己的家及所在的城鎮。 從精神時間旅行到合作性社會行為，再到我們創新、教育和學習的能力，所有這些演化結果始終，並將繼續確保人類得以生存——儘管我們面臨的威脅已與採獵時代截然不同。 通過演化，人類已經能夠阻止人為因素導致的氣候變化。現在，我們必須行動起來。 請訪問 BBC Future 閲讀 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