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政變：街頭抗議者的犧牲、擔心與訴求
面對日益嚴峻的暴力鎮壓，成千上萬的緬甸普通人每天都在面臨艱難的選擇。
緬甸抗議者來自各行各業。 在緬甸軍隊聲稱去年大選存在廣泛舞弊、並在2月1日奪取控制權後，抗議者走上街頭示威，要求恢復民選政府。 根據聯合國的統計，自抗議爆發以來，至少有149人死亡。實際數字據信可能還要高很多。 以下是幾位繼續堅持抗議的示威者的親訴。 為女兒的未來而抗爭的年輕母親 諾（Naw）是民族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她說她參加抗議是希望一歲的女兒能有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我是緬甸少數民族--克倫族的成員，抗爭對我來說並不陌生。 今天的抗議者要求釋放領導人昂山素季和總統吳溫敏，並認可2020年的大選結果。但作為少數民族的我們有更深的訴求。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所有緬甸族裔的聯邦民主聯盟。 緬甸軍政府以分裂和征服手法統治緬甸多年，但現在所有族裔都團結起來了。 我有一個小女兒，她才一歲。我不希望她因為我的行動而受苦。我之所以參加抗議是不希望她像我一樣在獨裁體制下長大。 我在參加抗議前跟丈夫商量。我對他說，萬一我被捕了或是死了，希望你照顧好我們的孩子，並繼續好好生活下去。 我們將自己完成這場革命，不要把它留給下一代。 「如果你真要殺，請先殺我，我願意獻出生命。」 幫助醫生逃離的醫務人員 南達（Nanda）在丹老縣一家醫院工作。醫務人員站在了此次緬甸抗爭的前沿。但南達說，丹老的醫生們因為擔心被軍隊帶走不得不躲藏起來。 那是3月7日的一個夜晚，馬上就要實行宵禁了。 我開著一輛有貼膜的車，接上一位骨科醫生和他的妻子，還有另外一名醫生和他的家人等。在夜色的掩護下，我們把他們的行囊裝上車，然後開車送他們到安全的地方。 就在一天前，政府官員致電我們當地醫院，索要那些參加公民抗爭運動的專家、醫務人員以及護士的名字。我們當中有人擔心：他們為什麼要知道名字？如果官員來找他們會發生什麼？ 所有在職醫生（那些為政府工作的醫生）一致決定他們將藏起來，擔心一旦被抓會發生什麼。我被指派去幫助一些醫生逃走。 回到車裏，人們感到氣憤和難以置信。 那名醫生問道：「為什麼我們這些醫生和醫務人員不得不像罪犯一樣躲藏起來，而他們卻為所欲為？」 我也感到不舒服，我從未想過有一天我會幫助那些沒有任何過錯的醫生藏起來。 轉天，能照看丹老百姓的專家就只剩下幾個人了。抗議者、圍觀者的手指、手或者顱骨被士兵打傷、打折，不再有足夠的外科醫生來為他們治療。 也沒有產科醫生和婦科醫生來幫助分娩的女性了。醫務工作者一直是抗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現在他們都走了。 攝影師男子 貌（Maung）是仰光的一名電影製片人。抗議開始時，他決定用攝像頭來記錄每天的進展。 2月28好這一天令我難以忘記。我當時在仰光的大街上，就站在路障後面。 我當時正用手機拍攝。數百名示威者呼喊著口號並敲打著瓶子和罐頭。大約有100人向我們迅速走來，我不知道他們是警察還是士兵。 在毫無警告的情況下，他們開始向我們射擊。他們使用了震撼彈、子彈和催淚彈。 我跑到了一條事先找好的逃生路線，同時還沒忘了繼續拍攝。我們大多數人都設法逃掉了。 我現在在參加抗議時必須要戴頭盔和防熱手套。如果有可能，我們會試著把催淚彈扔回去。大多數時候，我們能讓它失靈，先用濕衣服蓋住，然後往上澆水。 許多人還戴著廉價的防毒面具，但它不能起到完全的保護作用。我們發現用可樂飲料洗臉可以有效消除毒氣。 作為製片人和抗議者，我決定每天抗議並製作一個短視頻。現在再看這些視頻，我可以重新體驗抵抗運動，看到它如何從和平抗議轉變到冒著生命危險的抗爭。 這比任何電影都更真實。 被軍隊困住的一名女子 斐（Phyo）是一名研究人員。她跟200人一起參加了在仰光三橋區的一場抗議活動，但他們遭到軍隊的堵截。至少40人被捕。 那是3月8日大約下午2點，保安部隊開過來並堵住了我們。這時，一些附近的住家把門打開並向我們招手，讓我們進去。 保安部隊在外面，等著我們出去。我們房間裏一共有7人，六女一男。 那家人非常善良，給我們食物。我們當時想，幾個小時後再離開就沒事了。大約在晚上6點半的時候我們開始感到焦慮。 我們意識到保安部隊不會離開，於是決定想辦法逃出去。 為我們提供藏身之地的主人告訴我們哪條街比較安全，還有那些可以藏身的其他地方。 我們都把自己的隨身物品留在了第一位房主家裏。我換上一條筒裙離開了，這樣看上去就跟當地居民一樣。我還刪除了手機上的許多軟件，拿了一點現金。 我們在另外一處安全地點呆了一整晚。第二天早晨，我們聽說保安部隊已經走了...... 插圖：BBC Davies Surya （為安全起見，文中抗議者的名字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