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共受害者與迫害者於一身的劉少奇
45年前的今天，1969年11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河南開封市北土街10號因急性肺炎得不到應有的治療而去世，享年71歲。他的遺體在死後很快被秘密火化，火化單姓名欄上的名字是「劉衛黃」，職業是「無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分析人士認為他也是罪惡歷史的推波助瀾者。 在1980年中國當局為劉少奇平反時，稱他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理論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勛」，曾任兩屆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劉少奇之死，被歸咎於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政治陷害。 的確，根據許多史料介紹，劉少奇和鄧小平一起，從1966年10月開始受到當時的第三號人物林彪和文革領導小組成員陳伯達等人在黨內的批評；到1966年底，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公開把劉少奇稱為「中國黨內的赫魯曉夫」，開始了對劉少奇的「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但是許多分析人士和中國老百姓卻認為，身為當時中國第二號人物的劉少奇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幾個月內就被打倒，是因為毛澤東自1962年開始就在懷疑劉少奇威脅自己的最高領導地位，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目的之一，就是要把劉少奇從自己身邊除掉。 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 儘管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開始，劉少奇就是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但是對於毛澤東發起的餓死數千萬人的大躍進，劉少奇公開批評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此後劉少奇和鄧小平一起主持黨和國家的主要工作，而毛澤東則在1964年底退居二線。 對於惜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毛澤東，劉少奇已經成為他的權位的最大威脅，所以根據許多記載文件，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後的兩個月發表了針對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明確指明黨中央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此後，中共黨報《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專政和叛徒中國赫魯曉夫》的社論，稱這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這場鬥爭集中表現為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鬥爭，而鬥爭的焦點始終是一個政權問題。 《人民日報》的社論還影射劉少奇是在資產階級方面始終掛帥的人物，稱他是「中國的赫魯曉夫，反革命的理論是他提供的，反革命的活動是他策劃的，他是中國一切反動勢力的總後台」。 研究文革的中國旅美學者宋永毅教授在接受BBC中文網的採訪時說，劉少奇悲劇的根本問題是在於猜疑成性毛澤東已經認定劉少奇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認為劉少奇嚴重威脅著自己的權位，所以絞盡腦汁除之為快。 流亡美國的中前總理趙紫陽的智囊之一、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嚴家其在《文革十年史》中提到，劉少奇在被隔離囚禁中癱瘓，但是仍然被綁在牀上六個月，直到死亡。 宋永毅也說，根據劉少奇的最後病例，他死於急性肺炎的高燒，而肺炎在當時的中國並不是難治的病，但是醫務人員要求轉院和給一些先進的藥物，卻沒有得到毛澤東和中央辦公廳的批准。那只能理解為毛澤東顯然並不願意他再活下去。 「最大受害者和罪惡歷史製造者之一」 但是在指出劉少奇的死充分地表現出中共黨內鬥爭「你死我活」的殘酷性的同時，宋永毅教授認為，劉少奇作為文革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在中共五十多年的政治運動中，共產黨內的受害者經常先是迫害者，後來才成為受害者，他們曾為最後迫害他們致死的政治運動推波助瀾。 劉少奇的經歷也符合宋永毅教授的這一理論，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彭德懷和「高饒反黨聯盟」問題上，無論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國防部長、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和原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劉少奇都曾經狠整過他們。 劉少奇在1962年初曾說，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反黨集團的鬥爭，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稱彭德懷是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餘孽，因此決不能為彭德懷平反。而高崗則在1950年代初就和劉少奇意見不合。 在許多分析人士看來，即便是劉少奇後來表示反對的大躍進，他在開始時也曾積極擁護，而且是踴躍的執行者，有批評者還說，劉少奇不僅是大躍進的被動執行者，甚至也是「推手」，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劉少奇也有不可推卸、不可逃脫的責任。 至於最後置他於死地的文化大革命，儘管近年來網上流傳了一張1966年8月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在天安門上的照片，照片中林彪、周恩來、鄧小平等所有領導人手中都揮舞著一本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唯獨劉少奇沒有，因此有分析人士認為這顯示了劉少奇對文革的不滿，但是作為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劉少奇對於這場國家的浩劫也曾投票贊成。 宋永毅教授說，劉少奇在文革發動中直至他失去自由前都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對中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他都是投了贊成票的。那麼他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他對文革起碼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 就連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1999年時也曾承認：「不管有多少客觀原因，他身為國家主席，沒有能阻止國家陷入大災難；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沒能制止黨受到大破壞；作為人民信任的領袖，沒能保護人民免受巨大的損失。算不算一種失職呢？我想，這是不能以『維護黨的統一』，或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委曲求全』來解釋的。」 （責編：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