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從疫情引發民間不滿看中國高壓體制面臨的挑戰
中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出現已經一個多月，截至目前已帶走200多人的生命。
近兩周來，中國官方部門在疫情上的回應似乎更加主動，一些來自中國體制內人士的「大膽」言論也獲得很多認同。圖為1月23日，一名女性與男童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前合影。 從12月底到現在，龐大的中共機器在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幾次講話後圍繞疫情進行全方位總動員。但同時，沮喪與恐慌擴散在民間擴散，中國當局慣用的「維穩」手段不斷遭受質疑，即使自上而下的輿論管制也很難完全阻擋洶湧的民意。 在這場重大公共衛生危機面前，中國民間與官方之間可以看到明顯隔閡，為極度高壓的體制帶來挑戰。 體制內的鬆動 疫情爆發的最初幾周，官方的懈怠與不作為一直是中國民眾最大的不滿之一。現階段中共體制內的一些矛盾伴隨疫情一起被暴露了出來。 12月底武漢衛健委已宣佈發現「不明情況肺炎」。但直到1月20日習近平就疫情作出指示之前，無論是北京的中央政府還是疫情中心的湖北及武漢地方政府，均未就疫情進行太多回應與披露。派往武漢的專家組成員王廣發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疫情「可防可控」，這四個字也成為當時輿論的主基調。 1月20日習近平下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全力做好防控工作」，直到此時疫情全貌才慢慢浮現。12月31日至1月17日期間，中國境內確診數量僅從27例增加為62例，而20日至今則從290例迅速飆升至1975例。之後習近平連續多次公開提及疫情，宣佈成立中共疫情工作領導小組，並向WHO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強調自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在恐慌情緒在公眾中間迅速發酵之際，這些都是北京向中國各地及外界釋放的穩定信號。 與此同時，近兩周來，中國官方部門在疫情上的回應似乎更加主動，一些來自中國體制內人士的「大膽」言論也獲得很多認同。 1月30日湖北省黃岡市宣佈，免去黃岡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唐志紅職務，這是這次疫情中首個因工作不力被解職的官員。黃岡是除武漢外中國疫情最嚴重的城市，根據湖北衛健委消息截至1月30日黃岡已確診573人，死亡12人。唐志紅之前曾被中國中央電視台的鏡頭拍到，面對中央巡視組關於黃岡定點醫院「收治多少病人」等基本問題「一問三不知」。 1月29日，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張文宏的一段話也在互聯網上引起共鳴。在一段視頻中，張文宏面對中央電視台等媒體表示，已經把自己所在醫院的抗疫一線醫生全部換為共產黨員，「共產黨員在宣誓的時候不是說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著困難上……你平時入黨，我不管你有什麼想法，對不起，現在你馬上給我上去」，「人不能欺負聽話的人」，他說。 「都像他這樣，事情就不會發展這麼嚴重了，」一名微博網民留言稱。「我們還是低調點，保護他一下吧，」另一名網民表示。 這是習近平時代中國面臨的最大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在向社會危機演變。圖為1月22日兩名中國解放軍士兵在北京站戴口罩執勤。 體制遭遇疫情挑戰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必須要讓民眾認同他們處理這場危機的手段，這意味著他們需要得到社會的接受與認可，」香港城市大學亞洲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唐寧思（Nicholas Thomas）表示。「所以這次他們的反應更快了。」 與2002年至2003年爆發的「非典」（Sars，又稱「沙士」）相比，這次中共反應明顯更及時。在「非典」疫情中，地方政府的瞞報情況嚴重，導致病毒在中國及多個周邊國家及地區大爆發。但有研究中國的分析人士認為，這次出現的改變不能說明中共體制在應對這次疫情時變得更加開明，換句話說，這可能只是一時之策。 「也許會有變化存在，但這不能說明是這個體制有什麼改變，」中國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於華表示。「因為這次疫情實在是太嚴重了，這也只能算是在嚴峻的形勢下，體制被民眾的訴求和憤怒逼到了這一步，」她告訴BBC中文。 截至1月30日24時，中國官方宣佈境內31個省已報告確診病例9692例，死亡213例，疑似病例15238例。擴散規模與確診人數已經超過「非典」。 民意隔閡 截至1月30日24時，中國官方宣佈境內31個省已報告確診病例9692例，死亡213例，疑似病例15238例。 這是習近平時代中國面臨的最大公共衛生危機，同時也在向社會危機演變。 儘管官方輿論傳遞的積極抗疫信號獲得了一些支持，但仍無法抵消公眾的質疑、不滿與不信任。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一些中國媒體在武漢前線採訪到的辛酸案例也激起更多人的同情及憤怒。許多民間志願者團體和個人在用自己的力量為醫院籌集口罩、防護服等防護物資，並在網上求助的病患及家屬想方設法尋找就醫途徑與資源支持。民間力量在這次疫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獲得的認可遠遠超過政府部門。 郭於華認為，這種現象說明公眾的忍耐已經到達極限。「如果說之前的其他公共事件中，中國人還可以說這不關我的事，是他人的災難的話，這一次涉及這麼多人，已經到了人人自危、觸及生存底線的時候了，」她說。「這是人們在危機關頭的一種覺醒。」 過去幾年來，中國體制內的權力不斷收緊，使得原本就缺乏制衡的一黨體制愈發趨於保守。這在短時間內給當權者施政提供便利，但也讓中共政權在面對重大社會危機時變得更加脆弱。 「如果是在民主體制內，信息可以更加透明，民眾可以在遇到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時更清楚如何尋找可以信任的信息資源，以此來打消他們的恐懼。」唐寧思向BBC中文解釋稱，在現在的中國，民眾很難找到可以回應他們訴求的信息，因此會產生更大憤怒與民怨。 向社會危機演變 儘管這場疫情給中共在穩定性與合理性上帶來巨大挑戰，但專家認為，很難說中共是否會從中吸取教訓，在下一個公共衛生危機到來前對體制內部進行改變。 「這取決於在這場疫情的最後人們會對政府的做法作出如何評價，」唐寧思稱。「透明度與良性溝通是其中關鍵。」 郭於華認為，這次危機可能會讓一些中國人看清中國「舉國體制」的弊端，但在缺乏制衡的權力面前，民意的力量對比「太懸殊了」，因此很難使得目前體制有任何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