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40年：回憶改變人生軌跡的那一刻
40年前， 中國決定恢復因文革中斷十多年的高考制度，幾百萬學子躍躍欲試， 20萬幸運兒如願以償。這是中國朝改革開放邁出的第一步。BBC東亞部的華英回憶她的高考經歷。
1978年上大學那年在北京一個公園 1977年是不同尋常的一年。文革已結束，大規模改革尚未開始，但到處是新氣象。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是，知識重新受到尊重。 在小學教英語 1977年2月，我被分配到北京西城區的一所重點小學教英語。之前我在一個培養小學外語教師的師範學校學習了3年。 我認為自己相當幸運。在我之前，哥哥姐姐都上山下鄉；而我的同學，很多都被送到郊區插隊，能留城的，也只能在街道工廠做工。 我負責教3年級4個班的英語課，200個學生，每班50人， 年齡10歲。 一周之內我記住了全部學生的名字，想盡辦法採取活潑多樣的教學方法讓孩子們對學英語感興趣。幾個月之後我在全校作了一堂示範課，也就是說領導和同事已經看到我的潛力。 晚秋的一天，我剛從鄉下帶高年級學生學農返京，家人告訴我，國家已決定在當年恢復高考，所以我可能有機會參加考試。 我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已經放棄了上大學的想法，安心於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英語老師。突然而來的消息，令人興奮不已。 1977年冬季全國有570萬人參加高考，最小16歲，最長的過30；錄取了27.3萬人。錄取率為4.8%， 為歷史最低。 讀書難 小時候我們都看過《我要讀書》這本書，講的是解放前窮人家的孩子高玉寶酷愛學習但繳不起學費，還要給地主幹活的故事。我們都很感動，認為我們幸運趕上了好時代，一定要好好學習。 不幸的是，小學沒上完就趕上文革，學習文化知識不再重要。知識分子被稱作臭老九，" 知識越多越反動"是經常聽到的口號；到中學的時候， 國家樹立的榜樣包括和班主任作對的黃帥，在工農兵大學生選拔時考試交白卷的張鐵生，以及自稱"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 的農村女學生張玉勤。 在那個年代， 中學畢業後直接上大學絶對不可能，只有少部分已經工作的人才有可能被選拔成為工農兵學員。 但我相信，不少人心中一直沒有放棄讀書的意願，就像那個貧窮要強的孩子高玉寶。 1977年8月４日，鄧小平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決定在當年恢復高考。 歷史時刻 恢復高考的消息一傳出，全國上下反響強烈。我們學校一共有8名教師希望參加考試。校長非常開明，她說支持我們報考，只是不能請假複習，要照常教課， 但是可以不參加會議。 接下來的幾個月，我白天上班，晚上複習，周日和同學一起接著複習，討論報考志願。我們到處搜集材料，手抄的，油印的，猜作文考題，複習英語語法，還要應付毫無把握的數學和枯燥無味的歷史…… 沒有人討論考試失敗怎麼辦。大家只想如何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 12月初寒冷的一天，我乘公共汽車到北京35中學參加考試。我只記得黑壓壓的人群和那充滿期待的目光；十多年來，我們第一次可以主導自己的命運。 第一天的語文考試， 作文題目是「我在這戰鬥的一年裏」。 對我來說是一馬平川。沒有什麼比在小學教英語更靠題了。接下來有英語，數學和歷史考試。 我順利通過筆試，之後到北京大學參加了口試，第一次接觸大學老師，看到優雅的北大校園。 1978年2月，寒假的最後一個星期六，我所在小學的全體職工返校，為新學期做凖備， 打掃衛生，做新教案等等。校長到教育局去領取高考錄取通知書。 如果拿到通知，這將是我在這個小學工作的最後一天；如果拿不到，我就周一回來繼續教英語。 我心不在焉地擦玻璃掃地，一邊思量高考結果對我的影響。 響亮的名字——77屆 接近中午，校長回來宣佈，8個考生5個獲得錄取，她感到非常自豪, 儘管所有體育老師都中舉要離開！下午學校匆忙舉行了告別會， 每人發了一個筆記本作為紀念。 幾天以後，我到北京大學報到。 1978年清華大學學生在上課；穿著打扮實在不時髦，但看看同學們的眼神，便知道上大學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鄧小平在1977年恢復工作後首先抓教育，8月份召集會議討論恢復高考的問題，儘管文革的一些因素還在影響部分人的思維，但國家百廢待興，時不我待，鄧小平一舉定乾坤。這是文革後撥亂反正的第一個大舉動，深得人心。 1977年冬季全國有570萬人參加高考，最小16歲，最長的過30；錄取了27.3萬人。錄取率為4.8%， 為歷史最低。 我們被稱作77屆 。77屆代表一代人，我們吃過苦，上過班，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執著； 77屆是幸運兒，趕上了改革開放的首班車。77屆將成為國家建設的棟樑…… 77年高考經歷告訴我們，追求知識是人性，學習的渴望即使被暫時被壓制，也不會永久消失。 回想當年，只有在中國那種特定的政治形勢下，才會出現如此戲劇性的政策轉變。我們這些小人物，便跟著瀟灑地走了一回…… 我保留至今的兩枚北大校徽；當學生時戴白色的，當教師時戴紅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