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山西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之也。
古之所谓山西即今关中。《史记·太史公自序》： 萧何填抚山西。 《方言》： 自山而东五国之郊。 郭璞解曰： 六国惟秦在山西。 王伯厚《地理通释》曰： 秦汉之间，称山北、山南、山东、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势。《正义》以为华山之西，非也。
○陕西《续汉·郡国志》： 陕县有陕陌，二伯所分，故有陕东、陕西之称。 《水经注·河水》： 又东得七里涧，涧在陕西七里。 《宋书·柳元景传》： 庞季明率军向陕西七里谷。 《北史·魏孝武帝纪》： 高昂率劲骑及帝于陕西。 《旧唐书·大宗纪》： 贞观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坏陕西河北县。 《肃宗纪》： 乾元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郭英义为陕州刺史、陕西节度潼关防御等使。 《肃宗诸子传》： 杞王亻垂充陕西节度大使。 《李渤传》： 泽潞节度使郗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陕西。 《回纥传》： 广平王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贼战于陕西。 皆谓今陕州之西。後人遂以潼关以西通谓之陕西。
晋时以关中为陕西。《晋书·宣帝纪》： 西屯长安，天子命之曰： 昔周公旦辅成王，有素雉之贡。今君受陕西之任，有白鹿之献。  《张实传》： 愍帝末，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张华祖道。 梁王肜《应诏诗》： 二迹陕西，实在我王 是也。东晋则以荆州为陕西。《南齐书》曰： 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放称荆州为陕西也。 考之于史，桓冲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 故太尉冲，昔藩陕西，忠诚王室。 《毛穆之传》： 瘦翼专威陕西，刘毅为荆州刺史，安帝诏曰： 刘毅推毅陕西。 《南史·宋文帝纪》： 命王华知州府，留镇陕西。 《宋书》：蔡兴宗为辅国将军，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顗曰： 舅今出居陕西。 《邓琬传》：晋安王子勋檄曰： 前将军荆州刺史，临海王子顼练甲陕西，献徒万数 是也。亦有称陕东者。《晋书·载记》：刘聪署石勒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又加崇为陕东伯。
唐太宗为秦王时，拜使持节陕东道大行台。
○山东河内古所谓山东者，华山以东。《管子》言： 楚者，山东之强国也。 《史记》引贾生言：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馀郡。 《後汉·陈元传》言： 陛下不当都山东。 盖自函谷关以东，总谓之山东，内者，在冀州三面距河之内，《史记》正义曰： 古帝王之都多在河东、河北，故呼河北为河内，河南为河外。 又云： 河从龙门南至华阴，东至卫州东北入海，曲绕冀州，故言河内。盖自大河以北总谓之河内，而非若今之但以怀州为河内也。
○吴会宋施宿《会稽志》曰： 按《三国志》，吴郡会稽为吴、会二郡。张谓： 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 《孙贲传》云： 策已平吴、会二郡， 《朱桓传》云： 使部伍吴、会二郡。 《全琮传》云： 分丹阳、吴、会三郡险地为东安郡 是也。前辈读为 都会 之会，殆未是。钱康功曰： 今平江府署之南名吴会坊。《汉书·吴王濞传》：上患吴会轻悍。 按今本《史记》、《汉书》并作 上患吴、会稽 ，不知顺帝时始分二郡，汉初安得言吴会稽？当是钱所见本未误，後人妄增之。
魏文帝诗：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陈思王《求自试表》曰： 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 晋文王与孙皓书曰： 惠矜吴会，施及中土。 魏元帝加晋文王九锡，文曰： 扫平区宇，信威吴会。 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曰： 朝服济江，扫除吴会。 陈寿《上诸葛亮集》曰： 身使孙权求援吴会。 羊祜上疏曰： 西平巴蜀，南和吴会， 荀勖《食举乐东西厢歌》曰： 既禽庸蜀，吴会是宾， 左思《魏都赋》曰： 览麦秀与黍离，可作谣于吴会。 武帝问刘毅曰： 吾平吴会，一同天下， 石崇奏惠帝曰： 吴会僭逆，几于百年。 石勒表王浚曰： 晋祚沦夷，远播吴会。 慕容谓高瞻曰： 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 丁琪谏张祚曰： 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 此不得以为会稽之会也。盖汉初元有此名，如曰 吴都 云尔。
若《孙贲、朱桓传》则後人之文偶合此二字，不可以证《吴王濞传》也。○江西广东广西江西之名殆不可晓，全司之地并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称江西者并在秦郡、历阳、庐江、之境。盖大江自历阳斜北下京口，故有东西之名。《史记·项羽本纪》： 江西皆反。 扬子《法言》： 楚分江西。 《三国志·魏武帝本纪》： 进军屯江西郝溪。 《吴主传》： 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孙瑜传》： 宾客诸将多江西人。 《晋书·武帝纪》： 安东将军王浑出江西。 《穆帝纪》： 江西乞活，郭敞等执陈留内史刘仕而叛。 《郗鉴传》： 拜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镇合肥。 《桓伊传》： 进督豫州之十二郡扬州之江西五郡军事。 今之所谓江北，昔之所谓江西也。故晋《地理志》以庐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寿春，皆谓之江西。今人以江、饶、洪、吉诸州为江西，是因唐贞观十年，分天下为十道，其八日江南道。开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理苏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称江东、江西尔。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谬矣。
今之广东、广西亦广南东路、广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献通考》： 太宗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其十七曰广甫东路，其十八曰广南西路。
○四川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粹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渭之川峡四路，後遂省文名为四川。
○史记富川国薛县之误汉鲁国有薛县。《史记·公孙弘传》： 齐川国薛县人也。 言齐，又言川，而薛并不属二国，殊不可晓。正义曰： 《表》云： 川国，文帝分齐置，都剧。 《括地志》云： 故剧城在青州寿光县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县界， 《地理志》： 薛县属鲁国。 按薛与剧隔兖州及泰山，未详。今考《儒林传》言： 薛人公孙弘。 是弘审为薛人，上言齐川者误耳。
《续汉·郡国志》： 薛，本国。 注引《地道记》曰： 夏车正奚仲所封，冢在城南二十里山上。 《皇览》曰： 靖郭君冢在鲁国薛城中东南陬。孟尝君冢在城中向门东。向门，出北边门也。 《诗》云： 居常与许。 郑玄曰： 常或作 尝 。在薛之旁，为盂尝君食邑。 《史记·越世家》： 愿齐之试兵南阳莒地，以聚常，郯之境。 索隐曰： 常，邑名。盖田文所封者。 《魏书·地形志》： 薛县，彭城郡，有奚公山、奚仲庙、孟尝君家。 《水经注》： 今薛县故城侧犹有文家，结石为郭，作制严固，莹丽可寻。 而《史记·孟尝君传》正义曰： 薛故城在徐州滕县南四十四里。 今《淄川县志》据《公孙弘传》之误文，而以为孟尝君封邑，失之矣。又按《地理志》： 川国，三县，剧、东安平、楼乡。 剧在今寿光县西南，东安平在今临淄县东南一十里，楼乡未详所在。又《高五王传》： 武帝为悼惠王家园在齐，乃割临淄东圜悼惠王家园邑，尽以予川。 足明川在临之东矣。今之淄川不但非薛，并非汉之西川，乃般阳县耳。以为汉之川，而又以为孟尝君之薛，此误而又误也。○曾子甫武城人《史记·仲尼弟子传》： 曾参，南武城人。  澹台灭明，武城人。 同一武城，而曾子独加 南 字，南武城故城在今费县西南八十里石门山下。正义曰： 《地理志》：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 《春秋·襄公十九年》： 城武城。 杜氏注云： 泰山南武城县。 然《汉书》泰山郡无南武城，而有南成县，属东海郡。《续汉志》作 南城 ，属泰山郡。至晋始为南武城。此後人之所以疑也，宋程大昌《澹台祠友教堂记》曰： 武城有四：左冯翊、泰山、清河、定襄，皆以名县。 而清河特曰东武城者，以其与定襄皆隶赵，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干游之所宰，其实鲁邑。而东武城者，鲁之北也，故汉儒又加南以别之。史迁之传，曾参曰南武城人者，创加也；子羽传次曾子，省文但曰武城，而《水经注》引京相潘曰： 今泰山南武城县，有澹台子羽冢，县人也。 可以见武城之即为南武城也。孟子言：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 寇至，盍去诸？ 曰： 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  《新序》则云：鲁人攻费阝，曾子辞于费阝君曰： 请出，寇罢而後复来，毋使狗豕人吾舍。《战国策》甘茂亦言： 曾子处费。 则曾于所居之武城，费邑也。哀公八年传： 吴代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 又曰： 吴师克东阳，而进舍于五梧。 《续汉志》云南城有东阳城，引此为证。又可以见南城之即为武城也。南城之名见于《史记》，齐威王曰： 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 《汉书》但作 南成 ，孝武封城阳共王子贞为南成侯。而後汉王符《潜夫论》云： 高阝毕之山，南城之冢。 章怀太子注： 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费县西南。 此又南成之即南城，而在费之证也。成化中，或言嘉祥之南武山有曾子墓，有渔者陷入其穴，得石褐而封志之。嘉靖十二年，吏部侍郎顾鼎臣奏求曾氏後，得裔孙质粹于吉安之永丰，迁居嘉祥。十八年，授翰林院五经博士，世袭。夫曹县之冉固，为秦相穰侯魏冉之冢。而近人之撰志者，以为仲弓如此之类，盖难以尽信也。
○汉书二燕王传《汉书·燕王定国传》： 杀肥如令郢人。 按《地理志》，肥如自属辽西郡，不属燕。《武帝本纪》： 元朔元年秋，匈奴入辽西，杀太守。 《诸侯王表》言： 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国自析，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亡南北边矣。 然则肥如今之杀于燕，必在元朔以前，未析边郡之时也。
《燕王旦传》： 发民会围大猎文安县，以讲士马。 其上云： 武帝时，旦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 是文安已削，不属燕，又云： 昭帝立，大将军霍光秉政，褒赐燕王钱三千万，益封万三千户。 《昭帝本纪》亦云： 始元元年，益封燕王、广陵上及鄂邑长公主各万三千户。 然则文安县之仍属于燕，必在益封万三千户之後也，此皆史文之互见者，可以参考而得之也。○徐乐传《汉书》： 徐乐，燕郡无终人也。 《地理志》无燕郡，而无终属右北平。考燕王定国，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杀，国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为燕王，而其间为燕郡者十年，而志轶之也。徐乐上书当在此时，而无终以其时属燕，後改属右北平耳。
○水经注大梁灵丘之误《左传·桓九年》： 梁伯伐曲沃。 注： 梁国在冯翊夏阳县。 芮曰： 梁近秦而幸焉 是也。《汉书·地理志》云： 冯翊夏阳县，故少梁也。 《水经注》乃曰： 大梁，周梁伯之居也。梁伯好土功，大其城，号曰新里。民疲而溃，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 《竹书纪年》： 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都于大梁 是也。是误以少梁为大梁，而不知大梁不近秦也。《汉书》： 代郡灵丘。 应劭曰： 赵武灵王葬其东南二十里，故县氏之。 《水经注》曰： 《史记》： 赵敬侯二年，败齐于灵丘。 则名不因灵王也。按《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威王元年，三晋因齐丧来伐我灵丘。 《赵世家》： 惠文王十四年，相国乐毅将赵、秦、韩、魏、燕攻齐，取灵丘。十五年，赵与韩、魏、燕共击齐，王败走，燕独深入取临淄。 而孟子谓氐{圭黾}曰： 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 此别一灵丘，必在齐境，後入于赵。而孝成王以灵丘封楚相春申君，益明其不在代郡矣。《水经注》云云，是误以赵之灵丘为齐之灵丘，而不知齐境不得至代也。
○三辅黄图汉西京宫殿甚多，读史殊不易晓。《三辅黄图》叙次颇悉，以长乐、未央、建章、北宫、甘泉宫为纲，而以其中宫室台殿为目，甚得体要。但其无所附丽者悉入北宫及甘泉宫下，则舛矣。今当以明光宫、太子宫二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内诸宫；永信宫、中安宫、养德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宫异名；长门宫、钩弋宫、储元宫、宣曲宫别为一条，为长安城外离官；昭台宫、大台宫、扶荔宫、蒲萄宫别为一条，为上林苑内离宫；宜春宫、五柞宫、集灵宫、鼎湖宫、思子宫、黄山宫，池阳宫、步寿宫、万岁宫、梁山宫、回中宫、首山宫别为一条，为各郡县离宫。别有明光宫，不知其地，附列于後。而梁山宫当并入秦梁山宫下。则区分各当矣。
○大明一统志永乐中，命儒臣纂天下舆地书。至天顺五年乃成，赐名曰《大明一统志》，御制序文，而前代相传如《括地志》、《太平寰宇记》之书皆废。今考其书，舛谬特甚，略摘数事以资後人之改定云。
《一统志》： 三河，本汉临们县地。 今考两汉书，井无临氵句县。《唐书·地理志》： 幽州范阳郡潞县 下云： 武德二年，置临氵句县。贞观元年，省临氵句。 而 蓟州渔阳郡三河 下云： 开元四年，祈路县置。 故知本是一地，先分为临氵句，後分为三河，皆自唐，非汉也。
《一统志》引古事舛戾最多，未有若密云山之可笑者。《晋书·石季龙载记》： 段辽弃令支奔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使征东将军麻秋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曰： 彼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不疑也，若伏重兵要之，可以得志。 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兵三万迎辽，为烙所袭，死者什六七，秋步遁而归。 是段辽与燕合谋而败赵之众也。今《一统志》云： 密云山在密云县南一十五里，亦名横山。昔燕。赵伏兵于此，大获辽众。 是反以为赵与燕谋而败辽之众，又不言段，而曰辽，似以辽为国名。岂修志诸臣并《晋书》而未之见乎？
《一统志》： 杨令公祠在密云县古北口，把宋杨业。 按《宋史，杨业传》： 业本太原降将，太宗以业者于边事，迁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都部署。会契丹人雁门，业领麾下数千骑，自西京而出，由小径至雁门北口，南向背击之，契丹大败，以功迁云州观察使。雍熙三年，大兵北证，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路行营都部署，命来副之。以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亻先、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护其军。连拔云，应，衰，朔四州，师次桑干河。会曹彬之师不利，诸路班师，美等归代州。未几，诏迁四州之民于内地，令美等以所部兵护之。时契丹复陷寰州，亻先令业趋雁门北川。业以为必败，不可。亻先逼之行，业指陈家谷口曰： 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 美即与亻先领麾下兵陈于谷口。自寅至已，亻先使人登托逻台望之，以为契丹败走，欲争其功，即领兵离谷口。美不能制，乃缘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即麾兵却走。业力战，至谷口，望见无人，即柑膺大励，再率帐下士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业犹手刃数十人，马重伤不能进，为契丹所擒。不食三日死。 是业生平未尝至燕。况古北口又在燕东北二百余里，地属契丹久矣，业安得而至此？且史明言雁门之北口，而以为密云之古北口，是作志者东西尚不辨，何论史传哉。又按《辽史·圣宗纪》： 统和四年七月丙子，枢密使斜轸奏复朔州，擒宋将杨继业。 《耶律斜轸传》： 继业败走，至狼牙村，众军皆溃。继业为飞矢所中，被擒。 与《宋史》略同。《密云县志》： 威灵庙在古北口北门外一里，祀宋赠大尉大同军节度使杨公。 成化十八年，礼部尚书周洪范《记》引《宋史》全文，而不辨雁门北口之非其地。《丰润县志》： 令公村在县西十五里，宋杨业屯兵拒辽于此。有功，故名。 并承《一统志》而误。
《一统志》： 辽章宗陵在三河县北五十五里。 考辽无章宗，其一代诸帝亦无葬三河者。
《一统志》： 全太祖陵、世人陵俱在房山县西二十里三峰山下。宣宗陵、章宗陵俱在房山县两大房山东北。 按《金史·海陵纪》： 贞元三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五月乙卯，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十一月乙巳朔，梓宫发丕承殿。戊申，山陵礼成。正隆元年七月己酉，命太保昂如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丁丑，如大房山，行视山陵。十月乙酉，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闰月己亥朔，山陵礼成。 又《太祖纪》： 太祖葬睿陵。 《太宗纪》： 太宗葬恭陵。 《世宗纪》： 世宗葬兴陵。 《章宗纪》： 章宗葬道陵。 又《熙宗纪》： 帝被弑，葬于皇後裴满氏墓中。贞元三年，改葬于大房山蓼香甸，诸王同兆域。大定初，追上谥号，陵曰思陵。二十八年，改葬于峨眉谷，仍号思陵。 又《海陵纪》： 葬于大房山鹿门谷，投降为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又《睿宗纪》： 大定二年，改葬于大房山，号景陵。 《显宗纪》： 大定二十五年十一月庚寅，葬于大房山，章宗即位，号日裕陵。 是则金代之陵自上京而迁者十二帝，其陵曰光、曰熙、曰建、曰辉、曰安、曰定、曰永、曰泰、曰献、曰乔、曰睿、曰恭。其崩于中都而葬者二帝，其陵曰兴、曰道。被弑者一帝，其陵曰思。追谥者二帝，其陵曰景、曰裕。被弑而降为庶人者一帝，葬在兆域之外。而宣宗则自即位之二年迁于南京，三年五月，中都为蒙古所陷，葬在大梁，非房山矣。今《一统志》止有四陵，而误列宣宗，义脐于章宗之上，诸臣不学之甚也！
《汉书．地理志》： 乐浪郡之具二十五，其一曰朝鲜。 应劭曰： 故朝鲜国，武上封箕子于此。志曰：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 《山海经》曰：  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 注： 朝鲜，今乐浪县，箕子所封也。在今高丽国境内。 慕容氏于营州之境立朝鲜县，魏义于平州之境立朝鲜县，似取其名，与汉县相去则千有余里。《一统志》乃曰： 朝鲜城在永平府境内，箕子受封之地。 则是箕子封于今之永平矣。当日儒臣，令稍知今人者为之，何至于此？为人太息。
《一统志》： 登州府名宦 下云： 刘兴居，高祖孙，齐悼惠王肥子。诛诸吕有功，封东牟候。惠泽及于邦人，至今庙把不绝。 考《史记》、《汉书》： 本纪 、 年表 ，兴居以高後六年四月丁酉封。孝文帝二年冬十月，始令列侯就国，春二月乙卯，立东牟侯兴居为济北王。其明年秋，以反诛，是兴居之侯于东牟仅三年，其奉就国之令至立为济北王，相距仅五月，其曾到国与否不可知，安得有惠泽及人之事历二千年而思之不绝者乎？甚矣，修志者之妄也！
王文公《虔州学记》： 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 以 旷 字绝为一句， 谷 字绝为一句， 阻 字绝为一句，文理甚明。今《一统志》： 赣州府形胜 条下，摘其二语曰： 地最旷大，山长谷荒。 句读之不通，而欲从事于九丘之书，真可为千载笑端矣。
○交耻《大学衍义补》曰： 交耻本秦汉以来中国郡县之地。五代时，为刘隐所并。至宋初，始封为郡王，然犹授中国官爵勋阶，如所谓特进检校太尉、静海军节度观察等使及赐号推诚顺化功臣，皆如内地之臣，未始以国称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犹称安南道。孝宗时，始封以王称国，而天下因以高丽、真腊视之，不复知其为中国之郡县矣。李氏传八世，陈氏传十二世，至日为黎季所篡。季上表窜姓名为胡一元，子苍易名{大且}。诈称陈氏绝嗣，查为甥求权署国事，大宗皇帝从其请。逾年，陈氏孙名添平者始遁至京，诉其实。季乃表请迎添平还国，朝廷不逆其诈，遣使送添平归。抵其境，季伏兵杀之，并及使者。事闻，太宗遍告于天地神只，声罪致讨，遣征夷将军未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将张辅总其兵。生禽季及其子苍、澄，献俘京师。诏求陈氏遗裔立之，国人咸称季杀之尽，无可继者。佥请复古郡县，遂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县卫所诸司，一如内地，其像有黎利者，乃彼中么麽个丑耳，中官庇之，遂致猖肆，上表请立陈氏後。宣宗皇帝谓此皇祖意也，遂听之，即弃其地，俾复为国。鸣呼！自秦并百粤、交趾之地己与南海、桂林同入中国。汉武立岭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与焉。在唐中叶，江南之人仕中国显者犹少，而爱州人姜公辅己仕中朝，为学士、宰相，与中州之士相颉颃矣。奈何世历五代，为土豪所据。宋兴，不能讨之，遂使兹地沦于蛮夷之域，而为诛亻离蓝缕之俗三百余年，而不得与南海、桂林等六郡同为衣冠礼乐之区，一何不幸哉！按交耻自汉至唐为中国之地，在宋为化外州，虽贡赋版籍不上户部，然声教所及皆边州帅府领之。永乐间，平定其地，设交趾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卫十，千户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县二百八，市舶提举司一，巡检司百，税课司局等衙门九十二。而升遐之後，上尊谥议，以 复交耻郡县于数千载之後，驱漠北残寇于数万里之外 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舆图之广，後以兵力不及而弃之。乃天顺中修《一统志》，竟以安南与占城、暹罗等国同为一卷。嗟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妞域中之见，而忘无外之规，吾不能无议夫儒臣者。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洪武十六年闰十月进。其中如上都、大宁、辽东诸郡县并载前代沿革，而云 本朝未立 。内地如河间府之莫州、莫亭、会川、乐寿亦具前代沿革，而云 本朝未立 。不以一时郡县之有无，而去历代相因之版籍，甚为有体。
○蓟《汉书》： 蓟，故燕国，召公所封。 《後汉书》： 蓟，本燕国刺史治。 自七国时，燕都于此。项羽立臧茶为燕王，都蓟。高帝因之，为燕国。元凤元年，燕刺王旦自杀，国除，为广阳郡。本始元年，为广阳国。建武十三年，省，属上谷。永平八年，复为广阳郡。晋复为燕国。魏为燕郡。隋开皇初，废。大业初，置涿郡。唐天宝元年，更名范阳郡，并治蓟《水经·湿水》： 过广阳蓟县北，又东至渔阳雍奴县。 注： 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 《後汉书·彭宠传》： 宠反渔阳，自将二万余人攻朱浮于蓟。 《晋书·载记》： 魏围燕中山、清河，王会自龙城遣兵赴救。建威将军余崇为前锋，至渔阳，过魏千余骑，鼓噪直进，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会乃上道徐进，始达蓟城。 即此三事，可见蓟在渔阳之西，《唐书·地理志》： 幽州范阳郡，治蓟。开元十八年，析置蓟州渔阳郡，治渔阳。 及辽，改蓟为析津县，因此蓟之名遂没于此而存于彼。今人乃以渔阳为蓟，而忘其本矣。《史记》乐毅书： 蓟丘之植，植于汶篁。 此即《水经注》所言蓟丘。
《礼记·乐记》：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于蓟。 疏云： 今涿郡蓟县是也。即燕国之都。 孔安国、司马迁及郑皆云： 燕祖召公，与周同姓。 按黄帝姓姬，召公盖其後也。按此以蓟、燕为一国，而召公即黄帝之後。《史记·周本纪》： 武王封帝尧之後于蓟，封召公于北燕。 正义曰： 按周封以五等之爵，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後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 其说为长。
○厦谦泽《晋书·载记》： 慕容宝尽徙蓟中府北趋龙城魏石河，兴引兵追及之于夏谦泽。 胡三省《通鉴》注 夏谦泽在蓟北二百余里。 恐非。按《水经注》： 鲍丘水东南流，径潞城南，又东南入夏泽。泽南纡曲渚一十余里，北佩谦泽，眇望无垠也。 下云： 鲍丘水又东与氵句河合。 《三河志》： 鲍丘河在县西二十五里。源自口外，南流径水庄岭，过密去，合道人溪，干通州之米庄村，合沽水，人氵句河。 今三河县西三十里，地名夏店，旧有驿，鲍丘水径其下，而氵句河自县城南至宝坻，下入于海。疑夏店之名因古夏泽，其东弥望皆陂泽，与《水经注》正合。自蓟至龙城，此其孔道。宝以丙辰行，魏人以戊千及之，相距二日，适当其地也。
○石门《後汉书·公孙瓒传》： 中平中，张纯与乌桓丘力居等人寇，瓒追击战于属国石门，大败之。 注： 石门山在今营州柳城县西南， 而《水经注》： 云： 氵水又东南径石门峡，山高崭绝，壁立洞开，俗谓之石门口，汉中平五年，公孙瓒讨张纯，战于石门，大破之。 今蓟州东北六十里石门驿，即《水经注》之石门是也。按史《本纪》但言 石门 ，而《传》言 属国石门 ，明有两石门。
《水经注》所指乃渔阳之石门，非辽东属国之石门。当以柳城为是，《通典》柳城有石门山。
○无终玉田，汉无终县。《汉书·地理志》： 故无终子国，氵更水西至雍奴入海。 《史记》： 项羽封韩广为辽东王，都无终， 《後汉书》： 吴汉将二十骑，先驰至无终。 韦昭《国语解》： 无终，山戎之国，今为县，在北平。 《水经注》： 蓝水出北山，东屈而南流，径无终县故城东。故城，无终于国也， 《魏氏土地记》曰： 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无终城， 无终之为今玉田，无可疑者。然《左传·襄公四年》： 无终于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 《昭公元年》： 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 《汉书·樊哈传》： 击陈稀，破得綦毋，尹潘军于无终广昌。 则去玉田千有余里，岂无终之国先在云中代郡之境，而後迁于右北平与？而今之昌黎乃金之广宁县，大定二十九年改为昌黎，名同而地异也。
《三国志》： 魏武帝用田畴之言，上徐无山，堑山埋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冈，涉鲜卑庭，东指柳城。 徐无山在今玉田。则柳城在玉田之东北数百里也。《北齐书》： 显祖伐契丹，以十月丁酉至平州，从西道趋长堑。辛丑，至白狼城。壬寅，至昌黎城。 是昌黎在平州之东北，齐主之行急，犹五日而後至也。《隋书》： 汉玉谅伐高丽，军出临渝关，至柳城。 《唐书》： 太宗伐高丽还，以十月丙午次营州，诏辽东战亡士卒骇骨并集柳城东南，命有司设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关。 关在今抚宁之东，则柳城又在其东。太宗之行迟，故十日而後至也。
《辽史》载柳城曰： 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慕容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德之地，乃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而迁都之，号曰和龙宫。慕容垂复居焉。後为冯跋所灭。魏取之，为辽西郡。隋平高宝宁，置营州。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元年，陷李万荣。神龙初，徙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後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重熙十年，升兴中府。有太华山、小华山、香高山、麝香崖——天授皇帝刻石在焉、驻龙峪、神射泉、小灵河。统州二，县四。其一曰兴中县，百六十年而始封昌黎伯，又一百六年而始立今之昌黎县，以金之县而合宋之封，遂谓文公为此县之人，其亦未之考矣。
○石城汉右北平郡之县十六，其三日石城。後汉无之，盖光武所并省也，至燕分置石城郡。考之《通鉴》及《晋载记》，得二事。慕容宝宿广都黄榆谷，清河王会勒兵攻宝。宝帅轻骑驰二百里，晡时至龙城。会遣骑追至石城，不及。是广都去龙城二百里，而石城在其中间也。慕容熙畋于北原，石城令高和与尚方兵于後作乱。注云： 高和本为石城令，时以大丧，会于龙城。 是石城去龙城不远也。《魏书·地形志》： 广兴 下云： 有鸡鸣山、石城、大柳城。 此即汉之石城矣。魏太平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领县三：其一曰石城，有白鹿山祠，其二曰广都。《水经注》： 石城川水出西南石城山，东流径石城县故城南，北屈径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又东北人广成县东。 广成即广都城，燕之石城在广都之东北，而此在广都之西南，是魏之石城非燕之石城矣。《隋书》始无石城，云北齐废之。而《唐书》： 平州石城 下云： 本临渝。武德七年省，贞观十五年复置，万岁通天二年更名。有临榆关，有大海。有碣石山。 是武後所更名之石城又非魏之石城矣。《辽史》： 滦州 统县三，其三曰石城。下云： 唐贞观中，于此置临榆县，万岁通天元年，改石城县。在滦州南三十里。唐仪凤石刻在焉。 今县又在其南五十里，辽徙置，以就盐官。是辽之石城又非唐之石城矣。今之开平中屯卫自永乐三年徙于石城废县，在滦州西九十里，乃辽之石城；而《一统志》以为汉旧县，何其谬与！
○木刀沟新乐县西南三十里有水名木刀沟，《新唐书·地理志》： 新乐 下云： 东南二十里有木刀沟。有民木刀，居沟旁，因名之。 《宪宗纪》： 元和五年四月丁亥，河东节度使范希朝、义武军节度使张茂昭及王承宗战于木刀沟，败之。 《张茂昭传》： 承宗以骑二万逾木刀沟，与王师薄战，茂昭躬擐甲为前锋，令其子克让、从子克俭与诸军分左右翼绕战，大破之。 《沙陀传》： 王承宗众数万，伏木刀沟，与朱邪、执宜遇飞矢雨集，执宜提军横贯贼阵鏖斗，李光颜等乘之，斩首万级。 而《旧书·李光进传》： 范希朝引师救易、定，表光进为步都虞候。战于木刀沟，有功。 此沟在镇定二节度之界，古为战地。○江乘古时未有瓜洲。蔡宽大《诗话》： 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对岸，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今与扬子桥相连矣。以故，自古南北之津，上则由采石，下则由江乘，而京口不当往来之道。 《史记》： 秦始皇登会稽，还，从江乘渡。 正义云： 江乘故县在今润州句容县北六十里。 吴徐盛作疑城，自石头至江乘。晋蔡漠自土山至江乘，镇守八所，城垒凡十一处，皆以沿江为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县东北五十里。唐肃宗上元元年，李亘辟北固为兵场，插木以塞江口。刘展军于白沙，设疑兵于瓜洲，多张火鼓，若将趋北固者。如是累日，亘悉锐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上流济，袭下蜀。胡三省《通鉴》注云： 此自白沙济江也。 州东北九十里至句容县有下蜀戍，在句容县北，近江津。今江乘去江几二十里以外，皆为洲渚，而渡口乃移于龙潭。又瓜洲既连扬子桥，江面益狭。而隋唐之代复以丹阳郡移治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而趋京口。宋乾道四年，筑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今因之。
瓜洲得名，本以瓜步山之尾生此一洲故尔。《旧唐书·齐辩传》： 润州北界隔江，至瓜步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漂损。氵乃移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 此京口漕路繇瓜洲之始。《玄宗纪》载此事则谓之瓜洲浦。而《五行志》： 开元十四年七月，润州大风，从东北，海涛奔上，没瓜步洲，损居人。 《永王磷传》： 李承式使判官评事裴茂，以步卒三千拒于瓜步洲伊娄埭。 则此洲本亦谓之瓜步洲也。
○郭璞墓《晋书·郭璞传》： 璞以母忧去职，卜葬地于暨阳，去水百步许，人以近水为言，璞曰： 当即为陆矣。 其後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王恽集》乃云： 金山西北大江中乱石间，有丛薄，鸦鹊栖集，为郭璞墓。 按史文元谓去水百步许，不在大江之中，且当时即已沙涨为田，而暨阳在今江阴县界，不在京口。又所葬者璞之母，而非璞也。世之所传皆误。
○枭矶芜湖县西南七里大江中枭矶，相传昭烈孙夫人自沈于此，有庙在焉。按《水经注》： 武陵孱陵县故城，王莽更名孱陆也，刘备孙夫人，权妹也，又更修之。 则是随昭烈而至荆州矣。《蜀志》曰： 先主既定益州，而孙夫人还吴。 又裴松之注引《赵云列传》曰： 先主入益州，云领留营司马，时孙夫人以权妹，骄豪，多将吴吏兵，纵横不法。先主以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权闻备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将後主还吴，云与张飞勒兵截江，乃得後主还。 是孙夫人自荆州复归于权，而後不知所终，枭矶之传殆妄。
○胥门《史记》： 吴王既杀子晋，吴人为立祠于江上，号曰胥山。 《水经注》引虞氏曰： 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坛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一以为子胥，一以为越大夫。 今苏州城之西南门曰胥门，陆广微《吴地记》云： 本伍子胥宅，因名。 非也。赵枢生曰： 按《吴越春秋》：吴工夫差十三年，将与齐战，道出胥门，因过姑胥之台。 则子胥未死已名为胥门。愚考《左传·哀公十一年》艾陵之战，胥门巢将上军。胥门，氏；巢，名。盖居此门而以为氏者，如东门遂、桐门右师之类。则是门之名又必在夫差以前矣。《淮南子》： 勾践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于姑胥。 《越绝书》： 吴王起姑胥之台，五年乃成。 姑胥，山名也，不可知其所始。其字亦为 姑苏 。《国语》： 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 《史记》： 越伐吴，败之姑苏。 伍被对淮南王，言 见糜鹿游姑苏之台 。古 胥 、 苏 二字多通用。
○潮信白乐天诗： 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回。 白是北人，未谙潮候。今杭州之潮，每月朔日以子、午二时到。每日迟三刻有馀，至望日则子潮降而为午，午潮降而为夜子。以後半月复然。故大月之潮一月五十八回，小月则五十六回，无六十回也。水月皆阴之属，月之丽天，出东入西，大月二十九回，小月二十八回，亦无三十回也，所以然者，阳有馀而阴不足，自然之理也。
○晋国晋自武公灭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其时疆土未广，至献公始大。考之于传：灭杨、灭霍、灭耿、灭魏、灭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过今平阳一府之境。而灭虢、灭焦，则跨大河之南。
不惠公败韩之倏，秦证河东，则内及解梁。狄取狐厨，涉汾，而晋境稍蹩，文公始启南阳，得今之怀庆，襄公败秦于附，惠公赂秦之地复为晋有。而以河西为境，持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属 于晋。文公广三行御狄，裂公败狄于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绊朴戍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洛阴之间，而邬、祁、平陵、梗阳、涂水、马盂为祁氏之邑，晋阳为赵氏之邑矣。若成公灭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顷公灭肥、灭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绵上箕而不能无疑，并唐叔之封晋阳亦未敢以为然也。
○绵上《左传·僖二十四年》： 晋侯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禄亦弗及，遂隐而死。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 杜氏曰： 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绵上。 《水经注》： 石桐水即绵水，出介休县之绵山。北流经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 袁崧《郡国志》曰： 介休县有介山，有绵上聚子推庙。今其山南跨灵石，东跨沁源，世以为之推所隐。而汉魏以来，传有焚山之事，太原、上党、西河、雁门之民至寒食不敢举火。石勒禁之，而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 前史载之，无异辞也。然考之于传，《襄公十三年》： 晋悼公于绵上，以治兵，使士匄将中军，让干荀偃。 此必在近国都之地。又定么人年》： 赵简子逆宋乐祁，饮之洒于绵上， 自宋如晋，其路岂出于西河介休乎？况文公之时，霍山以北大抵皆狄地，与晋都远不相及。今翼城县西公有绵山，俗谓之小绵山，近曲沃，当必是简子逆乐祁之地。今万泉县南二里有介山。《汉书·武帝纪》诏曰： 朕用事介山，祭後土，皆有光应。 《地理志》：汾阴，介山在南。 《杨雄传》： 其三月，将祭後土，上乃师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陡西岳，以望八荒。雄作《河东赋》曰： 灵舆安步，周流容与，以览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于龙门。  《水经注》亦引此，谓晋《太康记》及《地道记》与《永初记》并言子推隐于是山而辨之，以为非然，可见汉时己有二说矣。
○箕《左传·信公三十三年》： 狄伐晋，及箕， 解曰： 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 非也，阳邑在今之太谷县，襄公时未为晋有。传言 狄伐晋及箕 ，犹之言 齐伐我及清 也，必其近国之地也。成公十三年，厉公使吕相绝秦，曰： 入我河县，焚我箕、郜。 又必其边河之邑，秦、狄皆可以争。而文公八年，有箕郑父；襄公二十一年，有箕遗，当亦以邑氏其人者矣。
○唐《左传·昭公元年》： 迁实沈于大夏。 《定公四年》： 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服虔曰： 大夏在汾、浍之间。 杜氏则以为太原晋阳县。按晋之始见《春秋》，其都在翼。《括地志》： 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尧裔于所封，成王灭之，而封太叔也。 北距晋阳七百余里，即後世迁都亦远不相及；况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开县邑，而前此不见于传。又《史记·晋世家》曰： 成王封叔虞于唐。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东，而晋阳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窃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史记》屡言 禹凿龙门，通大夏 。《吕氏春秋》言 龙门未辟，吕梁未凿 。河出孟门之上，则所谓大夏者，正今晋、绛、吉、隰之间，《书》所云 维彼陶唐，有此冀方 ，而舜之命皋陶曰 蛮夷猾夏 者也，当以服氏之说为信。又齐桓公伐晋之师，仅及高梁，而《封禅书》述桓公之言，以为西伐大夏，大夏之在平阳明矣。
○晋都春秋时，晋国本都翼，在今之翼城县。及昭侯，封文侯之弟桓叔于曲沃。桓叔之孙武公灭翼，而代为晋侯，都曲沃；在今闻喜县。其子献公城绛，居之；在今太平县之南，绛州之北。历惠、怀、文、襄、灵、成六公，至景公，迁于新田；在今曲沃县，当汾、浍二水之间。于是命新田为绛，而以其故都之绛为故绛。此晋国前後四都之故迹也。晋自都绛之後，遂以曲沃为下国。然其宗庙在焉。考悼公之立，大夫逆于清原：是次郊外。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宫：是入曲沃而朝于庙。二月乙酉朔，即位于朝：是至绛都。而平公之立，亦云 改服修官，于曲沃 ，但不知其後何以遂为奕氏之邑。而栾盈之人绛，范宣子执魏献子之手，赂之以曲沃，夫以宗邑而与之其臣，听其所自为。端氏之封，屯留之徙，其所由来者渐矣。
○瑕晋有二暇。其一，《左传·成公六年》： 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 杜氏曰： 郇瑕，古国名。 《水经注》： 涑水又西南迳瑕城。 京相曰： 今河东解县西南五里，有故瑕城 是也。在今之临晋县境，其一，《僖公三十年》： 烛之武见秦伯曰： 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  解： 焦、瑕，晋河外五城之二邑。 《文公十二年》： 晋人、秦人战于河曲，秦师夜遁，复侵晋人瑕。 解以河曲为河东蒲坂县南，则瑕必在河外。《十三年》： 晋侯使詹嘉处瑕，以守桃林之塞。 按《汉书·地理志》：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 《水经·河水》： 又东迳湖县故城北。 郦氏注云： 《晋书》：《地道记》：《太康记》并言：胡县，汉武帝改作 湖 。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古 瑕 、 胡 二字通用。《礼记》引《诗》： 心乎爱矣，瑕不谓矣。 郑氏注云： 暇之言胡也。瑕、胡音同，故《记》用其字。 是瑕转为胡，又改为湖。而瑕邑即桃林之塞也，今为阌乡县治。而《成公十三年》： 伐秦，成肃公卒于瑕。 亦此地也，道元以郇瑕之瑕为詹嘉之邑，误矣。
《信公十五年》： 晋侯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 正义曰： 自华山之东，尽虢之东界，其间有五城也。 传称焦瑕，盖是其二。《成公元年》： 晋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瑕嘉即詹嘉，以邑为氏。《僖公十五年》： 暇吕饴甥。 当亦同此，而解以瑕吕为姓，恐非。
○九原《礼记．檀弓》： 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 《水经注》以在京陵县。《汉志·太原郡》： 京陵 ，师古曰： 即九京。 因《记》文 或作九京 而傅会之尔。古者卿大夫之葬必在国都之北，不得远涉数百里，而葬于今之平遥也。《志》以为太平之西南二十五里有九原山，近是。
○昔阳《左传·昭公十二年》： 晋苟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人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以肥子绵皋归。 杜氏谓： 鲜虞，白狄别种，在中山新市县。 又谓： 钜鹿下曲阳县西有肥{系}城。 是也。其曰： 昔阳，肥国都，乐平沾县东有昔阳城。 则非也。疏载刘炫之言，以为： 齐在晋东，伪会齐师，当自晋而东行也。假道鲜虞，遂入昔阳，则昔阳当在鲜虞之东也。 今按乐平沾县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余里，何当假道于东北之鲜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阳也？既入昔阳，而别言灭肥，则肥与昔阳不得为一，安得以昔阳为肥国之都也？昔阳既是肥都，何以复言钜鹿下曲阳有肥{系}之城？疑是肥名取于彼也。肥为小国，境必不远，岂肥名取钜鹿之城建都于乐平之县也？ 十五年，苟吴伐鲜虞，围鼓。 杜云： 鼓，白狄之别，钜鹿下曲阳县有鼓聚。 炫谓： 肥、鼓并在矩鹿。昔阳即是鼓都，在鲜虞以东南也。 《二十二年》传曰： 晋荀吴使师伪籴者，负甲以息于昔阳之门外，遂袭鼓，灭之。 则昔阳之为鼓都断可知矣。
《汉书·地理志》： 钜鹿下曲阳。 应劭曰： 晋荀吴灭鼓，今鼓聚昔阳亭是也。 《水经注》： 低水东经肥{系}县之故城南，又东经昔阳城南，本鼓聚。 《十三州志》曰： 今其城昔阳亭是矣。 京相曰： 白狄之别也。下曲阳有鼓聚。 其说皆同。《史记·赵世家》： 惠文王十六年，廉颇将攻齐昔阳，取之。 夫昔阳在钜鹿，故属之齐，岂得越太行而有乐平乎？
晋之灭狄，其用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灭潞氏。十六年，灭甲氏及留吁。成公十一年，伐咎如；而上党为晋有矣。昭公元年，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卤；而大原为晋有矣。然後出师以临山东，昭公十二年，灭肥。二十二年，灭鼓。于是太行以南之地谓之南阳，太行以东之地谓之东阳。而晋境东接于齐，盖先後之勤且八十年，而鲜虞犹不服焉，平狄之难如此。
○太原太原府在唐为北都。《唐书·地理志》曰： 晋阳宫，在都之西北。宫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晋，潜丘在中。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万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东曰东城，贞观十一年长史李筑。两城之间有中城，武後时筑，以合东城。宫南有大明城，故宫城也。宫城东有起义堂，仓城中有受瑞坛。当日规模之闳壮可见。自齐神武创建别都，与邺城东西并立。隋炀继修宫室。唐高祖因以克关中，有天下。则大以後名为北都。五代李氏、石氏、刘氏三主皆兴于此。及刘继元之降，宋太宗以此地久为创霸之府；又宋主大火，有参，辰不两盛之说，于是一举而焚之矣。《宋史·太宗纪》：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戊子，以榆次县为新并州。乙未，筑新城。丙申，幸城北御沙河门楼，尽徙馀民于新城，遣使督之，既出，即命纵火。丁酉，以行宫为平晋寺， 陆游《老学庵笔记》曰： 大宋太平兴国四年，平太原，降为并州，废旧城，徙州於榆次。 今太原则又非榆次，乃三交城也。城在旧城东北三十里，亦形胜之地，本名故军，又尝为唐明镇，有晋文公庙，甚盛。平太原後三年，帅潘美奏乞以为并州，从之，于是徙晋文公庙，以庙之故址为州治。又徙阳曲县放三交，而榆次复为县。然则今之太原府乃三交城，而太原县不过唐都城之一隅耳。其遗文旧绩，一切不可得而见矣。
《旧唐书·崔神庆传》曰： 则天时，擢拜并州长史。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 此即《志》所云 两城之间有中城 者也。汾水湍悍，古人何以架桥立城如此之易？如长安东，中，西三渭桥，昔为方轨，而今则咸阳县每至冬月，乃设一版河阳驿，杜预所立浮桥，其遗迹亦复泯然。蒲津铁牛，求一僧怀丙，其人不可得。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不但坐而论道者不如古人而已。
○代春秋时，代尚未通中国。赵襄子乃言： 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 正义曰： 《地道记》云： 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一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及，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 《水经注》引梅福上事曰： 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东，代郡在西。 此则今之蔚州，乃古代国。项羽徙赵王歇为代王，歇更立陈馀为代王，汉高帝立兄刘仲为代王，皆此地也。十年，陈稀反。十一年，破，立于恒为代王，都晋阳。则今之太原县矣。《孝文纪》则云： 都中都。 而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又立于武为代王，都中都。则今之平遥县矣。又按卫绾，代大陵人。大陵，今在文水县北，而属代，代都中都故也。代凡三迁，而皆非今代州。今代州之名自隋始。○阙里《水经注》： 孔庙东南五百步有双石阙，故名阙里。 按《春秋·定公二年》： 夏五月王辰，雉门及两观灾。冬十月，新作雉门及两观。 注： 雉门，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 《礼记》： 昔者仲尼与放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 《史记·鲁世家》： 炀公筑茅阙门。 盖阙门之下，其里即名阙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谓之 阙党 ，《鲁论》有 阙党童子 、 荀子、仲尼居于阙党 是也。後人有以居为氏者。《汉书·儒林传》： 有邹人阙门庆忌 注云： 姓阙门，名庆忌。
○杏坛今夫子庙庭中有坛，石刻曰 杏坛 。《阙里志》： 杏坛，在殿前，夫子旧居， 非也。杏坛之名出自《庄子入庄子曰：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渔父者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行原以上，距陆而止，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曲终。 又曰： 孔子乃下求之，至于泽畔，方将杖而引其船，顾见孔子还，乡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进。 又曰： 客乃刺船而去，延缘苇间。颜渊还车，子路授绥，孔子不顾。侍水波定，不闻音，而後敢乘。 司马彪云： 缁帷，黑林名也。杏坛，泽中高处也。 《庄子》书凡述孔子皆是寓言。渔父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破旁渚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明矣。今之杏坛，乃宋乾兴间四十五代孙道辅增修，祖庙移大殿，于後因以讲堂旧基石为坛，环植以杏，取杏坛之名名之耳。
○徐州《史记·齐大公世家》： 田常执简公于徐州。 《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九年，与魏襄王会徐州，诸侯相王也。十年，楚围我徐州。 《魏世家》： 襄王元年，与诸侯会徐州。 《楚世家》： 威王七年，齐孟尝君父田婴欺楚，楚伐齐，败之于徐州。 《越世家》：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 《鲁世家》： 顷公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按《续汉书·志》： 薛本国，六国时曰徐州，在今滕县之南薛河北。有大城，田文所筑也。 此与楚、魏二国为境。而威王曰：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余家。 盖与梁惠王言，不欲斥魏，更以燕、赵夸之耳。
索隐曰： 《说文》： 余阝，邾之下邑，在鲁东。 又《竹书纪年》云： 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迁于薛，改名曰徐州。 则徐与邻并音舒也。今读为《禹贡》： 徐州 之徐者，误。《齐世家》： 田常执简公于徐州。 《春秋》正作 舒州 。
○向《春秋·隐二年》： 宫人入向。 杜氏解曰： 谯国龙亢县东南有向城。 《桓十六年》： 城向。 无解。《宣四年》： 公及齐侯平宫及郯。宫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解曰： 向，莒邑，东海[C051]县东南有向城。远，疑也。 《襄二十年》： 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 解曰： 莒邑。 按《春秋》，向之名四见于经，而社氏注为二地，然其实一向也。先为国，後并于宫，而或属莒，或属鲁，则以摄乎大国之间耳，承县今在峄，杜氏以其远而疑之，况龙亢在今凤阳之怀远乎？
《齐乘》以为今沂州之向城镇，近之矣。
○小《春秋·庄三十二年》： 城小。 《左氏传》曰： 为管仲也。 盖见昭公十一年，申无宇之言曰： 齐桓公城，而肯管仲焉，至于今赖之。 而又见《信二年》经书 城楚丘 之出于诸侯，谓仲父得君之专，亦可勤诸侯以自封也。是不然。仲所居者也，此听城者小也。《春秋》有言，小言小者，《庄二十三年》： 公及齐侯遇于。 《僖二十六年》： 公以楚帅伐齐，取。 《文十七年》： 公及齐侯盟于。 《成三年》： 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 四书  而一书 小 ，别于也。范宁： 小，鲁地。 然则城小者，内城也，故不系之齐，而与管仲无与也，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羽于城，即此鲁之小。而注引《皇览》，以为东郡之城，与留候所葆之黄石同其地，其不然明矣。《春秋秋发微》曰： 曲阜西北有小城。
○泰山立石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 云： 刻所立石。 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 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 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是也。《续汉书·祭把志》亦云： 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 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 立石 ，下云 刻石颂秦德 ，于泰山则上云 立石 ，下云 刻所立石 。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 立石 ，二十九年云 刻石 。于琅邪则云 立石，刻颂秦德 。于会稽则云 立石，刻颂秦德 。无不先言立，後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 刻碣石门 ，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纪；使汉武有文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泰山都尉《後汉书·桓帝纪》：永兴二年，泰山琅邪贼公孙举等反，杀长史。永寿元年七月，初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八月己卯，罢琅邪都尉官。八年五月王申，罢泰山都尉官。《金石录》载汉《泰山都尉孔宙碑》云： 宙以延熹四年卒。 盖卒後四年官遂废矣。然泰山都尉实不始于此，光武时曾置之。《文苑传》： 夏恭，光武时拜郎中，再迁泰山都尉。 又按《光武纪》： 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 恭之迁盖在此年前也。
泰山自公孙举、东郭窦，劳丙叔、孙无忌相继叛乱，以是置都尉之官。以後官虽不设，而郡兵领于太守，其力素厚。故何进使府掾泰山王匡东发其郡强弩，而应劭、夏侯渊亦以之破黄巾，可见汉代不废郡兵之效。而建安中，曹公表曰： 泰山郡界旷远，旧多轻悍。权时之宜，可分五县为赢郡。 则其时之习俗又可知矣。
○社首《史记》： 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 《唐书》：高宗 乾封元年正月庚午，禅社首。 玄宗 开元十三年十一月辛卯，禅社首。 《宋史》：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王子，禅社首。 今高里山之左有小山，其高可四五丈，《志》云即社首山。在岳旁诸山中最卑小，不知古人何取于此？意者封于高，欲其近天；禅于下，欲其近地。且山卑而附岳址，便于将事，初陟高之後不欲更劳民力邪？○济南都尉汉济南郡太守，治东平陵。而都尉治放陵者，以长白山也。《魏书·辛子菠传》： 长白山连接三齐瑕丘数州之界，多有盗贼，子馥受使检覆，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镇戍之所。又诸州豪右在山鼓铸，奸党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请破罢诸冶，朝廷善而从之。 隋大业九年，齐人孟让、王薄等众十余万，据长白山，攻剽诸郡。以张须陀、王世充之力不能灭，讫于隋亡。观此二事，则知汉人立都尉治于陵之意矣。
○邹平台二县《汉书》济南郡之县十四，一曰东平陵，二日邹平，三曰台，四日梁邹。《功臣表》则有台定侯戴野，梁邹孝侯武虎，是二县并为侯国。《续汉志》济南郡十城，其一曰东平陵，其四曰台，其七日梁邹，其八日邹平。而《安帝纪》云： 延光三年二月戊子，济南上言：凤皇集台县丞霍收舍树上。 章怀太子注云： 台县属济南郡，故城在今齐州平陵县北。 《晏子春秋》： 景公为晏子封邑，使田无字致台与无盐。 《水经注》亦云： 济水又东北过台县北。 寻其上下文句，本自了然，後人读《汉书》，误从 邹 字绝句，因以邹为一县，平台为一县。《齐乘》遂渭汉济南郡有邹县，後汉改为邹平，又以台、平台为二县。此不得其句读而妄为之说也。
汉以邹名县者五。鲁国有驺，亦作 邹 ；胶东国有邹卢；千乘郡有东邹；与济南之邹平、梁邹，凡五。其单称邹者，今兖州府之邹县也。亦有平台，属常山郡。《外戚恩泽侯表》： 平台康侯史元。 《後汉书·邱彤传》： 尹绥封平台侯 是也。有邹平、有台，而亦有邹，有平台，不可不辨也。
晋时县名多沿汉旧，按史《何曾传》： 曾孙机为邹平令。 是有邹平矣，《解系传》： 父修，封梁邹侯。 《刘颂传》： 追封梁邹县侯。 是有梁邹矣。《宋书》言： 晋太康六年三月戊辰，乐安、梁邹等八县陨霜，伤桑麦。 《文帝纪》： 元嘉二十八年五月乙酉，亡命司马顺则自号齐王，据梁邹城。八月癸亥，梁邹平，斩司马顺。 则是宋有梁邹矣。不知何故，《晋书·地理志》于 乐安国 下，单书一 邹 字，此史之阙文。
而《齐乘》乃云： 晋省梁邹入邹县。 夫晋以前，此地本无邹县，而何从人之乎？盖不知而妄作者矣。
○夹谷《春秋·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夹谷。 传曰： 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 杜预解及服虔注《史记》，皆云在东海祝其县。刘昭《志》、杜佑《通典》因之，遂谓夹谷山在今赣榆县西五十里。按赣榆在春秋为莒地，与齐、鲁之都相去各五六百里，何必若此之远？当时景公之观不过曰 遵海而南，放于琅邪 而已，未闻越他国之境。《金史》云： 淄川有夹谷山。 《一统志》云： 夹谷山在淄川县西南三十里，旧名祝其山，其阳即齐鲁会盟之处，萌水发源于此。 《水经注 ： 萌水出般阳县西南甲山。 是以甲山为夹谷也，而《莱芜县志》则又云： 夹谷在县南三十里，接新泰界。 未知其何所据，然齐，鲁之境正在莱芜；东至淄川，则已人齐地百余里。二说俱通。又按《水经注》莱芜县曰： 城在莱芜谷，当路绝两山间，道由南北门。旧说云：齐灵公灭莱，莱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芜，故曰莱芜。《禹贡》所谓莱夷也。 夹谷之会，齐侯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宣尼称 夷不乱华 是也。是则会于此地，故得有莱人，非召之东莱千里之外也。不可泥祝其之名，而远求之海上矣。
○潍水潍水出琅邪郡箕屋山。《书·禹贡》 潍淄其道 ，《左传·襄公十八年》： 晋师东侵及潍 是也。其子或省 水 作 维 ，或省 系 作 淮 ，又或从 心 作 惟 ，总是一字。《汉书·地理志》琅邪郡 朱虚 下、 箕 下作 维 ， 灵门 下、 横 下、 折泉 下作 淮 ，上文引《禹贡》： 惟甾其道 又作 惟 ，一卷之中，异文三见。
《通鉴·梁武帝纪》： 魏李叔仁击邢杲于惟水。 古人之文或省，或惜其旁，并从 鸟隹 之 隹 则一尔。径人误读为 淮沂其 之 淮 ，而呼此水为槐河，失之矣。
又如《三国志·吴主传》： 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 《晋书·宣帝纪》： 王凌诈言吴人塞涂水。 《武帝纪》： 琅邪王出余中。 《海西公纪》： 桓温自山阳及会稽，王昱会于涂中。 《孝武纪》： 遣征虏将军谢石帅舟师屯涂中。 《安帝纪》： 谯王尚之众溃逃于涂中。 并是 滁 字，《南史·程文季传》： 秦郡前江浦通涂水 是也。古 滁 省作 涂 ，与 潍 省作 淮 正同，韵书并不收此二字。
○劳山劳山之名，《齐乘》以为 登之者劳 ，又云一作 牢丘 ，长春又改为 鳌 ，皆鄙浅可笑。按《南史》： 明僧绍隐于长广郡之崂山。 《本草》： 天麻生太山、崂山诸山。 则字本作 崂 ，若《魏书·地形志》、《唐书·姜抚传》、《宋史·甄栖真传》并作 牢 ，乃传写之误。《诗》： 山川悠远，维其劳矣。 笺云： 劳劳，广阔。 则此山或取其广阔而名之。郑康成，齐人；劳劳，齐语也。
《山海经·西山经》亦有劳山，与此同名。
《寰字记》： 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後人因谓此山一名劳盛山。 误也。劳、盛，二山名，劳即劳山，盛即成山。《史记·封禅书》： 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 《汉书》作 盛山 ，古字通用，齐之东偏，环以大海，海岸之山莫大于劳、成二山，故始皇登之。《史记·秦始皇纪》： 令入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弯，侯大鱼至，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 正义曰： 荣成山即成山也。 按史书及前代地理书，并无荣成山，予向疑之。以为其文在琅邪之下，成山之上，必 劳 字之误。後见王充《论衡》引此，正作 劳成山 。乃知昔人传写之误，唐时诸君亦未之详考也，遂使劳山并盛之名，成山冒荣之号。今特著之，以正史书二千年之误。先生《劳山图志序》略曰：劳山在今即墨县东南海上，距城四五十里，或八九十里。有大劳、小劳，其峰数十，总名曰劳，《志》言秦始皇登劳盛山，望蓬莱，因谓此山一名劳盛，而不得其所以立名之义。《汉书》： 成山 作 盛山 ，在今文登县东北，则劳、盛自是二山，古人立言尚简，齐之东偏，三面环海，其斗入海处，南劳而北盛，贝尽乎齐东境矣。其山高大深阻，旁薄二三百里。以其僻在海隅，故人迹罕至。秦皇登之，是必万人除道，百官扈从，千人拥挽而後上也。五不生，环山以外，土皆疏脊，海滨斥卤，仅有鱼蛤，亦须其时。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张，数县储亻待，四民废业，千里驿骚而後上也。于是齐人苦之，而名之曰劳山，其以是夫？古之圣王劳民而民忘之，秦皇一出游而劳之名传之千万年。然而致止则有由矣。《汉志》言齐俗夸诈。自大公、管仲之馀，其言霸术已无遗策。而一二智慧之士猖为迂怪之谈，以耸动天下之听，不过欲时君拥，辩士诎服，为名高而已，岂知其患之至于此也！
○楚丘《春秋·隐公七年》：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杜氏曰： 楚丘，卫地，在济阴成武县西南。 夫济阴之成武，此曹地也，而言卫非也。盖为僖公二年 城楚丘 同名而误。按卫国之封本在汲郡朝歌。懿公为狄所灭，渡河而东，立戴公，以庐于曹。杜氏曰： 曹，卫下邑。 《诗》所谓 思须与潜 ，庐者，无城郭之称，而非曹国之曹也。《僖公三年》： 城楚丘。 杜氏曰： 楚丘，卫邑。 《诗》所谓 作于楚宫 ，而非戎伐凡伯之楚丘也。但曰卫邑，而不详其地，然必在今滑县、开州之间。滑在河东，故唐人有  魏、滑分河 之录矣。《水经注》乃曰： 楚丘，在成武西南，即卫文公所徙。 误矣。彼曹国之地，齐桓安得取之而封卫乎，以曹名同，楚丘之名又同，遂附为一地尔。
今曹县东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颂》所云：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 ，而《左传·昭公四年》椒举言： 商汤有景毫之命 者也。《诗》： 望楚于堂，景山与京。 则不在此也。
○东汉陈留郡有东。《续汉志》注云： 《陈留志》曰： 故户牖乡有陈平祠。 而山阳郡有东缗，《续汉志》： 春秋时曰缗。 注云：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齐侯伐宋，围缗， 《前书》师古曰： 缗音。 《左传》解： 缗，宋邑。 高平昌邑县东南有东缗城。《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攻爰戚、东缗以往。 索隐曰： 山阳有东缗县。 属陈留者，音。属山阳者，音。《括地志》云： 东缗故城在兖州金乡县界。 《水经注》引《王海碑》辞曰： 使河堤谒者山阳东司马登。 是以 缗 为  ，误矣。《隶释·酸枣令刘熊碑》阴： 故守东长苏胜。 则陈留之东也。
○长城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随地可以设关。而歼陌之间一纵一横，亦非戎车之利也。观国佐之对晋人则可知矣，至于战国，井田始废，而车变为骑，于是寇钞易而防守难，不得已而有长城之筑。《史记·苏代传》： 燕王曰： 齐有长城拒防，足以为塞。  《竹书纪年》： 梁惠成王二十年，齐闵王筑防，以为长城。 《续汉志》： 济北国卢有长城，至东海。 《泰山记》： 泰山西有长城，缘河经泰山，一千余里，至琅邪台入海。 此齐之长城也。《史记·秦本纪》： 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苏秦传》： 说魏襄王曰： 西有长城之界。  《竹书纪年》： 惠成王十二年，龙贾帅师筑长城于西边。 此魏之长城也。《续汉志》： 河南郡卷有长城，经阳武到密。 此韩之长城也。《水经注》： 盛弘之云：叶东界有故城始县，东至氵亲水，达Г阳，南北数百里，号为方城，一谓之长城。 《郡国志》曰： 叶县有长城，曰方城。 此楚之长城也。若《赵世家》： 成侯六年，中山筑长城， 又言： 肃侯十六年，筑长城。 则赵与中山亦有长城矣。以此言之，中国多有长城，不但北边也。
其在北边者，《史记·匈奴传》： 秦宣太後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此秦之长城也。《魏世家》： 惠王十九年，筑长城，塞固阳。 此魏之长城也。《匈奴传》又言： 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 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此赵之长城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 此燕之长城也。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渐土}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桃，至辽东，万馀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筑之长城也。自此以往，则汉武帝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等击匈奴，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馀里。大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丙戌，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城。
上塞围，起上谷，西至河，广袤皆千里。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长城自黄护岭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六年，发民一百八十万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余里。先是，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于海，前後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八年，于长城内筑重城。自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而《斛律羡传》云： 羡以北卤屡犯边，须备不虞。自库堆戍东距于海，随山屈曲二千余里，其间二百里中，凡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或断谷起障，并置立戍逻五十余所。周宣帝大象元年六月，发山东诸州民修长城，立亭障，西自雁门，东至碣石。隋文帝开皇元年四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五年，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黄河，西至绥州，南至勃出岭，绵历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七年，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逾榆林，东至紫河。四年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林谷而东。此又後史所载继筑长城之事也。


○陵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 骰有二陵，其南陵，夏後皋之墓也。 《书》传亦言： 桐宫，汤墓。 《周官·家人》： 掌公墓之地。 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 昭丘 ，赵武灵王墓谓之 灵丘 ，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 虎丘 。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 肃侯十五年，起寿陵。 《秦本纪》： 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 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宿《会稽志》曰： 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 非也。
○墓祭太甲之书曰： 王祖桐宫居忧。 此古人庐墓之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 孔子曰： 祭哉。  请问其祭如之何？ 孔子曰： 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後祭于家。  此古人祭墓之始。《记》言古不墓祭，宗于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宋书·礼志》： 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後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汉之西京已崇此礼，《叔孙通传》言： 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 《韦玄成传》言： 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词，便殿岁四祠。 後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而上陵之礼始兴。曰： 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八月，饮酌礼亦如之。洛阳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後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後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妆具，左右皆位，莫能仰视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滨，敬之衰也。蔡邕以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殆曲为之说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 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 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 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 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并不得谒陵。犹为近古。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人五礼，永为恒式，而陵寝亦有衣冠嫔御之制。韩退之《丰陵行》曰： 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 盖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亦庶几得礼之中者与？
古人于墓之礼，但有奔丧、去国二事。《记》曰： 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 又曰： 若除丧而後归，则之墓哭，成踊。束括发，袒，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 又曰： 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径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後之墓。 又曰： 去国则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 鲁昭公之孙于齐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吴延州来、季子之于王僚也，复命哭墓。是则古人之至于墓，皆有哭泣哀伤之事。而祭者，吉礼也，无舍庙而之墓者也。
孟子言： 孔子没，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後归曲沃。 卫嵩曰： 古人为庙以依神，无庐墓之事。门人既不得奉其庙祀，而但庐于冢上，以尽其情，此亡于礼者之礼也。汉以来，乃有父母终而庐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欤？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词堂欤？是视其体魄反过其神也。而悫者以此悸先王之礼，伪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于今而此风犹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尝庐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後至。古人岂有庐墓之事哉。
《史记·孔子世家》： 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 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 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岂有就冢而祭？至乡饮、大射尤不可于冢上行之。盖孔子教于诛泗之间，所葬之家在讲堂之後，孔子既殁，弟子即讲堂而祀之，且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达，以为祭于冢也。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家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大守、都尉以下会是也。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董贤为侍中、驸马都尉，上冢有会，辄大官为供是也。有赠溢而赐之于墓者，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溢兴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阳，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曹昭《东征赋》： 速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 是也。人情所趋，遂成习俗。其流之弊，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者矣，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徐年者矣。至乃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礼教于斯大坏矣。
招魂之葬，于古未闻。《三辅黄图》言： 汉太上皇陵在栋阳北原，在东者太上皇，在西者昭灵後 ，则疑其始于此矣。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 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 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庙，仿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失义，莫大于此。 于是下诏不许。
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勋破高丽，俘高藏、男建、男产等至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言： 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未闻献馘于陵者。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 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
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 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昔戒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
天宝二年八月，制曰： 祀者，所以展诚敬之心；荐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烷。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于汉纪，成献报于礼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 今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其遗教也。
○厚葬《晋书·索传》： 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 汉陵中物，何乃多邪！ 对曰： 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 按《史、己·孝文纪》言： 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 而刘向《谏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为後王之则。然考之《张汤传》，则武帝之世己有盗发孝文园瘗钱者矣。盖自春秋列国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且犹不能尽除，而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左传·成公二年》：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
《吕氏春秋·节丧篇》曰： 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弋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缕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势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淳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好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以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 《安死篇》曰： 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寅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 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们，们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 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们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扌日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豪朴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陵隰则同乎陵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扌日，齐未亡而庄公家扌日。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人门而左，从容也。主人以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 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
○前代陵墓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诏曰： 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後，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以与他事。 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诏曰： 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 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王午朔，诏曰： 晋世帝後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墓未远，并宜洒扫。主者具条以闻。 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诏曰： 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身经南面，负宸居，或功济当时，德章一世，而莹垄茔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棒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 梁武帝天监六年，诏曰： 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棒芜，望古兴怀，言念枪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司勤加守护，忽令细民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 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 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霭，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而各五十步，勿听樵牧。 隋场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诏曰： 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莹兆湮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 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 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茸，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 古人于异代山陵，必为之修护若此。
宋熙宁中，兴利之臣建议： 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唐之诸陵悉见芟削，昭陵乔木翦伐无遗。 传》。小民何识，自上导之，靡存爱树之思，但逐樵苏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
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诏： 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诏： 禁医巫阎山辽代山陵樵采。 独元之世祖纵杨琏真伽发宋会稽攒宫不问，此自古所无之大变也。《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视历代帝王陵寝，命百步内禁人樵牧，设陵户二人守之，有经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後每登极诏书并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鲜矣。
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诏曰： 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丸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 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诏曰： 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纸，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旌旗服色，犹行杞、宋之封；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路。故桥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惟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堇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上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侧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後者，可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式畅，称朕意焉。
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王午，诏曰： 钦若稽古，缅想往册，英声茂实，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瞩中涂，汉氏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载，邈而无祀。历选列辟，遗迹可观；良宰名卿，清徽不灭，宜令所司，普加研访。爰自上古，泊于隋室，诸有明王圣帝，盛德宠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致君利俗，丘垄可识，茔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简，禁绝刍牧，春秋二时为之致祭。若有毁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 是则不独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并为封禁，亦兴王之一事，可为後法者矣。○停丧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炜言： 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 而御史中丞刘隗奏： 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进宴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戮。 生者犹然，况于既殁？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杀，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为休留茂所杀，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当江左偏安之日，而犹申此禁，岂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为者哉！《晋书·贺循传》： 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 《旧唐书·颜真卿传》： 时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终身不齿，下耸动。 《册府元龟》：後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敕 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经典，是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殁而多阙送终，身後而便为无主，或羁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榇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里无不归之骨。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 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贬官，刘兄弟以不葬父母夺职。後之王者，以礼治人，则周祖之诏、鲁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亲之子若孙，绅不许人官，士人不许赴举，则天下无不葬之丧矣。
张稷若尔歧，采皇甫谧之名，作《笃终论》。其下篇曰： 葬之习于侈也，于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备物丰仪之为厚义亲，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于礼也，先王之制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时而葬者，谓之得葬；後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苟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返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丧服小记》曰： 久而不葬者，惟主丧音不除，其徐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 孔氏曰： 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丧者，谓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孙为祖，皆为丧主，不得除也。其徐谓期以下至缌也。《孔子丛子》：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 丧服既除，然後乃葬，则其服何服？ 子思曰： 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亲者，虽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于未葬，以为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与未及三月者同实，斯不得计时而即吉矣。何也？丧之即吉，始于虞而成于礻覃。虞之为礼，起于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为虞以安之。未葬则无所为而虞，不虞则卒哭而，皆无所为而举，卒哭与不得举，又何为而可以练？何为而可以祥且礻覃？故虽逾三年，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未及三月而欲举祥礻覃之礼，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与？斯其所以宁敛形还葬，县棺而封，而必不敢为溢望奢求，以至于久而不葬也与？由是言之，则人子之未葬其亲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浇风，举百王之坠制，必有圣人起而行之者。
陈可大曰： 以麻终月数者，期以下至缌之亲，以主人未葬，不得变葛，故服麻以至月数足而除，不待主人丧後之除也。然其服犹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丧，期已下至缌之亲且不得变葛、而为之子者乃循葬毕之制，而练而祥而礻覃，是则今之人其无父母也久矣。
魏刘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则。及母丘俭败，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母丘氏立别舍，而不告绝。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缀络，数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丧去官，哀毁逾礼，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数合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敝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耷理，子平不肯，曰： 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 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重，为营冢矿。梁殷不佞为武康令，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及陈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四兄不齐始迎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始闻丧，若此者又三年，唐欧阳通为中书舍人，丁母忧，以岁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冬月，家人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撤之。元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此数事可为不得已而停丧者之法。
近年亦有一二知礼之士，未克葬而不变服者。而或且讥之曰：夫饮酒食肉处内，与夫人间之交际往来，一一如平人，而独不变衣冠，则文存而实亡也。文存而实亡，近于为名。 然则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为不近名邪？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呜呼，夫习之难移久矣。自非大贤，中人之情鲜不动于外者。圣人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释衰麻，则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触于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谓以故兴物，而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为其必去之也？《诗》曰： 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 哀公问曰： 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 孔子作色而对曰： 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 後之议礼者，必有能择于斯者矣。又考《实录入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後丧再期。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礻覃後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後忌日，以未葬，礼同大祥。
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谓不可通于士庶人乎？
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于是有反本尚质之思，而老氏之书，谓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亦过矣。岂知《召南》之女，迫其谓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 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 何至如《盐铁论》之云 送死殚家，遣女满车 ；齐武帝诏书之云 斑白不婚，露棺累叶 者乎？马融有言： 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 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 其正俗之先务乎？
○假葬晋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马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馀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夕假葬。葬，携将老母渡江。  假葬 字始见于此。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论者以为不合礼。《郑志》曰： 赵商问： 主丧者不除。今人违离邦族，假葬异国，礼不大备，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阂矣，可得除否？，答曰： 葬者，送亲之终。假葬法後代巧伪，反可以难礼乎？  ○改殡古人改殡之礼，必反于宫寝，不拘即远之制。齐庄公以襄公二十五年为崔杼所弑，葬诸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庆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历三年之久。出而迁之路寝，为之改殡，不以宫廷为忌，不以兵死为嫌，古人送往慎终之礼如此。汉和帝以梁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官，追服丧制，盖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尽。若宋之高宗于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诚千古之罪人矣。
《册府无龟》载：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琼往曹州，简行哀帝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敕曰： 朕顾惟寡德，获嗣丕图，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诚靡怠。爱自重兴庙社，载展郊，旋荡涤于瑕疵，复涵儒于庆泽。盖忧劳静国，旷坠承桃，御朽若惊，涉川为惧，由是推移岁月，郁滞情怀。恭念昭宗晏驾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速殒龙髯，委冠剑于仇雠，托山陵于枭境。静惟规制，岂叶度程，存怆结以弥深，固寝兴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怀，宜令所司，别选园陵，备礼迁葬，贵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体朕哀感。 虽有是命，以年饥财不足而止。
○火葬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 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 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潘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 从之。  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 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凤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为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案，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僻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界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量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後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上，或者天实灾之，然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伦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 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 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扬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从婢三人，後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
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 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 夫越之恶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日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 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故于重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茶毗之教始于沙门，塞外之风被于华夏，辛有之适伊川，其亦预见之矣。为国以礼，後王其念之哉！
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
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期功丧去官古人于期功之丧，皆弃官持服。《通典》： 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 考之于书，如韦义以兄顺丧去官，杨仁以兄丧去官，谯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丧去官，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陈以期丧去官，贾逵以祖父丧去官。又《风俗通》云： 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忧不行。 《刘衡碑》云： 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忧，即日轻举。 《国令赵君碑》云： 司徒杨公，避以兄忧，不至。 则兄丧亦谓之忧也。《曹全碑》云： 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优，弃官。 则弟丧亦谓之忧也。《度尚碑》云： 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 《杨著碑》云： 高阳令，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飘然轻举。 则从父、从兄丧亦谓之忧也。《陈重传》云： 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 则姊丧亦谓之忧也。《王纯碑》云： 拜郎，失妹宁归，遂释印绂。 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自序曰： 寻程氏妹丧于武林，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则已嫁之妹，犹去官以奔其丧也。晋《嵇绍传》： 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 则子之丧亦可以去官也。後汉末时，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者。晋泰始中，杨族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以宜贬。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期之丧而行，甚致清议。而潘岳《悼亡诗》曰： 期月周，戚戚弥相愍。 又曰： 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 是则期丧既周，然後就官之证。今代之人躁于得官，轻于持服，令晋人见之，犹当耻与为伍，况三代圣贤之列乎！《晋书·傅咸传》 惠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杨骏。咸奏曰： 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旨未下，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  《张辅传》： 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 《刘魄传》： 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并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顗等三十余人同会。魄奏曰： 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顗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 从之。 《谢安传》： 期丧不废乐，王但之以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颇以此讥焉。 当日期功之丧，朝廷犹以为重，是以上挂弹文，下干乡议。其武安传》： 丞相语灌夫曰： 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 索隐曰： 服谓期功之服。 是则汉时有服不预宴会之证。们日唐书·王方庆传》： 奏言： 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  唐时格令，未坠前经。今则有说齐衰而入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之会者，至乃泰踊方闻，衿ひ己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宜乎《板荡》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
裴庭裕《东观奏记》： 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环。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赡不易其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 《册府元龟》：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 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
《册府元龟》： 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陈，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库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终丧。蹈名教者推之。
《宋史》： 王岩叟为径州推官，闻弟丧，弃官归养。  吕祖俭监明州仓，将上，会兄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 然史之所书亦寥寥矣。
汉人有以师丧去官者，如延笃、孔昱、刘焉，并见于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则朝廷固已许之矣。其亦子贡筑室于场，二三子群居则之遗意也与？
○缌丧不得赴举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缌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引服。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故士弥躁进，而风俗之厚不如昔人远矣。
○丧娶《春秋·文公二年》： 冬，公子遂如齐纳币。 《公羊传》： 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 何休注曰： 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故云尔。然则纳市犹讥，而况于昏嫁乎！ 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将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言： 《礼记》曰： 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郑玄云： 有故，谓遭丧也。 《春秋》书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 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 此则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後，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衰，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惟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 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後成礼。岂非有国之典本于天经地义，故守礼之臣犹得引经而争者哉。
《晋书·载记》言： 石勒下书，禁国人不听在丧嫁娶。 《金史·章宗纪》： 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内昏娶听离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丧昏娶听离法。 僭国闰朝犹然，今人反不讲此。
《实录》： 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壖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妹为妃。昏期在迩，不意叔崇阳王孟炜薨逝，季壖应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礼部议，言： 王于崇阳王当服期年。缘崇阳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节册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医满成昏。 从之。
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择潞州民李刚女为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长平郡主仪宾，己受封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丧已越大祥，阴阳书谓明年为弟妹婚不利，乞允于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斡言： 三年之丧，礼之大者。服内成亲，律有明禁。今潘王与郡王、郡主俱父丧未终；乃惑于阴阳之说，而欲废此丧制；乞行长史司启王，惮待服阕成礼。 上曰： 是长史不能辅导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执问如律。
十月癸丑，广灵王逊民薨。癸酉，敕灵丘王逊全曰： 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镇国将军，并女临城县主，俱已奏报，欲于本年九月後成婚。且尔兄初丧，正哀戚不暇之时，乃欲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岂是所忍为哉！ 不允所奏。宪庙大婚在天顺八年之七月，虽托之遗诏，而士大夫多以为非。故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请待来春之奏。
○衫帽入见《唐书·李训传》： 文宗召见，训以衰粗难入禁中，令戎服，号王山人。 《宋史·蔡挺传》： 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人。 则唐宋有丧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谒官长，辄易青黑，与常人无异，是又李训之不如乎！
○奔丧守制《记》曰： 奔丧者，自齐衰以下。 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大祖实录》： 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除期年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数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
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诏从之。 此出于一时权宜之政，沿习以来，至三百年，遂以不奔丧守制为礼法之当然，而倍死忘哀多见于绅之士矣。
《实录》又言： 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监察御史陈德文奏言： 嫁母刘氏卒，乞奔丧。 许之。德文四岁丧父，家贫，随母嫁陈氏，往年长归宗。至是其母卒，时已除奔丧之制，德文恳请甚至，上特怜而许之。 是圣祖虽依吏部之奏，而仍通于人子之情，固未尝执一也。
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丧乱以来，浸已废坠。窃谓父母之丧，自非金革不得起复，著之国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丧，并依洪武初年之制，许令解官奔赴，服满补职。其他虽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丧者，京官许以素服朝参，不预庆贺。在外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会，俾佐贰摄之。未任之官无得谒选。生员但岁考，不赴科举。庶人之家不许嫁娶。十五月礻覃後，复故。其有期功丧，宴会作乐者，官员罢职，士子黜退。仍书之申明亭，以示清议，庶几民德归厚。若夤缘干请之风，亦不待禁而衰止矣。
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以母丧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自後，凡官以父母丧去职而家居者皆有赐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
○丁忧交代昔时见有司丁父母忧，闻讣奔丧，不出半月。近议必令交代，方许离任。至有欠库未补，服阕犹不得归者。是则钱粮为重，伦纪为轻，既乖宰物之方，复失使臣之礼。其弊之由，始于刻削太过。盖昔者钱粮掌于县丞，案牍掌于主簿，税课掌于大使，令者稽其要而无所与焉。又皆俸足以赡其用，而不取之于库藏。故闻讣遄行，无所留滞，而亦不见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则州县之中，锥刃之未上尽取之，而大吏之诛求尤苦不给，库藏罄乏，报以虚文，至于近年，天下无完库矣。即勒令交代，亦不过应之以虚文，徒滋不孝之官，而无益于国计盈虚之数也。呜呼！君人者，亦知养廉为致孝之源乎？
陶侃谓王贡曰： 杜韬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安有白头贼乎？ 贡遂来降，而韬败走。今日居官之辈大半皆如杜韬，然如此之人作贼，亦不能成也。
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镇仿佛奉问，便投剑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前行，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庙，月中再过。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然则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遗小国之臣，必有使之各尽其情者矣。
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 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核，俟其还报，然後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或一二千里，或且万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远者半年，使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睹父母容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揆之子情，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後核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 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忧《晋书》言： 姚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 宋岳飞乞终母丧，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元史》言： 成宗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 然则今制，武官不丁忧，非一道同伦之义也。《国史》言： 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枢归葬乡里。廷议勿许，上特可之。 岂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邪？
○居丧饮酒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 故法曹陆赓男慎馀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 诏各决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十二年四月辛丑，附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季友削官爵，苔四十，忠州安置。师笞四十，配流连州。于頔以不能训子，削阶。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戚，此唐室之所以复振也。
姚兴时，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位曰： 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 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僭乱之国犹有此人。
○匿丧俊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盂升匿母忧，大理寺断流。奉敕： 朕以允从人望，嗣守帝图，政必究于化源，道每先于德本，贵持国法，以正人伦。孟升身被儒冠，职居宾幕，比资筹画，以赞盘维。而乃都昧操修，但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为人子以何堪，渎污时风，败伤名教。五刑是重，十恶难宽。将复投荒，无如去世，可赐自尽。 其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失于纠察，各有殿罚。
○国恤宴饮《春秋传》言： 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 异哉，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 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 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 汉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饮者。《汉书·元後转》： 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王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其兄子成都侯况免为庶人，归故郡， 《魏书·甄楷传》： 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 是也，有国丧末期而宴饮者。《晋书·钟雅传》： 拜尚书左丞。奏言肃祖明，皇帝弃背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百僚渗怆。尚书梅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伎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 是也。有国忌而宴饮者。《旧唐书·德宗纪》： 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马都尉郭暧、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饮，贬官归第 是也。此皆故事之宜举行者。礼者，君之大柄，可听其颓弛而不问乎？
○宋朝家法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入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捆，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俊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


○秘书国史汉时天子所藏之书，皆令人臣得观之。故刘欲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而司马迁为太史令，细石室金匮之书。刘向、扬雄校书天禄阁。班斿进读群书，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东京则班固、傅毅为兰台令史，并典校书。曹褒于东观撰次礼事。而安帝永初中，诏谒者刘珍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校定《五经》、诸子传记。窦章之被荐，黄香之受诏，亦得至焉。晋、宋以下，此典不废，左思、王俭、张缵之流咸读秘书，载之史传。而柳世隆至借给二千卷。唐则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颜师古皆为秘书监，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手书缮写，藏于内库。而玄宗命弘文馆学士元行冲，通撰古今书目，名为《群书四录》。以阳城之好学，至求为集贤院吏，乃得读之。宋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院，谓之三馆，太宗别建崇文院，中为秘阁，藏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置直阁校理。仁宗复命缮写校勘，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书成，藏于太清楼，而范仲淹等尝为提举。且求书之诏，无代不下，故民间之书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书亦往往传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干宝之《晋书》、柳芳之《唐历》、吴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长编》、并以当时流布。至于会要、日历之类，南渡以来，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尝禁止。今则实录之进，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在朝之臣非预篡修，皆不得见，而野史、家传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虽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学夏、殷礼而无从，学周礼而又无从也，况其下焉者乎！岂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书而拙于敷教者邢？遂使帷囊同毁，空闻《七略》之名；家壁皆残，不睹《六经》之字。鸣呼忄希矣！
○十三经注疏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其刻石国子学，则云《九经》，并《孝经》、《论语》、《尔雅》。宋时程、朱诸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书》则孔安国传，《诗》则毛苌传，郑玄笺，《周礼》、《仪礼》、《礼记》则郑玄注，《公羊》则何休学，《孟子》则赵歧注，皆汉人。《易》则王粥注，魏人。《系辞》，韩康伯注，晋人。《论语》则何晏集解，魏人。左氏则杜预注，《尔雅》则郭璞注，《梁》则范甯集解，皆晋人。《孝经》则唐明皇御注。其後儒辨释之书名曰正义，今通谓之疏。
《旧唐书，儒学传》：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布于天下。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高宗纪》： 永徽四年三月壬子朔，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 时但有《易》、《书》、《诗》、《礼记》、《左氏春秋》五经。永徽中，贾公彦始撰《周礼》、《仪礼》义疏。《宋史·李至传》： 判国子监，上言： 《五经》书既已板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修，望令直讲崔颐正、孙、崔等重加雠校，以备刊刻。 从之。 今人但知《五经正义》为孔颖达作，不知非一人之书也，《新唐书》颖达本传云： 初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判受诏撰五经义训百余篇，其中不能无谬冗，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诏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宏文馆学士考正之，于是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张行成、侍中高季辅就加增损，书始布下。
○监本二十一史宋时止有十六史，今则并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一史。但辽、金二史向无刻本，南北齐、梁、陈、周书人间传者亦罕，故前人引书多用《南、北史》及《通鉴》，而不及诸书，亦不复采辽、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嘉靖初，南京国子监祭酒张邦奇等请校刻史书，欲差官购索民间古本，部议恐滋烦扰，上命将监中十七史旧板考对修补，仍取广东《宋史》板付监，辽、金二史无板者，购求善本翻刻。十一年七月成，祭酒林文俊等表进。至万历中，北监又刻《十三经》、《二十一史》，其板视南稍工，而士大夫遂家有其书，历代之事迹粲然于人间矣。然校勘不精，讹舛弥甚，且有不知而妄改者，偶举一二。如《魏书·崔孝芬传》： 李彪谓崔挺曰： 比见贤子谒帝，旨谕殊优、今当为群拜纪。 此《三国志·陈群传》中事，非为隐僻，今所刻《北史》改云： 今当为绝群耳。 不知纪群之为名，而改 纪 为 绝 ，又倒其文，此已可笑。
又如《晋书·华谭传》未云： 始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学，与谭齐名。 今本误于 始 字绝句，左方跳行，添列一袁甫名题，而再以 淮 字起行。《齐王同传》末云： 郑方者，字子回。 此姓郑名方，即上文所云南阳处士郑方，露版极谏，而别叙其人与书及同答书于後耳，今乃跳行添列一 郑方者 三字名题。《唐书·李敬玄传》末附敬玄弟元素，今以敬玄属上文，而弟元素跳行。此不适足以彰大学之无人，而贻後来之栅笑乎？《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 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 一节十四字。《乡射礼》脱 士鹿中旌以获 七字，《士虞礼》脱 哭止告事毕宾出 七字，《特牲馈食礼》脱 举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 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 以授尸坐取箪兴 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于监刻矣。至于历官任满，必刻一书，以充馈遗，此亦甚雅，而卤莽就工，殊不堪读。陆文裕《金台纪闻》曰： 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人谓之学祖，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六史》诸书地里、岁月、勘校、工役并存可识也。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以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 闻之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则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雠，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贮官而易印行，三也。有右文之主出焉，其复此非难也。而书之已为劣生刊改者，不可得而正矣。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後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
《旧日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当兼二书刻之，为《二十二史》。如宋、魏诸国既各有书，而复有《南史》、《北史》，是其例也。
○张参五经文字唐人以《说文》、《字林》试士。其时去古未远，开元以前未改经文之日，篆籀之学，童而习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书景龙观钟，犹带篆、分遗法。至于宋人，其去古益远，而为说日以凿矣，大历中，张参作《五经文字》，据《说文》、《字林》，刊正谬失，甚有功于学者。开成中，唐玄度增补，复作《九经字样》，石刻在关中。向无板本，间有残缺，无别本可证。近代有好事者刻《九经补字》，并属诸生补此书之阙，以意为之。乃不知此书特《五经》之文，非经所有者不载，而妄添经外之字，并及字书中泛博之训。予至关中，洗刷元石，其有一二可识者，显与所补不同，乃知近日学者之不肯阙疑而妄作如此。
○别字《慢汉书·儒林传》： 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 近鄙者，犹今俗用之字；别字者，本当为此字，而误为彼字也，今人谓之 白字 ，乃别音之转。
山东人刻《金石录》，于李易安《梭序》： 绍兴二年玄岁壮月朔。 不知壮月之出于《尔雅》，而改为 牡丹 。凡万历以来所刻之书多 牡丹 之类也。
○三朝要典《宋史·蹇序辰传》： 绍圣中，为起居郎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疏言： 朝廷前日正司马光等好恶，明其罪罚，以告中外。惟变乱典刑，改废法度，讪读宗庙，脾睨两宫，观事考言，实状彰著，然踪迹深秘，包藏祸心，相去八年之间，盖已不可究。质其章疏案牍，散在有司，若不汇辑而存之，岁久必致沦失。愿悉讨奸臣所言所行，选官编类，人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 遂命序辰及徐铎编类，由是招绅之祸无一得免者。 天启中，篡辑《三朝要典》，正用序辰之法。
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後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偏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言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帧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 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 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
○密疏唐武宗会昌元年十二月，中书门下奏： 宰臣及公卿论事，行与不行须有明据，或奏请允惬，必见褒称；或所论乖僻，因有惩责。在藩镇上表，必有批答；居要官启事，自有记注。并须昭然，在人耳目。或取舍存于堂案，或与夺形于诏敕。前代史书所载奏议，罔不由此。近见《实录》，多载密疏，言不彰于朝听，事不显于当对，得自其家，未足为信。今後《实录》所载章奏，并须朝廷共知者，方得纪述，密疏并请不载。如此则理必可法，人皆向公，爱憎之志不行，褒贬之言必信。 从之。此虽出于李德裕之私心，然其言不为无理。自万历末年，章疏一切留中，抄传但凭阁揭。天启以来，谗慝弘多，啧言弥甚。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後，重为奋笔之文，追遗议于後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
○贴黄章奏之冗滥，至万历、天启之间而极至。一疏而荐数十人，累二三千言不止，皆枝蔓之辞。崇祯帝英年御宇，厉精图治，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乃数月之後，颇亦厌之，命内阁力贴黄之式。即令本官自撮疏中大要，不过百字，粘附犊尾，以便省览。此贴黄之所由起也。宋叶梦得《石林燕语》曰： 唐制，降敕有所更改，以纸贴之，谓之贴黄，盖敕书用黄纸，则贴者亦黄纸也。今奏状札子皆白纸，有意所未尽，揭其要处，以黄纸别书于後，乃谓之贴黄，盖失之矣。其表章略举事目与日月道里见于前及封皮者，又谓之引黄。
○记注古之人君，左史记事，右史记言，所以防过失而示後王。记注之职其来尚矣。唐太宗通晓古典，尤重其事。苏冕言： 贞观中，每日朝退後，大宗与宰臣参议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执简记录。 由是贞观注记，政事称为毕备，及高宗朝，会端拱无言，有司惟奏辞见二事。其後许敬宗、李义甫用权，多妄论奏，恐史官直书其短，遂奏令随仗便出，不得备闻机务，因为故事。
《旧唐书·姚踌传》： 长寿二年，迁文昌左丞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永徽以後，左右史惟得对仗承旨，仗下後，谋议皆不预闻，以为帝王谟训不可遂无纪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无从得书，乃表请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一人专知撰录，号为 时政记，每月封送史馆。宰相之撰时政记，自始也。
○四书五经大全自朱于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之後，黄氏有《论语通释》，而采语录附于朱子章句之下则始自真氏，名日《集义》，止《大学》一书，祝氏乃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入像有蔡氏《四书集疏》，赵氏《四书篡疏》，吴氏《四书集成》。昔之论者病其泛溢，于是陈氏作《四书发明》，胡氏作《四书通入而定字之门人倪氏合二书为一，颇有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自永乐中命儒臣篡修《四书大全》，颁之学官，而诸书皆废。倪氏《辑释》今见于刘用章所刻《四书通义》中。永乐中所纂《四书大全》特小有增删，其详其简或多不如倪氏，《大学中庸或问》则全不异，而间有外误。至《春秋大全》则全袭元人汪克宽《胡传纂疏》，但改其中 愚按 二字为 汪氏曰 ，及添庐陵李氏等一二条而已。《诗经大全》则全袭元人刘谨《诗传通释》，而改其中 愚按 二字为 安成刘氏曰 。其三经後人皆不见旧书，亦未必不因前人也。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往之君子欲扫而更之，亦难乎其为力矣。
○书传会选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诏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书传》。上以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行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番阳邹季友所论问亦有未安者，遂诏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九月癸丑，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颁行天下。今按此书若《尧典》谓 大左旋，日月五星违天而右转 ，《高宗肜日》谓 祖庚绎于高宗之庙 ，《西伯勘黎》谓是武王，《洛浩》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谓周公辅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论。
每传之下系以经文及传，《音释》干字音、字体、字义辩之甚详。其传中用古人姓字、古书名目必具出处，兼亦考证典故。盖宋元以来，诸儒之规模犹在，而其为此书者皆自幼为务本之学，非由八股发身之人，故所著之书虽不及先儒，而尚有功于後学。至永乐中修《尚书大全》，不惟删去异说，并《音释》亦不存矣。愚尝谓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经术人材于斯为盛。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内典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夕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自老庄之学行于战国之时，而外义者告子也，外天下、外物、外生者庄子也。于是高明之士厌薄诗书，以为此先王所从治天下之糟粕。而佛氏晚人中国，其所言清净慈悲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诸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人于涅，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乃兼之矣。其传浸盛，後之学者遂谓其书为内典。推其立言之旨，不将内释而外吾儒乎？夫内释而外吾儒，此自缁流之语，岂得士人亦云尔乎，《黄氏日钞》云： 《论语·曾子三省章》集注载尹氏曰： 曾于守约，故动必求诸身，语意已足矣。 又载谢氏曰： 诸子之学皆出于圣人，其後愈远而愈失其真，独曾子之学专用心于内，故传之无弊。夫心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国平天下。 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掸学之说耳。象山陆氏因谓曾子之学是里面出来，其学不传；诸子是外面人去。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遂于《论语》之外，自谓得不传之学。凡皆源于谢氏之说也。後有朱子，当于集注中去此一条。
褚少孙补《滑稽传》，以传记、杂说为外家，是以《六经》为内也。东汉儒者则以七纬为内学，《六经》为外学。举图谶之文，一归之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今百世之下，晓然皆悟其非。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
○心学《黄氏日钞》解《尚书》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一章曰： 此章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详焉耳。尧之命舜曰： 允执厥中。 今舜加 危微精一 之语于 允执厥中 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能执中者也。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也。尧之命舜曰： 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今舜加 无稽之言勿听，以至敬修其可愿 于 天禄永终 之上，又 所以警切之，使勿至于困穷而永终者也 ，此戒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 永终 二语而发也，执中之训，正说也；永终之戒，反说也。盖舜以昔所得于尧之训戒并其平日所尝用力而自得之者，尽以命禹，使知所以执中而不至于永终耳，岂为言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葵九峰之作《书传》，述朱子之言曰： 古之圣人将以天下与人，未尝不以治之之法而并传之。 可谓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虽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国平天下之本，其说固理之正也。其後进此书传于朝者，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世之学者遂指此书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依矣。 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 不立文字，单传心印 。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 俗说浸淫，虽贤者或不能不袭用其语，故僭书其所见如此。
《中庸章句》引程子之言曰： 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 亦是借用释氏之言，不无可酌。
《论语》一书言心者三，曰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曰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曰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乃 操则存，舍则亡 之训，门人未之记，而独见于《孟子》。夫未学圣人之操心，而骤语夫从心，此即所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旦昼之所为有牿亡之者矣。
唐仁卿答人书曰： 自新学兴而名家著，其冒焉以居之者不少，然其言学也则心而已矣。元闻古有学道，不闻学心；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学者，盖谓心即道也，而元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虽上圣而不敢言也。今人多怪元言学而遗心，孰若执事责以不学之易了，而元亦可以无辞于执事，子曰： 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 又曰： 一日克己复礼。 又已 终日乾乾，行事也。 元未能也。孔门诸子，日月至焉，夫子犹未许其好学，而况乎日至未能也，谓之不学可也。但未知执事所谓学者果仁邪？礼邪？事邪？抑心之谓邪？外仁、外礼、外事以言心，虽执事亦知其不可； 执事之意必谓仁与礼与事即心也，用力于仁，用力于心也。复礼，复心也；行事，行心也。则元之不解犹昨也，谓之不学可也。 又曰： 孳革为善者心，孳孳为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别人禽，虽大圣犹必防乎其防，而敢言心学乎？心学者，以心为学也。以心为学，是以心为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则是，求心则非；求心则非，求于心则是。我所病乎心学者，为其求心也。心果待求，必非与我同类；心果可学，则 以礼制心，以仁存心 之言，毋乃为心障与！
《论语》： 仁者安仁。 集注： 谢氏曰：仁者心无内外、远近、精粗之间，非有所存而自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乱。 此皆庄、列之言，非吾儒之学。太甲曰： 顾讠是天之明命。 子曰： 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故曰 操则存，舍则亡。 不待存而自不亡者何人哉？
○举业林文烙《福州府志》曰： 余好问长老前辈时事，或为余言林尚默，方游乡序，为弟子员，即自负其才当冠海内士云。然考其时，试诸生者则杨文贞、金文靖二公也。夫尚默当时所习特举子业耳，而杨、金二学士皆文章宿老，蔚为儒宗，尚默乃能必之二公若合符节，何哉？当是时也，学出于一，上以是取之，下以是习之，譬作车者不出门，而知适四方之合辙也，工德末，异说者起，以利诱後生，使从其学，毁儒先，低传汪，殆不啻弃髦矣。由是学者怅怅然莫知所从，欲从其旧说则恐或主新说，从其新说则又不忍遽弃传注也。己不能自必，况于人平？呜呼！士之怀瑾握瑜，范驰驱而不遇者，可胜道哉！是故射无定鹄，则羿不能巧；学无定论，则游夏不能工。欲道德一，风俗同，其必自大人不倡游言始。 又曰： 近日讲学之辈，弥近理而大乱真。士附其门者皆取荣名，于是一唱百和，始伐木者呼邪许，然徐而叩之，不过徽捷径于终南，而其中实莫之能省也。 东乡艾南英《皇明今文待序》曰： 呜呼！制举业中始为禅之说者，谁与原其始？盖由一二聪明才辩之徒，厌先儒敬义诚明、穷理格物之说，乐简便而畏绳束，其端肇于宋南渡之季，而慈湖杨氏之书为最著。国初，功令严密，匪程、朱之言弗遵也。盖至摘取良知之说，而士稍异学矣，然予观其书，不过师友讲论立教明宗而已，未尝以人制举业也。其徒龙溪、绪山阐明其师之说，而又过焉，亦未尝以人制举业也。龙溪之举业不传，阳明、绪山班班可考矣。衡较其文，持详矜重，若未始肆然欲自异于朱氏之学者。然则今之为此者，谁为之始与？吾姑为隐其姓名，而又详乙注其文，使学者知以宗门之糟粕，为举业之偏者自斯人始。呜呼，降而为传灯，于彼教初说，其浅深相去已远矣，又况附会以援儒人墨之辈，其鄙陋可胜道哉。今其大旨不过曰 耳自天聪，目自天明 ，犹告子曰生之谓性 而已。及其厌穷理格物之迂而去之，犹告子曰 不得于言，勿求于心 而已。任其所之而冥行焉，未有不流于小人之无忌惮者，此《中庸》所以言性不言心，《孟子》所以言心而必原之性，《大学》所以言心而必曰正其心。吾将有所论著，而姑言其概如此，学者可以废然返矣。
又曰： 嘉靖中，姚、江之书虽盛行于世，而士子举业尚谨守程、朱，无敢以禅窜圣者。自兴化、华亭两执政尊王氏学，于是隆庆戊辰《论语程义》首开宗门，此援浸淫，无所底止。科试文字大半剽窃王氏门人之言，阴诋程、朱。 坊刻中有伪作罗伦《致知在格物》一篇，其破题曰： 良知者，廓于学者也。 按罗文毅中成化二年进士，当时士无异学，使果有此文，则良知之说始于彝正，不始于伯安矣。况前人作破亦无此体，以其为先朝名臣而借之耳。
○破题用庄子《五经》无 真 字，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 其中有精，其精甚真。 《庄子·渔父篇》： 孔子愀然曰： 敢问何谓真？ 客曰： 真者，精诚之至也。  《大宗师篇》曰： 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 《列子》曰： 精神离形，各归其真，故谓之鬼。鬼，归也。归其真宅。 《汉书·杨王孙传》曰： 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 《说文》曰： 真，仙人变形登天也。 徐氏系传曰： 真者，仙也，化也。从匕，匕即化也。反人为亡，从目从匕，入其所乘也。 以生为寄，以死为归，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 吾慕真人。 自谓 真人 ，不称 朕 。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 真经 ，皆本乎此也。後世相传，乃遂与假为对。李斯《上秦王书》： 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 韩信请为假王，高帝曰： 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 又更东垣曰 真定 。窦融《上光武书》曰： 岂可背真旧之主，事奸伪之人。 而与老、庄之言真亦微异其指矣。宋讳 玄 ，以 真 代之，故庙号曰真宗。玄武七宿改为 真武 ，玄冥改为 真冥 ，玄挎改为 真枵 。《崇文总目》谓《太玄经》为 太真 ，则犹未离其本也。隆庆二年会试，为主考者厌《五经》而喜老庄，黜旧闻而崇新学，首题《论语》 子曰由海汝知之乎 一节，其程文破云： 圣人教贤者以真知，在不昧其心而已。 《庄子·大宗师篇》： 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列子·仲尼篇》： 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 始明以《庄子》之言人之文字。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彗星扫北斗、文昌，而御河之水变为赤血矣，崇侦时，始申旧日之禁，而士大夫皆幼读时文，习染已久，不经之字，摇笔辄来，正如康昆仑所受邻舍女巫之邪声，非十年不近乐器，未可得而绝也。虽然，以周元公道学之宗，而其为书，犹有所谓 无极之真 者，吾又何责乎今之人哉。
《孟子》言： 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下文明指是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今之学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庄子》之真知。
○科场禁约万历三十年三月，礼部尚书冯琦上言： 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自人文向盛，士习浸淳，始而厌薄平常，稍趋纤靡；纤靡不已，渐骛新奇；新奇不已，渐趋诡僻。始犹附诸子以立帜，今且尊二氏以操戈。背弃孔、孟，非毁程、朱，惟《南华》、西竺之语是宗是竞。以实为空，以空为实。以名教为桎梏以纪纲为赘疣。以放言高论为神奇，以荡轶规矩、扫是非廉耻为广大。取佛书言心言性略相近者窜入圣言，取圣经有空字无字者强同于禅教。语道既为舂驳，论文又不成章。世道溃于狂澜，经学几为榛莽。臣请坊间一切新说曲议，令地方官杂烧之。生员有引用佛书一句者，廪生停廪一月，增附不许帮补，三句以上降黜。中式墨卷引用佛书一句者，勒停一科，不许会试，多者黜革。伏乞天语申饬，断在必行。自古有仙佛之世，对学必不明，世运必不劢。即能实诣其极，亦与国家无益，何况袭咳唾之余，以自盖其名利之迹者乎？夫道术之分久矣。自西晋以来，于吾道之外别为二氏；自南宋以来，于吾道之中自分两岐；又其後则取释氏之精蕴，而阴附于吾道之内；又其後则释氏之名法，而显出于吾道之外。非圣主执中建极，群工一德同风，世运之流未知所届。 上曰： 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明经是非，荡弃行检，复安得节义忠孝之士为朝廷用？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仙佛原是异术，宜在山林独修，有好尚者任其解官自便。 此稍为厘正，然而旧染既深，不能尽涤；又在位之人多以护借士子科名为阴德，亦不甚摘发也。至于未年，诡僻弥甚。
新学之兴，人皆土苴《六经》，因而不读传注，崇帧三年，浙江乡试题 义用明俊民用章 。上文 岁月日时无易 ，传曰： 不失其时也。 第三名龚广生文，误以为历家 一日十二时 之时，而取冠本经，刻为程文。九年，应天乡试题  王请大之 至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内有 以遏祖莒 ，注曰：  莒 ，《诗》作 旅 ，众也。 谓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也。第二十三名周天一文，误以为《春秋》莒人 之莒，亦得中式，部科不闻磨勘。诏令之不行至此。
○朱子晚年定论《宋史·陆九渊传》： 初，九渊尝与朱熹会鹅湖，论辩所学，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渊访之。熹与至白鹿洞，九渊为讲 君子小人喻义利 一章，听者至有泣下，熹以为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至于无极而大极之辩，则贻书往来，论难不置焉。
王文成所辑《朱子晚年定论》，今之学者多信之，不知当时罗文庄已尝与之书而辩之矣。其书曰： 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牍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八则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黄直卿》一书，监本止云此是向来差误，别无 定本 二字，今所编增此二字，而序中又变 定 字为 旧 字，却未详 本 字所指。朱子有《答吕东莱》一书，尝及定本之说，然非指《集注或问》也。凡此，愚皆不能无疑，顾犹未足深论。窃以执事天资绝世，而日新不已。向来恍若有悟之後，自以为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又以为精明的确，洞然无复可疑。某固信其非虚语也。然又以为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悟，揆之于理，容有是邪？他说固未敢请，尝读《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与张南轩答问书。内第四书亦自以为： 其于实体似益精明，因复取凡圣贤之书，以及近世诸老先生之遗语，读而验之，则又无一不合。 盖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见洒落处，与执事之所自序者无一语不相似也，书中发其所见，不为不明；而卷未一书，提纲振领，尤为详尽。窃以为千圣相传之心学，殆无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独不为执事所取？无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书为然，则《论孟集注》、《学庸章句或问》不容别有一般道理；如其以为未合，则是执事精明之见，决与朱子异矣！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执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庐吴氏，以为见之尤真，而取其一说，以附三十余条之後。窃以草庐晚年所见端的与否，以未易知。盖吾儒昭昭之云，释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于此。即草庐所见果有合于吾之所谓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间钻研文义之效，殆所谓真积力久而豁然贯通者也。盖虽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纯粹，又蚤获亲炙于濂溪，以发其吟风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诸《六经》而後得之。但其所禀邻于生知，闻一以知十，与他人极力于钻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钻研文义为非，而以堕此科臼为悔？夫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鱼兔之获，而反追咎筌蹄，以为多事，其可乎哉？东陈建作《学通辩》，取朱子年谱、行状、文集、语类及与陆氏兄弟往来书札，逐年编辑而为之，辩曰： 朱、陆早同晚异之实，二家谱集具载甚明。近世东山赵氵方《对江右六君子策》乃云 朱子《答项平父书》有去短集长之言 ，岂鹅湖之论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并于晚岁，则其微言精义必有契焉，而子静则既往矣，此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编》，分朱，陆异同为三节，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则疑信之相半，终焉若辅车之相依。朱、陆早异晚同之说，于是乎成矣。王阳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论》之录，专取朱于议论与象山合者，与《道一编》辅车之说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颠倒早晚，以弥缝陆学，而不顾矫诬朱子，诳误後学之深。故今编年以辩，而二家早晚之实，近儒颠倒之弊，举昭然矣。 又曰： 朱子有朱子之定论，象山有象山之定论，不可强同。专务虚静，完养精神，此象山之定论也。主敬涵养，以立其本；读书穷理，以致其知；身体力行，以践其实，三者交修并尽，此朱子之定论也。乃或专言涵养，或专言穷理，或止言力行，则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药也。今乃指专言涵养者为定论，以附合于象山，其诬朱子甚矣！ 又曰 赵东山所云，盖求朱、陆生前无可同之实，而没後乃臆料其後会之必同，本欲安排早异晚同，乃至说成生异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岂不适所以彰朱，陆平生之未尝同，适自彰其牵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昔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人主。陆亘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指鹿为马。今篁墩辈分明掩有为无，指无为有，以欺弄後学，岂非吾道中之延龄哉！ 又曰： 昔韩绛、吕惠卿代王安石执政，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愚谓近日继陆学而兴者，王阳明是传法沙门，程篁墩则护法善神也。宛平孙承泽谓阳明所编，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纵之圣，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闻多见，曰博文约礼，至老删述不休，犹欲假年学《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进学必在致知，涵养必在主敬，德性在是，问学在是。如谬以朱子为支离，为晚悔，则是吾夫子所谓好古敏求，多闻多见，博文约礼皆早年之支离，必如无言、无知、无能为晚年自悔之定论也。以此观之，则 晚年定论 之刻，真为阳明舞文之书矣。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後，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而王尚书发策谓：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发先儒之说而出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便人不可诘。 此三言者，尽当日之情事矣。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篑。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困知之记》、《学之编》，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苏志》言姚荣国著书一卷，名曰《道馀录》专诋程、朱。少师亡後，其友张洪谓人曰： 少师于我厚，今死矣，无以报之，但每见《道馀录》，辄为焚弃。 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说又作之时也。
嘉靖二年，会试发策，谓朱、陆之论终以不合，而今之学者顾欲强而同之，岂乐彼之径便，而欲阴诋吾朱子之学与？究其用心，其与何澹、陈贾辈亦岂大相远与？至笔之简册，公肆诋訾，以求售其私见，礼官举祖宗朝故事，燔其书而禁斥之，得无不可乎！当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论者，涓涓不塞，终为江河，有世道之责者，可无履霜坚冰之虑。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拨乱世反之正，岂不在于後贤乎！
○李贽《神宗实录》： 万历三十年闰二月乙卯，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 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以吕不韦、李园为智谋，以李斯为才力，以冯道为吏隐，以卓文君为善择佳耦，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狂诞悖戾，不可不毁。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迩来缙绅士大夫亦有诵咒念佛，奉僧膜拜。手持数珠，以为律戒；室悬妙像，以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禅教沙门者，往往出矣。近闻贽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望敕礼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将李贽解发原籍治罪，仍檄行两畿及各布政司，将贽刊行诸书，并搜简其家未刻者，尽行烧毁，无令贻祸後生，世道幸甚！ 得旨： 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 愚按，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 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 而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
○钟惺钟惺字伯敬，景陵人，万历庚戌进士。天启初，任福建提学副使，大通关节。丁父忧去职，尚挟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抚南居益疏劾有云： 百度逾闲，《五经》扫地。化子衿为钱树，桃李堪羞；登驵侩于皋比，门墙成市，公然弃名教而不顾，甚至承亲讳而冶游。疑为病狂丧心，讵止文人无行！ 坐是沈废于家。乃选历代之诗名曰《诗归》，其书盛行于世。已而评《左传》，评《史记》，评《毛诗》，好行小慧，自立新说，天下之士靡然从之。而论者遂忘其不孝贪污之罪，且列之为文人矣。
余闻闽人言，学臣之鬻诸生自伯敬始。当时之学臣，其于伯敬固当如茶肆之陆鸿渐，奉为利市之神，又何怪读其所选之诗。以为《风》、《骚》再作者耶？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
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不在王莽、安禄山、刘豫之下，故书其事于《五经》诸书之後。呜呼！ 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子》已先言之矣。
○窃书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世说》曰：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隽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馀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後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意，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旧唐书》： 姚班尝以其曾祖察所撰《汉书训篡》多为後之注《汉书》者隐没名字，将为己说，班乃撰《汉书绍训》四十卷，以发明旧义，行于代。 吾读有明宏治以後经解之书，皆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者也。
○勘书凡勘书必用能读书之人。偶见《焦氏易林》旧刻，有曰 环绪倚鉏 ，乃 环堵 之误。注云： 绪疑当作  。   井堙水刊 ，乃 木刊 之误，注云： 刊疑当作 利 。 失之远矣。幸其出于前人，虽不读书而犹遵守本文，不敢辄改。苟如近世之人，据臆改之，则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後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然则今之坊刻不择其人，而委之雠勘，岂不为大害乎！梁简文帝《长安道诗》： 金椎抵长乐，复道向宜春。 是用《汉书·贾山传》： 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 《三辅决录》： 长安十二门，三涂洞开，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人，为往来之径。 今误作 金槌 ，而又改为 椎轮 。唐阎朝隐《送金城公主适西著诗》： 还将贵公主，嫁与亻辱檀王。 是用《晋书·载记》： 河西王秃发亻辱檀 。今误作 耨檀 ，而又改为 褥毡 ，比于 金根车 之改 金银 ，而又甚焉者矣。
《庄子》： 婴儿生，无石师而能言。 一本作 所师 。盖魏晋以後，写书多有作草者，故以 所 而讹 石 也。
○改书《东坡志林》曰：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自予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
《汉书·艺文志》曰： 古者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 盖伤其浸不正。 是知穿凿之弊自汉已然，故有行赂改兰台漆书，以合其私者矣。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且如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檄》，本出《旧唐书》。其曰： 伪临朝武氏 者，敬业起兵在光宅元年九月，武氏但临朝而未革命也。近刻古文，改作 伪周武氏 ，不察檄中所云 包藏祸心，脾睨神器 ，乃是未篡之时，故有是言。其时废中宗为庐陵王，而立相王为皇帝，故曰 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 也。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缪种流传，至今未已。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 长吟永叹，思我圣考。 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 圣老 ，评之曰： 圣老字奇。 《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 天後有四子，长曰太子宏，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後方图称制，乃鸠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後悟而哀愍。其辞曰：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而太子贤终为天後所逐，死于黔中。 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 摘绝 。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
○易林《易林》疑是东汉以後人撰，而托之焦延寿者，延寿在昭、宣之世。
其时《左氏》未立学官，今《易林》引《左氏》语甚多，又往往用《汉书》中事，如曰 彭离济东，迁之上庸 ，事在武帝元鼎元年；曰 长城既立，四夷宾服，交和结好，昭君是福 ，事在元帝竟宁元年；曰 火入井口，阳芒生角，犯历天门，窥见太微，登上玉床 ，似用《李寻传》语；曰 新作初陵，逾陷难登 ，似用成帝起昌陵事；又曰 刘季发怒，命灭子婴 ，又曰  大蛇当路，使季畏惧 ，则又非汉人所宜言也。


○鲁之春秋《春秋》不始于隐公。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 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 述而不作 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 作春秋 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
○春秋阙疑之书孔子曰：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传曰： 不书日，官失之也。 《僖公十五年》： 夏五月，日有食之。 传曰： 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 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阙也。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左氏出于获麟之后，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 多闻阙疑，慎言其余。 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自惠公以前，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仲子为子氏，未薨；平王崩，为赴以庚戌；陈侯鲍卒，为再赴：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三正三正之名，见于《甘誓》。苏氏以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为正者，其来尚矣。《微子之命》曰： 统承先王，修其礼物。 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觐会同则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国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独是晋为姬姓之国，而用夏正则不可解。
杜预《春秋》后序曰： 晋太康中，汲县人发其界内旧冢，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 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经书 春 ，而传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里克弑其君卓，经书 正月 ，而传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晋杀其大夫ぶ郑父，经书 春 ，而传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晋侯及秦伯战于韩，获晋侯，经书 十有一月壬戌 ，而传则为九月壬戌。经传之文或从夏正，或从周正，所以错互如此。与《史记》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东井，乃秋七月之误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丑奔京师，而卜偃对献公，以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绛县老人言： 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 以《长历》推之，为鲁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晋人用夏正之见于传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 冬，晋侯夷吾卒。 杜氏注： 文公定位而后告。 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为今年之事。新君入国之日，反为旧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经乃错简，当在二十三年之冬。传曰： 九月，晋惠公卒。 晋之九月，周之冬也。
《隐公六年》： 冬，宋人取长葛。 传作 秋 。刘原父曰： 《左氏》日月与经不同者，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史策之文，其用三正参差不一，往往而迷。故经所云 冬 ，传谓之 秋 也。考宋用殷正，则建酉之月，周以为冬，宋以为秋矣。
《桓公七年》：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传作 春 。刘原父曰： 传所据者以夏正纪时也。
《文公十六年》：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经在九月，传作七月。
《隐公三年》： 夏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 若以为周正，则麦禾皆未熟。《四年》： 秋，诸侯之师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 亦在九月之上，是夏正六月，禾亦未熟。注云： 取者，盖芟践之。 终是可疑。按传中杂取三正，多有错误。左氏虽发其例于隐之元年，曰 春王周正月 ，而间有失于改定者。文多事繁，固著书之君子所不能免也。
○闰月《左氏传·文公元年》： 于是闰三月，非礼也。 《襄公二十七年》：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历过也，再失闰矣。 《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仲尼曰： 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  并是鲁历。春秋时，各国之历亦自有不同者，经特据鲁历书之耳。《成公十八年》： 春王正月，晋杀其大夫胥童。 传在上年闰月。《哀公十六年》： 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卫侯辄来奔。 传在上年闰月。皆鲁失闰之证。杜以为从告，非也。
《史记》： 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 则以鲁历为周历，非也。平王东迁以后，周朔之不颁久矣，故《汉书·律历志》六历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其于左氏之言失闰，皆谓鲁历。盖本刘歆之说。
○王正月《广川书跋》载《晋姜鼎铭》曰： 惟王十月乙亥。 而论之曰： 圣人作《春秋》，于岁首则书王说者，谓谨始以正端。今晋人作鼎而曰 王十月 ，是当时诸侯皆以尊王正为法，不独鲁也。 李梦阳言： 今人往往有得秦权者，亦有 王正月 字。以是观之，《春秋》 王正月 ，必鲁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别于夏、殷，并无他义。刘原父以 王 之一字为圣人新意，非也。子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亦于此见之。
赵伯循曰： 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于诸侯，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庙，所谓禀正朔也，故曰王正月。
《左氏传》曰： 元年春，王周正月。 此古人解经之善，后人辨之累数百千言而未明者，传以一字尽之矣。
未为天子，则虽建子而不敢谓之 正 ，《武成》 惟一月壬辰 是也。已为天子，则谓之 正 ，而复加 王 以别于夏、殷，《春秋》 王正月 是也。○春秋时月并书《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如《泰誓》： 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 《金滕》： 秋，大熟，未获。 言时则不言月。《伊训》：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武成》： 惟一月壬辰。 《康诰》： 惟三月哉生魄。 《召诰》： 三月惟丙午朏。 《多士》： 惟三月。 《多方》： 惟五月丁亥。 《顾命》： 惟四月哉生魄。 《毕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建子之月而书春，此周人谓之春矣。《后汉书·陈宠传》曰： 天正建子，周以为春。 元熊朋来《五经说》曰： 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此之谓天统。
○谓一为元杨龟山《答胡康侯书》曰： 蒙录示《春秋》第一段义，所谓 元 者，仁也；仁，人心也。《春秋》深明其用，当自贵者始，故治国先正其心。其说似太支离矣，恐改元初无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质文之尚，循环无端，不可增损也。斗纲之端，连贯营室，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以纪日月，故曰星纪。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时为冬至，其辰为丑。三代各据一统，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周环，五行之道也。周据天统，以时言也；商据地统，以辰言也；夏据人统，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时，惟夏为正。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若谓以夏时冠月，如《定公元年》： 冬十月，陨霜杀菽。 若以夏时言之，则十月陨霜，乃其时也，不足为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若以夏时冠月，当曰 秋十月 也。
《五代史·汉本纪》论曰： 人君即位称元年，常事尔，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虽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记事先后远近，莫不以岁月一、二数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谓一为 元 ，盖古人之语尔。及后世曲学之士，始谓孔子书 元年 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为重事。 徐无党注曰： 古谓岁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 正月 ，《国语》言六吕曰 元闲大吕 ，《周易》列六爻曰 初九 ，大抵古人言数多不云 一 ，不独谓年为 元 也。 吕伯恭《春秋讲义》曰： 命日以 元 ，《虞典》也。命祀以 元 ，《商训》也。年纪日辰之首其谓之元，盖已久矣，岂孔子作《春秋》而始名之哉。说《春秋》者乃言《春秋》谓一为 元 ，殆欲深求经旨，而反浅之也。
○改月三代改月之证，见于《白虎通》所引《尚书大传》之言甚明。其言曰： 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色尚黑，以平旦为朔。殷以十二月为正，色尚白，以鸡鸣为朔。周以十一月为正，色尚赤，以夜半为朔。不以二月后为正者，万物不齐，莫适所统，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 氏引《伊训》、《太甲》 十有二月 之文以为商人不改月之证，与孔传不合，亦未有明据。
胡氏又引秦人以亥为正，不改时月为证，则不然。《汉书·高帝纪》 春正月 注，师古曰： 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 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此真正月，当时谓之四月耳。他皆类此。《叔孙通传》： 诸侯群臣朝十月。 师古曰： 汉时尚以十月为正月，故行朝岁之礼，史家追书十月。
○天王《尚书》之文但称 王 ，《春秋》则曰 天王 ，以当时楚、吴、徐、越皆僭称王，故加 天 以别之也。赵子曰： 称天王，以表无二尊 是也。○邾仪父邾仪父之称字者，附庸之君无爵可称，若直书其名，又非所以待邻国之君也，故字之。卑于子男，而进于蛮夷之国，与萧叔朝公同一例也。《左氏》曰 贵之 ，《公羊》曰 褒之 ，非矣。
邾仪父称字，附庸之君也。阝犁来来朝称名，下矣。介葛卢来不言朝，又下矣。白狄来，略其君之名，又下矣。
○仲子《隐公元年》： 秋七月，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 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仲子也。《文公九年》： 冬，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衤遂。 曰僖公成风者，僖公之母成风也。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 此说得之。《左氏》以为桓公之母；桓未立，而以夫人之礼尊其母，又未薨而，皆远于人情，不可信。所以然者，以鲁有两仲子：孝公之妾，一仲子；惠公之妾，又一仲子，而隐之夫人又是子氏。二传所闻不同，故有纷纷之说。
此亦《鲁史》原文，盖鲁有两仲子，不得不称之曰惠公仲子也。考仲子之宫不言惠公者，承上文而略其辞也。
《释例》曰： 妇人无外行，于礼当系夫之谥，以明所属。 如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是也。妾不得体君，不得已而系之子。仲子系惠公而不得，系于孝公；成风系僖公而不得，系于庄公，抑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者矣。
《春秋》十二公，夫人之见于经者：桓夫人文姜，庄夫人哀姜，僖夫人声姜，宣夫人穆姜，成夫人齐姜，皆书薨书葬。文夫人出姜不书薨、葬。隐夫人子氏书薨不书葬。昭夫人孟子变薨言卒，不书葬，不称夫人。其妾母之见于经者，僖母成风，宣母敬赢，襄母定姒，昭母齐归，皆书薨书葬，称夫人小君。惟哀母定姒变薨言卒，不称夫人小君。其他若隐母声子、桓母仲子、闵母叔姜，皆不见于经。定母则经传皆阙。而所谓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也。
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谷梁传》： 夫人者，隐公之妻也。 卒而不书葬，夫人之义，从君者也。《春秋》之例，葬君则书，葬君之母则书，葬妻则不书，所以别礼之轻重也。隐见存而夫人薨，故葬不书。注谓 隐弑贼不讨，故不书 者非。
○成风敬嬴成风、敬嬴、定姒，齐归之，书 夫人 ，书 小君 ，何也？邦人称之，旧史书之，夫子焉得而贬之。在后世则秦芊氏、汉薄氏之称太后也，直书而失自见矣。定姒书 葬 ，而不书 夫人 、 小君 ，哀未君也。孟子则并不书葬，不成丧也。
○君氏卒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例之，从《左氏》为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系之君以为别，犹仲子之系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则当举其名，不但言氏也。
或疑君氏之名别无所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左师见夫人之步马者，问之，对曰： 君夫人氏也。  盖当时有此称。然则去其 夫人 ，即为 君氏 矣。
夫人子氏，隐之妻，嫡也，故书薨。君氏，隐之母，惠公之继室，妾也，故书卒。
不书葬者何？《春秋》之初，去西周未远，嫡、妾之分尚严，故仲子别宫而献六羽，所谓犹秉周礼者也。僖公以后，日以僭逾，于经可见矣。
○滕子薛伯杞伯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而子也，贬之乎？贬之者，人之可也，名之可也；至于名尽之矣，降其爵非情也。古之天下犹今也。崔呈秀、魏广微，天下之人无字之者，言及之则名之，名之者恶之也，恶之则名之焉尽之矣。若降其少师而为太子少师，降其尚书而为侍郎、郎中、员外，虽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然则三国之降焉何？沙随程氏以为是三国者，皆微困于诸侯之政而自贬焉。春秋之世，卫称公矣；及其末也，贬而侯，贬而君夫滕、薛、杞犹是也，故鲁史因而书之也。
小国贫，则滕、薛、杞降而称伯称子；大国强，则齐世子光列于莒、邾、滕、薛、杞、小邾上，时为之也。左氏谓以先至而进之，亦托辞焉尔。
○阙文桓公四年、七年阙秋冬二时，定公十四年阙冬一时，昭公十年十二月无 冬 ，僖公二十八年冬无月而有壬申、丁丑，桓公十四年有夏五而无 月 ，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有朔而无甲子，桓公三年至九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无 王 ，桓公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甲戌有日而无事，皆《春秋》之阙文，后人之脱漏也。《谷梁》有 桓无王 之说，窃以为夫子于继隐之后而书公即位，则桓之志见矣，奚待去其王以为贬邪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不书 天 ，阙文也。若曰以其锡桓而贬之，则桓之立，《春秋》固已公之矣。商臣而书楚子，商人而书齐侯，五等之爵无所可贬，孰有贬及于天王邪？
《僖公元年》： 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不言 姜 ；《宣公元年》： 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不言 氏 。此与文公十四年叔彭生不言 仲 ，定公六年仲孙忌不言 何 同，皆阙文也。圣人之经，平易正大。
邵国贤曰：  夏五 ，《鲁史》之阙文欤？《春秋》之阙文欤？如谓《鲁史》之阙文者，笔则笔，削则削，何独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乎？阙其所不必疑以示后世，推不诚伯高之心，是不诚于后世也，圣人岂为之哉。不然，则 甲戌 、 己丑 、 叔喜生 、 仲孙忌 又何为者？是故 夏五 ，《春秋》阙文也，非《鲁史》之阙文也。
范介儒曰：  纪子伯 、 郭公 、 夏五 之类，传经者之脱文耳。谓为夫子之阙疑，吾不信已。
○夫人孙于齐《庄公元年》： 三月，夫人孙于齐。 不称姜氏，绝之也。《二年》： 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 复称姜氏，见鲁人复以小君待之，忘父而与仇通也。先孙后会，其间复归于鲁，而《春秋》不书，为国讳也，此夫子削之矣。
刘原父曰： 《左氏》曰： 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 谓鲁人绝文姜，不以为亲，乃中礼尔。然则母可绝乎？宋襄之母获罪于君，归其父母之国。及襄公即位，欲一见而义不可得，作《河广》之诗以自悲。然宋亦不迎而致也，为尝试罪于先君，不可以私废命也。孔子论其诗而著之，以为宋姬不为不慈，襄公不为不孝。今文姜之罪大，绝不为亲，何伤于义哉！
《诗》序《猗嗟》：刺鲁庄公不能防闲其母赵氏，因之有哀痛以思父，诚敬以事母，威刑以驭下之说。此皆禁之于末，而不原其始者也。夫文姜之反于鲁，必其与公之丧俱至。其孙于齐，为国论所不容而去者也，于此而遂绝之，则臣子之义伸，而异日之丑行不登于史策矣。庄公年少，当国之臣不能坚持大义，使之复还于鲁。凭君母之尊，挟齐之强，而恣睢淫佚，遂至于不可制。《易》曰： 君子以作事谋始。 《左氏》 绝不为亲 一言，深得圣人这意。而鲁人既不能行，后儒复昧其义，所谓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义者，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岂不信夫。
○公及齐人狩于禚《庄公四年》： 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冬，公及齐人狩于禚。 夫人享齐侯，犹可书也；公与齐侯狩，不可书也。故变文而曰 齐人 ， 人 之者，仇之也。杜氏以为微者，失之矣。
○楚吴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于吴、楚，斤斤焉，不欲以其名与之也。楚之见于经也，始于庄之十年，曰 荆 而已。二十三年，于其来聘而 人 之。二十八年，复称 荆 而不与其 人 也。僖之元年，始称 楚人 。四年，盟于召陵，始有 大夫 。二十一年，会于盂，始书 楚子 。然使宜申来献捷者，楚子也，而不书 君 。围宋者子玉，救卫者子玉，战城濮者子玉也，而不书 帅 。圣人之意，使之不得遽同于中夏也。吴之见于经也，始于成之七年，曰 吴 而已。襄之五年，会于戚，于其来听诸侯之好而 人 之。十年、十四年，复称 吴 ，殊会而不与其 人 也。二十五年，门于巢卒，始书 吴子 。二十九年，使札来聘，始有 大夫 。然灭州来，败鸡父，灭巢，灭徐，伐越，入郢，败李，伐陈，会且，会曾阝，伐我，伐齐，救陈，战艾陵，会橐皋，并称 吴 ，而不与其 人 。会黄池，书 晋侯及吴子 而殊其会。终《春秋》之文，无书 帅 者，使之终不得同于中夏也。是知书君、书大夫，《春秋》之不得已也，政交于中国矣。以后世之事言之，如刘、石十六国之辈，略之而已，至魏、齐、周，则不得不成之为国，而列之于史。辽、金亦然。此夫子所以录楚、吴也。然于备书之中而寓抑之之意，圣人之心盖可见矣。
○亡国书葬纪已亡而书 葬纪叔姬 ，存纪也。陈已亡而书 葬陈哀公 ，存陈也。此圣人之情而见诸行事者也。
○许男新臣卒许男新臣卒，《左传》传曰： 许穆公卒于师，葬之以侯，礼也。 而经不言于师，此旧史之阙，夫子不敢增也。谷梁子不得其说，而以为内桓师，刘原父以为去其师而归卒于其国，凿矣。
○于太庙用致夫人 于太庙，用致夫人。 夫人者，哀姜也。哀姜之薨七年矣，鲁人有疑焉，故不于姑，至是因而致之，不称姜氏，承元年 夫人姜氏薨于夷 之文也。哀姜与弑二君，而犹以之配庄公，是乱于礼矣。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致夫人也，跻僖公也，皆鲁道之衰，而夫子所以伤之者也。胡氏以夫人为成风；成风尚存，何以言 致 ？亦言之不顺也。
以成风称小君，是乱嫡妾之分。虽然，犹愈于哀姜也。说在乎汉光武之黜吕后，而以薄氏配高庙也。
○及其大夫荀息晋献公之立奚齐，以王法言之，易树子也；以臣子言之，则君父之命存焉。是故息之忠同于孔父、仇牧。
○邢人狄人伐卫《春秋》之文有从同者。《僖公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卫。 《二十年》： 齐人、狄人盟于邢。 并举二国，而狄亦称 人 ，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若惟狄而已，则不称 人 ，《十八年》 狄救齐 ，《二十一年》 狄侵卫 是也。《谷梁传》谓： 狄称 人 ，进之也。 何以不进之于救齐，而进这于伐卫乎？则又为之说曰： 善累而后进之。 夫伐卫何善之有？
《昭公五年》： 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 不称 于越 而称 越人 ，亦同此例。
○王入于王城不书襄王之复，《左氏》书 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而经不书。其文则史也，史之所无，夫子不得而益也。《路史》以为襄王未尝复国，而王子虎为之居守，此凿空之论。且惠王尝适郑，而处于栎矣。其出不书，其入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出，未尝入也。庄王、僖王、顷王崩皆不书，以《路史》之言例之，则是未尝崩也，而可乎 邵氏曰： 襄王之出也，尝告难于诸侯，故仲尼据策而书之。其入也，与夫惠王之出入也，皆未尝告于诸侯，策所不载，仲尼虽得之传闻，安得益之？乃若敬王之立，则仲尼所见之世也。子朝奔楚，且有使以告诸侯，况天王乎？策之所具盖昭如也，故狄泉也书，成周也书。
事莫大于天王之入，而《春秋》不书，故夫子之自言也，曰： 述而不作。 ○星孛《春秋》书星孛，有言其所起者，有言其所入者。《文公十四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不言所起，重在北斗也。《昭公十七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 西及汉，不言及汉，重不在汉也。
○子卒叔仲、惠伯人君而死，义张，而国史不书。夫子平日未尝阐幽及之者，盖所谓匹夫匹妇之谅，自经于沟读，而莫之知者也。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孔宁仪、行父从灵公宣淫于国，杀忠谏之泄治，君弑不能死，从楚而入陈，《春秋》之罪人也，故书曰：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杜预乃谓二子托楚以报君之仇，灵公成丧，贼讨国复，功足以补过。呜呼：使无申叔时之言，陈为楚县矣，二子者，楚之臣仆矣，尚何功之有？幸而楚子复封，成公反国。二子无秋毫之力，而杜氏为之曲说，使后世诈谖不忠之臣得援以自解。呜呼：其亦愈于已为他人郡县而犹言报仇者与？
与楚子之存陈，不与楚子纳二臣也。公羊子固已言之，曰： 存陈忄希矣。 ○三国来媵十二公之世，鲁女嫁于诸侯多矣，独宋伯姬书 三国来媵 ，盖宣公元妃所生。
庶出之子不书生，故子同生特书。庶出之女不书致，不书媵，故伯姬归于宋特书。
《卫·硕人》之诗曰： 东宫之妹。 正义曰： 东宫，太子所居也。系太子言之，明与同母，见夫人所生之贵。 是知古人嫡庶之分，不独子也，女亦然矣。
○杀或不称大夫凡书 杀其大夫 者，义系于君，而责其专杀也。盗杀郑公子、公子发、公孙辄，文不可曰 盗杀大夫 ，故不言大夫。其义不系于君，犹之盟会之卿，书名而已。胡氏以为罪之而削其大夫，非也。
 阍弑吴子余祭。 言吴子，则君可知矣，文不可曰 吴阍弑其君 也。《谷梁子》曰： 不称其君，阍不得君其君也。 非也。
○邾子来会公《定公十四年》： 大搜于比蒲，邾子来会公。 《春秋》未有书来会公者，来会非朝也，会于大搜之地也。嘉事不以野成，故明年正月复来朝。
○葬用柔日《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赢，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定公十五年》：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迟而至于明日者，事之变也，非用刚日也。汉人不知此义，而长陵，以丙寅，茂陵。以甲申，平陵，以壬申，渭陵，以丙戌，义陵，以壬寅，皆用刚日。
《穆天子传》成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收为后人伪作。
○诸侯在丧称子凡继立之君，逾年正月乃书即位，然后成之为君；未逾年则称子，未逾年又未葬则称名。先君初没，人子之心不忍亡其父也，父前子名，故称名，《庄公三十二年》 子般卒 ，《襄公三十一年》 子野卒 是也。已葬则子道毕，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卫子，《二十八年》陈子，《定公三年》邾子是也。故有不待葬而即位，则已成之为君。《文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公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公元年》： 夏六月戊辰，公即位。 《桓公十三年》卫侯，《宣公十一年》陈侯，《成公三年》宋公、卫侯定公。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鲁史》之文，而夫子遵之者也。《公羊传》曰： 君存称世子，君薨称子某，既葬称子，逾年称公。得之矣。
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宋子。《定公四年》陈子，是也，所以从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 王子猛 是也，所以示别也。
 郑伯突出奔蔡 者，已即位之君也。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者，已葬未逾年之子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圣人之抑忽而进突也。
里克 杀其君之子奚齐 者，未葬居丧之子也。里克 弑其君卓 者，逾年已即位之君也。此临文之不得不然。《谷梁传》曰： 其君之子云者，国人不子也。 非也。
○未逾年书爵即位之礼，必于逾年之正月，即位然后国人称之曰君。春秋之时，有先君已葬，不待逾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 齐侯使国佐来聘。 《成公四年》： 郑伯伐许。 称爵者，从其国之告，亦以著其无父之罪。
○姒氏卒《定公十五年》 姒氏卒。 不书薨，不称夫人，葬不称小君，盖《春秋》自成风以下，虽以妾母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后称之。以姒氏之不称者，本无其事也。后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未葬，而尊其母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贰于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礼亡矣。
○卿不书族《春秋》之文，不书族者有二义。无骇卒；挟卒；柔会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溺会齐师伐卫：未赐氏也。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归父还自晋；至笙遂奔齐；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晋；至自晋：一事再见，因上文而略其辞也。
春秋隐、桓之时，卿大夫赐氏者尚少，故无骇卒，而羽父为之请族，如挟、如柔、如溺皆未有氏族者也。庄、闵以下，则不复见于经，其时无不赐氏者矣。刘原父曰： 诸侯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国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国之卿三命，次国之卿再命，小国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称了。周衰礼废，强弱相并，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尽如古，见于经者亦皆当时之实录也。故隐、醒之间，其去西周未久，制度颇有存者，是以鲁有无骇、柔、挟，郑有宛、詹，秦、楚多称人。至其晚节，无不名氏通矣。而邾、莒、滕、薛之君日已益削，转从小国之例称人而已。说者不知其故，因谓曹、秦以下悉无大夫，患其时有见者害其臆说，因复构架无端，以饰其伪，彼固不知王者诸侯之制度班爵云尔。
或曰：不称公子何与？杜氏曰： 公子者，当时之宠号。 之称公子也，桓赐之也。其终隐之篇不称公子者，未赐也。若专命之罪则直书而自见矣。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已赐氏也。卫州吁弑其君完，未赐氏也。胡氏以为以国氏者国及乎上，称公子者诛及其身，此求其说而不得，故立此论尔。
○大夫称子周制、公侯伯子男为五等之爵，而大夫虽贵，不敢称子。《春秋》自僖公以前，大夫以伯、仲、叔、季为称。三桓之先曰共仲，曰僖叔，曰成季。孟孙氏之称子也自蔑也，叔孙氏之称子也自豹也，季孙氏之称子也自行父也。晋之诸卿在文公以前无称子者，魏氏之称子也自也，栾氏之称子也自枝也，赵氏之称子也自衰也，却氏之称子也自缺也，知氏之称子也自首也，范氏之称子也自会也，韩氏之称子也自厥也。晋、齐、鲁、卫之执政称子，他国惟郑间一有之，余则否，不敢与大国并也。鲁之三家称子，他如臧氏、子服氏、仲叔氏皆以伯、叔称焉，不敢与三家并也。其生也或以伯、仲称之，如赵孟知伯死，则谥之而后子之，犹国君之死而谥称公也，于此可以见世之升降焉。读《春秋》者，其可忽诸？春秋时，大夫虽僭称子，而不敢称于其君之前，犹之诸侯僭称公，而不敢称于天子之前也。何以知之？以卫孔悝之《鼎铭》知之，曰 献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曰 乃考文叔，兴旧耆欲 。成叔，孔成子鉏也；文叔，孔文子圉也。叔而不子，是君前不敢子也。犹有先王之制存焉。至战国，则子又不足言，而封之为君矣。
《洛诰》：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 多子，犹《春秋》传之言群子也。唐孔氏以为大夫皆称子，非也。
《春秋》自僖、文以后，而执政之卿始称子。其后则匹夫而为学者所宗亦得称子，老子、孔子是也。又其后则门人亦得称之，乐正子、公都子之流是也。故《论语》之称子者，皆弟子之于师。《孟子》之称子者，皆师之于弟子，亦世变之所从来矣。《论语》称孔子为子，盖夫子而省其文，门人之辞也。亦有称夫子者， 夫子矢之 ， 夫子喟然叹曰 ， 夫子不答 ， 夫子莞尔而笑 ， 夫子怃然曰 ，不直曰子，而加以 夫 避不成辞也。
○有谥则不称字《春秋》传，凡大夫之有谥者则不书字；外大夫若宋、若郑、若陈、若蔡、若楚、若秦，夫谥也，而后字之。内大夫若羽父，若众仲，若子家，无谥也，而后字之。公子亦然。楚共王之五子，其成君者皆谥，康王、灵王、平王是也，其不成君无谥而后字之，子干、子是也。他国亦然，陈之五父，郑之子、子仪是也。卫州吁、齐无知。贼也，则名之。作传者于称名之法，可谓严且密矣。○人君称大夫字古者人君，于其国之卿大夫皆曰伯父，曰子大夫，曰二三子。不独诸侯然也，《曲礼》言列国之大夫入天子之国曰某士，自称曰陪臣革，然而天子接之犹称其字。《宣公十六年》：晋侯使士会平王室，王曰： 季氏而弗闻乎？ 《成公三年》：晋侯使巩朔献齐捷于周，王曰： 巩伯实来。 《昭公十五年》：晋荀跞如周，葬穆后，籍谈为介。王曰： 伯氏，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 又曰： 叔氏，而忘诸乎？ 周德虽衰，辞不失旧，此其称字，必先王之制也。周公作立政之书，若侯国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并列于王官之后，盖古之人君恭以接下，而不敢遗小国之臣，故平平左右亦是率从，而成上下之交矣。
○王贰于虢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左氏之记周事曰： 王贰于虢 ， 王叛王孙苏 ，以天王之尊，而日贰，日叛，若敌者之辞，其不知《春秋》之义甚矣。
○星陨如雨 星陨如雨 ，言多也。《当书·五行志》： 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过中星，陨如雨，长一二丈，绎绎未至地灭，至鸡鸣止。谷永对言： 《春秋》记异，星陨最大，自鲁庄以来至今再见。  此为得之。而后代之史，或曰： 小星流百枚以上，四面行 ，或曰 星流如织 ，或曰 四方流星，大小纵横查余 ，皆其类也。不言 石陨 ，不至地也。传曰： 与雨偕也。 然则无雨而陨，将不为异乎？
○筑 筑，非都也。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 邑曰筑，都曰城。 《旧唐书·礼仪志》太常博士顾德章议引此，谓《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鲁凡城二十四邑，惟一邑书筑，其二十三邑曰城，岂皆有宗庙先君之主乎？又《定公十五年》： 城漆。 漆是邾邑，正义亦知其不可通，而曲为之说。
○城小谷 城小谷，为管仲也。 据经文，小谷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谷梁传》曰： 小谷鲁邑。 《春秋发微》曰： 曲阜西北有故小谷城。 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谷为齐邑济北谷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 谷 不言 小 者。《庄公二十三年》： 公及齐侯遇于谷。 《僖公二十六年》： 公以楚师伐齐，取谷。 《文公十七年》： 公及齐侯盟于谷。 《成公五年》： 叔孙侨如会晋荀首于谷。 四书 谷 ，而一书 小谷 ，别于谷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 齐桓公城谷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 则知《春秋》四书之谷及管仲所封在济北谷城，而此之小谷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
○齐人杀哀姜哀姜通庆父，弑闵公，为国论所不容，而孙于邾。齐人取而杀之，义也。而传谓之 已甚 ，非也。
○微子启 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于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 昔武王克殷，微子启如是。武王亲释其缚，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榇，礼而命之，使复其所。 楚子从之。 何孟春曰： 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后，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托之古人以规楚子乎？
徐孚远曰： 《史记》言微子持祭器造于军门，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夫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后武庚之郑，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
○襄仲如齐纳币经书僖公之薨以 十二月 ，而公子遂如齐纳币，则但书 冬 。即如杜氏之解，移公薨于十一有，而犹在二十五月之内，恶得谓之礼乎？
○子叔姬卒据《传》，杞桓公在位七十年。其二十二年，鲁文公之十二年，出一叔姬；其五十年，鲁成公之四年，又出一叔姬。再娶于鲁而再出之，必无此理。殆一事而左氏误重书之尔。且文公十二年，经书曰：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何以知其为杞妇乎？赵子曰： 书卒义与僖公九年伯姬同，以其为时君之女，故曰 子 ，以别其非先君之女也。
○齐昭公《齐公十四年》： 齐侯潘卒。 传以为昭公。按僖公二十七年，经书 齐侯昭卒。 今此昭公即孝公之弟，不当以先君之名为谥。疑《左氏》之误。然僖公十七年传曰： 葛嬴生昭公。 前后文同，先儒无致疑者。
○赵盾弑其君《太史书》曰： 赵质弑其君。 此董狐之直笔也。 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 此董狐之巽辞也。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以为越境，乃免谬矣。穿之弑，盾主之也，讨穿犹不得免也。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
○临于周庙《襄公十二年》： 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 杜氏以为文王庙也。《昭公十八年》： 郑使祝史徙主于周庙。 劳动致富氏以为厉王庙也。传曰： 郑祖厉王。 而《哀公二年》，蒯聩之祷亦云； 敢昭祖也。始封之君谓之祖。虽然，伯禽为文王之孙，郑桓为厉王之子，其就封而之国也，将何祭哉？天下有无祖考之人乎？而况于有土者乎！意者特立一庙以祀文王、厉王，而谓之周庙欤？汉时有郡国庙，其亦仿古而为之欤？
《竹书纪年》： 成王十三年夏六月，鲁大于周公庙。 按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丰。周公未薨，何以有庙？盖周庙也。是则始封之君有庙，亦可因此而知之说。
○栾怀子晋人杀栾盈，安得有谥？传言 怀子好施，士多归之 。岂其家臣为之谥，而遂传于史策邪？
○子大叔之庙《昭公十二年》： 郑简公卒，将为葬除。及游氏之庙，将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执用以立而无庸毁，曰： 子产过女，而问何故不毁。 乃曰： 不忍庙也。诺，将毁矣。 即如是，子产乃使辟之。 《十八年》： 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太叔庙在道南，其寝在道北，其庭小。过斯三日，使除徒陈于道南庙北，曰： 子产过女，而命速除，乃毁于而乡。 子产朝，过而怒之。除者南毁，子产及冲，使从者止之，曰： 毁于北方。  此亦一事，而记者或以为葬，或以为搜，传两存之，而失删其一耳。
○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传： 冬十一月，晋魏舒、韩不信如京师，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寻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卫彪曰： 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诗》曰：敬天之怒，不敢戏豫。敬天之渝，不敢驰驱。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定公元年》传 春王正月辛巳，晋魏舒合诸侯之大夫于狄泉，将以城成周。魏子莅政，卫彪曰： 将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义也。大事干义，必有大咎。晋不失诸侯，魏子其不免乎！  此是一事，《左氏》两收，而失删其一。周之正月，晋之十一月也。其下文曰： 己丑，士弥牟营成周，计丈数，揣高卑，度厚薄，仞沟洫，物土方，议远迩，量事斯，计徒庸，虑财用，书侯粮，以令役于诸侯。 又曰： 庚寅，栽，宋仲几不受功。 庚寅即己丑之明日，而传分为两年，岂有迟之两月而始栽，宋仲几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过三旬而毕矣。
○五伯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 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 杜元凯云：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 《孟子》：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赵台卿注： 齐桓、晋文、秦缪、宋襄、楚庄。 二说不同。据国佐对晋人言，其时楚庄之卒甫二年，不当遂列为五，亦不当继此无伯而定于五也。其通指三代无疑。《国语》： 祝融能昭显天地之光明，其后八姓，昆吾为夏伯，大彭、豕韦为商伯，庄子、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 李轨注： 彭祖名铿，尧臣，封于彭城，历虞、夏至商，年七百岁。 是所谓五伯者，亦商时也。是知国佐以前其有五伯之名也久矣。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止就东周以后言之。如严安所谓 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霸更起 者也。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 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 。子长在台卿之前，所闻异辞。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荀子》以桓、文及楚庄、阖闾、句践为五伯，斯得之矣。
○占法之多以日占事者，《史记·天宫书》： 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济。庚辛，华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 是也。以时占事者，《越绝书》公孙圣： 今日壬午，时加南方 ，《史记·贾谊传》 庚子日斜，服集予舍 是也。又有以月行所在为占，《史记·龟策传》： 今昔壬子，宿在牵牛 ，《汉书》翼奉言： 白鹤馆以月宿，亢灾 ，《后汉书》苏竟言： 白虹见时，月入于毕 是也。《周礼·占梦》： 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则古人之法可知矣。汉以下则其说愈多，其占愈凿，加以日时、风角、云气迟疾变动，不一其物，故有一事而合于此者或迕于彼，岂非所谓大道以多歧亡羊者邪？故士文伯对晋侯以六物不同，民心不台；而太史公亦谓皋、唐甘、石书传，凌杂米盐，在人自得之于象占之外耳。干宝解《易》，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曰： 一卦六爻则皆杂有八卦之气，若初九为震爻，九二为坎爻也。或若见辰戌言艮，己亥言兑也。或以甲壬名乾，乙癸名坤也。或若以午位名离，以子位名坎。或若得来为恶物，王相为兴，休废为衰。解爻有等，故曰物。 曰： 爻中之义，君物交集，五星四气，六亲九族，福德刑杀，众形万类，皆来发于爻，故总谓之物也。 说《易》如此，小数详而大道隐矣。以此卜筮亦必不验，天文亦然。
褚先生补《史记·日者列传》： 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辰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辩讼不决，以状闻。制曰： 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
○以日同为占裨灶以逢公卒于戊子日，而谓今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苌宏以昆吾乙卯日亡，而谓毛得杀毛伯而代之是乙卯日，以卜其亡。此以日之同于古人者为占，又是一法。
○天道远春秋时，郑裨灶、鲁梓慎最明于天文。《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卫、陈、郑灾，裨灶曰： 不用吾言，郑又将火。 子产不从，亦不复火。《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梓慎曰： 将水。 叔孙昭子曰： 旱也。 秋八月，大雩。是虽二子之精，亦有时而失之也。故张衡《思玄赋》曰： 慎灶显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讯。
○一事两占《襄公二十八年》：春，无冰。梓慎曰： 宋、郑其饥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以有时灾，阴不堪阳。蛇乘龙，龙，宋、郑之星也，宋、郑必饥。玄枵虚中也，枵耗名也，土虚而民耗，不饥何为？ 裨灶曰： 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将死。岁弃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鸟帑。 周、楚恶之。十一月癸巳，天王崩。十二月，楚康王卒。宋、郑皆饥。一事两占，皆验。
○春秋言天之学天文王行之说，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五纬之中但言岁星，而余四星占不之及，何其简也。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这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扬子《法言》曰： 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左氏不必尽信昔人所言兴亡祸福之故不必尽验。《左氏》但记其信而有征者尔，而亦不尽信也。三良殉死，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至于孝公，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其后始皇遂并天下。季札闻齐风，以为国未可量；乃不久而篡于陈氏。闻郑风，以为其先亡乎；而郑至三家分晋之后始灭于韩。浑罕言： 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 而滕灭于宋王偃，在诸姬为最后。《僖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卜曰： 三百年。 而卫至秦二世元年始废，历四百二十一年。是《左氏》所记之言亦不尽信也。
○列国官名春秋时列国官名，若晋之中行，宋之门尹，郑之马师，秦之不更庶长，皆他国所无。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领、左尹、右尹、连尹、针尹、寝尹、工尹、卜尹、芋尹、蓝尹、沈尹、清尹、莠尹、嚣尹、陵尹、郊尹、乐尹、宫厩尹、监马尹、杨豚尹、武城尹其官名大抵异于他国。
○地名《左传·成公元年》： 战于鞍，入自丘舆。 注云： 齐邑。 《三年》： 郑师御晋，败诸丘舆。 注云： 郑地。 《哀公十四年》： 坑氏葬诸丘舆。 注云： 坑氏，鲁人也。泰山南城县西北有舆城。 又是鲁地。是三丘舆为三国地也。《文公七年》： 穆伯如莒，莅盟，及鄢陵。 注云： 莒邑。 《成公十六年》： 战于鄢陵。 注云： 郑地，今属颍川郡。 是二鄢陵，为二国地也。《襄公十四年》： 伐秦，至于或林，为二国地也。《襄公十七年》： 卫孙蒯田于曹隧，饮马于重丘。 注云： 曹邑。 《二十五年》： 同盟于重丘。 注云： 齐地。 是二重丘，为二国地也。《定公十二年》： 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 无注，当是鲁地。《哀公十三年》： 弥庸见姑蔑之旗。 注云： 越地，今东阳大末县。 是二姑蔑，为二国地也。
地名盂者有五。《僖公二十一年》： 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 宋之盂也。《定公八年》： 单子伐简城，刘子伐盂，以定王室。 周之盂也。《十四年》： 卫太子蒯聩献盂于齐。 卫之盂也。而晋则有二盂。《昭公二十八年》： 盂丙为盂大夫。 今太原盂县。《哀公四年》： 齐国夏伐晋，取邢、任、栾、高阝、逆、阴人、盂、壶口。 此盂当在邢、洛之间。
州国有二。《桓公五年》： 州公如曹。 注： 州国在城阳淳于县。 《十一年》： 郧人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 注： 州国在南郡华容县东南。
○昌[A227]《僖公三十年》： 王使周公阅来聘，飨在昌蜀、白、黑、形盐。 注曰： 昌蜀，昌蒲菹。 而《释文》蜀音在感反，正义曰： 齐有邴蜀，鲁有公父蜀，其音为触。《说文》： 蜀，盛气怒也。从欠，蜀声。 此昌蜀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与彼为同为异。 今考顾氏《玉篇》有 [A227] 字： ：徂敢切，昌蒲俎也。 然则传之昌[A227]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误作 蜀 。是知南北之学陆、孔诸儒犹有不能遍通。《哀公二十五年》： 若见之君将之。 今本作 [A11M] ，《广韵》注曰： 《说文》从口。 盖经典之误文不自天宝、开成始矣。
《襄公二十四年》： 日有食之。 正义曰： 此与二十一年频月日食，理必不然。但其字则变古为篆，改篆为隶，书则缣以代简，纸以代缣，多历世代，转写谬误，失其本真，后儒因循莫能改易。 此通人之至论。考《魏书》江式言： 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考经》。又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书体与孔氏相类，世谓之古文。 自古文以至于今，其传写不知几千百矣，安得无误？后之学者，于其所不能通，必穿凿而曲为之说，其为经典之害也甚矣！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也。《颜氏家训》曰：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 吾有取乎其言。○文字不同《五经》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经之中而自不同者。如 桑葚 见于卫诗，而鲁则为 黮 ； 鬯弓 著于郑风，而秦则为  《左氏》一书，其录楚也 氏 或为 氏 ， 箴尹 或为 针尹 ，况于钟鼎之文乎！《记》曰 书同文 ，亦言其大略耳。
○所见异辞孔子生于昭、定、哀之世，文、宣、成、襄则所闻也，隐、桓、庄、闵、僖则所传闻也。国史所载策书之文，或有不备，孔子得据其所见以补之，至于所闻则远矣，所传闻则又均匀矣。虽得之于闻，必将参互以求其信，信则书之，疑则阙之，此其所以为异辞也。公子益师之卒，《鲁史》不书其日，远而无所考矣。以此释经，岂不甚易而实是乎？何休见《桓公二年》会稷之传，以恩之浅深，有 讳 与 目言 之异，而以书日不书日，详略之分，为同此例，则甚难而实非矣。窃疑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此三语必有所本。而齐、鲁诸儒述之，然其义有三：阙文，一也；讳恶，二也；言孙，三也。从前之一说，则略于远而详于近；从后之二说，则晦于近而章于远。读《春秋》者，可以得之矣。《汉书》言：孔子作《春秋》，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及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学。夫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曾子且闻而未达，非子游举其事实之，亦乌得而明哉？故曰：《春秋》之失乱。○纪履纟俞来逆女 何以不称使？昏礼不称主人。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 富平李因笃曰： 此言经所以不书纪侯者，以见母虽不通，而纪侯有母，则不得自称主人，以别于宋公之无母也。
○母弟称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公羊传： 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 何休以为： 《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质家亲亲，明当亲厚，异于群公子也。 夫一父之子，而以同母不同母为亲疏，此时人至陋之见。春秋以下，骨肉衰薄，祸乱萌生，鲜不由此。诗人美鸠均爱七子，岂有于父母则望之以均平，于兄弟则教之以疏外，以此为质，是所谓直情而径行，戎狄之道也。郭氏曰： 若如《公羊》之说，则异母兄弟不谓之兄弟乎？ 程子曰： 《礼》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说，其曰同母弟，盖谓嫡耳，非以同母弟为加亲也。若以同母弟为加亲，则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兽也。
○子沈子《隐公十一年·公羊传》 子沈子曰 注云： 子沈子，后师，明说此意者。沈子称 子 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但言 子曰 者，辟孔子也。其不冠 子 者，他师也。 按传中有 子公羊子曰 ，子司马子曰 ， 子女子曰 ， 子北宫子曰 ，何后师之多欤然则此传不尽出于公羊子也明矣。
○谷伯邓侯书名 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传曰： 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称侯、朝何？贵者无后，待之以初也。 其义甚明，而何氏乃有去二时者，桓公以火攻人君之说，又有不月者，失地君朝恶人之说。胡氏因之，遂以朝桓之贬归之于天道矣。
○郑忽书名 郑忽出奔卫。 传曰： 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辞无所贬。 传文简而难晓。李因笃曰： 《春秋》之法，天子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其余大国称侯，小国称伯、子、男。是则公、侯为一等，伯、子、男为一等也。故子产曰： 郑伯、男也。 遭丧未逾年之君，公侯皆称子，如宋子、卫子、陈子之类是也。以其等本贵于伯、子、男，故降而称子。今郑，伯爵也，伯与子、男为一等，下此更无所降，不得不降而书名矣。名非贬忽之辞，故曰 辞无所贬。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桓公八年》：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九年》： 春，纪季姜归于京师。 从逆者而言，谓之王后；从归者而言，谓之季姜，此自然之文也。犹《诗》之言 为韩吉相攸 也，犹《左氏》之言 息妫将归过蔡 也，皆未嫁而冠以夫国之号，此临文之不得不然也。而公羊以为 王者无外，其辞成矣 ，又以为 父母之于子，虽为天王后，犹曰吾季姜 。是其说经虽巧，而非圣人之意矣。今将曰 逆季姜于纪 ，则初学之士亦知其不通；又将曰 王后归于京师 ，则王后者谁之女？辞穷矣。公羊子盖拘于在国称女之例，而不知文固有倒之而顺者也。
传文则有不同者，《左氏·庄公十八年》： 陈妫归于京师。 实惠后。○争门《公羊·闵公二年传》： 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立僖公而城鲁。或曰自鹿门至于争门者是也，或曰自争门至于吏门者是也。 注： 鹿门，鲁南城东门也。 据《左传》 臧纥斩鹿门之关出奔邾 是也，争门、吏门并阙。按《说文》： 净，鲁北城门池也。从水、争声。士耕切。 是争门即以此水名，省文作 争 尔。后人以 氵静 字省作 净 ，音才性切。而梵书用之，自南北史以下，俱为才性之净，而鲁之争门不复知矣。
○仲婴齐卒鲁有二婴齐，皆公孙也。《成公十五年》： 三月乙巳，仲婴齐卒。 其为仲遂后者也。《成公十七年》： 十一月壬申，公孙婴齐卒于。 则子叔声伯也。季友、仲遂皆生而赐氏。故其子即以父字为氏。生而赐氏，非礼也。以父字为氏，亦非礼也。《春秋》从其本称，而不没其变氏，其生也书 公子遂 ，其死也书 仲遂卒于垂 ；于其子也，其生也书 公孙归父 ，其死也书 仲婴齐卒。
《公羊传》： 仲婴齐者何？公孙婴齐也。 此言仲婴齐，亦是公孙婴齐，非谓子叔声伯。故注云： 未见于经，为公孙婴齐；今为大夫死见经，为仲婴齐。 此汉人解经之善。若子叔声伯，则战鞍、如晋、如莒，已屡见于经矣。
 为人后者为之子 ，此语必有所受。然婴齐之为后，后仲遂，非后归父也，以为为兄后则非也。传拘于孙以王父字为氏之说，而以婴齐为后归父，则以弟后兄，乱昭穆之伦矣，非也，且三桓亦何爱于归父而为之立后哉。
◎隐十年无正隐十年无正者，以无其月之事而不书，非有意削之也。谷梁以为隐不自正者，凿矣。赵氏曰： 宣、成以前人名及甲子多不具，旧史阙也。 得之矣。○戎菽《庄公三十一年》： 齐侯来献戎捷。 传曰： 戎，菽也。 似据《管子》 桓公北伐山戎，得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 而为之说。桓公以戎捷夸示诸侯，岂徒一戎菽哉。且《生民》之诗曰： 艺之荏菽，荏菽旃旃。 传曰： 荏菽，戎菽也。 《尔雅》： 戎菽谓之荏菽。 则自后稷之生而已艺之，不待桓公而始布矣。
○陨石于宋五《公》、《谷》二传，相传受之子夏，其宏纲大指得圣人之深意者凡数十条。然而齐鲁之间，人自为师，穷乡多异，曲学多辩，其穿凿以误后人者亦不少矣。且如 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 ，此临文之不得不然，非史云 五石 ，而夫子改之 石五 ；史云 六 ，而夫子改这 六 也。谷梁子曰： 陨石于宋五，后数，散辞也。  六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其散辞乎？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其聚辞乎？初九潜龙，后九也；九二见龙，先九也。世未有为之说者也。
石无知，故日之；然则梁山崩不日，何也？微有知之物，故月之；然则有雊鹆来巢不月，何也？夫月日之有无，其文则史也。故刘敞谓：言是月者，宋不告日，嫌与陨石同日，书 是月 以别之也。
○王子虎卒《文公四年》：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氏以为王叔文公者，是也。而谷梁以为叔服。按此后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 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成公元年，刘康公伐戎，叔服曰： 背盟而欺大国，此必败。 明叔服别是一人，非王子虎。
○谷梁日误作曰《谷梁传·宜公十五年》： 中国谨日，卑国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婴儿贤也。 疏解其迂，按传文 曰 字误，当作 其日，潞子婴儿贤也 。


○明经今人但以贡生为明经，非也，唐制有六科：一曰秀才，二曰明经，三日进士，四曰明法，五曰书，六曰算。当时以诗赋取者谓之进士，以经义取者谓之明经。今罢诗赋而用经义，则今之进士乃唐之明经也。
唐时人仕之数，明经最多。考试之法，令其全写注疏，谓之帖括。议者病其不能通经，权文公谓： 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倘有司率情，上下其手，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 今之学者并注疏而不观，殆于本末俱丧，然则今之进士又不如唐之明经也乎？
○秀才《旧唐书·社正伦传》 正伦，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 唐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唐登科记》：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社氏《通典》云： 初秀才科第最高，试方略策五条，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废绝。 古人所趋向，惟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显庆初，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言： 国家富有四海，于今已四十年，百姓官僚未有秀才之举，未必今人之不如昔，将荐贤之道未至，岂使方称多士，遂缺斯人。请六品以下爰及山谷，特降纶言，更审搜访。 唐人之于秀才，其重如此。玄宗御撰《六典》言： 凡贡举人有博识高才强学待问无失俊选者，为秀才；通二经已上者，为明经；明闲时务，精熟一经者，为进士。 《张昌龄传》： 本州欲以秀才举之，昌龄以时废此科已久，固辞，乃充进士贡举及第。 是则秀才之名乃举进士者之所不攻当也。又《文苑英华·判目》有云： 乡举进士，至省求试秀才，考功不听，求诉不已。赵判曰： 文艺小善，迸士之能；访对不休，秀才之目。 是又进士求试秀才，而不可得也。今以生员而冒呼此名何也？
明初尝举秀才。如《太祖实录》：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以秀才丁士梅为苏州府知府，童权为杨州府知府，俱赐冠带。十年二月丙辰，以秀才徐尊生为翰林应奉。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曾泰为户部尚书是也。亦尝举孝廉。洪武二十年二月己丑，以孝廉李德为应天府尹是也。此辟举之名，非所施于科目之士。今俗谓生员为秀才，举人为孝廉，非也。
○举人举人者，举到之人。《北齐书·鲜于世荣传》 以本官判尚书省右仆射事，与吏部尚书袁聿修在尚书省，简试举人。 《旧唐书·高宗纪》 显庆四年二月乙亥，上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调露元年十二月甲寅，临轩试应岳牧举人 是也，登科则除官，不复谓之举人。而不第则须再举，不若今人以举人为一定之名也。进士乃诸科目中之一科，而传中有言举进士者，有言举进士不第者。但云举进士，则第不第未可知之辞，不若今人已登科而後谓之进士也。自本人言之，谓之举进士；自朝廷言之，谓之举人。进士即是举人，不若今人以乡试榜渭之举人，会试榜谓之进士也。
永乐六年六月，翰林院庶吉士沈升上言： 近年各布政司、按察司不体朝廷求贤之盛心，苟图虚举，有稍能行文、大义未通者，皆领乡荐，冒名贡士。及至会试下第，其中文字稍优者，得除教官；其下者亦得升之国监。以致天下士子竞怀侥幸，不务实学。 洪熙元年十一月，四川双流县知县孔友谅上言： 乞将前此下第举人通计其数，设法清理。 是明初才开举人之途，而其弊即已如此。然下第举人犹令人监读书三年，许以省亲，未有使之游荡于人间者。正统十四年，存省京储始放回原籍，其放肆无耻者游说干渴，靡所不为已。见于成化十四年礼部之奏。至于末年，则挟制官府，武断乡曲。于是崇祯中命巡按御史者察所属举人，间有黜革，而风俗之坏已不可复返矣。
○进士进士即举人中之一科，其试于礼部者，人人皆可谓之进士。唐人未第称进士，已及第则称前进士。《雍录》引唐人诗云： 曾题名处添 前 字。 《通鉴》： 建州进士进京，尝预宣武军宴，识监军之面。既而及第，在长安与同年出游，遏之于途，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遂沈废终身。 是未及第而称进士也。试毕放榜，其合格者日赐进士及第，径又广之日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然後谓之登科。所以异于同试之人者，在乎赐及第、赐出身，而不在乎进士也。宋政和三年五月乙酉，臣僚言： 陛下罢进士，立三舍之法，今赐承议郎徐进士出身，于名实未正，乞改赐同上舍出身。 从之。
○科目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曰制举。如姚崇下笔成章、张九龄道佯伊吕之类，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故胃之科目，今代止进士一科，则有科而无目矣。犹沿其名，谓之科目，非也。王维桢欲于科举之外仿汉唐旧制，更设数科，以收天下之奇士。不知进士偏重之弊，积二三百年，非大破成格，虽有他材，亦无由进用矣。
○制科唐制，天子自诏日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唐志》曰： 所谓制举者。其来远矣。自汉以来，天子常称制诏，道其所欲问而亲策之。唐兴，世崇儒学。虽其时君贤愚好恶不同，而乐善求贤之意未始少怠。故自京师外至州县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临时所欲。而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而天子巡狩行幸，封禅太山、梁父，往往会见行在，其所以待之之礼甚优。而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问，不为无得也。
宋初，承周显德之制，设三科，不限前资，见任职宫、黄衣草泽并许应诏。景德增为六科。熙宁以後，屡罢屡复。宋人谓之大科。
宋徐度《却扫编》曰： 国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明吏理、达于教化，凡三科。应内外职官、前资见任、黄衣草泽人，并许诸州及本司解送，上吏部，对御试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咸平中，又诏文臣于内外幕职州县官及草泽中，举贤良方正各一人，景德中，又诏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武足安边、洞明韬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材任边寄，详明吏理、达于从政等六科。天圣七年复诏，应内外京朝官，不带台省馆阁职事，不曾犯赃罪及私罪情理轻者，井许少卿监以上奏举，或自进状乞应前六科。仍先进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候到下两省看详。如词理优长，堪应制科，具名闻奏。差官考试论六首，合格即御试策一道。又置高蹈丘园、沉沦草泽、茂才异等三科。应草泽及贡举人非工商杂类者，并许本处转运司逐州长吏奏举，或于本贯投状乞应，州县体量有行止别无玷犯者，即纳所业策论十卷，卷五道，看详词理稍优，即上转运司审察乡里名誉，于部内选有文学官再看详实，有文行可称者，即以文卷送礼部，委主判官看详，选词理优长者具名闻奏。馀如贤良方正等六科，熙宁中，悉罢之。而令进士廷试，罢三题而试策一道。建炎间，诏复贤良方正一科，然未有应诏者。
高宗立博学宏辞科，凡十二题：制、浩、诏、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内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南渡以後，得人为盛，多至卿相翰苑者。今之第二场诏、诰、表三题，内科一道，亦是略仿此意。而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亦皆中式，则专重初场之过也。
○甲科社氏《通典》 按令文科第，秀才与明经同为四等，进士与明法同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废，而明经虽有甲乙丙丁四科，进士有甲乙两科。自武德以来，明经惟有丙丁第，进士惟乙科而已。 们日唐书。玄宗纪》 开元九年四月甲戌，上亲策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敕曰： 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  《杨绾传》： 天宝十三载，玄宗御勤政楼，试举人登甲科者三人，绾为之首，超授右拾遗，其登乙科者三十余人。 杜甫《哀苏源明诗》曰： 制可题未乾，乙科已大阐。 然则今之进士而概称甲科，非也。
《隋书·李德林传》 杨遵彦铨衡深慎，选举秀才，摧第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条，考皆为上。 是则北齐之世，即已多无甲科者矣。
甲乙丙科始见《汉书·儒林传》 平帝时，岁课博士弟子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 《萧望之传》 以射策甲科为郎， 《匡衡传》 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
○十八房今制，会试用考试官二员，总裁同考试官十八员，分阅《五经八谓之十八房。嘉靖未年，《诗》五房，《易》、《书》各四房，《春秋》、《礼记》各二房，止十七房。万历庚辰、癸未二科，以《易》卷多添一房，减《书》一房，仍止十七房。至丙戌，《书》、《易》卷并多，仍复《书》为四房，始为十八房。至丙辰，又添《易》、《诗》各一房，为二十房。天启乙丑，《易》、《诗》仍各五房，《书》三房，《春秋》、《礼记》各一房，为十五房。崇帧戊辰，复为二十房。辛未《易》、《诗》仍各五房，为十八房。癸未，复为二十房。今人概称为十八房云。
《戒庵漫笔》曰： 余少时学举子业，并无刻本窗稿。有书贾在利考朋友家往来，抄得灯窗下课数十篇，每篇誊写二三十纸。到余家塾，拣其几篇，每篇酬钱或二文，或三文，忆荆川，中会元，其稿亦是无锡门人蔡瀛与○经义论策今之经义论策，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唐宋用诗赋，虽曰雕虫小技，而非通知古今之人不能作。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宁中，王安石所立之法，命吕惠卿、王旁等为之。《宋史》： 神宗熙宁四年二月丁已朔，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命中书撰大义式颁行。
元八年三月庚子。中书省言： 进士御试答策，多系在外准备之文，工拙不甚相远，难于考较，祖宗旧制，御试进士赋诗论三题，施行已远，前後得人不少。况今朝廷见行文字多系声律对偶，非学问该洽，不能成章。请行祖宗三题旧法，诏来年御试，将诗赋举人复试三题经义。举人且令试策，此後全试三题。 是当时即以经义为在外准备之文矣。陈後山《谈丛》言： 荆公经义行，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荆公悔之，曰：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  岂知数百年之後，并学究而非其本质乎？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赵鼎言： 安石设虚无之学，败坏人才。 陈公辅亦谓： 安石使学者不治《春秋》，不读《史》、《汉》，而习其所为《三经新义》，皆穿凿破碎无用之空言也。 若今之所谓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以是科名所得十人之中，其八九皆为白徒。而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而欲求天下之安宁，斯民之淳厚，岂非却行而求及前人者哉？
《大祖实录》： 洪武三年八月，京师及各行省开乡试。初场《四书》疑问，本经义及《四书》义各一道。第二场论一道。第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复以五事试之，曰骑、射、书、算、律，骑观其驰驱便捷，射观其中之多寡，书通于六义，算通于九法，律观其决断。诏文有曰： 朕特设科举，以起怀才抱德之士，务在经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质得中，名实相称。其中选者，朕将亲策于廷，观其学识，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  伏读此制，真所谓求实用之上者矣。至十六年，命礼部颁行科举成式：第一场《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未能者许各减一道；第二场论一道，诏浩表内科一道，判语五条；第三场经史策五道，文辞增而实事废，盖与初诏求贤之法稍有不同，而行之二百余年，非所以善述祖宗之意也。
《四书》疑犹唐人之判语，设为疑事间之，以观其学识也。《四书》义犹今人之判语，不过得之记诵而已。苟学识之可取，则刘赏之对止于一篇已足。盖一代之人才徒以记诵之多，书写之速，而取其长，则七篇不足为难，而有并作《五经》二十三篇，如崇帧七年之颜茂猷者，亦何稗于经术，何施于国用哉。《实录》言： 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诏于国子诸生中，选才学优等聪明俊伟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极群书，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期大用，称之曰老秀才。累赐罗绮袭衣中靴，礼遇甚厚。 是则圣祖所望于诸生者，固不仅以帖括之文。而惜乎大臣无通经之士，使一代吁俊之典但止于斯，可叹也！
永乐二十二年十月丁卯，仁庙谕大学士杨士奇等曰： 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不得蒙福者由牧守匪人，牧守匪人由学校失教，故岁贡中愚不肖十率七八。古事不通，道理不明，此岂可任安民之寄？ 当日贡举之行，不过四十年，而其弊已如此，乃护局之臣犹托之祖制，而相持不变乎？
○三场明初三场之制，虽有先後，而无重轻。乃士子之精力多专于一经，略于考古。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三场。夫昔之所谓三场，非下帷十年，读书千卷，不能有此三场也。今则务于捷得，不过于《四书》、一经之中拟题一二百道，窃取他人之文记之，入场之日，抄誊一过，便可侥幸中式，而本经之全文有不读者矣。率天下而为欲速成之童子，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宋嘉中，知谏院欧阳修上言： 今之举人以二千人为率，请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误引事迹者，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当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策论去之矣。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可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 今之有天下者，不能复两汉举士之法，不得已而以言取人，则文忠之论亦似可取。盖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节抄剽盗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则暗劣之徒无所侥幸，而至者渐少，科场亦自此而清也。
○拟题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家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遇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後，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予闻昔年《五经》之中，惟《春秋》止记题目，然亦须兼读四传。又闻嘉靖以前，学臣命《礼记》题，有出《丧服》以试士子之能记否者，百年以来，《丧服》等篇皆删去不读，今则并《檀弓》不读矣。《书》则删去《五子之歌》、《汤誓》、《盘庚》、《西伯勘黎》、《微子》、《金胺》、《顾命》、《康王之浩》、《文侯之命》等篇不读，《诗》则删去淫风变雅不读，《易》则删去《讼》、《否》、《剥》、《豚》、《明夷》、《睽》、《蹇》、《困》、《旅》等卦不读，止记其可以出题之篇，及此数十题之文而已。读论惟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因陋就寡，赴速邀时。成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间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们四百六十余人也，请更其法，凡《四书》、《五经》之文皆问疑义，使之以一经而通之于《五经》、又一经之中亦各有疑义，如《易》之郑、王，《诗》之毛、郑，《春秋》之三传，以及唐宋诸儒不同之说。《四书》、《五经》皆依此发问，其对者必如朱子所云： 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 其所出之题不限盛衰治乱，使人不得意拟，而其文必出于场中之所作，则士之通经与否可得而知，其能文与否亦可得而验矣。又不然，则姑用唐宋赋韵之法，犹可以杜节抄剽盗之弊。盖题可拟而韵不可必，文之工拙犹其所自作，必不至以他人之文抄誊一过而中式者矣。其表题专出唐宋策题，兼问古今，人自不得不读《通鉴》矣。夫举业之文，昔人所鄙斥，而以为无益于经学者也，今犹不出于本人之手焉，何其愈下也哉！
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且如唐宋之世，尚有以《老》、《庄》诸书命题，如《卮言日出赋》，至相率扣殿槛乞示者。今不过《五经》、益以《三礼》、《三传》，亦不过九经而已。此而不习，何名为上？《宋史》、 冯元，授江阴尉，时诏流内铨以明经者补学官，元自荐通《五经》、谢泌笑曰： 古人治一经而至皓首，于尚少，能尽通邪？ 对曰： 达者一以贯之。 更问疑义，辨析无滞。
《石林燕语》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若今人问答之间，称其人所习为 贵经 ，自称为 敝经 ，尤可笑也。
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难，则觊幸之人少。少一觊幸之人则少一营求患得之人，而士类可渐以清。抑士子之知其难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则少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之人，而士习可渐以正矣。
墨子言： 今若有一诸侯于此，为政其国家也，曰： 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 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惧。曰： 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 问于若国之士，孰喜孰惧？我以为忠信之士喜，不忠信之士惧。 今若责士子以兼通《九经》，记《通鉴》历代之史，而曰： 若此者中，不若此者黜。 我以为必好学能文之士喜，而不学无文之士惧也。然则为不可之说以挠吾法者，皆不学无文之人也，人主可以无听也。
今日欲革科举之弊，必先示以读书学问之法，暂停考试数年而後行之，然後可以得人。晋元帝从孔但之议，听孝廉申至七年乃试，古之人有行之者。○题切时事考试题目多有规切时事，亦虞帝 予违汝弼 之遗意也。《宋史·张洞传》 试开封进士，赋题曰《孝慈则忠》。时方议濮安懿王称皇事，英宗曰： 张洞意讽朕。 宰相韩琦进曰： 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上意解。 古之人君近则尽官师之规，远则通乡校之论，此义立而争谏之途广也矣。
天启四年，应天乡试题《今夫奕之为数》一节，以魏忠贤始用事也，浙江乡试题《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以杖杀工部郎万憬也。七年江西乡试题《皓皓乎不可尚已》，其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建祠国学也。崇帧三年，应天乡试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以媚奄诸臣初定逆案也。此皆可以开帝聪而持国是者。当时季集，而污水鹤鸣之义犹存于士大夫，可以想见先朝之遗化。若崇祯九年应天乡试《春秋》题《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以公孙缰比陈启新，是以曹伯阳比皇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天启七年，顺天乡试《书经》题《我二人共贞》，以周公比魏忠贤，则又无将之渐，亦见之弹文者也。
景泰初，也先奉上皇至边，边臣不纳，虽有社稷为重之说，然当时朝论即有以奉迎之缓为讥者。顺天乡试题《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节，盖有讽意。○试文格式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後，股者，对偶之名也。天顺以前，经义之文不过敷演传注，或对或散，初无定式，其单句题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弘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若长题则不拘此。嘉靖以後，文体日变，而问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谓矣。《孟子》曰： 大匠诲人必以规矩。 今之为时文者，岂必裂规亻面矩矣乎？
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後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时事。以後功令益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至万历中，大结止三四句。于是国家之事罔始罔终，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见于应举之文矣。
试录文字之体，首行曰 第一场 ，顶格写。次行日 《四书》 ，下一格。次行题目，又下一格。《五经》及二、三场皆然，至试文则不能再下，仍提起顶格。此题目所以下二格也。若岁考之卷，则首行日 《四书》 ，顶格写，次行题目，止下一格，经论亦然，後来学政苟且成风，士子试卷省却 《四书》 、 《五经》 字，竟从题目写起，依大场之式概下二格。圣经反下，自作反高，于理为不通。然日用而不知，亦已久矣。又其异者，沿此之例不论古今，诗文概以下二格为题。万历以後，坊刻盛行，每题之文必注其人之名于下，而刻古书者亦化而同之。如题日《周郑交质》，下二格，其行未书 左丘明 。题曰《伯夷列传》，下二格，其行未书 司马迁 。变历代相传之古书，以肖时文之面貌，使古人见之，当为绝倒。
○程文自宋以来，以取中士子所作之文，谓之程文。《金史》： 承安五年，诏考试词赋官各作程文一道，示为举人之式，试後赴省藏之。 至本朝，先亦用士子程文刻录。後多主司所作，遂又分士子所作之文别胃之墨卷。《神宗实录》： 万历十四年正月，礼部议： 试录程文宜照乡试例删，原卷不宜尽掩初意。 从之。 十五年八月，命礼部会同翰林院，取定开国至嘉靖初年中式文字一百十余篇，刊布学宫，以为准则。 时札部尚书为沈鲤，兼官翰林学士。
文章无定格，立一格而後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未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晁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
○判举子第二场作判五条，犹用唐时铨试之遗意。至于近年，士不读律，止钞录旧本。入场时每人止记一律，或吏或户。记得五条，场中即可互换。中式之卷大半雷同，最为可笑。 《通典·选人条例》： 其情人暗判，人间谓之判罗，此最无耻，请榜示以惩之。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中书奏： 吏部南曹关，今年及第进士内《三礼》刘莹等五人，所试判语皆同。勘状称： 晚逼试期，偶拾得判草写净，实不知判语不合一般者。  敕： 贡院擢科，考详所业，南曹试判，激劝为官。刘莹等既不攻文，只合直书其事，岂得相传稿草，侮渎公场。宜令所司落下放罪。 夫以五代偏安丧乱之余，尚令科罪。今以堂堂一统作人之盛，而士子公然互换，至一二百年，目为通弊，不行觉察。传之後代，其不为笑谈乎！试判起于唐高宗时。初吏部选才，将亲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县案犊疑议，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後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谓之人等；其甚拙者谓之蓝缕，各有升降。选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试文三篇，谓之宏词。试判三条，谓之拔萃，亦日超绝。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今国朝之制，以吏部选人之法而施之贡举，欲使一经之士皆通吏事，其意甚美，又不用假设甲乙，止据律文，尤为正大得体。但以五尺之童能强记者，旬日之力便可尽答而无难，亦何以定人才之高下哉。盖此法止可施于选人引试俄顷之间，而不可行之通场广众竟日之久。宜乎各记一曹，互相倒换。朝廷之制，有名行而实废者，此类是矣。必不得已而用此制，其如《通典》所云， 问以时事疑狱，令约律文断决，不乖经义 者乎？○回经文字体生员冒滥之弊，至今日而极。求其省记《四书》本经全文，百中无一。更求通晓六书，字合正体者，千中无一也。简汰之法，是亦非难，但分为二场：第一场令暗写《四书》一千字，经一千字，脱误本文及字不遵式者贴出除名；第二场乃考其文义，则矍相之射，仅有存者矣。或曰：此未节也，岂足为才士累？夫周官教国子以六艺，射御之後，继以六书。而汉世试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以周官童子之课，而责之成人；汉世椽史之长，而求之秀士。犹且不能，则退之陇亩，其何辞之有，北齐策孝、秀于朝堂，对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後，书迹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潜霸之君尚立此制，以全盛之朝，求才之王，而不思除弊之方，课实之效，与天下因循干溷浊之中，以是为顺人情而已。权文公有言： 常情为习所胜。避患安时，俾躬处休，以至老死，自为得计，岂复有揣摩古今风俗，整齐教化根不·原始要终，长辔远驭者邪？ 古今一揆，可胜慨思。
○史学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 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 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 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後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後魏、隋书《志》自宋以往，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徐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 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大常博士倪思言： 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迸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惮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 从之。
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