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恆君觀點：中國電影審查裡的「龍標」與《沃土》
中國迄今為止的電影審查制度可謂沉痾已久，在當前「解放思想」的呼聲之下，關於 《沃土》 的爭議，或許能成為一個推動改良的契機。
「龍標」是指中外影片通過當局審查，在中國大陸獲得放映資格的標識：其出現在每一公開發行的影片之首，為綠色背景之下的一條金龍。而龍圖騰之意象，恰與電影審查制度背後的深層心理機制不謀而合：即始於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
禮樂制度是從當政者或貴族角度出發，確定社會之中的身份等級及外在行為規範；並以藝術作為倫理教育、情感導向的重要的社會潤滑劑。近年來最符合該隱秘心理的大手筆電影，當推第69屆柏林電影節（2019）閉幕式上臨時取代《一秒鐘》的華麗的《英雄》。
這也助於理解：為何電影作為獨特的西方視覺藝術一傳入中國（1896年左右），隨即於本土制作首批長故事片時即遭審查呼籲（1921年的《閻瑞生》與《張秋生》）；而其推動者，恰為「倉廩實而知禮節」的文化經濟相對發達地區（江蘇與上海的教育、民俗社團）。
然而，即使是在當時中西文化劇烈碰撞、新舊文明交替之時代，所謂的電影審查也主要在於是否「有傷風化，違背道德」（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而並無政治因素。總體說來，民國電影審查重點在於道德教化與民族主義情感（如針對「武俠熱」及「辱華」元素），但意識形態並不強，因此頗具「革命性」的左翼電影亦能崛起。
然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1949），新的電影審查制度則幾乎沒有脫離政治-思想因素：毛澤東1951年於人民日報撰寫著名的「520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指責刻劃平民教育家的《武訓傳》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此後，隨著文藝界對《海瑞罷官》的深入批評，中國電影業更是一度陷於只有八個「樣板戲」的荒謬時代。
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90年代的電影產業市場化以來，電影逐漸回歸娛樂化之重心。然而，雖然看似是資本引領著電影投資及票房，但國家仍以延續至今的電影審查制度干預意識形態，並成為實際上的資本引領者。譬如電影審查於2018年正式歸於中宣部轄下；而即使是「劃時代意義「的《電影產業促進法》（2017），亦明文規定：未取得「龍標」的電影不得發行放映（第20條）、並不得參與電影節（第21條）。
以婁燁導演的《頤和園》為例，因涉及「六四」背景與性場面，於2006年5月15日提交審查之後隨即遭拒（5月16日），被指為「技術原因」（如畫面太暗，聲音不清楚等）。其於次日再次提交而再被拒審。5月18日，其攜無「龍標」影片參加戛納電影節，此舉被視為對審查制度的嚴重對抗，從而被罰，禁止婁燁在五年之內不得從事電影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