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慧英專文：左右逢源的跨商和載不動的香港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以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為經、跨商策略為緯，編織出對二十世紀後半香港與世界發展的新圖像，開宗明義挑戰以文化取徑來理解所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這派學說將香港放諸於東亞區域研究的範圍裡，主張由於儒家文化對家庭倫理和人際關係的重視，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以家族企業為主、國家經濟政策為輔的特殊型態。
此一觀點的代表著作，有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和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於一九九九年所編著的《寰球資本家：二十世紀末的香港與離散華人》（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韓格理的分析首先點出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作為離散華人資本的首都，並開創出與日本不同格局的資本主義。香港中心的離散資本主義以家庭企業為主體、集中在輕工業和商業貿易；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發展重工業和大財閥。《香港製造》反對這種將亞洲社會視為與西方文明絕然不同的本質化論述，並強調香港資本主義不只與日本有別，更不同於新加坡、台灣和南韓。
關於戰後香港特殊的政經背景，政治學者曾銳生（Steve Tsang）的《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Bloomsbury Academic二〇〇三初版）即提出英帝國在失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後，為了重新續命，在施政上必需順應民情，於是在一九八二年中英前途談判前，已有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和「兩文三語」（以中文和英文書寫；普通話、英語和粵語的對話）、接受大陸移民等有助當地社會發展並能提升港英統治合法性的政策。《香港製造》則將當地的政經背景拉到更為鉅觀的國際體系，即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在亞洲的擴張：在英國仍為香港宗主國的最後半個世紀，美國已透過教會辦學、企業管理知識和工商金融投資而對當地形成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而串連起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者，即是本書所稱的「跨商」社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