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墨松專文：全球史與香港的角色
十分榮幸能為《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中文版寫序。作為新晉作者，自然希望讀者會閲讀自己的作品，讀後會認為這是有意義之作。我甚至盼望，這本著作的中文版面世後，讀者群會進一步擴大，著作會被用作教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引起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甚至能夠啟發更多研究著作述說香港未為人知的故事。
關於香港過去，還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香港是廣為人知之地，但其歷史往往被忽視，或被以某種方式書寫，從而服務各種外在議程。在十九世紀末，第一批歐洲歷史學家開始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筆下，英殖政權仁厚。於他們的想像之中，其官員是為「貧瘠小島」（barren rock）帶來商貿與公義的人。早期華人歷史學家則以國族主義論述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眼中，香港猶如扁平符號，而非複雜社會。直到近期，大部份中國與英帝國歷史學家仍然忽略這個「細小之地」。於二〇一二年，我開始進行本書研究。很多教授都勸我改選其他研究題目，因為香港「並不重要」。幸好，我的博士導師徐元音（Madeline Y. Hsu）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堅定地鼓勵我逆流而上。
在過去十年，學者被迫重新評估他們先前關於香港並不值得花力研究之斷語。香港歷史正受更多學者關注。本書能夠協助推動這一波學術反思，是令我感到自豪的事。不過，若無前人研究、奠下基石，本書便難以面世。這些先驅學者都認同，香港有其歷史角色。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施其樂牧師（the Rev. Carl Smith）開始研究香港早期歷史，艱苦地為之整理了達十四萬張索引卡。冼玉儀的《權力與慈善：東華三院與殖民地香港的華人商業精英》（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一九八九）正確地改變了學術界的聚焦點，使之從英殖官員轉向香港本土華人社群。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的《英治華夏：華人與英國治下的香港（1841–1880）》（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二〇〇一）修正了有關英殖政權「仁慈及寬容」的落伍迷思。高馬可（John Carroll）的《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二〇〇五）則聚焦於巧妙地佇立在兩個帝國之間的香港精英。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和麥志坤率先揭示在亞洲冷戰之中香港所佔的關鍵縫隙位置。饒餘慶、黃紹倫及施鍚亨（Catherine Schenk）等學者則為香港現代經濟史作奠基性研究與梳理。我閱讀他們的著作之後，深信香港歷史不但有趣，其在各種全球史的角色更是獨一無二，這裡所指的全球史，包括：中國歷史、英帝國歷史、跨太平洋歷史、海外華人移民史、中美關係史等等。